但就算是恭亲王、李鸿章、沈葆桢这样的洋务运动杰出人物，从内心深处，也弄不清建设一支近代海军，兴办一批新式工厂矿山，修建一段铁路，架设一条电报线，究竟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程度的震荡，也没法设想这场不可避免的地震，究竟会给王朝宫阙和自己豪华的府邸带来些什么。他们确实有所觉醒，有所建树，但同时，他们又有点儿疑虑，有点儿茫然，有点儿担忧。就像那个在海边拾到魔瓶的阿拉伯人，苦苦地思索着打开瓶盖以后，里面究竟会倾倒出财富，还是释放出魔鬼。“打开？还是不打开？”这已经不是个问题了。关键是打开后怎么应付可能发生的一切。他们不敢也不会触动中国社会政治制度与文化的深层病灶，他们想把一切控制在器物与纯技术的层面。于是他们找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理论并把它作为旗帜高高举起，以此支撑着自己，解释着现实，同时也封闭着顽固派的嘴巴。写作“历史报告文学”或者“历史纪实文学”，最尴尬的是作者无法亲身回到清朝进行现场采访。关于李鸿章们的心态，我们不得不借助当时人的直接记录。幸好，我们找到了这样的记录。1876年，接替柳原前光充当日本第二任驻华特使的森有礼，在保定拜会了李鸿章，两个人谈了好几个小时。这次谈话，除了交流关于朝鲜局势等问题的看法外，几乎就是两个国家关于中西文化认识的一场大辩论。现在，我们重新看一看关于这场辩论的记录，那真是活龙活现。森有礼这个人，原来是个萨摩藩士。早在1865年，他就开始多次到欧美游历留学，是学习西方文化、施行“文明开化”的积极鼓吹者。1871年，他还参加了岩仓具视为首的欧美考察团，通过亲身观察，比较全面地了解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所在。他像同时期的许多日本明眼人一样，不但看到了日本在科学技术层面的落后，而且把目光盯在了政治、文化、制度的差别上。森有礼夹带着这样的思想，在1875年底来到中国，就任驻华公使。是他首先挑起了这场争论，他对李鸿章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鸿章心里一动，当即反唇相讥：“那么，日本学了多少西国学问？”森有礼坦言：“五分尚没有。”李鸿章的嘴角撇出一丝蔑视的轻笑：“日本连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在一旁的日本公使馆秘书郑永宁插话说：“这只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尽学会。”此后的谈话，一直围绕着“衣冠问题”展开。下面的内容全是当时的谈话记录：李鸿章：“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其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正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对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李鸿章：“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先遗志的追怀之意。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李鸿章：“贵国的祖先采用我国的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在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天朝风景中的人们(3)森有礼：“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的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回报。”李鸿章：“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森有礼：“毫无羞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李鸿章：“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报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也没有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李鸿章：“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森有礼：“然而，变革总是变革。”……明眼人不难看出，这场“衣冠之争”，其实已经涉及了两个国家在文化、制度、观念、习俗等方方面面的不同态度和选择。日本人是只要能强国，穿了千百年的和服说脱就脱了，说改就改了。中国呢？祖宗礼法不能变，国体制度不能改，子曰诗云不能丢，长袍马褂儿不能脱，能坚持引进西方的机器、枪炮，已经是皇上天大的恩典了。在中国，中学永远为“体”，西学不过为“用”，李鸿章说得明白：“我国绝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李鸿章们能做到这一点，已经背负着无数的骂名了。他写过一副对联以自娱，曰：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查不出这副对联写于哪年，但李鸿章的确是“谤满天下”、“千夫所指”了。没有一根“超坚强”的神经，恐怕应付不了这样的局面。再指望他进一步跨越时代，行吗？怎一个“买”字了得紫禁城“破天荒”地给了李鸿章辈建海军、筹海防的“政策”，它的任务便已完成，它的英明已经可以写进史册，下面的事，就看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自己去“折腾”了。光绪二年十月十二日（1876年11月27日），李鸿章的命，差一点被一个英国水兵“折腾”掉。海防大筹议结束后，李鸿章几次参观了来华的英、德军舰。每次参观之后，他都要闷闷不乐好多天。遥想当年，他从安庆出发，率领几千穿着大脚裤、扛着抬枪大刀的淮勇驰援上海时，平生第一次乘坐了西洋轮船。在上海，他也登上过外国军舰。西洋舰船之坚固，火炮之威猛，子药之精巧，给满身土气的李鸿章以极大的震惊，也打开了他的眼界。李鸿章所以成为以军事自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主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眼界的开放。可十多年过去了，李鸿章虽使尽浑身解数，争得了海军的建设大权，手里却仍无一条可寄大用之舰。到同治末年，福建船政的15艘造船计划实际上已经结束，所造15艘舰船全部为木壳军舰。装备性能最好的，是“扬武”舰，它与同时期英、美、法、意的军舰几乎无可比之处。在英国，军舰厚重的木壳早已被钢铁混合甲板所代替，舰船吨位已达到九千到一万吨，比“扬武”舰大着八九倍；舰炮多至四五十门，比“扬武”舰多三四倍，口径、性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李鸿章仰天长叹：银子没少花，船却不顶用。今急欲成军，也只有向洋人买船一途了。“买”？！怎一个“买”字了得！李鸿章这位积极的海军倡导者，当时对于现代海军的最多了解，大都来源于普鲁士人希里哈的《防海新论》。说到底，他既不是纳尔逊、乌莎可夫，也不是马汉、伊东佑亨。他对海军这个大工业的产物的认识，远不能和他在中国政坛与陆地征战中的游刃有余、驾轻就熟相比。但他认定：在向西方国家购买舰船的问题上，丝毫不可掉以轻心。那是一座天门阵，过去了，海阔天空；过不去，就会葬身苦海，“阿思本舰队”的前车之鉴谁能忘怀？所谓“阿思本舰队”，是大清国上的一次大当。《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天朝风景中的人们(4)1861年，清政府与太平天国起义军激战正酣。为尽快扑灭太平军的烈火，恭亲王请求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协助购买军舰。普鲁斯则向恭亲王推荐了一个人，他，就是鹭宾·赫德。这个英国人，一生几乎就是在中国度过的。当时，他在中国的职务，是大清国代理总税务司。他的手里，控制着一个东方大国的海关主权。关于中国海关大权旁落外人的历史，可以追述到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时，上海道台吴健章逃到租界，原有的海关衙门也被起义者捣毁了。当时英国领事阿理国和美国副领事克宁汉，趁机谋求插手中国海关事务，创办了所谓的“领事代征制”。第二年，英、美、法三国领事又迫使吴健章承认《上海海关协议》，同意由这三个国家各派一人组成“海关管理委员会”，代替清政府履行征收海关税的主权。而当时的清廷上下，正被农民起义的四野风烟弄得焦头烂额，无暇他顾，对国家主权归属这样的大事，居然无所警觉，一任外国人自作主张。在这所谓的“海关管理委员会”里，说了算、掌大权的，就是那个几乎一生都在为侵犯中国主权而奔走，并且还创造了汉字的罗马拼音法的英国人威妥玛。1855年，英国政府又派一个叫李泰国的人来华，接替威妥玛充当上海总税务监督。1858年，清政府根据《天津条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到上海，和英国签订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允许海关聘用洋人帮办税务。第二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何桂清正式任命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中国海关的大权，就这样落在了外国人手里。现在，我们有必要认识一下这个叫赫德的英籍爱尔兰人。因为从此，他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在中国总共生活了五十四年，和恭亲王、李鸿章等中国政坛高层人物几乎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端详赫德留下的照片，你会发现他相貌堂堂，仪表不俗。他不像其他外国人那样专横跋扈，盛气凌人。他很文雅、很客气，说出话来有板有眼，十分得体，一双有些忧郁的眼睛里，还时常带着悲天悯人的神色。因此，他深得恭亲王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里的一班大臣们的赏识、倚重。而凭着爱尔兰式的聪明，他也几乎弄懂了中国政治的全部奥秘。他可以自由出入于王公大臣的府邸，和王爷贝子们推杯换盏；他时常在中国政治风云的关键时刻，与政界要员们策划于密室。很多时候，他都在中国的内政外交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应中国政府之请，还多次参与中外纠纷的斡旋和多项中外条约的签署谈判。同时，他也凭着清晰冷静的西方逻辑，冷眼旁观着中国政局的风云起伏，做着近乎无情的犀利剖析。他有时喜欢穿上中国的长袍马褂，喜欢抱拳作揖，他甚至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赫承先”，有“继承父亲事业志向”的意思。他还给儿子请了汉文师傅，让那个英国少年认真研究中国的四书五经，以便将来有机会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据说，后来京城有人见过这个赫承先写作的八股文章，称赞文章“饱满畅达，居然二十年前好墨卷也。试帖楷法，亦端谨不率”。但是，朝廷“卒不许其应试”，把赫承先堵在了考场外边。这事儿弄得赫德很恼火，为了顾全他的面子，朝廷才找了个机会，赏了赫承先一个三品衔候选道的虚衔。这真是怪事！大清朝的海关大权可以交给外国人掌管，而且一交就是几十年。但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却坚决不肯给。难怪记载这件事的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里冷冷地写道：“国权所系，轻以予人，绝不少惜。独此等虚荣所在，乃竭力以争之，可谓不识轻重矣。”不管怎么说，赫德血管里流的，全是英国人的血。他效忠的，只有英国女皇。正是他，鼓动恭亲王从关税中拨款，向英国购买军舰。为此，他写信给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职、在英国休假的李泰国，请他替中国购买军舰。赫德的提案，搔痒了英国的腋窝。《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天朝风景中的人们(5)英政府感到：一个进一步控制中国，使之更加依赖大英帝国，从而更加殖民地化的时机来到了。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主持之下，英国外交部、海军部、陆军部及其他相关部门一起，策划了一个重大阴谋。李泰国以向英国政府外交大臣罗素递交呈文的方式，表述了这一阴谋的主要之点，即：政府应立即批准由他经手为清政府“购买舰只，聘用官兵”，在中国“成立一只欧洲海军舰队”，而这支中国人出钱建的舰队，实际上服务于女皇，“不会在任何方面妨碍女皇陛下政府”，反而会使女皇政府在没有英国舰队出没的东方“享受到一切好处”。无本万利！英国政府焉能放过这个天赐良机？！李泰国忠心可嘉，特授予“三等男爵”的称号。在这个新贵族的推荐之下，英政府向49岁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颁发了“许可证”，批准由他担任“中国政府的军职”，完成这一光荣的事业。整个过程中，英国人似乎早已忘了中国政府——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1863年5月，李泰国返回中国，才向中国政府亮出“底牌”——这个英国人竟然已全权代表中国政府，与同是英国人的阿思本“签订”了“合同”十三条。按这个“十三条”，这支舰队实际上是“中英联合舰队”，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成了这支舰队的“总统”。他不仅具有指挥这支舰队的全部权力，而且连中国原有的一切舰船也要受他的统一指挥调度节制。至于舰队的人员选用，也由李泰国、阿思本决定。“合同”还规定：舰队名义上属于中国皇帝，但中国皇帝的命令必须由李泰国予以解释、传达。真是“奇文”一章。号称颇具“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一旦嗅到“腥味”，就难免要露出祖先留下的海盗尾巴。你看，四个月之后，阿思本率领为中国购买的6艘炮舰、1艘补给船，浩浩荡荡地开进中国沿海。中国人这才发现，这7艘舰船上，早已飘扬着英国人擅自为中国设计的绿底黄色带尖状的“中国海军旗”，舰舷上站满了李泰国私自为中国招募的600名英国官兵。首先映入这600名英国官兵蓝眼珠的，是中国海岸沉寂的山水；继之，是中国人充满敌意的目光。这个李泰国，实在是个招人恨的角色。他出身于英国贵族世家，祖父是英国女皇的花园监督，母亲的叔叔是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李泰国的爸爸李泰郭1825年就来到中国，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李泰国10岁来华，22岁就成了英国驻上海代理副领事。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大弟弟李蔚海、二弟弟李蔚良、小弟弟李明良都弄到中国来为英国女王的利益服务。李泰国这个人，不但心术险恶，而且凶残暴躁，骄横跋扈，盛气凌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虽然只是个翻译，但在谈判桌上，他对中国官员的咆哮之声，远远高于他的上司。连他的上司也觉得他举止过于粗俗，像个住在伦敦东头儿的下等人，参与国家间谈判有失体面。而参加谈判的中国官员，更是对他恨之入骨。准确的历史资料记载：主持谈判的桂良被李泰国挤兑得没办法，恼羞成怒之余，甚至想干脆雇请几个武林高手，半道儿上给他一顿“化骨绵掌”，要了他的小命儿算了。现在，李泰国的目标是通过购舰一事，夺取中国海防大权，使女王的在华利益进一步巩固。他甚至提出中国政府应该给他建一座王府，并撤消南、北洋通商大臣，把中国的外交、军事、外贸事务一揽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在给阿斯本的信上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发挥比任何条约所能发挥的更大的影响，明年开放中国。李泰国、阿思本及英国政府赤裸裸的欺骗讹诈行为，立刻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抵制。原来积极促成清政府购买西洋军舰的曾国藩，拍案而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听任洋人把持舰队，洋人必“视轮船为奇货可居……水陆将士皆将引以为大耻”。阿思本，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当年，曾指挥英国军舰“狂暴”号炮轰过广州城。面对中国的抵制，他也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声称：“如中方四十八小时内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将下令解散舰队，所带来的后果概由中方负责。”双方各执一词，形成对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天朝风景中的人们(6)已毫无退路的清政府，在举国上下一片愤愤之声中断然决定：立即解散舰队，遣散船员，原船由英国拍卖。经过这一番折腾，里里外外，中国白花了七十多万两白银，闹了个人财两空。舰队走了，阿思本走了，李泰国也弄丢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回英国老家了。剩下一个赫德，从原来的“代理税务司”，变成了正式的“总税务司”——由于他的圆滑，在中国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亏本儿买卖中，赫德不但没有受到丝毫的怀疑和非难，反倒大有斩获。这，就是赫德不同于李泰国、阿思本之流的地方。历史不讲“道德”，它只把机遇赐给精明的人。李鸿章经历了这个事件的全过程。因此，当他再次动议购买西洋舰船时，不得不加倍小心。而他所能求助的，还是那个赫德。对于赫德，李鸿章开始时也是倚重大于疑惑。李鸿章参与了中国近代国防军事工业的创始工作，中国造船工业的生产能力，他一清二楚。他认定，发展海军，不靠洋人不行——何止发展海军？几十年的政坛折冲，使他对“以夷制夷”，深信不疑。在处措外交与国防问题上，他都离不开洋人。李鸿章把赫德请到了天津。连日连夜的商谈，赫德使李鸿章相信了一件事——英国的“伦道尔”式“蚊炮船”乃物美价廉的海上攻防利器，正是现在中国所应当购买的好东西，价格吗，也还可以接受。李鸿章似乎百密一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为推销英制“蚊炮船”而口沫横飞的赫德，实际上一天也没当过海军。对海上作战应该使用什么船炮，赫德实际上并不精通。李鸿章决定听从赫德的建议，先购买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所造320吨、440吨“蚊炮船”各二艘。如果说李鸿章对赫德一点也不存疑，并非实情。多疑，是李鸿章的性格，也是他在常年政治角逐中锤炼出的看家本领。在决定购买英舰后，李鸿章就写信给沈葆桢，希望沈葆桢指派洋员日意格，借出洋之机，密探英国船厂，查访舰船情况。他似乎已经凭感觉对这种小型舰船的实用性产生了怀疑，但以他手中的那一点海防银子，也只够购买这种小型舰船。这“怪物”，就是赫德极力向李鸿章推荐的“海防利器”1876年6月24日，李鸿章在英国订购的第一批二艘炮船竣工，并由英国退役的海军军官勒普里曼达吉和汉密尔顿驾驶，离开普利茅斯港，启程来华。同年11月8日，两舰抵达上海；11月20、21日，抵达大沽。李鸿章再次约来赫德，一起到大沽亲自查看验收。同去的还有海关税务司洋员德璀琳。11月27日，大冷天。大沽口附近荒凉的盐碱地，凛冽的北风呼啸。远近萧瑟错落的荒村，黑黝黝的海岸炮台毫无生气，官道上见不到一个行人。迎着凛冽的海风，李鸿章一行来到大沽口。赫德抬手一指前方：“中堂大人，你看，多完美的军舰！”赫德所指的方向上，两艘小型炮艇停泊在冬天的海河上。这两艘“伦道尔”式炮艇，载重320吨。它怎么这么丑？它的桅杆过于高大，后倾的黑色烟囱过于粗壮，相比之下，它的船身显得过分低矮，甲板线紧贴着冰冷的河水；而前甲板那门惟一的巨炮，炮管短而粗，炮身显得过分庞大。整个炮艇看上去，有点像一个身材高大笨重的汉子，骑在一头小毛驴背上。“就是它吗？”李鸿章的话中带着疑惑。“多么精致！多么灵捷！这的确是海口战守之利器！”赫德指了指建在海河入海口处的大沽炮台说：“陆上的炮台，是不能移动的。而我们这种炮艇，可以机动航行。有它们和陆上的炮台相互配合，可保海口万全。这真是让人高兴的事，中堂大人，应该恭喜您呀！”赫德熟练地向李鸿章抱拳行礼，以示祝贺。但他从李鸿章的神色中，并没有读到什么惊喜之色。李鸿章的脸色依旧阴晴不定。显然，这两艘炮艇与他的想象有不小的差距。他有些意兴阑珊，拱手还礼时带着敷衍。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炮艇上，一个英国水手手中的步枪突然走火，“轰”的一声，子弹向李鸿章飞来……《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无人送别的远航(1)无人送别的远航子弹，像一只疾飞的黑蝇，“嗖——”地紧贴李鸿章的头顶飞过。站在李鸿章一侧的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一偏脑袋，险些被子弹咬掉耳朵。“呛——”卫士们闻声拔刀在手，屏护在李鸿章的身前。“Ohbloodyhell！Areyoumad？！”（英语：“该死的混蛋！你疯了？”）赫德情急之下，朝闯祸的水兵骂出一串家乡话。惊魂未定的德璀琳呆若木鸡，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李鸿章也吓了一跳，可马上就镇定了下来。但他却并不给赫德以解释、道歉的机会，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阴沉着脸，迈开大步走向他的军舰，把尴尬的赫德甩在了身后。几天后，李鸿章向皇上报告：经与赫德等同至大沽海口演试新购炮船，“所有炮位、轮机、器具等件均属精致灵捷”，“实系近时新式，堪为海口战守利器”，拟命名为“龙骧”、“虎威”，由福建船政学堂毕业生张成、邱宝仁管驾。李鸿章的报告中，对“枪击事件”只字未提。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对两艘新购炮船还有颇多赞许。其实，大沽口的那一声枪响，惊破了他的梦想。他亲自登上甲板，把炮船前前后后、里里外外看了个遍。特别是对炮船前甲板上的惟一一门大炮左右端详。那门炮，口径11英寸（280cm），重达265吨，不但仍是前膛装填式，而且炮身还不能转动，射击时要靠转换舵角调整船头方向来瞄准。李鸿章可是打过仗玩儿过炮的，尽管他不懂海军，可也能看出个一二，用这种炮船去进行海战，恐怕绝难便利，充其量，它只能算是一座“水炮台”而已。赫德其实也对炮船的设计感到很意外，英国水兵的步枪走火，更使他丢了面子。情绪低落的赫德第一次对面色阴沉的李鸿章认真地产生了一些“惧意”——他知道，李鸿章的怀疑，有可能使他和他的女皇丧失大批出售舰艇的订单，而丧失了出售舰艇的优先权，就意味着丧失大英帝国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军的机遇；而丧失了这个机遇，他赫德就等于丧失了在中国的事业。好在不久，他得知了李鸿章奏报新购舰船情况的细节，同时他也得知，中国并没有停止购买此类炮船的意思。赫德松了一口气：毕竟大清国的外交政务还离不开大英帝国。他对此感到欣慰，感到骄傲。可他哪里知道精明的李鸿章算度更深远。在李鸿章看来，由他主持的第一次对外国购船，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哪怕是买回了一堆废铁，也是“海战利器”，否则，他将又一次陷入朝野攻讦的中心，成为无穷内耗的牺牲品。他把对赫德的不信任，深深地藏在了心底。李鸿章现在正把目光盯在两个人身上，他们便是新任炮船的管驾——张成、邱宝仁。张成，广东南海县人，在当时，是国中少数几个干了多年海军的中层干部。他和后来北洋海军中的主要将领刘步蟾、林泰曾都是同期同班的同学，1867年，他们一起考入船政学堂，1871年一起毕业，又一起登上“建威”练习舰远洋实习。但他没有继续学业、走出国门，接受国外先进海军教育的熏陶，而是在1873年，成为“海东云”号军舰的舰长。这个在近代海军史的角落中写下自己名字的人，一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就形象模糊。直到多年后，他作为闽安镇副将、福建水师统领兼“扬武”号军舰管带时，我们才在马江海战的战火中再次看到他。那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而是一次持续了几十分钟的海上屠杀。张成在法国军舰的炮火中，张皇失措，擅离职守，弃船逃命，福建水师不可挽回地全军覆灭。在关于这场海战的总结性文件中写着：《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无人送别的远航(2)已革游击张成身充轮船营务，并不竭力抵御，竟敢弃船潜逃，虽此次马江失利不能咎该革员一人，惟该革员有统率各船之责，玩寇怯战，亟应从严惩办。张成著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解刑部监禁。值得一提的是，张成是那场战争后惟一被定了死罪的人，他最终是否真被处决，没有了下文。邱宝仁，福建侯官人，就学经历和张成几乎完全相同。日后，他参加了赴欧接舰的远航。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他任“来远”号巡洋舰管带。战争后期，“来远”舰在威海遭日本鱼雷艇袭击沉没。关于此后的邱宝仁，有这样一条十分耐人寻味的记载：军舰沉没后，他（邱宝仁）登岸未归，后不详。在战后的抚恤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在接替李鸿章的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奏折中，他被列入了革职查办的行列。他到底是死于战火，还是就此失踪，成了悬案。送“龙骧”、“虎威”来华的英国海军官兵，除每船留三人充做教席外，已揣着中国政府赏的银子全部遣散回国了。新招募的中国水兵在张、邱二将的带领下，登上了“龙骧”、“虎威”的舷梯。这些既无现代数理知识，又不懂外语的新海军，开始扮演跨越时代的角色。不要说他们感到手足无措，就是船政学堂毕业的张邱二将，也对他们肩负的使命感到不堪重负。英国教席开始显露他们大英帝国海军的骄矜与傲慢，甲板上下的呵斥声越来越响亮。中国水手们一方面显得不知所措，一方面又表现出本能的厌恶和恼火。面对这种矛盾局面，身为管带的张成、邱宝仁显然难有处措之能。“国中无人啊！”李鸿章慨叹之余，挥笔给丁日昌、吴赞成写信：张成尚朴劲，邱宝仁似颇软弱，均非锐意进取之人。国中需人阵中缺将，可这人才在哪里呢？……光绪三年二月十七日（公元1877年3月31日），初春的福建，阳光播撒着兴奋与躁动。晴朗朗的天，蓝悠悠的海，暖融融的风——一切一切，都显得很惬意。“济安”轮终于鸣响了汽笛。甲板上，几十双年轻的眼睛中涌动着兴奋的波光——中国海军第一批赴欧洲学习的海军留学生们终于踏上了久已盼望的航程。这些年轻人，有的还不到20岁，但他们已经在福建船政的前后学堂接受了多年系统的教育。这是中国首批赴欧留学的海军学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日后成了北洋海军的骨干。他们是罗丰禄（上中）、黄建勋（右1）、蒋超英（左1）、林永升（右2）、叶祖珪（左2）、林泰曾（右3）、萨镇冰（左3）、刘步蟾（右4）、林颖启（左4）、方伯谦（右5）、何心川（左5）、严宗光（右6）、江懋祉（左6）今天，他们将告别这熟悉的马尾港，告别高高的罗星塔，乘船先到香港，然后改乘法国邮船，跨越将近两个月的漫漫海途，直达法国马塞，然后分赴英法留学。这些年轻人行前脱下了福建船政学堂的制服，换上了新做的青衣小帽的便装。中式的便装也许削弱了他们的英武之气，但无法削弱他们涌动的心潮。也许他们的肩头尚不够强壮，但他们将肩负起一个东方大国的海防重任。他们有理由为此而兴奋异常。我们真想透过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看到他们当年万里去国时的情景。这样一次将在中国海军建设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起航，朝廷派谁去送行了？对于这样一批海军精英的远行，当时人怎么评价？那座初春的码头上，会不会聚集着依依惜别的人群，会不会响起欢送的锣鼓，会不会吸引、同时点燃人们希望期盼的目光？为了给这些想象找到坚实的史实依据，我们把脑袋扎在那几百本书刊资料里，反复查找。天气闷热，电压不稳，空调时开时断。汗水腻腻的，背心粘在脊梁上。我们只得不断地冲凉水澡，还把电视机打开，把声音放得大大的，以驱散潮水般不断袭来的疲劳。《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无人送别的远航(3)但是，我们发现：关于这个近代海军历史上重要的初春之晨，所有书籍都语焉不详。在当时参加这次远行的人中，似乎只有方伯谦在他的《益堂年谱》中留下了一行记录：光绪三年，丁丑，二十五岁。二月，赴英国。一百多年前，也许马尾码头上真的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人吟诵什么“万里投荒去，男儿身许国”，也没有“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生离死别；没有礼炮鼓乐，也没有热闹的舞狮；没有声声寄语，也没有殷殷嘱托。一百多年前，这批海军留学生也许仅仅是寂寞地离开了祖国。对他们这次远行，也许只有在一百多年后，人们才能掂量出其中的分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事，在19世纪的中国已经争论了好多年。最早提出这个时代问题的，是个小角色，他叫桂文灿。他其实根本就没有个正式的官职，只是个“拣选知县”。这个在史书上查不到的小人物，来无踪去无影，一闪而过，但他却有着穿透时代的目光。他在1863年就提出：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期以十年而回。此事如确，日本必强；有明倭患，可为预虑。学习制造船炮等法，我国家亦宜引之。纵不必遣人远到国外，亦可在内地学习讲求。恭亲王奕訢读到了这个桂文灿的提议，很是赞赏，他表示：伏思购买外国船炮，由外国派员前来教习，若各省督抚处置不当，流弊原多，诚不如派员分往外国学习之便。但是，小如桂文灿，大如恭王爷，谁也没办法轻易在中国雷厉风行地办成一桩向无先例的事。由于各种条件尚不成熟，这个提议被搁置起来。19世纪70年代初，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在美国获得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向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大量留学生留学欧美的提议。这个提议得到了曾国藩的重视，他多次上书，希望促成这件关系重大的事情。这个曾国藩学问大，有办法。为了说服大清皇帝和那些头脑颟顸的满汉王公大臣，他甚至在奏折中动用了孟子“置之庄岳学齐语”的典故。他告诉人们，留学，能给中国留学生一个特殊而必要的学习环境，对他们真正学有所成是少不得的。这一点，连老祖宗孟子都承认。不信？有《滕文公下》为证。孟子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说：一个楚国大夫想让自己的儿子学说齐国话，并找来一个齐国人教。可周围的楚国人却不时在他周围用楚腔楚调儿干扰，那你就是用鞭子逼着这孩子学，也学不好。如果把这个小孩子送到齐国的庄岳去住几年，街头里巷碰到的人都是说齐国话的，那时，你就是用鞭子逼这孩子再说楚国的家乡话，也办不到。引经据典，口舌争逐，在老祖宗的语录中苦苦寻找理论根据，最终的结果还是不错：第一批留美幼童终于随容闳去了美利坚。至于派海军学员出国学习的努力，也早就开始酝酿了。同治末年，沈葆桢、左宗棠就联衔上书，请求清廷批准派出福建船政学堂优秀学生前往英法两国学习深造。由于日本侵台事件的发生，提议被迫搁置。光绪元年，沈葆桢借派洋员日意格回法国采购舰船之机，挑选出福建船政前学堂的优秀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和后学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等人，随日意格一起游历西洋。魏瀚、陈兆翱先后进入法国地中海冶金造船公司的船厂学习铁甲舰的建造技术；刘步蟾、林泰曾则进入英国戈斯波特海军军官学校学习。直到光绪二年初，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才回国。此后，恭亲王、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又反复努力，薛福成等洋务人士不断鼓吹，极力促成了派遣大批海军学生远赴欧洲留学。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76年1月13日），李鸿章、沈葆桢的联名上书，似乎是对这次远航最直接的推动。这篇奏折说：《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无人送别的远航(4)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既如造船一事，近时轮船铁肋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驶行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心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查制造各厂，法为最盛；而水师操练，英为最精。闽厂前堂学生本习法国语言文字，应既令赴法国官厂学习制造，务令通船新式轮机器具无一不能自制，方为成效。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既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令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如此分头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至学生中有天资杰出能习矿学、化学及交涉公法等事，均可随宜肄业。同时，李鸿章、沈葆桢还推荐了三品衔道员李凤苞，做留学生的监督；洋员日意格协助。他们反复强调：“从此中国端绪渐引，风气渐开，虽未必人人能成，亦可拔十得五，实于海防自强之计，不无裨益。”正是这篇奏折，终于启动了海军留学生远行欧陆计划的实施。这批留学生是：赴法国学习舰船制造的魏瀚、陈兆翱、郑清濂、罗臻禄、李寿田、吴德章、梁炳年、陈林璋、池贞铨、杨廉臣、林日章、张金生、林冶游、林庆升等福建船政学生和艺徒裘国安、陈可会、郭瑞圭、刘懋勋，共十八名；赴英国学习舰船驾驶的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严宗光、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黄建勋、江懋祉、林颖启，共十二名。留学管理人员由李凤苞、日意格担任，以马建忠为随员，陈季同为文案，罗丰禄为翻译，又请法国人斯恭塞格为帮办。请记住这些中国海军留学生的名字。他们将支撑起中国近代海军的天地。这些青年在离开祖国时表示：“深知自强之计，舍此无他可求，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奥秘，冀备国家将来驱策，虽七万里长途，均皆踊跃就道。”但他们绝难想象自己将担当一支军队命运大悲剧中的重要角色，更不会知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在整个民族的大变革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欧洲，他们不仅将与近代大工业滋养的一切文明与野蛮相遇，还将遇到他们未来的死敌——留学欧洲的日本海军“精英”。《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泰晤士河畔的碰撞(1)泰晤士河畔的碰撞中国和日本的海军留学生在欧洲的相遇，是历史为这两个民族刻意安排的必然的碰撞。20世纪初的一天，欧洲某剧场正在上演一个叫梅尔彻·伦吉尔的匈牙利作家的戏剧——《台风》，只见几个装扮成日本留欧学生的演员走上舞台，进行了如下耐人寻味的表演：一个“日本留学生”夸口说：“西方数千年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人只要十五年就把它变成囊中之物了。西方学者花费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读五天书就握于掌中了。”另一个有点幸灾乐祸：“让欧洲人去费脑子好了！让欧洲人去干好了！等他们创造出好东西，我们再学过来那该多好！”还有一个得意洋洋：“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已牺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倒下。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中日两国派往欧洲学习的海军精英，历史决定了这同一张照片上的人们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死敌戏台下，优越感极强的欧洲人看着戏台上的日本人活报剧似的自供，轰然捧腹大笑。笑过之后，不少人忽有所悟，笑纹久久地僵在脸上——咱们当初是不是让日本人给“涮”了？由此剧上演的20世纪初，上溯十五至二十年，正是日本掀起出国学习西方技术高潮的时代。日本，既是一个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封闭意识的民族，又是一个极其善于像海绵一样吸收、仰赖外来文明滋养自己，甚至不惜“盗取”他人成果壮大、发展自己的民族。1543年，三个葡萄牙冒险家来到日本九州的种子岛，他们随身佩带的火枪引起了当地领主的极大兴趣。领主们上前摸着、看着、摆弄着，越看越觉得是好东西。经过一番交涉，领主以重金买下了这“魔鬼的玩具”，并命令他的铸剑师照样仿造。可铸剑师在造枪机的弹簧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领主再次找到一个葡萄牙船主，请他教授制造弹簧的技艺。这位日本领主对葡萄牙船主说：“只要你教会我的人制造这该死的弹簧，我就把我的女儿送给你。”结果，日本铸剑师学会了制造弹簧，葡萄牙船主得到了日本领主鲜花般娇嫩的女儿。那女孩子显然还没有成年，浑身的皮肤像婴儿一样柔腻。她在遭到皮糙毛长的大个子洋人的奸淫时，不但毫无反抗意识，反而觉得是在向父亲尽忠尽孝。有位早期到达日本的欧洲探险家写道：日本人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来观察、记录我们的一切，以致当我们进入浴室洗浴时，也有些画家躲在一旁，偷偷描绘我们的内衣内裤的样子。日本人，却以这种“盗取者”的精神为自豪，他们坦然自诩——“我帝国人民，自古以来即有取他国之所长，去旧习而移新规之风”。明治维新后，这种对外国的学习、吸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那峰顶上的一块“石块儿”，就是由海军留学生抬上去的。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海军，起源于幕府时代。1853年9月，幕府取消了“禁造大船令”，一个月后，就决定向荷兰订购军舰。第二年8月，荷兰东洋舰队的蒸汽船“森宾”号到达长崎，舰长费比尤斯中校受到了幕府的聘请，开始向幕府将军府中的贵胄子弟介绍海军知识，使日本迈出了效仿荷兰模式，建设近代海军的脚步。1855年，荷兰接受了为日本建造两艘军舰的订单，并把早期到达日本的“森宾”号赠给日本，改名为“观光丸”，作为教练船。而荷兰海军上尉佩雷斯·林肯等21人，则随之成为日本长崎海军传习所的首批“洋教头”。100余名藩主家的贵族子弟在此受训，其中有70多人当时已是有官爵禄位的幕臣。在这个传习所做助理的，是一个叫胜麟太郎的人，日后，他就是凭着在传习所学得的本事，成为日本幕府的海军统帅，他的名字也改成了“胜海舟”。《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泰晤士河畔的碰撞(2)1862年，幕府政权首次选拔15人到荷兰，学习各种西方科学知识。这15人中，就有日后赫赫有名的日本海军副总裁、中将榎本武扬，还有对明治海军造船技术做出巨大贡献的海军中将赤松大三郎。1865年，萨摩藩主也曾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其中包括做过四任日本海军兵学校校长的松村淳藏海军中将。日本人最初到西洋学习海军，经历了远比中国更艰难困苦的历程。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日本的国际地位尚远不如中国，日本民族似更加落后，更加野蛮，更加难以捉摸。他们表示“更愿意和有辫子的亚洲人（中国人）打交道，而不愿意和身佩短刀的亚洲人（日本人）打交道”。现在，很多中国人出国后，被误认为是日本人。而在当时，许多日本人出国时，是假冒成中国人的。此外，还有许多“留学生”主要是靠在外国海军舰船乃至客货船上当苦工、杂役，来接近西方神乎其技的机器轮船的。日本海军中将松村淳藏出国时，地位已远非常人，但为了学习海军，他隐姓埋名，混迹于西方邮船之上，给往返于亚欧大陆的外国商贾妇人端茶倒水，充当仆役。他先流落到英国，然后才辗转到达美国，最终得以进入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学习。明治时期，天皇的鞭子一挥，大批的日本人开始蜂拥前往欧美留学。1870年2月，从海军兵学校学员和舰艇军官中选派了12名留学生去英国学习。同年4月，又派4人赴美国学习。6月，续派2人去英国。这之中，有在甲午战争中大出风头的“吉野”舰舰长坪井航三，有丰岛海战中击沉“高升”号的“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东乡初到英国时，英国海军部根本不允许他进入海军学校学习，他只得跑到泰晤士河畔的一所商船学校就读。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人日后竟然成为日本海军的元帅，1905年日俄大战中，他率领日本海军舰队，一举击溃了强大的俄国海军，声威震动了欧洲的所有宫廷。很多皇族也加入了出国留学的队伍。朝彦亲王，是明治天皇的爸爸孝明天皇的顾问，他有15个子侄，其中的13个被送上了西去的海轮。东伏见宫的嘉彰亲王，原本已经是一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和尚，当“出国潮”涌动的时候，黄卷青灯古佛的神圣，便难以抵挡舰炮勋章血光的诱惑，玄妙无穷的禅机也让位给“耀皇威于海外”的理想，嘉彰亲王还了俗，1870年，他也终于前往英国学习海军。无独有偶，华顶宫博经亲王、满宫能久亲王也宁愿“奉还品位”，以一介书生的身分竞相搭上了留学欧美的轮船。西园寺公望，也是这支出国大军中的一员。在1868年的内战中，18岁的贵族青年西园寺，头戴装饰着羽毛的盔帽，身穿木质铁肋铠甲，外罩绿色锦缎战袍，指挥一支骑兵冲锋陷阵，战功赫赫。他在1871年随岩仓具视使团出访欧美后，根本就没回国。他在欧洲一住就是9年，其间大多数时间是住在巴黎。这个古老的藤原家族的后裔，在欧洲大陆之风的吹拂下，立刻就“全盘西化”了。他喜欢上了法国大餐，更喜欢上了金发碧眼的巴黎姑娘。他在家信中透露：在阅读艰涩的蛮夷书籍时，身边坐上一位蛮夷女人，比一个人阅读效果要更好。别以为西园寺仅仅是个侨居巴黎的公子哥儿，他日后回国，成为天皇所谓“厨房内阁”中的主要成员，整天一边给天皇弹奏琵琶，一边左右着天皇的决策。1880年，他还帮助伊藤博文起草了第一部日本《宪法》草案。这部《宪法》草案的最初范本，就是西园寺从德国首相俾斯麦取来的“真经”。就在这部《宪法》中，确定了“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并依宪法之条规行使之”，还规定天皇拥有“统率海陆军”、“宣战、讲和及缔结条约”的权力。而西园寺本人，后来也成为了日本首相、日本元老政治的代表人物之一。据撰写了《天皇的阴谋》一书的美国人戴维·贝尔加米尼介绍：当时，在桑赫斯特和圣西尔，在布雷斯特和达特默思，在伏尔铿造船厂和阿姆斯特朗的火炮车间，到处可以见到这些昨天趾高气扬的日本贵族，今天俯身求教的普通学生。而在他们身边，又纠集起一大批日本穷学生中的骨干。这些人在欧美的学习生活中，获得了广泛的知识，滋养了共同的理想，也培植了深厚的友谊。这批穷学生，日后都成了日本的海陆军元帅或者参谋长。他们在国外的时候，和那些寂寞的亲王亲密无间，共同分享着深切的思乡之情，又共同为日本的未来发奋努力。学成回国后，这些亲王和他们的穷哥们儿们仍像亲友一样团结，互相提携支援，成为日本的中坚力量。从明治元年（1868年）到明治七年，日本共向美、英、德、法、俄、中、奥、比、意、荷、瑞士及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派遣了留学生达550名之多。中日两国海军留学生欧洲的相遇，形成了内涵极为丰富的一幅历史图景。《龙旗》 第二章（下） 《龙旗》 泰晤士河畔的碰撞(3)中国人，长袍马褂，青衣小帽，背后拖着长辫，以“不易衣冠”来表现对祖国、对本民族文明传统的忠贞不贰之心；日本人，西服革履，留着分头，从内心到外形，无时无刻不表现出西洋化的决心。中国人，举止谦恭，讲究礼数，处处保持着礼仪之邦的风度；日本人，外柔内刚，极为自尊，时时显示出征服者的蛮横。中国人，读书十分刻苦，学业务求其精深，必欲穷究义理而后快；日本人，讲求实用，注重实效，目光炯炯地到处搜索着打败中国、称霸东洋的办法。中国人，在学习西洋科学技术之外，还必须“兼习史鉴等有用之书，并由华监督定期调考华文论说，以期明体达用”。日本人，学习西洋科技之余，或游历欧洲各地，出入船厂军港，窥探西人治军办厂之秘；或磨炼身体，打熬精神，以待来日纵横海上。中国人和日本人，同时接触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和军事思想。日本人，直接把它嫁接到本民族的母株之上，带来了日本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的革命性变革。而中国的留学生却并没有给古老的祖国盗来“天火”，如严复那样把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介绍给中国的事，必须等待这支军队覆灭之后，才会发生。在欧洲，最先感到日本人隐隐压力的，是中国第一任出使英国公使郭嵩焘。今天的人们，对“人际关系”这个问题有点儿复杂化。据说近年来有“情商”一说，英文写做“EQ”，居然可以大本大本地写成了书卖。大抵是说：“情商”高低，关乎人缘好坏。其实，大凡在人际关系问题上一辈子走霉运的，原因不外有三：一是的确命运多舛，总是遇到恶劣的人际环境；二是自己性格特异，与人难以相容；三是思想超越常俗，比别人多迈出了一步。考郭嵩焘的一生，大概“EQ”不高，总是与人龃龉。至于原因，前面所述三者，可谓兼而有之。其中思想的超前，大概是主要的。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读书期间，正赶上鸦片战争爆发。他看到“禁烟起衅，罢战议和，割地赔款，传教通商，均所目击，心焉伤之”。由此，他关注时势，注重经世致用的学问，“为保邦制治以自立于不败”，孜孜探索自强道理。后来，他进入了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还曾力劝曾国藩重视湘军水师的建设。在当翰林院编修时，他曾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语学校。这个郭嵩焘，不屈从权贵，不计较名声，性格耿直，为官清廉，敢于任事，自然也是一生坎坷，毁誉参半。在茫茫宦海中，他显达时曾在上书房和皇上当面奏对，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倒霉时不见容于腐败官场而屡被降级甚至罢黜。他和曾国藩、左宗棠都是儿女亲家，还冒险救过左宗棠的命，可最后和左宗棠之间的矛盾升级，亲家反目成仇。他曾与僧格林沁一起在大沽防范英法联军的进攻；又和僧格林沁闹翻了脸，不得不一走了之。他和曾国藩、李鸿章是至交，却和沈葆桢、毛鸿宾、瑞麟、岑毓英等同僚上司弄不到一块儿。中国的官场似乎根本就不适于他。他也写诗痛骂中国官场：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翁。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又如风。他的出使西洋，还是经老朋友兼旧幕主李鸿章举荐的。当时，正值“马嘉理案”（英国驻华使馆职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案）之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并须派一官员去英国“道歉”。郭嵩焘不为一己之荣辱安危而毅然承担起了这一艰巨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