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藩主则提出：西洋兵备、技艺，神乎其技，应先准通商开港，待日本掌握西洋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后，再予敌以报复不迟。这颇似中国的“海防大筹议”，辩论中，“开港派”最终占了上风。1852年2月11日，当佩里再次带领9艘军舰，气势汹汹地杀回日本时，幕府已决定和美国草签条约了。那一天，佩里和日本幕府将军都很高兴，佩里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开港的许诺和味道醇厚的日本清酒，日本人从佩里那里得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礼物。计有：奥杜邦撰写的《美洲鸟类》和《美洲四足动物》、香槟、香水、镜子、犁、电报机和一英里电线、原始照相机和一列按比例缩小的蒸汽火车。这些礼物中，数那台毛驴大小的蒸汽小火车最吸引日本人了。它真的很好玩儿，能在铁的轨道上飞跑。身躯肥硕的日本官员们甚至骑在火车之上，如同骑旋转木马一样，且奔且笑且叫。就这样，封闭了数百年的日本牡蛎，被打开了。日本学者井上清说：由锁国而受到保护的日本封建社会，随着开国，正如同密封在箱子里的木乃伊受到外界气流的急剧冲击一样，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迅速地开始分解了。佩里与日本幕府政权签订《日美亲善条约》之后不久，英、法、俄、荷诸国，嗅到了日本生鱼寿斯的味道，相继而来，一个个不平等条约把日本拖向欧美列强的殖民地的深渊。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震荡，摇撼着日本这个多发地震的岛国，最终衍生出明治维新的根本变革。牡蛎也许太小、太脆弱、太敏感了，它容易受伤害，容易被惊醒，也容易发生演变——演变成以对外扩张为“生存要诀”的螃蟹。中国太大了。尽管遭受了和日本相同的打击，同样的风声满楼，但它依旧在幽雅的花园和富丽的厅堂下缓缓行走。只有当小小东邻举着在日光下闪闪发光的刺刀枪，鼓噪而来时，中国似乎才感到了不安。天无二日，两颗太阳的冲撞开始了。1888年，中国为它的海军制旗——在黄色的旗面上，一条探爪神龙正护卫着一轮旭日。1889年，日本为它的海军制旗——在雪白的旗面上，一颗更大更红的太阳，喷吐着血光。《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不是冤家不聚头(1)不是冤家不聚头幻想，对于常人，是一种幸福；对于政客，是一种灾难。现在我们重新阅读“海防大筹议”期间那些奏折、上谕，仍旧感到这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大事件。放在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中，它了不起；放在几千年的一整部中国历史中，它同样了不起。对此，历来论者评价不一。但依笔者看，起码有两条应该提出来：首先，它对中国的文化心态是一种颠覆。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挨打，打到连首都都丢了，却打不丢中国人那股子顽固的“牛”气。真正低下头来，面对现实，承认面临的不是暂时的“夷人寻衅”，而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大危机，承认中国的落后现状且必须有所改革，由此始焉。其次，它对中国的政治决策程序是一种修改。在一个没有议会的独裁国度，能认真让朝臣七嘴八舌决定国家未来的走向，能说是件小事吗？可也别对它抱有太大的期望。起码李鸿章对它就不存幻想。“海防大筹议”之后，李鸿章、沈葆桢二人开始奉旨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朝中冠带，无不羡慕。特别是李鸿章，还获得了“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俟力渐充，就一化三”的优先权。李鸿章该知足了吧？然而，没有人能从李鸿章的脸上读到一丝得意。李鸿章，这个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近代军事改革的主持人，同时，也是一个精明的政客。他的头脑中没有幻想，因为他最知道在中国办成一件事有多难。李鸿章反复地捧读这份上谕，上谕说：……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谋道，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实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惟事属于创始，必须通盘筹划，计出完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曷可胜言。计惟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靡，择其最要者，不动声色，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而广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方……很显然，朝廷还是有些担忧，有些犹豫，有些吞吞吐吐，有些放心不下，所以朝廷实际上是在提醒李鸿章、沈葆桢们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摸着石头过河。步子不能太快，想法不能太多，心气儿不能太大。否则办砸了差事，莫谓朝廷言之不预。至于说到具体问题，朝廷则既拿不出决心，也想不出办法，只好说“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岛华人诸议，同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光绪元年五月初十（1875年6月13日），李鸿章照例上折子奏谢督办海防的天大恩典。为了这份奏折，李鸿章真是绞尽脑汁。兴办海军，整饬海防，圣意已决。现在诸事待举，他李鸿章自认既不缺能力，也不缺魄力，他所缺的，就是白花花的银子。朝廷说了：“海防用度浩繁，如何提拨应用，即著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议具奏；并著总管内务府大臣量入为出，裁汰浮费。户部、工部于应发款项，著详细酌核，力杜浮冒。各省公私各费，该督抚务当实力撙节，以裕国用。”其实，根本就没有谋划出个专项经费的来路。办海军，耗银何止亿万，咸同之际，内忧外患，兵荒马乱，乡野凋敝，田赋歉收。中国的农民和土地，似乎已经被榨干了油水。朝廷的岁入，已经很大程度上依赖关税和厘金。可这又如何抵得上浩大的内外军费开支？又如何填得满州城府县大小官吏的欲壑？同治末年，虽说开源节流，岁入有增，也依旧是左右支绌，难以腾挪。沿海各省疆臣，要想略略改变一下海防无备的状况，只有靠罗掘地方，东拼西凑。《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不是冤家不聚头(2)银子、银子，这要命的好东西！虽说有银子不一定就有了一切，但没有银子，却是一切都没有。海防筹办机宜较他处尤难，非财力不行。经费支绌，展布何从？……写到这里，李鸿章感到思路格外的凝涩，不得不又一次掷笔。明亮的烛光照着书案上那两行颇有黄赵之风的手书，李鸿章盯视良久，那字迹在他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而一个人的身影，却逐渐清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翁同龢。李鸿章在京城的“眼线”告诉他，户部右侍郎温葆深近日扶病不起，翁同龢正盯着那个缺。户部右侍郎？那可是替皇上掌管着大清银库的钥匙！李鸿章并不怕部院的那些大人们，但对翁同龢，睡着了也要提防。因为翁家，数代为官，门生同党，遍布朝堂，盘根错节，势力强大，且翁家父子同为穆宗（同治）的授业师傅，这势力谁敢小瞧？还有消息说：最近，太后还准备降懿旨，着翁同龢进毓庆宫，再给光绪皇帝授书——两代帝师！这还了得么？！最为可虑的是，翁李之间，两代宿怨，似海深仇，无论是翁还是李，全都铭刻在心。一旦翁同龢掌握了内廷的大权，还有李鸿章的好果子吃？说起翁李恶交，也恰恰起源于一份奏折。那还是同治元年的事。当时，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是体仁阁大学士，掌户部，充帝师，而翁同龢已是状元出身的翰林，他的兄长翁同书则官居安徽巡抚，真可以说是一门朱紫，权倾朝野。而那时的李鸿章，还在曾国藩幕中“蜷伏爪牙”，是个不太起眼儿的角色。偏偏这时，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在安徽任上，因对练首苗沛霖处置失当，以致激成叛乱。同时，在定远、寿州被围困的时候，翁同书书生带兵，毫无作为，以至弃城逃跑，牵乱了整个战局。此事惹怒了曾国藩，他当时就想上书弹劾，治翁同书的罪。说起来，曾国藩早就厌烦翁家了。曾国藩早年也是个心高气傲的人物，常自诩胸藏锦绣，学识渊博，睥睨当世。可他当年入科场，却不幸失手，虽然也中了三甲，但毕竟只博了一个“同进士出身”，遂以为平生之憾。有一次，曾国藩在江南军中宴客，那天主客兴致都很高，酒酣耳热、满座笑语喧哗之际，大伙儿热热闹闹地对对子为游戏。客中有人，以“同进士”妙对“如夫人”。这“如夫人”，也就是小老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句风雅戏言，触了“同进士”曾国藩的伤疤。据说，平时讲究涵养的道德完人曾国藩，当时就黑了脸。由此不难看出，科场失意确实是曾国藩的“数十年之痒”。心里揣着一颗酸果子看人家翁家的满门状元、探花、进士，曾国藩自然不是个滋味儿。今天，我们不妨替曾国藩梳理一下他那点儿心事。想象那感觉，一定是怪怪的，就像临座有位贵妇，狐臭熏人，忍着难受，说又说不得；又像鞋里的沙子，别人不当回事儿，不抠出来还真硌脚。当然，这还不是曾国藩厌烦翁家的主要原因。且说当年，曾国藩与那位受了咸丰“托孤遗命”的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肃顺私交深厚，曾国藩视肃顺为朝中靠山。而翁老太爷心存，偏偏是肃顺的死对头。这样，曾国藩实际上和翁家属于了“两个司令部”。随着祺祥政变，肃顺被杀，两派的对立被暂时掩盖了，可内心的隔阂却是根本无法消除的。现在，翁同书犯在曾国藩的手里，曾国藩能不抓机会报复？可提笔要写弹章时，曾国藩又犹豫了。翁氏一族，毕竟圣眷正隆，且门生子弟，布满朝堂，曾国藩生怕朝里朝外，有人会为翁家出头，说情“缓颊”，搞得不好，打不着狐狸还得弄一身骚。《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不是冤家不聚头(3)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一个在王朝政治漩涡中沉浮多年的汉族官员这时，李鸿章出现在曾国藩的面前。李鸿章开门见山：“恩师，深夜不眠，可是还在为翁同书的事气恼？”曾国藩长叹一声，他不愿有人这么清晰地洞见他的内心，但同时也不得不佩服李鸿章的精明。曾国藩是个很会克制、很会演戏的人，他不露声色，转而亲切地对李鸿章发问：“少荃，此事，你有何高见？”李鸿章一正身形，昂然道：“翁同书罪在不赦，恩师理当奏明圣上，予以严处。”曾国藩故作沉吟，默然不语。李鸿章又道：“恩师大可不必顾忌翁家的势力，要搬倒他们，只需如此这般……”就这样，李鸿章担负起为老师曾国藩代拟奏稿的任务。他不仅在奏章中，历数翁同书的大罪，同时，为封缄众口，李鸿章特意写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索性挑明了：他翁家势力大，“门第鼎盛”，但办砸了差事还是要查处。并暗示谁再替翁家出头，就是与翁家一个鼻孔出气，拿国家大事做人情儿，“瞻顾迁就”，不把皇上的差事放在眼里。这份词义刚正、内藏老辣的折子一到北京，翁党人物真的都不敢再涉嫌为翁同书说情了，就连皇帝、太后，也无法公开开罪回护。最后，翁同书被投进大牢，只待一死。翁老太爷就此一病不起，命丧黄泉，这才换得皇上法外开恩，免了翁同书一死，发配到新疆充军，永不得回籍。而翁同龢，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牵连，只好以丁忧守制为名，告假出宫闲居起来——“呼啦啦大厦倾覆”，一个权倾一时的大家族，被这个连状元也没当过的李鸿章耍了，一支“秋霜刀笔”，真的可以杀人呀。李鸿章真是够“黑”的。他和翁家原本还是有些渊源的。李鸿章的座师是孙锵鸣，而孙锵鸣，又是翁心存的门生。如此算来，翁心存还是李鸿章的“太老师”哩。李鸿章中了进士后，孙锵鸣按规矩带着李鸿章、沈葆桢等丁未科进士去拜访翁心存。那翁老爷子，居然还很精通相面。据说当时的情景是：……（翁心存）首见李文忠（鸿章），即大惊赏曰：是人功业在我辈上；以次见文肃（沈葆桢），又激赏曰：当为名臣。得此一句评语，初出道儿的李鸿章身价自然高了许多。没想到，关键时刻李鸿章不顾翁老太爷提携激赏，恩将仇报，落井下石，翁同龢又怎能不把李鸿章恨入骨头缝儿？现在，正是李鸿章需要银子的时候。假如（事后证明正是）翁同龢到了户部，主掌大清国的财政度支大权，焉能不借机报复，把大清国银库的钥匙攥得紧紧的？“这回，又要看六爷的啦……”李鸿章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城里的“六爷”身上。大清朝满族王公大臣中最为清醒干练的，也许就是这位“白虹刀客”——恭亲王奕訢了白虹刀客“六爷”，就是恭亲王奕訢。恭亲王奕訢留下一处精美的府邸，地点在北京后海附近，门牌是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14号。它前边的大部分，后来曾被中央艺术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占用着，近年才开始搬迁，现在只有王府的花园还对外开放，门票从最初的1元已经涨到了50元。《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不是冤家不聚头(4)这座府邸有过好几个主人，也隐藏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皇室贵族秘辛，甚至有些红学家还认为：《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就是这儿。乾隆时，这里住过大贪官和珅。后来又成了庆王府，三传到贝子奕劻，转为恭亲王府邸。不过，据周汝昌老先生说，和珅居住的时候，原本并没有这个后花园。这几年，和珅挺“火”的，电视里经常能看见他和刘罗锅儿、纪晓岚斗嘴，演员王刚都成了“和珅专业户”了。因此，到这座园子里来的游客，更多的是想看看这位圆头圆脑圆眼睛、大奸大恶又有点滑稽可爱的坏蛋，当年过着怎样奢华糜烂的生活。园子深处的邀月台，已经改做卖旅游纪念品的地方，里面卖的书刊也多是关于和珅的。至于那些漂亮但素质很低劣的导游，举着电喇叭讲述的掌故，也都是和珅的趣闻逸事。这些工作很勤奋努力的姑娘们，把历史事实和民间传说混在一起，说得有鼻子有眼儿。跟着她们一路游览下来，保证你会把园子真正的主人恭亲王忘个一干二净。笔者先后数次寻访过这座名园。觉得最能让我们感悟恭亲王心境的有两处：一处，是花园西路那段短短的城墙，它叫“榆关”。榆关，就是山海关。清朝八旗铁骑就是从山海关杀进中原的。冬天飘雪花儿的时候，站在榆关旁怀想，当年恭亲王一定经常登临榆关，追慕祖宗昔日金戈铁马荡平天下的辉煌。那时，他的心里应该唤起一股劲气豪情吧？另一处，是园子东路的一条竹荫郁郁的小路。恹恹秋雨中，这条青石小路和被寒雨打湿的竹林，让人凭空生出一股凄婉悲凉。恭亲王晚年退出官场争逐，那句“手拍阑干思往事，一场春梦不分明”，当是在此吟出的吧？奕訢，是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六弟，同光两朝皇帝的亲六叔，是当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军机处的首领，中央政府的实际领袖。李鸿章看重的，一是恭亲王手中无人能敌的权力，二是恭亲王与他的政治友谊。恭亲王奕訢在朝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连皇上太后也要让他三分。他是道光皇帝很看好的儿子。少年时聪敏好学，书法诗文都相当出色，还注重武事，自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道光皇帝特赐“白虹宝刀”一口，以示特别嘉奖。长大以后，奕訢在参赞政务之余，关心时势，专心洋务，人称“鬼子六”。他协助父兄，处置朝政，经受历练，建树很多。在满清贵介中，他的确是一个杰出的人物。据说当年，在和咸丰皇帝争夺储君位置的时候，他甚至曾占有相当的优势。偶然一次，他和四阿哥一起，随皇阿玛南苑射猎。年轻的奕訢逞强好胜，纵马驰奔，箭无虚发，所获甚多。而四阿哥却蔫头耷拉脑，控马彳亍，一箭不发。道光皇帝心中恼火，责问老四是不是忘了八旗子弟弓马治天下的“光荣传统”，四阿哥心里早有了主张，他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师傅杜受田昨夜的教诲，鹦鹉学舌地答：“回皇阿玛：儿臣虽无能，但只要动手，当不至于一无所获。但儿臣想到眼前春回大地，正是鸟兽孕育之期。所以儿臣不忍射杀他们，以干天和。当然，儿臣也不想和兄弟们一争高下。”多么宽容仁厚的心呀！道光皇帝的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这个充满“中国特色”的故事发生过后，四阿哥——未来的咸丰皇帝——成为了储君。要不是这闪烁着“东方智慧”的一场较量，说不定大清江山就是六爷的了。咸丰皇帝晏驾，肃顺等顾命大臣专权，朝局凶险到了极点。年仅30岁的六爷，当时正在北京和英法联军议和谈判。他审时度势，抽身扔下英法特使，星夜乘马飞驰热河。他脱掉王爷的团龙官服，化装成萨满教萨满的模样，穿角门躲过重重监视进入慈禧寝宫，密谋策划对策后，连夜回京调兵遣将，一举捉拿了肃顺等人，保着同治皇帝登上宝座。此后，六爷雄踞中枢，权倾天下，成为说一不二的议政王。据说，清廷在批准恭亲王关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奏折时，有意加上了“通商”两字，改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试图将恭亲王和该衙门的权力限制在“通商”事务上。恭亲王“嘿嘿”冷笑一声，在礼部为其铸造官防（大印）时，断然删去“通商”二字，慈禧也拿这个小叔子没有办法，只好顺坡儿下驴，随他去折腾。两宫皇太后对恭亲王，很多时候要做出让步。当年，恭亲王随两宫皇太后游于三海，面对有些残破的宫苑，两宫皇太后长叹再四，犹犹豫豫地试探恭亲王：“六爷，这儿可是真该修一修了吧？”恭亲王虎着脸，疾声厉色地答了一句：“是！”《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不是冤家不聚头(5)两宫皇太后就再难开口谈此事了。后来，慈禧太后面前的红人——太监安德海，奉懿旨出京采办。沿途不守规矩，勒肯地方官吏，据说这个裤裆空空的变态家伙还随船携带了几个漂亮女人。恭亲王早就痛恨这个老在太后面前“挡横儿”的小人，这回总算抓到了机会。他和山东巡抚丁葆桢密谋，一刀砍了安德海的脑袋。太后能拿他怎么着？恨是恨，可大清国的事儿，还得仰仗六爷。李鸿章当年在翰林院当编修的时候，对权高位显的六爷只有仰望的份儿。他与恭亲王的友谊，起步于当上直隶总督的时候。当年，李鸿章进京谢恩，借机结交京师权贵。第一个拜访谁呢？李鸿章权衡利弊，选定了恭亲王。说两个人彼此“惺惺相惜”，那是太简单了。大人物之间的友谊，更多的是对政治利益的取舍。总之，李鸿章和恭亲王算是成了“知己”，此后他们在办洋务上又多相契和，恭亲王在中枢对李鸿章每每回护，时人视恭亲王和李鸿章为一党。政治友谊，是需要回报的。李鸿章也为恭亲王冒过风险。那是同治十三年的事。同治皇帝亲政不久，不顾内忧外患，强令重修圆明园，以示对皇太后的“孝养”。其实，一方面是同治对身边有个老娘看护，感到不胜厌烦；另一方面，住园子比住宫里也确实方便舒坦得多。而慈禧太后对修复圆明园同样兴头儿很足。她是个女人，爱热闹，喜欢奢华，似乎热闹和奢华可以弥补她作为皇后而过早地失去的一切。为此，她实际上对同治皇帝不顾“民穷已极”、“伏蟒遍地”、“海疆不靖”的严峻形势而大兴土木，是很支持的。恭亲王又一次出头阻拦了。但这一次，恭亲王碰了个钉子。因为在前台闹着修园的并非太后，而是同治皇帝。这个惯于使气任性的年轻皇帝，还没学会很有逻辑地思考问题。在养心殿里，他已经不只一次地为修园之事痛责恭亲王等一班大臣，并且以罢官相威胁。对这个御座上的混蛋侄子，恭亲王也没了办法。就在恭亲王为难之际，李鸿章给恭亲王送来了一发“重磅炮弹”。原来，修园之初，内务府为工程所需木料犯了愁。这时，一个自称叫李光昭的人从天而降。他声言自己是广东客家人，寄居海口多年，结识了不少洋人。听说皇上修圆明园缺少木料，忧心如焚，所以专门前来“报效木植”。同治皇帝好不高兴，立即赏了李光昭一个道员。不想这个李光昭，其实是一个大骗子。进京得了封赏之后，他揣着内务府的银子，立即乘海轮南下，以“钦派圆明园工程监督”的名义，身穿公服，住租界大旅馆，出入皆乘绿呢大轿，整天嫖赌狎妓，无所不为，还在沿途和广州、香港等处，招摇撞骗，勒索官吏，俨然一个“官倒儿”。骗子总有头脑发昏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的李光昭，居然骗到了李鸿章的头上。他与外国商人私订合同，进口了南洋木材三船，运到天津。其间，他发现英尺实际上比中国通用的“三元尺”短一大截，就使尽手段，以英尺混称中国的“三元尺”，虚报数量，滥抬价格，从中捞了大把大把的银子。不想木材运到天津后，过了好几天，仍不见内务府派人前来提货付款。相反，北洋大臣李鸿章衙门中倒时时有人查问，严加监视。李光昭思量：莫非奸情败落了？做贼心虚，李光昭干脆脚底抹油，卷了银子，逃之夭夭了。李鸿章可是个好欺负的？他一边上奏，拆穿这个天大的骗局；一边撒下海捕大网，不多日子，就把李光昭这个大骗子缉拿归案，解送京城。这事儿弄得同治和慈禧都很没面子——本打算把李光昭当成离乱之世出忠臣的“先进典型”，好好“树”一下，开展一场“爱君主义”教育，提高一下大家的政治思想觉悟。谁想李光昭竟是个贪图小利的骗子……偏偏此时，洋人又拿着李光昭私定的购买木材的合同找上门来，不依不饶地索要银子。朝中原本反对修园的恭亲王一党，自然借机推波助澜，非要追查责任不可。气得同治皇帝火冒三丈，慈禧太后没了主张。最后只好把李光昭押到菜市口，一刀砍了脑袋解解气。这件事上，李鸿章算是帮了恭亲王的大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友谊附丽于政治，大抵变成交易。李鸿章所以仰赖于恭亲王，不仅因为恭亲王对办洋务、建海军原本就有打算，而且正是看准了这互相依恃的复杂关系。《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不是冤家不聚头(6)我们今天看李鸿章当年的这些作为，也不能不常常叹息李鸿章的用心良苦。他老于官场，翰林院那几年史书也不是白读的。古来多少名臣，政治主张倒是蛮正确，但偏偏脑袋一根筋，满身名士弊，只讲爱惜羽毛，珍重名节，堂堂正正，就是不肯转个弯儿，抄个近道儿，迂回办事。最后再好的主张也得不到实现，自己反落得罢官放逐，满腹牢骚地老死泉林，甚至身首异处，抄家没籍，没几个得着好结果的。他李鸿章可不想那么迂腐，管他青史如何评价，管它沧浪之水清兮浊兮，只要目的能够达到，他李鸿章什么歪招儿狠招儿偏招儿怪招儿阴招儿损招儿，全敢使出来。按他自己的话说：“凡办事，只论是非，不能顾毁誉厉害”，“吾自守其常，亦何虑外来之嫉忌也？”这倒是让李鸿章少了好多的道德羁绊，让他像一条活鱼一样，自在游走于清末政坛的浊水河中，而且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可也是呀，荣国府连门前的石头狮子都有不干不净的“作风问题”，你能要求大观园中人守身如玉吗？晴雯丫头倒是清白刚烈，可大清国有几个痴公子给你焚香诵读什么《芙蓉女儿诔》呀。果然，李鸿章栽种的政治友谊之树结果子了。恭亲王在京城，对李鸿章尽速筹款建海军的奏折起而响应了。7月12日，恭亲王奏请先从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五关并沪尾、打狗二口提取百分之四十的洋税，再从江海关百分之四十的洋税内抽取百分之二十，共银二百多万两；加上江苏、浙江厘金各四十万两，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厘金各三十万两；计四百万两为海防经费，分解李鸿章、沈葆桢应用。四百万两银子，这是个怎样的数字？手头儿的资料告诉我们：当时仅内宫用度，每天就多达一万两千两，这还只是账面儿上数字，一般算来，不计节庆的特别支出和名目繁多的恩赏等项，内廷每年也要用掉近四五百万两白银！皇上才几岁？怎么会花那么多钱？看看清末李元伯《南亭笔记》卷十一上关于“鸡蛋问题”的记载，你就明白了。他说：当年，光绪小皇帝爱吃鸡蛋，每天一定要吃四个。四个鸡蛋，按照当时的时价，差不多十二三个铜钱。御膳房开价多少？整整三十四两白花花的银子。一年下来，光绪皇帝的鸡蛋开销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两白银，能买好几百支新式雷明顿后膛枪了！笔者查阅了光绪初年的银/钱折算率和京城物价，当时，一两银子可兑换两千六百钱左右，能买八百五十个鸡蛋。如此计算，光绪皇帝一年的鸡蛋钱，实际可以买到一千多万个鸡蛋,共六百六十多吨，码起来足以塞满整个三大殿，打碎了够小皇上游泳了！鸡蛋当然不是仅皇上一个人爱吃，据准确的资料记载：光绪年间，内廷“供献筵宴用及日常用鸡蛋，共六十七万零四十个”。天呀，按八个一斤计算，得八万多斤；用今天北京的市场价格买，也要二十万元左右了！光绪皇帝年纪虽小，也觉着奇怪。他请教当时已在毓庆宫教他读书的翁同龢：“鸡蛋真好吃，可这东西这么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当然知道这是宫中太监虚报冒领，直说出来岂不是要得罪皇上身边的小人？好个翁同龢，毕竟学问深湛，人家不慌不忙地说：“回皇上，哎，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皇室的用度，加上内务府太监从中牟利，大得没有边际。李岳瑞的《春冰室野乘》记载，乾隆朝的大臣汪由敦，也是个爱吃鸡蛋的。乾隆皇帝问他：“你在家吃什么早点？”汪由敦答：“臣家计贫，每晨餐不过鸡子四枚而已。”吓了乾隆皇帝一跳：“鸡子一枚，需十金矣。朕尚不敢如此纵欲，卿乃自言贫乎？”汪由敦只好胡说：“我吃的鸡蛋是啥鸡蛋？那都是破了壳的，所以花不了那么多银子。”还有那个道光爷，是个出了名的小气皇帝。有一天，他吃了一顿面片儿，觉得味道不错，好消化，也比较便宜，就夸了御膳房几句。第二天，内务府就给他打上来一个报告：请示拨专款若干万两，成立专门的机构做面片儿。道光说：“你们这些奴才，把事儿弄得复杂了。干吗这么费事？前门外某饭馆里，一碗面片儿才卖四十文。”内务府的人就瞎蒙，说：“那家饭馆子早关门了。”同治皇帝大婚的时候，想“购皮箱一对，亦寻常市上物，不过数十金，而报销至每对九千余两”。这个惯于中饱私囊的内务府，一个正五品的郎中，岁俸仅银子八十两、米八十斛，加上养廉银，也没有多少进项，但据说赶上好年头儿，“岁入可二百万金”！！这数字大概是夸张了点儿，但皇室的银子花得没个准儿。除了皇室没了边儿的用度，还有王公大臣的高额薪俸呢，还有京城内八旗子弟的俸银禄米呢，这些抱着“铁杆儿庄稼”不放的国家蛀虫，整天提笼架鸟，游手好闲，而且妻妾成群，没事儿就在家造孩子，子女越生越多，照规矩落草一个就可以领一份俸禄，耗用自然越来越大。和养活这些无所事事闲人的银子比起来，区区四百万海防经费还算是钱吗？！可李鸿章本事再大，也不敢从皇上太后、八旗王公的碗里抠肉吃呀。《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不是冤家不聚头(7)这一段时间，他和沈葆桢之间的信件来往频繁，谈的最多的，还是一个“钱”字。为了更多地了解一下沈葆桢，也为了了解一下时下人们对这位著名历史人物的关注程度，笔者决定走出浩瀚的历史典籍，上一个下午的网。从撰写这部书开始，网上的世界就已经和我们隔绝了。今天，它依旧花哨俏丽，网虫儿们个个抖着机灵“语不惊人死不休”。查沈葆桢的历史资料，出奇得少。我们登陆某网站，试着索引他的名字，虽然可以找到，但大略语焉不详；多少算是有点儿“内容”的，还是台湾的网站。人们不该把他忘了。李鸿章与沈葆桢是同年同科的进士，同出于座师孙锵鸣的门下，又一同入翰林院学习，一同授翰林编修。这对“老同学”后来虽然走了不尽相同的人生道路，但也都授巡抚、任总督，分任大清国南、北洋大臣，现在又一同受命来办海防，建海军。但如果真把沈葆桢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就大错特错了。论阴鸷老辣、善于权变，沈葆桢远不及李鸿章；而说到胸襟坦荡、忠诚负责，李鸿章就大不如沈葆桢了。走进沈葆桢的“网站”，印象最深的，是“认真”两个字。据说，沈葆桢当年追随舅舅林则徐，在他的幕府中当文案。大年三十，别人都回家过年了，林则徐却只把沈葆桢留下来誊抄文件。沈葆桢呵着冻手，一丝不苟、工工整整地按时抄写完了。可林则徐看罢，淡淡地说：“此文尚有一处要修改。”沈葆桢二话不说，当即把好不容易抄成的文稿撕成两半，埋头重新抄写。林则徐看在眼里，爱在心上。不久，把爱女林普晴许配给了沈葆桢。沈葆桢在后来的仕途中，始终没有丢弃这股子“认真”劲儿。他经左宗棠推荐担任船政大臣后，扎扎实实地做事，在经费缺乏、人才窘困、经验不足的境况下，面对来自顽固派官僚的掣肘，他克服重重阻力，一步步地推进船政的建设，致力于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起步工程和近代军事、外交人才的培养造就。他甚至还提出要改革科举取士的内容，加试数学。这在他看来，不过是解决国事急需的一种小小的补救方法，其实却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科举制度的哲学根基，当然没人搭理他。你要在历史档案中查阅这段时间沈葆桢的奏稿，你就会发现沈葆桢变了，变得不像一个宦海沉浮多年的封疆大吏，而很像一个埋头于某个工地的“总工程师”。他的奏章里面，充满了“技术性”的言辞，怎么填洼垫土啦，怎么加固船坞啦，怎么挖壕引水啦，绝少虚头巴脑的颂歌，绝少推诿搪塞的狡辩。想象当年北京那些熟悉官场话语套路的官员们，对沈葆桢的技术报告，肯定是一头雾水，根本就不会耐下心来阅读。沈葆桢的“认真”中，还透着一股“倔强”。同治八年，船政自制的第一艘轮船“万年青”号下水，法国监工达士博和法国领事巴士栋坚持要让法国人担任“引港”。他们软磨硬泡，百般要挟，必欲获此权利。沈葆桢坚持道：“引港，乃中国主权，岂能付与他人？”坚决地挫败了法人的阴谋。在沈葆桢的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他的舅舅兼岳父林则徐的影子。他从内心深处希望看到中国迅速建成一支足以抵御外侮的强大海军，至于这支海军由谁来建，归谁来领导，则无须多论。这一点，李鸿章辈只可望其项背。在一个垂死的政治制度下，竟能有此等人物，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沈葆桢看到靠恭亲王力争，户部最终答应拨给的海防银子，来自不同省份的不同途径，绝难如数拨解到位，且还不断被户部以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侵用，如此下去，到头来还不是两手攥空拳？焦虑之中，他又犯了“认真”的“毛病”。他写信给李鸿章，相约联名上奏，如实反映情况。而李鸿章的回信更让他灰心。李鸿章在信中告诉他：最近所收到的款项，还不足应到款项的百分之十五。至于什么“联衔会疏”，估计也是“徒烦笔墨，似觉无谓”。沈葆桢苦思多日，也无良策。最终，他做出了决定，告诉李鸿章，海防银子本不够用，再一分为二，就所剩无几了。干脆，我们南洋不要了，索性全数解给北洋吧。大清国还能再找出个不要银子的官儿吗？没有资料记载李鸿章接到“老同学”沈葆桢来信时的心情。相信他会窃喜，也会浩叹，更多的还是默默无语？他要算计的，不只是沈葆桢的慷慨让利，而是要计算一下即使两条河汇成一条河，流到他天津行辕的又究竟能有几滴水。李鸿章的幕僚们发现，建海军还没个头绪，中堂大人就明显地老了。《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天皇挥舞皮鞭(1)天皇挥舞皮鞭“台湾事件”的七年前——1868年3月26日，阴。日本天保山海湾迎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这一天，海湾里的渔民都被勒令躲在船舱里不许露头，商船们更是早早地就被赶出了海湾。在海岸丘陵上整理着贫瘠土地的农民们，扔下锄头，举目向海湾望去，只见那里远远的聚集着一些日本军舰。从来没有这么多军舰聚集在这里，但看上去又不像是要打仗。渔民们猜不透这是怎么回事儿，只是在想：“又要出什么大事儿了？”真是有件大事要发生了。不过，要到人们把这一天当成历史来反复玩味的时候，才会掂量出它的分量。即使用当时的眼光看，这些军舰也实在是太寒酸了。走访欧洲的日本使团成员。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它们看上去是那么单薄，高矮大小长短也不一样，最大的也只有几百吨，加在一起也不过两千吨左右，有的还是老式的帆船兵船。舰上的军官士兵们服装各异，桅顶上飘着的是各藩主的旗号，标志这些军舰分别属于萨摩、长门、筑前、久留米、安艺和肥前等六个藩主。今天，它们聚集在一起，是要接受日本新一代天皇——明治天皇的检阅。明天，它们将是天皇的战马和剑。日本天皇的御驾来了。一群身材高大的皇家侍从武士，按着腰间的刀柄紧紧簇拥在他的周围。天皇个子不算高大，走在屏卫他的武士丛中，几乎看不见身影。他迈步向前，他的腿脚由于运动神经的先天缺陷，步伐显得拖拖拉拉，一瘸一拐的。他，还是个16岁的孩子，对海洋和军舰怀着16岁的好奇。辅佐他的大臣们——岩仓具视、木户孝允等早就在他的面前讲过，要使日本强大，要让天皇成为照耀亚洲的太阳，必须对外扩张。而对外扩张，首当依靠强大的帝国海军。明治天皇登上天皇宝座还没几天，就急不可耐地要看看作为日本希望所在的帝国海军了。军舰上的士兵接到了天皇莅临的信号，各舰拉响了汽笛，吹起了喇叭。汽笛和喇叭长短粗细不齐的声音，在海湾的寒雾中颤抖、呜咽。天皇猛地抬起头，冲动地推开了周围的高大侍从。他终于看清了大海，看清了他的海军。3月的海风，裹挟着寒气向他卷来。他感到浑身发抖，而脸庞却涨得通红，额角上甚至渗出了汗珠。这样一支军队如何能不令天皇汗颜？但见那军舰，船身笨重，色彩暗淡，锈迹斑驳，桅索散乱。再看陈旧的火炮旁站立的军官和士兵，谁也没有勇气抬眼瞻仰他的“御容”，个个显得没精打采，毫无生气。偶尔有几个身材魁梧、面相凶横的，一看就是凶残无知的海盗出身。当舰上军官和士兵确知天皇已经御临时，立即匍匐在甲板上，遥行跪拜之礼。那一个个蜷伏着的黑色身躯，像一群黑色的乌鸦，栖落在军舰上……他的大臣们曾经向他进呈过西洋军舰的图画，那些军舰简直就是魁梧、英挺的美男子。它的舰身高大、狭长，桅杆高高地直刺青天，粗大黝黑的火炮高傲地昂着头，上面的水兵穿着雪白的衣衫，一个个精神抖擞，脸上挂满了自信的笑容……御览中的西洋军舰和眼前的帝国舰队，何止天壤之别！“这不是我要的军舰！我的军舰应是日本的骄傲！”——年轻的明治天皇板着青紫了的脸，嘴里虽一言不发，心里却一千遍一万遍地呼喊着这句话——仿佛要用这句咒语，驱赶心头的魔鬼。这次海上阅兵给天皇留下的深刻印象，久久挥之不去。同年7月14日——离这次校阅海军只百余天——明治天皇在宫中审视了军务官的奏折，折上写道：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这句话，立即拨动了明治天皇的心弦。在辅政诸大臣的帮助下，他立草诏书，谕令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从速！加快！日本人的“水磨”遇到洋流的冲击，立即疯狂地运转起来了。沉埋多年的林子平的《海国兵谈》被“解放”了出来，成为谈海防、论练兵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位18世纪的仙台人还曾专门写了一部《三国通览图说》，里面记载了朝鲜、琉球和库页岛的地理、民风，以便在“日本勇士率领雄兵入此三国之时”当做指南。一同被送往皇宫的还包括从赤井东海的《海防论》、松平定信的《海防独语》，到吉田敏成的《海警妄言》、佐藤信渊的《海防馀论》等所有能搜集到的海防论著，甚至中国人魏源那本在故乡遭受冷遇与遗忘的《海国图志》，也成为天皇、大臣的必读之书。《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天皇挥舞皮鞭(2)明治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和决心，使幕府的海军全部转到了新政府制下，各藩所辖的军舰也几乎全部“献”给了新政府。很快，在天皇的旗帜下就聚集了全日本可供海军使用的一切军舰。在日本兵部省炮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日本未来的海军将要超过英国，在20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炮制这一计划的兵部大辅前原一诚，计划仅蒸汽铁甲舰就要装备50艘，他还把海军经费提到和陆军经费等同的高度，达15万石。在东京，原来的广岛藩邸正加紧施工，准备把这里改为培养新式海军人才的海军操练所，几个骄傲的不列颠人出出进进，试图用纯粹的英国方式，来塑造日本的海军。在欧洲的几大造船厂，都可以看到日本人的身影。这些矮个子的东方人，早就脱下了传统的和服和木屐，他们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到处深深地鞠躬，到处打听哪里有适合日本的舰船出售。他们的舰船和枪炮生意做得异常艰难，因为整个欧洲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儿，对他们的举动兴趣不大。但是，他们白天仍旧东奔西跑，到处活动，不放过一个可能的机会；晚上，他们聚在一起，重新按照在国内的身分品级次第坐好，激动地重温着天皇的谕旨，憧憬着飘扬太阳旗的舰队横行太平洋时的壮阔景象，这时，他们往往要泪流满面，把白天受到的屈辱和冷遇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是用在海滩上做小买卖的精明，向世界购买着一个民族的尊严。在皇宫里，明治天皇的眼睛里充满血丝，他处在极度的亢奋之中。1874年的对台用兵，使他进一步看清了海军的重要性，而随着海军的兴建，百事待举，各处都在闹嚷嚷叫唤没钱。海军经费一加再加，用于海军建设的专门国债发行了，烟草税、药物税都投到了海军这个无底洞之中，最高时已达岁入的八分之一，还是缺钱。明治天皇东张西望，越过那些张手要钱的臣子的头顶，他看到了另一番景象——权臣贵族极尽奢华的府邸，通宵达旦的宴饮，依红偎翠的冶游，一掷千金的豪赌，充斥马厩的名马，镶嵌珊瑚宝石的衣装……愤怒的明治天皇向他的臣子们扬起了无形的鞭子，发出了无声的诏令：从即日起，天皇开始撙节内宫开支，进餐时的四碟八碗撤了，入夜的笙管笛箫停了，什么锦衣玉带，什么钟鸣鼎食，天皇不要享受，不要排场，只要海军。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天皇要挥动自己无形的鞭子，给日本这辆旧马车加速，让它冲上近代化的高速路，并且在奔驰中从旧马车变成丰田、三菱跑车。从明治初期起，天皇开始疯狂地聚敛财富，把持垄断日本新兴工业的开发权，控制三井、三菱、住友等大公司及日本的外贸、重工业、银行，并通过各种进献、投资，非法征用土地，使自己的皇室积累打着滚地增加。同时，他又多次为建海军率先节约开支，打开自己的钱袋，毫不吝惜地倾倒金钱，他甚至提出“虽国家力不能胜，既属必要之大计，亦只有断然行之”。1887年7月，天皇发布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谕令一发，举国华族富豪无不为之震动。在东京的街头，在豪富们摆放着精美插花的客厅，在围棋和剑道的道场，到处是感谢上苍为日本派来治世明君的眼泪和喧嚣，有钱人竞相效仿天皇，纷纷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万之多。按照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法：“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明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四分之一薪俸用做造舰。到甲午战争前，据说明治天皇甚至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天皇恨不能把“圣岳”富士山变成金山、铁山、钢山、火药山，把濑户内海的每一块礁石都变成战舰。他不要慢节奏的跋涉，他一开始就要求他的国家“冲刺”——尽管他知道他的国家和他病残的双腿一样，时时对这种“冲刺”感到力不从心。据说，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不少，有人带回了日本天皇靠牙缝里抠肉来供养海军的见闻，在京城里居然被传为笑谈。人们说：“东洋小夷，毕竟是东洋小夷，这么干，也不怕让人笑话！”让人笑话，丢一国之主的脸面，似乎是非常可怕的；惟一不怕的，就是没有海军，没有国防，没有主权和尊严——这，就是上一世纪大清国的政治逻辑。《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天朝风景中的人们(1)天朝风景中的人们与海那边日本的台风呼啸相比，似乎难以找到一个准确的词句，来形容海这边的天朝风景。100多年前的中国街道上，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海防大筹议结束后，紫禁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小皇帝光绪开始在翁同龢的教导下读“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慈禧太后又开始听杨月楼和谭鑫培的京腔大戏；——醇亲王、恭亲王、礼郡王时常被召进宫中听戏，他们相互请着安，交换着彼此的鼻烟儿，打着哈哈，敬着茶，聊着前门外月盛斋的酱羊肉和城西白云观的百鸟放生。一切争执似乎已经成为往事，宫廷中不见血的角逐已被爱新觉罗家族那一团和气的亲情所代替。这不是着意的掩饰，而是政治教化在他们骨髓中熔铸的一种独特涵养，是他们作为皇族血亲所具有的独特情怀。大清国的朝堂上，又恢复了“假面舞会”般的秩序。朝堂之外的风景要热闹得多，似乎到处可以见到洋务运动带来的“新气象”。天津机器制造局工厂车间里的机声彻夜不停，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轮船往来穿梭于中外港口，广东南海继昌隆缫丝厂的丝锭带着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的鲜亮进入了市场，济南机器局的牌子高高地悬挂了起来，宜昌、芜湖、温州、北海相继开埠，上海拍发出中国第一份有线电报的消息随着报童的吆喝不胫而走，福建船政船厂的船坞里新造的轮船正在准备下水试伡，前后学堂里一些青衣小帽的中国少年已经开始了科学知识和外文的学习，开平矿和兰州织呢局开张的爆竹声也在这时响彻了云天。站在历史的时空之外，你无法否认洋务运动的腾腾烈烈，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和惊诧。但假如你能走上19世纪70年代中期京城的大街，假如你能穿街走巷、走州过府，仔细看上一看，你也会发现：在大清国动荡的水面波纹之下，浑浊依旧，浓稠依旧，滞重依旧，疲沓依旧。——二月二，京城街头挑挑子卖菜的小贩，照旧悠扬地吆喝着那句“嫩韭菜、鲜豆芽，买回家里您就炸春卷了吃”。——五月端午，小酒铺大酒缸的掌柜，照旧让小力巴儿搬出雄黄酒坛子，用清水擦个一干二净再系上辟五毒的红丝绳儿。——八月十五，隆福寺前照旧摆满了红红绿绿的“兔儿爷”。——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照旧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这常常让今天的人们感到迷惘：到底哪一片风景才是19世纪70年代的真实？其实，这两幅图景是叠印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要想把它们剥离开，得到的将都是假相。一个又大又老的国家，让它突然变得年轻，难啊！不信？请看看淞沪平原吧。英商的怡和洋行擅自在上海修筑了淞沪铁路，1876年（海防大筹议的第二年）7月1日通车，8月3日就发生了火车轧死人的事故。你猜大清国怎么处理此事？是借机收回铁路建造的主权，发展由中国自营的铁路事业？不是！是要求英商依法赔偿中国人的损失？不是！大清国一甩手，给了英商二十八万五千两银子，买下了这条惹是生非的铁路，然后竟把它一拆了事！多么令人骄傲的得意之笔呀——外夷借铁路生事的祸根铲除了，大清国的“龙脉”也不至于被那钢铁怪物震动了，老百姓的墓庐风水更是免于迁变惊扰之苦了。咱中国不是日本，可不能学他们那样目光如豆，咱得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不是？《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天朝风景中的人们(2)李鸿章、沈葆桢们，还在为建海军而奔走忙碌，苦熬心智。海军的建设不是洋务运动的全部，但绝对是它的牵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