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湖南巡抚王文韶在东南沿海的“海防”与西北边疆的“塞防”之间，难置可否，似有更重“塞防”之心。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却分析说：俄国乃最大的威胁，明确倾向“塞防”，鼓吹用兵新疆。同时，还提出东北地近俄国，应对大清“龙兴之地”的安危加以关注。千疮百孔的大清国，举目一望，危机四伏，哪儿不是危在旦夕，哪儿不需要好好地整顿，哪儿不要花大把大把的府库银子？在天津，李鸿章和他的得力幕僚薛福成，紧闭书房门窗，熬了几个通宵。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薛福成绝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薛福成虽然早年饱读诗书，可连个正式的举人都没弄到手。但他志不在此，而是关心世界、国家的大局，把自己锤炼成了一个明悉时局、洞彻形势、胸中装满治国强国方略的新型知识分子。同治四年，28岁的他给曾国藩上了一道“万言书”，力主“策富强，定经制，消反侧，防外侮，正风俗”，文章几乎涉及了整个中国急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而对当时功成名就、声势煊赫的曾国藩，除了匡正规劝，通篇竟没有一个字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薛福成独特的见识和品格，立即受到曾国藩的激赏，马上请他入幕，参赞军机政务，薛福成也被当时人称为“曾门四贤”之一。其实海防大筹议这一年，38岁的薛福成，刚刚转投李鸿章的幕府。但他的才具见识，很快就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和器重。这位日后的大清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大使，在19世纪的国际风云中，渐渐获得了认识世界、剖析中国的眼神，他那对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在于因循守旧的分析，那中国要跟上世界发展潮流必须“变而后能胜”的主张，那“安知千百年后，中华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机”的设想，以致对西方社会制度的考察和对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政治理想，对中国日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维新变法的精神材料之一。在纷纷朝议之中，只有李鸿章委托薛福成拟成的奏折最中要害，它的产生，起到了力排众议的效果。薛福成作为李鸿章的代言人，他笔下的文字足以让观者的后背渗出细密汗珠：自有洋务以来，叠次办结之案，无非委屈将就。至今年日本兴兵台湾一事，经总理衙门王大臣与该使多方开谕，几于管秃唇焦……臣于台事初起时，即缄商总理衙门，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事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夫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时备豫，倭兵亦不敢来，焉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席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接着，他又把议论锋芒指向强调陆上边疆防务的“塞防论”，进一步强调“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为和好之名，阴图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发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有见效也。此后，议论转向对时政的批评：庚申以来，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奋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糜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呈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耶！他接着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伏愿我皇上顾念社稷生民之重，时势艰危之极，常存欿然不自足之怀，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月迟久乃能有济。这份“重磅炸弹”似的奏折中提出的所谓“变法”，主要是指改革旧式军事制度，建立新式海陆军；所谓“用人”，主要是指培养新式军事、经济人才。他强调“亟练水师”，同意设立北、东、南洋三洋海军，且“外海水师铁甲船与守口大炮铁船皆断不可少之物”，各洋海军均须拥有大型铁甲战舰二艘，“一处有事，六船联络，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同时，他还主张“开源节流”、“效仿西法”，发展民用企业，设厂制造耕织机器，开采煤铁各矿，兴办轮船铁路电报诸事，“榷其有余，养船练兵”。李鸿章织成了一张大网，画出了一幅蓝图。既为建军自强制定了方略，又为今后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基础。他知道，京城的那些王公贵戚、军机大臣舍此不用，也就再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了。为此，并不好饮的他，何能不得意地“浮一大白”？酒烈、味醇，一樽入喉，李鸿章就又陷入沉思。他深知，朝内对此当然必有异议。为此，他还给总理衙门中除恭亲王外的另一位实权人物——文祥，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私信，称自己“身任其事，未便自匿”，以显示一派忠君报国之心。他也在猜测，朝中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自己。这“反诘之声”究竟会出自谁的嘴巴呢？会不会是“他”？《龙旗》 第一章 《龙旗》 激战紫禁城(1)激战紫禁城李鸿章所说的“他”，不是别人，正是奉钦命统带大军于西北边陲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自曾国藩、胡林翼去世后，大清国的干练疆臣中，惟剩左宗棠、李鸿章二人而已。而左比之于李，无论是才具威望、还是成就功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曾、左、李三人，曾并称于世。曾国藩年龄、功业上都是前辈人物，左、李的显达也无不有赖于曾国藩的提携。可是，左宗棠这个人，秉性耿直，性如烈火，而且恃才傲物，心高气大，平日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犯起狠来，儿女亲家、救命恩人郭嵩焘都被他上折子弹劾过，更何谈李鸿章？！左宗棠狂、傲、霸，好以诸葛亮自诩，号称“今亮”或“老亮”，而这一切，都是以他的实绩为基础的。不要说“剿发平捻”之功，就以整肃海防而论，左宗棠也是咸丰、同治年间对海防问题觉悟最早、最能勇于实践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强调：轮船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竟来必须仿制，为防洋辑盗之用。中土智慧岂稍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来愈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者，我亦有以应之矣。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以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在这场激烈的“海防大筹议”中坚决主张“塞防”的左宗棠抱着这样自信的想法，左宗棠在任闽浙总督时，全力倡办了福建船政局，进行轮船的制造和近代军事、外交人才的培养。福建船政这个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祥地，在左宗棠“日夜区划，心力交瘁”的筹办下，渐渐发展起来。然而就在福建船政事业正隆的时候，西北的军情中断了左宗棠的事业。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命离开东南沿海入陕主持军事。接到谕旨后，他望着正在建设中的马尾船厂，焦虑地对属下说：此次“西行万里，别无系恋，惟此未成，又恐此时不能终局，至为焦急耳”！当他查访到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丁忧在家不问政事时，左宗棠立即向晚清政坛难得的一位正直官员，清末海军事业的坚定实践者沈葆桢朝廷举荐沈葆桢说：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人亦公正廉明”，请求朝廷以沈葆桢为船政大臣，接替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位“今世诸葛”甚至效仿后汉刘皇叔，不惜“三顾‘沈’庐”，说动了心灰意冷、意兴阑珊的沈葆桢出山，主持船政大局。左宗棠自入陕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前后历时七年。人们评价他的功绩，是“剿捻平回，图军实，筹善后，清吏治，恤民生”。而他本人则“披旧裘，居毡帐，睡胡床，饮冰卧雪，神劳形瘁”，白尽了满头的黑发。关陇新平，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又开始为粉碎沙俄阴谋，收复新疆做准备。“绝口不谈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这是当时人们对左宗棠的赞誉。说“千秋”，似言之过，但左宗棠硬硬朗朗的一生中，真的没有向外国人低过头。与李鸿章的一生骂名相比，左宗棠的确因此而博得了更多的赞誉。平心而论，这，是他的见识胆略性格使然，也是他比李鸿章更幸运的地方。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武装起义之机，依靠英国的支持入侵新疆，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企图把新疆从中华版图上彻底分裂出去。而俄国也趁机寻找借口，强占我伊犁等地。当此危局，左宗棠主张针锋相对，率兵进疆，彻底粉碎分裂阴谋。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非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正当他下决心挥师入疆作战之时，东南海疆事起，他对海防虽一向关注，但身担西部边疆之安危，他当然不会坐视朝廷做出“扶起东边，倒却西边”的战略选择。一个曾经是海防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事实上却成了海防建设的最大反对者、阻碍者。这实在是19世纪70年代中国国情使然。作为一个衰弱的老大帝国，强敌环伺，危机四伏，海防塞防，处处吃紧，掌握其中轻重彼此的，已不是中国自己。以国力论，连年的战争，早就耗空了民脂民膏；而以内政论，腐败的封建政治也早就失去了活力，表面上紫禁城依然可以号令天下，骨子里机枢根本运转不灵。别的不说，这养兵备战的银子就没了着落。左宗棠就深受其苦。当时，平定西部回族起义的战斗正紧，而“协饷”却成了大问题，户部分拨的银子有限，各省的协饷却要靠督军大帅去软求硬讨，即使如此，“各省拨解之数，有过半者，有不及一半者，惟湖南止解三分之一，河南拨解不及十分之一，广东福建四川，欠解亦多。”左宗棠“极力撙节支销，截长补短，挪东掩西，每年亏挪勇饷百数十万两”。《龙旗》 第一章 《龙旗》 激战紫禁城(2)有限的一点银子，娶得了媳妇雇不得轿，买得起棺材请不得经，打发了判官饿着了小鬼儿。用之于西北尚显不足，再办海军，除非从此六宫不施朱抹粉、穿金戴银，皇亲国戚们不斗鸡走狗、千金买笑。绕过封建政治制度这巨大而致命的病灶，你又如何能让局中之左、李辈解开这先医头疼抑或先医脚疼的难题。特别是这次力主加强海防的，又偏偏是与左宗棠龃龉甚深的李鸿章，个人间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能不“掺合”进来？后人评史，或只从政治、经济等因素出发，或仅从当时人物的性格、心态入手，其实，这些因素都是掺合在一起的，看不清这里的弯弯绕，又怎能接近王朝政治的非逻辑的、神秘的真实？这个时候，中国政坛出现了一个“插曲”——同治皇帝终于抵挡不住比日本人来势更加凶猛的梅毒，撒手归西了。有史料载：这位爱新觉罗家族的“龙”，死时景况极为可怕，他的头发完全脱落，全身都已溃烂，整个养心殿散发着尸臭，太监们不得不在东西暖阁内外，整盒整盒地焚烧檀香。据说臭气熏得一些宫女太监忍不住呕吐起来，结果被拖出去乱棍活活打死。相传，在给同治装殓尸身的时候，太监们从同治皇帝死时所穿的内衣里，发现“尚有余银盈握”。一个堂堂皇上，口袋里装一把散碎银子干吗？当时人们揣测，银子“盖微行时所零用未尽者”。哈哈，原来是给妓女预备的小费呀。有关这位大国之君的确切死因，向来是一桩无头公案。几乎所有清代野史，都言之凿凿地指认同治皇帝死于杨梅大疮。几乎所有官方记载，都信誓旦旦地坚称同治皇帝死于天花豆疹。野史和正史，从来都是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的。一位叫李镇的先生，自述是当时同治皇帝治疗班子中的主要太医李德立的曾孙。他前些年在一家史学刊物上发表了文章，用绝对独家的史料证明：同治皇帝确实是死于梅毒。他在文章中写道：曾祖父奏诏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看出（同治）是梅毒之症，为了慎重起见，曾约一位有名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杨梅大疮。自忖若奏明载淳生母慈禧，她通晓医道，喜怒无常，如若一时火起，指责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杀身之祸。倘若知情不报，隐瞒病情，又怕责任重大，最终难免治罪，真是左右为难。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认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何况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帝王之绝症，难告于天下，不如装糊涂吧。既然宫中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好在皇帝近臣对天子微服寻花问柳，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讳而不言，自己又何必戳穿，自讨苦吃呢？不过请脉处方还须格外谨慎，因为每张脉案都要呈东西太后过目，有时六爷恭王和帝师翁同龢还要拿来斟酌一番，最后登记入档，责任重大，如用治梅毒的药，岂不自相矛盾，所以只能用芦根、元参、金银花、桔梗之类配制的“益阴清解饮”、“益肾清毒饮”等滋阴化毒的补剂。按照李镇先生的说法，当时的太医已确诊同治患的病就是梅毒。只是他们更深深知道：有的时候，朝廷的脸面远比皇上的万金之躯更要紧。于是，他们根本没有也没敢对症下药，而是按照宫中早就内定的说法，胡乱下了些治疗痘疹的药。这对同治的病，当然于事无补，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对同治生命的挽救。并且，太医们还在药方脉案上做足了手脚，抹去了有碍观瞻的记录。但尽管如此，脉案中还是屡次出现了“肾虚未浊，袭入筋脉”、“毒火骤腰，慢流脓水”、“牙龈黑臭，口疳穿腮”以及“遗精尿血”等可怕的字样，这哪里是天花的症状，从中完全可以看到梅毒肆虐的蛛丝马迹。上世纪70年代末，故宫博物院似乎为了给这件疑案做总结，干了一件符合自然科学却违背历史科学的事儿。他们拿出了一份珍贵的档案资料——《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并委托北京医院中医专家进行鉴定。北京医院专家会诊的结果，于1979年8月15日递交故宫博物院。这份文件说：关于鉴定清朝档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同治帝患何病病故问题，我们本院中医科主任魏龙骧，副主任李文瑞、吕秉仁，主治医生刘沈秋，皮科副主任周光霁，及外科主任于学智、李玉山、王在同等同志审阅研究。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清同治皇帝系天花（痘疹）病故……医学专家不是历史学者，医学方法也代替不了史学方法。北京医院的专家可以而且只能凭借这份《底簿》进行会诊，并得出纯粹的医学结论，但用来解释历史，显然太挨不着边儿了。比如：《底簿》本身是否真实可靠？是否像李镇先生讲的那样当年撰写的时候就没有说出真相？或者事后还被人删改过？《龙旗》 第一章 《龙旗》 激战紫禁城(3)于是，出现了一种比较折中的猜测：同治皇帝得天花是真的，得梅毒也是真的，中间又患了一次感冒也是真的，他是在梅毒、天花和感冒的多重绞杀下丧命的。公案，至今无头。因为，所有线索的真实性都要打折扣。这倒也没有什么稀罕的。那个爱写日记的翁师傅，晚年获罪归籍回到常熟后，据说主要的工作就是躲在书房里，把当年的日记翻腾出来，凡“有碍”的内容，大多被他改得面貌全非。他晚年在故乡号称“五不居士”：不穿公服、不会客、不写字、不入城、不写信。他在虞山鹁鸽峰下祖茔旁修筑一室，以“瓶庐”为室名，以“瓶庐居士”或“瓶生”为自称。这难道不是要力诫自己，千万对风雨宫阙中所见所闻的一切“守口如‘瓶’”吗？其实，要不是和中国的命运走向有着紧密的联系，谁有耐心站在被封建王朝政治需要和传统是非道德准则封闭的“瓶”外，去想象“瓶”中的真实？谁会管他同治皇帝怎么玩儿完的呢？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当时怀揣着庞大计划的李鸿章，也未必把实现计划的希望放在这位荒唐的小皇帝身上。照一般道理，一个大国之君的死，必定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同治皇帝之死，却只能算得上一个“插曲”。紫禁城乱了一阵子，很快，醇亲王奕譞3岁多一点儿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湉，就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被抱进皇宫，立为光绪帝，两宫太后二次垂帘听政，一次政治交接就这样完成了。也就是在这样的交接中，中国“国无长君”的情况继续了下去，慈禧太后那拉氏再次把持了中国的权柄。李鸿章接到同治皇帝大薨的讯息之后，立即带兵进京——这是他作为直隶总督的份内之事。据李鸿章后来回忆：……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矿必须开采，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恭亲王），极陈铁路利益。邸（恭亲王）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乘间为两宫（太后）言，渠（恭亲王）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不过，此次进京，李鸿章还是争取到了慈禧的三次召见。李鸿章会不会抓紧这难得的时机，向那捉摸不定的女主人顺说建海军、停西征、开煤矿、架电报、修铁路、设洋学等等主张？也许有过，也许李鸿章的苦心进言真的打动了慈禧这个铁腕女人。但还是不要过高地估计这女人的才识和能力吧。要这个满脑子只有权欲的女人一下子弄清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是要求太高了。也许慈禧只是凭着宫廷角逐给予她的直接经验来盘算，来推测；也许那几次主臣相见，只是流流眼泪，拉拉家常，表表忠心——对于慈禧，臣子的忠心，远远比他的才智和他主张的正确性，更为重要。李鸿章的担心果非多余。清廷早在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的条陈交各位督抚详议的同时，就以左宗棠“留心洋务”，咨请他参加讨论。于是，围绕着“海防”还是“塞防”的问题，清廷中出现了两大阵营，各个政治势力重新组合。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中坚，除了沈葆桢、丁日昌、李瀚章、王凯泰等支持者外，又加入了山西巡抚鲍源深、河南巡抚钱鼎铭，内廷中醇亲王奕譞及刑部尚书崇实、刑部左侍郎黄珏、御史余上华等也加入到这一阵营之中，一时声势颇壮。而以左宗棠为中坚的“塞防派”，则有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湖南巡抚王文韶等的有力支持。这一派具代表性的理论是“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其实，从根本上说还是主张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优先解决西北塞防问题，以收“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之功。性如烈火的左宗棠针对李鸿章关于停撤西北塞防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虑，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李鸿章针锋相对，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者。”主张停塞防之饷，“均做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运饷，有不穷困颠蹶者？”从战略上考虑，解决新疆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具备了一定的时机与条件。从更长远的战略看，海军的建设同样不可待之来日。左宗棠的理论清晰而又现实，李鸿章的主张之所以显得有些含糊，关键在于他还差一步，才能发现一个真理——一个国家建立海军，绝不只是不让外国的兵船炮舰打破海上边疆的宁静。海军的舰船，可以拉动一个农业国走出传统，走向近代，可以带来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这接近真理的一步，李鸿章辈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跨越的。（而此时，日本，却似乎弄明白了这个道理。比同治皇帝健康得多也聪明得多的日本明治天皇，正努力把他的岛国拴在近代化军舰上，让他的海军把日本拖向强大与富足。）《龙旗》 第一章 《龙旗》 激战紫禁城(4)正当此时，另一股政治逆流经过多日的酝酿和等待，终于耐不住性子涌流而来。如果说“海防论”和“塞防论”只是夹带“湘”与“淮”、左与李两派历史恩怨的、不同的国防观点之争，那么，新荡起来的这股子逆流，则完全是以“清议”自居的封建统治阶级顽固派对“自强”运动的挑战。首先跳出来的是礼亲王世铎。这位礼亲王，是个为人贪鄙、昏庸、顽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间授内阁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日后把持军机处多年，直到宣统三年才退出政治舞台。关于他的昏聩，清末人陈赣一有过这样的记载：清礼亲王世铎，年迈昏庸，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自欧洲游历归国者。世铎见面，问之曰：“洋鬼子国亦下雪否？”诸子侄皆掩口胡卢，对曰：“中外同一天地，风霜雨雪一也。”世铎默然。一个连外国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爷，在中国政坛却常常游刃有余，充满政治智慧。你看世铎向慈禧太后递的这道折子，不是足以显示其“滑头”的水平吗？折子中，世铎先是试探慈禧太后的口风，虚言了几句“洋枪炮、水炮台、水雷还是要买的呀”，然后，话音一转，提出问题：“那铁甲船不是很大很重吗，买了它停在哪儿呢？再说每艘要几百万银子，也太贵了。要不还是别急，就让李鸿章、沈葆桢先去考察考察，回来研究研究再说吧。”礼亲王的折子是一个信号，它告诉那些多日恨恨不语的嘴巴：该说的我可带头说了，就看你们的了。急不可耐的通政使于凌辰，涨红着一张卫道的面孔也跳了出来，高叫：“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需要的绝不是花银子建什么劳什子海军，而是应该像老祖宗定的那样，“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师洋人机巧”。接着，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奏折更是充满着谩骂：“造兵轮撤艇船（指旧式水师舰船），名为设防，实为撤防。丁日昌如此谋国，不知是何居心？”甚至咒骂丁日昌为卖身洋人的“丁鬼奴”。如果反对派的奏折内容仅止于此，李鸿章完全可以坦然相对。他自出道儿以来，就从没有怕过让人背后骂娘。可是很快，他发现他的对手并不简单，他们的言论绕过了建不建海军、怎么建海军的具体问题，而直接指向了要害——你李鸿章建海军，是“以夷变夏”，背叛祖宗！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别看你摆出一副忧国忧民的忠臣像儿，说不定你还要“挟洋务以自重，恃洋器而自雄”，想拥兵自重，当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白脸儿曹操吧！“上纲上线”，抓你的“政治倾向”，戴帽子、打棍子，给你“定性”，总之，必欲置你于死地而后快。今日的中国人倒是真应该看看当年那些冠冕堂皇的卫道文章：——制机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窃恐天下皆将谓国家礼义廉耻为无用，以洋学为难能，而人心因之解体，其从而习之者必皆无耻之人，洋器虽精，谁与国家共缓争哉？——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敌之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为所愚弄……事事师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亲上之民心也。——（中国依然应该）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尧舜周孔之道，欲人诵经史，明大义，以敦君臣父子之伦也。人若不明大义，虽机警多智，可以富国强兵，或恐不利于社稷。没有人怀疑这些“枪手”的真诚。天心难测，他们斗胆犯言，也是冒着摘顶子、掉乌纱，甚至丢性命的风险。然而，历史所看重的，常常只是主张的合理性，而不是微不足道的个体人格。李鸿章闻此言语，仰天喟然长叹：“尝苦有倡无和，以致冒险负谤。”当然，他不是无所准备，他的舆论机器也已启动，要来一次总反击。清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一切争论戛然而止。同治死后，宫中和老百姓间，照例禁绝了一切娱乐。所有昆曲高腔、皮黄梆子，一概停锣封箱。慈禧太后老佛爷也无心听“三庆班”程长庚的《群英会》和杨月楼的《阳平关》了。在把朝野内外围绕海军建设争执不休的活剧看了一个够之后，她老人家隔着珠帘对王公大臣们一甩宽大的袍袖，说：“准奏！”恭亲王连忙率诸王公大臣叩拜谢恩，口称：“皇上、皇太后圣明！”3岁的光绪皇帝被这声音吓了一跳，有些惊慌地望着御阶下起伏的一片红缨珊瑚顶和孔雀花翎，望着御座前的鎏金铜仙鹤嘴里袅袅而出的香烟，表情十分茫然。他还不谙人事，怎么能指望这个小娃娃像海那边的明治天皇一样，为建设一支国家海上力量而奔走？恭亲王一边谢恩，一边在心里嘀咕：“真的准了？大清国终于要认真办海军了？”真的“准了”！清廷发出上谕：《龙旗》 第一章 《龙旗》 激战紫禁城(5)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为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施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确实“准奏”了。同时，朝廷对恭亲王等关于“限于财力，请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的建议，及裁汰旧式水师，派员出洋学习，添置雷炮诸械，购买铁甲战舰等具体措施，予以“一揽子”批准。决断，自“海防大筹议”开始之日算起，拖了半年之久。但决断一旦做出，还是令人感到突然。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开始，人们因为陌生，因为无法从落满尘埃的前朝史书和烂熟于心的子曰诗云中找到它的出处，而有理由为之感到突然。决断，毕竟是决断。但是，它除了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巨大的叹号之外，还牵引出了一团类似“十万个为什么”的疑云。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能够称为“近代海军”而不是传统水师的舰队，目前还漂浮在这片疑云的深处。中国真的需要一支海军吗？中国这支近代舰队究竟应该怎么建？中国建立这样一支舰队后它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对手究竟是谁？中国社会做好拥有一支近代海军的准备了吗？中国知道一支近代海军会给整个社会的进程带来什么影响吗？而此时，日本人在干什么？这似乎是惟一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答案的问题。1874年12月3日，侵台的日军统帅西乡从道强撑病体，阴沉着脸，登上撤出台湾的日军军舰。汽笛声起，轮机鼓浪，台湾，越来越远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可以想象战争狂人西乡从道当时的心情。他必须承认，此次出兵，既没有为日本捞到预计的好处，也没有给西乡家族增加什么荣誉。西乡明白，他不是败于中国的军队，而是败于一个老奸巨猾的未曾谋面的对手——李鸿章，为此，他有理由恨李鸿章如仇敌。有趣的是，数年后，西乡家族最终发动叛乱，与日本天皇的政府军发生激战。李鸿章“及时”而又“慷慨”地给了天皇军队十万发子弹的援助。这十万子弹，通过天皇军队的步枪，全部射向了西乡家族及其追随者的肉体。西乡从道没有直接参加叛乱，但他把对李鸿章的一腔痛恨、几次冤仇通通埋藏起来，二十年后——中日决战的甲午年，他出任日本海军大臣。让我们撂下恼怒的西乡，再去看看明治天皇吧。比起西乡，明治天皇自然要高明得多，也冷静、客观得多。表面上看，明治天皇似乎坦然地接受了自台湾撤军的这一事实。还有什么可不满的？派兵打了人家，人家还给了银子。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庞然大物般的中国，在他的刺刀面前不得不坐下来进行外交交涉，还没挣足面子吗？但是，明治天皇和他野心勃勃的臣子们，从一开始，想索要的就不是什么“面子”。在内心深处，明治天皇甚至深深地感到了“耻辱”。他必须承认，他在亚洲、在世界上，说一不二的那一天还没有来到——承认这个结论令他感到万分屈辱，尽管他独立寒阶仰望天外时，已似乎听到了那一天朝他走来的“嗒嗒”木屐之声。为此，他在海那边的对手忙于改朝换代、陷于纷纷廷议的时候，已开始着手准备迎接“旭日照临富士圣岳”的时刻了。1875年5月2日，日本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新式军舰，这三艘军舰，日后全部参加了甲午年的对华海战。其中“扶桑”号是甲午战争前日本惟一的一艘铁甲舰。引进上述三舰的同时，日本还在国内开始建造三艘军舰。1875年7月14日，日本内务大臣松田道之在琉球宣布：禁止琉球向中国进贡称藩，命琉球奉行日本的明治年号，遵行日本法律制度，允许日本驻军。1875年，日本为积极发展海军，开始大力培养海军人才，并于是年组织海军兵学校毕业生乘“筑波”号军舰远航实习，一直航行到大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和夏威夷。1875年9月20日，日本军舰“出云”号到朝鲜江华岛附近“测量海口”。日本水兵未经朝方许可，乘小艇登岸索取淡水。朝鲜以日本侵略领水，命江华岛炮台发炮警告，日舰立即开火还击，并于次日派兵登陆，攻占炮台，造成“江华岛事件”。这一切，全都发生在1875年，发生在大清国鼎定国是的纷扰和无穷的内耗中。日本，似乎说干就干，并且一开始就步步向中国逼近。《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怎样变成螃蟹的(1)第二章东亚长夜牡蛎是怎样变成螃蟹的1972年的郭沫若，有《沁园春》一首，其中有言：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笔者是很尊敬郭沫若先生的。但也觉得：做诗人，而又陷入政治漩涡，往往会丧失独立的精神格律，那时候就真是啥都敢写了——就是瞧着怎么都不像是真的。中国和日本，说有“两千年友谊”，那是真的。说“情比肺肝，形同唇齿”，那是扯淡。从古到今，在国家关系上，有过“唇亡齿寒”的战略思考，哪有过“肺肝相连”、恋人般无条件的倾心相属？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日两国友谊过也战争过。有时候友谊得挺甜蜜，比如唐朝时两国知识界、宗教界人士的学问相砥，诗酒唱和；有时候战斗得很激烈，比如元朝皇帝两次派出庞大舰队跨海征过日本，而明朝中期日本倭寇也在东南沿海给中国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假如真的放眼“两千年”，则更多的时候，中日两国基本上是谁也顾不上谁。一道大海，隔在中间，在海途难通的时代，中国和日本的目光，都不是世界的。人们干吗要因为那个遥隔大海的异国，而困扰自己呢？日本人向来就认为自己是主掌“高天原”的“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子孙。在日本神道教语汇中，“日本”，就是“日出之国”。天无二日！东亚的天空上，毕竟只能有一个太阳。当“天有二日”的时候，两个太阳之间，就必然潜伏着一番较量。只不过，这两颗自尊自负的太阳互相正面冲撞之前，东亚的大海上来了一群驾着机器轮船军舰的欧洲人。在欧洲人的眼里，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是不起眼儿的“二等星球”。幕末时代日本的典型形象。右立者就是日后参与明治维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等要职的日本政客伊藤博文中国久久封闭于长城与海洋基线之内。建筑在内陆农耕文明基石上的庞大帝国，其强大和稳定就赖于自我的封闭。而日本呢？一个叫做戴维·贝尔加米尼的美国人，在考察了日本历史之后，形象地说：这个日本国，看上去活像一只牡蛎。这，是个十分绝妙的比喻。牡蛎时时对外界保持着警惕，它的壳，大多数时间中是紧紧合并着的。在紧闭的空间内，牡蛎精心滋养着自己独特的自尊。而当西方的传教士和海盗商人，打算用大炮撬开它的壳子时，它除了做出强烈的“避害反应”外，还猛然间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只张牙舞爪的螃蟹。这里，不存在什么“妖魔化”的问题。让我们平心静气地从头儿阅读一下“牡蛎变螃蟹”的日本童话吧，它不但可以帮我们认识日本，还像有点儿变形了的镜子一样，能映照出昨天的中国。在6世纪或更早，日本人从见多识广的海盗嘴里听说了一个消息——在比中国更远的地方，还生活着一群白肤而多毛的“夷人”。在这幅1860年前后的日本木刻作品中，可以看到初来日本的美国军舰和惊恐的日本人15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冒险家和商人乘船来到日本。主人和客人之间，很快就感到了彼此交往中的别扭甚至厌恶。西方人说：日本人操着“魔鬼秘密集会时所用的晦涩语言”；日本人说西方人是一群披着人皮的妖怪，让他们的臭脚踏上天照大神圣洁的土地，会玷污、激怒神灵。《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怎样变成螃蟹的(2)于是日本给自己的国家打造了一把坚实的铁锁。它禁绝民间与西方人的一切往来，先前一不留神传入日本的基督教，也遭到了严厉的封杀，50万日本基督教徒被迫放弃信仰，据说基督教信徒集中的茨岛曾遭洗劫，异教的男女老少被斩尽杀绝。幕府的将军们还坚决地禁止日本船厂造远洋大船，如果哪个日本人胆敢私自出洋，回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脑袋搬家！当然，外国有些好玩意儿，日本的王室和幕府将军们还是挺喜欢的。为了满足猎奇的心思，日本曾破例准许荷兰人在长崎的出岛建立了贸易货栈。但请想象一下当时出岛的这幅景象吧——这边，几个西洋人正在日本士兵的逼迫之下，践踏一块木板，板上绘着圣母玛丽亚画像和神圣的十字架——这种仪式名叫“踏绘”，据说可以洗涤异教的邪祟，实际上是满足日本人对西方信仰的践踏欲；那边，几个西洋人跪在地上，捧着幕府将军臭气熏天的脚，谦卑地行着亲吻礼；远处，西洋商人正装扮成小丑的样子，给日本武士表演各种各样的科学戏法和滑稽戏。看戏法的日本人虽然各个腰挂一长一短两把倭刀，却揣着双手嘻嘻哈哈笑个不停——他们没必要紧张戒备，在他们眼里，西方人都是些初具人型的怪物，和会演杂耍儿的猴子差不多。一边是病态的排外，一边是难以置信的自高自大和愚昧。锁国之初，日本年产火器五千余件。由于幕府的限制政策，不久就只能生产二百来件了。而这些火器不再是国防的物资，而成了武士密室中的装饰物。有几次外国船来到，那时真是热闹：老百姓认为当年中国元朝皇帝两次派舰队攻打日本，都是因为“天降神风”，吹翻了中国舰队，日本才免于灾难的。于是，他们忙着焚香，祈祷上苍再次降下“神风”，把洋鬼子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幕府将军的军队则忙着挥舞油漆刷子，把炮台上那些生锈的大炮油饰一新。这些大炮都是1640年前的古董，据说每七年才打上一发，打炮时炮手们提心吊胆，害怕大炮自己炸裂，为此，炮手们只好用一枝长竹竿缚上火绳，躲得远远的引火放炮。1808年，一只英国军舰因追击荷兰船只而来到日本的长崎。被漫长而枯燥的航途折磨苦了的英国水手，一进入海港后就盯上了那些涂着厚厚脂粉的日本妓女，把她们当成了伦敦街头暗夜中的“露西”或者“琼妮”。当水手们兴致勃勃赶到妓院的时候，等待他们的不是异国风味的女人，而是日本武士的长刀短棍。英国水手被打得狼狈而逃。但此事中，最倒霉的并不是英国人，而是日本长崎的“奉行”（相当于市长），他因为对英国的不速之客的到来有失察之罪，不得不引咎拔出他的长刀自杀，以向天皇谢罪。1825年，针对港外日益增多的外国捕鲸船，日本人颁布了一项十分简明的法令：一旦夷船出现，先射击，后盘问！日本关起门来自尊自大的好日子，一直过到了19世纪40年代。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炮声传到了日本，日本天皇和幕府将军都吓了一跳——中国？它不是很强大吗？怎么竟如此的不堪一击？这些收拾了大清国铁骑的英国兵究竟是人还是恶魔？中国败得这样突然、这样惨，日本又会怎么样呢？没等日本做出明确的决策，西洋人就来叩关了。1844年，美国“曼哈顿”号捕鲸船在太平洋上捞起一群日本遇难渔民。船长库帕以此为由，想来看看这个神秘的日本国。这次日本人的脾气倒是出奇的好，他们给了库帕船长几句感谢的话和一道警告——以后可不许再来了。《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怎样变成螃蟹的(3)美国人可不是良善之辈。“曼哈顿”号走的第二年——1846年，美海军提督詹姆斯·比德尔，就率三艘军舰强行进入了日本的江户湾。詹姆斯提出：要和日本政府展开外交对话，他提出的要求中，最核心的一条是：美国要向日本派驻领事。日本根本不予理睬。是不懂国际交往的规矩，还是不知道如何作答，谁也弄不明白。那是个大雾的早晨，睡梦中的詹姆斯提督被一串呼叫吵醒。他跑上甲板，但见从浓雾紧锁的海港内，划来无数只小船，船上站满了头戴宽边草帽、手持利斧长刀的日本士兵。美国水兵吓了一跳，他们先是好奇地聚在船舷旁看热闹，然后就害怕起来。因为他们看清了，这些日本士兵是来找麻烦的。“砰——”“砰——”美国水兵鸣枪警告。可这些日本士兵不听那一套，他们继续前进，直达美国军舰，然后奋不顾身地爬上美国军舰的船舷，挥动刀斧，砍断船上的缆绳锚链。之后，日本人动用无数只划桨舢板，像《格列佛游记》中的小矮人似的，把高大的美国军舰一直拖出了港湾。美国人就此认识了日本。1853年，美国驻东印度、中国、日本海地区司令马修·佩里，带着他的舰队来了。佩里舰队共有四艘军舰，其中两艘是帆船军舰，两艘是明轮机械军舰。舰队驶向日本，7月8日，瞭望塔上的年轻水手向佩里报告：“长官，我已经看到了富士山。”马修·佩里五十多岁，是个沉默寡言的美国人。此刻，他正活动着那被风湿病折磨的双腿。听到水兵的报告，他紧抿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在日本手工匠人忙于为幕府将军制造佩刀和折扇的时候，世界已进入了蒸汽时代。列强正在瓜分着地球，海外领地的占领权之争空前激烈。美国人的步调多少晚了一点，他们明白：要想在东亚站住脚，和英、法共享这“上帝赐予的宴席”，就必须打开日本的国门。因为日本可以做他的港口，可以为其舰队提供视同生命的煤、淡水和食物。美国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在议会上叫喊着：“我们的舰队应当马上开往日本，海洋汽船运输最后一个环节得以解决的时刻快要来到了。”佩里，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来。面对佩里庞大的舰队，面对高大的军舰和军舰上那些黑洞洞的炮口，日本人真真切切地感到了恐慌。日本人当时是这样记载的：在江户这个百多万人口的城市的所有街道上，战马驰骋，武士吆喝，车声辚辚，救火队员列队行进，警钟齐鸣不已。妇孺凄厉哭喊，全城一片混乱。美国人打来的消息不胫而走。这一夜，典当商和放债人忙着给想逃到乡下的富裕人家兑换现金。前哨军队不断放飞信鸽，把消息传递给京都的天皇。清爽的晚风中，佩里的舰队在江户的港湾下锚。日本人故伎重演，用划桨护卫艇团团包围了佩里的军舰。有哮喘病的佩里，颤抖着他的双下巴，气喘吁吁地命令他的水兵：“使劲摇晃缆绳，不要让这些日本人爬上甲板！”对峙良久，日本人终于决定向那些可怕的军舰让步。一个政府官员乘一艘挂着黑白条三角旗的小船而来，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高喊：“我会说荷兰话！”《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怎样变成螃蟹的(4)日本人第一次同意和美国人进行外交谈判了。但是，围绕着会谈的具体安排和议程，双方进行了十分艰苦的磋商。这几天中，岸上的日本人忙得不亦乐乎。赤着上身的男人扛来了好多竹席竹竿，在岸上简陋的海防工事前搭起遮篷，以免被美国人洞悉出虚实。寺院里的钟声彻夜不停，不祥的警告像夜鸟不安地鸣叫。许多年老的妇女聚在神社中，她们拍着巴掌向神灵祈祷，希望“神风”重新从天而降，把美国的舰队吞没。每天清晨，成群的日本空手道和剑道高手，就会蜂拥到码头上，他们身穿竹木做成、涂着黑红油漆的甲胄，手持木制的刀剑，“嘿嘿”地叫喊着，操练那充满东方神秘色彩的攻防之技，似乎是要恐吓不远处的美国军舰。人群中，还有些人神情显得格外严峻和诡秘，他们是幕府将军雇用的画家，现在，他们藏在岸边的草房子后面，正偷偷地用画笔画下美舰的外观和一切可以描画的细节，以供天皇和他的臣子研究。据说这些图画日后不知怎么流传到到了在江户的大街上，居然还能卖出很高的价钱。日本人同意和美国人谈判了。但是，对会谈地点和场所，日本人做了精心的设计：会谈将在一座临时搭建的亭子里举行，亭子就建在码头边上，挂着一层层紫罗兰色的丝质幔帐，帷帘上装饰着一串串粉、蓝、白色的垂花流苏，表面上看像是一个大神龛，实际上亭子的地板下边被挖空了，里面藏了十名精心挑选的武士。这些剑道高手各个身怀绝技，他们的任务非常明确：一旦外国人有不轨行为，主持谈判的官员会像戏台上那样摔杯为号。听到杯子的碎裂声，武士们就可以一跃而出，刀砍斧剁，让这些外国恶鬼血溅五尺！这一招，好像是向中国的鸿门宴学的。佩里舰队同样紧张。他们不知道日本人会怎么“招待”自己。在确定谁跟随佩里上岸谈判的时候，舰队遇到了麻烦，谁也不主动承担这“和魔鬼做交易”的任务。最后，佩里只好命令水手们抓阄，决定谁跟随自己上岸。没有抓到阄的水手也别闲着，赶快擦拭大炮，准备炮弹，一旦谈判破裂或司令官的生命受到威胁，就立即开炮。7月14日，美国舰队靠近海岸。这天，本来就很重视仪表的佩里司令官，好好打扮了一下自己。他身穿领子上绣着金线的蓝色海军制服，头戴有羽饰的海军三角帽，挎着手枪战剑，足蹬黑亮的皮靴，心情忐忑地踏上了日本神秘的土地。他抬眼望去，只见绵延数英里的海岸上，无数日本武士已经列队成行，他们顶着马鬃做成的齐肩假发，身穿用皮子和菱形铁片制成的古式甲胄，头戴装饰着月牙儿的头盔，手摇绿、蓝、粉色藩旗，腰间饰有宝石的长刀在日光照耀之下闪闪发光。在他们的身后，无数竹竿挑起的幔帐遮蔽着简陋的民房，不知里面藏着穷困的老百姓还是刀斧手。而幔帐上面，则绘有各藩武士杀气腾腾的挑战书。当佩里出现在码头上时，武士的马队中发出了一阵愤怒的骚动，璎珞满身的战马刨着蹄子，彩云般向佩里压来。佩里有些心惊，但想起身后那些弹已上膛的舰炮，不觉胆气稍壮。他对紧跟其左右的两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士兵挥挥手，就迈步向前。300名美国士兵平端着压好子弹的刺刀枪，踏着《欢呼，哥伦比亚》的军乐鼓点，咣叽咣叽地走上码头。其实，这次日本历史上有名的会谈本身平淡无奇。佩里向日本当地长官递交了要求日本开放港口、准许通商和派驻领事的国书，日本官员宣读了政府的答词，答词除向佩里表示，此次破例准许美国军舰前来递交国书已是给了佩里好大的面子之外，还明确告诉佩里：“文书已经接纳，故你们可以离此返航。”佩里被激怒了。他递交的国书中的任何要求，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这在美洲和东南亚，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连他想上街瞧瞧的要求也被日方驳回，这令他大丢面子。于是，他朝日本官员扔下一句狠话：你们的皇帝必须回答我们的请求！我明年还来，而且我要带更加庞大的舰队来！佩里知道日本人对他的军舰十分惧怕，所以临驶离日本之前，他特意命令自己的舰队在江户内港游弋示威，鼓轮转炮，张牙舞爪，很久才去。《龙旗》 第二章（上） 《龙旗》 怎样变成螃蟹的(5)美国舰队的到来，使日本政府感到了危机的临近。幕府当局不得已向59名大藩主征询意见。有的藩主表示不妥协、不开港，为此不惜一战；有的藩主主张“以静制动”，坐观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