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留下的照片不多，但有一幅，恰恰是此前不久他在天津视察新式军械时的留影。照片中，李鸿章身穿短短的箭袖青褂，紧紧地打着绑腿，腰里是巴掌宽的生牛皮带，肩头斜背着一只西洋新式手枪。他一手插腰，站立在一门火炮的后面，正在向身边的洋教习训话。当时的李鸿章，一米八零（英人目测为5英尺11英寸）的身板儿是挺直的，他黑发短髭，消瘦的面庞上深纹重痕，没有一点儿赘肉，满是精悍之气。那一双眼睛更是时时闪烁着锐利的冷光，足以令他的部下乃至身边的洋人不寒而栗。而有时，他又会对轿夫们吆喝：“他妈的，前边不是某尚书的轿子吗？爷们儿几个脚底下快点儿！给咱超过它！”《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走近主角(2)这个短衣束带、满脸精悍之气的男人，就是盛年的李鸿章。此时，他正在大沽口观看军事演习清人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记录了一段真事儿：文忠（李鸿章）平江浙之时，尝偕幕友督率水师进攻。自坐长龙舢板，幕友三四，环列左右……俄而红旗报捷，则嘉兴下矣。文忠立撤杯盏，援笔拟疏，历叙诸将勋劳。幕友中有杨姓者，工小楷。文忠拍其肩曰：“伙计，咱们来吧！”杨立于几侧，一挥而就。自起稿至拜发，捻指之间耳。数十年的戎马生涯和宦海沉浮锤炼了这个人，使他的身上既洋溢着枭雄的凶顽狡诈，又充满了政客的阴鸷老辣；既蕴涵着政治家的现实与机警，又闪现着学问家的睿智与清醒；既会像一个“老兵油子”那样随意骂街吐痰，又会像一个饱学之士那样满口锦绣文章。否则，他如何能以一介寒儒起于乱世，一手创建并统驭大清国最精锐的淮军劲旅？如何能成为咸同年间取代曾国藩、压倒左宗棠的国中第一人呢？我们其实并不是要做什么“翻案文章”。也绝不是为了惊世骇俗而故意颠覆人们对李鸿章的印象。我们宁愿真实地叙述历史而把道德评判的任务留给读者。为此，我们反复研读了那些关于李鸿章的论述，走过了天津、上海，甚至他的家乡安徽合肥。然而，历史总是被层层密密的迷雾掩盖。穿行在这历史的迷雾中，我们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路标”。那“路标”上写着如下的字样：刽子手！卖国贼！误国者！大汉奸！野心家！乱世之奸雄！东方俾斯麦！同光中兴之名臣！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运动倡导者！旧时代失败的裱糊匠！中国第一流紧要人物！中国近代工业和近代军事的创建者！第一个用“西洋照骨术”——X光——检查身体的中国人！……面对这些评价，面对眼前那些老照片，面对这个有点儿“匪气”、“蛮气”和“霸气”的男人，我们不知是越来越接近他，还是越来越远离他。但他毕竟是这出长剧的真正主角。离开他，不要说这部书，就是中国近代史也无法书写。此即梁启超所谓：读中国近代史者，势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者，亦势不得不手中国近代史。因此，对于李鸿章的来路，我们只有从头说起。在中国，封建文人的追求似可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做官。十年寒窗，为的就是一朝金榜题名，有一部分人的追求终止于此。其二，是做大官。官场争逐，尔虞我诈，血雨腥风，为的就是你下我上，你退我进，踩着别人的肩膀进入权力的中心，多数人的生命在这种角逐中或闪光或暗淡。其三，是做强国的大官，只有极少数人以此为目标。李鸿章属于后者。1847年，年仅24岁的安徽青年李鸿章进京赶考，路上，他一口气儿写下九首意气风发又显露出急不可耐之情的诗——《入都》，其中写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走近主角(3)论诗，确实说不上什么特别的精彩；论雄心和抱负，李鸿章在当时人物中的确是突出的。这一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他中二甲三十六名进士，朝考点庶吉士，入翰林院教习；三年苦读后，散馆考试成绩优良。但按常例，他只在翰林院充任了一个“编修”。正七品，按今天的话说，顶大也就是个“县团级”，或者是“中直机关”里一个“正处级”秘书、副研究员而已，岁俸四十五两银子，四十五斛米，又不像地方官儿那样有地皮可供搜刮，日子过得很有些不咸不淡。翰林院，在当时是无数读书人景仰和向往的地方，就是在今天人们的想象中，它也很了不起。清代的翰林院，准确地点在天安门和大清门中间长长的甬道东侧。按今天的位置说，应该是在国家博物馆以东公安部院内。它的西面，由北向南排列着两排衙门：最西边一排分别是宗人府、吏部、户部和礼部；再往东，则是兵部、工部、鸿胪寺和太医院。大清朝的翰林们就聚集在这座并不富丽奢华的院落中。这是大清王朝中处境独特的一个人物群落——紫禁城的风雨晴晦虽近在咫尺，可触可见，时时诱发人们欲侧身其间的幻想；而实际上，他们又与皇帝的丹墀遥隔重霄。距离大清朝权力的中心如此之近，却可望而不可即，要想“身入凤池”，侧身庙堂，指点江山，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这段看似很短实则很长的距离令人茫然、气馁。也有不少幸运者一朝时来运转，从翰林院出发，最终封侯拜相，位极人臣；而更多的人却是在案牍中将满头的青丝熬成白发，削肩拱背，满面苍黄，一辈子劳形案牍，与霉味儿呛鼻子的书册文告为伍，终生不得显达。天子脚下官卑职冷的岁月中，李鸿章的业余时间，几乎全是在闲逛琉璃厂中消磨的。但是，他没有丧失信心，他在耐心地等待着机会。不久，太平天国的风暴席卷大江南北。李鸿章终于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于咸丰三年毅然出京，回原籍合肥办团练，对抗太平军，不久就积功升为四品道员。此后，他入曾国藩幕中，参赞军务，磨砺爪牙。他及时地抓住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返回故乡创建淮军，挥兵解上海之围，略定淞沪，终于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成为拥有淮军这一巨大政治资本的实力派人物。李鸿章此后的政治生涯一路顺风，在平“捻军”和办“洋务”中，他的政治实力日渐强大，最终“以淮代湘”，超越、取代了他的老师曾国藩的地位。他甚至看不起他的老师曾国藩，不愿意像他老师那样刻意地很有些做作地坚持什么“内圣外王”，忌惮什么“功高震主”，充当什么“道德完人”，秉承什么“功成身退”。他虽然深谙仕宦风波的险恶，但仍旧敢揽事儿，不怕事儿，不避嫌，一味朝前。他真真实实地追求成功的结果，对于同僚的妒忌和天下人的“谤毁”，他自知无法避免，也就无所顾忌。他培植起庞大的淮系政治集团，造就了精锐的淮军。他主持兴办洋务，出任大清国最重要的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他惨淡经营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成为他事业蒸蒸日上的基础和地位扶摇云霄的翅膀。李鸿章没有满足。他的目光所及，已经远远不只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呼风唤雨的天津，而是大清国权力中心的中心。同时，他也在用他特有的眼神注视着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世界。做一个强大帝国君主之下第一名臣的美好图画，似乎愈渐分明。为此，他在等待，也在焦虑……一串匆匆的脚步声，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他的儿子李经方。李经方略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呼吸，便向父亲报告了他得来的消息。他说：“父亲，京城的事情儿子已经打听清楚了。自打日本用兵台湾事起，京城是真的热闹了。日前，英国公使威妥玛致函总理衙门，询问日本人窥视台湾的事儿。此后，又有法国公使派翻译德微理亚、西班牙公使丁美露闹到总理衙门探询，连总税务司赫德先生也去打听了情况。总理衙门对此事似并不知道根底，目前又无决策，还在犹疑彷徨，对外国公使的询问自然无以相告，只好支吾搪塞罢了。”李鸿章脸色阴沉不定，沉吟片刻，问：“日本人，那个叫什么西乡从道的，几天前就给闽浙总督李鹤年发了照会，声言要带兵入台，惩戒台湾生番，难道这么大的事情他李鹤年至今还没向总署呈报？”李经方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日本人的照会和附片的确早递到李大人手中了，可无论是李大人还是总理衙门，似乎都未闻警而动。”他叹了口气，一边揣度着父亲的心思一边说：“去年，父亲主持与日本签了《中日修好条规》，谁想今年日本就背信弃义，这将把父亲置于何地？西乡从道的照会言辞十分狡诈猖狂，他日本侵我台湾，反说什么：‘本国稔知贵国钤全我民之意厚且至也，我国政府感谢奚似。而彼土蕃反是，害我人民，如此，为民父母岂忍默然？’似乎道理反在他们。还说，‘故本中将虽云率兵而往，惟备土蕃一味悍暴，或敢抗抵来使，从而加害，不得已则稍示膺呈之势耳。’甚至要求我们：‘倘有生番偶被我民追赶，走入台湾府县境内潜匿者，烦请地方随即捕交我兵屯营。’难道这生番所居之区，就不是我大清朝的府县辖地了吗？”李经方提到的和日本定约，的确是李鸿章的一块心病。他恨恨地说：“日人生性狡诈，本不足怪。所未料者，一是来之过速，去年换约，今年寻衅，殊为可恶。二是朝中大员竟如此懵懂混沌，不能办事，大清天下，如何能靠他们？！”李经方给父亲点燃那杆五尺长的湘妃竹玉嘴儿烟袋，问：“今日之事，父亲以为如何处措才好？”李鸿章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儿子毕竟涉世未深，能从小伴他共历忧患，已属不易了。他吐一口浓浓的烟雾，反问李经方：“你可知我为何去年力主与日本立约？”《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走近主角(4)李经方答：“父亲教导过儿子，‘日本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李鸿章淡淡一笑：“日人心计，逃不出我之所料。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励精图治，其志本不在小。特别是其国其民，性凶智狡，又心机巧慧，工于阴计。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生出与英、法相雄长的野心。为父早已不对日本多存幻想了。其所以与日暂定和约，实在是因为……”李经方接口道：“儿子知道了，中日之争，只在早晚，而父亲所虑，必是我大清兵备不足，所以才与日人曲意周旋吧。”李鸿章微微叹了口气，儿子的话说中了他的心事：“若论钳制日本，首推海军。我早说过，中国有海军之强，为日本所惧，则日本将附丽于我；我无海军，无以自立，则日人必效尤西方列强，成我中国枕畔之大患。其害恐怕更甚于西人！”李经方焦急地问：“那么，父亲可有良策了吗？”对儿子的提问，李鸿章仍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深思。去年与日本人换约，是他主持的。日本人如此反复无常，不给他面子，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不做出相应的表示，不但日本人会得陇望蜀，欺我畏缩；就是朝中那班政敌，也会借机群起，顿生是非，弹章非议，七嘴八舌，自然少不了，搞不好惹恼了皇上、太后，还会迁怒于他，这不得不防。可是……如今对日不再姑息羁縻，跨海用兵，朝廷到哪里去找一支足堪制敌的海军？没有海军，沿海各地又兵备未修，即使陆战能胜，海疆却难免弄得处处闻警。果真如此，西方诸国必会趁乱生衅，大局就难以控制了。作为在刀枪阵里滚爬了几十年的人，李鸿章知道什么是战争，也最知道实力对战争进程的影响。以日本那刚刚拼凑起来的十几艘船的海军和刚刚填饱肚子、学会放洋枪的陆军，也许还算不得“实力强劲”，可反观中国，不是更加虚有其表？近年来，朝野上下，“自强”之议，纷纷不停，又有几件事儿能真正落到实处？那些朝中大老、清流健将，平日除了一味逢迎上意，就是吟风弄月，百无用心，对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多相阻隔掣肘；一旦边警频仍，或蒙头蒙脑，支吾搪塞，或喧嚣发难，劾章满天飞。如此因循，就难怪蕞尔小国日本也来寻衅闹事了。……如此一局乱棋，该从何处着手，以求万全？自鸣钟“丁丁当当”响了五下，已是黎明时分了。李鸿章见儿子李经方仍侍立在一旁，便对他吩咐道：“你去把薛叔耘（福成）、周玉山（馥）等人请来。”李经方应声出门，旋又转身回来。迎着父亲不解的目光，他答道：“几位先生早已等在门外了。”李鸿章起身推门，阶下早站满了他的一干足智多谋的幕僚。他心中一宽——毕竟是我幕中之人，哪怕是一个区区文案，也强似军机处那些“禄虫”。多少年来，李鸿章在创建淮军、培植自己的势力的同时，也一直没忘了网络天下干才。他自己当年就是以曾国藩的幕僚起家的，因此，他成为一方封疆大吏的过程中，也格外重视充实自己的幕僚队伍。冯桂芬、郭松焘、丁日昌、薛福成、周馥、马建忠等著名人物，都曾是李鸿章幕中的得力助手。每当事态严重、颇感举棋难定的时候，李鸿章总是要听听他们的意见。一阵晨风吹来，彻夜苦思的疲倦似乎已随风而去。混乱芜杂的局面中，李鸿章显示了他的“权变”之能，他已在这局乱棋里，看出了辗转腾挪的一线“光明”。他坚信：趁现在日本羽翼尚未丰满，并不用与之争强。只需阴遣强兵相钳制，阳请西人相调停，自可使日本知难而退，消战祸于无形。若能如此，中国小有让步，亦不为不可。而一旦台事平定，他就可借朝野愤愤不平之议，因势利导，将久拖未决的创建海军一事，提到大清国的议事要务之中。“果能如此，则天下事尽入老夫掌握之中了！”他的眼前似乎真的出现了一支铁甲舰队，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支舰队不仅属于大清国，也如同淮军一样，属于他——李鸿章。这样的机遇，李鸿章不会放过。几天后，军机处接到了一份奏报：所有东洋兴兵打台湾生番地方之事，连日议论纷纷。顷由长崎信来，知日本派柄川宫总督其事，李仙德参议。李仙德即去年随副岛来过，本美国人，曾任福建领事，会说台湾话。外国新报一万五千人，究竟兵数，不知实在。花旗公司船名牛也克，装三千人，云为日本雇装兵丁前往。共去五个船：两个兵船，由日本而去；一个兵船，日本派驻烟台调去；两个商船，西人之船雇去。但四五千之数，有多无少。《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走近主角(5)这是清廷接到的第一份准确战报。发来此报的，不是邻近台湾的南方沿海各省督抚，也不是对台湾有守土之责的闽浙官吏，而是来自天津，来自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战争已迫在眉睫，清政府手足无措。李鸿章不只是首先电寄情报，而且第一个拿出了对策。按照李鸿章的构想，首先，要对日本提出照会，问其何以背信弃义，乱开兵衅，晓以大义，令其知难而退。其二，要告之各国，请予公评。特别是对美国，务求其限制李仙德行为，并不准美船为日本运兵。其三，应调集沿海各督抚制下各船，委派能干大员，率兵入台，以应其变。更为重要的是，在边衅汹汹之际，满朝文武都在震惊恼恨，都在谈论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时，只有他李鸿章，借此机会，不失时机地率先提出要彻底消弭战祸，守固海防，必须购铁舰、练水师、建海军——这既是一种切中肯綮的分析，也是他李鸿章孜孜以求的目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依李鸿章之策，于1874年5月11日（旧历四月二十六日）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照会。但不知这份照会出自哪个“高人”之手，起草者写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废话，一会儿回顾去年中日如何“永修盟好”，一会儿又搬出《礼记》引经据典，既软弱，又言不及义，它根本没有引起日方重视，以至到9月间日方才予以复照。倒是李鸿章关于吁请各国“公议”的建议，拨动了视中国为禁脔的欧美列强贪婪而又敏感的神经。俄国、意大利、西班牙出于其自身在华利益和亚洲政策的通盘考虑，向日本提出质问。美国公使平安也向日方提出抗议，不准日本雇用美船运兵，并声言要逮捕协助日本进兵台湾的美国人李仙德。日本这只既凶恶又底气不足的“虱子”，此刻也从最初的乐观与狂热中清醒了。日本内阁于4月19日做出重大决定：进兵台湾延期。然而，战争之车并未从此刹闸。因为，在日本长崎统带日本远征军跃跃欲试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战争狂人西乡从道。自从“征韩论”失败，兄长西乡隆盛被迫与萨摩派140余名军官一起辞职，西乡从道就憋着一口气。当天皇将征讨台湾的重任委派给他时，西乡从道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感谢天皇圣恩，皓如日月；更庆幸得到机会，可以用中国人的血洗刷西乡家族的名誉。他不止一次地用中国丝绸擦拭他的战刀，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像一头柙中的恶虎，在光滑的桧木回廊中来回巡梭。京都传来的停止进兵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西乡从道无法从他的战争之梦中清醒，他不能接受这大喜之后归复大悲的事实。为此，西乡从道做出了一个令这个世界大吃一惊的决定——他要抗拒天皇的命令，照旧带领他部下那些和他一样期盼战争的骄兵悍将，进攻台湾。1874年5月6日，西乡从道东拼西凑来的8艘战船载着3500名萨摩藩日军士兵，在毫无防范的台湾琅桥顺利登陆，未遇到任何抵抗。5月22日，日本军队开始对台湾高山族居住的竹社、风口、石门进攻，焚毁牡丹社等地村寨，疯狂地残杀我台湾高山族同胞。日军的暴行激起高山族同胞的无比愤慨，他们纷纷拿起最原始的刀矛弓箭，与日军浴血奋战，重创日本侵略者。与此同时，清政府根据李鸿章的建议，以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总理台湾等处事务兼总理衙门大臣，率福建布政使潘蔚暨洋员日意格、斯恭塞格等，乘“安澜”、“伏波”、“飞云”等兵船，于1874年6月中从马尾起航，兵发台湾。沈葆桢一边派人与西乡从道据理力争，指出：所谓“台湾蕃地”，向为中国版图，且出示当地人民“不再劫杀外人”的“具结”，要求西乡从道立即撤兵；一边积极修筑炮台工事，做好作战准备。而在这里，李鸿章又一次“占”了“先”。沈葆桢所带之兵，不是别人的，正是李鸿章的淮系十三营“武毅”军精锐。雄心和野心，如何能分开？李鸿章要把他的政治、军事实力注入到这场角逐之中。他要播种，也要收获。《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谁赢得了战争(1)谁赢得了战争台湾，“战事”在不断发展。中国水师的旧式战船，船上悬挂着大大的“帅”旗，令人想起旧时京昆大戏台上的景象这真是天底下最“奇妙”的战争：一方面中日双方重兵相峙，一方面两国又还处于“修好”状态，不但侵人国土的日本未对华宣战，连被人侵略的大清国也并未对日宣战；一方面中国军队号称“十万”，一方面又固守营垒，不与被台胞的刀矛弓箭和台湾的酷暑瘟疫弄得疲惫不堪的几千日本兵开战；一方面日本政府为违背天皇“暂缓进军台湾”命令的西乡从道的“无名之师”百般辩解，一方面本该理直气壮的清政府却不得不与蛮横无理的日本人进行外交周旋。似乎，双方都在“比拼”内力，看谁能“耗”到最后。7月24日，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柳原前光经上海到达天津，拜谒了李鸿章。日本人最终明白了：要暂时了解台湾问题，最核心的人物还是李鸿章。日本不得不迅速做出了结台湾问题的打算了。侵台的西乡从道部队，此时已经陷入了困境，高山族民众的抵抗十分顽强，沈葆桢所率清军虽未与日军正面冲突，但西乡从道已明显感到对自己的压力。天气渐渐热了，时疫流行，几乎天天有病死的士兵被人抬着从西乡从道的营帐前经过，送往荒野间的坟场中。为劫掠发财而来台湾的日本士兵，士气越来越低，营帐内外，如泣如诉的日本民歌夜夜不息，仿佛是在安慰自己和客死他乡的兄弟。西乡从道本人也病了，严重的腹泻和持续的高烧折磨着他，一点残存的精力也全用在暴跳如雷上了。他不敢去想未来，不敢去想结局，尽管结局明显越来越对他不利。军事上得不到好处的日本，开始做外交努力——强盗总是这样：当他不可能把你的家洗劫一空的时候，他就会力图捞一把就走，除非主人有决心把他彻底打跑。然而作为主人的清政府，偏偏既没有这个决心，也没有这份实力。听到柳原前光来津的消息，李鸿章又是一夜未眠。自沈葆桢带兵入台时起，他就希望中日之间能够免于真正开战，其所以一度鼓动用兵于台湾，只是想保持一定的军事压力，以势制敌而已。按他给沈葆桢的信说：鄙见则明谓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李鸿章对中国军力及沿海防务再清楚不过了。沿海那些兵、那些炮、那些船，真能打赢一场战争吗？朝中那些空言作战的官僚，又有几个能晓畅军机？现在，中日两军仍未正式宣战，还算是没有撕破脸皮，料日军必觉师老无功，谅难久支。更重要的是，自日本侵台以来，海防的得失利钝，已为国人所空前关注。蕞尔小国日本的背信弃义，似乎比英国的鸦片法国的大炮更能刺激脸面，言“东洋之害甚于西洋”者有之，言“无海防无以立国”者亦有之。朝中官员里，无论是经他举荐带兵赴台的沈葆桢，还是直着脖子坐在军机处等他李鸿章拿主意的王公大人，都从不同的层面忧虑海防问题，一个整饬“轮船水师”的机会已水到渠成。此时，急需谋求一个能迅速解决台湾问题的“了局之策”，以便及早平息事端，腾出身子，尽快趁机筹划海防，建设海军，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而这一决策也已在他的计议中有了“腹稿”。不过，对去年参与条约谈判的柳原前光，李鸿章还是不肯轻易放过。7月24日，李鸿章与柳原前光作了一次十分独特的谈话。这番谈话对李鸿章也许并不重要，而它，却深深地刻记在日本人的记忆之中。二十年之后，李鸿章又一次参与了关系到中国和日本命运的会谈，不过那次的会谈地点是在日本的马关清风楼，今日声色俱厉的李鸿章成了战败国的和谈特使，而今日寒蝉般在李鸿章的满面秋霜中颤抖、顽抗的日本人却成了胜利者。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大转换中，柳原前光的继任者以最恶毒的语言、最尖刻的嘲讽，报了天津的这“一箭之仇”。柳原前光就是这样被带到了李鸿章的面前。下面的谈话，完全出自当时人的记录。李鸿章面沉似水，他眯着眼，仔细地审视着向他鞠躬行礼的小个子日本人。天气很热，柳原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他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中堂大人，我离开本国时，鄙国伊达宗城和副岛种臣两人也嘱我向中堂大人转达问候。”李鸿章似乎没有听见，冷着脸一言不发。良久，他突然发问：“伊达、副岛来华，回国后先后退休。是贵国用人无常，还是他们办事不力呀？”没等柳原光前回答，李鸿章又面露一丝意义不明的笑容，说：“你柳原，先后四次来华，这官儿却做得一年高于一年。可贺可贺。不过今做公使，可要处处小心些！”柳原在惊愕中，唯唯不知如何作答。只听李鸿章又问：“你们在台湾的兵，怎么样了？”柳原答：“台湾地方太热，兵士正在休养。”李鸿章把手中的茶碗重重地蹾在桌上，陡然提高嗓门：“你休养几个月了？你们如何说台湾生番不是中国地方？你有什么凭据？中日两国间的事儿，从前多是找我议论，你柳原难道不知道？此次为什么竟不先来议论？”见柳原支吾，李鸿章继续大声训斥：“福建布政使潘蔚潘大人到台湾，已令生番具结，答应从此不再伤害外国难民。现在我台湾的牡丹社也被你们烧毁劫杀，你为何还不退兵？”柳原咬咬牙，抗辩道：“潘大人出示的不过是一纸私函，不是正式的外交文书。”李鸿章挥手打断他的话：“我堂堂中国，片纸只字都算凭据，不像你们日本，反复无信。”《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谁赢得了战争(2)双方的谈话就这样在李鸿章的训斥声中进行，一会儿，李鸿章责备日本：“你去年才换约，今年就起兵来，如此反复，当初何必立约？我以君子相待，方请准和约，如何却与我丢脸？可谓不够朋友！”一会儿李鸿章又训导子弟般教训道：“大丈夫做事，总应光明磊落。虽说兵行诡道，题目总要先说明白，此所谓师直为壮也。你日本无端用兵于我，我中国十八省人多，拼命打起来，你日本地小人寡，吃得住否？”饱受呵斥的柳原见李鸿章的态度实在太强硬，心思电转，觉得也许应该另想办法。他当下提出进京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商。实际上，这个狡猾的日本人，是想尽快地避开李鸿章这块难啃的骨头。他知道，比起李鸿章，总理衙门那些“京官”，要好对付得多。会谈结束时，李鸿章也向柳原透露了不愿彻底毁约的意向，他特意从案上取纸笔大书道：此事如春秋所谓侵之袭之者是也，非和好换约之国所为。及早挽回，尚可全交。柳原嘿然，揣起李鸿章的纸条，悻悻而去。真的，历史真实，既拒绝美容术，也拒绝漫画。时下风行一种反历史的思维：一谈起“康乾盛世”，从皇帝到朝臣，各个人精儿似的；一说到同光以降，满朝都是见了外国人双膝打颤的废物。人们一方面，沉浸在祖宗的“辉煌”中；一方面，又可以从不负责任的漫骂中获得解脱。这种“自我意淫”的心态真是挺怪异的。其实，历史本身要复杂得多。以李鸿章而论，起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外国人面前保持着威严，还经常像训斥柳原前光这样训斥外国人。据说，有一回，有个外国人正在中国官吏面前大发淫威，忽听外面报事的喊了一嗓子：“中堂大人到！”那洋人吓得立刻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肃立在一侧。而李鸿章呢，“蹬蹬蹬”脚步响亮地走来，经过外国人的面前，连眼角也不扫他一下。这难道仅仅是有些历史学家说的“不懂外交规则的封建国家官吏的盲目自尊”吗？柳原灰溜溜地离津进京，李鸿章的《论台事归宿折》也到了京城。客观地说，李鸿章即使不是当时惟一能够清醒分析判断局势的人，也是局中最为明智者之一。他不但了解了日本人的心思，更懂得中国的政治。于是，他为大清国和日本设计了一个彼此均能“体面”下台的途径。他在分析了当时事态和中日及西方各国的处境立场之后指出：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做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而非城下之盟可比。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为了不给朝中政敌留下话把儿，李鸿章特地别有深意地指出：鸿章亦知此论为清议所不许，而环顾时局，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事机无时日可以宕缓。李鸿章再次重复了一个事实——没有海军，没有铁甲战舰，你能让大清国的骑兵踏过台湾海峡去打日本人么？整个1874年的夏天，沈葆桢的军队控制了日本侵台部队的行动，台湾岛的酷热和瘟疫代替了中国军队的刀枪，西洋人的算计左右着中日两座王宫的朝议。到了10月，经过谈判桌上无数次的讨价还价，台湾事件终于有了结局。《中日台事专条》——这个被人指责的条约签署了，根据条约，中方承认日本此次出兵台湾为“保民义举”，中国给日方“抚恤银”十万两，“收购”日方在台湾所建道路房屋付银四十万两，共计五十万两。日方立即从台湾撤出所有军队。战争，就这样呼啸而来，呼啸而去。一个对中国政治略知皮毛的英国人李欧尔卡克作了这样的结论，他说：《中日台事专条》的缔结，是“向世界登出广告，宣布这里有个愿意付款，而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对于在重重禁宫中决策的东方政治，对于在李鸿章辈神秘的大脑中翻滚的东方政治，李欧尔卡克之流的智慧仅限于此。严格地说，这只能算是一场“准战争”，而在这场中日交锋中，究竟谁是最大的赢家？是日本明治天皇吗？他又如何评价这次闹嚷嚷而去、闹嚷嚷而归的“战争”？面对耗资一百多万元换回的五十万两“战争彩头”和六百余具日本士兵的尸首，他该欣喜，还是悲哀？或许他的特派全权办理大臣、当初积极参与策划对台用兵的大久保利通那一段日记，颇能表达天皇的心境，大久保利通写道：如谈判不得终结……最可忧者为国内人心……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及我独立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大久保说出了天皇所清楚看到的一个现实——他的帝国还不够强大，在海那边的中国面前，日本还没有绝对的优势；在西方列强面前，日本的利益更是一个由人弃取的棋子——尽管大清国比他更好欺负，更宁愿花银子买平安而不想打仗。明治天皇动用了一个从中国学到的典故——“卧薪尝胆”来解释一切。他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滋养战争的本钱，需要关上门偷偷地磨刀霍霍，他必须等待将来。他有耐心，也有决心。他似乎憋足了这口气。《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谁赢得了战争(3)那么，中国是胜利者吗？条约一经签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便上奏折一道，虽仍侈谈日本是“外怵公论，内慑兵威，乃渐帖然就款”，以此找回天朝大国的面子，但也不得不承认：查此案实由日背盟兴师，如果各海疆武备均有足恃，事无待于论辩，势无虞乎决裂，今则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自台事后，屡经购买铁甲船，尚无成局……不能不姑示羁縻。细细地读一下吧。这，是多么难得的一段实话呀。倒是李鸿章从这一结局中看到了他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他知道，朝廷再也不可能不兴建海军了，那些清谈家和政敌，再也算不得他脚前坚硬的石头了。海军之于大清国，乃立身亚洲的倚仗；但对于李鸿章，又远远不止于此，那是衡量他李鸿章价值的一块砝码？是巩固他的地位的一块基石？是他投向朝中政敌的一块石子？也许那一刻，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其中“妙味”，从这一角度说，最大的赢家似乎正是他——李鸿章。海防大筹议“翁师傅。”“臣在。”“朕……朕听说日本女人皆剃掉眉毛，以漆墨点眉如豆，可是真的吗？”——在中日争端最激烈的时候，大清国的同治皇帝除了暴跳如雷地发过一通火，和为重修圆明园演了一场罢免恭亲王职务的闹剧之外，对于敌国日本，他还曾向老师翁同龢做过这样的咨询。这些作揖打躬、端茶送客的官员和士绅，是19世纪中国社会的独特风景据说，身为“帝师”、学问甲天下的翁同龢，当时默然不能言语。事情的发展，已容不得这位荒唐帝王驰骋对东洋女人的想象了。中日条约签署的第五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筹议海防的奏折就呈了上来。历史在这个时候留下了一个空白——按时间推算，来自天桥妓院的梅毒，自1874年秋天已开始困扰同治皇帝的“御体”，不到一个月之后，同治皇帝便卧床不起了。“圣躬违和”、“天花之喜”的皇家谎言还在到处散布，各省进贡的良药秘方还在不断送进宫中，连京城的老百姓也家家在门框上挂起红布条儿，为皇上消灾。然而，一切努力都为了给皇家的脸面做个遮掩，此时此刻同治皇上的“御体”，正一天一天地“违和”下去。以太医李德立、庄守和、张本仁为首的治疗班子想尽一切办法，徒劳地挽救着处于生命腐烂期的大清皇上。真正去披览和处置这份奏折的，当然已不是同治帝，而应是坐在珠帘之后的那个不平常的满族女人——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以恭亲王奕訢等具名的这份著名奏折，实在值得一读：窃查日本兵踞台湾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屈，而苦于我之备虚……实以一经决裂，滨海沿江处处皆应设防，各口之防难恃，不得不慎于发端。虽累经奉旨严饬各疆臣实力筹备，而自问殊无把握。今日而始言备，诚病其已迟；今日而再不严备，则更不堪设想矣！溯自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有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泛，以致敌警猝乘，仓皇无备。有鉴于此，不得不思毖于后。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遇一朝而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及今亟事绸缪，已属补苴之计；至此仍虚准备，更无求艾之期。惟有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艰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一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昔人云：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此人所共知，而今日大局之万不可缓者也。臣等悉心公同商酌，谨将紧要应办事宜，撮叙数条，请饬下南北洋大臣，滨海沿江各督抚将军，详加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一月内奏复，再由在廷王大臣详细谋议。如臣等所拟各条，佥议相符，即应确要筹办；如各条外别具良策，亦即一并奏陈会议，均于议定后请旨遵行。总期实备精求，务臻有济，以纾目前当务之急，以裕国家久远之图，臣等幸甚！天下幸甚！总署这份包括“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建议的奏折，虽仍未对如何筹建海军、加强海防问题提出具体办法措施，但其所言所论，不失为数十年来对海防问题比较清醒、客观的高层议论，它给19世纪70年代的大清朝廷带来了一阵强风，掀起了一阵激浪——中国的命运激变已不得不由此开始。当日，清廷也一改往日四平八稳的办事节奏，以罕见的高速度、高效率做出了批复：……该王大臣所陈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均系紧要机宜。著李鸿章、李宗羲、沈葆桢、都兴阿、李鹤年、李瀚章、英瀚、张兆栋、文彬、吴元炳、裕禄、杨昌睿、刘坤一、王凯泰、王文韶，详细筹议，将逐条切实办法，限于一月内复奏。而且特别强调“不许空言塞责”！《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谁赢得了战争(4)大清国，这回似乎是要“玩儿真的”了。今日想象当时从京城到天津、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奉天的驿路上，一定是热闹非凡。吐着白沫、热汗蒸腾的驿马往来飞驰，满面黄尘的驿卒马歇人不歇，八百里廷寄传递的，或是关乎这个国家命运的奏章谕旨，或是维系当朝天子日渐腐烂的灵魂与躯壳的秘药奇方。而最先到达京城的，是广东巡抚张兆栋所奏呈的《海洋水师章程》。但，这不是张兆栋的手笔。它的作者，叫丁日昌。中国自1840年起，屡屡遭受“外夷”来自海上的侵略，加强海防，兴建海军，以救时事之艰危，这早就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从林则徐到魏源，从曾国藩、左宗棠到李鸿章，议论过，尝试过，看到过希望，遇到过阻力，经历过失败，身处当时的人们实在说不清需要怎样的机遇，才能使这一梦想得以实现。因为决定这一命运的甚至不是忠臣孝子之苦心足以感动的上苍，而是比之冥冥苍天更加不可知的紫禁城。有人在耐心地等待着机会，有人彻底丧失了信心，而有人还在为之奔走呼号。丁日昌，就属于这难得的后者。我们的一位朋友，是专门研究海军史的研究员，他多年来一直在关注、研究着丁日昌，并准备撰写一部《丁日昌大传》。但说起丁日昌，他总是长叹一声，说：“一言难尽。”丁日昌和李鸿章同岁，他字雨生，广东丰顺人。早年先后投身曾国藩、李鸿章幕中任事，他的才能当时就为李鸿章所赏识，1863年，李鸿章主持上海事务不久，就把他请到上海，帮同办理军事工业及有关洋务。以后，丁日昌历任江苏苏松太道、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等职。1874年，实际上丁日昌并不在任所，而是丁忧（清代，官吏父母去世后，须离职归乡守孝。）在揭阳闲居。关于这个丁日昌，很多人攻击他“私德不淑”、“臣节有亏”，说他虽然很有才具，但为人有点儿“贪”，对人有点儿“滑”，办事有点儿不讲究规矩；据说他还善于听听墙根儿，传传闲话儿，溜个小须拍个小马。哎！要想按照完美的理想主义的思路，在大清国找一个“完人”，还真是挺难的。你的政治作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品行又要符合“刚直廉俭”等道德标准；你要想办法厕身朝堂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力，又要在进入那座散发着腐臭朝堂的道路上保持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风骨。这，岂不是要难死古人了？抛开对丁日昌的道德裁判，他的关于发展海军、巩固海防的思想，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了。这些思想的形成非只一日。早在此之前，他就曾两次向曾国藩、李鸿章提出过这一想法。其中1867年12月31日，无权直接向皇帝奏事的他请当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代呈了一份“创建轮船水师”的计划，共计六条。可在当时，李鸿章正忙于用太平军的鲜血涂染自己的顶子，丁日昌微弱的声音自然而然地被紫禁城的太平歌鼓所淹没。日本侵台、中日缔约的消息传到广东，并不知道清廷要“筹议海防”的丁日昌，心中再次燃起希望之火，他立即把修订的关于海防问题的六条建议送到广东巡抚张兆栋府中，并于11月19日——总署奏议海防问题后的第14天，经张兆栋转至北京。这一次，“丁六条”立即引起总理衙门的重视——北京立即做出决定：两个“六条”——总署奏议中的“总署六条”和丁日昌“丁六条”——一起发给各督抚大员讨论，同时破格决定：给这个有点儿见识的丁日昌破个例，恩准他“专折奏事”——此后，他的建议不再需要别人的转递，直接可以送达中枢了。丁日昌上奏“以备圣慈采择”的建议中，提出了建立全国统一的海军与分区设防相结合的主张，他设计应创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各设提督一人。北洋提督驻天津，负责直鲁两省沿海防务；东洋提督驻吴淞，负责江浙两省沿海防务；南洋提督驻南澳，负责闽粤两省防务。三支海军各备大兵船六艘、炮艇十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以求“三洋联为一气”。同时，他还就筹饷、选将、造船等有关问题一一做了设计。这位被后人称为“中国近代海防的设计者”的丁日昌，立即成了一时之风云人物。一时间，从朝房公议，到街巷耳语，几乎到处都有人在谈论这个广东人。李鸿章的反应最迅速，他专门亲笔写了一封信给风云人物丁日昌，对自己当年的幕僚表达了敬意。他说：你的“丁六条”，我“披读再四”，写得真是好呀。对海防建设问题的议论，“逐条皆有切实办法，大意似与拙作（指他的“复奏”）一鼻孔出气，而筹饷条内推及陆路电报、公司银行、新疆铁路，用人条内推及农商受害，须停止实职捐输，此皆鸿章意中所欲言而未敢尽情吐露者，今得淋漓大笔发挥尽致，其比喻处、痛快处，绝似坡公来书所谓现出全体怪象，虽令俗士咋舌，稍知洋务者能毋击节叹赏耶！”“一封家书”，很有些“屈尊折节”，很有些“推心置腹”，有了它，丁日昌还能在日后的岁月中不惟李鸿章的马首是瞻，为之鞍前马后效力吗？1874年晚秋初冬的中国政坛真是热闹，可谓“奏章如雪纷纷至，议论风生各有辞”。钦差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亢声强调海防为当今第一要务，力主优先整治海防，兴办海军。湖广总督李瀚章担心的是朝廷犯因循姑息、凡事扯皮的老毛病，他特别指出：“局中局外，宜一心一力，共与维持，毋望往事，毋惑人言，自始至终，坚苦贞定，历之永久，而无或稍渝，斯公忠同尽，自强之效，有操券可卜者。”福建巡抚王凯泰也提醒说：“闻洋人议论，谓中国人无定见，又无恒心，此弊诚所不免。”两广总督英瀚、安徽巡抚裕禄乃至奉命检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则认为：与其加强海防，还不如“整饬长江防务”，以为“东南久远之计”。《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谁赢得了战争(5)两江总督李宗羲虽认为筹防应“以水陆兼练为主”，但“尤宜急练陆兵之法”。至于造船，可先由江南制造局试造，然后再酌量增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