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旗》 第一章 《龙旗》 引　子引子寻觅龙旗那还是2002年的4月23日，我们两位海军作家开始撰写《中国海军三部曲》的第一部——《龙旗》。这是关于清末北洋海军兴衰的一部长篇历史纪实。这是关于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大起伏、大跌宕的悲歌。开始动笔写作的这一天，北京的天空格外晴朗。透过楼窗，可以看见一队年轻的水兵正在忙碌着张挂“满旗”。旗帜是海军的语言。这些五颜六色，或尖或方的亚麻质旗帜，原本各有其名字和含义，它们有的叫“玻璃旗”，有的叫“斧头旗”，但一旦按照“满旗”的规矩以“两方一尖”的漂亮节奏同时悬挂起来，它们就将代表一个共同的意义——节日到了。是的，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海军建军53周年的纪念日。高高悬挂起来的“满旗”在春天的暖风中飘扬，让海军机关的楼宇和广场热烈、生动了起来。此时，每个经过旗帜之下的海军军人，心底里都会涌起一股自豪的冲动——那旗帜飘动的声音，总是让他们想起驾乘军舰在海上驰骋的情景。这自豪的冲动，是海军军人所独有的。我们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日子，开始了这部沉重书稿的写作。我们是有着二三十年军龄的海军作家，这样的节日，我们经过了多次。每当我们站在迎风飘舞的“满旗”下，为不断强大的共和国海军而骄傲时，我们的思绪就常常不自觉地回到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中。从19世纪中叶开始，经过无数的艰辛和曲折，中国曾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海上武装力量——清末北洋海军。它的实力，一度在当时排位世界第四、亚洲第一。它曾拥有过一面黄底色绣着青龙红日纹的海军旗。在那面旗帜之下，曾排列着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最接近的近代化铁甲巨舰；在那面旗帜之下，曾聚集着一大批接受过完备的西方海军教育的军事精英。龙旗，曾是中华民族自强、御侮的标志；龙旗，曾猎猎飘扬在中华民族抗敌御侮的最前线；龙旗，包含着多少人的奋斗，寄托了多少人的希望！百年沧桑，转瞬而逝。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曾固执地要寻觅到那曾经飘扬在大洋上的龙旗。我们试图亲眼看一看它，抚摩一下它华丽的缎面和精美的绣纹。也许，我们还可以亲手拂去龙旗上的硝烟，让那段历史在我们眼前变得更清晰。我们曾在史籍中看到过龙旗的图片；我们曾在刘公岛北洋海军基地旧址上，看到过它的仿制品；我们曾出入无数个博物馆，希望寻觅到当年的实物。我们甚至祈望有一天出现一个奇迹，让我们真正触摸到那面龙旗，使我们隔着一百多年的云烟岁月，与它做一场军人间的对话。记得几年前的一天，一位热心的友人突然打电话来说：“在北京鼓楼上的古玩旧货摊儿上有一面旗子。”我们兴奋极了，驱车穿过繁华热闹的市区，攀上鼓楼陡峭的木梯去寻觅龙旗。但我们依旧失望了。那角落中落满灰尘的并不是北洋海军的龙旗，而是一面清军绿营的旗帜。在丁汝昌故乡和墓地，在大鹿岛的邓世昌雕像下，在威海环翠楼前的纪念广场上，我们始终在寻找，但龙旗始终没有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数千年前的彩陶、铜鼎、竹简不断重现于世的时候，一百多年前还兴奋飘扬的龙旗，却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消失得一干二净。数年努力，数年不得。一百年，仅仅一百年，那面龙旗就如羚羊挂角，杳无痕迹了。然而，我们并非一无所获。寻觅龙旗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到：龙旗的历史，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复杂得多，滞重得多，黏稠得多。我们在寻觅龙旗的过程中不断走进北洋海军的深层，逐步接近它的真实，同时，也促使我们不断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反思。是的，在公元1894—1895年那场关乎民族命运的大搏杀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龙旗也随之没入波涛。从龙旗初升到龙旗垂落，总共不过数年，而整个战争的过程，前后仅仅数月，真正的海上决战，则只有五个多小时！是哪一阵疾风吹送它升上军舰高高的桅顶？又是哪一阵狂浪摧折它转瞬间黯然垂落？是什么力量使这支舰队超离了中国几千年几乎一以贯之的传统轨迹，在东亚的海洋上划出全新的航迹？又是什么力量使它重新埋入推却不开的历史雾霭，最终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龙旗的飘扬，曾经使我们中华民族获得过怎样一些机遇？而它的缔造者和护持者又怎样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在与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的过程中诠释着历史的必然与无情？不知从何时开始，国人已经习惯于忽略那面龙旗的存在。人们似乎常常宁愿在风流皇上和俏丽格格的言情闹剧中落泪，宁愿流连于所谓“名君贤臣”的痴梦或者在深宅大院的家长里短中傻笑，而不耐烦对那些为探求民族出路而苦苦挣扎，为捍卫民族尊严而浴血奋战的逝者投上深深的一瞥。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的思考因为缺乏历史的维度而显得过于冷漠、功利和浮躁？是历史本身过于严肃沉重，还是我们的思维过于粗疏轻佻？寻觅龙旗，令所有这些问题浪山一样向我们扑面压来，穿行在这浪涛黑暗的迷宫中，我们的思想之舟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但是，我们仍以军人的固执和作家的良知摸索航行，并相信：我们正在不断接近它真实的底蕴。……在这样一个春天，我们决心用我们的笔，尽量详尽真实地展示那面龙旗的全部命运悲剧。我们不知道能否完成这样的夙愿。但是，我们始终坚信，对于今日之国人，龙旗的故事是不得不言说，不能被误读，不可被遗忘的故事。我们愿意做这个故事忠实的叙述者。这是对历史迷宫的一次“擅入”，其过程使我们异常痛苦和兴奋。我们的故事将从龙旗之梦的结胎时开始，直至它的终结……《龙旗》 第一章 《龙旗》 风雨宫阙一出长剧的背景(1)第一章风雨宫阙一出长剧的背景夏日的一天下午，北京气象部门报告：在大清王朝的御座上端坐的同治帝，留下了这张面容消瘦的“御像”，也留下了一片离乱江山今日，本市继续高温天气，下午14时市内地表温度41摄氏度。41℃的时候，人感觉的不是热。因为这种感觉不常出现，人们只是觉得奇怪。行人比往常稀少多了，连京城的鸽子似乎都躲进了空调房间。酷烈的阳光下，城市的节奏也缓慢下来，杨树叶儿懒洋洋不肯晃动，车流滞重地喘息着爬行。几辆喷水车经过天安门，朝着滚烫的广场喷水降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中学生，“飙”起山地车追着飞溅的水幕狂奔，稀奇古怪的花短裤和T恤衫被浇了个透，贝克汉姆式的“莫西干”头型湿唧唧的。少年们欢快地大呼小叫，活像一群戏水的小猴子。他们“飞”过警察岗亭，有点挑衅地朝着警察叫喊：“Yes，Sir！”“No，Sir！”广场东头儿岗亭里那个汗透衣衫的中年警察，平时总板着一张训练有素的脸，此刻，看着小猴子们呼啸而过，竟也宽容地咧嘴笑了起来。我们——本书的两位作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天安门的。我们的目的，是探寻一百多年前，另一个少年的怪异足迹。穿过广场一路向北，进天安门、端门，前边那“凹”字型的高大红墙下，就是午门了。午门的券形门洞高大、幽深，站在门洞里，一阵穿堂风掠过汗湿的腋下，我们热昏昏的头脑突然间清醒了许多——前边，就是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当年的清宫“大内”。穿越这道门洞，我们的双脚将踏入一片繁复丛杂的历史中。踏着故宫滚烫的“金砖”前行，过金水桥，穿太和门，绕过巍峨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左行经过狭小逼仄的军机处旧址，再往北，就是养心门了。养心门后面，即是养心殿——清代几代皇帝居住与日常办理政务的地方。那里，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我们在心里默算：出养心殿直到紫禁城外，往南，起码要过七八道宫门；往北，要从御花园一带绕到神武门。一个多世纪前，这森严的重重宫门两侧，不知道站立着多少警惕的侍卫、狡黠的太监和多疑的宫女。而那时，偏偏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可以躲过无数双眼睛的监视，趁着昏昏夜色，多次偷偷穿门过街，出入紫禁城。我们再一次向自己提问：这可能吗？我们不是戏说历史的闲人。对于什么皇上带着伶牙俐齿的小“答应”微服私访啦，什么在酒楼上挥着扇子和妙龄侠女打斗啦，什么巧遇失散多年的大眼睛“格格”啦，也不大以为然。我们本来要书写的，是关于一个帝国和它的舰队的命运。这，是一出长长的历史悲剧。可我们觉得首先必须解决的仍是这个疑问——那个十几岁的满族少年——大清国的同治皇上，真的可以随意出宫去嫖娼吗？这，是这出历史长剧开幕时的背景。我们无法绕过它而直奔主题。没有答案。故宫正在整修，拉着砖瓦砂石的小型货车穿梭在红墙间，几个民工头顶着湿毛巾，一边扛杉篙，一边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哼着周杰伦的歌儿。养心门前倒是安静，但它朱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门前，是一对雕刻精美的狮子。它们已经很老了，它们见识过宫闱深处那层层密密的刀光剑影、风急云暗。它们隐含着笑意的嘴巴张了几百年，却严守着那些秘密。那僵死在脸上的笑容，对我们这两个戴黑色贝雷帽，一门心思要破译历史的海军军人，近乎嘲讽调侃。然而，一百年前后的暗夜烛光下，的确有无数摇动的笔杆，言之凿凿地记录过如下故事：那是一百多年前——1874年的京城。那是个黑沉沉的黎明，卷着尘沙的干风在皇城外的大街小巷中游荡。天阴沉着，却久久不下雨。时辰还早。这个时候，黑蒙蒙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此刻，大概只有城南的歌楼妓馆儿里“红烛未尽，香裘正暖，残酒尚温”吧。那19岁的满族少年，就是在这个清晨离开天桥的花街柳巷的。他身材瘦弱，削肩细眉，青袍马褂，黑缎子小帽上迎门缀一方和田美玉，胸前银链子上挂着西洋珐琅嵌金丝的怀表，腰系精工绣五福捧寿坠点金翠旒苏的褡裢荷包，大拇指上套着寸宽的翠玉扳指。无论从这身行头，还是那张倦意迷离的面庞看，他都是个冶游厌归的风流阔少。谁又能想到，这个少年人，真的是“威仪天下，广有四海，位居九五，德被华夷”的东方大国之君——大清国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呢？此刻，他刚刚在某个妓女的床榻上结束了疯狂的情欲之夜。现在他要按照原路，悄悄溜进养心门，溜回养心殿——那里，有他料理一个大国事务的威严御案。《龙旗》 第一章 《龙旗》 风雨宫阙一出长剧的背景(2)路不平，便装的太监小心地牵着马嚼环，另外两位太监紧傍轿车，手扶车辕，一行人匆匆而行。颠簸中，困意袭来，载淳觉得头痛耳鸣，眼皮一沉，困意已袭来。载淳的父亲咸丰皇帝，20岁登极，做了十来年的忧患君王，30岁撒手归西。万里江山、千年社稷，就这样丢到了后宫那张铺着明黄被褥的婴床上。婴床的主人爱新觉罗·载淳，是咸丰皇帝和懿贵妃的亲生儿子。这孩子6岁就被套上龙袍，扶上了宝座，成为清入关后的第八代皇帝。可怜小小一个人儿，面临着三重的苦差事：他必须黎明即起，辨色视朝，在各种应景儿仪式上饰演天下最重要的角色；又要恪尽孝道，时时到东、西两宫皇太后面前问安侍膳，充当天下最孝顺的儿子；还要到弘德殿看折读书，学满汉蒙文，研究天下最吃力的学问，那滋味儿，真不是人能忍受的。“当皇帝”和“做孝子”两件事是要认真的，这是因为有母亲慈禧太后那锋利如锥的眼睛监督着，他不敢含糊。惟一能糊弄的，自然就是读书了。于是，气象森森的弘德殿，成了这个少年天子的牢笼和他施展调皮捣蛋本领的舞台。皇上的师傅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人。说起常熟翁家，那可不得了。有清一代，翁家累叶清华，一门中出过20个举人、9个进士、2个探花、1个状元，其中在各省任地方官儿的有17人，做了京官儿的有12人。世家门第出身的翁同龢，是朝野公认的饱学忠笃之士。父亲翁心存官居大学士，也给同治当过师傅；他自己更是咸丰年的状元，在清朝的114个状元中，得以入军机处的只有3个人，而他一人就两次入军机。翁同龢学问好，不但做同治皇帝的师傅，还为太后进讲《治平宝鉴法编》。而且，他的书法也名冠当时，他早年学欧、褚、柳、赵，中年学颜，得其风骨，更出入苏、米，晚年学隶，力追静穆，并创回腕之法，时人称赞他的书法“在石庵、完白间，于本朝可称第一”。这翁师傅还有个好习惯——爱写日记。他的《翁文恭公日记》流传了下来，成了研究清史特别是同、光两朝史的宝贵资料。对于那位皇帝学生的学习，他在日记中做过如下记录：读生书犹可，余则倦不可支，且有嬉笑；满书犹吃力；讲摺尤不着力。文思极涩，初稿几无一字可留。无精神则倦，有精神则嬉笑。如此十余年，这位奉天承运的中国君主，居然还“认字不清”，捧起书本读不成句。同治在位前后的十三四年中，可谓内忧外患迭起。先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继之是刀光剑影的“祺祥政变”，肃顺等顾命八大臣伏法，还有“长毛”作乱于江南，“捻子”横行于江北。皇天保佑，祖宗给他留下了叔叔恭亲王奕訢及文祥等一班大臣，勉强可以支撑局面，又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在外忠心办事，东征西讨。特别是母后垂帘听政，大事小情，尽尊懿旨，有什么过不了的难关？真正令他烦恼的事，似乎只有一件——婚姻。同治皇帝17岁大婚，选立皇后时，风波陡起。关于这一段皇家秘史，有过如下记载：慈禧独喜侍郎凤秀女，欲以中宫处之。凤女虽艳绝侪辈，然举止殊轻佻，慈安后及穆宗（同治）皆不喜之。侍郎崇绮女年稍稚于凤女，貌亦稍逊，而雍容端雅，望而知为有德量者。慈安后深喜之……于是，这个深受东太后慈安赏识的阿鲁特氏女孩儿，被立为正宫，即后来的嘉顺皇后。而西太后慈禧中意的刑部侍郎凤秀的女儿，只落得当了个慧妃。垂帘听政、把持朝政多年的慈禧太后什么事儿不想说一不二？可偏偏自己儿子的婚事却不能称心如意，她怎么能够咽下这口气？这个性格阴鸷、专横跋扈的太后，其实也是个很不幸的女人。她出身微贱，早年历经贫寒颠沛。选进宫中后，她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心机，好不容易得到了咸丰皇帝的宠幸，并为咸丰皇帝生下了惟一的儿子。可惜好景不长。正像《清稗类钞》中说的：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咸丰）以醇酒妇人自戕。几年折腾下来，咸丰皇帝终于在内忧外困中撒手归西，慈禧27岁就成了寡妇。一晃十多年，如今她年逾四旬，青春不再，皱纹已开始悄悄爬上额角。像大多数早年丧夫、苦守独子的寡妇婆婆一样，她把旺盛的精力用在了挑剔儿媳妇的举止行动上。事情真是令她气愤，自己生下的亲儿子，不但不和自己亲近，还和慈安太后越来越近乎，特别是对慈安太后给他选中的嘉顺皇后，更是恩宠有加。初婚的儿子和端凝娴静的后宫新主人恩恩爱爱，黏黏糊糊，如胶似漆，慈禧太后看在眼里，酸在心头，她时常恶言恶语地敲打这对小夫妻，还搬出了堂皇的理由：“皇后年少，未娴礼节，皇帝你少到她那儿去，省得你耽搁了政务。倒是慧妃贤明，宜多加眷遇。”这就是帝王的爱与婚姻的逻辑。同治皇帝在这位喜怒无常的母亲面前，从来敢怒不敢言。他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最顽强的反抗——索性独居养心殿，把后妃们全晒在了一边。反抗，是强烈的。但内宫孤独的春夜，也是清冷寂寞的。少年同治初解风情，血气正旺，他如何能够清心寡欲？而他的身边，正好聚集着一群以揣度他的心思为职业的人们。于是，性变态的太监献上了夹带进宫的春宫图册，善于察言观色的侍读学士王庆祺百般挑唆，恭亲王奕訢的儿子贝勒载澂在外面风流自在的传闻，小风儿一样不断在耳边嗡嘤不止，让少年天子的心，早飞出了重重宫门，飞向红墙外那灯红酒绿的世界。《龙旗》 第一章 《龙旗》 风雨宫阙一出长剧的背景(3)只要不涉及外国人，大清国皇帝要的东西没有弄不到的，大清国皇帝要办的事情自然有人想办法办成。从此，天桥的妓院里多了一位挥金如土的少年嫖客，紫禁城多了一群寂寞的女人。开始，事情做得十分隐秘。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不久，“天子微服出宫”、“夤夜宿于宫外”的小道消息，就开始从这位贝勒的嘴巴传进那位王爷的耳朵，再从那位尚书的嘴巴传进这位侍郎的耳朵，就差“震动后宫”了。据说，有一次，同治皇上自称是江西的陈拔贡，上花酒楼去做“狭斜游”。没想到，偏偏有个叫毛文达的官员，也来这里猫儿偷腥。君臣在这种地方见了面，照理说够尴尬的了。可同治却泰然自若，一边让“小姐们”伺候着，一边还朝毛文达微笑点头儿。吓得毛文达悚然变色，屁滚尿流地逃出了酒楼。这个毛文达，偏又是个多事的人，他飞跑着来到步军统领某某处，调来了十几个勇士，回到酒楼，秘密保卫皇上。这算什么事儿？弄得同治皇上满身不自在，扫兴而归。第二天，同治在朝中遇到了毛文达，还厉声斥责他多事儿。看来，尝到了“甜头儿”同治皇帝不管不顾了，对他来说，“天桥”即是“天堂”。“天堂”里的女人妖冶、放荡、无知，对金钱和肉欲的热望毫无掩饰。在她们身上，绝对没有宫中女人们的心机算计，也没有后宫粉黛们的拘谨木讷，她们有的是美酒般的笑容、羊脂般的皮肤、风中杨柳般的腰肢；有的是娴熟消魂的媚技，永不满足的欲望。这一切，每每使大清国的少年天子欲仙欲死，乐不思蜀，把“帝德如天”的祖训也扔进了老鸨子的钱柜里。……这其实也就是令我们疑惑的事情。我们曾经对这些野史记载百般不解，怀疑它的真实性。为此，我们埋头史籍中寻找蛛丝马迹，我们塌下心研究清朝的宫禁制度和爱新觉罗家族的礼法。以至于今天我们冒着酷暑实地踏勘重重的宫门，希望验证同治皇帝微服出宫嫖宿的可能性。最终，我们发现：用逻辑的方法去验证一件非逻辑的事件，是徒劳的。一些清宫档案，使我们有了新的感悟。那些档案记载说：有许多时候，外表威严的紫禁城，其实有时混乱得像是个自由市场。王爷的跟班、阁老的轿夫、太监的亲戚、营造场的瓦木工匠，在紫禁城中出出进进。远的不说，从嘉庆朝开始，几乎每代皇帝，都要下令整顿皇宫秩序，发牌子，验身份，限定王公大臣随员的人数，诏书煌煌，话语严峻，不容商量，不留余地，可紫禁城却照旧乱哄哄。你看：嘉庆十年九月二十八日，一个叫关灵的护军校值班时和人打架动武，竟然在景运门外放炮动刀。十五年六月，在外膳房附近的一口水井中发现一具死尸，一查，居然是太监于进忠的侄子于得林，此人并不在宫中当差，却在宫中闲住了两个多月，无人过问，直到死了才被发现。十六年十二月，有个内阁中书，叫屈廷镇，他穿着一件海龙皮袍子入内办差，回家时发现皮袍的后襟竟然被小偷割走了。皇上有时候会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气坏了，他掰着手指头向他的朝臣数说着他的发现：朕昨由圆明园进宫时……竟有无数闲人在巷口拥挤，该官兵并不早为驱逐，此等谅系跟随御前乾清门行走之人，然或竟有外来闲人掺杂在内亦未可定。再，王公、大臣等进宫之时，原不能不酌带跟役，但只须足供使用，何必随从多人，漫无限制，以至闲人亦得冒充混入……朕又闻午门之外，往往有市井闲人只图行路省便，穿走朝门，来往自如，无人过问……天子动怒，这还了得？！查！但是，查一阵，紧一阵，水过地皮湿，过后一切依然如故。皇上的天下尚且如此，何谈宫禁规矩？一个过于庞大松散的王国，一位高高在上的皇上，一群尸位素餐的颟顸官员，一架运转不灵的国家机器，凑合在一起，就渐渐形成一个坚韧度很强的模式，一种浓稠的、黏黏糊糊儿的政治文化，其突出的特点就是：任何事儿都认不得真，任何事儿都像是在“捣糨糊儿”，任何事儿都是以扯皮开始，以扯皮告终。如果这个王朝的运道像乾隆爷那会儿似的还很旺盛，则大面儿上尚可支应；真到了这个王朝行将糜烂的时候，那就更像一滩行将腐臭的水泡子，什么细菌不会孳生出来？什么怪事不会发生？所以，从这表面森严、实则混乱的紫禁城里，半夜里跑出个把儿寻欢猎艳的皇上，难道还有什么稀奇？……总而言之，大清国的同治皇帝连同他的王朝，就是这样出现在我们要书写的这出长剧的序幕中了——欲雨未雨的昏暗黎明和流连春梦不愿苏醒的大清皇帝，构成了这长剧的背景，其荒诞和怪异，似乎早早就为整出长剧确定了基调。此时此刻，同治皇上对于等待他的一切，尚浑然不知。他的梦境中，依旧充满着天桥女人浪荡的笑声。直到随身太监轻轻把他从浅睡中唤醒时，同治才知道此时已进内宫。抬起沉沉的睡眼，同治朝前望去，吓了一跳——隆宗门旁军机处里，意外地灯火通明，人影憧憧。大小章京，进进出出。几位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文祥和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早已朝服补褂整齐地躬身肃立在养心门外候驾了。望着这不同寻常的场面，同治揉揉眼睛问太监：“出什么事了？”“回万岁爷，奴才也是刚听说，日本国倭人占了咱们的台湾岛。”“叭”的一声，同治袖里的一个水晶玻璃胎鼻烟壶掉落在地上，鼻烟壶上精工内画的东洋全裸美女，依旧朝这位东方大国之君媚笑着，展示着“樱花之国”的丰乳肥臀。一阵雷声滚过，大大的雨点终于落在了紫禁城中。《龙旗》 第一章 《龙旗》 御座上的另一位青年(1)御座上的另一位青年这是日本明治天皇的两张照片，左图中，他还穿着传统的日本天皇服装；右图中，他已经更换了全套欧化的军装18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在东亚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的金殿御坐上端坐的，是两个青年人。中国的皇帝当然就是同治皇帝，日本的皇帝同样是个青年——日本的明治天皇。明治天皇睦仁15岁登基，他的年龄，比与他隔海相望的大清国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大4岁。据说他一生只接见过一个西洋人。这个西洋人就是英国派驻日本的公使哈里·帕克斯。哈里是这样描写明治天皇“御容”的：在一间长而阴冷的接见厅里，远端是一个宝座，两侧是两只狮子雕刻：一只漆成黑色，一只漆成金色。座子上方是用白色丝绸制成的华盖，支架的细长柱脚也是黑色的。在宝座前的一块绿色地毯上，跪着两个皇族……明治天皇从宝座上站了起来，他穿着白色锦缎的长袖齐膝和服，飘垂的深红色裙裤，裙边刚好拖在他的脚上那金黑两色高跟木屐后边。他头上戴着四方帽，他的脸上搽了一层白粉，两颊抹了胭脂，嘴唇搽成红色和金黄色……照哈里看来，日本的明治天皇不过是个生着娃娃脸的、娇生惯养的少年，一个虽然端坐在宝座上，却需要朝臣们监护和宫娥采女们照料的精致傀儡。显然，哈里先生看走了眼。在那张“娃娃脸”背后，深藏着刚愎自用、凶残狂暴与极度的聪敏、极大的野心。他和海那边的大清同治皇帝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好学习不好女色。他裁撤了三分之二的后宫女官，也很少进后宫。他的臣子西乡隆盛在信中描述道：尤以由氏族选任之侍从，深得天皇的宠爱，实为盛事。大驾极厌幸临后宫，朝夕幸临外殿，研究日本、中国、西洋学问，然后与侍从会读，专心学习，寸暇不辍。每逢晴日，即乘御马遨游，两三日内即轮流召见一小队亲兵进行调练，并说一定要亲率大队，自己当大元帅。这多么令人敬畏啊！……让我们把关于明治天皇的叙述先暂时放在一边吧，在台湾战事迫在眉睫的时候，还是让我们思考一下关于战争的话题。有个叫“诺米尼”的西洋人说：“几乎有一千种原因与战争直接相关。”这位瑞士军事家的论断使后人陷入尴尬：要不，就是为破译引发战争的密码而迷失在历史记录的“弥诺斯”宫中；要不，就是率然化简一切，使战争失去它丰富多彩的背景，变成了人类纯粹的疯狂。战争，哪怕是最小的一场战争，也难以说清。而战争从不顾忌人类的思维窘态，它沿着自己的轨迹，忽东忽西。1874年，战争正披着它的黑色斗篷向东亚的海洋走来。此前的1871年11月30日，一阵强烈的劲风突降于太平洋的西部。仿佛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此时，中国在东方大海中的属国——琉球国，恰好派出了两艘向大清皇帝进贡的船只。这两艘船由琉球宫古岛民驾驶着，并不坚固的船只驶离琉球那霸港不久，就进入了风暴的中心。无情的狂风蹂躏着这两只小船，令它们远远偏离了航道，狂风把它们吹向西方，最终漂到中国台湾岛西南海岸的八遥湾。琉球进贡船上的69名乘客船员中，3人命丧大海，死里逃生的66人幸免葬身鱼腹之灾。但是当他们筋疲力尽地登陆后，却误打误撞地进入了台湾高山族聚居的牡丹社，并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冲突。结果，54名琉球船员被杀，剩下的12人侥幸逃走，跑到了凤山县境内，受到了清政府官兵的保护。同年12月11日，又有两只自琉球那霸港开出的进贡船遭到飓风的袭击，漂流中一船下落不明，另一船于12月23日漂到台湾。这45名船员比较幸运，他们直接见到了凤山县清政府的官员，并得到了妥善的安置。1874年2月，前后两批琉球遇难获救船员共57人，被送到中国内地的福州琉球会馆。7月，他们顺利返回到那霸。据明朝陈侃所著的《使琉球录》一书记载：琉球国在福建泉州之东海岛中……汉以来不通中华。隋大业中，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其国……唐宋时未尝朝贡。元遣使招谕不从。本朝（指明朝）洪武中，其国……遣使，朝贡嗣是。《龙旗》 第一章 《龙旗》 御座上的另一位青年(2)与一个庞大帝国为邻的琉球，毫无选择地成了中国的藩属国，并受到中国明、清两朝的册封和保护，定期向中国进贡，行属国礼，成为常例。台湾高山族人误杀琉球船员，本是中、琉两国数百年交往史中的一次特例，和大海另一边的另一个国家——日本，毫无关系。可是，它却给日本人注射了一针兴奋剂，让这个不相干的国家从上到下狂躁了起来。围绕着琉球问题，海那边的日本人其实早就开始扰攘不休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尽管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但日本向海外扩张的政策始终被坚决地执行着。日本先是强迫琉球与中国脱离藩属关系，据之为己有；后强迫改琉球国王为琉球藩王，将琉球外交事务纳入日本外务省之下处理，并利用外交手段，争取到美国承认琉球是“日本”领土。对于这样一些明目张胆的扩张阴谋与针对中国的挑衅行径，大清国显得意外的麻木，坚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大清国官员们，“雍容大度”地放任了日本人的胡作非为。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日本人真正的目的，不是区区琉球，而是中国。在处理琉球船民被杀事件时，狡猾的日本人又给他的真正对手——大清国——设了一个圈套：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觐见时，特指派副使柳原前光就高山族人误杀琉球船民一事质询于清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这位毛大人，对日本人的质询显得漫不经心。他随口答：杀人者皆属（台湾）生蕃，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令日本人大喜过望，因为他们可以把这段话解释为：既然你大清国官员已承认台湾高山族人是“化外”的“未便穷治”的，那就是表示其人非尔国人、其地非尔之地。那么，日本就可以派兵去惩治这些台湾人了。而这，也就不关你大清国的事了。这个结果，正是日本的明治天皇所等待的。从这个日本青年登上那黑、金两色狮子雕刻装饰的御座，开始著名的明治维新时起，他就一直窥伺、寻觅、筹划和等待着这样的一个机会。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整个日本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度过了长达260年的昏暗岁月。德川家族牢牢控制着政权，天皇不过是一个不过问政治的“垂拱”的摆设罢了。19世纪上半期，连绵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摇撼着日本腐朽的幕府统治，世代幕府将军给日本国门打造的铁锁也频频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击。以长州藩、萨摩藩为代表的诸藩公开向德川幕府挑战，他们高举着“尊王攘夷”、“王政复古”的旗帜，兴“倒幕”之师，与德川幕府军激战。14岁的明治天皇睦仁就是在这个离乱之世，继承了据说是害“天花”而死的父亲孝明天皇之位，成为日本新一代天皇的。这位弱冠少年的才智和勇气，远远超过了海那面的大清国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在一群当世枭雄的引导下，他下密诏“讨幕”，迫使第十五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奉还大政”，交出了这个家族把持数百年的权柄。此后他又宣布废除幕府制度，组建新政府。接着，他宣布《五条誓约》，迁都改元，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建立新式海陆军。随着明治天皇的一系列改革的进行，他本人也变成了两道重眉、一对鹰目、两撇浓须的霸气十足的青年君主了。正是他，在日本这个封建、落后的岛国掀起了维新的暴风骤雨，使这个闭关自守的王朝朝着自强、扩张的目标疯狂迅跑。也正是他，不止一次地和他的朝臣面对白亚麻布绘的亚洲地图彻夜不眠。从那张亚麻布上，君臣们清楚地看到俄国正在南下，把手伸向朝鲜；英国正在对琉球发生兴趣，希望把这个群岛变成第二个新加坡。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焕发出的超常的生命力，正在被关进一个越来越小的摇篮之中，要摆脱窒息，就要拓展生存空间。为了摆脱这个困境，三年前，他就向欧美派出了以重臣岩仓具视为首领的四十八人的庞大代表团。这个远赴欧美的代表团，显然肩负着日本国的一切狂野的希望。当这个代表团启程时，来码头送行的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纯粹的日本方式为他的伙伴送行——三条迎着海风，激动难抑地高声朗诵着送别致辞：“外交内治，前途之大业，其成与否，实在此举。”36岁的岩仓具视何尝不知此行事关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确立国际地位？他要率领着这群日本精英走遍天下，向欧美诸强国“致聘问之礼”，他要去亲眼看一看那些“西洋诸夷”轰隆隆的机器是如何拖着他们的国家在地球上纵横驰骋的。他还要亲口告诉那些西洋人：日本，已不再是昨日的日本。在“英明神武”的明治天皇治下，日本正在脱掉旧式直垂衤卡而改穿西服，剪去那叫做“丁髷”的武士发髻而改留剪发；日本已开始有洋房和煤气灯，大阪到神户正在大修铁路，东京到横滨正在接通电话；日本武士还从他们宽宽的腰带上卸下那祖祖辈辈视为生命的腰刀，像个文明人那样读起了报纸，听起了瓦格纳和贝多芬的交响乐；日本人甚至也笨拙地拿起刀叉吃西餐了，猪牛肉这些当年被日本人视为“贱品”的动物尸体，已充满了世代以蔬菜稻谷为食的日本肚子，并开始焕发出过剩的精力。日本，正在“脱离亚洲”，含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朝欧美走来。《龙旗》 第一章 《龙旗》 御座上的另一位青年(3)这让我们想起了马克思。他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说：它（指资本主义）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欧美人对这群黄皮肤的亚洲人十分冷漠。1872年2月25日，岩仓具视一行到达华盛顿，向美国政府提出恢复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所提出的要求，实质上是要求列强废除他们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当时的日本和中国都在饱受不平等条约之苦。而对此，中国和日本的反应大不相同。中国皇上以出让主权换取洋人消停下去、不再闹乱子为满足，而日本却早早就开始了摆脱不平等条约的努力。不同的选择，最终使日本在20世纪初就彻底摆脱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比中国早了将近半个世纪。当然，岩仓具视使团的要求没有结果。美国人毫不犹豫地将日方建议掷还。饱受歧视的日本人又踏上了去欧洲的漫漫航路。一位叫作木户孝允的使团成员回忆刚刚结束的屈辱旅行时，在航船上写道：“彼（指美国）之所欲者尽予之，我之所欲者一未能得，此间苦心竟成遗憾，惟有饮泣而已。”其实，岩仓具视和他的使团成员谁都没有真正“饮泣”。他们把委屈和愤怒深深藏在心里，并在屈辱中悄悄地积累着报复的力量。欧洲，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了“这群野蛮粗俗的，习惯虐待妇女和溺婴的东方人”。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俄国、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奥地利……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认真研究过远道而来的日本人到底要求些什么，说明着什么。欧洲的回答众口一词：回去吧，我们什么也不会给亚洲矮子。仇恨和失望并没有填满岩仓具视们的目光，他们睁大眼睛观察着整个世界。他们走过整个“到处黑烟弥漫，无不设大小工厂”的欧洲大陆，穿过“皆倾注于世界贸易市场”的人群，经历了“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始惊、次醉、终狂”的心路历程，岩仓具视终于得以见到他一路风尘所见到的地位最高，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欧洲国家元首——俾斯麦。那天——1873年3月15日，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心情很好，用过早茶，他问自己的侍从：“今天有什么有趣的公务呢？”侍从告诉他：“前几天，有几个从东方来的日本人求见，为首的叫做岩仓具视，在日本的职务是右大臣，大约相当于副首相之类的样子。他们已在外边等了好几天了。”“召见他们。”俾斯麦摘掉胸前的餐巾，命令着。岩仓具视和少数几个人被召见了，其他人全被阻隔在门外。有关俾斯麦与岩仓具视交谈的细节可以略去，但似乎在整个欧洲，只有俾斯麦听懂了或部分听懂了岩仓具视关于日本的那套说辞。俾斯麦这位纵横欧洲的当世枭雄心里在想：日本需要的，也许并不是什么领事裁判权和关税自主权，他们需要的只是从他口中说出的一串德语。对此，他可以慷慨奉送。他对座旁诚惶诚恐的日本使团首领岩仓具视教导说：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惟一的道路就是加强实力，以自己的力量来防卫自己，而不要依赖任何国家……当某国感到国际法对他不利时，他就会置之不理而诉诸战争。一向骄矜自恃的岩仓具视，如醍醐灌顶，额角立即渗出汗珠。当晚，他就把俾斯麦的话写在信中寄给了远方他那年轻的君主。他提出，要把英国作为日本“富国”的活标本，把德国作为日本“强兵”的活典范。他相信，天皇一定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这就是日本强盛的钥匙，这就是国际政治的铁律，日本要想在世界大舞台成为风云际会的大角色，那么请不要犹豫，请不要相信公理和法律，也请不要去寻找什么堂皇的理由，而要相信你手中的刀剑、你的舰队和你首先打向别人的拳头。明治天皇当然看懂了这一切。因为这正是他和他的朝臣的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的话不过是一个印证而已。为此，明治兴奋得难以自制。一阵丝竹之声传来，悠悠然，袅袅然，气韵平和，沉稳中透出一派王者风范。那是他的乐师在练习唐乐，它来自海那边的中国。明治天皇的目光在白亚麻布地图上巡梭时，注目最多的是朝鲜、琉球和台湾，此三地，两个是中国的藩属，一个是大清的行省。“中国，一个多么不可捉摸的庞然大物。三十年前，在英国的鸦片和大炮之下，它是那么孱弱，那么不堪一击。而当你想在他的版图边缘舞动一下刀枪时，它似乎又变得十分宽大重厚，令人怯意陡生。”明治天皇在想，无论是甚嚣尘上的“征韩论”，还是试试探探的用兵台湾，他所要面对的，最终都是一个敌人——中国。这，就是他的王国所必须面对的现实。而他在这场赌博中，有足够的筹码吗？的确，如果把此时的中国比做一只昏睡的大象，西方列强则是围攻这头大象的群狼。而日本呢？还只能算是一只精力充沛、鼓足了勇气的虱子而已。对于虱子，大象之可怕倒不在于它的反击，而在于它漠视。更何况西方诸狼又何能容忍虱子跑来“分一杯羹”？然而，日本的现实要求明治天皇的不再是深层的思考，而是当机立断。他必须面对他的王国中的混乱。在日本向朝鲜请求通商遭拒绝后，嗜血好斗的萨摩武士西乡隆盛力主兴兵讨伐朝鲜。此议立遭深虑日本实力的岩仓具视的反对，在天皇的支持下，不切实际的“征韩论”被平息，西乡隆盛去职。然而日本国内聚集的战争能量却再次受到禁锢。不久，失意的武士们谋刺岩仓具视未遂。紧接着，“征韩派”的不驯军人江藤新平又发动了“佐贺之乱”。日本像一个充满激情和怨气的气球，它积蓄的力量得不到扩展，似乎马上就要爆炸。明治天皇明白，他现在不需要别的，只需要一场战争，一场对外军事冒险，以转移内乱的危机，挽救他的王朝。朝鲜，是大象的“要穴”，以虱子的力量看，目前还不敢妄加触动。于是，虱子别无选择地盯上了琉球和中国的台湾。天皇诏谕，定于明治七年（1874年）二月六日，在已经归国的岩仓具视邸宅举行大臣参议会议，研究通过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调查制订的进攻台湾计划——《台湾藩地征伐要略》。四月四日，日本组织起一个“台湾生番探险队”，其本部设于日本太政官的正院内，支部设于长崎。出人意料而又意味深长的是，天皇委任的“台湾蕃地事务都督”不是别人，正是“征韩论”头子西乡隆盛的弟弟、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一个更加嗜血好斗的日本武士。显然，明治天皇已决定在世界的东方，实现他的重臣岩仓具视从俾斯麦那里获得的“真理”，并朝着在亚洲建立俾斯麦式的霸权的目标迈步。在明治天皇的眼里，御阶下怒放的樱花化成了一团火，正在燃烧、燃烧。《龙旗》 第一章 《龙旗》 走近主角(1)走近主角天津，大清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行馆。夜近子时，这座森严衙门的主人——李鸿章，仍毫无睡意。明亮的烛光，将他颀长的身影投射在纸窗上。他在焦急地等待着来自京城、上海和日本长崎的消息。1999年秋天，笔者驱车来到保定，探访当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设在保定城里的衙署。原以为找到它会很难，所以车进保定市区后，就请一位开着在北京已经绝迹的“面的”司机带路。没想到，司机汪师傅特别热情，坚持不收我们的引路费。胖胖的汪师傅见多识广，还特别健谈，他的一番话，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在咱们保定，你要找市法院，兴许有人不知道；要找直隶总督衙门，没有不知道的。”我们问他为什么，他气哼哼地说：“咱保定经济不行，就这总督衙门，还算是个旅游景点儿。其实，人家李鸿章是多大的干部呀，当年，人家也不住咱保定这穷地方，人家住天津，天津多热闹呀，海河、劝业场、狗不理包子、耳朵眼儿炸糕、大麻花儿，吃的玩儿的，全了。咱保定有什么？老话儿说：‘保定府，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天天让你吃着面酱转铁球玩儿，你受得了呀？”真是“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直隶总督府到了。此时正是下午4点，没有一个游客。清冷，使这座院落格外阴森。看得出，它刚经过了一次修缮。大门上方正中的匾额，是雍正皇帝亲笔题写的“直隶总督部院”，仪门上的楹联是李鸿章亲自撰写的：昔为畿辅，今控严疆，观政得余闲，一丘一壑亲布置近接太行，远临渤海，豪情留胜慨，亦趋亦步许追随李鸿章的字写得很好，但是并没有特别让我们留恋叹惋。印象最深的，倒是衙署的院子里那几棵古树，上面黑压压地蹲着几十只猫头鹰。它们端着肩膀，一动不动，无声地栖息在雨后潮湿的老树干上，显得狰狞阴鸷，活像地狱的使者。保定毕竟“远临渤海”。平时，李鸿章并不在他的保定衙署中，大部分时间，他生活在天津的行馆里。行馆的地点，在海河边上金刚桥以北。这座行馆在1900年曾被八国联军占领，里面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侵略者还在这里成立了一个镇压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机构，叫做“暂时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俗称“都统衙门”，英文缩写“T·P·G”。据说，当年来自西方的侵略者非常惊异地发现：这么大的一个院落，里面居然没有浴室和抽水马桶。他们把原来的建筑改了个乱七八糟，面目全非。1902年，袁世凯将它收回后又重新修建了一番，当年李鸿章在时的模样，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两个英国人，一个是传教士吉伯特·威尔士，一个是远东社会与政治研究专家亨利·诺曼，他俩在李鸿章的晚年到过天津的直隶总督行馆。据他们描述，站在海河的金刚桥上，就可以望见这座庞大、威严的行馆。它的灰色围墙异常高大，朱漆的大门上绘着威风凛凛的门神，影背墙上雕着劝诫官员戒贪的饕餮图饰，十几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下肃立着持着洋枪、挎着大刀的士兵。而李鸿章的住房，在行馆的深处。要进入这个院落，需要穿过数道门，绕过长长的花园游廊。两个外国人在李鸿章的房间里，发现陈设着不少精美的欧式西洋家具，包括松软舒适的沙发。而墙上挂着的肖像是一幅赠品，画面上那个身穿双排扣礼服、胸前挂满各种勋章的外国人，就是闻名世界的“火炮大王”——德国人克虏伯·阿尔弗雷德。在当今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中，李鸿章，就是一个毡帽棉袍、臃肿虚弱的白胡子老头儿，他留在人们心中那副行将就木的龙钟老态，几乎成了旧中国昏庸政治的典型雕像。其实，1874年，李鸿章刚过完52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