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5

关于此后“福安”的命运,国内外著作以往多采择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的一则说法,即该舰于1938年在广东遭日军飞机轰炸沉没。(28)然而经过仔细查对史料,这段出处不详的叙述并不属实,“福安”舰的归宿其实与她的姊妹舰“通济”舰惊人相似。1932年削平陈策叛乱后,“福安”等舰归入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名下管理。后来随着新舰的增多,尤其是1936年广东当局以10万港币从香港的英国渣甸轮船公司购得一艘4000吨级的货船,改制为“永福”号运输舰后,舰况已经极差的“福安”便因失去用途,而被裁列为废舰。(29)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为了防止日军舰艇由珠江三角洲的虎门、横门、蕉门、磨刀门、虎跳门、崖门等海湾口侵入,上溯内地,广东省江防司令部开始布置海口防御。鉴于所辖军舰“数量固少,战斗力亦复微弱,不能全靠之以防阻敌舰侵入”,而库所存的水雷“均系旧品,能使用者不及百一”,于是决定采取沉船封江的方式堵塞海口。8月间,包括“福安”在内的12艘老旧废舰分别在虎门、大刀沙、横门、崖门堵塞线等地自沉殉国。一个月后,广东海军的“肇和”、“海周”舰便在由这些曾经的战友用生命构筑的防线旁,展开了抗战时代中国海军与日寇进行的首次舰艇海战。(30)后 记根据民国海军档案记载,比“福安”晚一个月殉国的“通济”舰,在自沉时全舰所有武备都没有被拆除,显得十分蹊跷。其原因可能是接获自沉命令时事发突然,根本没有来得及进行拆卸处理。“通济”沉没后,舰上官兵因此未被组成炮队,而是分解到其他各舰作战,多有在抗战中英勇殉国者。进入人民共和国时代,江阴阻塞线沉船在“大跃进”运动中被大部彻底打捞拆解。1962年2月上海打捞工程局工程队开始着手打捞“通济”舰,因舰内积淤过多无法直接起吊,在经历了漫长的清淤工作后,于5月起捞出水,拆解炼钢,但未见到有任何关于捞获、保存舰上标志性物品的记录。(31)又过了四十多年,“通济”舰的故乡福州马尾兴起船政文化建设热潮,也就在这时,马尾区和船政文化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经过费心寻访,竟在山东青岛市一位私人藏家的藏品中发现了“通济”舰的标志物人力舵轮。又经过两年多的反复商洽,这件中国近代海军摇篮舰的遗物终于进入船政文化博物馆展览,重新又回到了世人的目光中。目睹郑重陈列在展厅内的“老通济”遗骨,一些曾在这艘军舰上渡过海上生命中最初岁月的老海军们唏嘘不已。【注释】(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页。(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5-436页。(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页。(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6页。(6)本数据综合参考了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醇王府档案中“通济”舰的资料,以及《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的记载。遇有数据记载不一处,采用醇王府档案。(7)本数据综合参考了右列材料:《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571页。《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醇王府档,210号,“‘海容’、‘海圻’、‘通济’舰表”。(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0页。(10)《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1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11)苏小东:《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洲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12)《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13)《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71页。(14)陈书麟、陈贞寿:《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01页。《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719-721页。(15)《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5页。(16)《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17)《革命的海军》,第252、253、256期。(18)《海军抗战事迹》,(民国)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181-182页。(1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39页。(2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2-483页。(2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3页。(22)《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0页。(23)马幼垣:《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铨》,(台湾)联经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24)苏小东:《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25)《程璧光殉国记》,(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48页。(26)陈书麟、陈贞寿:《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27)“陈济棠两炸‘飞鹰’舰”,《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四辑。(28)姚开阳:“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http://60.250.180.26/chin/1606.html2010年5月10日访问。(29)广东海军购买“永福”的情况见:“陈济棠统治时期的广东海军”,《广州文史资料》第15辑,政协广州市委员会,1965年版,第79页。(30)《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1813页。(31)《上海救捞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70962/node70967/node70995/userobjectlai74961.html,2010年4月10日记录。罗星夕阳——福建船政“建威”级鱼雷炮舰再聘洋员裕禄,姓喜塔腊(清太祖努尔哈赤母亲的家姓),字寿山,满洲正白旗人,监生出身,捐刑部笔帖式(清代各部负责翻译满汉奏章文书的官员),后历任刑部郎中、热河兵备道、安徽布政使、安徽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务。1894年在盛京将军任上亲历了甲午战事,战败获咎,后改任福州将军,是当时地方督抚级别大员中一位身世显赫、经历丰富的重要满族官员。(1)1896年7月28日,裕禄在驻地福州接到一道不同寻常的上谕,清廷命令他负责办理并没有任何经验的造船事务,兼任总理船政事务大臣。这一任命的缘由,需要追溯自数月前闽浙总督边宝泉的长篇奏陈。边宝泉于1895年接替谭钟麟出任闽浙总督,同时兼管船政,上任伊始对船政事业显得格外用心。边宝泉先是努力留用船政学堂的教习法国人迈达,以图维持船政造舰技术的继续精进,另一方面对棘手的经费问题,边宝泉采取官督商办的主意,想要将船政的造船业务彻底推向市场以图解决船政的困境,在南洋等地招徕殷商承包经办,但是“华商既无力承揽,洋商又未便招致”。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中,1895年末的京城里也在就船政的问题进行讨论,12月23日户部上奏,为改变日益萎靡的造船局面,提议应该按照船政创办时的旧制,重新“特派大臣总理”。(2)对船政事务充满热情,被外人评价为沈葆桢第二的裕禄,因为在任时间短暂,除创议建造了“建威”级鱼雷炮舰外,没有能够尽展其复兴船政的抱负。1900庚子事变期间,任职直隶总督的裕禄率军抵御八国联军,兵败后自杀殉国。船政最初的几任总理大臣中,如沈葆桢、丁日昌等,都属于没有上任之前就已经是声名洋溢的人物,他们能够凭借自身拥有的官场人脉资源,能够直接影响国家朝堂上的政策,处在福建当地的官场里,也因自身独特的政治背景而与总督、巡抚、布政使等不分伯仲,努力为船政争取地方的优惠条件。虽然在任上尽管也面临用人、经费、技术等诸方面的难题,但大都能迎刃而解。而此后的几任大臣,任职前的身份都较低阶,在福建本省尚且处在地方大员的羽翼下,更不用说在更高层的朝廷上为船政呼吁,因而导致船政在各种官场势力的夹缝中,建设每况愈下,举步维艰,乃至官场上以船政大臣一职为畏途。自从创造了“平远”舰的大臣裴荫森去职后,船政大臣职位就始终空设,只是以闽浙总督兼管船政事务而已。此时户部奏请派一位知名大臣重新肩负船政大臣职务,可谓是切中要害的一项建议。奏上之后,清廷即命令当时正兼管船政事务的闽浙总督边宝泉就此发表意见。1896年5月11日边宝泉上奏,完全支持户部的意见,“总督事繁,不能兼顾,委员总办,权势较轻,非有专管大员驻工督率,破除情面,不足以振全局而扩前功。应请如户部原奏,简派廉干精核之大员来闽接办”(3)。除此外,边宝泉还就船政现状,提出四条改革意见,其中尤以第一条“造船宜讲求实际”最为重要,奏称福建以往建造的“伏波”等级炮舰“以之运粮、载勇、巡洋、缉盗,颇为得力,惟马力既微,行驶较缓,不能与商船争一日之长。船政本为海防而设,若所造之船无事但借以转输,有事难以冲击,徒糜巨款,无裨实用”,建议应该停造这类老式军舰,“应添置机器,募精于工作之洋员,督率在事员匠认真讲求,改造新式巨舰,务使坚固迅捷,成一船即得一船之用”(4)。奏上后,又经总理衙门讨论,延至7月28日,便有了福州将军裕禄收到的那封上谕。任命裕禄兼任船政大臣同时,因正值甲午新败,海防扩充急需新舰,清廷还以边宝泉的奏议为基础,同意船政的发展方向朝建造新式巨舰方面努力。“船政一事为海防根本,经前大学士左宗棠等经营缔造,实事求是,卓著成效。后因经费支绌,日渐废弛。现在泰西各国制造日新,铁甲愈坚,快船愈速,非大加整顿不足以建威销萌……其添置机器、招募精于工作之洋人,督造新式巨舰,即着照边宝泉所请行。”(5)1896年8月16日,裕禄从船政总办道员杨正仪手中接过总理大臣关防,正式在马尾驻扎视事,船政在相隔几十年后,终于又有了一位“著名大员”来担当总理大臣。大臣出身背景的不同,直接显示出其争取官场资源力度的不一。裕禄上任伊始,立刻调度、借助起了总理衙门的力量,风风火火开始进行建造新式巨舰的努力。先是总理衙门将曾监造过“定远”级铁甲舰的工程师徐建寅调至船政,担任提调。继而沿着边宝泉“募精于工作之洋员”的思路,总理衙门在裕禄的交涉下,考虑到福建船政深受法国造船技术的影响,于是和法国驻华公使就雇佣法籍工程师一事进行讨论。经历了中法战争后十余年平淡的外交关系,对中方想要在军舰建造领域再引入法国力量的请求,法国方面认为是中法关系转好的讯号,反应异常积极“其国家极愿选荐名手相助”。9月10日,法国海军军官卜玳被派专门赶到马尾拜见裕禄,商讨有关雇佣法籍顾问的事宜,最后敲定聘请由五人组成的法国顾问团。根据裕禄的要求,作为顾问团团长的洋员正监督需要是法国海军系统内的工程人员,整个顾问团合同期限五年,要求顾问们到工后负责立刻“先造新式轮船两只”。船政厂区因为当初左宗棠择地的不慎,江岸水深太浅,难以建造大型舰船,受这一限制,新军舰约定排水量为当时船政造船的极限标准,即在2200吨之内。同时要求法籍洋员“于罗星塔察看地势、吃水浅深”,另择新的生产厂址,以筹备建造大型铁甲舰。1897年年初,法国外交部长哈诺德照会中国驻法公使庆常,通知为中国船政挑选的顾问团人员已经组成,所选的洋员正监督是一位家住在法国上索恩省的名叫杜业尔(Charles Doyere)的工程师,当时的身份是法国高等造船学校帮办、二等监工。(6)著有《舰船工程基础》(Notions élé mentaires de mé canique du navire)、《钢铁构架》(Charpentage,constructions en fer et en acier)、《造船实务》(Cours pratique de construction navale)等专业著作的杜业尔,相比当初左宗棠雇佣的日意格来,才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造船专家。1897年2月14日,杜业尔带领勘矿炼钢监工达韦德、海军制造监工毕尔第、绘图官李嘉乐、书记官伯乐等顾问团成员,在马赛乘船出发,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一个多月后,3月24日一行人等抵达马尾拜见船政大臣,经过连日商谈,裕禄对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产生了良好的第一印象,“该洋员等均属初到中国,人俱诚实,议论工程具有条理”(7)。“钢板鱼雷快舰”因为“此次整顿船政,延募洋员来工教习,以制造新式快舰、俾在厂工匠习学新法为第一要义”,裕禄首先安排新到船政的杜业尔等先仔细察看厂区的硬件设施,以便依据现有设备状况来选定建造怎样的“新式快舰”。经过参观摸底,杜业尔认为船政当时现有的硬件设施较为齐全,无需再添置机器,只要对一些使用时间较长的机器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就可立刻投入新舰的建造。至于要建造怎样的军舰,实际杜业尔在来中国前就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在他的行囊中携带了当时法国的几型新式军舰的全套图纸。能够将自己国家最新军舰的图纸随意带至他国,如果不是获得了法国政府的某种默许,显然是无法设想的,从此也可以看出法国方面对重启中法军事领域合作的重视程度。杜业尔根据裕禄所述的船政财力情况,提出首先使用三年时间,建造大型鱼雷艇两艘、鱼雷炮舰一艘的计划。杜业尔同时立刻给出了舰船的具体设计方案,其中的鱼雷艇排水量为150吨,主机功率2500马力,航速21节。鱼雷炮舰排水量800吨左右,主机功率6400马力,航速23节。根据预估,三艘军舰连带武器配备等一切费用,预算在120万两银以内便可足够支付。对杜业尔提出的两型备选军舰方案,裕禄没有进行立即评价,而是命令其先拿出这些军舰的全套图纸和精确预算,以便进行详细讨论,再做决策。由于资料准备得非常现成,杜业尔立刻便给出了两类军舰的详细图纸。杜业尔提出舰艇方案时,正值总理衙门刚刚向德国订购了“海龙”级驱逐舰,而且总理衙门的建军方案有明显的重驱逐舰、轻鱼雷艇趋势。在“海龙”级32节的迅捷航速面前,杜业尔方案中的鱼雷艇航速只有21节,显得颇为逊色。裕禄据此认为“恐尚非近年新式”,决策暂缓建造。现代有一些研究者以此为依据,认为杜业尔是拿了旧军舰方案来欺骗中国人云云。实则仔细比较,“海龙”级驱逐舰的32节航速是凭借6000马力蒸汽机获得,杜业尔提出的鱼雷艇方案主机功率仅为2500马力,在同等级别的鱼雷艇中,21节的航速并不属于特别劣势。暂停考虑鱼雷艇方案的同时,裕禄对杜业尔出示的鱼雷炮舰方案表现得颇感兴趣,其感兴趣的原因倘若说出来,足以让杜业尔感到匪夷所思。裕禄之所以青睐鱼雷炮舰,竟是认为航速比鱼雷艇快,且船大得用。对这级预算造价每艘240万法郎上下的军舰,裕禄告诉杜业尔准备建造两艘,由于款目较巨,决定不采取同时开工并造的方法,而是“将第一号先行购料兴造,其第二号俟第一号办有眉目,再为接造”,约定两艘军舰应当在三年内全部造成,以此作为法国顾问团来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8)议论一经确定,裕禄行事显得格外爽利,立刻命令杜业尔返回法国,购办建造鱼雷炮舰所需而中国不能自造的“紧要机器、料件”,以便从速开始新舰的建造。呼应当初清政府谕旨中“现在泰西各国制造日新,铁甲愈坚,快船愈速,非大加整顿不足以建威销萌”的指示,后来裕禄将第一号鱼雷快舰就干脆命名为“建威”,与船政早期的风帆练习舰“建威”重名。舰名既取了“建威销萌”之意,以示对中央决策完全遵照执行,同时舰名中的“建”字还隐示着建造地为福建。排水量800吨上下、航速23节的这型鱼雷炮舰,在当时船政的公文中经常被称为钢板鱼雷快舰,杜业尔推荐时称属于法国名厂的极新式设计。根据后来“建威”问世后的各种参数和设计特点显示,杜业尔所言不虚,“建威”的设计确实源自当时法国十分新颖的一级鱼雷炮舰。自从英国概念舰“独眼巨人”(Polyphemus,中国旧译“多音天蚕”)开创了海军史上大型鱼雷军舰这一全新舰种后,各主要海军国家对这种鱼雷艇杀手大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而这种军舰便以排水量1000吨为界,分出了鱼雷巡洋舰和鱼雷炮舰两种细化类别(现代有一种译法,将一次大战前的鱼雷巡洋舰和鱼雷炮舰等同时具备舰炮火力和鱼雷作战能力的军舰统称为雷击舰。这一舰种所具有的鱼雷艇杀手地位,后来逐渐被驱逐舰取代,一战之前雷击舰这一名词就退出了历史舞台)。(9)法国于1883年开始建造本国的首级大型鱼雷军舰——鱼雷巡洋舰“秃鹫”(Condor),之后又建造了鱼雷巡洋舰“瓦提尼”(Wattignies),以及鱼雷炮舰“炸弹”(Bombe)、“猎兔犬”(Levrier)等大批这类舰艇。1894年,法国卢瓦尔船厂(Soc de la Loire)完工了一型全新的鱼雷炮舰,以著名的法国美洲探险家迪波威尔(D’Iberville)的名字命名。随后,法国地中海铁工厂(F C de la Mediterranee)和吉隆德造船厂(F C de la Gironde)又紧接着各建造了一艘同型舰,分别冠以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喀希尼”(Cassini)以及英法尼罗河海战法军英雄“卡萨匹安卡”(Casabianca)的名字。1896年“迪波威尔”级的最后一艘军舰“卡萨匹安卡”完工,1897年杜业尔向裕禄推荐的鱼雷炮舰正是这型法国军舰。(10)如果不知道内情,仅仅只是从外观侧面看,“迪波威尔”级的体量绝对不像是排水量不足1000吨的军舰。身兼鱼雷艇杀手使命的“迪波威尔”,为了追求高航速,船身设计得较窄。而为了安装足够的火炮、鱼雷武备,以及硕大的动力系统,在舰宽不能过大的情况下,这级军舰的长度被设计得格外长,由此整艘军舰的体格非常瘦削苗条。排水量952吨的“迪波威尔”(“卡萨匹安卡”和“喀希尼”970吨),军舰宽度只有8.08-8.20米,舰长则达到80米,长宽比接近惊人的10。法国“迪波威尔”级鱼雷炮舰“喀希尼”号。照片中可见这级军舰舷侧鼓出的装甲防御带,源自“迪波威尔”的“建威”级也承袭了这个特征。“迪波威尔”的外观和当时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创制的一系列新式巡洋舰很相像,如果不是别具特色的内凹式舰首和巨大的撞角,其首尾楼、双桅杆双烟囱的特征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海军的穹甲巡洋舰“吉野”。外形并不十分个性鲜明的“迪波威尔”,各种具体的设计却很值得加以注意。“迪波威尔”的武备系统除舰首水下的撞角外,还包括火炮和鱼雷两大体系。舰上的主炮口径不大,选择了一门100毫米口径速射炮,安装在首楼甲板上。另外配有65毫米口径速射炮三门作为副炮(尾楼甲板上一门,舷侧耳台各一门),还装有37毫米口径机关炮6-7门(安装在两舷)。鱼雷兵器是“迪波威尔”极重要和标志性的武备,舰上共安装了六具18英寸口径鱼雷发射管。其中两具分别安装在首尾楼内,由于在此之前,军舰上安装于舰内的鱼雷管发射时,操作人员大都无法直接看到目标,需要依靠外界观测员的指示来进行“盲操作”。为解决这一问题,“迪波威尔”破天荒地在首尾楼鱼雷管附近的主甲板上开设了两个小型司令塔,专用于鱼雷操作人员观测。另外的四具鱼雷发射管以双联的形式分作两组,安装在主甲板舷侧。因为“迪波威尔”的甲板很窄,两组露天鱼雷管采取了右舷靠近首楼、左舷靠近尾楼的错列安装方法,但即使这样处理,在鱼雷管横向转出舷外操作时,仍然很不方便,为此又格外在鱼雷管安装位置处拓展了甲板空间,各开辟了一个小型耳台。“迪波威尔”级军舰原始图纸中的横剖面结构图,图上用加粗的黑色线勾出了敷设在主甲板上,并延伸向两舷形成奇特的穹甲连带水线带装甲。动力系统方面,“迪波威尔”和二号舰“喀希尼”采用的是两座立式三胀蒸汽机配合八座“拉格斐尔·德阿斯特”式(Lagrafel d’Allest)水管锅炉的组合模式,双轴推进。该级舰的最后一艘“卡萨匹安卡”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蒸汽机改成了当时极为新颖的立式四胀蒸汽机,功率5000马力,航速21.5-22节。仔细端详“迪波威尔”的外观,很容易发现这级军舰在首尾楼和舷墙下方的主舰体两舷,明显向外侧鼓出了一块,这种夸张的舷侧外倾造型和北洋海军的“经远”、“平远”级军舰几乎一样,其实质内涵也完全一样,即是敷设在外侧的水线带装甲。迥异于一般的鱼雷炮舰甚至于鱼雷巡洋舰,“迪波威尔”对防护能力做了格外的加强。这级军舰的防护样式参考自鱼雷军舰的始祖“独眼巨人”,直接在军舰的主甲板上额外敷设了一层0.8英寸厚的穹甲。与众不同的是,这层穹甲不仅仅只是保护主甲板,在首楼之后到尾楼附近的那段,还另外分别向舷侧延伸,一直覆盖入水线下,构成了穹甲连带水线带装甲的奇特形式。水线带部分的装甲较穹面甲的厚度增加了一倍,达到1.6英寸。与同时代的“飞霆”、“飞鹰”等鱼雷炮舰相比,拥有装甲、尤其是水线带装甲防护的“迪波威尔”无疑更为抢眼。靠着杜业尔的传递,这型军舰的血脉很快延伸到了万里之外的福州马尾。“迪波威尔”的中国版根据杜业尔的精算,模仿“迪波威尔”建造两艘鱼雷炮舰,总共需要花费480万法郎。除去船政能够自行建造的部分外,其他需要进口的配件包括装甲、轮机、炮械、鱼雷等,共计326万法郎。另外,船政大臣裕禄还让杜业尔帮助建造拖轮和供船政员匠学造的鱼雷艇各一艘,所需采购的物料价值237200法郎,两项合计3497200法郎。以当时船政的财力,建造诸如“通济”、“福安”一类的军舰都已经捉襟见肘,对鱼雷炮舰不啻如天文数字的建造费用更是无力担负。经过协商,裕禄先倾尽船政的财力,拨出39万法郎,交由杜业尔,作为回法国采购物料的订金,剩余的部分约定分作三年陆续支付,预计每年的各项相关费用折合约50万两银。与此同时,裕禄便利用自己福州将军的独特地位,直接上奏清廷要求中央财政支持。裕禄请示从出使经费中挪用一部分,另外由南北洋海防经费内匀拨一部分。结果总理衙门不同意借挪出使经费,南北洋大臣也“皆称无余力分济”,最后只得到户部拨下的10万两银。10万两银大约相当于30万法郎,连上船政每年的经费40万两左右,仍然不敷建造鱼雷炮舰。对此裕禄深感不满,不同于以往的几任船政大臣逆来顺受的作风,凭借自己独特的官场地位,裕禄作出了直接和他处争夺经费的举动。当时,福建省每年分摊缴纳南北洋海防经费24万两,除解往北洋用做旅顺基地修复要工的10万两外因为事关京畿防务,不能随便涉及外,裕禄上奏截留了剩余的14万两,充作建造鱼雷炮舰的经费。就此,当年裕禄共凑齐约64万两银,刚好能支付一年的建造费用。(11)杜业尔根据中国的需要,以“迪波威尔”为原型,做了适当的修改,监督绘制完成全套总分图纸后便立刻返回法国进行采购。为不耽误三年内造成两艘鱼雷炮舰的工期要求,随后由跟随杜业尔来华的制造监工毕尔第负责指挥监督,将船政能够自行建造的诸如龙骨、船壳板等先期制作准备。1898年4月7日,裕禄率领船政员匠举行仪式,第一号鱼雷炮舰“建威”于当天正式开工,是为船政“建威”级的首舰。(12)在毕尔第监工下,首先开始船体的施工,同时等待杜业尔采购的各项配件的到来。和“迪波威尔”相比,中国的姊妹舰“建威”级属于是一种具有自身特性的改型舰。“建威”舰船体采用钢胁钢壳材质,外观也是带有双烟囱、双桅杆(桅杆钢制)特征的首尾楼船型。军舰排水量为830吨,舰长78.58米,宽8.1米,舰首吃水2.48米,中部吃水2.89米,舰尾吃水3.3米,长宽比也接近10。无论是吨位还是主尺度,都和“迪波威尔”级十分相似。(13)延续“迪波威尔”级最新舰“卡萨匹安卡”的配置,“建威”级的主机也选用了两台法国地中海铁工厂生产的四胀立式蒸汽机,配套安装四座双头水管锅炉,双轴单舵,采用两个三叶铜制螺旋桨。主机功率6500-7000马力,设计航速22.5-23节。“建威”级武备方面的配置沿用自“迪波威尔”的设计,舰首也有撞角,火炮方面的布置几乎一模一样,也是选用一门法制“士乃得”100毫米口径45倍径速射炮,同样安装在首楼甲板。副炮配用三门65毫米口径45倍径速射炮,其中两门安装在左右舷的耳台内,“能前后施放”,另一门装在尾楼甲板上。机关炮配用3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五管炮6门,分装于两舷。两型军舰的主要区别在于鱼雷兵器,可能是综合考虑了造价等因素,“建威”舰的鱼雷管做了大幅度的减少,仅仅保留了两具,通过外观分析,可能布置在后桅附近的船舷两侧。属于弱化了鱼雷兵器配置的“迪波威尔”改型“建威”级,在防护方面则做了适当的加强。“建威”级也敷设了保护中部主甲板和两舷的装甲,主甲板部分的厚度超过“迪波威尔”,达到1英寸。根据设计,“建威”级还配备探照灯两座(根据民国海军档案记录,“建威”的探照灯直径,照度2400枝烛光。“建安”的探照灯直径,照度5500枝烛光)。一座安装在前桅下部特设的灯座上,另外一座装在尾楼甲板上的探照灯台上。配合探照灯,舰内配有两台蒸汽传动发电机,同时能为舰内各处照明用的300盏照度10枝烛光的电灯供电。主持“建威”舰开工后不久,1898年7月11日福州将军、船政大臣裕禄被调往北京,入值军机,出任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原齐齐哈尔副都统增祺替补裕禄,升任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后来的情形显示,船政大臣的经历对裕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进入中央、同时脚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两大权力部门后,裕禄立即运用权能,来向始终受经费制约的船政施以援手。在裕禄影响下,总理衙门拟定了一个主要由各省募集173万两资金,用于国家海军建设的计划。不同于此前总理衙门通过外购来获取先进装备的形式,裕禄命令将这笔经费准备全数拨给船政作为开办经费,此后四年再连续拨款,支撑船政建造头等近海防御铁甲舰1艘、二等铁甲舰2艘、鱼雷艇18艘。(14)然而由于裕禄很快又从总理衙门大臣等任上外放为直隶总督,这一计划提起未过多久便被搁置。各处凑集的造舰款项中,实际真正拨至船政的只有20万两而已。就在有关向船政拨付巨款、扩大造舰规模的这番讨论中,新任的福建将军兼船政大臣增祺突然接到一道来自北京的上谕,内里的内容令他吃了一惊。当时杜业尔为船政设计的135吨工厂拖轮“吉云”号完工,曾向清政府报告了航试竣工等情况。由于只是用于在船政新造的青洲石船坞辅助舰船入坞所用,“吉云”舰的马力只有350匹,航速也仅仅只是11.5节。奏报后,清政府当时并无特殊反应,然而此时经历了平息百日维新,光绪皇帝已经被软禁,清廷大权由慈禧太后操控。谁也没有料到,慈禧竟然关注了“吉云”舰的航速这一细节技术问题,并由此联想,对船政在造的“建威”级的航速表示担忧。“现在外洋各国战船速率日增,鱼雷船每点钟能行二十三海里者甚多,各项战船速率亦不下十七八海里,此次该厂所造速率仅止十一海里,国家不惜巨款办理船政,要贵适于战守之用,若速率太少,必支相形见绌。该将军务须督同洋员将各船造法实力考求,毋稍迁就。钦此。”(15)接到上谕,新任大臣增祺“钦悚莫名”,立即针对慈禧举出的鱼雷船23节航速的标准,询问已经订货完毕回到船政的洋员正监督杜业尔,强调新船的航速无论如何不能低于23节。由于“建威”级的设计航速是22.5-23节,在主机尚未装配测试之前,谁也无法保证将来航试时究竟能达到多少航速。增祺于是急忙上奏,就“建威”级的航速向慈禧太后进行解释,将航速问题推给前任大臣裕禄,称那是裕禄和杜业尔详细讨论过的,自己“于制造一途,本鲜阅历”,言下之意将来新舰的技术问题与自己无关。“惟速率原定每点钟能行二十二海里半及二十三海里之数。前裕禄亦曾与之(杜业尔)再四研求,须俟全船试洋自能考证的确。”(16)接奏后,重新确认了船政新舰的航速标准是22.5-23节的慈禧表示满意,只简单批示了“知道了”三字。艰难派拨开工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1899年1月29日“建威”舰顺利下水。然而从法国订购的蒸汽机、装甲、武备等或因建造未完、或因钱款没有付清,都还没有运来中国,实际当天下水的只是徒有外观的躯壳,不仅桅杆等上层建筑没有安装,连主甲板也未铺设完成,犹如是开膛破肚尚未缝合。“建威”舰下水时拍摄的照片。此时,这艘军舰还仅仅只有一副躯壳,蒸汽机、锅炉、各种武备都还尚未安装。1899年3月3日,等不及在法国购买的设备运回,为保证实现三年内建造两艘“建威”级军舰的目标,“建威”级的二号舰也于当天铺设龙骨开工,先行建造船体,所有设计与“建威”别无二致。经历了整整一年的建造,1900年3月3日“建威”级二号舰的船体也顺利下水,同样也仅仅只是一副躯壳。此时船政大臣又已经易人,接替增祺的新任福州将军善联兼充船政大臣(满州镶红旗人,姓费莫,清乾隆、嘉庆朝名臣永保的重孙)。经其择定,新舰命名为“建安”,与首舰“建威”的名字相配合。仪式之上,有心人或许能发现大臣善联的脸色并不好看,显得格外心事重重。与欢庆军舰下水的官匠人等不同,善联心里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即两艘“建威”级军舰后续的建造经费尚不知从何措手。首任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裕禄,可以凭借显赫的身世和官场上游刃有余的人脉资源,为船政努力争取经费。继任增祺虽然不具备裕禄那般的能量,但是接着裕禄任职中央期间的泽余,也勉强应付了自己任内船政的经费需索。善联上任时,这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杜业尔因船政连年欠款,导致在法国订购的物资不能按期发货,已声明“不能肩任成舰期限”。眼见已经下水的“建威”、“建安”因为得不到所需的装备,迟迟不能竣工,急迫之中,善联上奏清廷,请求新建的北洋海军认领二舰,只要帮助解决二舰剩余未能支付的各种造购经费40余万两,以便实现三年造两舰的目标,将来船成后就可立即领走。“此一转移间,北洋认费不及一船料价之半,较之购自外洋,实已轻而易举,且船政快舰工程非迅速筹款应付,目前便难支持,舍此又无从筹款。”(17)参加“建威”下水仪式的部分船政官弁合影。出乎善联预料,对这种只要花费一半成本,就能得到两艘崭新军舰的提议,庆亲王奕主持下的总理衙门并没有积极的回应。焦头烂额的善联最终寻了个缘故抽身事外,于1900年5月12日辞去了船政大臣兼差,改由闽浙总督许应骙暂管。对“建威”级军舰的经费难题,许应骙也无更好的办法,仍是继续上奏清廷,请求外省认领、协助筹款完成建造。当时已经拥有“海天”、“海容”等新型军舰的北洋对“建威”级军舰表现得毫无兴趣,“原系拨归北洋遣用,现在北洋协款无着”,最后鉴于“各省需船,北洋之外,莫如南洋,其次广东……粤省素称富庶,设筹较易”,清政府遂指定两广总督负责帮助解决“建威”级的后续建造经费,并认领二舰。(18)广东水师经历甲午之战后,广字甲、乙、丙三艘大舰尽数在北洋折损,继任总督没有壮大舰队的雄心,对清政府的指示表现得也无丝毫兴趣,进入无限期的拖延状态,这一方案又告夭折。1901年6月4日因“建威”、“建安”得不到后续建造经费头疼不已的总督许应骙又上奏辞去了兼管船政的差使,改由新任福州将军景星兼管。至此,船政大臣一职已成为官场上人人闻之色变的畏途,从裕禄开始以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的积极模式,也悄然变调,总督、将军不再兼任专责的船政大臣,而只仅仅负责兼管船政事宜。“建威”的姊妹舰“建安”下水后被拍摄到的照片。“裕禄曾自认为是第二个沈葆桢,然而,自1898年他任直隶总督后,船政在清廷或各省大员们眼中只是一个寄生虫式的机构。”(19)景星兼管船政未久,看着船政厂边因为没有经费而迟迟未能完工的“建威”、“建安”愁眉不展,很快便上奏清廷要求从船政抽身,“奴才于西法制造,向未讲求,竭力经营,罔益事理”。随后,兼管船政的重任压到了船政创始人沈葆桢的长孙、船政提调沈翊清肩上,命令由沈翊清负责会办船政具体事务。沈翊清,字丹曾,对祖父创办、且自己从事多年的船政事业颇具感情,任职伊始很有一番振作中兴之意。沈翊清曾努力想争取两江和湖广建造长江炮舰和鱼雷艇的订单,但这些希望都被张之洞一一击破。眼看“建威”、“建安”两艘半成品军舰在江中白白耗损生命力而无可奈何时,令沈翊清乃至所有船政官员意外的是,事情在1903年居然遇到了重要转机。转捩点来自于这级军舰的母型国法国,1900年庚子事变中参加对华军事干涉的法国,后来也根据《辛丑条约》分得一杯羹。此时,清政府已经从庚子事变的浑噩中渐渐恢复正常,法国政府也愿意与华重修旧好。和美国等国家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形式有所不同,法国政府表示可以在庚子赔款的额度内,免去清政府对法交往中的积欠款项,而船政为建造“建威”、“建安”在法拖欠未付的设备款项,被法国政府纳入了以庚子赔款来抵销豁免的清单。不过,法国政府的豁免排除了军火订单,“建威”、“建安”舰所需的军火款项不得抵销。(20)随着外购装备款项的解决,当初因无钱提货而滞留在法国的蒸汽机、装甲等重要装备开始装船运华,冷清已久的“建威”、“建安”舰上,重又出现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随着“闽厂积欠料价,既已清偿,两舰拨归他省遣用,目下似无可须再求协助”,“建威”、“建安”的完工已不成问题,依循船政以往造成军舰后拨往他省、又使用省份自行解决人员薪饷和舰船保养费用的先例,二舰的无偿调拨提上了议事日程。似乎是要报当年求款不得的一箭之仇,福建船政这次干脆不再与外省商量,略过曾经一毛不拔的北洋和两广,直接宣布将把两艘“建威”级军舰拨给南洋水师使用。对送上门来的两艘新军舰,两江总督魏光焘表示乐意接纳,特别派出南洋水师总兵徐传隆(中法战争时任“开济”舰管带)前往船政查验、接收,并顺带在闽雇募水手。至于未能列在辛丑赔款中抵付的“建威”、“建安”二舰武备价款86500两银,以及检验蒸汽机、添购各项所需物资的47200两银等,魏光焘照单全付,全部由江南筹防局具体筹款划拨给船政。随着在法国订购的蒸汽机、火炮等设备的归来,至1904年,从开工开始已经分别耗去7年和6年时间的“建威”、“建安”终于完全组装完成,宣告竣工,可谓好事多磨。“建威”和“建安”的建造期在船政历史上创下记录,是船政建造耗时最久的军舰。(21)经航试、检验合格,当年6、7月间,二舰由南洋的舰员驾驶离开马尾,开往江苏省城江宁,加入南洋水师。经两江总督魏光焘任命,徐传隆担任“建威”舰管带,“建安”的管带职务则有原南洋水师“南瑞”舰管带叶伯鋆担任。(22)清末时代已经完工了的“建威”、“建安”。“建威”、“建安”的到来,立即成为南洋水师的绝对主力,和四艘“江元”级长江炮舰一起构成了南洋水师清末时代最后的主阵容。在江南服役将近五年后,1909年清政府统一南北洋海军建设,统编全国军舰为巡洋、长江舰队。身为鱼雷炮舰的“建威”、“建安”,尽管其真正的用途是在大海之上猎杀鱼雷艇,但此时却根据其吨位少、吃水浅的特点,编入进长江舰队,以功能错位的形态纳入国家海军编制。根据入籍长江舰队时的统计资料显示,二舰的最高航速只有18节,常行航速仅有10节,相比最初22.5-23节的设计航速降低了不少。而据民国初年海军部档案显示,在1912年左右“建威”、“建安”配套的水管锅炉就已经老化不堪,全部需要更换,侧面证明其动力系统存在有某种质量或使用维护上的问题。这一情况的造成原因,尚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23)如果这一档案记载属实,或许过慢的航速就是清末海军部没有把“建威”级军舰编入巡洋舰队、充当鱼雷炮舰的原因所在。和当初主持、创议“建威”级军舰项目的大臣裕禄因为在庚子事变中自杀殉国,而没有能看到这两艘军舰驰骋海上的雄姿类似。设计、监造“建威”、“建安”级的法国洋员监督杜业尔,也没有能够看到这两艘军舰的竣工。任职监督期间,感受到船政经费窘迫,这位法国人越出自己的职权范围,突破船政使用每年额定经费为国家不计成本建造舰船的经营体制,主动帮助招徕建造外国商船的业务(最初称为“一号江船”,后出售给上海宁绍商轮公司,更名“宁绍”),想以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来帮助解决船政的经费危机。不过杜业尔的举动非但未获得任何好评,后来还招致了诸如自作主张、擅订合约、合同造价太低、有营私之嫌等各种批评,1903年秋季以“遇事擅专”被解除合同,遣撤回国。此后,经营日益窘迫的船政,到了光绪末年,造舰活动便彻底终结,杜业尔参与设计,已经开工的“建翼”鱼雷艇也半途而废。由此,“建威”、“建安”二舰竟成了船政军舰建造历史的绝唱。(24)革 命1911年10月10日晚7时,湖北省城武昌城内传出阵阵枪声,辛亥首义爆发。当时武昌附近长江江面上停泊有“建威”、“楚豫”、“湖鹗”、“湖鹏”、“列”字等数艘海军舰艇,其中以法式风格浓郁的“建威”舰吨位最大,事实上居于队长地位。对于武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变,江中舰只开始一概不甚清楚。直到入夜10时,“建威”舰管带郑纶接到了湖广总督瑞澂派专人送来的手令,命令其率两艘湖字鱼雷艇从速开往江岸,炮击民军阵地。因为炮火威力不强,所发挥的效果极为有限。武昌被民军占领后,在鄂各舰人心日益浮动。“建威”舰帮带大副朱孝先和军官郑礼庆的思想都倾向革命,目睹革命风起,于是连番劝说管带郑纶带领军舰倒戈。郑纶表示“各舰艇所存弹药无几,若海军统制萨镇冰不来,事当易举”。(25)10月14日,鄂军都督黎元洪向武汉江面的海军军舰发出劝降书后,“建威”与部分舰艇正预备起义,突因第二天海军统制萨镇冰乘坐“楚有”率海军主力抵达武汉才告罢,否则“建威”势必成为辛亥革命中海军首义的领袖舰。萨镇冰抵达武汉后,重新布署海军舰队构成,以与民军作战。“建威”的姊妹舰“建安”也一度被召至武汉,后又分别被派往两江一带。11月2日,停泊在上海的清末海军“策电”蚊子船经革命党争取,在桅杆上挂起白色桌布宣告起义。“策电”舰起义的当事人回忆,“策电”在吴淞口举起白旗后不久,突然遇到“建安”舰入口,“用望远镜望见‘建安’舰上的官员们都站在炮台边,有的也用望远镜望着我舰,彼此都不动手”。让“策电”感到吃惊的是,吨位、火力都在自己之上的“建安”目睹“策电”悬挂白旗起义的情形,并未加以敌视,在与“策电”擦身而过时,“建安”还用旗语致敬。而后“建安”抵达上海杨树浦码头下锚,立即降下了龙旗,管带饶怀文也离舰上岸,几天后“建安”便加入海军起义行列。(26)几乎与此同时,11月12日,“建威”舰也随大批在宁军舰,在镇江江面起义,加入民军。民国初年在马江航行中的“建威”舰。军舰舰尾舷外安设了供舰长散步、休憩的阳台,这种被俗称为“海军上将游廊”的设施,在当时的中国军舰上极为罕见。1912年,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刘冠雄领导的海军部重新制定舰船部队编制,模仿前清巡洋、长江舰队的模式,设立第一、第二舰队。“建威”、“建安”仍隶属由长江舰队演变而来的第二舰队。1913年7月,国民党人发起旨在推翻袁世凯统治的讨袁战争,“建威”、“建安”均站在北京政府一方,参加了湖口、南京等地镇压国民党起义的作战。当年年末,深感到国内局势不稳,为了绥靖长江,通报信息,北洋政府特别任命“建威”舰舰长温朝仪为长江海军总稽查官,负责上海至武汉江段侦探、巡察。经温朝仪申请,北京政府同意“建威”舰隶属总稽查官直辖,成为游离于海军舰队之外,打上了温朝仪个人痕迹的特殊军舰。1914年,江苏省改组水警厅,温朝仪任第一厅厅长。根据其申请,“建威”舰又被划归到江苏水警厅当作水巡船,仍由温朝仪兼任舰长。(27)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建威”、“建安”较少卷入政治事件,诸如护法舰队、直奉大战、沪队独立等事件中,都看不到二舰踪迹,整体行踪显得较为低调,如果不是后来北伐战争中“建威”舰上发生的一件大事,这级军舰在民国初期的生涯简直可以称为平淡无奇。1927年2月22日黄昏,北伐军兵锋将近的上海笼罩在犹如火山即将爆发前的沉寂、压抑中。晚6时,几乎和外滩海关大楼的自鸣钟敲响同步,黄浦江上忽然腾起一阵阵如同惊雷般的炮声,停泊在江上的鱼雷炮舰“建威”和驱逐舰“建康”向高昌庙军火工厂方向发起猛烈炮击。随之,在上海城内,臂膀上缠着红布条的工人纠察队开始出现在街头,由共产党、国民党等组织领导,为推翻北京政府军阀统治、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而发起的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爆发。当时路透社报道,“建威”和“建康”在短时间内共发射10余发炮弹,实际主要起了起义号角的作用,并没有对军火工厂产生破坏。炮弹除一部分落在华界,造成两名中国人死亡外,其余都误射入法租界。虽然只是击中了两幢居民住宅,但在租界内引起了无比恐慌。法国、英国海军陆战队以及侨民义勇队立即在通往华界的路口布置防线,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阿勒德”、“马恩”被派往“建威”、“建康”附近实施威吓性瞄准,炮击事件遂告结束。当天,由于“建威”、“建康”未能起到火力支援,工人纠察队没有能够占领军火工厂获取武器。舰炮轰击结束后,驻扎上海的军阀武装即镇压了各处的起义,武装起义当天就归于失败。事发后,北京政府勒令彻查此事。海军方面对外解释称是因为风闻纠察队要袭击军舰,在见到两艘可疑轮船后,“建威”、“建康”才开火射击。而真实的情况则是二舰舰长当时不在舰上,“建威”大副郭有亨、“建康”大副倪华銮事前都已倾向革命,所以乘机指挥军舰策应起义。由于没有料到炮击会引起列强在沪武装干涉,法国军舰前来威胁后,二人就从舰上悄悄潜逃。上海军阀当局则向海军施压,从舰上抓捕了24名参与此事的官兵。此后,参加上海武装起义一事尚未及查清,3月份海军司令杨树庄即率包括“建威”、“建安”在内的北京政府海军主力舰只归附北伐军,上海也很快借着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而脱离军阀统治的魔爪。变形记北伐成功,南京政府成立之后,1929年6月1日设立统一指挥全国海军事务的机构海军部。中国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之际,列强实施了十余年的对华海军装备禁运终于解除。在此良好氛围下,南京政府海军开始了民国以来难得的海军装备更新活动。改造完毕公试中的“大同”舰,外观上已经看不到一丁点“建安”的影子。南京政府海军部重新编组军舰序列时,“建威”、“建安”都不在名册内,这级从问世开始似乎动力系统就存在某种缺陷的军舰,可能因为舰况不佳等原因,被列作废舰。南京政府成立后,与建造“永绥”、“咸宁”等新军舰同步,对一些尚可加以利用的废舰进行整修和改造的工程也随之开始。“建威”级姊妹中,“建安”舰首先驶入江南造船所实施改造。以常理设想,对这样一艘老舰的改造,无非是更新火炮、通讯系统,对动力设备进行彻底更换而已。孰料,江南造船所最终的改造计划竟是一次彻底的易容手术。1930年2月“建安”进入海军江南造船所,由海军部派出的军官林奇、郎昌炽监修。工程首先开始拆卸尾楼以及更换舰体锈烂的船壳板。3月23日“建安”的主甲板被拆开,锅炉起吊出舰,以更换炉承和锅炉水管。(28)4月25日,在江南造船所维修改造的旧舰“豫章”工竣出坞,“建安”舰立刻见缝插针,被拖曳到船坞内,开始刮除全舰油漆,拆卸后桅杆等作业。(29)至当年11月,“建安”改造工程完成,重命名为“大同”。出坞的一刻,所有熟悉这艘军舰过去形象的人必然都会大吃一惊,眼前出现的“大同”,如果没有人提醒,根本无法和“建安”联系到一起。从舰尾方向拍摄的“大同”舰中部的甲板室结构。“建威”级军舰仅从侧面看,给人的感觉是舰体硕大,但从这张照片的角度便不难看到,实际舰宽很窄。南京政府时代又在本就不宽的甲板上增加甲板室,更显空间逼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甲板室上安装的两门带有防盾的马克沁机枪。江南造船所对“建安”舰的改造,其实更应该称作是利用“建安”舰体进行的重建。改造后的“大同”舰,拆除了“建安”原有的整个尾楼建筑,变成长首楼船型。舰首部分,在大致保留了司令塔和前桅杆的同时,“大同”舰做了很多改造,变原有的内凹式舰首型线为硬朗的直线条,另外“建安”舰上采用吊锚杆吊放铁锚的方式也被改变,“大同”换装了1吨重的“山”字锚两口,相应将原有的锚穴改造扩大,起锚时可以用锚机直接将锚收入锚穴,相比吊锚杆起锚的方式便利、迅捷了许多。“大同”舰舰体中部,原有的烟囱机舱棚建筑随着锅炉的换装被全部拆除,代之以两座较“建安”的烟囱直径加大了许多的新烟囱,以及从首楼开始向后一直延伸到舰体中部的甲板室建筑。可能因为江南造船所缺乏装甲安装的经验,主甲板改造的同时,“建安”原有的穹甲和水线带装甲全部被抛弃,甚至连两舷的舷墙都消失不见,“建安”舰因装有水线带装甲而显得向外鼓出的舷侧,变成了笔直的形状。与机舱棚、甲板室建筑相隔一段,在靠近舰尾的部分,“大同”舰上另建有一座甲板室,依着甲板室装有后桅。不过“建安”被拆除的后桅是钢制,变成“大同”后换装上舰的后桅,因为制造工艺的问题,改成了木质桅杆。原先“建安”在尾楼甲板上设有一座探照灯,随着尾楼的取消,这座探照灯被安装到了后桅杆上。与这些外观上的大变化同步,“大同”的各种参数、配置比之“建安”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建安”舰改造时发现船壳板锈坏较多,而江南造船所又缺乏钢制船壳板库存,舰体材质变钢为铁。改造后的“大同”舰排水量达到1050吨,较“建安”多出了近200吨。之所以在拆除了尾楼以及装甲后排水量还会增加,其最为可能的原因就是“建安”舰830吨的排水量只是正常排水量,而“大同”过千吨的数据属于满载排水量。“大同”舰的长度因为舰首的改造,比“建安”略有增加,达到79.24米,舰宽则随着装甲的拆除缩小到7.92米,长宽比依然是10。军舰舱深5.18米,舰首吃水2.59米,舰尾吃水3.35米。动力性能上,改造后的“大同”舰主机功率锐减为3884马力,最高航速只有17节,正常航速仅为12节。(30)武器和各种装备方面,改造后的“大同”舰武备一直到1933年10月7日才安装完成。原先的舰首100毫米炮和舰尾的65毫米炮更换为120毫米“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军舰中部的两门65毫米炮随着耳台的取消被撤除,改在烟囱下方的甲板室和舰尾独立的甲板室之间的空地,安装一门阿姆斯特朗75毫米炮。此外,“大同”舰还装备5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单管机关炮两门,分装在驾驶室两旁舷边;20毫米厄利孔高射炮一门,装备在尾部独立的甲板室顶部;马克沁机枪六门,其中两门安装在烟囱后方,两门装于首楼末端,另两门装在飞桥两翼。原“建安”舰设置在主甲板上的两具鱼雷发射管则被取消。经过如此一番改头换面,鱼雷炮舰的身份已经当然无存,出现在民国海军档案中的“大同”舰型被修改作轻巡洋舰。(31)从清末到民初进行的几次军舰无线电加装活动中,“建安”都没有轮上,改造为“大同”后,终于补充上了无线电设备,安装长、短波真空管式收发报机各一台。配合无线电台的安装,“大同”舰前后桅杆都加高至24.38米,在两桅间架设无线电天线。(32)结合整体的改造情况分析,重建后的“大同”舰,实际呈现出了类似于“中山”、“咸宁”等舰的外观。而这种舰形,其实就是延续自日制“嵯峨”、“江元”、“楚同”、“安宅”、“桥立”等军舰,一脉发展而来的日式长江炮舰。结合民国南京政府时代,在放弃外海、扼守长江的战略下,大量建造类似长江炮舰的情况分析,对“建安”的改造就是为了使其变为一艘事实上的长江炮舰。尾 声“建安”变成“大同”后,经海军验收,认为合宜可用。1931年1月20日,南京政府海军部又电令江南造船所,要求参照“建安”改造的例子,将其姊妹舰“建威”依样改造,“以期行将起废者,复成力量强大之新舰”。“建威”舰的改造工程很快于1月26日开始,“约费半月之时间,乃将应拆之大件完全拆卸”。拆除工作完成后,即参照“大同”的改造方式进行修造,由于有例可循,进度较“大同”快了许多。“拆卸之工程完毕遂开始改造,有时铺铁板,有时打泡钉,有时敲刮锅炉。至3月初即次第装置大小各件。至4月底,所有锅炉、图房、桅杆、驾驶房、锚链等各种重要处所都已落成。”作者收藏的一张“自强”舰原始照片当年5月中旬,所有舰炮、电台等设备安装上舰,开始进行全舰油漆、装修。6月15日下午1时,改造一新的“建威”开始测试锅炉。经过连日的试验,检查各处仪表、接头都工作正常后,6月29日早晨6时,“建威”开出吴淞口航试,测得最大航速17.5节,正常航速14节,“起锚机、转舵、罗经等均颇合用,舰尾炮、飞机炮并机关炮等亦佳”,海军部遂将其重新命名为“自强”。(33)“自强”舰的外观、各种参数以及武备配置等,与“大同”舰几乎别无二致,二舰在外观上最明显的区别主要是桅杆。“大同”舰前后桅杆高度相等,都是24.38米,而“自强”的前桅杆高26米,后桅只有15米。比较两根桅杆的高度,是从外观上辨别二舰的最好依据。(34)从鱼雷炮舰变身成名为轻巡洋舰、实为长江炮舰后,“大同”、“自强”的编制隶属关系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从第二舰队被纳入到了第一舰队。然而从此后的一些记录看,二舰的舰况始终存在问题,尤其是动力系统方面的痼疾没有得到根治。改装完成后进行公试时的“自强”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11日中国海军在长江江阴至靖江江段构筑沉船阻塞线,改造新生后舰龄只有几年的“大同”、“自强”被列入首批自沉的舰船名单,为国殉难。其中“大同”自沉于北岸靖江罗家桥附近,位于阻塞线的北端位置,“自强”则沉没在长江主航道附近。自沉前,“大同”舰末任舰长为罗致通海军中校,“自强”舰末任舰长为张日章海军中校。(35)令人难解的是,作为首批自沉的军舰,武备拆除应有充裕的准备时间,但“大同”、“自强”的120毫米口径主炮、75毫米口径副炮、57毫米机关炮都与舰同沉,仅剩余厄利孔高射炮没有沉毁。“大同”的高射炮被挪装给“江元”舰,“自强”的高射炮出现到了“中山”舰上。(36)新中国成立后,江苏靖江县政府于1956年在罗家桥组建了靖江县财政局打捞队,开始在江阴阻塞线上打捞沉没物资。1957年,财政局打捞队扩大改建为靖江县打捞公司(今为江苏海洋工程公司),在罗家桥当地船民的指引下,发现了一艘枯水期距离江岸仅有20余米的沉船,遂开始用水下爆破、零捞物资的办法实施破坏性打捞,打捞过程中发现这艘沉船的身份就是原民国海军自沉的“大同”舰。沉没位置接近长江主航道的“自强”舰,在现代打捞档案中消失无踪。据推测,可能在大跃进时代,由上海打捞工程局打捞,拆解炼钢。因为打捞过程中没能发现可资识别的舰名标致,在档案中成了一艘无名氏船。【注释】(1)《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692页。(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47-448页。(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6)[法]巴斯蒂:“福州船政局的技术引进,1866-1912”,《船政研究集萃》,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编印,第104页。(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63-464页。(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9)《海军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10)Conway’s 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1979年版,第325页。(1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5-486页。(1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90页。(1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关于“建威”的排水量,另有871、850吨的记载,见1879-1945,2008年版,第28-29页。池仲佑编纂的《海军实记·造舰篇》中也称850吨,转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1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94-495页。(1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页。(1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2页。(1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8页。(1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19)《船政研究集萃》,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编印,第110页。原文将裕禄1898年调任误译为四川总督,引注时已予纠正。(2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29页。(21)“建威”、“建安”的造成时间见:《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900页。(22)“报验收拨归南洋使用之福建船厂新造‘建威’、‘建安’鱼雷快舰事”,(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藏清代军机处档,档案号163008。(23)《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900页。(24)杜业尔被撤的情况见:《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36页。“一号江船”被宁绍公司转购的情况见:《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二辑(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7页。(25)《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681页。(26)《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714页。(27)《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99-407页。(28)《海军期刊》2卷8期“专件”,(民国)海军部海军编译处,1930年版。(29)《海军期刊》2卷9期“专件”,(民国)海军部海军编译处,1930年版。(30)《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页。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900-901页中有关“大同”的各种参数与民国海军档案都有不同。联系到书中连“大同”的前身“建安”都错书为“成安”的情况,该书未作引注的资料可信程度令人生疑。(31)《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88页。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901页。刘著中将“大同”舰主炮口径4.7英寸(120毫米)错记为470毫米,将中部安装的3英寸(75毫米)炮错记为30毫米炮,可谓大谬。(32)《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刘凤翰《国民党军事制度史》中称前桅杆高度85英尺、后桅高48英尺,与民国海军档案相差甚远,其出处为何不可考。(33)《海军期刊》3卷11期“专件”,(民国)海军部海军编译处,1931年版。(34)《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594页。(35)《中国近代海军职官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187页。(36)《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9,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88页。江海传奇(上)——“恬吉”、“操江”级炮舰同治元年初春,江南大地笼罩在料峭的寒意中。波澜不兴的长江江面上,由远及近,传来阵阵刺耳的机器轰鸣声。七艘船舷两旁鼓动着如同水车一般桨叶的怪船,顺流东下,迎风疾驶。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久久伫立在船头,凝视着两岸熟悉的故园景色渐渐远去,胸怀“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冲天豪情,思量着自己在中国历史舞台的初次登场将成败若何。三吴寻梦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天国战争进入到一个关键性年份。为缓解天京的军事压力,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率军大举侵袭浙江,攻克省城杭州。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浙江时,李秀成乘机回师,与英王陈玉成等十道兵马共同出击,从外围全面进攻兵力分散的江南大营,发起天京会战。激烈的厮杀持续了九天九夜,1860年5月6日,江南大营彻底崩溃,天京解围。随江南大营覆灭,清政府集结在长江以南地区的经制军队几乎一扫而空,受江南大营屏藩的江南财富之区,一夜之间成了真空地域。乘胜追击的太平军,犹如决堤洪水,吞噬江南,扬州、常州、无锡、苏州等江苏名城相继沦陷。战火即将蔓延而至,已成苏南孤岛的上海城内,士绅为免涂炭,官商各界自发组织防御。除上海的防军、团勇,以及助防的英法联军外,上海殷商杨坊等出资,聘美国人华尔和白齐文组织雇佣军洋枪队,即后来的常胜军,以此作为上海之盾。同时,应急设立的上海中外会防局还推举资历较深的在籍户部主事钱鼎铭,前往安徽安庆拜谒湘军大帅曾国藩,请求援沪。经过一番周折,曾国藩始决定派门下弟子李鸿章回籍组建淮军,以此支援上海。至1862年,即同治元年,模仿湘军制度创办的淮军规模初具,齐集安庆。当时上海外围的广大地域都在太平军占领中,如果从安徽杀开一条血路前往上海,极不现实。于是由上海绅商出资,雇佣英商麦李洋行(Mackenzie,Richardson&Co.,)的七艘明轮船,横穿太平军占领区,以每次七艘载运3000人的规模,共分三次将李鸿章的13营淮军9000余人运抵沪上助防。(1)率领淮勇子弟赴援上海,与太平军在江南浴血搏杀,是李鸿章一生事业的起点。其一手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则可以视作是李鸿章办理洋务事业的奠基石。在中西华洋的众目关注中,扛着抬枪刀矛,头裹布巾,身穿宽大的勇字号衣,脚蹬草鞋的徽乡子弟到达上海滩,成为驻防各军中兵力最多的一支,也成为清政府守住上海、收复江南的主力。李鸿章立刻被授予江苏巡抚职务,担负力挽狂澜、绝地反击的重任。“鸿章在此独立无助,惟恃此水陆万人相依为命。”(2)此时李鸿章的对手,是太平军中最精锐的部队。忠王李秀成部,不仅兵力雄厚,骁勇善战,而且通过走私等途径,获得了不少西式兵器。这种形势下,为获取对太平军的作战优势,淮军开始大量换装洋枪、洋炮。日常的行军、调度中,也广泛使用轮船作为工具。不仅如此,率淮军奔赴上海后,李鸿章通过亲身经历,日益感受到西方轮船、军械的威力,认为这不仅仅是平息内乱的得力工具,还是中国自立于世界的重要实力基础。到达上海未久,在与老师曾国藩的通信中,就流露出“深以中国军器逊于外洋为耻”,逐渐萌生自造西式军械的想法,“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3)。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掌握西洋军械制造,“百年之后,长可自立”(4),“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5)。清代舆图,“淮军攻克苏州图”。凭借着西洋进口的枪炮,上海炸弹三局生产的弹药,淮军在攻剿太平军的战斗中如虎添翼,江南重镇苏州的收复,预示太平天国政权覆亡已不远。装备西式军械,采用西法训练的淮军,作战中果然如虎添翼,成了克制太平军的法宝。激烈的战争中,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弹药军火需求。当时完全依靠进口解决,不仅价格昂贵,而且获取渠道时断时续,极不可靠。有鉴于此,李鸿章谋取自制西洋军械的努力,就从迫在眉睫的需求迈开了第一步。1863年,一名刚从英法联军英军中辞职的英国人,走进了李鸿章幕府。马格里(Sir Halliday Macartney),字清臣(取意为大清之臣),苏格兰人,英国爱丁堡大学医科毕业,作为英军第99联队的军医随英法联军侵华。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马格理不愿回国,辞职加入常胜军,旋又投入淮军,后来更是娶了太平天国纳王(在苏州降清)的侄女为妻,和毕乃尔等认土归宗,入中国籍的外籍军官类似,都十分中国化。成为淮军一员的马格理,急欲显示自己的价值,尽管自己并非军械本行,仍从技术角度,向李鸿章提出一项重要建议。即淮军从西方购买弹药的成本太高,“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12磅炮弹要费30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差的子弹也要19两银子,即6英镑。”“我告诉他(李鸿章),欧洲各国都开办大工厂制造军火,中国若为本身利益着想,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厂。”为了让李鸿章相信此事的可行性,和自己的能力,马格里借担任淮军炮队教习之便,利用简单的工具,自行制造了一颗炮弹和一些引信等配件。端详着马格里自制的炮弹,李鸿章自然不放心,专门寻找了机会,在不透露来源的情况下,请英法联军将领观看。最后好评压倒了疑虑,李鸿章当即命令马格里在上海松江淮军驻地附近开造军火,派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配合管理,场地选择在一座古庙内。陪伴在悠扬的古刹钟声中,马格里和手下的技术工人依靠仅有的几把锤子和锉刀,开始了制造军需弹药的工作。与此同时,为满足淮军对弹药的大量需求,李鸿章又派参将韩殿甲“督率中国工匠尽心学习”,模仿马格里,另开设一所军火厂。不久,又奏请将在广东有仿造西洋弹药经验的候补知县丁日昌调至上海,主持开办一个新弹药工厂。这三家附属于淮军的弹药供应工厂,史称上海炸弹三局。(6)李鸿章的淮军使用洋枪洋炮,接连收复失地,成为举国瞩目的劲旅。其本人此时又破天荒地决策仿造西洋军火,而且颇有成绩,又成为名噪一时的新闻人物,以至清政府中央都直接从京师八旗火器营挑选弁兵,派往上海炸弹三局学习制造西式军火,而这又成为后来天津机器局的种子。1863年末,随着淮军战线的前推,李鸿章下令将马格里的军火工厂搬迁到刚刚收复的苏州,成立苏州洋炮局,就近生产供应。恰好当时阿思本舰队被清政府退回拍卖,根据马格里的建议,李鸿章将阿思本舰队随船携带的车床机器全部购入,用于苏州洋炮局,进一步壮大了工厂的规模。此时,李鸿章已不满足于自制弹药,而是梦想着自行生产西式军械武器了。与李鸿章拥有同样梦想的,是他的恩师曾国藩。和李鸿章经历了类似的寻梦之路,曾国藩最初也只是为了供应湘军所需的西式弹药,于1861年在安徽安庆设立了湘军安庆内军械所,网罗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国内洋务人才于其中。从生产枪炮弹药开始,逐渐试制西洋枪炮,但是成果并不乐观,所造的西式行营炮“不甚合式”。有些特殊的是,曾国藩当时就流露出了对西洋轮船的浓厚兴趣,1863年安庆内军械所试制了一艘蒸汽小轮,结果“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曾国藩,字伯涵,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出身。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曾国藩回籍办理团练,先后创建的湘军、淮军,形成两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军政派系。曾国藩幕下人材辈出,接纳留美归来的容闳,不仅促成了江南制造局的快速发展,更进一步开阔了其眼界。鲜为人知的是,这张曾国藩照片,是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用容闳赠送的相机所摄。自制比弹药更为复杂的西式军械遭遇重重困难时,曾国藩在暂设于安庆的两江总督署约见了一名着装奇特的茶商。广东香山人容闳,早年得教会资助赴美国留学,毕业于耶鲁大学,加入美国国籍。太平天国战争时代回国,起初同情太平天国,切身目睹太平天国政治实情后大失所望,改投商业。经好友李善兰、华蘅芳等引见,认识了曾国藩。曾国藩和容闳的这次会见,话题主要围绕自制枪炮展开,耶鲁高材生的一席议论令曾国藩茅塞顿开。容闳强调,中国如要开办军工厂,自行建造武器,最急切的就是完成基础的工业设施,即购买车铣刨磨钻等基础车床设施,“大致谓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而这正是几天前,容闳在与曾国藩的幕僚们聚会时言论的重复,“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整个交谈过程,曾国藩始终不露声色,称“此事予不甚了了,徐、华二君研此有素,若其先与二君讨论,后再妥筹办法可耳”。直到一星期后,容闳才明白了一切。曾国藩授予他五品军功,加蓝翎,命令其负责前往西洋购买“制造机器之机器”。所拨付的6万8千两经费,其中大半来自上海。曾国藩、李鸿章师徒对出洋购办机器,从而自制军械的计划,此时达成了共识。1863年底,容闳与在上海结识的美国机械工程师哈司金(Haskins)前往泰西,开始了寻购机器的旅程。高昌庙容闳从上海出发时,即定下在美国购买机器的计划。但为了增广见闻,取道香港,首先到法国和英国游历,在伦敦参观了英国威斯窝斯机器厂,即福建船政军舰大量装备的威斯窝斯火炮的生产厂家。1864年初春,容闳乘轮船离开欧洲,转赴美国。当时美国正值南北战争末期,各机器厂应付国家订单尚力有不逮,根本无心招揽来自中国的生意。幸亏哈司金帮四处联络,终于在马萨诸塞州费区堡市的朴得南公司(Putnane&Co.,)签下合同,由该厂承接中国所需的上百台基础机器。此后,所有机器的监造、包装等事,容闳悉数委托哈司金办理,自己则在参加了耶鲁大学的同学聚会后,在美国各地盘桓游历。中国近代首批官派留学生——留美幼童计划的开创者容闳。容闳游走在美国城市乡间时,中国国内发生了一桩大事。对久无音讯的外购机器活动显得没有耐心,李鸿章不愿继续坐待,开始了其他途径的尝试。“于就近海口,访有洋人出售铁厂机器,确实查验,议价定买,可以立时兴造,进退之权,既得自操,尺寸之功,均获实济”。1865年9月20日,李鸿章报告清廷,属下丁日昌已经在上海虹口寻访到一家有修造军舰,制造大炮、枪支能力的外国工厂,“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外国人索价出售。预感清政府遇到大额经费支出,必定不会痛快答应,李鸿章还预作准备,称江海关的几名雇员因犯案被革职查办,现在愿意出资购买这座外国工厂捐献给国家,以图“报效军需赎罪”。江南制造局平面图。建立在高昌庙土地上的江南厂,从清末、民国至现代,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即不用自己花费,又对镇压太平军、捻军起义有重要意义,如此周密的安排,清政府立刻予以批准。丁日昌找到的机器厂,是19世纪60年代上海滩诸外商机器厂中规模较大的一座。厂名为Thos.Hunt&Co.,中国译作旗记铁厂,由美国商人科尔开办。由于坐落在虹口租界内,周围的外国人均对租界内存在一家生产军火的工厂感到不安,不愿别生枝节的科尔遂决定出售了事。李鸿章购得旗记铁厂后,为“正名辨物,以绝洋人觊觎”,起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中国工业史上著名的“江南”品牌,就从这一刻奠定基础。旗记铁厂的经理科尔、工程师史蒂文森等几名外籍技术人员,还有大量技术工人都被留用。淮军原先设立的上海炸弹三局,除马格里的工厂迁往苏州,后又挪往江宁成立金陵机器局外,其余的韩殿甲、丁日昌二厂的机器、人员均并入江南制造局,由丁日昌负责督办局务。眼见中国终于拥有了一家真正能生产西洋军械的工厂,李鸿章充满感慨,“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7)。犹如给江南制造局成立献上的厚礼,旗记铁厂易主更名后不久,1865年底,容闳自美国订购的大批机器飘洋过海归来,曾国藩决定将这批机器全部拨给江南制造局使用,以壮大规模。1866年,江南制造局创始人李鸿章代替老师曾国藩,出任钦差大臣,率淮军北上剿捻,曾国藩返回江宁本任,继续担当两江总督。返回江宁途中,曾国藩特地绕道上海,查看江南制造局的厂务情况,目睹国外购得的机器都在正常工作的情景,“文正见之大乐”。同时曾国藩感觉到,小小的虹口铁厂内再也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生产规模了。1867年夏天,上海城南高昌庙镇一夜之间热闹了起来。大批军队、民夫聚集而至,大兴土木。濒临黄浦江的大片土地上,一座座中西合璧的厂房建筑拔地而起,当年共建成机器制造、木工、铸铁、铸铜、打铁、修船、锅炉、火炮、步枪、火箭等多个车间(和福建船政一样,这些车间当时也都称为“厂”),制造局公所、文案房等办公、培训机构,以及煤场、仓库等材料堆储场所。在这连片建筑的入口处,门楼上赫然在目几个大字: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从这一年起,江南制造局便正式移师高昌庙,局面日益扩大,高昌庙从此也成了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一个重要代名词。四海波恬脱胎出江南制造局的美商旗记铁厂,原本是一家轮船修造企业,以此为主业,“铁厂向以修造大小轮船为长技”。自被中国人收购后,为了应付眉睫之迫的内战需要,火炮、枪支及弹药军需成为生产重点,源源不断供给淮军。同时,李鸿章开创江南制造局时,局务经费主要从淮军军费中支出,数量有限,根本无力涉及轮船,造船被暂时置之于次要地位,“如有余力,试造一二,以考验工匠之技艺”(8)。曾国藩回任两江后,再度表现出对近代化轮船的热心。1866年4月,迁至南京的安庆内军械所,试航了一艘自制的明轮船“黄鹄”号。这条排水量25吨的小船,激发了曾国藩对获取大型军舰的向往。江南制造局大门,照片拍摄于清末宣统年间。这座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企业标志性的建筑现在已荡然无存,不过江南制造局门口大路的路名“局门路”,至今依然沿用。1867年春天,曾国藩上奏清廷,申请江南制造局开始建造轮船。曾国藩决定从江海关的四成洋税中,每年提留一成,约20余万两,专门作为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的经费,至于究竟是要制造运货的商船,还是专门用于作战的军舰,和创办福建船政的左宗棠一样,曾国藩也并没有多少见解。得到经费保障,此时的江南制造局总办应宝时立即着手执行,与会办冯焌光、沈保靖等制造局官员“朝夕讨论,期于必成”。制造近代化的军舰,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尽管徐寿、华蘅芳等曾有关小轮船的建造经验,但包括“黄鹄”在内,都属于试验性质的火轮舢板。江南制造局第一艘近代化蒸汽军舰的建造,具体的承制使命落到了由旗记铁厂转来的外国洋员肩上,很可能旗记铁厂原先那位“技艺甚属精到,所有轮船、枪炮、机器,俱能如法制造”的经理科尔,承担了总监工的工作。这些洋员多是籍贯美国,江南轮船早期的美国特征,也由此埋下伏笔。江南制造局炮弹车间、步枪车间内景。弹药、枪炮从江南制造局建厂开始就是其主要生产内容,虽然江南制造局一度挺进造舰领域,形成北江南、南船政的近代造船工业格局,但是最终江南制造局还是黯然退出了造舰舞台。目前的中文史料中,对江南制造局第一艘军舰的建造情况,只有寥寥数笔,很难从中窥见初创时的努力与艰辛过程。根据记载,1868年5、6月间,曾国藩赴上海视察时,第一号轮船就“已有端绪”,至7月27日,新轮船在高昌庙制造局内成功下水,出现在黄浦江畔。曾国藩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将其命名为“恬吉”,是为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艘蒸汽化军舰,早于福建船政的“万年清”。(9)船成之后,举国关注,1868年8月8日,《上海新报》专门予以报道,“高昌庙制造总局内,新造轮船一只,于礼拜一日下水。查中国所用轮船,俱系买自西人,此船系中国新造第一只轮船也!”从船型看,“恬吉”属于蒸汽明轮炮舰,很多见过阿思本舰队军舰的中国官员,对这种船型应当都不会陌生。蒸汽动力船只问世后,最初广泛运用的就是明轮船,依靠船舷两旁的巨大车叶推动船只前进。第一、二次鸦片战争时,列强侵略中国的舰队中都有这种舰只。近代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佩里舰队“黑船”,也属于此类。“恬吉”诞生的时代,正值明轮船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时。建造这样的船型,仍然带有一定的保守技术试验性质,除蒸汽机外全部为江南制造局自制,蒸汽机采取的是购买二手货修整翻新。联系到该舰极快的建造速度,极有可能的是,“恬吉”或许是采用美商旗记铁厂曾经修造过的舰船图纸建造,所用材料则是李鸿章收购旗记铁厂时一并购入的厂中造船储材。“恬吉”舰为全木质结构,总造价81397.3166两银,排水量600吨,长59.2米,宽8.7米,舱深3.87米,吃水2.43米,主机功率392马力。舱面上装有两根桅杆,舷侧有巨大的明轮,推测船型类似飞剪船。(10)“恬吉”的武备配置情况一直以来迷雾重重。据英国康威舰船年鉴记载,称装备的是一门64磅前膛炮,和四门32磅前膛炮。如果这一记载属实,那么“恬吉”极有可能采取的是64磅主炮用换门架形式布置在军舰前部,即可以转向左右舷使用,32磅炮分布在船舷两侧的形式。但据江南制造局的军械发放记录看,1869年“恬吉”领用了八门12磅小炮,另外还有过领取24磅、20磅炮弹的记载。“恬吉”舰的具体火炮配置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恬吉”竣工后,首先在吴淞口外海面航试,由近及远又驶至浙江舟山洋面后返回。1868年9月28日从上海驶抵江宁,两江总督曾国藩亲自登舰试航,测得逆水航速约10节,航试成功。经曾国藩安排,“恬吉”留用于两江,主要承担长江内河的巡防以及运输工作,首任管带是尽先选用知府冯瑞光,配备36名水手。该舰事实上的驾驶人员均为洋员,分别是大副三吾生,二副克本,大管轮海也,二管轮沛四,都是美国人,其他还有掌舵等各技术岗位的14名洋员。为沟通中西交流,另配有3名通事。其他操作火炮所需的兵勇不在其内。按照曾国藩的设想,在全无近代军舰驾驶人才的情况下,所有技术操作均使用外国人,中国官兵则在旁跟随揣摩学习,以期日后华人能独当一面。(11)1875年,同治皇帝驾崩,因为无嗣,选醇亲王之子载湉继位,年号光绪。为了避皇帝“湉”字名讳,“恬吉”更名为“惠吉”。(12)不过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仅仅服役了10年,“恬吉”就于1878年的4、5月间黯然除役,全舰编制撤除,舰体移交给江南制造局处理。对此,官方的解释是船只老旧朽坏,已经不堪继续使用。有鉴于当时世界上明轮船已经完全落伍,这应当才是“恬吉”退役的根本原因。(13)导江滥觞明轮军舰的一大弊端,在于明轮车叶机构遮蔽了船舷外很大面积,舷边无法多安装火炮。另外明轮配套的蒸汽机、传动轴等,都高出水线之上,作战时容易被敌方的炮火击中,最终明轮逐渐被奥地利人勒塞尔始创的暗轮,即螺旋桨推进的轮船样式所取代。仿佛是为了证明“恬吉”只是初试啼声的试验品,曾国藩在报告“恬吉”问世的奏折中就着重声明,报告同型的蒸汽军舰准备一共建造四艘,除第一艘采用明轮外,其余的三艘都将全部使用暗轮。“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系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14)如同福建船政初创时的情形,江南制造局初开造船时,经费保障也是非常充裕,紧随在“恬吉”之后,江南制造局的第二号轮船很快就登上了船台。1868年夏,曾国藩被调北上,出任直隶总督。饶有趣味的是,在接受慈禧太后与同治皇帝的御前召对时,慈禧特别问及了江南制造局自制军舰的情况。“皇太后问:‘你造了几个轮船?’(曾国藩)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15)接管“方造未毕”的第二号轮船的两江总督,是从闽浙总督任上调来的山东菏泽人马新贻,即清末著名的刺马大案受害人。马新贻此前在闽浙总督任内,通过处理与福建船政相关的事务,对近代化军舰建造已有一定认识,到任伊始,立刻做出一项对江南制造局舰船建造有重大推动作用的决策。原先曾国藩决定从江海关的四成洋税中每年提取一成,作为江南制造局造船的经费。随着江南局从明轮转进为建造暗轮船,“工费加重”,且造船使用的大量木料、设备,都需要随时从国外进口,经费渐形支绌。根据江南制造局的申请,马新贻大胆决策。即当初曾国藩申请将江海关四成洋税提留一成给江南制造局的同时,还申请另提留一成作为淮军军饷。鉴于当时捻军已经基本平定,淮军正在裁撤,马新贻于是奏请将这一成经费也全数拨给江南制造局。1869年5、6月间,采用螺旋桨推进设计的江南制造局第二号轮船成功下水。马新贻十分激动地上奏为江南制造局有功员绅请奖,“……其随局差委各员弁,分任庀材鸠工各事,时时与工匠杂同操作,凡铜铁木三宗,咸有一定课程,逐日按其时刻分数,持簿而记之,无跬步之或敢离也,无晷刻之敢懈也。兼之汽炉水火蕴毒之熏蒸,终年逼近则疾病易生,机器轮齿转动之猛迅,偶涉大意则性命可虞。凡此艰苦倍尝,皆文员而非工匠也。臣每检阅卷档,深为嘉叹。盖合局中大小诸委员之心力粗细交致者几及两年,核其艰苦之情形,实与军营中犯霜冒锋镝者事异而劳同。”“山起于一篑,导江始于滥觞,外国之挟其所有以逞骄于我者,其气必骤然为之一阻!中国之歉于所无以见绌于彼者,其汽已隐然为之一伸!嗣后闽省等处轮船次第造齐,荟成巨观,益加扩充,终必有折冲于无形,御侮于不言之功效。”(16)异常罕见的中国时代“操江”舰照片,可以看到“操江”这时的外观涂色也是维多利亚式。江南制造局建成的这第二号轮船,仍然是全木质结构,炮舰舰型,造价83305.9675两银。排水量比第一号轮船“恬吉”略大,达到640吨(满载950吨),整体规模与福建船政的“湄云”级炮舰相似。舰长54.86米,宽7.92米,舰首吃水3米,舰尾吃水3.65米,装备一台蒸汽机,一座圆形燃煤锅炉,单轴推进,功率80虚马力,425实马力,航速约9节。(17)显得与军舰身份略有不符的是,蒸汽机、锅炉的安装高度,都高出了水线。第二号军舰外观是双桅杆单烟囱的形式,安装八门火炮,从后来的弹药领取记录看,可能的型号是24磅炮、12磅炮各四门。值得注意的是,军舰选配的蒸汽机、锅炉均为江南制造局自制的产品,“船壳、汽炉及暗轮机器全副,均系厂内自造”。第二号轮船经过舾装,沿袭“恬吉”的航试路线,在吴淞口至浙江舟山间航行了一个往返,“沿途查看尚觉稳利”。而后直驶江宁下关,两江总督马新贻亲自上舰监督开往采石矶航试,测得实际航速10节左右。“在长江行驶尤为便利”,遂定名为“操江”,全舰编制95人。(18)江南制造局由于中经几次战火,早期工厂档案大都散轶。创办之初所造的军舰设计图纸来源,以及蒸汽机、锅炉的设计薮渊,大都无从查考。只是通过购买旗记铁厂,以及容闳外购机器等事,留给人们了与美国关联密切这一大概的印象。近年来,美国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者在此课题上有所突破,发现有一级美国内战时的军舰可能与江南制造局的“操江”存在特别的血缘关系。正是中国陷入太平天国内战的时候,1861年4月,美国联邦政府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要塞被南方叛军攻陷,美国南北战争正式爆发。注意到南方工业基础薄弱,为了阻止其通过海上获取外援,战争爆发开始,林肯总统即下令开足船厂生产力,全力扩充联邦政府的海军,对南方实施海上封锁。内战爆发时,联邦海军仅有几十艘军舰,而至当年年底就猛增至200余艘。作为海军急速扩张的代表性产物,著名的“90天炮舰”就诞生在这风云激荡的岁月里。1861年9月30日,纽约John Englis铁厂问世了一艘小型木质蒸汽炮舰“尤纳迪拉”(Unadi1la),这艘军舰从开工到服役仅仅用了90天时间。而自她之后,该级剩余的22艘军舰,都以建造神速闻名,获得了90天级炮舰的别称。这级数量庞大的舰船家族,另一项特色在于,全部23艘军舰的命名均是取自印地安语,首舰“尤纳迪拉”意为“聚会之地”,也是纽约一条著名河流的名字。“尤纳迪拉”级炮舰采用全木质结构,蒸汽暗轮推进。正常排水量507吨,满载排水量691吨,舰长48.2米(不连舰首牙樯,全长56.2米),宽8.5米,吃水2.9米,动力系统采用一台水平往复蒸汽机,两座燃煤锅炉,功率400马力,航速10节。充满特殊时代赶工特色的是,这级军舰的武备几乎每艘都不相同。“尤纳迪拉”号最初的配置为,两门24磅滑膛炮,一门20磅前装线膛炮,一门11磅滑膛炮。1862年10月又增加了两门24磅,一门12磅炮。美术作品:“尤纳迪拉”舰。“尤纳迪拉”级炮舰“阿鲁斯托克”号,从这张照片看,“90天炮舰”与“操江”已经不仅仅是相似,而是惟妙惟肖了。容易让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是,“尤纳迪拉”的外形与江南制造局的“操江”几乎一模一样,不仅仅是双桅杆、单烟囱等布置方法相同,整个船体轮廓也都一致。目前尚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尤纳迪拉”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了江南制造局。1864年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时,是否获得了这级炮舰的图纸。“尤纳迪拉”级的一些舰在南北战争后,被派遣编入美国亚洲舰队,在中国沿海服役,“尤纳迪拉”号最后还在香港出售,是否这一时期该舰被江南制造局注意。1869年,江南制造局造出外形与“尤纳迪拉”酷似,船体规模、船型分类都相似的“操江”舰同时,如火如荼的日本倒幕战争中,明治政府舰队内其实也出现了一艘“90天炮舰”。“尤纳迪拉”级的Sagamore号,印地安语意为“酋长”,南北战争后除役,被改售为商船,1865年日本秋田藩将其购得,更名“阳春丸”,1868年编入明治政府海军,列为炮舰,更名“阳春”。1869年参与进攻虾夷共和国,参加了宫古湾、箱馆湾海战。1870年被再度商售,成为商船“大名丸”。新生的“操江”舰,原先仍由外籍船员负责驾驶,1871年更换为中国人张顺高。旋即,因直隶总督李鸿章着手办理天津海防,“操江”被商调往北洋,成为北洋第一艘蒸汽化军舰。不过非常特别的是,直到后来北洋海军章程公布,“操江”都未被列入编制清单。“操江”所需的粮、饷费用,一直都是由两江负责供给。进入北洋海防系统的“操江”,一度充当了巡缉等使命。后来北洋近代化军舰日益增多,“操江”才逐渐退居二线,主要用作运输、通信。北洋海军旅顺基地建成后,即划归旅顺基地管理,经常来往于旅顺、烟台之间,运送材料,间或也充当商船载客。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事变,“操江”曾被派往仁川驻扎,担负通信等任务。朝鲜局势日益紧张后,清政府决策向半岛增兵,“操江”作为运输舰,负责专门装运饷银和军火。7月22日晚7时,由浙江宁波镇海籍管带王永发指挥,“操江”从大沽启航出发前往朝鲜牙山,船上载运四箱援朝清军的军饷,300余枝用于补充朝鲜清军装备的步枪,以及一些传达给直隶提督叶志超的机密信件。23日“操江”到达烟台,搭载电报局派往朝鲜的丹麦洋员弥伦斯,24日凌晨3点半从烟台悄悄出发,继续行程,行至威海附近海域时遭遇大雾,被迫停船,直至下午才再重新出发。7月25日上午,“操江”在通往牙山湾的航途上与中国运兵船“高升”相遇,遂结伴而行。接近丰岛附近海面时,两船不幸与追击中国逃舰“济远”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军舰遭遇。最终,“高升”被日舰“浪速”击沉,“操江”被“秋津洲”俘虏。在战后日方整理的档案中,“操江”在北洋海军时期的武备情况记载十分详细。被俘时,“操江”共装备大小火炮五门,其中一门江南局造六角前膛炮,装在首楼甲板上,另两门口径略小的六角前膛炮装备在两舷,还有两门80mm克虏伯炮装备在两舷。这可能是到达北洋后“操江”一直以来的武备情况,配合火炮使用,舰上除水手外另编制35名水兵。据管带王永发供称,“操江”只是运输舰,之所以装备威力不大的火炮以及编入水兵,主要是在旅顺、烟台间航行时,防备海盗所用。编入日本海军后的“操江”舰。由于历史原因,江南制造局早期生产的舰船,大都没有任何图像资料,唯独“操江”舰因为被日军俘虏的特殊缘故,成了江南军舰中留下影像最多的一艘。日军俘获“操江”后,立即将其押回佐世保,包括管带王永发在内的全部舰员被强迫在街头游行示众后,全部关押。直至甲午战争结束,中日两国互换战俘时才得以释回。日本时期的“操江”舰,与北洋时代相比,差别不仅仅在于外观涂装。首楼上非常显眼的哈乞开司速射炮,正是日本对“操江”进行武备改造的例证,也是识别不同时期“操江”的重要外部特征。佐世保镇守府对“操江”舰进行全面评估,认为还有充当通信、运输舰的利用价值,经海军军令部长西乡从道批准,对军舰进行一定程度改造。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撤除“操江”原有的三门过于老式的六角前膛炮,舰首换上了佐世保镇守府军火库里的一门47mm哈乞开司单管机关炮,两舷保留原有的80mm克虏伯炮,新装一门37mm哈乞开司单管机关炮,以及一门从自焚的“广乙”残骸上拆获的哈乞开司五管机关炮。甲午黄海海战爆发前夕,9月12日,改装完毕的“操江”被编入日本海军,保留原有舰名。甲午战争剩余期间,投用于执行日本本土防卫,还曾参加了镇压朝鲜东学党残余势力和入侵中国台湾等活动。1898年3月31日,“操江”改列为二等炮舰,兼测量舰。1903年5月22日,“操江”舰在根室湾执行测量任务时不慎触礁沉没,当年的10月26日除籍。打捞修复后改归内务省所属,充当神户港与兵库县的检疫船。1924年出售为商用,更名“操江丸”,此后一直工作到1965年才最后废弃。是为江南制造局所造舰船中,年岁最长,身世最为坎坷的一艘。(19)“测海”比“操江”舰下水略晚,1869年10月5日,江南制造局又一艘新制军舰成功滑入江中。这艘军舰在江南制造局排名第三号轮船,仍然是木质炮舰舰型,与“操江”设计相仿,可以列为“操江”级军舰。第三号轮船造价82736.5799两银,排水量600吨,舰长53.34米,宽8.53米,吃水3米,主尺度与“操江”相差无几。动力系统采用1台蒸汽机,配合一台锅炉,功率比“操江”略大,增加到125虚马力,431实马力,航速12.5节。(20)第三号轮船的外观与“操江”舰基本一致,军舰建成时领取安装了24磅炮六门,12磅炮两门,配套领用12磅炮弹400枚,24磅炮弹412枚。(21)从火炮数量推测,所采取的应当是船舷列炮布置方式。依照江南制造局的传统,在上海至舟山洋面航试后,1870年1月12日驶往省城江宁,接受两江总督马新贻检阅、测试,最后获名“测海”,全舰编制93人。从“操江”至“测海”名字的变化,就能隐约感觉到当时督抚大员由江防扩展至海防的雄心。与造出军舰后需要自行负担养船的船政大为不同,江南制造局得南洋水师之便,所造的军舰基本都是立刻被南洋水师认领,无须负担造船之外的额外费用。“测海”问世后,按照这一模式被编入南洋水师,由王予照管带,驻扎在吴淞口一带,担负海口防御任务。1874年琉球事件爆发,福建船政建造的大批军舰,几乎全部投用于台澎防务,作为南洋唯一身与此事的军舰,“测海”负责在上海与福州之间联络报信,并承担了一定的运输任务,第一次执行了与其舰名寓意相等的使命。琉球事件过去后,“测海”仍然留守长江口。189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为节省军费开支,以“船身较小,难为御敌之用”,决定仿照北洋将“威远”改为运输舰的方式,将“测海”等舰也改为运输舰。(22)极有戏剧性的是,“测海”命运已被定局之时,突然被一桩事件扭转。江南制造局鸟瞰图,位于画面右下角的是机器局内建造军舰的厂房群。1891年,长江沿线发生哥老会骚动,宜昌、重庆、武穴、芜湖等口岸,“教案迭出”。英法等国领事纷纷致信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中国派军舰保护外侨。当时湖广,仅有张之洞从广东调来的“广昌”轮船(原为商船,后更名“楚材”),但是样式老旧,不堪使用。张之洞为此电商军机处,“当此防范吃紧之际,中国竟无一兵轮,不免为外人所轻”。提议加强长江中游的水上防御力量,请求从南洋调拨“真正兵轮二艘,驻泊汉口,藉壮声威”。接获军机处电商,北洋海军派出“致远”、“经远”等舰驻扎上海,两江总督刘坤一则调出3舰,分别是“南瑞”、“飞霆”和原本要改作运船的“测海”(时任管带都司董全方)(23)。后来,“南瑞”因担心长江水浅,调回江南。而“测海”明显成为南洋的弃物,刘坤一极为大方地告诉张之洞,“‘测海’即留鄂渚,不必上下游巡,由尊处饬知可也”(24)。1891年12月18日,张之洞与刘坤一达成协议,“测海”、“飞霆”即日完全拨归湖北使用,所需的军饷钱粮,也转由湖北供给。从此,“测海”成了张之洞在湖广创办长江小舰队的创始舰之一。比较特殊的是,可能沿江上溯镇压的对象是乌合之众的匪徒,“测海”调给湖北使用时,全舰八门火炮只携带了三门,1892年7月30日由新任管带游记安得永指挥,“测海”回到江南制造局,一方面是检修维护,另外则将剩余的五门火炮重新安装就位。(25)成为湖北军舰的“测海”,起初每有官员来鄂,大都是派出“测海”负责迎送。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后,由于铁厂距离产煤地过远,寻常运输方法无以济事,“测海”又成了为汉阳铁厂运煤的运输舰,负责拖带运煤船,每日供应铁厂。(26)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张之洞总督两江,着手裁军之事。当时集结在江苏靖江的8营南字军急需撤回湖北岳州,南洋水师的“南琛”、“寰泰”、“镜清”等舰全数出动,仍不敷用,远在湖北的“测海”于此时被商调赶赴扬子江畔的靖江八圩港,一起参与了运兵行动。(27)此后,“测海”就从官方档案里销声匿迹,推测其可能彻底成了汉阳铁厂的厂属轮船。“威靖”紧随着“测海”,江南制造局第三艘“操江”级炮舰,于1870年10月竣工。后来被命名为“威靖”的江南制造局第四号轮船,相比“操江”、“测海”,显得尺寸略大。这艘舰总造价突破8万两,达到118031.4877两银,排水量到了1000吨,是江南制造局建造的第一艘千吨级军舰。“威靖”舰长62.48米,宽9.32米,吃水3.35米,主机功率150虚马力,605实马力,航速12.5节,全舰编制116人。(28)由于舰体加大,“威靖”的火炮配置数量超过“测海”。根据江南制造局武器领用记录,“威靖”领取安装了12磅炮两门,24磅炮十门,是江南初期四舰中火力最强的一艘。从舰体、武备的变化,已经能够感觉到江南制造局一步一步向建造大型军舰方向的进军尝试。(29)建成之时,“威靖”舰编入南洋水师。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事变,“威靖”与福建船政建造的“澄庆”、“登瀛洲”等南洋军舰被调北上,与北洋水师“超勇”、“扬威”等舰齐赴朝鲜,成功平息了动乱。事后,“威靖”舰管带副将衔江苏外海内洋水师补用参将尽先游击徐长顺获得嘉奖。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爆发。清廷为了加强台湾海防,要求南北洋水师选派军舰南下支援。两江总督曾纪泽与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会商,认为除“开济”、“南琛”、“南瑞”三艘巡洋舰外,南洋能派的出海军舰只有“澄庆”和“威靖”。在南洋援台军舰即将南下作战前,援台舰队指挥吴安康提出临阵换将,认为“威靖”的锅炉、蒸汽机都高出水线,而且“行驶迟缓,一经出洋,设遇中途落后,要截堪虞。”(30)最终由“驭远”替换了“威靖”。从此后的战事情况看,如果当日是“威靖”南下,恐怕也难逃过石浦沉船之劫。侥幸与一场劫难擦肩而过,“威靖”此后的日子,一直与同门军舰“测海”等一起,留在吴淞口巡防。189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樽节开支,汰换南洋水师旧舰时,“威靖”也与“测海”一并,列入要被更换成运输舰的名单。没有远调湖北的“测海”幸运,“威靖”就此被去除武备,改作了彻底的运输舰。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开始向胜利者日本学习。不仅派遣了大批留日学生,中国的海防阵线里也开始出现日本建造的军舰。南洋在张之洞总督任内,为巩固长江防务,陆续用裁撤老舰所得的经费,从日本购买了“江”字级长江炮舰。1905年7月15日,南洋从日本购买的第一艘“江”字级长江炮舰“江元”号抵达上海。同年,李鸿章的亲信旧部两江总督周馥行文外务部,称“威靖”运输舰已经变卖,获银两万两。徘徊在江南制造局内,追忆老主人当年的开创之功,周馥唏嘘不已。万暮平沙静,凭栏寓目闲;天底星蘸海,野阔气沉山;破釜心原壮,闻茄鬓已斑;烽烟迷远近,何处问乡关。——周馥:“登上海城楼”(31)1869年“恬吉”轮船编制、薪粮清单(同治八年,1869年)委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务湖北遇缺前先补用道沈保靖、布政使衔分巡苏松太道应宝时、江苏尽先补用道冯瑞光,谨将“恬吉”轮船船式旗号等项,及月需经费,开具清册,呈请钧鉴,须至册者,计开:船名:“恬吉”轮船。一、船身长十八丈五尺,宽二丈七尺二寸,深一丈二尺一寸,前后桅二枝,装配明轮。查该船船壳、汽炉并一切装修,俱系机器局自造,至船上汽机系与洋人买受,经机器局修改参用。于同治七年七月中成船,目下暂在长江奉解饷银军械等项,理合登明。二、船上大桅挂用方旗一面,写“恬吉轮船”字样,船尾挂用画龙三角旗一面。三、管带轮船尽先选用知府冯守瑞光,每月薪水及办公湘平银一百两。查该委员冯守,现奉湖广爵阁督部堂李批给每月薪水银七十两,办公银三十两。理合登明。船上司事、书识、通事共计华人三名。查前项华人三名,内司事一名,月给辛金湘平银一十二两;书识一名,月给工食湘平银八两;通事一名,月给工食洋二十六元。理合登明。船上水手、火夫等共计华人三十六名。查前项华人三十六名,内带水(引水)一名,月给工食洋三十元;水手十八名,每月共给工食洋二百七十元;管汽炉火夫十二名,每月共给工食洋二百一十二元;木匠一名,月给工食洋一十九元;司役及小工三名,每月共给工食洋三十七元;学习行船兼管带水一名,月给工食洋三十元。理合登明。管理行船及机器等事共计洋人五名。查前项洋人五名内,百克一名,美国人,系管行船事务,月支工食洋三百四十五元;海也一名,美国人,系管机器正铁柜,月支工食洋二百四十五元;沛四一名,美国人,系管机器副铁柜,月支工食洋一百七十元;三吾生一名,美国人,系大火,月支工食洋一百四十五元;克本一名,美国人,系二火,月支工食洋九十五元。理合登明。船上看更掌舵及水手共计洋人一十四名。查前项洋人一十四名内,看更掌舵四名,每月共给工食洋一百六十元;水手十名,每月共给工食洋三百五十元。理合登明。四、以上薪水、辛金、工食等项,每年计用湘平银一千四百四十两、洋二万五千六百八元。五、需用英煤,计行船一日夜烧煤一十二吨。查购煤价值,以昂贱牵算,每吨约银一十两五钱,至每年用煤数目,以行船多少为定,未能预算。理合登明。需用杂物,现计每月约用规平银八十余两。查船上需用杂物,系牛油、豆油、鱼油、籽油、棉纱、砂皮纸、洋烛、洗船刷帚、沙石、洋皂、刮刀、竹箕、大小绳索帆线,及预备油饰所需色漆等项。现就七年八、九、十、十一等月用过款目核算,每月约支规平银八十余两,将来遇有修葺,应俟临时酌核。理合登明。船上现拟配用兵勇,尚未奉派到船,此项口粮银两未能预计。船上每年需用火药、炮弹、铅子、铜帽等件,现因未配兵勇,未能核准。六、船上管理机器以及掌舵等事,现拟访觅内地素习船务明白妥当之人到船学习,应俟觅得,再行酌给工食。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甲》购买船炮下,1957年版,第709-711页。【注释】(1)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翻印版,第63-64页。(2)同治元年三月十五日“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3)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4)同治二年三月十七日,“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5)同治二年四月初四日,“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页。(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页。(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页。(10)《江南制造局记》,文宝书局,光绪三十一年版,卷三,第55页。(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甲》福州船炮下,1957年版,第709-711页。(12)曾国藩奏报“恬吉”竣工的奏折收录在《江南制造局记》中时就出现过改动,“恬吉”改作了“惠吉”。见:《江南制造局记》,文宝书局,光绪三十一年版,卷三,第59页。(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6-417页。(14)《曾文正公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奏稿27,第4405页。(15)《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卷32。(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4,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21页。(17)《江南制造局记》,文宝书局,光绪三十一年版,卷三,第55页。(18)《马端敏公奏议》,(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761-762页。(19)(日本)“海军”编辑委员会:《海军》第10卷,诚文图书,1981年版,第227页。(20)《江南制造局记》,文宝书局,光绪三十一年版,卷三,第55页。(21)《江南制造局记》,文宝书局,光绪三十一年版,卷四,第1-2页。(22)《刘忠诚公遗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2576页。(23)《张之洞全集》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61页。(24)《张之洞全集》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24页。(25)《张之洞全集》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7页。(26)《张之洞全集》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2页。(27)《张之洞全集》7,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485页。(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17页。(29)《江南制造局记》,文宝书局,光绪三十一年版,卷五,第2页。(30)《曾国荃全集》2,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87页。(31)《秋浦周尚书全集》诗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1092页。江海传奇(下)——“海安”、“驭远”、 “金瓯”、“保民”炮舰内地巨擘江南制造局建造军舰大获成功,立刻在19世纪后叶的中国军事工业舞台上,形成了南船政、北江南的造舰业布局。江南制造局的缔造者李鸿章,尽管后来走马直隶,但是通过门生故旧等关系,对黄浦江畔的机器局始终保持着一定影响,江南制造的军火也是当时淮军重要的装备来源。另外一方面,通过与沈葆桢的密切合作,李鸿章也在影响着闽江之畔的福建船政。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使得江南制造局与福建船政,在你追我赶的竞争关系之外,又别有一段特殊的关联。1871年4月末,船政吹响了向建造大型军舰进军的号角,尝试将生产领域从炮舰向巡洋舰级别跃进。根据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的指示,洋员日意格从法国获取了两型巡洋舰方案,一种规模较大,配有火炮21门,另一种稍小,只有13门火炮,两型军舰的火炮布局方式则基本属于船旁列炮法。经过经费、建造周期等方面的通盘考虑,福建船政最终选取了装备13门火炮的方案,模仿建造,即著名的二等巡洋舰“扬武”号。相对耗资较大,养船经费也较高的21门炮军舰方案,则不知所终。1872年3月12日,清末中兴名臣曾国藩在江宁两江总督任上去世,举国为之震悼。5月23日,从闽浙调来接任两江的总督何璟乘坐船政“万年清”号军舰于凌晨抵达上海,旋即做了一项特殊的安排。当天,长江江面上出现了一支规模壮观的舰队,以船政的“万年清”领队,江南制造局初创的全部四艘军舰“惠吉”、“操江”、“测海”、“威靖”跟随在后,浩浩荡荡开往江宁,负责接运曾国藩的灵柩回湖南原籍安葬。以近代化的军舰作为随扈的卫士,尤其是其中竟同时在列江南、船政两厂的首制军舰,对于这位身前致力中兴洋务的人物而言,无疑是最具意义的安排。(1)古老的风帆战舰外形与蒸汽烟囱的合体,构成了“海安”独特的面貌。具有这样特征的军舰,在19世纪并不罕见,其中尤以图中这类法国军舰为多。云集的军舰瞬间离去,使得黄浦江畔顿时显得有几分冷清,然而一夜过去,5月24日,上海城里涌起了新的传奇。这一天,江南制造局也鸣响了她向制造大型军舰领域进军的号角声。据当时上海的《申报》报道,当天制造局内水泄不通,观看新船下水的人群蔚为壮观,“中外士民如云,盖万人”,去高昌庙看新军舰,俨然成了此时沪上的新风俗。在《申报》记者眼中,比人潮更为壮观的是,这次江南制造局下水的军舰,竟然是一艘“恍如峰嶂屹立”的庞然大物,(2)不仅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四艘,甚至黄浦江上往来的外国舰船,也都无法望其项背。更为特别的是,江南制造局问世的新军舰属于巡洋舰舰型,而且是一艘装备了20余门火炮的巡洋舰。下水时被命名为“镇安”的江南制造局第五号轮船,开工于曾国藩总督两江期间,和船政的“扬武”舰几乎是同步启动的产物,而且都是建造大舰的首度尝试。从该舰的型制、规模来看,与船政局弃用的21门炮巡洋舰方案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镇安”舰排水量2800吨,全木质结构,属于大型的二等巡洋舰,耗资355198.1621两银,几乎占用了制造局全年的造船预算,成为江南制造局有史至此造价最高的军舰。船身长度达到80米,连带舰首牙樯的总长超过90米,逼近后来的铁甲舰“定远”,几乎两倍于最初建造的“惠吉”,是当时中国绝无仅有的大型军舰。“镇安”的甲板异常开阔,宽度为13.4米,舱深达到8.96米,吃水超过了6米,这种随船体大型化而来的必然结果,使得“镇安”的价值后来倍受质疑。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海防政策中,防御的重点主要是内河与海口,过深的吃水肯定不利于在这些水域机动。显得与硕大的体形略不相称,“镇安”舰的动力系统有些性能不佳。只配备了一台1800马力双汽缸蒸汽机,每个汽缸直径是1.64米,配套的锅炉共有四座,每座锅炉各有四个炉门,煤舱载煤290吨。根据测试,轮轴转速较低,为每分钟64转,如以290吨煤作7天用时,航速约为10节,如果290吨载煤作10天用,则航速为7节,整体机动性显得比较低下。除去蒸汽动力外,“镇安”舰还可以使用风帆动力,为了在使用风帆动力时,不受水底螺旋桨影响航速,螺旋桨设计成可以升降的形式,用风帆时就将螺旋桨升出水面,减少阻力。有别于滞涩的航速,庞大的船体为武备布置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镇安”共装备有90磅炮2门、42磅炮24门,均为进口的克虏伯火炮。此外,舰上携带有一艘大型蒸汽舢板,长11.2米,宽2.7米,使用一台5马力蒸汽机,航速8节,储足煤水后可以行驶六小时,艇上装备一门12磅江南机器局造火炮。这艘机动小艇,既可以充当平时的官员交通工具,战时还可以帮助运输或者改装成杆雷艇作战。除去机动小艇,“镇安”两舷还挂有六艘舢板,其中的三艘也各装备一门江南机器局造12磅火炮。新生的“镇安”舰舾装、航试完成后,依照惯例,从上海驶往省城江宁,接受两江总督检阅。新任的两江总督重庆开县人李宗羲认为江南制造局所拟舰名不妥,1874年2月1日为其更名为“海安”,编人南洋水师。尽管在航速、动力方面存在不足,船型也属于较老的形式,但是如此庞大的船体和众多的火炮,也足以令“海安”称威一时,成为当时中国国内体形最大的军舰。直隶总督李鸿章对其评价为,“在外国为二等,在内地为巨擘!”(3)走进“海安”早在“海安”舰下水的三天前,《申报》就开始了连续性报道,不断的“欲知后事,请见下回分解”的笔法,想必吸引了大量读者对这艘军舰保持关注。最终在卖了近一个多月关子后,《申报》终于以头版头条的形式,发出了独家长篇技术性报道。由于江南制造局自身的舰船档案大都散失,《申报》的这份报道成为远比《江南制造局记》和《海军实记》详实、准确得多的资料。藉此,“海安”舰的面貌完全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从外观上看,如果没有甲板上那根竖立的烟囱,极容易让人将“海安”误会成是风帆战舰时代的军舰。无论是高大的帆桅、古风盎然的船首像和舰尾雕花窗,都是典型的风帆战舰时代军舰的特征,充盈着浓浓的纳尔逊时代的风味。在当时世界上,带有这种特征的军舰,主要是法国海军19世纪中期,利用旧有的风帆战舰集中改型的一级军舰,计有11艘之多。其中代表性的军舰armorique与“海安”外形酷似,从其参数就更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相似绝非巧合。armorique排水量2740吨,船体长75.97米,宽13.59米,吃水5.89米,装有一台蒸汽机,航速10.4节,武备方面装备24门火炮,均与“海安”接近。而这,可能就是日意格当初为福建船政从法国获取到的大型巡洋舰方案的原型。从《申报》的报道可以获知,“海安”舰的舰体,一共由四层甲板组成。位于水下最底部的甲板里,密不透风,空气浑浊,因为居住环境恶劣,这里主要是舰上的维修车间和储物仓库。底舱的舰首位置,是左右两间很大的锚链舱,顶部甲板的起锚绞盘将铁锚拽出水面后,冲刷干净的锚链便通过特殊的管道,收回到这里。从锚链舱向后走不远,就到了舰上的车间舱室群,共有两间油漆舱,一间木工舱,舰上平时的维护保养所需材料,大都尽量在这里制配完成。另外还设有一间士兵舱,驻守着洋枪队,负责监管本层的秩序。至今依然完好保存的英国19世纪铁甲舰“勇士”,是现代人亲临感受铁甲雄风的圣地,很少有人注意的是,除去体量、装甲防护等方面的区别,实际上“勇士”的外形与“海安”级军舰十分相似。作为同时代的军舰,漫步在“勇士”号上,也很容易找到与“海安”级类似的场景。图为“勇士”号的首尖舱:锚链即从此经过,收入下方的锚链舱,照片中的柳条筐是舰上豢养家禽的场所。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方禾。“勇士”号上的弹药舱提升口,由此也可以想见“海安”舰上类似部位的情形。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 方禾。离开车间舱室群不远,是舰上的高危场所,两间容量共为27吨的炮弹舱,一间容量超过11吨的火药仓库。底舱甲板中部的位置,是全舰的动力心脏,蒸汽机、锅炉都安装在此,占用了将近20米的甲板长度。依照军舰的设计通例,煤舱位于蒸汽机、锅炉舱的两侧,煤舱里的囤煤上超过水线71厘米,向下伸入水线下76厘米。对一艘无额外装甲防护的军舰来说,这些存煤是重要的保护屏障,“保护严密,虽遇敌炮弹不能中伤也”。紧挨着动力舱室群,是两座可以容纳40吨淡水的硕大水舱,为保证航海时的淡水供应,动力舱内还有一座冷凝水装置,每12小时可以生成1000加仑淡水,这些淡水除保证最低限度的舰员饮用外,最主要的用途是供给锅炉。在水舱向后至舰尾的空间里,剩余还布置有四间容量超过105吨的仓库,以及容量超过48吨的后部火药舱,容量超过39吨的后部炮弹舱和铜料舱。通过底层甲板里的几架木梯,可以很方便地上到第三层甲板。这层甲板舷侧已部分高出了水面,适宜居住,是全舰的大宿舍,“海安”级军舰外部那些紧贴水线不远的舷窗,就是这层的窗户。宿舍甲板总长度为66.44米,宽12.34米,层高2.2米,除了中部位置还可以看到从底部甲板露出头来的蒸汽机外,其他所有位置都用于布置居住生活舱室。舰首是一间很大的军医院,舰尾则是军官舱室群,剩下的主要是士官居住区以及浴室、餐厅等功能舱室。比较特别的是,在这层甲板中部靠后的位置,设置了一座大型的灭火水泵,水泵向下一直连到底舱底部,既可以抽海水也可以抽底部水舱的淡水。四个人合力摇动水泵,每分钟可以出水100加仑,通过设在各处的出水口,以及用水龙带连接,“散注各处”,甚至“最高桅帆遇火亦可救”。另外,这套消防水泵装置还能反向使用,当舰内渗漏时,向外排水。“勇士”舰位于露天甲板下的火炮甲板,平时是水兵们用餐和休息的场所,炮位附近的那些桌椅板凳作战时会全部收起。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 方禾。顺木梯上到第二层甲板,最为抢眼的就是甲板两舷分布的一门门威武的火炮,这层就是“海安”级军舰的主要战斗平台,火炮甲板。火炮甲板总长度71米,宽12米,层高还是2.2米,全舰的24门42磅火炮分列在这层甲板左右,同时这里还是炮手们的起居地。炮甲板的舰首部位,可以看到起锚绞盘以及舰上的厨房,尾部则是管带的住舱,从外部很容易看到,这级军舰密布舷侧的炮门到了舰尾,就变成了古意盎然的宽大舱室木窗。为了提高战斗平台的抢险自救能力,甲板上还设置了和底下的甲板相同的消防水泵,意味着一旦这里起火或进水,可以由两台水泵合力抢救。顺着炮甲板通往上层甲板的木梯走出舱口,蓝天碧海赫然在目。“海安”舰的露天甲板长78.9米,宽11.73米,甲板上最显眼的建筑是三根巨大的桅杆以及一座烟囱。露天甲板首部布置着两座起锚绞盘,在舰首和舰尾各安装一门90磅主炮,推测使用了换门式炮架,可以分别转向左右舷使用。两门主炮附近各分别是舰上的前后飞桥,此外舰面上显眼的设施还有设在舷侧等处的吊艇架等。(4)“海安”舰问世后不久,这艘当时中国创制的巨无霸军舰,引起各国关注。就在军舰问世当年,英国驻沪领事陪同海军将领沙德维尔(Shadwell)到江南制造局参观,停泊在黄浦江畔的“海安”舰顺理成章成为英国人着重考察的对象。最后英国人的结论较为公允,“发现了几个技术上的缺点,但大体上认为它应算是修造得很好的船只”(5)。没有大型军舰建造基础的江南制造局,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其成就值得肯定。尽管存在船型落伍、动力滞后等问题,但这或是由选择建造母型时,对世界军舰发展尚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储备,或是由于配套动力时,对进口设备吝省经费,加之系统设计能力欠缺,不懂得改进初始设计所造成。驭远绥夷大步迈进的江南制造局,并不满足于单单建造一艘大型军舰,“海安”问世一年后,同型的姊妹舰又在黄埔江畔成功下水。新军舰再度成为沪上关注的焦点,《申报》丝毫没有错过这一新闻话题,挟成功报道“海安”问世的经验,再度祭起连续报道的法宝。“制造局轮船下水日期钟点:前报列闻制造局六号船定于初三日三点钟放水,日期固属无差,惟时数稍有舛误,恐至诸君往来蜡屐,失一巨观,故特更正轮船下水盖初三日十二点钟云。”1873年12月23日,江南制造局内前来观看新军舰下水的人士摩肩接踵,“阖城官绅以及士女往观者不下万人”。中午12点,新军舰顺利下水,根据报道,此次军舰下水比“海安”更为妥帖,“附近小舟均无碰撞之势,岸上观者如云,工匠似火,亦未伤损一人”。言下之意,以前江南制造局军舰下水时,曾发生过类似事故。新造的军舰排名为江南制造局第六号轮船,所有尺寸、武备与第五号轮船“海安”相同,属于“海安”级军舰,经两江总督命名为“驭远”,造价比“海安”略低,为318716.999两。(6)“海安”级军舰留存的唯一一张照片,推测为二号舰“驭远”。这幅照片最初在日文资料上出现,被标注为“清国军舰扬威”,后世很多学者以其外形与“扬威”舰相去甚远,认为是日方的笔误,实际应是“扬武”舰。但是随着福建船政军舰研究的深入,这张照片中的军舰在外形上与“扬武”舰有明显的不同,舷侧炮门的位置和数量也完全有别。最终经考证确认,是一艘“海安”级军舰。相继问世的“海安”、“驭远”,在当时原本应当是万分显赫的主力舰,但由于诸多问题,南洋水师无力维持这种大体量的军舰。“海安”级军舰所需的舰员人数众多,计要编入360名官兵,每月薪粮费用5700两,几乎是“操江”等舰的三至四倍,用维持四艘军舰的经费来养一艘舰,令南洋水师感到无力应付。后来尽量压缩战斗人员,编制缩减为297人,每月仍需薪粮费用3614.7两。此外,“海安”级军舰吃水深,无法在长江内河使用,这对于和平时代主要承担长江、海口巡防,以及通信、护送任务的南洋水师而言,就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因为这些原因,很长一段时间内,南洋水师只是勉力编入了“海安”舰,“驭远”则作为替补队员被排在幕后,暂不编制人员,留存在江南制造局备用。进入南洋水师的“海安”舰,地位显得稍有尴尬,主要承担起了大员接送等工作。沈葆桢接任两江总督后,为培育人才,决定模仿福建船政对大型军舰“扬武”的处理模式,即也将“海安”用作出海训练的练习舰,周游各国。虽然当时南洋并没有专门的海军学校,不过对于增加南洋水师官弁的海上阅历,此举还是大有益处。1876年,经总理衙门批准,并向日本正式照会通报,“海安”舰鼓轮离开吴淞口,前往日本游历,此行的统带是总理江南轮船操练提督吴安康,“海安”的管带是千总王予照。日本朝野及海军,对中国来访的这艘大型军舰,显得颇为注意。援引之前接待“扬武”舰的外交规格,对其进行招待,同时不乏对舰上技术状况的密切关注。“海安”先后到达日本的横滨、长崎等港口,熟悉日本沿海航道。对这艘庞然大物,日本海军先是充满神秘感和危惧感,等见到真身之后,才发现原来与自己海军中的“筑波”、“富士山”等老式炮舰没有多大区别,只不过吨位更大、火炮更多而已。不久之后,为了取得对中国的海上优势,英国纽卡斯尔接连问世了“比睿”、“金刚”两艘日本军舰,外形上依然是老式炮舰的模样,但已经跃升成带有装甲的铁甲舰。首航日本后,“海安”成了上海至日本航路上的熟客。1877年,清政府派翰林院侍讲何如璋出使日本,担任首届驻日公使。何如璋从京师沿通州运河首先到达天津,拜谒直隶总督李鸿章,请教外交事宜,而后乘招商局轮船取道江苏省城江宁。两江总督沈葆桢与何如璋会见后,以“‘海安’曾巡历日本,港道稍习”(7)为由,决定派“海安”舰护送使臣前往日本。1877年11月23日傍晚,何如璋一行30余人登上“海安”,踏上赴日旅途。航程中曾一度遭遇大风,站立在“海安”舰的飞桥上,饱览海上壮丽景色,何如璋激动不已,在日记中充满感慨:“风紧帆张,真有破浪如飞之慨”,“北风横卷,波轮相搏,如万马奔腾,殷雷震耳”(8)。日本海军早期的外购军舰“筑波”,外观上和“海安”有许多神似之处。11月30日,“海安”顺利到达日本长崎。接近港口时,桅杆上换挂日本国旗,鸣21响礼炮。长崎炮台及在港日本军舰也都升中国龙旗,鸣同数礼炮回礼。旋即,停泊在长崎港的各列强军舰,也都纷纷向“海安”致礼,“泰西各兵舰,均具仪如款宾然,我船亦依次答之”。此后,载着公使一行,“海安”开始了在日本境内的游历,先后途经马关、粟岛、神户等地,在东海道附近海面,还救起了遇难的日本船民。最后,公使在横滨港离舰,当时与“海安”同时停泊在横滨的,还有日本海军的明轮炮舰“春日”,即原来阿思本舰队的“江苏”舰。礼成之后,“海安”旋返上海。犹如是其生命中仅有的闪光,“海安”在出访日本后不久,就渐渐黯然陨落,不复见于中国的海军史。出访归来仅仅几个月,1878年8、9月间,顶着炎炎烈日,“海安”驶回江南制造局,依据当时的记载,此行是为了大修。但事实上,这是目前所能查到的“海安”最后的记载,至于大修的原因,以及结果,都无从得知,只是从那一年开始,江南制造局的军火发放单上,再也没有了“海安”的名字,南洋水师的编制中也再不见这艘军舰。是否是因为舰体、机器出现了严重问题,修复不成而拆解,或是商售,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制造局的经费收支报告中,的确有军舰拆解出售收益一项。“海安”退出海军舞台同时,在江南制造局里默默封存多年的同级姊妹舰“驭远”被起用,原“海安”舰舰员全部配属到“驭远”舰上,各项薪粮编制完全仿照“海安”,由这艘姊妹舰接替“海安”的职能。石浦惊变投入现役后,“驭远”扮演的角色和“海安”几乎别无二致,仍然以赴日本航行操练为主要任务。同时,还于1881年,执行了护送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赴日的使命。仿佛这级军舰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李鸿章1882年致船政大臣黎兆棠的一封信中,作为负面例子,提及驻日公使黎庶昌曾来信告知,乘坐“驭远”赴日途中,“该船机器屡坏屡修”。动力系统的问题,显然成了这级军舰的致命伤。1883年,中法两国在越南主权问题上引发战争。随着法军在越兵力的加强,刘永福黑旗军和在越南的清军,相继遭遇北圻、北宁惨败。在此情况下,1884年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巡洋舰“窝尔达”舰舰长福禄诺谈判,签订中国撤回在越军队,法国不向中国索取任何赔偿的和约,“法国既感中国和商之意,并敬李大臣力顾大局之诚,情愿不向中国索赔偿费”。未料,6月23日,法军在接收清军在越营区的过程中,双方军队在越南观音桥再开战端。认为中国撕毁和约的法国政府恼羞成怒,战火重燃。法方决定占据中国沿海几个优良港口,以此作为逼中国和谈的质物,同时表示,此后和谈中国必须向法国作出赔偿。作为当时法国规模一度胜过本土舰队的另一支海上力量,孤拔率领的远东地区海军,开始在中国沿海疯狂挑衅。8月23日,中国船政水师在福州马尾遭遇突然袭击,几乎全军覆没。10月,法军进攻台湾基隆、淡水等港口,封锁海上交通,台湾形势岌岌可危。10月26日,督办福建军务大臣左宗棠上奏,请求由南北洋各派军舰,南下支援台湾海防。李鸿章随即派出北洋最新锐的巡洋舰“超勇”、“扬威”,由林泰曾、邓世昌分别管带,统一由德国人式百龄率领,开至上海会合南洋水师军舰。两江总督曾国荃经过与水师提督李成谋商量,决定将新近编入的“开济”、“南琛”、“南瑞”三艘主力巡洋舰全数派出,另加入“澄庆”、“威靖”两艘炮舰。后嫌“威靖”航速慢、火力弱,改将南洋的大型军舰“驭远”换入队伍,时任管带是副将衔补用参将准补太湖右营都司金荣。美术作品:石浦夜战中,法国杆雷艇进攻“驭远”的一刻。正当南北洋军舰汇聚上海,忙于会操演习时,朝鲜突然爆发甲申事变,日本公使馆在暴动中被焚毁。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立即电报李鸿章,请急速派军舰前往朝鲜控制局势。12月14日中午,李鸿章一面向总理衙门通报,一面致电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等,明确告知将派“超勇”、“扬威”北返。当天夜间,李鸿章突然接到电旨,命令“超勇”、“扬威”不得调动,留在上海等待南下支援台湾,援朝一事,改派“驭远”、“澄庆”前往。对比战事已起的中法冲突,和尚有挽回余地的朝鲜问题,显然前者对于军舰的战力要求较迫切,如此安排可谓十分妥当。对此李鸿章回奏,称“超勇”、“扬威”已安排好于第二天一早开驶,“驭远”、“澄庆”则“不知船在何处,何日能开,恐有迟误”。而且“超勇”、“扬威”为了备明日出行,可能已经开往吴淞口,中途无法电报通知折回。得悉这一情况,清政府只得默认。如果当日“超勇”、“扬威”能够南下援台,则与法国军舰遭遇时,未必没有胜算。而“澄庆”、“驭远”,也可躲过后来的劫难。仅剩南洋五舰的援台舰队,继续在式百龄监督下进行训练、改造。为了增强舰只的火力,北洋将存在上海地亚士洋行的几门哈乞开司机关炮全部拨给南洋使用,分装给援台各舰。“驭远”舰的桅盘上加装了围壁,前后桅各安装了一门哈乞开司五管机关炮。1885年1月18日,南洋援台五舰由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率领,驶出吴淞口,踏上援台的征途。值得注意的是,舰队司令吴安康选择了三艘主战巡洋舰中最强的“开济”作为旗舰,临行前经苏松太道邵友濂保举担任五船营务帮办的候补副将丁华荣,在两艘殿后炮舰中,没有看中大军舰“驭远”,反而选择“澄庆”作为座舰。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驭远”的舰况已经不佳,昔日的巨擘地位早就不在,成了十分难堪的“鸡肋”。吴安康率领军舰出航,并没有直接驶往闽台,离开吴淞航行不久,即到达宁波停泊。一直拖延了近一个月,1885年2月13日才离开宁波南驶。开出檀头山洋面不远,南洋5舰突然发现6艘法国军舰从后方驶来,其中包括法国远东舰队的主力“巴雅”、“凯旋”号装甲巡洋舰。仇敌相遇之际,吴安康没有考虑作战,只是下令加速脱离接触。“驭远”、“澄庆”因为航速迟缓,跟不上“开济”等新型巡洋舰,于是进入附近的石浦港躲避。法舰遂停泊在港外,监视这两艘掉队的中国军舰,准备发起攻击。法舰在港湾外盘桓不去,己方又只有两艘弱舰,根本无力冲出一战,只能坐守待援。但是当地的地方官对南洋的两艘军舰并不抱欢迎态度,“南洋轮船非浙江地方之责”,“今法船在石浦外守此二船,一日不去,其事一日不解,终必累及地方”,而且石浦港附近驻军不多,又没有炮台护卫,根本无力拦阻法国军舰进港。2月14日,中国农历大年三十,法国舰队旗舰“巴雅”的两艘蒸汽舢板被改装成杆雷艇,各加装一支德门伊式雷杆,配套一枚1878型的电发杆雷,雷体内填充13公斤棉火药。晚上11时过后,两艘杆雷艇分别由“巴雅”的大副格尔敦上尉和鱼雷军官杜波克上尉指挥,趁着夜幕,潜入石浦湾。凌晨时分,杜波克指挥的杆雷艇在距“驭远”200米时,将杆雷的激发电源接通,加足马力冲向“驭远”。尽管是农历大年的深夜,身处在险境中的“驭远”保持着高度警惕,法国杆雷艇轮机加速的声音立刻使舰上的官兵惊觉,很快哈乞开司机关炮对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高速射击起来。然而一切都太晚了,随着法国杆雷艇上雷杆的前出,一声巨响从“驭远”舰体中后部传出,船舱内立刻进水。和马江海战用杆雷艇偷袭“福星”后的情况十分相似,进攻“驭远”成功后,法国杆雷艇的雷杆竟然插在“驭远”的舰体上无法自拔,“驭远”舰上开始有水兵拿着步枪向杆雷艇射击,甚至有人准备跳上艇搏斗。最后法国人手忙脚乱把雷杆弄断,才脱离险境。法方攻击“驭远”所付出的代价是,被击毙了一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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