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84页。(62)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 1979 P.398。(6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页。(6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83-184页。(65)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66)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 1979 P.398。(67)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页。(68)《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69)沈葆桢奏折中载明舰长238尺、宽27.8尺是以工部营造尺为单位，如错以现代市尺计量标准换算，按1市尺等于0.3333米的标准，则就是长79.3254米，宽9.26574米，四舍五入后，与长79.33米、宽9.27米的第三种记载完全一样。(7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51页。(71)《船政奏议汇编》，光绪戊子版，卷十九，第20页。(72)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 1979 P.398。(73)（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84页。(7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97页。星云下凡——“湄云”级炮舰第二号轮船船政第一号船台上，“万年清”军舰的建造已经历了整整一年，舰体规模初具。身后的船政厂区内，随着从海外购买的机器运到，转锯车间、钟表车间（生产航海、蒸汽机用仪表、器材）等已经建成，漂亮的欧式厂房成为当地一景。正当众人都在围绕着“万年清”的建造和船政建厂事务忙碌时，1869年2月8日，船政大臣沈葆桢带同洋员、官员举行仪式，拜祭妈祖，将一块龙骨捧上了第一号船台之旁的船政第二号船台，昭示又一艘新船开工了。(1)当天兴工的这艘轮船属于福建船政五年计划中制定的80马力军舰，按照左宗棠最初的设想，80马力军舰属于“乘船厂闲工”，见缝插针建造的小型附带产品。当船政从暹罗等地采购的木料源源运到，第一号轮船“万年清”船体即将告成时，80马力军舰的建造便顺理成章提上议事日程。船政大臣沈葆桢决定趁船材储备丰富，不等第一号轮船完工，就势同步开始兴造，提高造船效率。和“万年清”一样，这级80马力军舰也属于全木质蒸汽动力炮舰，设计图纸来自法国，船材、机器基本为进口品，由船政总工程师法国人达士博监造。从参数对比，其母型很有可能是法国1865-1867年间建成的Guichen级炮舰。但令人费解的是，福建船政这级军舰的技术数据竟然是个空白，无论是《沈文肃公政书》、《船政奏议汇编》还是日意格所著《福州船厂》中对其都没有任何记载，目前仅能参考的档案记载只有民国时代池仲佑编纂的《海军实记》。为何在船政各级军舰都有详细参数档案的情况下，唯独缺失了这级军舰，其中是否存在某种缘故，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准备下水的“万年清”舰，照片右侧船台上就是正在建造的第二号轮船。本文所录的参数主要据《海军实记》所载。这艘编号为船政第二号轮船的80马力军舰排水量515吨，舰体长51.8米，宽7.48米，舱深4.57米，吃水3.39米，(2)无论是排水量还是外形尺度，都比第一号轮船小了不少。也正因为此，与“万年清”等150马力大轮船着重考虑布置货舱的做法不同，80马力轮船体格较小，改造装货潜力不大，反而在设计上显得较为专一，着重考虑了炮舰和侦报舰功能，成为船政早期一级专门的炮舰。第二号轮船选用的蒸汽机是一座卧式的二汽缸往复蒸汽机，采用卧机便于将蒸汽机的安装位置控制在水线之下，利于战时的安全。蒸汽机功率虚数80马力，实数320马力，每分钟转速92转，单轴单桨推进，设计航速9节。(3)蒸汽机配套使用两台方形低压燃煤锅炉，考虑到第二号轮船的宽度较窄，两台方形锅炉的安装形式应该与“万年清”舰一样，都是背靠背纵向安放。第二号轮船的舰首线型与“万年清”有明显区别，是几乎笔直伸入水中的形状，这点是识别这级军舰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二号轮船装有两根主桅，位于烟囱前后，前桅带横桁，可以挂方帆，后桅只有挂纵帆的斜桁。使用风帆动力航行时，可以转动后桅的纵帆来调整军舰航向。另外第二号轮船在船首还有前伸的斜桅，但是倾斜度较小，长度也很短。一艘英国军舰模型上表现出的换门架式火炮，两门火炮可以沿着交错分布的黑色轨道，被推动到不同的炮位上。照片拍摄：海军史研究会方禾。第二号轮船的武备包括一门威力较大的160mm口径20倍径法制前膛炮（1868年制造）和4门16磅（口径约100mm）英制前膛炮，(4)考虑充分发挥作为主炮的160mm火炮的火力，这门火炮安装在飞桥前方的露天甲板上。火炮炮架下方有很多圈方向不一的轨道，可以根据需要将火炮沿着轨道推向军舰左右舷使用，以加强某一舷的火力，这种做法称为换门架式。剩余的4门100mm副炮则分别安装在烟囱之后的露天甲板两舷。舰上的飞桥位于军舰中部，横跨在两端高大的舷墙上，飞桥底部设有木制操舵室，飞桥甲板上安装有罗经等航海设备，第二号轮船的备用舵轮推测位于船尾甲板上。由于船体较小，加之船政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已经通过“万年清”的建造获得了很多经验积累，第二号轮船的建造速度显得非常之快。1869年6月21日，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报告6月10日“万年清”下水事宜时，第二号轮船的骨架已经搭建完毕，船壳板也已经封钉了三分之一。此时距离该舰开工不过刚刚四个月，“第二号轮船自开工以来，匠作等驾轻就熟，工程较速”。同时，沈葆桢上奏，已经为第二号轮船起名“湄云”，并委派游击吴世忠负责管驾。(5)吴世忠原在台澎道吴大廷属下任职，出身背景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年与外国人多有交道，通英语、航海。1867年3月，美国商船“罗妹”号（Rover）在台湾遭遇海难沉没，船长夫妇和大部分船员上岸后被高山族土著杀害。中方处理此事过程中，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也前往台湾与高山族谈判订立保护外国遇难商船海员的协议。李仙得到达台湾、前往土著番界的时候，吴大廷派出吴世忠任通事（翻译、联络官），可见是当时凤毛麟角的洋务操作性人才。1868年，管理台湾军民事务的台澎道吴大廷因病请假回福建原籍治理，后经左宗棠、沈葆桢等协商、奏报，改赴船政任职提调。作为吴大廷的幕下，吴世忠也在此时进入船政。最初担任福建购买的“长胜”轮船管驾，后来为了给“万年清”采购船材，又与船政总监工叶文澜等一起前往暹罗负责经理，沈葆桢奏派他出任“湄云”管驾时，还在暹罗的密林中选材。在船政早期驾驶人才奇缺的情况下，吴世忠无疑是极为适合的人物。当时吴世忠的官职为湄州营游击，或许这与“湄云”舰名的由来有着某种关系。1869年10月1日，吴世忠的老上司吴大廷督率“万年清”北上天津接受清廷检阅，“湄云”船体建造完成三分之二，锅炉、轮机均已就位。经日意格提议，为了缩短下水以后的舾装时间，很多舾装工程也一并开始。12月6日，船政举行仪式，祭告妈祖、江神、土神，和当初“万年清”下水的方法一样，“湄云”舰乘当天中午大潮下水成功。在船去台空的第二号船台旁，如式搭建的第三号船台当天又举行了新船开工仪式，新造的军舰是与“湄云”同级的第三号轮船。(6)“湄云”舰下水次日便在船政江边升火试验轮机，结果令人满意。吴世忠恰好也在其间从暹罗返回船政，立刻开始着手挑选官兵，驻船训练，监制旗帜、号衣。和“万年清”一样，“湄云”的官兵大部分也来自浙江宁波，全舰编制共计67人。日本海军军令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战史》登载的“湄云”舰图片。1870年1月10日傍晚，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幕僚登上“湄云”，尽管有晕船之苦，但是沈葆桢在船政任上每有新船下水都坚持亲自参加航试，为船政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披着晚霞，“湄云”舰升火起锚，与前天从天津返抵船政的“万年清”擦肩而过，航行在马江之上，夜间驻泊在马江出海口。11日黎明“湄云”驶出大洋航试，测试路线与第一号轮船“万年清”一样，于午后返回船政。“掌舵、管轮、炮手、水手人等俱能操纵如意，船身尚称牢固，轮机亦颇轻灵”。此后，28日，日意格为了调校罗经铁差又督率“湄云”驶出大洋测试。日意格、吴世忠以及“湄云”的官兵一起在大海上度过了同治九年的春节，正月初四（2月3日）测试完毕返回船政。(7)“湄云”舰从开工至下水总共花费十个月左右时间，较第一号轮船“万年清”的工期快捷了许多，创下一项中国自造轮船的纪录。同时让人惊叹的是，无论“万年清”亦或是“湄云”，其舰员与军舰的磨合速度之快非常罕见，全无大型舰船驾驶基础的中国官兵，竟能顺利地驾驶舰船航向大海，是值得后人深入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在船政厂前停泊了一个月，1870年3月6日“湄云”舰就开始担负任务，搭载京米委员前往台湾采购贡米。(8)第三号轮船“湄云”下水当天安放龙骨开工的第三号轮船，由于上百幅肋骨早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制造完毕，所以施工速度相当之快。船政首任总工程师达士博与日意格发生矛盾于当年一月离职回国，第三号轮船的监工实际是接替达士博的法国人安乐陶（M.Arneadeau）。1870年5月30日第三号轮船顺利下水，经沈葆桢命名为“福星”，由五品军功杨永年任管驾。(9)“福星”从开工至下水只用了短短六个月时间，这个数字中可以体味到船政工人建造这艘轮船时驾轻就熟的情形。160mm口径威斯窝斯前膛炮，可以看到炮口独特的六边形形状。“福星”舰与“湄云”同型，尺度、动力系统等各项参数都一致，主要区别是“福星”的武备型号与“湄云”略有不同。“福星”的武备构成仍然是飞桥前安装一门换门架式的大口径主炮，烟囱向后的露天甲板两舷对称安装四门副炮的组合形式。但是所选用的主炮是一门奇特的威斯窝斯（Whitworth）式70磅（口径160mm）前膛炮。之所以称其奇特，是因为这门火炮的炮管内边是六角形的，当时称为六角炮，设计的初衷类似于后来的膛线，都是想让炮弹顺着一定的轨道旋转运行出去，保持较为稳定的弹道，提高命中率。早期膛线加工还是个非常困难的事，英国工程师就想出了把火炮内管弄成六角形，配套使用六角形的炮弹和药包，这样炮弹就能在六角“轨道”中前进了。这类火炮主要由英国乌理治理兵工厂生产，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仿造的情况，是在线膛炮出现之前一种较为先进的火炮，比“湄云”装备的160mm口径法制滑膛炮显然更为新式。四门副炮的型号也发生了改变，采用的是14磅（口径约100mm）的法华士（Vavasseur，又译为瓦瓦苏尔、威亚威亚沙等）前膛炮。(10)船政拉拔特式拖船坞工作方法示意图。制图：海军史研究会　顾伟欣。显示着设计的改良进步，“湄云”与“福星”在外观上有几处细微的差别。这两艘军舰在后桅之后的舷侧都各开有炮门，用来布置副炮。然而最后这组炮门的位置却不尽相同，首舰“湄云”最后一组炮门较为靠近船尾，建造“福星”时似乎是觉得这一设计并不合适，将炮门前移，“福星”最后一组炮门的位置要比“湄云”的靠前，位于后桅附近的吊艇架下方。另外，“湄云”舰桅杆两侧的绳梯在船舷上的连接方式与“万年清”相同，都是在舷外增加托板，绳梯末端通过三眼滑轮固定在托板上，颇有风帆战舰时代的古风。而“福星”舰则取消了舷外的托板，而是直接将绳梯通过松紧螺丝固定到舷墙上。也足以看出“福星”建造时相对于首舰“湄云”的改进。1870年的船政，除了“湄云”、“福星”两艘军舰接连完工外，还有一件重要的喜讯传来。船政江边的拉拔特式拖船坞大功告成，船政拥有了自己的船坞。拉拔特式船坞既不同于普通的干船坞，也不是一般的浮船坞，其设计首创于法国，当时世界上仅法国建成过一座，船政的拖船坞在规模和先进程度上更超过了前者。原本在规划船政建设方案时，日意格等推荐船政开挖建造一座石制干船坞。左宗棠担心船政厂区地质不适宜，容易发生渗水或者坍塌事故，同时考虑到干船坞建造时间长，花费巨大，于是选定建造需时较短、较为省费的拖船坞。拖船坞位于船政船厂的江岸边，宽35.9米，长97.4米。其构件主要购自法国，分水中和岸上两个部分。在靠近江岸的水中开挖江泥，打实基础，安放了由42扇铁制框架组成的船坞基座，1870年3月26日早晨全部安装入水。担心潮水将铁架冲动，又在各扇机架的连接空隙间用石块填塞，基座靠近江岸的一头较高，为11.2米，靠近江中的一段高度只有0.3米，整个基座犹如从江岸伸向江中的斜坡。北洋海军旅顺基地用来拖鱼雷艇上岸的拖船平台，与福建船政的拖船坞原理相同。二者的区别在于，因为鱼雷艇的长度较短，所以鱼雷艇拖船方式可以采用纵向上岸。而船政的拖船坞则是横向拖船上岸。之后每扇铁架表面安装两道铁轨，承载拖船胎架，设计时为了实用考虑，将42件胎架分为17件长37.7米和25件长59.7米两组，小型船和中型船可以各用一段，而不必启动整个拖船机器，如果大型船只上坞时，则只要把两组拖船机同时启动即可。对应42件拖船胎架，在拖船坞的岸上安装了一座功率44马力的蒸汽机，带动42部拖船机，拖船机里有钢索分别连接往42个拖船胎架，船只乘涨潮时驶到拖船胎架上方，落潮时自动搁坐在胎架上，启动拖船机就能把军舰横向从水中拉到岸上。这种设计多年之后在北洋海军的旅顺基地也有运用，那时主要用于拖曳鱼雷艇上岸，采用的是纵向拖拉军舰，而不是船政这种横向牵引。采用横向牵引的好处是可以保证整条军舰都能拉出水，而纵向牵引一旦军舰过大，就有可能出现因为拖船轨道长度不够，军舰一半出水，而另一半还在水中的情况。(11)船政的拖船坞设计最大可以拖排水量2500吨的军舰上岸，工程经法国工程师指导施工，在1870年秋季安装完毕。10月3日首先启动小拖船胎架进行试验，将“长胜”轮船拖曳上岸，花费两个小时。10月14日，“福星”号缓缓靠近江岸，停泊在长59.7米的中等拖船胎架上方，成了试验这组机器的第一艘军舰，25台拖船机一起启动，四个小时之后“福星”便被拉到了岸上。此后“万年清”又靠近拖船坞，小、中两组拖船胎架同时启动，也是四个小时就稳稳地上了岸。(12)从此，船政军舰的基础维护设备得以解决，不用再借助外商船坞油修。船政拖船坞上异常巧合的一幕，正在上坞的两艘军舰都是80马力炮舰，其中远处体型较大的是“湄云”级的改型舰，近处则是“湄云”或“福星”。“福星”舰刚刚完工之际，船政对这艘军舰将来的用途有了另外的安排。1867年迁至马尾的船政学堂已经开办了近三年，学习驾驶的后学堂首批学生到了应该上舰实习的时候，沈葆桢遂拟用新完工的“福星”充当船政学堂的练习舰，“拟以学堂上等艺童移处其中，饬洋员教其驾驶，由海口而近洋，由近洋而远洋……”(13)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船政后学堂第一届这些后来名载中国海军史的军官，在洋员教习的率领下登上了“福星”。但就在“福星”即将展轮远航、巡弋南洋之时，马江江面上到了一艘名为“马得多”的普鲁士风帆商船（当时又称为夹板船）。日意格最初就认为风帆船用来训练要比蒸汽军舰有效得多，“外国学习船主之法，均先由夹板船内亲试风涛，征验沙礁险夷，篷桅升降，炮弹远近，阅历久而胆识定，然而移置轮船，可期驾轻就熟”(14)。虽然沈葆桢选定“福星”作为训练舰，日意格则仍然在留心是否有可能弄到一艘风帆训练舰。经过讨价还价，普鲁士船长以14191元（指当时流通中国的鹰洋等银元，合库平银10282.814两）的价格将“马得多”出售，船政将其改造为风帆训练舰，命名“建威”，(15)“福星”则仍然恢复炮舰的身份，留用在船政，全舰编制67人。“湄云”级改型船政五年计划中预定共要建造五艘80马力军舰，“湄云”、“福星”竣工不久，剩余的三艘军舰也次第兴工，舰型仍然是木质蒸汽炮舰，外形与“湄云”几乎完全一样，有所区别的是这三艘军舰的主尺度和排水量略大。正因为此，一些国内外著作习惯将续造的三艘军舰作为单独一级考量，笔者认为这五艘军舰互相并无多少区别，应当统一算入“湄云”级。1871年3月29日，“湄云”级第三艘，也即改型的第一艘军舰铺设龙骨，开工建造，定名为“镇海”，在船政造船的序列中排列为第六号。“镇海”舰排水量572吨，舰长53.12米，宽8.32米，吃水3.77米，舱深4.48米，排水量、主尺度较“湄云”略大，主机的型号和“湄云”基本相同，采用一座进口二汽缸卧式蒸汽机，主机转速每分钟100转，配套使用两座方形低压锅炉，单轴单桨推进，主机功率虚数80马力，实数350马力，设计航速9节。(16)“镇海”舰的武备配置形式和“湄云”一样，即一门换门架式大口径主炮配合四门次等口径舷旁列炮式副炮。主炮选用了一门普鲁士制造的60磅（口径约160mm）后膛炮，安装在军舰中部露天甲板上，紧紧挨着后方的飞桥建筑，作战时军官可以在飞桥上直接向主炮位发号施令。“镇海”的副炮是四门法华士40磅（口径120mm）后膛炮，分布在烟囱后方至船尾的露天甲板两舷。“湄云”改进型军舰两视线图，制图：[美]Dean Stehman。在船政代总工程师法国人安乐陶监工下，经过八个月的建造工作，“镇海”舰“所有船身、灰捻、钻孔、镶钤铁手及舱堵并船底包钉、铜片均已造竣”，当年的11月28日，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率日意格等船政中外官员举行下水仪式，“镇海”舰成功下水，立刻开始各项舾装工程。“镇海”舰下水后的第三天，1871年12月1日，“湄云”级改型的第二艘军舰、船政的第九号轮船铺设龙骨开始建造，定名为“靖远”，后来北洋海军从英国购买的穹甲巡洋舰与其同名。与“镇海”的建造时间相近，花费了八个多月时间，1872年8月21日“靖远”舰成功下水，各种参数与“镇海”相同，火炮的型号略有区别，“靖远”的主炮是一门法华士60磅（口径约160mm）前膛炮，四门副炮则与“镇海”相同。“湄云”级改型的第三艘于1872年6月24日开工，定名为“振威”，船政工厂编号第十号轮船，各项参数、装备与“靖远”相同，1872年12月11日下水。至此“湄云”级别共造成五艘军舰，船政五年计划规定的80马力军舰建造计划提前圆满完成。和首舰“湄云”一样，这三艘军舰的人员编制也都是67人。但是相比“湄云”级的前两艘“湄云”、“福星”，后三艘改型军舰犹如捧月的彩云，并没有前两艘军舰那么多的史事，淡淡地虚化在“湄云”、“福星”的光环中。派拨北洋1871年，随着船政军舰越造越多，左宗棠创始时留下的后遗症——养船经费成了令人挠头的问题。同在闽浙辖下，巡抚又是左宗棠旧部的浙江省开创了调拨军舰的先例。近代浙江宁波、温州一带海面时有海盗出没，无论是官是商对此都畏之如虎，为求自保，商船大都被迫向海盗缴纳保护费，以求平安。后来船政的“万年清”、“长胜”、“华福宝”等轮船前往浙江用于缉盗后，立见成效，比起传统的水师战船来不可同日而语。浙江巡抚杨昌浚于是会商闽浙总督和船政，希望能调拨船政的“湄云”军舰到浙江，交给温州镇总兵吴鸿源统辖，往来宁波、温州海面巡弋，驻防期间的薪饷经费由浙江省负担，口粮供应则根据巡防的任务轻重一分为二，温州供应四个月，洋面辽阔的宁波供应八个月。(17)闽浙总督将此情况上奏清廷，清政府中枢对这种两得其益的提案大加赞赏，立刻予以批准，并在不久后传谕各沿海沿江省份督抚向浙江学习，按此模式调拨船政军舰。“湄云”可谓是船政军舰调拨制度的先行者。1871年4、5月间，吴世忠指挥“湄云”舰顺利抵达温州，开始在浙江服务，然而几个月后竟突生变故。1872年1月，军机处收到一份由闽浙总督上呈的奏片，内容是报告浙江巡抚杨昌浚以“湄云”不适合浙江海面使用为由，函商闽浙总督和代理船政大臣，要求调换军舰的事情。称双方已经商定将“湄云”舰从浙江调回船政，改派新造成的“伏波”舰前往浙江。(18)整个奏章言词平淡，一律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如果不是格外用心，并看不出里面有什么蹊跷，同治皇帝批示“知道了”表示同意。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2月11日浙江巡抚杨昌浚突然收到了来自军机处的密函。(19)密函恰恰就是针对“湄云”一事而来，直截了当道出目的，询问为什么“湄云”在浙江不适用。而且颇有引导意味的称，“窃意‘湄云’一船必有不能应用之处，一船如此，他船可知”，“诚恐日意格等未肯将外洋轮船之制尽泄其秘，而该厂提调委员等复不能悉心讲求，广咨博采，以致虚糜巨帑，徒成粉饰之观”(20)。给浙江巡抚出了道命题作文，即“湄云”在浙江不适应肯定是质量有问题，就此题目展开论述，对此稍谙官场诀窍的官员想来大都会依意照办。一场暴风雨，正要降临到船政。1871年末、1872年初，可能是看中了当时船政大臣沈葆桢因父亲病故离职守制这一机会，由大学士宋晋为首，清政府高层顽固派主要针对福建船政，顺带而及江南制造局，向这两家洋务典范企业展开了一场大攻势。宋晋，字锡蕃，江苏溧阳人，当时官至内阁大学士，与大学士倭仁等同为反对洋务的保守派领军人物。宋晋的奏折主要从经费出发，认为福建船政“靡费太重”，称船政建造军舰的目的是为了制夷，但是当下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继续造军舰已经没有必要，“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另外无来由地称船政所造的舰船质量有问题，“且用之外洋交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要求将福建、两江的造船企业立刻撤停。(21)清政府中枢对此拿捏不定，军机处内部意见也不统一，遂通报各省督抚大员一起会商。恰好在这个关头，浙江冒出“湄云”事件来，对清廷中枢持撤停船政意见的大员而言，简直如同久旱逢甘露，想要借此大做文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3月27日，朝中一些人望眼欲穿的复信寄到。浙江巡抚就“湄云”为什么不能用于浙江一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答复，但是内容却让保守派大失所望。浙江巡抚杨昌浚，湖南湘乡人，早年随左宗棠的楚军攻入浙江，建功立业，是左宗棠的亲信属下。对于军机处来函中的某些暗示，杨昌浚居然视若无睹，直接就事说事，叙述了“湄云”到达浙江后不久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并指出自己要求撤回“湄云”的真实原因。可以设想，倘若当时主政浙江的是保守派官员，将会产生如何的后果。杨昌浚复信里说的是两件“湄云”到达浙江后不久发生的事件。首先是1871年5月25日浙江水师提督黄少春乘坐“湄云”出海巡洋，在将近崇明岛海面时，“湄云”的轮机突然发生故障，遂折回宁波镇海关前停泊修理，不能如常工作。当“湄云”紧急修理时恰好有艘英国商船入口，随之“湄云”受损一事被这艘英国船传得沸沸扬扬。这样的故事显然是保守派喜出望外的，但是杨昌浚话锋一转，称事发后经过询问“湄云”舰管驾以及代理船政大臣等官员，都说新轮机在使用时发生故障是各国通见的正常现象，需要随时发现、调校、修理，以求磨合。鲜为注意的是，杨昌浚转引的船政提调的解释中，实际有几句非常可怕的错误。当时船政大臣沈葆桢因为父亲病故，再次守制，船政事务由原船政提调夏献纶代理，在解释轮机事件时夏献纶急中出错，竟然将“万年清”和“湄云”搞混，称“湄云”1869年北上天津检验时并未查出轮机有问题，以此为据，论证轮机故障事发突然，并非是采用了二手旧货所致。1869年末“湄云”舰才刚刚下水，根本没有可能北上航行到天津接受检验，船政历史上惟有的建成完毕后前往天津候验的军舰是“万年清”。幸亏这一重大纰漏未被不关心船政事务的保守派发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湄云”在宁波的第二桩特殊事件发生在1871年6月28日夜间，当时“湄云”舰停泊在宁波，船上部分水兵放假登岸，未料与驻在宁波，由海盗招安而来的绿营水师广东籍水勇发生口角，几乎形成械斗。幸亏“湄云”轮水兵人单力薄，随即躲避，没有酿成大祸。杨昌浚之所以称“湄云”不适用于浙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此事，担心“湄云”舰此后与浙江水师无法和睦相处，所以要求更换一艘其他军舰。(22)保守派在“湄云”事件上没有抓到一丁点把柄，而洋务派在撤销船厂问题上的反击力度倒是越来越大。创办福建船政、江南制造局的中兴功臣们群起反击，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大员纷纷上奏辩论，最终撤废一事不了了之。在浙江碰壁的“湄云”舰有些无精打采地回到船政，管驾吴世忠被调任新造的“飞云”舰管带，由都司杨益宝接任“湄云”管驾一职。1872年应盛京将军申请，“湄云”舰拨往奉天牛庄口岸（营口港），所需经费、薪粮从牛庄海关四成洋税项下支应。1872年8月13日，杨益宝管带“湄云”从马尾出发，首先渡海至台湾基隆装载燃煤，19日装载完毕后鼓轮北上，23日抵达上海购买各项物料，30日从上海起行，于9月4日到达牛庄营口港。盛京将军为训练人员，专门从八旗水师中调出50名旗兵编入“湄云”舰，从此“湄云”舰成为北洋的一艘巡防炮舰，(23)后来以在北洋海面捕获巨盗而闻名。由于北方海面冬季冰封，按照三口通商大臣等的安排，“湄云”舰每年冬季按例返回福建船政维修保养，到次年开春再北上。正因为此，仿佛与这艘军舰冥冥中有种缘份，曾经的湄州营游击、“湄云”首任管驾吴世忠后来又有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这艘军舰的合作。1879年3月13日，运送官盐的商船“金长成”号在马江口外的赤屿洋面遭遇大风，桅杆折断，船内漏水，被迫驶入附近的松下港口（在今天福建长乐境内）避风待救。得到警讯，为了拖出这艘商船，船政派已升任提督衔记名总兵、船政舰队督操（即船政舰队司令），兼任“扬武”舰管驾的吴世忠设法前往救援。由于松下港口水浅，以“扬武”的吃水根本无法靠近，于是吴世忠改挑选南下过冬的80马力军舰“湄云”，亲自上舰督率前往。“湄云”冒险到达松下港口，海上狂风恶浪连日不息，无法拖带商船返回。在港口中被迫等待了数天之后，看到商船船员焦急万般，19日午后，吴世忠命令起锚等待风浪稍定就立刻拖带商船返回。根据当时同在“湄云”的“扬武”舰大副邓世昌报告，恰在此时，吴世忠突然中风，不省人事，不幸在“湄云”舰上去世。(24)“湄云”到达北洋驻防后不久，她的身影便不再孤单。“湄云”的改型姊妹“镇海”于1872年7、8月份竣工，北洋大臣李鸿章立刻洽商船政，要求将“镇海”调拨给北洋，由陆伦华管带于当年9月25日抵达天津大沽，李鸿章亲自阅视表示满意。与同在北洋的“湄云”不同，“湄云”舰当时隶属于奉天牛庄，而“镇海”虽然是经津海关拨用的，但实际却用于北洋海防，成为北洋水师创建初期重要的舰只，无论是旅顺基地的营建还是历次朝鲜事变的平息中，都能见到“镇海”舰的身影，“该兵轮常年巡防转运，实与北洋海军各船无异”(25)。1889年，鉴于“镇海”舰长期使用老化严重，“该船锅炉烟管及船身龙骨均已损坏”，经李鸿章筹款进行了一次大修，原配的方形低压锅炉被撤出，更换成两座新式的圆形锅炉。(26)台海劫难“湄云”的姊妹“福星”从练习舰改回炮舰身份后一直留用在船政，往来于闽台之间担任巡防、运输、要员运送等任务。1873年6月14日，英国风帆商船“吞顿”、“丝马儿”在台湾基隆港外停泊，遭遇台风，就在二船慌乱无措的时刻，停泊在基隆港的“福星”舰立刻起锚出港，前往引导、施救，最终两艘英国商船转危为安，在“福星”护带下安全入港避风，躲过一场大劫难。事后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好博逊照会船政表示感激，称“管驾官杨永年恤难情殷，睦邻谊重”，不久英国领事更是特地为此到福州致谢。(27)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爆发，“福星”舰作为船政舰队的一员在台湾驻扎，与侵台的日本舰队抗衡。未能预料的是，就在台湾事件消弭后不久，“福星”舰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祸。1877年7月2日，“福星”舰转运军粮前往台湾后山，停泊在苏澳港，突然与强台风正面遭遇。苏澳位于台湾东海岸，恰好迎着台风来路，飓风席卷、海浪咆哮。尽管“福星”下了首尾四锚，但锚链被一一扯断。“福星”舰试图转舵自救，不料连舵杆都在巨涛中断裂，最后整艘船被狂风巨浪推上了海滩。面对险情，管驾杨永年指挥官兵一面加固船体，以防进一步受损，一面开挖船体周围的海滩，意图挖开船底周围的沙土，以便于等海潮上涨时，坐搁在海滩上的“福星”能得以趁潮而起。“杨永年督饬水手，挖沙作坞，以冀潮水涨时推移而下”，但是当地沙质松软，而且台风经久不息，“船旁沙石旋挖旋积”。“福星”舰的官兵们在荒滩上坚守待援数月后，当年的9、10月份，台风季节过去，船政开始派遣军舰前往救援。美术作品，在拖船坞上维护的“福星”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　顾伟欣。首先前往搭救“福星”的是船政150马力军舰“永保”号。到达苏澳后，“永保”舰准备在大潮时直接将“福星”拖出，但是轮机功率不够，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该船屹然不动”。无奈重新使用开挖船体周围海滩的办法，为防海浪再把开挖的沙滩填平，“永保”、“福星”二舰官兵以及后从船政派来的工匠一起就近往台湾山中伐木，在“福星”身旁打桩并围以木板，以防海浪袭扰。当月天文大潮时，二舰官兵在海滩上转动绞盘，推引“福星”乘潮下水，然而费尽功夫，“福星”只挪动了两米多而已。11月中旬，船政又派出了“福星”的姊妹舰——“湄云”级改型舰“振威”号赶到台湾，配合“永保”舰一起拖带“福星”，二舰合力累计又拖下七米多。正当各舰官兵喜形于色，计算再有几日就能将“福星”拖入海中时。台湾海面云雾骤变，风雨大作，“福星”竟一下子被海潮又往岸上冲出20多米。鉴于台湾冬季北风强烈，如此下去非但难以奏效，就连前来施救的军舰也有可能遭遇不测，于是当年放弃继续救援，管带杨永年等34名官兵在“福星”舰中值守，其余官兵随同“振威”、“永保”返回船政，待来年再图良策。1878年春天终于来到，4、5月间台湾东海岸风力稍弱，在“福星”舰中苦苦坚守的官兵终于看到远方海面上来了一艘飘扬着龙旗的军舰。船政派出了新造的大马力军舰“威远”前来施救，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6月6日这天趁大潮将“福星”拖离海滩，进入水中。4天之后，在台湾苏澳搁岸近一年的“福星”在“威远”拖带下跨过台湾海峡，进入马江，回到阔别以久的船政。经查验，遭此大难的“福星”舰体居然基本完好，足见建造之初选料、施工的用心。主要的损伤是船材间的捻缝都已松动，需要重新施工，船头尾的龙骨多处发生脱落，船内的蒸汽机、锅炉全部锈蚀，需要修理。随即拉上拖船坞大修。(28)从船政的奏报看，“福星”的舰体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修整完毕，但是锅炉、蒸汽机锈蚀非常严重，直到1878年末才告竣工。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这些锈蚀的锅炉、蒸汽机究竟是如何修理的，是全部更换，抑或是分件拆散刮修，如果是后者，势必会对“福星”舰的航速产生负面影响。“福星”舰修理同时，管驾杨永年被调离这艘军舰，后又历任船政的“琛航”、“龙威”（“平远”）等舰管驾。继任“福星”管驾一职由船政后学堂第三届毕业的许济川担任。1880年，同是第三届毕业生的陈英接替他的同学，成为“福星”舰第三任管带，管带“福星”舰派驻海坛岛（今福建平潭境内）一带巡防。拖带抢救“福星”的“振威”舰此后也留用于船政，与“万年清”、“福星”等军舰一起在台澎海防服役。“湄云”级剩余的“靖远”号军舰则于1881年被调拨往江南，进入了南洋水师的序列。星陨马江1884年，中法两国在越南问题上关系日益恶化，两国陆军接连开战。6月观音桥事件爆发，为了勒索中国赔款，法国远东舰队开往中国东南沿海，意图占领一二个重要通商口岸作为质物，犹如绑架勒索的海盗作风。身兼东南重要的通商口岸、中国造船工业基地之一的福州成为重点目标。由于中法两国尚未正式宣战，法国军舰得以借游历之名陆续大量进入马江。马江之战前停泊在江面上的“福星”舰，近旁的白色军舰，就是激战中曾随同“福星”一起冲向法国军舰的船政蚊子船“福胜”。为图备战，钦差大臣张佩纶、船政大臣何如璋等立刻将分散各处的船政军舰调回马尾，驻泊海坛的“福星”于7月间回防马江。8月23日上午，法国舰队通过法国领事通知闽浙总督以及马尾的各国领事、船只将于当日开战，颇有一番骑士决斗的风范。然后因种种问题，船政直到当天下午开战前仍然未得到任何消息。见到法国军舰上准备开战的反常举动，钦差大臣张佩纶为了探明实情，命令船政工程师魏瀚乘坐火轮舢板前往对岸的福州海关打听消息，结果火轮舢板被法国舰队误判作是中国杆雷艇来袭。法国舰队司令孤拔在旗舰“窝尔达”（Volta）上命令开火，军舰“野猫”（Lynx）以标准的防杆/鱼雷艇战术进行反应，战斗桅盘里的哈乞开斯机关炮立刻开火，中法马江之战爆发。以往传统的史著中，大都提到马江之战打响后，法军最先用两艘杆雷艇分别进攻船政舰队的“扬武”和“福星”舰，激战中“福星”还曾击伤了法国45号杆雷艇。然而根据近年掌握的法国档案进行分析，实际当时法国杆雷艇出击的分别是“扬武”和“伏波”，有关“福星”和45号艇的战斗属于讹传。大战爆发时，“福星”舰位于旗舰“扬武”的侧翼，并没有遭遇45号杆雷艇的袭击。海战开始后，“福星”舰管驾福州人陈英不顾弹雨纷纷，亲自登上露天飞桥，指挥下方的160mm威斯窝斯主炮作战，属下劝其暂避，陈英怒目“尔欲走我耶？！”看到旗舰“扬武”先遭杆雷重创，又被法国“窝尔达”等军舰聚攻，陈英下令砍断锚链，冲向法国舰队作战。战云弥漫中，“福星”舰的飞桥上这位年轻的军官大声向全舰喊话，“男子汉食君之禄，当以死报之！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我船锐进为倡，当有继者，安知不可望胜！”全舰诺声雷动。(29)像极了多年以后大东沟海战场上勇冲敌阵的“致远”，“福星”这艘船政建造的80马力小炮舰，此刻却露出了几分统帅的雄姿。在鼓轮冲向“窝尔达”等舰的“福星”身后，舰名寓意福建获胜的船政“福胜”、“建胜”两艘伦道尔式蚊子船跟随冲击，三艘军舰组成了一个尖锐的箭头。“福星”舰抵近后用舷侧炮和法国军舰对击，但是无论火炮的先进程度还是炮位数量都远不及敌，管带陈英不幸在飞桥上被弹片击中殉国，身旁的三副王涟接替指挥，又被击中，前赴后继，上演了一曲马江悲歌。炮烟缭绕中，法国军舰“窝尔达”的蒸汽舢板“淮特”（White）装上杆雷充当杆雷艇，由“窝尔达”大副拉北列尔（De Lapeyrère）指挥偷偷摸到了“福星”的舰尾，长杆伸出，电掣雷发，杆雷炸响，“福星”的螺旋桨严重受损，失去动力的“福星”很快弹药舱又不幸中弹爆炸，最终沉入江中。(30)浴火“振威”“福星”舰惨烈作战时，同级改型姊妹舰“振威”也在进行悲壮的抗争。马江海战开始时，“振威”与两艘“伏波”级军舰“济安”、“飞云”一起停泊在船政对面的闽海关江畔，与几乎平行并列的法国巡洋舰“杜居土路因”（Duguay-Trouin，3479吨）、“维拉”（Villars，2382吨）、“德斯丹”（D’Estaing，2363吨）抗衡。马江之战炮声响起后，大部分中国军舰因为都处于锚泊状态，于是纷纷忙着砍断锚链，以便机动作战，不致沦为法舰的固定标靶。停泊在闽海关旁的三舰，在炮位众多的法国军舰第一轮炮击中，就纷纷火起。火焰熊熊的“振威”舰上，管驾许寿山屹立飞桥，高呼砍断锚链，“振威管驾许寿山在望台，传呼砍碇开炮”，很快“振威”成为三舰中最先解脱锚链束缚的军舰。美术作品：马江之战中浴血奋战的“振威”舰。创作：顾伟欣。见到“振威”得以机动航行，法舰第二轮炮击遂集中火力专注于“振威”，“盖见振威管驾能军，虑其船走动则难制，故并力攻之”。“振威”舰螺旋桨首先被打坏，同时在法舰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的扫射下，处在露天甲板作战的“振威”舰官兵纷纷倒下，许寿山也不幸身中机关炮弹，壮烈殉国。此时的“振威”满身创伤，“振威船体受弹无数，状如蜂窝，船身欹斜，势将及溺”。面对这艘行将沉没，仍顽强抵抗的中国军舰，三艘法国巡洋舰的攻击到了近乎发狂的地步。法舰“德斯丹”干脆决定采用撞角，向小小的“振威”发起冲击，即将靠近“振威”时，法国巡洋舰“维拉”用舷侧炮齐射，击中了“振威”的锅炉，军舰爆炸下沉。“振威”带着满腔的悲愤渐渐没入江中，一幕惊人的情景很快出现。沉向水中的“振威”舰上突然又升起一面黄龙旗，而就在这艘军舰将要没入水中的一刻，一位不知名的中国水兵向法舰射出了最后一炮。小小的“振威”，几乎成了此役中国海军不屈精神的化身。“方其将沉时，旁观者忽闻一响炮声，咸以为异，后知振威舰长自知不免，独装一尊炮，欲敌之旗舰入彀中而击之，故始则隐忍不发，及其不可为，乃鸣炮一声已告绝。”(31)马江海战场外观战的美国军舰，目睹“振威”的壮烈举动，评价道“这件事即使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史上看均无前例”。云销北洋姊妹舰“福星”、“振威”陨落马江10年之后，身处北洋的“湄云”、“镇海”舰也居身战火之中。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舰龄高达20余年的“湄云”仍然留用在牛庄营口的驻防。可能是舰况不佳，在甲午战争的运输、战事活动中并找不到任何关于她的踪影。而“镇海”则异常活跃，成为北洋沿海各港间运输的主力。战事进入1895年后，北洋海军在威海刘公岛全军覆灭，整个北洋海面已经为日本联合舰队所控制。陆地上，侵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第一军在谋划更大的作战行动，1895年3月日本第一军发起了辽河下游战役，目标直指中国北方的重要通商口岸牛庄。3月4日，日军以优势兵力攻占牛庄，继而于7日完全占领营口。“湄云”舰被发现正处于一座临时挖掘的泥船坞里过冬，成了一条旱船，没有任何脱逃机会，随即被日军俘虏。被俘后，经日军检查，舰上只保留了160毫米口径的主炮，其余副炮之前都已拆卸。6月5日被编入日本海军军籍，旋因舰龄太老，日军将其运至旅顺进行改装，7月7日除籍，舰上机器设备被拆卸后变成了一艘无动力的灯塔船。(32)不满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得的巨大利益，俄、德、法三国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发起了所谓的三国还辽活动，要求日本将占领的辽东等地归还中国，最终在中国另付3000万白银巨额赎金的条件下，日本签署《辽南条约》，同意归还土地。在谈判进行中，李鸿章特别强调日军从辽东撤军时，必须交还中国的国有财产，对此日方表示同意。但是当接收委员到达时，眼前的景象可谓满目疮痍。日军俘虏“湄云”时测绘的“湄云”舰线图，图中可以看到“湄云”处在泥坞中的情况。1895年12月21日，中国接收委员顾元勋、龙殿扬等乘“镇海”舰抵达旅顺接收，船坞等大型建筑都尚完整，但是旅顺机器局的机器大部分早已被日军拆走，“机器仅存十之三”。港中仅剩“湄云”以及另外2艘小轮船。经过对“湄云”舰的检查，发现舰上机器拆卸残缺，已经无法航行，经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决策，派“镇海”舰大副孙智熊带领8名夫役看管料理，预备来年春季设法修理，“镇海”成了姊妹舰“湄云”的最后守望者。(33)但这却是“湄云”舰在中国档案中最后的露面，此后无论是旅顺船坞、天津机器局或是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的资料里，都找不到任何关于修理过“湄云”舰的记录，而中国海军的名录里这艘军舰也悄然销声匿迹。“湄云”很有可能因为破损过于严重，加之舰型、舰龄都已老旧，于是放弃恢复动力而废弃了。原本作为炮舰用途的“湄云”舰未能作任何战斗抵抗就被日军俘虏，又在日军的改造中失去了生命力，不能不让人萌生英雄迟暮之感。花费数千万两白银打造的北洋海防，最后竟落得如此凄凉情景，孤零零停泊在旅顺港内的“湄云”躯壳成了这段悲怆史最好的证明物。“湄云”级幸存的“镇海”舰此后仍长期用于北洋的海上运输，她的最后归宿在史料中难寻踪迹，可能因为舰况过老而拆解。“湄云”级仅有的一艘未罹战事的军舰“靖远”号长期在南洋水师服务，马江海战后由于船政舰队舰只毁损过于严重，1888年经船政大臣裴荫森奏商，将“靖远”重新调回船政，改作练习舰使用，供船政学堂的学生实习。1898年船政新舰“元凯”下水，接替“靖远”成为练习舰，舰体老旧的“靖远”则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默默走到生命的尽头。福建船政“湄云”级军舰由于影响小，长期并不为人注意，她们的故事在此后的悠悠岁月中渐渐褪色淡去，鲜有人关注。直到2005年，浙江宁波的集邮家郑挥先生发现了几件清末的实寄封，饱蘸着历史气息的红条信封上，短短几行字足以让人顿生沧海桑田之感——“内紧要信，烦请台驾顺至营口，祈递交‘湄云’大兵轮内交袁生财小儿收入，甬北浮石亭袁托寄”。对集邮家而言至为珍贵的清末实寄封里，透露出的是一名“湄云”舰水兵活生生的生活故事。信件寄于1894年，和大部分船政军舰的水兵一样，在“湄云”舰上当水兵的收信人袁生财也是浙江宁波人，他的父亲托前往北方的亲友顺利带到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实际是这名水兵父亲的绝笔，老父亲告诉千里之外从军的儿子，自己病入膏肓，来日无多，而家中又难以维持度日，让儿子设法尽快汇银缓解家里的生活难题。小水兵拿着这封信辗转反侧，不知道是否能凑到银子汇往家中，也不知他能否再见到父亲。战火连天的岁月里，这名水兵生死不明，而他珍藏的家信在日军俘虏“湄云”后流落到了日本。百年后这些信件重新进入中国人的视线，伴随着这名水兵的故事，原本只是档案里几个文字而已的“湄云”和她的姊妹舰们竟突然生动了起来。【注释】(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2)《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页。(3)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页。(4)“捕獲砲艦湄雲搭載兵器の部摘載”，录于《陸軍省大日記——明治27、8年“戦役戦利兵器関係書類”》，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档案影印件。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2页。(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3页。(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页。(10)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262-265页。(1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262-265页。(1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4页。(1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266页。(1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266页。(16)《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页。(1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257页。(18)（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17页。(19)（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27页。(20)（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18页。(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05-106页。(2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27-328页。(23)（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401页。(2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25)“筹款修理镇海兵轮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六。(26)“筹款修理镇海兵轮片”，《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十六。(2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2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29)《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52-353页。(30)《孤拔元帅的小水手》，（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2004年版，第20页。(31)《福州马尾港图志》，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页。(32)“大本営ょり遼河口灯台船碇置の件”，录于《陸軍省大日記——明治28年10月“27、8年役日記乙”》，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档案影印件。(33)《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10页。闽江八杰——“伏波”级炮舰九月的西沙群岛，海风清冽，举目四望是蔚蓝的天、碧蓝的海，一片澄净的世界，令人有置身天外之感。犹如是洒落在这幅天蓝丝缎上的翡翠，一座瑰丽的珊瑚岛衬映在碧波荡漾中格外的美丽脱俗。终日与安静相伴的小岛今天迎来了特殊的客人，岛上的土著海龟们也探头探脑在海边张望。一群身着白色服装，头戴淡黄色草帽的海军军人来到岛上，挥锹下镐，很快，一面黄色绣有青龙的大旗在新竖立的旗杆上升起，一座石碑也牢固地扎根在小岛上：“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岛上的军人在举行仪式，宣告这里是中华神圣的领土，用港湾中同样飘扬着龙旗的军舰的舰名为这座岛礁命名——伏波岛。(1)混血“伏波”1870年6月12日，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清廷，报告第三号轮船“福星”舰成功下水，同时提及继“万年清”之后船政的又一艘150马力炮舰已经开工建造，并已为其预先定名“伏波”。(2)这艘名字十分威武的新150马力炮舰在船政制造的军舰序列中排列为第四号轮船，以船政五年计划的最初方案，150马力、80马力两种军舰其实都各只是选择一种舰型进行建造。如此，新造的150马力炮舰应当还是沿用第一艘150马力军舰“万年清”的设计方案。但是通过“万年清”造成后开赴天津汇报的实践发现，如果新造的军舰仍然还要用于运输的话，舰身过长、吃水过深将不利于直接驶入内河驳运。于是在第四号轮船开工之前，沈葆桢即提出应就这一问题对设计加以针对性修改调整。船政第二代150马力炮舰“伏波”号。据此，船政的洋员、学生在第一号轮船“万年清”的基础上进行再设计，创制了新的150马力军舰方案。如果单单从参数看，修改主要是在“万年清”的基础上缩减了军舰的长度，为了不影响载货，舰宽则适当加大。经过这样设计出来的“伏波”舰，似乎可以认为是“万年清”的改进型。然而实际上，新的150马力轮船“伏波”不仅仅是做了尺度的调整，其设计的其他很多方面都与“万年清”有了根本性的区别，属于船政的洋员和中方技术人员在已有的经验基础上，结合“万年清”和“湄云”两级军舰的设计特点而创造出的全新舰型。“伏波”舰依旧是全木质炮舰舰型，排水量1258吨，主甲板以下的舰体部分外观上和“万年清”非常相似，舰体全长（不含舰首斜桅）69.6米，水线长60.96米，比“万年清”缩短了将近7米，舰宽则比“万年清”加宽了2米左右，达到11.2米。军舰吃水3.51米，舱深5.28米。(3)作为和“万年清”一样同时还兼顾着运输功能的军舰，“伏波”舰上也设计有货舱。令人称奇的是，这艘尺度比“万年清”小的军舰，货舱的容量居然提升到了560吨，远远超过初造时的“万年清”。载货容量的增加，一方面显然是通过加大舰宽所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舰内的其他舱室势必受到了压缩，可以想见舰内的拥挤情形。船政五年计划载明最先两艘建造的150马力军舰均采用进口轮机，因而“伏波”舰的动力系统和“万年清”几乎如出一辙，装备了和“万年清”同型号的二汽缸往复式蒸汽机，是当初德克碑、日意格从欧洲进口的两套之一，功率虚数150马力，实数600马力。配套使用两座背靠背安装的进口方形低压燃煤锅炉，单轴单桨推进，设计航速与“万年清”相同，也是10节。主甲板之上，“伏波”舰的舱面建筑和武备配置方式，已完全脱离了“万年清”的影子，反而与80马力炮舰“湄云”级军舰非常相似。“伏波”的桅杆从“万年清”的三根减少至类似“湄云”的两根，前后桅上都带有三根横桁，以便张挂风帆。两根桅杆之间，在主甲板中部安排烟囱、风筒、机舱棚以及飞桥建筑。“伏波”舰的飞桥与烟囱、机舱棚建筑和“湄云”级军舰一样都衔接得非常紧凑，另外为了方便倾倒煤渣，在大风筒两侧的舷外各紧贴着一个类似落水管的煤渣集中倾倒口。由于舰内布置了大型货舱，“伏波”舱面上还有几个“湄云”舰上看不到的巨大的货舱盖。“伏波”的武备配置形式完全沿用了“湄云”级的设计，即多门按照舷旁列炮法布置在露天甲板两舷的副炮，配合一门口径较大通过换门架式布置法可以转向两舷使用的主炮。稍有区别的是，“伏波”舰比“湄云”多增加了一组设在主甲板前部两舷的副炮。包括“伏波”级在内的很多船政军舰广泛装备的一种火炮——法华士后膛炮，由英国制造，又译作瓦瓦苏尔。位于福州马尾的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马江海战纪念馆均有实物陈列。“伏波”舰共装备了阿姆斯特朗114磅（口径160mm）前膛炮一门、阿姆斯特朗40磅（口径120mm）前膛炮两门，法华士120mm口径后膛炮四门。(4)其中六门120mm口径火炮分别布置在前桅之前和后桅附近的两舷，船体中部两舷的火力由160mm主炮担当，主炮的安装位置和“湄云”级完全相同，位于飞桥之前的露天主甲板上，军舰的管带可以站在飞桥上直接向下方的主炮位发号施令，监督操作。与单纯采用船旁列炮法布置火炮的“万年清”相比，夹杂使用换门架大炮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虽然一门大口径主炮占据了两门并列船舷左右的火炮炮位，看似因此减少了一门火炮的数量，但是这门大口径火炮可以根据需要转向任意一舷，以一当二，总体的火炮数量实际并无损失，而舷侧得到这门大口径火炮的战力后，火力自然大大加强了。“伏波”和“湄云”级都是船政的双桅军舰，烟囱、飞桥的布置又很相像，从外形上要区分这两艘军舰，除了注意二者尺度不同外，最明显的区别特征有两处。一是舰首线型，“湄云”级的舰首笔直入水，“伏波”则和“万年清”一样，是非常美观的飞剪型。其次是后桅杆的细节，“湄云”级军舰后桅只有斜桁，“伏波”由于舰型较大，后桅与前桅一样，都有用于张挂方帆的横桁。从现有的照片资料分析，福建船政建造的军舰自第二号轮船“湄云”开始，涂色便不再使用“万年清”那样的法式蓝色涂装，而更改成维多利亚式，即舰体涂刷黑色，在舷墙外壁靠近顶端的位置环绕全舰一周油漆白色装饰线，主甲板上的舱室、飞桥等建筑涂成白色，剩余的桅杆、烟囱等高大建筑则全是黄色。“伏波”舰建成后就沿用了这种涂色方式。有些中西合璧的是，“伏波”的舰首还按照西方传统装饰了舰首像，但具体的表现内容则是一对漂亮的中国式飞龙。“伏波”舰的龙骨铺上船台时，新生的船政已经拥有了三艘军舰的制造经验，技术人员、工匠等对这艘样式类似“万年清”和“湄云”的军舰应当如何兴工，都是轻车熟路。加之船政大量的车间厂房当时已经陆续落成，设备条件较初创时改良很多，“伏波”舰的建造速度因之相当快捷，在代总工程师安乐陶监工主持下，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基本竣工。相比最初的“万年清”，施工效率有了飞速提高。1870年12月22日，船政照例为“伏波”舰举行隆重的下水仪式，不过船政大臣沈葆桢当天却没有出现。就在“伏波”舰开工后不久，沈葆桢因为父亲去世而再度申请守制，经清廷夺情将守制时间缩短为一百天，期间船政的大小事务皆由提调夏献纶暂时代理，并随时向福州将军、闽浙总督进行通报。夏献纶，字筱涛，江西新建人（今江西新建县），监生出身，太平天国战争时代投入左宗棠幕府，和船政早期的几位提调一样，都曾是左宗棠的亲信属下。沈葆桢此次守制时，船政创始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三位提调中，周开锡已经前往陕甘左宗棠军中，吴大廷调往两江，仅剩夏献纶一人还在船政，于是沈葆桢便选择其肩负起了代理船政大臣的重责。未能料想的是，沈葆桢在服完百天丧假后，因为多年的操劳加之丧父的悲痛，染上了重病，迟迟无法返赴船政，以至本来即将去台湾出任道台的夏献纶一直当了近三年的代理船政大臣。这一期间船政建造的舰只大都出自夏献纶的管理之下。下水之后又经过几个月的舾装、航试，“出洋驾驶甚为灵捷”的“伏波”舰，于1871年4月1日宣告竣工，首任管驾布国炳。(5)从第一号轮船开始经历三年时间，船政的中外技术人员即自行在法国原始图纸上改良设计创制出了略有自己风格的军舰，“万年清”、“湄云”的混血儿“伏波”可以称得上是中法人员在造舰技术领域突破性的合作成果，左宗棠当年满心期望的“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华胄“安澜”在“伏波”下水前的一个月，1870年11月26日，同式的姊妹舰第五号轮船安放龙骨，也开工投入建造。至1871年1月，第五号轮船的全部89节肋骨就已如数安装组合完毕，开始封钉船壳板，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请示福州将军文煜和闽浙总督英桂，给这艘军舰定了一个与首舰“伏波”寓意相仿的舰名“安澜”。(6)“安澜”舰与“伏波”相比，船型相同，使用了“伏波”的设计，属于“伏波”级军舰，但是主尺度比“伏波”略小，舰长只有64米，舰宽缩小为9.6米（由于“安澜”舰现在所能依据的尺度数据均出自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的奏报，但夏的奏报中所称的长、宽都是去掉零尾的约数，因而不排除“安澜”与“伏波”实际尺度相差无几的可能），舰首吃水3.2米，舰尾吃水3.8米，舱深5.7米。军舰排水量和“伏波”相同，也是1258吨，货舱容量只有400吨，小于“伏波”。“安澜”舰武备采用的也是一门可以调换炮门的主炮搭配六门舷侧副炮的做法，火炮的型号与“伏波”舰装备的相仿。(7)船政轮机车间外观。历史上的船政轮机车间平面布局类似“凹”形，“凹”形中左右伸出的两块都是轮机车间，两间轮机车间之间相连的部分是轮机总装车间。在车间之上的二楼，是船政的工程制图场所——绘事院。抗日战争时期因日军飞机轰炸，有一侧的轮机车间被炸毁，现在总装车间、绘事院和抗战中幸存的一间轮机车间均保存完好。作为“伏波”级军舰的后续舰，且设计并无多少改动的“安澜”，在技术方面似乎本会平凡无奇，但这艘军舰体内却具有一处耀眼夺目的闪光点。从启工之初，“安澜”舰的动力系统配置就引起了中外各方的注意，因为她采用了近代中国放手自造的第一套实用型舰船用蒸汽机。船政轮机车间内景今天已成为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厂区的船政轮船局旧址内，掩映在当年船政大臣沈葆桢种植的一棵棵高大的榕树下，很容易就能找到几座暗红色的高大砖石结构建筑，这就是历史上福建船政的轮机厂（船政档案中习惯将车间称为厂），里面赫然是开阔壮观的车间厂房。看着一根根颇具匠心的欧式钢铁梁柱，屋顶上带有精美纹饰的天车轨道，还能依稀想像当年这里的生产场景是何等的壮丽。为“安澜”舰配套的中国造第一台舰用蒸汽机，就诞生在这间厂房里。本着彻底学会与蒸汽军舰建造相关的全部技术这一宗旨，早期法国人提议将法国海军的宁波造船厂与中国合作时，左宗棠就因为其无法生产轮机而断然拒绝。后来左宗棠聘用中国老匠人在杭州西湖上造成小轮船时，也苦于轮机制造不得法。对这一蒸汽军舰上至关重要的心脏系统，左宗棠在提出船政构想的时候就主张一定要学会自造，订立的船政五年计划中，就此明确要求日意格为首的西方技术团队，150马力级别的前两艘军舰可以使用进口轮机，以便中国技术人员学习、熟悉，但是之后的150马力级军舰所需的轮机就必须全为国产自造。早在“湄云”舰下水后不久，1869年的冬天，船政的工人、技术人员和洋员便开始对后来装上“伏波”的150马力蒸汽机及配套锅炉画图研究。制图工作由位于轮机车间楼上的绘事院进行，在洋员指导下，绘图学生们一笔一画详细地勾勒各种总分图纸，完成的图纸交由木模车间，“刻木以肖其形”，制成全套模具。再依照模具由打铁、铸造厂制成成品，最后在高大的轮机车间里打磨、合拢组装。轮机车间内紧罗密布组装蒸汽机时，隔壁的水缸车间也在仿造配套的两座锅炉，加热管、铁板，逐细仿制。1871年春天，水缸车间首先报喜，两座方形低压锅炉成功制成，沿着从水缸车间通向船台的铁轨推出，吊装进了船台上的“安澜”舰体内。由于需要在五年内完成建造16艘军舰的工程，船政船台的工期安排异常紧凑。虽然蒸汽机还没有造成，但是为了给续造的舰只让出船台位，1871年6月18日，尚未安装主机的“安澜”舰先行举办下水仪式。夏献纶带同船政中外官员依例祭拜妈祖、江神、土神，船台撑柱一根根被抽去，“安澜”顺利滑入江中。等到8月，壮观的蒸汽机终于组装完毕，如同众星捧月一般被推出轮机车间，运送到江边后，由巨大的起重架缓缓吊放到正在舾装的“安澜”舰内装配。后来经过航试测得，“安澜”舰逆风逆潮时航速为9.3节，顺风顺潮时可以达到12节，取其平均，符合正常海况下10节的设计要求，与采用同功率进口蒸汽机的“万年清”、“伏波”没有多少区别，“船极灵捷平稳，机器搭配亦均合宜，与购自外洋者无异”。(8)英国摄影师汤姆逊在马尾拍摄的一幅特殊的照片。照片中近处屋脊带有龙雕装饰的是船政后山上的敕建妈祖庙，妈祖庙之下就是船政衙署和厂区，靠近江边可以看到一排排壮观的车间厂房建筑，江畔停泊的三艘军舰由左至右分别是“万年清”、“伏波”、“福星”，船政五年计划中三种代表性船型恰好齐聚在这张照片中。从“万年清”至“伏波”再至“安澜”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船政的150马力军舰经历了完全按照外国图纸，用买来的现成舰材合拢建造，到自行更改设计，独立制造，最后完全实现了核心部件的国产化，船政的规模在一天天扩大，船政技术人员、工人的能力也在日益增强。蒸汽时代科技的结晶——蒸汽机，已经诞生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十年之前，中国尚在英法联军的枪炮声中苦苦呻吟，而此时居然就已摘取了蒸汽时代的科学桂冠，在全无近代工业基础的中国，这种成就无异于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福建马尾因为船政成了洋务运动时代中国的一颗耀眼明珠。鸦片战争以来，从林则徐、魏源等开始，感受到西方科技力量的中国人都梦想拥有同等的实力，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此作为自强之道，但是大都通过直接购买“器”来实施，很少有人敢于尝试看来无异于与虎谋皮的从洋人那里直接学习奥秘绝技的制器之法。左宗棠创始，沈葆桢等继之的船政，通过对外国技术人员推行一套有效的合同规范、金钱激励的机制，加之中国官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努力以求，终于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点。多年后，英国炮舰“田凫”（Lapwing）号到达福州马尾。舰上的英国海军军官充满好奇地在船政船厂内四处参观，突然惊讶地看到了中国制造的蒸汽机“……我到时，人们正在组装一台150马力蒸汽机，它们是船政自行制造的！上面体现出的技术水准和后期加工、装配的精良可以和我们英国造的任何机械媲美而毫无逊色，人们把制造的地点和日期铭记在蒸汽机的侧面，一面是中文，一面是法文……”(9)带有一颗中国“心”的“安澜”大获成功，使得船政上下倍受鼓舞，中国人在高兴学会了洋人的诀窍，洋人们则在高兴地预想五年计划到期时自己拿到大笔奖金、衣锦还国时的欢乐。船政洋员正监督日意格在给法国友人的信中，曾不无骄傲地称他将肯定会带一笔天文数字般的钱回国，船政五年计划制定的双赢互利激励机制，看来奏效了。在同级第二艘军舰建造中成功实现了全部国产化的“伏波”级军舰，立刻被定型为150马力军舰的样板，取代了纯粹法国血统的“万年清”。船政后续的150马力军舰均使用“伏波”级的设计陆续开始建造，统一都装备和“安澜”的蒸汽机一样的船政自行生产的动力系统。1871年8月中旬，“伏波”级三号舰、船政第八号轮船“飞云”开工，1872年6月3日下水，首任管带吴世忠；10月23日，又一艘150马力军舰、船政第十一号轮船“济安”开工，1873年1月2日下水，首任管带郑渔。(10)续造的这两艘军舰除了舰宽略比“安澜”放大，增加到10米外，其他各项尺度都和“安澜”舰基本相同，采用的也是船政生产的150马力蒸汽机和方形低压锅炉，武备也大都近似。变身“永保”至“济安”舰下水，船政一共拥有了四艘“伏波”级军舰。尽管依旧存在兵商并用船不可避免的缺陷，但由于这级军舰的火力较“万年清”、“湄云”都更为凶猛，且尺度合宜，在当时中国所建造的军舰中，已经属于是新锐形式，即使与同时代西方的蒸汽炮舰相比，也并不逊色。因而自首舰“伏波”问世开始，“伏波”级150马力炮舰立刻成了各省争先请求调拨的热门军舰。广东濒临大海，当时广东水师虽然通过外购等方式装备了一批武装轮船，但吨位普遍偏小，无力远涉重洋，尤其是风大浪恶的越南沿海，以及海南岛乃至更远的南洋。船政军舰调拨制度实施后，两广总督瑞麟即将广东洋面捕盗急需大型军舰的情形上奏，“惟钦州一带，毗连越南所属狗头山等处，洋面向为盗匪渊薮，该处海港辽阔，风滔不测，巡洋师船颇难驻泊，必须大号轮船方足御风涛之险，而收缉捕之效”，要求调拨船政新造的“伏波”舰归广东差遣。“现闻闽省造成之‘伏波’轮船一号，长约三十余丈，与粤省所置轮船形制较巨，以之驶巡洋面，最为稳妥，应即咨拨此号轮船来粤，俾资巡缉，并节闽省薪粮之需。”(11)议上后即得到批准，1872年4月17日军机处下令将“伏波”调往广东。但是很快横生枝节。船政原本调拨浙江的“湄云”舰因在宁波与绿营水师不睦，浙江巡抚杨昌浚将其退回，也要求另调换成“伏波”舰。本着先照顾“老客户”的考虑，清廷批准浙江省先将“伏波”领走，由曾任“万年清”管带的浙江宁波人贝锦泉带往宁波。老乡见老乡，自然就占了乡情优势，大大杜绝了各地水兵因籍贯矛盾而引发冲突的风险。当年直隶灾荒，为了散发春赈，清廷中央急需从南方运输一批大米到天津。“万年清”舰体过长且吃水太深无法直驶入大沽，“湄云”级军舰又没有多少载货能力，于是清廷又借用“伏波”至上海装运直隶采买的四万石大米开赴天津赈灾，事毕后仍然返还浙江。(12)眼巴巴等着“伏波”到来的广东看到军舰被浙江分走，自然非常不快。然而塞翁失马，错过了“伏波”，广东却领到了新造的“安澜”。1872年6月，由补用都司吕文经管驾，“伏波”级的二号舰“安澜”鼓轮南下，加入到了广东的海防事业中。(13)1974年1月《Warship International》杂志上关于吕文经的内容。吕文经，字纬堂，福建厦门同安人。以往对他的早年情况只知是行伍出身，虽然民国海军档案中曾称其为留美出身，但是语焉不详，让人无法确认这种说法的真实性。(14)近年，经海外著名海军史专家马幼垣先生提示，笔者在1974年1月号的Warship International杂志上找到了足以解开吕文经身世之谜的重要史料。美国海军史学者Stephen S·Roberts在这期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近代海军的文章，长文末尾非常特别地引用了一段源自其曾祖父的回忆史料。这段内容的标题就叫作Captain Lew Buah（吕文经）。Stephen S·Roberts的曾祖父早年在中国张家口的一座教堂担任牧师，1886年与当时正充军在那里的吕文经相识。因对吕文经一口流利的英语发生兴趣，遂经过交谈逐渐了解了其生平。吕文经告诉他，自己幼年家境贫寒，依靠母亲在家制作一些吃食，由父亲走街串巷贩卖来维持家计，父亲上街时经常把他放在食摊一头的筐里挑着。一次偶然的机会，原英国驻厦门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的夫人在街头从吕文经父亲的手中收养了吕文经，认他为养子，并送其到英国接受西式教育。就此，吕文经的人生之路被彻底改变。学成归国后，依靠着养父母的关系，吕文经先是在英国人掌管的厦门海关负责管带缉私船，成为中国近代罕见的早期轮船驾驶人才。福建船政创办后，吕文经因此被船政招致，成为船政早期重要的舰长之一。鲜为人知的是，吕文经养母李夫人的叔叔就是英国著名的海上英雄霍雷肖·纳尔逊。李夫人给亲生儿子、曾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最早取的英文名字是霍雷肖·纳尔逊·李，寄希望儿子能成为像纳尔逊那般的英雄。世事弄人的是，李泰国第一次介入海军事务，即办出了大丢颜面的阿思本舰队事件，反而养子吕文经却真正成了名海军的舰长，不过并不是在米字旗下的舰队，而是服务于他真正的祖国。(15)与船政那些大量选用宁波籍水手的军舰不一样，吕文经指挥“安澜”舰从船政出发时并没有配齐水手，只编入了约占编制半数的轮机等专业官兵，基本都是福建泉州人，至于水手则约定由广东水师选派人员上舰。但是广东话和泉州话区别极大，士兵间言语不通难以协作。经过一番周折，吕文经发现广东南澳的方言和泉州话相近，于是改从广东水师南澳右营挑选了40名士兵，由澄海右营千总张圣功统领加入“安澜”舰服役，组成了特殊的福建、广东互为配合的舰员群体。(16)与广东、浙江调用军舰几乎同时，听到船政创制出新款150马力军舰后，山东巡抚丁宝桢也上奏请求调拨150马力军舰，“东省所辖皆系大洋，必须大号轮船方能适用”。同治皇帝当时曾谕示将“安澜”拨给山东使用，现在“安澜”已经远赴千里之外的南海，势必得给山东省一个交待。幸亏船政施工速度快捷，“伏波”级第三艘军舰“飞云”完工在望，于是顺势便将“飞云”换调给山东海防，管驾则是80马力炮舰“湄云”的首任管驾、湄州营游击吴世忠。(17)1873年10月26日深夜，奉天盖州利丰和商行雇用的“永丰财”号木制风帆商船，载运400余石青豆在盖州附近海面避风，不幸遭遇海盗，连船带货均被劫走。得到商人报警后，停泊在烟台驻防的“飞云”舰立刻由吴世忠管驾，开往洋面追剿，巡洋至山东乳山口时终于发现了被海盗劫持的“永丰财”。吴世忠奋不顾身，亲率大副林文和、二副柯国栋等带领水兵跳帮攻击，生擒吴添四、戴元等17名海盗，救回了商船，一时“飞云”之名威震北洋。(18)美术作品：“飞云”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伏波”级的第四艘军舰“济安”于1873年1月2日下水，尚未议及调拨时，1月13日，船政大臣沈葆桢大病初愈，在离别了近三年后重返船政，再担总理大臣之职。看到船政几年来在夏献纶主持下所获的巨大成绩，沈葆桢无限欣慰。但是沈葆桢的心情并没能够放松多久，当时各省虽然调拨走了一些军舰，缓解了部分养船的经费压力，不过留在船政的那些无处肯要的军舰如何供养，成为沈葆桢复任后的重大难题。经过反复思忖，沈葆桢终于又拾起了左宗棠当年的创想，以军舰揽货。对此，沈葆桢并非完全照搬，而是略作变通，提出了一套新的设想。沈认为与其让军舰半年为军半年为商，弄得不伦不类，不如干脆指派几艘军舰专门用于运输招商，以让其他军舰得以专心服役、训练。经过与洋员监督日意格协商，决定首先将1872年10月23日开工，当时仍在建造中的“伏波”级的第五艘军舰，船政第十二号轮船“永保”号立即叫停，完全按照西方商船的设计进行改造，准备将这艘船用于商运。由于舰体事实上已经成型，船政对“永保”的改造主要是在露天甲板上增加首尾楼作为住舱，以此挪出露天甲板下的居住空间，加大货舱容量，“将房间移作上层，俾中舱、底舱地位宽阔，多装货物，以便招商”(19)。除了外形上增加了首尾楼，和撤除武备等改造外，其他诸如主尺度、吨位、轮机型号、航速等并未变化，因而仍能算是“伏波”级的一员，不过属于非常特殊的改型。感觉改造一艘彻头彻尾的商船尚不敷用，沈葆桢另外上奏将此后将要续造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号三艘原本也是“伏波”级的150马力轮船，全部按照“永保”改造后的样式进行建造，分别命名为“海镜”、“琛航”、“大雅”，都是略有几分文秀气息的名字，计划调拨给刚刚创建的轮船招商局使用。比沈葆桢重返船政晚了一天，1873年1月14日，李鸿章一手创议、推进，旨在开拓中国航运事业，“分洋人之利”，“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设立。当年轮船招商局通过江海关等途径，先后从香港、伦敦等地转购了“伊敦”、“代勃来开”（Daybreak后更名“永清”）、“利运”（与后来北洋海军的“利运”同名）、“泼利克有收”（后更名“福星”，与福建船政的炮舰同名）四艘商船，以作为主要运力。(20)由于这些船只大都规模较小，而且当时只有“伊敦”一艘近在香港，能够在短时间内就抵沪投入航线运营。与怡和等在华外国航运公司相比，初期的轮船招商局可谓实力极为单薄。为了从速扩充轮船招商局的船队，李鸿章在申请创设轮船招商局时就称应当从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的船只内领用。与因为剿灭太平军时，淮军擅自越境进入过自己势力范围的浙江为由，而终生视李鸿章为大敌的“死党”左宗棠不同，沈葆桢和李鸿章的合作却渐渐默契起来。经过和李鸿章协商，最终议定除第一艘“伏波”级改造商船“永保”留用船政外，后续新造的“海镜”、“琛航”、“大雅”三艘全部拨付招商局使用。不用花费任何购舰、造船经费，只要负担船员的薪水和船只养护，一夜之间轮船招商局平添了三艘千吨级的商船，运力顿增。对此，当时上海的西方媒体不无嫉妒。“我听说福州当局把三只福建船政建造的最大轮船免费转交给招商局，这样就可不付佣金。这项馈赠当然大有助于招商局，使他们可以用比已经减低到最低限度运价的外国对手还要低的运价运营，而且这样还有利润。”(21)1873年8月10日，第一艘“伏波”改型商船“永保”号顺利下水。10月19日进行航试，测得航速10节，与作为军舰的前四艘“伏波”级没有多少差别。半个月过后，11月8日，“海镜”舰下水。(22)1874年初，第三艘改造舰“琛航”下水，“大雅”则在紧锣密鼓地建造。值得一提的是，“琛航”舰的首任管驾是南洋华侨林国祥，即甲午战争中“广乙”舰管带，是为船政学堂第二名毕业后担任管带的学生。就在此时台海风云骤起，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为了海峡联络和军队、物资运输，除了原定“永保”留在船政听用外，经过和轮船招商局商议，先将“海镜”调拨招商局，“琛航”则暂时留用台防运输，待台湾事定后再拨付招商局。至于最后一艘“大雅”，1874年5月16日下水后，很快也用在台防运输，因而实际调赴轮船招商局的只有“海镜”一艘。(23)至“大雅”完工，“伏波”级一共建造了多达八艘，成为中国近代自造军舰史上罕见的庞大家族。台海风云1874年4月30日，厦门港外突然出现了一支飘扬着旭日旗的舰队。这支由日本台湾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陆军中将率领的舰队，包括有炮舰“日进”、“孟春”，和搭载陆军与军火辎重的“明光丸”、“有功丸”、“三邦丸”等商船，总计兵力3600余人。美丽的港口城市厦门，虽然是当时的对外通商口岸，依据条约各国军舰、商船可以自由出入，但如此一支杀气腾腾的舰队显然不是来敦睦邦交的。聚居在台湾高山密林中的土著，因为语言习俗不通，加之尚未开化，难以理喻，台湾地方官员一般并不愿与其多事，大多持敬而远之的态度。1867年美国商船“罗妹”号在台湾遭遇风暴沉没，船员及乘客男女老幼数十人登岸后，大都被土著残忍杀害。对此突发事件，当时中国官员的处理极不得法，以至竟任由美国官员李仙得自己深入番境，与土著签约，约定今后不得伤害遇难的外国船只船员，首开外国人介入台湾番务的先例。然而土著族群众多，且一纸空文能对土著发挥多大的约束力可想而知。1871年，中国属国琉球的船只在台湾沿海遇难，发生了54名船员被高士佛、牡丹社生番全部杀害的严重事件；1873年，又有一艘日本商船在台湾遇难，船员被土著所劫。本来就对中国属国琉球垂涎已久的日本，得以借题发挥，在琉球船民遇难事件发生后，日本就封琉球王为藩王，俨然将琉球视为自己的被保护国。从那时起日方就动起了直接出兵到台湾攻灭土著，从而插足台湾的念头。1874年日本成立台湾藩地事务局，随之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便率领舰队出征台湾了。1874年5月6日，日本舰队经由厦门抵达台湾，第二天所载的陆军就在台湾琅桥登陆，此后即展开对台湾土著生番的进攻屠戮。对日方的举动清廷大为震怒，在1874年5月14日给军机大臣的谕令中出现了“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这样严厉的话语，同时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船政舰队前往台湾，“不动声色，相机筹办”，与日军抗衡，并照会日本政府表示抗议，在武力示威同时努力用外交解决。得到清政府谕令，沈葆桢立刻开始着手渡台事宜，首先召回了调拨在各地的船政军舰，加以编组演练。6月14日，沈葆桢和福建布政使带同船政洋员监督日意格、洋员监督顾问斯恭塞格等率领“伏波”、“安澜”、“飞云”三舰开赴台湾与日军抗衡。加上此前已布署在台湾的船政军舰“扬武”、“福星”、“长胜”、“海东云”等，中国舰队实力完全超过侵台日军。(24)为了巩固台湾陆地防务，沈葆桢另外多方请调陆军。在碰了几处闭门羹后，最终得到了来自直隶的喜讯。沈葆桢向李鸿章提出的请求得到李极为爽快的回应，李鸿章当即挑选驻扎在江苏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铭字武毅军13营6500人开赴台湾驻防，同时告知沈葆桢，台防如有需求，淮军还可再出19营助防。面对李鸿章的慷慨襄助，沈葆桢感激涕零，自比“贫儿暴富”，李、沈二人的关系就此开始变得密切起来。此后在购买蚊子船、铁甲舰等事务上，李、沈都曾有过配合。有感于李鸿章在洋务建设中的砥柱作用，沈葆桢曾尊称李鸿章为托塔天王。(25)今天已是旅游胜地的台湾旗后海滩，百余年前船政的“安澜”舰即在这批海域不幸被台风摧折。经沈葆桢和具体分管淮军营务的盛宣怀洽商，唐定奎部淮系铭军从徐州南下至长江边的古渡瓜州集结，再由船政派出“伏波”级改型商船“永保”、“琛航”、“大雅”前来载运往台湾。数量众多的“伏波”级150马力军舰成了抗衡日军侵台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当时日本侵台舰队中真正的军舰其实只有两艘，炮舰“孟春”排水量仅357吨，长度不过39.9米，航速区区7节，武备只有两门火炮，不仅与“伏波”级炮舰相形见拙，即使与船政的“湄云”级炮舰相比，也显得实力单薄。作为侵台的主力舰，“日进”的舰型与船政的“万年清”类似，排水量1468吨，装备七门火炮，航速9节。单从火力看与船政的“扬武”舰相似，但是考虑到仅此一艘，面对大批船政军舰，顿有势单力薄之感。与舰型整齐、大批集中，且战斗力都居于日军之上的中国船政舰队相比，七拼八凑而又实力不济的日本舰船颇容易给人一点叫化子舰队的观感，犹如夜郎自大，蚍蜉撼树。经实力抗衡，外交折冲，日军侵台事件遂于1874年末以和平方式结束。为巩固台湾防务，集结在福州、台澎的船政军舰大量留用，担当着往来巡缉、运输、报信等任务。但是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就在与日军抗衡期间，台湾海域发生了特大风暴，“飓风骤起，商船业经收澳者亦颠覆数十号，沿海民居间有倾塌”，船政舰队中也有三艘“伏波”级军舰相继不幸遇险。1874年7月15日，“伏波”舰由贝珊泉管带（“万年清”首任管带贝锦泉之弟），护送曾经代理过船政大臣，此刻任台湾道的夏献纶赴苏澳登岸，前往组建地方团练，以抗御日军。16日，“伏波”舰离开苏澳，预备前往基隆补给燃煤，刚出港湾，海上顿起风暴，大浪推涌下，军舰竟然“风威火力相逆，轮泥不前”。熟悉航海的人大都明了，在遇到如此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倘若中途掉转航向，一旦船侧被风，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台风前锋，贝珊泉毅然下令继续航向基隆。在距基隆港还有20多海里时，台风更大，“天色如墨”，“伏波”被风浪推得没有招架之力，根本无法进港，只得随着风势航行。入夜后，风浪益发猛增，船上前后桅杆均被折断，舱面的设备损失惨重。险境中贝珊泉指挥全舰官兵奋力与风浪搏斗，经过一昼夜的努力，被台风摧残得面目全非的“伏波”于7月19日安全抵达船政，遂立刻拖上船坞修理。(26)与“伏波”的有惊无险不同，另外两艘船政军舰就没有如此幸运。9月26日，运送唐定奎部淮军在台湾登陆后不久，29日“伏波”级改造商船“大雅”在台南安平港突遭台风，管驾罗昌智适有事上岸不在舰上，处于锚泊状态的“大雅”舰规避不及在狂风恶浪中不幸沉没，“十九日郡城狂飙骤起，屋瓦皆飞，‘大雅’罗昌智管带官在岸上不及开，浪淹于安平”。事后经过抢救，共救出船员59人，另有6人自行凫水脱险，10人不幸遇难。这艘船从竣工至沉没还不及半年，至为可惜。(27)与此几乎同时，和“济安”舰一起停泊在台南旗后（位于高雄湾入口处）的“安澜”舰也在这次台风中不幸遇难沉没，这艘装备了船政局创制的第一台蒸汽机的国造军舰，就此与国永别。沈葆桢最初以为“安澜”沉没原因是锅炉炸裂，后经仔细查明，“安澜”当时遭遇大风恶浪，舰体被推涌搁浅遇难。幸亏管带吕文经处置妥当，仅有一名水兵罹难。万幸的是，当时与“安澜”同时停泊在旗后的“济安”舰没有受损。(28)海难发生后，沈葆桢即组织相关人员设法打捞二舰。经过勘查，二舰的舰体都已严重损坏，整体打捞的可能微乎其微，于是又设法打捞蒸汽机。经过一番努力，亦无从入手。惟有的成果是将“安澜”的舰炮如数打捞出水。当时沈葆桢为了巩固台湾陆防，筹划在一些要地修建炮台，苦于火炮难得，“安澜”舰幸存的七门舰炮遂就近由“琛航”舰运至旗后炮台工地，由登陆台湾不久的唐定奎部淮军负责修建炮台，(29)“台南旗后海口，峭壁洪流，洵称天险。前经夏献纶履勘会商淮军统领唐定奎，凿山垒土，建炮台六座以固海防”。炮台入口处题写有“威震天南”四字，屹立在旗后炮台上的七门“安澜”舰钢炮，成了“安澜”最后的遗存。中法、甲午战争中，旗后炮台均曾作为抵御外敌的重要国防工事。“安澜”、“大雅”就此成了“伏波”级中最先退场的两艘军舰，关于她们沉没的原因，史籍中语焉不详。注意到1874年发生的几次台风都相当暴烈，以及“安澜”、“大雅”当时刚好运载淮军登陆完毕，沉没地点就在淮军上岸处等迹象，这两艘军舰很可能是遇到突如其来的台风，在锚地抗风时不幸沉没的。悲剧发生后，“大雅”舰管驾罗昌智被免去职务，“安澜”舰管带吕文经因为素有声誉，曾被英国驻台湾领事评价为“著名而受尊敬的船长”，加之在台湾事件中有一些出色表现，经沈葆桢奏请而免于处分。马江惊变台湾事件平息后，清政府深感海上压力，在全国高层官场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型的海防政策讨论，史称海防大筹议。这次讨论中，李鸿章、沈葆桢等都提出中国必须购买铁甲舰的主张，同时对于加强学堂教育、预储大型军舰管驾人才，经李鸿章、沈葆桢共同推进，实施了船政学堂学生出国留学计划。1877年3月31日，船政第一批留学生刘步蟾等在洋监督日意格、华监督李凤苞领队下，乘船从马尾出发。罗星塔倒影中，负责运送学生们的“伏波”级军舰“济安”号汽笛长鸣，载运着这些中国海防的种子走向大海。天意巧合的是，“济安”的名字恰好正是这批学子未来重任的最好概括。时间转瞬，七年之后，因为长期在越南主权问题上的争执、冲突，中法之间酿成大战。虽经和谈折冲，然而突发的观音桥事件又使中方局势进一步恶化。法国遂决定以远东舰队袭取中国东南沿海的口岸重镇，以此威逼中国重新回到外交谈判桌上，接收法国方面的要求。东南重要的通商口岸，且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化船厂所在地的福州马尾，成为法国舰队的当然目标。依据中法以往签署的条约，法国军舰大量开入船政之前的马尾江面，一时风云骤起。马江之战爆发前夕，美国军官在江面拍摄到的“伏波”（右）和“扬武”舰。1884年8月23日，中国海军史上至为惨烈的中法马江之战爆发。当时与八艘法国战舰对抗的船政蒸汽军舰计有十一艘，分别为“扬武”、“伏波”、“飞云”、“济安”、“永保”、“琛航”、“福星”、“振威”、“艺新”、“福胜”、“建胜”，家族庞大的“伏波”级军舰在其中几乎占据了半数，成为这场海战中中方的主干舰种。“伏波”舰是参加马江海战的五艘“伏波”级同们姊妹中，唯一一艘战后倍受诟病的军舰。马江海战结束后，钦差大臣张佩纶等在首份报告中称，“伏波”舰战时“因伤退回”而搁浅。(30)但数月后，张佩纶的口径发生变动，称“伏波”舰管驾吕文经交战时“于轮船中炮辄即先退”，处以棍责四十，并申请革去其职务，清廷认为“仅予革职不足蔽辜”，加判成革职充军。(31)由这种官方结论所造成的影响，时人评论和今人的史著中，吕文经指挥下的“伏波”战时的表现大致定型，即开战后不久因并不严重的伤势而退出战场，前往上游搁浅，与那些和法舰决死作战的舰长相比，无疑显得畏缩。近年随着海外史料的获得越来越便利，经综合中外多方面资料发现，上述关于“伏波”舰战时表现的结论，存在有根本性的错误。以往关于马江之战的各种叙述中，普遍称战斗开始时，法国舰队的“45”、“46”号两艘杆雷艇向“扬武”、“福星”两艘中国军舰发起了攻击。但据法国军方战后编撰的军史记载，实际战斗初起时，法国杆雷艇进攻的目标是中方阵型中央体型最大的两艘主力舰，即“扬武”和“伏波”。负责进攻“伏波”的法国“45”号杆雷艇首先用杆雷重创了“伏波”，导致“伏波”舰舰体严重受损，舵叶失效。偷袭得手后，“45”号鱼雷艇因雷杆卡在了“伏波”舰体上脱身不得，“伏波”舰官兵借机用步枪等武器从甲板上猛烈射击，法方艇长拉都中弹，左眼被打瞎。此后，“伏波”因为舰内进水过于严重，在吕文经指挥下退往上游。(32)由于现代对西方史料引用的讹误，导致“伏波”与法国“45”号艇作战的激烈一幕长期被错记在另外一艘中国军舰“福星”头上。“琛航”、“永保”两艘“伏波”级改型商船当作战时正系泊在船政船厂的拖船坞江边。由于两舰事实上并没有武备，所以根本无从参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两舰管带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紧急撤退了船员（另有一说，称当时“琛航”、“永保”满载陆军和水兵，准备一旦开战后冲向法舰跳帮攻击，其可靠性待考）。最后“琛航”被击沉在江边，“永保”则被法舰射出的开花弹打得燃起大火而烧毁。剩余的两艘“伏波”级军舰“飞云”、“济安”开战时停泊的位置可称深入敌后，并不在船政一侧，而是位于船政对岸的闽海关前，与80马力炮舰“振威”组成一队。在他们的右舷不远，并列停泊着法国巡洋舰“杜居土路因”（Duguay-Trouin，3479吨）、“维拉”（Villars，2382吨）和“德斯丹”（D’Estaing，2363吨），三艘法舰的火力大大超过三艘中国军舰。海战开始后，三艘法舰第一轮射击就将中国军舰全部打得火起。“飞云”等三舰急忙试图砍断锚链，避开法舰凶猛的炮火，而法国军舰则嚣张地在原地不动继续射击。熊熊燃烧的“济安”解脱锚链束缚后，很快向下游闽江口方向退去，在青州港江面沉没。“振威”炮舰锅炉被击中而沉。令法国人出乎意料的是，即将没入大江的一刻，还射出了最后一炮。“飞云”舰管带高腾云在己舰突遭攻击时，坚持在飞桥上指挥作战，不幸被法舰上的哈乞开斯五管机关炮击中，腿骨断裂，旋即又中一炮惨烈阵亡，大副谢润德继续指挥，不久也壮烈殉国。遭到密集炮击的“飞云”很快没入江中。(33)美术作品，“飞云”舰在马江海战中重创起火的景象。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马江江面尽是中国军舰的残骸和落水待救的官兵，火焰中，船政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马江海战过后，整个中国朝廷都在痛思如何才能建设有效的海防，第二次海防大筹议又轰轰烈烈开始。可能现代人很难预料，主政中国的慈禧太后此时突然谕令船政，要求设法打捞沉船。从至今尚存的关于打捞马江沉船的历史档案中，我们能够惊异地看到慈禧用十分工整用力的笔法，每每都是写出上百字的朱批，其内容甚至都涉及到了打捞的具体技术层面，直接询问在今人来看尚属十分繁琐莫测的潜水工程事务。在慈禧太后一手催令下，船政立刻开始了马江沉船的探摸、打捞和修复工程。经张佩纶主持经理，至1884年10月，通过雇用沿海善于泅水的渔民，土法上马，陆续打捞出沉没蒸汽军舰上的24门舰炮，沉没师船上的12门旧式土炮，以及包括“琛航”舰烟囱在内的一些零星船用配件。同时，各艘沉船的基本情况也探摸清楚。“琛航”舰在马江海战中被法舰重创，这张拍摄于战后的照片中可以看到“琛航”侧沉的位置在船政拖船坞附近，岸上那座屋顶中央有两根烟囱的房子就是拖船坞的拖船机器房。五艘“伏波”级军舰中，“琛航”侧沉约6.4米，舰首已经被泥沙掩埋。“飞云”舰也是船头被江泥湮没，但是船尾还部分露出水面，二舰沉没位置水深较浅，“不难起获”。“伏波”舰在浅水搁浅，只要修理就能恢复使用。而“济安”舰沉没位置水深将近40米，难以打捞，“永保”则被焚毁，无从恢复。对于打捞办法，船政制定了一套打捞方案，即用两艘浮力大于沉船的船只作为浮船，装水满载后停泊到沉船左右，用大铁链、缆绳等与沉船绑定。然后抽去浮船内的载水，随着浮船吃水变浅，沉船便会随之上浮。如此再将沉船带往水浅处，浮船重新注水后再与沉船绑连，而后再抽水起浮，如此往复，直到沉船的舱面露出水面，则立刻用潜水员下水补漏，再用抽水机抽去沉船内的积水，打捞的方法与现代的沉箱打捞原理完全相同。(34)马江海战中管驾“伏波”舰的吕文经虽然此后因为完全属于诬陷的海战中的退却嫌疑而被革职，但是此时则作为熟谙洋务、精通西方语言的干员，仍被派赴香港雇用潜水员和订购潜水装备，担负了部分打捞的具体技术工作。值得一提的是，马江之战后，吕文经还曾担任过一个和他的身世一样具有传奇色彩的任务，管带雇用的英国商船来往海峡，侦察法军情况，联络两岸通信。他的商船曾有一次被法国军舰捕获，面对法军审问，铐押在法国军舰上的吕文经绝口不认，最后法军未能发现马脚遂释放了事。1885年3月1日，新任船政大臣裴荫森上奏清廷，称“伏波”舰已经修竣，由于船政的拖船坞被法国军舰击坏，修理工程是在马尾的英商船坞完成，作为这级军舰首舰的“伏波”成为战后再生的第一艘“伏波”级军舰。(35)当时为了防御闽江口，船政紧急建造了30艘平底趸船，装备用来装石沉入江中阻塞航道。这种没有动力的趸船恰好成了打捞用浮船的最好人选。裴荫森调用了六艘趸船，首先打捞“琛航”。根据记载，最迟在当年6月前“琛航”即打捞出水，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理整饬后，恢复使用。而“飞云”舰则在“琛航”打捞时，同步招募商户包揽打捞，也予以修复。至此，除去台湾事件中遇台风损失的“安澜”、“大雅”，以及马江之战中未能打捞修复的“济安”、“永保”外，“伏波”级八艘军舰还剩余一半，“伏波”、“飞云”、“海镜”、“琛航”。老骥伏枥马江海战后，“伏波”级剩余的三艘军舰几经沧桑，最终分别归属了三处。原本拨给轮船招商局的“海镜”号几经转折，依旧在李鸿章淮系系统内使用，只是已经转属北洋海军，成了一艘地道的军舰。“海镜”在北洋海军中主要用于运输、通报等辅助任务，曾活跃于北洋至朝鲜一带的海面，在甲申事变中多有露面。甲午战争爆发后，辅助舰“海镜”未参加军事行动，旅顺沦陷时被日军俘获。这艘军舰最后一次在中国史籍中露面是1895年8月3日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奏折，其中汇报根据东海关道派人从旅顺刺探到的情况，旅顺船坞中的“海镜”已经只剩木制躯壳。几个月后，三国换辽归还旅顺时，中国接收专员在旅顺军港再也没能见到“海镜”，可能此前已经被彻底拆毁。甲午威海之战后，日军将俘虏的“镇远”舰送入旅顺大船坞维修的情景。鲜为人注意的是，就在这张照片的左侧上方，能够看到“镇远”后侧远处还有一艘军舰在拆解，就是“伏波”家族的“海镜”舰。俄、德、法三国“帮助”中国从日本赎回辽东后，遂要求中国作出补偿，收回未久的旅顺于1898年被俄国强租。“伏波”级的“飞云”舰自打捞修复后留下的史料记载极少，笔者意外从当时在毅军统领宋庆幕下任事的王伯恭的笔记中得到了重要信息，就在1898年俄国租借旅顺时，“飞云”的身影出现在渤海湾上。美术作品，“伏波”、“琛航”巡阅西沙。绘制：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王伯恭，江苏盱眙人，早年曾经李鸿章奏派，随马建忠赴朝鲜办理外交事务。1898年俄罗斯占据旅顺，原驻旅顺的宋庆部毅军移扎牛庄，王伯恭于此时进入甲午名将宋庆的幕下。当年6月间，应邀北上入幕的王伯恭到达烟台，宋庆即派了一艘军舰赴烟台迎接，正是船政的“伏波”级军舰“飞云”。根据王伯恭记载，他乘坐“飞云”前往旅顺时遇到狂风暴雨，“舟中格格作声”，然有惊无险，平安到达旅顺，而比“飞云”提前半日从烟台开航旅顺的“福靖”舰则不幸在旅顺口遇难。此一记载，是目前所能找到的“飞云”舰最后的踪影。王伯恭对当时的舰况做了“此舟已数十年，木质糟朽，所恃者机器尚精耳”的评述。“木质糟朽”可见舰龄过老已近不堪使用，机器精良则能看到当年船政自制轮机的质量。从舰况分析，“飞云”舰此后已无法服役过久。(36)1913年，中国从德国购回三艘鱼雷猎舰，其中一艘命名为“飞云”。后来鉴于“飞云”与船政当年的“伏波”级军舰“飞云”雷同，北京政府海军部拟更名为“庆云”，后大总统批复时改为“同安”。国内某些资料上，误将鱼雷猎船“飞云”与炮舰“飞云”混淆，以为船政的“飞云”炮舰服役至民国后更名成了“庆云”，实际是一大误会。(37)马江劫后余生的另外两艘军舰“伏波”一度用于台澎防务，由于舰况不佳，“弃置之余”，后来“伏波”重返广东水师服务，“琛航”留用船政差使，“供转运而不足以备巡防”，同样因为舰况问题，每年需要大修。1897年船政的新舰“福安”下水后，与“琛航”配套使用，二舰只配一套舰员，使用“福安”时，则将少量水兵分到“琛航”上看管，使用“琛航”时，也同样办理。1902年，因“廉、钦盗匪出没，所恃只闽厂旧制‘伏波’一船，深恐粤防单薄”，“琛航”经修缮也调往了广东水师。中国在庚子事变的惨祸中进入20世纪，清政府随着大势所趋，开始作政治体制改革的筹备，即预备君主立宪，整个晚清官场又呈现出一些“中兴”的气象。受日本侵占中国东沙岛事件的刺激，20世纪初，南海诸岛主权问题引起清政府外务部高度重视，“伏波”舰曾一度开赴东沙岛巡弋，宣示主权于南海。1909年4月，为宣示、巩固中国在西沙的主权，两广总督张人骏经过筹商，遂决定派遣军舰前往西沙群岛巡视，经过选择，广东水师内吨位较大的“伏波”、“琛航”二姊妹和“广金”舰三艘入选。5月19日，广州海口热闹非凡，总督张人骏亲自为巡视舰队送行，舰队由署理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亲自率队，随行军官包括曾闻名甲午战争的吴敬荣、李和、林国祥等，以及大批测绘、照相工程人员。汽笛鸣响，三艘高扬龙旗的军舰鱼贯出港，驶向中国南端的蔚蓝色国土。5月21日，编队行抵海南岛海口，23日抵达榆林港，经过一番补给后，于29日直驶西沙群岛，逐一登上西沙的十五座岛屿，升龙旗、竖主权碑、命名岛屿。其中两座岛屿分名“伏波”（抗战胜利后更名晋卿岛，新中国成立后的西沙海战即在附近海域发生）、“琛航”。那一刻，两艘“伏波”兄弟显得意气风发，也因为此，曾经八舰满门的船政“伏波”家族永远铭记在了中国的国土上。(38)犹如是最后的闪光，西沙巡弋后，“伏波”、“琛航”两舰渐渐从中国海军史上淡出，“伏波”留用在广东，“琛航”重回福建作为运船。宣统年间清政府统一海军，编练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时，“伏波”级最后的两兄弟都未能入选，从此默默而逝，辛亥革命后无论是广东还是福建都不再见这两艘军舰的踪影。现代某些资料中所称“伏波”舰一直服役至20世纪30年代，属于误载。【注释】(1)“李准巡海记”，《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版。(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4页。(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4)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9页。(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7页。(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安澜”舰的武备配置见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9页。(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1页。(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8，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0页。(1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2、65页。(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39页。(12)（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55页。(13)（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51-352页。(14)《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509页。(15)Warship International，1971年第1期，第52页。(1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99-400页。(1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43页。(18)《李文忠公全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820-821页。(1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20)《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8-989页。(21)《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7页。(2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2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4页。(24)《同治甲戌日兵侵台始末》，（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26页。(25)《沈文肃公牍》（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32-35页。(2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6-87页。(27)《沈文肃公牍》（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137-139页。(28)《沈文肃公牍》（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144页。(29)《沈文肃公牍》（一），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版，第152页。(30)张佩纶：《涧于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574页。(31)张佩纶：《涧于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645-647页。(32)[日]小谷豁郎译：《清佛戰爭記拔萃》，兵林馆版，第17-18页。（日本）海军参谋本部：《清佛海战纪略》，1888年版，第20、24-25页。(33)张佩纶：《涧于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590页。(34)张佩纶：《涧于集》，（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7年版，第641-643页。(3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271页。(36)王伯恭：《蜷庐随笔》，（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68年版，第53-54页。(37)鱼雷猎舰“飞云”更名“庆云”又易名“同安”的情况见：《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398页。(38)“李准巡海记”，《国闻周报》第十卷、第三十三期，1933年版。我武维扬——“扬武”级二等巡洋舰“……凯蒂（Kathline），我想问你一事，当我们分手之时，我却忘了问你，你可愿继续和我通信？在这遥远的天边，多么希望听到你的信息，以便得悉朋友们在世界那端的情形。我们在美国的相逢是太愉快了，至少对我是如此，渴望你继续成为我的好友……”(1)受官场保守顽固势力掣肘，中国近代著名的留美幼童计划被迫半道终止，留美幼童们被集体撤回中国。1881年9月1日，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名叫薛有福的年轻人在旧金山皇宫饭店写下了他离开美国前的最后一份信，收信的是他的美国女友凯蒂。辽阔的太平洋隔不断两颗年轻的心灵，鸿雁传书继续着这份感情，然而1884年爆发的中法马江海战却使两人从此永别。这一年，美国马萨诸塞州风景宜人的小镇赫约克传开了一件大新闻，曾经在这里居住、读书，镇上人都很熟悉的一名中国孩子成为了那个龙的国度的海军英雄，在残酷的海战中壮烈牺牲，当时这名孩子所在的军舰叫作“扬武”。几十年以后，80多岁的凯蒂将薛有福当年寄给她的书信捐赠给小镇博物馆，让这段尘封已久的感情故事永远被铭记，“薛是我特殊的朋友”(2)。第七号改造兵船19世纪70年代，从风帆战舰时代的单层炮甲板军舰演变而来的近代巡洋舰的设计发展还处在略显迷茫的探索期，这一时段的巡洋舰除增加了蒸汽动力以外，其他诸如外形布局、火炮配备形式等等方面仍然与风帆时代的同类军舰没有多少不同，直到英国创造出革命性的“超勇”级巡洋舰后，近代巡洋舰的发展才开始跃进。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开始学习西方建设近代化海防的中国，曾因拥有伦道尔式蚊子船、撞击巡洋舰、斜连露炮台铁甲舰而占据了军舰发展史上许多的第一，而在这之前，在旧式蒸汽巡洋舰的发展领域，中国也并没有落后于世界。暂时代替离职守制的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的夏献纶，一手监督主持了150马力改进型炮舰“伏波”级，以及80马力改进型炮舰“镇海”等的设计建造。这位曾长期担任船政提调一职、负责主管具体事务的官员，在造舰工程管理层面上的表现显得要比沈葆桢更为出色，可惜却长久默默无闻于史著，不为后人所重视。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上任伊始，便不满足于因循船政五年建设计划中安排好的两种亦商亦军的炮舰舰型（150马力和80马力），而想着创制一级以军事目的为唯一用途的纯正军舰。西方铜版画，“扬武”舰。1871年4月29日，福州将军文煜等上奏清廷，报告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正在实施一项十分大胆的造船计划。“查轮船之设，外洋所长全在炮位多而马力大，故能于重洋巨浪之中纵横颠簸，履险如夷，制胜确有把握。今闽省不惜巨帑创造轮船，自应设法讲求，得其奥妙。”为了获得“炮位多，马力大”、具有与国外军舰同等威力的战舰，不满足于炮舰、兵商两用舰型的夏献纶与船政洋员监督日意格会商，决定建造一艘大马力的军舰，要求日意格来负责物色设计母型及其资料。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当时想要制造的大马力军舰就是近代化的蒸汽巡洋舰。(3)虽然自己对造舰工程实在是外行，但是日意格属下有大批专业的外籍技术人员，而且日意格的法国海军军官身份，使得他与法国在华海军多有往来。尽管如此导致了船政的技术信息对法国没有任何秘密而言，但兼有利弊，也一定程度使得船政获取法国舰船建造资料的途径较为便捷。与后来遮遮掩掩，就是不愿意让中国获得大型军舰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不同，日意格按照夏献纶的要求，很快便提交出了大马力军舰的母型，共为一大一小两种方案。根据船政档案对这两种母型军舰的文字描述来看，极有可能分别就是法国的Résolue级和Converted级木制蒸汽动力巡洋舰。针对这两套方案，夏献纶与船政水师统领李成谋以及船政技术人员等进行了讨论、评价，综合权衡军舰威力、造舰所需经费、建造技术难度、排水量限制等因素，最后选中了规模较小的Résolue级巡洋舰作为船政大兵船的母型。至于落选的Converted级，日意格费力找来的图纸也并没有白白浪费，船政没有采用的这套方案，此后出乎意料地在南洋粉墨登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船台上不久之后即出现了一级类似的军舰。关于此以后将有专篇叙述，本文暂不涉及。被福建船政挑中的Résolue级属于典型的木制二等巡洋舰。所谓的二等巡洋舰是依据同时代欧洲军舰的分类标准划定的，与后来日本等国海军自行制订的二等巡洋舰分类虽然中文译名相同，但实际并不是一类舰船。19世纪70年代欧洲巡洋舰的分类标准沿袭风帆时代的做法，主要是依据火炮甲板的层数，拥有两层炮甲板的称之为一等巡洋舰，只有一层炮甲板的称二等。此外根据军舰的吨位轻重和炮位数量多寡，向下还有更小的三等、四等巡洋舰的分类。(4)法国早期在蒸汽巡洋舰领域发展速度较慢，直到经历了普法战争的奇耻大辱后，才立志扩充海军，从海洋上为法兰西找回一点荣誉和尊严。法国在短时间内快速建造了一、二等巡洋舰16艘，三等巡洋舰18艘，而且格外注意控制军舰的吃水，当时外界普遍的见解是认为法国此举意在问鼎波罗的海。(5)R é solue级巡洋舰即建造于这一时期，排水量1795吨，舰长50.98米（不包括舰首斜桅），宽13.34米，吃水6.48米，单轴单桨推进，主机功率400马力，航速10节，装备有13门160mm口径火炮，以舷旁列炮法布置，即将火炮布置在军舰两舷，符合近代早期巡洋舰“通用旁炮，尚多而不尚巨”的法则。在当时众多的法制巡洋舰中，这级军舰问世较早，各项性能并不出众，尤其是航速还比较迟缓。船政之所以会选定Résolue级作为新军舰的母型，可能是考虑到了这级军舰在同类中规模较小，而且火力并不弱，加之工费较省，施工更有把握。(6)福州将军文煜的报告送到紫禁城中的时候，船政的工程人员依据Résolue级的资料，已经在绘事院里绘制新巡洋舰的蓝图，新设计对母型的重要缺陷做了改良，决定采用比Résolue级更大功率的蒸汽机，以提高军舰航速，“制造轮机马力似宜增拓”，选定功率虚数为250马力的蒸汽机，仍通过日意格向国外定制，约定五个月内造成。由此可以看到，与母型Résolue级相比，“扬武”舰其实并不是完全的亦步亦趋照搬仿造，而是进行了大量的设计改进，以至最终问世的这艘船政第一的巡洋舰无论外观还是性能参数都较Résolue级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甚至可以说是进步较大。从这里也可以看到船政在经历了数艘蒸汽炮舰的建造后，设计能力从最初的一片空白已经积累、进步到一定的水准。新军舰在船政船厂的排序为第七号轮船，由于最初计划中的第七号轮船是建造150马力“伏波”级的后续舰，因而改换成巡洋舰的新军舰又称为第七号改造轮船。1871年7月12日，由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主持仪式，铺设龙骨开工建造，同时赋予了新军舰一个极为威武的名字——“扬武”，监造工作仍由船政代总工程师法国人安乐陶负责，船政的舰船建造就此从炮舰向巡洋舰开始有益的转变。(7)“扬武”舰“扬武”舰建成未久的一张照片，与水兵在舰上操练的照片为同一时期拍摄，照片左侧可以看到“扬武”舰尾部的炮门。船政第一艘巡洋舰“扬武”舰排水量1560吨，舰长达到60.8米（不包括舰首牙樯），超过了母型Résolue，舰宽11.52米，小于母型，但还是比船政的“万年清”、“伏波”级军舰宽阔了许多，整个船略显短粗，目的是“取舱面空阔，则可安炮位”。“扬武”的舱深5.28米，舰首吃水4.48米，舰尾吃水5.12米，小于母型，更适宜中国港口的实际条件。“扬武”舰的动力系统为进口设备，全部购自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工厂，包括一台卧式二汽缸往复蒸汽机，配套两座方形低压锅炉，轮机功率虚数250马力，实数1130马力，转数每分钟82转，设计航速12节，后来军舰航试时测得顺风顺潮航速超过15节，远远超过设计母型。(8)彻底脱离兵商两用巢臼的“扬武”，舰内再没有安排任何货舱之类的舱室，“其舱位全为机器、汽炉所占，除住人而外，不能再装货物”，轮机的安装方法也完全按照军舰的要求，蒸汽机、锅炉的安装高度均严格控制在水线之下，以求战时安全，“炉座、轮机仅与水面相平”。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扬武”舰烟囱的形制在中国近代军舰中可谓独树一帜，采用的是特殊的升降烟囱设计，当时称为套管型烟囱，整个烟囱分由上下共三节组成，通过内部的铰链装置起降，平时三节烟囱收缩在一起，必要时则三节烟囱全部拉起竖直，这时的外形就会显得异常高大。(9)熟悉法国军舰的人大都知道，法国近代的巡洋舰、铁甲舰很多都是采用的升降烟囱设计，这种烟囱的好处以往国内的各种著作上只是知道战时可以降下避炮弹，减少备弹面积，实则只是说了问题的枝节，而未点到其实质。之所以要用如此之高的烟囱，主要和当时军舰的动力系统有关。通常情况下，机帆并用且风帆面积较大的军舰，在航行时巨大的风帆容易遮挡烟囱的出风，不利于蒸汽动力的发挥，所以将经常采用机帆并用动力的舰船的烟囱都设计得非常高，这样即便在悬挂风帆航行时，由于烟囱升起很高，也不影响蒸汽动力。套管式烟囱通常有二节、三节等样式，烟囱完全升起时的高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固定式烟囱。正因为烟囱过高，比固定式烟囱更容易中弹，所以才需要可以降落，以求战时安全。此外，军舰停泊或只使用风帆、只使用蒸汽动力时，套管烟囱的上部也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降下。19世纪后期，军舰对风帆的依赖逐渐减少，而且使用过程中发现套管烟囱各节之间的衔接部位无法做到很好的密封，烟囱完全升起时，各节之间的衔接位置容易灌进冷风，降低锅炉炉膛温度，不利于锅炉操作，这种奇特的烟囱形式渐渐被固定烟囱完全取代。与母型Résolue级一样，“扬武”舰的武备数量也是十三门火炮，布置方法则与船政的“安澜”、“伏波”级军舰相同，即一门可换门架的大口径主炮配合多门船舷列炮的副炮。“扬武”的主炮选用了一门威斯窝斯150磅（口径190mm，炮重7.5吨）前装六角膛炮，是船政开始自造军舰至当时为止所装备过的最大口径的火炮，副炮为十门威斯窝斯70磅（口径160mm，炮重3.5吨）前装六角膛炮，另有威斯窝斯24磅（口径约100mm）小炮两门。(10)“扬武”舰水兵在舰上演练操炮的场景，近处的是“扬武”舰尾部飞桥。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尽管“扬武”舰的舰宽在船政舰队中属于领先地位，但是成队布置在两舷的火炮，仍然显得军舰舱面十分拥挤。马江海战中，面对法方哈乞开斯机关炮的扫射，“扬武”炮甲板遭到的威胁可以想见。19世纪中期处于后膛炮与前膛炮刚刚同台竞技的时代，世界舆论还普通认为前膛炮的威力要超过后膛炮，为“扬武”选用了大量前膛炮。正是鉴于“‘扬武’所用多英国之前膛炮，催坚、及远迥异寻常”，同时船政的工程人员也已经注意到了前膛炮“灵巧则不如‘飞云’所用之普国后膛炮”，因为前膛炮装弹、洗炮膛等工作均需在炮口完成，水兵们为此常常需要攀出舷外工作，危险性极高，“前膛炮筑药、装子、洗炮均须人出舱外，身当炮口，既虑敌炮见伤，又防余药遗患。”之所以仍然坚持选用前膛炮，是认为前膛炮这种设计成熟可靠，更为坚实，“在熟知其性者，舍所短而用所长，庶几收其利不受其害”。与船政五年计划中其他的150马力、80马力炮舰相比，“扬武”舰舰如其名，其武力配备无疑是此时船政所造各种舰船中最为强大的。根据船政档案记载，船政在“扬武”舰建成当时曾将全套图纸资料呈送总理衙门存档备案，由于总理衙门档案1949年以后大部迁移去了台湾，这套图纸由此杳无音讯。至今国内所能找到的档案资料主要为文字资料，很难得到这艘军舰的外观直接印象，仅有20世纪90年代制作的“扬武”舰模型可以略窥一二，模型设计参与者称民国时代曾在海军部长陈绍宽的办公室中亲眼目睹过一件“扬武”舰老模型，所以现代的这件“扬武”模型虽然细节粗糙，但对了解该舰的整体外形特征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者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考证监制的“扬武”舰模型（1∶13），李民先生制作。近年来，经波兰、美国海军史研究者提供图纸，并综合分析近期在法国发现的“扬武”舰高清晰照片，笔者对于这艘军舰的外观布局有了更加全面的掌握。2007年受邀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考证、监制大比例（1∶13）“扬武”舰模型，期间通过模型设计制作过程中的细化研究，对该舰的构造获得了更加具体化的印象。“扬武”模型上的尾部飞桥区域，该区域是“扬武”舰的重要操舰驾驶场所。“扬武”舰外形上的重要特征是舰首笔直，三桅单烟囱。当时西方很多巡洋舰已经开始在舰首水线下安装冲角，但是“扬武”舰首水下线型较为笔直，至船底部分突然内收，整体形状与“伏波”级军舰类似。“扬武”舰的三根桅杆均为大型军桅，每根都带有三根横桁，即均可以张挂方帆，“蒸汽之外兼恃风力……帆之面积必多，使涉远而无所乏”，方帆总面积高达1822.04平方米（其计算对象为横桁之间张挂的风帆），居船政各级军舰之冠。显得古意盎然的是，紧贴着横桁上表面，在横桁左右还各绑结着一根直径较小，两端略超出横桁的辅助桁材。蒸汽时代的舰船很多都保留着风帆设备，不过继续配用辅助桁材的并不多见，熟悉西洋古典帆船的人看见这种设备想必都会会心一笑，因为装备辅助桁材昭示着这是一艘可以达到极高航速的船只，这种设备属于风帆战舰的加速法宝。军舰采用风帆动力航行时，主要依靠挂在横桁、斜桁之间的方帆、纵帆等，如果想要进一步增加航速，拥有辅助桁材的军舰可以在伸出横桁两头的辅助桁材端部再增挂风帆，增加受风面积，添加在方帆左右的辅助帆犹如生出的两翼，使得军舰看起来更为威武壮观。电影《怒海争锋》中有一幕法国军舰追击英国军舰的镜头，为了提高航速，法舰便在辅助桁材上张挂起了辅助帆，气势慑人。由此不难想见，带有辅助桁材设计的“扬武”，如果同时使用蒸汽、风帆动力，其航速之高在当时世界上足令人吃惊。沿袭早期蒸汽巡洋舰的风格，“扬武”舰的舱面建筑显得较为简单，除了舰首有类似首楼的锚作业平台外，整个露天甲板呈开阔状态，“舱面以上不另盖房间，取其宽阔，便于演习枪炮”。锚作业平台和前桅之间，两舷各装备一门160mm口径威斯窝斯副炮，两门副炮之间是起锚绞盘。前桅之后不远，安设着主炮、前部飞桥与烟囱、机舱棚等装备和建筑，舰型上属于旧式蒸汽巡洋舰的“扬武”还没有装甲司令塔这一设施，前部飞桥就是横跨在两舷舷墙上的一道狭窄平台，上面只是装了罗经等设备。值得注意的是，前部飞桥周围并没有舵轮设施。“扬武”舰模型尾炮特写。口径为190mm的主炮位于飞桥前下方，通过甲板上一道道弧形铁轨，水兵们可以将这个七吨半的笨重家伙根据需要推到舷侧的炮位，军官则站立在飞桥上督视下方的操作情况。紧紧挨在飞桥建筑的后方，是烟囱、机舱棚建筑。长方形的机舱棚四个边角上各有一个大风筒，为下方的锅炉舱提供通风。烟囱、风筒、机舱棚建筑邻近的舰舷两侧各有一个木制带有圆形百页窗的小房子。近代军舰上的厕所通常布置在首尾楼里，“扬武”既无首楼也没有尾楼，于是将厕所安顿在这里。厕所向后，直到后桅之间，甲板两舷密集分布着八门160mm口径威斯窝斯副炮，火炮炮门旁的舷墙内壁上除了安放有随炮的工具外，还有一根根映射着寒光的接舷战用长矛。这排炮位的最后，靠近后桅的位置有一道横跨两舷的尾部飞桥。飞桥下方配有露天舵轮，供驾驶所用。“扬武”靠近舰尾的两舷各有一个炮门，另外在船尾还并排开设了两个炮门，配合四个炮门所用的是两门100mm口径的威斯窝斯火炮，可以根据需要更换炮位，或对向舷侧，或对向舰尾。设置舰尾方向的火力，在船政所造的军舰上属于首创，即使在同时代的西方船旁列炮巡洋舰上也并不多见。中国现代以来，对于近代军舰的评价有个很不好的作风，即不顾军舰具体的所属种类，将各种军舰混为一谈。为了证明诸如清政府腐败、建造的军舰落后等先入为主的观点，而进行胡乱比较。例如将船政的炮舰去和西方的巡洋舰相比，又如将“扬武”这样的巡洋舰与西方的铁甲舰进行比较。实际横向对比“扬武”诞生时代的西方同类军舰，可以骄傲地称中国此时非但没有落伍，而且所制的“扬武”舰在同时期世界木质蒸汽巡洋舰家族中还属于性能较佳的一型。1874台湾事件中日本侵台舰队的主力，二等巡洋舰“日进”。船政旗舰1872年4月23日，由代理船政大臣夏献纶主持仪式，为第七号改造军舰向天后、江神祈福，“扬武”舰当日顺利下水，立即成了马江边一道众人瞩目的崭新风景。尽管此刻的“扬武”看起来还有些不够完整，她的锅炉、螺旋桨等设备尚有待于舾装期间来安装，然而夏献纶望着雄伟的舰体已经激动无比了，由他提出的改造巡洋舰方案终于结出了硕果。(11)二等巡洋舰“扬武”问世后立刻成了船政的至宝，在当时中国也属于掌上明珠式的唯一的一艘巡洋舰，为这样一艘军舰选派舰长，自然需要异常慎重。几经思忖，曾任包括“万年清”在内船政多艘军舰的管驾、在船政管驾群体中资历颇深的舰长贝锦泉被任命为“扬武”舰首任管驾，全舰共编制官兵180人，几乎是“万年清”、“伏波”等150马力军舰的一倍。同样，为了建造“扬武”而花费的工期、工料、财力，也几乎是150马力军舰的一倍。为此，船政上奏清廷，请求对船政五年计划的军舰数量要求进行变更。经清廷允准，同意考核时一艘250马力军舰可以折抵两艘150马力军舰，“扬武”成了以一当二的军舰。因为“扬武”的建成，船政五年计划原定的16艘军舰建造要求于是更改成了15艘。“扬威”完全竣工后不久，1874年台湾事件爆发，面对日本侵台舰队，守制归来重新复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命率领船政舰队渡海抗衡，“扬武”则成为船政渡台舰队中最为显赫的一艘战舰。非常巧合的是，当时日本侵台舰队中的主力舰也是一艘二等巡洋舰，中日两国的两艘同类型军舰借此机会一起进入了人们的视线。1874年侵台事件中的日本巡洋舰“日进”，原是日本佐贺藩在国外定购的军舰，由Gips＆Son，Dordrecht公司在1869年建造，1870年编入明治政府的海军，与“扬武”的舰龄相差无几。“日进”舰的排水量1468吨，舰长61.9米，宽9.7米，吃水4.7米，装备一台卧式蒸汽机，四座方形锅炉，主机功率710马力，航速9节。主尺度与“扬武”略同，动力则相差较大，远远不如“扬武”。“日进”的武备包括178mm口径主炮一门，30磅副炮六门，也是一门换门架火炮配合多门船炮列炮的布置法，但是无论炮位数量还是主炮威力都显然逊色于“扬武”。(12)上述比较可以看到，“扬武”舰综合性能优于同时代日本海军装备的同类型军舰，而且“扬武”还是中国的自造军舰。比“扬武”晚了12年，直到1884年日本才自行建造出了第一艘千吨级二等巡洋舰“海门”。可以想像，当1874年“扬武”舰挟着浩浩威风突然出现在台湾海峡时，带给日本的是一种何样的震撼。台湾事件平息后，1875年3月24日，船政大臣沈葆桢上奏，突然提出要将“扬武”舰改成练习舰的请求，“拟将‘扬武’改为练船，取熟谙西学、堪以出洋之艺童荟萃其中”，并计划委任洋员德勒塞为总教习，带领两名分别精通帆缆、枪炮的洋员在舰负责训练。将如此一艘颇具战斗力的巡洋舰更改为练习舰，粗看起来似乎非常不合情理，颇有大材小用的感觉，但沈葆桢奏折中随后的话语即解开了这个谜团。根据沈葆桢的设想，船政的舰船除了调拨各处使用的以外，其余的军舰此后均要经常性跟随“扬武”编队合操，“俾号令划一”。所谓的“练习舰”实际上真实用途类似于旗舰，借以解决船政舰队设立以来有舰无队，军舰训练始终处于单舰各自为政状态，缺乏舰队作战训练的缺陷，同时练习舰上直接培训出的熟练水手也可以随时填补入其他军舰，提高整个船政舰队的人员素养。从此，“扬武”成为了一艘特殊的“练习舰”——船政舰队的旗舰。(13)鉴于“扬武”舰的地位发生改变，船政舰队提督因为需要经常性在岸办公处理日常事务，不可能随舰监督指挥，“扬武”的管带实际上就同时被赋予舰队总督操的使命，因而必须重新挑选一位地位较高而且熟悉近代化海军事务的官员，“惟轮船一日千里，或由内洋而外海，或由腹地而边忂，非有熟悉水务之大员坐镇船中，周历洋面，无以察其勤惰而策其精能”。此时，一位经历特殊的将领被选拔提起。蔡国祥，字瑞庵，广东香山人（今广东中山），湘军水师名将，曾在收复被太平军占据的安徽省城安庆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由于籍隶广东，濒近西风，根据一些记载称其可能对西洋事务有所熟悉。也正因为此，早在阿思本舰队事件时，时任巡湖营统带的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就被湘军大帅曾国藩选中，预备让其出任中国购买的蒸汽明轮炮舰舰队统领。倘若不是后来英国人从中作梗，导致这支舰队中途夭折，蔡国祥就将是近代中国第一支蒸汽舰队的司令。如同是昙花一现般，阿思本事件时期在官方档案中频繁出现的蔡国祥，此后就归于沉寂。直到1864年安庆内军械所仿制出一条蒸汽明轮小船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驾驶这条国产明轮船试航的正是蔡国祥，此时的身份则是军械所的轮船委员。之后又沉默了十年多时间，几乎已居于闲置的蔡国祥这时被闽江之畔的船政提起，显得多少有些突兀。之所以蔡国祥被船政起用，答案实际就在申请将其留用船政担任“扬武”管带的奏折末尾。与众不同的是，这份奏折并不是船政大臣沈葆桢单独署名，陕甘总督左宗棠竟然也在之后连署，蔡国祥早年与湘楚军将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交情显然在这次出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持慎重意见，船政大臣沈葆桢和陕甘总督左宗棠在保举奏折中还是预留了伏笔，称之所以选中蔡国祥是因为看中阿思本舰队时期的前例，“前经大学士曾国藩拟派统带轮船，嗣以李泰国违约轮船发还而止。曾国藩素有知人之明，该提督为所赏识，必非庸庸者比”，一股脑把选人的责任全推在已经故去的曾国藩头上，如此将来如果出现蔡国祥不堪使用的情况，选人不当的责任也是曾国藩的。此后奏折中话锋变换，“但该提督由长江水师出身，外洋情形非试之实境，臣等亦未敢深信其能。现拟令暂充督练之职，俟其周巡海上数月，如果于外洋驾驶窍要娴习精通，能诱掖诸艺童，咸折节以取西人之长，无桀骜以蹈西人之习，再奏恳作为统领，以专责成”，表示出了一种极其谨慎的态度，先只是让蔡国祥临时代理而已，考察合格以后才能正式委任。(14)纵横四海1875年11月18日上午7时，一艘维多利亚涂装的三桅蒸汽军舰缓缓驶入日本长崎港，与在港的日本军舰和炮台互鸣21响礼炮致敬，已经改为“练习舰”的“扬武”由管带蔡国祥统率，开始了搭载船政学堂毕业生进行在东洋沿海的远航实习。较为特殊的是，曾在阿思本舰队时期准备委任为蒸汽军舰舰长的蔡国祥胞弟蔡国喜，也随乃兄一起到了船政，此时担任“扬武”的帮带。同舰搭乘的实习生有萨镇冰、林颖启、吴开泰、江懋祉、叶琛、林履中、蓝建枢、戴伯康、许济川、陈英、林森林、韦振声、史建中等，“扬武”上的远航经历，是这些中国最早的海军军官接触海洋的开始，是其个人蓝色事业的起点。(15)因为根据清政府1874年与日本谈判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的规定，中国军舰在长崎等条约规定的日本口岸享有自由进出权，因而此次访问无须事先通报日方，中国军舰可以直接抵港。“扬武”舰的访日，是为近代中国军舰首次访问日本。18日当天，日方邀请蔡国祥等中方官员上岸参观。作为回礼，19、20两日中方则在“扬武”舰上举行茶话会回请日方官员。停泊至27日，“扬武”舰起锚离开长崎，改道日本横滨游历，继续了解、熟悉日本港口情况。一年过后，1876年12月13日，星期三，中午时分由上海开往英国的“达梵廓尔”邮船在雨中抵达新加坡。作为船上的特殊乘客，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惊讶地看到新加坡港内居然停泊着一艘黑白黄三色涂装，桅杆上高扬龙旗的中国军舰。听说钦差出使大臣路过，舰长、帮带连同新加坡当地的著名侨领胡璇泽（Mr.Whampo）登船拜访。“廿八日，雨，午过新嘉坡，行七百二十里，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蔡瑞庵（国祥）、月卿（国喜）兄弟管驾‘扬武’兵船，适先数日至，偕黄浦人胡璇泽来见”，郭嵩焘则于次日回访“廿九日，雷，雨……因先至‘扬武’船回拜蔡瑞庵，兵皆升桅开炮。”异乡相遇，别添一番意味深长，“扬武”舰带着船政的练习生巡弋南洋的事件，在郭嵩焘日记中如实地记载了下来。(16)搭载船政学生南下北上实习，作为船政学堂的“练习舰”，以及阶段性的返厂驻扎、编队合练，充当舰队旗舰，忙忙碌碌中，“扬武”成为当时东南沿海最为活跃的中国军舰。1883年，又一批船政学堂毕业生登上“扬武”舰参加远航实习，这批学生按照年纪来排是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八届。但与众不同的是，这批学生还另外有一个独特的称谓，“留美幼童”。清政府于太平天国战争末期，根据中国在西方教会资助下首位留美学生容闳的奔走倡议，加之中兴功臣曾国藩、李鸿章的一力支持，分三批向美国派出了共计120名官派留学生。由于根据留学计划留学生将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都将在美国完成，因而出发的时候年龄普遍很小，史称留美幼童。正当这些孩子的学业进展到大学程度，即将根据最初的计划分派学习工业、矿业、军事、医学、化学等各个近代科学领域时，留学计划突然遭到挫折。发难者首先是清廷中枢的清流言官，继之思想保守的驻美官员陈兰彬等纷起响应，称留美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西方）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要求将留美幼童不论是否已届毕业，一律撤回国。虽然李鸿章等竭力辩论，留美幼童在美国也奔走呼号，甚至美国总统格兰特、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文学家马克·吐温等社会名流也纷纷向清政府致信挽回，但最终木已成舟。留美幼童杨兆楠。后来的马江海战中在“扬武”舰上服役的6名留美幼童共有3人殉国，除了黄季良、薛有福外，还有一名是杨兆楠。留美幼童邝咏钟停撤回华的留美幼童，由于不具备科举教育的知识和功名，不见容于保守的社会，还是最初送他们出国的李鸿章予以全部收留。其中除去收入天津电报局、江南制造局以及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的外，共有16人送入福建船政学堂，组成了第八届驾驶班这个特殊的群体，计有：詹天佑、欧阳庚、陆永泉、邓士聪、邓桂庭、杨兆楠、邝咏钟、吴其藻、黄季良、宋文翙、容尚谦、吴应科、薛有福、苏锐钊、徐振鹏、陈钜溶。(17)这些曾经是耶鲁、麻省佼佼者的幼童，从头开始在船政学堂里孜孜以求海军知识，1883年第八届学生毕业，一起登上“扬武”舰开始他们的蓝色航程。后来除陈钜溶病故，宋文翙、吴应科、徐振鹏、邓士聪等被选调往北洋水师，詹天佑等被留在船政学堂任教外，其余薛有福等六人均留用于“扬武”舰。此时，“扬武”的管带已不是蔡国祥，而是这些留美幼童的中国校友，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毕业的张成。泼海旌旗热血红1884年8月，福州马尾夏季的天气本就异常炎热，马江江面上中法军舰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又使得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因观音桥事件恼羞成怒的法国联合舰队，在司令孤拔的指挥下，将越来越多的舰只派入马江，而船政也将各处的船政轮船陆续调回马江，与法国军舰相对峙抗衡。作为福建船政舰队旗舰的“扬武”被布署在马江上最重要的位置，她和“福星”、“伏波”两艘炮舰一起横泊在罗星塔附近的江面，三艘军舰并列在本就不宽的江面上俨然就是一堵铁壁，形成了一道保卫船政厂区邻近水域，防止法国军舰上驶到船政厂区前的防线。“扬武”舰的军官舱里，留美幼童、“扬武”舰见习军官黄季良正在格外认真地书写一封信件：海战前停泊在马江的“扬武”（左）和“伏波”。“男季良百拜叩禀父亲大人膝下，男自幼生母见背，旋即随侍父亲远客江南，未尝刻离膝下，迨稍长，应选游学，远适异国，近奉上谕调回中国，旋派来闽，又从军于扬武兵船，不能一日承颜养志，负罪实深！今法人犯顺，已入马江，伏思国家德泽宏深，将士皆忠勇敌忾，定藉我皇上如天之福，迅扫夷氛……望父亲大人勿以男为念，惟兵事究不可测，男既受朝廷豢养之恩，自当勉尽致身之义，犹记父亲与男之信，嘱以移孝作忠，能为忠臣即是孝子等语。男亦知以身报国不可游移胆畏，但念二十五年罔极之恩未报，于万一有令人呜咽不忍言者，男日来无刻不思亲，想亲思男愈切也，爰将平日绘成之貌寄呈父亲见之，如男常侍膝前矣……”(18)仿佛是预感到了什么，在这封透露出战事一触即发的家信之外，黄季良又特意附上了自己的自画像。还是在“扬武”舰内，留美幼童、见习军官薛有福则在期盼着来自大洋彼岸的书信……与“扬武”等舰几乎是面对面停泊的，是法国海军联合舰队的临时旗舰“窝尔达”以及炮舰“益士弼”、“蝮蛇”、“野猫”等（因为法国联合舰队原本的旗舰装甲巡洋舰“巴雅”吃水太深，无法深入马江，法国舰队司令孤拔才被迫选择了小小的“窝尔达”当作代旗舰）。与传统的认识有所不同，船政舰队的旗舰“扬武”与法国舰队旗舰“窝尔达”之间在先进性方面实际并没有太大的代差，同样都属于旧式二等巡洋舰。“窝尔达”（Volta）舰的排水量为1323吨，水线长63.4米，宽10.36米，吃水4.47米，动力系统为1台蒸汽机配合2座锅炉，1000马力，航速12节，各项参数与“扬武”基本相近，但是武备方面“窝尔达”则明显弱于“扬武”，只装备了一门换门架式的160mm口径主炮，和分布舷侧的四门140mm副炮，战前临时添装的几门哈乞开斯机关炮成了“窝尔达”最大的亮点。(19)如果单纯以“窝尔达”和“扬武”较量，究竟鹿死谁手尚为可知，不过历史从来不允许假设。8月23日下午一时，伴随着江水涌动，马江江面开始落潮，由于船政舰队的军舰，尤其是“扬武”等位于江面中的军舰大都是以下首锚方式驻泊，在潮水的冲带下，原本以舰首朝向法舰的“扬武”、“伏波”、“福星”等军舰舰位发生变化，下午1时25分时停泊江中的几艘中国军舰都变成了舰尾朝向法舰舰首的姿态。众所周知，在风帆时代以至蒸汽时代早期的军舰上，军舰尾部通常较为宽大，用于布置人员生活区，是舰上武装最薄弱的位置，舰位出现如此变化，无异于是将自己的软肋直接置于敌方炮口前。法国油画，46号杆雷艇袭击“扬武”舰。下午1时56分，法国舰队向船政军舰开火，中法马江海战爆发。一艘艘锚泊状态的中国军舰如同被套着枷锁无法动弹，同时又因为阵位不佳而无法还击，悲哀无助地起火燃烧，刹那间历史的天平就倾向法国舰队。深知“扬武”炮位众多，火力密集，法国舰队并不想与“扬武”进行炮战，而在战斗开始之时就派出第46号杆雷艇冲向“扬武”，意图一举摧毁船政舰队的脊梁。与邻近的友舰“伏波”被法国第45号杆雷艇击中几乎同时，“扬武”也不幸被第46号杆雷艇击中。第46号杆雷艇填充有13公斤棉火药的杆雷在“扬武”左舷炸响，不仅木质的船壳受损，轮机也遭到波及，“……巨大的船只受到致命的一击，不断地发出气喘声，机器奄奄一息，就像肺部在呼吸最后的一口气一样。”(20)突受重创的“扬武”很快就调整过来，显露了其旗舰的气势。马江海战前黄季良寄给父亲的自画像。“扬武”舰上的军官纷纷奔往各个炮位、轮机室，船头的锚作业平台上水兵在奋力用锤、斧猛击铁链，甲板下在忙着堵漏补救，轮机舱内则正在不停地往锅炉内添煤升火，驱动蒸汽机。与正在被动挨打的战友们不同，“扬武”尽管处于船尾对敌的不利阵位，但是有着其他船政军舰所不具备的船尾炮位。几乎在被第46号杆雷艇击中的瞬间，“扬武”舰尾的100mm口径六角膛火炮也开始还击，炮弹正中第46号杆雷艇，艇上锅炉被击毁爆炸，这也成了这场海战中中国海军吹响的第一声嘹亮号角。此后的战斗中，因为舷侧受伤而大火熊熊的“扬武”舰上，官兵们继续用尾炮对抗法舰，“窝尔达”等军舰则抓住“扬武”机动力受损这一良机，集中火力猛烈炮击，见习军官黄季良倒在了炮位上，再也无法侍奉远在上海的老父；见习军官薛有福也倒在血泊中，再也不可能收到凯蒂的来信……此战，派在“扬武”的六名留美幼童共阵亡三人。(21)“我亲爱的朋友凯蒂：你的信在11月8日寄到我家，等转到我手上时已12月2日，当时我在马尾，我的家人以为我会很快回去，故没有转来，很高兴我终于收到了！……真抱歉，邮寄你的礼物竟然遗失了。我想，我们班上仍然每月聚会两次，夏天全班一定还是去诺塔克山区度假一天吧？我把你的问候告诉了我的妹妹，她向我打听你的情形，并且很高兴能知道你。我期望我仍在美国，可与好友相聚。我把我的地址用中文写给你，你可以把它贴在信封上，来信寄厦门我家即可。希望你一切都好，并且生活愉快。我静候你的回音。你的挚友，薛有福敬上。”(22)带着满船的怒火，“扬武”舰渐渐下沉，中国近代拥有的第一艘蒸汽化巡洋舰异常可惜地陨落了。然而就在“扬武”舰沉入江中的一刻，一名水兵爬上了桅杆顶端，挂出一面不屈的黄龙旗，表示“舰虽亡，旗还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当汽锅厂主管黄道平收到爱子黄季良寄来的书信和自画像时，这位年仅24岁的中国军官阵亡的噩耗也同时到来了。黄道平拿着儿子的自画像，向亲友倾诉悲壮的故事，听者中有位诗人在黄季良的自画像上泼墨题写了这样的诗句：泼海旌旗热血红，防秋诸将尽笼东；黄衫浅色鞘刀备，年少犹能作鬼雄！——黄遵宪“扬武”舰沉没后，舰上有少部分官兵遇救得生，一位姓郑的炮手就是幸存者之一。很多年过去，关于“扬武”以及船政的故事，仍是他时常挂念在嘴边的话题。海战中他胸前留下的伤疤，成了烙印在这位老战士身上永久的历史印记，在儿孙辈们眼里则是无比神圣的标志。2002年初，福建省公布了一项官员任命，原闽侯县委书记郑有光新任福州市马尾区委书记。上任伊始，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王三运在百年前曾血火纷飞的马江之畔，与郑有光曾有过一席意味深长的谈话，探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船政文化的保护和发掘。转年，围绕船政的各项建设开始在马尾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推展。很少有人知晓的是，在船政故地全面主持船政文化建设的的区委书记就是那位“扬武”舰炮手的后裔。“扬武”舰乃至船政的精神血液正以这样的方式，流过百年，焕发着新的勃勃生机。1873年“万年清”、“湄云”、“伏波”、“扬武”等型军舰编制、薪粮清单（同治十二年）二月十五日（1873年3月13日），船政大臣沈葆桢文称：窃照本大臣于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在福州府中岐工次，会同一等恪靖伯陕甘总督左、闽浙总督兼署福州将军李、福建巡抚王，具奏轮船薪粮公费银并管驾员弁衔名一折，相应抄录折稿咨呈，为此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察照施行。照录折稿：奏为轮船薪粮公费银数并管驾员弁衔名，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