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作者:陈悦内容简介　　《近代国造舰船志》是一幅近代中国自造军舰的宏大长卷，他不仅将船政和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军舰的建造经历、性能参数、外型面貌、服役历史等一一考证例举，同时还对历史上的讹传予以修正。例如中法马江之战中一直被认为不战而退的船政军舰“伏波”，实际曾与法军杆雷艇发生过激烈交战，只是被一些史料误读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类似的新发现，不仅在船政史，在中法战争史研究中都是第一次。作者简介陈悦，1978年生，江苏靖江人，现定居山东威海，致力中国近代海军史、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与普及，1999年创办“北洋水师”，2003年担任“定远”舰复制工程总监，2004年创立民间研究团体“海军史研究会”。著有《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等，负责多家博物馆的近代舰船模型制作、近代兵器复制的设计、监督。研究以善于挖掘中西史料、善于思辨见长，主张军事史研究必须与军事技术史研究相结合。图始维艰——福建船政的诞生西元1862年2月13日，中历同治元年正月十五，中国大地正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动乱之中。今天已是旅游胜地的江西婺源汪口村外，一批批扛着刀矛抬枪，或步行，或骑马的军队从大庸岭的崎岖山路间经过，由此迈入浙江境内。(1)几名兵勇在道旁的墙壁上刷帖大幅告示：“大兵过境，剿贼安民，城市村野，安睹毋惊，一切买卖，价值公平，勇夫人等，各宜凛遵……”(2)军伍中有乘八抬绿呢官轿格外显眼，里面身材魁梧的乘客便是这支军队的统帅——楚军统领、新任的浙江巡抚左宗棠。风起浙杭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性情狂异，恃才傲物，早年科场落魄，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才逐渐崭露头角，居身曾国藩幕府期间受曾赏识，被命组建楚军以补湘勇不足。1862年初左宗棠率楚军攻入浙江，数年间横扫浙境，因功递升为闽浙总督，成为一镇诸侯。楚军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曾得到法国军官训练、指挥的雇佣军——常捷军的大力配合。左宗棠由此首尝与外国人合作的益处，常捷军的法籍统领德克碑（D’Aignebelle）、军官日意格（Prosper MarieGiguel）也获得了左宗棠的信任和好感。数年后，当左宗棠试图自造蒸汽舰船时，这两位法国人成了其重要的合作者。船政创始人，闽浙总督左宗棠。太平天国战争中，蒸汽军舰在中国粉墨登场，当时东南一些沿江沿海省份都有过零星购买、装备蒸汽军舰或武装轮船的事例，清政府中央也正式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帮助从英国订购蒸汽军舰。处在这样的风潮中，曾通过与常捷军、英法联军的合作切身感受到蒸汽舰船益处的左宗棠也深受影响。然而左宗棠在如何获得蒸汽舰船方面的设想与众不同，他所追求的是自行设厂建造，“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3)。从史籍里目前尚无从了解左宗棠提出这一设想时的更多心迹，但无疑中国传统文人朴素的主权观念起了很大作用，缺乏对外交往实务经验时，显然自造要比外购的把握更大，至少不会由此受外人要挟。在清政府外购蒸汽军舰计划中错失机会的法国人，揣摩到左宗棠的意图，抢先在东南入手。法国远东分舰队（Division navale de l′Extrême-Orient）司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能够继续对中国发生某种影响，委托和左宗棠关系良好、会说中国官话的日意格向左宗棠传递了一个建议，即法国远东分舰队愿意将设在宁波的船厂转交给左宗棠，双方可以建立合作关系。不过当听说宁波船厂的规模很小，只能进行船体合拢，无法制造轮机，并不能单独建造军舰时，左宗棠便关上了兴趣的大门。当时因为推销建议失败，显得有些尴尬的日意格和同行的德克碑没有料到，从这一刻起，他们实际已经进入了中国自造蒸汽舰船的历史。(4)在宁波城外操演的常捷军炮队。中法合作的常捷军建立于浙江重要通商口岸宁波，是太平天国战争中与常胜军齐名的另一支雇佣军。在浙江肃清太平军的战斗中，常捷军与清政府地方部队以及左宗棠楚军密切配合，常捷军的部分军官也因此与中方官员建立了合作信任关系。此事过后不久，左宗棠找了一名60岁的中国老匠人，土法上马，竟然自行建造出了一条能坐两个人的蒸汽轮船，并在风光旖旎的西子湖上成功泛舟试航。闽浙总督不可思议的小轮船问世后，1864年10月16日，日意格为讨论常捷军的遣散问题来到当时临时设在杭州城内的总督衙门。随着太平天国战争进入尾声，操控在法国人手中的这支军队对清政府已经不再有多少重要价值，裁撤是其必然的命运。当日意格到达总督衙门时，发现左宗棠不顾尊卑，早已站在会见厅的门口相迎。这种不同寻常的态度似乎预示着什么。此后除了就常捷军的遣散事务进行磋商外，左宗棠特别带日意格参观了他在西湖试航的那艘轮船，骄傲地展示中国人的智慧。日意格表面敷衍“棒极了！这证明中国人非常聪颖”，心里则对这条船很不介意，“总地来讲，它拥有了引擎发动机的所有细节，足以示范汽船究竟是如何运行的，但也仅此而已”(5)。对这条船慢得让人叹息的航速，日意格建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6)。左宗棠后来在奏报里说，这次会见后他就直接洽商德克碑、日意格为中国监造轮船。奏折上平淡的文字背后，是不啻于平地惊雷的大手笔，很难想像闽浙总督不动声色地说出这个决断时，两位法国人是如何的表情。船政首任洋员监督日意格，原为法国海军低阶军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法军来华，后在常捷军、中国海关任职。日意格尽管并不是造船专家，但对船政早期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船政大臣与西方技术雇员之间的总协调人。但需要注意的是，日意格始终同时具有的法国海军军官身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船政档案、情报大量为法方掌握的情况。机会终于来临，已经交卸常捷军统领职务的德克碑立刻返回法国，购买舰船图纸，商议船厂规划方案以及机械采购、技术人员招募等事，而后将整套计划寄到中国，由担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新职的日意格转交给左宗棠。然而好事多磨，当时正值军务倥偬，左宗棠挥师南下追歼太平军残部，造船事务被暂时搁置，德克碑前往暹罗他职，日意格在海关任上，静静地等候左宗棠的好消息。现在来看，左宗棠当时做出的造船、用人决策似乎非常突兀。有观点认为，实际是因为左宗棠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刺激。1864年，督抚两江的曾国藩、李鸿章师徒接连上奏清政府，请求在上海设厂自造轮船，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虽然受曾国藩提携才得以一步步登上官场宝座，但是左宗棠因为曾国藩将攻陷太平天国都城的伟功预留给其弟曾国荃，而对曾氏兄弟心怀忿忿，反目成仇。对李鸿章，也因为其属下的淮军追击太平军时一度越境进入过浙江，而视其为大敌。此刻，曾、李二人在上海开厂造船，眼见就可能开创中国第一，对左宗棠的刺激程度可以想见。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江南制造局的营建成了后来福建船政诞生的催化剂之一。另外就设立船厂引进技术而言，当时世界上造船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主要是英、法两国，受阿思本舰队事件的负面影响，且自己也没有合适的英国合作人选，左宗棠很自然的选择就是法国，而恰好正有两名“驯顺”的法国人可以帮助居间出力。需要看到，德克碑、日意格实际只不过是法国海军的普通低级军官，对于蒸汽军舰的设计、建造没有任何经验。左宗棠脑中非常明了这一点，曾称日意格不懂造船，德克碑只是略知皮毛，只不过因为他们与左宗棠在其他领域有过成功的合作而被信任，他们将来扮演的角色其实类似于中国官员与外国技术人员之间的协调人，即船政建厂造船计划技术项目的总承包人，并不是真正的技术工程师。西湖的烟波中，闽浙自造军舰的大幕就这样缓缓开启了。船　政1864年末，江浙赣等地的太平军残部纷纷退往福建、广东。左宗棠遂率楚军挥师南下，经过近一年的血战，最终在1866年2月攻破太平天国嘉应州，彻底扫除了南方太平天国余烬。4月3日，左宗棠返抵福州督署，四境初平之时，自造轮船的计划自然而然就重新提起。6月25日，左宗棠具折上奏清廷，正式申请设厂造船，而且提出了设立学堂培养人才的不俗计划，使得闽省的造船工程更与众不同。这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长篇奏折，尽抒胸臆，志在必得地将其自造轮船的全部构思和盘托出。从海防、民生、漕运、商业四个角度加以分析，论证“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并详细阐述了其对设厂造船的各项计划安排，表明这个设想已经非常成熟，具有可操作性。议论奇警地指出“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7)船政基址界碑，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收藏。照片拍摄：陈悦。透过这份奏折，今人对左宗棠自造轮船的创想无疑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其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性。出于想要节省经费的考虑，左宗棠将所要建造的蒸汽船的功能定位为亦商亦兵，并不明白军舰和商船存在质的区别。而且左宗棠对于轮船造成后的维持经费想得有些不切实际，认为“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以捕盗而护商，益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8)。这些缺失客观上都为此后船政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全无近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蹒跚起步时很难回避的先天不足。左宗棠的奏请在清廷中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奏上后仅仅几天就得到了明确批复，同治皇帝作了上百字的朱批：“……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9)闽浙建厂造船就此定议。经过考察，左宗棠在福州城郊的马尾选定了婴豆山下中岐乡靠近马江边的一块宽130丈、长110丈的田地作为厂址。建厂的经费从闽海关的四成洋税下划拨四十万两银，另从六成洋税下每月划拨五万两银作为运行费用。(10)与后来从各省协款的北洋海军经费相比，船政的经费来源单一，闽海关又是当时收入仅次于江海关的富关，且设在本省，较易沟通，更具可靠性。建厂的技术则主要依靠西方，作为技术工程总承包人的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就此先后到福州签订合约。正当设厂工作万事待举之际，9月25日清政府寄谕，鉴于捻军西犯，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平定西北，由漕运总督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兼管船政。由于和新任总督吴棠并不熟悉，担心由其兼管可能会导致船政的建设偏离自己设想的轨道。为了不使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脱轨或中途遭受挫折，左宗棠上奏清廷请求派员直接管理船政事务，意图抢在新任总督尚未到任前先将过这部份权力夺出，一位正在家乡守制的福州籍官员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的画像。(11)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书香门第出身，祖父、父亲都以从事幕友为生。沈葆桢的母亲是林则徐的妹妹，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林则徐的二女儿林普晴结婚后不久，沈葆桢考中进士，任编修、御史，原本踏入的是一条清流言官之途。但随因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沈葆桢被外放出京，一度参赞曾国藩湘军营务，受经世思想影响，任职江西广信知府期间，夫妇二人并肩守城击退太平军，谱成一曲佳话。后来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上，抓获了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福贵，更是立下盖世巨功，成为官场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左宗棠与沈葆桢有师兄弟之缘（左宗棠曾拜林则徐为师），又曾同为曾国藩幕僚，在江西多有合作，且对曾国藩同样不抱好感（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期间，因缩减湘军饷源事与曾国藩龃牾，后来曾国荃攻克天京，奏报幼天王已死于乱军，但是未久沈葆桢便奏报在江西俘获幼天王，与曾氏的不快加剧），相互都有极深刻的印象，曾国藩对二人的关系有过特殊评价，称沈葆桢和左宗棠是“死党”。(12)1865年4月，沈葆桢的母亲去世，按照清代官场制度，官员的父母长辈去世，应辞去职务，服27个月丧假尽孝，称为守制。沈葆桢在老家过着与世隔绝的平静生活时，左宗棠前来三顾茅庐了。要想使造船事业顺利发展，其统领必须是具有官场经验且拥有一定资历声望的人物，才能有效处理好与朝廷与地方官员间的关系，坚持独立建厂的原则，而且必须与自己有某种默契，能够理解执行自己的政策。“死党”沈葆桢不仅具备了上述条件，而且还是本乡本土人，又正处于守制不能任官期间，此时让他在福州老家管理船务，“在籍监造，不为夺情，久司船政，正可以侍养严亲”，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对于这份千钧邀请，沈反复推辞，最后在左宗棠的力请和清政府的谕令下，做出折衷处理，同意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但是在丧假未满之前暂不任事。与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兴建的江南制造局相比，福建船政的级别显然更高，清政府任命钦差大臣直接总理负责。而且从大臣的头衔可以看出，“船政”二字意义极广，当时指所有与建造、管理蒸汽舰船有关的事。由此可见，福建船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造船厂，而是集造船、教育、船舶人员管理调拨等于一体的大型行政机构。(13)缔造艰难1866年11月23日，左宗棠交卸闽浙总督关防印信，迁出总督衙门，居住在楚军营地内，(14)利用开拔前的最后时间继续处理有关船政的事务，努力在自己走之前将船政建设带入预定轨道。六天后，前往上海找法国总领事在合约上签字担保的德克碑、日意格返回福州，告知船政的建筑工程已经在上海寻觅“中外殷商包办”(15)，这些建筑承包商经左宗棠审核后即可施工。准备工作已经陆续就位，12月11日，左宗棠上奏全面汇报了船政的建设规划。左宗棠提出的是一个预算三百万两的五年计划，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建设船厂，建造蒸汽舰船；开办学堂，培训造船技术人员和舰船驾驶人员；建造世界第二座，也是当时最大的一座拉拔特式（Labat）拖船坞；建设铁厂，自行冶炼制造船用铁材；雇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日意格因为通晓汉字，会说中国官话，定为洋员正监督，即管理洋员的监督，而非船厂工程的监督；德克碑虽然官级、年龄都较日意格为长，但是屈居副监督。洋员监督实际就是船政五年计划的技术总承包人，对这个计划的落实负有责任，所有为实现这一计划从国外采购机器、聘用技术人员，均由他们出面与西方当事者签署合同。比较特殊的是，章程中还开列了一条激励洋员的条款，即五年期限内，以洋员监督为首的洋员承包集体在完成造船任务同时，如果还能“教习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则奖励总承包人日意格、德克碑各两万四千两银，奖励其余洋员共六万两银。这笔奖赏无论对于哪国洋员，都极有诱惑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左宗棠为了使得中国人能学会轮船建造而付出的苦心。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造船，规定自船政铁厂开设之日起的五年内建造11艘150马力轮船，5艘仿外国“根婆子”（Gunboats小炮舰）式样的80马力轮船。鉴于初期的技术条件较弱的事实，决定150马力轮船所需的蒸汽机先从国外购买两座，其余九座此后依样仿造，80马力轮船用的蒸汽机则完全进口。(16)这份建造计划的缺陷十分明显，左宗棠既要求轮船采用“外洋兵船式样”，又强调大轮船要装载百万斤，小轮船装载三四十万斤，亦兵亦商，同时对于所造轮船的技术先进程度没有做任何规范，只要是蒸汽轮船即可，因而只是解决蒸汽舰船的有无问题。为了让沈葆桢将来的工作顺利开展，也为了船政能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前进，并和自己保持默契，左宗棠从自己的幕下选择推荐了一支可观的船政僚属队伍，如处理财务、协调事务的护理福建巡抚周开锡，负责财务筹措、物品采办的道员胡光墉（雪岩），负责军事的前台湾兵备道吴大廷，善于任事经理的补用道叶文澜，熟悉洋务、后来测绘出近代化的中国海图的同知黄维煊，精通舰船驾驶的五品军功贝锦泉，熟悉西洋火炮的候补布政司徐文渊等。(17)作为船政之父，左宗棠的安排可谓细致已极。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离开榕城福州北上，无限深情地告别了他一手谋画的船政事业。(18)七天之后，船政在马江之畔正式破土动工。协调安排好承包商开工建设后，28日，日意格、德克碑取道香港乘船前往法国，为建厂和建造第一号轮船采办机器、雇用技术员工。船政建设全面启动。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史称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原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51年发动政变恢复帝制，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俘虏。日意格、德克碑一行于1867年2月1日到达巴黎，经历了一番波折，法国海军部最后同意二人在保留法国海军军官身份的情况下受雇于中国。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对中法合作的船政发生了浓厚兴趣，专门接见了日意格等人，“谕令监督用心办理，并沐恩典，传谕各部尚书大臣，咨行驻扎中国提督，随时照应”，并颁发勋章以示奖励。工程技术人员主要通过法国阿弗尔市马泽利娜商行（Lamaison Mazelinedu Havre）帮助雇定，均直接与日意格签订合同，准备分三批前往中国。为船政建厂造船采购的第一船设备、材料则于7月15日开航运往中国。(19)就在满载机器设备的帆船从法国港口扬帆远航一天后，1867年7月17日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27个月的丧假告满，18日拜会了福州将军英桂和新任的闽浙总督吴棠、福建巡抚李福泰等地方官员后，沈葆桢便马不停蹄立刻赶往马尾，举行仪式启用船政大臣关防，开始驻厂视事。(20)沈葆桢抵达时，从去冬开始的船政建筑工程还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在周开锡，以及船政总监工叶文澜的统筹指挥下，原先是一片田地的船政厂区已经完全垫高平整。考虑到台风、潮汛的威胁，又围绕厂址打木桩加固，并在厂区对陆地的三面开挖河渠，用以排水，以及方便运货船舶驶入。车间、学堂、衙门、寓所都在陆续兴建，7月的酷暑里，工人们挥汗如雨，昼夜兴工。(21)初创时期的福建船政厂区到了秋季，厂区一些建筑已经次第完工。10月6日，日意格返回马尾，带来雇佣的首批12名洋员、洋匠，以及随行的4名女眷、1名孩童。(22)然而就在此时，变局突起。新任的闽浙总督，安徽明光人吴棠向来以思想保守著称，加之左宗棠在其到任之前，将船政这一用钱、用物的重大工程夺走，另委他人，吴棠对此早就心怀忿忿。利用总督的权力，借一些不知来源的匿名信和打油诗为证据，吴棠对左宗棠委任的一些船政官员痛下杀手，以贪墨等事奏参弹劾，并质疑船政工程。对这一可能危及船政生命的打击，沈葆桢与福建将军英桂等忍无可忍，上奏据理力争。远在陕甘的左宗棠也愤然反击：“吴棠到任后，务求反臣所为，专听劣员怂恿，凡臣所进之人才，所用之将弁，无不纷纷求去。”(23)最终，吴棠被清政府调任四川总督，在闽浙总督任上仅仅不满一年，被吴棠革职驱逐的船政官员均重新起用，而以观念较开放的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闽浙总督。船政衙署头门前的石狮。船政厂区建设初期，主管全局的提调周开锡在福州南后街著名的惠安石匠世家蒋源成石铺订做了一对石狮，立于船政衙署头门前。“文化大革命”中，石狮被视为“四旧”，遭敲砸翻倒，从此不知下落。1986年5月文物工作者从铁路路基下挖掘寻获，经修复现陈列在船政轮机车间厂房门前。衙署头门两侧原有沈葆桢题写的楹联：“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此即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在头门之内，船政衙署的仪门两侧的楹联就是著名的“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笼罩在船政上空的阴霾一扫而空，拨云见日，在新落成的船政衙门前，沈葆桢满怀豪情地题下楹联：“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注释】(1)《左宗棠全集》15，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00页。(2)“湘楚军营制-行差告示”，载《近代史资料》，总第7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3)《左宗棠全集》10，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85页。(4)关于法国此次提出的合作建厂情况，见夏春涛译：“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载《近代史资料》，总第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5)夏春涛译：“日意格1864年关于中国内战的日记”。载《近代史资料》，总第9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1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7、10、11页。(11)现代流传很广的一副沈葆桢照片经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马幼垣先生辨识发现存在问题，本图这张沈氏画像才是沈葆桢的真容。相关考证见马幼垣：“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载于《九州学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夏季刊。(12)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关于沈葆桢与曾氏的矛盾，目前以庞百腾论说较详，见所著《沈葆桢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6-97页。(13)关于福建船政早期应该称为船政而不能称为船政局的观点见陈道章：《船政研究文集》，福建省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161页。(14)《左宗棠全集》3，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35页。(1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1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6页。(1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18)《左宗棠全集》3，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35页。(19)德克碑、日意格活动的日期、情况，见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1-63页。另，法国学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的论文“福州船政局的技术引进”对此也有述及，见《船政研究集粹》，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编印，第104-117页。(2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2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5页。(2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2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4页。有关吴棠与船政的矛盾，详细论说见[美]庞百腾，《沈葆桢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183页。横空出世——“万年清”级炮舰第一号轮船建造1867年11月7日，比洋员监督日意格晚到了一个月，从法国雇佣的第二批洋员抵达马尾。与上一批不一样的是，这次到来的洋员人数虽然只有四人，但都属于高级职员，其中尤以原法国罗什福尔船厂的工程师达士博（Trasbot）最为重要。这位法国人实际上是船政拥有的第一位真正的造船专家，也是船政第一位总工程师，对船政的早期设厂、造船均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1)船政洋员的办公场所达士博到任后立刻为营造第一号轮船开始忙碌，在厂区江边搭建起临时的板棚，将从法国带来的船政第一号轮船图纸按照1∶1比例放样绘制到地板上。达士博手把手向中国工人讲解，日意格则当起了法文翻译，不厌其烦地向中国工人说明安装方法，“分行布线，细如茧丝，凡船身所有斗榫衔接处莫不有图，各不相混，曲直、尺寸志以洋字，令中国木匠一一辨识，俾按图仿造，可以不烦言而解”(2)。由于当时第一号轮船的材料几乎都是在国外制造成型后运来中国的，因而达士博实际是在指导工人们如何组装。正在搭建肋骨的第一号轮船。从简陋的船台、板屋建筑，可以看到船政创始时的艰辛，体会其成功的来之不易。建造轮船所需的船台也很快开始搭建，工人们用原始的打桩方法，站在云梯上，数十人奋力拽动七百斤重的铁锤，将一根根长达6至10米的木桩慢慢砸入地里，夯实船台的地基，“星罗棋布，以固其基”。而后再在这块特别加固的地面上交叉叠放枕木，枕木间用长一米多、直径十厘米的铁钉钉连，架成一个前高五米余、后高半米余、长达76.8米的枕木船台，船台两侧另有巨木支撑。1868年元旦来临之前，12月30日船政第一座船台大功告成，其余三座相似的船台也陆续兴工。(3)冬天的马江之滨，数里之内都可以听到船政厂区传出来的打桩声，工人们喊着号子，拎动巨锤，夯实的不仅仅是船政的基础，也是近代中国迈向海洋的基础。1867年12月13日，第一艘从法国装载船政订购物资的帆船到达马尾。数百人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将火锯、钻铁机、劈铁机等一件件祖辈们完全没有见过的古怪家什，以及建造第一号轮船所需的铁片、铁条搬运就位。到了岁末，在香港等地订购的船材木料也开始运到，日意格、胡雪岩从上海、江浙等地招募的129名工匠、水手，也陆续到厂，万事俱备。1868年1月18日，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个永远值得中国人铭记的日子。这一天船政厂区旌旗猎猎，虽然时近岁末，马江之畔却还依稀是秋意怡人。船政大臣沈葆桢朝服冠带，偕同洋员监督日意格、船政总工程师达士博等一起祭告天后妈祖，用这一极为中国化的仪式开始了船政第一艘轮船的建造。而后，沈葆桢与船政提调周开锡、夏献纶等一起将第一号轮船的第一截龙骨捧上船政的第一座船台，“闻者皆欢声雷动，手舞足蹈，出自至情”。从创议开始，历经四年光阴，在一片空地上一无所有起家的船政正式开始了蒸汽舰船的建造。(4)晚于第一二批洋员，德克碑在法国料理完机器装运等事务后，于1868年4月11日带领最后一批外国雇员回到马尾，计洋员5人，工匠17人。(5)连同此前到达的两批，以及其他陆续报道者，共计45人，另有女眷8人，孩童4人，这批洋员工匠成了船政早期的技术骨干。（不久之后，德克碑对屈居于资历、专业知识不如自己的日意格之下表示不满，两名洋监督的关系出现危机，沈葆桢倾向于支持日意格，德克碑遂离职前往西北投入左宗棠营中，日意格另雇法国海军军官斯恭赛格E.D.Degonzac作为自己的技术副手）(6)进入暑期台风季节，福建沿海多大雨、风暴，6月19日，船政面临了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天晚上9点以后，西南风骤起，狂浪扑岸，正在营造第一号轮船的船台右侧前方，一块宽约130米、纵深30余米的江岸坍塌入江，形势岌岌可危。警讯传来，沈葆桢立刻亲率官员、夫役奔向江岸，在船台外围江岸赶钉入三层木桩加以保护，最终化险为夷，后来又将江岸全部改为石岸加固。(7)从船政至此的建设来看，无论是人祸天灾，可谓历经坎坷，如若不是掌事者有坚定的决心，很可能船政事业几次就会中道夭折。由于大量材料都是来自海外的现成品，第一号轮船的建造过程更类似于在外国技师指导下的装配学习过程，通过组装来熟练中国的工人。1869年2月7日，沈葆桢上奏清廷，报告第一号轮船的船身已经完工。在报告中沈葆桢用了大量细致的技术语言，对成果的来之不易做了说明。由于第一号轮船的结构是全木质，需要选用大量合适的木料作为船材，然而台湾的樟木产自深山，难以运出，总工程师达士博于是亲赴暹罗购买柚木。1868年10月11日第一艘运木船“华德西乐”从暹罗运到柚木五百余节。沈葆桢、日意格立刻组织第一号轮船船体施工，然而后续的运木船却迟迟不至，于是被迫前往厦门和香港的外国船厂商购木料，但是数量极为有限，“虽俱陆续到工，而撮壤涓流，随到随尽”(8)。这种捉襟见肘、左腾右挪的日子过了两个月后，12月4日后续的第二艘暹罗运木船“麻勒阿三丁”到达马尾，运来用作船肋骨的曲木270余节，方木190余根，以及用作船壳板的柚木板360余片，缓解了燃眉之急。紧接着，12月10日第三艘运木船“安密俐”也到达，运来的木料更多，计有曲木1220余节，方木220余根，柚木板190余片。至此船政的木料储备终于充盈，不仅第一号轮船完全足用，还有大量木料可用于后续船只的建造。(9)木料到齐后，利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船体终于完成，可以设想，如果木料供应及时，第一号轮船的建造速度必定会更快。沈葆桢的报告中还特别记载了一个施工细节，足见船政大臣对于造船的认真、关注程度。全船龙骨、肋骨搭建完毕，封船壳板时，由于尾部的肋骨非常弯曲，需要把船壳板也进行弯曲才能安装。洋员们在船台旁设立了一座特殊的筒形装置，将柚木船板放入筒中，封闭筒口，而后用锅炉向筒内供汽熏蒸船壳板，两个时辰后木板便柔韧如牛皮，“曲折随心”。(10)船壳板封钉即将完成的第一号轮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869年的春天，船政大臣沈葆桢竟然开始自学起了物理（当时称为格致、格物），科举出身，满腹圣人经典的传统官员开始对西方科学孜孜以求，不能不说是一种可喜的巨大转变，也可以看出沈葆桢任事的勤勉。操控如此近代化的工程项目，总理大臣自己如果能够拥有相应的基础知识，显然对于主持大局、监督洋员都有好处。在阅读船政所藏的相关书籍时，沈葆桢还上书总理衙门求助，见到如此好学的官员，总理衙门乐得助力，一下子寄来了五套新印的物理书《格物入门》。沈葆桢逐细攻读，认为“较之前人所辑奇器图说、近人所刊重学数等书，尤切实晓畅”，申请再下发五套，以便组织船政中国官员学习。(11)在船政学堂学生们传来的英文、法文朗朗读书声中，船政官员不是吟诗作赋、对月高歌，而是一起在刻苦攻读物理、高等数学，成了中国官场上的一道奇景。“万年清”即将下水时的照片，可以看到原本垫在船体下方的船台枕木已经被一根根木撑代替。此时的“万年清”船体已经完成，但是桅杆、烟囱等上层建筑还需在下水后装配。1869年的春节船政厂区在繁忙中度过，除了随机器运到而陆续兴建的厂房车间外，大家关注的焦点都聚集在第一号船台上那艘日益完整起来的轮船身上。从正月到四月上旬，“广招捻、钻各匠，捻灰、穿孔、塞罅、沤钉，铁匠打镶铁粱、铁胁、铁条等件”，将船体基本完成。四月至五月，一面制作安装桅杆、舵叶等件，一面在洋员的悉心指导下，将蒸汽机、锅炉安装进船体内，同时制造安装通风筒、螺旋桨等，第一号轮船的动力系统基本安装完毕。五月以后工匠们在已经竖立起的桅杆上搭建桅盘，在船头安装起锚绞盘，以及包裹船底的铜皮。至当年六月初夏季节，第一号轮船大功告成。(12)由这一系列过程可以得知，材料到位后船政第一号轮船的建造效率相当之高。6月10日，模样初具的第一号轮船旁人头攒动。先期一日，原本在第一号轮船身下的船台枕木被撤掉，代之以木楔，此刻船体低俯在木楔胎架上，两舷被十余根撑柱抵住，铜皮包裹的船底外厚厚地涂抹着猪油、牛油、肥皂，以便下水时能够顺利滑入江中。船政大臣沈葆桢率提调周开锡等船政官员祭祀了妈祖、江神、土神、船神后，中午时分，在洋员总监督日意格指挥下，工匠们依序撤除船舷外的木撑，抽出船底下剩余的木楔，天蓝色涂装的第一号轮船乘势划向江面……“一瞬之间离岸数十丈，船上人乘势下碇，抛泊江心，万斛艨艟，自陆入水，微波不溅，江安无声，中外欢呼，诧为神助。”(13)船政大臣沈葆桢亲自为第一号轮船命名，称为“万年清”，英文译名Wan Nien Ch’ing，其中寄寓着无限深意。此时，船政厂区内，举目还大都是低矮的临时板棚，就在这样艰苦、简陋的条件中，中外努力造成的第一号轮船问世了。“万年清”“万年清”属于船政五年造船计划中的150马力大轮船，船型上大致可以归纳入炮舰一类。关于“万年清”军舰设计的来由，从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中只能模糊地得到在法国设计这一大致印象，2006年根据中国海军史研究会庄彦先生的发现，“万年清”军舰的设计母型很有可能是法国的La Motte-Picquet级炮舰。La Motte-Picquet级炮舰是法国开工于1858-1859年间的一级蒸汽军舰，同级共建造了Coetlogon、La Motte-Picquet、Lutin、Lynx、Tancrède等共5艘，军舰排水量687吨，舰长54.55米、宽8.52米、吃水3.22米，装备一台蒸汽机，功率虚数150马力，实数570马力，航速7.9节。(14)这级军舰船型上很类似风帆时代著名的快速船——飞剪船，外形修长优美。“万年清”的外观与La Motte-Picquet几乎一模一样，但又并不是单纯的按样仿造，“万年清”在尺寸、吨位上都进行了扩大。这一点就是为了满足左宗棠提出的兵商两用目的，在原本炮舰的设计上增加货舱，以便同时具备炮舰和货船双重身份。“万年清”军舰的母型，法国炮舰La Motte-Picquet。“万年清”舰的排水量达到1450吨，几乎是母型的一倍，舰体水线长68.02米，全长76.16米（不含舰首的斜桅），也大于母型。但是“万年清”的舰宽8.9米，与母型相近，舰宽不动、加大了长度，使得“万年清”外观上看起来更为修长。吃水方面，“万年清”重载时舰首吃水4.03米、舰尾吃水4.64米。这样的吃水当时在国外并不算很深，但中国沿海港口大都没有过机械疏浚，水深较浅，“万年清”4米多的吃水对于很多港口而言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这一点也成为后来“万年清”遭受诟病的原因之一。(15)根据左宗棠最初的计划，第一号轮船“万年清”的蒸汽机和锅炉以及配套机械都来自海外，由日意格、德克碑采购而回。由于运输途中在海上航行旷日持久，运到之后搬运又耗费了40余天时间，机器长期封闭在船舱内，受海汽熏蒸生锈，经过拆卸刮修后才安装上舰。(16)“万年清”的动力系统由一座蒸汽机和两座锅炉配合组成，采用单轴单桨推进形式。蒸汽机的样式是英国制造的立式二汽缸往复式，高3.84米，基座宽2.88米，长3.2米，(17)功率虚数150马力，实数600马力，(18)与母型La Motte-Picquet级军舰装备的蒸汽机功率相近。从这个参数看，船政五年计划中要求的轮船功率，显然指的是虚数马力。虚马力、实马力（虚马力又称号马力）这两个名词在现代早已不再使用，以致某些现代人想当然地把虚马力说成是号称功率、虚假功率等等。实际虚马力和实马力是两个按照不同计算标准进行测算的数据，属于两种计量单位。18世纪，英国科学家瓦特以煤矿上马的起重力为标准，为蒸汽的功率制定了单位，即马力，一马力具体就是一匹马1分钟起重3300磅的重物至一英尺的力量。为了测定蒸汽机的功率，瓦特以蒸汽机汽缸压力为7磅/平方英寸为定数，再结合活塞面积、活塞每分钟运行的距离等参数，套用一个专门的公式来求出蒸汽机功率。虽然后世随着蒸汽机不断进步，汽鼓压力早已不止这个数字，但是瓦特当年测定的7磅/平方英寸作为定数，在19世纪仍然广泛使用，计算时不按蒸汽机实际的汽缸压力，而根据瓦特定下的数据套入公式计算出的功率就是虚马力。实马力则是计算公式不变，但其中的汽鼓压力数值不按瓦特当年定的7磅/平方英寸数值，而根据蒸汽机汽鼓实际压力算出的功率参数。由于后代蒸汽机的汽缸压力基本都大于瓦特时代，所以一般实马力的数字都比虚马力大。(19)为“万年清”舰配用立式蒸汽机可谓兼有优弊，优点是，立式蒸汽机较为节省平面空间，对于需要在舰内留出大量空间布置货舱的商用目的较有价值；缺点是立式蒸汽机当时主要是商船使用，安装在舰体内对安装位置的高度要求大，势必造成军舰干舷加高，随之而来的就是舷侧战时被弹面积大，中弹概率也高，在炮舰这一用途上存在不小的弊端。左宗棠创想的兵商两立思想不能不说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也终究只是个愿望，落实到军舰设计上，是必然要有所侧重的，从舰体加大、采用立式蒸汽机这些特征来看，商船在“万年清”的设计中所占的比重显得较大。19世纪80年代法国舰船使用的一型立式二汽缸蒸汽机的图纸。与蒸汽机配套的两台锅炉同样是购自海外，属于方形燃煤锅炉（Rectangular Boiler），俗称箱形锅炉。(20)这种锅炉在19世纪中期左右的蒸汽舰船上广泛使用，英国海军早期的“勇士”号等著名蒸汽军舰都是使用的这种样式的锅炉。方形锅炉实际上是一种低压锅炉，旧称小抵力锅炉，“万年清”的两台方形锅炉工作压力2.75个大气压。(21)因为军舰宽度较窄，两台锅炉锅炉采取的是炉门分别朝向军舰首尾的背靠背安装样式，而非大型军舰上炉门分别朝向军舰左右舷的布置。朝向军舰前方的锅炉高3.39米，宽5米，纵深3.16米，有五个炉门，朝向军舰后的锅炉只有四个炉门，高、纵深和前方的锅炉一样，宽度则只有4米，(22)两台背靠在一起的锅炉共用一个大燃膛。为方便燃煤就近补给，又在两座锅炉的炉门前方各安排了一处煤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陈列展出的“万年清”军舰模型，由笔者考证监制，李民先生制作。根据后来航试时测得的数据，“万年清”在全速时螺旋桨每小时转动约4680转，逆风逆潮时航速10节左右，乘风乘潮时航速14节左右，取风平浪静时的速度，“万年清”的航速为12节，西方资料上出现的10节航速记载，可能属于设计航速。(23)由此可以看到，“万年清”的航速大大超过母型La Motte-Picquet级的7.9节。“万年清”军舰从外观上看很大程度还保留着风帆军舰的特点，船首装有斜桅，主甲板上分布着三根略微向后倾斜的主桅（其中前桅带有横桁，中、后桅只有斜桁），必要时可以挂起风帆航行。“万年清”的露天甲板上建筑非常简单，中桅前方是机舱棚和烟囱、风筒，对应的锅炉、蒸汽机就在其下方的舰体内，烟囱之前不远是全舰的指挥中心——横跨两舷飞桥，上面装有标准罗经，两翼安装航行灯，飞桥之下是一间木制的操舵室，并没有后来军舰上必备的装甲司令塔。作为那个时代军舰的通例，除了操舵室里的主液压舵轮外，“万年清”后桅之前还有一套备用的人力舵轮，因为军舰吨位较小，推测配备的是双联舵轮。在烟囱、飞桥建筑的前后，甲板上可以看到分布着两组巨大的货舱盖，货舱容量为260吨。(24)机舱、货舱几乎占据了“万年清”舰内三分之二的空间，在剩余的舰首甲板下是锚链舱、厕所、水兵舱等舱室，舰尾剩余的空间则全部是军官生活区。日本第一艘自造近代化军舰“清辉”号的模型，可以看到外形与“万年清”十分相似。作为一艘炮舰，“万年清”自然装备了武力。从侧舷看，“万年清”军舰每舷开有五个炮门，理论上最多可以安装十门火炮，根据后来的记述，“万年清”下水初期只布置了六门火炮。关于火炮的型号记载比较混乱，有前膛、后膛以及六门炮并非同一型号等多种说法。(25)由于炮门非常狭窄，火炮的射界调整余地很小。“万年清”外观的重要特征还包括它的涂装。从现存的舆图分析，当时使用的是非常漂亮的法式涂装。舰体全部涂刷成天蓝色，由于船体是木制，为了让水下部分耐腐蚀，水线下的船体用铜皮包裹，因而水线下的颜色是铜色。这种优美的涂装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犹如突然而降的天马一般，令人不禁赞叹。虽然“万年清”是一艘军舰，但是修长的舰体、华丽的涂装，使这条船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十分美观。与中国的福建船政类似，当时东瀛岛国日本发展自己的舰船建造工业同样也是在法国技术的支持下。在“万年清”问世多年之后，1876年6月21日，日本横须贺造船所下水了一艘与“万年清”非常相像的军舰——炮舰“清辉”。这艘也是在法国工程师指导下完成的军舰，排水量897吨、长63.1米、宽9.1米、吃水3.9米，装备一台蒸汽机，单轴推进，功率443马力，航速9.6节。(26)可以看到“清辉”舰长不及“万年清”，宽度却大于“万年清”，长宽比上显然不如“万年清”更适宜快速航行。此外，“清辉”的主机功率不及“万年清”，航速也低。与这艘比“万年清”迟到了几乎六年的军舰相比，就能看到船政建船最初的技术起点，在这一刻，中日两国的近代蒸汽舰船建造水平处在同一道起跑线上。北调南差“万年清”舰下水后停泊在船政附近的江边，进行舾装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考虑到“新船如生马，非衔辔均调不相习”，非常有远见地决定预先为“万年清”选配官兵，在舾装阶段就上舰训练，熟悉军舰，而后由近渐远，逐渐练习驶出大洋。(27)38岁的副将衔补用游击题补澎湖右营都司贝锦泉受命出任“万年清”轮船管驾。贝锦泉，字敏修，浙江宁波人，是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早年家境贫寒，经乡人介绍上葡萄牙商船当水手，由此迈入了近代航海知识的门槛，后因病返乡，靠摆渡为生。当时，中国沿海海盗横行，宁波地方政府和士绅花钱购买了一艘改装的蒸汽明轮炮舰“宝顺”号，聘贝锦泉为管带，北上南下击灭了大量海盗船，由此声名赫赫。左宗棠督抚闽浙后，受左的亲信幕僚胡雪岩推荐，贝锦泉进入闽浙总督帐下，出任福建购买的“华福宝”小轮船管带，是当时闽浙乃至中国难得的军舰指挥人才。左宗棠将他留用给沈葆桢，沈葆桢将其委任为“万年清”管带，可谓知人善任。极有特色的是，“万年清”舰的第一批官弁水手，除了3名军乐队的成员是江苏人之外，其余包括大副沈仁发、二副孙晓云、三副屠才友在内的94人无一例外都是浙江宁波人。(28)宁波是二次鸦片战争中常捷军的诞生地，同时宁波沿海渔户众多，“宝顺”轮船击灭海盗，以及宁波官商招安的中国海盗舰队击败盘踞宁波的葡萄牙海盗，都是闻名一时的例子，(29)宁波出好水手，也就成了时人的共识。如同北洋海军的船配用荣成、蓬莱水手一般，船政的军舰上配用宁波籍的水手，几乎成了一种传统。美术作品，在马江上航行的“万年清”。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1869年9月初，“万年清”的舾装工作完成，日意格与达士博等带领西方技术人员对蒸汽机进行试机、调校，一切情况良好。9月18日，在船政官员黄维煊会同下，贝锦泉指挥他的老乡们升火起锚，“万年清”驶离船政江边，沿闽安、琯头、壶江一线，在马江中进行首次试航。9月25日傍晚，沈葆桢由日意格等陪同亲自登上“万年清”，船政大臣首次体验乘坐国造蒸汽军舰的感受。26日凌晨，“万年清”顶风逆潮驶出马江，进入了浩瀚的大海洋面。当时东北风大作，浪潮极大，沈葆桢异常激动地记下这从未见过的壮丽景观，“星月在天，一望无际，银涛万迭，起落如山”。船政大臣在海浪颠簸中逐渐感到有些眩晕，体力不支，但是欣喜地看到“万年清”上的水手“皆动合自然”。经过航海、测速、试炮等多项检验，“万年清”试航成功。(30)如同船政初创时的缔造艰难一样，试航期间曾出现过一丝不和谐的插曲。日意格在聘用船政总工程师达士博时，对其到中国后的职务多加许诺，称监督中若有一人离开，就由他接替职位。随着船政副监督德克碑离职，达士博满心以为自己将接替副监督的职位，然而愿望落空，使得达士博与日意格的关系发生问题。9月18日“万年清”第一次航试时，达士博出于慎重，建议用洋员领航，沈葆桢为了历练中国自己的航海人才，则坚持必须完全用中国人，为此达士博拒绝参加试航。当决定“万年清”展轮北上接受国家检阅时，达士博仍然拒绝合作。沈葆桢于是快刀斩乱麻，将这一不受自己节制的高级洋员开除。达士博依据和日意格签订的合同，认为这样解雇他违反了合同条款，向福州的法国领事提起诉讼，状告签约人日意格。日意格败诉，赔偿达士博损失22000两（183663法郎），赔款后来由船政经费中支出。(31)德克碑、达士博等高级洋员，接连与日意格发生矛盾，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日意格本人当时在洋员中的人缘关系可能不佳。“万年清”北上受阅未受这一事件干扰，10月1日，沈葆桢上奏清廷，称已派船政提调（提调即提举调度，清代新设机构中处理具体事务的高级官员）吴大廷督率“万年清”于当天启航北上天津作成果汇报，请清廷派大员检验。随这份奏折，沈葆桢还附带了一套船政绘制的“万年清”船体、蒸汽机、锅炉图纸。奏折中沈葆桢始终没有用自己拟定的“万年清”舰名，而是使用“第一号轮船”的称谓，并请清廷“宠赐嘉名”，足以体现其为官任事的谨慎风格。(32)1869年10月25日，商船云集的天津大沽口驶进了一艘特殊的轮船，引起在此停泊的各国船只的注目，天蓝色的船身，飘扬着红底金龙三角牙旗，犹如一匹横空出世的天马，中国自己的蒸汽军舰“万年清”在这一片惊叹声中缓缓进入海口，驻泊在紫竹林津海关前。“华夷观者如堵，诧为未有之奇”。清政府随后选派三口通商大臣（这一职务后来演变为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崇厚检验第一号轮船，同时对于军舰的命名加以认可，正式谕令使用“万年清”之名。而沈葆桢奏折附件呈送的军舰图纸，引起了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的兴趣，“留中备览”(33)。沈葆桢向清廷奏报时附呈的“万年清”舆图，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崇厚，完颜氏，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与那些依靠血缘、家世迈入官场的八旗子弟不同，崇厚经历十年寒窗考中举人，而且思想开放，是当时官场上著名的洋务人物，在天津创办了著名的天津机器局，1870年出使法国时还亲身经历了巴黎公社起义。清廷选择这样一位开明人物验收“万年清”，无疑是船政能够期待的最好境遇。11月5日，崇厚带同天津镇总兵陈济清以及直隶的洋务官员和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一并登上“万年清”，准备乘坐出海试航。但是由于连日西北风大作，天津内河水浅，吃水较深的“万年清”行驶极为艰难，“节节阻滞”，直到11月7日大潮，“万年清”乘潮而行，于傍晚时分抵达大沽，第二天清晨驶出大沽口。虽然在天津内河这段航程异常艰难，但是进入大海的“万年清”如鱼得水，据崇厚奏报，“该船在大海之中冲风破浪，船身牢固，轮机坚稳，舵工、炮手在事人等驾驶、演放均极操纵合宜，动作娴熟”，“今闽省沈葆桢悉心讲求一切轮机器具，教习驾驶，实能集外国之所长，得其窍妙，从此精益求精，续造大小各号轮船，自必更臻妥善，以之靖宇宙而宏远模，洵属无疆之利。”(34)崇厚显然对自造轮船动了感情，一面自赠了小刀、丝绸等物品奖励贝锦泉等管带官员，一面要求他们返航时将海上所见所闻记录成书，刊印发放给南北洋各处，以资学习。(35)清代表现福建沿海情势的绘图，图中标注为“万年清”的军舰外观上与真正的“万年清”毫无相似之处，显然是绘者根据臆测的创作。得到清政府大加赞赏肯定的“万年清”于1869年12月2日离天津返航，1870年1月8日抵达马尾，这次全由中国官兵驾驶的北上活动圆满结束。看到“万年清”漂亮的身影顺利回到马江之畔，船政“人人额庆”(36)。此后不久，“万年清”首次执行了与其军舰身份相符的使命，率领拨入船政的闽省外购军舰“长胜”、“华福宝”开赴浙江洋面，痛剿海盗，颇为奏效。率领小舰队在宁波、温州一带洋面航行的“万年清”，炮击海盗，绥靖海面，八面威风。(37)根据当初左宗棠的设计，船政造出的舰船并没有专项的维持经费，船舶的维护、舰上人员薪饷都要依靠去装载商货来赚钱维持。当“万年清”已经造成之刻，左宗棠这一创想被发现实际是无从操作的，船政不可能花费专门的精力去招商揽活，而用这么一艘船去参与商运竞争，与那些成规模的外国船运公司相比，显得势单力薄。即使获利，而要用此维持一艘事实上的军舰，也极为艰难。然而船政的经费开支早在左宗棠在任时就已限定，沈葆桢只能另辟蹊径，与此时的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卞宝第协商从福建省的财政收入中筹措，百方设法，最后决定从鸦片税中提取，作为养船经费。(38)依靠这笔收入维持，“万年清”以及船政后续建造的几艘军舰，都留归船政差遣，沈葆桢还上奏将这些舰船编练成舰队加以训练，由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兼任船政轮船统领，即船政舰队统领。(39)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自造舰只的日益增多，仅靠鸦片税也以无法维持军舰的日常费用，一项颇具特色的轮船调拨制度应时而生。为解船政养船经费无着的燃眉之急，1871年首开将“湄云”舰调拨浙江的先例后，清政府下旨谕示各沿海省份拨用船政建造的舰只，“与其借资外洋，徒增耗费，曷若拨用闽厂船只，既可省就地购买之费，兼可节省闽局薪粮之需，且不致以有用之船置之无用之地”(40)。按照清政府的这项独特的制度，各沿海省份根据自己的需要提出拨船申请，所拨船只主要用于该省的通商口岸公务，执行口岸的防御、通信、运输等任务，实际上这些船只成了各口岸的公务军舰。调拨时各省不用花费一分钱，只要承担这些军舰调拨后的养船经费即可，但是各省拥有的只是这些船只的暂时使用权，一旦海疆有事，船政可以将这些船只全数召回，编入船政舰队统一使用。由于南洋已经有江南制造局建造的船只可使用，所以事实上从船政调拨船只的主要是直隶、山东、两广。清廷的政策下达后，各省很快遵照执行，船政造成的军舰陆续被认领。山东巡抚丁宝桢看中了船政的第五号轮船“安澜”，但是两广总督瑞麟抢先一步，已经将“安澜”认走，船政答应将正在建造的第八号轮船“飞云”留给山东，此前先将“万年清”调往山东听用。当时各省督抚都瞄准了船政的新造轮船，惟新船而争之，对第一号轮船“万年清”，丁宝桢想当然地认为太旧，宁可多等两个月，也要新船，于是“万年清”依旧留在船政使用。(41)1874年日本入侵中国台湾，挑起台湾事件，船政大臣沈葆桢受命率船政舰队渡海抗衡，往来于海峡两岸以及福州与直隶间的航路上就有“万年清”奔走的身影，不过“万年清”所扮演的只是运输、通报舰角色。1876年初，新任船政大臣丁日昌组织了一次规模浩大的船政军舰演习，原先派往各处的船政造轮船均调回参演。经过考核，“万年清”舰在枪炮、帆缆科目上名列前茅。(42)仿佛是与山东有缘分一般，原由山东调拨驻防烟台的船政军舰“飞云”南下参演后，又顺道进厂大修维护。经丁日昌与时任山东巡抚周恒祺协商，为补山东海防空缺，“万年清”被调往山东烟台替代使用，烟台山下、芝罘岛旁出现了“万年清”的身影。当年末“万年清”完成任务后仍回到船政，此后作为船政舰队的一员，一直投用于台澎巡防、运输、联络。(43)星陨吴淞1881年11月9日，时任船政大臣黎兆棠上奏报告船政第二十四号军舰，铁胁木壳巡洋舰“开济”号开工。非常巧合的是，在报告船政的技术再次飞跃时，同时提交了一份对船政元老“万年清”的改造方案。与当初全由法国人设计不同，此时的船政无论是舰船设计，还是施工指导，已经完全由中国人担当。留学回国的工程师们决定将“万年清”炮舰加商船的船型，改制成练习舰加商船。具体的方案是在“万年清”开阔的舱面上添加一个长12.96米、宽5.44米、高2.5米的客舱，里面左右各分十个房间，用作居住。将“万年清”原来设在船头、船尾的水兵、军官生活区大范围改造，变成货舱，增加210余吨的载货量。另外将“万年清”的蒸汽机、锅炉全部拆出，更换为船政自行建造的新式复合蒸汽机和两座圆式高压锅炉。其他如水线下的铜皮、桅杆上的桅盘、船体的所有捻缝、铜钉铁栓全部更换。(44)改头换面后的“万年清”被拨用于台湾澎湖防务，往来大陆台湾之间载运物资人员，递送信函。中法战争时，“万年清”停泊在台湾淡水，法军入侵淡水期间，“万年清”因为停泊在内港，法舰未能深入，而侥幸躲过了一劫难。1885年底，下水已达16年之久的“万年清”因为在台湾沪尾遭遇飓风，船体多处损坏而返回船政维修，1886年3月修理完毕重新返回台湾。(45)谁也未能想到的是，“万年清”这一走，竟然是与出生地的永别。1887年1月18日，“万年清”载运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公文、军饷，经过上海时锚泊在吴淞口外铜沙灯塔船东南约八英里处的锚地，等待次日乘潮进入黄浦江。19日清晨6时10分，江面大雾弥漫，正当“万年清”的管带下令起锚时，一些水手突然听到浓雾远处有隆隆的轮机声传来，“万年清”鸣响雾笛提醒来船。未能料想的是，一艘飘扬着米字旗的轮船突然出现在“万年清”面前。虽然来船已经在试图规避，但相距实在过近，而且来船航速过快，船头猛烈撞上了“万年清”的右舷，“万年清”木制的船体无法抵御这样的撞击，立刻进水下沉。15分钟后，福建船政第一号轮船没入水中。由于事发突然，处于停泊状态的“万年清”根本无法躲避，船只沉没后，“万年清”上放下的舢板抢救了一些人，闯了大祸的英国大英轮船公司的“尼泊尔”轮也急忙施放舢板救人。然而“万年清”下沉速度过快，先后共只救起181人，其余114人不幸身亡。随船而亡的基本都是在露天甲板下的人员，现场只捞获6具遗体，至于搭载的军饷、公文，都淹没殆尽。(46)得悉噩耗，江海关道龚照瑗急忙赶到现场料理，一面安顿救起的人员，一面带领外国潜水员设法打捞尸体和饷银，同时向上司李鸿章以及台湾巡抚刘铭传通报。经李鸿章转禀，总理衙门也获悉了这件重大海事事故，异乎寻常地作出严肃处理的指示。经江海关道龚照瑗会同上海县令办理，由当时在“万年清”上经历了撞船事件的生还者台湾道台张鸿禄作为证人，聘请上海知名的洋律师担文，和英国轮船公司打起了诉讼官司。(47)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撞击“万年清”的“尼泊尔”轮船属于英国大英轮船公司，中国史料中称其为“英国来申公司轮船”，即到上海来的英国商船，现代一些著作中却把“来申”误作“京申”，以为是英国公司的名称，称“万年清”是被英国京申轮船公司的船撞沉了，引起一段讹传。《点石斋画报》登载的“万年清”案中国胜诉的报道。上海是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根据一、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开放条约，对于涉及缔约外国的诉讼、案件，上海县令无权受理，只能由领事裁判管辖。这起针对英国轮船的诉讼案件，由设在上海的英国审判机构大英按察使司衙门（The Supreme Court for China andJapan，H.B.M.）受理。海难中撞沉的是中国官方的舰只，而且死难人数巨大，受到上海各界乃至全国的关注。1887年2月2日，“万年清”案开庭，中英双方律师首先进行法庭辩论，英国法官宣布将于2月17日正式审判，江海关道龚照瑗担任陪审员。关于当日的法庭辩论情况，北洋大臣李鸿章得到汇报后曾用简洁的语言向总理衙门汇报，“‘万年清’船案，两造律师初十在英按察公堂辩驳，担文理直”。扼要的“理直”二字，透露出的是无限的自信。经过几轮审判，1887年3月21日，大英按察使司衙门作出宣判，“‘你泊而’轮于迷雾中航速达16节，船舵忽左忽右，漫无一定，错在‘你泊而’，‘万年清’轮放汽笛，拉号灯及停泊在锚地范围内，均与航海定例相符，事实一无错处，‘你泊而’应承担赔偿损失的全部责任。”是为近代中国第一桩胜诉的对外海事诉讼。(48)判决宣布，沪上震动，华界纷纷奔走相告，当时上海《点石斋画报》对这一事件特别予以图绘报道。新闻标题是虽然简洁，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的“‘万年清’胜”四个字。画面上中西人等围在大英按察使司衙门前观看宣判告示，在这副图画报道上还有一篇文字评论。“去腊二十六日，我‘万年清’船为‘你包而’公司船撞沉，势不得不入讼，之而竟得直。沪上诸日报论之详且尽，无俟仆赘言，然试思所以能胜之者，未尝无故也。从前中国积弱久，欧西人协以谋我，故难间，近则自强之机日起而有功，而西人以争利故各国猜忌，不似从前之见好，事异而势殊，故得所藉手以告成功，若事在十年之前，恐未必如此之大公无我也……”(49)“万年清”当可瞑目安息。后　记福建船政创制的第一号轮船，如果异处于西方，可能会被永久保留，以作为其工业成就的纪念碑。然而在“万年清”不幸沉没后，近代中国战乱纷纷，很少有人会来关心一条逝去的古船。久而久之，其外观形象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谜。2004年，即“万年清”问世135年之际，笔者为复制设计“定远”号纪念舰，与海军史研究者方禾先生一起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找相关史料，不经意间，在一档编印的一本画册上发现有张特殊的图片。图中是一条三桅、单烟囱、蓝色船体的轮船，图的右上方竖题有中文“第一号轮船”字样，编录者显然并不知道图中的船是谁，在注解中只是依样写上第一号轮船几个字而已。联系到中国近代史上称为第一号轮船的仅有江南与船政的两艘，而与图中的形象相符的，最可能的便是“万年清”。经过一番努力，终于破例得到了直接查看舆图原件的机会。工作人员用小车推出一件精装的木匣，木匣表面装饰的宋锦虽然已经陈旧，还能让人想像全新时华丽的景象，打开锁扣，装裱在绫缎上的第一号轮船总布置图、锅炉图、蒸汽机图赫然呈现，一个多世纪过去，画色依旧鲜艳亮丽，线条笔触清晰明朗，恍若还能依稀看见当年工程师们制图的景象。对于判定图纸身份直观重要的档案很快发现，木匣中就带着沈葆桢为第一号轮船北上赴津候验撰写的奏折，由此确定这套图就是当年送入宫中的“万年清”图纸。2006年，笔者受托按照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设计监制一艘“万年清”军舰模型，相别遥远的“万年清”，就这样在现代再生了。这艘命运坎坷，但却承载着巨大荣耀的军舰注定不会被岁月的长河湮没，与“万年清”的舆图发现相隔约两年，2006年，对中国近代的船政历史充满兴趣的法国友人魏延年先生将一批19世纪的福州老照片带到了马尾，其中几张分别表现船政轮船搭建肋骨、封船壳板、下水的系列照片格外引人注目，拍摄者极有可能就是船政监督日意格。经过辨识，照片上的船就是当年的“万年清”，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竟然就此被永久定格留存。福建船政“万年清”军舰技术考证(50)“万年清　”历史概述“万年清”号军舰，是福建船政历史上建造的第一艘蒸汽化军舰，由船政洋员法国人达士博监造，1868年1月18日开工(51)，次年6月10日下水(52)，9月25日进行最后一次航试(53)。1869年10月1日在船政提调吴大廷统率下北驶天津接受检验，最终经清政府委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检查后，上奏宣布正式竣工。(54)作为洋务自强时代国产自造舰船的最初尝试，“万年清”尽管在开工时间上略晚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建造的“恬吉”号，但是“恬吉”军舰动力方式采用的是旧式明轮船型，福建船政的首制舰“万年清”选择的是较之先进的暗轮式样，即螺旋桨在船尾水下，且舰船的规模尺度也大于“恬吉”。就舰船建造技术而言，二者在中国造船工业史上具有同样的开荒辟莽的里程碑式地位。宣布竣工后的“万年清”舰先是于1876年被调拨往山东听用，在东省海面担负巡缉的任务，(55)旋又调返船政，参加船政舰队在基隆、澎湖、厦门等地的台澎海面巡防活动。(56)1881年，以“万年清”舰龄已老，且船型经实用检验并不适合作为军舰为由，经船政留学生着手在主甲板上加盖舱房、舰内拓展货舱，并更换新式复合蒸汽机，改造为商船，(57)用于南北洋之间的运货兼作学生练习所用。在中国的海防前线服务了近20年后，1886年1月20日“万年清”在吴淞口外铜沙洋面与英国商船发生碰撞事故，“万年清”不幸沉没。此后围绕之发生的国际海事诉讼，成为近代中国难得胜诉的国际诉讼案例(58)。“万年清”外观特征的确认对于传统历史研究而言，更为看重的是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关于历史军舰的研究也通常大都注意与之相关的事件、人物，因而百年来对于“万年清”军舰的外观造型特征的判断则鲜有人涉及。而由于时隔久远，“万年清”军舰留下的直观形象资料可谓少之又少，一直以来广为流传的一份“万年清”军舰的图片资料出自于台湾的“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http://www.yaox.com/cwm/index.html）。然而图中的军舰只有一根桅杆，与史料中“万年清”装有3根桅杆的记载不符，而且船型完全是一艘欧式的帆船，并无作为蒸汽轮船的重要外观特征——烟囱、通风筒，同时该网站未给出这件图片的来源出处，因而可信度更令人质疑。台湾“中国军舰博物馆”网站公布的“万年清”图片2004年末笔者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意外在由一档编辑的名为《御笔诏令说清史》(59)的图书中发现一副尺寸较小的舰船图片。从绘图的技法看属于近代的旧物，图中的船只为三桅蒸汽暗轮船形象，船体上明显可以看到绘有烟囱，而且图上边缘处题有“第一号轮船图”字样。原书对该图的注解只是简单写为“第一号轮船图”，联系到中国近代史上可以称为第一号轮船的自造船只有“恬吉”、“万年清”两艘，但“恬吉”属于明轮船，与图中的船只外型不符，因而最大的可能性即是福建船政的第一号轮船“万年清”。通过直接提档查阅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该图原件，(60)发现随图还附有一份沈葆桢题写的奏片，完全确定了该图就是1869年10月1日沈葆桢上奏清廷“第一号轮船试演渐熟专员监驶入津候派验”折(61)中提到的“呈送军机处以备御览”的“万年清”图纸。这幅最迟绘制于1869年的船政轮船图纸，给今人提供了至为重要的船政轮船的外观形象特征。从图中看，“万年清”的船型线型优美，虽然船体中部的烟囱表示军舰已经采用了蒸汽动力，但是外观上很大程度还保留着帆船的特征，军舰舰首有一根两截拼合的斜桅，主甲板上分别矗立三根桅杆，其中前桅装有三根横桁，可以张挂方帆，中桅和后桅则只有斜桁，挂三角帆，在后桅的底部有一根使风杆，单纯以风帆动力航行时，可以横向转动使风杆，驱动后桅斜桁与使风杆之间张挂的风帆来调整船的航向。“万年清”船体上还有的几处特征分别为：一、军舰舷侧的舷墙上每侧开有四个炮门和一个登舰口，表示最多可以在舷侧炮位上安装八门火炮。二、舰体的涂色采用的是19世纪中期法国海军通行的办法，水线以上的船体刷蓝色，间涂以金色线条作为装饰，整体感觉非常华丽，同时也直接说明了船政建厂早期在技术乃至造船风格方面受到的法国影响。由于“万年清”是全木质船体，按照当时通行的建造工艺，为增强船底的耐腐蚀性，水线下的船体都包裹铜皮，因而对应到舆图上水线下的颜色呈现为铜色。三、为便于水手攀爬上桅杆和横桁进行帆缆操作，前、中、后桅杆的左右两侧都绑结有绳梯，均为四纵道样式，同时绳梯还是加强桅杆结构强度的侧支索。由于三根桅杆采用的风帆不一，中、后桅的绳梯向上只连接到主桅和上桅衔接部，前桅因为上桅顶端还有张挂风帆的横桁，绳梯向上则一直连接到最上端的横桁底部。三根桅杆绳梯的根部连接位置和西式帆船的方法相同，即连接到舷外侧的木制托板上，根部另装有三眼滑轮，以方便调节绳梯的松紧度。四、从舆图看，“万年清”的舰首和舰尾均装饰有仿西式的雕塑，可以认为是船政早期军舰的一种共有特征。五、“万年清”在前桅和中桅之间有驾驶台与烟囱两个重要的舱面建筑。驾驶室的形式明显为木质，顶部有露天的罗经舰桥。紧连在驾驶室后方的烟囱为防止应力影响，采用的是略向后倾斜的安装样式，烟囱四边各有一根铁链支索牵拉，用以加强结构强度。六、“万年清”的中桅和后桅附近的两舷外各有吊艇杆，每舷各悬挂两艘舢板。另外在舰尾还设有一套吊艇杆，悬挂一艘舢板。七、舆图上还展示了船政军舰独特的旗帜制度。由于军舰没有尾部旗杆，因而按照西方海军的规范将国旗悬挂在后桅斜桁桁端。然而出现在图中的国旗是一面红底金龙三角牙旗，形制极为特殊。联系到当时清政府尚未制定统一的黄底青龙三角旗国旗规范，可以认为这种红底金龙旗也是早期船政军舰上广泛悬挂的样式。除了国旗之外，“万年清”舆图上还有一面更为特殊的旗帜，即悬挂在中桅顶端的长旒旗。长旒旗是典型的欧洲海军旗帜，主要用于代满旗或表示旗舰身份。出现在“万年清”图上的这面长旒旗从上至下由红、黄、蓝三色构成，是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中国海军采用长旒旗的直观证据，应当是由福建船政仿照西式自行制定的设计，也是船政军舰上的一大特点。如此多的欧式设计萃集在船政首制的军舰上，毋庸置疑当时肯定参考了西方军舰的设计。根据西方设计舰船的成例，通常新军舰总会有设计母型，而船政开办之初即引入了大量法国技术，“万年清”的设计母型最有可能的就是法国军舰。经过查找比对，在“万年清”开工十余年前，法国确实建造过一型和之后的“万年清”外形惊人相似的军舰——La Motte-Picquet级。La Motte-Picquet是法国1858-1859年间开工的一型炮舰的名称，同级军舰共有Coetlogon、La Motte-Picquet、Lutin、Lynx、Tancr ède等5艘，其中La Motte-Picquet的服役时间最久，一直在法国海军中服务到1881年。这型军舰排水量只有672吨，远小于“万年清”的1450吨(62)，船长也仅有54.55米（水线长），动力系统为一台蒸汽机，单轴推进，功率150马力，航速7.9-11.25节，火炮武备最初时仅为两门160毫米口径炮，后来逐渐更改为四门140毫米口径炮。对照La Motte-Picquet和“万年清”的外观，不难发现“万年清”实际就是模仿了La Motte-Picquet的船型，而对比La Motte-Picquet的性能参数，又很容易发现“万年清”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将La Motte-Picquet的设计加以放大而成。之所以出现将法国现成军舰船式放大的情况，与左宗棠在船政设厂之处提出的“……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63)的兵商两立思想有绝大关系。众所周知，军舰的设计一切以满足作战的需求为上，尤其是蒸汽时代的军舰，庞大的锅炉、蒸汽机设施乃至煤舱都会占据舰内大量空间，在此基础上连水手们的住宿空间都很难保证，更无从装货漕运，而且军舰的剩余浮力也不允许再添加大量的货物。为了满足和平时期漕运的需要，就必然得在军舰上增设货舱、增加军舰的储备浮力，也就造成了军舰尺度加大，吃水加深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一种特殊而无奈的举动。“万年清”军舰尺度的确认掌握军舰外观特征后，考证一艘军舰的技术状况还需要判定准确的主尺度资料。关于“万年清”军舰的主尺度记载，首见于透露“万年清”总图信息的沈葆桢“第一号轮船试演渐熟专员监驶入津候派验”折。其记载为“……谨按部颁营造尺核计，船身长二十三丈八尺有奇，广二丈七尺八寸有奇，船头高二丈六尺一寸有奇，船尾高二丈三尺三寸有奇。其吃水也，虚船则船头五尺五寸有奇，船尾八尺四寸有奇。重船则船头一丈二尺六寸有奇，船尾一丈四尺五寸有奇……”(64)沈葆桢奏折中说明了长度单位是工部营造尺，以清代工部营造尺1尺等于32厘米(65)换算，“万年清”的长宽两种主尺度约数为：长76.16米，宽8.9米。“万年清”主尺度的另外一则权威记载来自英国康威海事出版社的权威舰船年鉴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其中“万年清”的舰长为68.02米，宽8.99米(66)。与沈葆桢奏折的数据相比较，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提出的军舰宽度数据可以认为基本相同，长度数据则出入较大。因为西方记载舰船长度习惯使用水线长作为测量标准，笔者假定68.02米的记载是水线长，经过对原图水线测量以获取原图的比例，结果求出了军舰的首尾全长（军舰首尾突出两点间的长度，不包括船首的斜桅）是76米，排除换算和测量中的细微误差，与沈葆桢奏折中记载的76.16米基本相符。由此可以认定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记载的长度数据为“万年清”军舰的水线长，沈葆桢奏折中提交的长度则是“万年清”军舰首尾两点间的全长尺度，二者均属准确权威的记载。除了上述两则关于“万年清”军舰尺度的记载外，还有舰长79.33米、宽9.27米(67)以及舰长238英尺、宽27.8英尺(68)的两类现代记载。但是依据“万年清”舆图从带斜桅总长、总长、水线长几种常见的舰船尺度计算标准进行测量，两者均不能对应，前者可能是误用1市尺等于0.3333米的现代市尺标准换算沈葆桢奏折中清代工部营造尺单位所致的误差，(69)后者则直接是把沈葆桢奏折中的舰长二十三丈八尺、宽二十七尺八寸的记载错误理解为英制单位所致。判定了有关“万年清”尺度的各种记载后，基本可以还原出“万年清”军舰的尺度数据：水线长：68.02米全长（不含斜桅）：76.16米宽：8.9米空载吃水：舰首1.76米，舰尾2.69米满载吃水：舰首4.03米，舰尾4.64米“万年清”技术特征一、船体材质。“万年清”的舰体材质为全木质，建造的基本流程是先铺设主龙骨（“万年清”采用的是内龙骨，即船外表上看不到突出的龙骨），而后装配肋骨即木胁，最后完成船壳板的拼合。拼合装配的主要工艺是铜钉钉连，捻实缝隙，刮涂油漆、包水线下铜皮等。船政早期从南洋进口的柚木木料主要就是用于“万年清”的建造，“楢木到工四起，船身已就”(70)。采用东南亚出产的柚木作为船料，好处主要是柚木极为耐磨、抗火性好、且在风吹日晒下不易变形开裂，同时产地距离中国近，比从欧洲购买橡木、杉木等西方造船使用的木料更为便捷。二、动力系统。“万年清”的动力系统包括一座购自英国的竖式往复蒸汽机(71)，以及两座方形燃煤锅炉，单轴单螺旋桨，功率600马力，航速9节。(72)“万年清”船内的两座方形锅炉安装较为特殊，因为舰体宽度狭窄，锅炉采取的是炉门分别朝向军舰首尾方向的背靠背安装样式，而非大型军舰上炉门分别朝向军舰左右舷的布置。朝向军舰前方的锅炉有五个炉门，朝向军舰后的锅炉只有四个炉门。为方便燃煤就近补给，又在两座锅炉的炉门前方各安排了一处煤舱。(73)由于两座锅炉都会通过烟道与烟囱相连，因而锅炉的位置就非常容易判定，即在烟囱下方舰体内，联系到“万年清”舆图进行分析，锅炉舱的位置即在中桅至驾驶室之间下方的舰体内。“万年清”采用的竖式锅炉可谓兼有优弊。优点是，竖式锅炉较为节省平面空间，对于需要布置货舱的“万年清”较有价值。缺点是竖式锅炉对舰体内安装位置空间高度要求大，势必造成军舰干舷加高的问题。干舷加高意味着战时被弹面积大，中弹概率也高，以军舰设计的角度来考量，此点显然是不利的。三、整体评价作为福建船政自造的第一艘军舰，“万年清”诞生后成为当时中国海防上为数不多的蒸汽军舰之一，但是随着之后中国自造以及外购近代化军舰的数量、质量不断提升，“万年清”最终从海防第一线主力的位置退为一艘运输舰。对于“万年清”的最后评价，百年来大都不外乎船身过长、吃水过深这些似是而非的笼统话语，然而“万年清”所处的是一日千里，舰船技术飞速发展的年代，评价建立在“万年清”诞生之时才更有意义。舰型上属于旧式蒸汽炮舰的“万年清”，对比同时代的东西方该类军舰，实际技术上并无多少差异，其主要缺陷应当是舰上增设了货舱，导致炮位数量减少而已。至于船长尺寸、吃水深浅，实在并不是衡量一艘军舰技术性能的重要标准，只是因为吃水较深的“万年清”无法运货直趋入天津内河而已，“……因连日西北风大作，潮水既小，自郡城至双港一带河身又窄，‘万年清’轮船较往来各轮船长而且大，吃水亦多，以至行驶极难，节节阻滞……”(74)以原本应当在外海航行的海船不便于在内河航行为由，就认为这艘海船设计有缺陷，显然有失公允。与中国建造“万年清”几乎同时，处于明治维新时代在全力建设海军的日本也建造出了第一艘国产炮舰，名为“清辉”的这艘日本炮舰，吨位仅有897吨，船长60.96米，小于“万年清”，船宽达到了9.14米，长宽比上显然不如“万年清”更适宜快速航行。另外，“清辉”的吃水3.96米，与“万年清”相差无几，但是并未见日本有议论以吃水过深不利内河航行来诟病这艘军舰。可以认为，“万年清”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殊时段的特殊产物，并无法简单以优劣二字来加以标签评价，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她在同时代世界上同类型军舰中所处的位置，以及从“万年清”开始很多舰上设计逐渐成熟，船政工程师、工人通过建造这第一艘军舰获取大量有益经验和技术积累，由这些对船政后续建造军舰所带来的深远影响。1869年“万年清”军舰编制、薪粮清单（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五日（1869年10月29日），船政大臣沈文称，窃照第一号轮船现派船政提调、前台澎道吴大廷督同管驾官游击贝锦泉于八月二十六日展轮北上，驶抵津门，恭候简派勘验。所有管驾官以下衔名同月给薪粮银数饬据贝锦泉造册呈送前来，合就呈送。为此咨呈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谨请察查，至该船开行伊始，其月需公费银两现饬尽数尽报，骤难定额，应俟数月后察看情形，再行酌核具报，合并声明。照录清册管驾第一号轮船（“万年清”）副将衔补用游击题补澎湖右营都司贝锦泉为造送事，遵将船上驾驶人等造具姓名年岁籍贯清册，呈送察核。须至册者，计开：管驾官，贝锦泉，年三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大副，五品军功沈仁发，年三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二副，六品军功孙晓云，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三副，五品军功屠才友，年三十九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管队，五品军功陆伦华，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舵工，姚余全，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张晓福，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周凤智，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蔡宝林，年二十五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杨益顺，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常廷宝，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孙世恩，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忻成霆，年三十二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水手头目，七品军功应银有，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水手副头目，八品军功屠宗升，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头目水手，张文周，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周瑞泰，年二十九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朱庭芳，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周根寿，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陈荣昌，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王瑞金，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周安佑，年三十一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王三周，年二十五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缪恭玉，年二十四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严庭椿，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王继堂，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贝名立，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王永法，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张金来，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戴元法，年三十一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陈绵高，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汪思孝，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毛显恭，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周凤宝，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顾鹤龄，年二十五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王廷坤，年一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陈宝生，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叶福生，年三十三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丁霭和，年三十一岁，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周孝良，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唐茂柏，年二十五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毛永顺，年二十二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叶金顺，年三十四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张云龙，年二十四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二等水手，张仁才，年二十九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吴晓云，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钟连虎，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沈仁慈，年二十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金礼义，年二十五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冯凤葵，年二十九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贝攀龙，年三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朱礼松，年三十二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翁雨寿，年二十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贝明芳，年二十九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号手，朱庆和，年二十四岁，江南苏州府宝山县人。副号手，六品军功奚庆堂，年二十六岁，江南苏州府上海县人。鼓手，陶少溪，年二十五岁，江南松江府人。管炮，尽先外委陈安明，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副管炮，蓝翎尽先千总李思经，年三十二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炮勇，拔补外委蒋金贵，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严仁才，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夏谒才，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董元忠，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王兴法，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柴元太，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虞得兴，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张庆顺，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李元亨，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定海县人。金得胜，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正管轮，五品衔拔补把总童恺，年三十四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副管轮，尽先外委陈珊，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三管轮，七品军功贝名振，年二十八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管油，八品军功周桂隆，年三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八品军功张在明，年二十七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八品军功孙兰勋，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管水汽表，周纪大，年三十七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顾述才，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李列耀，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头等升火，陈元贵，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范长发，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陈初荣，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胡顺林，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韩文成，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唐顺周，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李金钊，年二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张镇海，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姚顺初，年二十四岁，浙江宁波府慈溪县人。吴月舲，年三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应云法，年二十九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姚蔼福，年二十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二等升火，八品军功陈定邦，年二十二岁，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陈秀璜，年二十一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胡芳金，年二十四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贝名梅，年三十一岁，浙江宁波府镇海县人。胡孝萱，年二十五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陆伦贵，年二十二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医生，李凤翔，年三十二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木匠，陈启江，年三十六岁，浙江宁波府鄞县人。照录月给薪粮清册管驾第一号轮船副将衔补用游击题补澎湖右营都司贝锦泉为造送事，遵将船上驾驶人等薪工银数造具清册，送呈察核。须至册者，计开：管驾官一员，月支薪水银二百两。大副一名，月支辛工银五十两。二副一名，月支辛工银四十两。三副一名，月支辛工银三十两。管队一名，月支辛工银四十两。舵工八名，月各支辛工银十五两。水手头目一名，月支辛工银二十五两。副头目一名，月支辛工银二十两。头等水手二十九名，月各支辛工银十二两五钱。二等水手十名，月各支辛工银一十两。号手一名，月支辛工银一十两。副号手一名，月支辛工银九两。鼓手一名，月支辛工银九两。管炮一名，月支辛工银二十五两。副管炮一名，月支辛工银一十三两。炮勇十名，月各支辛工银八两。正管轮一名，月支辛工银一百两。副管轮一名，月支辛工银五十两。三管轮一名，月支辛工银四十两。管油三名，月各支辛工银二十两。管水汽表三名，月各支辛工银一十六两。头等升火十二名，月各支辛工银一十四两。二等升火六名，月各支辛工银一十一两。医生一名，月支辛工银一十两。木匠一名，月支辛工银一十五两。以上共计九十八员、名，共月支银一千六百九十两五钱。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85-192页。【注释】(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船政研究集粹》，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编印，第107页。(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6)有关日意格与德克碑发生矛盾的情况，见[美]庞百腾：《沈葆桢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22页。(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6页。(1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6页。(1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51、154、156页。(1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1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14)http://dossiersmarine.free.fr/fs_av_A2.html 2007年8月16日摘录。(15)“万年清”的尺度见《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本文按照1营造尺等于0.32米进行了换算。“万年清”的排水量见：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1979年版，P.398。(1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1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18)“万年清”功率参数见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1979，P.398。(19)有关虚马力、实马力的详解见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柏林使署，光绪十二年石印版，卷九，第26-28页。(20)“万年清”的锅炉式样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一号轮船图”。方形锅炉的介绍见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柏林使署，光绪十二年石印版，卷九，第28-29页。(21)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页。(2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2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1页。(24)“万年清”初造时的货舱容量见《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25)六门火炮非同一类型的说法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97页。六门火炮同型的说法见：All The World’s Fighting Ships 1860-1905，Conway Maritime Press1979，P.398。(26)《世界の艦船》增刊第44集《日本軍艦史》，海人社，1995年版，第15页。(2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28)（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85-192页。(29)[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58-460页。(3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1页。(31)相关论述见[美]庞百腾：《沈葆桢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219页。(3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1页。(33)（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95页。(3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99页。(3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204页。(3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257页。(38)（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66页。(3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4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07-308页。(4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393、408、448、634页。(4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18页。(4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0页。(4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页。(4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46)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7421/node67440/node67473/ userobjectlai64382.html2007年8月16日访问。(47)《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8页。(48)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2245/node67421/node67440/node67473/ userobjectlai64382.htm l2007年8月16日访问。另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页。(49)《点石斋画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56-757页。(50)2006年12月，笔者应邀参加第三届中国船政文化研讨会，提交了名为“福建船政‘万年清’军舰”技术考证的论文，并就此做大会学术报告。本书中以史话方式撰写的各篇军舰文章的背后，全都经历过类似这篇论文中透露出的技术考证过程。(51)即同治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14页。(52)即同治八年五月初一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60页。(53)即同治八年八月二十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83页。(5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上，1957年版，第197-200页。(5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0页。(5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28-432页。(57)“‘万年清’轮船修改商船式样片”，《船政奏议汇编》，卷十九。(58)姜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7页。(5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御笔诏令说清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60)“万年清”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舆29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