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是地产代理，他是“21世纪物业”Elwood区经理。两年前我刚到墨尔本时就是从他手里租的房子，这房子我一直住着，只不过原来是六个人住，现在是我一个人住。当那套房子从六个人住变成我一个人住时，我和他交待了我当年撒谎的事——那个房子只允许住两个人，我也答应了他，可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住着六个人！我原以为Mark会生气，没想到他只是宽厚地一笑，说，我当时就已经猜到了你们六个人都会住进去。我很奇怪Mark既然当时就猜到我们六个都会住进去，为什么还把房子租给我？Mark说，他知道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生活都比较窘迫，于是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了。从此我们就成了朋友。Mark知道我出书的事，也知道我在迪肯大学谋了份职业，于是劝我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于是我约了他来唐人街吃午茶。那天中午，我比Mark先到了唐人街。很长时间没来唐人街了，我想转一转。我发现唐人街的人突然多了许多。我是说，好象一夜间多了很多中国留学生。新来的留学生带来了中国大陆新的服装流行款式。我有一种回到上海的感觉。我在一间报亭买了一份中文报纸，看到一个“留学中心”的广告：热烈欢迎“*”后来澳的中国留学生！你们需要找住宿吗？你们需要转学吗？你们需要为亲友报名吗？我们会帮助你们……我还看到一篇报导：“*”后又有大批中国留学生来到澳洲，总数大约为三万。三万人可不是个小数目。隐约中，我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不过还没想好。我和Mark刚一坐定，就有一个推茶点车的女孩走过来，微笑着问我们：请问先生要些什么？——竟然是普通话！我突然意识到，世道好象是变了。是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了，老华侨社区不得不重视这个实事。Mark先问我能拿出多少现金？我想了想，说，大约2万5千澳元。Mark伸出两个手指，打出一个嘹亮的响喷，说，你可以买一套12万5千澳元的房子！我一听吓了一跳？12万5千澳元！这12万5千澳元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我当时在迪肯大学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的年薪刚刚加到3万澳元。这样，我不吃不喝也要4年以后才能买上自己的房子啊！Mark笑了：照你这样算法，墨尔本没有谁能住上自己的房子。因为墨尔本人的平均工资是2万5千澳元，可是平均房价却是15万澳元。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呢？很简单，向银行贷款。我想我有点明白了。可是我还是不完全明白，为什么要贷款呢？贷款不是要还利息吗？Mark拿出计算器来，给我算了一笔帐：你现在是租房子，租金是每周120澳元。如果你去买一个房子，比如说，买一个12万5千澳元的房子，首期付款20％，也就是2万5千澳元，还差10万澳元向银行贷款。我们按的利息算，那么，10万澳元一年的利息就是8千澳元。现在，我们用52周来除，所以，每周的利息，大约是，154澳元。现在你清楚了吧？租房子住，每周是120澳元，如果租好一点的，每周要160澳元。可是买房子呢，每周付银行利息154澳元。差不多一样。一个是给房东钱，一个是给银行钱。不同的是，给银行钱，最后，房子是你的。我说，我好象是明白了。Mark说，不，你还没完全明白。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墨尔本的房价，平均每七到八年就翻一翻。就是说，假如你现在买一个12万5千澳元的房子，10年后，它肯定已经是25万了。想通了之后，我立即决定买一套自己的住房。那是1989年10月，我来到澳洲刚好两年，我买下了我的第一套住房。就象Mark说的那样，我买了个12万5千澳元的房子。我可以说是当时大陆来澳洲的留学生中最早购买自己房子的人，第一次有了产权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那种喜悦是难以言传的。但是，那时侯，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犯了个漂亮的小错误。一般来讲，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好的地段和差的地段，好的地段房子贵，差的地段房子便宜。所以，在投资额固定的情况下，就有两种考虑：要么选择好地段，但是要迁就买旧一些的房子；要么选择新一些的房子，但是要迁就去差一些的地段。我的选择是后一种：买的是一套新的房子，而舍弃了好地段。Mark本来向我推荐的是Elwood的一栋旧房子，建筑面积150平方米，土地300平方米。记得好象是70年的旧房子，走进去阴森森的一股霉味，墙上的壁纸已经脱落了，地毯也磨坏了，厨房和浴室非常陈旧，水管漏水，浴缸有裂纹，后院的草似乎从没修剪过，已经齐腰深了……澳洲梦第二部分 15 首次置业的美丽错误(2)我说，怎么这房子象是没人住过一样啊？Mark说，确实，这栋房子已经一年多没人住了，房主是一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炮火削去了他的睾丸，使得他一生没有儿女，孤苦零丁地过了一辈子，一年前住进养老院，直至上个月去世。我说，我不想住这样的旧房子。你有没有新房子啊？Mark说，很抱歉，12万5千澳元在Elwood只能买这种水准的房子。要买新房子的话，得去距市中心30公里以外的地方。第二天，Mark就带我去了CarrumDowns。是Mark开车带我去的。我记得汽车一直行驶在一条通往东南方向的长长的路上，那条路真的很长，似乎没有尽头。走着走着，看到海了；走着走着，看到火车了；又走着走着，又跨过一片荒芜之地。在我的感觉中，我们已经离开墨尔本好远好远。最后，汽车停在一幢新建好的房子前。那幢房子一下就吸引了我，使得我甚至忘记了刚才过于漫长的旅行给我带来的不安。从外面看，新砖，新瓦，新门窗；走进去，新墙，新灯，新地毯。这幢房子占地面积是Elwood土地的3倍，足足有9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达200平方米，而且还有一个车库呢！看上去简直就是一个豪宅！最最重要的是：也是12万5千澳元。我当即拍板，买了！当天晚上就签了合同。在澳洲很多人说我不像上海人，不希望讨价还价，有点像北方人。我始终认为要抓大手，要着眼于大处。澳洲的土地是私有的，你买了地面以上的房子，那地面以下的地皮也是你的，而且永远都是你的，只要你自己不出卖。中国的房地产从这一点上和澳洲完全不同，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当然也就是政府的，因此在你购买房子下面的地是你和政府合用的，一般只有50年到70年的使用权，到了年限以后，政府要继续征收新一轮的土地使用税。换句话说，在澳洲，你说的是买房子，其实也是买了块地。进一步说，土地的价值是持续上升的，而土地上的房子，则相反，是要折旧的。再进一步说，不同的土地，其潜在的升值潜力是不同的。所以，搞房地产的人总是要强调“位置，位置，还是位置！”因为，好地段土地的升值更快。而我当时，选择了一套新房子，考虑的仅仅是房子本身，没有考虑土地的升值潜力，就是说，从投资的角度来说，我买错了。果然，10年以后，在Elwood的那个老兵的旧房子升了２倍，而我买下的新房子只升了30%。这一次的教训是深刻的，而且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房地产投资。几年之后，当我真正开始涉足房地产业的时候，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个失误。从此以后的每一个房地产投资，我总是先考虑房子所在的位置。这个经验使得我在以后多年的许许多多次的房地产交易买卖中，几乎没失过手。另外，当时买的也是太快了些，一般人买房子总要看个一年半载的，不看上个几十个房子是不会轻易下定金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还有一句古话，叫做“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我平生买下来的那套新房子，虽然是一个投资错误，但最后也给我带来了好运。真要算得失的话，可能还是失的少，得的多。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买的那套房子虽然没有怎么增值，但是它间接地给我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因为从这套房子往西不远处，就是靠海的一个综合区，有富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在它边上有许多富人区，包括比较富裕的白人居住区Frankston。几年后，当我打算开办中医诊所并开始选诊所的位置时，我选择了离我家比较近、又比较富裕的白人居住区Frankston，我在那里开办了我的第一个中医诊所，而且非常成功。这是后话了，我回头再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即使是错误的人生经历，也是有价值的。搬进新房之后，我按澳洲习惯搞了个housewarming（这两个字按字面翻译是“暖房”，就是搬进新房之后，把亲戚朋友请来，热闹热闹，暖暖房子）。我把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Grame教授，我的《中国贸易指南》合作者Breth教授，StKilda市政府秘书长White先生，帮我买房子的地产代理Mark先生，对了，还有当年去机场接我的摄影记者Peter，以及曾住在一起的那几个中国留学生Jack、Bill、李刚，甚至小玉和Rebacca……二十几个人都请了来。Peter来的时候带了一本画册，是他1987年去中国时拍的，那里面的很多张照片都是我看着他拍的。他用他的摄影镜头真实地反应了1987年的中国。我回赠他一本《中国贸易指南》。澳洲梦第二部分 15 首次置业的美丽错误(3)Peter是一个人来的，他的那个漂亮的金发女友早在一年前就离开他了。我悄悄地告诉他，不要紧，我帮你找一个中国姑娘，包你满意。接着，Peter告诉我说，他其实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我刚来墨尔本时住了三天的那幢曾令我羡慕不已的花园洋房也是是他租的！而他去度假的那个牧场，则是他老爸的！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买房子。他说不急，等结婚时再说吧。那天，我和Breth教授还顺便谈定下一部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业谈判》的合作计划。还是原来的模式，我写第一稿，最后由他来修改、润色。那天晚上，曾和我住在一起的那几个人谁都没走。我们一夜没睡，挨个讲自己这两年来在澳洲的生活。因为“*”时澳洲总理霍克曾亲口答应不会强迫在澳的中国留学生回去，所以这批在“*”前来澳的中国留学生都不用再去交钱上课混出勤率了，可以一心一意地打工了。于是，一个个都从part-time（兼职工作）变成了full-time（全职工作）。收入多了，日子也好过了。一时间，“*”前来的中国留学生也成了抢手货。Jack还在那家仓库工作，不过已经不和Stephen住在一起了。Stephen是个同性恋，经常骚扰他，还动不动就带一个扭着屁股而且说话娘娘腔的男人回家过夜。他受不了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又亲又啃的架式，就搬走了。我们都关心Jack现在和谁住在一起？是不是个女的？怎么没带来？Jack最后被逼承认，他和一个“*”后来澳的女留学生住在一起，做了“抗战夫妻”。那个“*”后来澳的女留学生叫Amy，比他小七岁，而且人也漂亮。至于Jack，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是“*”前来的，霍克总理承诺过不会强迫回中国的。Jack很诚实，把家中有老婆孩的事也说了，可是，“*”后来的Amy不在乎。她靠上Jack就是靠上澳洲了，如果澳洲不强迫Jack回中国，把“*”前来的中国留学生都留下来，那她也就跟着Jack借光留下来了。那个女孩是个广州人，很会褒汤，Jack满面红光，而且很明显地比从前胖了。Bill还在墨尔本大学读研究生，而且做了学生领袖，经常搞一些什么*运动的研讨会。Bill确实变了，说话口气很大，还动不动就敲桌子，好象他将来要做中国的总理一样。Rebecca跟了那个靠领失业金生活的澳洲男人后，生活还算稳定。其实那个澳洲男人也不是好吃懒做之人，他学的是艺术，学艺术的不容易找到工作，他又不好意思象中国人一样上街为游人画像，只好失业在家，靠政府养着。Rebecca拿到了身份后还算讲良心，没离开那个失业在家的艺术家。也许是受了那个澳洲男人的影响，Rebecca也开始去艺术专科学校学画画了。李刚一切都没变，还在那家餐馆洗碗。李刚说他没赚到什么钱，倒是吃了小肚子滚滚地圆。李刚最后想起当年抢了Jack饭碗的事，自觉惭愧，便很郑重其事地向Jack道了歉，还陪了一杯酒。Jack则很动情地握住李刚的手，说，没什么，没什么，大家都是中国人嘛……都挺不容易的……小玉最“潇洒”，拿到身份后，就一脚把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华侨给踹了。小玉还得意地告诉我们，那个老华侨还给她下跪呢，请求她不要离开他，还发誓要把全部财产都划到她名下。可是，我们的小玉硬是对老华侨的财产不屑一顾，一扭头，走了！当然，小玉现在还暂时单身着。当然，跟在后面追的人也是排成排了，谁让咱小玉人不仅人漂亮，而且有澳洲身份呢！那个晚上，我把我的太太Jenny介绍给了大家。那是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啊……我在新房住了几天之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这里离城里太远了，而且交通不是很方便。怎么办？我得买一辆车。当然，我得先学会开车。当我学开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协调性非常差，坐在车里面，我经常是手忙脚乱的。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自己脑子很灵，可是手脚却很苯呢？一个简单的开车，我前前后后加起来，竟然学了一年，总共考了五次才最终通过。说到这一点，真是有些不好意思。一般的人最长三个月的时间肯定能完成的事情，我却花了一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方面我确实是有点笨。出版了书，买了花园洋房，很快又要买车了。我这就算是在澳洲真真切切地扎下了根。澳洲梦第二部分 16 追忆似水年华(1)澳洲是个联邦国家，由六个州和两个行政区（北领地行政区与首都行政区）组成；州下面是地方政府（一般称之为市）。这样，澳洲共有三级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这里的州有些象中国的省，不过有自己的独立立法权，而且州长由本州选民选举产生，而不是联邦政府（相当于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首府。维多利亚州是澳洲联邦的第二大州（从人口及工业生产总值上看），仅次于新南威尔士州州。新南威尔士州州首府是悉尼。事实上，悉尼和墨尔本是澳洲最重要的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是两个风格全然不同的城市，悉尼是个商业城市，墨尔本是个工业城市；悉尼是个美国化城市，墨尔本则是个欧洲化的城市；悉尼人比较精明，墨尔本人则比较淳朴……墨尔本和悉尼在气候上也有些不同，悉尼的全年温度比墨尔本要高一些，夏季比墨尔本热，冬季没墨尔本冷；在悉尼，如果你身体健壮，可以一年四季穿短裤，但是在墨尔本就不行。和上海比起来，墨尔本的冬季根本算不上是寒冷，但是和悉尼比起来，墨尔本更具有四季分明的特点。墨尔本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喜欢墨尔本。当然，我也喜欢我的第一故乡——中国。该说说我的第一故乡以及我青少年时期的故事了。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很普通的市民家庭。我的家就在静安公园拐角处的一条小街上，我的学前时光都是在静安公园里度过的。静安公园后门的一处围墙下面有一个洞，早晨一起来，我们这些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孩子们就从洞下钻过去。静安公园是我们永远的乐园，我们一起捉迷藏，大了些又开始玩“攻山头”，那座小桥便是我们厮杀的战场。我那时长的相对瘦小，所以永远都在游戏中扮演“小兵”的角色。我不服气，我抗议，我甚至以假哭来要挟，可是没有人理我。我只好把“仇恨”压在心底，和他们一起玩。我那时心底的梦永远都是当军长，甚至司令。我有着普通的外表，无论是上小学还是中学，一直是成绩平平。我的字写得很难看，唱歌可以算做是五音不全，画画经常是刚及格，只有数学和语文（其实仅仅是作文）稍微好些，也只是中上等的样子。没有人认为我将来会有什么出息。在小学的时候，我依然很不起眼，还是因为我的个头不高，而且瘦弱。但是，我却有着一颗比高个子同学还高的雄心壮志。我一直想着出人头地，这种没来由的雄心壮志是藏在我心底的一个小马达，带着我不断地向前走，即使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巨大的逆境，我也不会屈服，不会倒退。那个小马达至今依然藏在我的心底，成为我前进的动力。可以说，我从小就有长大以后要成为一个不平凡人的狂想。因为*，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太少了。在当时学校里读的书太少了，我就找学校以外的书。大约在3年级的时候，我喜欢上了经济学，我在家中找到了一本苏联版教科书第3版，政治经济学，听父亲说这是毛主席提倡学的，我半懂不懂地花了很多时间去看，并且经常与大人讨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讨论牛奶为什么会被扔进大海的原因，在想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些名词，为能初步的理解而感到高兴。别看我人长得不起眼，却一直做学生干部，无论是打扫卫生，还是帮助同学，我都努力去做。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我是小队长，从五年级到六年级又升为班委，分管过体育和劳动。不过，我这个“小头目”也是一直不被同学和老师所重视，所以我的雄心壮志一直没能实现。其实，我当时的雄心壮志只不过是要当“大头目”。*的时候，学生干部的名称都改了，象部队一样叫红小兵连长、排长什么的。记得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一个红小兵司令呢！她是一个女同学，平时特别听老师的话，学习成绩也很好。我就经常想，她为什么能做小司令呢？经过了反思，我找到了问题的所在：我不大听老师的话，个性强，当然还有学习不是很好这个很重要的原因。老师是绝对喜欢那种学习好而且听话的乖孩子的。我鼓励自己的座右铭是，鹰有时会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会比鹰飞得高。这句话在日记中不知写过多少遍。我认为自己是个鹰，总有一天会展翅飞翔。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的急风暴雨中度过的。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所有人都像得了怪病似的，生活在一种激情和幻梦中，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让自己和国家的风雨飘摇一起动荡不安。中学的我比小学更加积极了。我在班上组织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小组，我做组长，经常组织同学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这些政治理论书。为了弄懂这些理论，我经常去图书馆，查阅参考资料。我就这样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被“*”的急风暴雨荡涤过的中外经典著作。这是我的新天地，我被那些名作迷住了，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蹲在那个布满了灰尘的角落里，孜孜不倦地吸收着养分……澳洲梦第二部分 16 追忆似水年华(2)其中有些书是可以外借的，我就把它们带回家，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看，从下午一直看到天黑。我的眼睛就是在那时近视的，我变成了一个“小眼镜”。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终于有了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那是在中学一年级的下学期，我被选上了红卫兵排长（也就是现在班级的班长）。这个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的肯定，使我第一次尝到了那种被人尊敬，被人承认的甜头，当时我的内心是很得意的。不过，说句老实话，在整个的中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只是中等偏上而已。在“*”当中，我也犯了一个错误，给我的数学老师贴了大字报批判他。这是我在中学时代做的最不应该的一件事。其实那个数学老师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受了“*”政治风暴影响的我，把自己平时对这个数学老师的一些看法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去理解了，认为这个数学老师是要我们走白专道路的“牛鬼蛇神”。我写了很多大字报，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公开批判这位很有水平的数学老师，对他造成了伤害。今天，我依然对我的数学老师有歉疚之心。我要正式向他道歉，即使我已身在遥远的澳洲，即使“*”已经结束二十多年了，我也要请求他的原谅。1974年，我中学毕业了，当时是“*”的末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方兴未艾。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在部队，一个在黑龙江农场，按政策我可以留在上海，但我当时的想法是去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锻炼，所以放弃了留在上海的机会，去了农村。1975年3月，我去了江苏大丰县境内的上海海丰农场安丰分场第一大队第二小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75年3月—12月，我先后担任第2小队的团支部书记，副队长和队长。我是一个内向的人，而且不喜欢拉山头，搞宗派，玩江湖义气那一套，所以我这个队长当起来就比较不容易。我们那个创业大队，尽是一些顽皮的人，前任队长就是被他们轰走的。我来上任之后，他们又故计重演，天天给我出难题，甚至和我明着吵，摆出一副不把我轰走绝不罢休的架式。那时的我，想想看吧，个子不算太高，身子骨也不太强，还带着一副近视镜，象是是个白面书生，一看就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所以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小子们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睛里。他们甚至找机会欺负我，比如在门上放一盆水，我推门进来时被浇了个落汤鸡，或者是趁我睡觉时把我的鞋子藏起来。开始时我和他们对着干，后来发现矛盾越来越对立，此路不通。我知道我必须发挥我的优势，我巧妙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多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和他们沟通，关心他们，甚至和他们交朋友。一次在回上海参加理论培训班的时候，我还借机走访这些人的家庭，与他们的父母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家庭的实际困难，一下子就把那些调皮捣蛋的伙伴们给感化过来了，我们也成了朋友。当我离开生产队，去创业大队担任大队长时，整个生产队列队欢迎，不少调皮的伙伴经常来创业大队看我。我记得那是在1975年，*再次被打倒了，左的势力再次笼罩中国。我们象被上了发条的钟一样，不知疲倦地“战天斗地”。有一次，我带领创业队的二十几个知青在玉米地里抢种，整整72个小时没有睡觉，生活完全进入一种超常规状态。按照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们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要改造自然、改造环境，“誓让山河换新颜”！我们挖沟、填河，修建农田水利设施，经常一走就是20多公里。我们在芦苇荡里摆下战场，“天当房，地当床，遍地芦苇做围墙”，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累，心中总有一种青春的激情在燃烧。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经常唱的一首《创业歌》：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一片篝火红，石油工人心向党，满怀深情望北京．．．．．由于创业队在海边长期住茅草棚的缘故，我得了风湿，一遇阴寒天气就非常难受。这个毛病直到现在还经常困扰我。1976年1月，我被选中去组创一个新的创业大队，开始大队领导仅3人，支部书记是黄恒彩，大队长是程杰和我，后来大队领导增加到7人，徐中麟，孙持平，王茹泽等也进了大队班子，当时一个大队的知青有300多人。我先后分管后勤、治保，以及团总支部等工作。我小时候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当上了“大队长”，手下管着300多人！当大队长起见，给我积累了不少和人打交道的“管理”经验。后来，我们的创业大队变成了一个团结得紧紧的整体。记得有一次一个创业大队的人游泳时遇到风浪，失足落水。我们队里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上岸，并轮流背着他，跑着去医院抢救。澳洲梦第二部分 16 追忆似水年华(3)1976年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地震后我们全大队的人都搬到了屋子外面躲地震，把屋子里的粮食也搬了出来。当时支书不在，程杰在上海受训，就我一个人主持工作当时有临危受命之感，想一定要保护好这些同事，300多人的安危都在我的肩上。不久，毛主席去世了。当时的感觉是，天真的塌了。当然，天并没有塌。而且很快，“四人帮”倒了。我们都感觉到世界似乎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77年３月，我被调往上海农场局，随工作队进驻上海市长江农场，我的工作组进驻供销1个农场的后勤，共有上千人，而我分管车队、船队等工作，有300多人。和在创业队时比，条件好多了。而且由于邻近大城市，我能够敏感地感觉到时代的变迁。这种感觉很好，我那时虽然还说不出这个国家正在朝哪个方向上转，可我已经能感觉到转机。我很兴奋，甚至很激动。我开始等待着什么。1978年３月，结束了工作队的工作，我回到了海丰农场安丰分场，担任团委筹备处负责人。当时我的朋友们都以为我可能要一辈子都在农场干下去了，并看好我的仕途。我却突然参加了高考，并且考上了上海机械学院的电子计算机专业。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是1978年底入校的，也就是俗称“78级”的那一批。从18岁到22岁，我的整整四年多的青春时光，都贡献给那个农场。那是我最难忘的一段岁月。在大学校里，虽然我学的专业是计算机，可我却对经济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经常去附近的上海财经学院旁听，希望考财经学院的研究生。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对经济这么感兴趣？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小学的时候？1982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上海高教局，上海的华东纺织大学（现在的中国纺织大学）计算机中心和上海外贸局工作。在外贸局工作期间，我被选为培养对象，参加统一考试去干部专修科学习2年专业英语，我的英语主要是那是打下的基础。八十年代初期，*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深入人心。我在干部专修科时萌生了“下海”办公司的想法。我准备搞一家高科技开发和咨询公司。我和我的顶头上司认真谈了我的想法，而且说服了他。可是我的父亲却坚决反对，他苦口婆心地劝导我说，你好好想想，你现在属于外贸局培养的人才，在机关里过着安稳日子不是挺好的？干吗要自己往风口浪尖上闯呢？我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导，于1983年毅然“下海”，同时办理了休学一年的手续。我是个不安分的人，我总是不安于现状，并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以求更新、更大的发展。从1983年到1987年，一共四年，二十几岁的我，我创办了“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就那样在商海里拼搏。後来，我在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则小广告，成立一个青年人的研究会，汇集一批人才，并确定以研究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经济为主，同时想法挂靠在上海科协下面。挂靠后，有一批教授，研究员，年轻的学者也加入其中，这在当时的上海是很少见的。研究会成立后，我被选为上海中小企业研究会的会长和集体经济研究会的会长。与此同时，我还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创办了《集体经济报》和《上海中小企业报》这两份报纸，积累了很多办报经验。若干年后，我到澳洲也办了一份报纸。这又是后话了。回顾起来，我最重要的人生经验都来自于农场那四年多的磨砺和创办公司的锻炼，它培养了我在恶劣的环境下生活的能力，也锻炼了我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本领。我觉得这两点是人最重要的素质，正因为有了在农场四年多的磨砺，才可能在回到上海之后在机关和商海里面如鱼得水。这些人生经验，是我来澳洲的最大资本。若干年后，当我以一个海外成功生意人的身份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时，主持人曾问过我这样一句话：你在澳洲的第一个5年就赚了600万（人民币），第二个5年又买下了价值个亿（人民币）的澳洲总工会大楼，到了第三个5年时已经拥有十几幢商业大楼和数万平方米的土地，总价值以达数十亿（人民币）；可你刚才告诉我们，你在1987年去澳洲的时候身上只有1000澳元，这是真的吗？你的箱子里一定还有点别的什么东西吧？别的什么东西？我的回答是：我的宝贵的人生经验和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澳洲梦第二部分 17 重大抉择：弃学从商(1)1989年的12月份，我决定弃学从商。我果断地离开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去一家商学院工作。澳洲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办的综合大学，一种是私人办的专科学院。专科学院无论从规模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都无法与正规的综合大学相比。大学学成后，会根据所学年限及成绩颁发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可是学院就只颁发结业证书。那么，我为什么要离开很有名气的迪肯大学，而转去一家私人开的商学院工作呢？有四个原因：第一，这所商学院是一个西班牙人后裔办的，才刚刚起步，会有很多机会；第二，我来这所商学院是做国际部经理，我觉得我非常适合这个工作；第三，我想通过这个职位进入成人教育领域，打开一片新的天地；第四，工资高，年薪六万，是原来在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时的五倍。那时的六万年薪在澳洲也算是很高的工资了，据我所知，即使是大学教授，也不过七万多一点。六万，按当时的汇率，差不多相当于40万人民币！而那时普通中国人的工资是每月一百多，一年还不到两千，40万就是工作200年的工资总和！我应聘这所商学院国际部经理职位时，觉得非常有把握，因为我提供了一份相当有说服力的工作资格证明材料。除了我正在迪肯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做主任的工作经历外，我还提供了这几年在澳洲主流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是我的著作《中国贸易指南》，最后还有我在中国大陆、尤其是沿海省份广泛的人际网络，以及我对中国市场的把握。这个时候的我，已经非常自信，而且也有着丰富的和澳洲人打交道的经验。结果我面试成功了。他们看中我的是，我既有着丰富的澳洲本土在大学的工作经验，又有着广泛的中国大陆人脉关系。我担任的这个国际部经理的工作，主要是面向东南亚和中国大陆招生，其实就是以华人为主，因为东南亚来的留学生也多为华人。我上任后才知道这个学院还没有开始招生，租用的一幢大楼也完全空着。我立刻觉得不妥，这样经营学校能赚钱吗？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我才知道，他们还没拿到*的招生准许。不过，老板已经不想再等了，就这样开始招生了。我越发觉得不妥，这样做合法吗？我相信迟早要出问题的。而且，老板也一直在花钱，却没有一钱的收入。我开始动摇了，本来想好好干一番的激情也渐渐地冷却了。我在继续观察。后来，我了解到，学校的老板，也就是那个西班牙人，由于继承了大笔的遗产，所以有雄厚的资金，就是说，即使是没有学生，学校仍旧可以运作。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样不妥。我来这里不仅仅是为了赚那六万，我是有抱负的，我要借着这个平台干一番事业的，我可不想混日子。我在这个学院干了两个月，1990年的２月，我就离开了。当时，我的一些朋友都很不理解：金凯平啊金凯平，你可真是太傻了，那可是年薪六万的好工作啊！怎么能说辞就辞了呢？管他管理混乱不混乱，管他是不是有许可证，总之只要你能拿到薪水就行了。管那么多干什么？！可是我想，如果就这样去大陆招生，那不是吭人吗？人家花了血汗钱来读书，万一*最后不发招生准许，那这所学校可就成了一间不合法的学校了，我怎么能对得起父老乡亲？一年后，这家商学院就倒闭了。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招没招到学生。我在这家商学院工作期间，同时开始了我的第二本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商务谈判》的写作。由于工作轻松，再加上也没有了身份的焦虑，所以写的很顺手，很快就完成了初稿，并交给Breth教授进行修改。时间进入1990年。我已经出了一本书，拿到了澳洲永久居民身份，还买了幢房子。至于我的工作，我辞去了以学术为主的墨尔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与贸易研究中心主任的工作，又辞去了以经商赚钱为主的商学院国际部经理的工作，我要象中国一样，再次“下海”，自己创业了。我想我已经有了这个能力，因为我已经找到了在澳洲生存和发展的自信。这一年，是变化最多的一年。我像是一只新移民中的领头羊，在飞速地奔跑，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的发展机会和目标。虽说我那时来到澳洲已经超过两年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前后一起从大陆来澳的数万名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中的大部分，都还在埋头打苦工，在大大小小的餐馆、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在吊塔林立的建筑工地，赚着每小时５－10澳元不等的辛苦钱。澳洲梦第二部分 17 重大抉择：弃学从商(2)我决定用自己的脑子挣钱，用自己的智力生存。我在等待机会。机会总是给予那些已经有了准备的人。果然，机会来了。就在这年的一月份，我有了一个可以办一家合资企业的机会。中国福州一家企业打算掏20万澳元资金，在澳洲办一个合资餐馆。他们找到了我。我找到了在墨尔本打拼多年拥有一家经营得不错的餐馆的王老板。三方坐下来，开始协议合资的事。他们希都望我也投资入股，组成一个三方合股的餐饮公司，共同经营一家餐馆。我那个时候还拿不出来太多的现金，但我又很想入股。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合资概念：福州公司的资金、王老板的餐馆和我对澳洲市场的开发经验。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三方坐下来一共进行了五次谈判。谈判的要点一直围绕在我的智力入股。我希望占公司20%的股份，但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我在澳洲两年多的市场开发经验入股。福州方面一开始觉得这像是在开玩笑，因为当时还没有多少中国公司知道和理解智力入股这个概念的。最后，经过了我的反复解释说明，福建方面同意了，但最多只能给我10%的股份。但是，开餐馆的王老板依然不肯接受我的“智力入股”，他说即使是退一万步，也只能给我5%的股份。王老板是个老华侨，一辈子都在唐人街混，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多，英文也不大会讲。我估计，他认为一个刚从中国大陆来的新移民，怎样可以用智力来入股呢？他认为只有钱才能入股。在这一点上，其实是华人文化传统的一个认识误区。在西方经营管理的概念中，智力入股是相当重要的。我的市场开发的经验怎么可能不值钱？我们谈了五次，我的智力入股的三方合作方案告吹，我主动退出。后来，福建方面和王老板两家合资开了一个中餐馆。一年后，这家餐馆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了。我后来还碰到了那个王老板，他有些后悔地对我说，当初可能是我错了，如果与你合作，让你智力入股，也许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他终于想明白了。智力——比如说一个有着丰富的市场开发经验而且非常敏感的人，他的智力和管理经验，他的营销和策划思想，绝对是可以挣来大钱的。可是因为观念的不同，我们没能合作，他们也失败了。我不知道应该庆幸还是应该替他们难过。合作没能成功后，我只有自己一个人闯天下了。自己一个人干还是有些问题，资金不足，我的钱都放在房子上了。就是说，如果真的想搞一番事业，还是要再赚些钱才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虽然我经过了在墨尔本大学搞学术研究和后来在那家手续不齐全的商业学院的管理历练，但我还没有真正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而且要找一份可以不受约束充分发挥我的能力的工作。同时，朝创办自己企业的目标挺进。我发现最近几年来澳洲读书的大陆留学生越来越多了，甚至已经成了澳洲教育出国的主要来源地，所以很多大学都把吸引中国学生当成重点工作来做。那么，熟悉中国大陆的我，现在最合适做的就应该是那种依靠我的市场敏感和开发经验，来管理一个教育机构的一个部门了。我决定换一种方式找工作，换一种主动的方式，主动推销自己。我从墨尔本的电话薄——“黄页”中，选择了三所学校。我给他们打电话，向他们推销中国市场以及我的市场理念。果然，其中一家LV商学院对我感兴趣了，希望和我面谈。LV商学院是墨尔本一家很正规、也很有名气的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