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⑧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⑨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⑩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1）《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2）《明神宗实月丙午，中元节，"遣侯孙世忠、吴继爵、陈永禄、杜继宗、王伟分祀九陵，伯张元善祭景皇帝陵寝，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宪庙废后吴氏坟所。"（12）八月戊申，以圣节（万历帝诞辰），遣公朱应祯，侯朱冈，伯王学礼、王承勋、卫国本"分祀诸陵"，伯张无善祭景皇帝陵，内官祭恭让章皇后陵寝（13）。八月癸丑，宪宗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遣官祭茂陵"（14）。九月丙午，霜降节，遣侯蒋建元、伯费甲金等"祭九陵"，伯张元善祭景帝陵寝（15）。十月辛卯，"上亲享太庙"①。十一月丁丑，遣隆平侯张炳等分祭九陵，武平伯陈永禄祭景帝陵寝②。十二月甲辰，世宗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礼，遣靖远伯王学礼祭永陵③。十二月己未，"上亲诣太庙行祫祭礼。"④由此便可窥知每年宫廷祭祖概貌。　　其三，明代宫廷祭祖活动，礼仪繁冗，且有定制。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三月，明太祖定祭享宗庙礼仪规制。其祭祀礼仪为：斋戒前一日，太常寺官宿于本司，次日奏致斋三日，次日进铜人省牲，与郊祀同。共陈设：每庙用犊羊豕各一，登、铏各二，笾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各实共实同郊祀，帛二。共设酒尊三、金爵八、磁爵十六、篚四于殿东，祝文案于殿西，亲王享配四坛，共二十一位，共设酒尊三、篚四于殿东南，北向。当祭之时，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导引官导皇帝至御位。内赞奏就位，典仪唱迎神。奏泰和之曲，百官四拜。此后，还要奏宁和之曲，乐舞生演文德之舞，宣读祝文。大体上，整个仪程，分为迎神、初献礼、亚献礼、终献礼、奠帛、彻馔、还宫等内容⑤。　　其四，宫廷祭祖活动时，每次供奉的供品颇丰，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除前述部分固定陈设供品外，在洪武四年（1371　年）时，奉先殿建成，礼部便规定，每月朔日"荐新"供品一项，便有：正月用韭荠、生菜、鸭子、鸡子；二月用水芹、苔菜、蒌、子鹅；三月用新茶、笋、鲤鱼；四月用杏、梅、樱桃、黄瓜、雉；五月用来禽、茄子、桃、李、大麦、小麦、嫩鸡；六月用莲子、西瓜、甜瓜、冬瓜；七月用梨、枣、菱、芡、蒲萄（即葡萄）；八月用新米、粟、穄、藕、芋、白嫩姜、鳜鱼；九月用栗子、橙、小红豆、鳊鱼；十月用山药、柑桔、兔；十一月用荞麦、甘蔗、鹿、獐、雁；十二月用菠菜、芥菜、白鱼、鲫鱼①。这些供品均由光禄寺供献备办。由此可见物品之繁，供奉之丰，耗资之巨。至于实际祭享太庙时供品数量支出，在《宛署杂记》一书中有详述②。　　（二）民间祭祀与信仰习俗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3）《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4）《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15）《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二至卷一一九。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一一九。　　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九。　　①　《太祖实录》卷六十一。　　②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四，《经费上·宗庙》，北京出版社1962　年版。明代，民间民人的祭祀活动（包括年节祭祀与平日祭祀），十分普遍。　　参加祭祀活动的人与社会群体，人数众多，地区广泛，几乎从农村到城镇，年年月月皆有祭祀。这些祭祀活动，主要可概括为祀神与祭祖两大类。这些活动，虽然祭祀对象各异，然则均与民人信仰习尚直接相关联。无论祀神，抑或祭祖，祭祀时的求吉驱祸的文化心态与实现、寻求自身的安全价值取向，却有共同之处。频繁、广泛的民间祭祀活动，更是超自然的精神力量（万物有灵、宗教神力、祖先神灵）、信仰理念对现实社会生活进行支配的生动再现；是人们力图将此岸世界（现实）与彼岸世界（宗教神灵世界）进行沟通、对话的最佳途径和手段。　　1。民间信仰与祀神活动在明代民人的民间信仰中，除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与崇拜以外，尚包括有对万物有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对宗教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对民间诸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对守护神灵的信仰与崇拜等内容，且由此派出生一系列的祭祀活动风俗与习尚。　　万物神灵信仰与祭祀　在中国古代和明代的民人心目中，皆视万物为有神灵，且加以崇奉、信仰与祭祀，以期求达"天人相感应"，驱祸免灾。在此类祭祀活动中，民人普遍多以自然界的天神、地神、日神、月神、雷神、电神、（或称雷公电母）火神、水神、山神、河神、风神、雨神、（或称风伯雨师）谷神、社神等为供祭与祈祝对象。每当有灾异（如旱灾、水灾、涝灾、雹灾、蝗灾、虫灾、火灾、震灾）发生时，民人多普遍敬奉这些神灵，以求消灾安顺。　　明代，民人对万物神灵的祭祀活动，多在年节和平日时进行，又尤以年节时最为集中、规模最大。如每年六月初，盛夏时节，为感戴天神、日神给人间的造化和对万物的哺育，明代民间六月六日时，要过"天贶节"，且有祀神的节尚。在云南民间，"滇俗"祀神时，在此节民人家家均制作尝新解暑热的食品，以供祭献给天神、雷神、日神、火神、土地神、谷神、雨神等①。又如，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时，明代民间民人更有祭拜月神的习尚。据明人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一书载述，京师（北京）中秋民间祀月神时，"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且京师"纸肆市月光纸，给满月像，跌坐莲华者，月光遍照菩萨也；华下月轮桂殿，有兔杵而人立捣药臼中，纸小者三尺，大者丈，工致者金碧缤纷"。中秋夜，民人"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供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之人遍，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至于每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日祈年"活动中，明代湖北蕲州府民人，更有"五鼓后，郡人家悉酒扫厅宇，陈茶酒果，焚楮币"，以祭祀天神、地神，并"拜诸神"，以"祈一岁吉庆"②。　　公元1550-1575　年（即明代中叶）期间，来华的葡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在《中国志》一书中，将他在广东一带民间亲眼目睹的民人对万物神灵的祭拜和祈祝活动，作过生动的描述，他写道："他们崇拜太阳、月亮和星星"，"通常把这些神叫做阿弥陀佛，奉献香、安自香、鹰木　　①　冯应京：《月令广义》。　　②　弘治《蕲州府志》卷一，《风俗》。　　及别的他们叫做Cay－oLague　的香木，和其他香料。他们也献前面提到的茶。他们都有祭坛，在房门后的过道里，他们在那里摆上他们的主要的神，每早晚都献香及其他香料。""他们把煮猪头当作大祭品，也奉献煮好的鸡、鹅、鸭及米饭，一大壶酒。他们把祭品都摆在神面前，再把献神的那份单分开来，那是放在一张盘子里的小猪耳朵尖，鸡鹅鸭的嘴和爪尖，几粒米饭（但非常之少，小心翼翼地放进去），三四滴当心倒出的酒，免得壶里倒出太多。把这些东西像这样放进碗内，再摆到祭坛上请他们的神吃，而他们就在当时当着神的面把其余携去的东西吃个精光。"①在明代崖州府一带的黎族民间，每年春天，有祭"山鬼"、祭"地鬼"　　的习俗，届时在田地里举行祭祀后，饮酒唱歌，喜气洋洋。由于黎人以农业为主，他们认为云、雾、雷、风、雨等天体现象都有一种不灭的"灵性"，其中，最可怕是雷公鬼、太阳鬼、风鬼等。人头痛发烧生病时，是因为伤害了雷公鬼和太阳鬼；患疟疾病，是因为触犯了风鬼。因此，若触犯了雷公鬼要杀猪供祭品做法事，由"娘母"（巫婆）、"鬼公"（巫师）或道公联合主持；甚至祭祀祖先鬼时，也要先念雷公鬼的名字②。明代，居住生活在云南红河地区的哈尼人被称为"倭泥人""和泥人"，他们呼天神为"摩咪"、地神为"咪收"，认为二者是天地间最大的神灵。天和地，以天为大；天神和地神，以天神为大，哈尼人认为天地神是仁慈而严厉的。一方面它是人类的保护神，一方面它也能降祸于人。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生怕受到天地神的惩治，每年要定期诚心祭奉，以求行天地神的保护。明代哈尼人认为除了天地神以外，还有很多自然神。如山神、风神、雨神、虹神、树神、岩神等。且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更为抽象的神灵，如战神、乱神、败神、挤神、咒神等，并形成了一个系列神谱。在日常和年节生活中，人们要进行多种形式的祭祀活动①。　　宗教神信仰与祭祀明代，在广大汉族地区聚居的民间，民人对宗教神的信仰与祭祀，主要有对佛教寺院和道教道观的祭祀活动。此外，每逢年节时，也要对宗教神进行专门的祭祀活动。而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则有对其它宗教神灵（如伊斯兰教、萨满教等）的信仰与祭祀活动。　　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一书中，曾对京师（北京）重地城内外，佛道二教的寺、庵、宫、观、庙、堂共五百六十八处的名称、位置、建寺时间、规模等，一一加以记述。其中，城内的佛寺便有大隆善寺、万善寺、正觉寺、兴福寺、弘善寺、碧峰寺、大悲寺、积善寺、龙华寺、寿明寺、净业寺、龙泉寺、海印寺、兴德寺、千佛寺、万寿寺、海藏寺、天寿万宁寺、慈善寺、广化寺、观音寺、瑞云寺、广济寺、双塔寺、慈恩寺、太平寺、青塔寺、净因寺、大能仁寺、石佛寺、普照寺、护国寺、宝禅寺、蜡烛寺、定慧寺等七十二处；城外则有衍法寺、广通寺、广恩寺、地藏寺、圆广寺、西域寺、镇国寺、真觉寺、永隆寺、圆通寺、圆觉寺、灵福寺、昭化禅寺、华严寺、保明寺、寿安寺、洪光寺、功德寺、翠岩寺、圆静寺、普陀寺、保恩寺、卧佛寺（寿安寺）、金山禅寺、小碧云寺、开元寺、潭柘寺、万寿戒坛寺、云岩寺、妙亨寺、净明寺、香山永安禅寺等一百三十九处。城内的道教宫则有朝　　①　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90　年版。②　邢关英：《黎族》，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　　①　毛佑全、李期博：《哈尼族》，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　　天宫、灵济宫、显灵宫三处，城外有昭应宫、永寿宫、混元宫三处，共六处。至于道观，城内有清虚观、广福观、妙缘观、崇玄观、妙清观、玄应观（一）、玄应观（二）等七处；城外则有玄静观，嘉祥观、五花观、灵佑观、白云观、朝真观、灵佑观、七圣观、静虚观、灵通观、积庆观、崇虚观、太清观、通仙观等十四处。可见当时民间民人祭佛拜道之风之盛。这些寺观建筑宏伟，书中称："其殿塔幢幡，率齐云落星，备极靡丽，如万寿寺佛像，一座千金；古林僧衲衣，千珠千佛，其他称是。"①每逢年节祭日，民人香客云集寺观，烟云燎绕，盛况空前，即"如戒坛之日，几集百万，倏散倏聚，莫知所之。"再"如高梁、卧佛、碧云之会，冠盖踵接，壶榼肩摩，锦绣珠翠，笙歌技巧，哗于朝市。此又非官民咸熙，情境之盛不能也。"②在民间年节活动中，与祭佛拜神有关的年节则为"浴佛节"。明代云南寻甸府民人，每年四月初八日，届时"男妇入寺为浴佛会"③。该地另一个与佛教祭礼有关的年节是"兰盆会"。每年的七月十五日，民人之家凡"有新丧者，皆赴各寺供献，以技巧相尚，此好奢之极者也"④。而明代广东琼台县一带地方民间，每年七月十五日，"村落庙堂作盂兰会荐亡"祭佛，则是另一番景象，届时民人"或集二三百人，各洁服清斋手炉朝拜，有佑父母者，有负冤枉着。先三日会斋坛相率以出，沿村乡道路，随行随拜，念致心皈命礼。是日回附斋场团拜，会主预架陡桥，高二三丈，袤一二十丈，桥门束牛头马面阎罗鬼像，释僧先执锡杖，过桥导众，拜者随之逾桥，一步一拜，各有所呼。至斋坛，各于祀先祖处，焚■意纸衣毕散。"①由此可见，这是将拜佛与祭祖二者相结合的一种祀习。至于福建建阳县地民间，明代此地民人四月八日时也有"浴佛"的风习，每年此日"山刹戒行，缁徒皆作香水浴佛，亦有为黑黍者。"②在京师地区，每年正月十九日，民人有与道教有关的"耍燕丘"活动，此日"阜城门外有白云观，相传金道人丘长春修炼之所，正月十九，飞升。士女往观"，"岁以为常，是日天下伎巧毕集，走马射箭，观者应接不暇。"每年岁末年尾，民人要"念夜佛"求神免灾，京师"民间男一有病，则许念佛，自腊月初一日起，每夜人定时，手执一香，沿街念佛，尽香而归，至除夕乃罢。"③在明代少数民族的年节习俗中，亦有大量与宗教信仰崇拜和祭祀有关的内容。明代，笃信佛教的青海、西藏一带的藏民，每年正月十五日要在青海西宁塔尔寺举行规模盛大的祈愿法会。塔尔寺的莲花塔建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　年），后不断扩建。塔尔寺祈愿法会，藏民称"摩兰钦波"，汉民称"灯节"、"正月观经"或"喇嘛社火"。明成祖永乐七年（1409　年），藏传佛教宗喀巴大师53　岁时，在拉萨大昭寺举行了祈愿大会（又称传召大会），从正月初一至十五，连续十五天陈列各种供品，进行盛大佛事活动，并对与会的8000　多名僧人发放布施，严肃僧纪。以后，藏区各地佛寺陆续创立正月祈愿法会，以纪念这个吉祥的节日，其中以塔尔寺的　　①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寺观》，北京出版社1961　年版。　　②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寺观》，北京出版社1961　年版。　　③　嘉靖《寻甸府志》上卷，《风俗》。　　④　嘉靖《寻甸府志》上卷，《风俗》。　　①　正德《琼台志》第七卷，《风俗》。　　②　嘉靖《建阳县志》卷三，《风俗》。　　③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北京出版社l961　年版。　　祈愿法会最为著名。明代，每届此时，塔尔寺佛殿均装饰绚丽多彩的佛灯，并供奉灯香、净水、粮食、干花，展出油塑（即酥油花，是明代塔尔寺"三绝"之一）。油塑多以各种山水、建筑、人物、花卉、鸟兽为题材，色泽艳丽，神态逼真，线条精致。"跳神"则是灯节的另一重要内容，它是一种以舞蹈形式出现的宗教仪式，在讲经院里举行，除以大喇叭和唢呐伴奏外，还用牛皮鼓、锣、钹等乐器。跳神者二三十人，面着假面具，身穿盔甲、绣花袍，跳着各种驱鬼去邪、敬奉佛祖的舞蹈①。前来敬香祭佛的各族民人，常达数万人之众。　　明代聚居在新疆阿勒泰山一带的柯尔克孜人被称为"吉利吉斯"、"乞儿吉斯"，他们则信奉萨满教和伊斯兰教，在宗教祭祀和习尚方面，各自有其特点。据文献记述，明代公元十六世纪时，喇嘛教自西藏传入西蒙古（厄鲁特）。这时，游牧于阿勒泰山和准噶尔盆地一带的一些柯尔克孜部落，被厄鲁特所奴役，成为他们的"阿拉特"（属民），于是开始信奉喇嘛教。其宗教风习主要表现在婚姻、丧事和其它礼俗方面。订婚时，要请喇嘛测算男女八字是否相合或相克。在认门、婚礼、认亲等大小仪式中，都请喇嘛念经，祭天拜佛。在平日与年节生活中，更要供拜佛像。至于信奉伊斯兰教的明代柯尔克孜人，由于游牧的原因，无固定宗教活动场所，除念功作，对于履行其它数功则不那么太严格。如晨拜只在家里，聚礼、会礼大多在阿寅勒附近草坪上举行。而在明代柯尔克孜人特有的"诺如孜节"、"克米孜木润杜克节"、"阿克托依节"、"喀尔戛扎依节"、"肉孜节"、"古尔邦节"等民族节日中，有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年节活动。如信奉伊斯兰教的柯尔克孜人在过肉孜节时，黎明时分便起床，全家男女进行大净（沐浴、净衣、洁处），然后到礼拜寺或草坪进行"那玛孜"（聚礼），结束后再到坟地里去念经祈祷①。　　民间诸神、守护神信仰与祭祀明代，广大民人还在民间年节和平日的活动中，对民间诸（如财神、送子娘娘等）、守护神（如灶神、门神、四方神、城隍神）亦有许多祭祀，以祈求神佑，家国安泰。而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不少相应的民间祭仪。　　地处中原的河南许州民间，明代民人每届正月初一，家家皆"具酒肴、写桃符、绘门神，贺新年"；三月二十八日，"俗传东岳神诞，皆诣庙祭祝"；腊月二十三日，民间家家户户更有"祀灶"之习②。而尉氏县地区，明代民间每逢正月"元旦"时，民人自是日起要出门"朝贺礼谒文庙、城隍庙，拜官长，然后拜亲友，数日方毕"；三月十六至十八日，"三日赛城隍之神，庙中盛设祭品、张乐，男女剧戏、宴赏亦盛"；五月十三日，"是日武安王关公庙赛神，如前仪"；十二月二十四日，"俗于是夕设饧糖、牲醴祀灶，名曰送灶神。元旦复举之，名曰迎灶神。"③明代北方，在山东夏津县民间，每年孟春之月（正月），户户元日均"绘门神，贴桃符"，"更相贺岁"；仲夏之月（五月），民人"五日贴门符、啖角黍，小儿系彩丝，人戴艾虎，行追节礼"；季冬之月（腊月），民间"念四日"（二十四日），更有"祀灶"　　①　参见罗启荣，阳仁煊编著《中国传统节日》，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　年版。　　①　杜荣坤、安瓦尔著：《柯乐克孜族》，民族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嘉靖《许州志》，《典礼》七，《风俗》。　　③　嘉靖《尉氏县志》卷一，《风俗·岁时》。　　之习尚④。京师民间，年末"祀灶"礼仪也颇为隆重，届时"坊民刻马形印之为灶马，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农民鬻以焚之灶前，谓为送灶君上天。别具小糖饼，奉灶君。具黑豆寸草宛许为养马具，群一家少长罗拜，即嘱之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初一日，则又具如前，谓为迎新灶。"①明代南方，湖南慈利县民间，每岁"二月廿有七日，各会首备人舟、设牲醴，迎秀峰之神，神到河街，士女皆焚香礼，祭毕导入歇马祠"，"至三月朔日，行街祭祀者，前后幕次相属，迎送者肩摩而踵接焉。是夕楼城隍祠，明日始还。又明日，官备特牲常祭。"②常德府民间，年终"岁除"风尚独特，"岁将尽数日，乡村多用巫师，朱裳鬼面，锣鼓喧舞竟夜，名曰还傩。二十四日，扫舍宇，祀灶。除日，易门神、桃符、春贴、姻友之家，以酒果之类，互相馈遗。作米面食、具肴酒，以为迎新聚饮之储。至夜，烧竹爆辟瘟，丹饮分岁酒，或不寐，守岁。"③在明代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民人则用本民族的方式，祭祀诸神与保护神。例如，海南黎人便有祭"灶鬼"的活动。由于火在明代黎人生活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因此，由对火的敬畏到崇拜。而这种崇拜又集中、生动地体现在祭祀"灶鬼"的活动中，即认为任何跨过、敲击或乱动用三块石头砌成的"品"字形的炉灶，都被认为是对"灶鬼"的冒犯，将会受到"灶鬼"的制裁，使人生病，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每逢年节，对"灶鬼"均有一番隆重而虔敬的祭祀④。明代，将聚居在云南的普米族，称为西番族，他们将火神叫"麻格西"，称灶神为"宗巴拉"。每逢年节或婚丧嫁娶时，在向祖先献祭时，皆向火神与灶神献祭。火神即是火塘，没有偶像，也无特殊祭法。灶神则供于下火塘上方，以一块泥雕的椎形牌子为偶像。民间过大年时，民人对灶神"宗巴拉"的祭祀最为隆重，届时摆满祭品，担任主祭的家长用优美的民歌祝祷说："十三重天的天神，十三层地的地神，四境名山的山神，八方灵泉的龙神，请来享用这些祭品吧！""一月接一月过去了，一年连一年过去了，时光跑得比箭更快，因为有你们保佑，我们的生命与日月一样长。""牧神阿！让我们的牛马满山，让我们的羊群遍地，让春天里没有酥油的人家有酥油，让冬天里没有猪肉的人家有猪肉。""谷神啊！让一粒籽种收百粒，让一升籽种收十石，让扬过的麦子再扬还有麦子，让打过的青稞再打还有青稞。""猎神啊！让每一箭都射中犀牛，让每一箭都射中岩羊，让我们想什么就得到什么，让猎获的獐麂鹿兔吃也吃不完。""战神啊！让我们的力量有天上的雷霆大，让我们的敌人像锅桩底的蚂蚁乱成团，谁也阻挡不住我们的弓箭和铁骑，我们一个人要胜过一百个好汉。""宗巴拉神阿！让全族的人都愉快，让全家的人都平安，让新竹子接上旧竹子，让青年人继承老人们。"①至于生息在云南红河地区的倭泥人（和泥人）（即哈尼人），明代每个十一月时，民间有隆重祭祀村寨保护神--"祭寨神"活动。它是一次村社祭祀与农业祭祀、公祭与私祭合为一体的祭祀活动，倭泥人称此为"昂④　嘉靖：《夏津县志》上卷，《祀典志·风俗》。　　①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北京出版社1961　年版。　　②　万历《慈利县志》卷六，《岁时》。　　③　嘉靖《常德府志》卷一，《风俗》。　　④　邢关英：《黎族》，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　　①　严汝娴、王树五著：《普米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玛拖"，整个祭祀活动则由寨民们选出来的"咪谷"（或称"普收"）主持进行。倭泥人的"昂玛拖"一般选属牛或属龙日进行。祭祀当天，全寨忌日，不事生产，早上家家舂糯米粑粑祭献。中午由"咪谷"带着人们赶着猪，提着鸡等到寨神树下，去者必须一律赤足，妇女不得参加。把猪、鸡杀好以后，将鸡和少部分猪肉煮熟，连同染黄的糯米饭一块儿敬献寨神。"咪谷"向寨神祈祷："尊敬的寨神，请你好生保佑寨民，让我们劳动一天，够吃九天；一年的收获够用九年，吃喝不完，年年有余，吃得下睡得香，寨人安康，六畜兴旺。"其余的猪肉，按户平均分配，各自拿回家进行祭献。明代倭泥人的另一保护神为地神，他们称为"咪收"，是地方的主宰和村寨的另一保护神。他们认为，如无"咪收"保护，村寨不会兴旺，禽畜不会发展。因而有许多祭祀"咪收"的习俗，在这些习俗中，又以请"咪收"的活动最有特色。他们认为"咪收"虽属某一地域的主宰，但它是可以到处游荡的。如果寨民祭祀不周到，它就会离寨而去，这时就要进行请"咪收"回寨的祭祀活动。在"咪收"回寨这天忌日，全寨不事生产，准备好必要的祭品，并组织数十人请"咪收"，每户由一男子参加，人人衣冠整齐，一律赤足，同时要备一匹骑马，把它打扮得漂亮雄壮，头戴红花，身挂铜铃，这是给"咪收"准备的骑马。中午由贝玛（主持宗教仪式之人）带着，敲锣打鼓去请"咪收"回寨。到了离寨很远的山头上，大家垂手而立，态度庄重严肃。由贝玛对着远方层层的山峦呼喊："我们的'咪收'回来吧！别处没有我处好，别寨没有我寨好，别家没有自家好。回来吧！我们牵着马来接你，拖着山羊迎你。。"，然后由贝玛拉马走在前头，其余跟在后边，敲锣打鼓，欢蹦乱跳地回到寨中，把"咪收"送到它居住的地方①。　　2。崇祖祭先与民间祀习明代民间民人的另一重要信仰习俗与祭祀风尚，则是平日与年节的崇祖祭先活动。这些活动不仅规模大，参加人数多（几乎覆盖社会的全体民人），而且世代相袭，笃信而虔诚。因此，祖宗有神灵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民间民人心中，并且对民人的日常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生活，起着重要的支配、制约作用。　　在广大汉族聚居地区，明代民人的崇祖祭先活动，因时因地而在风习上有差异，现选取有代表性地区的民间祭先祀习加以介绍：京师地区　明代京师民人一年中的崇祖祭先活动，一是元旦的"拜年"活动，届时，"晨起当家者，率妻孥，罗拜天地，拜祖祢，作匾食（即饺子），奉长上为寿。"接着是"烧阡张"的祀礼，"各家祖先，俱用三牲熟食，货草纸细剪者为阡张，供其前，俟三日后焚而彻之。"二是三月"祭墓"，"清明日，小民男妇盛服携盒酒祭其先墓，祭毕野坐，醉饱而归。每年是日，各门男女拥集，车马喧阗。"三是十月为祖先神灵"送寒衣"，此时"坊民刻版为男女衣状，饰文五色，印以出售，农民竞以是月初一日，鬻去，焚之祖考，名曰送寒衣。"①山东地区　明代山东夏津县民间的祀先活动则有"孟春之月"（正月）"元　　①　毛佑全、李期博：《哈尼族》，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六，《民风》。　　日绘门神，贴桃符，供祖先，寿尊长。亲朋更相贺岁。"季春之月（三月），"寒食断火祭墓，为鞦■戏"；孟冬之月（十月），"一日祭墓焚寒衣"②等习俗。莱芜县民人，更有春正月朔日，要"祀神祀先，宾客宗族相贺"；清明"扫坟墓，插柳枝"；中元"祀先悬谷麻"；十月朔日"祭墓换寒衣"；冬至"祀先"；除夕"祭先祖，贴门神"等祀先传统③。在淄川县民间，民人为祭祖，春正月朔日要"祀神祀先，宾客宗族相贺，隆师迎女婿妇追节"；清明须"扫坟墓，插柳枝"；中元要"祀先悬麻谷"；十月朔日要"祭墓"；冬至要"祀先"；除夕更要"祀先祖，帖门神，宜春字，隆师友，多嫁娶"①进行一系列隆重的祭奠活动，以寄崇仰之情。　　河南地区　明代，河南许州民间，民人为崇祖祭先，清明时，要"插柳祭墓，架鞦■"；十月一日要"墓祭作纸衣"②，以行祭祀。夏邑县民人，为祭祖祀先，每年除正月元旦"祀神祀先"外，三月清明家家则要"墓祭挂纸钱，插柳条，簪菜花"；中元时，"人各设蔴谷、瓜果于庭，祀神墓祭"；而十月一日，民家更"剪纸为衣上墓，曰送寒衣。"③至于光山县民人的祀先活动，则有元旦的"男女夙兴盛服，具香烛茶果"以"拜祖先"；清明"是日，人皆折柳插户，乡民男妇多以此日诣祖先墓所，设酒肴，焚楮钱祭扫"；中元时，"亦设酒肴祭祖先于其家"④等。　　湖北地区　明代，湖北蕲州地区民人的祭祖活动有：元日祈年，"五鼓后，郡人家悉洒扫厅宇，陈茶酒果，焚楮币，拜诸神祇、祖先，以祈一岁吉庆"。接着是序拜，"郡人于元日罢市，各盛服洁衣，飨祀谒祖先神祇毕，序拜称觞，祝尊者寿，然后出拜亲族。"三月清明时，"郡之民名于是日祭扫墓下，祭毕燕饮，挂纸钱于塚上而去。"七月焚楮衣，"前中元一二日，具酒馔祭享祖先，仍以纸衣焚献，俗称盂兰会。"十二月要馈岁辞岁守岁，"岁晚相馈遗往来辞年。除夜祀祖先及诸神，相与燕集，或达旦不寐，谓之守岁。"⑤等等。　　云南地区明代云南寻甸府地区民间，为进行祭祖活动，每届每年清明，民人"男妇具酒肴各诣坟所致祭"；十月一日时，家家则要"墓祭作纸衣"①，以慰先人。　　湖南地区　明代，湖南岳州府民人，祭祖祀先活动颇具特色，民人每年四月八日时，家家户户均要"取羊桐叶折米为饭，祀神及祖。"②江西地区　明代，江西建昌府民间，民人为崇祖祀先，每届清明是日，家家"插柳于门，人簪一嫩柳，谓能辟邪，具牲醪扫墓，以竹悬纸钱而插之，谓之标坟。"十月一日时，户户"多用冥衣于坟墓烧化，谓之送寒衣。"③②　嘉靖《夏津县志》上卷，《祀典志·风俗》。　　③　嘉靖《莱芜县志》，《政教》第五，《风俗》。　　①　嘉靖《淄川县志》，《风俗》。　　②　嘉靖《许州志》《典礼》七，《风俗》。　　③　嘉靖《夏邑县志》，《地理志》第一，《风俗》。　　④　嘉靖《光山县志》卷一，《风土志》。　　⑤　弘治《蕲州府志》卷一，《风俗》。　　①　嘉靖《寻甸府志》上卷，《风俗》。　　②　隆庆《岳州府志》卷七，《风俗》。　　③　正德《建昌府志》卷二，《风俗》。　　四川地区　明代，四川洪雅地区民间，民人祭祖，则于元日"具香烛，拜先庙"；三月寒食"则陈牲醴，拜扫封莹"；中元冥中有"盂兰盆会，祖考享腥荤"；岁除日更有"盛馔祀先毕，则家口无大小贵贱，均给肉一器、饭一盂，谓之分年饭"④等习俗。　　明代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则有祖先崇拜的诸多祭祀风习。例如，明代的倭泥人（哈尼人），每日餐前都须由家长端着饭碗进行简单祭献，他们呼为"阿布越多"，表示先敬献祖先，然后家人才能享用。已婚的妇女，凡过年过节、生儿育女等喜庆活动时，都要从夫家送一包"供品"回娘家供奉祖先。"供品"为糯米饭、糯米粑粑、酒、肉（一生一熟）等，送到娘家后，向"阿培候勾（祖先神灵之位）"祭献。此外，凡过年节、婚嫁、生育、取名、新房落成时，家中之人都须向"阿培候勾"进行祭献，使之共享。可见，他们相信祖先的神灵永在⑤。再如，明代海南的黎人，为对祖先表示崇拜，则有祭祀"祖先鬼"的习俗。祭祖先鬼时，要杀牛、猪，并请鬼公和娘母祭鬼。仪式更多种多样。沿海黎人祭祖先鬼叫做"握亩帕"（意为"祭天鬼"、"祭大鬼"），祭祀时，要把牛头和猪头及饭团放在屋顶上，在屋顶两端用竹杆或小树枝做两个线圈，在线圈周围挂满小弓箭、鸡毛、小布条等物。"鬼公"先在屋门香炉桌前摇铃舞剑驱赶鬼邪，等到"鬼魂"入身后就到屋顶上来回跪动，嘴里念着"招魂"的咒语，念经做法事等等①，仪式颇为庄重。　　④　嘉靖《洪雅县志》卷一，《风俗》。　　⑤　毛佑全、李期博：《哈尼族》，民族出版社1989　年版。　　①　邢关英：《黎族》，民族出版社1990　年版。●　　九、生产、商贸习俗明代，农业、手工业、副业生产（如渔林桑果茶牧等），随着土地垦辟的增加，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相对普及，专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其总体水平较之前代有所上升。而且，在质与量的方面，均出现了良性循环与增长的势头。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所形成的一整套各地有别的相关的农副与手工业生产、经营、行业神崇拜诸种习俗，既是民人长期社会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同时，又通过风习的传承、衍化、因袭，使这些经验得以升华、提炼，则有利于后继者们的生产、经营、加工活动，使之减少盲目性，增加知识性与科学性。自明代中叶以后，商业贸易活动，在各地呈现出发展与繁荣的势头。商业网络的建立、地方商帮的增多、商业经营与流通领域的扩大，便生动地表明了此点。与此同时，在此种社会背景下，派生出一套较为系统和有特色的商贸经营与商规、商社与商行、财神与诸神崇奉、儒商与文化等习俗，便是商人群体长期经营活动实践经验、生财致富技巧的总结与条理化。而且，它还对明代商帮、商行的形成和内部凝聚力的增加，对商人群体素质的提高与经营手段的多样化，对商业经营范围和利润的扩大，对商业对文化、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则起着积极的、不可忽视的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农副业、手工业生产习俗明代，各地区农副业、手工业生产，虽发展水平有高低不同之别，但在生产习俗、经营习俗、行业神崇拜习俗等方面，却异中有同。　　1。明代农副业、手工业生产习俗在农副业、手工业的生产习俗中，则包括与农事活动紧密相关的农事耕作与节候习俗、农谚与时令习俗、农副业与手工业生产习俗等内容，它们各有特点，却又相互关联，从而贯穿于这些生产活动的全过程中。　　农事耕作与节候习俗在明代各地区的农事耕作活动中，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意义。人们通过节候、气象、雨雪、地温、湿度，各种生态、物象的变化，来掌握农时，进行耕、播、种、耘、管、收、藏、售、加工等活动。通过明代流传于江南一带的一首二十四节气歌谣，便可窥知当时农事耕作活动的生动情景："立春阳气转，雨水落无断；惊蛰雷打声，春分雨水干；清明吐麦穗，谷雨浸种忙；立夏鹅毛住，小满打麦子；芒种万物播，夏至做黄梅；小暑耘收忙，大暑是伏天；立秋收早秋，处暑雨似金；白露白茫茫，秋分秋秀齐；寒露育青秋，霜降一齐倒；立冬下麦子，小雪农家闲；大雪罱河泥，冬至河封严；大寒办年货，小寒过大年。"此外，江南地区，在明代还有一些结合阴晴占验讲季节农事、种植、收获等的歌谣，从中也可透发出一些农事耕作活动的习俗，如："雨水甘蔗节节长，春分橄榄两头黄，谷雨青梅口中香，小满枇杷已发黄，夏至杨梅红似火，大暑莲蓬水中扬，处暑石榴正开口，秋分菱角舞刀枪，霜降上山采黄柿，小雪圆眼荔枝配成双。"　　明人杨慎在《升庵外集》一书中，对南方一带地区的农事耕作与节气习俗，也作了记录与总结，指出：若"霜降前一日见霜，则知清明前一日霜止；霜降后一日见霜，则知清明后一日霜止。五日十日而往，前后同占，欲出殃苗，必待霜止，每岁推验，若合符节。"①明代广大农村，民人将节候知识应用于农事耕作，最集中的反映在长期的对作物田间管理上，从而形成了一套较有规律的农事生产习俗。对此，加以总结、记载的，当首推明代涟川《沈氏农书》一书，现将有关部分摘引如下：种田之法不在乎早。本处土薄，早种每患生虫。若其年有水种田，则芒种前后插莳为上。若旱年车水种田，便到夏至也不防。只要倒平田底停当生活，以候雨到。而不到则车种，须要一日车水，次日削平田底，第三日插秧，便土中热气散尽，后无虫蛀之患矣。凡种田总不出"粪多力勤"四字，而垫底尤为紧要。多则虽遇水大而草肯参长浮面，不至淹没；遇旱年，虽种迟易于发作。其插种之法：行欲稀，须间七寸，段欲密，容荡足矣。平底之时，有草须去尽；如削不能尽，必拔去而后平底。盖插下须二十日方可下田拔草；倘插时先有宿草，得肥骤兴，秧未见活，而草已满，拔甚费力，此俗所谓"亩三工"。　　头番做得干净，后番次次省力。今日拔草，明日即要横锄，所谓"头番不要早，二番不要迟。"当使草尝无处著足。两锄俱要将土翻个转身，不徒移动场屋。小暑后到立秋不过三十余日，锄、荡、耘四番生活，锄二、荡一、耘一。均匀排定，总之不可免，落得上前为愈也。立秋边，或荡干，或耘干，必要田干缝裂方好。古人云："六月不干田，无米莫怨天。"惟此一干，则根派深远，苗干苍老，结秀成实，水旱不能为患矣。干在立秋前，便多干几日不防，干在立秋后，才裂缝便要车水，盖处暑正做胎，此时不可缺水。古云："处暑根头白，农夫吃一吓。"下接力段在处暑后苗做胎时，在苗色正黄之时。如苗色不黄，断不可下接力；到底不黄，到底不可下也。到了立秋，苗已长足，壅力已尽，干必老，叶必黄，接力愈多愈好。一在六月内干过一番，财土实坚牢，苗身坚老，堪胜壅力，而无倾倒之患。但自立秋以后，断断不可缺水；水少即车，直至斫稻为止。俗云："稻如莺色红，全得水来供。"若值天气骤寒，霜早；凡田中有水，霜不损稻，无水之田，稻即秕矣。先农有言："饱水足谷"，此之谓也。　　垦麦棱，惟干田最好，如烂田须垦过几日，待棱背干燥，方可沉种。倘时候已迟，先种发芽，以候棱干，切不可带湿踏实，菜、麦不能行根，春天必萎死，即不死，永永不长旺，盖潭要满，撒子要均，不可惜工，而令妇女小厮，苟且生活。麦要浇子，菜要浇花。麦沉下，浇一次，春天浇一次，太肥反无收①。　　然而，大量反映明代农事耕种与节候习俗的，当属民间"杂占"之语，通过杂占的占辞内容，可知其节候变化对该年农事耕作、收成、灾害的巨大影响，且能加以预测。在明代嘉靖《惠安县志》中，便记载有明代福建惠安县地区与农事节候习俗有关的"杂占"，如："凡春有浮气自东海冉冉而升，则雨从东而西，有东风吹送之。若夏秋间，阴云涌起，大帽山前后郁结回旋，久而不散，则必有西北风吹送骤雨，俄顷即止，不能远及。　　夏秋间，夜静不风，一天星斗闪烁摇动者，明日必有风。月晕主风，日　　①　杨慎：《升庵外集》卷十一，《出秧》。　　①　涟川：《沈氏农书》卷上，《运田地法》。　　将入，有赤霞薄绕之，已而散为日足者，亦主风。　　虹霓观其首尾所直之方，若下不至地，随见随灭者，无灾。若久见不灭，复化为微雨，则听直之方必有螟虫之灾。凡虹皆阴阳不正之气，交感而成，日光映之则黄。若白虹见，则所见之方，主有瘟疫、盗贼、斗杀。　　凡流星坠地，光芒照人，所坠之地，主有灾。　　俗自（正月）元日顺数至八日止，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若其日天色晴明，则所属之物蕃育，否则灾。　　元宵日，朝占百果，午占晚禾，晚占早禾。皆欲晴明，故曰：雨打元宵灯，早禾一束稿。　　惊蛰日雷，主一月多雨，至次月又旱。是日不宜寒，故曰：惊蛰不杀虫，寒到五月穷。　　立夏日，有青气见南方吉，否则灾。是日及小满日，俱宜雨。故曰：立夏不下，高田莫耙。小满不满，芒种莫管。　　凡四月七、八、九三日谚云：七日雨，果子荒。八日雨，破池塘。九日雨，再起仓。言唯七日雨妨果，其八、九俱宜雨也。是月二十六日宜北风，故云：南风吹过北，有钱籴无谷。北风吹过南，无钱也去担。　　夏至若在五月中，则谷贱。故云：夏至在月头，一吃一边愁。夏至在月中，愁杀粜谷翁。是日又宜雨，为秋熟之兆。　　六月十二日，常有北风，农人最忌之。是日无风，则风不害稼，极准。　　立秋若在六月终，则早禾反迟。故云：六月立秋要到秋，七月立秋不到秋。　　七月七夕以前，占天河影没，三日复见，则谷贱。七日而复见，则谷贵。凡占天河星多，主水少、主旱。　　秋分一日不宜晴，中秋阴云不见月，次年元宵必雨。故云：云蔽中秋月，雨打元宵灯。言相应也。　　重阳日，不宜雨。故云：重阳无雨一冬晴。　　十月朔日，宜雨。故云：十月初一晴，柴炭土样平。以后又宜雨，故云：十月雨连连，高山也是田。是月二十六日若晴，则晴弥月，风亦然。　　冬至，若在十一月上旬，岁暮寒。在中旬，一冬和暖。在下旬，明年二月必寒。冬至若有青云起，北方来岁秋熟，否则旱灾。　　大寒、小寒日，雨雪，损牛羊。　　海哮主风。溪潭深处，天将雨，若有号哮声呼呼然，其下必巨鼍，欲雨则鸣。｝　将风，则涌。　　三月三日，听蛙声午前鸣，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唐诗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听蛙声。　　观鹊巢，以占一岁风之大小。獭穴，以占水之高下。　　暮鸠鸣，则小雨。朝鸢鸣，则大风。鸟飞翅重，雨。鸱鸺鸣，亦雨。　　天将久雨，则豕涉水。将寒，则豕衔草。　　雷将鸣，则雉涌而雊。　　鹳俯鸣，则阴。仰鸣，则晴。将雨，则长鸣而喜。　　将雨，蚁出穴，负土成封。　　凡果实之类，与百谷相消长。荔枝、杨梅大熟，其年五谷多荒。故云：山中红，田里空。"①又，万历《慈利县志》中，则记载了明代湖南慈利县地区民间，民人占候岁时农事水旱灾祥的"杂占"民谣。对此，民人耕作农事时，遵此习俗，且深信不疑，世代口碑传承不替。故此方志加以详述，认为"占候之术，虽非授时之正法，然其谈水旱灾祥时，或奇中。故择其有关于分至启闭者存之，以为农事资焉。亦庶几敬授民时之意也。"可见，它对农事确有某种带指导性、指时性意义，颇有可资用之处。现摘录如下："正月，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其日晴，生物育。阴则灾。元宵初日，占百果。申日，晚稻。未日，早稻。谚云：雨打上元灯，早禾一束稿。　　二月，惊蛰雷鸣，主本月多雨，次月妨农。　　三月三日，听蛙声午前鸣，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唐诗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　　四月，立夏日，青气见东南，吉。否则，岁多灾。立夏与小满日，宜雨。谚云：立夏不下，高田莫耙。小满不满，芒种不管。　　五月，夏至得雨，丰稔之兆。谚云：夏至在月头，一边吃一边愁。夏至在月中，耽搁粜米翁。谓米价平也。　　六月，立秋在月稍，则早稻迟。谚云：六月产秋要到秋，七月立秋不到秋。　　七月，七夕以前占天河，影没三日而复见，则谷贱。七日而复见，则谷贵。　　八月，秋分一日不宜晴。中秋月光则无鱼云，重则知次年元宵多雨。谚云：云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灯。　　九月，自一日至九日，凡北风，则谷价贱。以日占月可知。谚云：重阳无雨一冬晴。　　十月一日，宜晴。谚云：十月初一晴，柴炭两样平。　　十一月，冬至日，青云见于北方，吉。应来岁丰稔，否则，主旱灾。　　十二月，大寒、小寒多风雪，伤六畜。雪三下，则蝗入土九尺。谚云：其年三白。来年多丰。　　四季甲子：春甲子，雨，赤旱千里。夏甲子，雨，摇船入市。秋甲子，雨，禾头生耳。冬甲子，雨，雪飞千里。此唐俚语，民间占之，多验。"①在具体的农事耕作工具、劳动习俗方面，明代嘉靖《洪雅县志》中，则对四川洪雅地区民间劳作的状况，有过生动记述和描绘，称：该地农家"其灌田，则田多者以桔槔、以筒车。田少者，以戽斗。其布种，则早者以惊蛰，迟者以清明。其插秧，则多击长腰鼓，为田歌以节劳。鼓以木为之，长可五尺许，首径一尺二三寸，尾径八九寸，周身缠以大绳，首尾蒙以生牛皮，面涂以泥。一人以皮绳系于腰，击以大槌，声震十余里。"②至于具体的农作物种植与节候习俗，明人著述亦有记载。如，明人邝璠的《便民图纂》一书中，便对明代民间蔬菜作物耕作了习尚，记述甚详。对各类蔬菜播种、收获的农时，土肥的管理，耕作、施肥的技术，病虫害的防　　①　嘉靖《惠安县志》卷四，《风俗》。　　①　万历《慈利县志》卷六，《杂占》。　　②　嘉靖《洪雅县志》卷一，《风俗》。　　治等农习耕俗，多有涉及。因此，它是民人农事经验的总结，也是其种植习俗的真实记录。　　"姜：宜耕熟肥地，三月种之，以蚕沙或腐草灰粪覆盖。每陇阔的三尺，便于浇水。待芽发后，又揠去老姜。上作矮棚蔽日，八月收取，九、十月宜掘深窖，以糠秕合埋暖处，免致冻损，以为来年之种。　　芋：其种拣圆长尖白者，就屋南檐下掘坑，以砻糠铺底将种放下，稻草盖之。至三月间取出埋肥地，等苗发三四叶，于五间，择近水肥地移栽，其棵行与种稻同。或用河泥，或用灰粪烂草壅培，早则浇之，有草者锄之。若种旱芋，亦宜肥地。　　萝卜：三月下种，四月可食，五月下种；六月可食；七月下种、八月可食。地宜肥，土宜松，浇宜频，种宜稀，密则芟之，肥大。　　胡萝卜：宜三伏内治地作畦，若地肥则漫撒子，频浇，肥大。　　油菜：八月下种，九十月治畦，以石杵舂穴分栽，用土压其根，粪水浇之。若水冻，不可浇。至二月间，削草净，浇不厌频，则茂盛。苔长摘去中心，则四百丛生，子多。　　藏菜：七月下种，寒露前后，治畦分栽。栽时，用水浇之。待活，以清粪水频浇。遇西风及九焦日则不可浇。　　芥菜：八月撒种，九月治畦分栽，粪水频灌。　　乌菘菜：八月下种，九月治畦分栽。　　夏菘菜：五月上旬撒子，粪水频浇，密则芟之。　　菠菜：七八月间，以水浸子，壳软捞出，挖干，就地以灰拌撒肥地，浇以粪水。芽出，推（惟）用水浇，待长，仍用粪水浇之则盛。　　甜菜：即莙荙，八月下种，十月治畦分栽，频用粪水浇之。　　白菜：八月下子，九月治畦分栽，粪水频浇。　　苋菜：二月间下种，三月下旬移栽于茄畦之旁，同浇灌之则茂。　　豆芽菜：拣绿豆，水浸三宿，候涨，以新水掏（淘）挖干用芦席洒湿衬地，糁豆于上，以湿草荐覆之，其芽自长。　　生菜、苦荬、莴苣：八月漫撒种，待长，治畦分栽，粪水浇灌。　　莴笋：八月下种，待长移栽，以粪频壅则肥大。　　冬瓜：先将湿稻草灰拌和细泥铺地上，锄成行陇，二月下种，每粒离寸许，以湿灰筛盖，河水洒之。又用粪浇盖，干则浇水。待芽顶灰，于日中将灰揭下，搓碎壅于根旁，以清水浇之，三月下旬，治畦锄穴，每穴栽四科，离四尺许。浇灌粪水须浓。　　王（黄）瓜：二月初撒种，长寸许，锄穴分栽，一穴栽一棵。每日早，以清粪水浇之，旱则早晚皆浇，待蔓长，用竹引上。　　甜瓜、酱瓜、生瓜：种法与冬瓜同，但分栽，离三尺许。　　香瓜：种法同上。或于西瓜畦中夹种，亦可。　　丝瓜：嫩小者可食，老则成丝，可洗锅底油腻。种法与下同。　　葫芦、瓠：三月间下种，苗出移栽，以粪水浇灌，待苗长，搭棚引上。　　茭白：宜水边深栽，逐年移动，则心不黑，多用河壅根，则色白。　　胡荽：先将子捍开，四月、五月、七月晦日晚宜种，种宜湿地，以灰覆之，水浇则易长。　　葱：种不拘时，先去冗须，微洒。疏行密排种之，宜粪培壅。　　韭：三月下旬撒子，九月分栽，十月将稻草灰盖三寸许，又以薄盖之，则灰不被风吹。立春后，芽生灰内，可取衣。天若放晴，二月终，芽（韭）长成芽，以次割取，旧根常留分栽，更不须撒子矣。　　蒜：于肥地锄成沟垅，隔二寸，栽一棵，粪水浇之，八月初可种。　　刀豆：清明时，锄地作穴，每穴下种一粒，以灰盖之，只用水浇。等芽出，则浇以粪水。蔓长搭棚引上。　　茄：二月治畦，与冬瓜同种则漫撒，长寸许。三月移种浇以粪水宜频。　　天茄：清明时撒于肥地，蔓长则引上。　　甘露子：宜肥地熟锄，取子稀种。其叶上露珠滴地，一点出一珠。其根皆连珠，须耘尽方盛。　　薄荷：三月分棵种之，浇用粪水，至六月间割晒，待长尺四五，再割。　　一年共割二次。　　紫苏：二月间撒种，长二三寸，于瓜茄畦边种之。　　山药：先将肥地锄松作坑。拣山药上有白粒芒刺者，以竹刀切作段，约二寸许，相挨排卧种之，覆土厚五寸，旱则水浇。宜牛粪麻糁壅培，专忌人粪，生苗以竹木扶架，霜降后，收子种亦得。立冬后，根边四围，宽掘深取则不碎。一名黄独，其味与山药同，以绿豆壳麻糁，或小便草鞋包种之，四畔用灰，则无虫伤。"①在北方，明代京师地区，民间已有温室种植蔬菜、花果、瓜类的习俗。　　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一书便载："京师隆冬，有黄芽菜、韭黄，盖富室地窖火炕中所成，贫民不能办也。今大内进御，每以非时之物为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谓二月中旬进瓜，不足道也。其它花果，无时无之，盖置炕中，温火逼之使然。然经年树即枯死，盖其气为火所伤故也。"②农谚与时令习俗　明代，广泛流行于民间的诸多农业谚语，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好记好懂，形象生动，内容富于哲理性和科学。它不但是农耕、播种、收获、管理、加工技术传播、学习的生动活教材，而且是有明一代各地区性的农作时令习俗的真实反映。这些农谚，大部分仍流传至今，成为各地农事活动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宝贵财富；也有一部分在明人的有关著述中，原始而真实地记录下来，使得至今，仍能通过它，了解明代广大地区民人的农作时令习尚。其中，最具典型的，则是明人邝璠在《便民图纂》一书中，所收集、整理、记录的《农务女红竹枝词》，词中的农谚，用民间口语化的语汇，逼真地反映了明代民人，在一年四季之中，所辛勤从事的有关农业劳作的浸种、耕田、耖田、布种、下壅、插莳、扬田、耘田、车戽、收割、打稻、牵砻、春碓、上仓、田家乐等全过程习俗，弥足珍贵。现将其内容，引述如下：《农务女红竹枝词》三月清明浸种天，去年包裹到今年；日浸夜收常看管，只等芽长撒下田。浸种。　　翻耕须是力勤劳，才听鸡啼便出郊；耙得了时还要耖，工程限定在明朝。耕田。　　耙过还须耖一番，田中泥块要匀摊；摊得好时秧好插，摊弗匀时插也难。耖田。　　①　邝璠撰：《便民图纂》卷六，《树艺》下。　　②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一。　　初发秧苗未长成，撒来田里要均平；还愁鸟雀飞来吃，密密将灰盖一层。布种。　　稻禾全靠粪浇根，豆饼河泥下得匀；要利还须着本做，多收多是本多人。下壅。　　芒种才交插莳完，何须劳动劝农官；今年觉似常年早，落得全家尽喜欢。插莳。　　草在田中没要留，稻根须用扬扒搜；扬过两遭耘又到，农夫气力最难偷。扬田。　　扬过秧来又要耘，秧边宿草莫留根；治田便是治民法，恶个祛除善个存。耘田。　　脚痛腰酸晓夜忙，田头车戽响浪浪；高田车进低田出，只愿高低不做荒。车戽。　　无雨无风斫稻天，斫归场上便心宽；收成须趁清明好，柴也干时米也干。收割。　　连枷拍拍稻铺场，打落将来风里扬；芒头秕谷齐扬去，粒粒珍珠著斗量。打稻。　　大小人家尽有收，盘工做来弗停留；山歌唱起齐声和，快活方知在后头。牵砻。　　大熟之年处处同，田家米臼弗停舂；行到前村并后巷，只闲筛箕闹丛丛。舂碓。　　秋成先要纳官粮，好米将来送上仓；销过青由方是了，别无私债挂心肠。上仓。　　今岁秋成分外多，更兼官府没差科；大家吃得醺醺醉，老瓦盆边拍手歌。田家乐。①农副业与手工业生产习俗明代，直接与农业相关的副业则有蚕桑、棉麻、茶果、牧渔等，这些副业生产，亦有一整套与之有关的生产习俗，相沿成习，并被民人共同遵循。而手工业生产，则有纺织、陶瓷、酿制、造纸、矿冶等诸业，在这些规模相异的生产活动中，明代也形成了各自行业的生产习尚，颇具特色。　　蚕桑副业：太湖地区是明代农桑养蚕副业最为兴盛发达之区，对其养蚕活动的生产习俗，明人朱国祯的《涌幢小品》一书，在介绍了蚕农自"护种"活动起，历经育蚕"护种"、"摊鸟"、"蚕荐"、"叶墩"、"看火"、"初眠"、"出火"、"大起"、"登簇"、"贴巧"、"冒山"、"炙山"、"亮山"、"除托"、"落山"等生产活动阶段，直至落山收茧的习俗成规。总结这些生产习俗，总概其要，则是"凡蚕之性，喜温和与恶寒热，大寒则闷而加火；太热疏而受风。蚕房宜卑，卑则温。蚕簇宜高，高则爽。"又，"其收种时，须在清明后，谷雨前。大起须在立夏前，过此不宜也。""至于桑叶，尤宜干而忌湿。少则布挹之；多则箔晞之。能节其寒暖；时其饥饱；调其气息；常使先不逾时，后不失期，而举得其宜。一时任事诸女仆，又相兴起率励，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数。"因为这些生产习俗，源于实践，又被后继者不断总结，使之科学化、条理化，故蚕茧产量大为提高。致使"传者始而惊，中而疑，终而信也。"于是，民人"其后益加讲求，为法愈密，　　①　邝璠撰：《便民图纂》卷一。　　所产益良。前后几二十年，岁无败者，时谓得养蚕术焉。"①棉麻副业：齐鲁山东大地、浙江一带，是明代重要产棉区域。对其种植生产习俗，明人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有载："齐鲁人种棉者，既壅田下种，率三尺留一棵。苗长后，笼干粪，视苗之瘠者，辄壅之。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余姚海堧之人，种棉极勤，亦二三尺一棵，长枝布叶，科百余子。收极早，亦亩得二三百斤。其为畦：广丈许，中高旁下，畦间有沟。深广各二三尺，秋叶落积沟中烂壤；冬则就沟中起生泥壅田。岁种蚕豆，至春，翻罨作壅，即地虚，行根极易，又极深，则能久雨，能久旱，能大风。此皆稀种，故能肥；能肥，故多收。"②对植麻的生产习俗，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中有详述："种胡麻法，或治畦圃，或垄田亩。土碎草净之极，然后以地灰微湿，拌匀麻子而撒种之。早者三月种，迟者不出大暑前。早种者花实亦待中秋乃结。耨草之功，唯锄是视。"③茶果副业：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述了广东珠江以南的河南村茶业生产的习俗，该地"其土沃而人勤，多业艺茶。春深时，大妇提籝，少妇持筐，于阳崖阴林之间，凌露细摘，绿芽紫笋，薰以珠兰，其芬馨绝胜松萝之荚。每晨茶估，涉珠江以鬻于城，是曰河南茶。"①明人陆容在《寂园杂记》中，即对葡萄的种植习俗，予以介绍："京师种葡萄者，冬则盘屈其干而覆之，春则发其庇而引之架上。"②牧渔副业：明代，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主要从事牧业生产，其生产也有一整套习俗。对此，明人肖大亨在《北虏风俗·耕猎》条中说："射猎虽夷人之常业哉，然亦颇知爱惜生长之道。故春不合围，夏不群籝蒐，惟三五为朋，十数为党，小小袭取，以充饥虚而已。及至秋风初起，塞草尽枯，弓劲马强，兽肥隼击，虏酋下令，大会■林，千骑雷动，万马云翔，较猎阴山，十旬不返，积兽若丘陵，数众以均分。此不易之定规也。"在明代福建地区，盛行人工池养鱼类，其生产习俗是："《闽录》云：仲春取子于江内鱼苗，畜于小池，稍长入犀塘日犀鏕，可尺许，徙之广池，饲以草，九月乃收。"③纺织、陶瓷业：明代芜湖、淞江一带，棉纺手工业颇为发达。其生产习俗是，"凡棉春种秋花，花先锭者，逐日摘取，取不一时。其花粘子于腹，登赶车而分之。去子取花，悬弓弹花。""弹后以木板擦成长条，以登纺车，引绪纠纱缕，然后绕籰，牵经就织。"④在陶瓷业方面，明代刘田所产青瓷甚为著名，其制作、烧制生产过程中的生产习俗是："泥则取于窑之近地"，"油则取诸山中。蓄木叶烧炼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细者，合而为油。大率取泥贵细，合油贵精。匠作先以钧运成器，或模范成形。候泥于则醮油涂饰，用泥筒盛之，置诸窑内，端正排定。以柴筱日夜烧变，候火色红焰无烟，即以泥封闭火门，火气绝而后启。凡绿豆色莹净无暇者为上，生菜色者次之。"　　①　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　　②　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　　③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粒》。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四。　　②　陆容：《寂园杂记》卷五。　　③　黄省曾：《养鱼记》。　　④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上，《乃服》。　　①酿制、造纸业：明代，酿酒之生产习俗多沿袭元代，故明人王圻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明时则以为烧酒之制法来自阿剌吉，故烧酒又名阿剌吉酒。"②至于造纸手工业的生产习俗，明代，在浙江衢州常山、开化一带，人多以造纸为业，其造法习俗是："采楮皮蒸过，擘去粗质，糁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热，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濯去泥沙，曝晒经旬，舂烂水漂，入胡桃藤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俟其凝结，掀置白面，以火干之"即成③。这种生产习俗，后来一直沿袭到清代，只不过某些工艺流程稍加改进而已。　　矿冶业：矿冶业是明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其生产习俗亦颇有特色。嘉靖安徽《徽州府志》便记述了该地区矿冶业生产的一些风习："凡取矿，先认地脉"，"既得矿，必先烹炼，然后入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矿沙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昼夜番换，约四五十人。若取矿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或既矿起，而风路不通，不可熔冶；或风路虽通，而熔冶不成，未免重起。"④由此可知，有着一整套的生产流程和生产习俗、成规。2。明代农副业、手工业经营习尚明代，农副业、手工业经营习俗，较之以往，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如农副业出现多种经营和产品商品化、市场化势头；手工业经营规模的扩大等等。　　农副业经营习俗　较之前代而言，明代在农副业经营习俗方面，部分经济发达区域出现综合经营化、盈利化、市场化、专业化等习俗，且民人相互影响、习染，有扩大和蔓延之势。　　其一，一些地区出现农副业综合经营的习俗。如江苏地区吴郡人谈参，由农耕起家，后围湖垦田致富，"岁之入，视平壤三倍"。与此同时，他又工于"心算"，筑"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鸟凫昆虫之属，悉罗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计。"结果，农副收入又"视田之入复三倍"①。这是一种将农业、渔业、牧业、果蔬业、虫鸟养殖业等，集为一体的农副业综合经营方式和习俗，极具典型性。这种习俗，以市场需求为指归，可增值获利数倍。同时，它又促进了生产、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平衡。产生并引发出多种价值与效应，具有积极意义。其二，江南一带，出现农副业经营计成本而盈利的习尚。如明代《沈氏农书》、张履祥《补农书》中，便对经营养猪、养羊、养鸡鹅鸭的成本与盈利，有精确核计："养猪六口，每口吃豆饼三百斤，六口计一千八百斤，常价十二三两；大麦四百二十斤，计常价十一两，该三十余石，糟七百斤，计四千余斤，常　　①　陆容：《菽园杂记》卷十四。　　②　王圻：《三才图绘》。　　③　陆容：《菽园杂纪》卷十三。　　④　嘉靖《徽州府志》卷七。　　①　李诩：《戒庵漫笔》卷四。　　价十二两。小猪身本六个，约价三两六钱。垫窠稻草一千八百斤，约价一两，共约本十六两零。每养六个月，约肉九十斤，共计五百余斤，每斤二分五厘，算照平价，计银十三两数，亏折身本，此其常规。每窠得壅九十担，一年四窠，共得三百六十担。养母猪一口，一二月吃饼九十片，三四月吃饼一百二十片，五六月吃饼一百八十片，总计一岁八百片，重一千二百斤，常价十二两。小猪放食，每个饼银一钱，约本每窠四两。若得小猪十四个，将八个卖抵前本，赢落六个自养，每年得壅用八十担。"①"养胡羊十一只，一雄十雌。""右羊十一只，每日吃叶草四十斤，每年共计一万五千余斤，除自叶不算外。自叶抵小羊食，买枯叶七千斤，六月内长安人来，预撮叶价每千斤三钱之外，冬天去载，计七千斤约价三两。买羊草七千斤，七月内崇桐路上买，算除泥块，约价四钱，七千斤亦该三两。垫柴四千斤约价二两，约共叶草八两数。每年羊毛三十斤之外，约价二两；小羊十余只，约价四两。可抵草叶之本。每年净得肥壅三百担，若垫头多，更不止于此数。"②"鸡鸭利极微，但鸡以待宾客，鸭以取卵，田家不可无。今计每鸭一只，一年吃大麦七斗，决然半年生蛋无疑，人家若养六只，得蛋千枚，日逐取给殊便。""养鹅四只，一雄三雌。一年吃大麦籼谷四石，不值银一两八钱。自中秋起至春分，计一百八十日，中间再听四五十日停歇，实计每只生卵六七十枚，三雌共生二百枚。发卖包出，每个二分，即卖不尽者，留作家用也值。若伏小鹅更有利，凡养鹅要在六七月饱饲绽谷，培其本壮，生蛋有力。或曰绽谷不如蚕豆，试验实然。养母鸡四只，冬春二季，可伏子四十八枚，出下即卖。"③其三，福建、江苏（南直隶）等地，出现按市场需求进行农副经营的风习。如嘉靖《惠安县志》载，该地民间农家，"桑麻鸡鹅羊豕蔬蓏嬴蛤之利，家自力以给。岁暮，商贩以入。兴（化）泉（州）鸡鹅羊豕，大抵由吾邑往者多也。"①又，在江苏仪征县地区民间，据隆庆《仪征县志》记述，农家民人每届"秋冬，田家竞制麻窝鞋，入市颇广。"②此种风习表明，这些地区农副业已开始突破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而以市场需求为其经营导向。其四，农副业经营专业化（按市场需求为分工）的经营习尚，开始在一些地区出现。据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五载，当时便有专供市场销售的农村养猪专业户，如"西乡贫人王招佣于邻近富家，为主田事。渐积粟十余石。""同佣善相豕，言畜豕之利。""乃尽出所积粟，偕其人贸豕于郡，畜养数年，得百余金。"③又，明代南京市场所需猪只，多由江北乡间养猪户供给。《金陵物产风土记》载，"猪者，中国人贵贱之通食也。金陵南方人善豢之，躯小而肥，俗呼驼猪，岁暮始宰，以祀神，供宾客，给年用，非市中所常有。其皮厚肉粗，间杂以臭恶者，皆贩自江北之猪。"　　其五，手工业经营中，出现注重产品个性、特色的习尚。若以陶瓷手工业为例，则"洪武窑"、"永乐窑"、"宣德窑"、"成化窑"、"正德窑"、　　①　涟川：《沈氏农书》卷上。　　②　张履祥：《补农书》卷上。　　①　嘉靖《惠安县志》卷四，《风俗》。　　②　隆庆《仪征县志》《土产志》。　　③　黄印：《锡金识小录》卷五。　　"嘉靖窑"、"隆万窑"等不同时期的陶瓷产品，均具个性、特色，反映出不同的经营习尚，但都注重产品质量。如"永乐窑"：永窑造压手杯，中心画双狮滚球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者又次。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若后来仿效，殊无可观。成化窑"瓷器的特色则是，"成窑以五彩为上。酒杯以鸡缸为最，上画牡丹，下画子母鸡，跃跃欲动。五彩葡萄擎口扁肚靶杯，式较宣杯妙甚。次若人物莲子酒■、草虫小■、青花纸薄酒■，名式不一，点色深浅，莹洁而质坚。"①两相较之，即可体现出这一手工业经营的风习。3。农副、手工业的行业神崇拜风习明代乡村民间，在进行生产与经营活动时，民人所供奉、祭拜的与农副业有关的行业神则有八蜡、伏羲、神农、黄帝、后稷、土谷神、社神、青苗神、雹神、虫神、圈神、塘神、棉花神等。与手工业有关的行业神则有黄婆神（黄道婆）（纺织业），火神、碗神、陶正（陶瓷业），醋姑、酒仙神（酿制业），老君神（矿冶业），蔡伦圣人神（造纸业）等。且崇拜之礼仪甚隆，祭日则各有别。　　农副业的行业神祭拜　明代，民间民人常于田间地头祭土谷神，并建有专供祭祀的土地庙、土谷祠。春天田事方兴，则向土谷神祈求丰收，秋后又向土谷神表示谢意，即所谓"春祈秋报"。而土谷神则是土地神与谷神的合称，其中，二神或台祭，或单祀。如祀土地神日为社日，神会称"社会"、土地会。如《清嘉录》卷七"斋田头"条，便载自明至清民人祀田神（即社神）的习俗：每届"中元，农家祀田神，各具粉团、鸡黍、瓜蔬之属，于田间十字路口再拜而祝，谓之'斋田头'。"又，浙江金华府东阳县民间，据《东阳县志》载，亦有祭土谷之神、祭田婆的风习："夏至，凡治田者，不论多少，必具酒肉祭土谷之神，束草立标，插诸田间，就而祭之，谓祭田婆。六月六日，农家复祀谷神，谓之'六六福'。"此外，民间亦有社日祭社神、举办神会的活动，这些习尚，均沿自明代。如《中华全国风俗志·浙江·湖州》引《孝丰县志》载称："社日，各村率一二十人为一社，屠牲洒酒，焚香张乐，以祀土谷之神，谓之'春福'。"再如张正藩《东台县栟茶市乡土志·集会》记述：该地"农人又有土地会之举，每月一次，合一庄之人，拈阄轮值，届时各出钱进神、相聚吃酒吃菜而已。每届秋初，各庄请巫人（俗名僮寺）做会，巫人执斧向在会各家巡行，门之左右大书'太平'二字。此亦一集会也。"由此可见祭祀礼仪之隆重。　　手工业的行业神祭祀　明代，手工业的行业神祭祀习俗，以陶瓷业祭祀童宾、赵慨、蒋知四、华光、范蠡、土地神、火神、碗神、章氏兄弟、伯灵翁、金火圣母、尧帝、舜帝、陶正等神，礼仪最隆。其中，又以著名产瓷地江西景德镇的民间祭陶业神风习，最为典型。明人王世懋在《二西委谭》一书中，曾记述当时瓷业之盛况："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寝。戏呼之曰'四时雷电镇'。"所供奉的行业神有童宾、赵慨、蒋知四、华光等。童宾又称广利窑神、风火仙师、陶神、火神等，它是陶瓷业尊奉的祖师神。据乾隆《浮梁县志》卷五《物产志·陶政》记载，景德镇御窑厂署内，自明代以来，便建有风火神庙，乃是供奉童宾的祖师庙，该地"窑民奉祀维谨，　　①　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　　酬献无虚日，甚至俳优奏技数部，簇于一场。"另据传说和记载，重宾确有其人，实为明代万历时的陶工，因赴火而死被奉为祖师，其神庙称为"佑陶灵祠"，俗称"风火仙祠"，祠中设有童宾神龛，两侧又供各脚位师祖。陶工的行业帮会称"童庆社"。陶工们对于童宾家乡的亲族，看作亲戚交往，逢年节时，必至拜贺，亲密无间，至尊至崇至诚至敬。并请画师专门绘制两面飞虎大旗，恭送童氏家族珍藏，每逢迎神时，则至童家恭请大旗，且设宴款待祖师后代①。　　（二）商业、贸易与商道风俗明代随着农业、农副业、手工业的长足进步与发展，也促进了商业贸易活动兴盛，致使到嘉清、万历年间时，商业的繁荣达于顶点。与此同时，明人的商品意识、商业文化意识，较之前代而言，也大为提高。还形成了一系列与之有关的经营与商风习俗、商社与牙行习俗、财神与诸神崇奉习俗、商人消费与文化习尚等社会风尚。这些习尚，各具特色，又有不同的文化内涵。1。经营与商风习俗通观明代商贸经营与商风习俗，较之前代，则有讲求在城镇营商、专业化经营、易地货贩、经营方式多样化、运用合理的经营之道、注意商业宣传等诸多特点。这一切，对于明代新的城镇的兴起、繁荣，全国货畅其流，商人群体素质与经营之本的提高，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将其新风习分述如下：其一，有聚集城镇经营的商风习尚。这些城镇多是交通相对发达便利之地。由于商人的聚集，致使一些新的商业城镇涌现出来。其中，以江苏吴江县震泽镇的兴起与繁荣，在明代最具典型。据《吴江县志》载："震泽镇：在十都。元时村镇萧条，居民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　　平望镇：在二十四都。明初居民千百家。自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齐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欲以枫桥目之。　　双杨市：在十一都。在县治西南五十里。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　　嘉靖部始称为市，民至三百余家，货物略多，始自成为市。　　严墓市：在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时已有邸肆，而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乃成为市。　　擅丘市：在十八都。去县治西南五十里。明成化中，居民四五十家，多以铁冶为业。至嘉靖数倍于昔。凡铜铁本圬乐艺诸工俱备。　　梅堰市：地十九都。去县治西南六十五里。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居民止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为市。　　盛泽镇：在二十都。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绸为业，始称为市。　　黎里镇：在二十三都。明成弘间为邑巨镇，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　　①　参见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　年版。　　吴江县市：自县治达于四门内达，元以前无千家之聚，明成弘间居民乃至二千余家，方巷开络，栋宇鳞次，百货县集，通衢市肆以贸易为业者，往来无虚日。嘉隆以来，居民益增，贸易与昔不异。　　八斥市：在三都。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百货并集。　　庉村市：在二十七都。明初以村名，有前后二村。嘉靖间始称为市。时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①此外，清源、河口两城镇的兴起，也与商贾云集经营有关。如明人周思兼记载："夫清源北有永济之利，南有江淮之饶，齐鲁之间、都会也。但清源初无城，正统己巳（1449　年），北边多事，始城清源城，俗所谓旧城也。其后生齿日繁，南北商贾，舟车百货，轮辏并至，于嘉靖时又筑新城，而清源遂为一车毂击，人肩摩，商旅往来日夜无体时之大都会矣。"①其二，有专业经营的商风习俗。明代，著名的徽商，在经营习俗方面，便以盐、茶、木、质铺（典当）四业为大宗，进行专项经营以获巨利。有关史籍载："徽郡商业，盐、茶、质铺四者为大宗。茶叶六县皆产，木则婺源为盛。质铺几遍郡国，而盐商咸萃于淮、浙。""徽人在扬州最早，考其时代，当在明中叶。故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盖徽商殖民地也。故徽郡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许诸氏，扬州莫不有之，大略皆因流寓而著籍者也。而徽扬学派，亦因以大通②。"此外，明代最能体现专业化经营商风习尚的，当推书商。据明人胡应麟记述："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并具体介绍了书商经营状况和习俗，以及刻书之地："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院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灯市极东，城隍庙极西，皆日中贸易所也。灯市岁三日，城隍庙月三日，至期百货萃焉，书其一也。"　　"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徒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已后月余，则徒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尝久寓，故不能举其详。他如广陵、晋陵、延陵，就李吴兴皆间值一二，歙中则余未至也。　　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值）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①由此可见，书业经营方面，专业化程度颇高：既有专门的书肆经营地、经营地段；还有专供的经营设施（店铺、门面），流动经营设施（如每遇庙会、集市、会考，书商们便"辇肆中所有，税地张幕列架，而书置焉，若綦　　①　周思兼：《周叔夜先生集》卷五。　　②　陈去病：《五石脂》。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绣错也，日昃，复辇归肆中。惟会试，则税民舍于场前，月余试毕贾归。"②）等。且分工甚专，有专门经营销售的售书书贾，亦有专门刻书的书商，这一切均便于流通与销售。　　其三，有易地货贩的经营与商风习俗。明代，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致使商品的流通渠道增多。于是诸多地区的商品供销，多由商人们业回易地货贩，且有利可图。致使易地货贩的经营与商风习俗，一时大兴，并涌现出一批专门货贩的行商与坐地营销的坐贾商人。对此，明人有不少记述。如《苏州府志》中，引《县区志》载，该地"湖中诸山，以商贾为生，士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而嘉靖《河间府志》中，更对明代北直隶（今河北）河间府的货贩行商的状况，有详细记述："河间行货之商，皆贩缯、贩粟、贩盐、铁、木植之人。贩缯者，至南京、苏州、临清。贩粟者，至自卫辉、磁州并天津沿河一带，间以岁之丰歉，或籴之使来，粜之使去，皆辇致之。贩铁者，农器居多，至自临清、泃头，皆驾小车而来。贩盐者，至自沧州、天津。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诸贩磁器、漆器之类，至自饶州、徽州。至于居货之贾，河北郡县，俱谓之铺户，货物既通，府州县间，亦有征之者。其者售粟于京师者，青县、沧州、故城、兴济、东光、景州、献县等处，皆漕挽。河间、肃宁、阜城、任邱等处，皆陆运，间亦舟运之。其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也。日中为市，人皆依期而集。在州县者，一月期日五六集，在乡镇者，一月期日二三集。府城日一集，江南渭之上市，河北谓之赶集，名虽不同，义则一也。"①明代福建，易地货贩经营的商风之习，也很盛。明人王世懋便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所仰给他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闽山所产，松杉而外，有竹、茶、乌桕之饶，竹可纸，茶可油，乌桕可烛也，福州而南，蓝甲天下。"②可见易地货贩的商品，既有原料，也有成品，门类甚为齐备。甚至连杭州这样的名城，市间所售之物，也多易地货贩而来，明人王士性曾感慨写道："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酒，宁之海错，处之瓷，严之漆，衢之桔，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错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①其四，有经营方式多样化的商风习俗。明代商人，有货贩的行商，也有坐地营销的坐贾。在经营方式上，则有多样化的商风习尚，即有的是专店专货，"争居"经营售卖，如河北宣化府市中，各地商人即有此习。据万历《宣府镇志》载，"先年宣大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如云：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②有的是专营"仿古"器物和"名工""名匠"作的精品，以获巨利。明代苏州府商人的这一风习最盛，据明人顾②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①　嘉靖《河间府志》卷七，《风俗考》。　　②　王世懋：《闽部疏》。　　①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②　万历《宣府镇志》，宣化府"风俗考"。　　炎武记述："苏州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之。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壁之缎，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③在经营方式上，明代商人，则有单资或合资、合伙经营之风习，明人记述中，有关独资、合资（如徽商、新安商人等）商风的载述颇多，不再列举。　　其五，有运用合理经营之道的习俗。明代商人为营货获利，故多讲求经营之道的合理运用，并相沿成习。在这些经营之道中，有的是商人在经营上，对店铺管理有方，如明万历年间，宁波人孙春阳在苏州所营"南货铺"，"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①具体而论，一是严店规，二是精选货，三是专营售（"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②），四是明职掌（"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③）五是勤结算（"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④）结果使"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不仅明代"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田"，而且"自明至今（指清代）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由此可见，此店铺信誉之好，是营利之盛的前提条件。　　其六，有注重商业宣传的习俗。明代，商人经商谋利，利用店铺匾牌、招幌，以作宣传，招徕顾客的风习颇盛。现存的明人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便艺术而真实地再现了明代南都，（即今南京市）都市市面繁华的景象。在众多的人文景观中，大小商店、行铺的各种招牌、匾额、招幌，最为醒目。如有"天之美禄"、"东南两洋货物俱全"、"西北两口皮货发寄"、"兑换金珠"、"万源号通商银钱出入公平"、"京式靴鞋店"、"极品宫带"、"川广杂货"等布帘招幌，最长者达数丈，大人声鼎沸、货积如山的街市上空，迎风招展，起到了很好的商业宣传作用。明代的酒肆店主，还特别讲究酒店的宣传媒介物--明代所称的"酒望子"（酒帘、酒旗）的作用。将它置于店屋高处，这些酒帘、酒旗，多由名家撰写，内容则是雅俗共赏，且与酒文化有关联，使人远观便能发出联想与奇想。如明人徐充在《暖妹由笔》一书中记述明代正德皇帝开的酒馆，"酒望子"上写的则是"本店发卖四时荷花高酒"，匾牌的内容为"天下第一酒馆"，"四时应饥食店"①。由此可见，这位皇帝还是深谙经商之道和广告效应的。　　2。商社与牙行习俗③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八，《苏州府》。　　①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②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③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④　钱泳：《履园丛话》，《杂记》下。　　①　参见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4　期。明代，在城乡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们为保护自身财产与人身安全、利益，多有集结商社的习俗，这些商社有的是以地域划分的商帮会社，有的则是以同行共业的行会商社，均有一套成规习俗。此外，明代还存在中间商人的机构，即"牙行"，牙行的商人又称"牙人"、"牙侩"，他们在沟通买卖两方面的渠道上，发挥其独特作用。　　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一书中称，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又，明代各地营商的商人，扬州者名"扬帮"，苏州者名"苏帮"，徽州者为"徽帮"，山西者名"晋帮"，陕西者为"陕帮"。他们多在南京、苏州、京师一带营商，并各建会馆、商社，且有一套相沿成习的商风商习。如，徽商在全国营商之处，均按业建立公所，譬如"浙之（杭州）候潮门外徽国文公祠，即徽商本业公所也。"②又如《本商重建大兴会馆捐款人姓名碑》中，便记有徽商的本业商人所建公所会馆，便借"紫阳地基，起造正堂三问，后厢两极一间"，"供奉关圣、朱子神位，以为本商集议公所"，该会馆自明以来，"我大兴会馆向主西汇，缘罹兵燹，地成瓦砾"①，后于清同治时，又由商人公捐款项"照旧"兴建，便是一个典型事例。由此可知，徽商商人在商社、公所、会馆中，有遇事"会议"的重要习俗。　　"牙行"起源于宋代，明代牙行甚多，在商贸活动中，牙人十分活跃。　　如在商业繁华的苏州，"一城中与长洲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负郭则牙侩辏集"②，进行活动。明代，湖南洞庭湖一带，盛产香桔，民人贩桔，每到秋季桔收时，必先寻"牙侩"然后售运外地商人。明人杨文骢的诗集中，有"湖庭秋水碧如烟，搭得湖船趁好天；城里故家薰画阁，先寻牙侩断香园"③的诗句（按，吴俗市桔谓之断园），便充分表明了牙侩的作用和市易习俗。此外，牙行商人在进行中间商人活动时，还有自己的"行话"、隐语，用它"以欺外方"。据清人魏崧记述，明代杭州，"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猝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方马，五为误佳期，六为柳摇金，七为砌花台，八为霸陵桥，九为救情郎，十为舍利子。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讳低物为靸，以其足下物也。复讳靸为撒金钱，则又义意全无，徒以惑乱观听耳。"④3。财神与诸神崇奉习俗在行业神崇奉祭祀习俗方面，明代商人祭奉财神（赵公元帅）之风颇盛。而且，各业商人又有不同的祭奉行业神的习尚。如前述徽商中的本业商人便在公所、会馆中，供奉关圣、宋子神位，定期进行祭祀。又如典当业商人供②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以书社1985　年版。　　①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以书社，1985　年版。②　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八，《苏州府》。　　③　杨文骢：《洵美堂诗集》卷四，《洞庭竹枝词十首》。　　④　魏崧：《壹是纪始》卷二。　　奉的神便有火神、财神（赵公明、关公、增福财神）、号神等。每年三月十五日为祀财神之期，六月二十三日为祀火神、关帝之期，届时要演戏酬神。在明清时期，当铺房屋的设置均有一定规则，柜房（对外营业室）的照壁顶部要设一神龛，龛内供奉三位财神：赵公元帅、关夫子、增福财神。号房（保管抵押物品的库房）中的主号房门旁有两个神龛，一供火神，一供号神。其中，号神又称耗神、耗子神，即老鼠神。而祭耗神是当铺独有的传统，对于老鼠，既不养猫，又不捕打，且尊之为神。祭祀由"包房达"主持，每月初二、十六烧香、磕头，平时每天由店伙、学徒烧香，祈求耗神"勿损我屋，勿咬毁衣服"。当铺认为养猫是敌视耗神，至于打老鼠，更是大逆大道，若如此均会不吉利。由于当铺存放大批民人抵押物品，因此最怕火灾，故供奉火神；又怕老鼠啮咬，故供奉号（耗）神。当铺又放发高利贷，急盼发财，敌对财神祭祀。正因如此，当铺平日均供奉此"三财"神，而年节时，供奉祭祀礼仪更隆①。　　4。商人消费与文化习俗明代商人，由于货贩营商而致富，在拥有资财和赢利后，商人们在消费习尚与文化习尚方面，较之前代有新的变化，一是崇俭创业的习俗；二是竞相奢靡的风尚；"三是贾而好儒的风习；四是"好义急公"的习尚等，均同时存在，且因人因商因风因习而异。　　崇俭创业的习俗　明代，虽然商人获利后，大多竞相奢侈，且性鄙啬。然而，也有不少商人，虽获千金万金之利，却仍崇俭鄙奢，铭记创业之艰、守业之难。如新安商人"黄球号和川，幼负大志，壮游江湖，财产日隆，取城（按，指休宁）北金公红女，青年完节，克苦勤俭，佐子不逮，商贾池阳，家道大兴。"①又如明代徽州商人汪拱乾，"精会计，贸易于外者三十余年。其所置之货，皆人弃我取，而无不利市三倍。自此经营，日积日富，而自奉菲薄。并诫诸子，不得鲜衣美食，诸子亦能守成。"②在明代北方，塞上商人也颇能吃苦崇俭而不事奢侈，据载，"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③竞相奢靡的风尚竞相奢靡、夸富斗艳是明代致富商人中存在的普遍风尚，尤以徽商、粤富为甚。明人汤宾尹便记述："徽俗多行贾，矜富壮，子弟裘马庐食，辐辏四方之美好以为奇快，歙为甚。歙人民巷舍所居，动成大都会，甲于四方，岩镇为甚。岩镇大姓以十数，衣冠游从，照耀市巷"。明代粤商，亦是如此。明代广州"濠畔朱楼，明孙典籍《广州歌》云：'广州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拢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到屋艳神仙，衣月满江闻歌弦。'此濠畔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④　　①　参见李乔《中国行业伸崇拜》，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　年版。　　①　曹叔明：《新安休宁名族志》卷一。　　②　钱泳：《登楼杂记》。　　③　纳兰常安：《行国风土坊》。　　④　《羊城古钞》卷七。　　贾而好儒的风习明代江南的徽商中，向有贾而好儒的商业文化习尚，将所获巨利的一部分，投资于文化消费或文化事业，如捐助教育等。如明初新安人黄仲荣，青年时"挟赀南走荆湘，北游淮甸。以墨池交结天下士，见者谓其有元龙气象。不数年得缠十万贯矣，遂归之，志不再出。顾旧庐隘陋，莫容家众，撤而新之，计三百百楹，扁其堂曰：'大隐'。旁辟一轩为燕息之所，凿渠引流，栽花植竹，日与二三老徜徉其间，或论文，或抚琴，旦夕无倦容。"①另一徽商"汪光晃，（明）歙人，以服贾致裕。专务利济，族中茕苦者，计月给粟。设茶汤以待行李，制棉絮以给无衣，施医药以治病人；设义馆以教无力延师者"②。总之，无论贾而好儒，抑或捐助教育，此种风习，均对提高商人群体素质和促进社会智力投资，大有俾益。　　"好义急公"的习尚明代，获利后"好义急公"，助贫济孤，勇于公务，大行义举的商人和商风商习，全国各地商人皆有之。如明人顾炎武记载，"东洞庭编民亦苦田少，不得耕耨而衣，并商游江南北，以通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珠于四方，以供吴之赋税，兼办徭役，好义急公，兹山有焉。"③此外，徽商商人中，此风习更盛。生于弘治、殁于隆庆的休宁徽商汪奇相，一生便"好善乐施"，他"缵世业机安潜之巨镇，资用饶裕"，"而交友以信，饮人以和，接缙绅士夫以礼，济饥馁以粥，掩暴骼以棺，还券以慰逋负，散财以给窘乏。至于修道路，造亭桥，诸所善果靡不伏义之，不少吝。"④即是典型事例之一。商人们的"好义急公"之习尚，以及此风的盛行，既充分反映出明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群体意识的增强，又表明部分商人群体素质的提高、社会道德意识的强化。当然，不排除因果报应之说对商人们潜在心里的影响和某种"积德"后世来生的因素在内。　　①　《新安黄氏会通谱·黄处士仲荣公墓志铭》。　　②　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义行》。　　③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九。　　④　休宁：《方塘汪氏宗谱·周德堂记》。　　十、娱乐习俗受中国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价值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明代社会各阶层的闲暇文娱习俗，在继往开来方面展示了新的时代发展风貌，极大地丰富了民人的社会生活内容。无论是在平日劳作操忙之余还是节日期间，社会各色各式的人们均可按自已喜好的方式进行娱乐生活，形式日趋多样化。而且明代的文娱活动，可按娱乐内容和方式分为杂技百戏、博弈、竞技、嘉会欣时旅游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年节的各项娱乐活动与习俗更具代表性，届时宫廷民间各地均有相应的娱乐消闲习尚。这是因为明代的年节活动，开始从宗教迷信的笼罩、束缚中解脱出来，发展成为礼仪性、娱乐性的文化活动。如元旦的爆竹，原本是一种驱鬼巫术，此时已演变成为节日欢乐的象征；大傩原来是打鬼巫术，明代时其中的宗教成分锐减，而演变成为一种民间节日小戏；中秋节的祭月，明代时则已变成为赏月活动；元宵节的祭神灯火，明代时则演变成民间节日的灯火艺术；上巳节则由原来意义上的"求子"与"野合"，而发展成为明代民间的节日春游和踏青活动，等等，不一而足。同时，在明代的各种年节节日文化活动中，还不断增加进文化、娱乐、体育、竞技活动的内容，如放风筝、拔河、射箭、斗草、走马等等。这就使得明代的年节活动内容，不仅日益丰富多采，而且，传统节日的时尚性、群体性、地域性、民族性等诸种文化特色，更加充分地展现出来，表明中国古代的年节文化活动此时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明代年节文化活动的高度发展与繁荣，是与明代封建社会、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城市商品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兴旺，广大农村文化发展水平的提高等诸种文化背景因素相联系，新的时代与新的社会生活，赋予它诸多新的内容和生命活力。而就明代年节活动的参加者而言，不但有广大的社会各阶层的民人参加，并成为这一文化活动的主体，而且，帝后、官员等各级统治者也积极参予其中，"与民同乐同庆"并对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给予肯定和提倡。如明代永乐年间以后，明代帝王便颁诏准许，上元节自正月十一日开始，放节假10　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明统治者认为，反映民众生产、生活的方式、愿望和要求的年节风俗，是了解民情；进而将民俗引导、上升为封建礼俗的高度，再用礼乐教化人员，以求得社会的安定。由于明代统治阶级的积极提倡，一方面加速了对古代年节文化的继承与传播；另一方面，更采用各种手段、通过多种渠道，极大地丰富并充实了明代年节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既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又使得这一活动成为明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古代的年节源于多种历史的成因：有些节日起源于生产活动，如腊祭、祭土地神等；有些节日与人类的生育、婚姻形态有关，如人节、上巳节；有些节日则起源于祭祀鬼神和巫术活动，如立春祭芒神，元宵节祭太一神，清明祭祖，冬至节祭天神等；还有些节日则与某些历史事件有关；即使同一年节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兴衰、民族的迁徒、信仰的改变等诸种因素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明代的年节文化活动与娱乐风尚，也表现出许许多多的民族与地方的特色，色彩纷呈，可谓是集古代年节文化活动之大成。（一）杂技百戏与旅游博弈习俗因为民间杂技百戏、嘉会欣时旅游以及博弈（围棋、象棋）的娱乐活动是明人平日娱乐的主要方式，并有特殊的讲究，故专述之。　　民间杂技百戏根据文献记载，明代各种杂技、舞蹈，广泛流行。《续通典卷九十·乐六》云："明武宗正德三年，令移文各省，选乐工有精通艺业者送京供应。自是所隶益复猥杂，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掖。"当时河间等府，奉诏送乐户至京，除给与口粮外，工部还择地为他们建造居室。为了集中艺人教习各种"百戏"节目，沿袭元制，仍设教坊司（属吏部），选取精于诸伎者集中教坊习练。每逢盛大的宴会、庆典，诸伎就演出"百戏"，表演"队舞"、"筋斗""走獬"（即马戏）及"骑射"等。由于统治者的倡导，与民人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民间杂技"百戏"，很快得以发展普及，成为明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　　明代民间杂技武术活动的形象图画，在明人王圻（三才图会·人事卷》中有所反映保留。从描绘的杂技表演图画得知，当时在露天场表演的项目有"飞叉"、"中幡"、"耍花坛"、"双石"、"杠子"、"石锁"、"花砖"、"舞狮子"等。同时图画上绘有围观之人和放道具的箱担、装石担的马车等情景，参加杂技娱乐消闲活动的不仅有艺人，还有不少文人墨客及秀才。　　"飞叉"，是一项民间杂技。民间迎神赛会，常用此开道。叉头雪亮，并装有铁片圆环，舞弄时不用手，而使之在臂、腿、肩、背各部位滚动，或抛掷空中，然后接住，动作连贯，一气呵成，花样甚多。如果在叉两头缠上布条，浸油点火，熄灯表演，则叫"火叉。"　　"中幡"，是在一根碗口粗细三丈长的大竹竿顶上，装上三面小旗，中间是一幅绸缎长幅，上面绣以象征吉利的语句或图画，两边垂着流苏，上面点缀着一些小铃。弄幡飞转，或者向上抛起，用肘部、肩背、前额、下巴甚至尾骶骨部都能稳稳接住，而中幡始终不倒，舞弄时，幡幅飘展，铃声叮当。"耍花坛"是杂技节目。舞者轮番用头顶、手抛、脚踢、臂滚等动作，将各种大小不同的瓷制花坛、大缸或酒瓷，翻滚旋转，动作稳健，表演朴实大方。　　"双石"是一种举重表演。道具为一根竹杠，两端装有圆形石块，故称"双石"。表演艺人除舞弄石担外，还能仰卧地上，双手双脚各托起一副石担，由几位表演者在石担上叠罗汉和拿顶，人称"千斤石"。　　"杠子"即单杠，原为一项民间体育活动，后经民间表演艺人的创造，发展成为技巧性颇高的杂技娱乐项目。此项表演艺术盛行于北方农村地区。杠子一般为木制，两端刻雕龙头，故北方民人称杠子为"盘龙之术"。民间则有练杠子的专门团体，称之"盘龙会"或"杠子会"。每逢喜庆或佳节良辰，在大车上架上木架，横缚木杠，艺人便可表演各种供人消闲娱乐的动作艺术。　　"花砖"也是一种举重表演，道具系由大块砖头制成，每块重约十余斤。表演花砖类似"石锁"。扔得最高的，可达丈余。　　据明代《吴社编》一书记载，民间杂技娱乐活动不仅在北方，而且在南方十分流行。如南方乡间每年举行祈年祓灾的赛会时，"箫鼓杂技"，"优伶伎乐，粉墨绮缟。角抵鱼龙之属，缤纷陆离，靡不毕陈。"同时，各里都有乐扮和伎艺表演"傀儡"、"竿术"、"刀门"、"马戏"、"弄伞"、"广东狮子"等杂艺节目，互相竞赛。《彭明笔记》说"马上卖解之徒，谓之'走解'。"马戏颇受民人欢迎。并有"一手提鞍桥，双足直立，捺蜻蜓者"的杂艺表演（见《朝野佥载》）。江淮一带伎人卖解，"有'舞子投井'、'秦王立弹'、'道旁拾芥'、'蹬里藏身'诸名。"（《西河诗话》）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一书中，曾对明初杭州佑圣观庙会上表演的雀竿之枝，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树长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援而上，舞蹈其颠，盘旋上下，有鹞子翻身、金鸡独立、钟馗抹额、玉兔捣药之类，变态多端。观者目瞪神惊，汗流浃背，而为此技者，如蝶拍鸦舞，蘧蘧然自若也。"可见百戏竿技艺人，能在竿顶上作"变态多端"的舞姿，进而将精湛纯熟的技艺和优美的舞姿结合起来，因为更加得到娱乐观赏民众的赞赏。在北方地区，除有经常性的各种"百戏"杂技演出，供民人娱乐观赏消闲外，每逢各种时令年节时，宫廷和民间均有杂戏表演，有"筒子"、"扒竿"、"蹬梯"、"筋斗"、"解数"以及队舞、细舞等项（详见后面的年节娱乐活动二节内容所述）。这里的"解数"（又名"耍解"），一般指马术和弹丸之技。如《金瓶梅》第九十回《来旺盗拐孙雪娥，雪娥受辱守备府》，说道："月娘、众人。。着高阜，把眼观看，只见人山人海围着，都看教师走马耍解。原来是本县相公公子李衙内，名唤李拱璧，年约三十余岁，见为国子上舍，一生风流博浪，懒习诗书，专好鹰犬走马、打毬蹴鞠，常在三瓦两巷中走，人称他李浪子。那日穿着一弄儿轻罗软滑衣裳，头戴金顶缠棕小帽，脚踏干黄靴，同廊吏何不韦带领二三十好汉，拿弹弓、吹筒、毬棒，在杏花庄大楼下，看教师走马卖解，竖肩桩，隔肚带，轮枪舞棒，做各种技艺玩耍，引了许多男女围着哄笑。那李贵诨名山东药叉，头戴万字巾，身穿紫窄衫，销金裹肚，坐下银鬃马，手执朱红杆明枪，背插招风令字旗，在街心扳鞍上马，往来卖弄手段。"关于弹丸之技，《帝京景物略》有详介。　　在平日的娱乐习俗中，见于记载的安息五案（即靺鞨技）和蹬长竿的娱乐形式较引人注目。关于安息五案的表演，《梼杌闲评》第二回《魏丑驴迎春逞百技，侯一娘永夜引情郎》，勾画了一个十分壮观的迎春社火场面：仅供表演用的舞台就有四十余座，戏班子共来了五十多个，尚有诸般杂戏。一时间，熙熙攘攘，吹吹打打，热闹非凡。表演者逐一上场登台献技，"及点到一班叫靺鞨技，自靺鞨国传来的，故叫做靺鞨技。只见一男子，引着一个年少妇人，并一个小孩，看那妇人只有二十余岁，生得十分风骚。看那男子上来叩了头，在阶下用十三张桌子，一张张叠起，然后从地下打一路飞脚，翻了几个筋斗，从桌脚上一层层翻将上去，到绝顶上跳舞。一回将头顶住桌脚，直壁壁将两脚竖起，又将两脚勾住桌脚，头垂向下，两手撒开乱舞。又将两手按到桌沿上，团团走过一遍。看的人无不骇然。他却猛地从桌子中间空里，一一钻过来，一些不碍手脚，且疾如飞鸟般下来。。"这位男子，书中交待，名叫魏丑驴，是夫妻搭挡、游荡于江湖的杂技艺人。　　明代蹬技似乎格外地兴盛。许多资料都有具体的描绘与记述。《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就有"蹬人"、"蹬车轮"、"蹬杆"的表演形式。明刻本《隋炀帝艳史》中，有帧百戏插图。《梼杌闲评》中也有一段蹬长竿的描写，实可与《宪宗行乐图》的描绘，互为印证。该书第二回云："收回桌子，只用一张，那妇人走上去，仰卧在上，将两脚竖起，将白花绸裙分开，露出潞绸大红裤子。脚上穿着大红满帮花平底鞋，只有三寸大，宛如两钩新月，甚是可爱。那男子将一条朱红竿子，上横一短竿，直竖在妇人脚心里。小孩子爬上竿子去，骑在横的短竿上跳舞。妇人将左脚上竿子，移到右脚，复又将右脚竿子，移到左脚，也绝不得倒。那孩子也不怕，舞弄了一会，孩子跳下来，妇人也跳下桌子。"这位青年少妇，能用两只脚交替地托竿，并且能够适应横竿上面传来的因小孩不断舞蹈而产生的重心偏移，保持稳定，其技巧是十分高超的。它足可以说明明代蹬技的水平。　　明代的幻术（也称撮弄）表演在民间中相当普遍，这时出版的《神仙戏术》，载有幻术20　多种，是我国第一本有关魔术的专著。在口技（有人称口戏）方面，其表现形式已经与近代颇接近了。俞琬纶在《挑灯集异》中说："万历乙卯夏，于京师与客夜坐，仆子呼一口戏者至，顷之，忽闻壁后鼓乐喧奏，俄而闻犬吠声，由远渐近，须臾大争食，厨人呼叱之状。又顷，则鸡鸣声，渐且晓鸡乱唱，主人开笼，宛然母鸡呼子，雌雄相引。忽而鹅鸭惊鸣，与鸡声闹和，恍如从蔡州城下过也。顷之，又闻三四月小儿啼声。闻者无不绝倒。"可见俞琬纶所述之事，发生在明代北京。艺人以炉火纯青的高超技艺暂不露面，在"壁后"仿效出鼓乐喧奏等各式各样的音响，最后再现身于听众面前的做法，增加了口技的神秘感，无疑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由于戏做在"壁后"，所以这一时期，也有将口技称为"隔壁戏"的。　　据陈鼎《啸翁传》记载，明末清初，歙州人汪京（字紫庭），也是一位口技大师。他已年近八十，自号"长啸老人"，亲朋故友都尊称他为"啸翁"。一次，他应朋友之邀，登临平山六一楼，豪兴所致，展露了其啸技，确实不同凡响："初发声，如空山铁笛，音韵悠扬。既而如鹤唳长天，声彻霄汉。少顷，移声向东，则风从西来，蒿菜尽伏，排闼击户，危楼欲动。再而移声向西，则风从东至，訚然荡然，如千军万马，驰骤于前，又如两军相角，短兵长剑紧接之势。久之，则屋瓦欲飞，林木将拔也。"汪翁之啸，仔细辨来，其中或笛声、或风声、或鹤唳、或刀剑相击，或千军万马驰骤，似乎均有其形态，可以造成一种能使人感受得到的气氛。当时，洛下王、昭阳李，也都是出名的善啸高手①。值得提及的是，在浙江地区民间每年还有钱塘观潮的文娱风俗，对其盛况，明人瞿佑的《看潮词》有维妙维肖的逼真描绘，说道："嘉会门边翠柳垂，海鲜桥上赤兰攲。行人指点山前石，曾刻先朝御制诗。""出郭游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署何曾减，映日争将画扇摇。""一线初看出海迟，司封祠下立多时。须臾金鼓连天震，忙杀中流踏浪儿。""炉头酒美劝人尝，紫蟹初肥绿橘香。店妇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诗囊。""沙河塘上路歧赊。扶醉归来日已斜。怪底香风来不断，担头插得木樨花。""步入重门小院偏，金猊飞袅夜香烟。家人笑问归何晚，已备中秋赏月筵。"②此外，南方各地所演的"目连戏"及戏曲节目中，也有百戏的表演，观戏赏戏也是明人平日娱乐生活的内容之一。总之，由上述内容可知，明代民间各地的百戏杂技形式和内容是不断充实和丰富多采的，说明明人平日的娱乐活动缤彩纷呈，而百戏杂技娱乐方式之所以普及民间，延及大江南北，正好从另一方面证实，它是符合明人社会生活状况的一种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博弈娱乐习俗在明代社会生活习尚中，令人注目的现象是自古以来主要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流行，逐渐被培养成为讲究情趣、讲究气氛、讲究意境的典雅艺术，--下围棋、象棋的智能活动开始在民间普遍盛兴普及，明中期　　①　参见叶大兵《中国百戏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聂传学《百戏奇观》，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　　②　《历代风俗诗选》，岳麓书社1990　年版。　　以后尤其如此，成为社会各阶层民人喜闻乐为的文娱消闲活动。由于下棋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免鱼龙混杂，各种不良的风气也随之相伴而生。其末流，不仅不讲究棋品道德，简单把围棋（或象棋）当作商品或手段，谄事贵长，巧为称颂，赌博骗钱，不一而足。时人王思任（万历进士，曾任九江佥事、袁州推官）目睹弈棋时，不良风气带来的种种弊端，有感于棋道之不振，作《弈律》而提倡良好的弈棋风尚。《弈律》开宗明义即说："律之作也，以绳强也；而予之作律，以绳弱也。。。情通之不可，理解之不可，则不得不齐之以法！"意思是说：下围棋本是雅事，如若棋品低下，不通情理，不得不绳之以法。他所拟定的"弈律"条文，都是下棋的人应遵守的规矩，或应讲求的道德。试举数例如下：（1）凡局已分胜负，因而挟愤逃去不终者，杖一百。（2）凡旁观原无确见，而恣口得失，代人惊喜者，笞五十。（3）凡旁观将机密重情及紧关事务泄漏，而又代为打点者，杖一百。（4）凡对局时，两相忿争者，各杖七十。　（5）凡下子须正大明白，若翻混、起倒、观望者，俱以违法论，笞五十。（6）凡弈时腐吟优唱，手舞足蹈，狂惑观听者，俱笞五十。（7）凡以弈谄事贵长，巧为称颂者，杖七十。或隐忍退败，有所图为者，杖一百。　　作者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均系某些棋手和棋艺爱好者常犯的毛病，即使在今天也屡见不鲜。有时习惯成自然，也就不以为非了。然而"棋虽小道，品德最尊"。提倡棋品道德，讲求文明礼貌，还是十分必要的。可见《弈律》的出现，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极大地适应了明中期至明末社会上围棋（或象棋）活动异常活跃的情况。　　现以《金瓶梅》记载为据，对当时市民阶层诸如亦官亦商的恶霸土豪西门庆，他的侍妾潘金莲、孟月楼，市井无赖应伯爵，谢希大，娼妓李桂姐等，形形色色在城市里寄生和活动的这一类人物的下围棋文娱风俗举例予以说明。据粗略统计，《金瓶梅》一书描写下棋（围棋、象棋）的地方有十余处，以较大篇幅着墨描写围棋活动的有四处。　　首先，《金瓶梅》介绍出场人物时，往往有能下棋这一项。如第二回介绍西门庆"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其它如第三回王婆向西门庆介绍潘金莲："虽然微末出身，却倒在百伶百俐，会一手好弹唱，针指女工，百家奇曲，双陆象棋，无般不知。"第七回媒婆薛嫂介绍贩布杨家的寡妇孟玉楼："风流俊俏，百伶百俐。当家立纪，针指女工、双陆棋子，不消说。。又会弹一手好月琴，"第十八回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诗词歌赋、双陆象棋，拆牌道字，无所不通，无所不晓。"　　其次，《金瓶梅》描写市民阶层的围棋活动是较深入的，既描写了家庭和妇女的围棋活动，也描写了社会上妓女和市井帮闲的围棋活动。如第十一回写西门庆和他的侍妾孟玉楼、潘金莲下围棋取乐，赌一两银子的东道。第十八回写潘金莲与陈经济下棋，"便使丫环，叫进房中，与他茶水吃，常时两个下棋作一处"。第十九回写西门庆的夫人吴月娘约同众妾去新花园赏玩，在卧云亭里与孟玉楼、李娇儿下棋。不仅主人一层的人物下棋，就连仆妇、丫环也常以下棋取乐。第二十三回写家人来旺的媳妇惠莲常去潘金莲处，"和金莲、瓶儿两个下棋抹牌，行成伙儿"。第七十八回写"丫环迎春打发吃了饭，走到隔壁和春梅（金莲的丫环）下棋去了"。从书中描写可看出，下围棋、象棋已经成为西门庆一家人普遍喜爱的消遣，也是他们生活中很普遍，但又不可缺少的文娱活动。这个家庭里的成员出身和社会地位十分复杂：西门庆属于市民阶层中的暴发户，他的继室吴月娘是官宦千金，而在他的侍妾中，潘金莲来自小本经营（卖炊饼）、孟玉楼来自商贾家庭（贩布）、李娇儿、李瓶儿则属于妓女从良。其婿陈经济是书香子弟，下人惠莲、迎春、春梅大都来自市民或乡村中的贫寒家庭。这类人的出身、地位、教养、趣味均有较大差异，但又都喜爱下棋，说明当时围棋和象棋在市民阶层中广为流行。对于社会上的围棋活动，《金瓶梅》主要描写市民阶层中两类比较卑贱的人--妓女和市井帮闲的下棋情况。如第四十九回，西门庆招待两淮巡盐蔡御史，叫来两个妓女董娇儿、韩金钏儿陪酒，"令书童取棋桌来，摆下棋子，蔡御史与董娇儿两上着棋，西门庆陪侍，韩金钏把金樽在旁边递酒"。再如第五十四回，写市井帮闲应伯爵、谢希大、白来创、常时节弈棋赌彩的情景，模拟真切、细致入微。　　再次，《金瓶梅》在第五十三回《应伯爵郊园会诸友》中，将市井帮闲白来创、常时节下棋悔棋耍赖的情景，刻画的情态逼真，维妙维肖。云："那白来创果然要拆几着子，一手撇去常时节着的子，说道：'差了，差了，不要这着'。常时节道：'哥子来，不好了！'伯爵奔出来道：'怎的闹起来？'常时节道：'他下了棋，差了三四着，后又重待拆起来，不算帐。哥做个明府，那里有这等率性的事。'白来创面色都红了，太阳里都是青筋绽起了，满面涎唾的嚷道：'我也还不曾下，他又扑的一着了。我正待看个分明，他又把手来影来影去，混帐得人眼花缭乱了。那一着放才着下，手也不曾放，又道我悔了。你断一断，怎的说我不是？'。。"下棋而悔棋，并非市井帮闲的"专利"，但围棋爱好者中也常见悔棋的现象。然而像白来创那样悔棋耍赖，强词夺理，一点不讲棋品之德，颇合他市井无赖的身份。　　另外从书中描写看，白来创与常时节下棋是有二三钱银子的彩头，再联系西门庆一家下棋赌银子的情景，可知当时市民之间下棋往往是有彩的。这已在明中期成为社会风气，则是毫无疑问的。　　嘉会欣时旅游　在明代文娱习俗中，文人士大夫的嘉会欣时旅游颇具特色。在文人士大夫的生涯中，经常有赴任、谪迁、述职、从幸、迎驾、祖道、省亲、求仕、游学、漫游以及其它等行旅机会。对于在功名场上讨生活的文士来说，行旅过程往往也就是一次饱览赏游山水的机会，沿途之自然山水是一种清涤剂，伫足观赏，能够使他们胸怀开畅，心灵净化。这仅从历代的山水诗、游记大都是作于文人们宦游、行旅途中这一点足以证明了。对明代文人士夫的嘉会欣时旅游的情趣，明代高濂在其著《遵生八笺》一书的"溪山逸游条"，专门作了一篇四时游览山水的"高子游说"，他说："时值春阳，柔风和景，共树鸣禽，邀朋效外，踏青载酒，湖头泛棹，问柳寻花，听鸟于茂林，看山弄水，修禊事于曲水。香堤艳赏，紫陌醉眠，杖钱沽酒，陶然洛沂，舞风茵草，坐花酣矣。行歌踏月，喜■■之睡沙，羡鸥凫之浴浪。夕阳在山，饮兴未足，春风满座，不醉无归。此皆春朝乐事，将谓闲学少年时乎？夏月则披襟散发，白眼长歌，坐快松楸绿阴，舟泛芰荷清馥，宾主两忘，形骸无我。碧筒致爽，雪藕生凉，喧毕避俗，水亭一枕来薰；疏懒宜人，山阁千峰送雨。白眼徜徉，幽欢绝俗，萧骚流畅，此乐何多？秋则凭高舒啸，临水赋诗，酒泛黄花，馔供紫蟹。停车枫树林中，醉卧白云堆里。登楼咏月，飘然元亮高泛；落帽吟风，不减孟嘉旷达。观涛江者，兴奔寻浪云涛；听雁汀沙，思入芦花夜月。萧骚野趣，爽朗襟期，较之他时，似更闲雅。冬月则杖藜曝背，观禾刈于东畴，策蹇冲寒，探梅开于南陌。雪则眼惊飞玉，取醉村醪；霁则足蹑层冰，腾吟僧阁。泛舟载月，兴到郯溪；醉榻眠云，梦寒水圃。何如湖上一蓑，可了人间万事。四时游冶，一岁韶华，毋令过眼成空，当自偷闲行乐。已矣乎！吾生几何？胡为哉？每怀不足。达者悟言，于斯有感。"真是论述备至，对四时的风景特点、游赏方式以及美妙乐趣种作了生动的描绘。作为一种性情化、艺术化的过程，古人的游览也多备游具，据高濂《遵生八笺·起居安乐笺》载，主要有竹冠、披云巾、道扇、拂尘、云舄、竹枝、瘿杯、瘿瓢、斗笠、葫芦、药篮、棋篮、诗筒葵笺、韵牌、叶笺、坐毡、夜匣、便轿、轻舟、叠桌、提盒、提炉、备具匣、酒尊等。从这些物具名称，不难看出各个所派之用场，并可知晓雅洒脱之士优游时之情趣所在。融审美于实用，实为美学意趣之物化者的有机和谐统一①。　　（二）帝后、仕宦贵戚的年节娱乐明代宫中帝后与仕宦贵戚的年节娱乐文化活动，虽没有民间年节娱乐文化活动丰富多样，但因为他们是统治阶级，是特权阶层，所以，他们的娱乐游艺活动，除承继传统活动外，还融进了许多宗教、迷信色彩，在竞技方面，更带有不少为政治服务的强权特色。当然，在这些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方面，也吸收了民间年节游艺娱乐活动的不少东西，但却不及民间年节活动的生动、活泼。　　据《明宫史》记载，元旦期间，宫内有烧香、放纸炮与"跌千金"的娱乐活动。所谓"跌千金"就是将门檩或木杠在院上抛掷3　下。立春的前一日，顺天府要在东直门外举行"迎春"仪式，这天凡属勋戚、内臣、达官、武士，都要赴春比赛跑马，比较优劣。元宵节时，帝后勋戚内眷，还要进行登楼赏灯玩看的娱乐活动，届时宫中有精彩的杂技表演，即兴时嫔妃们也作踢球的表演和游戏。对此，《明宫吏》载称，元宵时，内臣宫眷，都要穿灯景补子蟒衣。灯市至正月十六日达到空前的盛况。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酌中志·内府职掌》中也说，元宵节前，内府就在乾清宫丹陛上安放7　层牌坊灯，或在寿皇殿安方圆鳌灯，有的高达13　层。届时，派近侍上灯，钟鼓司奏乐赞灯，内府供给库备的蜡烛，内宫监准备奇花、火炮、巧线、盒子、烟火、火人、火马之类的鞭炮，以备节庆期间，供帝后家族成员的燃放娱乐使用。对元宵节期间，宫中表演杂技的情景，现保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明宪宗行乐图》，便对此有形象、生动与艺术的再现。据考证，这是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　年）的一次宫廷演出，表演项目则有杂技、幻术等。在宪宗御座的大殿前，各种杂技的演员，在呈献技能与巧术，台阶前，有一童子站在另一人肩上，二人弯着腰，面向大殿，似系打躬作揖。左面不远处有张桌子，上面放着类似罩子一类的东西，有一人正在表演"戏法"。在大厅中央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萝圈，两个伎人（演员）在表演"冲狭"（即"钻圈"），一个作鱼跃姿势，在腾空准备穿圈，另有一人在地上倒立，还有一人站在桌面，似在助威。在"钻圈"表演的左右边，则都是"蹬技"的表演。其中，左边是"蹬人"，蹬者仰卧在桌子上，一边口中吹着直笛，一边把一个童子蹬向半空，被蹬者平横着身体，似在悬空旋转，旁边还站着一个童子，赤身穿着短裤，似刚蹬完下来。右边是"蹬车轮"，　　①　参见黄卓越等著《东方闲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　年5　月版。　　一个大车轮在蹬者足上飞转，蹬者仰卧在桌上，口中也吹着直笛，而在飞转的轮上，还站立一人，正在吹着竹笛。在他们之后，绘有"蹬长竿"的表演，一个人仰卧桌上，口中吹着直笛，脚上蹬一根竖立的长竿，长竿的顶端有一童子，手执令旗，双踝夹竿，正在表演。同时，画面上在每项杂技表演旁边，还都绘有专人在敲锣打鼓，吹着笛笙在作伴奏。从这幅图画中，可以反映出明代杂技艺术的发展情况，以及官中的杂技游艺活动的盛景，其中，如蹬长竿的技艺，在明代以前还未发现过，但迄近代已成绝响。此外，在此长卷中，还绘有朱瞻基（明宪宗）在观看"蹋鞠"在场面。当时宫中的嫔妃们也爱好踢球，并有"齐云社"的组织。明王誉昌有一首《宫词》说："锦罽平铺界紫庭，裙衫风度压娉婷。天边自结齐云社，一簇彩云飞便停。"罽是指手织品。这是的"锦罽"，可作两种解释：一是指以毛织的花毯铺成的球场；一是指一种用锦罽作为球场的边界线。诗人通过这首诗，十分生动地描绘了宫女们在宫中踢足球的情景，即她们像"一簇彩云"，在地毯上飘来飞云，令人感到眼花缭乱。从而为我们了解明代宫中的年节游艺竞技体育活动的景象，提供了极为形象生动的艺术佐证。　　正月十九日，是"燕九"节，据传此日是长春真人邱处机在白云观成道的纪念日，故此地是日僧道辐辏，民人亦有游访白云观的习尚。至于明代的皇帝和勋戚内臣，也争相前往，届时同凡好黄白之术者一道，访游此观，以尽雅兴，并企求能得到丹诀的奥秘和长生不老的真传。　　清明节，又名"鞦■节"。每年此节，明代帝王除了驾幸回龙观等处踏青，观赏海赏外；还有坤宁宫及各宫内，都安放设置鞦■一架，以供后妃宫女及内臣等，玩耍娱乐（参见《酌中志·饮食好尚》）　　端午节，明代帝后要驾幸西苑，观看斗龙舟、划船等娱乐表演活动。届时，帝后或驾幸万寿山前插柳，观看御马监勇士跑马走解，以及"击鞠"之戏的精彩表演，以欢度节日。如永乐十年（1412　年），北京御林军曾在新设的东苑球场，举行"会鞠"表演。当时任中书舍人之职的工绂，曾赋有《端午赐观骑射击球侍宴》一诗："马蹄四合云雾集，骊珠落地蛟龙争。彩色球门不盈尺，巧中由来如破的。骤然一击晚光飞，平地风云轰霹雳。自矜得依意气粗，万夫夸羡声喧呼。拟金伐鼓助喜色，共言此乐人间无。"　　每年七月初七日的"七夕节"时，明代宫眷内臣均穿用鹊桥补子。届时，宫中设有乞巧山子，要进行乞巧针的娱乐活动，而这一活动则是由兵仗局伺候进行的。到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明代宫中的甜食房要照制进供佛波罗蜜；西苑要做法事，放荷灯（参见《酌中志·饮食好尚》）。至于观赏盛开的荷花、斗蟋蟀等，也是这月宫中的娱乐活动的一部分。据称，当时明宫中善斗的蟋蟀，一枚可价值银十余两不等，且各有各色，并被人用来作为赌博求胜之具。明代宫中的秉笔唐太监之徵、郑太监之惠，便被人视为"最识促织"（即蟋蟀），好蓄斗为乐之人。由此可见，当时宫中此风之盛（参见《酌中志·饮食好尚》）。　　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届时明代宫中有"祭月"的一系列庆贺与娱乐活动。而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时，明代皇帝则有驾幸万寿山或兔儿山、旋磨台，进行登高郊游的雅兴和习俗。　　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明代宫中乾清宫丹墀内，每天白天都要放花炮，除遇有大风时，才暂停半天或一天。同时，还要安设鳌山灯，扎烟火。凡遇圣驾升座，要伺候花炮；圣驾返回宫内时，亦放大花炮。此外，在秋收季节，明代内府还要备办打稻之戏和过锦之戏，供帝后观赏娱乐，以示庆贺丰收，对此，《酌中志·内府职掌》条说：西内秋收之时，内府要务办打稻之戏，这时圣驾临幸旋磨台、无逸殿等处，钏鼓司人员扮成农夫、给在田耕作的人送饭的农妇和田畯官吏、征租交纳词讼等事；由内官监等衙门伺候合用器具，演出自编的节目供帝后观赏，其目的在于体现"祖宗使知稼穑艰难之美意"。而宫内演出的过锦之戏的内容，每回有10　余人出演，不拘一格，浓淡相间，雅俗并陈，妙在结局有趣味，有如说笑话之类。又如在演出杂剧故事之类时，各有引旗一对，由锣鼓送上，所扮演者备极世间骗局丑态，形象逼真，颇为帝后所喜爱。他们可将"闺阃拙妇骏男"以及市井商匠刁赖词讼和杂耍把戏等的内容，均可表演的淋漓尽致，维纱维肖。有时雅兴之余，帝后还要观看御用监武英殿画士们所画的各种绘画，其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丰富多采，其中所画的"锦盆堆，则是名花杂果"；"或货朗担，则为物毕陈"；或将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词典，选择整套者分编题目，画成围屏，然后按节令安设。以备帝后观赏娱乐之用。　　此外，在明代宫内，有时暑天白昼，也表演水傀儡戏，供帝后及王公等观赏娱乐，以烘托出宫中欢快气氛。这种水傀儡戏，是先用轻木雕刻制作出海外四夷五蛮王及仙圣、将军、士卒的傀儡木像，其男女数目不一，高约二尺有余，其傀儡木像之形，只有臀部以上，无腿脚，且用五色油漆漆之，彩画恰似真人。每人傀儡人像的臀部以下，则要平底安装一个榫卯，再用长3寸多的竹多的竹板支撑它。然后，再制作长1　丈多，阔数尺、进深2　尺多的方木池一个，且将木池用锡镶成滴水不漏之池，再向池中注入7　分满的水，放在凳子上。并用纱制围屏将它隔上，而经手动机之人，均在围屏之内，在屏下游移转动它。同时，在木池内水中，还要放入活鱼、虾、蟹、蛙、鳅、鳝、萍、藻之类的东西，使之浮于水面上。当皇帝圣驾升殿时，座向南而面。这时钟鼓司官在围屏内，将节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游斗玩耍，脯用鼓乐喧哄。另有一人，执锣在旁宣白题目，替傀儡登答，赞导喝彩。其中，水傀儡戏演出的剧目与情节，或为英国公三败黎王，或为孔明七擒七纵孟获，或为三宝太监下西洋，或为八仙过海、孙悟空大闹龙宫等等之类的故事。上述表明，明代宫中帝王的许多年节游艺娱乐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均借鉴或来自民间，甚至有的还是原封不动照搬过来的。当然，也有些娱乐竞技活动，是明代宫中所特有的，但却被揉进了颇多的政治内容，富有强烈而浓厚的封建政治、传统伦理道德和说教色彩。　　（三）民间的年节游乐风尚明代民间的年节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而富有旺盛的生命力。　　正月初一日"元旦"，明代民间既是祭神、庆丰收、迎来岁的节日；又是一个娱乐文化活动最为丰富多采的年节。届时，全国各地民间都有相应的娱乐文化活动，其中以放鞭炮、舞狮子、耍龙灯、逛花市以及各项杂技舞蹈、室内外游艺等传统项目，为其主要内容。如放爆竹（鞭炮）庆贺元旦，在我国民间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古人放爆竹的原意在于惊吓和驱逐恶鬼，后来则演变为除旧迎新、取吉祥兆头的娱乐形式，明人则沿用了这一古老的传统。明代"爆仗"的种类，据《金瓶梅词话》记载，有紫卜缶、霸王鞭、地老鼠、一太菊、火犁花等数10　种。舞狮子在古代就有"北方狮子舞"和"南方狮子舞"之分。其中南方狮子舞以广东狮子舞更别具特色，且具代表性。从元旦佳节到元宵灯节期间，我国古代广大城乡，普遍有耍龙灯的习惯。耍龙灯也称"舞龙"和"龙灯舞"，它是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传统的民间娱乐活动之一。至于明代北京民间在元旦期间的游艺娱乐活动，更别有一番情趣。对此，《帝京景物略》卷二的《春场》条下便载，年节期间的妇女，手执五丸，且掷且拾，且承，名曰"抓子儿"。子丸是用"象木银砾为之，竞以轻捷。"书中还记述：每逢元旦日，"小民以鬃穿乌金纸，画彩为闹蛾，簪之。"玩具除抓子外，还有掷骰子、推牌九、一点半、四色牌、掷小谣儿、打梭哈、捡红点等，这些多系民间的室内年节游戏活动。另外，还有古代流行的玩具和游戏，多在年节时于户外进行，明代更是如此。如百戏、六博、投壶、猴戏、鱼戏、高跷、弄丸、踢健、陀螺、竹马、老鹰抓小鸡、八封阵等等。又，据载除夕花市，大约始于明代民间。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就曾提到明代广州出现花市。当时广州河南33　乡的百姓，多半是以种花为生的花农，他们从河南来到河北卖花，就从五仙门附近的码头过渡登岸，故后人称此地为"花埠头"，这是广州最早的花市。　　元宵节的民间游艺娱乐活动主要有闹花灯、猜灯谜和其它各种文体活动，如百戏、舞龙、舞狮、踩高跷、踢球、跑旱船、跳火、打陀罗、剪纸及其它百戏活动。关于元宵节的赏灯娱乐习俗，明人的各种描述不胜枚举，如刘邦彦《上元五夜观灯》诗中云："一派春声送管弦，入衢灯烛上重天。风回鳌背星球乱，云散鱼鳞碧月圆。逐队马翻尘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归还不属金吾禁，争觅遗钗与坠钿。"著名大诗人、画家唐寅《元宵》诗描述得更为生动："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春女，沸地笙歌赛社神。不展芳樽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而对北方城市元宵之夜的灯火盛况，以及市人观赏灯会的娱乐习俗，《金瓶梅》曾有大量描写，如第十五回《佳人笑赏玩月楼》写吴月娘、李瓶儿、潘金莲楼观灯光，"只见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怎见好灯市？但见：山石穿龙戏水，云霞映独鹤朝天。金莲灯、玉楼灯，见一片珠玑；荷花灯、芙蓉灯、散千围锦绣。绣球灯，皎皎洁洁；雪花灯，拂拂纷纷。秀才灯，揖让进止，存孔孟之遗风；媳妇灯，容德温柔，效孟姜之节操；和尚灯，月明与柳翠相连；通判灯，钟馗共小妹并坐。师婆灯，挥羽扇，假降邪神；刘海灯，背金蟾，戏吞至室。骆驼灯、青狮灯，驮无价之奇珍，咆哮吼吼；猿猴灯、白象灯，进连城之秘宝，玩玩耍耍。七手八脚螃蟹灯、倒戏清波；巨口大髯鲇鱼灯，平吞绿藻。银娥斗彩，雪柳争辉。双双随绣带香球，缕缕拂华幡翠穗。村里社鼓，队共喧闹；百戏货郎，庄齐斗巧。转灯儿一来一往，吊灯儿或仰或垂。琉璃瓶映美女奇花，云母障并瀛洲阆苑。。。向西瞧，羊皮灯，掠彩灯，锦绣夺眼。。。卦市云集，相幕星罗；讲新春造化如何，定一世荣枯有准。卖元宵的高堆里馅，粘梅花的齐插枯枝。剪春蛾，鬓边插闹东风；祷凉钗，头上金光耀目。围屏画石崇之锦帐，珠帘绣梅目之双清。虽然览不尽山景，也应丰登快活年！"真可谓酣畅淋漓，曲尽灯市繁华之妙。对于元宵节市人观赏烟火的盛况，该书第四十二回《豪家拦门玩烟火，贵客高楼醉赏灯》中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所放的烟火。"都说西门庆府在此放烟火，谁人不来观看。果然扎得停当好烟火，但见：一丈五高花桩，四围下山棚热闹。最高处一只仙鹤，口里衔一封丹书，乃是一枝起火，起去萃山律一道寒光，直钻透斗牛边。然后正中一个西瓜炮迸开，四下里人物皆着，觱剥剥万个轰雷皆燎彻！彩莲舫，赛月明，一个赶一个，犹如金灯冲散碧天星；紫葡萄，万架千株，好似骊珠倒挂水晶帘箔。霸王鞭，到处响亮；地老鼠，串绕人衣。琼盏玉台，端地旋转好看；金蛾银蝉，施逞巧妙难移。八仙捧寿，各显神通；七圣降妖，通身是火。黄烟儿、绿烟儿、氤氲笼罩万堆露；紧吐莲、慢吐莲，灿烂争开十段锦。一丈菊与烟兰相对，火梨花共落地桃争春。楼台殿阁，倾刻不见巍峨之势；村坊社鼓，仿佛难闻欢之声。货郎担儿，上下光焰齐明；鲍老车儿，首尾迸得粉碎。五鬼闹判，焦头烂额见狰狞；十面埋伏，马到人驰无胜负。总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灰烬！"于此可见明代赏烟火娱乐活动盛况空前。再如湖南常德府民间元宵节时，民人多剪纸为灯，糊以竹格，饰以五彩，有绣球、走马、莲花诸名目。其制作虽无闽浙一带刻丝剪绢等项工艺细致，但也颇为精巧。更有好事制作灯谜，令观灯者相聚以猜名，曰为打鼓灯。届时妇女相邀成队夜行，则名曰走百病等等（嘉靖《常德府志》卷一）。在江西建昌府民间，元宵节时，民人以篷箬结棚，通衢都为灯市，游人往来赏灯者络绎不绝，通宵达旦。灯则有鳌山、绣球、走马、窠菜等名目，其制作都刻饰楮帛或琉璃、鱼鱿、竹丝、菩提叶等，五彩纷呈。四周的悬带尤其精丽，甚至有张一灯花费一金者。故家子弟稍知书文者作灯谜，令赏灯者猜答，猜答准确且多者，称为奇胜。这时沿街烟火燎明，还有的作灯架，植巨木，上悬灯10　余层，并列机火，至点燃药发时，光怪百出，若龙蛇飞走，帘幕星斗人物花果之类，"灿然若神噫"（正德《建昌府志》卷三）。另据正德《琼台志》记述，元宵节时，该地民间的观灯赏灯以及猜灯谜等游娱乐活动，更别有一番南国水乡的节日气息，颇富地方特色。湖北黄州府民间，元宵节时除了赏灯游乐外，还有"或杂以第弦相让"，谓庆赏元宵的风尚（弘治《黄州府志》卷一）。在湖南慈利县民间，临届元宵节时，民人"夜张灯于市，儿童笑歌戏舞，鼓声达旦"，曰闹元宵。（万历《慈利县志》卷六）而明代北京的灯节活动，则从正月初八日开始，至十三进入高潮，到十七日才结束。由于这一活动与节日商业交易相结合，故又称为"灯市"。据《帝京景物略》卷二载，灯市要东华门之东，即今灯市口一带，当时的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素壁绿绮疏，其设氍毹帘幕者，都是"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也。"此地元宵节期间，民间向夕而灯张，灯则烧珠料，照则夹画堆墨等，纱则五色，明角及纸及麦秸，通草则有百花鸟兽虫鱼及走马等。节庆期间，民人不仅在施放烟火，而且还要兴致勃勃地观看各种乐作和许许多多的民间歌舞杂耍表演。其中，乐作包括鼓吹杂耍和弦索，若以鼓吹而论，则有橘律阳、撼山东、海青、十番；杂耍则有队舞、细舞、筒子、筋斗、蹬坛、蹬梯等项内容。至于弦索，则有套数小曲、数落、打碟诸项。而在施放烟火时，有将烟火置于架上者，架高有丈，盒放有5　层，中间所藏的烟火名目有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等。燃时照竹肉声，不辨拍煞，光影五色，照人无妍媸，烟冒尘笼，"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童子捶鼓，傍夕向晓，曰"太平鼓"。尚有两个儿童引索略地，如白光轮，一儿童跳光中，曰："跳白索"。妇女相率结伴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又曰"走桥"。五光十色的烟火灯影，异彩纷呈的歌舞技艺，汇成了欢乐的海洋，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各阶层市民在城中彻夜狂欢和游玩。这些年节民间游艺娱乐活动，对明王朝封建统治者来说，固然是炫耀国势、粉饰太平、安定民心的大好之举，但即使对辛劳终年的劳苦大众而言，何尝又不是一次难得的暂忘忧虑和烦恼的喘息之机呢。　　三月清明节时，民间更有它独具特色的游艺娱乐活动，如有作为丰富民人生活的郊外春游踏青；有作为表示吉祥的折柳插门；有作为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的打球、蹴鞠、荡秋千、放风筝、斗禽等活动。在这些游艺娱乐活动中，踏青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踏青本来自三月三上巳节，由于明代上巳节已并入清明，而祀先扫墓，民人又要赴郊外，故清明踏青活动在明代民间十分流行。踏青，本取意人如草，常青不老之意。福建民谣便说："踏青草，大家好呢呢，年年像青草。"可见踏青原出巫术目的，后来才演变为明代民人春天的娱乐活动之一。我国古代民间，民人自古就有荡秋千的习尚，据说清明节荡秋千，是为了预防寒食日冷食伤身，这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到了明代，它更是一项民人喜好的一项极有趣的体育运动。同时，寒食清明期间，民人还盛行打球活动。打球有两种，一是步打，也就是"蹴鞠"；另一种是马球，是骑在马上用球仗打的球，也叫"波罗球"。明人谢肃《击球》诗云："低昂一点红，忽起青云上。风急下来迟，众人齐面仰。""蹴鞠"的"蹴"是踢的意思，"鞠"是球名，一种以皮革为外壳，里面装满毛发的球。在明人王圻等编集的《三才图会》的"人事卷"中便有"蹴鞠"的图画。清明放风筝是一项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游艺娱乐活动，在我国民间有悠久的历史。风筝在北方称为"纸鹞"，南方沿海一带，民间有"正月灯，二月鹞"之说。明人对此活动，也十分爱好。斗禽指斗鸡、斗鸭、斗鹌鹑等游戏。斗鸡就是让两鸡相斗，战国时已相当流行，《战国策·齐策》中便载，临淄人善"斗鸡走犬"。明人王圻等编集的《三才图会》一书的《人事卷》中就绘有民人斗鸡的场面。据《帝京景物略》卷五载，明代北京的民间，清明节时民人就有群集高梁桥踏青的习俗。当时的高梁桥，完全是一片小桥流水的自然景色："荇尾靡波，鱼头接流，夹岸高柳。丝丝到水，绿树绀宇，酒旗亭台，广亩小池，荫爽交匝。"岁岁清明，正是桃红柳绿的阳春天气，人们折下柳枝的嫩叶，插在鬓边，谓之"簪柳"。就在这一派春色中，人们尽情享受着生的欢乐，有的漫步绿茵，嬉戏池畔，或则毡地藉草，歌呼宴饮；或则欣赏那些民间艺人赶趁作场的精彩技艺：扒竿、筋斗、倒喇、筒子、马弹解数、烟火、水嬉等。　　龙舟竞渡与斗草是明代民间端午节的主要游艺娱乐活动的内容。据史籍记载，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所谓龙舟，就是龙与船的结合，是一种以龙为标志的竞赛船只。其本源于古老的祭神活动，但后来却演变为一种民间的节日娱乐活动。如明代湖南常德府民间，每年逢端午节时，各坊市刳木为舟，长十余丈，染成五色，选善于驾舟者"相竞中流"。往昔此项活动有凭吊屈原之义，近来则为一种"争胜负"的竞技娱乐活动（嘉靖《常德府志》卷一）。湖南民间五月端午竞渡舟赛的游艺习俗，在明代文渊阁、华盖殿大学李东阳的《竞渡谣》中有形象生动入微的描写：他说"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竞官渡。彩旗花鼓坐两头，齐唱船歌过江去。丛牙乱桨疾若飞，跳波溅浪湿人衣。须臾欢声动地起，人人争道得标归。年年得标好门户，舟人相惊复相妒。两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首不自谋。严诃力禁不得定，不然相传得瘟病。家家买得巫在船，船船斗捷巫得钱。屈原死后成遗事，千载传讹等儿戏，众人皆乐我独悲。莫遣地下彭咸知。"竞渡夺标，俗以为禳灾趋吉避祸，现在却变为吊唁屈原的遗意和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习俗。对浙江民间端午节的竞舟娱乐活动与习俗，明人张宪的端午词有形象生动的描述。他的词云："榴花照鬓热，蝉翼轻绡香叠雪。一丈戎葵倚绣窗，雨足江南好时节。五色灵钱傍午烧，彩胜金花贴鼓腰。段家桥下水如潮，东船夺得西船标。棹歌声静晚山绿，万镒黄金一日销"（《历代风俗诗选》第98　页）。广东《琼台志》卷七则说，琼台民间每逢端午节，各村有迎龙会，于大溪中划船夺标，两岸聚观者无数，其场面热闹喧天。斗草又名斗百草，有斗花草名，有斗草之韧，此俗南北朝时已盛行，明代民人沿袭之。《三才图会》中就有明人斗草的形象而逼真的图画。明人谢肃有《斗草》诗云："珠玉赌牙签，争奇手自拈。一筹矜独胜，袖有谢公髯"。此外，端午节时民人还有游耍天坛的娱乐习尚。《帝京景物略》卷二说，每年五月五日的午前，北京民人群入天坛，曰避毒；过午后；走天坛的墙下，"无竞渡俗，亦竞游耍。"　　明代中元节民间的认要娱乐活动是放河灯。如《帝京景物略》卷二载，每逢七月十五日，诸寺建盂兰盆会，夜于水次放灯，曰放河灯。此时正值暑热尚未全消、金风乍起的时节。当经过一天的闷热，夕阳西下时，城内外的各处水面上就亮起了一盏盏随波荡漾的荷花灯，千盏万盏，灿若群星，这就是明代北京民间中元节时放河灯的景象。更有那些顽皮的孩子，举着用长柄荷叶、或是镂瓜皮掏莲莲做皮的灯，结帮成群，过街穿巷，此呼彼应的唱着："荷叶灯，荷叶灶，今儿点了明儿扔"。明人之诗"万树凉生露气清，中元月上九衢明。小儿竞把青荷叶，万点银花散火城。"（庞垲：《长安杂兴效竹枝体》）　　重阳节正是秋高气爽之时，也是进行秋季娱乐活动的大好时光。明代民人重阳节的主要娱乐活动就是登高、赏菊、放风筝。北京民人满载酒具、茶炉、食榼、欣欣然联袂登山，一睹如画江山，饱赏金秋的景色，曰"登高"。香山诸峰、法藏寺、显灵宫、报国寺，均系民人宦游的高山、名塔、高阁。民人在这里"赁园亭，闯坊曲，为娱耳。"　　冬至节民间的娱乐活动以冰上游戏为主，因为冬至前后正是寒冷的冬季，又为农闲，所以在北方民间有从事冰上和雪上游戏的条件。民人的游乐以堆雪狮、雪人、雪山、雪灯、打滑达、打雪仗、溜冰和爬犁等项目为主要活动形式。　　每年除夕之夜，明代民间民人，合家点灯熬夜，辞旧岁，迎新年"守岁"时，也要举行许多节日庆祝活动与娱乐活动。一方面是有丰富的饮食，如吃年糕、水饺、吃瓜果、饮酒等；另一方面进行各种游戏，由于是夜晚，除夕时的游戏多在室内，主要有掷骰子、玩梭哈、小儿谣、打麻将、推牌九、升官图、玩陀罗、小儿骑竹马、老鹰抓小鸡、打滑达等等。这些游戏因地因俗也有不同，并融进了许多地方的特点。　　总之，明代民间年节的游艺娱乐活动较之以往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民间年节的各种形式的文化游艺娱乐活动，基本上沿袭了古老的传统的方式方法，但又有时代发展特色，融进了许多新的内容，从而使得传统、古老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更加充实，且日臻丰满。二是与宫廷帝王的年节娱乐活动相比，民间年节的娱乐活动，不仅内容丰富多采，而且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不拘一格，是一项名符其实的文化娱乐活动。尽管因时因地因俗，各地年节文化娱乐活动的内容形式有多寡或相异的区别，并融进了许多地方文化活动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与迷信色彩。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民间年节文化的发展成熟，节日活动的礼仪性、娱乐性日益突出，是明代民间年节娱乐文化活动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　　十一、社会陋习劣俗伴随明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城镇商品经济繁荣的同时，在明代城镇文化中也相应出现了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文化畸变。如迷信、嫖娼、妓女、赌博、流氓地棍、无赖、帮党、盗贼、争讼、健讼等社会陋习劣俗。在宗教势力发达之地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原始社会血族复仇的遗留形式民间械斗的野蛮陋俗。这些社会陋习劣俗，直接渗透、影响并腐蚀着社会的政治、文化艺术，污染着社会风俗，在政治机构、文化生活乃至经济交往、人际关系和社会治安方面，无不留下痕迹，构成了明代社会文明中一个纷杂污秽的变态系列。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陋俗劣习，在整个明代社会习俗发展中，并不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　　（一）民间争讼、健讼与械斗在明代社会习俗中，民间争讼、健讼与械斗的陋习劣俗在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从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作用看，汉族地区的各种争讼健讼以及械斗对整个社会习俗所产生的影响较大。如在浙江永康县，健讼之风尤甚。"民间稍失意则讼，讼必求胜，不胜必翻。讼之所争微，而枝蔓相牵，为讼者累十数事不止。"每当越诉"会城，人持数词，于巡院则曰豪强，于盐院则曰兴贩，于戎院则曰理侵，于藩司则曰侵欺，于臬司则曰人命强盗，于水道通则曰淤塞。随所在编投之，惟凯准理，即设虚坐诬不恤，而被讼者且破家矣。"又如民间的阴鸷狡黠之辈，上不能通经学，下不能安田亩，以其聪明试于刀笔，"捏轻为重，饰无为有，一被笼络，牢不可出。凡健讼者为害，皆此辈尸之也。人有指斥其恶者，即以他词中之。即有司且有拘制上下，莫之谁何者矣！是曰起灭。"而且城中的揭保户，与讼家为地邻，每偏相佐佑。"至是陈禀以乱是非，或伺而遮之，俾其情不得上达。稍与抗则结众殴辱之。使负屈而去。故人家有事，必重贿揭保之桀黠者以为羽翼。盖未至于庭，而所费固已不赀，贫弱每因此受重困，是曰扛帮"①。　　九江之讼，至无情者惟盗与杀。"讼杀者必令其负尸而验之，市人及邑门，郊人及郭门，验弗逾日弗委任。验伤与陈牒合，则理之，虚而不合，则存其词而籍之，以证再讼，令之职也。其讼盗也，本窃而词以劫者；未窃而词以劫者；舍盗而指其雠者；与盗通而诬人以货者；捕之与盗市者；捕之噬人者；告盗而与盗解而以自息者；公举盗而以为私者；保往盗而以为私者，不可枚举"②。彰德府民性更是"健武喜讼"③。　　吴地之人不但健讼，而且讼师最多，多由衣冠子弟充任。讼师还分等第高下，最高者称"状元"，最低者为"大麦"。"然不但状元以此道获厚利，成家业，即大麦者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赡俯仰，从无有落莫饥饿死者。"由此可见吴人健讼的大概④。　　①　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十二。　　②　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十二。　　③　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十二。　　④　徐复祚：《花当阁坐谈》卷三。　　在徽州地区，民俗健讼、争讼事件频繁发生，争讼范围极为广泛，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举凡地土山林、婚姻继子、风水墓地、主佃、主仆关系等，无不都在争讼之列。而由于宗族势力、地主、商人、缙绅、自耕农、佃家、佃仆甚至赌徒无赖等社会各色人等的参与和卷入，则又使得争讼的内容和表现更加复杂纷纭丰常多彩，争讼的处理程序与结果也更加离奇莫测，由于处理不当，有的争讼还演变为宗族争讼，是诉诸宗族之间的械斗得以解决的。如浓厚的风水观念，使得徽州地区的"势家贪吉谋葬"，佃仆盗葬之风盛行，从而引发出争讼频繁，累年不解的社会积弊，助长了争强好斗健讼风习。所谓"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时构争结讼，强半为此"①。明末歙县知县傅岩记录了徽人竞争风水酿成大狱的事实："徽尚风水，争竞侵占，累讼不休。如洪包、方惟一等多案，结而复起，历年未已"②，以致"祖坟荫木之争，辄成大狱"③。歙县棠木越鲍文玉之父曾因"遭家仆盗葬事，讦讼不休，"后虽"得直而家以不倾"④，实在可悲。而一旦强宗大族之间发生争竞风水的盗葬之事时，很可能又会使个体的争讼演变为宗族争讼，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宗族械斗的发生。如嘉靖八年休宁茗洲吴氏宗族后山一眼"吉穴"为吾潭江氏看中并扬言"于清明日至我后山葬柩。"吴氏强宗不甘示弱，立即"集百人剑挺至门上，族子弟亦肄以待"。一场为争夺坟山的宗族械斗即将发生，所幸孚溪李质先等调解，方使这起宗族械斗得以避免①。风水争讼之风及其危害由此可见一斑②。　　在福建宗族势力发达的地区，地域内的家族共利，由乡族组织控制地方事务和协调各家族之间的比较和谐的关系，这只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福建民间家族外部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个方面，割据性的家族制度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特别是为了争夺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家族与家族之间，乡族与乡族之间相互欺凌、相互对抗的情况也处处可见。如兴化一带，"为巨族、为小姓、为强房、为弱房、。。仙游小姓畏大姓甚于畏官。其畏之奈何？一朝之忿，呼者四应，直至剑及寝门，车及蒲胥之势"③。漳州一带，"强凌弱，众暴寡，福建下四府皆然。诏安小族附近大族，田园种植，须得大族人为看管，方保无虞。其利或十而取一，或十三而取一，名曰包总。否则强抢偷窃，敢怒不敢言"④。特别是自明代中叶以后，福建民间各家族纷纷建立家族武装、团练乡兵，使得许多家族间的矛盾向武装对抗升级。导致家族间的武装械斗事件频频发生，成为福建地区尤其是漳州、泉州两府的一个非常特异而又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同安马巷厅一带："民皆聚族而居，习尚嚣凌，以强欺弱，以众暴寡，睚眦之仇，动辄列械互斗。。。地方官员下乡查办，明知其敝于斗案，完结之后，其命案不得不以缉凶了事。甚者需造累年斗杀，并不报官为之清理，只得延请公正绅耆　　①　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②　傅岩：《歙纪》卷九，《纪谳语》。　　③　民国《歙县志》卷一，《舆地志·风俗》。　　④　歙县《棠木越鲍氏宣忠堂支谱》卷二十一，《鲍君文玉传》。　　①　吴子玉：《茗洲吴氏家记》卷十，《社会记》。　　②　参见卞利《明中叶以来徽州争讼和民俗健讼问题探论》，《明史研究》第3　辑。③　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　　④　陈盛韶：《问俗录》卷四，诏安县。　　往为调处，则计两造所伤人命，照数准抵，多则赏以银钱，名曰赔补，每名多则百余千，少亦数十串。其钱或出于本乡之匀摊，或出公亲之赔垫。。。遇民无不以斗为乐，踊跃从事，转辗报复，数世不休，性命伤残死而无悔。（马巷）厅属弹丸之地，查历年斗案共有三十余起，每起百十名至数十名不等。经年累岁，愈积愈多，思欲逐案清理完属无从措手，此械斗之难治也。"①福建的家族械斗，其起因是多种多样的，归结起来，大体可分为观念的和权益的两大因素。许多械斗，往往是由于某些鸡毛蒜皮的意气之忿，而酿成大动干戈。在仙游西乡一些地方，家族与家族之间本无太大冲突，但偶因某个族人与外人发生冲突，双方家族互不相让，遂成械斗，"一个成仇，举族为之拦路，酿成朋殴巨案"②。还有一些家族的械斗，纯粹是出于历史上的积怨，后代子孙并不知道其所以然，平时也无明显的利害冲突，但每年定期举行械斗如同约定仪式。似以上这些械斗，主要是从维护家族的荣誉这一观念出发的③。在家族制度十分严密、血缘观念十分浓厚的福建民间，人们普遍认为家族的荣誉受到损害是不能容忍的，即使是很微小的事情，只要有损于家族的荣誉，每个族人都应挺身而出，不得苟且。　　福建家族械斗的另一起因是由于地方权益的争夺，特别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在械斗事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各个家族为了获得生产资料和活动空间，大多采用实力占有的方式。这种习俗，实际上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以至民国时期。在中国财产私有权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的情况下，利用家族的力量来占夺土地、山场、滩涂便成了一种很有效的手段。于是，福建民间的家族械斗往往成了家族、乡族间争夺经济利益的一种解决办法。那些经常在械斗中取得经济利益的强宗大族，固然意识到加强家族势力的必要性，即使是小姓弱族，亦无不意识到团结抗争的必要性，所谓"小姓积怨既久，乃集群小姓以与之敌"①。家族间的对抗进一步深化。　　这样，福建家族外部关系的两个方面，即与一些家族和谐相处而与另一些家族对抗械斗的关系，使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福建民间各个家族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友好的家族间固然可以患难相处，而对抗械斗的家族间也可以各自寻找自己的同盟，多族联合，愈演愈烈。如泉州府，"郡府械斗最为恶习，有大小族会、东西佛会，勾结数十姓，蔓延数十乡"②。兴化一带，则有著名的乌白旗大械斗，延续百余年之久。"兴化乌白旗之始，起于仙游洋寨村与溪里村械斗。洋寨村有张大帝庙，村人执庙中黑旗领斗获胜；溪里村有天后庙，村人遂执庙中黑旗领斗亦胜。由是二村械斗，常分执黑白旗，各近小村附之，渐及德化、大田、莆田、南安等处，一旗皆万余人。"③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同姓通谱和异族联姓的现象相当普遍。如漳泉一带，　　①　和荣春：《桐轩案牍》，马巷厅任内。　　②　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　　③　清末申翰周的《闽竹村词--咏械斗》有句："两姓相争严伍阵，拼将人命作妆场。"注云："两方械斗，认族不认亲，虽翁婿甥舅，相持不让。及死伤多人，始罢战议和，双方推除死者人数外，按名给恤了事，并不报官，各亲串仍往来吊唁。"　　①　陈盛韶：《问俗录》卷三，仙游县。　　②　《温陵风土纪要》。　　③　施鸿保：《闽杂记》卷七，乌白旗。　　械斗各方，有"以海为姓"、"以同为姓"者，即大姓中有李姓、苏姓、庄姓，合为包姓。各小姓信杂姓，则合为齐姓。"其初，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联合众姓为一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以齐为姓，近日又有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④福建家族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也影响到民间的通婚选择。由于聚族而居的传统，福建居民本村、本族通婚的现象十分罕见。家族的男子婚娶与女子的出嫁，都必须与外村、外姓发生关系。因此，民间的通婚受到家族外部关系的影响十分明显。那些和谐相处并在御敌械斗中结盟的乡族，往往又用通婚的形式以结世好。而在那些世相仇杀的家族中，相互通婚的比例相当少，甚至完全没有。如泉州府惠安北部的十三都，这里陈、吴二大姓长年械斗不已。在械斗激烈的年代里，陈、吴二姓通婚的现象几乎断绝；在相对缓和的年代里，偶尔有通婚的现象，但妇女在家族中的地位，一般都比来自其他姓氏的妇女要低一些。特别是当械斗再起时，这些妇女是很受歧视的。相反，邻村的潘氏家族与陈姓交好，双方通婚的现象十分普遍，家族里的妇女辈非姑即姨，致使在这两个姓氏所供奉的神祇中，竟有一尊"姑妈"偶像。姑妈姓陈，据云是先辈中隐氏女出嫁潘氏，后来羽化成仙，造福陈、潘二姓，于是陈、潘二姓每年均有迎姑妈回娘家的迎神赛会活动。再如闽西连城雾阁四堡的邹氏、马氏两个族姓，自明代中叶以来同心经营雕版印刷业而闻名。由于共同的地缘关系和经济上的联系，二姓关系十分密切。我们现在看到民国时期修纂的《邹氏族谱》和《马氏族谱》，其中各类人物传记中有涉及配偶者，竟有一半以上是马、邹二姓的联姻。这种友好关系延续了300　多年。总之，福建家族的外部关系，是以家族的声誉和利益作为最高准则的。　　不同的家族根据自身不同的传统和利益，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乡族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是非道德标准，阶级阵线的划分，往往被严重地冲淡了。　　福建家族间的对抗与械斗，固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反映了家族制度的愚昧性和落后性，然而，它对于加强家族内部的团结，维护家族对于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却有着强烈的现实效果。家族与外部的抗争、械斗，不论是出自意气面子，或是出自经济利益，它都使族人感觉到家族势力对于自身安全和权益的庇护，感受到家族存在对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一旦族人与外族发生冲突，整个家族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如云："乃通族之羞，非一人私愤，其公费等钱，除养子孙外，照依派盐丁数均出，如有恃顽不出者，会众同取。"①"事关通族，将历年所积羡余公动公用，不敷就族上、中、下丁协鸠济公；或族人罹外侮者，公同出力，若分心异视，通族摒弃之，。。能捍大患，御大侮，保全子姓，通族倚重祀之，显有功也。"②这种共御"外侮"的观念，大大强化了族人的内聚力，同时对于加强本家族在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力，都能收到强烈的效果③。　　此外，在广东广西的珠江三角洲地带，少数民族的黎族、彝族、傈僳族、壮族、瑶族等民族风俗中，也程度不同存在着械斗、争讼的陋习，并对各自④　据庄吉发《清代天地会起源考》，转引《宫中档》，刘师恕折。　　①　《浔海施氏族谱》天部，族约。　　②　惠安《骆氏族谱》附记，倡义立字稿。　　③　参见陈支平著《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支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年版。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　　（二）赌博博戏本为民间游艺，而一当与赌结合在一起，即成为一种社会陋习恶俗，一种公害。赌博在中国起源颇早，在明代社会中也存在着赌博这种丑恶变态现象。参予赌博活动者涉及明代社会各阶层，从士大夫到社会的最低层流氓丐帮，无不为之。如张亮采著《中国风俗史》说"明代万历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叶，始行马吊之戏，而明末的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乎无人不为，几有穷日尽明，继以腊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的态势。再如南方淮阳的丐帮""大抵游手赌博之辈，不事生产"，专以赌博为生计①。如吴地《崇明县志·风俗》云："烟赌危害尤烈。。赌则旧用叶子、枭卢、排九诸戏、妇女戏牙牌。近又名目繁兴，博尤豪恣，村市无赖，倚庇土豪、保甲，公然聚赌，商贾农夫辍业以嬉。。而绅士且或溺焉"。《太仓州志·风土》谓："近则绅士俨为窝主，习不知非，乡镇倚庇，衙差公然聚赌，以至私枭、光蛋，百十成群，开场纵博；农人辍来以喜，遂至抗租倾产；又有游手无赖，于秋间设局为斗蟋蟀之戏，谓之开插，以纸花为筹标决胜负；冬则易为斗鹌鹑，谓之开圈，与赌无异。"赌博的形式、名目众多，方式各异，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换花样。据文献记载，诸如叶子戏、骨牌、马吊牌、麻将牌、压宝、博弈（围棋、象棋）以及斗鸡、斗鸭、斗蟋蟀、斗鹌鹑、斗牛等形形色色的赌博方式，明代应有尽有，真是五花八门，别出心裁。如《常昭合志稿·风俗》说此地"习尚好赌，遂至无处不赌，无日不赌，而各市镇尤多。"《太仓州志·风土》云："赌博之害已久，旧用纸牌，有十各、花和、百劳诸名目，更易为骨牌、掷骰及压宝，最后为麻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风俗》："俗之恶有三：一曰赌。昔年亦赌，而今更甚，他邑亦赌，而此更盛。游湖、打牌，下至蹴毬、跌钱，无非赌，而掷骰压宝更甚。"其结果是"富者贫，贫者冻馁，病狂丧心，不死不休，是皆窝赌者勾引藏匿，为祸烈也"。《嘉定县志·风俗》云："害民之事，曰花鼓戏、曰博场。博有斗牌、有摇宝、有斗蟋蟀、斗鹌鹑，千百输赢。。乡镇茶坊大半赌场也。"可见赌风流行之广、之烈。因为赌博可使人品行变坏，丧尽天良，荒废本业，荡费家资，"输极无聊，掳卖人口，谋财劫杀"，斗殴由此而生、争讼由此而起，盗贼由此而多，匪类由此而聚，所以它对社会风俗的淳朴、人伦教化、社会安定以及民人生活是严重的危害。明人张应俞著《杜骗新书》、《引赌骗》类，有"危言激人引再赌"、"装公子套妓脱赌"、"好赌反落人术中"三文，便用具体生动的例子，述说了三位赌徒因嗜好赌博而落得荡尽家资的悲残情景。如"危言激人引再赌"篇说道："张士升，莒溪人，膏粱子弟也。父致万金，均分于士升兄弟，田园膏腴，坐享成业，一旦父卒，时初行万历钱，被棍徒引其赌博。彼富豪雏子，惟见场中饮酒豪敌，可轻狂快意，那知财帛当惜？不数月间，输去银数百两，尚欣欣喜赌，未肯休也。"结果他不听友人规劝，被赌徒激言引诱，再入赌场，中人圈套，赌了一月，终至于尽赌倾家，于此可见赌博的祸烈①。　　①　谢肇淛：《五杂俎》卷五。　　①　张应俞：《杜骗新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年7　月版。　　随着明代赌博业的泛滥成灾，明代还出现了赌博业的秘密语，如明代妓院中隐语称赌为"拽条"；明代江湖切口谓赌客为跳生、浑是胆或珠履三千，输为伤手，赢为上手等等。　　（三）嫖娼宿妓明代社会除了盛行占卜、巫术、迷信职业和赌博欺骗行为更为加剧外，嫖娼宿妓现象的蔓延滋长，亦是一种令人瞩目的社会陋习和严重的社会问题。娼妓是古代东西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病态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的娼妓制度，在秦汉以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娼妓这一社会丑恶现象更形发展。在洪武、永乐年间，官妓制度较为盛行，它是唐宋以来官妓制度的顺延。官妓的来源为"罪犯"、元人俘虏的妻女和忠于建文帝的诸忠臣的妻女和亲戚。她们主要分布在南京（金陵）城内外的南市、北市以及聚宝门外的来宾等16　楼。明代中期取缔了官妓，这是我国娼妓史上的一大变革，从此以后，娼妓完全由私人经营。同时，明政府严禁官员出入妓院狎妓宿娼，情节严重的，"罢职不叙"（《菽园杂记》）、如《野获编》载，宣德三年（1428　年）八月，巡按湖广御史赵伦与"乐妇通奸"，事发被夺职，戍边辽东。尽管有此禁令严法，但当时的地方官吏以及以宰相之尊而挟技侑酒者却大有人在。迄嘉靖、万历以后，皇帝倦于勤政，而官员士大夫则陶情花柳，前期的禁令已形同虚设，仅存一纸空文。城市经济的发展，市民意识的抬头，一方面冲破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有其进步意义，另方面纵欲思想的产生，客观上促使享乐糜烂生活风气的发展。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以南京、北京为中心，大同、扬州等地的娼妓也大量发展起来，至有娼妓遍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也有之。谢肇淛《五杂俎》云："今时（指万历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燕都妓品·叙》中云："燕赵佳人，颜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都建鼎，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宜惊天下无疑。万历丁酉庚子间，其妖冶已极。"《梅圃余谈》说："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以上两条是指全国各地和北京娼妓的盛况而言的。　　对扬州娼妓（即市妓）的盛况，张岱在《陶庵梦忆》卷四云："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沫薰绕，出巷口，倚徙盘礡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综合文献而知，明代娼妓最盛之城当推南京。钱谦益在《金陵社夕诗序》中说："陪京佳丽，仕宦者夸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并接着对南京的娼妓和冶游的情况分为四个时期作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弘正之间，为"风流孔长"时期，嘉靖中年始盛，万历初年再盛，万历末则极盛也。余怀的《板桥杂记》则详述了南京妓院的格局规模和冶游盛况。称南京妓女分为三等，分布于南市、珠市和旧院三个区域："南京者，卑屑妓所居；珠市间有殊色；若旧院则南曲名姬、上厅行首皆在焉。""妓家分别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凌晨则卯酒淫淫，兰汤艳艳，衣香一园。亭午乃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而擫笛。。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而且这时明代还出现了许多名妓，如陈圆圆、董小婉、柳如是、李香君、顾媚之流。她们崇尚文学艺术。如寇白门能度曲，擅长画兰，粗知拈韵，能吟诗；李十娘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顾媚通文史，善画兰，追马守真，而姿容过之。她们居住的房屋清洁幽雅。如顾媚家有眉楼绮窗绣帘，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董白仰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处者，时间咏歌声。而且，她们注重风貌。明代对于娼妓的"色"是很看重的。唐宋时期主要以"艺"为主要欣赏内容的风气，此时也逐渐转向单重色相。上述为高级妓女，还有大量的是低级妓女。当时出现的"私窠子"，即不隶属官府，"家居而卖奸者"，还有"窑子"，即皇城内外娼肆林立，外城小民度日困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而私设的娼窝，室中开窗洞开，选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中，就是这种糜烂社会风气下的产物。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明代当妓女作为一特殊的阶层而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时候，男人（指狎客）就开始了对他们的欣赏与研究，尤其是随着私妓（即市妓）的兴起，她们以开放的姿态面向整个都市社会之后，男人（狎客）不仅加强了对妓女的欣赏和研究，而且对于男人如何嫖妓也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研。《明代嫖经》就是在私妓狂颠发展，花榜（指高级嫖客评品某个妓女的定语）非常盛行的背景下出现的。开设花榜的目的，实际上包含有引导男子如何择妓而嫖的意图。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一般还停留在妓女的外貌特征、风情趣味上，而《明代嫖经》则已深入到妓女的心理习性，开始展开对她们作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它是基于男人嫖妓经验的理论总结，因而它不但成了古代嫖界的指南，而且反映了明代士人和妓女的心态和扭曲的价值取向。　　《明代嫖经》的基本内容，现在还全部保存在明朱元亮辑注、清张梦征汇选的《青楼韵语》一书中，全书共四卷，收有《嫖经》的原文，并逐条附有注释等。《嫖经》究为明代何人而作，尚不得而知。其基本内容，虽然大部分是关于男子如何嫖妓的原则、方式、技巧以及注意事项等，但其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观点。首先他们认为，妓女和嫖客同样是人，她们也同样具有人的爱欲与情感。《嫖经》首条说："男女虽异，爱欲则同；男贪女美，女慕男贤。""年渐深而情渐密，乃是真心"，"久浓方有实意"，"贫能周患能济，乃是情人"等等。其次，他们同情妓女受龟鸨压迫与剥削的悲残命运和他们不得不向嫖客卖笑索钱的生活处境，甚至认为有些妓女见钱眼开、唯利是图，乃至虚情假意、弄巧作奸，也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的。如《嫖经》第110　条说："须是片时称子建（才），不可一日无邓通（钱）。""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夸己有情，是设挣家之计；说娘无状，须施索钞之方。"尤为可贵的是，《嫖经》及其注释者认识到，妓女的矫情恶习，并非出自她们的本性，而是因为"鸨子创家，威逼佳人生巧计；撅丁爱钞，势摧妓子弄奸心"。也即为"妓女之巧计奸心，非由性生，皆威逼势催习成耳"。因此，男子嫖妓时，付钱允物，均要适度得体，"频允物，担雪填井；不使钱，掩耳盗铃"。再次，《嫖经》作者还对妓女的职业心理种种表现进行了分析，认为妓女"抱枕昼眠，非伤春即病酒；挑灯夜坐，不候约便思人"。"约以明朝，定知有客；问乎昨夜，决对无人"。同时告诫嫖客应尊重妓女的人格，"事要乘机，言当中节"，即使她们有忤于你，也应予宽容、谅解，不必过于认真。此外，中国古代的男色迄明代也有抬头的趋势，明代的皇帝、官吏、儒生、市儿好男者也不乏其人。晚明时期，更有和尚娶妻蓄妾狎妓的，他们宣称什么"酒色财气，不碍提路"，公然纵欲享乐。这可能是受了晚期纵欲时风的影响，但他们的口号和行为又反过来为晚明的纵欲思潮盛行不无影响①。由于明代社会有大量的娼妓存在，所以也出现了记录娼妓欲语的专门书籍。如明"风月友"辑《金陵六院市语》以及《六院汇选江湖方语》、《行院声嗽》等，即为当朝娼妓行业兴盛的产物。　　（四）氓棍聚殴流氓地棍暴行无道、胡作非为聚众斗殴扰乱社会安定，败坏风俗也是明代社会的主要危害和丑恶现象之一。流氓地棍（也称无赖阶层）的势力在嘉靖、万历以后发展到空前的膨胀而猖獗一时，活动区域主要在经济生活较为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南北城镇地区，且大都以权贵、地主、豪绅、地方恶霸为靠山，社会背景复杂。他们人数众多，以团伙性活动为主，有自己的组织、号令、各有活动范围与地盘。如有的以所纠党徒人数作为绰号名称，像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三地煞；有的以手中的武器为绰号，像棒椎、壁柴、槁子等。这些人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破坏性意识强烈，"犯科扞罔"，横行市井，"赌博酣醟，告讦打抢，闾左言之，六月寒心，城中不之，日暮尘起。"（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真是明火执杖，无所不为，为害一方。如万历初年，北京城内有个流氓团伙，"结义十弟兄，号称十虎"，横行各城地方，作恶多端，这个团体的头子韩朝臣，竟是锦衣卫的成员（郑钦《伯仲谏台疏草》卷下）。在南方的杭州城内外，流氓"结党联联，内推一人为首"，显然也是有组织的（《杭州府志》卷十九）。万历年间，苏州还出了专门打人的流氓地棍组织"打行"，又名"撞六市"，"分别某处某班，肆行强横"，"一人有不逞，则呼类共为抨抶，不残伤人不已"。他们打人有特殊伎俩，或击胸肋，或击腰背、下腹、中伤各有期限，或3　月死，或5　月死，或10　月死、1　年死，"刻期不爽也"（范守已《曲洧新闻》卷三）。其头目，有绰号"一条龙"的胡龙、绰号"地扁蛇"的朱观，他们"嗜枪如饴，走险若鹜"，均系松江打行的班头。（佚名《民抄董宦事实》）在明末清初，天下大乱之际，"打行"更是趁乱而起，在江南胡作非为，"小者呼鸡逐犬，大则借交报仇，自四以至肘腋皆是也"（沈蔡《紫堤村志》）。　　流氓地棍的活动五花八门，概言之主要以打、抢、诈、骗为主。打：动辄无端拳脚相加，甚至使出闷棍抢劫，是流氓地痞无赖的惯用伎俩。如杭州的流氓，一遇到人命案件，就视之为奇货。或冒充死者亲属，或强作伪证，横索事主酒食财物。"稍不厌足，公行殴辱，善良被其破家者，俱可指数"①。抢：在明代的江南，有"假人命、真抢掳"之谣。这是因为，一些流氓无赖、刁顽好讼之徒"平时见■羸老病之人"，藏人密室，以为奇货可居，然后找巨家富室，为了寻衅挑起事端，将藏于密室者杀死，却反诬是富家所为，打　　①　参见王书奴编著《中国娼妓史》，三联书店1988　年版；武舟著《中国妓女生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年版。　　①　陈善等修：《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　　着索要人命，讨还血债的幌子，纠集其党"乌合游手无籍数百人，先至其家，打抢一空，然后鸣之公庭，善良受毒，已非一朝矣。"②嘉靖中叶，北京城中的流氓，甚至趁俺答入寇，京师危急之际，妄图大肆抢劫。史载"明京城诸恶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③。讹：讹诈、耍无赖。此为小股单个活动的流氓，经常采用的故伎。如有的流氓与其妻串通做成圈套，勾引别人上当，名曰"扎火囤"，又名"仙人跳"。骗：招摇撞骗、拐卖人口，是流氓的惯技。如有的曾跑到一位名陈嗣初的太史家，自称是宋朝诗人林和靖的十世孙，这位太史请他读林和靖的传记，读至"终身不娶，无子"，此人顿时语塞。太史大笑，口占一绝以赠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④这真为绝妙的讽刺。前述的淮阳丐帮，骗拐幼女，罪恶罄竹难书。他们善骗术，"果饼内置药，幼儿女食之，哑不能言，即抱入舟，浮舟他去，人不得其踪迹。幼女长大，美者淫之，卖弃得高价。其丑者或瞎其目，或断其手指，教以丐话行乞焉。乞所得不如数，痛责甚惨。"①如此丧尽天良的虐行，令人发指。甚至有的流氓团伙还染指所在城镇的经济领域，导致种种欺骗、坑害顾客的行径迭相发生。如出售制造假银、卖假药、假酒等卑劣行为即是。此外，明代的流氓意识还渗透到文化领域，伪造文物、古董、编造家谱等现象十分突出，其对社会的危害是不容低估的②。　　②　许白昌：　《樗斋漫录》卷十二。　　③　郑晓：《今言》卷四。　　④　焦竑：《玉堂丛话》卷八。　　①　李乐：《见闻杂记》卷十。　　②　参见王春瑜《明代流氓及流氓意识》，《社会学研究》1991　年3　期。十二、结语一个时代的习俗，既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象，也是该时代的社会群体行为。具体而论，习俗，系指社会的礼仪习尚与民风世俗。其礼仪习尚多由社会上层统治集团因制遵礼而习其仪，以示尊崇，以明教化；至于民风世俗，则纯属社会下层民人，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行为规制与世风时尚。习俗的形成、沿袭、发展与演变，不仅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使之然，而且是衡定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与文明状况的重要标志。　　通观明代社会习俗的沿革与变更，且由此剖析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由，再用"天崩地解"四字来概括其时代风貌、人心向背、世风趋势与历史走向，当不为过。然而，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时代，毕竟创造过社会高度的文明，展现过封建时代历史的最后的辉煌，这其中，社会习俗的形成与沿袭，则起着社会进步的"助推器"和社会教化"文明之师"的积极作用。至明中叶以后，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繁荣，恰似一对"虎兄豹弟"的孪生兄弟，既矛盾又共存，既交相作用又互为浸袭。致使世风大变，人心不古。新的社会群体的形成与习俗风尚、价值观念的奇特，则加速了社会的突变。因此，这一时期社会习俗的发展与演变，对旧制度"大厦"起着"助爆器"和新时代"先行之师"的双重作用。这一切，又为后来清代社会重建、整合提供了前车之鉴，成为最好的"无言之师"。　　（一）习俗与社会政治在明代社会习俗的形成、沿袭、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政治（包括统治者、执政者、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等）自始至终起着重要的先导作用。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鉴于明亡的惨痛教训，痛定思痛，对有明一代习俗的演变与政治的关联作了全面深入探讨，将之分为春、夏、秋、冬四季予以评论，他说："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盖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岂特宋太平、唐贞观、汉景文哉。诈伪未萌，讦争未起，纷华未染，靡汰未臻，则正冬至以后，春分以前之时也。"　　"驯至正德、嘉靖初，则稍异矣：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已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此正春分以后，夏正以前之时也。"　　"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于是诈伪有鬼蜮矣，讦争有干戈矣，纷华有波流矣，靡汰有邱壑矣，此正夏至以后，秋分以前之时也。"　　"迄今三十余年，则敻异矣！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享受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此正秋分以后，冬至以前之时也。"①有识之士顾炎武对明代社会风俗习尚的变迁及其因由的论见，当属切中时弊、切中要害的精当之论。同时，它也向人们展示和透露出时代社会习俗与政治之间，确属存在着主从关系、先导作用，其具体表现是：其一，明代社会习俗演变的全过程，恰似一面时代的"镜子"，它不但可以照出人间的世态百象和陈习市俗，而且可以分辨该时代政治之清浊，识别社会之进（步）退（颓）。明代前、中期社会，政治较为清正廉洁，故世风民俗朴实崇俭，整个社会充满生机与上升气象，这即是它的"春""夏"时期；然而，中后、后期因政治渐趋腐败，故世风民俗尚奢崇侈，整个社会人欲横流、浮华不实，这即是它的"秋""冬"时期。春夏播种良莠不齐，加之管理弊陋丛生，终于导致秋冬苦果的丰收与王朝生机的枯灭。　　其二，再就明代的民风世俗走向而论，由淳渐变转奢尚浮的过程，则与明代政治上的尚清正→渐冗繁→变苛剥→竞侵夺的趋势相叠合、一致。同时，政治上的趋变则对于民风世俗的走向，起着先决与导向作用。　　其三，"上行下效"、"官习民染"、"世风民尚"等习俗演化特点，于此也体现得最为清楚。"诈伪未萌，讦争未起"，本因于朝廷"催科不扰"、"盗贼不生"之故；而"纷华未染，靡汰未臻"，更缘于"妇人纺绩，男子桑篷"，臧获服劳，民安其业，"家给人足"。至于后来出现"贫者十人而九""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悲惨景象和贪风残尚，追根溯源，则是由于朝廷官府"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对民人的侵夺与权贵奸吏首倡聚敛所致。政治的"本"不清，习俗的"标"当然难治。　　其四，习俗的变化更与政治观念、时代主潮有密切关联，后者实则对前者起着"导"化作用。明代前期，统治者及其官僚群体，居安思危，务实崇俭，励精图治，因此，名臣辈出，功将争战，赏罚分明。到中后期，统治者守成不足，随阉党宦奸之"浊"波而"流"疏于朝廷政务，正德皇帝沽酒开店营利，武宗嬉游，熹宗深宫木作取乐，致使整个社会人心涣散、是非颠倒，官吏结党营私、阳奉阴违。小民无权，对社会国家无望，只得以物欲的追求，满足心理的空虚；以僭越违制的行为来争获社会的认同与个性的存在。故习俗的演变确如上述世人所论，实属当然。　　（二）习俗与社会经济明代习俗的演变与社会经济发展、繁荣、衰败相始终。具体而论，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则对风尚习俗的演变有制约作用。即社会经济的总体水平对消费风尚有"制动"作用；而生产科技的状况，则又对生产、贸易和祭祀习俗的变革，起着约定俗成的作用。明人对此有颇多极有见地的论述：明人何良俊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无有他志，官府亦驱之就农，不加烦扰，故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志·风土论》。　　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人，已六七分去农。"①明人唐锦说："唐制，六品以下，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庶人房舍，不得过三间四架，不得辄施妆饰。宋制：庶人屋舍，许五架一间两厦而已。其朱漆梁柱窗牖者，亦在所禁。我朝庶人亦许三间五架，已当唐之六品官矣。江南富翁，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浇风日滋，良可慨也！"②明人何乔远说："岁冬日，郡举行乡饮礼"，"吾先大父致政家居，宾客往来，粗疏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木席团坐，酌共一陶，呼曰陶同知。子弟身供洒扫，捧壶把盏，侍左右不去。今士大夫家，宾飨逾百物，金玉美器，舞姬俊儿，喧杂弦管矣。其子弟亦贵骄，视父兄蔑如也。"③从这些世人感慨之论中，可以看出：其一，以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明代社会习俗的演变，恰似一把"尺子"，既可衡量各个时期经济发展速度的高低，也可以度出其整个时代综合国力的水准。起初冬至祭礼，众多族人只能"木席团坐，酌共一陶"，宾客交往宴筵，粗疏四五品佳肴，外加一肉，便认为是"大烹"，已很满足，就是因为整个经济发展水准不高之故；而到明后期"庶人屋舍"居然"朱漆梁柱窗牖"，且"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皆因"江南富翁"聚财有道之故，而社会经济的繁荣，也为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越分"条件。　　其二，明代社会习俗的演变，恰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相悖反。经济的繁荣，导致了部分地区、部分阶层的"先富"；而消费观念的变化、社会离农人员的增加、城市的繁荣与多种行业的兴起，更刺激了社会习俗的畸变。结果社会经济未上新的"正路"，而奢侈消费先行却最终成为社会经济成果的"耗散剂"。　　其三，封建经济制度的衰老、剥削的强化、社会财产分配的不公，非但导致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加速，而且使得寄生性消费的大涨、经济投资的不足、再生产的停滞。社会"民不堪命"，不乐为农，"游手之人"的大增，助长了奢风的日炽，也折射出封建经济的江河日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末势。　　其四，"嘉靖时，南贾富"①民不安其业，是缘因经济发展商业繁荣所致，它更表明社会经济新因素幼芽欲破土而出之前的"萌动"。消费习尚的改观，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的状况，则为封建经济基础的瓦解，作了最好的"催化"。　　（三）习俗与社会文化在明代习俗的衍化、变革中，社会文化自始至终发挥着"潜移"的作用。具体而言，社会文化的特定人文环境，决定着人们习俗的潜在意识；而文化的价值心态与取向的变异，更加速和促成了"移"风"易"俗的流变。而对明代世人前后期诸种心态的变化、世风的淳良与刁滑实况以及由此导引的种　　①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钞三。　　②　唐锦：《龙江梦余录》卷四。　　③　何乔远：《名山藏·货殖记》。　　①　孙之騄：《二申野录》卷四。　　种结果，明人曾有不少痛心疾首的论叙，如：明代有一长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部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哗、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①明人伍袁萃说："闻之长老；吾乡自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矣！大都强凌弱，众暴寡；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义相让之风邈矣！又有势家豪族，宗党奴隶，横行闾闬，如狼如虎，炰烋搏噬，小民无以自存，缙绅间亦不免。适乐土乎？歌苌楚乎？噫！"②明人范濂说："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吾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之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竟为硕鼠；田姑野媪，悉变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居间提笔，且噱且嗔。余始为诸生时，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戍（1586　年）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两边玉屏花一对，而少年貌美如犀玉者，奇簪贯发。骔巾始于丁卯（1567　年）以后，其制渐高，今又渐盈"③。　　明人顾起远说："《潜夫论·浮侈篇》云：'今京师（即洛阳）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近日留都（即南京）风尚往往如此。奢僭之俗在闾左，富户甚于缙绅，诵此论之言，可为太息"①。明人这些感伤叹息及忧心忡忡复杂心态的表露，则向人们展示：其一，以明代社会文化发展状况而言，明代习俗恰似一把"钥匙"，它既可打开文化（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源头之奥秘；又可开启民俗文化事象流变的底蕴。明后期民间"奇闻叠出""新事百端"的文化事象，则源于"风俗自淳而趋于薄"。至于嘉、隆以降，豪门贵室的"导奢导淫"的文化价值取向，更使得民间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仪相让之风"日邈"，"伦教荡然，纲常已矣"，世风习俗为之大变。　　其二，明代习俗的演变则与社会文化发展繁荣相始终，且构成其重要组成部分。前期礼乐文化的兴盛、理学的成就，以及明中后期市民文化的繁荣均表明此点。而究其因，前期则缘于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中后期市民文化的繁荣则基于新兴市民社会群体的出现与对俗文化的需求、呼唤。富贾新贵们在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上支撑，对这一文化事象的产生，起着重要作用。市民群体的闲暇文化的心态、多元价值取向，则又为之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市场。如："三言"、"二拍"、《金瓶梅》等文学名著的出现，以及　　①　顾廷元：《客座赘语》卷一。　　②　伍袁萃：《漫录评正》卷三。　　③　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　　①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　　市民文学的兴盛便是这一成就的具体展示。更为重要的是，市民阶层的惊世骇俗的世风习尚、鲜衣美食的僭越行为，被城乡民人趋之若鹜、争相仿效，以致出现"少年貌美如犀玉者，奇簪贯发"的事象，便不足为奇了。　　其三，明代中后期世风的变化，更源于社会文化心态、价值观念的巨变。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落、物质利益的巨大诱惑、市民阶层的奇风异俗与示范，均使得民人，再不甘于"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唯一的判断人物事象的标准；而以"求田问舍"、"营声利、畜伎乐"为荣，以求自身一家、一族、一门之实惠，而竟以"呫哗、贴括、授徒、下帷"为常，进行人事公关经营、感情投资，冀图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的认可，即是如此。（四）习俗与社会发展总观明代习俗的变化，则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具体而论，即习俗风尚的演变，尽管是部分地区、部分社会阶层与民众的行为，但它却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起着推动作用，即推进社会旧制度、旧伦理、旧传统的崩解，同时，又助动社会新因素的萌芽与新风尚的树立。明代《松窗梦语》一书的著者张瀚，对于明中后期东南地区社会风习的巨变而对整个社会的震动与影响之间的内在联系，有过贴切、生动、全面的评估，他说："语云：'相沿为风，相染成俗。'第习俗相沿久远，愚民渐染既深，自非豪杰之卓然自信，安能变而更之。今两都若神京侈糜极矣。金陵自太祖更始，犹有俭朴之遗。至于诸省会，余所历览，率质陋无华，甚至纤啬；即藜藿不充，何暇致饰以炫耳目。吾杭终有宋余风，迨今侈靡日甚。余感悼脉脉，思欲挽之，其道无由，因记以训后人。"①"秦少游云：'杭俗工巧，差质朴而尚靡丽，颇事佛。'今去少游世数百年；而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无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若事佛之谨，则斋供僧徒，装饰神像，虽贫者不吝捐金，而富室祈褥忏悔，诵经说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不之计也。"①"东坡谓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游情之人，乐为优俳。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日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②"《县志纪闻》云：'杭虽华美富丽之区，独士人咸以清慎相饬属，其或逾溢不检，庸孺亦得嗤之。'世之远者吾不知也，余所闻先达高风，如沈亚卿省斋、钱都宪江楼，皆身殁未几，故庐已属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虽位臻崇秩。后人踵事奢华，增构屋宇、园亭，穷极壮丽，今其第宅皆新主矣。此余所目睹，安有如江楼、省斋者？"③"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①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②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③　张瀚：《松窗梦语》卷八。　　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④张瀚这些论述，给人们的启示是：其一，以明代社会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状况而言，习俗恰似一种"报警器"、"安全阀"，通过它，既可知社会之安危，又可以观其人心，察其世象。明代后期，不仅"两都若神京侈靡极矣"，更为可怕的是"愚民渐染既深"，致使张瀚"思欲挽之"，且"感悼脉脉"，回天乏术，可见他已深感社会习俗的"警报器"早已报警了。　　其二，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出现"天崩"，系指整个社会在习俗上，社会凝聚力涣散，人心的向背较之前代大为改向，部分地区人们见利忘义、见奢鄙简，从而使得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行为，均受到市民、新贾、豪富的挑战；竟连皇帝的权威意识也大为下降。如士民服饰，"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而行，可是，"代变风移"的结果，"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且公然巡行街市，民人不以僭越违制为愧。确实有"无法无天"的种种世象了。　　其三，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所出现的"地解"事象，在习俗上的表现是，小民不安旧有生业，部分地区，民人或离乡背井，或另谋生业，社会秩序不能继续照旧维持，王朝也不能照旧统治。"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以农为本业的传统社会结构开始瓦解了，这就必然引起社会的动荡，而王朝旧有统治的"地基"更加动摇。　　其四，明代习俗的演变，还透视出中后期社会的种种"危象"："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日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可见人们对封建法制、法规的藐视。这恰似一声声"报警"之声传来，然而统治者却仍耽于宴乐、荒于朝政。结果，封建王朝大厦将倾，确系必然。当然民人竞相奢侈、崇尚浮华，追求物欲，满足身心之物欲淫欲，也仅是全国局部地区的事象；同时，社会的新因素也不过于稚弱。大多数地区，封建统治仍继续维持，呈现出"垂而不死，病入膏肓，却体而未僵"的状态。足见是旧时代的"危象"早有，而新时代的"曙光"却仍遥遥难望。◆◆◆《中国全史》　077/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