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监税使派出之后，即以贡献皇帝为名，强取豪夺。税使为多刮钱财，到处用地痞流氓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南直隶长江水道，一天的行程要经过五六个税卡。仪真到京口，一江之隔，要交两次税。同时肆意增加课税名目，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盐税，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沙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宝坻有鱼苇以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等。"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工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②万历四十五年大学士吴道南曾慨叹说："自榷税之政行，而貂珰盈于远迩，网罗遍于闾阎。始犹取之商旅，既则取之市廛矣；始犹算及舟车，既则算及间架矣；始犹征之货物，既则征之地亩、征之人丁矣。穷天际地，搜刮靡遗，由公逮私，那移殆遍，或借这赎锾，或扣之各役工食，上下交征，官民并困。"③矿监为害，比税使更甚。矿监派出时，"皆给以关防"④，创设中使衙门，"大抵中使一员，其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须百人"⑤。这些随员又多在地方网罗地痞无赖充当打手，"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⑥任指良田、美宅、坟墓为矿穴，进行抄家毁屋，挖墓盗葬。"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⑦陈增在山东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县纳银。高淮在辽东逼迫地方交纳矿税银三万两，地方官员被迫从官俸、民房、中驴、屯田、地亩和吏丞班银、各衙门公费中通融酌扣。"犹且不足，又令民除正差外，每名征银或一两或二两。"①河南巡抚姚思仁曾上疏极论矿监之害，他讲："开采之弊，大可虑者有八。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矿洞遍开，无异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②矿监税使为害时间很长，前后共24　年，直到明神宗去世时才遗诏罢止。　　其敲骨吸髓般的超经济强制掠夺，极为沉重地打击了城镇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上，据统计，当时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的白银约17　万两。由于进奉白银只占矿监税使实际掠夺钱财总额的1／10，这样他们每年实际掠夺的钱财数就为白银1710　万两，高出当时全国每年赋税总数将近300　方两③。在这种苛重的税收下，商人、工场主及手工业者无法生存，纷纷破产。史载：河西务关布店由160　余家降至30　多家。临清32　家缎店，闭门21　家；73　家布店，闭门45　家；杂货店闭门41　家。而"往年夥商三十八人，皆为沿途税使②　《明史·食货五》。　　③　《明神宗实录》卷五五三。　　④　《明史·食货五》。　　⑤　《明通鉴》卷七十二。　　⑥　《明史·食货五》。　　⑦　《明史·食货五》。　　①　何尔建：《按辽御珰疏稿·辽左残惫已极等事疏》。　　②　《明史·食货五》。　　③　参见南炳文、汤纲著《明史》第十五章。　　抽罚折本，独存两人矣。"④徐州地处交通要道，一向商贾辐辏，号称殷富，但"自利珰四出榷税以来，非借事重罚，以倾其囊，则逞威严刑，以葬其命，流亡展转，负贩稀踪。"①苏州本为明朝丝织业手工作坊最集中的地区，但经税使"榷征"以后，"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②。商业和手工业的日益萧条，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萎缩，百姓被迫"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从而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民变和兵变。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①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九。　　②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三）民变与兵变矿监税使穷凶极恶的强盗行径激起了各地军民的普遍义愤，他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铤而走险，群起抗争。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至四十二年，全国各地先后发生民变、兵变数十次，其中规模较大者有以下几次：临清民变。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山东临清首先爆发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马堂是天津税监，但兼辖临清。临清关原来规定：杂粮十石以下，以及小本生意不行抽税。但马堂一伙来到临清后，不仅对各种小本生意尽行抽税，而且连"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亦加抢夺。稍有不从，"即以违禁论，髡为城旦，没其田产。"他们还大白天手持锁链立于当街，见到富裕人家，即罚没其一半产业。这样一来，商贩都不敢进城，远近罢市，"小民度日不支。"③商贩王朝佐不胜其愤，率州民万人到税使衙门找马堂论理。马堂不但拒不出面，而且令人射伤群众多人。州民大怒，在王朝佐率领下破门而入，当场打死马堂爪牙三十余人，并纵火焚烧其衙署。马堂在守备王炀保护下逃走，才幸免一死。事情传到京师，明神宗下诏镇压。王朝佐为免株连无辜，挺身而出，承担了全部责任，于七月被杀。　　湖广民变。宦官陈奉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派至湖广负责征税、开矿和钱厂鼓铸，万历二十九年四月离开。因胡作非为，为害甚大，他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先后激起民变十余起，其中最激烈者为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和万历二十九年三月武昌两次民变。陈奉和他的爪牙韦千户"指称搜税，诈骗官民之家，武、汉二府尤甚"①。对官宦之家，陈奉都亲自去，诈称千岁爷爷要奏请抄家，"各勒千余金方得解免"②。生儒之家，则韦千户前往；商贾之家，则委官刘之良等前往，均以抄家相恐吓，各勒数千百金。家贫不能满足其要求的，便直搜入家，污人妻女，士人百姓恨之入骨。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王生之女，沈生之妻，皆被逼辱"，激起众生员公愤，齐赴抚按衙门，击鼓控诉。平日受害士民万余人亦涌至，打入税府，抛砖放火，"甘与奉同死，抚按三司护之数日，仅而得全。"③武昌民变时，兵备佥事冯应京逮捕了陈奉的爪牙，并处以刑罚，陈奉大恨。万历二十九年三月，陈奉诬冯应京阻挠皇命，凌辱敕使，被神宗下诏追逮。"应京素有惠政，民号哭送之。奉又榜列应京罪状于衢。民切齿恨，复相聚围奉署，势必杀奉。"④陈奉见情势危急，从后门逃跑，藏到楚王府中。愤怒的士民把陈奉的同党16　人捆绑起来，扔进长江。又恨巡抚尤可大保护陈奉，焚其府门。冯应京在槛车中苦苦相劝，士民们才稍稍解散。武昌再次民变的消息传至朝廷，大学士沈一贯和给事中姚文蔚等上奏请撤还陈奉，神宗不理。不久，江西湖口税监李道也弹劾陈奉"水沮商舟，陆截贩买，征三解一，病国剥民。"①明神宗这才召回陈奉，并因沈一贯之请，革除了巡抚尤可大的职务。　　③　《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①　《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②　《定陵注略》卷五，《军民激变》。　　③　《明史·宦官二》。　　④　《明史·宦官二》。　　①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　　苏州民变。发生于万历二十九年六月，是组织程度最高的一次民变。苏州是万历时期丝织业中心，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机为活。"②十分繁荣。但随着税使的派出，这种繁荣局面很快就消失了。提监苏杭织造兼税务太监孙隆一伙置原有"只榷行商，不征坐贾"规定于不顾，到处设立关卡，"遇贩遇商，公行攫取"③。致使"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④。万历二十九年五月，他们又擅自加征，强要机户每张织机交银三钱，每匹新织缯帛纳银三分。同时规定：罗绮织品除非盖有孙隆印监，否则不许出售。逼得织户"杜门罢织"，机工"无所趁食"。六月三日，织工葛贤聚众誓神，表示"宁拼死救此一方。"民变群众分为六队，每队一人前行，摇芭蕉扇为号，"后执绞棍随之"，一路冲向税署。孙隆的参随黄建节被乱石打死，六七个爪牙被捆住扔往河里。民变群众纪律严明，"不挟寸刃，不掠一物"，矛头直指孙隆。孙隆吓得跳墙逃走，连夜走避杭州。后明政府追究主使者，孙隆被捕入狱。　　辽东民变和兵变。太监高淮在辽东任矿税使十年，多次激起民变、兵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万历三十六年的兵变。这年四月，前屯卫军由于月粮被高淮扣除，号头遭鞭打凌虐，乃歃血盟誓，欲杀死高淮，举家北投满洲。经参将苦苦相劝，才返回营地。六月，锦州、松州亦发生军变，山海关内外军民聚众数千，围攻税府。蓟辽总督蹇达也上疏揭露高淮的罪行。神宗无奈，被迫下诏召回高淮，交司礼监处理。　　除上述民变、兵变外，全国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据记载还有：万历二十七年，南直隶仪真反对税监暨禄委官马承恩民变。万历二十八年，广东新会县反对太监李凤民变。万历二十九年，江西景德镇反对税监潘相民变。万历三十一年，北京西山煤矿反对矿监王朝之变。万历三十二年易州矿工之变。万历三十年、四十二年福建漳州商民反对税监高寀之变。万历三十四年云南反对矿税监杨荣的民变和兵变等等。这些斗争此伏彼起，一直持续到明末。万历时期各地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参加阶层广泛，有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小商贩，也有生员、乡官，乃至部分宗室成员和地方官员，还有士兵和军官。有些民变是由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发起。这种情况表明，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已开始给明代政治生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②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④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四）万历三大征平定哱拜、援朝抗倭和讨伐杨应龙，明史称为"万历三大征"。　　平哱拜　哱拜，原为蒙古鞑靼人。嘉靖中，因得罪其酋长，父兄皆被杀。　　哱拜躲在水草中幸免于难，遂投靠明边将守备郑印。由于骁勇善战，屡立战功，逐步提升为都指挥。万历十七年，"哱拜老，加副总兵致仕，子承恩袭。"①万历十九年（1591　年），临洮、河州蒙古部落举兵反。事闻，明神宗即派科臣巡视九边。尚宝丞周弘禴以御史身份巡宁夏，"举承恩及指挥土文秀，并拜义子哱云等"②。二月，经略郑洛传檄调宁夏兵参加平叛，巡抚党馨便派土文秀率千骑西援。哱拜得知，吃惊地说："文秀虽经战阵，恐不能独将。"③于是他找到郑洛，表示愿意率自己所部三千人和儿子哱承恩一起随征。"洛壮而许之。"但巡抚党馨"恶其自荐，马羸者不与易，有余马亦不给拜，拜怏怏去。"④哱拜率部至金城（今甘肃兰州），见诸镇兵均不如自己。叛乱平定后，哱拜回军"取径塞外，寇骑遇之皆辟易，遂有轻中外心，恣睢骄横。"⑤党馨则遇事总压制他，并欲弹劾其冒领军粮罪。哱承恩强娶民女为妾，被鞭杖二十。"哱云、文秀又以升授事怨馨。"正在这时，宁夏镇兵因冬衣、月粮长久不发，找党馨申诉遭拒绝，"群哄不可制。"于是哱拜等遂乘机唆使军将刘东旸率众作乱。　　万历二十年（1592　年）二月，刘东旸率兵杀巡抚党馨和副使石继芳，哱云、土文秀杀游击梁琦和守备马承光，"纵火焚公署，收符印，释囚，掠城中。"⑥总兵官张维忠被逼自缢死。之后，刘东旸自称总兵，授哱承恩、许朝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听拜主谋，据城刑牲而盟"⑦。誓师后，他们即举兵东向，先后攻占玉泉营、中卫、广武等地，并联络河套蒙古部落，打算渡河攻取灵州，全陕震动。总督魏学曾闻变，立即派部将张云、郜宠前去谕降，刘东旸称："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宁夏。不者，与套骑驰潼关也。"①魏学曾见劝降无效，就一面驰告朝廷，一面令副总兵李昫率军赴灵州，游击赵武赴鸣沙洲，"沿河扼贼南渡"。而自己率部驻扎花马池，以隔断叛军与套部联络。三月，李昫分兵渡河，先后收复河西四十七堡，哱拜等退入宁夏镇城，魏学曾、李昫围攻两月不克。六月，提督李如松率辽东、宣大、山西援兵至。都御史叶梦熊亦从甘州携神炮火器400　车前来助战。七月，叶梦熊代替魏学曾为总督，放水淹城，并指挥部队经两月苦战，尽逐套部出塞，断绝了哱拜的外援。九月三日，浙江援兵和苗兵、庄浪兵先后到达。四月，叶梦熊指挥全军总攻。十七日宁夏镇城破，哱承恩被诱杀，刘东旸、土文秀、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②　《明通鉴》卷六十九。　　③　《明通鉴》卷六十九。　　④　《明通鉴》卷六十九。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⑥　《明通鉴》卷六十九。　　⑦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　　①　《明通鉴》卷六十九。　　许朝等投降，哱拜自缢身亡。自此，哱拜之叛平。　　援朝抗倭日本在16　世纪中叶，除时常寇掠明朝沿海外，亦不断侵扰朝鲜。朝鲜迫不得已，乃派兵肃清了其根据地对马岛。嗣后日本又要求与朝鲜通商，但遭严格限制。万历初年，丰臣秀吉平定各部诸侯，统一了日本后，即积极整顿内政，准备侵朝战争。万历二十年一日，丰臣秀吉正式发布命令出征朝鲜。四月，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率18　万日军在朝鲜釜山登陆。"时朝鲜承平久，怯不谙战，皆望风溃。"②王京（汉城）、开城、平壤先后陷落，朝鲜王子被俘。朝鲜国王李昫逃到义州，遣使向明朝告急，请求出兵援助。明政府得到告急后，"廷议以朝鲜属国，为我藩篱，必争之地"①，决定立即派兵援朝。　　七月，明前锋游击史儒和副总兵祖承训部在平壤战败，全军覆没。史儒战死，祖承训只身逃回。败报传来，明廷大为震动，即派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前去支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率4　万余人，誓师东渡。次年一月六日，抵达平壤城外。八日，李如松指挥攻城，经血战，歼敌数千，收复平壤。十九日收复开城。"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②日军被迫退守汉城。"官军既连胜，有轻敌心。"③二十七日，李如松率轻骑趋碧蹄馆，离汉城三十里，突遭日军包围，虽苦战突围，但"我精锐亦多丧失，过桥者尽死。"④李如松遂退驻开城。"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粟数十万，从间道纵火尽焚之，倭乏食。"⑤碧蹄之战后，明军与日军长期对峙。因师久顿绝域，"应昌、如松急欲休息，而倭亦草粮并绝，且惩平壤之败，有归志。"⑥于是宋应昌经朝廷批准后，派人与日军议和。四月十八日，日军撤出汉城，退据釜山。而明军亦不追击，只留刘綎部拒守，大军于十二月班师。　　和谈罢兵后，丰臣秀吉一面令釜山日军久驻，一面重新整顿军备，准备再战。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正月，丰臣秀吉出动14　万军队，第二次侵朝。明朝政府亦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麻贵为提督，率大军再次赴朝抗日。明军在朝鲜军队的紧密配合下，经一年多艰苦作战，于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将日军全部赶出朝鲜，取得了抗倭战争的最后胜利。平杨应龙　杨应龙为明播州宣慰司宣慰使。播州（今贵州遵义地区）自唐乾符三年（876　年）起就一直由杨氏盘踞，历宋、元均授世官，明室因之。其地域广袤，介于四川、贵州两省间。辖黄平、草塘二安抚司，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庆六长官司，有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均世袭土官。隆庆六年（1572　年），杨应龙袭任播州宣慰使。"以从征喇麻诸番九丝、腻乃、杨柳沟等，多却敌先登，斩获无算。"①杨应龙因见蜀兵弱，朝廷每遇征代，只调土司兵，蜀将有时也找他借兵，因而"渐骄蹇，轻汉法。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②　《明史·李如松传》。　　③　《明史·李如松传》。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⑤　《明史·李如松传》。　　⑥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二。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所居僭饰龙凤，擅用阉寺"②。并专酷杀树威，"益结关外生苗为翼，肆行劫掠。"③万历十八年（1590　年）其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等上文，告杨应龙谋反。贵州巡抚叶梦熊疏请发兵进剿，但四川抚、按因多借应龙力，主张谕抚。朝廷命两省会勘，杨应龙知川人袒护，遂"愿赴蜀不赴黔"。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逮杨应龙到重庆受审，"论法当斩"。适逢援朝抗倭，明政府向全国征兵援朝。"应龙因塑辨，愿自将五千兵征倭报效。诏可，释之。兵已启行，寻报罢。"④巡抚都御史王继光到重庆，"严提勘结，遂抗不复出。"⑤次年正月，王继光兵分三路征讨杨应龙，在娄山关被打得大败，被迫撤兵。之后，明廷因忙于抗倭，无力兼顾播州，便转而招抚。而杨应龙则借机拚命积蓄力量。"分遣土目置关据险，僭立巡警，搜戮仇民，劫掠屯堡，殆无虚日。厚抚诸苗，用以摧锋，名'硬手'。州人稍殷厚者，没其家以养苗，由是诸苗人愿为出死力矣。"①与此同时，杨应龙频繁四出劫掠。万历二十四年掠大阡、都坝，焚劫余庆、草堂二安抚司，"遍及兴隆、偏镇、都匀各卫。"②二十五年劫江津县及南川。二十六年，乘兵备副使王士琦被调征倭，杨应龙亲统重兵大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又侵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③。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大败贵州进剿明军，杀指挥杨国柱。时朝鲜战事已结束，明廷遂决意进剿。任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调东征援朝诸将南征，并命浙江、福建、云南、广东派兵会剿。　　万历二十八年（1600　年）春，征兵大集，延宁四镇、河南、山东、天津援军亦至，李化龙乃分兵八路进剿。其中川师分四路：总兵刘綎从綦江入，总兵马孔莫从南川入，总兵吴广从合江入，副将曹希彬从永宁入。黔师分三路：总兵童元镇由乌江，总兵李应祥由兴隆，参将朱鹤龄由沙溪。湖广偏桥一路，分两翼：总兵陈璘由白泥，副总兵陈良玼由龙泉。"每路兵三万，官兵三之，土司七之。"④刘綎部进展神速，二月十五日破綦江，大败杨朝栋；三月二十九日攻占娄山关；其余各部亦分道并捷。五月十八日，八路明军齐集海龙囤，更番迭攻。六月五日，囤破，杨应龙自缢身亡。播州平。　　杨应龙被平定以后，明政府将播州宣慰司"改土归流"，设置二府二州七县。遵义府辖真安州及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属四川。平越府辖黄州及余庆、甕安、湄潭三县，属贵州。从而结束了杨氏家族在播州700　多年的世袭统治。　　万历三大征，连续用兵八年，前后动用军队人次上百万，军费支出将近2000　万两白银，明王朝国库积储被耗费一空。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四。　　④　《明史·李化龙传》。　　（五）奢安之乱天启年间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贵州水西宣慰司安邦彦先后发动叛乱，史称"奢安之乱"。　　奢崇明之叛。奢氏，彝族人。洪武时归附，命为四川永宁宣抚司宣抚使，世守其土。万历二十三年，宣抚使奢崇周死，因无子，由其堂兄弟奢崇明袭位。"崇明性阴鸷，佯为恭顺，凡有征调，罔不应命，人渐狎之。子奢寅，有逆志，负韰倮招纳亡命。"①天启元年，明廷因辽东与后金战事正紧，向四方征兵，奢崇明遂乘机上疏表示愿提兵三万赴援，被批准后，便派其将樊龙、樊虎率兵至重庆，"久驻不发"②。巡抚徐可求到重庆催促出兵，樊龙等便以兵饷不继为由于九月十七日发动叛乱，杀巡抚、道府、总兵等官二十余员，控制了重庆。随后分兵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奢崇明则自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并统兵数万和樊龙分道趋成都。全蜀震动。　　天启元年十月，奢崇明进逼成都，"悬旌僭号，四面夹攻"③。时城内明军只有二千多人，布政使朱燮元、周著和按察使林宰分门固守，指挥士兵多次击退奢部进攻，顽强抗守。十二月，各道援兵相继至，并先后收复安岳、乐至二县。"然贼兵亦日益增，无退意。"这时，成都被围已八十余日，"岁且尽，城中人伏腊不祭，王正不贺。贼城外日发诸人冢墓，城上望见皆泣"①。天启二年正月，朱燮元约奢崇明部将罗乾象为内应，于二十八日夜内外夹攻，奢崇明大败，率部逃往泸州。成都围解，被围102　天。　　成都围解后，朱燮元以功授巡抚。三月，朱燮元"率川卒追崇明，江安、新都、遵义诸郡邑皆复"②。五月，抵重庆。时樊龙盘踞重庆已九个多月。其地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一望弥漫不可渡"。其必经之道只有佛图关至二郎关一条陆路。而樊龙在此有重兵把守，"连营十有七，宿精兵数万。"③朱燮元因地制宜，采取正面佯攻，背后偷袭之法，将通道一举打通，于27日攻克重庆。然后挥师西下，收复了泸州，奢崇明逃回永宁，遥倚反于贵州的安邦彦为声援。天启三年四月，朱燮元进兵永宁，败奢军于土地坎，收复永宁。接着又连克红崖、天台二寨和蔺州城，奢崇明败逃贵州水西，与安邦彦合兵。而朱燮元"以蜀已无贼，遂不穷追"④。　　安邦彦之叛　安邦彦为贵州水西宣慰司宣慰使安位的叔父。水西宣慰司介于川黔两省之间，其辖地东起威清、平坝，西起乌撒，南抵安顺，北达赤水。安氏自洪武初即世守其地，管苗民48　族。万历末年，宣慰使安尧臣死，其子安位袭职。安位年幼，实权掌握在叔父安邦彦手中。安邦彦"素怀异志，阴与崇明合。"⑤天启二年二月，安邦彦挟持安位举兵反，自称"罗甸王"。48　马头与头目安邦俊、鲁莲等蜂起和之。"邦彦更招故宣慰土舍宋万化为助，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②　《明史·四川土司传》。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②　《明史》卷三一二，《四川土司传》。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九。　　④　《明史·朱燮元传》。　　⑤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率兵趋毕节，陷之，分兵破安顺、平坝、沾益。而万化亦率苗仲九股陷龙里。"①随后，安邦彦亲统十万大军于二月七日包围了贵阳城。　　贵州巡抚李橒刚上任，闻变，即与巡按御史史永安全力拒守。"贼攻不能克，则沿岩制栅，断城中出入。"②镇将张彦芳率兵二万赴援，被阻于龙里卫。总兵杨愈懋、推官郭象仪与叛军战于江门，先后阵亡。"外援既绝，攻益急，城中粮尽，人相食。"③这时，明廷正集全力于辽东与后金战事，对此无暇顾及。直到天启二年十一月新任巡抚王三善率二万七千援兵，分两路经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于十二月七日直抵贵阳城下，安邦彦撤退，贵阳围始解。"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军民男妇四十万，至是饿死几尽，仅余二百人。"④贵阳围解后，安邦彦远逃陆广河外。王三善考虑到明援军越来越多，"欲因粮于敌。又诸军视贼过易，杨明楷营于三十里外。"⑤天启三年春正月，安邦彦卷土重来，与明军大战于陆广，杨明楷战败被俘。"邦彦势复张，合众欲再围贵阳。"⑥王三善派兵三路抵挡，破苗寨二百余座，活擒宋万化，并焚其辎重粮草。于是"龙里、定番四路并通，诸苗畔者相继降。邦彦气夺不敢出，于鸭池、陆广诸要地掘堑屯兵，为自守计"⑦。时奢崇明为蜀兵所败，计穷投水西，与安邦彦合兵一处。六月，王三善率部深入水西腹地，连破天台、水脚等七囤，最后攻占了大方。安邦彦败逃鸭池河南，据守织金。不久，王三善因军粮不继，"焚大方，还贵州，道遇贼，三善为所害。"①安邦彦乘机率众数万追击。明军因无粮草，加以主帅阵亡，均无心恋战，大溃。"贼烧劫诸堡，苗兵复助逆，贵阳三十里外樵苏不行，城中复大震。"②嗣后，奢安叛军联合，与明军连年作战。明军因指挥不力，遂使奢安势力得以恢复，并逐步壮大。奢崇明自称"大梁王"，安邦彦则自号"四夷大长老"。　　为统一指挥作战，明廷于崇祯元年（1628　年）起用因父丧丁忧在家的前四川巡抚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全权负责征剿。崇祯二年八月，安邦彦、奢崇明合兵十万进犯赤水、永宁，朱燮元诱敌深入，在叛军到达永宁后，令明军从三岔、陆广、遵义三面围攻，并派奇兵"绕其后，急击之，贼大惊溃，崇明、邦彦皆授首。"③奢崇明、安邦彦死后，朱燮元"乃移檄安位，赦其罪，许归附。"④但安位拒不从命。于是朱燮元便派兵封锁水西各处要道，四面围攻。经百余日围困，安位以饥饿难耐，遂被迫于崇祯三年春率48　头目向明军投降。"奢安之乱"至此平。　　①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②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③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④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⑤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⑥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⑦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①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②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③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④　《明史》卷三一六，《贵州土司传》。　　"奢安之乱"前后历时九年，极大消耗了明朝国力，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六）东林党从"大礼议"开始，嘉靖、隆庆两朝的各派官僚即一直为争夺内阁首辅权位，而互相攻讦排挤，纷争不已，但其时尚无固定门户。万历时期，由于神宗长期怠荒，对朝臣政争多数时间又放任自流，因此各级官僚为维护自身利益，纷纷拉帮结派，彼此倾轧，争权夺利。致使朝廷内外，党派林立。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方从哲为首的浙党，给事中亓（qǐ）诗教为首的齐党，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昆山人顾六峻为首的昆党以及东林党。　　东林党之得名缘于顾宪成。明神宗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生下朱常洛，郑贵妃于万历十四年生下朱常询。神宗宠爱郑贵妃，想立朱常询作太子。许多大臣为维护"有嫡立嫡，元嫡立长"的封建继承制度，要求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上爆发了"国本"之争。在"争国本"的过程中，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因力主册立朱常洛，引起了神宗的不满。接着又在万历二十二年廷推时，推举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被免职的前首辅王家屏，再次触怒了神宗，因而被罢官闲住。回到故乡无锡后，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顾允成、安希范等人开始了讲学活动。万历三十二年，在常州知府的支持下，重新修复了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在里面定期讲学，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讲习之余，他们往往"裁量人物，訾议国政"，①抨击当权派。"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林野，闻风响附。"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合"②。反对派因而称之为东林党。　　东林党外，浙、齐、楚、宣、昆各党都是以地缘关系攀结而成，其中浙党势大，齐、楚等党依附于它，"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统称为邪党。党争的尖锐化是从癸巳京察开始的。明代考察官吏之制分京察和外察。　　主持其事者是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吏部考功司郎中和河南道御史。京察考核京官，六年一次，每逢巳、亥年进行。外察考核地方官吏，三年一次，乘地方官进京朝觐之机进行。在考察中，要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予以升迁、降调或罢免、致仕等奖惩。由于考察要最终决定升迁，故各派官僚均将其视为打击对手、扶植同党的主要机会，京察中尤其如此。万历二十一年的京察即争斗的异常激烈，由于是年论干支为癸巳，史称"癸巳京察"。主持癸巳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左都御史李世达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考察中，他们严格执法，不徇私情。孙■的外甥兵部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亲家都给事中王三余因考察不合格，首先被罢免。接着包括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赵志俶在内的一批庸官贪吏被或降低或罢黜。"一时公论所不予者贬黜殆尽。。，由是执政者皆不悦。"①当时大学士王锡爵刚刚还朝任首辅，"欲有庇，比至而察疏已上"。故王锡爵"亦不能无憾"。于是王锡爵一面上疏神宗指责这次京察"抑扬太过"，一面授意刑部科给事中刘道隆奏劾孙■等人升贬不公。神宗得奏，不辨是非，"乃下严旨责部臣专权结党"②。把赵南星贬官三级，停止孙■禄俸。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　　①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八。　　②　《明史·顾宪成传》。　　①　《明史·孙■传》。　　②　《明史·孙■传》。　　员外郎陈泰来等交章为赵南星讼冤，神宗怒，将赵南星革职为民，于孔兼、陈泰来降调。孙■见事不可为，遂告老还乡。　　癸巳京察对万历政局影响很大。不仅"门户之祸坚固而不可拨，自此始也"，①而且先例既开，使"京察"成为各党用来打击对手的经常性手段，京察便失去了其固有的甄优汰劣作用。如万历三十年京察（乙巳京察）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和都御史温纯主持，二人"力锄"沈一贯的心腹，浙党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等都被贬谪。沈一贯非常恼怒，在他的煽动下，明神宗指责杨时乔、温纯等徇私，并扣住京察的奏疏不发。万历三十九年（1611　年）京察（辛亥京察），主持其事者为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及副都御史许弘纲、考功郎中王宗贤、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河南道御史汤兆京等，大部分为东林党人，故北京京察中齐、楚、浙、宣、昆诸党多遭驱逐。而南京京察为齐、楚、浙党主持，故东林党人又大受排斥。万历四十五年京察（丁巳京察），由楚党吏部尚书郑继之、给事中徐绍吉、御史韩浚和浙党刑部尚书李鋕、考功郎中赵土谔主持。为报复辛亥京察，郑继之等对"凡抗论国本、系籍正人者，莫不巧加罗织"②。东林党人被逐一空。党争涉及的问题很多，其焦点除京察之外，尚有"三案"，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五月四日，有个叫张差的男子，持棍闯进慈庆宫欲谋害太子朱常洛。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乃浙党成员，他审问后奏称张差是疯子。刑部提审主事王之寀是东林党人，他又仔细审问，查出张差系受人指使，从蓟州来到京城，被一太监带进宫中作案，因而揭发其"不癫不狂，有心有胆。"后又经过十三司会审，审出指使张差行凶的人为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至此，真相大白，朝议纷纭，明神宗怕进一步追查牵涉到郑贵妃，便力主疯癫说，下令将张差桀死，庞保，刘成毙于内廷，暂时平息了这场风波。史称"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因身体羸弱，纵欲过度，光宗患病。郑贵妃指使内医太监崔文升入诊，开了一服泻药。光宗服后，泻泄不止，一天竟至三四十次。鸿胪寺丞李可灼又进"红丸"，光宗连服二粒一命呜呼，仅在位29　天。光宗之死，廷臣大哗，均归咎于李可灼和首辅方从哲，纷纷上疏，指责李可灼进药不效，应立席侍罪，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有十大罪，三可杀。方从哲被逼无奈，只好将李可灼罚一年，自己辞官而去。此后关于朱常洛致死原因，东林党和邪党进行长期的争论。此即为"红丸案"。　　光宗死后，其16　岁的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李选侍在朱常洛生前极受宠爱。光宗即位时，她与太子朱由校一起入居乾清宫。光宗死后，她便控制了乾清宫，并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密谋，阻止朱由校与廷臣见面，企图挟皇长子自重。东林党人大学士刘一燝、给事中杨涟等首先和司礼太监王安共同设计从乾清宫骗出朱由校，拥住慈宁宫。随后便以李选侍占住乾清宫为违制为由，多次上疏力促李选侍移宫，皇太子朱由校也明确表示支持，李选侍无奈，只好怏怏搬出乾清宫，改居仁寿殿。她头天走，群臣第二天就正式拥立朱由校即帝位，是为熹宗。移宫后，御史贾春旺上疏指责力促移宫的东林　　①　《定陵注略》卷二。　　②　《明史·蒋允仪传》。　　党人，"谓不当于新君御极之初，首劝主上以违忤先帝，逼逐庶母，表里交抅，罗织不休，俾先帝玉体未寒，遂不能保其姬女。"①于是两派官员便围绕着移宫的是非展开了争吵。直到熹宗出面干涉，争论才暂时停息。此即为"移宫案"。　　移宫案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势力重新崛起，内阁吏部、兵部、都察院等重要部门均由东林党人主持。东林党人一向比较关注社会问题，看到"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的现实，他们反对神宗及大地主集团侵占田土，反对矿监税使四处掠夺，要求改革弊政，加强君主集权，因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所以天启初年东林党人上台执政后，一时"天下欣欣望治"。他们也曾积极整肃吏治，规划辽东战事，但由于其仍将大部分精力倾注于论"三案"是非，排除异己，打击宿敌，因而政治改良收效甚微。及至魏忠贤集团崛起，东林党人遂遭灭顶之灾。　　①　《明通鉴》卷七十六。　　（七）魏忠贤与阉党魏忠贤（1568-1627　年），河间府肃宁县人，初名进忠，号完吾。天启二年（1623　年）熹宗赐名"忠贤"。自幼狡黠无赖，目不识丁，"然亦有胆力，能决断，顾猜狠自用，喜事尚谀。"①娶妻冯氏，生一女。因在一次赌博中输掉，为赌徒污辱，一气之下自宫，改姓名为李进忠。　　万历十七年（1589　年），魏忠贤被选入宫，隶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手下，洒扫供役，不久即攀附调至甲字库。以后又通过巴结太监魏朝当上熹宗生母王才人的典膳。魏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手下，多次在王安面前夸奖魏忠贤，"安亦善遇之"。熹宗的乳母客氏是定兴人侯二之妻，18　岁入宫，二年后丧夫，与魏朝私下相好。"及忠贤入，又通焉。客氏遂薄朝而爱忠贤，两人深相结。"①熹宗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也自惜薪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殿。"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②魏忠贤进入司礼监后，即开始设法夺权。掌印太监主安是光宗朱常洛东宫旧侍，熹宗初立，他和诸大臣同受顾命，为人刚直不屈。天启元年（1622年）八月，魏忠贤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专权，客氏从中附合。熹宗不究真假，下诏革去王安职务，贬为南海子净军。魏忠贤怕有反复，又命王安得罪太监刘朝为南海子提督，将其谋杀。王安死后，魏忠贤"势益张，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浦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③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熹宗生性好玩，魏忠贤便投其所好，"日导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④他又劝熹宗挑选宦官300　人，手持龙旗，列队在左，令宫女300　人，手持凤旗，列队在右，大搞内操。从此紫禁城内锣鼓喧天，廷臣上疏谏止，都被拒绝。明熹宗还天性机巧，喜欢木工油漆之事，常"自操斧锯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从早到晚制作器具，"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也"⑤。每逢这时，魏忠贤便有意奏事，弄得熹宗很烦，就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⑥魏忠贤因此得以售其奸。　　把持内廷的同时，魏忠贤又把手伸向外廷。天启元年七月，沈。。入阁，魏忠贤即密与相结。沈。。曾任内书堂教习，魏忠贤对其执弟子礼。二人狼狈为奸，力攻阁臣刘一燝。天启二年（1622　年）三月，刘一燝被迫去职。天启三年正月，魏忠贤援引顾秉谦、魏广微进入内阁。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微与魏忠贤是同乡，二人"曲奉忠贤，若奴役然"①。　　随着魏忠贤权势的扩张，万历以来的东林党、邪党斗争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些被东林党罢了官的人，纷纷投靠魏忠贤，蝇营蚊附，逐渐形成　　①　《明史·宦官二》。　　①　《明史·宦官二》。　　②　《明史·宦官二》。　　③　《明史·宦官二》。　　④　《明史·宦官二》。　　⑤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四。　　⑥　《明史·宦官二》。　　①　《明史·阉党传》。　　阉党。天启四年（1624　年），给事中傅櫆与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结拜为兄弟，诬奏中书汪文言，并牵扯到左光斗、魏大中。结果魏忠贤将汪文言下锦衣狱，并欲大行罗织东林党。但掌锦衣卫镇抚狱的刘侨受首辅叶向高的指示，"止坐文言"。魏忠贤大怒，将刘侨削职为民，而以亲信许显纯代替其职务。这时，御史孪应升、刘廷佐，给事中霍守典、沈惟炳纷纷上疏指责魏忠贤不法事，但均遭其矫旨诘责。副都御史杨涟愤怒已极，遂于是年六月上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疏。文中罗列魏忠贤擅权祸国、打击异己等二十四大罪，指出其"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②要求对其加以严惩。疏上，魏忠贤大惧，急趋熹宗跟前哭诉，表示愿辞去东厂提督职务。熹宗令王体乾读杨涟奏疏，王体乾对疏中要害之语均不读，客氏又从旁剖析辨白，熹宗遂懵然不辨，温谕留魏忠贤，而于次日下杨涟疏，严旨切责。此旨一下，举朝哗然，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等70　余人交章论劾魏忠贤，但熹宗皆不纳。　　魏忠贤既有熹宗作靠山，于是日益嚣张，"欲尽杀异己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及其党羽以各种借口先后杖辱、斥逐廷臣数十人。工部郎中万燝被杖死，阁臣叶向高、韩■、朱国祯被逼逐，吏部尚书赵南星、侍郎陈于廷、御史高攀龙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被罢黜，一时"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①。与此同时，魏忠贤大力提拔任用同党。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卿，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徐兆魁、阮大铖等为爪牙，逐步编织出一个几乎垄断所有主要职位的黑网。"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僇，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②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之后，即开始了对政治反对派更大规模的迫害。顾秉谦、魏广微编《缙绅便览》，把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将黄克缵、贾继春、霍维华、崔呈秀等60　余人统称正人，进呈给魏忠贤，以做为进退百官的依据。其他阉党则进有《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把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入内，统称为东林党人，并罗织罪名，逐一打击迫害。与此同时，他们还数兴大狱，其规模较大者两次。第一次在天启五年。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被诬以受贿，下镇抚司狱，倍受酷刑，杨涟等五人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史称"六君子"。第二次在天启六年。是年二月，魏忠贤指示其党羽李永贞假造浙江太监李实奏本，逮捕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和在江苏、浙江家中的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七人。高攀龙投水自尽，周顺昌等六人均死于非刑。史称"七君子"。此外，阉党还派东厂番役四处侦探臣民隐事，"民间偶语，②　《明史·杨涟传》。　　①　《明史·宦官二》。　　②　《明史·宦官二》。　　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①。为压制舆论，魏忠贤又以剿灭东林的名义，折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　　三案，对在三案发生时，与阉党官僚争论过是非的官员一律都予以惩处。为求名正言顺，他们又奏请熹宗同意，仿照嘉靖大礼议《明论大典》凡例体裁纂修《三朝要典》，按照自己的意旨重新定立了三案是非。　　东林党人被镇压后，魏忠贤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②所有奏疏，提及魏忠贤都称"厂臣"不名。内阁票旨，"亦必曰'朕与厂臣'，无敢名忠贤者。"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讨好魏忠贤，在西湖首建魏忠贤生祠。全国各地随之纷纷效仿，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普通武夫、商人、奴仆、流氓都竞相建祠。有些官员迎接魏忠贤塑像进祠，行五拜三叩。而松江监生陆万龄甚至提出在京师国子监西面建魏忠贤生祠，以魏忠贤配享孔子。其奴颜卑膝之态，几令人不可思议！魏忠贤的辉煌并没能持续太久，其政治生涯在天启七年（1627　年）秋发生了陡变。是年八月，明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检继立，是为崇祯帝。崇祯为信王时素知魏忠贤罪恶，因而其继位后，"深自儆备，其党自危。"①东林党人乘机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十一月初一，崇祯帝下令削去魏忠贤官职，贬往凤阳。初四日，又下令逮捕究治。魏忠贤途中闻讯，上吊自杀。十七日，客氏在浣衣局被笞杀。崇祯二年（1629　年）三月，颁布《钦定逆案》，在朝阉党被或杀或罚，驱逐一空。　　①　《明史·宦官二》。　　②　《明史·宦官二》。　　①　《明史·宦官二》。　　八、鹿失中原（一）明思宗无力挽狂澜明思宗（1610-1644　年），名由检，光宗第五子，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二月生。天启二年封信王，七年八月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1628年）。明思宗即位之际，正值明王朝多事之秋。朝内政治腐败黑暗；地方民众起义不断，直至形成全国性的起义；东北边疆对后金作战不断失利，步步败退。面对危亡之局，明思宗殚精竭虑，企图凭自己的努力，力挽狂澜，重建太平天下。但由于时势所限，他最终未能如愿，以至于不甘心地发出了"朕非亡国之君"的千古浩叹。　　为了改变政治混乱局面，支撑行将倾倒的王朝大厦，明思宗上台伊始，即大力整肃朝政。魏忠贤及其阉党被清除以后，为进一步抑制宦官权势，天启七年（1627　年）十一月，明思宗下令尽撤各处镇守太监，边政由各地督抚专理。崇祯元年（1628　年）正月，又"命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并禁朝臣结交内侍。从而使宦官影响力大降。崇祯元年四月焚毁《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该复官的复官，该起用的起用，与此同时，他改革用人制度，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如崇祯二年底，后金兵骚扰京城，有人推荐游方僧申甫有将才，明思宗立刻召见，破格提拔为副总兵，令其召募训练新军。为打破用人只重进士的局面，明思宗注意从举、贡中选拔官吏，他在位期间仅出任地方巡抚的举人就有十人。此外，他还重保举，令三品以下、五品以上两京文官，及翰林科道和抚按司道知府等官，均可不拘科第贡监，举荐府州县官。在科举考试中，增设"裕国足民"和"奇谋异勇"两科，以广求堪用贤才。为加强阁臣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明思宗打破明中叶以来从翰林中任用阁臣的制度，直接从六部，乃至地方大吏中选拔阁臣。如崇祯十一年六月有五人入阁，其中除方逢年一人为翰林出身，杨嗣昌等四人均系外僚。　　在整肃朝政的同时，明思宗自己一改数朝积弊，事必躬亲，勤奋从政。　　他恢复了早已名存实亡的早朝制度，每天一早听取大臣奏事，经筵、日讲按时御临。召见大臣也十分频繁，有事即召。阁臣为备不时诏，晚上常留宿阁中不归。对各地章奏因怕臣下隐匿不报或敷衍了事，大多自己过目。奏疏票拟，亦常常亲拟。每遇军情紧急，思宗便常常通夜不寐。　　为整饬边防，他起用军功显赫的袁崇焕为兵部尚书，都师蓟辽，并钦赐尚方剑，许其全权行事。袁崇焕亦不失所望，采取"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的战略，整顿兵备，调兵遣将，有力抑制了后金进攻势头，稳住了辽东战场。在西北，明思宗任命杨鹤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相机抚剿农民军。　　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形势本来会有所好转。但由于明思宗急于求成，且为人多疑，刚愎自用，实际结局却与他的愿望恰恰相反。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十万精骑，避开袁崇焕镇守的锦州、宁远、山海关，绕道蒙古，入长城，直逼京师。袁崇焕闻讯，千里提兵入援。但明思宗却误中后金反间计，以"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①为由，将袁崇焕逮捕下狱，　　①　《明史·袁崇焕传》。　　凌迟处死，从而自毁了长城。在西北，因生计无路，各路农民军旋抚旋叛。对此，明思宗不加深究，恼怒地将杨鹤撤职查办。在朝内，内阁阁臣多庸庸碌碌，或拘于文墨，不通时变，或胆小怕事，委蛇其间。加之大臣门户依旧，争斗依然，朝政不见有丝毫起色。明思宗失望之余，遂临朝慨叹"外廷皆不足恃"。　　既对廷臣失望，明思宗便又转而求助于宦官。崇祯二年十一月，后金兵再次南下，京师戒严。明思宗遣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十二月，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提督京营。此后，宦官们监军饷，越派越多。崇祯四年秋九月，命太监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绅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十月，太监王应朝、张国元、王之心、邵希韶分别被派往关宁，蓟镇东协、中协、西协监军。边镇监军外，宦官们又被派入征剿农民起义的各路明军之中。崇祯六年五月，明思宗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陈茂霖分入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军中，"监纪功过，督催粮草。"②督军督饷之外，宦官们还被广泛地用于其他方面，督察钱粮、税务、茶马、司法。此后，除崇祯七年、十三年派往各地的宦官曾两度被短暂撤回外，宦官一直受到明思宗的重用，关于明思宗对宦官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史籍中明确解释："初，上既罢诸内臣，外事俱委督、抚。然上英察，辄以法随其后，外臣多不称任使者。崇祯二年，京师戒严，乃复以内臣视行营，自是衔宪四出，动以威倨上官，体加于庶司，群相壅蔽矣。"①明思宗自己也解释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己巳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内臣监视。"②明思宗虽然不信任外臣，但在内外施政上却又要依靠他们，加上他本人又生性多疑，急于求治，因而对文武百官有过即纠，动辄罚杀。这种"重典绳下"现象引起了一部分有远见官员的不安。崇祯二年十一月，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指责说："皇上急于求治，诸臣救过不给。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亡论为故为误，俱褫夺戍配不少贷，甚则下狱拷讯，几于乱国用重典矣。"③崇祯三年顺天府尹刘宗周也上疏尖锐批评了当时对官吏处罚过多的现象，他讲："陛下以重典绳下，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④。思宗在位17　年，所杀大臣不计其数。其中阁臣有薛国观、周廷儒，刑部尚书有薛贞、刘之凤、甄淑，兵部尚书有王洽、陈新甲等。至于地方大吏，则总督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宪、赵光抃等七人被杀。巡抚被杀八人，分别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孔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等。由于罪废不断，思宗一朝官员更替之繁亦前所未有。17　年中，刑部尚书换了17　任，兵部尚书换了14　任。内阁大学士更如走马灯，前后所用竟达50　人之多。严刑峻法的结果，使文武百②　《国榷》卷九十二。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四。　　②　《明季稗史初稿》卷上。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二。　　④　《明史·刘宗周传》。　　官大多数遇事退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此刘宗周曾痛心疾首地指出："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①由于文臣束手，将士离心，明王朝在对后金（清）和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中节节败退（详后）。崇祯十五年（1642　年）二月，明军松山会战失败，精锐尽失，关外要塞松山、锦州沦陷，清兵锋直逼宁远、山海关。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攻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二月大顺军兵分二路，进军北京。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明思宗在煤山，自缢身亡。其临终遗诏为："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②　　①　《明史·刘宗周传》。　　②　《明史》卷四十二，《庄烈帝纪》二。　　（二）后金崛起在明王朝衰败没落的同时，建州女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永乐以后，由于受蒙古部落和野人女真的侵扰，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各部被迫南迁。建州卫与建州左卫几经迁徙，到正统年间定居于浑河、苏子河上游。正统七年，明政府从建州左卫中分置建州右卫，与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海西女真各部的迁移则一直到嘉靖初年才稳定下来，散居于开原以北到吉林松花江一带。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南移后，由于和汉族经济文化联系加强，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到万历初年，女真各部逐渐形成了四个强大集团，即建州部，包括苏克苏护河、浑河、完颜、哲陈和栋鄂五部；长白部，包括纳殷、珠舍里、鸭绿三部；扈伦部，包括叶赫、哈达、辉发、乌拉四部；东海部，包括窝集、瓦尔喀、库尔哈三部。为了争夺人口、财物和土地，女真各部"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各主其地，互相攻战，甚者兄弟自残，强凌弱，众暴寡，争夺无已时。"①这种混战割据的局面，给女真各部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走上了统一女真各部的道路。　　努尔哈赤（1559-1626　年），是苏克苏护部费阿拉城（今辽宁新宾县）　　人，明初建州左卫都督猛哥帖木儿六世孙。姓爱新觉罗，祖父觉昌安，父塔克世均为明代世袭的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10　岁丧母，因继母虐待，19岁分家自立。从小喜读《三国演义》和《水浒》，成年后常到抚顺马市贸易，熟习汉语习俗，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　年）建州苏克苏护河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导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出兵征讨阿台章京，在攻打古埒寨时，阿台部下，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于是，努尔哈赤遂以祖、父遗甲十三副起兵讨尼堪外兰，开始了其统一女真各部的历程。由于指挥有方，他进展神速。万历十二年降服栋鄂部，十三年征服浑河部，十四年擒杀尼堪外兰，控制苏克苏护河部。十五年、十六年又先后收服哲陈、完颜二部。建州五部自此统一。　　建州女真统一之后，努尔哈赤一面对明朝遣使通好，岁致朝贡表示顺服，（明政府因此先后封其为指挥使、都督佥事和龙虎将军）一面将兵锋转向海西女真（即扈伦四部）。在与海西女真二十余年的艰苦作战中，他采取先除枝叶，后及主体的战略，兼并了长白三部和东海女真，并派兵进入黑龙江、精奇里江、牛满河一带，收复了散居此地的萨哈连、使犬、使鹿等部。至万历四十七年，最后进兵叶赫部，统一了海西四部。至此，"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音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①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与革新，但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由女真人狩猎时实行"牛录"组织演变而来。当时每逢出猎开围之际，族人各出箭一支，以十人为单位，称为"甲录"（意为大箭）。十人之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②。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额真，意为　　①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　　①　《满洲实录》卷六。　　②　《明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主"）。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在"牛录"组织基础上，创建了旗制。他将每一牛录扩大为300　人，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作为标志，每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管理该牛录内军政事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因所辖人口和兵力增加，努尔哈赤又在原有四旗之外，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共计八旗。同时在牛录之上，设立甲喇和固山。即五牛录组成一个甲喇，设甲喇额真统辖。五甲喇组成一个固山，设固山额真统辖，副职二人称梅勒额真。努尔哈赤为八旗最高统帅，并配有5000　余骑巴牙喇（直属亲军）。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政合一体制，它把分散的女真各部都严密组织在旗下，进行生产和征战，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登位，国号大金，建元天命，史称后金。　　随着后金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努尔哈赤很快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明王朝。万历四十六年四月，他以"七大恨"告天，出兵伐明，连破抚顺、东州、清河等城，全辽震动。明神宗急派杨镐为辽东经略，在全国征兵征饷，于次年二月进攻赫图阿拉。　　明军共十万余人，兵分四路。辽阳总兵刘綎部由宽甸出凉马佃，从东面进攻；辽东总兵李如柏部自清河堡出鸦鹘关，从南路进攻；山海关总兵杜松部自沈阳出抚顺关，从西面进攻；开原总兵马林部自开原、铁岭出靖安堡入苏子河谷，从北面进攻。其中以西路社松部为主力，皆直指赫图阿拉。经略杨镐在沈阳坐镇指挥。努尔哈赤抓住明军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四月十三日，首先集中八旗兵六万人进攻萨尔浒山的杜松军三万人，结果杜松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努尔哈赤乘胜进击，十四日大败马林军，马林仅以身免，逃往开原。十六日尽歼刘綎部，刘綎阵亡。杨镐闻三路丧师，急令李如柏退兵。明四路大军仅此一路得全师而还。萨尔浒之战，明军阵亡官兵46000　余人，元气大伤。从此，后金步步进攻，明王朝在战略上由进攻转入了防御。　　萨尔浒战后，努尔哈赤挥军西进，攻陷开原、铁岭。杨镐因连战败绩，被下狱治罪。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六月，明廷任命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廷弼上任后，根据当时双方力量对比，采取以守为主的方针。他守辽一年多，招抚流亡，整顿军务，修筑城堡，练兵制城，屯田积粮，以守为战，收到了较好效果，致努尔哈赤不敢轻于西进，熊廷弼以守为主的方针，被阉党攻进为"怯懦畏战，拥兵不动"，不久被罢。努尔哈赤乘机大举进攻，天启元年（1621　年）三月攻陷沈阳、辽阳，夺取辽东70　余城。为加强对明攻势和巩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努尔哈赤随之将都城迁至辽阳。　　辽、沈失陷，明廷举朝震惊。熹宗再度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以王化贞为辽东巡抚。熊主守，王主战，"二人议论，遂成水火。"①王化贞拥兵十万，为所欲为。熊廷弼仅有兵四千，徒叹奈何。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利用熊王矛盾，举兵渡辽河，攻陷西平、广宁，王化贞弃城逃跑。后金连陷40余城，占领辽河以西大片土地。天启五年（1625　年），为便于进一步与明朝作战，努尔哈赤又迁都沈阳，改称盛京。　　广宁失守以后，熊廷弼、王化贞下狱处死。明廷派王在晋经略辽东。王　　①　《明季北略》卷二，《广宁溃败》。　　在晋懦弱无能，主张放弃关外，退守山海关。这一消极防御主张遭到袁崇焕等将领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袁崇焕的意见得到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赞同，不久，明廷起用孙承宗代替王在晋为辽东经略。孙承宗继承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采纳袁崇焕的建议，整顿山海关防务，兴工修筑宁远，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及右屯等要塞，拓地二百里，构成了坚固的宁锦防线。天启五年（1625　年）九月，孙承宗因遭阉党排挤去职，明廷令高第接任。高第认为关外不可守，一反孙承宗所为，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②袁崇焕见苦劝无效，便组织军民，坚守宁远孤城。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重兵围攻宁远（今辽宁兴城），袁崇焕顽强抵抗，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退回沈阳。同年八月因身患痈疽病亡。终年68　岁。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天启七年（1627　年）五月，皇太极率兵进攻明重新恢复的宁锦防线，袁崇焕亲自督战，后金军先后围攻锦州、宁远不克，且死伤累累，被迫败退，时称"宁锦大捷。"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避开宁远，绕道蒙古，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从山海关驰援，此后，皇太极多次绕道，挥兵入关，掠扰河北、山西，抢掠人口、财物。在对明朝保持军事压力的同时，皇太极对自身政治、经济、军事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上削弱诸王权力，加强汗权，同时模仿明制，先后设立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三院八衙门等一套完整的国家机构，代替原来的八旗制度行使国家权力。经济上实行"计丁授田"、旗民分居、保护和奖励农业生产。军事上，扩大军事编制，另编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使军力大增。皇太极的这一系列措施，使后金政权迅速集权化、封建化。　　为剪除明羽翼，解除后顾之忧，以全力争夺天下，皇太极于天启七年、崇祯九年两次对朝鲜用兵，迫使其断绝与明朝往来，而臣服于后金。同时恩威并施，经数年经营，先后征服了漠南和漠北蒙古，成为满蒙大可汗。此外，皇太极又继续收复故土，统一了黑龙江中、上游和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区。至此，后金政权达到极盛。崇祯九年（1636　年）五月，皇太极称帝，改元崇德，定国号大清，皇太极称帝以后，即将主要力量转向明朝，展开了更加咄咄逼人的攻势。崇祯九年（1636　年）九月，他命阿济格从独石口入居庸关，绕过北京，南下保定，连克十三城，掳掠人畜18　万而还。崇祯十一年，又命多尔衮、岳托等越过长城，绕过北京抵通州，分兵八路，扰河北，入山东，攻陷城池58　座，俘获人口46　万多人。崇祯十三年起，清军与明军在宁锦防线对峙作战将近二年，至崇祯十五年三月，明蓟辽东总督洪承畴兵败松江被俘投降。锦州守将祖大寿闻松山兵败，亦开城投降。至此，明在关外除宁远孤城由吴三桂驻守外，要塞尽失。　　②　《明史·袁崇焕传》。　　（三）李自成和张献忠明末农民战争始于天启七年（1627　年）二月陕西澄城农民抗粮杀官，其早期领袖为高迎祥，后期领袖为李自成、张献忠。　　李自成（1606-1645　年），乳名黄娃子，一作黄来儿。陕西米脂县人。　　幼年因家境贫寒，曾被舍入寺庙，后为姬氏牧羊奴。成年后，到本县银川驿当马夫。崇祯二年（1629　年），明政府裁减驿站经费，李自成丢掉了饭碗。因生活无着，又遭官府和豪绅欺辱，他遂愤而于崇祯三年投奔了不沾泥张孟的起义军。加入不沾泥起义军后，因英勇善战，李自成很快为八队队长，号称"闯将"。其"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故制胜，雄于诸寇。"①张献忠，陕西延安人，一说为延安卫柳树涧人。少时家庭贫苦，青年时期曾当过延安府捕役。崇祯三年参加农民起义，他"临战辄先登，于是众服其勇。"②很快成为三十六营起义中的一营首脑，自号西营八大王。　　崇祯四年，因受陕西官军压迫，陕西农民军大部分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李自成、张献忠部也被迫转入山西。崇祯五年（1634　年）七月，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王自用等部合力攻占大宁。八月，又攻克隰州。这时李自成已成为山西境内起义军的重要首领。山东道御史刘令誉讲："有自贼中逃回者言，旧在晋中贼首掌盘子等十六家，最枭境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皆以红衣为号"①。九月，李自成等部从宁山卫（今山西晋城）攻入河南，十四日攻克修武。明廷急调副总兵左良玉等率部赶赴怀庆，李自成等见状，便又回师山西，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举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县）。由于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旋抚旋叛"，而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明思宗遂于崇祯四年九月将主抚派陕西三边总督杨鹤撤职查办，改任主剿派洪承畴为总督。在洪承畴血醒镇压了陕西起义军后，明廷即调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部重兵前往山西，围剿起义军。经一年血战，山西各部义军于崇祯元年十一月以诈降冲破明军包围，履冰突破黄河天险，进入河南西部地区，接着又南下湖广、四川，从此成为明王朝的心腹大患。　　为统一指挥对农民军的征剿，崇祯七年（1634　年）春，明思宗以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向，随方剿抚"②。陈奇瑜以优势兵力，在河南、湖广连败起义军，李自成、张献忠等部被逼退入陕西。起义军退至汉中时，误入栈道险地（一说为兴安车箱峡）。因山势陡峭，出口被官军封死，又适逢数十天阴雨连绵，起义军武器蚀毁，衣甲湿烂，人马无食，几面临绝境。为摆脱困局，李自成、张献忠等再次诈降，表示愿接受招抚。脱险以后，立即与官军厮杀，分掠西安、庆阳、巩昌、平凉，并重新进入河南，一时声威大震。明思宗恼羞成怒，把陈奇瑜削职逮捕，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晋、陕、豫、鄂、川五省军务。　　崇祯八年（1635　年）正月洪承畴统陕西兵东出潼关，与中原各省官军共七万余人夹剿起义军。为打破明军"围剿"，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大小首　　①　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十一。　　②　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十一。　　①　《崇祯长编》卷六十二。　　②　《平寇志》卷一。　　领大会于荥阳（一说无荥阳大会），商讨作战方略。会议采取了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的战略计划，决定兵分五路，分头出击。其中高迎祥、张献忠一路向东连下数城，攻占中都凤阳，焚毁皇陵，明廷举朝震惊。明思宗严令明军全力围剿高迎祥。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在盩厔战败被俘，不久被害。崇祯十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制定一个"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并推荐熊文灿总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具体执行实施。在明军的凶残围剿下，李自成部于崇祯十一年三月在河州、洮州地区两次战役中连遭失利，伤亡惨重，队伍仅剩几千人，被迫长期转战，潜伏于陕、川、鄂接境山区。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南阳战败，受抚于谷城。其他各路农民军亦或败或降，起义暂时转入了低潮。　　张献忠受抚后，拒绝接受明军的改编，所部"人不散队，械不去身"。　　并不断操练士马，打造军器，同时在谷城屯田，并设关征税，以充军用。经一年休整，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五月，张献忠于谷城再度起兵，罗汝才等在房山响应。七月两军在房县罗猴山重创左良玉，歼敌万余人。消息传到北京，明思宗极为恼怒，逮杀熊文灿，诏令杨嗣昌督师。十月初一日，杨嗣昌到达襄阳，会师十万，命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要冲，对张献忠进行围追堵截，在玛瑙山、韩溪寺、盐井、木瓜溪连败义军。面对优势明军，张献忠采取"以走致敌"的策略，于崇祯十三年秋与罗汝才部突入四川，北上广元、剑阁，南下泸州，拖得入川追击明军疲惫不堪。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挥师东进，在开县大败明军，随后顺江而下，昼夜奔袭明军事重镇襄阳，二月张献忠攻陷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发库银15　万赈济饥民。至此，杨嗣昌军事围剿计划破产。　　攻克襄阳以后，张献忠率部转战于豫皖二省。崇祯十六年（1643　年）初进入湖广，连克广济、蕲州、黄州、麻城。五月攻占武昌，沉楚王朱华奎于江。随后，张献忠入楚王府，称"大西王"，改武昌府为天授府，设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及巡抚、知府、知县等中央和地方机构，同时开科取士，初步建立起大西农民政权。八月，张献忠撤出武昌，举兵南下，很快席卷了湖南全省，并攻占江西袁州、吉安，广东震动。十二月，张献忠放弃湘赣，进军四川。崇祯十七年八月攻克成都，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成都为西京。增置左右丞相，赐封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为四将军。　　张献忠谷城再起以后，李自成也重新活跃，图谋发展。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乘明军主力入川追击张献忠，河南空虚之机，率部离开郧阳山区，进攻豫西。时河南连年大旱，赤地千里。李自成一入河南，饥民便纷纷附随，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千人。针对明末土地高度集中和赋税繁重的社会现象，李自成起义军明确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起义军每到一处，便宣布"三年免征"或"五年不征"，支持农民夺回被霸占的土地。同时，"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①，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起义军一到，老百姓便"执香迎导，远近若狂"。到处传唱"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②的歌谣。　　崇祯十四年（1641　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询，　　①　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　　②　张岱：《石匮书后集》。　　没收福王府中金银财货和大批粮食、物资，发布告示大赈饥民。此后直至崇祯十五年冬，李自成联合起义军中罗汝才所部、袁时中的"小袁营"和贺一龙的"革左五营"，在两年时间里，先后发动三次围攻开封以及项城、襄城、朱仙镇、郏县、汝宁等战役，基本上扫灭了河南境内的官军，并多次粉碎了明廷调来的精锐援军。从此明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而起义军却日益强大，转入战略进攻。　　汝宁战役后，李自成统兵40　万，由南阳进入湖广，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攻占襄阳。随后分兵，连下荆州、枣阳、宣城、谷城、光化等城。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攻下承天，被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中央设丞相和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处理政务。因辖区只有河南大部和湖北一部，地方政权暂不设省级衙门，只设府、州、县机构。军事要地则设防御史。　　新顺政权建立后，明思宗命陕西总督孙传庭率部东出潼关，征剿李自成。八月孙传庭拥兵10　万出关。李自成闻讯，即率主力北上，九月，两军对垒于郏县。时值大雨滂沱，官军粮运不继。李自成一面动员百姓坚壁清野，使官军无法就地筹粮，一面派大将刘宗敏率万余轻骑出汝州，截断明军粮道。孙传庭闻讯大惊，不得已回师欲打通粮道。李自成率师追击400　里，大败官军，斩杀四万余级。李自成乘胜挥师西进，十月初六攻破潼关，击毙孙传庭。十一月占领西安，分兵收取三边。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改西安为西京，封功臣以五等爵。同时，更定政权机构，改内阁为天佑殿，设大学士平章军事；六政府添设尚书一人，侍郎一人；增置省级机构，设节度使。　　正月初八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二十三日到达平阳，二月初八攻克太原。接着，大顺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宁武、大同、宣府。三月十五日，攻克居庸关。十九日攻占北京。延续276　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　　（四）清兵入关大顺军进京之后，为防止士兵掠财扰民，李自成严令："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①兵政府也贴出告示："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掠民财者，即磔之。"②严肃军纪的同时，又加强对京城的控制，"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兵马人城，街坊衚衕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因而"市民开张店市，嘻嘻自若"③，保持了京城社会秩序的稳定。　　当时大顺政权的辖区，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鲁豫两省、苏鄂两省的部分地区，广袤数千里。其南部尚有大量明朝残余势力，北部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驻扎着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和山海关总兵高第率领的精锐部队。山海关外，满清军队虎视眈眈，密切注视着关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面对这种形势，大顺政权首先接管清理了明王朝的中央机构，甄别录用明朝在京官僚，对罪大恶极者严加镇压。其次向黄河中下游新占领区派设大批地方官，在战略要地派驻军队，以接管、建立政权，稳定地方。与此同时，针对南北两面的军事威胁，大顺政权也采取了相应对策。对南方，李自成抽调部分军队沿运河南下，前往招抚明朝军队，但因人数太少，又基本上为投降的明军，没有收到什么效果④。对北方，李自成派明居庸关降将唐通率部前往招降吴三桂。　　吴三桂，辽东人，出身官僚豪门。崇祯末年驻兵宁远，所部"精兵四万，辽民七、八万，皆耐搏战，而彝丁突骑数千，尤骁悍，北门锁钥，恃无恐"，①为明王朝抵御清兵的最后屏障。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因李自成逼近京师，明思宗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放弃宁远，率部入关保护京城，十六日，吴三桂抵山海关，二十日到达丰润，闻听京师陷落，便回师山海关。早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前，吴三桂的上司蓟辽总督洪承畴、舅父祖大寿等就已经投降清朝。清统治者曾利用他们对吴三桂劝降，吴三桂态度暖昧，犹豫未决。当李自成派唐通前去招降时，吴三桂因父亲吴襄和其他家属留在北京，遂同意投降。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吴三桂则率部前往北京，朝见新君。行至玉田县时，吴三桂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夺去，（一说刘宗敏逮捕了其父吴襄，追赃索饷）勃然大怒，回师直奔山海关，打败唐通，重新控制了山海关，并积极与清朝联络，要求多尔衮派兵入关。清朝统治者也立即改变以往入关劫掠的政策，提出为明"复君父仇"的口号，力图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共同绞杀农民军，取代明王朝的统治。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叛变，山海关被占的消息后，遂于四月十三日与刘宗敏率大军20　万离京东征。二十一日包围了山海关。二十二日，在战斗最激烈，吴三桂军濒临崩溃之际，多尔衮率清军突然参战，大顺军猝不及防，战败退回北京。　　李自成山海关战败之后，吴三桂引清军进逼北京。面对新败之余，军心混乱的局面，李自成感到北京无法坚守，决定主动撤离，准备以关中为基地，　　①　钱■：《甲申传信录》卷一。　　②　《国榷》卷一○○。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　　④　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①　徐鼒：《小腆纪年》卷四。　　重振雄风。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登极典礼。三十日撤出北京。从进京到出京，前后只有42　天。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兵入京。　　当清军逼近北京时，多尔衮为了拉拢汉族官僚地主，宣称清军入关是"为尔复召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谋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①进京以后又下令为崇祯帝服丧；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薙发归顺，地方官各升一级；朱姓各王归顺不夺其王爵等等，以此来赢得人心，谋求与汉族官僚地主的合作，集中力量镇压大顺农民军。　　李自成在山海关战役中失败和被迫放弃北京以后，大顺政权辖区内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的官绅地主纷纷发动叛乱。他们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击当地大顺驻军，搞得李自成在西撤途中相当被动。大顺军虽然在保定、定州、正州进行了英勇战斗，但还是很快丢掉了河北、山东，而被迫设防于山西大同、太原、平阳和河南怀庆一线。六月，李自成率师至太原。七月，渡过黄河，进驻韩城，不久到达西安。　　大顺军离京西撤后，清兵在后面紧紧追击。五月十日，投降义军的明大同总兵姜瓖袭杀大顺军镇守制将军张天琳，举大同全镇降清，整个山西北部遂为清方所有。十月，清军攻陷太原，随即分兵南下晋东南，大顺军长治守将刘忠抵敌不住，被迫率部转入河南。至此，山西全省仅剩西南一角为大顺军控制，李自成山西防线基本瓦解。十月下旬，清军兵分两路攻打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尚可喜等军由大同向榆林进兵，然后从陕北南下西安。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耿仲明等部，从河南怀庆攻击潼关。十二月，北路阿济格从山西保德州渡过黄河，进入陕北，围攻榆林。南路多铎也一路血战，逼近潼关。李自成闻讯，勿忙率军增援潼关。经十三天激战，潼关失守。李自成见清兵两路夹攻，陕西陷落已成定局，遂被迫放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退入襄阳。清顺治二年（1645　年）三月，大顺军逼走南明将领左良玉，占领武昌，时李自成手下尚有20　万兵，攻占武昌以后，李自成认为："西北虽不安，东南讵再失之？"①计划乘舟东下，夺取东南作为抗清基地。但大顺军尚未准备充分，清军分水陆两路突然袭来，李自成仓促弃武昌向东南进发。四月，清军在湖北阳新、江西九江接连大败大顺军，切断其东下去路。李自成见东下已无可能，便掉头向西南进军，准备穿过江西转入湖南。五月初，大顺军到达湖北通山九宫山麓时，李自成率轻骑20　余人登山探路，突遭当地地主武装袭击，不幸遇难，时年39　岁。　　李自成牺牲后，清军很快就向四川大西政权进攻。顺治三年（1646　年）　　正月，清廷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前往四川征讨张献忠，豪格在陕西击破大顺军余部后，于十一月入川。当时，张献忠因内受明朝残军和四川官僚地主武装袭击，外受清军威胁，处境日艰。八月，张献忠下令焚毁成都，带领大军准备北进陕西。十一月，驻兵西充凤凰山。大西军叛将刘进忠引清兵突然袭击，张献忠兵败，中箭身亡。　　①　《清史稿·范文程传》。　　①　徐鼒：《小腆纪年》卷十。　　（五）史可法抗清史可法（1602-1645　年），为南明大臣，抗清名将。字宪之，号道邻，祖籍大兴（今北京大兴），长于祥符（今河南开封）。其人"短小精悍，面黑，目烁烁有光。"①青年时代曾拜左光斗为师，深受东林党影响，立志以国事为重。　　崇祯元年（1628　年），史可法考中进士，被授西安府推官。不久迁任户部主事，历任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升右参议，分守南直隶池州、太平二府。同年秋，随卢象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被擢副都御史，巡抚安庆、池州府县，监江北诸军。"黄梅贼掠宿松、潜山、太湖，将犯安庆，可法追击之潜山天堂寨。明年，祖宽破贼滁州，贼走河南。十二月，贼马守应合罗汝才、李万庆自郧阳东下。可法驰驻太湖，扼其冲。"②崇祯十年三月，罗汝才、刘国能率义军数万围攻宿松，杀明副将潘可大、程龙，"盘牙江北，南都震惊。"③为加强南京西部防御，统一指挥，七月，明廷提拔史可法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四府，以及河南之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广之蕲州、广济、黄梅，江西之德化、湖口诸县，提督军务，设额兵万人。史可法治军廉明有信，与士兵同甘苦，"军行，士不饱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④。"东西驰御，贼稍稍避其锋"⑤。崇祯十二年夏，史可法丁忧离职。丧服除后，起任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替朱大典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劾罢督粮道官三人，增设漕储道官一人，并整修河道，"漕政大盩"。后以功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1644　年）四月初一，得知李自成起义军围攻京师，史可法誓师勤王。"渡江抵浦口，闻北都既陷，缟衣发丧"。抵于浦口，听到北京陷落，崇祯帝自杀的消息，他"痛哭，首触柱，血流至踵。"①命令部队缟衣发丧。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建立，史可法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为首辅，仍掌兵部事。"乃定京营制，如北都故事，侍卫及锦衣卫诸军，悉入伍操练。锦衣东西两司房，及南北两镇抚司官，不备设，以杜告密，安人心"②。但不久即受阉党马士英辈排挤，被迫出镇淮、扬。当时李自成农民军虽然被清军打败，退出了北京，但仍拥有山西、河南、山东、陕西、湖广等广大地区，准备整兵再战。为了防止大顺军下，史可法疏奏朝廷设江北四镇。命东平伯刘泽清驻淮安，管辖淮、海等11　州县，经理山东一路。总兵官高杰驻泗州，管辖徐州、泗州等14　州县，经理河南开封、归德一路，总兵官刘良佐驻临淮，管辖凤阳、寿州等九州县，经理河南陈州、杞县一路。靖南伯黄得功驻庐州，管辖滁州、和州等11　州县，经理河南光州、固始一路。史可法自己坐镇扬州。这四镇军队均为在与农民起义军的作战中壮大，因而将悍兵骄。刘泽清跋扈残酷，和刘良佐抱在一起，支持马士英，干预朝政。高杰为李自　　①　《明史·史可法传》。　　②　《明史·史可法传》。　　③　《明史·史可法传》。　　④　《明史·史可法传》。　　⑤　《明史·史可法传》。　　①　徐鼒：《小腆纪年》卷五。　　②　《明史·史可法传》。　　成叛将，所部皆山、陕劲卒，战斗力强，但军纪败坏，和扬州官民多次冲突。黄得功部军纪很严，战斗力也很强，但又和高杰积怨很深，为争防地，几致动武火并。史可法到扬州以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调解、斡旋四镇矛盾，晓以大义，动之以情，勉强使得四镇愿意听命，并赢得了高杰、黄得功的尊敬。由于史可法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大顺农民军上，没有把清军入关当作主要威胁。所以在吴三桂降清，大顺军受挫的消息传来后，他欣喜异常，以为可以借助清军消灭农民军，于是上奏朝廷，提出了"联清讨贼"的主张。他说："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从而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清兵"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①因而史可法一方面积级支持弘光朝廷派出使臣北上与清廷"通和讲好"，一方面对清军倾全力西击山、陕大顺军，而河南、山东、河北兵力相当薄弱时，不乘虚进兵，只作壁上观，为清军击败大顺军欢呼鼓噪，从而使清廷各个击破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严酷的现实很快打碎了史可法的"联清讨贼"的幻想。崇祯十七年十月，弘光北上议和使臣受尽羞辱，空手而归。十二月，清兵大举分道南下，东路由济宁向南，进迫邳州、宿迁，西路从孟津东渡，进逼归德（今河南商丘）、徐州。直到这时，史可法才似大梦初醒，将攻守方略由讨贼变为抗清。他一面会兵进援邳州，一面令高杰进兵归、徐。次年正月，高杰至睢州，为总兵许定国诱杀，叛降清军。"部下兵大乱，屠睢旁近三百里殆尽。"②史可法闻变，流涕顿足叹曰："中原不可为矣。"遂亲到徐州，令高杰的外甥总兵李本身为提督，抚御高杰旧部，回师整顿。"杰军既还，于是大梁（开封）以南皆不守。"③三月，清豫王多铎已攻破潼关，回师东征，攻陷归德。然后从归德分兵两路，向南推进，进逼淮南。四月初一，史可法移军驻泗州，护祖陵。"将行，左良玉称兵犯阙，召可法入援。渡江抵燕子矶，得功已败良玉军。"①史可法闻讯，立即回师江北，急趋天长，檄诸将救盱眙。不久得报知盱眙已降清，泗州援将侯方岩全军覆没，史可法乃率亲兵数骑，一日一夜冒雨赶回扬州。"讹传定国兵将至，歼高氏部曲。城中人悉斩关出，舟楫一空。可法檄各镇兵，无一至者。"②四月十五日，清军抵达扬州城下，派人招降史可法，遭到拒绝。当时围攻扬州的清兵为多铎统率，人数约十万。扬州守兵只有一万人。"明日，总兵李棲凤、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城中势益单，诸文武分陴拒守，旧城西门险要，可法自守之。"③二十四日，清军大举攻城，次日，扬州城西北角崩塌，清兵攻入，城破。史可法自杀未遂，被一参将拥出小东门。遇清军，他大呼："我史督军也。"遂被俘。多铎劝他投降，被他严词拒绝："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④因被害于　　①　史可法：《文忠正公集》卷一，《清遣北使疏》。　　②　《明史·史可法传》。　　③　《明史·史可法传》。　　①　《明史·史可法传》。　　②　《明史·史可法传》。　　③　《明史·史可法传》。　　④　徐鼒：《小腆纪年》卷一。　　扬州南城楼上，时年42　岁。　　史可法被杀后，其部将刘肇基、庄子固、马应魁等率领残部和全城居民继续鏖战，直至最后一兵一矢。清军占领扬州后，痛恨杨州军民的英勇抵抗，下令屠城十日，纵兵抢劫。这次血腥屠杀，惨绝人寰，80　万军民遇难。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扬州十日"的悲惨事件。事后，人们寻找史可法的遗骸，但因天热。"众尸蒸变，不可辨识。踰年，家人举袍笏招魂，葬于扬州郭外之梅花岭。"⑤（六）南京陷落崇祯十七年（1644　年）四月，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思宗上吊身亡的消息传到南京，居守陪都的六部官员一片忙乱。为继承明统，重建中央政权，他们决定拥立新君。因明思宗的三个儿子都没逃出北京，他们只好从散处各地的藩王中挑选。当时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孙，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但惠、瑞、桂三王远在西南，不便拥立。处在南京附近的只有从北方逃难来到的福王朱由崧和神宗侄儿潞王朱常淓。东林党人翰林院詹事姜日广、兵部尚书史可法、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前礼部侍郎钱谦益等认为福王虽系神宗亲孙"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①而且他们担心福王上台之后会重提"国本"、"梃击"旧案，引用奸邪，于己不利，因而主张拥立"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的潞王。而凤阳总督马士英以"福王昏庸可利"，②力主按伦序继统。他联络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实力派，派兵把朱由崧接到南京，声称"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③史可法等无可奈何，被迫放弃原议屈从。五月初三日，福王就任监国，五月十五日，正式即位称帝，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此即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弘光政权建立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凤阳总督马士英以及旧臣姜日广、王铎等五人入阁为大学士，参赞机务，其中史可法为首辅，掌握了朝中大权。这引起了野心勃勃的马士英的不满。"当是时，士英旦夕冀入相。及命下，大怒，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而拥兵入觐，拜表即行"①。史可法为顾全大局，自请督师，出镇淮、扬。马士英遂得留朝辅政，乘机揽权。他首先不顾众臣反对，力荐阉党阮大钺出任兵部侍郎，举朝因之大哗。许多官员纷纷告退，姜日广，高弘图也先后被迫辞职，马士英则乘机安插私人，填补空缺。阉党当权后，大肆打击归顺过农民军和反对过马、阮的东林党人。他们恢复东厂缉事特务机构，颁布"北都从贼者诸臣的罪状"，根据情状高下不同，分成六等治罪。他们唆使弘光帝搜求《三朝要典》，下令"追恤逆案诸臣"②。阮大钺又编了一本黑名单，指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称为"蝗蝻录"，想把东林党和复社人士一网打尽。他们还任意加派军饷，增加盐、酒税，甚至公开卖官卖爵，选用文武官员都有定价，政治腐败已极。当时南京流传着这样一首《西江月》："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遍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如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③又有民谣讽刺说："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④对马士英、阮大钺的所作所为，弘光帝毫不在意，而且自己也丝毫不关心政事。他在皇宫内廷中公开悬挂着"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　　①　《明史·史可法传》。　　②　《明季南略》卷一。　　③　《明季南略》卷一。　　①　《明史·史可法传》。　　②　《明季南略》卷二。　　③　应延吉：《青燐屑》卷上。　　④　《明季南略》卷五、卷六。　　⑤对联，每天碌碌忙于"饮醇酒，选淑女"，闹得"闾井骚然。"①同时，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弘光帝屡兴冤狱。其一为大悲案。大悲姓朱，安徽休宁人，出家为僧，在苏州结识潞王朱常淓，互认本家。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　年）冬，由苏州来到南京，被控为潞王刺深消息，遭杀。其二为童妃案。朱由崧由洛阳东逃，路过开封时，结纳了周王府人侍女童氏。朱由崧即位后，童氏前来投奔，他不但拒不承认，且将其下狱沦死。其三为伪太子案，明思宗太子慈烺在大顺军攻破北京后，久无消息，忽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来到南京。朱由崧怕失去帝位，诬其冒充，逮捕入狱。这就是所谓"南渡三疑案"。三疑案后，朝议纷纷，有的大臣甚至怀疑起朱由崧的真实身份，搞得人心浮动，权威尽失。　　弘光政权建立伊始，就抱定"今日宗社大计"，莫过于"讨'贼'复仇"的宗旨②。当时它拥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和相当庞大的军队。以兵员计，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左梦庚父子所部有二十余万，镇守江北的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四镇士兵达三四十万。加上两广、云贵、江浙等处驻军，兵马约近百万。但这近百万军队的首要作战目标是各地农民军，而非入关清兵。清朝统治者针对弘光政权急于复仇和庸儒无能、苟且偷安的本质，遂在入关之初集中主要兵力打击大顺军，并打出"为尔等复君父仇"的旗号，以迎合弘光政权灭贼的心理。同时放出"通和讲好"的空气来诱惑、欺骗弘光王朝。而弘光满朝文武也就都犯了政治幼稚病，短视地制定了"借虏讨贼"的方针。崇祯十七年（1644　年）五月，吴三桂勾结清军入关击败大顺军的消息传到南京，弘光政权举朝欢呼，晋封已投降清朝的吴三桂为蓟国公，并准备从海上运米十万石，以奖励他借来清军击败农民军的功绩。七月，弘光帝派遣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左懋弟、太仆寺卿马绍愉、总兵陈洪范为使者，携带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和加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犒赏银一万两的诰命，于十八日起程前往北京，企图以割山海关外地、南北互市、许岁币十万为条件换取清廷助己灭贼和恢复统治全国，清廷本意在击败大顺军后，即发兵南征，实行各个击破，根本就没有和谈诚意。因此，左懋弟等于十月到达北京后，受尽冷落和凌辱，除所带银币被如数照收，谈判一无所获。十月下旬，使团被强制南返，行至沧州又被追回，左懋弟、陈绍愉被拘押，陈洪范叛降。弘光政权和谈计划破产。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　年）正月，清豫亲王多铎率部占领潼关、西安，大顺军被迫南撤后，即东出虎牢关，经略河南。三月从归德分两路向南进攻，一路指向毫州，一路指向滁州。总兵李成栋降清，引导清军向江南进攻。正在这危急存亡关头，弘光政权内又爆发了左良玉之乱。　　左良玉（1599-1645　年），字昆山，山东临清人。初为辽东军右营都司，后隶冒平督治侍郎，东林党人侯恂部下，与后金兵战于松山、杏山有功，升为副将。农民起义军入山西、河南，他受命率部镇压，擢升为总兵官。崇祯十二年（1639　年），升平贼将军。十七年，封宁南伯。弘光政权建立后，晋封宁南侯。是时他拥兵20　万驻屯武昌，为南京西部屏蔽。因其最初得到重用，为东林党人侯恂提拔，而弘光朝遭压制的东林、复兴人士又多逃蔽其军中，⑤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八　　①　《明季南略》卷五、卷六。　　②　徐鼒：《小腆纪年》卷十二。　　所以马士英、阮大钺对之阴有疑忌，多有裁抑，并筑板矶城暗防之，使左良玉极为不满。伪太子案消息传到武昌，黄澍等东林党人就激劝左良玉出兵东下，适逢李自成起义军在陕西战败，南下湖广，对其形成威胁，左良玉遂以"清君侧"为名，全师东下，行至九江，左良玉呕血死，其子左梦庚继续领兵东下。与此同时，多铎所统清军由泗州渡过淮河，直扑扬州。面对两路交急局势，史可法主张重点对付清兵，但马士英声称："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①抽调江北黄得功等部西御左军。四月十五日，清军包围扬州，二十五日扬州城破，史可法殉难。　　扬州失守后，清军很快占领镇江。五月初，进抵瓜州，同明军隔江相对，初九日，清军横渡长江。弘光长江防守将操江提督刘孔昭、佥事杨文聪等闻风而逃。十日夜，朱由崧逃往芜湖黄得功军中。十五日，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南京未逃文武官员奉表纳款，向多铎投降，南京陷落。几天后，黄得功被部下谋杀，朱由崧被俘至南京（此前，左梦庚所部和江北四镇已先后降清），弘光政权灭亡。　　①　《明季南略》卷八。　　九、余波清军入关后，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先后打败大顺军，消灭了弘光政权，席卷了半个中国。面对这迅速而巨大的胜利，清朝统治者认为已胜势在握，因而便放弃了"为明复君父仇"的旗号，开始推行大规模圈地，强制矱发，严惩逃人等一系列民族高压政策，使本已十分严重的满汉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北直隶、河南、山东、山西以及江南的江阴、嘉定和太湖地区都先后爆发了激烈地大规模抗清斗争，民兵、义师蜂起。与此同时，随着弘光朝廷的覆亡和"借虏讨寇"政策的破产，南方汉族官僚地主们也丢掉了对明廷的幻想，开始就地组织武装，建立新的政权与清廷对抗。而大顺军、大西军余部在新的形势下，也捐弃前嫌，主动与南明政权联合，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　　南京沦陷后，清军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顺治二年（1645　年）闰六月，在浙中义师和南明官吏、缙绅张煌言、钱肃乐等的扶持下，明太祖第十世孙鲁以海于绍兴监国，建立政权。鲁王政权当时控制着浙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地，拥有浙中义师和明总兵方国安、王之仁的部队，实力还相当雄厚。鲁王监国之初，钱肃乐、张煌言领导义师与方、王所部官兵紧密配合，曾一度打过钱塘江，收复了一些州县。但由于方国安、王之仁把持有限的兵饷财源，拒不分给义师，使抗清力量分裂。又由于鲁王与福建隆武政权争名号、君臣之分，势同水火，分兵抗闽。因而给了清军充分的时间准备。顺治三年六月，清军乘天旱水浅，抢渡钱塘江，直攻绍兴，方国安望风而降，温州、台州、金华很快陷落，鲁王在张名振保护下浮海逃命。　　鲁王监国的同时，福建军阀郑芝龙、郑鸿逵和南明官吏黄道周拥立明太祖第九世孙唐王聿健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隆武建国的消息传开后，得到各地义师和南明官兵的热烈响应，大多接受了它的领导，其辖区除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而外，还兼有安徽、江西、湖北的一部分，实力比同时并存的浙东鲁王政权强大得多。　　隆武帝朱聿健是南明诸帝中比较有为的一位，他早年饱经忧患，知道民间疾苦。建立隆武政权后，他即积极策划设防，以天兴、建宁、延平、兴化为上游，汀州、漳州、邵武、泉州为下游，各设巡抚。在闽北自仙霞岭以外，设垒170　处驻兵防守。同时编练军队，积极准备北伐。但隆武朝廷的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郑芝龙手里，而他本无意抗清。郑芝龙字飞黄，小字一官，福建南安县人。早年为海盗，往来日本、台湾和闽海之间，后为熊文灿招抚，官至都督同知。弘光时封南安伯，是福建最大的军阀。他之所以拥立唐王朱聿健，只不过是欲借其旗号进一步扩张政治、经济权利。因此，他虽拥兵数十万，却不仅对当时在大江南北与清军作战的义军坐视不顾，而且对首辅黄道周的北伐也丝毫不加以支持，即不给军队，又拒发粮饷，终致黄道周全军覆没，被俘遇害。当浙东鲁王政权崩溃，清军南下进逼福建时，郑芝龙认为隆武帝已失去作用，为保全他在福建利禄财产，便与洪承畴暗中勾结，准备降清。顺治三年（1646　年）六月，清军攻灭鲁王政权后，挥师南进。郑芝龙实践其"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的投降诺言，尽撤浙闽交界天险仙霞岭之全部守军，使清兵得以不战而长驱直入福州。八月，隆武帝在汀州被俘，不久遇害。郑芝龙利欲熏心，不听其子郑成功等人的苦苦相劝，丢弃部下，剃发献印降清。隆武政权就此倾覆，历时一年零三个月。　　隆武帝汀州遇难后，其胞弟朱聿鐭由汀州航海，逃到广州。顺治三年十一月初二日，被隆武帝大学士苏观生等在广州拥立监国。初五正式即皇帝位，改元绍武。在朱聿鐭称监国之前，广西巡抚瞿式耜、两广总督丁魁楚、湖广总督何腾蛟等已拥立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绍武政权建立的消息传开后，朱由榔为示抵制，亦于十一月十八日即帝位，建元永历。之后，这两个政权为争所谓"正统"，互相兵戎相见，先后战于三水、海口。正当其厮杀方酣之际，李成栋率清军由福建进入广东，十二月十七日攻陷广州，苏观生自杀，朱聿鐭被俘，存在不到40　天的绍武政权灭亡。　　绍武政权覆亡后，永历政权成为南明抗清的最后一个堡垒。但永历帝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昏庸腐朽。他信任宦官权臣，导致大权旁落，朝政混乱。又贪生怕死，闻警即逃。清军进入广州，他不布置抵抗，慌忙离肇庆逃往梧州。梧州告急，又仓皇逃至桂林。后又走全州，驻武冈，逃柳州，回桂林。整天忙于逃命，政治上无所作为。只是由于先后得到了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的支持，这个政权才得以坚持了16　年之久。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余部尚有40　余万，分为二支，一支是李自成亲自带入湖广的，由郝摇旗、刘体纯、袁宗弟等率领，有众十几万。他们在通山、蒲圻境内逗留三个月后，于顺治二年（1645　年）九月南下至湖阴、长沙、新墙。另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率领，有众30　万。李自成离开西安时，他们尚坚守在陕北。后在清军逼迫下，一路转战南下，于顺治二年九月到达松兹。当时的大顺军由于新遭失败，失去领袖，部队涣散。加之北有清兵尾追，南有明军挡路，处境极为不利。顺治二年秋，在清军进一步南侵的形势下，他们鉴于局势的危急，毅然决定改变战略，主动与隆武政权联合，共同抗清。而隆武政权鉴于清军压境，无力独抗，亦有意与大顺军合作抗清。于是，郝摇旗、刘体纯等部接受总督何腾蛟节制，驻防长沙至湘阴一线。李过、高一功等部接受巡抚堵胤锡管辖，驻防常德、澧陵一线。大顺军与南明联合抗清以后，湖广境内的抗清力量大增。顺治二年十一月，清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率兵大举进攻湖广，南明与大顺联军英勇抗击，在岳州、藤溪、湘阴连续大败清军，有力地阻止了清军南下。　　顺治三年（1646　年）八月隆武政权倾覆后，清军分两路进攻永历政权。　　在东线，李成栋率清军攻占广州后，即挥师西进，于次年正月连下肇庆、梧州、乐平，进逼桂林。在北线，清廷增派恭顺王孔有德、智顺王尚可喜、怀顺王耿仲明率部进攻湖广。顺治四年二月初，孔有德等至岳州，中旬下湖阴，二十五日陷长沙。何腾蛟因各镇官军畏缩不前，被迫率郝摇旗等部退守衡州，后又退往永州、桂林。李过、高一功等部则退入川东。九月，清军占领永州。至此，永历政权在湖广的辖区丧失殆尽。面对清军的猖狂进攻，南明联军展开了顽强抗击。东边，广西巡抚瞿式耜率领军民坚守桂城，两败李成栋，使清军屯兵数月，无法前进。加之广东抗清义军蜂起，李成栋被迫回师镇压，东路危解。北边，何腾蛟、郝摇旗联合各路援军，于十一月在全州大败清军，"斩级无算，获名马骆驼而还，诸帅连营阁道亘三百里"①。清军败退回湘南。顺治五年（1648　年）正月，据守江西的降清明将金声桓、王得仁，闰三月据守广东的降清明将李成栋与养子李元胤，因怨恨清廷处事不公，授官太　　①　《小腆纪年》卷十四。　　小，先后举兵反正，湖广震动。永历政权乘机大举反攻。李过、高一功率部东下，攻克宜城、松兹、澧州、益阳、湘潭、湖乡、衡山等地。何腾蛟、瞿式耜兵出广西，连下靖州、杭州、武冈、宝庆、常德、永州、衡州等地，合围长沙，前锋直达汉水北岸，湖广大部分失地被收复，抗清局势大为好转。然而这种有利的局势并没能持续很久，战局很快又急剧恶化。原因有二：其一是永历朝廷内部党争激烈。随李成栋反正的官僚自称"反正有功"，他们与朝中大臣金堡、刘湘客、了时魁、蒙正发、袁彭年以及桂林留守瞿式耜联合结为"楚党"。跟随永历帝东逃西躲的诸臣自称"扈驾元勋"，他们内援左都掌锦衣卫事马吉翔，外倚镇守广西浔、梧的军阀陈邦傅，结为"吴党"。两党互相攻击，各图私利，根本无暇顾及将胜利局面继续扩大。其二是拥兵驻守各地的将领互不协作，经常为争兵争地争饷互动干戈，尤其对战斗力较强的大顺军，官军肆意排挤刁难，乃至分化改编。这样就使抗清力量大大消弱。在永历政权专注内争、无意外顾之际，清廷乘机调兵遣将，实施反击。顺治六年（1649　年）正月，清兵攻破南昌，金声桓、王得仁败死。同时，何腾蛟也在湘潭兵败被俘，不屈遇害。二月，李成栋兵溃信丰，南逃渡水时溺死。顺治七年（1650　年）十一月，尚可喜攻克广州，广东陷落。同月，孔有德击破桂林，瞿式耜被俘殉难。与此同时，大顺军杰出将领李过病死，高一功阵亡。各部因连续战败，兵力大损，被迫西撤，先后辗转进入荆、襄、巴东。顺治八年（1651　年）二月，清军攻克梧州、柳州。九月，陈邦缚举浔南之地降，永历帝由浔州狼狈逃往南宁。至此，永历政权土地、军队丧失殆尽，再也无力支撑。正在这时，大西农民军余部又出现在抗清前线，并扶持起永历政权，掀起了新一轮的抗清斗争。　　张献忠牺牲后，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率领由川北南下，在川南、贵州、云南地区坚持斗争。他们借大顺军与永历政权浴血奋战，清军无力西顾之机，积极进行政权建设，大力整顿、训练军队，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经数年经营，建立起一个强大稳固的抗清基地。大西军在顺治六年正月即已向永历朝廷提出了"联合恢剿"、"合师北拒"的建议，但永历朝廷由于内部严重分歧，迟迟没有答应。直至顺治八年（1651　年）五月，永历帝在走投无路之下，才接受这个建议，并封孙可望为秦王。顺治九年（1652　年）三月，孙可望迎永历帝入黔居于安隆所。　　顺治九年（1652　年）三月，为抵御清军进攻，大西军兵分两路北伐抗清。西路有步骑六万，由刘文秀率领，进攻四川，东路有步骑八万，由李定国率领，兵出湖广，抄袭广西。刘文秀开始进展很顺利，一路势如破竹，连下叙州、沪州、重庆、成都，收复了四川　大部分失地，但保宁一战，因轻敌麻痹，战术错误，被吴三桂打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后收集残部，退回贵州。李定国一路则所向披靡，战果辉煌。四月攻克黎平。五月连陷沆州、靖州、宝庆。六月出祁阳，下全州、严关。七月四日攻克桂林，督师桂林的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身亡。随后李定国分兵略地，很快夺取了平乐、梧州、柳州、南宁等地。九月，李定国挥师北上，连下永州、衡州、阳山、连州，直取长沙，又东进江西，先后攻占永新、定福、永宁、龙泉，兵锋直逼吉安。"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时，军声大振"①。大西军的节节胜利，使清廷大为震惊，急派敬谨亲王尼堪率兵十万，直扑长沙。李定国避敌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　　锋芒，主动撤出长沙，在衡州设伏，大破清军，阵斩尼堪。至此，李定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①。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大西军的辉煌胜利也很快为其内部争斗所葬送。　　孙可望为人野心勃勃，权势欲很重。永历帝到达贵州安隆以后，即被他控制，"生杀予夺，任意恣肆"②。并在一些投机官吏的唆使下，"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位。"③而李定国在前线的巨大胜利，使他感到很大压力。他害怕李定国功劳太大，声望高出己上，不易统辖。遂擅自破环原定作战部署，率领留守军队上前线争功。衡州战役后，孙可望约李定国至武冈议事，阴谋加害。李定国闻之为顾全抗清大局，引兵退回广西，转攻广东。李定国部队一撤，清军即乘机反攻。孙可望在宝庆遇清兵大败，退回贵州。湖南所复州县，又重被清军占领。　　孙可望宝庆战败，丢掉湖南以后，野心丝毫未减。他一面派关有才部驻广西田州，扼李定国退路，一面任意杀戮大臣，准备废永历帝自立。永历帝给李定国送去血诏，要其迅速前来救驾。时李定国转战两广已三年有余，因失去后援，兵力日益减少，被迫退保南宁。接到血诏后，他即率余部六千人向贵州进发。驻守田州的关有才部一触即溃，大部投降。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到达贵州安龙。孙可望派驻安龙的白文选因对孙可望所做所为不满，便与李定国合作，将永历帝从安龙迁往昆明。这时，孙可望率部尚在黔东，留守昆明的部队都归附了李定国。消息传来，孙可望恼羞成怒，于顺治十四年（1657　年）八月以十万大军大举进攻李定国。孙可望的倒行逆施，引起其部下极大义愤，临阵纷纷倒戈。孙可望走投无路，狼狈逃往长沙，投降了清军。　　孙可望降清以后，泄露了大西军的全部军事机密。顺治十五年（1658　年）春，清军分三路占领贵州。十月，又三路出兵，进攻云南。顺治十六年（1659年）正月三日，吴三桂率清军攻陷昆明，永乐帝西逃大理、永昌、腾越。李定国在磨盘山（云南马龙县西北）设伏，准备歼灭尾追清军，但由于南明降官告密，大西军损失惨重，伏击失败。李定国撤往孟艮，永历帝逃入缅甸，顺治十八年（1661　年）三月，吴三桂派兵入缅，十二月初三月，俘获永历帝。次年三月返回昆明。四月以弓弦将永历帝绞杀于市。李定国闻讯，悲愤交加，于同年六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勐腊。　　永历政权失败后，大顺军仍在坚持抗清。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李来亨（李过之子）等进入荆襄和川东地区以后，联合当地南明武装，组成夔东十二家军。经数年艰苦战斗，他们在大巴山、巫山、武当山、荆山四大山系之间，开拓出一块根据地。"来亨等势稍振，屯耕山田，岁收麦粟草绵，供粮食衣履，亦私遣人市盐铁荆西，居民或与往来市贩，来亨等亦不夺掠。"①他们还"招集流亡，开荒减租，革盐弊，民翕然归之"②。队伍很快由几万人扩大到几十万人。他们经常主动出击，不断打击清军。顺治十五年，清廷分兵三路进攻云贵期间，为牵制清军力量，十三家军曾两次由水路围攻重庆。　　①　黄宗羲：《永历纪年》。　　②　《安龙逸史》卷下。　　③　《安龙纪事》。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来亨传》。　　②　清光绪《大宁县志》。　　大西军失败和永历政权覆灭后，清军于康熙元年（1662　年）十二月分兵三路围攻十三家军。次年八月二十五日，双方于巫山会战，经十二昼夜激战，十三家军大败。不久，刘体纯、郝摇旗、袁宗弟等主要将领先后牺牲。李来亨率部退守兴山县茅麓山，与清军继续顽强鏖战。康熙三年（1664　年）八月初五，清军在叛徒引导下攻进山寨。李来亨因粮尽援绝，自焚身亡。　　把抗清斗争坚持到最后的是郑成功的海上武装。郑成功是郑芝龙之子。　　郑芝龙降清时，他哭谏不听，遂起兵抗清，自称招讨大元帅。他以厦门为基地，联合张煌言、张名振等曾多次北伐和南征，有力地支持了永历政权，被封为延平郡王。顺治十八年（1661　年）四月，郑成功亲率大军强渡台湾海峡，打败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军攻占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出降。至此，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个残余势力灭亡。　　十、结语明朝自洪武元年（1368　年）建立到弘光元年（1645　年）南京陷落，共计278　年。我们之所以将明亡定于弘光元年，是因为明朝从来就实行两京制度。北都陷落后，南京仍然是明朝的都城，南京弘光朝廷仍得以向大半个中国发号施令。而以后建立的鲁王、唐王、桂王政权则不同了，它们偏据一隅，影响力有限，明遗民也并不完全尊奉各位君主，而此时清朝则已控制了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明朝代替元朝而起，一度生气勃勃，建立了又一个震撼东方的大帝国。　　朱元璋所建立的种种制度，虽然几经周折，但它确保了明朝政权的延续，这制度本身有一种自我节制力，而整个明朝政治，也一再自我调整更新。事物有始则有终，明朝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但是，明朝灭亡所留下的历史遗憾，不正令我们深深思考吗？一个好端端的制度怎么就败坏了？峻法威令怎么就不行了？如果李自成又建立一个新的强大朝廷，历史将怎样发展？清人入关的功过怎样评说？中国注定要从明亡以后逐渐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吗？　　历史不能重复，也不能假设，更不能比附。但历史有自身的规律。这规律正是后世得以用来借鉴的。◆◆◆《中国全史》　072/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明代经济史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简明明代经济史。作者根据历史跳动的脉搏，将明代经济的变革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着重论述了明初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与赋役改革、明后期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明末财政危机和农民起义军的经济政策。并自始至终围绕着人口、土地与赋役制度三个主要方面，考察了明代经济发展的总趋势及其基本特征。指出从传统的单一经营逐渐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有意义的变化，是农业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的明显表现。也是中国由古代社会逐渐向着近代社会转型的生动反映。中心突出，层次清晰，观点明确，行文流畅，努力做到深入浅出，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较强的可读性，有助于读者进一步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明代经济概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内，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哲学和其他各种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经济基础来说明。因此，只有首先了解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然后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同样，只有首先深入了解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貌及其主要特征，然后才能更好地了解明代的政治、军事与文化的运行轨迹。研究明代经济史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它是整个明朝历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和中心环节。　　明朝，从公元1368　年建国至1644　年灭亡，为时276　年。它上承秦、汉、唐、宋、元，下启有清一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王朝。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晚期。这一时期政治混乱，思想裂变，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与封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国封建经济，自秦汉数千年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在封建国家的严密监控下，以种植粮食为主体，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以生产自给为目的，经营方式落后，农民年复一年重复简单劳动，所得很少，而赋役负担无穷。由此造成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缓慢，封建财政主要依靠赋税剥削，国家经济实力低下，农民始终摆脱不了贫困。但是，在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发展缓慢，不等于停滞不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区域，由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差异以及政治形势的影响，其发展速度亦有不同。有的区域比较发达，有的区域较为落后；有些时期发展较快，有些时期较为缓慢。总趋势是不断向前发展。进入明代以后，社会经济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明代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是否还是高于唐、宋？中国由古代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变革是不是始于明代？这些都是明代经济史研究中必然碰到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在中国封建时代，所谓社会经济，说到底是农业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的收入在整个国家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少。而所谓农业经济，主要是粮食作物生产，经济作物甚为有限。而粮食生产，则主要取决于人口和土地的开发。为此，要把握明代经济的发展脉络，就必须紧紧地抓住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根主线，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利用和封建王朝赋役政策调整诸方面，进行多层次的探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以为明代经济同以往相比，确实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其突出表现是：经过明初的人口大迁徙和土地大开发以及赋税征收方式的不断改革，农业经济结构逐步由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向农、工、商并举的多种经营。从而诱发了明中叶以后以东南地区为先导的农村人口大分化、大流动，大批劳动力从粮食生产中分流出来，或就地"迁业"，从事商业性农业，或流入市镇从事各种工商业活动，于是削弱动摇了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为新的生产方式的诞生开辟了道路。并由此奠定了近现代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经济，以东南沿海地区为最发达的基本态势。具体说来，明代经济的发展变化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洪武元年（1368　年）开始，至正统十四年（1449　年）"土木之变"以前为止的80　多年，为社会经济的重建时期。这一时期的重点是建立典章制度，移民垦荒，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以实现"田野辟、户口增"。当时，由于元末以来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死亡、逃散，土地大片荒芜，使明王朝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很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与民休养生息，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新生政权，明太祖朱元璋在继续为完成统一大业而进行南北军事征战的同时，果断地把主要精力转移到以"田野辟、户口增"为目标的复兴社会经济之上，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其中，主要有：组织军、民、商大力开垦荒地；兴修水利交通；整理赋役制度，调整生产关系；实行田赋部分"折包"与田赋减免。同时，积极进行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以及有限度的对外经济贸易。总的说是开荒种田和经济立法。从而使社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并有新的发展，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为有明一代的经济政策定下框架，构筑了基本思路。明成祖即位以后，在恪守"祖制"的前提下，加快边区建设，积极开拓海外贸易，进一步开创了繁荣盛世的新局面。但是到了永乐后期，由于大造宝船、出兵安南、迁都北京，大大消耗了国家的物力，阶级矛盾开始尖锐起来，社会经济也逐渐由迅速恢复、发展，而转入缓慢发展之中。第二阶段，从正统十四年八月"土木之变"开始，至正德末年为止的70余年，为社会经济陷入徘徊和进行赋役政策调整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法制开始破坏，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大量逃亡，社会生产发展缓慢。明朝兵败土木堡，标志着明初繁荣富强、"太平盛世"时代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朝政日非，国力衰退，社会动荡，农民逃亡的现象日益严重，明初开垦的土地，不少再度废弃，封建财政发生困难。封建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的享用与国家的财赋收入，由皇帝本人带头与"贫民较利"，在农村广建"皇庄"，加征赋税，并进一步扩大田赋折色范围。于是官僚、地主、宦官"乘时射利"，大肆掠夺官民田地，土地兼并之风由此盛行，农民大批破产。于是，中国农村在明初大量逃民尚未还乡复业的情景下，又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同时出现大规模的流民运动，农业生产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国家赋入无从所出。地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维护本阶级的长远利益，保障赋役征发，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首先在国家财赋重地江南进行赋役改革，减轻了百姓的一些负担。从而使农业生产又逐渐得到复苏，手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市镇开始兴起，整个社会经济慢慢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　　第三阶段，从正德嘉（靖）之交开始，至万历中期的70　多年，为社会经济形态出现新变化、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商业性农业获得空前大发展，农业人口减少，工商业人口猛增，农业经济结构出现历史性的变革。自正德末年起，农民大规模四出逃亡的现象已经有了转变。代之而起的是，由东南沿海地区农民首先自发进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或纷纷从农村流入城市，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工商业；或就地"迁业"，弃粮他种，发展商业性农业，大种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家庭手工业和各种加工业。这个新动向表明：经过明中叶以来的长期动荡起伏，社会秩序已渐渐趋向相对稳定，经济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主要标志为：随着人们"本末"观念的更新，商品意识增强，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商业日趋繁荣；手工业中的某些生产部门隐隐约约地闪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的曙光；新兴市镇大量涌现，工商业人口大增，城乡市场网络开始形成；随着"海禁"的解除，民间海上贸易得到新生。而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农业经营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出现富裕农民的规模经营，集约化程度提高。这种发展势头的到来，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推动。一是国内大局比较平和，除"南倭北虏"的骚扰之外，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使社会经济有一个比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南方农、工、商业得以继续稳步发展，湖广、四川等地迎来了新的机遇，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特别是广大北方地区，生产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华北平原的发展更为突出。南北之间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北方部分地区水稻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二是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一条鞭法"，从嘉靖初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虽因有利有弊，而时行时止，但一些地区的赋役改革并没有停止，仍在不断探索之中。至万历初年张居正进行政治、经济综合改革，"一条鞭法"终于在全国得到全面推广，这是明中叶以来赋役改革的继续和发展。赋役实行合一、"计亩征银"，使生产关系得到一些调整，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更为松懈，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同时，赋役实行折征银两，简化了项目，有利于由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型，又反过来激发了商品经济生产的发展。另外，这一时期高产粮食作物蕃薯和高效经济作物烟草的引进，也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前者，由于对土质的适应性广泛，使各类土地得以充分利用，省时省工，为更多的农村人口投入工商业活动提供了可能。而后者的高利润，则刺激着更多的农民弃粮种烟，使粮食作物的收入在农业中的比重开始下降。这些也加快了农业经济结构的变革进程。　　第四阶段，从万历中期开始至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为止的50　多年，为社会经济滑坡、王朝财政崩溃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问题是，连年战争，政局混乱，土地兼并恶性膨胀，国家财政崩溃，人民群众更加贫困，社会生产又遭到严重破坏。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明神宗就迫不及待地扼杀了这场颇有生气的社会变革，使一切改革成果付之东流。社会故态复萌，阶级矛盾再度紧张尖锐。首先是官僚地主加紧掠夺，贪污盛行，侵渔成风，霸占田地，使明中叶以来的土地兼并现象恶性发展，形成了土地空前高度集中，农民纷纷破产，中国大地再次出现了人民大逃亡的惨象。结果又是田园荒芜，生产凋敝，国匮民穷。其次是"赋入则日损，赋出则日加"，国家财政陷入绝境。从万历十四年开始，统治集团内部为了册立皇太子问题，发生了延续近30年的"国本"之争；为了权力分配，"党争"无休无止。与此同时，又进行平杨应龙、平嗦拜和援朝抗倭战争等"万历三大征"，总计耗费银子1000多万两，于是国无蓄积，而民不得食。明神宗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维持皇室的高额消费、不顾臣民的强烈反对，从万历中期起派出大批太监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督领"开矿榷税"，实则搜括民膏民脂、榨取商人血汗，时称"矿税之祸"。自是民穷财尽，商旅不通，成为万历一朝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万历后期，后金（清）发动辽东战争、明军丧师失地，而军饷骤增。为了支撑明朝在辽东的败局，于万历末年接连三次加征全国田赋银，名为"辽饷"。崇祯时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加派"剿饷"、"练饷"、与"辽饷"一起并称为明末"三饷"加派。可悲的是，"三饷"加派除了加重人民的负担之外，并未能改变明朝在辽东的失败命运，更阻挡不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气壮山河，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的磅礴气势。　　综上所述，在明代经济发展中，以下几点是最突出的：明初大规模调军、移民、募商垦荒；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各种具有近代城市性质专业市镇的勃兴；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赋役改革；从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始的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等等。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都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以上所说恐是挂一漏万，错误不少。敬希指正。　　二、明初社会经济的迅速恢复（一）明朝建立后的经济形势明朝，是在元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元朝末年，政治黑暗，经济颓败，民不聊生。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全国反元大起义爆发。一时，群雄并起，纷争天下。--至正十二年二月，南直隶定远县（今安徽定远）郭子兴，见群雄四起，元朝大势已去，以红巾为号，在濠州（今安徽凤阳）发动起义，进行反元斗争。同年闰三月初一日，朱元璋到濠州加入郭子兴的"红军"队伍，并很快成为一名杰出的领袖人物。郭子兴死后，朱元璋代领其军。他顺民心，应潮流，以统一中国为大业，招集人才，扩充部众，不断发展自己的势力，先后消灭劲敌陈友谅和张士诚。经过15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得有江南半壁河山，公元1368　年正月初四日，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建元洪武。史称明太祖。明王朝的建立，无疑是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中国的道路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但这仅仅是走完了第一步，在他面前还是荆刺丛生，困难重重。政治上，全国大部分地区皆非其所有。东南的福建、两广，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西北、华北以及东北等地，仍然控制在元王朝手里。就是元王朝的政治中心大都（北京），亦仍为它所盘踞。统一中国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在经济上，明太祖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全国反元大起义的吼声，震撼了神州大地，沉重地打击了元王朝的统治秩序。阶级关系从此重新进行组合和调整。这场大起义也随即为军阀割据战争所代替。在南方的军阀中，除朱元璋的"西吴"政权以外，力量比较强大的有：割据浙东的海上武装集团方国珍；割据湖广、江西诸郡县的"大汉"国陈友谅；建国四川重庆的"夏"政权明玉珍；立都苏州的东吴"大周"国张士诚。其中，陈友谅兵力最强大，张士诚经济最富庶，是朱元璋在江南的两个大敌。各地军阀的所作所为，虽然各有不同。有的无远图之志，专好女子玉帛、良田美宅；有的性雄猜，好以权术驭下，恃强骄矜，缺乏雄才大略，不能深谋善断。但是，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武装割据，争夺天下，都力求扩充自己的实力。为此不断征兵筹饷，"常加赋横敛民财"。甚至公开抢掠，残害人民，破坏生产。而元王朝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地位，也日益加紧盘剥百姓。朱元璋虽然比较注意军纪，收拾人心，但他为了争得天下，也不得不时时征发劳役，加赋于民。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它是敌我双方最残酷、最激烈的斗争手段。它的性质虽有区别，但其本身都会对生产、生活设施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带来不同程度的直接破坏。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使时局变动更加混乱和动荡，同时形成两种战争。一种是军阀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军阀与元王朝之间的战争。元末形成的这两场战争，如果从元朝至正八年（1348　年）十一月方国珍起兵海上算起，至朱元璋灭"大汉"，取"大周"，称皇帝为止，前后历时近20　年。朱元璋称帝以后，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又进行了多年的南北征战。连年战争的结果，留下的是城乡各地人民大量伤亡，土地荒芜、禾稼尽废，经济萧条，到处是一片荒凉景象。　　在"大汉"国陈友谅占据的区域内：元朝至正二十五年（1355　年）五月，朱元璋以湖广荆、襄初平，调浙东提刑按察使章溢为湖广按察佥事。章溢到湖广，见所在"多废地"。荆州白水镇，由宋元时"居民万家"，至元末明初成为一片废墟①。洪武三十年二月，湖广常德武陵县民奏报："武陵等十县，自丙申（至正十六年）兵兴，人民逃散，虽或复业，而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②。江西，未归入朱元璋版图以前，"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③。著名瓷都景德镇，唐宋以来已是一个颇为发达的手工业重镇。元末以兵火破坏，灾荒疫疠，人民十死八九，房屋悉为灰烬，田园荒芜，道路阻塞，十里五里绝无人烟。瑞金，原有民户在籍者6193　户。元末战争以来，亡绝过半，田多荒芜，租税无所从出④。　　在"大周"国张士诚割据的地区：自赵宋以降，素以财赋重地和工商业发达著称的江南苏、松、嘉、湖地区，元末战争以后为张士诚的辖区。在他入据时，还是称"吴中富庶，可以立国"。他也因此得以"兵粮饶足，雄视一时"。到了元末明初，连最有名气的苏州城，都变成冷冷清清。成、弘时吴人王锜描述说："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士诚）之据，天兵（明太祖军队）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南京、中都凤阳、北京），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萧然，先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迄成化年间，始"见其回若异境"①。浙江湖州乌程县名镇乌程，经过元末战争的破坏，"民庐、寺观、书馆举为煨烬"②。　　即使是在朱元璋经营的区域内，情况也相差无几，"百里无几家，但见风尘起"。颍州，因长期战乱，民多逃亡，城野空墟。泗州，至明朝建国以后，亦是如此③。临濠为朱元璋老家。洪武四年三月，朱元璋说：兵革之后，中原民多流亡，而"临濠地多闲弃"④。同年五月，他又说："惟尔两浙，自归附以后，民力未苏"⑤。至洪武七年，朱元璋以临濠为吾乡里，兵革之后，人烟稀少，田土荒芜，令移民往耕。　　广东、广西两地，由于元将何真、阿思兰等人拥兵割据，生产同样极大破坏，民不堪命。洪武元年二月，明太祖命廖永忠等率领由海道取广东时，谕其曰：两广之地，远在南方，彼此割据，民困久矣。　　在西南地区，明玉珍父子占领的四川，多是"荒芜不治"之地。经过明初大力恢复以后，不少地方经济仍待复苏。洪武二十年三月，汉州德阳县知县郭叔文上书朝廷，说："四川所割州县，居民鲜少，地接边徼，累年馈饷，舟车不通，肩任背负，民实苦之。成都故田数万亩，皆荒芜不治，请以迁谪人开耕，以供边食，庶少纾民力"①。直到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四川都指挥同　　①　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　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六五。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六。　　①　《寓圃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②　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　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三三。　　④　《明太祖实录》卷六二。　　⑤　《明太祖实录》卷六五。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一。　　知徐凯还奏言：汉州地广民稀，宜发军士往彼，屯种自食。太祖从之②。在元朝贵族梁王把持的云南，也是"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③。　　在元王朝统治的心腹地区北方，元末饱经战乱；明朝立国以后，随着战场由南向北转移，连年干戈不息，硝烟弥漫，"地多荒芜"，社会经济的破坏更为严重，不胜凋敝，"遗骸遍野"④。　　山东、河南，原是北方两个大省，人口众多。元末以来，人民大量死亡，变为"多是无人之地"⑤。河北等处也不例外。洪武元年七月，明太祖对新任命的北方守令说：新附之邦，生民凋瘵，若不加以安养，必将再次流离失望。同年十二月，明太祖命宋冕为开封府知府，指示他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⑥。三年六月，山东济南知府陈修与司农官上疏言：北方郡县近城之地多荒芜，宜召乡民无田者往辟⑦。同年三月，郑州知州苏琦上言时政，说："自辛卯（元至正二十三年）河南起兵，天下骚然。兼以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之地变为草莽"⑧。裕州，至永乐元年还是"地广人稀"⑨。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疏言：今河北诸郡，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⑩。　　西北地区，洪武三年指挥使甯正到河州时，所见是"城邑空虚，人骨出积"①。　　大体说来，人口稀少，土地荒芜，是元末明初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自兵兴以来，民无宁居，连年饥馑，田地荒芜"②。"人民凋敝，土地荒芜，失业者多。盖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③。朱元璋说的这两段话，既充分概括了元末明初的经济萧条状况，又充分说明了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人烟断绝，土地荒芜，生产凋零，不仅是人民的灾难，也是对新生的朱明王朝的致命威胁。明太祖这位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勇敢地面对现实。在依靠武力打天下之后，继续担负起历史重任。为了尽快改变民无宁居，耕稼尽废，粮食匮乏的局面，以稳定大局，巩固政权，他雷厉风行，采取措施，与民休养生息，积极恢复社会经济。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　《明太祖实录》卷五五。　　⑤　顾炎武：《日知录》卷一○。　　⑥　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⑦　见《明太祖实录》卷五三。　　⑧　见《明太祖实录》卷五○。　　⑨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⑩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三。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二）明朝政府恢复社会经济的主要措施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政治、文化、军事才能发展起来。　　明太祖朱元璋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于农民的皇帝，其经济思想有两点颇足称道。第一，由于他出身农民，而且"幼而孤贫"，亲历田里，饱受艰难，了解民间疾苦。所以能比较自觉地认识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①。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困苦，与民休养生息。第二，"养民者必务其本，种树者必培其根"②。与民休养生息的根本任务，在于发动群众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早在建国以前，他就对中书省的官员说过："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③。衣食之本，在于农桑④。只有发展农桑，解决百姓的吃、穿问题，国家才能立起来。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在封建社会，户口的兴衰和土地的利用，是影响农桑发展的两大要素，也是衡量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是否发达的两个主要标志。建国伊始，明太祖立即提出以"田野辟，户口增"，作为恢复整个社会经济的根本任务。并围绕着实现这个中心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有效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开垦荒地、兴办水利交通、制定赋役政策、田赋"折色"和减免夏秋二税。　　1。发动军民垦田这个措施，包括移民垦荒、军队屯田和商人屯田。是明初恢复社会经济各项措施中最主要的一项。　　移民垦荒，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了发展生产，而经常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朱元璋也沿袭了这种做法。他坚决运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威力，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空前大规模的移民垦荒运动，从而造成农村人口大移徙和土地大开发。元至正二十七年十月，迁苏州富民实濠州。明初移民垦荒运动自此开始。洪武三年五月，在河南设司农司，议计民授田，负责移民垦荒诸事务。三年六月，迁苏、松、嘉、湖、抗五府无田之民4000　户往耕临濠，就所种田为己业。由官府资助耕牛、种籽、舟车和粮食，三年不征田租。同月，又命北方农村无田之民开垦近城荒地，每户15　亩、菜地2　亩。有余力者不限顷亩。皆三年免税。四年三月，移山后之民17000　户耕田于北平。六月，又徙山后民35800　户入籍北平卫、府，为军者给衣粮，为民者以田耕。后再徙沙漠故元遗民32000　户赴北平耕种。前后计立屯254，垦田1300　余顷。九年十一月，徙山西及河北真定等处民无产业者往凤阳种田。十五年九月，迁广东番禺、东筦、增城元将何真所部降民24400　余人于泗洲屯田。二十年十月，命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耕云南。二十一年八月，徙山西泽、潞贫民往河南就耕，给钞备农具，三年不纳税。二十二年四月，迁江南苏、松、杭、湖、温、台诸府民无田者往滁州、和州等处开耕，赐钞购农具，免租税三年。九月，召募山西地狭民稠府州县之民赴北平、山东、河南旷土耕种。二十四年七月，移江南诸处富民14300　余户填实京师（南京）。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一五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八。　　二十五年二月，徒山东登、莱诸府贫民无产业者5635　户入东昌等处编籍耕种。八月，给山西兵民10　万人，每人钞30　锭，令置耕牛开荒。闰十二月，令户部遣官赴湖广、江西诸郡县买牛22300　余头，分给山东屯种贫民。　　洪武以后，继续执行明太祖的移民垦荒政策。如，建文四年九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赐钞备农具，五年免征税粮。永乐元年八月，发流罪以下者垦田北京。又迁苏州等十府、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二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至北京务农。十四年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开垦荒地，三年免税。　　以上这些，仅是一些全国性的或影响较大的移民。另外，还有江南向江北移民，江、浙省内各地的移民，湖广向西南云、贵、川的移民，特别是山西向北平、河南、山东等处的移民，山东省东西部之间的移民，以及内地向边疆地区的移民、某些边境地区向内地的移民。次数繁多，不胜枚举。　　军队屯田与商人屯田，目标与移民垦荒一致。但方针政策、管理体制与具体运作，则有些不同。　　军队，是明初垦荒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军队屯田，最早始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　年）十一月立民兵万户府，令军士于南京龙江诸处屯田。"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令军兴屯的目的是为使兵粮自给，减轻百姓负担。经过数年实践，军队屯田经济效益显著。到至正二十三年，康茂才所部得谷15000　余石，除给军饷，尚余7000　石。朱元璋下令嘉奖，并为此再次申明将士屯田之令，命自今为始，诸将务必勤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使兵食充足，而国有所赖①。从此之后，军士屯田便在全国军队中广泛而有秩序地开展起来。首先，是命诸将分赴各地重兵屯田，把屯田作为长治久安的大事认真抓好，切不可坐食民租，务得兵有养而民力不劳。其次尽心制定实施细则，视地理险易确定屯、守比例、屯田科则和各项奖罚措施。大体上是，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也有四六开或五五开的。军屯的地区，总的说来是边区多，内地少。每人授田50　亩，供给耕牛、农具，每亩收租（子粒）一斗。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命五军都督府更定屯田之法，凡卫所系冲要都会及王府护卫军士，以十之五屯田，其余卫所以五之四屯田。二十七年六月，命辽东定辽等二十一卫军士自明年起俱令屯田自食，以纾海运之劳，减轻江南的税粮运输。洪武以后，为了坚持兵食自给，又做了一些新的规定。建文四年九月，命五军都督府移文各都司，令卫所屯田的洪武旧制，卫由指挥一人，所由千户一人专职提调，由都指挥负责督察；年终向朝廷上报屯田所入之数，以稽勤怠。同时正式定立科则：每军田一分（50　亩），收正粮12　石，贮于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二年，定屯田官军赏罚条例：以每年食米12　石外余6　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凡屯军年60　以上及残疾、年幼者，令耕种自食，不受此赏罚条例限制。宣德、正统以后，"屯政稍弛"，军屯开始衰败。　　商屯，即由商人纳米输边，换取盐引。"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后来有些盐商在边境招人垦田，就地纳米饷边。商屯在明初的屯田中不占主要地位。数量最多的是移民垦荒和军士屯田。移民开荒、军队种田和商人"开中"，都是屯田，即《明史·食货志》所说的"军、民、商屯田"。它们在明代田土制度分类上，都属于"官田"。　　①　以上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移民和屯军的任务，都是参加开荒屯田。其主要区别是，授田的亩数和科则不同；民屯多分布于内地，军屯集中于边区；军屯的考核制度比较严格，民屯没有具体规定；民屯由府州县管理，军屯领之卫所。生产资料均由户、工二部统筹。至于商屯，则多由户部综理。　　移民、调军、募商大兴屯垦，自始至终都是在封建国家的直接策划下，依靠政权力量，有计划、有组织、分阶段进行的。它是集恢复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秩序于一体的一项系统而又极其复杂的巨大工程。明朝决策者之所以在建国伊始实施这样艰巨的工程，完全是时势使然。洪武初期的经济形势，前已叙述，于此不赘。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退居塞外的残元势力卷土重来，彻底根除各地"群雄"的残存势力，建设京师以及加强对周边各个少数民族的控制。永乐朝，经济上的问题主要是"靖难"之役对河北、山东等地的严重破坏。政治上与军事上，仍是蒙古贵族势力的威胁，以及大力建设新都城北京。进入宣德，全国经济业已完全恢复，国内大势已趋稳定。由于各个时期的形势与任务不同，移民、调军垦荒的规模和对象、去向也有很大的差别。"太祖时徙民最多"。成祖时已大为减少。迄宣宗登位，"天下郡县人民版籍已定，产业有恒"，大规模的垦荒运动基本结束。"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①。　　移调的对象与去向不明，表现得更为清楚。　　明太祖在位时，加入垦荒屯田的对象，主要为以下三大类。　　第一类是被认为威胁明朝政权的敌对分子。如，故元官吏将士及塞外边民、群雄的降兵降民、罪犯和江南诸府的豪强地主。明太祖对这类人又采行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的政策。故元官兵与塞外边民，从洪武元年至五年被迁徙的约有50　余万人。多数是移入京师（南京）和北平诸府州县开荒种田。其中，边民内迁包容双层用意：减少北元入犯时以边民为内应的危险性；使各族人民杂居，以汉文化同化之，达到民族融合之目的。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势力，以及江南豪强地主，从洪武元年到五年被迁者约为36000　余人，主要是迁入南京和临濠屯种。意在使他们从此失有原有的政治影响及财富，即便于就近监控他们，又借以充实京师和繁荣明王朝的发祥地。罪犯及其家属，大多是发往西南和辽东，用以戍边和开发边区经济。第二类是缺少田产的贫民以及遭受兵火劫难、赋役剥削和自然灾害而破产颠沛流离的流民，移向主要是由人稠地狭的"狭乡"，迁入人稀地广的"宽乡"；由经济比较发达的内地，移入经济落后的边区，以使地尽其利，而民有恒业。第三类是军队。他们多数是移调边区。如，洪武十六年到二十年移戍的13　万人中，就有近6　万人开入云南屯田。对以上各类的政策，虽有不同，但其出发点则一，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的：消除敌对势力，巩固新生政权；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供给。就人数与作用而言，贫民、流民、军士是构成屯垦的主体，恢复社会生产的基本力量。　　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的经济状况千差万别；元末以来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也不一样，调动军队和移徙人民开荒种田，自然也不能离开这个大框框。在这个问题上，朱元璋等人可谓处置得当。既时刻不忘敌对势力的威胁，又紧紧把握住恢复经济这个中心任务，坚持政治、经济两手抓。对此，只要看封建朝廷部置的人口移动的区域，就一清二楚了。洪武时，移出居民最多的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是元明交替时战乱较少和民稠地狭的山西及山东东部，有数字可计者为51万余人。其次，是与蒙古接壤的塞北地区，约47　万人，此线为消除敌对势力。再次，为原来方国珍、张士诚割据而又豪强势力强大、人口稠密的江南苏、松、嘉、湖诸府，约为18　万人，此则兼具消除敌对势力与减轻人多地少压力的双重动机。移入居民垦荒最多的是，元末战乱中罹难最惨烈、地荒人少的山东西部、河南、北平三地结合部，迁入者约100　余万人。其次，为南京，约24　万人；再次，为临濠、泗洲，计约24　万人。目的俱不言而喻。组织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对被移徙者说是一种艰难的转移，对朝廷说来则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为了减少迁移过程中的种种困难，明太祖依据政治、经济形势，采取从实际出发，尽可能就近移动的方针，洪武前期主要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中期为广东→淮南，全国各地→南京。后期为山西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北平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到了永乐中，由于"靖难"战争延续四年，河北、山东等处土地重新荒废，人民流徙死亡；出兵安南；迁都；郑和下西洋，国家财政面临新的困难，政治形势也不同了。如何恢复"靖难"所引起的经济破坏、安抚破产农民；巩固北部边防与建设新都，就成为摆在明成祖面前的两项主要任务。于是他在继续实行移民垦荒的前提下，对移民垦荒的区域作了新的调整。此时移出人口最多的是南京，原因一是已失去国都的地位；二是人口过多，洪武末年除减去驻军尚有30　余万人，且多为民匠户。次为山西和山东东部，计为12万人左右，原因是"民户丁多"，而"多无田"。次为安南，约2　万人，意在安抚。移入最多的是北京地区，总数达30　万人左右。北京本为人稀地旷之区，同时为了建设宫殿。　　明初调军、移民、募商开垦荒地，从至正十八年立民兵万户府开始迄宣德、正统间基本结束，前后历时八、九十年。洪武时移参加垦荒的人数最多，有数字可稽的移民168　余万人（实际可能在300　万人上下）。永乐时移民35万人以上（实际可能达到60　万左右）①。时间之长，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实为历来所罕见。不仅在明代，而且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章。在整个移民、调军屯垦的过程中，明太祖政策明确、规划得当、措施具体，贯彻坚决，近期效益和长远影响都十分显著。　　第一、全国的耕地面积迅速大量增加。朝廷所移之民，虽有不同界别和阶层、阶级，但最大量的是贫民、流民和军士；其所从事的职业，因有为工（工匠）为农之分，而绝大多数都是垦荒务农。如，洪武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有数字可考的移民42　万人，其中仅迁入华北地区垦荒的即达38　余万人。永乐元年至七年移民17　万人，专事垦荒者为14　万人。"于时，东自辽左（东），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桎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①。全国可耕地面积由此年年增加。洪武元年，天下州县垦田770　余顷。　　二年：天下郡县垦田898　顷。　　三年：山东、河南、江西府州县垦田2135　顷。　　四年：天下郡县垦田106622　余顷。　　①　据徐泓：《明洪武年间的人口移徙》和《明永乐年间的户口移徙》。本部分多处采用徐文的观点，谨致谢意。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　　六年：天下垦田353980　余顷。　　七年：天下郡县垦荒田921124　顷。　　八年：直隶宁国诸府、山西、陕西、江西、浙江各省垦田地62308　顷。　　九年：天下垦田地275664　顷。　　十年：垦田1513　余顷。　　十二年：垦田273104　余顷。　　十三年：天下开垦荒闲田地53931　顷。　　十六年：垦荒田1265　余顷（直隶应天、镇江、太平、常州四府738　余顷，山西平阳县527　余顷）②。　　洪武时移民最多，垦田也最多。以上总计1805164　余顷。这个数字只指两京12　省（贵州尚未建省）。而且实际当大大超过这个数字，因为有些年代缺乏记录；有的只为部分地区。自洪武十七年起没有具体数字，而此期间移民垦荒者特多（如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入华北垦荒的有42　万人）。据《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田土计8507623　余顷。"骎骎无弃土矣"。军屯，江武时为89　万余顷①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诸朝的垦田数，虽《明实录》未详细记载，但可肯定有不少数量，尤其是永乐一朝。"富国之本，在于农桑"。田野辟，农桑兴。公元14　世纪下半叶至15　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在经历了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争、明初南北两京的大规模兴建、明成祖"靖难"、出征安南、郑和下西洋，以及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之后，仍能以勃勃生机，称雄亚洲，威振世界，国内"太平"，经济"富庶"；对外，"四夷詟服"，"万国来朝"。原因何在？主要就在于通过发动军民大兴屯垦，使全国户口增，田野辟，粮食足，为其提供了雄厚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说的那样："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闢，土无莱芜，人效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供边军，餫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在封建时代，广大农民所渴望的是有田可耕和轻徭薄赋两件事。通过大兴屯垦，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土地分配的数量，也可以视为土地的一次重新分配，使土地占有关系暂时趋于稳定。广大无田之民通过移居"宽乡"，暂时有田可耕，满足了对土地的起码要求，又多享有"三年免税"的优惠，生活由此有所保障。从而也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存活率，为维持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军队通过屯田自给，减轻了国家的财政压力。因此，这场垦荒可以说是在人民"财力俱困"的特殊困难时期，广大军民的一场生产自救运动。　　第二，从长远效果看，影响也十分深远。明代初年的大兴屯垦，布局合理。民屯，主要集中于内地"土旷人稀"之地；军屯，主要开展于边陲地区。而两者的集中点又在於北方。其中，民屯又以山东、河南等地为主；军屯，除西南外，则以西北、东北为多。总之一句话，凡是兴屯之地，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区域。这样不仅有利于缩小中国北方与南方、边区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相互交流，增强民族团结。而且由此奠定了清代以后中国的人口与土地布局。这是明初移民调军垦荒生产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②　以上分别见《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四八、五九、七○、八六、九五、一○三、一一○、一一六、一二八、一三四、一五八。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余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余顷"。　　贡献。　　当然，由于是一种生产自救，重点放在垦荒，力求增加耕地面积，解决兵民的粮食供应。所以不可能讲究精耕细作，对土地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在数百万的垦荒生产大军中，除了少数具有手工业技术专长的工匠移入南、北两京，专门供役于各种土木工程，完全脱离农业生产以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从此地农村移徙到彼地农村，由内地农村迁入边区农村，他们的身分、地位、职业都没有改变，依然被牢牢地捆在土地上，继续从事"本业"，即农业生产。土地也同样没有充分利用。经营方式亦依然如旧，基本上还是单纯种植粮食作物。参加屯垦的农民、军人、商人、罪犯、富民，俱"专以务农重粟为本"。土地与资金分配、劳力分配，用于发展经济作物的，比例极少。即使一些被移居京师附近的敌对势力分子，也是以种粮为先务。所以，这次大兴屯垦没有改变农村的单一经营方式，没有启动农村经济的全面开发，更谈不到改变农村的经济结构问题。　　2。兴修水利交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交通运输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调军、移民开垦荒地需要交通，荒地开垦之后需要用水灌溉，南方水田离不开水，北方旱地也需要用水。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大量谷物生产出来也需要运输。而元末以来，由于长期战争，水利交通设施多被毁坏，河水不通、道路阻绝，旱潦不得治，车辆不得行，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严重影响。所以，水利交通就成为制约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为了使已经开垦出来的土地能及时发挥效益，不至于再度荒芜，明太祖一边大兴垦荒，一边大修水利交通，搞好农田配套工程。远在建国前十年，在令军士屯田的同一年，至正十八年（1358　年）二月，朱元璋就在他的辖区内，命元帅康茂才为专领水利的营田使。他说：近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今军务实殷，用度为急。理财之道，莫先于农。春作方兴，虑旱潦不时，有妨农事。故命尔此职，分巡各处。使高地无患干，低地不病涝，务在蓄泄得宜①。　　建国以后，他抓住重点，紧紧围绕着灌溉农田，以利交通、保护居民的安全，组织军民整修全国各地具有重大影响的江、湖、河、海。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常年不懈，在中国古代水利建设史上也都是不太多见的。其中，比较著名的工程有：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迴200　余里。　　四年正月，修治广西兴安县灵渠三十六陡，灌田万顷。二十九年再次整治，浚渠5000　余丈，筑堤150　余丈。又增高中江石堤，改作滑石坡。凡陡磵之石，悉以火煅凿，可通漕运。　　六年，发松江、嘉兴民夫二万人，开上海胡家港，自海口至漕泾长1200余丈，可通海船。又修浚海盐澉浦。　　八年十月，命长兴侯耿炳文督修陕西泾阳洪渠堰。由是泾阳、高陵、三原、醴泉、临潼五县之田大获其利。三十一年三月，因年久堰东西堤岸圮坏，命耿炳文等人重新督兵民修筑，凡五月堰成。又浚堰渠103668　丈，民皆利焉。八年，还征民夫15000　人，开通山东登州蓬莱阁河。　　九年、修四年彭州都江堰。　　①　《明太祖实录》卷六。　　十四年，筑浙江海盐县海堤，又发民夫20000　人修黄河开封大黄寺堤。　　十七年，修筑磁州漳河决堤。又开荆州岳山坝，便交通，灌农田。　　十九年六月，筑福建长乐县海堤。由此长乐农田无潮卤之患，不伤禾稼，粮食大为增加。　　二十三年七月，发淮安、扬州、苏州、常州四府民夫252800　余人，修筑崇明、海门海堤，计长23933　丈。海潮泛滥渐止。又发兴武等15　卫士兵及归德黄河决口。　　二十四年正月，修筑绍兴府上虞县海堤4000　丈。又改造石闸。总计用工260160。五月，命于农闲时召民夫疏浚定海、鄞县东钱湖，可灌周边农田100余万顷。又修临海横山岭水闸，宁海、奉化海堤4300　余丈。　　二十五年九月，疏通溧阳县银墅东坝河道长4320　余丈，计用嘉兴等府州县民夫359700　人。　　二十七年，再次掀起兴修水利高潮。是年八月，朱元璋派出大批人马到全国各州县督责地方官民用心修筑水利工程。他说：我曾一再命令各地兴修水利。有些地方没有及时贯彻执行，致使民受其害。今日派遣你们分往各地，召集官民，乘农闲之时，周详规划。凡是陂塘湖堰可蓄水以备干旱，排泄畅通可以防止涝患的，都要因地制宜，加以修治。切勿滥兴工役，危害百姓。同年，修浚山阳支家河。　　二十八年，全国计修塘堰40987　处、河流4162　处、陂渠堤岸5048　处①。建文四年，命疏浚吴淞江。吴淞江与钱塘江、娄江，并称"三江"。水流跨苏州、松江二府，两岸港浦纵横、沟塘岐错，灌溉区域约2590　平方公里，为江南水利枢纽，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民间数百万石钱粮皆仰于此"。吴淞江通，则江南水患大减，而农业生产发达。否则，水患不息，而田无所收，财赋深受影响。唐、宋以来，朝廷多次命官修治。洪武末年再度壅塞，大为民患。明成祖即位，于永乐元年复命户部尚书夏原吉往治苏、松水利。夏原吉昼夜徒步勘察规划，发动民夫10　余万人，"自昆山东南下界浦制吴淞江水入刘家河，又挑嘉定西顾浦，南引吴淞江水，北贯吴塘，由刘家河入海"。又"浚上海范家浜，接大黄浦，乃流入海"②。此役计修浚41100　余丈。同年，还征调民夫疏浚山东昌邑县河渠五所，长6770　丈、各广5　丈、深5　尺。应天府句容县堤岸7170　丈。二年，改筑广西兴安县分水塘。八年，修扬州宝应县塘岸80　里。九年，修扬州泰州堤18600　余丈。修浙江仁和、海宁、海盐三县土石塘岸11185　丈。十年，征调丁夫40　万人修海门县堤岸，计18000　余丈。十三年，开浚清江浦河道。　　在整治南北大运河水利交通方面。明初南粮北调，主要依靠海运。洪武末年，以辽东等处屯田成效显著，兵食可以自给，停止海运。明成祖为了解决随着迁都而引起的北京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于永乐元年三月下令恢复海运，又令开通陆运。使北京的粮食供应暂时有所保障，永乐七年计运入180万石。可是，海运与陆运均非上策。前者，运途险远，损耗数多，若遇狂风巨浪，则人、船、浪三者俱毁。后者，沿途辗转，民苦其艰。为此，永乐九年二月，明成祖从济宁同知潘叔正之请，命疏浚会通河。会通河，全长450　　①　以上综合《明太祖实录》卷六六、一○一、一七八、二○三、二○七、二○八、二二一、二三四、二四三、二四七，以及《明史·河渠志》等有关材料。　　②　吴静山：《吴淞江·历代治理吴淞江略史》。　　里，为元代运粮故道。洪武末年因黄河在原武决口，淤塞1／3。修浚尚称方便。于是，明成祖命二部尚书宋礼等人往勘，征集山东、徐州、应天、镇江诸处民夫30　万人，历时"二十旬而工成"。自会通河开，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里，济宁至临清可通舟楫，漕船直达北京通州。不仅整修了运河，使北京的粮食供应得到满足，而且对运河沿岸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农工商生产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①。　　古代的交通运输有两种。一种是水上运输，一种是陆地运输。水上运输又分海运和河运。这种运输多数分布于我国南方和南北大运河沿岸，工具是船。明朝立国之初，四川、云南诸地市易马匹，以及各少数民族酋长进贡马匹等物，皆由大江以达京师，有关部门载送悉用民船。洪武十七年十二月，命武昌、岳州、荆州、归州各造马船50　艘，每艘定民夫30　人，以备转送②。永乐三年六月，明成祖令浙江等处都司造船1180　艘③。在广大北方地区，则主要是依靠陆路运输。工具以牛、马、车为主。明代初年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明太祖在命令全国军民普遍"修治桥梁道路"④的基础上，以修通驿道为重点，在各府州县大力兴办陆路交通。驿道，主要是为军政服务，兼具各种交通运输职能，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为当时的"国道"。洪武元年正月，置各处水、马站及递运所、急递铺。凡陆站，60　里或80里，专门递送使客，飞报军情、转运军需等物。应用马、驴、船、车、人夫，俱以地理量宜设置。冲要处，或设马80　匹，60　匹，30　匹；非冲要处，或20匹，10　匹，5　匹。驴亦如是①。三年六月，为减少转运官物扰民，从监察御史郑沂奏请，令各处增加递运船数，由"民赀力之厚者充之"②。八年三月，为使驿夫安心供役，保障驿运交通，诏减各地驿传马夫田租：自京师会同馆至宿州，为驿13，西出秦、晋，北抵燕蓟，其劳最甚，田租全免。自百善至郑州，当陕西、山西二道，其劳为次，免田租2／3。自荥阳至陕西、山西、北平，为驿121，其劳又次之，免1／3③。十六年八月，兵部奏：自应天府浦子口至睢阳、驿凡11，马440　匹。每一驿上马20　匹，中马10　匹，下马10　匹。十七年十月，朱元璋指示兵部官员说：驿使所以传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域不可无也。十八年三月，以北方寒天雨雪，行路艰难，令递运牛车每辆由牛三头增为四头。二十年十月，令兵部遣使籍浙江杭、湖、严、衢、金华、绍兴、宁波及直隶徽州等府市井民富实者出资买马，充凤阳、宿州抵郑州驿马户。二十一年三月，命定凤阳、宿州及河南等处驿马人户。上等马1　匹，138　户；中马1　匹，188　户；下马，98　户。同年八月，命兵部遣使整治北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凤阳、滁州诸处驿传。驿夫凡自洪武初服役至今，贫乏者悉代之④。　　①　以上材料，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四、三一、七一、七四、七五、八五、九六，以及《明史·河渠志》等有关史籍。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九。　　③　《明太宗实录》卷三五。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二。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　　②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