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史》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出版：人民出版社　　中国全史分卷《明代史》　　史仲文 胡晓林　主编　　目录　　第071卷　明代政治史　　第072卷　明代经济史　　第073卷　明代军事史　　第074卷　明代思想史　　第075卷　明代宗教史　　第076卷　明代习俗史　　第077卷　明代科技史　　第078卷　明代教育史　　第079卷　明代文学史　　第080卷　明代艺术史----------------------------《中国全史》　071/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明代政治史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述的内容是洪武元年（1368　年）到弘光元年（1645　年）共278年的政治史。但是它上溯到元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下延到南明唐王、鲁王、桂王等政权的政治活动，迄止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　　本卷叙述明朝的政治制度、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并分别给予评论。　　明朝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制度统治的社会，仍具有以前历朝典型的特点，皇权与相权、皇帝与藩王的协调与冲突等等莫不如此。但明朝也有自身的特点，如宦官干政、党派之争等等。　　明朝又是一个出现诸多新因素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和与之相适应的启蒙思想文化，在政治上也有所反映。同时，西方传教士和早期殖民主义者已经叩响中国的大门。中国与世界有了更广泛的联系。中西文化已发生直接的冲突与交融。但是李自成起义和清人入主打断了明朝发展的线索。中国失掉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前进的宝贵机会。　　一、明代政治概述元朝末年，政治败坏，政权解体，民不聊生。在以红巾军为主的农民大起义中，朱元璋的势力脱颖而出，于至正十六年（1356　年）攻占了江南重镇集庆（今南京），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朱元璋采用了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进一步增强力量，等待时机夺取全国政权。朱元璋先后打败了陈友谅、张士诚，把控制的地盘扩大到江浙、江西、河南各行省（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在鄱阳湖会战大败陈友谅后，于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朱元璋称吴王。但直到此时，朱元璋仍然奉农民起义军大宋政权韩林儿为主，使用龙凤年号。接着，他铲平张士诚，迫使方国珍投降，南征陈友定，势力向福建、广西等地区扩展。朱元璋见时机成熟，改用吴元年年号并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北伐中原，并于同年攻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这年闰七月，元顺帝放弃大都（今北京）出奔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随后徐达带兵进入大都，改大都为北平府。从此元朝结束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国号明字，本意出于明教。明教有"明王出世"说，红巾军领袖韩山童曾称"明王"，其子韩林儿又称"小明王"。"明"即表示对"小明王"的继承，又寓奉天承运之意。　　明朝建立之初面临的两大问题是进一步扫清残元势力和割据势力，以及整顿残破的经济以安定民生。明军四出，先后略定西北、四川、云南、东北，统一了除北元所控制的漠北以外的广大地区。与此同时，明朝着手清除元朝统治在中原以南地区的影响，改变相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　　一开始，明朝大体上继承了元朝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沿用中枢省制度，在地方上沿用行中书省制度。朱元璋本人就做过大宋政权的江南行中书省丞相。但他看到了这种制度不利于皇权的加强，于是在洪武九年（1376　年）将行中书省改为承宣布政使司，派布政使到地方掌管一省之政，改变了地方权力过大的局面。布政使主管行政、财政，职在执行朝廷政令而已。与布政使并立的，是提刑按察使掌管法庭、监狱，都指挥使掌管一省之军政。其下是府和州、县。这样既大大缩小了地方的权力，又简化了机构层次。中书省位高权重，丞相成为与皇帝抗衡的职务。洪武十三年（1380　年），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处死，朱元璋就此取消了中书省和丞相的设置，由皇帝直接统管六部，使中央权力大大集中于皇帝手中。与此同时，对飞扬跋扈的权臣将帅次第翦除，以避免他们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帝还直接统领锦衣卫等禁军武装，利用超越司法权力之上的诏狱，对臣民进行严厉控制，实行"重典"治国，以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军事统帅机关则由原来的大都督府改为五军都督府，以分大都督之权。但是各都督府只管军政、军籍，不直接统率军队，每有战事则由皇帝任命将军总兵官，指挥作战，战事完毕，将军交还佩印。此外，还设有一套完整的监察机构都察院和下设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对各衙门大小官员进行监督。行政、军事、监察三系统互不统属，而分别对皇帝　负责。皇权从而大大加强。　　在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皇权的同时，朱元璋还实行分封政策，将自己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封为亲王。亲王下天子一等，虽元勋宿将不得与之均礼。亲王享有优厚的经济待遇，并有三护卫军队3000　人至19000　人不等。亲王所在地是各地要害之处，朱元璋分封的目的是屏藩帝室，在从东北到北方、西北的防御蒙古的边塞上的各亲王被称为塞王。虽然明朝的分封政策是"列爵不临民，分封而不锡土"，但由于在有战争时，亲王得参与出征并节制诸军，因而一些塞王，特别是燕王、宁王等形成了强大的势力。　　早在洪武九年，府学训导叶伯巨就上书给朱元璋，指出"分封太侈"，担心未来亲王会给皇帝造成威胁。朱元璋认为叶伯巨是在"离间骨肉"，要将他亲手射杀。虽然叶伯巨侥幸没被射杀，但还是被关入监狱而死。　　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闰五月朱元璋辞世。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改元建文。朱元璋为朱允炆留下的是一个内外相对安定，经济已得到恢复的国家。但是在建国30　年之后，在朱元璋施行严刑峻法、重典治国之后，有必要对政策做出调整，从武装开辟时期转入文治守成时期，从重典治国转向宽仁之政，为此建文帝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我们称之为建文新政。　　但是客观形势并不允许建文帝朱允炆放手去实现他的理想政治。诸王已经对皇帝构成威胁，他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其时秦王、晋王已死，被封在北平的燕王是诸王之长，而且势力最强。燕王心怀异志，图谋篡位。朱允炆用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卿黄子澄之计，施行削藩。他们先废掉了周王、岷王、齐王、代王、湘王，接着向燕王下手，但却遭到了激烈的抵抗。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号召起兵，与中央政权展开角逐。燕王首先控制了北平城（今北京），接着兼并了宁王的军队，与宁王相约将来得手后中分天下。在经过三年多的战争后，燕王带兵直指南京，左都督徐增寿谋做内应被杀，而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开门迎降。宫中火起，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即皇帝位，改元永乐。　　建文新政并没有能够展开。永乐帝虽然抨击建文帝变乱成法，声称要恢复祖宗旧制，但形势迫使他不能不继续对洪武以来的政策进行调整。　　永乐帝首先对政治反对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其手段之野蛮残忍，令人发指。那些拥护建文新政，在洪武霜雪之后得到过短暂的阳春和煦的忠臣赤子，慷慨赴难，亘古罕见。永乐帝为了钳制人口，焚毁一切建文史籍，抹杀一切可能指斥自己篡逆的证据，并且利用宦官设立东厂，以监视臣民，恢复了被朱元璋撤消的锦衣卫刑狱，超越法律对臣民以约束。同时，永乐帝进一步扩大了宦官参与政治生活的范围，从此宦官无所不在。接着，他便继续进行削藩。他在即位之初，曾声称笃亲亲之义，从而给亲王一些优厚的待遇。但不久他便开始用各种借口削除可能会对皇权造成威胁的亲王。与宁王中分天下的话早已忘了，宁王被内徙至南昌，谷王被徙往长沙，辽王、代王的护卫被削去，不准齐王离开京师等等。自永乐之后，亲王再也不能威胁皇帝，虽然后来宣德、正德年间都发生亲王叛乱，但无不旋踵而败。对亲王的限制越来越严峻，比如亲王就藩后不准返京，出城省墓也需要批准，二王不可相见等等，亲王成为徒拥虚名、坐縻厚禄的赘疣。　　洪武时撤销中书省罢丞相不设，增设四辅官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后又罢四辅官改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以备皇帝侍从、顾问，其位仅五品，无印信衙署，在翰林院履任支俸。永乐帝即位后，特简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入文渊阁当直，参预机密重务，始称内阁。但这时内阁专掌诏册诏敕，不置官属，诸司章奏也不经过内阁，一切批答皆出自皇帝。洪熙以后，阁权渐重，六部渐秉内阁之意行事，内阁逐渐成为执政的中枢。　　永乐帝是一代雄主，他不甘于守成，而热衷于建功立业。他继承了洪武时期对蒙古的武力打击和羁縻并举的政策，封瓦剌、鞑靼首领为王，但对于不驯服的本雅失里、阿鲁台和马哈木等，从永乐八年（1410　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五次带兵出塞征讨。与此同时，在东北地区明朝设立了奴儿干都司，派陈诚、李暹等出使西域，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和它们与明政府的联系。永乐帝还把明朝的势力扩大到域外，在安南设立了交阯布政使司，派郑和带领一支两万余人的庞大船队多次出使西洋，所到各国纷纷来明朝进行朝贡贸易。永乐帝为了实现自己做天下共主的理想，把首都迁到了北京，为了加强国内南北的联系而开通了大运河。永乐帝标榜文治，在他的命令下编纂了规模浩大的《永乐大典》。但是与这些号称盛世的种种业绩相反，永乐年间百姓负担过重，民生艰难，因此在永乐十八年（1420　年）爆发了震动一时的唐赛儿起义。　　永乐帝的死，结束了明朝开创奠基的时代。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他一反永乐之政，采取了全面收缩的无为之政，继之的宣宗因循稳定，继续对永乐政治进行调整，形成了"仁宣之治"的局面，从此进入了守成时期。但在表面的安定与繁荣之下，潜在的统治危机也在加剧。吏治败坏，土地日益集中，流民大量出现，从正统初年起，接连发生各种人民的反抗斗争，浙江山区的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福建的邓茂七起义，广东的黄萧养起义，广西大藤峡瑶壮人民起义和荆襄地区的流民起义，等等。　　正统十四年（1449　年），发生了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俘获的土木堡之变。明朝以50　万兵力被瓦剌骑兵2　万人击溃。这是一个偶发事件，既有战略的失误，又有战术的失策。但是明朝在景帝和兵部尚书于谦的指挥下，很快就组织起力量，不仅抵御了瓦剌军队，成功地保卫了北京，而且迫使也先送还了英宗。土木之变并未能改变明朝与蒙古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瓦剌很快就恢复了对明朝的通使、通贡。土木之变也未能造成对明朝统治的根本的破坏。但是土木之变留下了统治阶级权力再分配的问题，于是有英宗复辟，有曹石之变。　　正统以后，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正统年间出现了像王振这样可以左右朝政的宦官。他们可以干预官员的任免，提督京营，监军统兵或坐营镇守。到成化十三年（1477　年）正月，明宪宗下令设立西厂，其权力又超过了东厂。孝宗即位后，斥逐奸邪，任用贤能，广开言路，改良政治，使得明朝"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暂时避免了明朝统治的危机。　　明武宗即位是明朝进入祸乱时期的标志，这一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封建经济和文化思想都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封建阶级更加腐败，世俗民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明武宗带头冲破传统礼教，破坏祖宗制度，是历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这期间出现了权倾一朝的宦官刘瑾。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引导武宗荒政逸乐，大肆地聚敛钱财，以致民不聊生。安化王朱寘鐇，以诛讨刘瑾为借口，起兵造反。刘瑾被除掉之后，武宗继续荒政，宠幸江彬，嬉戏无度。宁王朱宸濠再次乘机而起。虽然宁王叛乱很快就平定了，而武宗也在亲征回途中染病不起。　　世宗以藩王之子的身份入承帝位，拨乱反正，锐意求治，但是很快这开始的锐志便消失了。嘉靖帝一心一意议大礼，一要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一是要标榜自己的正统地位，结果朝政都以此划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朝臣中出现了一批善于察颜观色，专以议礼为能事的人，他们动辄以议礼干预皇帝的决策，打击政敌。一批新贵迅速上升，直臣难于立朝，像善于逢迎的张璁等则大行其道。明世宗还热衷于方术神仙，信用道士，一心炼"先天丹铅"，求长生不老，迷信"祥瑞"，粉饰太平。以致邪术横行殿陛，严嵩等人竟以善写"青词"而受到重用。　　嘉靖一朝，明朝统治的危机继续加深，武宗以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民的反抗已经从边远地区深入腹里，从矿徒和瑶民发展为基本农民群众。正德年间，四川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历时数年；波及贵州、陕西，河北的刘六、刘七起义，历时三年，转战京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到了嘉靖年间，起义更为频繁，两广、山东、山西、四川、江西所在皆反，而且不断发生兵变。兵变首先发生在边防重地的大同和辽东，后来又发生于南京。因此史家称其时是"纷纭多故，将废于边，贼讧于内"，"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　　在国内动乱不已的情况下，"南倭"、"北虏"的问题，也以嘉靖时为最严重。蒙古鞑靼部日益强大，先有"小王子"，后有俺答汗，对明朝的威胁日益严重，致有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的庚戌之变。日本海盗商人争相与中国进行贸易，并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抢掠，他们与中国海盗相勾结，在沿海地区造成巨大破坏。嘉靖三十四年右都御史张经带领军民取得王江泾大捷，沉重打击了倭寇的势力，但直到嘉靖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明朝军队在戚继光、俞大猷的带领下，才取得了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面对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明朝的有识之士试图有所振作。在嘉靖晚年，改革已成为一股潮流，潘季驯从改革赋役入手，在广东整顿均平里甲法，庞尚鹏则在浙江推行一条鞭法，其时皆在嘉靖四十年（1561　年），此时已进入了明朝的改革中兴时期。　　明穆宗是个不喜繁重政务而喜欢游玩挥霍的皇帝，因此他也放手让臣下处理政务，一些能臣反得以借此实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徐阶、高拱、海瑞，相继脱颖而出。神宗以冲幼即位，阁臣张居正借助太监冯保和太后，打击政敌，夺取了首辅之位，更是雷厉风行地推行一系列改革。他清丈土地，整顿财政，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边防，整顿吏治，整顿学校，十年之内，政令统一，财政有余，边防宁谧，多年积弊重病为之一清，明朝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但是中兴局面并没能持久。张居正死后，神宗再不受任何人限制了。起初，他还能勤于政务，到万历十四年（1586　年）后便开始懒于过问政事了，甚至长期深居宫中，不与朝臣见面。这使得明朝出现了一个历史上少见的局面，一切正常的朝廷礼仪如祭祀、时享、经筵日讲都废止了，朝臣的奏疏也常被搁置，各衙缺官不补，十署九空，几至于瘫痪。而这时朝廷上官员党派林立，由于立太子问题、京察大计问题各持歧见，互相攻击，党同伐异，争斗不已。顾宪成等一批失意知识分子声气相投，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被称做东林党。与之相对立的，则有昆党、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主张澄清吏治，铲除弊政，反对过分地敲榨百姓，要求维护礼教，敢于对皇帝提出激烈的批评。　　而这时明神宗则大肆挥霍，大兴土木，以至帑金不足，派矿监税使奔赴全国各地搜刮钱财，造成对工商业正常经营的沉重打击，各地市民纷纷起而反抗矿监税使，爆发激烈的冲突。与此同时，明朝的统治机器走向全面解体，吏治败坏，军队腐朽，而巨大财政开支和明朝因平哱拜、援朝抗倭和平定播州的叛乱等"三大征"所加剧的财政困难，又促使明朝加重赋税，搜刮百姓，从而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人民的反抗。明朝从此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败，因而史家有"明亡于万历"的说法。　　泰昌帝只在位二十九天便因服用红丸而一命呜乎，继之即位的明熹宗也只在位七年。明朝政治仍无起色。朝政因"红丸"、"移宫"案被搅得一片混乱。东林党曾经得势一时，他们对腐朽和邪恶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他们终于敌不过皇帝支持的宦官集团阉党，魏忠贤权倾一朝，遍植党羽，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就在朝廷上下的你争我斗之中，民众反抗愈演越烈，而远在关外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势力迅速崛起，并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建立了后金政权，摆出与明朝争夺天下的态势。这样三方力量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明思宗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外藩入承皇统，他决心挽狂澜于既倒，铲除阉党，锐意求治。他力行节俭，不近女色，察纳下言，一时颇有清明之象。但是，明朝的统治已经病入膏盲，宦官干政、党争派斗、吏治败坏、财政危机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而崇祯皇帝求治心切，刚愎自用，用人不专，果于杀戮，柔于决断，使形势更加恶化，而李自成起义军则凯歌前进，最后终于攻陷北京，崇祯朝的文武大臣如鸟兽散，从其死者只宦官王承恩而已。　　此后，福王被拥立于南京，犹有半壁江山。但弘光朝廷腐败如故，很快就被清军摧毁了，明朝至此大势已去，虽有鲁王立于浙东，唐王立于福建，桂王立于广西，都已无济于事了。　　李自成的军队并未能在北京久留，他们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起义军在短时期内衰落下去。明将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在即皇帝位后被迫退出北京，清朝成了中原的新的统治者。　　明朝自正德之后，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成分得到较大发展，在万历年间已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世俗民风有很大的变化，文化思想也出现新的因素，启蒙思想、功利观念、市民文化得到发展，起到对旧制度、旧文化的瓦解作用。与此同时，耶稣会士冲破重重阻力来到中国，他们把自己掌握的新的文化知识当做传教手段，与中国士大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徐光启等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仅接受了西方的新的学术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西方近代的价值观念。与明末传统制度、文化的解体相一致，当时是个很开放的时代，不仅在文化上，在经济上也是很开放的时代。当时在西方已经进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迅速在世界各地扩张。这时中国有一个融入世界潮流的机会，有可能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但不幸的是内乱打断了明朝进步的步伐，而取而代之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又因为其自身的弱点和迅速失败无法使中国继续向前迈步，八旗铁骑带来的是更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他们用新兴民族的强悍之力加固了已经散架的旧制度的破车，使它又摇摇摆摆地走了下去。　　二、开国奠基（一）红巾军与朱元璋的崛起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　年）爆发了遍及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颖州，领导人为韩山童、刘福通；一支起于蕲州，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　　韩山童祖籍滦城，其祖父曾因传播白莲教义而被加以"烧香惑众"的罪名，流放到永年（河北今县）。元末，韩山童继承祖业，利用当时民间广泛流传和熟悉的传说，倡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并以白莲教会作为联络工具，暗地组织农民，准备起义。河南和江淮地区的人民，"多信之"，纷纷加入秘密组织，并从中涌现出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如杜遵道、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　　至正十一年五月，刘福通等3000　人在颖州颖上县白鹿庄聚会，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以红巾为号密谋起义。因消息泄露，韩山童被捕杀。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走。刘福通、杜遵道当机立断，随即起兵，迅速攻占了颖州。在打败随后赶来镇压的元军后，又连续攻破罗山、上蔡、真阳、确山。九月克汝宁、光州、息州，众至十万。因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或红军。又因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　　颖州红巾军一举，南北各地白莲教徒纷纷响应，李二、彭大、赵均用于徐州，王权于郑州，孟海子于襄阳，郭子兴于濠州，徐寿辉、彭莹玉于蕲州先后起兵。　　彭莹玉是袁州人，出身贫苦农家。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当地百姓"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　年）袁州起义失败后，逃匿淮西。至正十一年八月，他与蕲州罗田布贩徐寿辉、麻城铁匠邹普胜在蕲州起兵，九月，攻下蕲水和黄州。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等地。　　与红巾军起义先后，又有至正八年（1348　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　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　　方国珍，浙东台州黄岩人，出身佃农。至正八年因杀死仇人而逃命海上。他集结了数千人，屡败元军，亦屡次降元，据有庆元、温台之地。因其活动地区正当元漕粮北运通道，所以元政府"资国珍舟以通海运，重以官爵羁縻之"①。而方国珍也接受了元江浙行省左丞相之职，年年治船，为元运粮于京师。　　张士诚，小字九四，泰州白驹场人（今江苏东台），出身亭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受富户及弓兵欺侮，于至正十三年正月与其弟张士义、张士信等18　人愤而起兵，很快发展到万余人。二月，攻下泰州、兴化。五月攻占高邮。次年正月，张士诚以高邮为都，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至正十四年九月，大败元丞相脱脱百万大军，取得高邮之战大捷。至正十六年（1356　年）南下攻占平江（苏州）、湖州、杭州，迁都平江。　　至正十五年（1355　年）二月，刘福通奉韩林儿在毫州称帝，号小明王，　　①　《明史·方国珍传》。　　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中原各地的红巾军一时都接受了大宋政权的领导。至正十七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枣庄、柳林。至正十八年三月，由于孤军深入，毛贵在柳林遭元军伏击，损失惨重，被迫撤回济南。中路由关先生、破头藩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一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旋即转战辽东。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大刀敖等率领由荆、樊出武关，进攻关中。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与此同时，刘福通攻占汴梁，并以之为都，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达到高潮。红巾军的进攻，遭到元军的疯狂反扑。至正十九年八月，元军两路围攻汴梁，韩林儿、刘福通坚守百日，因粮食耗尽，被迫突围，退至安丰。汴梁失陷后，红巾军战事急剧逆转。山东毛贵为部下赵均用杀害，队伍分崩离析。中路军和西路军因根基失掉，在长期流动作战中力量大损，最后都被元军消灭。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围攻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牺牲。　　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至正二十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自立皇帝，号大汉。明玉珍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国号大夏。　　当刘福通、徐寿辉、彭莹玉等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浴血奋战的时候，朱元璋借机独自成军，逐渐发展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安徽凤阳）人，农民出身，幼失父母，入皇觉寺为僧，至元十二年（公元1352　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由于才略出众深得郭子兴的器重。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率徐达、汤和等24　人出略定远，收编义军数万。七月攻占滁州。次年正月郭子兴攻下和阳，命朱元璋总领诸军。三月，郭子兴病死。韩林儿、刘福通建号大宋后，派使者招各路义军议事。五月，发布檄文，任郭子兴长子郭元叙为濠州都元帅，张天祐、朱元璋分任左右副元帅。军中文告统用龙凤年号。至正十五年五月，朱元璋兼并巢湖红巾军俞通海水师，六月，由牛渚矶强渡长江，一举攻占采石、太平。这时太平周围都是元军，元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以巨舟截采石，闭姑孰口"，截断了朱元璋的退路。而义兵元帅陈埜先率众数万，直攻太平城。朱元璋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大败陈埜先，陈埜先被迫投降。七月，朱元璋命徐达等攻取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地。九月，郭天叙、张天祐率军攻集庆。陈埜先临阵叛变，与元军合兵拒战，郭天叙、张天祐措手不及，战败身亡。而陈埜先亦被金坛县的地主武装误杀，余部由其子陈兆先率领，屯驻方山，与元行省蛮子海牙在采石的舟师互为犄角，窥伺太平。至正十六年（1356　年）二月，朱元璋大败蛮子海牙舟师于采石，打破了元军对长江的封锁。三月一日又亲率大军，水陆并进，进攻集庆，先破陈兆先军于江宁镇，继而败元军于蒋山。初十日，攻破集庆城，元守将福寿战死，水军元帅康茂才投降。攻下集庆后，朱元璋即改集庆为应天府，建立江南行省。大宋政权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平章，不久升为丞相。此后，朱元璋即以应天为根据地，分兵略镇江、金坛等地，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强劲的军事力量。　　（二）明朝的建立朱元璋占据应天以后，一方面多方经营，扩充实力，另一方面对外进行不间断的军事征伐。　　早在渡江之前，朱元璋就陆续招集了一些随从起义的儒士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等用为幕僚。攻下太平后，又召用老儒李习为知太平府，陶安参幕府事。攻取集庆的策略就是陶安和冯国用等人建议的。破集庆，得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都加以录用。元池州学正朱升还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朱元璋还在应天特设礼贤馆，招纳儒生，给以礼遇。后来刘基、宋濂、叶深、章溢都得到朱元璋的特别重用。朱元璋尊礼有影响的名儒，收为己用，从而在他占领的地区内，争得地主、文人的合作，稳定了局势。在农业生产上他设置了营田司，令康茂才为营田使，掌管农田水利，分巡各处。又分派将士屯田，且耕且战，保证军需。朱元璋在其占领区内还设置税课司，又制定盐法、茶法。使盐茶经营，有法可循。铸造"大中通宝"钱在区内流通。经数年苦心经营，朱元璋辖区内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为军队作战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　　朱元璋占领集庆（应天府）以后，其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陈友谅，东面是张士诚，惟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当是时，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华、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张明鉴据扬州，八思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将所据，张士诚自淮东陷平江，转掠浙西。"①面对这种三面均为劲敌，而东南元军相对较弱的局面，朱元璋遂采取了固守东西，出击东南的战略。至正十六年五月，徐达下镇江，六月，邓愈克广德。至正十七年朱元璋、徐达、常遇春、胡大海等又分别攻占长兴、常州、宁国、常熟、徽州、池州等地，次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朱元璋的浙东驻军又先后占领诸暨、衢州和处州。东南一带被孤立的元军被次第消灭。"时元守兵单弱，且闻中原乱，人心离散，以故江左、浙右诸郡，兵至皆下，遂西与友谅邻"①。　　皖南、浙东一定，朱元璋即与陈友谅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战斗。至正二十年（1360　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未几，友谅弑其主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汉，尽有江西，湖广地。约士诚合攻应天，应天大震。"②面对陈友谅咄咄逼人的攻势，朱元璋采取了诱敌深入的策略。集中全力，在应天江东桥大败陈友谅。"友谅乘别舸走。遂复太平，下安庆，而（胡）大海亦克信州"③。至正二十一年（1361　年）陈友谅再次进攻，结果又遭失败。至正二十二年七月朱元璋亲自率兵在鄱阳湖与陈友谅展开决战，激战两月，陈友谅中箭身亡，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在武昌向朱元璋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并尽有湖广、江西地。　　陈友谅亡后，朱元璋大势渐成。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正月，朱元璋遂在应天即吴王位，设置百官，建中书省，立长子朱标为世子，建立了一整　　①　《明史·朱元璋传》。　　①　《明史·朱元璋传》。　　②　《明史·朱元璋传》。　　③　《明史·朱元璋传》。　　套统治机构。　　建号吴王以后，朱元璋即将兵锋转向张士诚。"是时，士诚所据，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北至于济宁"④。依据这种态势，朱元璋制定了先取淮东，剪除肘翼，再取浙西的作战方针。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朱元璋发布征讨张士诚的文告，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等发动进攻，连续夺得通州、泰州、高邮、淮安、濠州。到至正二十六年夏，朱元璋的军队已全部占有江北之地，迫使张士诚退守长江以南。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朱元璋再派徐达、常遇春率20　万大军出征，先后攻克了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了张士诚大部主力，十二月围困平江（苏州）。至正二十七年九月，经过十个月围攻，苏州城破，张士诚被俘送应天，自缢死。　　朱元璋在攻下平江（苏州）的前夕，即派出朱亮祖率领军马，向方国珍割据的浙东地区进兵。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亮祖军进攻台州，驻守台州的方国瑛兵败，逃入海上。十月朱元璋又派汤和、吴祯进攻方国珍占据的庆天。方国珍战败，率众乘海船逃跑，但遭水师将领廖永忠自海道截击，方国珍计穷势屈，被迫投降。两浙地区遂全为朱元璋所占有。　　福建八郡之地元末为陈友定所割据。陈友定，福州福清人，任溪驿卒。　　红巾军起，陈友定从元军镇压汀州、延平义民，被任命为清流县尹。至正二十四年元朝在延平置分省，陈被任为平章。至正二十六年扫平福建境内其他武装，八闽之地遂全被陈友定所割据。陈友定部在至正二十五年曾在处州与朱元璋争战，朱元璋部朱亮祖被击败。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即派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出兵福建。十一月，胡廷瑞攻下光泽。十二月，连下邵武、建阳。方国珍降后，朱元璋派汤和、廖永忠、吴祯等率水师自海道攻取福州，又命李文忠部从浦城攻建宁，三路夹击。陈友定留兵二万守福州，自领精兵守延平。汤和军至福州，守将投降。至正二十八年正月，汤和、廖永忠进延平，陈友定城破被俘，押至应天处死。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分兵攻取福建的同时，又派兵北上进攻中原。当时的元朝政权主要靠几支地主武装支持残局，其中扩廓帖木儿守河南，孛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守关中。他们相互之间派系林立，互相攻伐。面对此种态势，朱元璋没有采取徐达等长驱直入攻取大都的策略，而制定了稳妥进军的战略："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拢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①根据这一布置，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率甲士25　万由淮入河，直取山东。元沂州守将王宣、王信父子降而复叛，被徐达削平。益都、般阳、东平、济南、济宁等地望风而降。至正二十七年底，朱元璋军尽有山东全境。　　至正二十七年（1367　年）十二月在南征北伐两路大军的凯歌声中，中书右丞相李善长率领百官奏请朱元璋正式建国称帝，次年正月初四日，朱元璋在应天府奉天殿即皇帝位，封妻子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明王朝正式建　立。　　④　《明史·朱元璋传》。　　①　《明史·太祖纪一》。　　（三）统一全国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即着手统一全国。当时明政府面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北方尚有大量元朝残余势力，南方则有广东的何真、四川的夏政权和云南的蒙古贵族梁王把匝刺瓦尔密等割据势力。因此，为统一全国，朱元璋派出重兵，北伐南征同时进行。　　在北方，北伐军仍按原计划，进取河南。元河南王扩廓帖木儿因遭李思齐所部进攻，自泽州退守晋宁。洪武元年（1368　年）三月，徐达军抵汴梁，元守将左君弼降。四月，常遇春攻下洛阳，并乘胜进取潼关，李思齐退守凤翔。朱元璋亲临汴梁，指挥进兵元都。闰七月，徐达连破卫辉、彰德、广平。七月十一日攻克临清后，徐达命诸将"各率马步舟师大会于临清"，而后沿运河长驱直上，破德州、长芦、直沽（天津），进据通州。元顺帝闻讯，大惧，于七月二十八日夜弃大都北走，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徐达军攻入大都，元朝灭亡。　　徐达攻下大都后，率师西征秦晋。当时北方仍有元军残余势力。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据守陕西，纳哈出盘据辽东。九月，徐达、常遇春南下保定、河间、怀孟，进攻山西，扩廓帖木儿大败，远逃甘肃。洪武二年二月，徐达率军入陕，张良弼逃往庆阳，李思齐弃凤翔，走临洮。明军遂乘胜连下陇州、秦昌、巩昌、兰州、临洮，李思齐降。张良弼逃宁夏，被扩廓帖木儿部捕杀。之后，北伐军又回师直指上都，元顺帝再向北逃，洪武三年（1370　年）四月死于应昌（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洪武八年扩廓帖木儿病死。洪武二十年辽东纳哈出归降。　　明军攻占元都后，南方两广地区仍为元朝势力所占有。广州军阀何真，在红巾军初起时，组织"义兵"镇压起义有功，被元朝擢任为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升任广东行省参知政事，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攻占福建延平后，朱元璋即令廖永忠和朱亮祖等率水军自海道攻广东。三月明军于潮州登陆，何真"籍所部郡县户口、甲兵、钱谷"①，奉表请降。四月，廖军至东莞受降。广东全境遂为明有。　　时广西地区仍在元行省平章也儿吉忍统治之下。朱元璋在平定福建后，即命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左丞周德兴等率师自湖广进兵广西。洪武元年正月，杨璟部进抵永州，久围不下，直到四月，始攻克永州，进围静江。朱亮祖平广东后，也率部入广西，经梧州、郁林到达静江，与杨璟合兵攻城。经两月激战，静江城破，也儿吉忍被俘，南宁、梧州望风而降，广西平定。　　四川明玉珍自建立夏国后，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不过问境外事。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明玉珍死，子明升继位，年仅十岁。夏国官员相互攻讦倾轧，政治混乱不堪。洪武四年（1371　年）正月，朱元璋以汤和为征西将军，率廖永忠、杨璟等从湖广出发，经瞿塘逆长江而上，进攻重庆，傅友德部从秦陇陆路进攻成都。傅友德部进展顺利，四月，连克阶州（甘肃武都）、文州（甘肃文县）、江油及绵州。六月攻占汉州。汤和部却大费周折，初攻瞿塘失利，被迫在大溪口屯兵三月。之后在朱元璋催逼下，廖永忠选精兵抬舟翻山，再顺流而下，上下夹击，才得以通过瞿塘，攻入夔州。六月二十二日，汤和率部至重庆，明升投降。七月，傅友德破成都，夏丞相戴寿降。四川平　　①　《明史·何真传》。　　定。　　四川平定后，朱元璋准备以政治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洪武五年、八年先后派翰林院侍制王祎和湖广行省参政吴云前往云南招降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但均遭杀害。不得已，朱元璋遂决心以武力平定。洪武十四年（1381　年）九月，命傅友德、沐英、蓝玉率30　万大军兵分两路进攻云南。一路从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趋乌撒（今云南镇雄），一路从湖广、辰州、沅州趋贵州，进攻普定、普安。十二月，傅友德师至曲靖，蓝玉、沐英直扑云南（昆明）。把匝刺瓦尔密见事已不可为，至晋宁自杀。洪武十五年闰二月，蓝玉、沐英攻占大理，云南平定。至此朱元璋基本统一了全国。　　（四）集权的君主制朱元璋很早就注意到占领区内的政权建设。至正十五年（1355　年）六月，他率军攻下太平后，即改太平路为太平府，设置了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领元帅事，召陶安参幕府事，李习为知府。翌年三月攻占集庆，他又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称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自总省事，置僚佐，并在辖区内设置府、州、县官，在江南建立了他领导下的政权系统。其后，经八年征战，辖区进一步扩大，湖广行省、江西行省纳入版图。因而朱元璋又于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改称吴王，建立中书省，设置左右丞相管理行政，左右都督执掌军政，御史大夫执掌监察。并于地方建置行中书省、府、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和主管地方军事的行都督府，基本上确立了后来的明朝政权的组织规模。之后，随着军事征伐的不断胜利，朱元璋便积极致力于统一的封建专制政权的创建。1368　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即皇帝位，正式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　　明朝的政治制度，仍沿元朝旧制。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中书省下设六部，各部设尚书、侍郎。地方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和左右丞。中书省是"百司纲领，总率郡属。"①凡事必先"关白"丞相，然后奏闻皇帝。行中书省总管一省民政、军政和司法。很快，朱元璋即发现丞相和行中书省的权力过大，决心加以改革。洪武九年（1376　年），他废行中书省，在全国陆续设置了13　个承宣布政使司，同时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管一省民政、司法和军队。布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左右参政，从三品；左右参议，从四品，均无定员。其所属机构经历司收发文移，照磨所磨勘卷宗，还有理问所、司狱司、仓库使、杂造局、宝泉局、织染局、军器局等部门。布政使掌一省之政，主要责任为传布朝廷政令、考核属下官员和征收赋役。参政、参议分守各道，掌管粮储、屯田、清军驿传、水利、抚民诸事。布政司下又设府（直隶州）、县（州）二级地方政权，长官称知府（知州）、知县（知州）。　　都指挥使司，管辖本省卫所，负责军务，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是省最高军事长官。提刑按使司设按察使一人，正三品；副使，正四品；佥事，正五品，均无定员。所属机构有经历司、照磨所、司狱司。按察使负责本省刑狱与监察，"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其吏治"。都、布、按并称三司。三司的设立，一方面使地方机构职权趋向专一化，从而加强了办事效能；另一方面，由于三司地位平等，虽共掌一省政务，但互不统属，分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从而有效地达到了权力制衡，加强了中央集权。　　洪武十年（1377　年），朱元璋设通政使司，长官称通政使，主管章奏出纳和封驳，稍夺中书省的"关白"之权。第二年，又下令凡奏事不得先"关白"中书省。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罢中书省，"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①六部尚书执行皇帝命令，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设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下置各司设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　　①　《洪武实录》卷十四。　　①　《明史·职官志一》。　　人，从五品。　　吏部下辖文选、验封、稽勋、考功四清吏司。尚书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以甄别人才，赞天子治。文选司掌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验封司掌封爵、袭阳、褒赠、吏算之事；稽勋司掌勋级、名籍、丧养之事；考功司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　　户部下辖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清吏司。户部尚书掌全国户口、田赋之政令。十三司各掌其分省之事，兼领所分两京、直隶贡赋，及诸司、卫所俸禄，边镇粮饷，并各仓场盐课、钞关。每司分为四科：（1）民科，掌管所属省府、州、县地理、人物、图志、古今沿革、山川险易、土地肥脊、宽狭、户口、物产多寡登耗之数。（2）度支科，掌管会计夏税、秋粮、存留、起运及赏赉、禄秩之经费。（3）金科，掌管市舶、鱼盐、茶钞锐课及脏罚之收析。（4）仓科，掌管漕运、军储出纳料粮。　　礼部下辖仪制、祠祭、主客、精膳四清吏司。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议制司掌诸礼文、宗封、贡举、学校之事；祠祭司掌诸祀典及天文、国恤、庙讳之事；主客司掌诸蕃朝贡接待给赐之事；精膳司掌宴飨、牲豆、酒膳之事。　　兵部下辖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尚书掌全国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武选司掌卫所士官选授、升调、袭替、功赏之事；职方司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车驾司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武库司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　　刑部下辖浙江、江西、湖广、陕西、广东、山东、福建、河南、山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十三清吏司。尚书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复、关禁之政令。十三司各掌其分省及兼领所分京府、直隶之刑名。　　工部下辖营缮、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尚书掌天下百官、山泽之政令。营缮司掌经营兴作之事；虞衡司掌山泽采捕、陶冶之事；都水司掌川泽、波池、桥道、舟车、织造、券契、量衡之事；屯田司掌屯种、抽分、薪炭、夫役、坟墓之事。　　明以前历代中央辅政体制是丞相制。其基本的权力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决策权，一是行政执行权。丞相既"掌承天子"，直接握有一定的决策权，又"辅助万机"，作为百司首脑，主持对决策的实施。朱元璋的废相，对此结构作了一大变更，行政执行权归属六部，决策权则全部收归皇帝手中。因而，皇帝的权力大大加强。　　政治上集权的同时，朱元璋在军事上也实行"分权制衡"。明初基本的军事力量是卫所军。"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①大抵5600　人为一卫，1120　人为一千户所，112　人为一百户所，卫所设有卫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洪武初年，由大都督府的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卫所和在外都司。都督府所管仅是兵籍和军政，不能直接统率军队。军官的选授权在兵部，而军队的调遣和最高指挥权则在皇帝。打仗时，兵部奉旨调兵、任命总兵，发给印信。战后，总兵官交还印信，士兵回归原来卫所。这样，兵部、都督府、总兵官都不能独专军权。　　①　《明史·兵志一》卷八十九。　　（五）监察与司法监察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明太祖朱元璋将它视为其政权的三大支柱之一。朱元璋即吴王位时便设置了御史台，设左、右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以邓愈、汤和为御史大夫，刘基、章溢为御史中丞，他指出："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①建国伊始，朱元璋即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监察机构。洪武十三年（1381　年）罢御史台。十五年置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所属有经历司、司务厅、照磨所、司狱司。"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陈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②都察院下设浙江、河南、广东、广西、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四川十二道监察御史（注：永乐元年改北平道为北京道。十八年罢北京道，增设贵州、云南、交趾三道。宣德十年置交阯道，始定为十三道）。各道监察御史的职责为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寺，巡视仓场，巡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茶马、巡漕，巡关、儹运、印马、屯田。军队行动则监军纪功，各以其事专监察。并且对御史台出巡有具体要求："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诸祭祀坛场，省其。。宇祭器。存恤孤老，巡视仓库，查算钱粮，勉励学校，表扬善类，剪除豪蠹，以正风俗，振纲纪。凡朝会纠仪，祭祀监礼。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①。明代御史官秩不高，但权力很大，职权行使，颇有雷厉风行之势，且权限范围极广，每一御史都有权对内外所有机构、官员进行弹劾，并直接对皇帝负责。有效惩治了政治腐败。　　除都察院系统外，对应于中央六部，朱元璋还创立了拥有独立监察权的六科给事中，六科即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均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给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　　六科职责为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凡六部制敕宣行，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颁行；有失，封还执奏。凡内外所上章疏下，分类抄出，参署付部，并驳正其违误。吏科，凡吏部引选，则都给事中同至御前请旨。外官领文凭，皆先赴科画字。内外官考察自陈后，则与各科具奏。拾遗纠其不职者。户科，监光禄寺岁入金谷，甲字等十库钱钞杂物，与各科兼莅之，皆三月而代。内外有陈乞田土、隐占侵夺者，纠之。礼科，监订礼　　①　《明史·职官二》。　　②　《明史·职官二》。　　①　《明史·职官二》。　　部仪制，凡大臣曾经纠劾削夺、有玷土论者纪录之，以核赠谥之典。兵科，凡武臣贴黄诰敕，本科一人监视。其引选书凭之制。刑科，每岁二月下旬，上前一年南北罪囚之数，岁终类上一岁蔽狱之数，阅十日一上实在罪囚之数，皆凭法司移报而奏御焉。工科，阅试军器局，同御史巡视节慎库，与各科稽查宝源局。而主德阙违，朝政失得，百官贤佞，各科或单疏专达，或公疏联署奏闻。　　另外，凡日朝，六科轮一人立殿左右，拿笔记旨。凡题奏，日附科籍，五日一送内阁，备编纂。其诸司奉旨处分事目，五日一注销，覈稽缓。内官传旨必覆奏，复得旨而后行。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受卷官。册封宗室、诸蕃或告谕外国，充正、副使。朝参门籍，六科流掌之。登闻鼓楼，日一人，皆锦衣卫官监莅。受牒，则具题本封上。遇决囚，有投牒论冤者，则判停刑请旨。凡大事廷议，大臣廷推，大狱廷鞫，六科都给事中皆参预。　　六科给事中的创置，对于地位和职权都已提高了的六部，起着箝制的作用，同时也分解了都察院的监察权。都察院和六科之间有一定分工，但并不绝对。给事中同御史之间，亦可互相纠劾。　　明代的司法机关较前代也有了进一步的扩展，其中央司法机关是刑部、大理寺和拥有一定司法权的都察院。与前代不同，明代刑部掌审判，大理寺则一般不再掌管审判，而专掌复核。因审判归刑部，事务性工作大增，因而刑部规模也相应扩大，由前代的四司扩充为十三清吏司，分别受理地方上诉案件，以及审核地方上的要案和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明代对罪犯的处罚分死、流、苔、刑、徙几等，刑部有权处理流刑以下案件，但定罪以后，须将罪犯连同案卷送大理寺复核。死刑案件必须奏请皇帝批准。刑部的审判和大理寺的复核均须接受都察院的监督。　　大理寺为明代中央司法复审机关，设有大理寺卿一人，左、右少卿各一人，左、右寺丞各一人。所属有司务厅和左、右二寺。大理寺卿掌审谳平反刑狱之政令，少卿、寺丞协助之。左、右寺分理京畿，十三布政司刑名之事。凡刑部、都察院、五军断事官所审理的狱讼，都必须"移案牍，引囚徒，诣寺详谳"，①分别由左、右寺寺正根据各自所辖而进行复审。"既按律例，必复问其款状，情允罪服，始呈堂准拟具奏。不则驳令改拟，曰照驳。三拟不当，则纠问官，曰参驳。有牾律失入者，调他司再讯，曰番异。犹不惬，则请下九卿会讯，曰圆审。已评允而招由未明，移再讯，曰追驳。屡驳不合，则请旨发落，曰制决。"案件审理完毕，凡未经大理寺复核者，诸司对罪犯均不得擅自发遣，否则即追究责任。　　为保证案件审理无误，明代中央还建立了"三法司"联合审判制度。三法司即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凡遇有大狱重囚，均由三法司联合审理，称"三堂会审"。　　地方司法机构，府、县一级仍与行政机关结合在一起，由知府、知县等地方行政最高长官掌握辖区司法审判工作。省级则专设司法机关--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有权处理徙以下案件，徙以上重案就必须报送中央刑部审理。从司法审判系统看，明朝自县、府、省以至中央刑部、三法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最高司法则仍属皇帝。　　①　《明史·职官二》。　　此外，明朝特设的"厂"、"卫"特务组织，虽然不是正式的司法机构，但也被皇帝特令兼管刑狱，赋予巡察侦缉，专理诏狱和审讯的权力。特务司法是明代司法独具的特点。　　（六）胡蓝之狱明朝建立以后，如何巩固政权的问题即摆到了朱元璋的面前。他出身贫寒，对故元地主欺凌小民、武断乡曲有切身体会，因而他反对对农民的过重压迫。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治的清明与否和政权的稳定，所以朱元璋也十分重视吏治的整顿，严禁各级官吏玩忽职守，蠹政害民。而明代开国功臣多恃功自傲，专权擅政，潜越礼法，甚至纵容子侄、庄奴，杀人夺田，接受投献，影蔽差役，凌暴乡曲。"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者渐众。"①"时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而诸勋臣亦不禁戢"。这样就与朱元璋的既定政策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洪武年间的四大案，即胡惟庸案、蓝玉案及下节将要述及的郭桓案、空印案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胡惟庸，定远人。朱元璋攻占和州时归附，被授以元帅府奏差，历任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很快即升任左丞。洪武元年七月拜右丞相，不久又升为左丞相。"帝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经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②为巩固自己的权势，胡惟庸还在朝廷内外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与太师李善长相结，以兄女妻其从子祐。"③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常犯法，帝切责之。二人惧，惟庸阴以权利胁诱之。二人素戆勇，又见惟庸用事，因与往来，久之益密。"④明初中书省总掌朝廷政务，丞相统率百官，有权处理一切庶务，只对皇帝负责。在胡惟庸之前，徐达经常统兵在外，李善长小心谨慎，汪广洋依违无大建白，相权和皇权的冲突还不明显。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权最重，遇事又多"不奏径行"，已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且胡氏又大搞宗派活动，结党营私，淮籍功臣宿将大多集中其门下，相权与皇权的冲突日益加剧。因而洪武十三年（1380　年）朱元璋遂以"谋不轨"的罪名杀左丞相胡惟庸。胡惟庸既死，朱元璋意犹未尽，以"其反状犹未尽露"为借口在朝廷内外大肆进行株连蔓引。凡是心怀怨恨，或骄横跋扈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均被罗织为胡党，率相收坐重狱"①。洪武十八年，李存义为人告发为胡党，被流放到崇明。"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二十一年，蓝玉征沙漠，获封绩，善长不以奏。至二十三年五月事发，捕绩下吏，讯得其状，逆谋益大著。会善长家妇卢仲谦首善长与惟庸往来状，而陆仲亨家妇封帖木亦首仲亨及胡胜宗、费聚、赵雄三侯与惟庸共谋不轨。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②如果说胡惟庸案是朱元璋主要对以李善长、胡惟庸为首的淮人官僚集团　　①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　　②　《明史·胡惟庸传》。　　③　《明史·胡惟庸传》。　　④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　　②　《明史·胡惟庸传》。　　进行的政治清洗的话，那么蓝玉案件则是朱元璋有计划地对功臣宿将的一次大屠杀。　　蓝玉，定远人，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帐下领兵，临敌勇敢，所向克捷，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从洪武四年至十五年，先后参与了定四川、伐中原、讨西番、征云南等重大战役，战功卓著。洪武十二年，以征虏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辽东纳哈出，"会冯胜有罪，收大将军印，命玉行总兵官事，寻即军中拜玉为大将军"。二十一年帅师15　万征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率数十骑逃走，大胜而回，封凉国公，成为常遇春、徐达之后明军的主要将领。　　但蓝玉此人性格暴躁，言行粗俗，桀骜不驯，"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帝闻之不乐"①。另外，蓝玉在侍宴时语言常傲慢无礼，在军中擅自黜陆将校，进止自专，因而逐渐引起了朱元璋的严重不满。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谳告蓝王谋反，朱元璋遂乘机将其逮捕下狱，"磔于市，夷三族"。并亲定《逆臣录》，布告天下。被列名于《逆臣录》之中的有一公、十三侯、二伯。受牵连被杀的列侯、功臣、文武大吏以至偏裨将卒达一万五千人。军中宿将被屠杀殆尽。　　胡、蓝二案以外，洪武年间被杀的开国功臣尚有德庆侯廖永忠、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临川侯胡美、江夏侯周德兴、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颖国公傅友德、宋周公冯胜和朱元璋的亲侄子朱文正、亲外甥李文忠及号为开国功臣第一的徐达等。　　①　《明史·蓝玉传》。　　（七）空印案和郭桓案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即十分注意整顿吏治。一方面他要求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廉政爱民。比如，他曾告诫天下府州县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又尝谕户部，国家赋税已定，撙节用度，自有余饶。使民得尽力农桑，自然家给人足，何事聚敛也。另一方面他又鉴于元政纵驰亡国的教训，特用重典驭下。"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②其律令具体规定为：凡守令贪醏者，许民赴京陈诉。官吏受贿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九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监守自盗仓库钱粮者，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贪污银子六十两以上者即枭首示众，并剥皮示众。"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革之袋，使之触目惊心。"①因而官员稍有触犯，即刀锯随之。洪武十五年（1382　年）的空印案和十八年（1385　年）的郭桓案及其所引发的两次大屠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空印案明初，每年各布政司、府（州）、县都要派计吏至户部覆算钱谷、军需帐目，所谓"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②因为各布政司离京城都很远，为了节省时间，上计吏在赴京时都随身带一些盖有布政司各级官印的空白文书，以便在帐目遭部驳需改正时，随时填用。这种做法多年来已成惯例，并且也得到了户部的默认。然而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这种作法后，却极为震怒，认定其中必有奸情，于是下令将各布政司府州县衙门的主印长官全部处死，佐贰官则一律杖一百充军边地。　　郭桓案郭桓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郭桓和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通同舞弊，贪污税粮。于是朱元璋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官吏全部处死。追还赃粮700　万石，"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③追赃还牵连到全国各地许多地主，"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在元代末年政治混乱、法纪纵弛之后，朱元璋以重典驭下和重绳赃吏的作法，扭转了官场的颓废之风，整肃了一代吏治。　　②　《明史·刑法志二》。　　①　《稗史汇编》卷七十四，《刑法类·皮场庙》。　　②　《明史·郑土利传》。　　③　《明史·刑法志二》。　　（八）文字狱前已述及，朱元璋早在战争时期和政权草创阶段就十分注意吸收和重用有名望的文人士大夫。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和全国统一的完成，如何对待更大范围和更多层次的文人士大夫即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朱元璋对此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对不愿与新王朝合作和对新王朝抱敌对情绪的士大夫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如回回诗人丁鹤年自以家累世仕元，不忘故国，顺帝北遁后，常"饮泣赋诗，情词凄恻。"①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立誓不事新朝。山阴名士杨维桢拒绝明太祖朱元璋的征聘，说自己好比行将就木的老妇，无再嫁之理。其他如张昱征至，以老不仕，陶宗仪被荐不赴，等等。这些不肯俯首称臣的士大夫，有不少人被朱元璋用杀、关、徙等手段加以镇压。另一方面，对大多数愿与新王朝合作的文人，朱元璋则采取征召、选聘，以及学校科举的途径将他们尽可能纳入到明王朝政权系统中来。明代学校分三级：社学、府学和国学。社学指乡村民间办学校，府学指府（州）县官办学校，国学则指中央国子学。洪武十五年，国子学改名国子监，设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府（州）县学除均有训导外，府学教师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学生由地方学校升入国子监，学习优异可以直接到官府任职。官品不定，高者可任布政使，低者任县主簿，乃至教谕。国子监生有时还奉命出使，如巡行州郡、稽查百司案牍、督修水利、丈田定税等。　　洪武建国初，曾实行过科举，随后停罢达十年之久。十六年，恢复科举，十七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试，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试，辰戍丑未年会试"。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是各级学校的生员。府（州）县生员，称秀才，先赴省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录取者称举人。次年，举人赴京参加会试，合格者再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廷试，中选者为进士。进士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为状元、榜眼、探花。科举考试中试者，进士为甲科，举人为乙科。中甲乙科者均可直接被任命为中央和地方官。　　朱元璋在设立学校、科举的同时，对学校课程和科举考试内容亦作了明确规定。洪武十五年，命礼部颁学规十二条，明定生员必须"笃志圣贤，潜心古训，违者罪之"。同年，又颁学校禁例十二条，限定生员不能谈论政治。至于学习内容，则一律以宋儒所注四书五经和《大明律》、《大诰》为本①。关于科举考试，则规定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所谓"考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②考生为文必须要以朱熹的注为依据，所谓"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③。文章的格式必须用八股体。所谓八股体即每篇文章都必须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个部分。因而，明代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朱元璋除了以学校教育、科举取士的方式吸收文人参政，规范、控制其行为和思想外，还以触犯个人的禁忌，严厉打击他认为思想上有问题的文人，因此造成了洪武时期的文字狱。　　①　《明史·戴良传》。　　①　《太祖实录》卷一四五、一四七、二一四、二一八。　　②　《明史·选举二》。　　③　《明史·选举二》。　　所谓文字狱，就是从人们所写文章中挑出一些词句，在文字细节上进行挑剔，断章取义，吹毛求疵，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作者。朱元璋出身寒微，自卑心理重，因而他十分注意自己出身经历的禁忌。他当过和尚，所以不许人们写和说"光"、"亮"、"僧"，甚至与僧谐音的"生"也不许提。他参加过红巾军，所以不许人们说和写"贼"字，与"贼"谐音的"则"也不许提及。　　《朝野异闻录》："三司卫所进表笔，皆令教官为之，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圣德作则'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寿域千秋'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取法象魏'诛。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式君父以班爵禄'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髠'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①。此外，还有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上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看后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苏州知府魏观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修衙门，并请名士高启写《上梁文》，内有"龙蟠虎踞"四字，朱元璋知道后大怒，魏、高二人均被腰斩。　　个人禁忌的进一步扩展便为广义的禁忌。洪武三年禁止百姓取名用天、国、召、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晋、汉等字。二十六年又明文禁止百姓取名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并禁止民间久已习惯的称呼，如医生只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家之火者，只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违者都处重刑①。朱元璋这种为维护专制皇权而任意罗织罪名的文字狱，不仅使许多文人士大夫无辜遭戮，而且对明代文化思想起了极其恶劣的窒息作用。　　①　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　　①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二；吴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1985。三、永乐盛世（一）靖难之役朱元璋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无情的大规模屠杀，把军政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中的同时，为进一步巩固统治和防范北元势力，他于洪武三年、十一年、二十四年先后三次把自己的二十几个儿子封为亲王（朱元璋共有26个儿子，其中长子标立为太子；第九子、二十六子死；第二十子未至封国；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子五人因年幼至永乐六年始就藩），并陆续派置到全国各地。秦王朱樉，镇西安；晋王朱，镇太原；燕王朱棣，镇北平；周王朱橚，镇开封；楚王朱桢，镇武昌；齐王朱榑，镇青州；潭王朱梓，镇长沙；鲁王朱檀，镇兖州；蜀王朱椿，镇成都；湘王朱柏，镇荆州；伐王朱桂，镇大同；肃王朱模，镇甘州；辽王朱植，镇广宁；庆王朱■，镇宁夏；宁王朱权，镇大宁；岷王朱楩，镇云南；谷王朱橞，镇宣府。诸王在自己的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地位极高，"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同时，每个王府都设有护卫亲军，护卫甲士少者3000　人，多者达19000　人。尤其是沿边诸王，因负有防御蒙古贵族侵扰的任务，地位尤高，"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国皆边虏，岁令训将练兵，有事皆得提兵专制，便防御"①。"初，太祖建都金陵，去边塞六七千里，元裔时出没塞下，捕杀吏卒，以故命并边诸王得专制国中，拥三护卫重兵，遣将征诸路兵，必关白亲王乃发。"②其中燕王朱棣、宁王朱权曾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负责筑城、屯田等事，军中大将均受其节制。朱元璋对之寄以重命，特许其小事立断，"军务大者始以闻"③。至洪武末年，朱棣已有重兵十万，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④蒙古兀良哈三卫骑兵皆归其统辖，势力急剧膨胀。　　对分封藩王的弊端，明朝中央很早就有人认识到。洪武九年，翰林院训导叶伯巨即以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提醒朱元璋，要他注意"分封逾制，祸患立生"的危险，建议"愿及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⑤但遭到朱元璋的压制。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亡，朱元璋立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太祖时政治严覈，中外万机，太孙每奉裁决，济以宽大，中外欣欣爱戴，独诸王皆挟叔父之尊，多不逊服，太孙常以为忧"⑥。因而爷孙俩遂有了如下一次谈话。朱元璋"因语太孙曰：'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太孙曰：'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太祖默然，良久曰：'汝意如何？'太孙曰：'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太祖曰：'是也，无以易此矣'。"⑦　表明朱元璋在晚年对诸　　①　尹宋衡：《史窃》引孟森《明清史讲义》上。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　　③　《明史·太祖本纪》。　　④　《明史·宁王权传》。　　⑤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　　⑥　尹守衡：《明史窃》。　　⑦　尹守衡：《明史窃》。　　王势力膨胀，形成的尾大不掉之势已有所察觉。所以，朱元璋死时，因恐诸王争权，遂在遗诏中禁止诸王至京奉丧，"诸王临国中，无得至京。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诸不在令中者，惟此令从事。"①洪武三十一年（1398　年），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即"授遗诏止诸王会葬。诏下，诸王不悦，谓此齐尚书疏闻也"。同年六月，户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奏疏递入后，建文帝虽没批复，但消息已泄露出去，燕、周、齐、湘、代、岷等诸王即互相煽动，流言四起。面对这种状况，建文帝遂与翰林院修撰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商议，决定削藩。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燕王朱棣素有准备，握有重兵，势强难图；而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太祖时即多不法，削之有名。因而决定削废周、齐等王，剪除燕王的手足，然后再向燕王开刀。于是，从洪武三十一年七月至第二年六月的不到一年时间里，先后削除了周、湘、齐、代、岷五王的爵位，废为庶人。其中周王迁云南，齐王锢京师，代王幽大同，岷王徙漳州，湘王则合室俱焚。在削贬诸王的同时，建文帝也加强了对北平的控制。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指挥佥事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让他们严密监视燕王的行动。建文元年春，又以防边为名，派都督宋忠、徐凯、耿。。分别率兵屯驻开平、临清、山海关，而调北平原驻防军--永清左右二卫于彰德（河南安阳）、顺德（河北邢台）。同时又命刑部尚书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等24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　　面对建文帝咄咄逼人的攻势，朱棣乃一方面佯狂称病，以减轻朝廷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却暗中加紧训练士兵，积极准备举事。建文元年（1399　年）七月四日，朱棣以大病告愈为由，北平诸官入贺。他在官中密布刀斧手，在酒席宴上擒斩了张昺、谢贵。并迅速攻占了北平全城。都督朱忠率兵三万至居庸关，闻变退怀来，都指挥使马宣走蓟州，都指挥余镇退走居庸关。随后，朱棣即以诛齐泰、黄子澄，"清君则"为名誓师，称"靖难军"，去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封官拜将，正式拉开了"靖难之役"的序幕。　　朱棣发难后，为避免朝廷军队兵临城下的局面，首先以旋风般的速度，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攻占了居庸关、怀来、密云、蓟州、遵化、永年等州县，迅速扩大了占领区。　　七月二十四日，建文帝见燕王已举事，乃祭告天地宗庙，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师讨伐。大军号称百万，数道并进。八月十二日耿炳文率军至真定，与燕兵在滹沱河相遇，经十余日激战，大败。九月，文帝召回耿炳文代之以李景隆。　　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将卒，并征调各路兵号称50　万人，于九月十一日进驻河间，进攻北平。与此同时，江阴侯吴高和都督耿。。、杨文等率兵自辽东南下，围攻永平。面对朝廷大军南北两路夹击，朱棣根据李景隆不善用兵而自身又兵力不足的现实。毅然置李景隆军于不顾，自己亲率主力援救永平。江阴侯吴高没料到燕大军突至，勿忙间退向山海关，被燕军追败。朱棣马不停蹄，继续挥师北边，智取宁王朱权，收编了其护卫亲军和兀良哈三卫驻兵，然后迅速率军南下，与坚守京城的守军内外夹击，李景隆失败，退保德州。　　①　《明史记事本末》卷十五，《削夺诸藩》。　　建文二年（1340　年）四月，李景隆又集合兵将60　万北上，与燕王朱棣大战于白沟河（今河北雄县北），复大败。官军死伤十几万，横尸百余里。朱棣率军乘胜追击，攻占了德州，并进而围攻济南。济南城守军在都指挥盛庸和山东参政铁铉指挥下坚守三个月，朱棣见久攻不下，遂撤兵北还。建文帝闻济南之捷大悦，九月十日提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参赞军务，不久又升为兵部尚书。同时封盛庸为历城侯平燕将军，命令他代替李景隆指挥全军。此后，双方军队又多次交战，互有胜负。　　朱棣自建文元年七月发难，至建文三年底，经两年半作战，虽然大军所至已遍及河北、鲁西各地，且历次作战多获胜利。然而所得城池仅永平、保定、北平三府，其他城邑均为旋得旋失。而燕军本身则因连续作战，无暇休整，日感困顿。因此朱棣深感南军众多，作战前途渺茫。在这关键时刻，南京宫中一被黜太监来北京投靠朱棣，备言京中空虚，劝朱棣抓紧时机疾进直取。燕王谋士姚广孝也劝朱棣不要拘泥于攻城掠地，而应迅速行动，径趋京师。于是朱棣遂改变作战方略，决定直捣南京。　　建文三年十二月，朱棣大举出兵南下，千里疾进。次年五月，强渡淮河，击败盛庸守军，连下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江北重镇，准备强渡长江。五月二十日，建文帝下罪己诏，并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派人和燕王议和，但遭拒绝。六月三日，朱棣率军自瓜洲（在镇江对岸）渡江，"舳舻相衔，旌旗蔽空，金鼓大震"。南线守军一经冲击，即全线崩溃，纷纷投降。六月十三日，南京城破，燕王进城，朝中文武俱跪道旁迎降。时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去向。十七日，燕王朱棣应群臣之请即皇帝位，以明年为永乐元年，是为成祖。"靖难之役"至此结束。　　朱棣进京后，即一面清查宫禁，一面揭榜逮捕"奸臣"。宫中除得罪建文帝者得留外，其余宫女、内官多被杀死。名列"奸臣"者，以齐泰、黄子澄、方孝儒等为首50　余人，均先后被捕杀。其抗拒不屈者，除本身惨遭酷刑外，多坐及宗族亲友甚至门人子弟。方孝儒之死，坐及"十族"，除宗族亲友外兼及门生，被杀者达878　人。这次大清洗，史称"瓜蔓抄"，因牵连蔓延被杀者达数万之多。　　（二）宦官与厂卫鉴于历代宦官专权，危害朝政的教训，明初严禁宦官干政，规定宦官不得兼任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宦官任内职不得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朱元璋曾对侍臣讲："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驶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并在洪武十七年（1384　年）铸铁牌立于宫门，上写："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又敕诸司均不得与宦官机构进行文移往来，定制宦官"不许读书识字"①。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另一方面为加强中央集权和对官僚集团的监督，朱元璋却又有意识地加强了宦官机构的设立，并赋予了其广泛的权力。从1367　年始置内使监，到洪武三十年增设都知监和银作局，历时31　年，建成了包括十二监、四司、八局即所谓二十四衙门的庞大宦官机构。十二监指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官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四司指惜薪司、钟鼓司、宝钞司、混堂司。八局则为兵仗局、银作局、浣衣局、中帽局、针士局、内织染局、酒醋面局、司苑局。与此同时，他又经常赋予宦官种种超越其职权以外的权力。如洪武八年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武洪十一年正月，派宦官陈能至安南国吊祭国王陈煓之丧。洪武十二年三月，派宦官陈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令其守法正身，并当场逮捕了朱守谦身边一些为非作歹之人。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三月，派宦官王聂与驸马梅殷去山西，传旨晋王朱："说与王，把那三个侯碎砍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财头口交与王府。妇女、王府差内使起解。钦此"①。　　建文帝在位期间，对宦官的约束很严。即位之初，他就曾晓谕各处地方官吏对外出内侍严加监督，有不法之处即可将其械送治罪。在宫中，他对内监的管束也极严厉，稍有违忤，立即严惩不贷。这种严厉政策，引起很多宦官的不安，因而，"靖难之役"期间，不少宦官都投奔了燕王或者给朱棣提供军事情况。　　朱棣起兵，"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②。而他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立过大功。所以，朱棣即位后，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永乐元年，"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③。永乐八年，内宫王安被派往都督谭青营，又命马靖镇守甘肃。永乐十八年，置东厂，宦官先后拥有了市舶、监军、分镇、刺探臣民隐私等大权，宦官的权势因而大为扩张。至于宦官出使外国、安抚军民、查勘仓库、检免税收等，都比洪武时期更为广泛和频繁。宦官手中权力既越来越大，横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传圣旨屡有发生。如永乐五年，内使李进在山西以采天花为名，"诈传圣旨，伪作勘合。。假公营私，大为军民害"④。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内官马骐传旨谕翰林院出敕，往交趾采办金银珠香。这些违法事件最后虽遭　　①　《明史·职官三》，《宦官专序》。　　①　《明太祖钦录》，第74　页，台北《故宫图书季刊》第一卷、第四期。②　《明史·刑法三》。　　③　《国朝典汇》卷二○○，《市舶》。　　④　谭希思：《明太政纪要》。　　到查处，但已充分显示了宦官集团咄咄逼人的势力。　　明初的特务机构有两个系统，一是锦衣卫，一是东厂，合称"厂卫"。　　锦衣卫设置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初属亲军上十二卫，约五六万人，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不久。朱元璋为加强专制统治，即特令其兼管刑狱。《明史·职官志五》载锦衣卫职责为："锦衣卫，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恒以勋戚都领之，恩■寄禄无常员。凡朝令、巡幸，则具卤簿仪仗，率大汉将军（共1570　员）等侍以从扈行。宿卫则分番入直。朝日、夕月、耕猎、视牲，则服飞鱼服，佩绣春刀，侍左右。盗贼奸宄，街涂沟血，密辑而时省之。凡承制鞫狱录囚勘事，偕三法司。五军官舍比试併■，同兵部涖视"。锦衣卫下设经历司和南、北镇抚司。经历司掌公文出入；南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北镇抚司则专理诏狱。所谓诏狱，就是受皇帝亲自指挥的特种监狱。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以治锦衣卫者多非法凌虐，于是下令焚其刑具，出所囚至刑部审录，并下诏罢诏狱。但朱棣继位后，为镇压反对派，又恢复了诏狱。诏狱不仅关押政治犯，还负责缉访京城内外的奸宄、盗贼，刑部和大理寺都无权改变镇抚的决定。镇抚之下，有十七所，分设官校，有千百户、总旗、小旗等。他们除了充当皇帝侍卫和仪仗队外，专司侦察，时称"缇绮"。名义上锦衣卫"凡辑事，必行贿受贿有卜，现获有脏，获脏有地，谓之'四角全'，而后打入事件，有一不全，不敢行，恐反坐也。"①但实际上，完全是任意所为，无法无天。史称"辑事员役，其势易逞，。。有盗经出首幸免，故今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脏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①。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其职责为"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　　具体管理归司礼监。东厂提督一般均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充任，其属称之曰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一般宦官外出，所持印信并无"钦差"二字，仅称内官、内臣，而东厂关防特称钦差太监，以示威重。下属有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均为卫官。又有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名及十二颗管事。专门负责伺察者称役长，也叫档头，戴尖帽，穿青色素旋褶、系小绦、白皮靴，有一百多名。役长手下番子一千余人为干事。　　东厂与锦衣卫虽是两个系统，但关系极密切。东厂办事人员"悉取给于卫，最轻黠猥巧者乃拨充之"②，而锦衣卫官则往往由掌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因而他们常相勾结，"然厂卫未有不相结者，狱情轻重，厂能得于内。而外廷有扞格者，卫则东西两司房缉之，北司拷问这，锻炼周内，始送法司。即东厂所获，亦必移镇抚再鞠，而后刑部得拟其罪。故厂势强，则卫附之，厂势稍弱，则卫反气凌其上"③。　　东厂侦缉范围极广，皇帝以外，上至官府，下至民间，任何人均为侦察对象。"每月旦，厂役数百人，掣签庭中，分瞰官府。其视中府诸处会审大狱、北镇抚司考讯重犯者曰听记。城门得某好，胥吏疏白坐记者上之厂日打　　①　佚名：《谀闻续笔》卷四。　　①　《明史·刑法三》。　　②　《明史·刑法三》。　　③　《明史·刑法三》。　　事件。至中华门，虽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达至尊。以故事无大小，天子皆得闻之。家人米盐猥事，宫中或传为笑谑，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卫之法亦如厂，然须具疏，乃得上闻，以此其势不及厂远甚"①。　　东厂的特务，还和流氓无赖相勾结，利用他们作为打手。"京师亡命，诓财挟仇，视千事者为窟穴。得一阴事，由之以密白于档头，档头视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数，金曰买起数。即得事，帅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即突入执讯之，无有左证符牒，贿如数，径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榨酒，亦曰搬罾儿，痛楚十倍官刑"②。而且蓄意让事情牵连富户，追踪勒索，如目的达到，即无事，如目的未达到，立即上报东厂，将其送进北镇抚司诏狱。　　宦官专权与特务统治的紧密结合，是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厂卫的横行，不仅造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③的人人自危、人人侧足的恐怖气氛，而且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所谓"自厂卫司讥访而告奸之风炽，自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自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风长，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④。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形象描述。　　①　《明史·刑法三》。　　②　《明史·刑法三》。　　③　《明史·商辂传》。　　④　《刘子全书》卷十七，《敬循职掌疏》。　　（三）南征北讨明成祖朱棣在加强特务监察，镇压政治反对派，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即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他一方面派兵南征安南，另一方面自己亲统大军五讨漠北蒙古，同时，还对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青藏地区实施了有效的管理。　　安南即古交趾地。秦时为象郡。汉初，被南越王赵佗占据。汉武帝平南后，在其地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刺史。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安南之名自此始。宋、元时建安南国，但世为藩臣，贡献不绝。　　明初，安南当国者为陈日煃。洪武时，陈日煃遣使朝贡，被封为安南国王。三传至陈日炜，政权被国相黎季犂篡夺。建国号"大虞"，纪元"天圣"，并改名为胡一元。永乐初，胡■当政，数侵明云南思明府境，并多次发兵攻打占城。永乐二年（1404　年）前安南王孙陈天平自老挝来到南京，向成祖诉说陈氏政权被夺情状，要求派兵讨伐黎氏父子。三年春正月，明成祖派御史李琦、行人王枢等奉敕往安南问胡■篡夺陈氏之故。六月，胡■派使臣随李琦来朝上表谢罪，请陈天平归国。十二月，明成祖遂派行人聂聪送陈天平归国，并命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嵓率兵5000　人护行。四年三月，黄中等护送陈天平入鸡陵关，快到芹站时，遭到胡■伏兵袭击，陈天平被杀，黄中等败还。明成祖闻讯大怒，决定出兵讨伐。　　七月，命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督师南征。大军兵分两路，朱能和张辅率两京、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沐晟则率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十月，朱能病死于龙州，张辅遂代领其军。张辅自凭祥出发，一举攻占了安南鸡陵、隘留二关，"传檄数一元父子二十大罪，谕国人以辅立陈氏子孙意"①。然后分道进兵，迅速推进至富良江北嘉林县和北江府新福县。同时，沐晟军自临安府蒙自县经野蒲，斩木通道，攻占了猛烈棚、华关隘，强渡洮江，进抵白鹤。"时贼恃东、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为固，于江北岸缘江树栅，多邦隘增筑土城，城栅相连，亘九百余里，尽发江北诸郡民守之，号二百万。又于富良江南岸缘江置樁，尽取国中船舰列于樁内。诸江海口，俱下捍木，以防攻击。贼之东都，守备亦严，时列象阵于城栅内，欲守险以老我师"②。于是张辅军遂自新福移营三带州招市江口，造船图进取。沐晟军亦至洮江北岸，与多邦城对垒。十二月，两军合力攻破多邦。多邦一破，明军即长驱南下，再无阻碍。永乐五年五月抓获黎氏父子，安南尽平。　　六月，明成祖将安南大捷诏告天下，改安南为交趾，置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设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镇蛮、谅山、新平、演州、义安、顺化15　府，分辖36　州，181县。又设太原、宣化、嘉兴、归化、广威5　州，直隶布政司，分辖29　县。其他要害地区，均设置卫所，以加强控制。　　安南平后，明成祖先后派英国公张辅、工部尚书黄福、丰城侯李彬镇守，锐意求治。其间安南地方豪族虽仍不时起兵，但均遭明军镇压。宣宗即位以后，专注内政，因而遂于宣德二年十一月撤兵安南。致数十年之功，毁于一　　①　《明史·外国二》。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安南叛服》。　　旦。　　元顺帝北遁后，于洪武三年（1370　年）四月死于应昌（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其子爱献识礼达腊继位，携残部退至塞外和林一带，史称北元。以后，由于蒙古贵族内部纷争，遂分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鞑靼部分布于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瓦剌部分布于科尔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兀良哈部分布于西辽河、老哈河流域。其中以鞑靼部最为强盛。三部之间经常互相仇杀，也不时南下侵扰明帝国的边境，成为明北面国防上的心腹大患。　　为巩固北部边防，朱元璋从洪武三年至二十九年曾先后八次北征漠北，并于洪武二十年迫降辽东纳哈出，沉重打击了北元势力。在不断北伐的同时，朱元璋也积极地设施边防，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沿边一线，先后建立了九个边防重镇，即所谓"九边"，并屯以重兵。它们是：辽东镇（今辽宁辽阳）、蓟州镇（今河北蓟县）、宣府镇（今河北宣化）、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今陕西绥德）、宁夏镇（今宁夏银川）、固原镇、甘肃镇（今甘肃张掖）等。九边之外，还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开平（今内蒙多伦）、东胜（今呼和浩特）三卫，声势相联，互为犄角。　　建文四年（1402　年），鞑靼部首领鬼力赤杀北元七传主坤帖木儿称可汗，建号鞑靼，北元亡。　　明成祖朱棣即位前，曾长期主持明对蒙古各部作战，对蒙古残存军力及其不断南下的危害性有深刻了解。所以即位后，他十分重视北部边防，对蒙古各部采取了积极的政治和军事攻势。政治上，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矛盾，挟弱抑强，使其互相牵制；军事上则配合政治目的，对挑衅者实施各个击破的战略。　　永乐四年（1406　年），阿鲁台袭杀鬼力赤，迎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可汗，自为太师。本雅失里立后，成祖曾多次致书通好，但均未得答复。永乐七年六月，成祖又派给事中郭骥往本雅失里处持书通好，郭骥至，竟被杀。成祖大怒，决心举兵征讨。七月三日，命淇国公邱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兵十万进行征讨。邱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于胪朐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败讯传来，成祖异常震惊，遂决定亲率大军出征。　　永乐八年二月，明成祖统50　万大军亲征。五月十三日，明大军至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鞑靼势衰。永乐十年（1412　年），本雅失里被瓦剌首领马哈木攻杀。次年，阿鲁台向明朝奉表称臣，被封为和宁王。　　鞑靼败后，瓦剌部渐盛。永乐十一年七月明成祖许阿鲁台内附后，瓦剌部即断绝朝贡，并扣留明廷使者。十二年二月，马哈木拥兵饮马河，意欲南征。于是，成祖遂于三月再度率兵亲征。经数月长途奔袭，六月七日，明军在忽里失温（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与瓦剌三部（马哈木、太平、把季孛罗）展开决战，成祖亲率铁骑冲击，瓦剌军溃败，马哈木等逃走。二年后，马哈木病死，瓦剌势衰，之后，终永乐世，不再为患。　　阿鲁台部归附后，经数年生聚经营，势力复炽，对明廷态度也逐渐桀骜不逊，其贡使至边，常邀击行旅；而朝廷使者至，他们则肆意侮辱、谩骂，乃至拘留；且时常率兵出没塞下扰掠。所以，明成祖又被迫于永乐十九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接连三次率兵亲征。在第五次北征返师时，朱棣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多伦西北）。　　明代，东北地区居住的主要少数民族有满、蒙古、朝鲜、达斡尔、鄂伦春、赫哲等族，其中人口最多、居住范围最广的是满族。满族，秦以前名肃慎，汉朝名挹娄，南北朝名勿吉，隋唐时叫靺鞨，从辽、宋到明末，则称为女真。　　元末明初，女真族按社会进化程度和活动地区分为三大部：野人女真生活于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流域；海西女真居住于开原以东和松花江南岸；建州女真则散居于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　　明政权建立后，其势力很快就进至东北地区。洪武四年（1371　年）置辽东卫。七月设"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洪武八年，明军大败纳哈出于辽南，同年十月便改"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辽东都司下设二十五卫，辖境南起旅顺，北至开原，东临鸭绿江，西至山海关，相当于今辽宁省大部。它"南望青徐，北引松漠，东控海西女真"，①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辽东都司建置后，明太祖朱元璋继续派人对东北和北部边疆地区"累加抚谕"。洪武年间开始，处于原元统治下的女真等各部，相继"悉境归附"。地处黑龙江下游的奴儿干地区，元代故臣老撒等也率部至京进马乞降。　　朱棣继位后，鉴于这种形势，于永乐元年派人往谕奴儿干，次年置奴儿干卫。此后，明政府一方面加强对已设置的奴儿干卫的管理，征纳贡赋；一方面继续在该地区进行诏抚，设置卫所。到永乐七年，明朝已先后在鄂嫩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精奇里江、格林河、亨滚河、乌弟河和乌苏里江流域等广大地区，设置了130　多个卫所。为加强对卫所的管理，明政府于永乐七年闰四月在黑龙江出海口附近特林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西起鄂嫩河，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的广大地区。都司下属184　卫、24　所。都司的都指挥使、同知、佥事等官均由明政府从内地派员担任，卫所官吏则多用当地部族酋长。都司驻军，多时3000，少则500，戍期二年。明政府还不时派员巡视，自永乐七年（1409　年）到宣德七年（1432　年），太监亦失哈曾以钦差大臣身份，先后十次巡视奴儿干地区。他还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特林修建永宁寺，前后立了《敕修永宁寺记》碑和《重修永宁寺记》碑。两方石碑都记述了设置奴儿干都司的经过和亦失哈等屡次宣谕镇抚其地的情况（石碑现存俄罗斯伯力博物馆）。为保证辽东和奴儿干都司的联系和交通运输，明政府还在元代所设驿站的基础上，大力扩建或新建驿站，延长或新辟线路。当时从辽东到东北各地有六条大道。松花江、黑龙江下游沿岸有45个驿站。永乐十八年又在吉林设造船厂，制造运输船只，从而大大改善了奴儿干地区与内陆的水陆交通。　　元亡后，天山南北畏兀儿族聚居区，仍由察哈台后裔统治着。他们分裂成许多割据政权，"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①哈密地区处东部战略要地，是明朝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朱元璋派刘真率军进兵哈密。哈密从此归顺明朝。永乐二年，明成祖封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永乐四年（1371　年）明政府在哈密设卫，派官辅助当地首领执政。哈密卫的设立，恢复了明朝在西域的主权，使帝国的政令行达天山南北。西藏在明代称乌斯藏。洪武时期，明政府在西藏设朵甘、乌斯藏两个行都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管辖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　　①　《辽东志》卷三。　　①　《明史·西域传》卷三二九。　　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和青海省的南部地区。永乐时又设奔寨和牛儿宗寨两个行都指挥使司。以后又增设一些宣慰司、招讨司、万户府和千户所，利用这些机构来管理广阔的青藏高原。　　从元朝以来，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明因元制，也利用宗教势力作为统治藏族人民的工具。永乐年间，明政府制定了西藏的僧官制度，分为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级。各级僧官由朝廷授予不同的品级和职位。法王是最高的僧侣，奉朝廷敕命，行使地方职权。明政府还根据藏族"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①的生活需要，与藏族进行茶马互市，在西北的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西南的雅州（四川雅安）、打箭神（四川康定）等地，设点交易。藏族用马匹、犀角等物，换取内地的茶、盐、布、丝等日用品。永乐时，乌斯藏僧官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奉明政府之命，修通了四川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了驿站，这样，西藏与内地的交通，除由甘肃经青海入藏外，又增加了一条新通道，从而使西藏与内地之间的往来更加方便。　　①　《明史·食货四》。　　（四）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明代湖广、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布政司散居着苗、瑶、僮、仡佬、罗罗、僰等众多的少数民族。由于聚居地区的不同，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进化程度有着明显的差别。如苗族分"熟苗"、"生苗"。"诸苗种落，有族属无君长，附四卫，近者为熟苗，供徭赋与百姓同。日担负薪炭米豆竹木牵逐牛豕来卫，市如云集，朝至幕归，狎驯无异。。。，亦停居我人训蒙，识书字大意"②。是熟苗发展程度已与一般汉人无异。但熟苗寡，生苗多。生苗"其人俱不冠，用布裹手足，。。，编茅不垣"。"涉岩穴，猎荆棘，捷如麖塵。"①"负栏抱弩，遇便辄掠杀"②。显然"生苗"社会进化程度较"熟苗"相对要低一些。又如仡佬族，"其熟者善佃作，居人庄屋，善用弩，傅以毒药，射人血濡缕立死"。而与其同一属族名"休佬"的部落，"俗与仡佬略同，掘地为炉，厝火环卧，不施被席，以牛皮藉之"③。二者社会发展的程度显然也不一样。　　明朝建立后，针对这些布政司境内少数民族的不同特点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差异，明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措施，比较进步的地区，裁撤原来的土司，改设府、州、县，由朝廷派出流官，担任知府、知州、知县；在落后地区则保留其土司制度，仍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管理；还有些地区则为"土流兼治"，或以流官为主，土官为辅，或以土官为主，流官为辅。根据统计，湖广布政司境内设置的土司有：宣慰司二，宣抚司四，安抚司八，长官司二十，蛮夷长官司五；四川布政司境内设的土司有：宣慰司二，宣抚司三，安抚司九，长官司三十七；贵州、广西、云南三省因遍布蛮夷，因而其府及府以下地方机构在明初几乎均可视为土司，或主官为土官，而佐贰为流官；或主官为流官，而佐贰为土官。　　明代土司衙门包括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军民府、土州、土县等。土官品级共十四级，自从三品至从九品。其中宣慰使司设有宣慰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佥事一人。所属经历司有经历一人，都事一人。宣抚司设宣抚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佥事一人。所属经历司有经历一人，知事一人，照磨一人。安抚司设安抚使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人，佥事一人，其属有吏目一人。招讨司设招讨使一人，副招讨一人，其属有吏目一人。长官司设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其属有吏目一人。蛮夷长官司设长官、副长官各一人。此外还有蛮夷官、苗民官及千夫长、副千夫长等官。军民府、土州、土县，设官如府州县。　　土官均世袭，但必须经朝廷认可。"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①。其朝贡符信属礼部，承袭文职属吏部，验封司，武职属兵部武选司。隶验封司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司者都指挥使司领之。土官承袭，预先勘定、造册在官依次承袭。凡应袭之人，必先具亲供册上报，载具先世事迹、职任、所辖境域、户口、贡赋，并附邻近土职出具的证明文书，经布政司、②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　　①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　　②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　　③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四。　　①　《明史·土司传》。　　都司核夺，然后起文送部，查核无误，乃签发号纸，注明替袭职务和日期，以作凭证。土司都铸有阴阳信符，上有"文行忠信"四字及印符编号。阴符由土官本人收管，阳符及批文送布政司、都司收藏，核对无误方可任事。各地土司按其辖地距京城路程之远近，或三年一期，或五年一期，或一年一期赴京"朝觐"。朝贡时以土特产品、马匹、金银等为贡品。作为回报，明政府对贡使往往赏赐大大超过贡品价值的财物。土司职责，和平时期为"附辑诸蛮，谨守疆土"，维持地方治安。战时则须听从征调，配合朝廷军事行动。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官、土酋，改设流官管理。土官因为是世袭，所以其割据性就特别强，常因争夺财产和土地而互相攻杀，也时常起兵叛乱，反抗明朝政府。明政府在平定叛乱之后，往往通过废除那些敢于反抗中央政府的土司，或把那些忠于中央政府的土官提拔为"流官"的办法，取消某些土司。如洪武年间罢普定、普安二府。永乐十一年，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因争夺土地而互相攻杀，明政府在平定了这次战乱后，"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①由此揭开了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序幕。自此以后，贵州的福禄永从长官司、施秉长官司、都匀安抚司、九名九姓独山州长官司、麻哈长官司、清平长官司、思印江长官司相继改流。在云南则有鹤庆、寻甸、广西、芒部等土府改流。此外还有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宣慰司改流（详后）和崇祯年间的水西土司改流（详后）等。但值得说明的是明代改土归流的重点在贵州，其改土归流政策推行得也不彻底，府以下官员仍"参用土官"。改土归流政策比较彻底和大规模的推行，是在清朝时期。　　①　《明史·贵州土司传》卷三一六。　　（五）对日与对朝关系明初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对周围国家采取睦邻友好政策，派遣使臣出使日本，日本也多次派遣使臣回访朝贡，两国自元朝以来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政府邦交和经贸文化往来得到了恢复。另一方面，由于元末明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国内政治混乱，经济衰败。于是一些亡命政客、失意浪人、没落武士和走私商人，为掠夺财富，遂向海外冒险，经常在明朝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史称倭寇。而明王朝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对此进行了坚决打击。这两个方面互相影响，前者占主流，则两国来往密切，后者占主流，则两国关系疏远。　　明王朝建立之初，逃亡海上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即勾结倭寇，频频骚扰沿海地区。"时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①洪武二年（1369　年）三月，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并责问寇掠中国沿海原因，说："宜朝则来庭，不则修兵自固。倘必为寇盗，即命将徂，王其图之"。但日本国王良怀因心怀疑惧，拒不奉命，继续寇掠山东、福建，劫夺温、台、明州沿海居民。洪武三年，朱元璋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睦邻政策，消除了良怀的疑虑。洪武四年十月，良怀派和尚祖来到南京，向明政府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并送还在明、台二郡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太祖嘉之，宴赉其使者"。中日两国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政府邦交自此重新建立。　　从史书记载看，明朝与日本恢复邦交以后，两国关系，尤其是政府间的往来并不密切，其原因有二：一是倭寇继续侵扰明沿海地区。二是日本国内因发生了持明与良怀争位的斗争②，而朱元璋以其无国王之命，越分私贡为由遣还其使，拒不接纳。洪武十四年七月，朱元璋命礼部"移书责其王，并责其征夷将军，示以欲征之意"③。良怀复书示颇为不逊。胡惟庸通倭事发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④。洪武十七年倭寇频扰浙东。朱元璋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长江南北海面和浙江东西海上59　城，置行都司备倭。二十年十月，置两浙防倭卫、所。四月，派江夏侯周德兴前往福建福、兴、漳、泉四府巡视要害，筑海上16　城，籍民为兵以备倭。同时增置45　个巡检司，分隶诸卫。二十五年，置莱州八总寨，宁海卫五总寨，以备倭。至于墩堡烽堠之增设，岁不绝书。朱元璋晚年虽非把日本列为不征国，但互相间使臣几乎没有来往。　　明成祖继位以后，遣使从登极诏传谕日本。永乐元年又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及和尚道成出使日本。正准备出发，日本贡使到宁波。十月到南京，进呈新国王源道义的表册和贡物。"帝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赉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①。此后，双方和好往来极为密切。永乐二年（1404年）日本政府鉴于对马、台岐诸岛倭寇不时劫掠沿海居民，将其全部剿灭，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　　②　《明史·日本传》。　　③　《明史·日本传》。　　④　《明史·日本传》。　　①　《明史·日本传》。　　并把抓获的首领20　人于永乐三年十一月送交明朝处置。明成祖非常高兴，乃派鸿胪寺少卿潘赐和、宦官王进随日本使臣前往日本致谢，"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之"②。使团至宁波，日本使臣将20　名海盗放入陶，全部蒸杀。永乐四年正月朱棣又派侍郎俞士吉赴日，"齎玺书褒嘉，赐赉优渥。封其国之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列碑文，立其上。"六月，日本使臣回谢，并于永乐五年、六年多次入贡，"且献所获海寇"。永乐六年十二月，日本国王源道义去世，明政府派宦官周全前往祭吊。随后又派官持敕，承认源道义之子源义继续为日本国王。两国关系的再度恶化，始于永乐九年。这年二月，明朝派王进出使日本，进行商贸交易。"其君臣谋阻进不使归，进潜登舶，从他道遁还。自是，久不贡。"③永乐九年二月倭寇掠辽东，五月扰浙东。明军虽积极剿捕但并未能阻止随后几年倭寇的频频进犯，永乐十七年，倭寇又大举侵扰辽东，明辽东总督刘江在望海渦设伏，将其全部包围，生擒数百，斩首千余，取得空前大捷。倭寇一时为之气短敛迹。　　洪武四年，明朝与日本恢复邦交以后，两国即开始了经贸文化交流，朱元璋为此专设宁波市舶司管理。当时，日本向中国输入的商品主要为铜、硫磺、刀、扇、苏木、剑、漆器等，中国输出的主要是铜钱、书籍、金银、绸缎、布帛、陶瓷等。除商业往来外，日本还派留学生到明朝学习。如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曾特授日本王子、国子监生膝祐寿为观察使。　　朝鲜，明初称高丽，国王为王颛。洪武元年，明朝建国后，朱元璋即派使臣持书前往朝鲜谕告。次年又送还朝鲜流落中国之人。王颛见状，遂遣使上表庆贺明朝开国，贡献方物，且请封号。明太祖朱元璋应其之清，乃派符玺郎偰斯带着诏书及金印、诰文至朝鲜，封王颛为高丽国王，两国正式建立起邦交关系。同年秋，王颛派兵部尚书成惟得、千牛卫大将军金甲两人赴明回访道谢，庆贺天寿节，并请教祭服制度，"帝命工部制赐之"①。成惟得等回国时，明政府又赠送《六经》、《四书》、《通鉴》。"自是贡献数至，元旦及圣节皆遣使朝贺，岁以为常"②。　　洪武三年，明政府派使臣往祀朝鲜山川，并颁科举诏。王颛上表称谢，贡奉方物，并送交元朝政府所授金印。当时明中书省臣以朝鲜贡使来往多携物交易，建议征税或禁止，朱元璋没有同意。洪武五年，朝鲜政府派150　多人前往南京太学留学，途中遇海难，溺死39　人。"帝悯之，遣元枢密使延安答里往谕入贡毋数"③。洪武七年，王颛为权相李仁人弑杀，其养子辛禑被拥立。第二年辛禑派判宗簿事崔原赴明告哀，朱元璋虽遣使前往祭吊，但对其以下犯上的弑君行为大为不满，一直拒不承认辛禑为合法国王，屡却贡使。直至洪武十八年七月，朱元璋见辛禑地位日益稳固，才不得不正视既成事实，正式诏封辛禑为高丽国王，承认了其合法性。此后，两国关系又恢复正常。洪武二十一年四月，高丽大将李成桂发动兵变，囚禁了国王辛禑。"帝敕辽东严守备，仍遣人侦之"①。十月，辛禑请求逊位于其子辛昌，朱元璋说：②　《明史·日本传》。　　③　《明史·日本传》。　　①　《明史·朝鲜传》。　　②　《明史·朝鲜传》。　　③　《明史·朝鲜传》。　　①　《明史·朝鲜传》。　　"前闻其王被囚，此必成桂之谋，始俟之以观变。"②洪武二十二年，李成桂废辛昌，拥立定昌国院君王瑶。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李成桂废王瑶，自立为王。"王氏自五代传国数百年，至是绝"③。洪武二十五年九月，李成桂奏请袭封，朱元璋吸取前次教训，痛快地答应了。同年冬，李成桂更高丽国号为朝鲜。建文初，李成桂因年老体弱，让位于其子李芳远。明成祖继位后，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永乐六年，朝鲜王子李禔来朝，赐织金文绮。"及归，帝亲制诗赐之"④。永乐十六年李芳远以王子李禔不肖，改立"孝悌力学"的第三子李禔为王嗣。不久又以年老，逊位于李禔。"时帝已迁北都，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侍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⑤。　　由于明朝与朝鲜一直友好相处，因而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当时，明朝向朝鲜输出的大多为绢、布、药材、硝黄、火药和牛角等。朝鲜向明朝输出的主要为耕牛、马匹、纸张和苧布。为学习明朝先进典章制度和科学技术，朝鲜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明朝学习。在明朝活字印刷技术影响下，朝鲜在15　世纪首创出铜活字印书，从而大大改善了印刷术和印刷质量。　　②　《明史·朝鲜传》。　　③　《明史·朝鲜传》。　　④　《明史·朝鲜传》。　　⑤　《明史·朝鲜传》。　　（六）郑和下西洋明朝人的海洋概念是以婆罗洲为中心，婆罗洲以东称东洋，婆罗洲以西称西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①。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　年），明朝政府为肃清海道，追寻建文帝下落和发展与海外各国政治经济往来，曾七次派宦官郑和率庞大舰队出使西洋，史称"郑和下西洋"。　　郑和（1371-1435　年），本姓马，小字三保，昆阳（今云南晋宁）人。　　回族，其祖、父均曾至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洪武初入宫为宦官，侍奉燕王府。靖难之役起，随朱棣征战有功，赐姓郑，擢升内官监太监，时人称"三保太监"。　　永乐三年，郑和第一次远航。这年六月，郑和与副使、宦官王景弘率众27800　余人，分乘208　艘海船，自苏州刘家港泛海至福建，然后从福建五虎门港扬帆出航。随行出使人员除水手外，有负责护航的将卒，担任翻译的通事，对外交涉的行人，医疗保健的医官、医士，商贸交易的买办、书算手，文化交流的教谕以及阴阳官、军匠、民匠、伙夫等等。最大的62　艘船长44丈，宽18　丈，每船可容千人。船上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图、罗盘针等设备。船队首抵占城（越南南部），"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②。历时两年三个月，于永乐五年九月返回南京。　　此后，郑和又分别于永乐六年（1408　年）九月、永乐十年十一月、永乐十五年五月，永乐十九年春、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和宣德五年（1430　年）六月六次率领船队远航，历时28　年，行踪遍及今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东和非洲东海岸等30　几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　　据史书记载，郑和船队七次远航所到达过的国家和地区为：占城，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渤泥（加里曼丹北部），苏禄（菲律宾苏禄君岛），满剌甲（马六甲），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巫里（以上属今天的印尼），榜葛刺（孟加拉），古里、柯枝、琐里、加异勒（以上在今印度半岛），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祖法儿（佐法儿），阿丹（今也门亚丁），美洛居（马鲁古群岛），天方（麦加），木骨都束、卜刺哇、竹步（以上属今索马里），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等。这里面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明以前的古代中国人闻所未闻，也从来没去过。郑和的远航极大地拓展了明朝人的地理视野，扩张了明王朝的影响。　　郑和每次远航都带有大量的瓷器、茶叶、铁器、农具、丝绸、锦绮和金银等各类商品，每到一地，即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明朝皇帝诏谕，邀请各国派使臣到中国"朝贡"，赏赐锦绮纱罗和金银货币等，并接受当地贡品，然后就用船队所载货物在当地进行互市交易。如在占城，"其买卖交易，使用七成淡金或银。中国青磁盘碗等品，紵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则将淡金换易"①。在暹罗，"国之西北去二百余里，有一市镇名上水，可通云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　　②　《明史·宦官一》。　　①　马欢：《瀛涯胜览·占城国》。　　南后门。此处有番人五、六百家，诸色番货皆有卖者。。。，中国宝船到暹罗，亦用小船去做买卖"①。在爪哇，"国人最喜中国青花磁器，并麝香、销金、紵丝、烧珠之类，则用铜钱买易"②。在阿丹，"其王甚尊中国，闻和船至，躬率部领来迎入国。宣诏讫，遍谕其下尽出珍宝互易"③。郑和船队回航时携带的大多是所经各国的土特产品，如各种香料、珍珠宝石、象牙、珍禽异兽、金银器皿、红铜、药品、棉花等，其中以香料数量最大。郑和船队首次下西洋时，即在满剌加建立据点，修选仓库，停泊休整。后来，他也一直以满剌加作为船队休整和贸易的中间站。"中国下西洋舡以此为外府，立摆栅墙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城，盖造库藏完备。大艓宝缸已往占城、爪哇等国，并先艓暹罗等国回还舡只，俱于此国海滨驻泊，一应钱粮皆入库内口贮。各舡并聚，又分艓次前后诸番买卖以后，忽鲁谟斯等各国事毕回时，其小邦去而回者，先后迟早不过五七日俱各到齐。将各国诸色钱粮通行打点，装封仓储，停侯五月中风信已顺，结艓回还"④。满剌加也因此成为当时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心。　　郑和多次出使西洋，和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建立起相互联系。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在郑和船队到达后，都先后派遣使节与明朝贸易。在永乐九年至宣德五年的19　年中，满剌加的三位国王曾先后五次访问中国。渤泥、苏禄、古麻剌朗等国的国王也亲到明朝朝贡。永乐二十一年，古里等16　国使臣和商人到南京一次就达1200　多人。"自是蛮邦绝域，前代所不宾者，亦皆奉表献琛，接踵中国。或躬率妻弩，梯航数万里，面谒阙庭。殊方珍异之宝、麒麟、狮、犀、天马、神鹿、白象、火鸡诸奇畜，或充廷实。天子顾而乐之，益泛海通使不绝"①。　　在与各个国家和地区和平往来的同时，对某些不顺从的抗命和挑衅行为，郑和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郑和第一次出使，路过爪哇时，正逢该国西王与东王抅兵，东王战败，国被灭。郑和船队途经东王领地时，部卒入市贸易，被西王手下杀死170　人。郑和举兵欲讨，"西王惧，遣使谢罪。帝赐敕切责之，命输黄金六万两以赎"②。永乐六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再至爪哇时，西王献黄金万两谢罪。礼部以输不足，请下爪哇使于狱。明成祖说："朕于远人，欲其畏罪而已，宁利其金耶？"免去其不足部分，不必追究。爪哇"自后，比年一贡，或间岁一贡，或一岁数贡"，③与明王朝一直友好相处。此外郑和在第一次出使回程时，擒获占有旧港敢于抗命的华人首领陈祖义，打通了南海进入印度洋的通道。第三次出使时，生擒多次邀劫各国海上来往使臣，强夺明船队钱粮宝物的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郑和此行还诏封了满剌加国王，使满剌加摆脱了暹罗的控制而独立。第四次出使帮助苏门答腊平定内乱。这些对保障东南亚海域的贸易往来起了重要作用，史称"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①　马欢：《瀛涯胜览·暹罗国》。　　②　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　　③　《明史·阿丹传》。　　④　巩珍：《两洋番国志》，"满剌加"。　　①　南京图书馆藏佚名：《明史稿·郑和传》。　　②　《明史·爪哇传》。　　③　钱谷：《吴都文萃续集》卷二十八，《娄东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碑》。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他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口的时间，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要早了近500　年，是世界航海家中的先导。　　（七）唐赛儿起义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由于势家豪杰遭受沉重打击和人口大量死亡，明初土地占有比较分散。但随着王朝秩序的建立和大批新权贵的产生，土地兼并亦随之出现。据史载：洪武四年（1371　年）李善长、徐达、汤和等六国公二十八侯拥有佃户38194　户。是年，汤和一人就得赐田1　万亩。至洪武三十年，不计云南、广东、广西和四川，全国占地七顷以上土地的就有14241　户。可见土地兼并已有相当程度。加上饷役频兴，天灾人祸不断，在某些地区流民和耕地荒弃现象重又出现，社会矛盾复趋激化，其中山东青州尤为明显。青州地区自洪武末年以来，即灾荒连年，饿殍遍野。"靖难之役"中，山东是双方长期拉踞作战的主要战场，许多地方被"鞠为茂草"①，社会经济遭严重破坏。永乐时营建北京城，开凿会通河等，先后征派山东民夫数十万，致农民"终岁供役，不得躬亲田亩以事力作"②。适蓬山东又水旱相仍，"民至树皮、掘草根为食。老幼流移，颠踣道路，卖妻鬻子以求苟活"③，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永乐十八年的唐赛儿起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唐赛儿是山东青州蒲台县民林三之妻。平素好佛诵经，自称"佛母"。　　往来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地，借白莲教发动群众。永乐十八年三月，唐赛儿与董彦景等率500　余人，在益都卸石棚寨起义，打败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后，乘胜攻占莒州、即墨，并进围安丘，山东全省大震。山东都、布、按三司惊惶失措，立即上报朝廷。明成祖朱棣赶忙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京军前往征剿，团团包围了卸石棚寨。唐赛儿遣使诈降，柳升轻信，移军就水道。当夜唐赛儿率义军突袭明军，射死都指挥刘忠，破围而去。及天明柳升发觉时，义军已无踪影。唐赛儿突围后，指挥起义军继续围攻安丘，"知县张玙、县丞马。。集民夫八百余人，以死拒战"。时明都督指挥佥事卫青因防倭屯兵海上，闻安丘将破，即率所部骑兵驰援，与守城明军内外夹攻，义军大败。同时，明鳌山卫指挥王贵在诸城也血腥屠杀起义军，唐赛儿逃走，起义至此失败。　　唐赛儿逃走后，明政府搜捕甚急，因怀疑她削发为尼或混迹于处女道士中，于是"尽逮山东、北京尼。既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①。不久唐赛儿被抓，"将伏法，怡然不惧。裸而缚之，监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复下狱。三木被体，铁钮系足，俄皆自解脱，竟遁去，不知所终"②。　　①　《明史·食货一》。　　②　《明史·邹缉传》。　　③　《明史·邹缉传》。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三。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三。　　四、从仁宣之治到弘治中兴（一）仁宣之治明代洪武、永乐时代，是明王朝的创业时期。在此时期内，内政国防逐步发展，至永乐末期而达顶点。洪熙、宣德时期承洪武、永乐之余绪，政局稳定，国力进一步增长，但其政策导向已有明显变化。对内，政策上由严急趋向平缓，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对外则由不断军事进攻转为守土保境，国力稍稍舒缓。加上仁宗、宣宗锐意求治，与民休息，因而当时出现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蒸蒸有治平之象"①的局面，史称"仁宣之治"。　　仁宗名高炽，为朱棣长子，性仁柔，好学问，成祖北征蒙古期间，多次奉命监国，颇知恤民。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八月即位，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崩，在位十个月。宣宗名瞻基，为仁宗长子，幼聪慧，深得朱棣钟爱，常跟随成祖巡幸和从征。洪熙元年（1425　年）六月即位，宣德十年（1435年）春正月崩，在位十年。仁宗、宣宗一心想作守成令主，力求政局稳固和社会安定。仁宗即位伊始，就从监狱中放出了永乐时期因言事而被囚的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侍郎杨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洗马杨溥、正字金问等，"复其职"。十一月，又下令宽宥建文诸臣家属，每家除留一丁于戍所外，其余全部放归为民①。他曾与廷臣说："方孝孺辈皆忠臣"②。宣德元年，宣宗在赦练子宁女琼琼的敕中也说："兹当追谥忠贞，以彰报赉。咨尔练子宁，为国良臣，陨身抗节，罪反全家，患连九族。遗女练琼琼，朕怜尔父忠，尔宗祀绝，赦尔大罪，令尔还乡"③。这种为前朝负屈官员洗清冤枉，尤其是给建文诸臣平反昭雪的作法，有效地缓解了洪武、永乐以来严苛恐怖的政治气氛，赢得了人心。　　与此同时，仁宗、宣宗又主张开放言路，鼓励大臣进谏。仁宗即位后，就对廷臣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说："卿三人及蹇、夏二尚书，皆先帝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尝见前代人主，恶闻直言，虽素所亲信，亦畏威顺旨，缄默取容。贤良之臣，言不见听，退而卷舌。朕与卿等宜深以为戒。"④并且还赐予蹇义、杨士奇等"绳愆纠谬"图书，鼓励他们凡政事有阙失，即用此印密疏以闻。　　宣宗"敬礼大臣，每见，从容咨访，必使尽其意。"⑤他对大臣们讲："致理之道，莫先于广言路。盖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讳，言或激切，亦其心发于忠，若以其言激切而弃之，孰肯进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闻，庶几有补于治。"⑥因此，仁宣时期臣僚上奏，阿谀奉承者少，直言得失者多。　　①　《明史·宣宗本纪》。　　①　《明仁宗实录》卷五上。　　②　《明史纪事本末》二十八。　　③　《国榷》卷十九。　　④　《明通鉴》卷十八。　　⑤　《明宣宗实录》卷一一五。　　⑥　《典故纪闻》卷九。　　与洪武、永乐时期相较，仁宣时期用刑要慎重得多。洪熙元年（1425　年）三月，仁宗对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官员说："往者法司无公平宽厚之意，尚罗织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国事，辙论诽谤，中外相师成风。。。，今数日间，觉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况今所急，尤在于通下情，卿等宜体朕心，自今告诽谤者悉勿治"①。同月又诏告文武群臣，要求彼等不要"专务诛杀"；并规定只对犯谋反大逆等罪者实行连坐法，其他罪犯的惩罚只及本人；禁止法外用刑等。　　在用人方面，仁、宣二帝在朝廷重用大臣"三杨"和"蹇夏"，在地方则奖贤举能，惩处贪吏。"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杨士奇名寓，江西泰和人；杨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今建瓯）人；杨溥字弘济，湖广石首人。三人均为建文朝旧臣。明成祖即位，杨士奇、杨荣同时进入内阁，杨溥于宣宗即位后入阁，三人在内阁任职时间分别为42　年、38　年和21　年。三杨历仕四朝，各有突出的优长。杨士奇擅长于内政，熟悉吏、户、工等部政务，待人处事多能持平公允，豁然大度且善调合，本人操守无大瑕疵。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成祖出征漠北，但才高气傲，锋芒毕露，不能容人，因其才智不可多得，朝廷对之倚重不衰。杨溥有才学见识，但性格谦退淡泊，对权位无强烈要求，甘处于二杨之后，安于襄助之位，"入阁虽后，德望相亚"②。所以，三人均被认为是"人所不及"的人物，而且能够取长补短，"均能原本儒术，遇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③。　　"蹇夏"即蹇义和夏原吉。蹇义字宜之，四川巴县人。夏原吉字维喆，祖藉江西德兴。二人从洪武时即开始任事。成祖即位后，蹇义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夏原吉被提升为户部尚书。蹇义为人厚重，作风严谨，熟悉朝廷典章制度，是掌管吏部的理想人才。成祖巡幸北京和北征漠北期间，多次奉命辅助太子监国。夏原吉则精明强干。永乐时期连年用兵，大兴土木，朝廷财政支出数以万计。夏原吉精心管理，有条不紊。　　总之，"三杨"、"蹇夏"五人都是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较强的处理问题能力和较高政治威望的封建政治家。他们在仁、宣二帝的充分信用下，互相协作，紧密配合，对宣德时期的国事处理和政治稳定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此外，仁、宣二帝也都比较注意官吏的选拔，注意奖贤褒能、惩处贪吏。比如根据杨士奇的奏请一次罢斥了有严重贪墨渎职行为的左都御史刘观等30　余人。宣宗还曾不拘一格选拔高谷、周悦、况钟、黎恬等人在中央任官或任地方行政长官，其后事实证明，高、周、况、黎都能不负期许，均成为一代名臣。　　永乐一朝，经常战争，工役浩繁，支出浩繁，国力、民力都大受损耗。　　仁宗、宣宗在位期间都注意到百姓在永乐时期的负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仁宗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凡地方受灾，他都下令蠲免田赋。仁宗还深恶脏吏，"每戒法司曰：'国家恤民，必自去脏吏始'。"宣德四年五月，宣宗"谕六部、都察院戒滥差扰民，巡按御史及按察使不察举者同罪。命工部尚书吴中申饬郡县，务及时修筑陂池　　①　《明仁宗实录》卷八上。　　②　《明史·杨溥传》。　　③　《明史·杨溥传》。　　堤堰，慢令者罪之"。同年九月，又"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继洪武、永乐之后，有着进一步的发展。与此同时，为节省国家财政支出，仁、宣时期在国防政策上，亦一改过去的方针，转攻为守。对漠北蒙古采取"脱扰塞下，驱之而已"的政策，戒边将"毋贪功"。所以除了宣德三年八月，当宣宗巡边石门（今河北遵化西）时，曾一度亲率精骑3000　人出喜峰口击败兀良哈部万余人外，即未再与蒙古人发生过战争。在南方，宣宗亦于宣德二年十一月间放弃交趾，撤退一切军民官吏。因此，仁、宣时期，明王朝南北边境一片宁静祥和。　　但是在这繁华与平静的背后，明王朝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宣德元年八月就曾发生过汉王朱高煦争夺皇权之叛。只是由于宣宗处理的果断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的祸乱。此外，由于经济繁荣，社会比较安定，从皇帝到大臣都滋生了一种宴安思想。"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流民问题逐渐形成，如宣德三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万余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民愈穷困，死亡者多"②。在北部边防，对漠北蒙古实行消极防御政策。宣德五年六月，明廷因感开平远悬势孤，乃移开平卫于独石，"自此蹙地三百里，尽失龙冈滦河之险，而边地益虚矣"③。这些都为仁宣以后的流民暴动和蒙古贵族南下埋下了祸根。　　①　《纪录汇编》卷二十三，《古穰杂录摘抄》。　　②　《明宣宗实录》卷四十二。　　③　《明通鉴》卷二十。　　（二）内阁与宦官明代内阁与宦官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内阁与司礼监的共理朝政，并且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共理朝政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内阁与司礼监自身地位的变迁呈现出惊人的一致。　　洪武十二年（1380　年）正月，朱元璋废省罢相之后，出于政务的需要，于同年九月设置四辅官。"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龚。。为春官，杜。。、赵民望、吴源为夏官，兼太子宾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①官阶为三品。"命协赞政事，均调四时。"②但其一，朱元璋废相不远，不愿赋予王本等实质性权力，只令他们"待左右，备顾问，不得平章国事"③。其二，王本等多来自民间的耆耆儒生，"惇朴无他长"，无论阅历上，还是精力上，都难胜任。因而到洪武十五年，设置不满两年的四辅官即被朱元璋断然废除。　　四辅官虽废，但政务压力仍在。朱元璋遂又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十一月，设置了殿阁大学士。与四辅官相较，殿阁学士的职权与之大致相同：备顾问，"于机务无与焉"。但殿阁学士的官阶比辅官低，而且人才来源不同，即四辅官多来自田间，殿阁学士则均出自翰林，开后代非翰林不得入内阁之先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多将其视为内阁制的发端。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洪武十七年（1384　年）四月，朱元璋对宦官机构进行第一次调整时，增设了司礼监，其职掌为"掌官廷礼任：凡正旦、冬至等节，命妇朝贺等礼，则掌其班位仪注，乃纠察内官人员违犯礼法者"④。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　年）第二次全面调整时，司礼监的职掌则改为"掌冠婚丧祭礼仪、制帛与御前勘合、赏赐笔墨书画、并长随当差内使人等出门马牌等事，及督光禄司供应诸筵宴之事"⑤。这时，司礼监虽仍排列在内官监之后，但新增加的掌御前勘合、内使出门马牌等机要工作，无疑已大大加强了司礼监的地位。　　明代内阁制度，永乐、仁、宣时期基本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预机务。"成祖继位，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与机务。阁臣之预机务自此始"①。"时上（成祖）念机务殷重，欲广聪明，措天下于理也，乃开内阁于东角门，简诸臣为耳目。复每日百官奏事退，内阁臣造扆前密勿漠画，率漏下数十刻，诸六部大政，咸共平章。秩五品，而恩礼赐赉，率与尚书并"②。　　（2）置僚属。永乐时，"入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③。但宣德初"内阁置诰敕、制敕两房，　　①　《明史·职官志》。　　②　《明通鉴》卷七。　　③　《明史·职官志》。　　④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一卷。　　⑤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四卷。　　①　《明史·职官一》。　　②　《明政统宗》卷七十。　　③　《明史·职官一》。　　皆设中书舍人"④。凡内阁所掌制敕诏旨、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及题奏、揭贴等项一应机密文书，及王府敕符底簿，皆制敕房书办。"文官诰敕及翻译、敕旨，并四夷来文揭贴，兵部纪功勘合底簿等项，皆诰敕房书办"⑤。赵翼亦指出："明大学士本无属员，杨士奇等加官既尊，始设中书舍人，取能书者为之，不由吏部铨选"⑥。　　（3）具票拟。明制，外廷臣工章疏经通政司呈文廷交皇帝阅览后，发至文渊阁，由内阁大学士以皇帝名义作批答草稿，用小票墨书贴于奏疏进呈皇帝，称为票拟。"各衙门章奏留送阁下票旨，事权所在，其势不得不重"⑦。杨士奇曾自述，"所职代言，属时更新，凡制、诏、命、令、诫、敕之文曰夥，而礼典庶政之议，及事之关机，咸属焉"①。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在内阁权力逐步扩大、体制日渐完备的同时，宦官机构，尤其是司礼监的职权也在不断膨胀。永乐时期，司礼监仍为宦官一般衙门。但到宣宗朝，司礼监的地位开始得到加强。宣德元年（1426　年）七月，"改行在刑部、陕西清吏司主事刘翀为行在翰林院修撰，。。令专授小内使书"②，使实际上自永乐时期已开始的对小宦官的培训进一步正规化。宣德四年（1429　年），"特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传授小内使书。而太祖不许识字读书之制，由此而废"③。内书堂直属司礼监，由"本监提督总其纲，掌司分其劳"刘。其主要任务是为二十四衙门提供文化人。"凡各衙门缺写字者，即具印信奏讨，奉旨拨若干名，即挨名给散"⑤。很显然，负责记录御前文字的司礼监和掌封进本章、发行谕批的文书房宦官，亦均出自内书堂。这样，随着宣德时期内阁票拟的出现，代替皇帝批红的角色很自然便由经过内书堂训练的司礼监秉笔来承担。以后经过正统时期司礼太监王振的专权，司礼监作为二十四衙门第一署的地位遂得以确立和巩固。　　票拟始于宣德，但其时尚不专属内阁。"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元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顾问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阁职"⑥。当时蹇、夏并未入阁亦可参与票拟，是票拟尚未定制。票拟成制，大抵在英宗正统初年。"宣德时，。。及遇大事，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传旨处分，不待批答。自后始专命内阁条旨"①。"英宗以九岁登基，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命阁臣议行。此内阁票旨所由使也"②。蹇、夏二人在宣、正之际相继死，之后票拟遂专出内阁。票拟之专属内阁，标志着内阁制度的最终形成。　　④　《明史·职官一》。　　⑤　《殿阁词林记》卷九。　　⑥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三。　　⑦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七。　　①　《杨文贞公集》卷一，《御书阁序》。　　②　《明宣宗实录》卷十九。　　③　《明史·职官三》。　　刘　若愚：《明宫史》木集。　　⑤　刘若愚：《明宫史》木集。　　⑥　王世贞《弇■别集》卷四十五。　　①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　　②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伴随着内阁票拟的制度化，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的制度应运而生。　　票拟出现之后，理论上，阁票应由皇帝亲自批答，但实际上，早在宣德时期皇帝已不能做到这一点。"宣庙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于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上或亲书或否。"③这样，经过内书堂训练，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即应运而生。正统以后"专令内阁条旨"，"上下之间，不过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把持而已"④，批阅章奏成为皇帝处理国政的主要途径。于是，"凡每日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硃笔楷书批之"⑤。票拟制度形成而宦官批红之制即生，至此，内阁与司礼监共理朝政的格局形成了。　　正统以后，内阁制度的最大变化是首辅的出现。永乐至景泰年间，阁臣列名有先后，但尚无首辅之说。首辅之最早见诸文字为天顺时期的李贤。"天顺之世，李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用最专"①。《春明梦余录》亦载："李文达贤，以吏侍领吏部尚书，而彭文宪时，商文毅辂、万安，相继领吏部尚书，自后遂沿为首辅故事"②。内阁是一个辅政集体，其成员相互间权力地位本无所谓高低。但首辅出现后，阁臣相互间的权力地位便有了很大差异。"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③"旧制，红本到内阁，首辅票拟，余唯诺而已"④。　　随着内阁体制的进一步严密，内阁权力也日渐扩张。阁权之超越部权，启端于仁宣。"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恩师，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⑤但阁权之全面超越部权，以至权压六卿，则是在正统以后。"正统初，太皇太后张氏同听政，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居辅弼，凡朝廷大事，皆三杨处分"⑥。景泰时，王文以吏部尚书身份入内阁。"以后，。。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领而阁权益重"⑦。至嘉靖中叶，"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真宰相，压制六卿矣"⑧。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则"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称次者，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⑨。阁权的扩张达到顶峰。　　与之相对应，正统以后，司礼监自身的权力和结构也进一步高涨和严密。首先，司礼监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举凡镇守太监③　黄佐：《翰林记》卷二。　　④　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十二。　　⑤　刘若愚：《明宫史》木集。　　①　《明史》卷十六。　　②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　　③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　　④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十三。　　⑤　《明史·职官一》。　　⑥　《明史·职官一》。　　⑦　王锜：《寓圃杂记》卷十。　　⑧　《明史·职官一》。　　⑨　《明史·张居正》。　　的调派，同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东厂等大权皆归属司礼太监。其次，在组织形式上，司礼监已形成为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官僚机构。《万历野获编》载："司礼今为十二监中第一署，其长与首揆对柄机要，佥书、秉笔与管文书房，则职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内使，俱以内翰自命，若外之词林。。。内官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事。今虽称清要，而其权俱归司礼矣"①。刘若愚亦指出："最有宠者一人，以秉笔掌东厂；掌印秩尊视元辅；掌东厂权重，视总宪兼次辅。其次秉笔，其次随堂，如众辅焉"②。可见正统以后的司礼监，实质是内廷的另一内阁，司礼掌印太监实际已成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　　明代内阁与司礼监共理朝政格局形成以后，由于内阁与司礼监来自两个不同的组织系统，因而保证明政府中枢机构国务处理正常进行的一个必要前提，即是双方的相互合作。考察明代二百余年的政治史，我们发现，除了几个特殊的时期，内阁与司礼监在正统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相互合作是好的和卓有成效的，明王朝中枢系统的决策是程序化和正常的。否则，我们便难以解释，明中叶以后，在皇帝极少或完全不批答章奏，又绝少召见大臣面议的情况下，明王朝中枢系统的日常政务何以能正常处理，明政府庞大的国家机器又何以能正常运转。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在共理朝政格局形成伊始，其体制内部就包含着一个能够导致其自身功能破坏的契机。这就是：在内阁与司礼监不能相互合作，亦即在双方权力出现不平衡时，明政府中枢系统就会出现混乱，并进而酿成政治危机。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即所谓"然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所导致的内阁与司礼监在地位上的政治差异，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更经常地表现为司礼监势压内阁的局面。正统时期的王振专权，成化时期的汪直暴虐，正德时期的刘瑾专横及天启时期的魏忠贤阉党都是这种状态的具体表现。这样，就使明政府中枢系统的权力组合机制时时被破坏，国家政治生活经常处于"违制"的不正常状态和内外廷对立的政治危机之中，并不断引起政府上层的重要人事变动和朝廷政治权力的重新组合，以及为自身集团利益而导致的重大决策失误。这是明王朝中枢体制的致命伤。　　①　《万历野获编》卷六。　　②　刘若愚：《明宫史》木集。　　（三）土木之变宣德十年（1435　年）正月宣宗朱瞻基病死，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年号正统。时朱祁镇九岁，太皇太后张氏委托"三杨"辅助。因此，正统初期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及正统七年（1442　年）宦官王振独专朝政，国事遂不堪闻问。　　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自幼选入内书堂，侍英宗于东宫。性狡黠，颇得英宗欢心。"及即位，遂命掌司礼监，宠信之，呼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①但其时因太皇太后贤明，元老"三杨"辅政，王振尚不敢肆意妄为。太后对政事每数日必遣中官入阁查问，有王振自断未经阁议者，必面责。正统四年（1439　年）杨荣卒，七年太皇太后卒。当时杨士奇因其子稷杀人被捕入狱而"坚卧不出"。"三杨"中"惟杨溥在朝，年老势孤。"于是王振遂肆无忌惮，擅作威福。他除去了朱元璋时在宫中所立的"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禁碑，任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朝中凡正直不屈，或触犯他的，就唆使言官诬构罪状，横加刑罚。翰林院侍讲刘球因上书失言刺振，被下狱杀头。监察御史李铎对王振应对不跪，被谪戍铁岭。其他如下巡抚侍郎于谦于狱，械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瑺于长安门，下吏部尚书王直于狱等。"公侯勋戚咸呼曰翁父。畏祸者争附振免死，贿赂辏集"①。朝政完全被王振控制。　　与朝廷政治秩序混乱相对应，正统年间地方上也危机四伏、动荡不已。　　先有正统四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之叛，后有正统十年、十三年的叶宗留、邓茂七起义。前者征讨达十年之久，后者征讨亦达四五年，军民死伤、资财消耗无可估量。　　麓川宣慰司相当于今云南瑞丽县等地区，与缅甸相邻。正统二年十月，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并派兵四出攻掠。明廷屡加诏谕，思任发均拒不受命。所以英宗遂于正统四年正月，令黔国公沐晟与都督方政率军合兵进剿。因轻敌冒进，方政战死，沐晟惧罪暴卒。之后沐晟弟沐昂续统大军征战，亦无功。正统五年十二月，思任发修书遣使，表示愿进贡请罪。对此，明廷内部有两种意见，大学士杨士奇、刑部侍郎何文渊等人以麓川弹丸之地，又远在南陲，"疆里不过数百，人民不满万余"，主张借机罢兵，而进行政治感召，"舜德格苗，不劳征讨，而稽首来王矣。"②英国公张辅则以为"思任发世职六十余年，屡抗王师；释此不诛，恐木邦、车里、八百、缅甸等觇视窥觊，示弱小夷，非策"③，主张继续征讨。王振为"示威荒服"，亦力主用兵，并召还甘肃总兵蒋贵等人，待命出征。正统六年春正月，命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征麓川，发四川、贵州、湖广兵15　万，"转饷半天下"。十二月，思任发大败逃走，王骥等班师回京。这以后，从正统七年至十三年，因思任发父子屡败屡叛，明军又先后多次出征麓川。对麓川用兵，"老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①，极大地消耗了明朝的国力。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王振用事》。　　①　《明史·王振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麓川之役》。　　③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麓川之役》。　　①　《明史·王骥传》。　　明代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为保证政府用银和控制白银生产，明政府严禁"盗矿"，并实行封山，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的仙霞岭即为被封禁山区之一。正统七年，浙江庆元人叶宗留与王能等聚众千余人进入仙霞岭山区开采银矿，因不满明朝政府的封禁政策和多方逼迫，于正统十二年先后两次聚众起义，转战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带，并多次打败朝廷官军，"东南大震"。明政府派都御史张楷等率兵前往镇压。正统十三年十一月，叶宗留战死。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与官军作战。景泰元年（1450　年），叶希八投降，起义失败。　　与叶宗留起义相呼应，福建爆发了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邓茂七，江西建昌人，佃农出身，初名邓云，后至福建宁化，改名茂七。正统十三年（1448年）四月，因不满地主压迫，聚众起义。当时福建因兵卫久驰，百姓苦于新任布政使宋新的贪虐，"相率从乱"，"皆举金鼓器械应之"，不几日，众至数万。先后攻占上杭、汀州、光泽、邵武、顺昌、尤溪、沙县等二十余县，并进而攻延平，全闽震动。明廷先命都督刘聚等进剿，继以宁阳侯陈懋为征南将军，保定伯梁瑶、平江伯陈豫为左右副总兵，刑部尚书金濂总督军务，太监曹吉祥监军，率京营江浙兵会讨。正统十四年二月邓茂七阵亡，起义失败。　　与明王朝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国力日趋衰弱相反，北方蒙古势力日趋强盛。　　瓦剌部顺宁王脱懽自宣德九年（1434　年）袭杀鞑靼部阿鲁台，控制东部蒙古后，势力大增。正统初，脱懽又杀瓦剌部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于是蒙古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懽统率。脱懽"欲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脱懽则任丞相，暗握军政大权。正统四年（1439　年）脱懽死，其子也先继太师位，号称小王子。"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①也先继位后，正值明政府对麓川用兵无力北顾之际，也先遂乘机大力扩张势力，东破兀良哈，西破哈密，"结婚沙州、赤斤蒙古诸卫"，其控制地区，西起新疆，东至辽东，北迄贝加尔湖，南至长城，势力之强为元朝退出中原以后所仅有。　　随着势力的扩张，也先的野心也随之膨胀，时有南侵之意。而此时的明王朝因英宗幼弱，王振擅权，举措乖张，朝臣离心。加之天灾连年，在云南、闽浙又多年用兵，军民交困，朝廷上下，只注意国内，而无暇注意北部边防，因此导致军伍废弛，边防空虚。正统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2000　人进马，诈称3000　人，以冒领赏赐。王振以其诈，令礼部按实有人数给予赏赐，并减去马价4／5。也先得到回报，勃然大怒，遂于同年七月统率各部，分路南下，大举向明朝进攻。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今张掖）；中路，由阿剌知院率骑兵一部进攻宣府、赤城，主力则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锐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②七月十一日也先军进至猫儿庄（今山西省阳高县北猫儿庄堡），明参将吴浩迎战败死。　　败报传致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鼓惑与挟持下不顾朝臣反对，决意亲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仓卒，举朝震骇。"七月十六日，英宗发京　　①　《明史·瓦剌传》。　　②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土木之变》。　　师以太监金英辅郕王居守，率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等以下官兵五十余万人出征。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益急。随驾诸臣连上章留，振怒，悉令掠阵。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①八月一日至大同，"振又欲进兵北行，邝埜请回銮，振矫旨令与王佐随老营。埜乘马蹀躞而前，坠地几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请还。"但王振仍一意孤行，继续催兵北进。"会前军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镇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势决不可行，振始有还意。"　　八月三日明军班师，开始准备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撤退。从大同到紫荆关要经过蔚州。"振，蔚州人，因故邀驾幸其第；既又恐损其禾稼，行四十里，复转而东。"改道宣府。也先闻英宗退兵，遂日夜兼程，紧紧追击。明军边战边退，十三日退至土木堡。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里，随征将士均建议入保城中，但王振因其辎重未到，拒不采纳。十四日，也先大军追至，土木堡被重重包围。土木堡地高，掘井二丈仍不得水，而南面的河流又被也先军占领，人马饥渴。十五日，也先派使者假意讲和，并指挥军队佯退。王振见也先退兵，立刻下令移营就水，"南行未三四里，敌复四面攻围，兵士争先奔逸，势不能止。"英宗与亲军突围不得出，下马盘膝而坐被俘。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随征官员五十余人皆死，其他官兵死伤达数十万人。明军这次惨败，史称"土木之变"。　　①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土木之变》。　　（四）于谦土木之败，英宗被俘，使明王朝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于谦起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使明王朝渡过难关。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永乐十九年（1421　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后又调至四川、贵州等地。常微服私访，问民疾苦。宣德二年（1427　年），宣宗亲征汉王朱高煦，于谦从征有功。次年，巡按江西，由于廉洁奉公，平反冤狱，严惩贪污，声誉卓著。　　宣德五年（1430　年），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身份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谦至官，轻骑遍历所部，延访父老，察时事所宜兴革，即具疏言之。一岁凡数上，小有水旱，辄上闻。"①时"三杨"在内阁，都很看重于谦。"谦所奏，朝上夕报可，皆三杨主持。"于谦在山西、河南任巡抚19　年，政绩卓然。他豁免农民欠租，减轻商旅税率，设置各州县的"平准仓"、"惠民药局"，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广修道路。"河南近河处，时有冲决。谦令厚筑堤障，计里置亭，亭有长，责以督率修缮。并令种树凿井，榆柳夹路，道无渴者。大同孤悬塞外，按山西者不及至，奏别设御史治之。尽夺镇将私垦田为官屯，以资边用。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②山西、河南两省百姓称之为"于龙阁"，有些地方还建立了于谦生祠。　　正统十一年（1446　年），"谦入朝，荐参政王来、孙原贞自代。通政使李锡阿振指，劾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下法司论死，系狱三月。已而振知其误，得释，左迁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亦言之，乃复命谦巡抚。"①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入京任兵部左侍郎。英宗亲征前，他和兵部尚书邝埜极为谏止，没被采纳。"埜从治兵，留谦理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