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把宰相们请到金銮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宠信太监曹化淳，让他担任北京城防司令，后者在李自成兵团来到时大开城门迎接农民军进城，象铁铸一样坚固的北京城没经过战斗就告陷落。这进一步地证明了朱由检的 “知人善任”。十八任帝朱由崧：在临时首都南京即位，明政府的残余国防军力量弱不禁风，不堪一击。朱由崧上殿时表情忧愁，大臣以为他忧心国事，未免说些安慰话，朱由崧却回答说后宫宫女数量少且不够漂亮，当务之急是挑选美女，弄得大臣一个个哭笑不得。朱由崧颁布的第一道敕令是征集宫女，第二道敕令是命各地方官员进贡春药秘方。被贬窜的阉党巨头阮大铖被召回政府担任要职，跟实力派宰相马士英结成一条阵线，疯狂打击忠于明政府的文武官员。吴三桂和清军赶走李自成占领了北京，耍小聪明说：我们为你们报君父之仇来了！南明朝上上下下包括史可法，都很以为然。他们对吴三桂引清军又赞赏又感谢，他们视清军为友军，他们对清军在自己的国土上大举进攻李自成持持肯定态度。清军把李自成解决得差不多了，兵锋也对准了南明。正当史可法在江北防线上和清军决一雄雌的时候，左良玉在武昌而起兵征讨马士英，声言要“清君侧”。马英士公然宣称“宁可君臣皆死于大清，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遂不顾危在旦夕江的江北防线，撤了四镇兵力去对付左良玉。由于明朝的军队长期缺饷，再加上发饷的官员层层克扣，实际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队甚至常年不发一分饷银，这为军队的集体哗变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祸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队，人称“左军”，是出了名的骄悍无礼，“扎营之处，方圆数十里，妇女悉被奸污”，因而，不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军入城。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部队为了掩败、领赏往往“杀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头拿来作为自己杀敌的凭证。至于动辄以“打粮”为名，劫商贾，搜珍奇，淫妇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见惯。因而，当时老百姓有“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的说法，正是这一“梳”、一“篦”（旧时妇女用的一种很细密的梳子）、一“剃”将老百姓推到与君王的战争状态里。朱由崧只当了十三个月皇帝，就被清帝国俘虏，送到北京砍头。清代的宫廷也有各种秘药，宫女好几千，皇帝还不满足，还要下江南玩女人。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也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坐馆”当私塾师，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1842 年，他第四次应考落榜后，他决心造反，就说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秀全拆开，是“禾 (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这些早期言志，说明了洪革命的初衷。洪秀全学儒家用儒家28年，3宫6院72妃都是腐朽的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他用孔子的等级思想把基督教改造成了邪教。他要人民独尊他自己，所以搞了洪扬之变、逼走了石达开。洪秀全、冯云山在传布基督教的掩护下，另创上帝教；后来他们与杨秀清、萧朝贵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就成了地地道道的邪教。太平天国吹嘘洪秀全是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说话。这是中国的传统迷信，和西方的宗教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样扬秀清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导致了后来的天京事变，杀死10多万人。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江南春梦笔记》中说，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当时即有人写诗讽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溷愁。”1864年天京沦陷，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后说：“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帝王的3宫6院72后妃的人数了。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二是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和虐待，到了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程度。洪秀全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官书《天父诗》十七、十八中所载对后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一群牲口，动辄打、杀，宫廷生活是一片肃杀之象。后宫妇女失掉了所有的人格尊严，一言一行随时都有招致责罚的可能。她们啼笑皆非，左右为难，诚惶诚恐，动辄得罪。当洪秀全宫廷的妇女们受到天王的责罚时，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口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否则便会受到加罪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至少有3个女人因为挨打时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人至死不认错并且顶撞了天王，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太平天国的理想是“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可太平天国的等级更加鲜明、森严。太平天国就有性禁忌的严格法规：违背性禁忌的人不是开除而是杀头，夫妻一起过一夜也要点天灯[杀头]，天国子民私自说句悄悄话也得算通奸，要千刀万剐；王侯过路时老百姓全部要跪拜，稍微抬一抬头就要‘过云中雪’（砍头）。起义的领袖们自称千岁万岁；他们三宫六院，士兵却过着苦行僧的禁欲生活。洪秀全在南京城内出行，也是百人随行，前呼后拥，路边行人皆需下跪。皇帝佬 蓄六院 怕偷情 把人阉 儿娶媳 父尝鲜 兄淫妹 天伦乱 养男庞 搞鸡奸 喜群交 壁上观士大夫 纳小妾 戏丫环 泡戏子 同性恋 狎娼妓 最难过 美人关老百姓 也不闲 夫偷情 妻养汉 女能卖 妻可典 春宫画 大力丸房中术 象流感 得大疮 苦难言薄命女 是红颜 裹小脚 苦难言 守活寡 日如年 贞洁牌 血泪沾说官场 皆争权 拍马屁 一招鲜 排异已 搞诬陷 忌贤能 散流言衙门口 面朝南 想办事 先打点 官多大 多大贪说社会 更黑暗 帮会头 人口贩 盗墓贼 江湖骗 叫花子 流氓犯吃人肉 不眨眼 偷东西 赌大钱 卖老婆 吸鸦片 骂大街 撕破脸张学良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掌父亲权力后，生活更是放荡，对政事并不专心。张学良尤其好色，和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渖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九一八”后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于国土”。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由于性的极度不平等，又没有信仰制约，导致了奸尸。如西汉农民起义军挖掘了咸阳的个帝王陵，后妃的尸体被奸污。《晋书平原王干传》：“干前后爱妾死，即敛，辄不钉棺，置后空屋中，数日发视或行淫秽，须其尸坏，乃葬。”1928 年，军阀孙殿英的部队炸开了慈禧的墓，大肆掠夺。华北出版的《时事白话》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孙殿英与土匪无异的军队打开慈禧的棺橔之后，见尸体栩栩如生，有个士兵在其他士兵的鼓噪与怂恿下准备奸尸，因为这个士兵是仵工出身，即做收拾尸体的事，他奸污年轻女性的尸体已成习惯。于是，这些士兵纷纷剥去尸体的衣服，还围着细看了一会。过了不久，尸体和绣袍见风就化，顿时慈禧的面孔萎缩，成骷髅状态，那个意欲奸尸的士兵就意兴索然，停止奸尸，然后就一起抢夺珠宝。德国著名性学家赫希菲尔德博士于1931年来中国调查国人性生活状况时写到：“任何人在中国看到一个由30－50人组成的大家庭一齐用餐的情景都会大吃一惊……由大家庭使我不禁对中国婚姻习俗产生了浓厚兴趣。据推测，在当今的中国，约30%的中国男人只有一位妻子；大约50%的中国男子（其中许多人是苦力）有两个老婆；约10%的男子娶有3-6个女人；另有5%的人据说有6个以上的老婆，有些人竟有30多个妻子。据说张宗昌元帅一人就有80个妻子……我在香港亲眼看到一个乞丐，除了靠讨饭支助他的妻，还养活着两个妾。”中国男人从男性中心意识出发，总结说“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云云，最后不管是偷的还是买的，都弄到家里来，但仍奉发妻为大太太。只要驾驭有方，大太太和二太太、三太太们，大奶奶和二奶奶、三奶奶们尽管貌合神离，但能相安无事。“家和日子旺”，就算一家之主齐家有方，够资格去治国平天下了。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娶寡妇为妻，没有生一个子女，别人怎么不纳妾？中国是小老婆成群。康有为是20世纪初期的例子，毛泽东是20世纪中期的例子，陈希同是20世纪晚期的例子。不信耶稣，中国这种二奶群体会越来越大。在信耶稣后，神要把信徒的“个人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的道德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变成“神第一、他人第二、个人第三”，从而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在美国没有一个总统有小老婆的孔子在担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期间，一听见鲁定公叫他，总是不等车马备好，就急忙地向鲁宫奔去，进门就连连磕头。照“周礼”规定，臣子去见国君，必须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入室，再磕一次头。春秋末期的鲁国，由于季氏掌权，早就减去了堂下那一次，只在室内磕头了。但孔丘与众不同，每回总要磕两次头，以此来显示他对国君的忠顺。且一边磕头，一边咒骂那些只磕一次头的人傲慢自大，违背了神圣的“周礼”。当孔子走进宫廷大门时，总是恭敬的弯着身子，好象无容身之地，站立时不敢站在门中间，行走时不敢走门槛。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脸色立即庄重起来，脚步也快了起来，说话时声音低微，好象说不出来一样。两手提着衣襟走上朝堂，敝住气好象停止呼吸一样。小官在大官面前只能低头唯唯诺诺，不得抬头正眼看人。子民们在当官面前只能下跪，不能站着。专制政权由于掌握了不受任何限制的暴力工具，它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随意剥夺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剥夺人们自由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可以任意践踏人权，视生命如草芥。生活在专制政府下的人们没有和平安宁可言，随时处于朝不保夕的危险之中。在专制社会里，只存在两种“人”。专制者是不受任何限制的“野蛮人”，而广大受压迫的民众则是“奴隶”。社会生活一切以维护统治者一人的利益的为宗旨，完全泯灭基于个人的思考和判断，不断强化统治者为天的代表的迷信思想。因为在农业社会，人和天比较起来实在是太过于渺小了，暗示人斗不过天，所以中国根本就没有人，只有奴隶。梁启超把奴隶分为两种：身奴与心奴。身奴就是普通的、或被迫的奴隶，心奴就是心甘情愿的、自动献身的奴隶，心奴又被称为奴才。奴才，奴隶中有才能者也。梁启超将“心奴”归纳为四大类：第一为尊古，做古人的奴隶。第二，为世俗之奴隶。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第三，为境遇之奴隶。第四，为情欲之奴隶。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拥有能不断满足其欲望的条件，他就会去满足其永无止境的欲望。人成了欲望的奴隶。身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奴。财产被劫掠时，他说还有自由；自由被剥夺时，他说还有生命；生命被扼杀时，他还谢主龙恩。即使眼前一无是处，他也能找到赞美的一万个理由。他认为麻木是幸福之本，媚骨是升迁之道，崇高是痛苦之源，正直是怪异之举。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三教九流、七十二行，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熙熙攘攘，归纳起来，勿非三种人，那就是：主子、奴隶和奴才。独裁者仅凭自己的一人不能控制所有的奴隶，这就产生了对奴才的需求。除了一部分地位下降的统治者充当独裁者的仆人之外，大量的奴才是从奴隶阶级中提拔起来的。主子和奴隶是绝对的，而奴才是相对的。奴才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隶面前又摆出主子相。奴隶还有自己的灵魂，奴才连灵魂都出卖了。奴隶一旦做了主子，对奴隶也许还有恻隐之心；奴才一旦做了主子，对奴隶比原来的主子还厉害。奴才分两类：文才和武才。文才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和笔头纸上替主子搞思想愚弄和舆论欺骗的奴才；武才则是那些仗恃蛮力给主子看家护院、弹压奴隶、保卫专制政体的奴才。这些奴才，一遇所谓骚动之类，便会凶相毕露地演出一幕幕血腥镇压的惨剧。奴才又可划分为三个等级：高级奴才、中级奴才和低级奴才。高级奴才是那些公、侯、将、相，其中有的本身就是从主子中分化出来的；中级奴才是具有一定品级的各种官吏；低级奴才包括所有无品级的、然而替专制主义效劳的各类打手和帮凶。中级奴才和低级双才以及一部分高级奴才都是从奴隶中分化、提拔出来的。这三个等级的奴才，构成了整个中国金字塔社会的腰身，拱卫着塔尖的主子和严严实实地压迫着塔底的奴隶。周王朝建立后，周天子是最高的主子，他分封了若干诸侯，这些诸侯便是由主子中分化出来的高级奴才，诸侯又在自己的领地中安排若干文臣武将，这些文臣武将包括相到县大夫，他们就是中级奴才，至于那些奔走于相和大夫车旁马后的各种士人，便属于低级奴才了。那个替信陵君出窃符救赵主意的侯生，在信陵君救赵成功前夕便自杀了。这低级奴才以死效忠顶头上司。还有那个锤杀老将晋鄙的朱亥，后来奉信陵君的命令出使秦国。秦庄襄王要朱亥留在秦国当将军，朱亥坚决不答应。为了治服朱亥，秦庄襄王把朱亥关进老虎圈子里。老虎见有人进圈，正要扑过来，只见朱亥怒眼圆瞪，对着老虎大喝一声：“畜生，你敢！”朱亥的吼声犹如睛天霹雳，竟把老虎惊骇得连连倒退，然后趴在地下不敢动弹。秦庄襄王只好把朱亥放出虎圈，但怎么也不放朱亥出秦国。朱亥见自己无法脱身，便拔剑自杀了。又一个誓死效忠顶头上司的奴才典型。象侯生、朱亥这类人为什么对信陵君效死命呢？其秘诀就在于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奴才依附性，紧跟曾给他恩惠的顶头上司。侯生是魏国大梁看城门的老头儿，已七十多岁了，又穷得叮当响，很受人轻视，但信陵君却对他特别好，请他在家宴上坐首位，还让侯生坐车，自己亲自驾马招遥过市……至于朱亥，本是卖肉的，信陵君把他当作贵宾对待。所以这两个人便把信陵君当作自己唯一的主子，以死相报。信陵君姐夫平原君有几千门客，其中有一个瘸子。一天，这个瘸子同几个门客一道从一座楼下经过，忽听见楼上发出一阵清脆的笑声。众人抬头朝上面望去，原来是平原君最宠爱的美女玉嫣和几个仆妇在楼上望着瘸子门客滑稽地发笑。瘸子指着楼上的女人们悻悻地说：“真是唯女子与小人为最难养也！”瘸子又气又急，不防脚下一滑，跌了个四仰八叉，更引得楼上众女子哄笑起来，玉嫣更是放肆地指着跌倒在地的瘸子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瘸子径直奔到平原君面前气呼呼地说：“我是因为听说你是位礼贤下士的豪杰才来投奔的，可你的女人却公然对我进行嘲笑，使我的人格尊严遭到侮辱。因此，我郑重向您提出请求：如果您重视人才，不重视女色，就请您重重地惩办那个玉嫣！”平原君安慰了他几句，待瘸子离开后，平原君含笑对身边的门客说：“瞧！天下竟有这种小题大作的人，人家无非向他笑了笑，他就要我惩办美人！”不料，过了几天，瘸子门客一气之下，背起包裹回自己的家乡去了；紧接着，门客们一个个不辞而别，才几天功夫，就走了一二百人。平原君闻讯吃了一惊，急忙召集众门客询问道：“请问诸位，我赵胜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怎么近几天来走了这么多的人？”有个门客告诉平原君说：“你的美人儿侮辱了那位有残疾的人，你一点儿也不作出处理，分明是重视女色而轻视人才，我们都在考虑要离开你呐！”平原君一听心里咯噔一声，脸上通红，急忙说：“这的确是我的不对！今天，我马上用行动给予弥补。”平原君说完，回头对武士下令说：“来呀！快把玉嫣贱人抓来！”一会儿，两个武士象抓小鸡似的把玉嫣揪了来。养尊处优的玉嫣压根儿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平原君当着众门客骂玉嫣说：“你这个贱人，竟敢侮辱我的贵客，这还了得，拉下去砍了！”两个武士不容分说，把一个花容月貌的女人拉到厅堂外边一刀砍为了两段。玉嫣死了，瘸子高兴地回来了，离开的门客都回来了，而且来了很多新门客。平原君重视人才的名声传遍了列国，甚至连秦昭襄王也感叹说：“象平原君这么贤明的人，真是天下少有！”为了赢得奴才的忠心，不惜杀掉心爱的女人，这是精明的主子收买人心的绝招。荆轲见燕女之手美，随口盛赞，燕太子丹有心，遂断女臂以赠荆轲，此与取千里马之肝为荆轲疗疾，同为求得荆轲为其效死力，而视人与马无异。荆轲有人作传，入诗入画入戏，此断手之燕女，谁复念之！自周初至清末，三千多年来，都存在家奴。买来的奴隶，称为奴婢，主人有随意使唤、打骂转卖以至转赠之权。如无力赎身，则世代为奴。清朝各帝三令五申，主子对奴才可以任意殴打、赠送或出卖。奴才无处逃避，因不堪痛苦，往往饮恨自尽，仅康熙一朝，报部自尽者，每年即达2000人。直到1909年2月6日，清廷才颁布诏谕，禁止蓄养买卖奴婢，规定“凡从前旗下家奴，概听赎身，放出为民”，“其经放出及无力赎身者，以雇工人论”。在法律和道德的长久强制灌输下，一部份家奴，已渐渐失去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本性，反以为主尽力、尽忠是其本份。这些驯服的家奴，在主人势盛之时，是欺压善良的恶仆。在主人衰败之日，则是乞食养主的义仆。主人有难，自甘顶替，主人当然诩之为忠仆。　韩非子是中国绝对专制主义的总设计师。韩非子告诉秦始皇，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象对待牲畜一样。他主张玩弄权术、株杀学者、投毒暗害、特务盯梢、扣押人质、连坐诛族、重刑峻法等法西斯手段，推崇独断，“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哪怕是昏君，大臣也不得推翻。韩非为后世树立了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娱主”惊人的奴才样板“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被而刖其左足。武王即位，和又献之武王而被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楚山之下，三天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和曰：“吾非悲刖也。悲乎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我不是为自己的脚被砍掉而伤心。”只要君王能识宝，砍去双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的双脚本来没什么别的用处，长在身上就是为了让君王今天不高兴砍去一只，明天不高兴再砍去一只。只要君王知道我有多么忠心耿耿，他想砍多少就砍多少，只恨爹娘没给我多生几只脚。如果君王不砍我的脚而砍别人的脚，我会嫉妒得发疯的。为了被多砍两次，我宁愿是四只脚的猪狗、八只脚的螃蟹、一百只脚的蜈蚣。我最痛心的是君王不知道我被砍脚是我心甘情愿的，我最寝食不安的是君王不明白我的忠心，我最忧心如焚的是君王以为我被砍了脚会对他怀恨在心──如果君王为此而不安心，那我就万死莫赎了。　　多么死心踏地的奴才啊！如此扭曲如此无以复加的受虐狂的内心独白，却被韩非当成了哀惋凄切、感天动地的忠心表白！天纵奇才的韩非，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奴才，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才能的奴才。其才足以济恶，其辩足以饰非。如果一个有思想家才能的人只为独夫民贼而思想，那么他就失去了思想和智慧的尊严。与韩非相比，庄子考虑自己太多，而韩非考虑自己太少。庄子的自私几乎不侵犯任何人的利益，他为自己的自私辩护的时候，也同是在为天下所有人的自私而辩护──而暴君正是要剥夺天下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私，以满足他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自私。韩非的无私，正成全和纵容暴君的自私；韩非的无私，严重侵犯和践踏了人权。庄子主张的“自私”，如果推及一切人，这种“自私”就是“人权”。韩非的 “无私”，如果推及君王以外的一切人，这种“无私”就是“贱骨头”和“受虐狂”。受虐狂自愿放弃自由，虐待狂则强行剥夺他人的自由。在奴才看来，君王虐待自己，就是要自己做他的奴隶；君王不虐待自己，就是不要自己做他的奴隶了。所以，被君王砍脚杀头，就是无上幸福、就是皇恩浩荡！商鞅向秦孝公献策，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车裂；吴起向楚悼王献策，楚悼王死后吴起被碎尸。韩非认为：和氏、商鞅、吴起为了向帝王献宝而付出重大代价是值得的。他把《韩非子》一书当作宝贝献给嬴政，一天重用也没有得到，被师出同门的李斯逼迫，服毒自杀于监狱之中。《韩非子》此后成为两千多年中国酷政的最高宝典，其卑鄙无耻、冷血无情，比世界政治学史上最为声名狼藉的马基亚维利的《君王论》，还要大大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害，史官记录“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两个弟弟秉承兄业，又记之，亦被杀。最后一个弟弟亦记之，崔杼才被镇住。齐之史官三兄弟用生命的代价维护君主的权威，比和氏更加忠于主子。中国从来都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到今天依旧如此。“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还能自由么专制政权是使用野蛮的武力而建立的，勿需考虑人民的意愿，也勿需获得人民的同意就以武力统治人民。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是一个野蛮或文明程度很低的社会。中国黄帝族的统治是通过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血流飘杵”的战争实现的，故国人崇尚暴力、崇拜权力、信仰多子多[征]服也。中国人只有对暴力的屈服和以暴易暴两种办法，不能产生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某博士曾把小白鼠分成甲、乙二组，然后电击它们。甲组的小白老鼠受电击后，立刻奔向另一端的几个小门逃走。乙组的小白鼠，在受电击后，由于无门可逃，它们四处奔碰壁，直撞得精疲力尽甚至撞昏。在试验若干次之后再做电击，甲组小白鼠，照样从小门逃走。可乙组的小白鼠，在接受电击后，却不再有任何反应，它们趴在地上，无奈的承受，不再挣扎。唯一的盼望就是电击早一点停止，或不再电击到自己的身上，而电击到别只小白鼠身上。中国没有逃跑的“自由之门”。儒家干脆鼓吹乌龟哲学。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说：有道则仕、无道可卷而怀也；邦有道则知，无道则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穷则独善其身等。论语中有一些刚勇的话，什么杀身成仁，弘毅，任重道远之类。孔子善于迷惑人，接触到天下兴亡了，他说无道则隐，安乐时就说杀身成仁。这显然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其实，儒家也是搞阴谋斗争的高手。孔子不喜欢别人杀他，他却要乱杀少正卯。公元前五世纪，鲁国国君与齐国国君会谈时，孔子任傧相。娱乐中，齐国演出莱部落的土风舞，孔子根据儒典，指责齐国不该用野蛮人表演，应上演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照办，献上宫廷中的拿手好戏：“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引经据典，认为“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令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演员，砍断了手足(史记孔子世家)。鲁国的季孙把公室分给自己的奴隶，使他们变成了佃农。季孙因这一措施富了起来。孔子对季孙毫无办法，于是他迁怒于给季孙效力的学生冉求，公开对身边的弟子们宣布说：“冉求已不是我的学生了，你们可以打着鼓去攻击他！”儒家搞师道尊严，打骂教育是常事。“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自古以来，就谈不上什么文明。以中兴儒学、传承道统的韩愈在《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用杀人的手段抢夺国家政权是各种人类犯罪中规摸最大的一种集团犯罪！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改朝换代几乎都是用暴力杀人的手段来完成的，在近代，这种暴力杀人的犯罪行为又被进一步称之为“农民革命”和“阶级斗争”！孟德思鸠说：“专制国家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下级给上级送礼，而上级对下级没有任何义务，于是上下级合伙对人民没有义务。人人都认为每个上级对下级都没有义务，只有人民对各个上级有义务。人们认为彼此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一部分人加给另外一部分人的惩罚；是一大部分人为一小部分人提供利益。在那里，…在那里，人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和惩罚”。清朝的和珅是中国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贪官，他将乾隆晚年的四方贡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据为己有，还买通太监从宫中偷窃珍宝；据估计，和珅的家产折合白银为9万万两，抵当时全国12多年的税银收入。不过，比起皇帝来，和珅之财又是小巫见大巫。乾隆在位时也想方设法进行搜刮，每年他的寿辰时文武百官都要进献，一次所收金佛就多达一万尊，其80寿礼之黄金编钟就重达一万三千多两。开明专制者最多只会克制滥用特权，而绝不会放弃特权，更不会为行使特权设置障碍。哪怕皇帝是个“明君”，比较廉洁清明，或者再出一两个包清天之类的人物，也无法挽救整个官僚体系一天天腐败、堕落下去。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专制主义只会一层层地向下复制，一代代地向后复制，而不可能复制出契约体系。专制政权一定会追求“有所为”、“大有所为”，因为对权力已经没有了有效的规范和约束。独裁者会无视“有所不为”的原则和要求，好大喜功。这种“有所为”定会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伤害和灾难。专制主义定会压制工商业。因为工商业的契约精神：互利共存、协商谈判、自觉诚信；这些如何与暴力、特权、谎言对得上号？特权本身是不容“协商谈判”的，否则特权就要被抑制，甚至被破除、消解。特权要么巧取，也就是贪污；或者就干脆豪夺了。统治阶级也会需要一些工商业为其享乐、受用。但这样的工商业一定是畸形的、依附、奴姓的工商业；而且这种工商业一定会打击健康的、自由的、自立的工商业。特权必然要求取得不正常暴利，这当然是要靠伤害其它厂商和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来实现的，这就违反了正常工商业的互利共存原则。拥有特权者可以出尔反尔、朝令夕改，没有诚信可言；因为他们获利的手段是特权，他们不需要诚信。工商业需要的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必定和特权抵触。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业，可以增加社会的横向联系，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机会，促进科学、技术、艺术的发展，而人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导致对专制统治的否定与反叛。所以，中国历代统治者不遣余力地将其控制在摇篮状态，以免危及专制权力。譬如：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对民营工商业连下重手，将盐、铁、酒等重要行业强行收归官营，由官府对重要物资的运输和贸易进行垄断，对民营工商业征收重税。责令民营商人自报财产，陈报不实者，罚充军一年。民营工商业者被告发者，没收财物一半；告发者可获得没收财产一半的奖赏，这使得“告缗”愈加不可收拾，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几乎全部破产。朝廷下令逮捕的工商业者就有六、七万人，上层官吏自己私自增加逮捕数量，达十多万人，搞得“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受伤害的民营工商业者比对匈奴战争中被打败的匈奴人还多。“文景之治”培育出来的繁荣的民营工商业，就此被毁灭。汉武帝重用酷吏，大兴冤狱，剥夺民财，重刑杀戮，四处用兵（打了30年的仗，征发兵力200万），弄得民不聊生，全国人口减少一半，其昏聩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专制主义社会一定会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因为特权、腐败一定带来暴利。这个暴利一定是以损害其它人、其它方面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为代价的，完全没有进步性和积极意义可言。这样，除了造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严重社会问题外；也使得社会中间阶层发育严重不良，在客观上一定会严重制约了工商业的发展空间，因为丧失了一大群有足够能力的消费者，缺少了必要的消费衔接层次。任何工商业都将举步维艰：在满足了很少的一部分达官贵人和大富豪大地主后，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无法进行，因而资本积累的空间很小，积累进程十分缓慢，从而直接阻碍了技术进步和投资意愿文祸的原因在于对语言的迷信。以为吉言或赞语可使人得福，逆言或咒语可使人得祸；所以，对逆言或咒语采取了野蛮手段。启废禅让制自成夏君，当然要利用到手的权力过荒淫的生活。他的儿子太康继承了国君地位，比启更为荒淫。夷族酋长后羿乘机夺取了太康的君位，后羿的亲信寒浞又设诡计杀了后羿，自己当上国君，后来少康又攻灭寒浞……权力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更迭和演变。夏朝最后一个国君是有名的暴君夏王桀。桀生性好淫而凶残，加上他力大如牛，能把弯曲的铁钩拉直，曾徒手同一只猛虎搏斗，最后把老虎给打死了；还在御花园里表演同一只大熊的较量，赤手空拳把这只大熊打得七窍出血，横死草地。他下令大造宫室瑶台，用美玉辅设墙壁，用金银架设廊柱，耗尽国库；派人四处搜求美女，凡民间长得漂亮的女人，勿论婚嫁与否，一律押解进宫，供他昼夜淫乐。 “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展噪于端门，乐闻于三野”。他把数以万计的侏儒和音乐杂要人员弄进宫中，为他表演滑稽和杂技节目，致使夏朝宫内日夜笙歌不绝。他的宠妃妹喜有个怪癖：喜欢听撕裂布帛的声音，夏王桀就专门派人每天用牛车拉来大量布帛，再用二十个人同时把成捆的布帛给撕碎，让妹喜高兴。他还别出心裁地布置肉山脯林，又在肉山脯林旁边挖掘了若干个大池，池中灌满美酒。酒池可以运船；糟丘足以望十里。凿地为夜宫，男女杂处。然后召来三千名彪形大汉，要他们比赛喝酒吃肉。夏王桀亲自担任比赛的总裁判，六千名雄赳赳的武士手执鬼头大刀，两人监督一个大汉。夏王桀亲自发比赛号令，一声鼓响，比赛开始，三千名大汉一手抓肉往嘴里送，一手用大木勺舀酒伴饮。夏王桀使劲擂鼓，宫女、嫔妃们一旁拍手欢呼助威。那三千名彪形大汉被酒肉灌得脸红筋胀，有的实在透不过气来，停下想歇一会儿，便被站在旁边的武士一刀剁下了头颅。一颗颗人头滚进了酒池，刚才还是清洌的酒池，渐渐被人血染红了，大汉们明白：不是醉死、胀死，便是杀死；与其清醒地被杀死，不如当醉死鬼或饱死鬼。于是一个个拼命硬吞牛饮，很快便醉得东倒西歪，纷纷跌入宽大的深池中，淹死了；而那些倒在肉山脯林下的醉汉们则被一一砍下了脑袋。尸横遍地，血盈酒池。一场游戏，三千生灵。夏王桀哈哈大笑扔掉手中的击鼓捶，宫女、嫔妃们被惊吓得魂飞魄散……一天，夏王桀又从御园的虎圈里弄出三只斑斓猛虎装入铁笼中，带到都城洛阳的闹市上。正当人们摩肩接踵地围着铁笼观赏猛虎时，夏王桀下令打开铁笼，放出猛虎。这三只猛虎被预先饿了两天，又饥又渴。当铁笼开启后，三个畜牲狂啸冲出，从半空中扑向密密麻麻的人丛，伸出利爪，张开血盆大口，抓攫咬噬着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少。一时间，虎吼人哭，血肉横飞，景象惨不忍睹，而夏王桀却乐得仰天狂笑。面对夏王桀的荒淫暴虐，一群臣悚惧，不敢劝谏，只有这位上大夫龙逢敢于犯颜直谏说：“为人君身行礼仪，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也。今君用财若无尽，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夏桀说：“天上有太阳，地上有我夏桀王，太阳不亡，我夏桀就不会亡！”龙逢摇头长叹说：“君王自比太阳，你可听见民间歌谣说：‘太阳啊！你什么时候坠毁，我们宁肯和你一同灭亡！’”夏王桀勃然大怒说：“好你个龙逢，竟敢咒骂孤王。请你尝尝炮烙的滋味儿，让你看看你自己的灭亡！”　　桀大喝施刑，四名武士用铁索套住赤身裸体的龙逢的四肢，把他抬到烧得泛白的铜柱边，然后一声呐喊，猛的让龙逢当胸抱住铜柱，四肢及全身紧贴炮烙。龙逢一声惨叫顿时毙命，那血肉之躯被烧得青烟腾腾，臭味弥漫，顷刻间便成了一副发黑的骨架……殷纣王文武双全，能徒手制伏猛虎，能倒拖九条牛，能托住屋梁改换屋柱。他宠爱美女苏妲己，大修宫室广殿，用美玉装饰其中。他建造的宫殿方圆三里，屋高千丈，内有大宫一百处，小宫七十三处；七年乃成。他和苏妲己日夜在宫中享乐作长夜之饮。厨师因为熊掌没有煮透，纣王便亲手杀死厨师。　　纣王还有一些奇特而残忍的爱好，那就是把人的脚胫砍断砸破，以便观察里面的骨髓；还把孕妇的凸腹剖开，以观赏那闭目卷曲的胎儿；他还喜欢看把人推入虎圈，老虎是如何咬噬人体的。大臣若有规劝他的，他便学夏王桀的办法，施以炮酪刑。纣的叔父、大臣比干苦心劝谏纣王改弦更张，竟被纣王下令挖心剖肝而死中国古有“愚民”一词，《左传》有言云：“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还有“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可见，愚弄人民，使民愚昧，古已有之。从来就没有人觉得人民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只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如果人民都成了傻子，这个“川”防起来无疑能够更方便一些。据《国语》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厉王一手造成天下死寂，熊熊怒火转入地下运行，随时都可能出现惊天动地的爆炸。他却得意洋洋地说：“我能够制止那些诽谤我的言论了，看谁还敢乱说话”！暴君总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了了人民的力量，结果是爆发了公元前841年的“国人起义”，镐京的平民们忍无可忍，一齐举起了武器，不约而同地杀入王宫。周厉王吓得狼狈逃窜，被流放到彘（今山西霍县境内），死在那里。当时，明智的贵族大臣邵公曾苦苦地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这段话的意思是：堵塞人民的言路，比建造堤坝来堵塞河水还危险。用堤坝堵河流，水道壅塞，一旦溃决泛滥，那死伤的人就多了。民也象水一样。所以，治水的人一定要排除壅塞使河流畅通；治理人民的人，一定让人民发泄、尽情说话。……人民所发表的言论，是经过他们的深思熟虑后才说出来的，怎么能够加以堵塞呢？假若你一定要堵塞，又能够堵多久呢？刚愎自用的周厉王哪里听得进去？对待暴君只能用暴力而不能用乞求和劝说。周厉王逃跑后，政权由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权力进行了一次平行移动。清代诗人吴梅村道：“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最早的文字狱始于春秋时代。公元前548年，齐庄公因与大夫崔杼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害，史官记录 “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史官，史官的两个弟弟秉承兄业，又记之，亦被杀。最后一个弟弟亦记之，崔杼才被镇住。为一个“弑”字，连杀三人，实在野蛮。遗憾的是，齐太史兄弟连姓名都没有留下。韩非子说：君主一定要禁锢臣民的思想，使他们只服从命令，不乱说乱动。秦始皇实践禁锢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杀掉韩非本人。等他统一后，他在全国禁锢臣民的思想；他害怕不利于永久统治的文字传开，就搞大规模焚书恐怖活动。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活埋了460多儒生，把知识分子的所有思想都埋掉烧掉；通过“以吏为师”而“以愚黔首”，终于达到“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道路以目”的程度。当年，秦始皇是不允许臣民随便对他说三道四的，甚至宫中的一切也不能泄露。据说秦始皇曾行幸梁山宫，从山上望见丞相车骑甚众，“弗善也”。身边侍从有人私告丞相，丞相随即减损车骑。于是，“始皇怒曰：‘从人泄吾语’；案问，没人承认。于是，便把身边侍从全杀了。当时，皇帝的一切都是国家机密，就连皇帝走的路都是复道，御用道路与公用道路分开，而且御用道路两侧还筑有高高的壁墙，其行踪不为臣民所知（王子今文《秦汉甬道考》，《文博》杂志1993年2期）。此后“宫禁至重”、“深居简出”是整个专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的行为惯例。有许多人因为泄露后宫的政务被处死或被迫自杀。秦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贫乏的朝代，思想家未出现一个，就连好文章都没有留下一篇。《古文观止》中仅有李斯的《谏逐客书》一篇，还是秦灭六国前写的。有人把愚民政策概括为两手：消极的一手是防堵，如焚书坑儒；积极的一手是引导，指定思想于一尊，钦定学术为独木挢，并诱之以功利，同样可达到愚民的效果，而且显得更高明。汉武帝独尊儒术就是。汉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匈奴用兵，国库空虚。汉武帝为了筹钱，发行了一种皮币（上林苑中白鹿之皮），汉武帝向大农令颜异征求意见。颜异表示反对。恰逢有人因别的事控告颜异，汉武帝便命张汤受理此案，而张汤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廷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即嘴唇略微动了一下。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列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廷奏告，而私下“腹诽”（在心中诽谤），于是处以死刑。真是欲加以罪，何患无词！连肚子里怎么想都成了一种罪证。西汉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被朝廷免职后，作书：“田彼南山，荒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宣帝以“荒秽”等词诽谤朝廷，诛之；妻女被放逐酒泉，族人及朋友都遭贬 。东汉末年，白马地方县令李云上书劝谏汉桓帝要励精图治，否则将“帝欲不谛”（“谛”是精明的意思），结果被杀。魏晋之际，“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写有《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为官，被司马昭政权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罪名处斩。崔浩写北魏国史，备而不典，写了鲜卑人同姓婚、扎辫子等；公元450年崔浩全家被杀，与他同宗的崔氏全部被杀，婚亲卢氏、郭氏、柳氏，统通被杀。一桩文字狱杀尽四大望族，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隋炀帝忌妒名声显赫的诗人薛道衡，于是罗织罪名，说薛的《高祖文皇帝颂》赞美先朝，意在诽谤本朝，杀之。中唐年间，北方天旱遭灾，官吏隐瞒实情，向百姓追逼租税，农民疾苦不堪，伶人成辅端写“何其如此贱田园”等诗句以纪其惨状，被唐德宗下令杖杀。五代时，一书生向吴越王钱镠献诗，中有“一条江水槛前流”之句，钱镠认为“前流”是自己姓名的谐音，有讥讽之意，下令处死献诗的书生。明清时的文字狱达到了顶峰，读书人更是匍匐于皇权的脚下，知识界一片黑暗。洪武九年，朱元璋因天文出现星变而“诏求直言”，遂有言臣信以为真，上疏指出由于朱元璋的暴虐，使“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朱元璋一闻此言，立刻将上疏者押至面前，亲自将其射死以泄怒气。由于他出身贫贱，当过盗贼、和尚，对别人的言辞就特别敏感。林元亮的《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林伯瑾所写的《贺冬节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则”与“贼” 同音；蒋镇的《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许元的《万寿贺表》内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八字，“法坤”被读为“发髡”，“藻饰太平”当作“早失太平”；徐一夔的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光”被附会剃光头，把“圣”附会为“僧”；周冕的《万寿贺表》内有“寿域千秋”，“寿”被附会为“兽”；吴宪的《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被附会为“天下有盗”；睿因写“遥瞻帝扉”，“扉”与“非”同音；林云因写“式君父以班爵禄”，“式”与“弑”音同；都被处死。王子之师张信以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为字帖教写字，朱称“堂堂天朝，何讥诮若此”！遂斩之。一和尚写谢恩诗“金盘苏合来殊城，玉碗醍醐出上方”，“殊”被析为“歹朱”，杀之。魏观请名士高启作《上梁文》，文中有“龙蹯虎踞”四字，魏观和高启被腰斩。张尚礼写宫怨诗：“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朱“以其能摹图宫阃心事”，遂“下蚕室死”。佥事陈养浩有诗叹道： “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以其伤时，投之于水”。……因文字狱死之人何只数千。马皇后脚大人人皆知，因这双大脚，引出一桩血案。一年元宵节，出来一张漫画，一个大脚女人，赤脚、怀里抱了一个西瓜，到处传的起哄。正巧朱元璋微服访问，一见大怒，一时查不出谁干的，下令把这条街的人全杀了。建文四年六月朱棣攻入南京，同年十月他就下诏第二次重修《太祖实录》（建文帝修过一次）。朱棣对修史官员奖罚分明。对听话有意袒护朱棣篡改史实的，如胡广、黄淮等人，升官；对直书无隐不避朱棣忌讳的，如叶惠仲，族诛。花了九个月时间，奴才们就献上了篡改完毕的《太祖实录》。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不久，一天他在几位大臣的陪同下前往长陵察看，走到一条大河边上时，他问河边一位打鱼的人：“这河叫什么名字呀？”那打鱼的人说道： “叫沙河。”永乐皇帝一听马上变了脸：“什么？叫沙(杀)河？！不行，从今天就改了，叫‘金河’，‘黄金万两’的‘金’，这多吉利。”皇帝本姓朱名棣，朱 (猪)就怕杀(沙)了。接着又传下御旨，命令昌平州内凡是姓沙(杀)、屠(宰)、郎(狼)、陆(戮)的人统统迁出，换上姓朱、梁(粱)、康(糠)、米、蔡 (菜)、曹(槽)、甘(泔)的人家。他的歪理是皇帝姓朱(猪)，姓沙(杀)、屠(宰)、郎(狼)、陆(戮)的人住在这里，常常会遇到朱(猪)，很不吉利。而姓梁(粱)、康(糠)、米、蔡(菜)、曹(槽)的人家才会使猪(朱)有吃有喝，大吉大利。御旨一下，老百姓就遭了殃，许多姓沙、屠、郎、陆的人家被迫搬出去，而外乡许多姓朱、梁、康、米、蔡、曹、甘的人家又被迫搬进来。老百姓们被折腾了很长时间，对皇帝恨得直咬牙。明朝是一个打屁股的朝代。廷杖始于明太祖鞭死开国元勋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罪有应得，但朱元璋却开了廷杖大臣的先例。一言不合，扒下裤子就打。被廷杖的大多是一两个人，但正德年间明武宗创过107人同时受杖的纪录，嘉靖皇帝同时廷杖124人，其中16人当场死亡。上百人被扒下衣服，排在太和殿下，上百根棍子同时起落，一时间声响震天，血肉横飞，惨不忍睹。越没有尊严越无耻，所以才会有成百上千的文武官员争着给宦官当干儿子、干孙子的怪事，才会有95%以上的朝官向大顺军、满清军屈膝称臣的丑事。明朝大臣也开创了所有朝代中最大规模集体投降的先例。大臣的气节真的还不如几个粉面柳腰的妓女。真可谓奴才有主子，奴隶无祖国！清朝的文字狱更邪火。康熙时浙江人庄廷拢编刻《明书》，被人告发，其父庄允城被逮入京死于狱中，庄廷拢被掘墓开棺焚骨，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子侄18口以及210位士大夫被斩首；被发遣、充军的有七百家，被牵连入狱者3000余人。另一起是《南山集》狱，波及数百人；戴名世被斩首，方孝标被戮尸，两家男子十六岁以上者均被杀，女眷等则被没收为奴婢，方氏同族人都被充军黑龙江。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雍正时文字狱泛滥。吕留良案受到株连的人多达几万人。刑部尚书的儿子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帝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查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流放。有个叫徐骏的官员，仅因“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句，便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诛连九族，连故里的官吏都被斩。乾隆时发生文字狱140余起，被捕杀的文人及受连累的家属几万人，连疯人说疯话都不放过。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的就有六起。乾隆自称“古稀老人”，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有一次自称“古稀老人”，即被绞死。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帝看后大发雷霆：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杀，并罪及师友。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云：“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被乾隆帝定为“大逆”，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其孙子和为诗集校对刊印的人也全都处死。沈德潜的《咏黑牡丹诗》云：“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其中的“夺朱”用的是《论语》里的典故，可“夺朱”被说成是夺了明的天下；“异种”意为“奇异之种”，但也被解为“非我族类”的满族。乾隆帝看后大怒，当时沈德潜已死，就把他的尸体拉出鞭打一通。乾隆在位期间六次南巡，每一次都是数千人队伍；每到一处，地方官员就要建起行宫，纷纷献上奇珍异宝以邀宠，备好美味佳肴款待数千人的队伍。道傍破旧民房，因有碍观瞻，都被勒令拆除，致使大批黎民流离失所。乾隆第一次南巡之后，有人假托工部尚书孙嘉徐之名写文章进行指责并私下流传，乾隆帝竟然兴起大狱进行追查，牵连下狱达上千人。……文字狱的盛行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清朝对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辽金元的文字都要篡改；查缴禁书竟达3千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国本土湮灭，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满清一纸“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把中国人整成了有辫子没脊梁的精神侏儒，将数千年的奴化教育做到了登峰造极，最后只剩下一门“研究错别字”的学问。龚自珍大叫：庠序无才士，巷无才偷，薮泽无才盗！中国人遭受过如此灭绝人性的奴化和侮辱，无休止的肉体恐怖和精神摧残，脊梁弯了又弯，膝盖曲了又曲，脑袋洗了又洗，中国人被磨掉了人之为人的最可宝贵的血性和骨气，令人痛心地成了一个跪着的合群自大的族类。100年前梁启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政治，无非愚民、柔民、涣民、驯民之术，无非使 “尽人皆妾妇之容”而已。他说：“吾尝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遍历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曰□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遂使举国皆盲瞽之态，尽人皆妾妇之容。夫奴性也，愚昧也，为我也，好伪也，怯懦也，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今不惟不耻之而已，遇有一不具奴性、不甘愚昧、不专为我、不甚好伪、不安怯懦、不乐无动者，则举国之人，视之为怪物，视之为大逆不道。是非易位，憎尚反常，人之失其本性，乃至若是”（《中国积弱溯源论》）。没有愚民就没有独裁者，愚民是独裁政权存在的前提。每一个独裁者都需要一大批的愚民去为他“打江山”作出牺牲；他希望他的“子民”都是愚民——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民主、法治，更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江山”永远传下去！每个独裁者都要在愚民上花很大的精力，统治者愚民的手段有千万种，但其本质却只有两个字：欺骗！为此，他要编造出所谓的“理论”（披上“科学”外衣），操纵宣传机器，用“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手段，一步步地把谎言变成深入人心的“真理”。所有的愚民政策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即使不能洗尽人人脑袋中的独立思想，也要把他们变成不敢说真话、不敢做实事、不敢做真人的骗子手和胆小鬼。借助于祖先崇拜、语言禁忌和政治巫术，国家、民族、集体等等被过分强调的宏大话语以伪善的道德，将人的个性、自由、价值与尊严挤压得几近于无，整个民族在泛道德化的病态气氛中逐渐丧失了生命的真切体验和普遍的人性关怀。中国与欧洲法律文化之比较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三月，郑国执政子产命令把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到鼎上。晋国叔向指责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叔向主张采取秘而不宣的刑法原则，使人民常处于“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恐怖状态，以便官方随心所欲地以言代法。一旦平民百姓知道法律上的规定，就会不俯首听命于官员的任意摆布；而人们知道了法律，就会依法进行争辩，造成种种争端事情的出现，官员就不再威风了。铸鼎颁布成文法增加了法律的透明度，使天下尽人皆知，从而每一个有是非判断能力的人都可以为“法官”。这样，法律便有了天然的社会基础。同时，法律条文成为无法随意更改的“程序”，使定罪量刑有一个公开的、统一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员对民众的任意迫害。只要符合程序不论何人，均应受到惩罚。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明确肯定了法律对于限制贵族特权的重要作用。邓析[公元前545-前501年]，郑国人，名学创始人。前536年，子产把刑法颁布在铜鼎上，公之于众。这样一来，引出了对刑法的辩论之风。邓析招收学生讲解法律，帮下层人打官司，扰乱了上层的垄断利益，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找了个“私造刑书”的罪名，把他杀了。邓析被杀后，其所编的《竹刑》仍被官方使用。“私造刑书”象如今的所谓的“非法出版物”，前人大代表姚立发自费印刷法律资料就被指控过“非法出版物”罪。《左传》成公13年刘子：“君子勤礼，小人尽力”。襄公9年知武子：“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襄公13年君子曰：“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农力以事其上”。《国语》“周语”严公：“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周语”内史过：“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上”。“鲁语”公父文伯之母： “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训也。”孔子无疑承袭了这些思想，他在评论昭公29年（公元前513年）晋赵鞅铸刑鼎一事时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菟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他的意思是：晋国将因铸刑鼎而亡了。原因是，晋国在晋文公之前一直恪守始祖唐叔所接受的法度，用于治理国民，卿大夫也遵守自己的等级次序，所以民众能尊敬贵者，贵者能保住祖宗的基业，贵贱差别不发生错乱，这就是所谓的法度。晋文公为此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制定法令，并因此作了盟主。现在废掉这个法度，而铸造刑鼎，让老百姓从鼎上就能看到法律条文了，他们还能再尊敬那些贵人？贵人又怎能保守祖宗基业呢？贵贱等级没有了，还怎么治理国家呢？何况范宣子的刑书是在夷地检阅军队时制定的，是晋国的乱法，怎么能把它作为法令呢？　　如果不公布成文法,“民”就只知按习惯服从上级，不会有非分之妄想和妄动，君主就可任意摆布臣民。现晋国公布成文法，那“民”就会根据法而不听从统治者的任意摆布了；且统治者的行事也要受到法的制约，而不会像以前那样只按习惯法去处理，势必会造成“贵贱无序”；而且民既已知道法律规定，还谈什么“不可使知之”的规矩呢？法律和礼教都是用以“整民”的，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自己阶级利益的秘密武器，也是统治阶级独占的特权的象征，怎可轻易示人？所以他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痛恨公布法律的做法法律的起源远古时人们遵守习惯规则，这些规则是无数民众在交往、合作、冲突过程中生成的。西方许多国家和城市是以商贸起家的，从而产生了契约规则。与商贸有关的契约制度和民法通则很早就成了西方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原则。世界公认最早的文字——距今5500年的苏美尔楔形文字一开始是用来记帐的，这表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经初步确立，这与主要用于占卜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用来占卜明显不同。另外苏美尔各城邦的王虽然有国王，但其权力受贵族会议和民众会的限制，这是全世界最早的分权制度。距今约 4400年前，乌鲁卡基那在平民支持下，在拉格什（苏美尔城邦之一）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小生产者利益的社会改革和立法活动，这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社会改革，其改革已体现出了初步的平等思想及其保障制度。公元前18世纪，在现在的两河流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典——《汉穆拉比法典》，这部法典有较多关于商品交换和保护动产私有权的规定。与主要以刑法为主的我国古代法律不同，它更像一部民法。从这部法律上我们已看到了拿破仑《民法典》的雏形。同时两河流域还出现了具有民主色彩的陪审员制度。伯里克利指出：“我们遵守法律，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悦诚服。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服从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虽未写成文字的法律。”罗马城的最初建立估计在公元前753年。公元前7世纪，以帕拉丁为中心的拉丁部落建立“七丘同盟”，罗马城邦国家的产生就是由这七个山丘上的村落联盟而成，后又有萨宾部落的加入。公元前510年，罗马人民驱逐了塔尔奎尼王族，结束了实际上已沦为僭政的“王政时代”，由此进入贵族政体。两位首任执政官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即劝说人民发誓不再允许任何人在罗马担任国王；并扩大了元老院的规模。一小部分富有的平民上升为新贵族，可以和旧贵族平起平坐了。但是他们经验少，人数又不多，许多大权仍然操纵在旧贵族手里。一般有产的平民，虽然可以参加全民会议，名义上也是公民。但是，由于表决权受到限制，结果会议往往成为元老贵族所利用的工具。多数贫穷的平民，因为受到债务和贫困的压迫，还经常有人成为债务奴隶。这样，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并没有因为改革而缓和下来，反而更尖锐了。公元前494年，罗马平民为了反抗压迫和控制，团结一致、携带武器，成群结队地离开了罗马，向东郊的圣山进发。人们一个个满怀激愤。有的气愤地说：“一个不把自己的保卫者当作公民的城市，还值得留恋吗？”有的抱怨说：“我们拚命作战，却落得家破人亡，他们倒坐在家里享乐。”更多的人喊起来：“走！走！永不回来！我们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城市。”罗马当时还没有多少奴隶，农业和手工业劳动主要依靠平民。一旦外族入侵，上前线作战更少不了平民。平民大量出走，势必造成生产停顿、田园荒芜。更严重的是，这时候，罗马的西北方正受到伊特拉里亚人和高卢人的侵略，形势相当危急。因此，罗马元老院和贵族听到平民向圣山进发的消息，立刻派代表追到圣山。平民们聚集在圣山，以分裂（disunion）相威胁，迫使贵族作出让步。贵族同意创立了保民官（Tribuni）制度。保民宫是平民利益的保护人，如果政府官吏对任何平民采取危害行动，保民官有权加以阻止。保民官的人身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为了便于随时接待平民的申诉，长期住在罗马，家门到晚上也是开着的。最初保民官只有两个人，一年一任。公元前474年设立平民大会，选举保民官，这使贵族不能操纵保民官的选举[否则就成了共产党的工会——把戏]。保民官直接对平民会议负责。他的职责是保护平民权利不被国家官吏侵夺,并对国家官吏的决定直至元老院法案行使否决权。只要保民官说一声“veto”（拉丁语，意思是“我禁止”），这些法令或决议就不能通过。现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的“否决权”，就是从古罗马的这种制度沿袭下来的。公元前462年，当时五大保民官中的一位针对执政官治权的滥用，建议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立法规范执政官治权，因遭元老院反对而被搁置。第二年再次提出同样的动议仍然未果。保民官在前457年成功地将保民官人数扩展到10名；三年之后，保民官提出了一个不露锋芒的建议：“请元老们让纷争停息；如平民的法律不为他们所赞同，则请他们允许由平民与贵族共同组成立法委员会，提出有益于双方且能捍卫平等的自由之法律”。元老们同意了这个想法，却坚持不让平民进入立法委员会。当时罗马实行的是习惯法，立法权和司法权由贵族垄断，而且司法解释权也在贵族法官手中。习惯法，就是按照习惯来判决案子。这样，一些对平民不利的陈规陋俗就被保存下来了。而且，对习惯法的解释伸缩性很大。既然没有明文规定，贵族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常常从维护贵族的利益出发，武断地作出不公平的判决。平民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要求制订成文法。平民们并以第三次“分离运动”向贵族施压。终于在公元前454年，元老院被迫承认人民大会制定法典的决议，设置由贵族及平民各五人组成的十人法典编纂委员会，赴希腊考察法制，主要是梭伦立法，而后于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次年，又制定两表。因各表系由青铜铸成，故习惯上称《十二铜表法》，公布于罗马广场。罗马跳出了古希腊城邦本位主义的狭隘范围，从而使罗马法律一开始就有其广泛性和普遍适用性。十二铜表法包括私法、公法、刑法和宗教法规等，除了罗马贵族和祭司之外，其他普通人甚至小孩子也都可以学习和掌握这些法律知识，因此人们对之能达到耳熟能详的程度。十二铜表法结尾的警句是：“使人民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十二铜表法》之后罗马法系的立法依然体现着保护平民的倾向，每颁布一个成文法典，平民的政治、经济、法律地位便提高一步。前449年前后，又增设公民大会，贵族也被允许参加这个新的民众立法会议，并规定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大会的决议。公元前367年通过的李锡尼和绥克斯都法案规定, 限制私人占有国家土地的数量，2名执政官必须有一名由平民担任。公元前326年通过了波提利阿法案，债权人不得因债务私自拘禁负债人，禁止将负债的公民变成奴隶。以后，当奴隶的只是外族人。公元前287年平民的最后一次分离运动赢得的成果，即霍腾西阿公布的法案规定：平民会议的决议，不必经过元老院的批准就对全体公民具有法律效力，必须共同遵守。此法案的通过标志着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胜利结束。平民会议成为具有完全立法权的机构。到公元前3世纪左右，平民在法律上已取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开始享有完全的公民权。古罗马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能斗争出如此多的成果，这对古罗马的发展当然有重要意义：首先，平民取得了充任各种官职的权利，并可与贵族通婚，这扩大了共和国统治的社会基础；其次，债务奴隶制的废除使广大平民彻底摆脱了沦为奴隶的命运，促进了公民集团的巩固，强化了公民兵制度，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实力，罗马从此走上奴役外族的道路。再次，新法令的颁布、新官职和新机构的设立，使罗马的上层建筑更加完善。当然，罗马的官职无薪水，普通平民让当也当不起，土地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无论如何，在斗争中胜利的平民，其处境比其它古国中失败的平民要好得多。伟大的古罗马政治家监察官加图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优越于所有国家的制度的原因就在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按照某些个人的提议实行某些法律或制度而创造出来的，……与之相反，我们的国家则不是由一个人独力创建的，而是由很多人共同创建的；她不是在某一个人的有生之年建成的，而是通过若干代人在几百年间建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聪明到可以洞悉万物，即使我们将所有人的智慧都集中到某个人的头脑中，但由于他不具有从漫长的历史中获得的经验，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十二铜表法》作为古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被认为是罗马法系法律制度和西方近代立法的基础。自《十二铜表法》始，罗马开始不断地编纂成文法典，以适应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及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直至公元6世纪《国法大全》的问世，使罗马法成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1135年左右，意大利彼萨人在攻陷阿马尔菲城时获得了《查士丁尼学说汇编》（《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第二部分）的原稿。查士丁尼（527年—565年在位）主持编写的《罗马法》，它对古代商品生产的各种法律关系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一原稿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西欧各国对罗马政治经济制度的研究。中世纪中期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北部的波伦亚大学就是从研究法律，主要是研究《查土丁尼民法大全》为代表的罗马法开始的。15、16世纪，西欧各国普遍出现了采用罗马法的热潮，19世纪初《拿破仑法典》也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制定的。从清末开始的民律草案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法五编，也都深受其影响。现代西方立法理论的三大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契约自由”和“财产所有权不容侵犯”在古罗马法中有了充分体现。刻有法律条文的铜表于公元前390(或前387)年高卢族对罗马的入侵时被毁坏而散佚，现在能从古代著作中略见其梗概。英国的享利梅因说：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他这几句话被西方的学者奉为至理名言。日本有的法学家据此发挥说，中国古代只有刑法而没有民法，是一个半开化的、文化低落的国家。在我国，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持赞同态度。2．英美普通法系约25万年前，人类从欧洲大陆来到不列颠。5000年前，有了新石器。在新石器后期，不列颠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建筑群 ——巨石圈。大都是同心多圆形，直径最大达518米，石块重量最大的有50多吨，这么多的巨石至少是从20公里外运来的。它们是怎么运来的？如何吊装的？这可能是个永久的迷，但人们不会怀疑不列颠民族伟大的创造力。约公元前55年，罗马人进入不列颠，他们带来了古希腊文明，带来了基督教，各地都有了类似罗马元老院的议事会，由拥有财产权的成年公民选举产生。此后，英国一再出现多民族融合情况。伊比里亚人、克尔特人，日耳曼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诺曼人等和当地人先后融合成今天的英格兰民族。日耳曼人是有较大自由平等的民族，譬如：一夫一妻制，日耳曼尊重妇女的风俗比汉族蔑视妇女不知道先进多少倍。部落的公民大会选举国王都是日耳曼的传统，打仗时平均分配战利品也是日耳曼的风俗。日耳曼人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契约观念以及勇武冒险精神等这些卓越的种族禀性再加上伟大的基督教信仰和古希腊、古罗马的宝贵遗产，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日后西方文明必将大行于世界。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不列颠创建国家时， 把随身带来的日尔曼人习惯奉为治理国家、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于是产生了英国早期的习惯法。这些早期法律通过那时的中央法庭贤人会议和地方法庭（郡法庭、百户区法庭、村镇法庭）予以实施。习惯法的权威基础在于全社会的约定俗成和普遍认同，因此，它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包括国王也必须遵守和服从它。事实上，英国国王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古代习惯法的限制。爱德华一世时的一位法学家曾指出：国王“根据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来引导他的人民， 并且和他的人民一样服从于法律。”公元650年，英格兰有十个国家，即战国时代。公元825年左右，有了全英格兰的国王。此后，国王不断的更换。英格兰任何一个国王，从未单独占有过全国的土地、矿山、森林等生产资料。从未有过象秦始皇那样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权还要受到很多制约。主要有：一、受到法律的限制。英国公众的民主意识一直保留着，长期公认的习惯法即天赋人权等对国王和王室有着坚韧的约束力，许多国王都制定法典，如“艾塞伯特法典”,“伊尼法典”等，内容大多为习惯法，对国王都有约束力。二、受教会限制。基督教的传教者大多是信仰虔诚知识丰富的学者，受罗马教廷的委托，借着上帝的名义，引导芸芸众生，协助国王治国安邦；而国王也乐得信教，听从规劝，借用神权，使自己的权利合法化。三、受贤人会议的限制。贤人会议（Witan）由氏族内的贵族组成，权力极大。作为决策机构，贤人会议有权决定氏族内部的重大事项，包括习惯制度确立、司法审判等。更为重要的，贤人会议有权决定氏族军事首领的人选，甚至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剥夺首领的生命。贤人会议是王国政府的重要机构，起源来自日耳曼人的“马克大会”或民众大会，由国王主持，参加者有高级教士、世俗贵族、国王近臣、地方官员。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显圣节等都是理想的集会时间。它保留了群体表决、多数认可的原则。它天生具有遏制王权膨胀的性质，成为早期英国贵族与王权斗争的主要形式。贤人会议受古罗马元老院的遗风影响。在威廉一世期间，贤人会议改造成“大会议”。国王低于法律的传统通过国王加冕宣誓也体现出来。自8世纪起，英王在登基之前都要举行加冕宣誓，誓词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证教会、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二是“保证维护法律”，“在司法审判中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以“确保社会正常秩序”。加冕宣誓意味着国王负有一定的法律义务，誓词被认为是国王必须遵循的治国原则，在法律上和道义上对国王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如果国王违背誓言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据历史记载，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有数位国王因背信食言而受到惩处，如外号 “昏君”的埃塞尔雷德二世因违背誓词而被流放，埃塞克斯王国的一位国王曾因过于宽大敌人，“违犯了古代习惯”，而丧失了王位和生命，威塞克斯国王希格伯特曾因有“非法行为”而被驱逐。 这些事例说明，那时的国王虽高于所有的社会成员之上， 但低于法律。诺曼征服后，英国建立起欧洲最为强大的君主制, 但王权并未超越法律之上，诺曼王朝继承了古代英国的法律习惯和初步形成的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征服者威廉以忏悔者爱德华时的法律为基础，编纂了一部新法典，作为审案定刑的成文依据。据说，有一次在审案时，威廉一世特意派马车请来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切斯特主教，请他解释英国的古代法律。古代英国零散的习惯法经过12世纪亨利二世的司法改革，形成为全国统一的普通法体系，并建立了专职司法机构，兴起了一个法律职业阶层，法治传统牢固地树立起来。英国的普通法，也是一种非集中的创制法律的模式，整个普通法的法律体系是由一代又一代法官分散地创制出来的，普通法就是一种“法官法”，法官们逐案严密地进行推论，建立了一个法律体系，使得其后的法官只能遵守“遵循先例”的原则，依据相同的判例审理类似的案件。虽然在普通法国家中，立法的作用得到普遍承认，而且也有大量有效成文法规存在，但从根本上说，普通法是由法官创造和建立起来的。普通法的根本特征就是“法官造法”，即法官在解决提交到他面前的争议的时候，会制定出法律规则。君主或国会确实可以立法，但法官却可以自行对其作出解释，从而决定是否适用。普通法又实行“遵循先例”原则，法官会参考前面的法官的判例。因而，前一个案件，就是后一个类似案件的法律。日积月累，法官们制定出一整套法律体系。这一制度的妙处，它比君主立法或国会垄断立法更有效率，但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使法律的制定活动处于君权、国会的控制之外。这样的制度，使法律规则体系尽可能地不受权力的控制，尽可能保持对于权力的独立性。相比之下，也更容易做到公平。法律家们在司法过程中自发地、分散地为人民和国家立法。而这些法律家的立法过程，则要受到习俗、先例和法律的精神的约束。全体民众和他们的祖先们在历史过程中一起参与创造了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才反映了真正的“公意”、民意。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发现：在各国立法中都有法学专家或富有修养的权贵立法，“然而在美国，立法的正是穷人，而他们在这方面通常总是考虑社会的最大利益。”他们按圣经立法，人人都熟悉圣经，清教徒牧师经常传讲上帝的律法，所以即使穷人也可参与立法。他承认：“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向自由的则是遵守上帝的诫命。”哈耶克说：法律规则是人民在日常活动中不经意间创造出来的，是行动的结果，而非有意设计的产物。只有对现实生活有深入洞察，并运用理性和正义的标准进行判断，才能确立正义的法律规则。否则，将立法者的意志强加于民众，即使其用心是良好的，也会适得其反：法律将扰乱民众的预期，扰乱固有的规则体系，从而有可能使民众更加无所适从。荒谬的人的定义中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人当人，儒家“人”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儒家的“人”就是等级制下的奴隶。猫眼看人的儒家信徒说“何谓人，晓礼仪廉耻忠孝仁义是谓人也，非如此乃禽兽也”。按照儒家的逻辑：只有懂得儒家的礼仪廉耻忠孝仁义，才能称为人，才享有人权。也就是说，不懂儒家或反对儒家都不是人，都不享有人权。可见，儒家就是要剥夺人们的人权，儒家谈人权是天下的笑话。有人以为孔子的仁者爱人是爱所有的人，否。“仁者爱人”是个欺骗性的口号。其一，周代礼制的核心是亲亲而尊尊，孔子的理想是恢复周礼。因此，孔子的学说不可能将周代亲亲而尊尊的原则抛弃不用。其二，儒墨之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爱有差等与爱无差等之争，如果孔子所说“泛爱众”是指“普遍仁爱”，那么墨子提出兼爱说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孔子“仁者爱人”的“人”，是指符合统治要求顺民；否则，就是禽兽了。你不听他的话，他就不“爱”你了，甚至连人都不算了，他可以动手杀你。杀了不算杀人，这和阶级斗争的“敌人该死，杀敌人不算杀人”几乎完全相同。孔子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把人和民分开来说。“人”就是君子贵族；而“小人”是广大的奴隶。左传.鲁昭公20年郑国发生奴隶起义，在萑苻劫杀了贵族，奴隶主贵族游吉派兵镇压，起义者全部被奴隶主杀死。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拍手高兴地说：杀得好！然后是一通治国宽猛的妙论，这就是所谓的爱。孔子因为齐国不重用他，派子贡游说列国，使得齐国吴国遭受灭国的灾难，死了百万人。这也叫仁者爱人？庄子上记载了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即盗跖)，痛斥孔某人是一个巧伪人，是“盗丘”。樊迟请学种田，孔子说：我不如老农，请学种菜，孔子说不如种菜的。樊迟刚出去，他就骂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也，焉用稼。樊迟想学农，被孔子认为是没出息的小人。然后发了一通治民的大道理。试问：四方之民襁负其子来了，不耕田吃什么？“焉用稼”怎能说出口？孔子一年6万斗小米俸禄，不用种田，可老百姓呢？孔子要等樊迟出去后才大骂，这和那些背后损害别人的奸徒有什么区别？孔子从来就是鄙夷普通老百姓的，以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怎么能说是爱人呢?儒家仁学系统中的“人”，只是复杂的宗法人伦网络节点上的角色集——为臣为父为夫等等，而不是独立的个人。人不过是社会关系伦常中的一个动辄得咎的可悲的符号而已。在儒家“修齐治平”的公式中，个人是始点而不是最终目的；他不属于自己，故不可能为自己的权利而辩护。儒家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反省的主要是人际而非个人，目的是通过履行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而达到社会和谐。儒家的政治原则是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儒家强调个人的言行都必须符合等级礼仪。所以，中国人习惯于一个等级化的人际关系。“仁者，人也”，实则“二人”也、关系也；离开人伦关系的对象，就没有“人”。孙隆基先生认为“二”与“人”才构成人，“一”只是半人，“一”构不成人。离开了另外的“一”半，人就撑不起来，立不起来，就东裂西倒，无所依附。孔子坦承“克己复礼为仁”。由无数这样长不大的“人”组成的民族就是“未断奶的民族”。孙隆基先生看出了“个人”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失，换言之，中国文化没有养育出“个人”。对“个人”构成压抑和杀伤。新儒家梁漱溟反复指出：“中国没有个人观念”，并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最大之偏失。张东荪也认为：“在中国思想上，所有传统的态度是不承认个体的独立性”。康有为尊孔复辟康有为是一个孔子迷终身倡导尊孔、祀孔、学孔； 1912年他在上海创立孔教会，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决心把孔教会普及于全国，推广于世界；同时又主张君主立宪，学习日本改变制度。康有为的家庭生活完全是儒家专制的一套，怎能搞君主立宪？康有为19岁结婚，1897年他40岁看老婆无子，便纳17岁的梁某为妾。1907年康有为50岁在美国纳17岁的何某为妾。1911年康有为携带两妾到日本，又纳日本人罔鹤子为第四房。1914年冬娶廖某为第五房。1918年在杭州挟妓游湖，把妓女当西施，自比范大夫；后看中一洗衣少女，纳为第六房，于 1919年在上海举行婚礼，洗衣女两位兄弟成了康家佣人。康有为有6位夫人，生了12个子女，因小老婆没有生育，还领养两个子女。在上海嫖娼多次，不付钱，被妓女追着索要；等等。康有为早年家贫，11岁父死，靠母亲勤俭持家、出卖嫁妆度日，康有为读书无纸墨。他搬弄迷信，自比孔子；为了上书清帝，用尽伎俩，向多人骗取钱财，包括自家亲人和北京望族，以给他的银子数量多寡分封“贤人”、“大贤人”等称号。康有为出名后流亡期间，靠保皇会和宪政会供给。有人攻击他侵吞巨款，是马扁（骗），他以巨款购买各国文物，说是开发民智，搞展览，最终归他私有。康有为的哲学是“主乐派哲学”——主张及时行乐。他竭力追求物资享受，在吃喝玩乐住上都追求高标准。他雇佣了大批佣人，其中丫头5人，老妈子5人，男雇员30余人，他在上海的家常住人口达60 人，流动食客多则30余人，少则有10余人。每天在家就餐的人多达80余人。4天吃一担米，仅伙食方面的采购就要用汽车去拉。他食不厌精，讲究营养，即使下乡也不马虎。据当年的人回忆，康在乡下的家中，中午要吃八大盘八小盘，康有为喜欢吃鸡蛋，一次吃了10个蛋。此外，他在杭州、青岛有两处别墅，别墅的留守人员达10人以上。每月的经常性开支达3000大洋。1913 年送母、弟的灵柩回家的场面，空前壮观。香港港督派一百多警察护送，广东省派兵舰2只迎于海面，都督率军警千人，民政长官率百吏继之，绅士千数，丧轮抵家乡，众宾数百，观者数万。如此排场，招待费和给军警的赏钱要多少？康有为承认仅1919年的丧葬费支出就达3000大洋。新版《温故戊戌年》叫做“康有为盗国记”更合适。择其主要事件来看一看：第一件：涉嫌“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两篇文章《知圣篇》和《辟刘篇》，也就是说当年极大地震动中国朝野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是抄袭之作，原因是在北京碰壁的康有为急于马上在学术界奠定自己的地位；第二件：公车未上书，只是在松筠庵门前召集了各省举人，准备上书，但终究没上，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他可能考上了进士，如果他带头上书，眼看就要到手的进士“学位”就会被取缔，他追求了多年的功名将前功尽弃；第三件：为了取悦于光绪帝，也为了用手中仅有的权力泄私愤、报私仇，康有为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硬把许应当作反改革的典型查办，许被罢官；第四件：假传圣意，说光绪帝允许他直接晋见，还说他上呈的折子可以不通过都察院传递，直接递给光绪帝，其实变法后他所有的折子都是通过都察院递交的；第五件：制造“伪诏”诱劝袁世凯发兵包围颐和园。光绪帝给杨锐的诏书中只说要缓和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康有为却要“围园杀后”救皇帝，因而制造伪诏；第六件：错信袁世凯，康党中人都说袁世凯不可信，但康有为固执己见，强逼毕永年充当“敢死队长”，强逼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结果袁世凯告密，但戊戌政变不是因为袁世凯告密发生的，荣禄是在戊戌政变后才被调进北京的。第七件：戊戌政变的直接原因是伊藤博文的来访，此前康有为向光绪帝大力推荐伊藤博文，并倡议与日本、英国等国“合邦”，其实就是卖国，也就是说康有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欲，不惜卖国，充当汉奸。他与李提摩太交往多年，而李提摩太全是利用他，已经制订好了完备的分割中国的计划，只等他上套。第八件：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原作是这样的：“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康有为认为原诗暴露了他们的计谋，非改不行，由梁启超操笔，改成了后来流传开来的这四句：“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于为什么这么改，新版中叙述未详尽。第九件：曾写信给日本“大同学校”的康党，叫他们“不得招待孙逸仙”，因为怕孙中山革命党的“恶名”影响他成为真正的帝师，流亡到日本后孙中山曾经求见，康有为又以带血诏的钦差大臣自居，说孙中山是“著名的钦犯”，不便见面。第十件：以假诏作虎皮在日本和加拿大骗取钱财，后辅佐张勋复辟。康有为认为中国的物质文明固然落后于西方，精神文明还高于西方呢。他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进行西方式的社会改革，但在思想上仍然需要回到儒学中去寻找答案，他首先证明孔子是改革者，并试图把历史发展放进一治一乱的框子里去，认为乱世始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1898年他在公车上书中要求变法，虽也看出了“同此兴作，并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国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并根据“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道理，提出为了上下沟通，每十万户公举一人到朝廷备皇帝顾问的建议。但强调的还是“富国为先”对富国之法说的最多也最为详细具体。他认为自由民主在中国是古已有之，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西方那样专制，因此在这方面的变革不是当务之急，当前最主要的是把物质建设搞上去。他于1905年写的《物质救国论》。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康有为是很重视的，但对民主自由，显然没有兴趣。康有为晚年曾写道：“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1916年9月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书说：“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忍与生番野人等乎？”康有为极力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跪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陈独秀说：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指出 “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尊孔几乎就是复辟的同义词，不论是袁世凯称帝还是张勋复辟，都是在尊孔的名义下进行。袁世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袁世凯情结以及渴望袁世凯情结悄然安栖于人们的灵魂深处，只要这样的文化一日不加以梳理，荡旧涤污；袁世凯二世、三世乃至无穷世，便会以不同的面貌继续存在。儒教就是中华专制思想的根本，是为专制复辟鸣锣开道的精神法宝，是专制赖以复辟的政治法宝，更是专制已经实现复辟的一剂“思想保和汤”。当时有人反对“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的论点，并责难陈独秀：你所说的孔教是“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还是“指真正孔子之教”，并说孔教本来是好的，只是被后儒所败坏了，“至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陈独秀首先反问对方，汉唐以来诸儒为什么“不依傍道法杨墨”，为什么“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他的学说呢？随后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其实把“孔门伦理道德”传之后世的正是宋儒。孔孟儒学与后世儒学陈陈相因，万不可借丑诋宋儒而颂扬孔孟。“提倡孔教必掊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陈独秀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陈独秀在1917 年1月1日写的《答吴又陵（孔教）》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也。”成品油猛涨的真正原因　　　　7月23日,在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再次提高成品油销售价格。北京地区93号汽油再创历史最高价位。有关方面对此的解释是，上次涨价没有调整到位，我们成品油销售价格仍旧低于国际市场，今后将考虑国际市场情况和社会承受能力继续推进价格调整。谎言是多么的的圆满，但是，我们早就有各种手段来论证，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　　一、中国进口的石油没有达到60美圆的。国际市场达到60美圆的是北海清质石油，其质量是世界上最好的，而中东地区、南美、俄罗斯出口的石油是无法达到60美圆的。而中国大量进口的是低质高含硫石油。据著名的经济情报杂志分析，国际油价在54美圆时，中国进口的石油价格大多在30美圆左右。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劣质石油买家。　　二、美国与中国石油价格比较。美国平均每升93号油大概是人民币4.7元,可是人家那是加了30%的燃油税,并且人家公路没有收费,高速公路也基本不收费或者收费很低。而北京的类似汽油销售价格已达4.24元，实际价格高于美国。如果有关方面说，中国成品油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更将被下面的例子驳斥的体无完肤。海关宣布上半年查获的走私案件中，成品油、香烟等位居前三名。既然中国成品油便宜，那应该是从中国向国外走私才对，为什么要从国外向中国走私？过去查获的特大走私案件，都与走私汽油柴油等成品油有关，可见内外差价巨大，吸引走私者挺而走险。　　三、石油企业报表显示利润巨大。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中最挣钱的，报道说利润接近千亿元，而其年经营额在5000亿元左右，利润空间已相当可观，利润率非常可观。以净资产收益来分析，即使是风光无限的房地产，其优质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为5%到10%为主，而中国石化的净资产收益，根据其2004年年报为17.32,其加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为20.32%。大家说这是不是很惊人！是房地产行业优质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的三倍，是房地产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四倍多。这才是惊人的暴利证明！我不久前与燕山石化公司的人士接触，他们去年的利润超过40亿元，总结因素是价格高、市场好。可见，中国石油企业是很不错的业绩，怎么还有长期亏损的说法，这不是欺负老百姓没头脑么？　　四、上游垄断掠夺下游竞争性行业，扭曲经济结构肆无忌惮的涨价，使中国经济和宏观调空的复杂局面加剧。可怕。成品油涨价，因为你是垄断，但下游产业却是竞争性行业，不能涨价。比如公交和出租车，关系群众生活，其价格调整要经过严格审批，油价从2元涨到4元多，公交价格和出租车价格并没有什么提高，可见，油价上涨只能消化在成本和政府补贴中。汽车制造业是国家寄希望的产业，但消费环境不良，加上油价上涨，更是雪上加霜。老百姓近两年的工资并没有显著增长，翻倍上涨的油价让大家很难受。可见，这是赤裸裸的掠夺，扭曲中国经济结构，增加了所谓的膨胀压力。尽管，中石油的滚滚暴利，让国家，同时也让某些不可明说的利益群体欢欣鼓舞，但是，这种危害中国经济的掠夺经济思路，将贻害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观察大家对油价上涨虽然知道是中石油/中石化捣鬼，但是不知道要点！　　我在这里澄清一下！　　石油是战略物资，国内的油田都是这两个集团垄断的。只有他们有开采和销售权利。近几年国家进口石油越来越多，今年会达到1.5亿吨。进口石油消费的比例越来越大，岂不是两大集团就没有话语权了？？放心。关键的石油进口权还是只有两大集团所有。国内的炼油企业就算是油价再便宜，也无法自主进口，只能从两大集团买他们加价进口的原油。　　这样两大集团对内把持油田，对外把持原油进口权。国内原油价还不是他们说得算？国内的炼厂，包括两大集团自己的炼厂是在亏损，那是因为原料石油（无论国产还是进口）的价格是两大集团定的！两大集团自己的炼厂亏损无所谓，反正在贸易/开采环节已经有足够惊人的利润了！！　　而且炼厂亏损的情况可以成为汽油涨价的借口，掩人耳目。于是我们就这样因为所谓的炼厂亏损，口袋的钱被淘空！！！！　　石油是工业血液，现代基础工业的王道！！两大集团在上游敲骨吸髓，危害的是整个国家竞争力甚至国家安全！！90#油从今年3月份的3.18上涨到7月份的4.06，快一块钱了，还不到半年！！　　到底有多少物流企业破产阿？到底有多少企业背上沉重的运费成本阿？无耻的抢劫！！2004年两大集团净利润2000亿，咱们国家gdp才多少？11万亿，各行业综合净利润最多按照5%算，也就5000亿。可见40%的国家利润都是两大集团的！大家伙都在给两大集团打工呢！！　　有人会问，油田是国家人民共有的，这两大集团虽然垄断，毕竟是中国自己的企业，为什么这样丧心病狂的掠夺财富不顾危害国民生机？其实这两大集团都是海外上市企业！！所有权和资本不是纯粹国家的了。资本是贪婪的，对利润的追求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看到这里，国内油价未来的走势相信每个看过帖子的人已经很清楚了。　　我很担心国外投资者利用两大集团的垄断地位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从这个角度讲，两大集团已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了！！有时候看到纺织厂的女工虽然一天 12小时的拼命干活，居然连500块钱的工资都得不到，原因是有的工厂因为纺织原料涨价（非棉的纺织品大部分是石油变得）或者停产/或者破产。心情真是无法描述。前一阵子还听说北京有的哥为了多跑出点钱过劳死...真不知道中石化/中石油有2000亿的纯利还叫嚣亏损要求涨价的嘴脸是什么麽样？？那 2000亿人民的血汗钱又有多少进了原本已经很富裕的老外口袋里！！　　无论如何，两大集团正在挤垮国内非自有的炼厂，同时也正在挤垮社会上的非自有的加油站。如果现在的情况不得到改变，两大集团的目的很快就会完全实现。　　可能有人问，目前发改委已经批了19个非国营的公司可以进口石油。其实私营企业进口石油除了要有进口权，还要有配额，2005年非国有进口配额一共才 0.1亿吨，根本没有影响市场！而且两大集团除了因为自己是国有公司，进口不受限制之外，还注册了非国有企业，也在这19家里面混，用他们的实力抢占绝大部分配额！！太狠了！！关于私有企业石油进口权/配额计划具体详情大家可以查询国家商务部网站看看！！　　我是业内人士，所以知道两大集团的要害！注意到很多人误解油品涨价的原因，实在看不过去了，才发言的。可惜我不是记者，否则早就揭他们的老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