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俄罗斯英军从1918年春季到1919年10月停战前后战死、病死、受伤和失踪的总人数为军官106人，各级士兵877人，其中战死的军官41人，各级士兵286人。这次成功的撤出是先撤协约国军，其次撤我们自己的军队和俄国难民。这次行动只是由于无视社会党人的派性，反对派的挑拨离间和报纸的责难才可能成功的。英国人是尽心尽力了。为每一个希望离开的俄国男女和儿童提供了安全。留在那里继续打内战的那些人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这样做的。留在那里无限期地进行对俄国苏维埃的战争的力量不足，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后果是令人沮丧的。几星期后米勒将军的抵抗被扑灭；苏维埃政府在白海沿岸恢复了统治，将大量人处以死刑(一次就有500名军官)，就此熄灭了这些地区俄罗斯人生活与自由的最后希望。此刻我能见到来自阿尔汉格尔的居民代表的苍白脸庞和呆滞目光，他们于1919年7月底到陆军部找我，乞求英国进一步的保护，对于他们我不得不作“含糊的回答”。所有这些可怜的工人和店主势将立即面对行刑队。挽救他们的命运的责任落在了打赢这场大战但没有完成任务的强大而光辉的国家身上。03.高尔察克与五巨头的通信于1919年6月12日令人满意地终止，随后他的垮台就开始了。6月上半月盖达将军的北部军团在格拉佐夫周围取得了少许进展。可是这并没有对我们的代表诺克斯将军掩盖住如下事实，即高尔察克部队的处境十分不利。西伯利亚西部军团5月初在乌法前线遭到重创，6月底北部军也陷入惨败的境地。因此到这个月底西部军和北部军溃退多英里到达彼尔姆。7月初那里战线的走向大致如下：彼尔姆以东——昆加尔——克拉斯乌菲姆斯克——辛斯克——斯捷尔利塔马克——奥伦堡。7月份西伯利亚军队不间断地继续后退；到7月底，他们已放弃埃卡特琳堡和车里雅宾斯克，丢失了乌拉尔山脉防线。8月初最高会议决定不再进一步帮助高尔察克，他显然迅速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诺克斯将军对西伯利亚军队的情况评论说：“士兵没精打采，懒懒散散，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军官能控制他们。这些士兵需要的不是休息而是艰苦工作和训练……敌人夸口说他将前往鄂木斯克，当前依我看没有办法阻止敌人。随着军队的退却瓦解也开始了，士兵偷偷跑回他们的村庄或者护送其家属去安全的地方。”整个8月西伯利亚军队不停后撤。9月初他们在人数上依旧超过布尔什维克军队，但是从5月起一直后退使他们的士气非常低落。然而在9月初季耶特里奇将军对敌反击，收复了近100英里地方。这次成功是短命的，到10月30日彼得罗巴洛夫斯克被布尔什维克占领。南部军团继续撤退，处于溃散状态，军团已不再是军事局势中的一个要素。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军与鄂木斯克之间不复存在任何阻力，鄂木斯克遂于11月14日撤出。11月17日政府迁至伊尔库茨克。盖达将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企图发动政变，这在当时看来似乎使伊尔库茨克政府触电般惊醒过来。但是西伯利亚存在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高尔察克；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越来越有诱惑力。当所有这些事态正在发展时，我尽最大努力劝说最高会议做出决定去指导和鼓励高尔察克。5月28日我打电报给诺克斯将军，告诉他利用他的影响，以便使这位海军上将“强调召开制宪会议和实行民主选举等开明原则，这些政令将确立俄国未来政府的基础”。诺克斯将军接到指示后，作了最大努力，以把高尔察克的抱怨和四大国规定的所有条件紧紧连在一起。诺克斯尽可能利用约翰·沃德上校的帮助，因为没有人能更好地表达“既反对专制政治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爱国的英国劳动人民”的感情了。忠告伴随着帮助。满载货物的英国船舶一直到1919年10月仍不断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在那一年英国船装运供应西伯利亚的物资总共接近10万吨，包括武器、弹药、装备和服装。为执行议会的任务和内阁宣布的政策，沃德上校和他的米德尔塞克斯团于1919年9月8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乘船去英国。在他们之后11月1日又有“汉普郡号”启航。从此以后只有英国军事使团和铁路使团代表英国驻在西伯利亚了。协约国和英国的支持撤离了，军队不停地后退，高尔察克的毁灭终于来到了。12月24日伊尔库茨克发生革命，1月4日海军上将请求捷克军保护。可是捷克军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已经在1918年10月看到他们“在兴旺中有点疲劳”，并被白俄罗斯的处置不当所激怒。大战结束了，他们原来为协约国效劳的紧张士气松懈了。此后他们唯一的、最自然的愿望是回家。协约国的胜利解放了波希米亚。捷克军不再是哈布斯堡帝国的背叛者和卖国贼了。他们是捷克斯洛伐克胜利的军人和先锋队。本来永远不准他们回去的故乡现在发出了自由与光荣的光芒。指路明灯的光束穿过茫茫的俄罗斯雪原，照到他们的眼前时是多么明亮。1919年初，捷克军开始不再是帮助的来源，而是确实危险的来源了。由捷克军逐步发展形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会议严厉地——无疑是有理由的——批评鄂木斯克政府。军队中各团建立了各种委员会，就像革命后使俄国军队腐朽的那种组织。他们的纪律及其战斗力松弛退化。春季他们从前线后撤，受命保卫铁路各区段。6月决定应尽快遣送他们回国。为此目的采取了适当步骤。圣诞节前夕，名义上仍旧是西伯利亚总指挥的高尔察克住在伊尔库茨克以西约300英里的停在去尼吉尼—乌金斯克的铁轨上的火车中。与他在一起的第二节火车是俄罗斯帝国的国库，收藏着总价值6.5亿卢布(6500万英镑)的金砖，和大约价值5亿卢布的贵重物品和有价证券，后者已大大贬值。高尔察克已被他几乎全部的军队和随从人员遗弃。可是对海军上将充满不友好感情的捷克军的一个“突击营”依旧是他生命与财富的护卫者。传来消息说布尔什维克军队正从北方前来抢夺黄金，而统率捷克军的法国军官雅南将军打电报给“突击营”，命令退回伊尔库茨克，让高尔察克和黄金听天由命。进而1月2日高尔察克通过捷克军接到通知，“将护送各级最高统治者去安全地区。倘若因某种原因不可能护送所有级别人员，无论如何应保护海军上将的安全，并护送他去远东。”在这种情况下高尔察克于1月4日打电报到伊尔库茨克说，他将把自己交给捷克军。他的私人汽车车身上贴有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旗，装在运载“突击营”火车中的一节车厢里；在这节车厢后面的车厢里装有黄金。虽然他们要通过据说充满敌对叛乱者的地区，捷克军、黄金和高尔察克在旅途中都未受到骚扰，平安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在这里的一个铁路岔道上海军上将和宝藏停了下来。雅南将军的首要任务是撤出捷克军，但是他也要为高尔察克的安全负责。这两个任务若不是为了黄金本来都不难完成。在西伯利亚瓦解的社会结构中，每个人包括红军、社会民主党人或土匪都想要捷克军早点走，想方设法加快使他们离开。高尔察克本来可以毫无困难地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搬走黄金是一件难事，各种派别的俄国人准备泯灭他们的政治分歧，以阻止这个令人忧虑的事情发生。雅南将军于1月4日接受了运走黄金的任务，他浪费了10天时间为此事进行会谈和讨价还价。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军队正在接近伊尔库茨克，当地社会民主党政府天天激动得满脸通红。形势变得明显地具有威胁性。受黄金消息激励的红军尽管素质不好，但大部队即将到达。在西伯利亚有一些有本国军队伴随的协约国特派员，他们紧急发电报给雅南将军说，如果他在伊尔库茨克再耽搁下去，他们将不能帮助他撤出。没有理由认为，即使捷克军配置得当，他们的力量也不足以带着海军上将及黄金强行打开一条通道冲出来。但是空气中弥漫着恐慌和阴谋。雅南将军于1月14日与伊尔库茨克当地政府开始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帮助捷克军离开，但黄金与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这个人应留下来。海军上将的一个参谋马利诺夫斯基在日记中说，“1月14日下午6点两个捷克军官宣布，他们刚接到雅南的命令，把高尔察克和他的参谋人员交给地方当局。海军上将一直保持平静，既不说话也没有姿态表示，他不让捷克人感觉到他怕死。海军上将带着燃烧的目光和苦笑说，‘那么这就算是雅南给我的不受阻碍去东方的保证了。一个国际背信行为。我已为任何遭遇作好准备！’于是他与他的总理M.佩佩莱耶夫被监禁于伊尔库茨克的牢狱。”这些做法震惊了在远东哈尔滨的高级特派员们。从他们近日要求雅南从伊尔库茨克撤退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处境也不很妙。他们的告诫现在得到了无礼的回答。雅南将军说，除非他们交出海军上将，否则捷克军将遭受攻击，高级特派员们的行动没有丝毫帮助，往往只会把事搞糟，他不承认他们的管辖权。他说，“我认为自己应对捷克政府负责，它命令它的军队返回捷克斯洛伐克，我还对在巴黎的协约国会议负责，它命令我执行这次撤离任务。”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位军官处境的各种困难。通过更细致的分析很可能将更清楚地发现这些困难。1月21日已经几乎变成红色的伊尔库茨克社会民主党政府宣布它自己是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密使入城，赤卫队取代粉红色的卫兵看守高尔察克。2月7日天亮之前海军上将和他的总理在狱室里被杀，布尔什维克以习惯的方式用自动手枪顶着他们脑后开枪。没有任何形式的审讯，但也看不出他们曾被拷打。大量黄金与贵重物品的命运是十分神秘的。这批东西无疑是落入苏维埃政府之手了。但是完全不清楚苏维埃政府是否得到了全部。6个月后弗兰格尔将军的政府困难地调查了据报存入旧金山一家银行的价值100万美元的黄金。但是他活得不长，未能把此事深入追查下去。可惜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军的重要纪录竟在高尔察克投降时毁坏了。看来似乎有一段时间，关于捷克军的一些神话是与他们此前一直在真实的历史舞台与衣衫褴褛、道德败坏的西伯利亚观众混合演出的戏剧不符的。04.邓尼金的军事努力重要而持久。按照总参谋部的建议，英国的援助从6月份起集中供应他。25万支步枪、200门大炮、30辆坦克和大量弹药与装备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黑海运至诺沃罗西斯克港；还派去几百名英国军官及未授军官衔的军官作为顾问、教练、司库员，甚至还有少数飞行员，以加强邓尼金的军队的组织。邓尼金拥有一年前在阿列克谢耶夫和科尔尼洛夫部分的俄国志愿军里为俄国事业(当时它仍是协约国事业)而战斗的那个英雄团体的核心分子与幸存者。因此他拥有虽为数不多但能力较强的、坚决而忠诚的军官。如我们已见到的，他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随着夏季渐渐消逝，他的战线迅速向北推进，直到它们从西部大城市基辅几乎延伸到里海。在这次连续5个月的攻势中(从1919年4月到10月)，邓尼金获得25万俘虏、700门大炮、1700挺机枪和35辆装甲列车；10月初他到达离莫斯科不到220英里的图拉，军力差不多与他的对手相等，即大约有23万人。我于1919年9月22日(当时邓尼金仍在战场上)给内阁的全面情况报告说：邓尼金将军的军队控制下的地区包含不少于3000万的欧洲俄罗斯人，和俄国第三、第四、第五大城市。这些地区容易与英国和法国进行贸易，这种贸易是目前那里的人民急需的。他们拥有铁路网，如果能得到车辆的话，那些铁路会处于比较良好的工作状态。那里居民彻底厌恶布尔什维克主义，他们有的按他们的自由意志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过调查，有的受过它的压迫。毫无疑问，这3000万人的意愿若能以公民投票来表达，一定会压倒多数地反对把他们再次交给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政府。此外，邓尼金将军控制的军队虽然大部分是在志愿基础上募集的，但它迅速发展，到目前肯定总数已超过30万战斗员。……我们的政策应该继续保持与邓尼金的友好接触，完善军火的运送，以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帮助处于困难中的他，尽可能以政治忠告指引他，阻止他落入反动分子手中。尤其是而且看来最重要的是，在已获解放的广大区域内发展贸易与信贷，使得那里人民可以将他们的状况与在布尔什维克俄国充满的不幸作对比。可以看到邓尼金将军从不要求派去军队。在最近9个月里有一个英国中尉在一辆坦克里轻微受伤。这是我们获悉的唯一英国伤员。没有更多的金钱支出(除了剩余军火难以确定的价值外)，没有军队支援，除了让有限的技术人员组织鼓励、协商，以及商业——这些是仅需的手段。……在西侧，邓尼金将军接触的是佩特卢拉率领的力量相当薄弱的乌克兰军队。邓尼金与佩特卢拉间有争议的问题是统一的俄国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问题。罗马尼亚人感觉到他们只能从衰弱和战败的俄国手中夺取比萨拉比亚，自然会支持佩特卢拉。协约国的责任是设法协调这两种冲突的观点。为什么认为这点做不到呢？俄国的构想是由许多自治国家，联合在一起在联邦基础上建立俄罗斯联盟。在这个构想中所有合法的愿望都可以包含在内。这样的俄罗斯帝国对世界未来和平的威胁比庞大的中央集权的沙皇政府为小。现在所有俄国政党和军队都处于危急形势，明智地执行协约国政策有可能推动事态出现此种转折。瓜分或肢解俄国的政策虽然可能暂时成功，但不会有永久性的结果，只能导致无限的连续战争，由此最后在布尔什维克或反动的旗帜下，出现统一的军国主义的俄国。因此，所作的一切努力应该指导事态进入建立联邦化俄国的渠道，不抱地方自治或全面统一原则的先入之见。贝拉·库恩在普遍憎恶中倒台，完成这次倒台之容易对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体系的威望是最沉重的打击。它对整个形势的影响不应低估。更北面，在佩特卢拉的乌克兰军队的左边是波兰战线。这条战线也在最近4或5个月里不断向前推进，布尔什维克军不断败在波军手中，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与弹药的代价。波军战线现在有许多地方建立在俄国领土上。波兰人现在很有可能向协约国提出如下两项行动方针：(a)协约国应为50万波兰军队提供经费，波军将长驱直入俄国心脏地带并占领莫斯科，或者(b)波兰人将与布尔什维克讲和。这两项行动方针在当前都是有害的。向世仇俄国挺进直抵莫斯科，将唤起在布尔什维克国际政权统治下潜伏在俄国那些地区的不管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且这个计划是任何协约大国在供应资金时都得不到本国舆论支持的。另一方面，如果波兰人与布尔什维克缔结单独的突如其来的和平，在波兰战线对面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它是目前战场上第三强大部队)便能迅速转移，去攻击邓尼金；这样可能根本上危及邓尼金的继续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鼓励波兰人谋求这样突然和单独的和平，特别是在万事都处于关键性的紧要关头，就会使如下努力彻底失效：(a)协约国答应支持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一般政策，和(b)英国运送大量军火给邓尼金的特殊政策。这将是用我们的左手去取消我们的右手所做的事情；而且如果在同一战线的不同部分执行相反的和矛盾的政策，那末我们所能做的也就仅仅是，延长无益的流血和阻止建立任何形式的稳定的权威机构。因此看来很清楚，我们目前的政策应是说服波兰人，在今后几个月里按照现在正在做的做下去，也就是在他们选择的有利的地方和时间打击和打败在他们边界上的布尔什维克军队。不要准备决定性地进入俄国心脏地带，也不要单独媾和。关于波罗的海国家，我们的政策应与对波兰的政策相同，即不采取强烈的重大军事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会使协约国必须做出重大牺牲或担负直接责任；但在另一方面，对现存的反布尔什维克努力应给予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并尽可能协调它们的行动，以避免战线的这一部分过早地和不合时宜地崩塌。但是邓尼金的危险与他打胜仗的机会同时增加了。他要负责俄国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但恢复社会繁荣与满足人民需要所需的道德上、政治上和物质上的资源则一无所有。人民尽管欢迎他的军队害怕布尔什维克，但是在经历了恐怖年月后被吓得不敢集会支持他。在物质缺乏和秩序混乱的时候，加上铁路瘫痪、商业停顿，管理若干大城市和省份的人民生活的责任，落在了一个耿直、勇敢和新近才对政治事务有兴趣的军人身上，何况他已经过重地负担了组织军队和指挥战事的任务。在他四周的政治幕僚力量软弱，而且又鱼龙混杂意见分歧。有人怂恿他竖起帝国旗号，以沙皇的名义前进。单是这一点就将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喜出望外，这是双方所有的人同样了解的。他的多数顾问和主要军官都明确表示他们绝不容忍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一些人劝他宣布，土地应留给已经占有它的农民。他对这些人的回答是：“那末我们还比布尔什维克好吗？”但是最坏的分歧出现于对从俄国分裂出去的国家与省份的政策上。邓尼金主张俄罗斯祖国应如他理解的那样完整。因此他成了反苏维埃战争中自己的盟友的敌人。为生存而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武力和宣传的斗争的波罗的海国家，与否定它们的独立权利的俄国将军没有事业上的共同目标。在与苏维埃的战斗中提供最大和最强军队的波兰人看到，在共同胜利的明天，他们还必须反对邓尼金以保卫自己。乌克兰准备为自身独立而与布尔什维克作战，可是引不起邓尼金军政府的好感。在每一阶段这些对抗都提出了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远远超过邓尼金所能对付的范围。难道这个问题超过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的能力了吗？聚集在巴黎的政治家难道不能协调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吗？他们曾对高尔察克与邓尼金说过：“除非你们与交界的国家达成协议，承认它们可能的独立或自治，否则不再提供弹药。”既然已经对俄国领导人提出了这种先决的强制条件，聚集在巴黎的政治家难道不能运用他们的整个影响使所有与苏维埃俄国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吗？如果不能，那末在更早阶段对各种事态放任自流不是更好吗？如果五大国打算在5月份对高尔察克发布宣言或要使宣言切实生效，协约国的俄国委员会肯定是一个有效的机构，设立这个机构是我于2月份在巴黎提议的，当时迫切需要立刻提出建议。然而每件事都是不完全的、脱节的、半心半意的、不协调的，有时实际上是矛盾的。我利用我所有的影响阻止过分的行为并促进一致的行动。9月18日：“邓尼金将军在解放地区不但做他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情，以阻止对犹太人的屠杀，而且颁发布告反对反犹主义，这有非常重要的意义。”9月20日：“实行乌克兰与邓尼金之间关系的改善是非常重要的。……有必要避免出现让他继续使用军队反对佩特卢拉的形势。……来自莫斯科的一份报告说，绿卫队数量上有发展并在该国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如果他们不怕白军的报复，可能会容易地利用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邓尼金对这点完全理解吗？”10月9日我打电报给邓尼金催促他“加倍努力遏止反犹情绪，以这种遏止行动来证明志愿军的荣誉”。11月7日我又说：“我鼓励一个强大俄国和英—俄集团的发展，希望以此发展邓尼金战线后面的贸易与信贷。”俄国人的反布尔什维克努力在9月份达到顶点。高尔察克依旧在西伯利亚形成一条战线，甚至稍有进展。率领以雷瓦尔为基地的西北俄军的尤登尼奇，实际上在为占领彼得格勒而战斗。全面动员的芬兰只需大国最轻微的鼓励就会向该市进军。英国封锁波罗的海的海军中队的摩托艇小分队，强行闯入喀琅施塔得港口，凭借无比大胆的英勇行为，再加上显然还有海军部独特的创议和授权，在内湾击沉了两艘俄国战舰。邓尼金的战线环绕整个南俄，并稳定地向北移动。但他与乌克兰之间争端的处置方法，以及波兰对俄的坚定压力，可能是起了决定性作用。一切全成泡影。高尔察克筋疲力尽。芬兰人受到协约国的冷淡和阻止，懒散地站在一旁。尤登尼奇因为未得到援助而失败了。波兰一直没有生气。邓尼金和佩特卢拉打了起来，邓尼金的军队刚刚全面打败这个乌克兰领导人，此时他自己膨胀的战线被布尔什维克的反攻突破。这支衰弱、分裂、犹豫和混乱的军队以及与苏维埃俄国重叠和搭接的国家的巨大包围圈，没有能力同时施展压力。11月邓尼金的军队瓦解了，他的整个战线以哑剧似的高速度不见了。这些灾害及原因，我于9月15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已详述过，在这里无法更细述了。一年内协约国使用了大量金钱和相当数量军力以反对布尔什维克。英国花费了近1亿镑。法国在3000万到4000万之间，美国在西伯利亚至今仍保持超过8000人的军队，日本在西伯利亚东部有3万到4万人的军队，她现在还在为它提供增援。高尔察克的军队主要由英国武器进行装备，5月份总数达到近30万人，邓尼金将军的军队目前总数约25万人，除此之外还有可能投入战场的10万芬兰人。还有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完整地保持着从波罗的海到波兰的各自的战线。最后还有强大的波兰军队，还有可以从罗马尼亚和在较小程度上从塞尔维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得到的帮助。从上面所说看来，很明显，如果现有力量联合使用的话，本来可以轻易地取得成功的。可是成功由于完全缺乏联合而消失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明确或决定的政策。有些国家赞成和平，有些国家主张战争。结果是他们既不讲和又不打仗。如果他们在战线的一个部分打仗，他们就急忙在战线的另一部分讲和。如果说他们鼓励高尔察克与邓尼金，花金钱和派军队支持他们，他们却并没有鼓励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每次关于建立统一机构，以指挥与监督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均遭否决。6月份5位全权代表口头答应高尔察克继续用物资给予他支持，但从那天起却连接不断地撤回对他的一切支持。这一年中芬兰有两个时期打算进军，与尤登尼奇军队和爱沙尼亚军队联合以占领彼得格勒。在如此壮举中没有给芬兰以丝毫的支持与鼓励。波兰准备对布尔什维克保持强大的压力，可是实际上波兰受到了阻拦。至于一些小国，他们被告知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讲和或不讲和，但无论如何他们得不到任何帮助。所有这些步骤都完全与和平政策或严守中立的政策相吻合，这些步骤肯定与战争政策不相吻合，这种政策实际上正在环绕布尔什维克俄国的巨大北极圈的其他地区执行。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成功地逐步发展了他们的军队。这些军队远较潜在的反对他们的军队软弱；可是，当邓尼金站起来时高尔察克被打败和击破了。在最近5个月间，邓尼金的力量稳步增强，他的军队获得了巨大胜利，但是由于高尔察克的失败和整个西(欧洲)线的沉重压力的实际停止，反对邓尼金的力量在逐渐积累加强。在最近3个月中布尔什维克能从高尔察克前面、从波兰人前面、从波罗的海国家前面调集大量的兵员，他们实际上还能把整个后备力量投入南部即邓尼金战线，因此他们拥有了人数上超过邓尼金的巨大优势。邓尼金的军队现在也有了最好的军队，但由于处在超过1200英里的战线上，实际上是成一线铺开，那些具有数量优势的部队现已到处逼近了。虽然依旧有仗要打，虽然他的军队的抵抗力依旧相当强，但是作为有效的军事要素他们可能要被压倒和瓦解了。协约大国已公开宣告撤回支援，由于缺乏任何精神上的支持或有力的一致行动，所以邓尼金的军队有被协约大国抛弃的感觉，这很容易产生一些严重的状况，这种状况会导致全军的彻底毁灭或消失。高尔察克军队和政府的毁灭几乎是彻底的，整个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一直到贝加尔湖，到处遍布布尔什维克军队或者是呈绝对的无政府状态，贝加尔湖以东则受日本人的有效控制。突厥斯坦和中亚各省，已遭布尔什维克蹂躏，他们已经威胁波斯，并正在与阿富汗勾结。尽管协约国协调一致的努力很容易支撑高尔察克，帮助邓尼金走向成功，使尤登尼奇能与爱沙尼亚人和芬兰人协作占领彼得格勒，但布尔什维克如今在他们活跃的各条战线上都接近全面的军事胜利了。我们现在面对的正是由这些事实所产生的形势，波兰人的寂然不动已使布尔什维克能集中攻击邓尼金；如果邓尼金毁灭，如果布尔什维克愿意的话，将能集中力量进攻波兰人。由于邓尼金兵力的增强及其军队所作的努力，因而波罗的海国家减少了承受的压力，芬兰仍能保持无声无息的存在。现在发生在邓尼金身上的事情已经在波罗的海地区产生意义重大的变化。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代表完全改变了他对小国家说话的语气，由于改变了的军事形势，好像他们做什么都有正当理由了。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的恐惧已经明显，而且随着邓尼金好运与力量的消失将变得越发明显。据最近电报报告，芬兰现在动员了10万兵员作为防御手段，这个数字的一半在两个月前如与尤登尼奇的努力联合，就足够攻取彼得格勒，邓尼金的垮台将使布尔什维克能控制里海，使他们能与恩维尔和穆斯塔法·凯马尔等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建立密切和有效的关系。如果那种情况发生，波斯承受的压力和阿富汗国内的危险将立即呈现出直接的可怕的性质。人们常说，推测未来或沉溺于预言毫无用处。但可能紧接着邓尼金垮台而发生的一些事情，的确需要在事先仔细考虑，因为这些事情是确凿无疑的、明确的，并不遥远的。到目前为止，讥笑邓尼金的努力和完全沉溺于悲观主义和漠不关心的小聪明是一件低级的事情。迄今协约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战主要使用俄国军队。这些俄国军队都垮台后，情况会怎么样？据最新无线电报告，季诺维也夫曾使用过最意味深长的措辞，这些言辞清楚地揭示出布尔什维克已取得军事胜利，其领导人的思想已产生了令人陶醉的影响。据报道他曾说：“俄国必须获得和平，不是社会主义需要和平，而是资产阶级需要和平。”布尔什维克现在对爱沙尼亚提出的要求，芬兰已经认识到的威胁，中亚和朝印度边界方向出现的形势，就是这句话含意的最初的例证。原本只需采取正确的协调措施，而不必要大量增加人力财力，我们就能建立一个对协约国友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现代化俄国，但现在我们却离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近在咫尺，它是一个彻底军国主义化的，完全靠军国主义生存的国家，对协约国极端仇视，随时准备与德国合作，而且构架的大部分已经由德国建立起来。认为波兰可阻止此种危险的想法是幻想。认为波兰会在东边坚持防守，直至最后其他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均被一一消灭，然后还会在西边保持对德的强硬态度，这种想法同样毫无根据。谋求由协约国出钱出军火加强波兰，同时又静观邓尼金的覆灭，静观随后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主力出人意外的壮大，以至于如今波兰必须与之斗争的敌人的兵力，达到原来的三、四倍，这是明智的政策吗？一方面承认每个国家应有独立和安全，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还保证，挣脱俄罗斯帝国的桎梏的每个国家都有独立和安全，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和援救邓尼金将军军队的兵源——其力量无疑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并覆盖着俄罗斯部分广大领土和人口的——这样做难道是公正和合乎逻辑的吗？认为整个这一年我们一直在为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打仗，这是一种错觉；正相反，是他们在一直为我们打仗。从他们被消灭和布尔什维克军队主宰了俄罗斯帝国的整个广大领土的那一刻起，这个事实就变得日益明白，令人痛苦。随着邓尼金的失败日益明显，大国给予他的断断续续的支持迅速撤回。1920年2月3日我奉命指示霍尔曼将军把事实坦率地告诉俄国领导人。“我不能提供任何期望，以使你认为英国政府除在最后一揽子计划中已经应允的之外还会提供任何进一步的援助。英国政府也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在波兰人、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等与邓尼金之间建立一个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侵略联盟。它的理由是，自己不拥有足以将这样的事业进行到底和获得成功的人力或财力资源，也不想鼓励别人，因为自己没有力量支持别人。……英国政府在与法国政府达成一致后，在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受到苏维埃政府进攻时，将给他们一定程度的支持。……争论这是一种明智的政策还是一种正确的政策没有用处。它是我认为就要发生的事。有人说，与俄国接壤的国家只是为独立而战，而邓尼金是为控制俄国而战。我们不能答应为支持这后一个目标作进一步的努力，尽管我们同情这一目标。……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怎样从这艘失事的沉船中拯救尽可能多的生命。”我现在把希望寄托在能为南逃躲避红色政权报复的大批难民找到庇护所上，哪怕是临时性的也好。顿河和库班河流域的哥萨克领土，由于当地人都是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或许可以组成一个独立或自治的地区。如这里不成，还有克里米亚半岛。邓尼金军队的零星残部和几十万流离失所的平民难民进入这块肥沃的半岛很快就会拥挤不堪，陷入不幸与匮乏的困境。邓尼金的位置由弗兰格尔将军接替后他们的防线还维持了几个月，这个新人有不寻常的精力与品质，但他到达白俄决策机构的最高职位时已太迟了。英国舰队以号炮的形式给予道义支持，同时还参加救济工作、阻止布尔什维克军从海路入侵克里米亚。但在7月，沼泽防线干涸了，陆地防线崩溃了，克里米亚遭侵入受蹂躏，接着是可怕的难民群蜂拥至君士坦丁堡。所有的船只还不够运载一半惊慌失措的人群。野蛮的敌人非常得意地击倒了这最后一批感到绝望的防御者。天花与斑疹伤寒和战争与饥荒结成新的联盟。满船身无分文的感染疫病的人——有时都已死亡或奄奄一息——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已经拥挤不堪、贫困而匮乏的土耳其首都。这最后阶段的恐怖还未被外界所知。英国的陆军部队和水兵以及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些英国和美国的慈善机构，在当地的救助中几乎罄其所有，而“协约国和毗邻伙伴国”把目光转开，把耳朵塞住。他们不希望知道得太多，像在贝雷西纳的拿破仑那样回答说，“请您别打扰我的安宁。”毕竟死亡是仁慈的，死神肯定忙得厉害。这就是大战中的战胜国对俄国事务所能提供的解决办法。————————————①1919年7月29日。第13章、维斯图拉河的奇迹“我们走向世界胜利之路的下一步是摧毁波兰。”——托洛茨基关键——波兰问题——波兰的危险——布尔什维克的集中——波兰的前进——乌克兰——入侵波兰——停战谈判——致命的条件——华沙：奇迹——决定性结果——总结——失去可能性——一点慰藉——一个有利条件。01.世界上新的危险之门正在打开。波兰是凡尔赛和约的关键。这个古老国家曾被奥、普、俄撕成三片，但最后从压迫者魔掌中解放了出来，在150年奴役和瓜分之后原封不动地重新得到统一。监狱的门已被打破，了望塔和有枪眼的防御墙已在大动乱中被推倒，从废墟中出现的这个18世纪的囚犯，长期不见阳光和空气，四肢已被拉肢刑架拉得脱臼，但天赋的本性和一颗自豪的心脏依旧还在，仍然是昂首挺胸。苦难没有摧毁波兰的精神；苦难教得她聪明了吗？但是要公正地对待波兰，必须要求人们公平地认识她不同寻常的苦难。当她还对新获得的自由感到眼花缭乱之时，在她能振奋起来适应眼前这个时代的环境之前，一系列的危险、困惑和窘迫向她猛袭而来，这是就连最富有聪明才智的最稳固的政府也绝难应付的。在她的西边是颤抖的德国，德国已被打得处于半昏迷状态，动弹不得，但依然具有巨大的能力与特性，由于这些条件她几乎能单枪匹马到同时对近乎整个世界进行顽强的战争。波兰处在这两个遭受痛苦的帝国之间，不断地受到它们不幸的影响，她比较弱，比较小，毫无经验，没有组织，没有结构，缺少粮食，缺少武器，缺少钱，仅能炫耀地挥舞着她无可置疑的和新近再次得到确认的自由与独立的所有权证书。合理地理解波兰的困难，是正确衡量波兰的危险处境所必不可少的。制订凡尔赛和约的那些人的意图原本是要在波兰创造一个活泼的、明朗的、生气勃勃的有机体，该有机体要在德国与俄国之间，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只要它能持续下去——与欧洲其他国家间，形成一道有用的屏障。波兰的毁灭和崩溃以及她作为一个整体并入俄国政治集团，将使这个屏障消失，从而使俄国与德国立即直接接触。布尔什维克军队侵占波兰，或者通过布尔什维克宣传和阴谋颠覆波兰国家，必然会使法国利益受到严重的、乃至致命的影响。法国人目前会面临这种使人惊慌的形势只能怪自己。他们曾嘲笑邓尼金的努力；他们不打算在民族主义俄国与波兰及其他边境国家之间做出良好的工作安排。他们根本不想带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推动所有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和国家的明确而协调一致的行动。他们的没精打采使我们自己半心半意的努力归于无用。他们一贯麻木不仁，这显然由于是对邓尼金失败和俄国军队正在稳步集中对付波兰的不理解，他们是个旁观者。他们从不努力诱导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对付共同危险的行动中联合起来。正相反，他们像英国人一样，鼓励这些国家媾和，不是全面和平，而是零星和平，让波兰处于实际上的孤立，甚至怂恿她进行战争。对于这一系列新的危险，1920年5月21日我作了如下论述：波兰要对付的像俄国苏维埃政府那样的困难不应低估。凡与布尔什维克俄国直接接触的每一个其他国家均经历过同样的困难。这些国家与苏维埃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建立令人满意的和平。布尔什维克不但进行军事活动，而且和军事活动一起，同时或交替地在他们邻国领土上使用各种宣传手段，促使士兵哗变反对他们的军官，激起穷人反对资产阶级，唤起工人反对雇主，唤起农民反对地主，并以总罢工使国家瘫疾，普遍地毁坏现存形式的社会制度与政府。因此，所谓和平状态，也就是暂时停止使用武器的实际打仗，可能只是意味着以更困难和更危险的方式进行战争，亦即不是用士兵进攻边界，而是使国家从内部受瓦解，使国家拥有的每种机关均被破坏。对于像波兰那样新建的国家(她经过一个世纪多的外国统治才得到解放，才挣扎着站了起来，她的财政紊乱，她的资源在恐怖的战争中被耗尽)，这后一种形式的进攻特别危险。然而，布尔什维克虽然大声宣告谋求和平的愿望，却从去年年底开始，准备对波兰前线发起进攻。除了向波兰前线不断增援外，还有许多迹象表明布尔什维克即将发动攻击。布尔什维克在西部战线军队的大致力量，从1920年1月的81200人增加到3月初的99200人和4月中旬的133600人。这些数字是步兵和骑兵，也就是战斗实力。邓尼金倒台后释放出了大量军队。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作过许多声明，大意是他们要像对付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一样对付波兰，波兰在冬天感到极度的忧虑：如果波兰遭到这样的攻击，她的命运将会怎样。无疑，不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及其增援前线是否起作用，他们都有能力打败波兰军队并推翻他们后面的政府，而如果是这样，就会出现极困难的形势。反动的德国人当然高兴看到波兰在布尔什维克手中垮台，因为他们了解一个强大的波兰处在俄德之间，将妨碍他们帝国的重建和复仇的计划。大约两个月前(3月5日)布尔什维克对波兰人的进攻开始，这次进攻的主要重心是在从普里佩特沼泽到德涅斯特河之间250英里的战线上。可是情况当时变得很明显，波兰军队虽然供应不足、服装褴褛，但充满强烈的爱国精神。尽管布尔什维克在这个月的以后时间里一再发动攻势，但他们的攻击从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于是布尔什维克提议开始和平谈判，并请波兰政府指定谈判的时间与地点。波兰人提出鲍里索夫，这是距他们战线很近的一个地方，并提议4月10日为合适日期，同时还表达了在战线的那一部分安排停止敌对行动的意愿。波兰人还保证他们的军队在谈判期间不进行反攻行动。然而布尔什维克否定了波兰建议，要求整个战线停战，并把谈判地点选在波兰内地或中立国或协约国的某个地方。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的新增援部队集中在波兰战线，有种种迹象表明，即将再次发动对波兰人的攻势。因而波兰人自然认为苏维埃政府只是在拖延时间，它正在设法造成一个停顿时间，借以用宣传手段来破坏波兰军队和人民的斗志，同时准备新的攻势。由以前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家毕苏斯基元帅领导的波兰政府当然谙熟俄国的政治形势，并表明他们很清楚该怎样稳定他们暂时治理的俄国领土。据信他们的愿望是在他们与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总而言之是在他们战线的某一部分建立某种缓冲地带。这样的缓冲地带要由一个独立的乌克兰来充任。4月27日波兰外交部发布公报，大意是波兰承认乌克兰独立的权利，并承认佩特卢拉的政府。毕苏斯基元帅于同一天发表宣言，他声明波兰军队愿与乌克兰军队合作，他们留在乌克兰领土上的时间以乌克兰政府成立为限。他说一旦这个政府成立，波兰部队立即撤离。佩特卢拉也于当天发表宣言，孰促乌克兰人民做所有力所能及之事以促进波兰军队和乌克兰军队的合作。邓尼金将军当然是完全反对一个强大的波兰或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的，他的思想(他一直忠实于这个思想)是一个维持战前国界线不变的统一的俄国，虽然他愿意承认一个波兰国家，但其国界线要由谈判决定并由议会批准。随着他的消失，乌克兰人在佩特卢拉领导下，已把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一大部分领土上赶走，并致力于建立一个不受布尔什维克影响的独立的乌克兰。与波兰—乌克兰努力取得进展的同时，乌克兰发生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反对布尔什维克，还有种种迹象表明解放部队受到了欢迎。顺便提一下，一个乌克兰—加利西亚师(布尔什维克征集以辅助红军的)放下武器，拒绝与波兰—乌克兰军队作战。在中欧的饥荒地区没有比在允许经济与商业发展的基础上重建和平的乌克兰国家有更大好处的了。是在乌克兰那里，而不是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陷入赤贫的俄国的饥饿地区，可能有希望增加粮食供应。现在还说不准结果会怎样。布尔什维克无疑将努力制伏波兰人，他们肯定将从反动的德国人那里得到非官方给予的援助。乌克兰人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建立秩序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假定佩特卢拉政府设法建立和维持了一个独立的文明政府，他应有能力解放乌克兰的谷物供应地区，而在解放该地区中又会得到强有力的波兰的庇护与支持，因此应当可能在今夏期间在东部实现令人满意的全面和平。另一方面，如果波兰在布尔什维克的攻击下屈服，乌克兰又遭蹂躏，那末建立苏维埃政权必然伴随的无政府状态和混乱，将毁坏所有生产能力，那就会阻止乌克兰有效出口谷物，而波兰的垮台将直接牵涉法国的重大利益，并在较小程度上牵涉英国的利益；此外，这还会大大助长帝国主义路线的重建企图，这是德国的反动分子所盼望的。6月26日波兰人被迫撤出基辅后，布尔什维克对波兰的入侵又一次清楚地表明即在眼前：“如果波兰完全垮台，如果布尔什维克军队横行波兰或者波兰政府被国内布尔什维克暴动推翻，那末我们需要考虑未来，那末我们下定决心做些什么呢？面对这种情况(可以想象到的是它已近在眼前了)英国政府的政策会是无动于衷吗？如果是这样，法国政府的政策又是什么呢？万一波兰垮台，这种情况会对德国的地位带来什么影响？要是德国的东部边界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地区接邻，那就显然不能解除她的武装……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事先考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该是什么。”到6月30日形势变得如此具有威胁性，以致在波兰组成了国防会议，会议有权决定有关战与和的所有问题；波兰总理向国会宣布整个国家处于危急状态，必须认识到它的责任。7月初布尔什维克主力开始在波兰边界的北段挺进。4日他们穿过贝雷西纳，5日占领科夫诺。6日波兰政府写信给当时在斯帕开会的最高会议，呼吁给处境岌岌可危的波兰以援助。波兰提出愿接受波兰与俄国之间建立在全体人民自决基础上的和平，并警告协约国，如果波兰军队屈服于苏维埃军队将会产生什么的后果。14日布尔什维克占领维尔纳。17日契切林拒绝让英国政府干涉他与波兰人的谈判。19日我们据报得知，“现在在华沙与布尔什维克军队之间只有无秩序的暴民，如果布尔什维克军队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前进，10天内他们将到达华沙的面前。”23日波兰人请求停战。这些事态使最高会议大为吃惊。法国人看到，整个大战的结果是东欧处于危险中。8月4日劳合·乔治先生警告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如果苏维埃军队继续深入波兰，它与协约国间的破裂将不可避免。”在这个著名的周年纪念日，我们坐在内阁会议室讨论这份严重的书信，我心灵的眼睛慢慢回到了我们斗争过来的充满屠杀与恐怖的6年。难道真的没有终结？难道最绝对的胜利也不能提供正义和持久和平的基础？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前面看来只是无穷尽的长列的苦难与危险。又是8月4日，可是这次我们无能为力。英法两国的舆论全都消极沮丧。所有形式的军事干涉都不可能。留下的只有言词和姿态。红军横扫波兰广大地区。在后退的波兰战线后面，每个城镇的共产主义的生殖细胞和组织都从隐蔽处出现，准备欢迎宣布一个新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看来波兰从长达150年的被三个军事帝国瓜分的历史中逃出来后又落入共产主义政权之下了。厄运紧逼这个新解放的国家。8月13日红军的刺刀竖立在华沙的大门前，红色的宣传在市内波涛般升起。社会解体的浪潮将在何处停止？波兰人和协约国争取停战与和平的狂热努力在同时继续着。这些要求被布尔什维克人所接受，他们做出愿意谈判的保证，但在确定会谈地点上再三拖延。最后选择了明斯克。10日加米诺夫向劳合·乔治先生提交了俄国和平条件的预告，其中包含削减波兰武力到实际无防御能力的状况，但提供给她了合理的边界。加米诺夫意味深长地提到还有某些附带条款。英国工党强烈鼓动，反对英国给波兰任何援助。在共产主义的影响和引导下英国许多地方组织起行动委员会。没有一个地方的公众对波兰垮台后的祸害有哪怕是最小程度的理解，在这些压力下劳合·乔治先生被迫劝告波兰政府，俄国的条件“不会破坏波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根据种族划分的边界”，要是他们拒绝接受，英国政府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对付俄国。另一方面法国则持相反的观点，与英国分道扬镳，通知波兰政府这些条件完全不能接受。在这种环境下波兰人继续调集他们的兵力保卫华沙，同时尝试着开始在明斯克的停战进程；布尔什维克则一方面进军，一方面拖延谈判。直到8月17日会议才最终召开。苏维埃代表依照几天前给他们的指示行事，提出了他们的条件。他们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他们不要求任何赔偿。他们同意波兰边界应是寇松勋爵7月11日通知里确定的边界线。没有比这些更加合理的了。但是根据第4款：“波兰将复员其军队至5万人。为了维持秩序将组织公民的工人民兵队。”第7款：“禁止在波兰制造武器和战争物资。”第12款：“波兰承担责任，为在战争中战死、受伤或致残的公民家庭分给土地。”就这样，根据貌似公正的纸上战线，俄国做出了关于独立、边界和无赔偿的让步，苏维埃要求的就是在解除武装的波兰实行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些设计的意图对全世界每一个反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来说，是同样可以理解的。建立市民工人民兵队，加上为战争中战死、受伤的波兰公民的家庭赠送土地，其含意就是由在共产党指导下的赤卫队实施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内部的火即将点燃，从此波兰国家将出现苏维埃政权，被共产主义战胜。然而与此同时出现了转变——它是突然的、神秘的和决定性的。它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几乎正好与6年前马恩河战役产生的同样性质的印象。俄军再次欢欣鼓舞地、不可抗拒地前进，他们带着难以估量的悲哀与毁灭的可能性。他们再次因不知什么性质的原因停了下来，摇摇晃晃站不稳脚步，俄军前后脱节，秩序混乱，并在似乎与推动他们前进的力量同样不可阻挡的强制力下开始退却。像巴黎一样，华沙得救了。笨重的天平把自己调整到了新的平衡点。波兰人像巴黎一样，不是趋向危殆而是趋向生存。欧洲，她的自由与她的光荣不会屈服于德国皇帝的专制或共产主义。8月13日进攻华沙的战役开始在离华沙不足15英里的拉济明打响，4天后布尔什维克军队全面逃跑，在波兰人手中留下7万幸存的俘虏。维斯图拉河以不同的形式再现了马恩河的奇迹。发生了什么事？它是怎样发生的？当然有解释。在福煦元帅的“家兵”中，为首的是一个态度真诚地谦逊、思想缜密且具有军事天才的军人魏刚。他来到了华沙。法国没有东西帮助波兰，就派来了这一个人。看来派他来就足够了。凭借派到华沙的协约国使团团长、原英国驻柏林大使达伯农勋爵的影响和权威，实际的军事指挥权被交给了魏刚。他重组退却的波军，把他们的退却改变为协调一致的反击。被许多世代的压迫而抑制的波兰民族精神迸发出为国家求生的一次最后最大的努力。布尔什维克人没有能力禁得起任何坚决的反击，他们立刻屈服于新的意志力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战斗。那个充满信心向前进军、要把世界革命带入西方的使者，极为突然地、急促地穿越波兰边境向后退缩，同时波兰农民在毕苏斯基的强有力公告的激励下，以镰刀与棍棒武装自己，消灭掉队者，净化他们的土地。还有另一种说法解释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受元帅和总统毕苏斯基的严格个性支持的波兰参谋部精心制订的计划的一部分。波军故意后退，就像霞飞在马恩河前一般，直到时机成熟，再完成伟大的180度的转折。他们听任入侵者恣意伸展，抢夺他们的供应，从他们假装的衰弱防御中得到虚假的信心，然后以有充分把握的加列尼般的精力予以打击。现在他们因有魏刚将军那么敏锐的军事目光来亲眼目睹他们成功的配合行动而感到喜悦。英国的观察家认为，这个结果应归功于魏刚。可是魏刚在任何场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颇有特性地宣称：做这个工作的是波兰军队。读者可以选择这两个解释中的一个，也可以两者一起相信。关于马恩河的实况，越想揭示清楚，实况及其巨大后果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所以现在在这个粗糙的、组织混乱的、心灰意懒的和精疲力竭的小小战争中一定要研究发生了什么，会使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然而无论如何一切已经过去。我曾预见和担心的危险发生了，但是结果被避开了。应归咎于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可怕丧失就在将发生的那一刻得以免除。和平条约于10月12日在里加签订，条约确保了波兰的独立和她对付俄国入侵或颠覆的自卫手段。俄国退回到共产主义。几百万人死于战争和迫害，更多的人将在未来几年内死于饥荒。亚洲的边界和黑暗年代的环境从乌拉尔山脉推进到普里佩特沼泽。可是在那里写着：“到此为止不准再往前。”02.也许值得花点时间总结一下这个俄国故事。对另一个国家事务的不成功的干涉公认是一种失策；于是协约国在俄国革命后和停战后在俄国所作的全部努力遭到了普遍的谴责。可是协约国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若想打赢大战必须在俄国进行干预。在1917年底和在1918年大部分时间协约国没有理由指望德国在西线突然失败。甚至在9月份协约国还是谨慎地期望德军撤退到默兹河或退到莱茵河，而且非常紧张地为1919年的大战做准备。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东方不作努力重建反德战线，那末俄国粮食和燃料的巨大资源将落入同盟国之手，这会是犯罪性质的疏忽。因而协约国承诺支持民族主义俄国政府和军队，后者正在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而且声称对战争的原来目的保持百折不挠的坚定信念。在大战期间，为在俄国达到决定性结果的工作做得太少。日本或美国做出了实际努力，使用了从未到达欧洲战场的军队，本来肯定会在1918年获得成功的。但事实其实是，足够多外国军队进入俄国会招致对干涉的明显反对，不足以打破苏维埃政权当时那种的结构。当我们注意到捷克军惊人的功绩时，看来似乎可以肯定，通过一支人数少但值得信任的美国或日本部队的坚定努力，原本有可能，甚至在德国突然失败之前，就由民族主义俄军和协约国军占领莫斯科。由于协约国中意见分歧和相互冲突，美国人不信任日本，以及威尔逊总统的个人反对，协约国在大战期间对俄国的干涉，确实降到了害处最大、好处最小的低点。因此在停战时没有取得任何一点成就，而且协约国在俄国的许多地区被纠缠在无意义的行动中。与协约国肩并肩一起努力的，是一些忠实的俄国组织，它们从协约国取得了甚至比物质更重要的精神支援。假如大战延长到1919年，每星期都在积聚能量的干涉必然会得到军事上的成功。事实证明停战是对俄国民族主义事业宣判死刑执行令。只要这个事业与以对德作战的27个协约国国家为代表的世界目的缠绕在一起，胜利是肯定的。可是当大战突然终止，战胜国急忙关心自己事务和每个政府都感到精疲力竭时，本来会支撑忠诚的俄国人向前的潮水迅速退去了，听任他们孤苦伶仃地留在困境里。然而看来也许还有机会，还有可能以这些俄国民族主义军队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和他们的国家。但它绝不是极好的机会。据说福煦曾凭高明的判断力说过，“这些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军队难以持久，因为在他们背后没有文官政府。”在大战过去后，即使有可能，在俄国使用英、法或美军必定是不对的。那些已经在俄国的军队必须尽快撤回。停战后的对俄干涉只能采取金钱、供应品、军火、技术指导人员、精神上的支持和协调一致的外交手法这些形式。但即使这些严格受限制的援助资源，只要在良好的时机中巧妙和忠实地应用起来，也能提供相当好的成功机会。然而，它们被怀疑或矛盾的信念以及支离破碎、不合逻辑的行动一点点地浪费掉了。政策的二元性，如上文已说明的，对不论是和平计划还是战争计划的成功都是致命的。若是要采取帮助所有包围苏维埃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政策，这种政策应该予以明确实行；和平则要根据一定的条件与布尔什维克谈判，这些条件应保证忠诚的俄国人有生活与自由的希望，他们在战争中与协约国一起打仗，对他们我们在道义上负有义务。然而协约国既不认真地试图做这个，也不认真地试图做那个。半心半意的宣讲努力伴随着半心半意的作战努力。这种矛盾就这样拖延下去，所以没有真正和平或胜利的前景。民族主义的俄国人取得的成就虽然不充分，也超过了协约国政治家或将军所预期的。但由于他们得不到全世界道义上的支持，又由于他们对抗性的民族目标而与接壤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相分离，他们也就一个接一个被打败被消灭了。我曾谈到我在这些事情中扮演的角色，我既不对最初的干涉负责，也不对由此承担的许诺和义务负责。至于决定停战后干涉应该继续或停止，这一点我也没有责任。努力完成英国参加的任务，尽可能保护在协约国和俄国本身的共同事业中受连累的那些人，是我的虽地位从属但岗位很重要的任务。想到我们的国家是最后一个不尽职或听任在劫难逃的伙伴由命运摆布的国家时，我感到了一丝欣慰。对于像阿尔汉格尔与摩尔曼斯克撤离时那样的困难与痛苦，我们可以声称我们无误地或体面地料理好了我们的事务。在西伯利亚，我们的作用一直不大。但对邓尼金我们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我们供应他接近25万人的武器和装备。这一费用被含糊地说成1亿英镑；但这是荒谬的夸张。实际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军火本身虽然生产时成本很大，但它们只是没有销路的大战剩余物资，对它们定不了货币价值。如果把它们留在手中直到它们腐烂，只会增加我们贮藏、照料和保管的费用。虽然干涉失败了，但有两个结果有持久影响。第一个是道德上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没有让忠于协约国的俄军没有自卫的手段。他们手中握有武器，要是他们是一个高素质的社会群体，较好地理解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己的同胞，这些武器能使他们打胜仗。这里，又是捷克军的业绩提供了这些时候在俄国什么是可能做到的一个准绳。至少可以说民族主义俄国人不是因缺乏武器而失败，失败不是因为缺乏武器，而是因为缺乏伙伴情谊、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坚定性。个人不乏勇敢与献身精神，也不缺乏坚定的决心；但是能使几万人即使在孤立无援中也会联合起来，为一个共同目的而一致行动的素质在沙皇帝国的残骸中找不到。在马斯顿沼地冲锋的克伦威尔铁甲军，护卫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掷弹兵，加里波第红衫党人，以及墨索里尼的黑衫党受很不相同的道德与精神主题的控制。但它们本身都燃烧着火焰。但在俄国只有火星。干涉还有一个更有实效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在整个1919年全力倾注于与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战争。他们的精力用在国内战事上。这就为位于俄国西部边界沿线的新解放的国家提供了无比重要的喘息时间。高尔察克与邓尼金及其追随者被杀死或被驱散了。俄国被封冻在无尽的冬天之中了。可是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最重要的波兰，在1919年却能建立文明国家的结构和组建爱国军队。到1920年底，保护欧洲免受布尔什维克传染的“防疫地带”，已由自身精力旺盛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有机体组成，这些民族有机体敌视疾病并通过与疾病的危害作斗争以积累经验而具有了免疫力。在这同一时期，在法、英、意社会主义者中第一次出现了那种理想的破灭，那种情绪逐渐发展为对现状的强烈厌恶。第14章、爱尔兰的幽灵①唉！弟兄们淌着鲜血！唉！创伤几时能愈合！岁月严酷无情！吾辈仇恨何时方能止休？吾辈良心，怎能躲避邪恶？克制贪婪掠夺，实因惧怕神灵，哪有何圣洁可言？有何圣坛能予宽恕？贺拉斯，《项诗》第一卷第35首——英译者康宁顿自我保存——改变中的比例——威斯特敏斯特的爱尔兰人——大战爆发时的爱尔兰——强制征兵的问题——新芬党人——他们的仁慈的抵制——爱尔兰动乱开始——新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法案的头等重要性——黑色和棕色——军方的观点——得到授权的报复——首相的态度——内阁的分歧——克雷格与德·瓦勒拉的会见——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的报告——英王在北爱尔兰的演说——反应——一项重大决定——停战——拖延谈判——在爱尔兰自由邦的众议院内——爱尔兰人的会议——统一党内的紧张关系——政治上的紧张——未准的辞职——深刻的敌意——最后通牒——签订的协议——劳合·乔治和爱尔兰。01.完整的社会如同生命体一样，也受自我保存本能的支配。这一法则经过道德、逻辑或情感争议取得了权威的教义地位，体现在每一代人的身上。父母们把诸如此类的教义灌输给自己的孩子，认为这些曾经使自己获益匪浅的教义到了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代或许依旧用得着。因此，当信仰的需要已经过时时，信仰本身也会继续存在。虽然在当时并不总是很明显，但实际上在每个阶段，人们都在依赖武器和吸取过去战争的教训。潜在的需要总是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均衡的周期而不断改变的，间或还有某种巨大的外来冲击强制人们修正内容和调整比例。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关系，是在怀有敌意的爱尔兰的独立对不列颠的生存构成威胁的几个世纪里确立下来的。较强大的英格兰岛所实施的每一项政策、每一项措施、每一项压制都源自于这一基本事实。然而在20世纪*中，情况已不再是这样。拥有1200万人口的不列颠，被夹在一面是拥有2000万人口的法国——她是一千年来英国的宿敌和潜在的入侵者——和另一面是拥有700万人口并怀有敌意的爱尔兰之间，此时，这1200万人心怀焦虑是情有可原的，而他们最终采取的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法国在人数上被一个统一的德国——是法国几个世纪的宿敌——远远超过时；当爱尔兰人口已减少至425万，如不算北爱尔兰，则只有300万时；当不列颠人口——不包括其帝国人口——已增加到4300万时，形势发生了变化。然而与此同时，具有严密结构、利益、偏见和强烈情感的各方，都依然如同其父辈以前的所作所为那样，坚持老的准则并据此做出判断并相互争斗。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冲击，迫使人们对发生变化的统计数字有了新的认识。另外两个具有实际意义的物质因素也在起着作用。第一个因素是财政因素。在战前的许多年，从爱尔兰征收的税金，大大少于联合王国财政部在爱尔兰的公共支出。爱尔兰实际上是一个持续从联合王国财政部获得资金的财政受益者。但是战争的巨额耗费超乎了梦想，债务积累超出了原先的想象，在此情况下，用于大英帝国目的的税款虽然在增加，但不再与爱尔兰地方政府的支出具有任何关系了，联合王国财政部公共支出的货币量不再朝西流向这些规模小得多也贫穷得多的岛屿了。第二个新因素的实际意义并不亚于第一个因素。根据《统一法》(Act of Union)，爱尔兰有权向大英帝国议会选送103名议员。在19世纪，相对人口的惊人变化并未影响此配额。爱尔兰人对这一数字经立法予以固定感到满意，而英国人则在默认此项要求的同时，不断发出牢骚。因此，在大英帝国政府的中心，始终至少有80名不断发牢骚的议会成员，他们直率地说，爱尔兰对不列颠及其制度毫无兴趣，英国的困难成了爱尔兰的机遇；爱尔兰人将通过议会的压力得到他们能够勒索的一切而不给予任何回报，他们将把自己机械地控制的力量投向国内的每一种颠覆运动和国外的每一种敌对势力。诸如此类的声称说，爱尔兰民族主义党(Irish Nationalist Party)——至少从帕内尔时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爱尔兰事实上保持了对反叛和暗杀的武装力量的支配地位。然而，实际上正是议会制度和民主制度的润滑作用使得爱尔兰民族主义党的反英教义明显改变了。如果说，他们通过阻挠和扰乱议事，破坏了下院古老和自由的议事程序，但他们毕竟使下院的辩论变得生动活泼而且增色不少。虽然他们声称自己是不列颠制度的死敌，他们却在许多改革的适时实施过程中(这些改革对不列颠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而且通过改革，不列颠制度本身保持了其长久不衰的活力)扮演了明显的促进角色。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在指责南非战争侵略性质的同时，也在为爱尔兰团队的英勇表现激动不已。爱尔兰男子是自由应征入伍的，而爱尔兰的领袖们则抱着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这毕竟只是一场小规模战争，士兵们可以尽情地玩水而不致危及整个事业的安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扫除了所有这些次要性质的辩护以及小规模的进行方式。1914年8月4日，一种崇高的情感深深地触动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虽然爱尔兰的心脏并未与不列颠的心脏以同一节奏跳动，然而道德和理智上的决策，在两个岛屿中却是相同的。不列颠国民应该永志不忘，并且历史也将深刻地记上一笔，德国对比利时的入侵和英国宣战的消息在广大爱尔兰民众中激起了与不列颠帝国以及协约国相同的同仇敌忾的高涨情绪。约翰·雷德蒙先生争得民族主义党全党的赞同，以该党的名义用高雅雄辩的言辞保证了爱尔兰对战争的支持。爱尔兰的议员们对战争及其需要的征税投了信任票。在一致对外的大前提下，北部和南部的争吵停止了，在整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样纷纷赶往征兵处报名入伍。现在是趁热打铁的时候。现在是赋予爱尔兰以她渴望已久的遵照宪法自治的时候。在北爱尔兰建立一个独立的但同时也是隶属的议会，这时已有可能仅仅作为得到广泛保证的庄严忠诚中附带的一件小事，在帝国全体人民中获得赞同，因为他们首次结成了一条共同战线。这样的努力没有得到政府的容许，我们的确也不能宣称它是切实可行的。很少有人预见到，在我们大家前面还存在着危险弥漫的长久岁月。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战场。自由党政府坚持将《爱尔兰自治法案》置于《法令条例全书》之上，但是一直到战争结束，一条悬而未决的条款仍在拖延它的实施。虽然此后在政治家中，有些人对这一法案深表不满，但《爱尔兰协议》在极不友善的情况下，还是在1921年签订了。在爱尔兰军队的建立过程中，另外的一些重要机遇被错失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试图尽可能寻求在迅速建制的营和旅中突出颇有特色的爱尔兰特征——这无疑是非常自然的。在爱尔兰南部的各处，具有民族意义的旗帜、徽章、制服和口号，都成为人们热切追求的目标，而对这种愿望本应予以较大胆的宽容，这种愿望原本有助于征募新兵，而且还能强化友善的情绪。然而基奇纳勋爵却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现象，而且竟然无人能反驳其错误的根据。1798年的历史就在他的眼前，而且他本人就出生在爱尔兰，但是他却认为，为一个目的而建立的爱尔兰军队，不被用于其他目的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在他影响下，陆军部依旧按呆板僵化的常规办事，许多当地人的满腔热情受到了伤害，他们甚至感到寒心。战争在极为艰难地进行，激情在逐渐消失，旧有的误解和残缺的同情又恢复了其支配性的影响。在爱尔兰，仇恨的武装力量开始重新获得对民族思想的控制；与之交织在一起的还有青年人敢作敢为和承受苦难的渴望——但那是为了某种目的。接踵而来的是1916年复活节周的悲剧：试图获得德国援助、疯狂暴动、迅速镇压、严酷死刑，虽然为数极少，但却具有侵蚀作用。常言说得好，“青草很快就会在战场上长出来，但永远不会在绞刑台上长出。”爱尔兰议会党的地位受到了致命损害。解决爱尔兰问题的钥匙已经传到这样一些人的手里：在他们心目中仇恨英国占支配地位，并且是唯一的关注。直到陷入了这样的可悲处境，爱尔兰的民族主义领袖们、爱德华·卡森爵士、不列颠政府以及随后的联合政府，才认真做出努力，以求在爱尔兰的两部分之间以及在爱尔兰与大不列颠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会议的失败或许不应过分归咎于上述形势。整个时期内，不论战争将爱尔兰师团派往何处，他们都以固有的传统英勇作战。志愿募兵制不能补充他们蒙受的损失。战争日益激烈残酷。随着交战各国每年都增加赌注，在整个大不列颠，志愿服兵役乃让位于强制服兵役。加拿大和新西兰通过了《强制征兵法》。后期参战的美国则试图严格立法，将人口中符合服役条件的所有人员都征召入伍。到了最后，在大不列颠，18岁男孩、45乃至50岁男子、有家室的父亲和寡妇的独生子均被征召服役。人们不禁严厉地质问：“不乏当兵的适龄男子的爱尔兰为什么应该受到优待？”1918年，我们采取如下方式来处理爱尔兰强制征兵的问题，致使我们在两方面都遇到了最坏的结局：一方面引发了反对强制的民怨，另一方面，最终又形成了既无法律又无兵员的局面。英国在爱尔兰推行强制兵役制的需要激起了全体爱尔兰人民的强烈不满。6万爱尔兰士兵在前线服役，但同时又有6万英国士兵驻守爱尔兰，收支相抵，我们的兵源并未增加。胜利并未给南爱尔兰带来喜悦。爱尔兰人民现在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的事情之上。在1918年的选举中，支持协约国目标的人全部落选。19世纪60年代末代表爱尔兰民主事业的民族主义党，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被选出的80名新芬党议员，他们对整个民族同化过程完全视而不见，且拒绝接受其影响；而这些过程在用言辞和投票支持对抗的和平时期，实际上造就了大量潜在的同情者和理解者。现在出现的是一种回复到早先时代的古老仇恨，它处于原始状态，还没有得到过发泄的机会。这是只顾及本地目的的一群人，他们不会从理智上考虑如此做将给他们自身或争取更大利益的努力带来什么后果。在下院的这80名议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复活节叛乱的精神。战前在欧洲某些国家的议会就曾现出过诸如此类的可怕的少数派冲突，这种情况今天在某些国家的议会恐怕依然存在。在1919年1月召开的那届议会，我们知道，保守党党员占了压倒多数。80名死敌的压力可能会破坏议会的辩论，甚至有可能导致在会议厅发生暴力行为，但是这并不能阻碍或改变事情的进程。然而其他历届议会已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任何有远见的深思熟虑者，必然会想到以往的英国各届议会：有时，各党派会处于平衡状态，但有时也会出现平衡被某一拒绝和解的少数派打破的情况，因而导致不利于国家的安宁与幸福。选举权几乎已被扩大到了最广泛的极限。当初无理性的、被选举人煽动到过火程度的反德激情迅速消退。在这一过程中，所有旨在颠覆国家和毁灭文明的力量都在蠢蠢欲动。实际上，4年一届的议会即将换届，届时80名新芬党议员几乎将使一个不成熟的、组织不严密的、并且缺乏教养的社会党获得绝对多数。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议会生活和政党竞选活动中，帝国最为要害的部分总要经历折磨，由一群无教养的野性仇恨者把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都不知道的一种恶毒感情带进英国的公共生活。谢天谢地，新芬党党员们总算饶恕了我们，使我们免受这些卑鄙而又悲惨的经历。他们对于什么才是爱尔兰意识的看法，导致他们藐视那些令不列颠王国感到困扰的令人生厌的功能。新芬党党员们毫不犹豫地仿效一个马扎尔人的做法，声明放弃在下院中的一切代表权。他们从来不权衡或评估他们对不列颠帝国的重大事务所能施加的巨大影响和作用——姑且不论是好是坏。“新芬党”和“只有我们”，成为了当时他们的呼声，他们采取了一种自我牺牲的做法(即便这种做法的动机出自仇恨，它也是引人注目的)，永远中断了他们在下院中的继承权，这一行动虽然招致不满，但从世界意义来说，却是十分宝贵的。爱尔兰曾为不列颠做出过两项最大的贡献，其一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正式加入了协约国的事业，其二就是在大战结束时从下院退出。读者在有了这些概括性的——但绝不是详尽无遗的——了解之后，现在必须把注意力重新集中于当前的事件了。1919年1月15日，新芬党在都柏林召开代表大会，在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22日，共和主义者*在都柏林大厦举行议会会议，推选出了一个内阁。2月4日，新下院在威斯特敏斯特开会，除了来自北爱尔兰的代表外，几乎没有任何爱尔兰代表出席。当时全世界正是多事之秋，我们自己的事务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致使一些示威行动的重要性几乎未引起注意。军队要开拔回国，和平时期工业要重建，要召开和平会议，最终的《停战协议》要签订，欧洲面临着巨大的混乱，这一切占据了新一届政府的思考和精力。只有当世界历史演变的规模大大缩小，速度大大放慢而成为渐变性质时，英国人的脑海里才会重新想起爱尔兰问题依然存在的事实。直到整个世界的混乱在阵阵反复中逐渐平静下来时，人们才听到南爱尔兰在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大声疾呼——按现在的理解，这话的含义就是：“要么独立，要么谋杀。”在1919年夏秋两季，不列颠王国政府派驻爱尔兰的低级别政府代表，开始遭到偶尔但却是由国家策划的谋杀，到了该年年底，在遍及南爱尔兰的3个省*中，一场针对地方行政官的、针对三三两两出现的警察和士兵的、有组织的暗杀运动逐渐发展起来了。新芬党议会并不反对这种滥杀无辜的政策，但实际工作是由一些叫做“爱尔兰共和军”和“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秘密团体完成的。这种交战形式令人憎恶。一名在城市或乡村街道上巡逻的警察可能被人问到“现在几点钟”之类的随便的问题，当他掏出怀表准备回答之际，便被枪击身亡。谋杀凶手虽被正好路过的几十名行人所看见，但没有一人愿意作证指出谁是凶手。还有，当英国士兵做完弥撒返回军营时，会突然遭到来自树丛后的一阵枪击，当场有三四人中弹身亡。这一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类谋杀事件在数量和规模上有增无减。12月19日以一桩坚决图谋杀害弗伦奇勋爵的事件而达到顶点。这位总督的汽车被一群枪手阻截，遭到了几轮手枪子弹的狂射。弗伦奇勋爵本人没有受伤，1名刺客被击毙，一名保镖受伤。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只算得上是小打小闹。在1919年5月至12月间，总共发生了约1500起政治性违法事件，其中包括18起谋杀和77起武装袭击。在这些事件的压力下，都柏林总督府于8月宣布取缔新芬党，并于9月查禁新芬党议会。12月，新芬党的一些领导人被逮捕和流放，《自由民杂志》(Freeman's Journal)也被查封。伴随着这些温和的反措施而来的只是不断增加的动乱。很长一段时期，军队和警察以一种堪称楷模的耐心承受着由暗杀行为造成的极度紧张，当然，几乎没有任何人由于这些暗杀行为而被送交法律制裁。然而到了最后，他们的不幸和愤慨促使他们将法律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一些士兵目睹自己的同志惨遭谋杀，于是捣毁了犯罪活动邻近地区的店铺和住宅，警察也开始在各处对可疑分子进行未经批准的报复。在英国，许多人——他们本身并未受到任何危险——被如此缺乏纪律的行为所深深震动。然而要说服一群有武装的男子长期以冷酷的幽默感忍受袭击并一个接一个地遭受杀害，总是非常困难的。增援的士兵被派往了爱尔兰，并且武装警察也大大增加了。未经批谁的报复随着日益增加的挑衅而在增加。与此同时，英国内阁于1919年9月决定提出一项《爱尔兰自治法案》。这一法案意在取代著名的《爱尔兰自治法》；后者已获英王御准但却被无限期地搁置一边。1920年的《爱尔兰政府法案》是一项重要的步骤。它授予爱尔兰自治政府真实的重要权力。它赋予建立于保守党人和统一党人占压倒多数的基础之上的政府和议会以权威地位。该法案是由像沃特尔·朗(他此时已身为联合政府的内阁大臣)这样的毕生反对爱尔兰自治的人提出的。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该法案建议南、北爱尔兰各自单独设立立法机构，因为留给爱尔兰议会处理的问题都不具有争议的性质。如此一来爱尔兰在威斯特敏斯特的代表制的意义就会大大减少。经过长时间辩论后，这一法案于1920年12月获英王御准。它是在新教徒的北爱尔兰的激烈抗议下被接受的。新教徒们服从了帝国议会的决定。他们利用这一选择机会退出了都柏林议会的合约，并按照该法案的规定，建立了自己的立法机构。倘若这一法案所赋予的权力能为南爱尔兰统治阶层以理性和友善的精神所接受和行使的话，则毫无疑问，爱尔兰民族主义的不满将基本上得到化解，而且爱尔兰肯定将躲过一场长期的痛苦煎熬，今天也一定会更繁荣、更具影响力和更为和睦。自从1886年以来，这样一种议案——如果保守党政府能提出的话——无疑具有能被善意地加以接受的许多机会。然而在1920年，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芬党组织对它简直不屑一顾。他们拒绝在南爱尔兰实施该法案，因而混乱和有组织的谋杀运动愈演愈烈。然而1920年的法案是这两个岛屿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从一些重要的方面来看，在经历了120年的摩擦之后该法案废止了《统一法》，废止该法对统一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统一党的名称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此外它还具有一层更为实际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不允许改变的。北爱尔兰——或者更确切的说，爱尔兰的6个新教徒占优势的郡——成了一个披着宪法外衣的独立实体，它拥有政府和行政部门的一切机构，其中包括服务于内部秩序目的的警察与自卫力量。从这一时刻起，北爱尔兰的地位成为无容质疑的了。人们永远不能再说，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在抵制其南部同胞的强烈愿望了。恰恰相反，他们实际上是在因为默认了他们自己的基本原则而出现巨大混乱之后，由于接受了帝国议会的决定，而使自己遭到了在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尖锐谴责的。从此以后，民族自决的每一项论据都对北爱尔兰人一方有利。任何一个英国政党都永远不能再想对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放弃他们已经勉强接受了的宪法。他们是自己的议会的主人，虽然它可能很小，但从道德和逻辑上说，它是建立在一个坚固的基石之上的。1920年的法案宣告爱尔兰问题的这一阶段永远结束了。在1920年整个一年中，谋杀运动在爱尔兰呈现增长和蔓延之势。暴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在一次伏击中，17名后备警察中有15名被击毙。11月的一个早上，14名官员在自己的住处遭到枪击，叛乱分子认为这些官员是在从事情报工作，实际上他们都是非武装人员，有几人还带着他们的妻子。这类事件真是罄竹难书，我不想让它们进一步玷污本书的篇幅。在同一时期中，不列颠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大量增援部队被派往爱尔兰。装甲车和有装甲的汽车、警察和军事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还成立了一支完全由前警官和参战军人组成的特殊警察部队。这支特殊警察部队最终达到了7000人，他们头戴黑色军帽、身穿棕色卡其布制服，因而有了“黑色和棕色”的浑名。爱尔兰人常常对“黑色和棕色”滥施辱骂，认为他们是受雇于人的打手，但恐怖分子也因此而突然减少了在爱尔兰美丽牧场上的攻击行动。然而这支“黑色和棕色”的部队实际上是从一大群申请者中根据其智力、品德以及在战争中的表现挑选出来的。最初，他们被计划用于增援受到巨大压力的皇家爱尔兰警察；但是在与谋杀犯的搏斗中，他们自身练就出了一套反恐怖主义的强大本领。他们在行动中享有与芝加哥或纽约警察在与武装团伙斗争时所享有的完全相等的自由。当任何一名同伴或军警遭到谋杀时，他们就“扫荡”著名不满分子或那些他们认为是不满分子的人的巢穴，并且在武力威逼下严厉盘查可疑的人。对这样的行为显然是无法进行辩护的，除非这样的行为是对某种袭击的反应。当始终支持爱尔兰自治运动的自由党人强调，不实行自治运动会产生什么后果时，他们总是振振有词。他们得到了另一种思潮的支持，后者其实更欠公正或更缺乏逻辑。有相当数量的高层托利党人在顽固地反对对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做出任何实际让步的同时，却又更猛烈地谴责“黑色和棕色”。他们要求政府通过正当法律程序严格和坚定不移地维持秩序，他们还要求政府严厉地惩罚行为略微偏离了一个文明国家在和平时期的标准程序的执法官，而不管他遇到了多么严重的挑衅。他们大声疾呼，“维护统一，绝不滥用暴力，坚持慎重对待国家法律。查出并逮捕罪犯，将其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制裁。”这一切都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在爱尔兰没有一个证人愿意提供证据，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在爱尔兰也没有一个陪审团愿意宣判某人有罪，这里根本不存在正常的法律程序。军事当局从另一角度提出了无济于事的忠告。以帝国总参谋长亨利·威尔逊爵士为首的军方，要求在南爱尔兰持续不断地普遍实施军事管制。他们从未说明此项措施将如何解决问题。这些军方人士坚决拒绝任何反恐怖主义的建议。他们满足于含糊其辞地坚持，将反叛的爱尔兰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将表明政府是坚定的”。我在陆军部任职期间，从未从这些部门收到过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实际或有用的意见。我的军事顾问们很自然地也对部队所承受的重负不断发出抱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战后征募的新兵，却不得不月复一月地生活在经常可能会遭到某个外表上毫无恶意的普通老百姓谋杀的惊恐之中。无论是在我的任期内，还是在我的继任者拉明·沃辛顿—埃文斯爵士的任期内，军事顾问们都坚持要增援驻爱尔兰陆军并同时解散大部分现有卫戍部队。托利党墨守成规者的意见与军方坚持军事管制法者的意见(军事管制法不属于法律)，这二者神秘的自然融合促使议会发布一项决定，即“得到授权可进行报复”(这种情况在交战地带经常出现)，并且也仅仅是这样的报复才是可以进行的。对警察或特殊警察来说，一切未经授权的行为，都将受到严格约束。这一决定使爱尔兰的秘密社团大大松了一口气。说句公道话，他们几乎是整个世界上唯一不对“黑色和棕色”的行为感到震惊的人。他们认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受到惩罚倒也算得上公正。到1920年底时，他们已深切感受到“黑色和棕色”的行动所施加的沉重压力，后者正在通过日渐丰富的情报和越来越冷酷的手段来打击那些暗中施放冷箭者的罪恶。11月9日，劳合·乔治先生在伦敦市政厅宴会上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已经扼住了谋杀者的咽喉。”“得到授权可进行报复”政策于1921年元旦开始生效。它很快就被证实远为没有特殊警察粗暴而随意的措施有效。在一次暴行的次日，部队急忙赶去烧掉一所乡间小屋，当晚，新芬党人就悄然而至，烧掉了一个乡间别墅。与此同时，英国部队的实际力量可以去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并干下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事情，而从未遭到太大的反对。骑兵和汽车在长达30或40英里宽的正面展开扫荡，对每一个进入罗网的男子进行仔细盘问，但却经常查不到任何嫌疑犯。也许在你白天仔细搜查过的地点，当晚就会发生一起胆大妄为的谋杀案。很明显，到1921年初夏时，不列颠正处在需要做出重大抉择的时刻。只需采用残酷手段，就能轻而易举地镇压这场令人憎恶的、可耻的战争，而我们正在遭受它的攻击并且越来越深陷其中。逮捕大批被警察认为是同情叛乱分子的人，每当一名政府职员被谋杀就立即处死4或5名人质(他们中的许多人肯定是无辜的)，这可能是一种既灵验又令人沮丧的手段。如果让不列颠人民发表其意见，他们是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的。即便是对我们的执法官拟定的不完全措施，舆论也会做出愤怒的反应。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选择已很清楚：“要么用坚强的和不受限制的武力制服他们，要么尝试着把他们想要的东西给予他们。”这是仅有的两种选择，虽然每一种选择都有热烈的拥护者，但大部分人却是对两者都不准备接受。这的确就是爱尔兰的幽灵——令人惊恐，但又是无法消除的幽灵！02.在现代历史中，还从来没有哪届英国政府的政策的剧变，比下面所描述的更为彻底和突然的了。5月份，国家的整个力量和联合政府的全部影响都被用来“追捕谋杀团伙”；6月份，目标是“与爱尔兰人民永久和解。”这两个极端之间的生动对比，完全可以视为一则肤浅判断的笑话。然而实际上，只存在两种做法：带有极端暴力的战争或带有极端容忍的和平。两种做法都各有充分的依据，然而理性或仁慈却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哪怕是十分脆弱的折中妥协。在通常的国内政治事务中，这种截然的两分法常常是行不通的；然而当剑已出鞘、枪已瞄准目标、鲜血已在流淌、家园已任其荒芜，此时，就应该在两种做法之间做出明确的抉择了。有一种传说已经获得了某些可信度，即政策中这种截然相反的改变，是由于首相的魄力日益衰退所造成的。例如，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在其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发现劳合·乔治先生十分担忧其个人的安全。这种含蓄的批评与事实并不相符。直到1921年的夏季为止，没有人比劳合·乔治先生更坚决或准备更无情地镇压爱尔兰的叛乱了。他必须不断权衡不列颠的政治形势。作为任何形式的爱尔兰自治的序幕，首先是要求北爱尔兰的安全得到保证，第二是必须能彻底制服武装歹徒。1920年法案使第一个条件基本得到了满足；而第二个条件则显然尚未实现。那末又有什么原因和事由诱使劳合·乔治先生在其镇压政策见效之前就将其放弃了呢？以我的观点分析那个时候的形势，我认为不存在任何原因和事由。到1921年4月，爱尔兰问题已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首相表示自己明显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通过战斗来解决这一问题，并且为了这一目的要依靠“保守党长期以来的忠诚”。内阁在这一点上和他是一致的。然而在方法上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所有大臣都非常清楚，必须在该年剩下的日子里以超乎寻常的努力恢复爱尔兰的秩序。必须增加10万新的特殊部队和警察，必须为数以千计的汽车配备装甲和武器；爱尔兰南部的3个省必须用碉堡和铁刺网构成封锁线紧密连结起来；必须有计划地对每个人实施搜查和盘问。为了制止为数只有数千名的少数叛乱分子活动，在必要时必须要求全体居民把自己每一个小时的行踪讲清楚。完成所有这一切并不存在任何自然障碍。这是一个人力和财力的问题，它要求按宪法规定尚有3年任期的议会提供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这就是上述诸项方案的本质，目前已直截了当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有些大臣们——我也是其中之一——虽然准备承担与实施这样一项政策相关的责任并准备就此共同付出努力，但是他们认为，在采取严厉措施的同时，应该向南爱尔兰提出尽可能广泛的自治方案。他们说：“让我们消除每一个障碍；让我们使每个人都清楚了解，爱尔兰人民正在新芬党的逼迫下，不是为自治，而是为分离而斗争；不是为争取在王国政府下建立一个爱尔兰议会，而是为建立一个革命的共和国而斗争。”内阁在这个问题上爆发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争辩。就我个人而言，我愿意看到爱尔兰人一方面面临着实现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以及格拉德斯通为之奋斗的一切的机遇，另一方面也面临着铁腕力量毫无约束的镇压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我是站在主张把猛烈的攻击与最公平的给予结合为一体的人的一边的。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两种意见支持者的人数几乎是相等的，但如撇开人数而就人物所具有的影响力而言，则赞成双重政策的一方占有优势。首相发现有如此众多的保守党党员坚持这一较复杂的行动方针时感到惊讶，简直是吃惊。我能看出，政策的论证以及作为其后盾的权威人物，给他以极其深刻的印象。当有人问：“那末你将容许都柏林议会如同任何别的主权体一样，对不列颠的货物征收关税了？”首相言辞激烈地回答：“怎么能用这种琐碎小事来反对我们正在准备着的极其重要的行动呢？”和往常一样，在一个能够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内阁中，当出现了深刻而坦率的分歧时，并不要求成员当场做出决定，每个人可以回到家里再进行反复思考。我必须记录下我当时的看法：劳合·乔治先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便在保守党党员中，对爱尔兰实施绝对镇压的政策也不能得到毫无保留的支持。首相在若干场合中曾以内阁的名义建议，假如爱尔兰反叛分子准备承认王国政府以及帝国的地位，我们准备为达成一项协议而与其谈判。我们现在又在重新开始努力与爱尔兰建立联系。1921年5月，作为英国天主教领袖之一的菲茨艾伦勋爵接替弗伦奇勋爵担任总督。完全是凭借对公务的献身精神，他接受鼓励承担了这项如此令人沮丧的任务。3天后，应劳合·乔治先生的要求，北爱尔兰总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在德·瓦勒拉先生的藏身处会见了他。曾作为前一次谈判重要议题的此次会晤的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位北爱尔兰领导人——他是全体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者的代表——在新芬党枪手的引导下，经过漫长而曲折的秘密路线，抵达爱尔兰叛乱领袖的总部。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坚定信念和他对帝国繁荣安宁的真诚责任感，促使他把个人生命或政治的风险置之度外，接受了这一使命。他与新芬党领导人的会谈失败了。到4个小时终了时，德·瓦勒拉先生才把喋喋不休倾诉爱尔兰苦情的话题转向谈论亨利七世时代《波宁斯法》(Poynigs'Act)的罪孽。这时，已有足够的合理借口来结束这场并非讨论、而是一场冗长训话的会谈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再次由两名向导带领，乘坐汽车，迂回曲折并无固定路线地返回了都柏林。3个人共乘一辆小汽车，在保养很差的道路上格格作响地颠簸行进，两名新芬党人后来很可能与橙色团北爱尔兰总理一样命丧黄泉了。突然间，他们后面开上来一辆满载“黑色和棕色”人的装甲车。虽然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两名向导并不特别担心接受仔细检查，但他们觉得为谨慎起见，还是让装甲车超车过去为好。那辆装甲车在距离小汽车不到一英尺处的近旁驶过。小汽车在好奇地等候了一阵子后，最终重又格格作响地颠簸行进，3名处境很不相同的爱尔兰人互相交换了一下完全理解的目光。虽然克雷格与德·瓦勒拉的会谈事实上并未产生效果，但是一根联系纽带却被抛过了双方之间的裂缝。从那时开始，不列颠政府派往爱尔兰的总督有时会通过各种渠道与新芬党总部发生接触。5月末，内维尔·麦克里迪爵士提出了一份关于爱尔兰形势的悲观报告。他写道：“虽然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可以指望现时驻扎于爱尔兰的部队继续尽力履行职责到今夏，但是我深信，除非能够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方案，否则到10月时，要求部队以去冬的条件再驻扎一个冬天，那将是不稳妥的。不仅是因为出于士气和训练的原因，应该让士兵们脱离‘爱尔兰气氛’，在我看来还因为，如果不让军官们较长时间休假，届时将有许多军官完全不适于在爱尔兰继续服役——尽管他们可能不承认这一点。……就服役于该地的部队而言，爱尔兰事务目前的状态必须在10月前了结，除非我的判断完全错误，否则就必须采取步骤让整个部队以及大部分指挥官及其参谋人员换班回国休整。”这一报告得到了亨利·威尔逊爵士的赞同。把报告的内容付诸实施当然不成问题。这些感到绝望的忠告，不可能用事实证明其为正确；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部队换班的可能性。显而易见的步骤不是调换部队，而是大规模提供增援——给原来的驻军增添新的力量；这一步骤虽然耗费财力、十分棘手，但却切实可行。虽然内阁并未接受报告的建议，但他们仍有义务认真考虑爱尔兰总司令的这些危言耸听的关键性意见，因为它们已得到了帝国总参谋长的赞同。虽然这些压力和动向可能尚处于潜意识之下，但只需某个事件的星星之火，就足以形成燎原之势。6月22日，英王将亲自为北爱尔兰第一届议会主持开幕式。有些大臣常常不合时宜把君权至上的话挂在嘴边，因为这些话只对北爱尔兰的人民有感染力。众所周知，英王——其行动不仅符合宪法的字面意义，还符合宪法的精神——迫切地表达了下述愿望，即所使用的语言应该能对全体爱尔兰臣民，不分南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不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具有感染力。君权至上的观点——它应被提高到党派倾轧之上、种族和宗教冲突之上、观点的局部分歧之上——必然地并且也自然地包含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帝国的普遍利益，而不是某种狭隘的主体的利益。因此，首相和政府主要大臣们负起了他们(而且仅仅属于他们的)责无旁贷的重任，在英王的演说稿中添加一种真正的诚挚呼吁，吁请大家做出共同努力，结束这场可憎的灾难性的冲突。英王满怀激情地说道：“今天，整个帝国的目光都集中于爱尔兰，在这个帝国中，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和种族抛弃了他们古老的世仇，走到了一起，在这个帝国中，出席今天会议的最年轻者，在其有生之年，将能看到一些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在这种思想的鼓舞之下，我的目光超越了最近模糊了我对爱尔兰事务的看法的情况，因而消除了由此产生的怨哀和不安。我祈祷，我今天来到爱尔兰将被证明是朝向结束其人民——不论其种族和宗教信条是什么——之间的冲突的第一步，我是满怀着爱心说这番话的。“怀着这样的希望，我吁请所有爱尔兰人中止冲突，伸出宽容与和解之手，饶恕并忘记过去，并且共同为你们所热爱的国家创建一个和平、满足和友善的新时代。我最迫切地希望，在南爱尔兰不久也能发生现在正在这一会议厅内进行的事情；类似的盛会将会出现，类似的仪式将会举行。“为了做到这一点，联合王国的议会已经在最完美的程度上提供了诸项权力；为了做到这一点，北爱尔兰的议会正在指出途径。未来把握在我的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愿今天这一历史盛会是这样的一天的序幕，到那一天，爱尔兰人民将不分南北，在一个或两个议会——这将由议会自己来决定——引导下，在对爱尔兰的共同热爱中、在互相公正对待和互相尊重的坚实基础上一起工作。”在负责起草英王演讲稿的人中，没有一人曾周密考虑过可能马上引起的结果。但是在这类宣告中，每一件事都取决于宣传媒介。英王——这位共同传统的化身——冒着生命危险履行其宪法职责这一事实，已经敲响了宏亮的并引起回声的警钟，所有的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两个岛屿的舆论都对英王的吁请及时做出了深刻而广泛的反应，并且从这一时刻起，事态以不间断的进程朝着建立爱尔兰自由邦的方向前进。6月24日，劳合·乔治先生邀请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和德·瓦勒拉先生来伦敦举行会谈。7月11日，双方均接受了邀请，并达成一项休战协议(具体条款在9日即被确定)。就我曾涉及的不列颠国家政策的法案而言，没有一项法案比爱尔兰停战协议更能激起强烈的抵触情绪了。对于像不列颠帝国这样一个以如此广泛和如此多种的形式组织起来的人道政府体制来说，与一种形式特殊的公开叛乱组织(它是在爱尔兰发展起来的)签订协议，必然是一个重大事件，它可能会从根本上动摇政府的权威，而各种族和社区的数亿人民的和平与秩序却正是建立在这一权威之上的。王国政府的公务员在忠诚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已经和正在被残忍地谋杀，这正是这种经深思熟虑后采用的战争方法的一个特征。对于那些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最多只能说他们不是出于自私或贪婪的动机、他们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大体上得到了其同胞的情感支持。在会议桌上接待这种人的领袖并试图通过他们作中介组成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这种做法必须被视为一个处于权势巅峰期的伟大帝国从来不曾涉足过的最成问题和最冒险的试验之一。在另一方面，爱尔兰历史则是这样一部历史：在姐妹国家和近邻之间一代人又一代人永无终止地争吵和互相伤害。大不列颠迫切希望结束这一令人憎恶的世仇。在19世纪，英国和爱尔兰都以远比过去黑暗时代优越得多的方式重申她们的问题。英国已在爱尔兰慷慨实施了许多补救办法和安抚性措施，而爱尔兰则大体上通过宪法规定的行动来支持自己提出的要求。我们在1886年原本有可能在一定的基础上协议一项解决方案，该基础无论是对爱尔兰还是对大不列颠来说，其危险性与我们目前最终要据为协议基础的危险性相比，简直小到了不能再小的地步。在有关《爱尔兰自治法案》的重大分歧前面，格拉德斯通在下院这样说道：“爱尔兰正站在下院的围栏外满怀企望，充满希望，几乎是在恳求。爱尔兰的话是真实的和符合实际的。她祈求愉快地忘却往昔，对于忘却往昔，我们甚至有着比她更浓厚的兴趣。……思考一下罢，我恳求你们——在你们否决这一法案之前，应该仔细、明智地作一番思考，不是就当前问题思考，而是要为未来的年代思考。”我们毕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斗争的胜利者。我们并不要求在那些最重要的结局中得到超出我们合理份额的东西，但是就爱尔兰物质意义来说相对无关紧要，这一点很容易使我们在心理上得到满足。例如，当世界上一切敌对的势力(包括几百万士兵组成的军队)均已不复存在，当德国舰队已经沉没于斯卡帕湾海底，并且当每一个武装对手都已被征服时，就没有人能说，大英帝国的生存正处于危险之中。没有人能说我们是一个怯懦的或衰落的民族。这些想法可能不存在什么逻辑相关性，但它们却为国家的决策提供了一个重要因素。而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情况又是什么呢？大英帝国的一个小角落被投入严酷镇压之中——倘若没有谋杀和反谋杀、恐怖和反恐怖的搅局，这种镇压就不可能出现。只有危及民族生存才能成为推行这样一种政策的借口，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能够声称，现在已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地步。然而，现在木已成舟。一项停战协议已经签订。枪手们已从藏身之处出来，就像是一个与我国同样古老和同样值得骄傲的国家的领导人一样，阔步走在都柏林的大街上。昨天还被激励着去消灭谋杀犯团伙的部队、警察以及“黑色和棕色”，现在却悠闲自得、令人啼笑皆非地站在那儿，尽管有关平等条件的谈判还在全力进行中。今后绝不能再重蹈这种战争的覆辙！绝不能再为不断的争吵、仇恨和蔑视情绪火上浇油！我们还有一些别的方案可作为最后的解决手段。港口和城市是能够保住的；都柏林是能够保住的；北爱尔兰是能够得到保护的；新芬党爱尔兰通往外部世界的一切交通联系是能被切断的，两个岛屿之间的一切贸易——也就是说，除北爱尔兰之外的整个爱尔兰的贸易——是能够被中止的，然而这一切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但是从签订停战协议的那一刻起，依靠大英帝国议会的权威来统治南爱尔兰的尝试宣告结束了。除可扼要介绍外，本书不打算用太多篇幅描述谈判的进程或列举与谈判内容相关的文件和记录。不过，谈判正式开始时的场面倒是值得一提。7月14日，德·瓦勒拉先生与劳合·乔治先生之间若干次会谈的首次会谈在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举行。德·瓦勒拉先生在“爱尔兰共和国驻伦敦代表”(阿尔特·奥布赖恩先生)陪同下在参加仪式上作了自我介绍。首相把这位爱尔兰族长当作一名凯尔特兄弟**予以热情友好的接待——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够在这次重大会见的第一刻表现得比首相更出色了。德·瓦勒拉先生十分谨慎和拘谨。他呈交了一份篇幅很长的爱尔兰语文件，然后为方便计又提交了一份英语译本。文件的标题——“Saorstat Eireann”——激起了首相的文字好奇心。他说，“Saorstat”一词听起来不像是爱尔兰语，它按字面翻译应该是什么呢？停顿了片刻后，德·瓦勒拉先生回答说，按字面翻译它的意思是“自由邦”。“我明白了，”首相说，“Saorstat的意思是自由邦；那末在你们的爱尔兰中表达Republic(共和)意思的词汇是什么呢？”当两个爱尔兰人用英语商量该如何回答这一无恶意的问题时，首相转向内阁秘书托马斯·琼斯教授，两人用威尔士语交谈，从而使两位讲英语的新芬党来访者十分尴尬。最后，当德·瓦勒拉先生只是重复Saorstat的意思是自由邦而未做出进一步解释时，首相乃问道：“我们是不是绝对不能承认凯尔特人从来都不拥护共和政体，并且没有表达这一思想的土著词汇？”接下来是一段长时间的尴尬沉默。这就是后来持续了许多小时的对话的最初情况，一直到对爱尔兰的古代和中世纪历史进行了全面探讨之后，事态才变得明朗起来，那就是只有不列颠政府把它自己的建议摊到桌面上，谈判才能获得进展。这些建议是于7月20日送给德·瓦勒拉先生的。它们构成了完整的英联邦自治领爱尔兰自治方案，其中当然包括独立自主的财政和税收管理权以及警察和军队管理权。方案附有六项条件。其中四项涉及海军和军事方面；一项涉及两个岛屿之间的保护性关税；最后一项则涉及爱尔兰应承担的由双方共同立约发行的国债中按公平原则确定的一定份额。这些建议遭到了德·瓦勒拉先生的拒绝，他宣布了完全独立的原则，并声明与王国政府脱离关系。首相在答复中清楚表明，不列颠政府不能讨论任何这样的解决方案，即，“爱尔兰一方拒绝接受我们关于在一个君主之下的英联邦内建立自由、平等和忠实的伙伴关系的要求。”通信联系拖得很长而分歧并未缩小。当时正在各地休假的内阁大臣们于9月7日在因弗内斯举行了会议。看来可以有两种做法：邀请德·瓦勒拉先生前来参加会谈，前提条件是拥戴王国政府；要么在有其他爱尔兰代表出席的情况下恢复与他的无条件谈判。最后确定的复函是：询问德·瓦勒拉先生是否准备参加一次会议，以深入讨论“如何使爱尔兰与称作不列颠帝国的多民族共同体联合为一体，以求能最好地与爱尔兰的强烈民族愿望相协调”。倘若回答是肯定的，则建议于20日在因弗内斯举行一次会议。9月12日，德·瓦勒拉先生回信接受了这一邀请，但是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的民族已正式宣告独立并自认为已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只有作为这个国家的代表和作为被选出来的监护人，我们才具有代表我们的人民进行活动的任何权威或权力。”在这一问题上，首相拒绝了到首相休假地盖尔洛契来传送信息的两名爱尔兰使者，同时取消了为这次会议所作的安排。然而存在着一种有充分事实根据的感觉，即没有任何一方愿意看到整个谈判破裂，信件和电报还在持续不断地来来往往。德·瓦勒拉先生无疑在无休止地苦思冥想各种重要的理论问题，而毫不考虑最终会给其同胞带来的悲惨境遇和物质上的重大损失。然而与此同时，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关得紧紧的大门后面，在都柏林的几乎持续不断的会议中，在新芬党极端分子的最重要的秘密集会上，一种明确而坚决的反德·瓦勒拉倾向正在形成。彻头彻尾并且不断恶化的无政府状态随时都可能将魔爪伸向南爱尔兰。但是爱尔兰民族的天赋中有冷静而讲究实际的一面，一些有武力作后盾的人从混乱中站了出来，这些人的信义虽然值得怀疑，但他们所追求的毕竟是明智的目标，这使得他们讲的话对他们有约束力。这些人决心不让到手的东西得而复失。关于新芬党内的这些分歧，对外仍是严格保密，滴水不漏的。不过德·瓦勒拉先生对首相取消会议一事的答复却采取了相当宽容的态度。最后他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不准备要求不列颠政府承诺任何条件来作为举行一次会议的前提。他们不能放弃自己的民族立场，他们也不期望不列颠政府做出类似的让步。他指出，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达成一项协议，将永远结束争吵并使这两个国家——她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发展——在共同关心的事务中，以自由和友好的合作一起工作。他要求首相阐明，不列颠政府是要求新芬党在立场上做出让步以作为会议的前提，还是同意会议可以在双方均不承诺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召开。鉴于这种局面，在9月21日，内阁委员会在盖尔洛契召开会议，在重申了其基本立场后，起草了一份邀请参加将在10月11日于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新邀请书(于9月19日发出)，内阁委员会希望届时能与新芬党的代表会晤，“以期深入讨论如何把爱尔兰与称作不列颠帝国的多民族共同体联合为一体”。这一性质模糊的邀请书为对方所接受，并在指定的日期，由首相、张伯伦先生、伯肯黑德勋爵、拉明·沃尔辛顿—埃文斯爵士、哈马尔·格林沃德爵士和我，在唐宁街首相府与爱尔兰的代表格里菲斯先生、迈克尔·科林斯先生、巴尔顿先生、加万·德菲先生和达根先生举行了会谈。德·瓦勒拉先生留在爱尔兰没有前来，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03.要想估量这些事件在统一党内部形成的紧张关系并非易事。虽然每个政党的每个成员都会因世界大事的暴风雨冲击而偏离自己的政治立场；虽然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依然在急流中漂泊不定，人们因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受到挫折、感到迷惑和疲惫不堪，但是，要在这些可耻的情况下放弃毕生的坚定信仰，几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忿恨越聚越深，因为感受最深刻的国家栋梁们知道，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北爱尔兰依旧激烈动荡，拒绝与爱尔兰政府结合在一起。南爱尔兰30万反对自治者完全在孤立无援地进行斗争，他们在谈判中发出了哀伤的呼声。在这一阶段，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臣们的个人行动。对于自由党人和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支持者来说，支持以最广泛的形式建立爱尔兰自治并非难事，但是对于已将其整个政治生涯融入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那些人来说，他们需要完成一件令人生厌的担着风险的任务。主要责任落到了统一党领袖奥斯汀·张伯伦先生的肩上。他一直与首相亲密无间地共同进退，是那种做事有始有终、勇于面对任何结局的人。当一个领袖实施一种基本上偏离其党的整个传统乃至性质的行动方针时，往往会使另一个杰出人物有机会获取巨大的并可能是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权力。没有人能指责后者的动机；他只是按老办法行事，以一种直截了当的、简单的、一贯的方式行事。这样的人物将发现他会得到许许多多正直人士的支持。他的行动虽然有利于实现他的野心，但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受责任感和坚定信仰激励所致。因此，伯肯黑德勋爵(当时任大法官)在这一关键时刻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与抵制爱尔兰自治运动明显有着特殊的关系，与爱德华·卡森爵士志同道合；他曾充分利用内战的威胁，在1914年阶段的爱尔兰冲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没有人会因反对爱尔兰协议而获得较大的个人利益；也没有人会因支持爱尔兰协议而受到较多的指责。他不顾自己的过去和未来，表现得就像对协议态度最积极的保守党的支持者一样。爱尔兰自由邦的支持者们老是觉得他们应向他表示感激——他们的感觉一点儿没错。值此关键时刻，统一党领袖及其最强有力的陆军中尉具有独立而无所畏惧地做出判断的素质，在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体制可以通过下述检验而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即：其重要代表能否根据事实真相针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能否不顾其自身利益以及往往是其最好的朋友的利益而做出决策。在经过多次拖延和耍过许多花招之后，爱尔兰代表按照既定程序抵达唐宁街，那些内阁大臣们——他们或因其职务、或因其个性而被认为应该担任主要角色——隔着会议桌与那些此前不久还被他们斥为“谋杀犯团伙”的人举行了会谈。所有这些爱尔兰代表都是不久前还在狱中服刑或刚刚被终止通缉的人，有的还在不同程度上与暴力犯罪有牵连。双方的交锋过程是惊心动魄的，有几周时间，人们看到了最严格的繁文缛节。讨论本身不仅由于其模糊和不确定性而受到阻碍，还由于大量错综复杂的内容和高度爆炸性的细节而受到妨碍。谈判——包括秘密的和公开的——持续了两个月。谈判在各个阶段都受到了保守党的内部压力以及重新召集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骚动的影响。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动乱。北爱尔兰政府宣称他们正在被出卖，他们拒绝参加会议，但是他们抱怨说，甚至没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政治紧张几乎与战前岁月一样严重，但是对灾难性事件却束手无策。事情只是被拖在那儿，爱尔兰人对任何事情既不说“是”，也不说“不”。爱尔兰的情况日益恶化，在下院占2/3席位的保守党深感忿怒和忧虑。虽然这段时期在爱尔兰问题上，我只是扮演着一名后排议员的角色，并未充分感受全部的压力，但是作为内阁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有了一种明白无误的印象。我们必须把这件事进行到底，坚持到或者我们不再执政、或者达成一项协议、或者以一种新形式重新开始与南爱尔兰对抗。我强烈要求大臣们不用辞职的办法来逃避他们的苦恼。到11月上旬，渴望解脱的想法达到了非常普遍的程度，以致没有人知道自己明天是否仍然身在其位。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也许可以用以下这封不带任何特殊推论的信函来进行衡量——它或许能够达到与其他任何检测方法一样好的效果。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1921年11月9日1、提出辞职的大臣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责任，对此必须加以批评。倘若提出的理由是，“我们的正义感禁止我们强制北爱尔兰，而我们的信仰又禁止我们强制南爱尔兰”，则尤其应该加以批评。有人会说，“这些人是有原则地联合起来的，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也知道国家的利益需要什么，他们拥有议会的压倒多数(包括自己党内的多数)，然而在议会并未撤消委员会的情况下，他们却宣称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有所作为。”不论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有多么崇高，我对这种策略所会引起的后果深感担忧。2、在他们的辞职获准后，博纳·劳先生将被邀请组成政府。为什么他不该辞职呢？倘若现在政府成员已经宣称他们在任何方面都受约束难以有所作为，那末博纳·劳肯定是感到在道义上有责任接替他们去做。为什么他也不能成功呢？……在当前的这场危机中，保守党将势必团结起来支持某人。很明显，他们将团结起来支持一位保守党领袖，组成一个保守党政府，这个党已经自告奋勇要去填补因联合政府所采取的自杀政策而造成的鸿沟；它还将被赋予权力以贯彻这一原则，以便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击败工党，并接受前大臣们(他们已经认输)谨慎的讨论意见。无法组成一个可供替代的政府这一错觉是长期存在的。张伯伦先生认为，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将被“嘘声赶下台”。阿斯奎斯先生则深信，你不能组成一届政府。但是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即将离职的政府都不曾通过宣布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做形势所可能要求的工作，而在每个方面约束自己。按照这些想法，一场公开的彻底失败可能会很容易接踵而至，一个极端保守的保守党政府将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着手准备与工党进行竞选，而作为英国主体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民众将继续处于缺乏领导或不能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局面。3、我希望将我的以下言辞记录在案：我认为我们的责任是推行我们深信不疑的爱尔兰政策，除非我们在下院中被击败，从而问心无愧地向王国政府解除我们的责任。……有一点从一开始就极为重要，那就是让那些已被接受为爱尔兰领袖的人相信，大英帝国政府是有诚意和善意的。从交易和讨价还价的角度看，对这个问题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我们从一开始就说明我们准备付出一切，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走得更远了。我们还清楚地表明，倘若我们的建议被接受，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将其付诸实施，而不考虑最终可能落到政府或其主要成员头上的任何政治厄运。漫长而至关紧要的谈判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本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在谈判初期的日子里，我们就发现自己不仅面对着爱尔兰极端秘密社团的不切实际而又充满幻想的狂热与浪漫，而且还面对着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两国之间涌动着的不信任与仇恨的浪潮。黄色炸药和各种其他烈性炸药中的一项主要成分就是某种强酸***。这些精心配制而成的缓慢而可怕的液体与纯碳化合物混合，会产生一种从受抑制和浓缩中猛烈爆发出来的强大力量，摧毁建筑物和人的生命。仇恨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强酸在化学品中的角色。而爱尔兰人心中充满的就是仇恨，用吉卜林先生的话说就是，“他们如同吞下秤砣一样铁了心了”，谢天谢地，幸而这种仇恨在大不列颠存在还不到100年。而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克服的。格里菲斯先生是一位作家，他对欧洲历史和各国政体作过深入研究，他坚定而正直，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是一位沉默寡言的爱尔兰人，总是难得说一句话。但是在我的亲身体会中，只要是他说过的话，他从来不收回。迈克尔·科林斯在受教育方面，未能享有与他的这位较年长的同僚同样优越的条件。但是他具备基本的品德和天资，这使得他在许多方面都引人注目。他远比他的领袖更热衷于在斗争中采取恐怖手段。由于这一原因，他在爱尔兰极端社团中的威信和影响力要高出别人许多，而他的内心情感上产生的困难以及与伙伴相处的困难，也要比别人大得多。与这两位领袖相比，其他代表相形见绌。然而达根先生是一位具有冷静头脑和坚强意志的人。身居幕后的厄斯金·蔡尔德斯先生虽然不是代表，但竭力推行各项极端计划。最后，在经历了两个月毫无效果的会谈和冗长的废话之后，疲惫不堪的大臣们因爱尔兰破坏停战协议的暴行而感到惊恐，已处于真正的绝望之中，面对着这样的爱尔兰代表，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死神已经降临。在12月5日下午的会谈中，首相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让步，因而已无进一步辩论的必要。他们现在必须做出决定；他们必须在经历了这么多星期而达成的停战协议上签字，否则就离开；此外，任何一方今后有权恢复他们能够用以反对另一方的任何战争。这是一份已经发出的最后通牒，它没有通过外交渠道，而是当面递交的，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并理解，现在已经别无选择。虽然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并不怎么样，但是在双方负责人之间，现在却存在着互相尊重并深刻理解彼此的难处。爱尔兰人面无表情地接受了最后通牒。格里菲斯先生用他那柔和的声音和谦虚的口吻说道：“我愿在今晚9点提出爱尔兰代表团的答复；不过首相先生，我个人是愿意签署这一协议并愿意将其推荐给我的同胞的。”劳合·乔治说，“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格里菲斯先生，即便所有其他人都拒绝，你仍然将同意签署？”“是的，是这个意思，首相先生，”这位具有伟大胸襟和伟大目标的寡言小个子男人回答。迈克尔·科林斯站了起来，看上去就像是要向某人开枪射击，更像是要自杀似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谁像这样强行抑制自己内心的情感和痛苦。接着我们就离开了会议室并反复谈论会议的结束部分，大家还吃了些点心、抽了根烟，并且讨论了行动计划。谁也不指望除了格里菲斯先生以外还会有别人同意我方的建议，而仅靠格里菲斯先生一人的签名又有什么合法性可言？至于说到我们，我们已经破坏了我们的朋友和支持者对我们的忠诚。不列颠代表团于晚上9时准点到达会议室，但爱尔兰代表团却在子夜过后很久才露面。和前几次一样，他们表面上镇静自若，毫无激动的表现。停顿了一段时间，或者在感觉上似乎是这样，然后格里菲斯先生说话了，“首相先生，本代表团愿意在协议上签字，不过有几处起草的措辞，也许我现在就商议一下，将是有好处的。”于是他用最从容的手势把整个问题带入了次要细节部分，并且每个人也把过度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次要细节上，以致把主要问题反而推到幕后去了。很快我们就围绕一些技术性细节和文字上的修改热烈地谈论起来，并坚决遵守这一切，以免发生更坏的情况。然而就在这种保护性的喋喋不休的讨论的下面，谈判的精神和气氛已经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在一项共同的事业——维护爱尔兰协议以及维护两个民族和两个岛屿之间的和平的事业——中变成了同盟者和伙伴。我们分手时已将近凌晨3点。但是全体人员都在该协议上签了字。当爱尔兰人起身离去时，英国的大臣们在一种强烈冲动的驱使下，一一走过去进行了双方的第一次握手。在以后几章中，我们将看到在推进爱尔兰协议的道路上，是如何困难重重，好事多磨，双方又将经历多少失望和焦虑不安。然而这是一个不会很快就被遗忘的时刻，这是正处于分水岭的时刻，命运之河向下流入了新的溪谷，朝着新的大海奔流而去。这一事件对首相而言是灾难性的。他在一年之内便失去了首相职务。许多其他原因——其中至少有一些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也促成了他的下台；爱尔兰协议及其签订仪式始终不能得到保守党内最固执分子的宽恕。即便在那些坚定支持该协议者之中，也有许多人这样说，“如果出现了那种攻击事件，必然是需要这项协议的，但是导致攻击事件发生的那个人将倒霉。”然而就劳合·乔治先生政治上的不幸与爱尔兰事件的关联而言，他可能会感到满意。因爱尔兰问题而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的失败者之中，乔治先生可以找到像埃塞克斯、斯特拉福德、皮特和格拉德斯通这样的同病相怜的人；而在英国的700年历史时期，在历届君主和或大或小的政治家中，他也可以找到一些可使自己感到聊以自慰的人。不过劳合·乔治的下台与上述诸人的下台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即上述诸人，不论他们曾经做出过多么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留给后人的只是一个问题，而劳合·乔治却找到了——我们难道不能这样期望吗？——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①本章及下一章内容可参阅第16章末地图。*参考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中给出的欧洲各国的人口数据，这些数字似应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人口统计数字。——Franc.She*主张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而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译者**爱尔兰全岛在行政区划上共分为32个郡，在地理上这些郡分别归属4个省。今天联合王国的北爱尔兰地区(传统上被划分为6个郡，1974年全英行政区划调整之后被打乱，重新划分为26个区)以及与其接壤的、现属爱尔兰共和国的各郡中的两个在这种划分中被算作一个省。另外三个省则全部归属爱尔兰共和国。亦请参见第16章所附地图。——Franc.She**爱尔兰民族的兄弟。——译者***黄色炸药的化学名称是2，4，6—三硝基甲苯；在制造过程中需要用浓硝酸进行硝化，同时需要用浓硫酸进行催化。——Franc.She第15章、爱尔兰协议德·瓦勒拉的拒绝——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内的辩论——我成了实施协议的负责人——主要目标——北爱尔兰的防御——爱尔兰的领袖们——一份初步调查报告——克雷格和科林斯——《爱尔兰自由邦法案》——分界线问题——法案的通过——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致科林斯先生的信——罗里·奥康纳占据了4所法院——致科林斯先生的另一封信——另一封信。01.可以明显地觉察到，社会公众对爱尔兰协议的签订甚感宽慰。人们普遍有从噩梦中醒来的感觉。整个帝国充满了喜悦，外国也流露了赞许的微笑——或许带有一点讥讽的意味。英王采取了不寻常的、也的确是前所未有的做法，一大早就在白金汉宫接见了有关的大臣，并同他们一起合影。没有人比爱尔兰贫穷的普通老百姓更高兴了，他们一直遭受到来自双方的伤害，他们渴望和平与安宁。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还得不到和平与安宁。新芬党的代表返回都柏林后立即向德·瓦勒拉先生和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汇报他们此行获得的谈判成果。人们不难得出结论，从逻辑上说，德·瓦勒拉对其先前的声明是承担义务的，该声明的确在形式上与此次签订的协议不完全相同，但在原则上和范围上，两者却是相同的。此外，爱尔兰的代表们乃是全权代表，而德·瓦勒拉是他们的领袖。他们是作为他的代表去伦敦的。他们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随时都在向他通报情况。他们已经在实质上——如果不是理论上的话——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全部东西，其内容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爱尔兰领袖曾经要求的。因此，人们普遍预料，德·瓦勒拉将支持他的同僚，理解他们的难处，即便在某些理论问题上未必满意，他依然会与他们站在一起。南爱尔兰毕竟已经获得了英联邦自治领符合宪法的完整地位，也就是说，在王国政府下的独立加上大不列颠的一切良好服务。但是我们很快就得知，德·瓦勒拉先生仍然在唠叨着《波依宁法》，并且他的关于英国与爱尔兰的关系以及爱尔兰的不幸的见解，依然停留在16世纪以前的阶段。现在，他做出了重新挑起冲突的愤怒决定，并自视为爱尔兰现存唯一政府的首领，他不承认谈判代表们——他们是他的同僚并曾是他的共谋者——的行动。这些人虽然被他指责为他们的事业的叛徒，背叛了其秘密社团的誓言，但人们不久就发现，即便是在极端分子中间，他们也有强大而独立的影响力。5名在协议上签字的爱尔兰人之中，有两名后来投靠了德·瓦勒拉，但得到达根支持的格里菲斯仍然满怀信心地积极四处活动，而掌握着主要枪手以及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多数核心人物的迈克尔·科林斯，则获得了他的朋友的支持。尽管其疆域内仍然极度混乱，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还是花数周时间来对协议继续进行辩论。最后，圣诞节临近，议员们只得休会度假。当他们于1月重新开会时，分裂成了两大派。1月8日进行表决，协议以7票优势——64票对57票——获得通过。德·瓦勒拉辞去主席职务并离开了会议厅，所有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也离开了会议厅，阿瑟·格里菲斯先生被选为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主席，会议随后宣告休会。在协议签订后不久，我成了处理英国—爱尔兰事务的负责人。1921年1月，首相将我从陆军部调至殖民地部，目的是要解决我们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事务。此项工作现在已近完成。费萨尔国王在巴格达登基，平息了阿拉伯人和劳伦斯上校的怒气，派驻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国陆军——它每年要耗费3000万英镑——已经撤退回国，在特伦查德成功的领导下的英国皇家空军已经维护了完全的稳定。从各项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后，我变得十分空闲。按照宪法的规定，作为英联邦自治领的南爱尔兰的事务应该由殖民地部处理。我从秘书长哈马尔·格林沃德爵士手中接管了工作。他经受住了最恐怖时期的冲击，显示了作为男子汉的最大勇气，并且从未丧失过求得一项有政治家风度的解决方案的希望。我以国务大臣的身份进入内阁后，担任了内阁爱尔兰事务委员会主席。每当我需要帮助时，同事们就会给予我慷慨的帮助，在其他时间则让我有广泛的行动自由。从那时起，我一直在负责与爱尔兰领袖们——包括南、北爱尔兰在内——的所有谈判，同时处理下院在任何时候出现的议会的困难局面。有两个目标从普遍的混乱和不确定中清晰地显现了出来。第一个目标是在南爱尔兰建立并培育一个有生命力的和负责任的政府组织。要达到这一目标，临时政府——我们即将予以承认——必须举行普选以获得权威性。从协议公布之时起，爱尔兰人民便通过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大声疾呼，表达他们想要在该协议基础上与英国人民建立良好与和平的关系的迫切愿望。因此，我们促使临时政府深切意识到举行一次普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只有这样的一次普选才能给予他们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并使他们能够用天赋的权威来管理国家事务。格里菲斯和科林斯对此已深信不疑；但困难是巨大的。德·瓦勒拉先生知道自己处于少数，并且正如事态已经证明的，是处于明显的少数，因而开始运用权力所赋予他的一切手段来阻碍、拖延——若有可能的话就制止——这样的一次选举。他还为了这一目的而求助于爱尔兰共和军。这支所谓的军队自建立之日起，目标就是组织武装力量对王国政府进行攻击——从对个别人的谋杀直至伏击，可谓不择手段。爱尔兰共和军从来不按战争规则严肃作战。它网罗了相当数量的一批人，他们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随时准备为自己的所谓的事业坐牢乃至杀头。与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情况相似，爱尔兰共和军内也分为两种意见，并且持有两种不同意见的人数之比，可能也和前者差不多。然而它却是临时政府在维护其权威时所能支配的唯一组织。因而在对共和军的控制方面以及在选举的日期和性质方面，临时政府被迫做出了一系列懦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临时政府很快又被劝导将选举推迟3个月，以此作为与德·瓦勒拉先生达成和解的一项措施。临时政府所依赖的是德·瓦勒拉的承诺，他说届时选举将能自由举行，同时共和军将在临时政府的命令下统一行动，不会干预选举或用武力反对经由选举产生的任何政府。但是德·瓦勒拉先生刚刚对其同胞做出上述承诺，马上就出尔反尔地加以践踏。他和他的朋友们尽其所能来削弱和诽谤临时政府；在全国各地制造混乱，并挑起了南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冲突。为了这一目的，共和军中反自由邦的那部分人永远是可以利用的；而在这部分人的周围和背后，又聚集了一批掠夺成性的犯罪分子——在每个社会里，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人——反自由邦的那部分人声称一旦革命爆发，他们便会跳出来要求担任领导。在协议上签了字的英国人和爱尔兰人正力求克服这些困难，朝着举行自由选举和建立爱尔兰民族的委任统治权的方向迈进。对我们同样至关重要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是支持北爱尔兰政府享有它的不能废除的权利。两个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军的师驻扎在北爱尔兰，它们不顾停战协议、不顾《爱尔兰协议》、不顾英国陆军从南爱尔兰的撤退正在迅速而有序地进行的事实，大肆开展秘密活动。因此，北爱尔兰政府需要与这些人的阴谋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使北爱兰政府不能维护一个独立政府的工作——进行斗争；与此同时，来自分界线另一侧的大规模袭击接连不断，怀有敌意的武装力量正集结起来发出威胁。对北爱尔兰的这些威胁(包括来自会员内部和外部的威胁)，遭到了北爱尔兰信奉新教的奥林奇会*成员以同等好斗和好争吵的方式的回击。爱尔兰共和军或天主教徒犯下的每一椿暴行都会受到更严厉的血腥报复。报复和反报复双方很快就创造下了惊人的记录；在整个夏季，人数较少的天主教徒遭受的伤亡人数是新教徒的两倍。毫无疑问，当新芬党极端分子看到他们对英国当局的攻击所带来的胜利之后，他们自然会期望继续沿用这种方法，以粉碎规模要小得多并且显然也要脆弱得多的北爱尔兰政府组织。他们会这样想，既然我们已经羞辱并打击了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并且迫使它对我们做出让步，那末，使建立独立的北爱尔兰政府的设想成为空想，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小事了；他们枪击公职人员，焚烧公共建筑，从而造成一种持续的恐怖，希望这会使北爱尔兰的政府和公民感到厌烦和精疲力竭，最终觉得为了过上安宁的生活，还是向新芬党的统治屈服算了。我后来曾在下院这样说，“在北爱尔兰，绝大多数人民是坚决反对新芬党的。他们热烈地表示出他们对本国、对君主政体、宪法以及对帝国的忠诚和热爱。即使他们将被不列颠遗弃，他们也会正当地为维护他们的自由而拼死战斗。然而他们不会被不列颠所遗弃；恰恰相反，他们在必要时将在金钱、武器和人员方面得到援助和加强，以帮助他们维护其议会和政治的权利，并保卫其自身。”以上就是指导着我的行动的两个不同的目标。不过这两个目标受英国各政党的欢迎程度却是迥然不同的。保守党内一切最坚定的分子都支持北爱尔兰，即便在带着厌恶和鄙视新芬党爱尔兰的情感承认并接受《爱尔兰协议》的时刻，这种支持也从未动摇。另一方面，自由党人和工党分子以亲切的关心注视着爱尔兰自由邦的命运，但对于北爱尔兰政府，则除了就报复事件(奥林奇会成员用报复来回答新芬党的每一次谋杀)对其进行指责外，对它的安宁基本上不予关心。如果说，我们的政策带来了勿庸置疑的成功的话，那末我们用同等的热情追求这两个不同的——在许多方面还是对抗性的——目标的做法，就是适当的。仅仅追求一个目标意味着毁灭。同时追求两个目标则将导致安全与和平。当然，在某些方面帮助双方，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尽量约束双方，这是一件很微妙的并容易造成误解的工作。必须做到一碗水端平，这样说说并非难事；然而当人们事实上正在互相谋杀时，当恐怖活动正在大地上蔓延而无政府状态正在新生政权周围加剧时；当你和双方杰出人物经常有亲密而正直的关系，你也知道了他们的许多秘密时；当你为一方做任何事就会引起另一方的憎恨或怀疑时，制定一条不偏不倚的路线比起将其付诸实施要容易得多。对于爱尔兰来说，幸运的是她在这一艰难的时刻并不缺乏具有崇高和坚强品质的领袖。人们发现，阿瑟·格里菲斯和迈克尔·科林斯以及新近涌现出来的理查德·马尔卡希和凯文·奥希金斯都是第一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敬畏上帝，热爱自己的国家，并且信守诺言。在北爱尔兰，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坚如磐石地固守岗位。他沉着冷静，思想敏锐，超脱于仇恨和忿怒，但又不乏热情；他稳重坚定，对人诚恳，工作不屈不挠；他最终把他的人民从无法形容的苦难和困境之中带回到了阳光大道和文明世界。在对背景和当事人有了大致了解以后，我们最好是利用当代文献来有选择地叙述这段过程，而不是采用概括性陈述的办法。我满怀信心地开始履行我的职责，并力图总结当前的实际措施以指导各有关部的工作。1921年12月21日“首相要求我来领导一个内阁委员会，目的是安排好在都柏林建立一个临时政府的细节，倘若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投票赞成此项措施的话，我就提出几个具体步骤供考虑。“倘若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批准了此项措施，第一步是邀请一个包括格里菲斯先生和科林斯先生在内的爱尔兰代表团尽早来这里。然后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希望他们立即着手组成一个临时政府。在安排周密的基础上组成的这个政府应该立即承担起南爱尔兰内部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并行使对国家的行政管理。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我们不想再继续承担哪怕是一天的责任。如果他们愿意，我的意见是可以把明年元旦定为双方交换权力之日。在确定基础之后，应由总督在都柏林与他认为合适的一些政党领袖和政治人物进行磋商，以邀请某些有身份的人士组成一个政府。总督可能会邀请阿瑟·格里菲斯先生，届时我们将能知道这位先生是否将接受授权以及以什么条件接受。格里菲斯先生然后将组成他的政府，他的部长们将在《爱尔兰协议》规定的宣言上签字，并立即履行他们的职责。“作为一项总的原则，除非绝对必要，我们不应试图改变现有的机构，而应把它们交给新上任的部长们。倘若需要一个法律承认的权威机构来发布各种指令，而临时又找不到这样的权威机构，则现在具有发布此类指令权力的不列颠当局，应接受邀请遵照指示发挥此项功能；除非是有关执行方面的命令，否则不列颠当局不负任何个人责任。“以下是几个特殊问题：“(1)警察。皇家爱尔兰警察的每位工作人员(不论是英国人还是爱尔兰人)都受帝国政府遣散条例的保证。是否辞职可自由选择。至于在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自由邦之间的经费分配，则必须根据将于今年内签订的《总财政协议书》的精神而加以考虑，所以，它仅仅是一个结算的问题。没有选择辞职的所有皇家爱尔兰警察的工作人员，将被要求继续留任。“军中辅助师将使用帝国政府的经费立即遣散，同时还要依照以前在为巴勒斯坦招募警察时所制定的决议。“(2)陆军。我们应该宣布的原则是，我们驻扎在南爱尔兰的全部军事力量应尽快撤离。作为第一步，要求临时政府派遣其着装正规的军队接管总督府和政府所在地的警卫工作。适用于接待英王代表的敬礼惯例、仪仗队等，须事先与新芬党的领袖们筹划妥当。我认为，驻扎在都柏林以外的正规爱尔兰守备部队应予保留，直至能为他们在别处找到营房住处，自由邦政府应该作好思想准备，不再调用这些部队。然后各处都应着手准备庞大的撤离工作。很可能在两三个月内会有人出来，坚决要求让他们之中的某些人永远留下。除非是在极为有限的时期内，作为对新政府的一时权宜之计，否则我想我们不能答应这样的要求。在爱尔兰境内，凡是和平时期没有驻扎在永久性营房内的补充部队，都应尽早撤离。依然留在爱尔兰的所有部队从临时政府宣誓就职之日起，只能按照与相关负责的部长们达成的解决办法，迁移出营房和目前的驻地。只有得到相关负责的部长们亲笔签署的请求书，部队才能为支持文职政权而采取行动。根据《地区军事力量法》的授权，临时政府在过渡时期的必要情况下应能征募武装力量。没有人会认为，他们要等待地位完全巩固后才会愿意按照规定的配额募足士兵数量。然而尽早建成一支着装正规、纪律严明、并有能力支持政府权力的爱尔兰武装力量，至关重要。“(3)司法。对新芬党法院的需要，也许已经消失，因为所有法院都将在最短期限内成为自由邦的法院。然而与此同时，人们认为现有的法院仍将发挥功能，爱尔兰自由邦总理或内政部长正在建议总督行使特权。人们希望总检察长来说明在过渡时期司法应该如何发挥作用。“(4)财政。当前，无论是国家的税收，还是在普通国内服务性事业上的货币支出，都不会有任何改动。当然，最近实施的截留税款的做法，应立即予以停止，用于爱尔兰国内行政管理的款项总额是完全有保证的。……“还必须提供专款，用于征募爱尔兰自由邦武装力量，以维持秩序。“(5)教育、农业以及一般的国内后勤服务性事业。应该尽早让自由邦的一名部长承担起这些方面的完全责任。“(6)与赔偿和大赦有关的措施。(必须有所准备。)“上述各项说明系建立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批准《爱尔兰协议》这一假设的前提之上。然而也有可能虽然他们批准了协议，但多数票的优势并不明显，以致不能为协议提供持久的基础。出现这种情况时，新政府仍然应该成立，并且，他们应该向总督提出要求，要求解散议会，或要求举行一次全民公决。解散议会绝对应该是优先的，因为它可以产生一个更负责任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总督将根据部长们有关这一主题的建议行事；万一部长们建议举行一次全民公决，则爱尔兰各部必须成立一个必要的机构，在得到议会批准的情况下，由财政部提供经费。在向全国发出这一吁请期间，军队和警察的全体人员都应和现在一样坚守各自的岗位，否则的话，程序还将如上所述，不过形式将发生变化。“第三种可能是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拒绝了《爱尔兰协议》。人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南爱尔兰议会应该随后立即举行新一届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大选。然而在大选决出胜负以前，我们应与当前众议院内支持批准《爱尔兰协议》的政党领袖们接触并弄清他们的愿望。一般认为，新一届众议院举行会议时，该项协议将会立即重新提交审议。”02.1月11日，我又惊又喜地接到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来函，他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与英王陛下的政府接触了。他说，每当北爱尔兰的利益受到影响时，他都想到来见我。他又说，“我已作好充分准备参加一次你和南爱尔兰代表之间的会议。……其实我希望不久就能有机会与格里菲斯先生或负责临时政府行政事务的任何人会晤，以便彻底弄清南爱尔兰的政策究竟是一项和平的政策，还是准备把当前这种向北爱尔兰施加压力的做法继续实行下去的政策。”我立即着手安排克雷格和迈克尔·科林斯会晤。1月21日，他们在殖民地部我的办公室内会面了——虽然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灯光仍然显得过亮了。他们两人都庄严地沉着脸，说了几句客套话以后，我找了个借口溜了出来，让他们两人单独呆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两个爱尔兰人——他们中间隔着如此巨大的宗教、感情和行为的鸿沟——相互交谈了些什么。但会谈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我不想打扰他们，所以像羊排等食品是在1点钟左右巧妙地送进去的。到4点钟时，私人秘书报告说已出现了会谈向全爱尔兰阵线的话题转移的迹象，于是我冒昧进入该办公室看看情况到底如何。他们向我宣布，有关整个协议的讨论已进入了权衡具体措辞的阶段。他们将在每个方面相互提供帮助，将通过私人讨论来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将在已经达成一致的反对一切破坏和平活动的范围内，采取一致的立场。我们三人于是反复保证要共同行动起来，“力求使协议生效”。唉！真是谈何容易。才过去一个多星期，克雷格便不得不向北爱尔兰人再度提出保证，而科林斯在回到都柏林的那种气氛中以后，立即就北爱尔兰的分界线发表了狂热的讲话；已于1月24日“撤消”的南爱尔兰对贝尔法斯特的抵制，很快又全面恢复。2月初，北爱尔兰边界发生了新芬党的入侵事件，同一时间内，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几起动乱，仅仅一夜之间，贝尔法斯特街头就留下了30名死者和70名伤员。情况令人大为失望，这使我不得不在2月16日提出《爱尔兰自由邦法案》，作为对《爱尔兰协议》的补充。所有北爱尔兰议会的成员均利用其在保守党内部的强大影响，公开宣布他们的反对意见。再次观察了这场辩论后，我知道我必须多么周密地行事才行。普遍的心情是，《爱尔兰协议》是必要的，但是它能够被执行吗？我们是否受骗了，或至多我们是在与负不起责任的人进行谈判？我们付出了我们所该付出的一切，而作为回报我们所得到的却仅仅是一个蔑视的怪相吗？另一方面，当前还应该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呢？我必须求助于信念、希望和法律。“……倘若你想看到爱尔兰退化到一种无法无天的混乱不堪状态，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想看到沿北爱尔兰分界线发生日益严重的流血事件，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希望本届下院就像它现在这样，肩负着维护南爱尔兰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却又缺乏履行此项责任的手段，倘若你想把这些相同的灾难性条件也强加给爱尔兰临时政府，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想让一些暗中策划仇恨阴谋的、危险而偏激的人物得以破坏和颠覆这样的政府——它忠实地尽力信守它对我们许下的诺言，并且也正在使我们得以信守我们对它许下的诺言——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倘若你一周复一周地向全世界宣告，不列颠帝国无法与有法一样，同样能很好地生存发展，那就延误这一法案罢。然而，倘若你想给议会已经对它做出了保证的政策以公正的机会，并且给爱尔兰的部长们——只要他们忠实地与你共事，你就有义务给他们以良好的信任——以公平的待遇和公正的机会，倘若你想看到爱尔兰从暴政的混乱中被带回到法治的社会，倘若你想使我们已经对其做出了保证的政策和试验具有符合逻辑和前后一致的效果、那末你就不应该阻碍——那怕是无此必要的一周时间——这一法案的通过。”……“我们应该懊悔已经做出了决定并签了字的协议吗？”……“我们且来比较一下不同的处境。在我看来，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现在是爱尔兰——而不是不列颠——正在世界各国面前受到审讯。6个月之前，我们不得不对各种形式的攻击为自己进行辩护。现在，是爱尔兰人民——在遭受了700年压迫之后，如他们所告诉我们的——终于有机会向世人表明，他们能为自己的国家选定政府的性质，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在我看来，在过去6个月中，情况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善。我们来看看北爱尔兰的状况。北爱尔兰已拥有巨大和不可动摇的力量，不仅是物质的力量，也包括精神上的力量。众所周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些与我有联系的人认为，北爱尔兰并不是在保卫她自己的地位，而是要关闭通向爱尔兰其余部分的通道以获取她想要的东西。那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通过英勇的牺牲和奋斗，北爱尔兰已经明确地脱离了爱尔兰其余部分的发展道路，她所要求的仅仅是她自己的自由和安全，她坚持它自己的权利，必要时，她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不列颠帝国全部力量和权力的支持；因此，我可以说，北爱尔兰目前正处于拥有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的状况。“帝国政府的状况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不列颠帝国的纷繁国务应该日益与爱尔兰长期的内部争斗这一可怕的祸根相分离，庄严的帝国政府应该站在更为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这一点至关重要。”……北爱尔兰抱怨的焦点，是《爱尔兰协议》中规定南、北爱尔兰之间分界线未来管理的条款。“诚然，分界线这一棘手问题涉及弗马纳郡和蒂龙郡。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当时正值白金汉宫会议失败之后，在唐宁街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我们聚集在一起，花了很长时间——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来讨论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分界线。两大政党激烈争吵。辩论中不时提到内战。与会者做出一切努力，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使双方意见趋于一致。想把分歧缩小到不仅是弗马纳郡和蒂龙郡的范围，而是进一步缩小到弗马纳和蒂龙两个郡内的行政区和族群居住区的范围，然而即便如此，问题看来仍和原来一样难以解决，双方都不同意达成任何结论。接着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制度都遭到了破坏。若干庞大的帝国被推翻了。整个欧洲的版图已被改变。一些国家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剧烈变动。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对事务的整个看法、政党的组成，所有这一切都在暴风雨中遭到了猛烈而巨大的冲击，然而一旦风停雨止、洪水退尽，我们又看到弗马纳郡和带龙郡这两处令人沮丧的险滩再一次浮现出来。人们的争吵一如既往，它是在这次横扫世界的大灾难中，极少数未被触动的问题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对立双方的爱尔兰人能坚持不懈地继续他们的争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爱尔兰(包括民族主义党和奥林奇会)具有染指不列颠生活和政治生命线的能力，以及具有一年接一年、一代接一代支配与震撼掌握这一强大国家的政治的能力。……”我对这些争吵得出的结论是：“北爱尔兰必须得到不列颠的支持和保护。爱尔兰必须具有《爱尔兰协议》，具有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宪法。处理棘手的分界线问题的其他更好的机遇将会出现。……若干代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泥沼中挣扎，但最终我们认识到，《爱尔兰协议》已使我们的脚踏上了一条并不太宽的道路，但它已经成为一条大路，是一条坚实的通向远方的路。让我们不要丧失勇气和信心，坚定而谨慎地沿着这条大路前进。倘若不列颠能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走，那末这样的一天终将会到来，它可能是遥远的，但可能不会像我们所预料的那么遥远，到那时，回首望去，不列颠将发现站在她身旁的是一个和睦的爱尔兰，一个国家并且也是一个朋友。”就这一问题而言，下面一段发言颇为精辟，值得一提。这是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发言，它很好地表达了普遍的意见：“拿我来说，我将不会被暴行所激怒，不会因此而改变我应该追随的正确路线的意见。我认为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持镇静，不要因一时激动而使自己陷入今后将使我们后悔一辈子的路线，而是要向临时政府提供一切权力，这是确保其接受并实行其恰当义务所必需的；并且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才有可能至少为自己留下避免内战的唯一希望。”法案获得通过的多数是压倒性的——302对60。不过投赞成票的多数人都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而所有投反对票的人都陷入了狂怒之中。通过该法案耗费了一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残忍和背叛的罪行以及唯一尚可接受的爱尔兰政府的明显软弱无能，激起了议会和公众的不满和忧虑。2月上旬，发生了更严重的动乱。跨越北爱尔兰边界的袭击造成了北爱尔兰人被劫持。贝尔法斯特派出一支警察部队前往恩尼斯基伦增援，但不幸的是，他们忘记了新的边界。他们经由位于自由邦内的克隆斯前往，而没有采取通过北爱尔兰领域的较长但较安全的路线。火车刚一抵达克隆斯，这19人就被当作入侵者而予以伏击。未经警告或查问身份，4人即遭到枪杀，8人受伤，剩余7人被俘。与此同时，科林斯先生就贝尔法斯特夜晚发生的族间仇杀和反仇杀事件，接二连三地向我提出抗议。这种残忍的事件使边界地区变成了野蛮地带。爱尔兰各地还发生了许多其他的暴行；倘若不是整个南爱尔兰，不单是亲英分子，还有绝大多数的居民都在恐怖活动下绝望无助地平静下来的话，还会有更多的暴行。在贝尔法斯特，两种宗教的残余极端分子在继续进行着一种残酷的战争。黑夜是漫长的，但是我们最终显然已见到了黎明前的曙光。丘吉尔先生致科普先生①的信1922年3月7日个人机密函件人们向我提出了许多有关利默里克郡和蒂珀雷里郡的问题，你必须让我知道临时政府真正做了些什么事，告诉我对这些信息是否必须保守秘密。他们是打算镇压利默里克郡的叛乱，还是只准备谈判而对反抗则继续听之任之？据报纸报道，爱尔兰军队已从都柏林调往某个未宣布的目的地。这可靠吗？有多少人？他们可以信任吗？科克郡的局势似乎和以往一样糟，有报道说，一个已被抓获的臭名昭著的罪犯现已逃跑。你认为自由邦政府还有什么斗志吗？还有人愿意为它而死或为它而战斗吗？让我知道你的看法，但不是你的愿望。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1922年3月14日私人函件(1)我注意地阅读了你的关于在1920—1921年期间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暴行的来函。我注意到你还将寄给我一份关于在贝尔法斯特更近的时期中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随信附上一份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写的报告，该报告是他作为对你上次抱怨的书信的回答而提供给我的。贝尔法斯特事态的发展令人惋惜。那里有一个具有不共戴天之世仇的下层社会，只有双方领导人共同付出最坚定和最认真的努力，辅之以巨大的军事和警察力量，才能产生整个爱尔兰的利益所要求的那种安定。(2)在詹姆斯·克雷格爵士返回北爱尔兰之前，我曾与他作了长谈，我肯定他将尽其所能不偏不倚地维护秩序。迄今为止，他坚决不考虑同你的政府举行进一步会谈的想法，其理由是，只要你非法地将他的人扣押在克隆斯作为人质，他就不能与你会晤。所以我们在此暂时陷入了僵局。我必须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他非常希望能够排除障碍与你举行进一步的谈判。我完全理解你的困难，然而我毫不怀疑地坚信，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你也应该采取正确的做法，或者使这些人获得释放，或者在合法组成的法庭前，按照正规的方式并依照证据确凿的指控对这些人进行审判。倘若他们能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受到合法的处理，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将会感到万分满意。这的确是临时政府领导人所能采取的唯一路线。也许你认为要等到《爱尔兰自由邦法案》获得通过并且你正式拥有了合法的权力以后，你才有能力做上述事情。要是这样的话，则在此期间内，我们便无能为力而只有等待，但应使事态尽可能保持平静和保证不发生暴力行为。这种扣押人质的行径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屡见不鲜，但在爱尔兰却不宜使之成风，我们树立法制观点越早越好。(3)我非常感激你已经加快了向北爱尔兰调动必要人员的步骤；并且我从约翰·安德森爵士②处得知，你的政府的行政管理效率每周都在提高，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正在不断加深对事态的理解，正在任命得力人士作为他们的助手，特别是在财政系统——它的健全已从人们的实际体验中得到证实——得力人士正在得到重用。(4)我非常高兴今天你将与代表南爱尔兰统一党人的米德尔顿勋爵会晤；我希望你将能消除他在土地购买方面的疑虑。倘若自由邦要求我们在这件事中有所作为，我们保证竭尽所能、全力以赴，由此产生的利益将完全归爱尔兰所有，用以交换那个较大且较不幸的岛屿。(5)我从一个相当独立的消息来源获悉，临时政府在全国正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并且德·瓦勒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已经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即：倘若他们在新一届议会中能获得40个席位，他们便将明智地行事。我希望情况是这样。(6)你似乎已在按照某种方式处理利默里克的局势。毫无疑问，你是最清楚你自己职责的人。感谢上帝，必须勉力完成你自己职责的是你而不是我们。然而，在目前的这一关键时刻，倘若由(所谓的)爱尔兰共和军根据惯例做出一项有害的决策的话，那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我想你一定非常有把握防止这样的危险。(7)我怀着巨大的兴趣阅读了由莱弗里夫人寄给我的、你在都柏林发表的演说全文。我希望它已经较全面地刊登于英国报章上。我已把它呈交给钱塞勒勋爵，他称赞此文的语气和权威意见，本周他可能在为《爱尔兰自由邦法案》的辩护中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8)我对你访问科克郡、特别是你看来会受到爱尔兰退役军人——我对他们倍感同情——的欢迎这一事实，极感兴趣。我将尽力促成进一步扩建当地造船厂一事，因为我最为关注的是，科克郡的局势应能令人满意地进行自我调节。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和格里菲斯先生的信1922年3月21日边界地区的整个状况无疑正在变得更加危险。冲突的大爆发将是灾难性的，即便是当前的这种紧张形势持续下去，边界线也极可能变成老一套的状况，变成遍筑防御工事的军事对峙线，这将是你们最不想见到的事。我不能想象出现从北部向南部发动突然袭击的最微小的危险。倘若发生了这样的突然袭击，则肇事人将自负其咎，而不列颠政府则将采取属于其权力范围内的一切措施。我确信你们毋需为这种情况忧虑。即便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也只会给那些负有责任者造成伤害，正像那次从蒙纳根发动的劫持人质的袭击损害了南爱尔兰的利益一样。听说I.R.A.(爱尔兰共和军)正沿边界地区集结，不断增加兵力。这当然是毫无必要的。报章上还报道说，自由邦的军队正被派驻不同地点。请让我确切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你们必须了解，我同时也向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发出了最强烈的呼吁，要求他阻止他一方的民众的挑衅行为。4月13日，一位灵魂高尚的狂热者——罗里·奥康纳率领一群追随者和许多同情者占领了都柏林的4所法院。在这座雄伟而庄严的建筑中，他和他的朋友们宣告他们是全爱尔兰的共和国政府。3天后，迈克尔·科林斯在都柏林遭到了谋杀攻击。他幸免于难，但在该月剩下的时间内，谋杀自由邦军队和警察的事件层出不穷，还增添了铁路总罢工事件。在这些压力下，一个受尽折磨的政府及其雇员多少有点团结起来了；它的军队开始还击，即便是这种小小的抵抗也使他们的敌人感到惊讶。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1922年4月12日总的来说，我的印象是，在爱尔兰公众舆论正日益动员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且你在维护你的正义与合法立场的斗争中将得到全国极为强大有力的支持。我在下院的讲话中，已经表示了这样的看法。我希望到复活节时，事实将不会证明我的这些预料是错误的。内阁指示我向你发出一封正式函件，以表达他们对动乱在26个郡中蔓延一事的日益加剧的焦虑。然而我并不完全这样想，这封信我是作为私人信函写给你的。许多爱尔兰居民写信给英国，描述各种恐吓、动乱、偷窃和抢劫事件。毫无疑问，资本正在外流、信贷正在下降、铁路正在怠工、工商业已经受到阻碍。爱尔兰的财富正可悲地不断缩小。当事态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些事实肯定将对激励所有阶层奋起保护其自身物质利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德·瓦勒拉先生也将逐步成为一场灾难的化身，而不是一项事业的。我们在此还难以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很明显，从长远来说，不管临时政府多么有耐心，它也必须维护自己，否则它将消亡而被某种别的管理形式所取代。这样的时刻肯定将会来到，到那时，人们将无所顾忌和勇往直前地不是求助于某个派系、某个宗教或某个部分，而是求助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爱尔兰国家。他们无疑其有这样的权利，期待你领导他们走出黑暗的处境，此机遇十分重要，丧失这种机遇，历史将永远不会宽恕。难道你不应该把爱尔兰所有全心全意拥护《爱尔兰协议》的人们以及与协议生死与共的在宣言上签字的人们——不管他们以前的态度曾是怎样——都团结在初创的自由邦的周围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后备力量，远比你现已得到的后备力量要强大得多吗？难道你不应该召唤你的“分布极广的民族”③来助你一有之力吗？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必然存在着数以千百计的极度关注祖国的幸福与自由的爱尔兰人，他们想要看到大选公正地举行并且确保人民能自由投票。我深深为爱尔兰人民的巨大勇气所感动，他们凭着这种勇气积极参加公共集会以表明他们的意见，而不顾如此众多的威慑力量的存在。我似乎已经感触到了那股支持你的不断增长的民族力量，一俟时机成熟，它便会为你们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任何别的事业——做出贡献。我即将处理你要求调查协议签订后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几起暴力行为的问题。我将与詹姆斯·克雷格爵士交换意见并把结果通报给你。无论是在贝尔法斯特还是在边界地带，事态正在一定程度上平静下来，毫无疑问，北爱尔兰政府正尽力使事态趋于平息。你们释放几名扣押在克隆斯的人，将大大有助于北爱尔兰政府的工作，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你在这方面已取得了进展。我高兴地看到你已经安排与德·瓦勒拉举行一次会谈；但是我希望你将了解，我们在任何方面都已不能做出进一步的让步。按照我们与你签订的协议，我们已经冒着一切风险并竭尽全力执行了每项条款。但是就我们而言，这乃是我们的极限，我们每一个人将利用我们所能支配的每一点滴影响力来反对对一个共和国或对《爱尔兰协议》体系的任何侵犯。在我看来，容许别人逼迫你同意进一步推迟大选，也是极端危险的。只要这种不确定状态持续下去，爱尔兰日趋严重的贫困化必然不会终结。倘若一个国家面临内战的威胁，或者面临自己的共和政体即将与不列颠帝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威胁，那末将没有人敢于在爱尔兰进行投资或制定生产计划。我深信在5月底或至迟在6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爱尔兰人民将完成其大选投票。我们的确具有一种道义上的权利要求，要知道我们的建议是被接受了还是被拒绝了，这种不确定性是不应该如此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1922年4月29日自从我上次给你写信以来，至今又将3个星期了，我们在此期间做了些什么，对此稍加检讨将有好处。首先，我要对你和格里菲斯先生表示祝贺，祝贺你们在面对那些反对自由言论与公正行事的敌人时所一贯表现的精神和个人勇气。我毫不怀疑，在爱尔兰临时政府领导层内以及在赞成《爱尔兰协议》的政党领袖中，坚强、勇敢和具有浪漫色彩的个性的发展，将在总体形势中具有实际价值。我也持有这样的印象，即爱尔兰舆论的巨大改变正日益有利于自由邦和《爱尔兰协议》以及那些支持它们的人；并且有充分理由可以这样说，许多民众将准备维护他们在选举投票中的政治权利。因此可以认为，拖延选举所带来的后果，若与原来英国担心可能出现的糟糕结果相比，已好出颇多。你们没有失去对公众舆论的控制，事实上反而还有所加强。由于德·瓦勒拉派过火的行动以及由此给爱尔兰带来的麻烦和贫困，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不满集中到了反对临时政府的人身上，而不是集中到临时政府身上。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在爱尔兰报章上阅读到了绝妙的说理方法，以及爱尔兰新闻界在捍卫社会自由的本质时所采用的勇气十足和充满活力的方式。复活节已平安无事地度过。你的军队正在扩充兵员，似乎纪律性已经有所加强，能够服从长官的命令。……总起来说，我看到了许多给人以希望的符合实际的理由。这也使我更为百思而不得其解，为什么你在和詹姆斯·克雷格爵士打交道时，会如此严酷无情？我确信他已做出巨大努力，以按照字面含义和本质精神来履行协议，并且他正在努力并将继续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当然，没有人期望每一件事马上就能变好，没有人期望正泛滥于爱尔兰的可怕激情酿成使爱尔兰及其人民蒙受耻辱的暴行，你有许多怨恨克雷格的理由，这其实是很自然的。同样，克雷格对我也倾诉了满腹牢骚和怨恨，新教徒在最近的动乱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价值以百万英镑计的极为昂贵的贝尔法斯特的财物已被捣毁，贝尔法斯特的应收账款已被别人非法取走和截留，我确信抵制运动实际上已造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损害。我总认为，爱尔兰的领袖们(包括北爱尔兰的和南爱尔兰的)应能看到，要取代这种残暴的互相报复，好得多的办法应该是大家坐下来一起协商，仔细评估当前的状况，记录已经做到了哪些事情，指出在执行最近的协议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之处，并确定改善执行协议的新步骤。正如我经常指出那样，你们的反对者(包括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的、新教徒的或天主教徒的)的利益……就在于在爱尔兰的两部分之间挑起最恶劣的感情状态；对于能导致两个政府之间明确内战的每一步骤和每个事件，他们都兴高采烈地热烈欢迎。你们在北爱尔兰的反对者希望看到在南爱尔兰成立一个共和国，因为除了别的因素以外，它将带来一场内战，他们知道在这场内战中，他们将得到自己背后的不列颠帝国的全力支持。你们在南爱尔兰的反对者则希望把对北爱尔兰的敌意作为一种手段来加以利用，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临时政府手中夺取政权，或者使临时政府的领袖们卷入一系列极为悲惨的事件中，以致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下发生精神崩溃。两方面的破坏者都对通向爱尔兰统一的途径怕得要命，他们把联合视为对他们的破坏阴谋的致命的最后一击。所有这些对于我来说似乎非常简单，我认为，人民根据自己的策略观点，也会对这些问题做出正确判断。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你还要让自己陷入一场争吵之中。我知道克雷格想和你公正而坦率地相处，并且我认为你在整个北爱尔兰不可能再找到另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然而我看到你在公开讲话中对他采取了这样一种极为激烈、甚至咄咄逼人的态度，这的确使我困惑不解。也许通过不妥协地坚持反对北爱尔兰的立场，你可以暂时获得某种政治利益，然而每一丁点儿这种不值钱的暂时利益却都取自爱尔兰的联合这一珍宝柜并被毁掉了。不管情况多么令人恼火，我确信，你的利益以及你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利益，要求在涉及与北爱尔兰的关系的一切方面保持耐心与谦和。他们都是你的同胞，他们要求你给予他们关切和得体的待遇，至少像你给予在南爱尔兰向你挑衅的极端分子那样。此外，他们是处于一种十分强大的——事实上是不可战胜的——地位；他们的手中掌握了使爱尔兰联合的手段。当你被在贝尔法斯特发生的某种可怕的事件激怒时，也许应让你稍微体会一下，当我们获悉无助的、非武装的皇家爱尔兰警察遭到谋杀，现今又获悉在科克郡及其附近新教徒遭到了无异于大屠杀的暴行时我们大不列颠人的感情。自从《爱尔兰协议》签订以来，已有20名警察死亡，40名警察负伤，还要加上6至7名伤亡的士兵，到现在还有8名新教徒平民被你的政府扣押。所有这些人都是在爱尔兰国家的保护之下的，并且在道义上也是受《爱尔兰协议》的绝对保护的。他们的鲜血在大声要求正义，直至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而减弱。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些残忍行为而遭到扣押，更不用说受到惩罚了。然而在我们一方，我们已经开始一步一步地执行该协议，我们已经竭尽全力用一切方式帮助你的政府，而且，对于那些和我们一起在该协议上签字的人们，我们没有丧失对他们的良好信念和愿望的信心。然而不要认为，在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圣乔治海峡的两岸没有同时激起强烈的感情。我们在世界上完全不是可以被当作无足轻重者对待的民族。人们在阅读英国历史时都能察觉到，某些此类问题可能会轻易演变为极端严重的事件。政治家的职责就是不要让自己不适当地为这些感情所左右(不论这些感情是多么深厚和自然)，而是要掌稳舵柄，使舰船尽可能地远离危险的急流，稳定地驶向既定的海港。无论什么时候，当你认为与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再次举行会谈将对事态有所裨益时，我均将尽力促成此事。当我和他谈起有关上个星期的话题时，我发现他不想就此进行谈论，但是我知道他真诚地渴望有一个和平的、合宜的和表现基督精神的解决办法。————————————*奥林奇会为英国基督教新教反对天主教的一个秘密政治社团，1795年创立于爱尔兰。——译者①现为阿尔弗雷德·科普爵士，英国第二等的高级巴思勋爵。一位勇敢而值得信赖的政府代表，他曾密切参与了《爱尔兰协议》的整个谈判过程，并自始至终为实现此协议的目标而奋斗。②一位高级文职官员；1920年作为副总督和财政部驻爱尔兰专员被派往都柏林；他是一位具有非凡能力和坚定个性的人，他思想敏锐，在重重危险和混乱之中能保持冷静。③科林斯先生在几周前的谈话中，说到爱尔兰民族时他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是一个分布极广的民族。”第16章、爱尔兰自由邦的兴起选举协议——基础濒临崩溃——北爱尔兰的反应——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圣灵降临周的辩论——是容忍还是轻信？——迈克尔·科林斯——佩蒂戈和贝尔利克——爱尔兰宪法：选举——亨利·威尔逊爵士遭谋杀——紧急的议会形势——博纳·劳先生的介入——政府的决心——对四所法院的攻击——一次决定性的努力——致科林斯先生的信——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格里菲斯与科林斯之死——科斯格雷夫和奥希金斯——渡过难关——前景直到4月底，我们似乎一直在艰难地行进，但肯定已克服了所有困难。自由邦政府似乎在不稳定地但越来越好地行使职能，而在英国，政党和议会的形势已经稳住。我们的全部希望和目的都集中在爱尔兰人民对代表大会的自由选举上。一切迹象都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们将以压倒多数票赞成《爱尔兰协议》和自由邦政府。将近5月底时，出现了一种令我极为尴尬的新情况。5月19日，格里菲斯先生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对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说，他们的暴力行动方针连2%的爱尔兰人民也不能代表，“他们正在实行的行动方针使自己成了爱尔兰的叛徒，罪大恶极，他们也就是以自己的行动促使英国军队不可避免地返回的人”。就在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德·瓦勒拉和迈克尔·科林斯两人之间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的内容涉及日益临近的大选，包含了一项双方一致同意的决定，即反对《爱尔兰协议》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就在昨天，格里菲斯先生曾经宣称，他们连2%的爱尔兰人民也不能代表)在新一届议会中将拥有57个席位，而拥护协议的人将拥有64个席位。后者在临时政府将顶多遭到57票反对。换句话说，在接受或拒绝《爱尔兰协议》问题上现有的均势，在新一届议会中将依旧保持，而且不会被新芬党党内的任何争论所打破。其次，该协议还规定在这种所谓的大选之后，应建立一个联合政府，由5名拥护《爱尔兰协议》的部长、4名反对协议的部长，加上代表大会的主席和陆军总部部长组成。在这一基础上，两个新芬党(拥护《爱尔兰协议》的和反对对该协议的)将分享代表权并有权向持有每一种其他意见的候选人提出挑战。在小道消息传开的前几天，我对此已有所知，我立即给迈克尔·科林斯写了一封信。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1922年5月15日我收到一份情报，它使我相信，你与不合法政党即北爱尔兰共和党正在讨论的主题是这样一项建议，即应该有“一个一致同意的大选”，也就是说，一个结果将绝无争议的大选，但大选将给予德·瓦勒拉先生40个席位并给予临时政府80个席位。我想我最好立即就让你知道，任何这样的安排均将受到全世界的嘲笑和谴责。倘若由一小撮掌握有致命武器的人通过私下交易来处心积虑地出卖选举人的政治权利的话，那末总而言之这都将不是一场选举，而仅仅是一场闹剧。这样做的结果，将不会给临时政府以任何资格去代表爱尔兰国家。这样做将是对民主原则的一种粗暴践踏，并且将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你的政府很快就将发现它被别人视为一个暴虐的阴谋集团，它在通过暴力执政后，正试图通过拒绝承认宪法赋予的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地位。爱尔兰的敌人们已经习惯于这样说，爱尔兰人民对代议制政体并不感兴趣，它与他们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重走某种形式的专制或寡头统治的老路。倘若你容许你自己误入上述安排，这种行为马上就会得到赞扬，以证实这种恶意的预言一点没错。至于我们英国的立场，我们绝对不会把这样的安排当作今后我们进行协商的基础。我最诚挚地希望，你将使我得以否认，这些最不公正的报道是真实的。有关这一事件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在议会提出来。我已经看到《纪事日报》(DailyChronicle)在一篇社论中提到了此事。我请你将此信转交格里菲斯先生和达根先生一阅，他们都是《爱尔兰协议》的共同签字者，我有义务向他们陈述我的意见。因此，看来我们终究将不具有任何基础。在整个爱尔兰，人民心中占压倒地位的愿望就是接受《爱尔兰协议》，忠实地执行它，并且在它的指导下恢复爱尔兰生活的尊严和繁荣——这才是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与自由邦拥护者之间、爱尔兰共和军中合法者与不合法者之间、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地主与佃户之间、统一党与民族主义党之间的共同基础。然而他们没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正像两三年前的俄罗斯人一样，爱尔兰民众没有权利对自己的命运发表意见。他们像牲口一样只能被一小撮人牵着鼻子向前走，这一小撮人彼此之间进行不道德的交易并瓜分这个国家。这比任何袭击和暴行的破坏作用都很大，使整个局势面临这样的威胁，演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烂摊子。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紧握着民主的大旗。在你还未滑出斜坡一定距离之前，民主大旗还是很起作用的。我们邀请自由邦的领导人前来伦敦，他们立刻就来了。格里菲斯明确表示他坚决反对当前的做法；而科林斯则一半是目空一切，另一半显然是局促不安。他说这样做是对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有何难处。这些话简直令人惊讶和难以形容。他们正坐在火山口上。一场竞争性大选实际上已不可能举行。它将意味着全面的内战；将没有人敢去投票；他们没有力量维持哪怕是外表上的安定。不过科林斯声称，总的来说，在坚持《爱尔兰协议》的意向方面，他并没有改变初衷。看来任何符合科学原理的治疗方法，对爱尔兰的创伤似乎都不起作用，而只有听任伤口的结痂脱落于屈辱之中。这些事件在北爱尔兰立即引起了反响。新教徒的北爱尔兰确信，南爱尔兰将陷入一片骚乱，他们唯一的想法便是筑起一道防护墙，使自己免受其影响。他们不断提出增派军队和增加装备的要求。詹姆斯·克雷格爵士发表一份绝不在分界线问题上妥协的声明。丘吉尔先生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1922年5月24日伦敦德里勋爵将通知你，他与陆军部商讨的结果以及我们为了向你提供大量物资所做出的安排。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我并不认为你的做法——即未向不列颠政府作任何呈报便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会接受任何边界变动或任何边界线划分委员会(该委员会是《爱尔兰协议》规定设立的)——与要求大量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是相协调的。正当我在努力争取我的同事们同意你的要求时，你却在发表这样的声明，实际上你的声明中就不乏对你正在寻求其援助的帝国政府的藐视。我的几位同事今天早上和我交谈时，就对你发表的这种声明表示了强烈不满，须知现在你正在请求也正在得到我们的援助，特别是现在爱尔兰事务正处于如此关键的一个时刻。我所能回答的是，德·瓦勒拉和科林斯昨天在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发表了同样令人不能满意的声明。你发表这样一种声明的后果是，帝国政府在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援助时要增加许多困难，帝国政府的大臣们——他们将会晤临时政府的代表们——无法就科林斯先生以轻蔑态度谈论《爱尔兰协议》一事对他进行有效的指责。你的声明已使英国的许多家报纸——如果最坏的事发生，我们是需要它们的支持的——在报道整个爱尔兰的形势时，把双方作为半斤对八两来看待。毫无疑问，将会有人出来竭尽全力鼓吹一种英国完全不再过问爱尔兰事务的政策，让他们“自作自受，通过自相争斗来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已发表的声明使得与这种对你十分不利的论调进行斗争变得更为困难了。我知道你不会对我的坦率直言见怪，因为我正竭尽全力在法律认可与合法的一切方面支持你。即便你说了科林斯—德·瓦勒拉协议已经使你与南爱尔兰之间的一切合作成为不可能这样的话，我们也用不着抱怨。尽管我对这样的声明感到遗憾，但你完全有权发表它。然而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你都没有权利一方面声明不遵守不列颠政府已经签了字的《爱尔兰协议》，而同时又要求不列颠政府承担你的防务支出的绝大部分费用。我不能理解，在发表如此内容的声明以前，你为什么不能事先与我沟通一下。我原以为你完全有可能在目前这样的关键时刻，向你的人民发表一项充分令人满意的宣言，而不会持这样的立场，让人觉得倘若科林斯或德·瓦勒拉采取了不如你意的行动方针，你会与他们一样向帝国政府提出挑战。你不应该在发给我们一封请求尽可能最大规模的援助的电报的同一天内，又宣告了向帝国议会挑战的意图。附笔：我刚刚收到你的电报并十分高兴地获悉，我为你已经争取到几项决议，你可以松口气了。虽然决没有放弃希望，但我想，为议会准备一个松散的议事日程还是对的。面对圣灵降临周休会的动议，我向下院陈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全过程，我重复了科林斯先生所提供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临时政府也许不能保证正常的生命与财产的安全，倘若这些安全受到北爱尔兰共和党少数派剧烈、激动和暴力的挑战的话。这一北爱尔兰共和党少数派主要由相对而言人数不多的武装分子组成，他们采用暴力的方法，他们狂暴成性，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动机却是公正和非私利性的。然而在背后支持他们使之力量激增并令其蒙羞的，则是人数较多的粗暴而卑鄙的一群流氓和土匪，这些人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个人复仇而抢劫、谋杀和掠夺，或者纯粹出于喜爱骚乱和混乱而制造骚乱和混乱。这帮强盗——他们实在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在所谓共和国的魅力下竭尽破坏之能事，同时又与一些真正共和政体的幻想家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临时政府宣告，他们发现自己一方面无法对付这帮强盗，另一方面却要与顽固的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进行武装斗争。他们宣告，他们与北爱尔兰共和主义者达成协议，将孤立这帮强盗并能使之受到打击和压制、更大程度的自由和安全将立即得到恢复，而这些条件乃是爱尔兰人民早就翘首以待的、自由表达其政治意愿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他们还声称，在爱尔兰偏激的少数派控制下，这帮强盗通过谋杀不列颠士兵、退役士兵、退役的皇家爱尔兰警察人员、南爱尔兰的新教徒或者骚扰北爱尔兰而制造一系列事端，倘若听任这种局势拖延下去的话，那必将摧毁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关系，并使《爱尔兰协议》的实施在双方都成为不可能。”我敦促下院不要低估这段论证，同时还补充了以下警告。“爱尔兰的繁荣已受到严重影响。银行业和商业正在萎缩，工业和农业正在失去活力，收入在不断下降；……爱尔兰的生产出现停滞和枯竭，无法逃避的饥荒的阴影已经笼罩了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难道就不能及时吸取教训，就不能在为时过晚之前实施补救办法吗？爱尔兰难道必须在世界冷酷无情和漠不关心之中——因为这将是必然出现的情况——偏离正道而坠入已经吞没了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万丈深渊吗？这就是未来几个月需要回答的问题。”我极力与保持沉默的怀疑倾向作斗争。“我并不认为临时政府的成员是在搞欺诈活动。正如我曾反复提到的那样，我不认为他们正在与北爱尔兰共和党的反对者们相勾结，意图通过背信弃义的行为出卖不列颠的信任和爱尔兰的良好名声。我确信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他们可能并未采取最明智、最强有力或最具效率的行动方针，然而我真诚地相信，他们以及坚定支持他们并支持《爱尔兰协议》的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内的多数人，是被一种诚挚的愿望所推动，并决意要实现《爱尔兰协议》的。不仅格里菲斯先生和科林斯先生(正是根据对这两位领导人士的良好信任，我们才开始实施这一值得纪念的新行动方针的)，还有临时政府的其他一些部长们(如科斯格雷夫先生、凯文·奥希金斯先生等)，他们都已反复宣称他们坚持《爱尔兰协议》，并且当他们在这里和我们举行会谈时，他们又用最强有力的方式重申了他们的个人保证。他们已经激情地证明，他们正在实施的行动方针——在英国人看来，这种方针似乎很成问题和令人怀疑，因为它必须经得起几乎任何人的审察——乃是最有把握的途径，并且事实上也是他们为使《爱尔兰协议》永远生效的唯一可行的途径。他们的政策和方针是否正确，可能值得怀疑。他们是否能取得成功，也无法肯定。然而他们仍然在竭尽全力，继续在那条我们坚信唯一能够拯救爱尔兰免于可怕的灾难的道路上向前迈进。在此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错了。在此有些人可能认为我们正在受欺骗受蒙蔽，正在通过自己受骗来欺骗大家。“倘若我们错了，倘若我们受骗了，维护帝国地位的基本力量也将丝毫不会受损，而爱尔兰的信誉和名声却将受到致命损害。不论你现在是信任抑或不信任，你都同样有时间可以等着瞧。我们已经履行了我们的义务，并且正在以最大的忠诚在全世界面前继续履行着我们的义务。我们已经解散了我们的警察。我们已经撤回了我们的军队。我们已经释放了我们的囚犯。”(这时议员中有人发出嘘声。)“是的，我要说这些，并且我以能说这些而感到自豪！我们已经把管理的权力与爱尔兰收入的全部都移交给了对爱尔兰议会负责的爱尔兰内阁。我们是在对《爱尔兰协议》怀有坚定信念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切的，爱尔兰国家正式委派的全权代表已经庄严地在该协议上签了字，他们就是为此而被委派来的，随后，协议又在爱尔兰议会以多数票获得批准。我相信，爱尔兰人民绝不会听任代表自己信念——为了建成更为强大的国家——的这一伟大法案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即便发生了这种情况，帝国的力量将不会因对方的失信而受到丝毫损害，但是爱尔兰的名声却不能很快就从这次耻辱中得到恢复。”阿斯奎斯先生——我的老上司——同样也超脱了党派利益和感情用事，而将其权威所具有的全部影响力投向了政府一方。接着下院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散会。然而就在这同一天，发生了一桩新的暴力事件，我及时向下院作了报告。佩蒂戈和贝尔利克两个镇被爱尔兰共和军占领了。佩蒂戈位于分界线的两旁，而贝尔利克则完全位于北爱尔兰的领域内。这一军事挑衅使我正准备实施的双重政策的另一面投入了运作。它使我有机会向北爱尔兰再度保证，我们并不只是说声对不起就悄然而去，而是不论发生了什么其他破坏，他们的领土完整将得到保证。国防大臣以及内阁委员会中我的其他同事在这一点上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紧接着上述那场辩论后不久，迈克尔·科林斯——他对此已有所闻——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平心静气地向他陈述，倘若爱尔兰共和军的任何部分(不论是拥护《爱尔兰协议》者还是反对该协议者)侵犯北爱尔兰的土地，我们将把他们驱赶出去。他对此显得十分冷漠，而对上述那场辩论似乎更感兴趣。他说：“我很高兴见到这场辩论以及辩论中所有各方的意见。我不反对你的发言；我们必须履行诺言，否则就会垮台。”我们就佩蒂戈和贝尔利克两镇被侵犯以及贝尔法斯特的暴行稍为争论了一下。他在离去以前说：“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的生命已被没收，但是我将尽力而为。在我走后，别人将会轻松些。你将发现他们能够做比我所能做的更多的事。”我复述了我在《德兰士瓦省宪法法案》时代学到的布兰德主席的一句话，“一切都会起来的”。此后我便没有再见到他。我想在此谈一点我对此人——迈克尔·科林斯——的印象。他是一名爱尔兰的爱国者，正直而无畏。他所受的狭隘的教育以及他的整个早年生活，使他充满了对英国的憎恨。他直接参与了最初的恐怖活动。他曾被我们通缉，曾有五六次险遭逮捕而终于逃脱。然而现在他已不再憎恨英国。对爱尔兰的爱仍然控制着他的灵魂，但是现在又有一种更广泛的理解加进了他的灵魂。在《爱尔兰协议》的谈判期间，他开始接触一些他喜欢的人；他和这些人按照双方一致同意的规则游戏；他已经发誓要以新的信念对他们公正行事。就像格里菲斯特别信任奥斯汀·张伯伦先生一样，伯肯黑德爵士的人格给迈克尔·科林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任何注意研究科林斯发言的人都会发现他的同情心在发生逐步转变。如果说他本来只有一个忠诚对象，现在则有了两个。他忠实于两者，也勇于为两者献身。将来，当爱尔兰自由邦不仅成为繁荣幸福的文化和美德之乡，而且成为英联邦内一个富有活力、强大而坚定的成员国时，将会有越来越广泛的各阶层人士对他一生的事迹表示尊敬，为去世表示悼念。配备了各种作战装备的大批部队现已开始向北爱尔兰边界开拔。约7000名配备有大炮和武装汽艇的士兵开向佩蒂戈和贝尔利克两镇。势不可挡的军队举行了一次支持不能废除的权利的示威。一个享有一切权利向王国政府请求保护的英国小镇，十多天来一直处于爱尔兰共和军的非法占领之下。当然也出现了这样一些场合：100名愤愤不平的武装人员被奉命驱逐一名衣冠不整者。首相对事态的发展感到不安。他担心我们正在双方极端分子的引诱下陷入一场最缺乏理由的战斗。“倘若自由邦的拥护者坚持一部与王国政府和帝国断绝关系的宪法，并且真的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则不论我们采取何种行动，全世界都会与我们站在一起；但是在北爱尔兰作战的问题，就连在英国国内得到一致拥护都不可能，更不用说世界范围的支持了。”他继续写到：“我知道我们正在向贝尔利克一座废弃军营进军，该军营由一名友好的铁匠及其为数不多的伙伴驻守。……这位铁匠名叫麦基翁，是一个坚定支持《爱尔兰协议》的人，曾公开谴责德·瓦勒拉以及他与科林斯之间达成的协议。倘若麦基翁在贝尔利克丧命，那将是与爱尔兰民族实现和解事业的一场灾难。……“坦率地说，倘若我们用这些事实来强力解决问题，我们将会被绝望地击败。尽管短时间内会有一些有地位的顽固分子跳出来大声辩解，但是我们绝不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因此不可能将这场耗资巨大得令人无法承受的战争进行到底。让我们保持在《爱尔兰协议》、王国政府、帝国等这样一些高水准的基础之上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无懈可击。然而，倘若你们从这些高度下降到厄纳湖群中作战，你们就将被制服。你们费尽这么多心血和耐心进行了这些谈判，我请求你们不要为这突如其来的行动——不管其前景是多么诱人——所引诱而浪费了你们已经得到的东西。”丘吉尔先生致首相的信接到你来信后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些事件，现在我是在火车上给你回信。贝尔利克镇和要塞已于今天被强大的我军攻克。遵照命令，我们先派一辆装甲车前去该镇侦察并且在这次侦察活动遭到火力攻击以前，部队就从北爱尔兰境内的若干据点前进了。发射了大约20发炮弹和400发子弹。一发炮弹在要塞近傍爆炸，40名守军逃了出来但没任何损失。据格里菲斯先生说，你提到的那名铁匠尚未离开都柏林。就我们所知，这次“战争”几乎是不流血的。一名士兵受轻伤，没有发现敌人有伤亡或被俘。我正在发布一项公报，说明军事行动已告结果，我们的军队将不再前进，除非他们受到攻击，将不会发生进一步的战斗。该信息正被传往临时政府，以表明和平条件正在边界的我侧建立，一旦我们确信将不致发生进一步的侵犯之后，英国军队将全部撤入北爱尔兰的边界线以内。人们往往难于在处理一件微小但却紧迫的地方性事件时不危及重大的普遍性问题，但是我不认为已采取的行动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我的确希望，它可能带来良好的后果，并且我完全确信，我们不能在星期一的下院会议上，说我们不知道英国的一个小镇上正在发生什么事，并且不敢到那里查明实情。这次军事行动的结果能以如此刚好从悲剧与笑柄之间穿过，乃是一件有益之事。北爱尔兰认为，倘若它遭到真正的入侵，他们将肯定会得到保护。爱尔兰共和军认识到，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发动一次公开的战争；而自由邦政府则清楚，一条画出来的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逾越的。那些我们与之有联系的自由邦领袖们并未显示出丝毫敌意。恰恰相反，他们似乎增强了对付随后很快就出现的严重危机的勇气。与此同时，临时政府正在都柏林制订爱尔兰宪法的详细内容。相关人士提出了许多建议(公开的和隐蔽的)，认为宪法不应受《爱尔兰协议》约束。爱尔兰的极端分子喜滋滋地把这视为破坏协议的一个机会。在英国，每个人都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都倍感愤慨。幸运的是，虽然不无偏颇之词和争执出现，但最后终于产生了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书，从而使暴力鼓吹者再一次失望。6月15日颁布了《爱尔兰自由邦宪法》的文本，南爱尔兰的选民们于次日即前往投票站投票。尽管科林斯与德·瓦勒拉的协议可笑、不合适，比例代表制的荒谬，赞成《爱尔兰协议》的人仍然占多数。具体人数是：拥护该协议的新芬党58人，北爱尔兰共和党36人，工党党员17人，农民党党员7人，独立党党员6人，统一党党员4人。就一个明确的问题和一次自由投票而言，《爱尔兰协议》的反对者几乎没有任何收获。但这次选举结果却被协议书掩盖了真相并搞得一团糟，并未能因此而建立稳妥的基础。然而为自由邦领袖们所一致同意的宪法具有这样的形式，它防止了德·瓦勒拉先生及其追随者参与政府，因而避免了在行政当局出现有害的二元性。几天以后，爆发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罪行。亨利·威尔逊爵士在结束了作为帝国总参谋长的任期后，已在北爱尔兰选区被选为议会成员。报章上还有公开报道说，他将担任北爱尔兰武装力量的军事顾问。实际上他并未参与北爱尔兰人的任何行政管理事务。两名居住于伦敦的爱尔兰人(其中一人是某政府机关的通信员)认为他是敌方军队的指挥官并且应对贝尔法斯特谋杀事件承担个人责任，乃于6月22日下午3时在伊顿广场亨利·威尔逊爵士住宅的台阶上对他进行伏击，用手枪将他击毙。他刚从一个阵亡将士纪念碑的揭幕仪式回来，还穿着陆军元帅的卡其布制服。他倒在住宅的台阶上，身体被许多子弹洞穿。谋杀犯开枪后准备逃跑，然而在场的每一个人尽管手无寸铁，都自发地追捕两人。谋杀犯逃跑了一段距离，边跑边向人群开枪。然而他们无路可逃。人们从四面八方冲向他们。他们被抓获并迅速送进监狱，等待他们的将是英国法律明确而迅速的判决。在伦敦市中心对一位享誉欧洲的战略家并且还是一位下院成员的人物进行这样的谋杀，其影响是深远的。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是，两名谋杀犯似乎并未接受任何爱尔兰组织的指使。他们是独立进行谋杀活动的；然而大不列颠对此事所迅速做出的愤怒反应，同近40年前在菲尼克斯公园中发生了谋杀事件后所迅速做出的愤怒反应一样。在随后的星期一，人们用最高军事礼节表示敬意，将已故陆军元帅送往墓地。通往圣·保罗大教堂的所有道路上都挤满了人群。我必须面对当天下午下院对我的质询。我极为周密地思考了我将采用的论点；尽管群情激昂，我被允许进行充分的说明。我用极为坦率的方式概述了爱尔兰局势中的有利点和不利点。我赞扬了亨利·威尔逊爵士的人格(该部分材料收录在本书第3卷中)。我描述了北爱尔兰政府不断成长的力量，以及我们的下述计划：横跨爱尔兰设置一条由帝国军队构成的完整的警戒线，为了把北爱尔兰与南爱尔兰分隔开。我强调了爱尔兰人民通过选举所表达出来的愿望。然而若没有以下几段发言，所有这些都将是没有意义的：“倘若我的见解给下院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即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容忍与克制——的话，那末我就是没有忠诚和透彻地把这一主题论述清楚。不，先生。为了和平的利益，坚定和容忍是同样必需的。我们已经看到，已经公布的宪法与《爱尔兰协议》是令人满意地相符合的。该宪法现在已被爱尔兰议会批准通过。不存在它因包含帝国宪法的条款和规定受到丝毫降低的情况。但这还不够。仅仅是字面上的肯定，不论它有多么重要，倘若不付出能使其生效的任何有效努力，那将是完全不够的。仅仅是对谋杀进行谴责，不论它是多么诚挚，倘若连一个谋杀犯也不逮捕，那是不能被接受的。目前在爱尔兰自由邦内，共和国政府的整个机构——在双重性的基础上合为一体——都处于一种处心积虑地向二元化演变的过程，这既不符合爱尔兰人民的愿望、不符合《爱尔兰协议》的规定，而且也不符合在两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可供英国政府调用的资源是多种多样和强有力的。其中包括进行军事、经济和金融制裁的手段——这里借用一句我们在欧洲大陆事务中经常碰到的老话——，也包括各种现成可用并且也是令人畏惧的制裁手段。我们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十分周密的研究，并且对它们的研究越是周密，我们就越是能清晰地看到，随着爱尔兰政府和国家更充分和更牢固地组织起来，这些措施也将成正比地越来越有效。……“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与一个弱政府打交道，它之所以弱，是因为它没有与人民建立联系。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因无法对爱尔兰民意的清楚表示，做出和解而感到不安。但是现在这一临时政府的实力已经大为加强。它已具有爱尔兰选民公开宣告的意愿的支持。它将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议会多数的支持。它的责任是使《爱尔兰协议》在字面上和精神上生效，使其充分生效，并且毫不拖延地使其充分生效。今后必须用一种更为严格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比如与自由邦军队混杂在一起的所谓爱尔兰共和军的模糊不清的地位，就是对《爱尔兰协议》的有意冒犯。在都柏林出现的一群自称共和国最高行政当局的人用暴力强占4所法院一事，乃是对《爱尔兰协议》的粗鲁破坏和蔑视。这一混乱和背叛的中心，不仅在向不列颠王国政府、而且还向爱尔兰人民，不仅在南爱尔兰的26个郡内、而且还在北爱尔兰政府的领域内、甚至很可能还跨越了圣乔治海峡而在大不列颠境内扩散，使谋杀的暴行得到促进和鼓励。无论如何，在这一中心继续存在着这样一个组织，它在北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均设有分部，它公开宣称其目的就是要用人性的堕落所能想象的最邪恶的方法来破坏《爱尔兰协议》。现在这样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终于可以认为，我们不是在不公正、草率且缺乏容忍地行事，而用明确的语言向这个已经得到加强的爱尔兰政府和新一届爱尔兰议会提出一个要求：必须制止这类行动。倘若由于软弱、由于缺乏勇气或由于其它某些甚至更难以令人信服的原因，并未制止上述行动，而且是并未立即制止，那末我有责任在此声明，为了不列颠政府的利益，我们将认为《爱尔兰协议》已受到正式破坏，我们将不再采取实施该协议或使其下一阶段合法化的任何步骤，我们将恢复充分的自由，可以采取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以及在任何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我们受托照管的利益所必须的任何方面的行动。”随后的辩论以博纳·劳先生的介入为特征。1921年4月，劳先生从政府及保守党的领导职务退休，他的健康现已得到康复，他的政治影响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劳说：“我认为，殖民地大臣……在其讲话的结束部分表示，他已经做了你可以要求政府，或今天的任何一个政府，去做的每一件事。……他的注意力已被4所法院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所吸引。我想凡是读了从那里发出的信函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表示出与殖民地大臣一样的憎恶感；然而还存在着更令我们感到憎恶的别的事情。在亨利·威尔逊爵士之死一事上，他们说不是他们干的，这清楚地意味着，他们认为在这件事上他们没有错。……只需考虑以下情况就够了。……在都柏林，有个机构强占了4所法院——它们是爱尔兰的司法中心，这就使事件更具讽利意味——，并且毫无疑问，他们从这4民法院派出密探，以便在北爱尔兰实行他们认为在南爱尔兰行之有效的完全相同的办法，并正在一切方面唆使谋杀。这能令人予以片刻的容忍吗？请委员会想一想这意味看什么吧。设想我们发现了在巴黎有个位居要害的机构，它公开用金钱收买一些谋杀犯来我国行刺并颠覆我们的政府。随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派代表到巴黎向他们说：‘我们必须查明你们有没有批准这些行为。’我们应该说：‘你们必须住手，否则就会引发一场战争。’对于一个在我看来只是我们的英联郑自治领的地区，难道我们就应该采取一种不同的立场呜？……我不认为在本下院还有哪个人没有认识到，倘若我们再一次试图大事化小地用这种办法来维护南爱尔兰的秩序，它将成为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现在，形势是清楚的。借用殖民地大臣的一句话语：在这些重大问题经受考验前，时间已剩下不多了。我赞成一种说法，即我认为政府是打算结束这种局面，然而倘若他们不这样做的话，我将反对他们，并且我希望下院也将反对他们。”就在那天傍晚的晚些时候，首相和我在休息室会见了博纳·劳先生。虽然他一直在竭力克制自己，但还是显露了强烈的感情冲动。就我记忆所及，他是这样说的：“今天你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武装。如果你做到了你说的话，并且做得好、做得不错，那倒也罢，但是如果没有，……！！”他明显努力使自己在此停顿下来，然后突然离开我们向外走去。得到下院支持的内阁做出决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罗里·奥康纳必须离开4所法院。唯一的问题就是何时以及如何使之离开；而这一问题必须迅速解决。其实命令已经下达给了麦克里迪将军。然而这位将军却审慎地——并且最终证明是不幸地——建议推迟行动，不过在爱尔兰的这一最黑暗时期，终于见到了黎明前的曙光。6月27日，罗里·奥康纳一伙人在都柏林的街道上一边欢呼一边四处搜索，他们劫持了自由邦陆军总司令奥康内尔将军。处于这一事件压力下的迈克尔·科林斯显然已经得知，倘若他不采取行动，我们将决定在黎明时攻击该4所法院。都柏林的一切当权者都在颤抖，然而他在爱尔兰共和军中有他自己的追随者。他向麦克里迪借用了两门可发射18磅重炮弹的大炮——根据伦敦的指示，两门大炮准予借用。他手下有一个名叫达尔顿的能干而坚定的军官，曾在法国经历过许多战役。这个人在英国兵营中挑选了两门大炮，带领6名未受过训练的人，自己亲手操作于6月28日凌晨4时打响了第一炮。接着爆发了一种具有自由邦内战性质的悲喜剧的冲突。双方都曾把对方作为手挽手的亲爱的同志而互相爱护和尊重；但若有必要，双方都准备赴死；但是与鲜血相比，双方在军火花费上要显得更为大方。在呼唤回归人类更高良知的规劝和感召下，步枪子弹慷慨地直接射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达尔顿指挥官手下的6名炮手中已有半数受伤，他继续把炮弹投入4所法院内，这种炮轰实际上已成为庆祝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的礼炮。下午，经申请又增加了两门大炮，到傍晚时，被适度限制的200发炮弹已全部打光。令人惊讶的是，一向表现出良好判断力与理解力的麦克里迪将军，在这次危机中竟然承认自己已无法供应更多的东西。临时政府被告知，他们必须等待从凯里克费尔嘎斯驶出的一艘运载高爆炮弹的驱逐舰的到达。听到这一消息后，他们的士气几近崩溃。急得发狂的要求和威胁整夜通过电话向我传来，一切资源都被用来加紧供应。然而，总司令似乎不愿意让别人使用他戒备森严的营房里充足军需品中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只需两三百发炮弹就足够了。他的16个炮兵连配备了近1万发各种炮弹，其中有一半是高爆炮弹。到了30号这天，自由邦拥护者极为谨慎地在4所法院获得了一个立足处，罗里·奥康纳放火焚烧法院，在发生一次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之后，带领追随者投降。大量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法律文件，其中有些还是13世纪的，被付之一炬，法院建筑物的穹顶也成为一片瓦砾。萨克维尔街区的战斗持续了几天，并且愈演愈烈起来，不过到了7月5日，真正用武力反对临时政府的叛乱分子均已投降。这一星期的战斗乃是爱尔兰自由邦诞生斗争中的决定性事件。刚刚诞生不久的生命体在危亡之中做出了胆怯的，然而却是强烈的反应，每一次努力都使它获取了新的力量。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现在已经有了明确的界线，不共戴天的仇恨已经更换了对象。有可能受到暗杀威胁的临时政府领袖们在墨利昂广场得到了忠诚的卫队的严密保护。他们一连数周住在一起，没有回过一次家。凯文·奥希金斯先生在若干年后告诉我，他们当中有几个人为了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曾到屋顶阳台的一角呆了一个晚上；他曾为点一支香烟而粗心大意地起身超出阳台护墙片刻，就在这时，从附近房屋里射来一发子弹，把他手中的香烟击灭了。然而这些人尽管心中深感不安，但仍然豪气冲天、热血沸腾；尽管他们已被逼入绝境，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但是，他们视事业远重于生命，因而他们以追求自由的原始勇气进行反击。7月12日，他们发布一项声明，威胁要对一切谋杀企图进行严厉报复；他们任命了一个由迈克尔·科林斯领导的国防会议，开始着手对整个爱尔兰境内的敌人展开主动和积极的进攻。自由邦的内战由此开始。这是由彼此极为了解的少数人所进行的一场非常奇特的战争；他们知道应该到何处寻找对手，清楚在特定情况下对手可能在干什么。科林斯及其追随者开始追捕并击毙他们知道正在策划置他们于死地的阴谋的那些人。在这场游击战中，大部分最有名的枪手都死于非命。丘吉尔先生致科林斯先生的信1922年7月7日私人函件在这段令人焦虑的日子里，我没有打扰你，现在我也只是把本函限制在你的实际要求之内。在我看来，自从你向4所法院开火以来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似乎在孕育着可能在爱尔兰实现和平与最终联合的巨大希望，对于与你共同在《爱尔兰协议》上签字的英国人来说，这两个目标都是十分珍贵的。考虑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我觉得对你和你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一场可怕的磨难。然而我认为，你们以如此巨大的决心与沉着大胆所采取的行动，对于拯救爱尔兰、使之免于混乱，维护《爱尔兰协议》、使之免遭破坏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当你们在爱尔兰处于走投无路的同时，我们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我已无法在下院内承受再次关于旧路线的辩论，并认为不列颠的现行政策不会遭受毁灭性的后果，无法承受《爱尔兰协议》将随这种辩论一起完结。现在一切都已改变。爱尔兰人将是自己家园的主人，而我们在此也能处于这样一种地位，能有效地保护《爱尔兰协议》所赋予你们的权利以及进一步维护你们的合法利益。一旦你在爱尔兰自由邦全部26个郡内建立起行政管理机构(因为我毫不怀疑你将在短期内完成此项工作)，并使你自己和你的同事们稳居领导爱尔兰国家广大民众的岗位，一个远比我们迄今所经历过的更有希望的新阶段便将开始。这一阶段的目标必须是爱尔兰的联合。我还说不好如何及何时能够达到这一目标，但它肯定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还会经历巨大的困难、令人苦恼的事情和挫折，并且毫无疑问，不成熟的希望将会使人感到失望。然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们已经到达了山的顶峰，我们将会发现，未来的路将比过去的路更好走一些。我们必须竭力利用新的力量和优势，以便获得广泛的解决办法。不能容许次要的恼人事件——不管它是多么情有可原——阻碍我们前进或导致我们偏离正道。克雷格和伦敦德里勋爵将于13号来到这里。我没有用你在6月28日一函中所提到的各种抱怨——其中某些无疑是正确的——去烦扰他们。总督因得到御准而在北爱尔兰暂时推迟了废除比例代表制法案的出台，这意味着我们将有时间来彻底议论此事。除此之外，我想保持一块净土，以期能在正确的时刻全面回到科林斯—克雷格协议的治理精神。你可能记得格里菲斯先生是如何在我的办公室中把这些全都写在墨渍斑斑的记事薄上的。形成新局面的关键时刻即将来临。我们必须等待恰好的时机，不能用尚欠火候的努力把不断扩大的优势浪费掉。在我再次见到克雷格与伦敦德里后，我会给你写信。我认为，在友好交谈中谈论你的各种抱怨，要比在公函中唠叨不休地进行指责，效果会更好一些。与此同时，在努力对付叛乱和革命的间歇中，我觉得你应该周密思考一个问题，即在与北爱尔兰进行合作时，南爱尔兰能够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当然，根据帝国的观点，最可贵的莫过于见到北爱尔兰与南爱尔兰能在一个全爱尔兰议会中携起手来、互不歧视双方各自的现有权利。这样一种思想目前在许多地方都会遭到强烈指责，然而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中，事情有时会突然出现转机。例如，南非联邦就是在一时的冲动之中达成协议的。奖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其他一切都应服从于去获得这一奖赏。大部分人民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才能接受正在发生的事情，偏见则是顽固不化的。要给老百姓时间，让他们逐渐接受现实、调整思想和适应已发生的一切。甚至需要一两个月时间，公众的看法才可能发生巨变。请向格里菲斯先生转达我良好的祝愿，并将本函呈其一阅，倘若你愿意的话。附笔：我希望你小心照顾自己以及你的同事。现在是非常危险的时刻。丘吉尔致詹姆斯·克雷格爵士的信1922年7月7日私人函件自从我们上次会晤以来，南爱尔兰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我确信你已经仔细考虑了它们的后果。一部令人满意的爱尔兰自由邦宪法正在制订之中；尽管遭遇这样多的困难，爱尔兰人民在大选中仍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愿望；有关方面已下决心在都柏林武装镇压北爱尔兰共和党，同时正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多尼戈尔地——展开清除北爱尔兰共和党的运动；政府还向爱尔兰民众发出呼吁，要求他们站出来支持政府；所有这一切奠定了使事态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基石，这种越来越有利的事态是我们在几周前几乎连想都不敢想的。我知道你和查利①将站在你们的立场上密切关注能使这些有利事件转变为爱尔兰和帝国的普遍而持久的利益的东西。我们需要安定，并且需要时间，为的是让新形势能够深入人们的思想，为的是让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较优越的解决方案，能够自然地为许多人所接受。我理解你在分界线委员会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并且如你所知，我们曾两次使科林斯同意在程序方面采取其他选择方案。很可能在他赢得南爱尔兰的战事以后，他将处于一种能够对你做出更多让步的地位，这将使对分界线委员会进行干预变得不再有必要，并且将确保北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全部精英与你的政府进行有效合作。与此同时，我确信你将不必再提起分界线委员会的话题，因为那将有可能引起你与帝国政府之间的争论。我们确实需要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越来越满怀信心，我们将会成功。我丝毫没有催促你仓促行事的意思，我们必须清醒地观察，南爱尔兰的这场战事将会产生什么结果。它可能使临时政府快速发展。一旦其地位得到正确评价，其目标明确、原则坚定的武装力量得到增强，人们的思想就会发生巨变：他们会与过去的看法一刀两断。我一直怀有这样的希望，有朝一日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讨论你提出的有关克雷格—科林斯协议的建议，大家团结一致，根据协议解决一切未决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切现在似乎更有可能了，在北爱尔兰，你对局势的控制似乎越来越强，而科林斯现在也已明确对敌对分子开战。我不想在我的信函中用次要问题来打扰你，尽管还有几个令我忧虑的问题尚未解决。这些问题可以留待我们见面时讨论，不过我认为，我们必须全力抓住眼前的机遇，用比以往更开阔的思路来把握局势。死神很快就把魔爪伸向了在《爱尔兰协议》上签字的两位重要人物。据证实，阿瑟·格里菲斯于8月13日死于心脏病，而科林斯本人则在每一次突击行动中，都要身先士卒地在全国各地大胆开展活动，最终于8月22日因中了敌方的伏击而身亡。其实他强烈预感死亡将到已经有些日子了，好几次他都是绝路逢生地从谋杀的陷阱中幸免于难。他通过一位友人给我捎来一句令我感激的告别口信：“告诉温斯顿，没有他我们将永远一事无成。”罗马天主教会为他举行的葬礼庄严肃穆，社会各界在悲痛中向他默哀。然而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作为一位灾难性遗产的继承人，他在纷争四起的残酷条件下逐渐成熟，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没有他的行为准则和品德，爱尔兰国家地位的基础就不可能重新确立。格里菲斯与科林斯之死所留下的真空，很快就得到了填补。在幕后站立着一位稳重而有影响力的人物科斯格雷夫，他像格里菲斯一样，面临来自叛乱领袖们的危险，却又没有参与格里菲斯和科林斯的全部活动。在科斯格雷夫身上，爱尔兰人民发现，他是这样一位领袖，他的素质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位领袖。除了科林斯的勇气外，他还多了格里菲斯的求实精神以及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有关实施行政管理和制订国家政策的知识。在他身边还崛起了年轻的凯文·奥希金斯，一位像是青铜时代古董的人物。这些人用古老的办法恢复了爱尔兰的秩序，避免了大量流血。民众在经历了骚动、混乱和不幸之后，感受到了由宁静、热切和坚定的意志力带来的甘美。想通过个别谋杀议员而破坏爱尔兰自由邦众议院的企图遭到了猛烈的反击。由于两名众议员在议会大厦的台阶上差点被枪杀，罗里·奥康纳及其3名主要同伙在12月的一个早晨被叫醒，未经审讯就被枪决。他们自从在4所法院事件中投降以来，一直被关押在蒙特乔伊监狱，但看管并不严厉。命运的结局大出他们的预料，但他们还是以刚毅的精神迎接死亡。仅在一年以前，罗里·奥康纳曾是凯文·奥希金斯婚礼上最受欢迎的来宾。显然，人们在未来评价这些事件时，必须理解这一大动乱时期所存在的紧张因素和奇特条件。丘吉尔先生致科普先生的信8月23日以下一段是关于科斯格雷夫、达根和临时政府的：值此爱尔兰陷入悲剧而爱尔兰临时政府面临巨大困难之际，我愿尽早向你们保证不列颠政府所怀有的信念，即《爱尔兰协议》的地位将得到忠实而坚决的维护。两位重要签名者的去世，另一位签名者的退休以及第4位签名者的舍弃行为，都丝毫不会影响我们与爱尔兰国家全权代表共同达成的协议的有效性及其具有的约束力。恰恰相反，我们确信，临时政府和爱尔兰人民将更加认为，充分实现促成两个岛国之间和解的该协议，乃是他们的神圣职责，追求这一理想也是已故的诸爱尔兰领袖的毕生事业，他们的名字将因和这一事业联系在一起而永垂不朽。就我们一方而言，凡是不列颠已经通过的条文就是不可侵犯的。我们应该依照该协议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以良好的信念回报良好的信念，以良好的愿望回报良好的愿望。作为临时政府的代理主席的你，以及你的文职同事和高级军事将领，在任何必要的情况下，都可指望我们的充分合作与支持。另一位杰出、能干和勇敢的人也成了牺牲品。他就是厄斯金·蔡尔德斯，《沙筛》(The Riddle of theSands)一书的作者，他在1915年元旦抵抗德国人在库克斯港的搜捕中表现出勇敢和激情，用一种甚至超过了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势不两立的精神来拥护爱尔兰的事业。他也因反叛自由邦而被枪决。凯文·奥希金斯曾在公开场合严肃地说：“倘若英国人来爱尔兰是为了寻求刺激，应该说他们是如愿以偿了。”在若干年后，凯文·奥希金斯本人也饮弹身亡。图02、爱尔兰。Antrim，安特里姆；Annagh，阿尔马；Beleek，贝尔利克；Belfast，贝尔法斯特；Carrickfergus，凯里克费尔嘎斯；Cavan，凯文；Clare，克莱尔；Clones，克隆斯；Cork，科克；Donegal，多尼戈尔；Down，当郡；Dublin，都柏林；Fermanagh，弗马纳；Galway，戈尔伟；Heulbowline，豪尔波兰恩；IrishFree State，爱尔兰自由邦；Kerry，克雷；Kildare，基尔代尔；Kilkenny，基尔肯尼；KingsCo.，金斯郡；L.Neagh，尼格湖；Leitrim，莱特利姆；Limerick，利默里克；London-Derry，伦教—德里；Longford，朗福德；Louth，劳斯；Mayo，梅奥；Meath，米斯；Monaghan，莫纳亨；Pettigo，佩蒂戈；Queens，昆士郡；RBlackwater，黑水河；Roscomon，罗斯康芒；Scale ofMiles，英里比例尺；Shannon，香农；Sligo，斯莱戈；Tipperary，蒂珀雷里；Tyrone，蒂龙；Ulster，北爱尔兰；Waterford，沃特福德；Westmeath，西迈斯；Wexford，韦克斯福德；Wicklow，威克洛。还没等这些最后阶段的悲剧结束，我就已不再负责处理英国与爱尔兰的事务了；但是当联合政府于1922年10月底辞职时，爱尔兰自由邦的兵力与权力已经在《爱尔兰协议》的基础上被牢固地树立起来。博纳·劳先生内阁的首批决定之一，就是《爱尔兰协议》应该在字面上和精神上得到完善；这一点后来成为历届英国政府的指导方针。谁愿意预测未来呢？不列颠是自由的，而爱尔兰则是荒凉的。爱尔兰是贫困的，而不列颠则依然在努力克服大战所造成的严峻后果。作为英联邦一自治领的爱尔兰，可以与她的邻国互通有无。没有人指望已存在了若干世纪之久的仇恨与偏见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得以消除。然而仇恨与偏见将会在漫长时间的流逝中以及人性恢复的硕果中逐渐消融——这似乎是一个美好的可能实现的愿望。50年的和平交往及新的发展，必然会把共同利益的考虑日益置于突出的地位。格拉顿*说过一句不朽的名言：“海峡阻止联合；海洋阻止分离。”两个古老的民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列颠帝国和美国的缔造者，他们在世界各地以无数种方式融合在一起，随着旧日引起争吵的原因烟消云散，他们必然会逐渐尝试去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伤害。这很可能是一个颁发给所有人的奖赏：爱尔兰在自己内部达成和解并与大不列颠取得和解，爱尔兰将在某种庄严的场合宣布自己前进的方向，并且向不列颠帝国(也许是整个英语世界)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我们对这些问题本来是无能为力的。——————————①即伦敦德里勋爵。*1746—1820，爱尔兰政治家、爱尔兰议会议员、英国下院议员，领导争取爱尔兰立法独立运动，反对爱尔兰议会与英国议会合并。——译者第17章、土耳其还活着“你愿意支持什么就支持什么吧！不过有一群可怜的人，他们在见到自己所希望见到的结果以前，将乐意洒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奥利弗·克伦威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土耳其——协约国的提议——泛突厥主义者——恩维尔——德土计划——征用土耳其的战列舰——战列巡洋舰“格本号”——恩维尔的政变：最后的失败——停战以后——美国人的批评——威尔逊总统的委员会——暴动与瘫痪——致命的一步——希腊人对士麦那的攻击——土耳其还活着——正义转向土方营垒——新的转折点——大标题——费里德帕夏——军队逐渐减少——限制与错觉——君士坦丁堡的会谈——内阁的决定——塞夫尔条约——事实的进展——向伊兹米特半岛的攻击——我在3月24日发出的函件。没有哪个国家会像土耳其那样固执地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了。1914年时，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意大利于1909年动用海上力量入侵并强占了的黎波里，1912年当巴尔干半岛各国向它们古老的征服者和暴君开战时，在的黎波里省腹地仍然在进行着时断时续的战争。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已根据伦敦条约割让了一些重要省份和许多岛屿，而巴尔干半岛战胜者之间的分赃不均，已经成为在它们之间引起流血事件的一个新起因。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仍然保留有诱人的魅力，足以诱发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的野心，或者能满足它们的要求；君士坦丁堡一直作为最高目标而光彩夺目。然而不管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复仇和野心对奥斯曼帝国造成的危险是如何迫近，但任何事情也不能取代土耳其人心目中对俄国的恐惧。俄国沿着1000英里边界线——从黑海西部海滨直到里海——与土耳其水陆相邻。英国、法国、意大利(撒丁王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努力，加上1878年时在迪斯累里首相领导下的英国的卓越能力，保护了奥斯曼帝国，使之免于崩溃，并使君士坦丁堡免遭攻占。虽然在巴尔干半岛各同盟国内部发生争吵以前，保加利亚人已经从西边挺进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大门口，然而在土耳其人的思想中，对来自北方的危险的意识仍然是压倒一切的。在这一危险意识之上，还得加上也门、汉志*、巴勒斯坦、叙利亚、摩苏尔和伊拉克等国阿拉伯民族的敌意。库尔德斯坦人和分布广泛的亚美尼亚人则是与土耳其疏远的民族。奥斯曼帝国各个领地的那些坚持反奥斯曼帝国的战争或者遭受土耳其人控制已有五六百年之久的民族和种族，把他们充满仇恨与饥饿的目光投向这个他们已经忍受了太多和太久的垂死帝国。惩罚和索还的时刻即将来到；唯一的问题在于，被杂乱编织而成的欧洲的外交网——尤其是英国的外交网——能把这最后的总清算推迟多久。与奥地利帝国的逐步衰落瓦解一样，奥斯曼帝国日益临近的崩溃是由超越了人类控制的各种力量促成的，这些力量已经使东欧和东南欧的整个基础松动了。一种激烈、巨大、不可预料但又是无法抗拒和迫近的变化，笼罩着1.2亿人民的家庭和社会体系。正是在这样一种时刻和这样一种背景下，德国经由比利时向法国发动了攻击，一切别的争吵都要服从于这一最高的斗争而重新进行自我调整。在这一社会大动荡中，令人反感、濒于崩溃和贫困的土耳其又将发生什么情况呢？土耳其接受了在英国人看来似乎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任何政府提出过的有利的提议。她只需付出保持中立这样的代价，便可使她的一切领土的绝对完整得到保证。在这一承诺上，她不仅得到了她的朋友法国和英国政府的保证，而且还得到了她的敌人俄国政府的保证。法国和英国的保证将保护土耳其免受来自巴尔干半岛各国——尤其是希腊——的攻击；而俄国的保证则将中止无限期从北方逼近的威胁。不列颠的影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平息并且有把握延缓阿拉伯人长期的反抗运动。协约国认为，他们从来不曾向一个居弱并陷于危险之中的国家提出过比这更公正的提议。然而事情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在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的结构内部以及在其政治事务的表面下，无论是在军人当中还是在人们的思想中，都有一些残忍而居心叵测的力量在进行策划。第一次巴尔干半岛战争的灾难利用适宜的环境点燃了一种隐隐燃烧的缓慢之火，其非同寻常的爆发烈度尚未被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几乎所有大使馆所认识，不过有一个大使馆是例外。一位颇有见地的土耳其人于1915年写道：“在这段时期(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岁月里)，有关土耳其人民未来的哪怕是细枝末节也将受到各种委员会的审查。”①泛突厥主义委员会把1907年的英—俄条约看作是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明确结盟，其中一方曾是土耳其最强大和最公正的支持者与朋友，而另一方则是她长久以来的无情敌人。因而，在一场它深信正在日益逼近的全欧洲战争中，它需要向别处寻求帮助。它的计划(在1913年时似乎仅仅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基于这样的设想，即在只讲突厥语的人——安纳托利亚讲突厥语的农民——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土耳其。该计划提出了一个民族理想：把高加索的穆斯林地区、阿塞拜疆波斯省以及俄国境内讲突厥语的外里海诸省(突厥族的发源地)的突厥人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突厥人联合起来；并且把土耳其的疆土延伸到里海盆地。该计划的内容包括拒绝承认理论上的政府、彻底改变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将“天赋神权”需要向国家的世俗转移以及严格控制神职阶层。计划还包括令人吃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这些变革最近已在土耳其取得成果。穆斯塔法·凯马尔事实上是在执行一个制定于15年前的计划，他很可能也是计划制订者之一。所有泛突厥主义计划的中心点都是利用德国的力量把土耳其从俄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多年来担任德国驻君士丁堡大使的马歇尔·冯·比伯斯坦一直在用他那巧妙的双手培育这些隐蔽之火。倘若不是在关键时刻有一位活动家出现在几乎是土耳其的最高领导位置，泛突厥主义的计划可能还停留在幻想世界。这个血管中翻腾着勇士鲜血的人自称土耳其的拿破仑，他个人的意志、自负与计谋，注定要把奥斯曼帝国投入一场最大胆的冒险。受德国培训但充满土耳其决心的陆军中尉恩维尔“把帽子甩出篱笆墙”(他的原话)作为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的信号。他和几个青年土耳其党内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联合与进步委员会，向集结起来的所有敌人发出挑战。当意大利人围攻的黎波里时，是恩维尔在那里的沙漠中苦战；当巴尔干半岛同盟国的军队出现在恰塔里亚各条战线时，是恩维尔表现了坚强的决心。1912年时任英国首相的阿斯奎斯曾这样说：“埃德里安诺波将永远不会归还土耳其。”然而恩维尔在一个月内便进入了埃德里安诺波，并且埃德里安诺波至今仍然在土耳其的手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恩维尔及其同伙塔拉特以及经验丰富和廉洁奉公的财政部长查维德对土耳其政局的掌控。他们之上虽然还有作为威严摆设的苏丹王和首相，但是恩维尔这些人及其追随者大权在握却是勿庸置疑的，而在他们之中，恩维尔又是最高领袖。②土耳其的领袖们对俄国准备接受一次普遍性战争磨难的意志的估计，远远低于西方协约国在这方面对沙皇的估计。土耳其领袖们相信德国集团将赢得陆地上的战争，俄国将遭到重创并随之会在国内爆发一场革命。如果德国战胜，土耳其在高加索的领土和人口方面均会有所得，这种结局将至少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有利于抵御来自俄国的威胁。在德土双方长时间的预先谈判中，德国允诺，如果中路进攻获得胜利，土耳其对高加索的领土要求将得到满足。这一允诺对土耳其政策的制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涉及土耳其生活各个方面的泛突厥主义政策以及土耳其人的领土野心均体现在一个明确的战争计划中。这一计划的出发点是要求土耳其夺得对黑海的控制权。无论大战在何时爆发(他们确信大战必将爆发)，俄国都将受到德国和奥地利的钳击，泛突厥主义者则趁机入侵并征服高加索。控制从君士坦丁堡至特莱比宗德的海上航线，对于从特莱比宗德向艾泽罗姆推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土耳其必须拥有一支海军。1911年和1912年，在整个阿纳托利亚，甚至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众踊跃募捐，为在英国建造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筹集资金。两艘战舰中至少有一艘可以到达君士坦丁堡，此乃是整个土耳其战争计划赖以实施的关键所在。1914年7月，土耳其的领袖们所考虑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两艘战舰能按期到达吗？很明显，时间的余地是很小的。第一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雷夏迪号”于7月按期建成；第二艘于几周后建成。土耳其特工在俄国境内大肆活动，在奥尔蒂、阿尔代汉和卡尔斯等地区策划讲突厥语的穆斯林农民(这些农民在当地民众中占了绝大部分)把粮食贮藏起来，以使土耳其军队有可能向前推进，直下科鲁克山谷威胁俄国后方。7月27日，土耳其提议在德国与土耳其之间建立反俄秘密攻守同盟，德国立即予以接受，并于8月2日正式签订。7月31日，土耳其政府向军队下达了动员令。然而这时发生了一场突然袭击事件。英国突然采取了明确抵制德国的态度。不列颠舰队在海上摆出了战斗阵势。7月28日，我为皇家海军征用了两艘土耳其的无畏级战舰。一艘载有500名土耳其水兵的运输舰停泊于泰恩河，准备接收第一艘无畏级战舰。土耳其舰长要求交出该舰，并威胁将登上该舰并升起土耳其国旗。在这些紧张的日子里(7月31日)，我自行负责地下达命令，必须制止这种事态的发生，土耳其人夺取该舰的任何企图应予抵制，若有必要，可以动用武力。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只是出于增强不列颠海军的目的。将两艘土耳其无畏级战舰增加到不列颠舰队，这对国家安全似乎是极其重要的。在英国海军部或者就我所知甚至在整个英国，还没有人对土耳其的图谋或者这两艘战舰在其图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任何了解。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比我们原来所预期的要好。在该年晚些时候，我由于征用土耳其战舰一事而在某些部门遭到了批评，据说，由此而在整个土耳其激起的愤怒和失望将会改变力量的对比，并刺激土耳其进入反对我们的战争。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一失望后果的内情。对这些战舰的征用，不仅远没有使土耳其成为一个敌人，还差一点使土耳其成为协约国的成员。然而对土耳其人来说，仍然存在着一个希望：战列巡洋舰“格本号”。这艘快速的德国战列巡洋舰正在西地中海游弋，根据和平时期的命令，它将前往亚得里亚海的普拉港市进行整修。它凭借其自身优势便足以制服俄国海军中队。德国人会下令要“格本号”驶返君士坦丁堡吗？它能驶返该地吗？正在这一时刻，英国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以及最后通牒若遭拒绝，英国将断然宣战的消息传到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的务实主义者万万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件。它改变了地中海的海军形势。“格本号”能够逃脱英国的许多小舰队和巡洋舰中队以及舰速虽然较慢但火力更强的英国战列巡洋舰(它们正游弋于“格本号”与大海之间)的堵截吗？当恩维尔于8月3日晚获悉，“格本号”已接到命令沿亚德里亚海往北向普拉港市逃窜时，他的焦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立刻找到俄国武官列昂节夫将军，把以前的一切阴谋(包括一天前他与德国签订的协定)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向这名惊讶的官员建议土俄两国以多方面条件(包括土耳其在西色雷斯的赔偿)结成联盟。不知是因为德国人认识到了除非“格本号”做出努力抵达君士坦丁堡，否则他们便永远不会得到泛突厥主义者的饶恕，还是因为那本是他们战争计划的组成部分，海军上将提尔皮茨这时(8月3日)发出新的命令，要求当时刚要在墨西那补充煤炭的“格本号”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各种事件后，“格本号”于8月10日抵达了达达尼尔海峡，经过了某种谈判以后，它被允许驶往马尔马拉海。恩维尔的信心现在得到了恢复，因为对黑海的控制可能取决于土耳其人。但是考虑到英国海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不设防条件，因而与英国形成某种敌对态势乃是严重的问题。此外，意大利已经出人意料地退出了三方同盟。因此，土耳其也许应审慎小心地采取观望态度，看看行将发生在陆地上的几大战役——尤其是在俄国前线的战役——将如何发展。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的动员仍然可以不引人注目地进行，因为可以合理地将它说成是一种预防性措施。因此，接下来是一段延续了3个月之久的土耳其犹豫不决和拖延的时期，它高明地大耍两面派手腕，取得了预期效果。不过就我回忆所及，在制订政策的所有重要方面，不列颠政府所得到的情报都远比土耳其政府完整。根据我们的现有资料，这一时期，在解读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从君士坦丁堡收到的电报时，我们总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各协约国一会儿被土耳其首相以及值得尊敬但却无能的内阁部门的友善保证所鼓舞，一会儿又因其拒绝扣押“格本号”并解除其武装而感到愤慨，电报因众多互相矛盾的声音而普遍使人感到迷惑不解，人们认为土耳其没有固定的方针，它被争取过来和被敌方拉过去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当恩维尔于11月作为一切泛突厥主义武装力量的代理人采取了行动，“格本号”和土耳其舰队向俄国黑海沿岸各港口发动了无端攻击时，这一时期便告结束，土耳其从而也冷酷地投入了战争。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本书其他各卷已经有所描述。在4年的战争时期中，土耳其受到了德国军事和情报力量的激励、指导和支持。她在高加索与俄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然而不列颠帝国成了她最强大的敌人。土耳其的陆军主力在加利波利半岛上被不列颠和澳大利亚军队击溃。虽然土耳其也获得过一些重要胜利，但不列颠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实际上不停顿地向北推进到了底格里斯河。劳伦斯唤起并领导了沙漠中阿拉伯人的反叛。艾伦比率领一支由旅印英侨组成的25万人的部队攻克巴勒斯坦，并进入了叙利亚。虽然萨洛尼卡前线归法国人指挥，由一个法国将军指挥了从西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但是在签订停战协定时，土耳其相信他们是被英国击败的。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土耳其将士中，有3/4是死于不列颠帝国的枪弹和刺刀之下的；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对这位老朋友和被错误判断的敌人所进行的屠杀，并没有减弱他的反击力量。当兴登堡防线和德国被击溃时，土耳其人的一切抵抗均被彻底粉碎。土耳其俯伏在地，向上看去，大松一口气地发现，原来她的征服者是英国人。“我们铸成了大错；我们选择了错误的一方；我们是被恩维尔和塔拉特逼迫着这么干的，但现在他们都逃之夭夭了。我们为已发生的一切深感悔恨。我们怎么知道美国会向德国开战呢？我们又怎么知道大不列颠会成为一个一流军事强国呢？这些奇迹超出了人类的预见。谁也不应该责备我们接受了错误的领导。当然，我们必须受到惩罚，但是让我们的英国老朋友来惩戒我们吧。”这就是10月30日在墨德罗斯停战后两三个月内土耳其人的心情；墨德罗斯停战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东线战斗。寇松爵士说：“在举行和谈会议时，协约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政府即便没有被吓倒，也算得上是俯首贴耳了。我们派驻占领土耳其亚洲地区的军事力量，足以使我们执行不仅是停战协定中已达成协定的条款，而且还可包括我们发现有必要补充的任何条款。英国人牢牢掌握了美索不达米亚，甚至还包括摩苏尔。……英国在波斯的地位，无论从军事还是政治上看都是极为强大的。自从战胜以来，我们仍然驻扎在外里海，不过正在考虑立即撤军。里海在我们手中，正在成为反击布尔什维克武装力量的海军行动基地。英国若干师团占领了从黑海直到里海的整个高加索，并为各对抗民族——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达吉斯坦人和俄罗斯人——提供了维持和平的唯一保证。……在小亚细亚(英国军事占领区以外)还看不到协约国的军事力量。亚美尼亚命运未卜，绝大多数的亚美尼亚人现在都成了离乡背井的难民。除了亚美尼亚(可能还有西里西亚)，瓜分小亚细亚的问题甚至还没有被考虑过。在叙利亚，存在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情况，这是因为要调和法国人的强烈愿望与阿拉伯事态的铁的事实非常困难，因为法国人坚持按字面意义解释不幸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Agreement)。在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与犹太移民的利益，看来能够和谐相处，大不列颠认为，关键在于在双方同意下尽早实行托管。埃及仍然保持缄默。”在这种形势下，需要做出广泛、明确并且首先是迅速的决策。在这些结构松散但又是危机四伏的社会里，每一天的拖延都会带来更多的危险。已经拖延了两个月；在这片曾经是古代财富和文明发祥地的广袤的土地上，现在却充斥着多数已武装起来的好斗和狂热的民族，每个人都在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做什么？”然而巴黎的战胜国的政治家并没有给出答案。他们必须开始互相认真对付并互相理解。他们必须就他们所知来向美国解释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必须面对曾挥军抵达莱茵河畔的法国的强烈要求，法国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在这一点上让步。他们必须对德国做出法国认为是公正的惩罚和审判，并使他们的军队保持戒备以便执行可能指定的任务。在他们的四周，混乱的洪水在不断泛滥。威尔逊总统与美国议和代表团一行对秘密协定的印象十分深刻，认为他们的最大优势在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在中东，他们的确是“唯一的公正大国”。这一事实无疑是有帮助的，因为必须把大部分秘密协定——如前文所述，它们都是在战争的剧痛中签订的——从前进的道路上清扫掉。威尔逊总统与美国的影响力没有受到过损害，同时又最具分量，这正是有可能进行良好和切合实际的审视并达成解决办法所需要的新要素。但威尔逊总统在行动中没有坚持更密切地掌握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他提供了重要的服务，然而就其身份和权力而言，他提供的服务原本应该是价值无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