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5卷、戰後Winston S.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 1916-1918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49年版译出。一战结束，战争双方数以百万计的军队需遣返、复员、就业；战时动员从事军需品生产的妇女须下岗；军事经济需转轨改造，这是英国战争结束初出现的另一种困境。俄国发生内战，协约国进行武装干涉，但未果而终。一战削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结束战争状态，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与会的列强各怀私利，为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矛盾重重。尽管建立了国际联盟，但并未达到国际安全与裁军的目的。本卷着重叙述巴黎和会以外的事情与和会决议的后果和外界对此的反应。此外，本卷还叙述了矛盾深远、积重难返的英国与爱尔兰问题；叙述了一战中土耳其虽然战败，但凯马尔主义的土耳其正在崛起；希腊虽然是战胜国，战后却因征战土耳其而演出悲剧。前言本卷完成了我近10年前所承担的为大战史写此书稿的任务。如前四卷中一样，我将世界著名事件的记录与讨论用个人叙述的线索串连在一起。这个方法对那些希望通过阅读许许多多可信的叙述，以形成他自己见解的读者，证明本身是正确的。可是这个方法对于各种事件取舍的比例有相当大的出入。因为我亲自参加的或直接得知的插曲和事务在我的写作中自然处于特别突出的地位。凡有可能的地方我尽量使用当时我记下的和说过的我自己的言词来讲述事情的经过。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必须在紧接的正文中加以适当调整。我根据眼见的事态发展来讲述，但是每种事态，他人从不同角度去观察会有所不同，况且有许多事态我没有亲眼目睹。在写作本卷所述的许多事件中，我发现有不少我亲自经历的重要事件我已完全忘却，对此我甚感惊愕。这些年来工作压力极为沉重；不停变化的事物又互动地发展；同时整个世界都在不断地变动；一个印象冲淡另一个印象。只有当我重读当时的演讲词、文件、备忘录时，那些紧张而激动人心的年代又显现在我的眼前。我确信，我不会再有任何时候比停战后4年中写得更多、忘掉更多和理解更少了。因此，对局势提出一个总的看法——尽管是从个人角度——和更重要的是，通过无数事件的迷宫，去追溯无一例外的、无情的因果序列，可能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自从大战结束以来，人们所写的大部分著作都要谈论到巴黎和会，关于和会已有大量文献作品问世。我近年来的写作主要谈论发生在巴黎和凡尔赛会堂以外的事情，以及全权代表们对各大国和千百万民众所作决定的后果(做出决定的过程没有少拖延时间)。因此本书主要论述这些事件的外部反应。令人遗憾的是本书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不幸和悲剧的编年史。本书所述的形势发展的趋向是否不可避免，不得不待读者做出判断了。在我几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生涯中，没有一个时期的国家事务像战后这几年那么困难。各种事件层出不穷，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感到疲乏而且不如意。国家权力处于低潮；经济繁荣搁浅；货币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因而不但问题艰巨、成堆，而且对付问题的办法不断减少。此外，要人们调整心态以适应新的环境又很不容易。对胜利抱过高希望和梦想只会导致泄气、不满、派系斗争和失望；这本身是一个重新成长的过程，这一点很难被理解。所以我特别内疚地希望对处境极为艰难的首脑会议上的那些人的缺点与错误做出公正评价。也许我有必要像在以前几卷里那样在序言里再次表态：书中发表的意见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由我本人完全负责。我还必须向以忠告和知识给我有力支持，以及允许我引用其口头或文字的机密意见的那些人，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温斯顿·丘吉尔查特维尔1929年1月11日第01章、“战时魔力的消失”4个世纪的持续时期——胜利的庆典——喜悦与反应——世界的主人——停战梦——聚会——俄国——德国的机会——新武器——新贵族——不正常条件——无法预见的形势——和平的震动——战时魔力的消失。0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英国的地位上升到了她前所未有的最高点。在连续的4个世纪里，这是她第4次率领并支持欧洲抵抗军人暴政；这是英国第4次为保护这批低地小国而宣战，战争以她们的完全独立而结束。西班牙、法兰西王朝、法兰西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全都曾蹂躏并企图占有或控制这些地区。400年间英国都是以进行战争和施展政策来阻止所有这些国家，它们全都被打败和逐了出去。在这份罗列威严君主和最高军事长官的名单上已经包括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现在还要加上德国威廉二世的名字。这四大系列事件，由于这么多代人坚定不移地为着同一目标而奋斗，都以成功告终，创立了时间极长与光辉成就极大的一项纪录，这在古代史或现代史上都是无可比拟的。我们还获得了其他一些重大的好处。德国海军的威胁不复存在，德国过分自信的力量肯定要后退许多年。曾是我们盟友的俄罗斯帝国已被革命政府所取代，这个政府已经宣布放弃对君士坦丁堡的一切要求，由于她先天的不足和无能，难以很快构成对印度的严重军事危险。另一方面，英国与她最近的邻邦和积怨最深的敌人——法国——联合起来，结成了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既强固又持久的。英国和美国的军队第一次并肩作战，英语世界这两大分支再次开始一起谱写她们的历史。最后，在长期和可怕的世界动乱中英帝国承受住了每一次冲击与损伤。反映宗主国和各自治领生命力的议会制度，证明其本身对于进行战争和在和平时期对于维持自由与进步一样有用。穿越世界所有水域、把整个英帝国结为一体的看不见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纽带，证明比最有约束力的正式保证还要有效率。由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0万人组成的军队被这些难以说清的、而且常常是觉察不到的引力所吸引，跋山涉水走过比以往任何一支军队走过的更远的路途，为着一个事业、一场争斗去征战去牺牲，而这个事业与这场争斗只是遥远地影响他们直接的物质安全。在发生危机的几年间，印度各民族、各教派以他们各自的方式自发地表示忠诚，并以空前的规模捐钱、捐物、捐武器支持战争。1914年的南非叛乱就是被南非战争中曾是我们最危险敌手的那些布尔人的将军镇压的，他们当然与我们签订了弗里尼欣*解放条约。只有爱尔兰的一些人拒绝支持我们，关于那里的问题有很长的往事可说。大战胜利的庆典展现在不列颠民族的眼前。我们曾与之打仗的所有帝王已全被废黜，他们所有的英勇的军队都已一败涂地。这些可怕的敌人曾通过力量与手段长久地威胁我们生存，以武力摧毁了不列颠民族的许多精英，消灭了俄罗斯帝国，使我们全体协约国(美国除外)奄奄一息，他们如今俯首听任征服者摆布了。苦难和考验过去了。危险被挡开了。流血牺牲没有白费，流血牺牲终于结束了；曾经过分紧张的人们得救了，渴求有一段享受胜利喜悦的时间。教会与政府联合举办隆重的感恩祈祷。全国放假。缴获的大炮沿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林荫道排成三长行。每条大街都挤满了欢腾的男男女女。各阶层民众都沉浸在普天同庆的欢乐中。宴会、音乐和华灯把战时沉寂的夜晚变成了明亮灿烂的白天。一群群的人们怀着无法形容的感情，激动不已；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伦敦狂欢者的欢乐在纳尔逊纪念柱的花岗石基座上留下了持久的标记。谁会埋怨或讥笑这些无法抑制的狂喜呢？每个协约国都分享了这种喜悦。五大洲每一个战胜国的首都或城市都以自己的方式再现了伦敦的欢庆情景。这种时刻是短暂的，它们留给人们的记忆转瞬即逝；它们开始得突然，消失得也突然。太多的鲜血流掉了，太多的精英消失了。每个家庭中成员的缺口都太宽，中间一代人不在了。几亿人带着可怜的欢乐，向他们心爱的人的成就致敬，此后人们突然惊醒了，有幻想破灭的感觉。虽然依旧有安全保证的满足，恢复和平的满足，保持荣誉的满足，辛勤工作带来生活舒适的满足和士兵归家的满足；但是这些情况只是个背景；与这些满足掺和在一起的是，思念那些永不再回家者的痛苦。02.在法国和比利时的英军战线沿线，11点钟出现了反映人的神秘本性的心态。炮轰静寂了，军队原地驻停。士兵们在静寂中一动不动，以茫然的目光面面相觑。人们在不知不觉间有扫兴之感，产生了某种畏惧、疑惑甚至忧郁感，他们在片刻工夫前还在对敌人穷追猛打。征服者的脚前仿佛出现了深渊。“把武器放在一边！希腊爱神厄洛斯！漫长的战争结束了。”战斗部队的紧张神经一时间似乎无法适应突然的放松。在胜利之夜先头部队的军营是如此安静，以至于人们或许会以为他们是一批尽力战斗后最终被打败的勇敢士兵。这种心理上的阵阵压抑像在英国的那种奔放心情一样，都很快消失了；几天后，家成了所有人愿望的归宿。但这里又一次出现了理想的破灭和希望的落空。03.停战之夜我与首相在唐宁街共进晚餐。我们单独在那间巨大的房间里，房间四周墙上，皮特、福克斯、纳尔逊和威灵顿，也许有点不合适。还有华盛顿的画像俯视着我们。劳合·乔治先生性格中最令人称赞的特色之一是，在他的权力、责任和好运气达到顶峰时丝毫没有自负或高人一等的神态。他总是那么自然和直率。他对熟悉他的人从来一视同仁：准备随时可以就任何问题进行辩论，乐于听取即使是以争论的方式提出的不快的事实。人们对他说什么都行，但条件是他可以对答。胜利的重大性与绝对性使他产生了一种被抑制和被孤立的心态。他没有大功告成的感觉。相反，他强烈地感到，在他前面还有新的而且更困难的工作要做。我自己的心态是既担心未来又希望帮助已倒下的敌人。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德国人的优秀品质，谈到了他们对付四分之三世界的艰巨战斗，谈到了除非有他们的帮助否则就不可能重建欧洲。当时我们想到他们实际上正在挨饿，在战败与饥荒的双重压力下，日耳曼民族——已经在革命——可能滑入业已吞噬俄国的可怕深渊。我建议我们应在进一步的坏消息来到之前，立即遣派十几条装满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巨轮驶往汉堡。虽然停战条件坚持在和平条约签订前实施封锁，但协约国已答允供应必要的物品，首相以赞同的眼光权衡着这个计划。室外，人群的歌声和欢呼声从远处听来就像拍岸的浪涛。我们将看到，不同的意见将很快传出。04.在那个11月的晚上，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三个领导人似乎是世界的主人。在他们背后是组织完善的庞大的社会，人们为胜利而欢呼，对领导他们获得胜利的领导人充满感激与信任。在这3个人的手里掌握着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的陆军，以及没有其批准任何船只都不得从水面或水下穿过大海的舰队。任何明智、正确和必要的事情他们都能联合决定。这3人超越不同的民族和利益，越过陆地和海洋的遥远距离，在对付可怕敌人的斗争中被建立的伙伴关系吸引到一起。他们一起达到了目的。绝对的和无与伦比的胜利在他们手中。他们将利用胜利做什么呢？时间在飞逝，群众和领导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借以统治的魔力已经在减弱。其余各种权力不久就会开始起作用。但是为完成至高无上的任务，现在是制订最好的解决办法和最有用的政策的最佳时候。这些人必须走到一起。地理上和宪法上的障碍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必须面对面商谈，而且在讨论后迅速解决由于敌人彻底失败而产生的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他们必须把战争激起的全部愤怒情绪、把他们对所代表的国内党派政治的全部考虑、对继续掌权的全部个人愿望放在次要地位。为了追随自己的英勇民族、为了苦难的欧洲、为了惊恐不已的世界，战后他们所追求的只能是做出最好的安排。如果他们能走到一起，他们就会面对现实，分清处理各种事情的轻重缓急。应长久遏制战胜国的敌国——德意志、奥地利和土耳其三个帝国——及其所有强大的兵力，令其无望地投降并解除武装，但任务尚未完成。战场上还有敌人；还有其他种种推动力向战胜国的权威挑战，阻碍世界事务的公正解决。他们很可能是想起了罗马格言：“宽恕被征服者和打倒妄自尊大者。”05.读者读到这里也许愿意以想象的方式研究一下某些推测性的问题。因此我暂时不谈发生的事实，而谈谈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想象许多停战梦中的一个。它只是一个梦而已。06.胜利对威尔逊总统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奇的影响。他的职责和荣誉使他超脱了他用一生中许多时间度过的和平时期的党派行为。与此同时，胜利对他在国内外事务的判断上产生了一种清醒的影响。11月底以前，他一接到劳合·乔治与克列孟梭建议在怀特岛(也许是泽西岛)会晤的联名电报，就认为他必须前往，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他也必须作为整个美国的代表与会。他自问，如果他未经授权向他人许诺他的国家的保证，或者如果他以他的国家的名义答应的事情后果不佳，他在历史上将处于何种地位。因此，在胜利的容光焕发中他呼吁美国参议院，以他们最强有力的议员组成代表团(适当关注参议院中的共和党多数)以加强他的力量。他说，“我无法预计今后几年里党派事务将怎样发展，但是任何事情的重要性都不能与我们在和平时期承担的职责相比，和我们战士在战争时期承担的职责相比。我们已经违反我们的愿望，违反我们的整个传统，被拉入欧洲事务。我们是没有理由不进入的，我们也不会不载誉而归。”克列孟梭(对自己)说：“我必须考虑到法国的长远安全。这不仅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还要依靠我们曾经保存下来的奇迹。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帮助过我们，我们已脱离致命的危险境地了。我们绝不能指望再有这样的帮助了。法国再过一千年也休想再见到这种幸运的时机了。现在是与德国修好和结束几百年来的争吵的最适当时候。我们不如他们强大，我们把他们打倒了，我们现在作为战胜国还要把他们扶起来。”至于劳合·乔治，他说：“历史将评价我的一生，而且不会断定我碌碌无为。为了赢这场战争，我毁损了我借以上升和立足的每一种政治基础。然而毕竟生命短暂，而且所有要紧的措施均不会在最重要的时刻落在处理一般事件的水平以下。英国人民有良好的记忆力，我应当相信他们。”就这样三人在停战后三周内在怀特岛(或在泽西岛？)会晤，一起决定为了使世界在持久和平中重新举步前进而应采取的实际步骤。同时，美国参议院代表团直飞巴黎，访问了他们在前线的军队。当三人在一起开会时，他们各自发觉一致同意不许把国际联盟建成为一个超级国家，而必须把它建成为在世界所有勇敢和健康的国家之上的一个具有超级职能的组织。但他们明白，他们所能做的也就是植下一棵树，让它随着岁月流逝茁壮成长。在他们的第一次会议(大约于1918年12月1日举行)上，他们同意国际联盟必须包括世界上所有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决议。威尔逊说，“我可以代表美国讲话，因为我得到了两大政党的支持，我自己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劳合·乔治说：“我代表不列颠帝国说话，而且是得到全体自治领总理的支持的；此外，阿斯奎斯先生和博纳·劳先生一致同意支持我，直到所有问题得到解决，到那时我坚定的决心是退出(我不愿说永远退出)国家事务。”克列孟梭说：“我75岁了，我就是法国。”他们都说：“建立国际联盟不包括俄国不行，俄国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布尔什维克不代表俄国。他们代表了一种有关人类事务的国际构想，这种构想同我们认为是文明的一切事务迥然不同，实际上是对立的；但是俄国人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站在我们一边，单就这点而言，他们的国家也应有表述自己意见的公正机会。”于是他们在第二个决议中同意：必须使俄国人民能够选择一个全国性的立法机构，以把目前的问题提交给该机构。因此他们派人去请福煦元帅并问他，“俄国问题怎么解决？”福煦回答：“没有很大困难，那里不需要打大仗。渴求在事态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几十万美军加上从不列颠(我恐怕他是指“英国”)和法国军队中抽调若干志愿军，利用现代铁路，就能很容易地控制莫斯科；不管怎样，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俄国三个地区。如果你们为了保证俄国人能自由表达愿望，希望你们的管辖权能包括新近解体的整个俄罗斯帝国，你们给我下命令就是了。对于我和黑格及潘兴来说，不过是再来一次3月21日战斗或攻破兴登堡防线的战斗。与此比较，这个任务是多么容易！”可是三位政治家说：“这不仅仅是军事问题，它还是世界政治问题。进攻俄国，虽然无疑完全做得到，但单由战胜国进行，从道义上说，此任务未免代价太大了。要完成它，只有在德国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德国比别的任何国家都了解俄国。她此刻就作为文明生活的唯一保证而占领着俄国最富庶和人口最多的地区。德国让列宁自由地回到俄国，难道德国不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在清理整个东部战场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吗？”三位政治家说，“这将是德国的机会。这将使一个骄傲而忠诚的民族能免除战败所致的一切耻辱。他们将通过几乎是不知不觉的转变，与我们大家从残酷冲突悄悄地进入自然合作。欧洲的事务，没有德国参与都一切都难办，有德国参与一切好办。”于是他们通过了第三个决议：应邀请德国帮助解放俄国和重建东欧。但是福煦说：“你们怎样保证法国的生存？”总统与劳合·乔治先后回答：“在14点范围之内法国的生存将由全世界讲英语的民族和与她们连结在一起的国家与民族给予担保。”解决了所有的主要问题后，三位首脑于是转而谈到战争费用。但是这个问题不会有什么困难。要遵守的显然只有一个原则，即牺牲均等。要同时考虑三个因素——生命的损失、财富的损失和从另一方(被认为非常重要)获得领土。他们对于以金钱来估价生命并用领土的获得抵补生命的损失的想法笑了一会儿。但是他们说，“虽然金钱无疑是一种不适合的标志，但就我们目前的状态说，它又是我们所有的最方便的标志。我们毕竟只需要一个数学公式，而它是专家在计算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赔偿款项的同时能够推导出来的。巨额财富已被毁灭，而且绝不可能修复了，但是如果我们大家团结一致，那么即使战败国的负担也未必很大。我们将有一种有胜利与和解的双重安全感的世界货币。为了支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所有人都要在承认输赢差别的基础上做出贡献。它也许将最终成为一种世界货币的基础。无论如何，只要我们同意这个原则，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把实施办法制订出来。”接着他们重新讨论国际联盟计划。无疑，一旦各大国都成为联盟的成员国，那末单是他们的道义力量就能成为和平与正义的巨大而可靠的保证。对几乎是世界性的贸易与金融进行抵制和海上的完全禁运，这对侵略者来说更是严厉的威慑力量。信贷、食品、军火对于被攻击者是强大的防御能力。但可以肯定的是，联盟的堂堂权威在必需拿出最后一着使用武力时绝不退缩！不知道三位首脑中是谁首先构想出总计划的，根据该计划，世界和平现已得到极好的保卫，各国军备已日益不受重视了。但是历史记载着这样一个事实，即，首脑会谈的第二天就决定，维护世界秩序的新手段应该以新的科学武器武装起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如果愿意，为自己放心起见，都可以有战舰与巡洋舰以及骑兵、步兵和炮兵，而且按照自己的选择花钱建造和建立；但是空战和化学作战，应由联盟和国际权威机构说了算。当科学已经生产出破坏安全甚至毁灭整个城市与人口的武器时，当武器的作用不受国界限制，舰队和陆军都无法挡住时，此时就会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类管理手段来使用武器。反过来也就是说，当这种新手段出现时，它所需要的新武器就可使用了。但由于这三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具有求实精神，他们立刻宣布了这样的原则及其逐步实施的办法。国联盟约上的每一个签字国都要首先把许多飞机中队奉献给联盟，用这些飞机组成一支新的空军。克列孟梭说，“事实上，我们正在复活像圣殿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那样的旧日骑士团以保卫文明反对野蛮。”此时总统讲了一句有点不切题的话，但记录者没有把它记录下来。他说，“肯定不缺乏建立骑士团所需要的声名不朽的骑士。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中的佼佼者创下了人类编年史中无与伦比的功绩。让他们成为新的贵族吧！”劳合·乔治说，“无论如何他们也比每天坐在我的门阶上的那些奸商好。”于是大家一致同意，为了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原则上制空权应保留给国际联盟。首先是没有绝对禁止各国建立空军，但各大国的整个政策重心放在建立国际空军上，用意是随着普遍信任的程度增强，各国也就只发展商业航空，军事方面则应仅留给国际权威机构。他们认为化学战的问题太难解决，目前只能发布命令、全面禁止任何国家进行化学战。他们补充说，“但也许有一天，不服从禁令的国家将被罚以打喷嚏，如果还不行，再罚以呕吐吧。”在会谈的第三个晚上，当他们打算就寝时，有人问，“要是我们的人民不听我们的忠告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时他们所有人都说，“让他们叫别人来干。我们应该说已经尽了自己的本份。”这个时刻我们战时具有的魔力消失了。对力量的幻想破灭了。我从我的停战梦中醒来。我们全都发觉我们还在汹涌的、乌黑的、发出酸味的冷水中游泳。07.对于从52个月的世界战争的熔炉中出来的所有民族及其政府(战胜国政府和战败国政府都一样)的行为，必须多多体谅。环境条件是以往从未经历过的。战争爆发时，存在种种未知的和无法估量的可能性，战争危机的洪水沿着渠道奔流，流经一定距离后人们已有所准备。海陆军将领及其参谋人员担任直接指挥；他们订有计划，虽有好坏之分，但订得无疑都是极为具体的。这些利用科学进行大破坏的计划被付之实施；第二系列的事件起因于它们的冲突。各国陆军部和海军部都颁布了简洁的命令，一时间后果也就几乎自动显现出来。长期积蓄与贮存起来的巨大破坏力被释放了出来。战舰下水操作简短：几个人演讲；几个人祷告；打碎一瓶香槟酒；敲下几个系缆绳的楔子；迅速积聚了巨大力量的几千吨钢铁不可逆转地滑入水中。同一艘战舰在战斗中遭到损坏，被鱼雷炸破，伤痕累累，海水已进了半船，要想让它顶风逆浪，穿过浓雾，安全驶回海港，问题可就大不一样了。当然，在战争结束前一年多，就已经为复员和重建制订好计划了。已有一批人脱离战斗指挥岗位，研究和精心设计一旦和平成功地实现就需要采取的种种措施。但是他们无论在什么领域都不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主要人物。所有其他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战争，国家的全部智慧以及它可以指挥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争取胜利和自我保存上。在自我保存方面——假设的、不可预料的、遥远的——情况并不明朗。当我们还不知我们会不会被摧毁的时候，我们与和平有什么关系呢？当整个世界还在遭受重炮猛轰的时候谁会去想重建？当追求的唯一目标是把每个人、每发炮弹都投入战斗的时候，谁会去想复员？再说，协约国的主导思想从未期望战争在1918年结束。军队在前进，但全部思想和准备都集中在默兹河畔或莱茵河畔的春季战役上。它将是所有战役中最大的战役，那时一个星期内累计投入战斗的将是许多百万兵力、许多千门大炮、许多万发炮弹；飞机将以十万架计、坦克以万辆计；极大规模地使用新的致命机器、发明物、致死的毒气；参战国全体有战斗力的男女，在无休止激情的驱使下源源不断地向前推进。一个个堡垒，在由人类精英联合组成的攻堡垒突击队的轰击声中倒塌，但见一团团尘雾腾空而起，协约国军及其器械在遮天蔽日的尘雾中，向前倒下，人则四肢分开躺下。此时和平突然降临！英帝国除海军外，其余军兵种是逐步进入战争的。陆军兵力是一个师一个师地扩充。战线是每次扩大几英里。工业的军事化转型用了好几年时间。国民义务兵役制和战时所有难忍的法规几乎是极其缓慢地实施的。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物质领域才刚刚达到最大潜力。我们的战争努力在数量和质量上的不足到处可见。那些努力在最高点上能保持多久无法知道，因为在顶点上各种形式的支持力会同时消除。是迫切需要和崇高事业巩固了27个国家的联盟，在日益增强的友谊中吸引住了27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勇士们，但如今迫切需要和崇高事业在一瞬间消失了。战争的大镰刀每年割下一刈年青人，但如今大镰刀在新的一代青年的脚下停止了。作好准备要忍受磨难的那些人，麻木地出神，对自己能从大屠场上幸存下来并不表示感激。突然，人们的意愿及命运的趋势不仅仅是停了下来而且是倒了过来。因此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无论如何，向和平转变的震动要比进入战争更加猛烈，向和平转变会使我们的思想发生更完整和更普遍的剧变。战胜国的领导者正在经受最难经受的考验。他们似乎有无上权力，但他们的权力正在离去。虽然权力正在离去，但表面上还保留余地；而且它也许可以用重大行动收回。但是时间是最重要的。随着每一天的拖延，收获胜利果实变得更难了。随着每一天过去，不但政治家的权力，而且协约国本身的权力以及她们的团结也必然衰落。她们的军队必须回国；她们的选民必定会收回自己的支配权。长期受压抑的妒忌性、宗派性和报复心理现在在每一方面都有抬头。每天仍充斥着重要和紧急的事务，每天仍受到你争我夺和各种事件的严重困扰，致使人的天性无法应付繁重的任务。这些人会听命于权力的幻想，沉缅于胜利的宽慰和屈服于工作的压力，这令人奇怪吗？他们希望在开始新任务之前歇口气，这令人奇怪吗？他们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这样的状况：同样强硬的控制将以其他形式继续下去，为克服新的困难，维持同等权力和实施制裁将继续有效。但是事实上，一半以上的指导原则在居领导地位的人还未觉察到时就已废弃了。以前和平时期的社会结构被取代已有4年多，生活被战争魔力弄得奇特的紧张。在这种神秘的环境下，男人和女人明显地达到了超越死亡、超越痛苦和苦难的境界，任何事情都不会因太艰苦而负担不了，任何东西都不会因太宝贵而不能放弃。人们、阶级和民族之间呈现一派团结和志同道合的景象，面对敌人的压力，为了共同事业，团结变得更加坚不可摧。可是现在战时魔力破碎了，对于某些目的而言破碎得太迟，对于另一些目的而言破碎得则太快，但对我们全体而言破碎得太突然！每个战胜国都退回到原来的水平，恢复了它们先前的安排；但是近来人们发觉这些国家陷入了破落状态，它们的结构衰败而且脱节，组织似乎显得狭隘和过时。鼓舞苦难中的士兵和人民的无限希望很快就消失了。被人民英勇解救的世界本应充满阳光：那里工作较轻松，工作的报酬较多，那里正义与自由占统治地位，可以维持几个世纪的持久和平。这种景象在战场上空闪现，在德军和土耳其军战壕后边招手，温暖战士们的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可是这种景象很快就被冷酷、黯淡的现实所取代。怎样才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呢？战争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花费了世上最强大国家全部储蓄的三分之一，付出了如此的代价，用什么方法才能引导人类进入黄金时代呢？对所有人而言，幻想在残酷的现实前破灭了。所有的男人、女人、军人和公民盼望社会有某种巨大的发展，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严重的收缩；对群众来说是物质条件的收缩，对那些——数以十万计——才智出众、身居负责地位的人来说，是发挥才智的范围和指挥权的收缩。随着战时魔力的消失，在新的困难达到顶点的时候，许多指导和控制的特殊权力也消失了。群众的偶像、被欢呼为他们国家的救星的胜利国的政治家，在战争中获得的成就的魅力正在削弱，仍受民主政治的约束。他们的光荣时期正在消逝，他们的工作几乎已经完成，威尔逊、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将很快跟随着被他们赶下台的敌对国家的帝王们进入退隐或逆境。在忠诚地、辛劳地工作的群众看来，胜利是如此完善，似乎不再需求进一步努力。德国已经垮台，曾经打败她的世界联合体就要与她联合。权力分散了，世界得到解放；弱者变成强者，隐避者变成积极进取者；胜利者与战败者的差别不断缩小。极度的疲劳和厌烦支配了集体行动。虽然每一种颠覆性因素都竭力显示自己的威风，但革命的狂热像任何其他形式的心理能量一样会逐渐衰减。戏剧按其进程已演毕全部五幕，历史的灯光关熄了，世界舞台变得阴暗无光，对此演员们无能为力，合唱队声音弱得几乎听不见。巨人的战争结束了；低矮的俾格米人的争吵已经开始。————————————*弗里尼欣，南非地名。——译者第02章、民众军需部的问题——工作、工资和原料——军需工业的复员——战时团结——党派政治的复活——劳合·乔治先生和自由党人——和平大会及其代表们——大选——强硬路线——全国的怒气——绞死德皇——“要他们付出代价”——支付办法——多少？——给选民的信——首相论赔偿——大选结果——大选的后果。01.首先我们必须按照个人的叙述线索阐述我们自己的国内事务。11月11日下午我召开军需部会议，把与会者的注意力引向英国军需工业立即就需复员的问题。问题既复杂又令人困惑。英国的几乎全部矿山和工场都在我们手中。我们控制着而且实际上管理着所有最大的工矿企业。我们管理着这些企业的原材料供应。我们组织这些产品的总体分配。接近500万人直接按照我们的定单工作，我们的每一方面都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其他方面交织在一起。当然，我们安排的组织和机构都是极具效率和极具灵活性的。我们中间精通业务的人员迄今已在某类工业领域工作了一年半，每个人都是许许多多部门的领导。他们已习惯于因战争局势变化所必然出现的意料不到的变动。他们中四、五个人代表各自部门参与任何项目，他们亲密无间，相互帮助，共同研究问题；只需几个钟点，至多也就是几天就能发出定单，通过无数分支机构顺利地往下传送。此时生产领域已经很少有什么任务不能实实在在地完成了。例如，满足50万间住房的需要看来并不比我们曾经执行过的满足1万架飞机或2万门大炮或2万门美军的中型大炮或200万吨炮弹的需要更加困难。但是在11点钟*以后一组新的条件开始起支配作用了。我们从来不认为货币成本是能够限制军队补给的一个要素，但从战争停止的时刻起人们断言应把货币成本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以往军工生产工人方面所表示的几乎每一项不满，最终都从增加工资中得到了满足(让他们增加工资，让我们得到炮弹)，现在他们的工资之高迄今在英国是空前的。国家危机唤起的努力工作的强度远远超过人类的正常能力。人人达到了拼命的程度。一旦最高刺激消失，大家也就意识到自己精疲力竭了。全面放松和回复日常生活标准已是迫切需要。没有一个社会会如此快速地耗尽人力财力。大部分情况明显是发生在高级脑力劳动者身上。他们在心理刺激下一如既往地奋不顾身。“我能工作到我倒下为止”，这在大炮轰鸣军队挺进的时候真是令人满意的。但现在和平了；以前没有觉得或没有注意到的精神或体力上的疲惫现在明显地反映出来了。第一个问题是每星期必须为其安排工作和发给工资的500万军工生产工人怎么办？很显然，这些人中大多数必须很快找到新的职业，好几十万人必须改变他们居住的地方。超过150万妇女受雇于军需工业，她们证明自己有能力制造几乎每一样想象得到的商品，有能力挣计件工资，工资数远远超过战前最强壮的男人所挣的。如果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在任何已知的工业中找工作，那末所有这些妇女将在几个月内离开工厂回家。她们对生活和前景的这种变化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在此期间，大局依旧不明朗。停战不等于和平。德国兵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依然强大。复员的命令还没有颁布，近期也不会下达，当然大量士兵至多再有几个月就要返家了。庞大的战争物资计划分阶段实施。难道让它们一下子完全停下来？难道让几乎即可出厂的一门大炮一辆坦克或一架飞机立即就地报废？显然不应再消耗新的原材料了。接通水源的龙头可以关掉。但已通过庞大体系流出的巨大流量是无法堵住的，除非将500万人同时闲置。能让他们没有工资地离开吗？从另一方面想，如果付给他们战时抬高了的工资却让他们无所事事，而让军队仍在海外值勤，只拿士兵的军饷，能这样处置吗？让这么多人员(无论给不给工资)漫无目的地在城市和兵工厂游荡，而此前一直管理他们的机构却不给以任何有意义的指导，这不会对社会秩序构成危险吗？好在已做了大量工作。我的前任蒙塔古先生与艾迪生博士在1916年和1917年就分别研究了这个问题。1917年春后者受命组建一个战后重建局，负责收集信息。到7月份，该局扩大为重建部，由艾迪生博士担任部长。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复员制订计划。为了清理战时合同和转入和平生产这一特殊问题，我于1917年11月任命了一个军需会议的常务委员会，由詹姆斯·史蒂文森爵士领导。这个常委会和许多下属委员会，尽管因战事而无法专心致志，还是积极履行了它们的任务，并且于1918年10月初完成了一份长篇报告。报告对整个复员问题做出调研，知道了涉及的每一步骤，知道了如何去贯彻，我们也就能够做出符合形势的决定。我们采取折中的解决办法。我们没有立即遣散全部军需工人；对不愿意从事军需工业的或者说无任何理由而要离开的，以及其他地方能够吸收的所有工人，我们立刻全部放他们走。给工人放了长假。减少枪炮和弹药、飞机和炸药的生产，方法是取消加班、停止计件工资制和把工时缩短为正常时间的一半。由于事先制订了失业捐赠的周详计划，因而减轻了工人因削减工资所受的损失。同一天下午我们就发出了这些指示。指示包含规定普遍完成预订的战争物资中的60%，其余部分连同产地的所有物资要予以分散，由海路或铁路运输，转移到和平时期可能需要它们的目的地。战后许多星期过去了，但我们仍继续向张开口的世界倾注大量大炮和各种军事物资。这样做肯定有浪费，但是它也许是审慎的浪费。这些安排执行得很顺利，虽然军需部两次接待了来自伍利奇和伦敦市内机关、企业等的代表团的访问，代表团的总人数达到1万或1.2人，但并未引起严重的困难和不满。数量众多的战时志愿人员如今作为“非熟练工”受到雇用，相当比例的女工逐步分批遣散回家。我们每天继续着军需工业的转型工作。许多商品的生产按事先安排的次序陆续撤消管制，此安排是关于现代工业运行的一篇富有启发意义的总结。在两或三个月内，军需部失去了大部分非常的权力，但是我忍了。如此就廓清了通向和平时期工业的发展道路。荣誉属于那一批能干的业务人员，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保证了这次迅速的过渡。02.战争最重要的动机的消失，不但使人们感觉到精疲力竭，而且使人们意识到了党派政治的存在。飓风不再呼啸，潮水退去了，岩石与浅滩、搁浅的沉船残骸、捕龙虾笼和当地的污水出口，从海滨空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当初战争爆发曾使不列颠诸岛陷入了派系纠纷的困境，政治形势不但荒唐而且充满危险。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成员，在他们自己的爱尔兰的派别——奥林奇会(橙色团)或绿色团——的怂恿下，相互猛烈攻击，越来越不顾及对国家的后果。在爱尔兰，双方开始目无法纪地武装起来并组织流血冲突。有人开玩笑推测，即使实际流血只限于爱尔兰的土地，但爱尔兰的双方将从不列颠的各自的党徒那里得到增援。右派和左派之间的一般党派斗争将为爱尔兰大合唱的演出提供精湛的伴奏。可是在这些热闹气氛中大决战来到了。在新出现的战时魔力下，所有的政治价值和关系立刻发生了质变，我们海岛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和永恒的一切变得占主要地位了；此时可以看到，要是有时间谈论道德教训，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共同感知和钟爱的东西的重要性要比我们的争吵高出许多倍。在不多几天时间里党派怨恨不见了。保守党领袖们急忙支持他们长期谴责的内阁大臣。对峙的政党机构变成遍布各地的招兵机构。除了少数倒霉的政客在问题弄明白之前信奉和平主义外，所有的战争反对者都销声匿迹了。北爱尔兰用偷运进来的步枪武装比利时人，北爱尔兰曾相信这些枪是自己生存的依靠。两个雷德蒙派系和整个民族主义党宣布爱尔兰赞同协约国事业，克利福德博士和自由教会领袖担任战时集会讲坛的主讲人；工会会员的绝大多数诚挚地赞成国家的战争行动。基本上，所有这些力量在整个战争中，尤其在战争最不利的时期，一直保持绝对的、牢不可破的一致，始终坚持斗争。大臣们和政府的缺点，军事上的错误和灾难，几年的厮杀造成的长期疲劳、失望、损失和艰苦，都不曾使那些宣誓忠诚的人们失去信心。他们一起坚持到最后。但是现在胜利的目的达到了，到处人们都松了口气，四处环顾之后看到了自我。自从1915年5月以来，一直是联合政府执政，但1916年第二届联合政府与上一届大大不同。保守党虽在下院处于悬殊的少数，但却获得了明显决定性的优势。劳合·乔治先生得到了工党正式代表的支持，后者成为了他的政府的伙伴；但自由党领导人及其绝大多数党员则在阿斯奎斯先生的控制之下。支持新首相的自由党大臣及其阁员，可以以他们各自的选民的名义说话，但不能声称正式代表党的集体。在战争时期没有人为此费神。在下院不论发生什么分歧，都不是由于党派感情，而是由于个人忠贞程度的不同，此外唯一关心的则是怎样才能最好地保证取得胜利。但是从停战时刻起，自由党内的形势对于首相来说成了具有实际和紧迫意义的问题了。他偏离自由主义的正统道路太远了：人们知道他是征兵法的主要作者，他曾举起他的手以显而易见的敌意威胁诚实的反对者；国家需要时他曾毫不犹豫地亵渎和践踏自由党的感情；他曾把他的老上司、自由党内有名望的领导人和他几乎所有的老同事赶出政府和所有指挥战争的职位。他们自然会采取不同于兴高采烈的群众的观点来看待他个人对胜利做出的贡献。他们怀有敌意，他们有工作能力，消息极为灵通并掌握党的机器。在战时被用来反对劳合·乔治先生的一个重要部门揭露，在自由党党员中有109个顽固的反对者，而议会拥护者则是73个。此外可以肯定，和平条约签字后，工党将正式召回工党代表，退出政府，从而留下忠实和坚决支持首相的保守党。它是一个十分坚强完整的组织，但与他已毫无联系。因此党派政治从再次超越政治意识的界限的那个时刻起开始抬头，劳合·乔治先生在声望达到顶点时地位却变得特别不安全了。可是在目前，所有人的眼睛都转向即将召开的和平会议，维也纳大会的历史画卷在政治家的心头升起。巴黎成了世界的中心，一俟紧迫的国内事务能顺利办理，各战胜国的所有主要政治家都打算前往或急于前往巴黎。劳合·乔治先生面临的选择颇使他左右为难。他的得力助手显然必须是保守党领袖博纳·劳先生。巴恩斯先生必须代表工党出席。暂定的各国代表团人数，为方便起见限定为3人，而这就满额了。可是还有两位要人也必须加以考虑，他们的性格和处事作风十分不同，却又都有恃无恐。第一个人是诺思克利夫勋爵，他一手握着《泰晤士报》，另一只手握着无所不在的《每日邮报》，此人自忖至少并不比任何政治领导人逊色，而且似乎准备维护自己的要求，或愤恨他们那种很少直率表示的冷漠态度。大选即将临近，鉴于报纸要听从报纸所有者的命令，这些大报的高明和有助益的行为，对于首相似乎是一个严肃的因素。但任命诺思克利夫勋爵为和谈代表，使其地位高于外交大臣贝尔福和不列颠帝国的所有首相，是不可能得到认可的。另一个人是自由党的领袖。阿斯奎斯先生在下台时和下台以后坚决拒绝考虑在劳合·乔治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甚至拒绝考虑与他共事；劳合·乔治与他的朋友们往往把那种表示当作极大的冒犯。然而在紧随胜利的几个星期里，有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意作为他的党的首脑参加缔造全国和平的工作。这一变化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加强首相的地位。和谈必然持续许多个月，首相与自由党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合作不至于消除不了他们间的不和。阿斯奎斯先生本人的才能对和会也会是非常宝贵的贡献。另一方面，他的参加会进一步激怒诺思克利夫勋爵。权衡有点不协调的这一切，劳合·乔治先生决定不扩大代表团的规模，不超过已经各大国一致同意的限额。我可以肯定，从他自己的观点来看他的决定也是一个错误。他并不真正了解保守党；他应该立即想到会失去工党大臣；他此刻就有与曾给他很大帮助的领导人改善关系的机会和重新团结自由党的有影响人物的机会，单凭与自由党的团结他也能在和平时期满意地工作下去。所有政党在和平条约上的联合具有国家的重要目的，这远比对所有的个人考虑和政治考虑重要，要充实协约国会议没有人比阿斯奎斯先生更加合适。我们应该有较威严的代表团、较好的条约和国内较友好的气氛。在这些微妙问题尚未解决之际(首相也许胸有成竹)，首相决定立即请国民公决。他赢得了完全的、绝对的、巨大的胜利；胜利超出最热烈的人、最坚决的人、最苛求的人的梦想。全国人民渴望欢呼“这位平安地渡过暴风雨的舵手”。但是那位舵手竟离开了那些焦急地等待和平时刻要向他提出质问的、因昔日受了委屈而忿忿不平的伙伴，离开了他的不曾真正给予同情的保守党人，转向以选票表示自己感激之情的广大选民，这不令人惊奇吗？关于这次大选，我属于提供咨询和赞同的人。我想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去解决把军队运回国内并予以遣散的问题，当时国内和海外的军队接近400万人，同时我们还要解决重建我们的工业和订立和约的问题。此外，我在战争紧张时期恢复了与保守党和与我年轻时的几个朋友的密切联系，是在目睹了过去众多不可调和的党派争吵被战争大潮冲得无影无踪以后，我才想回去找寻他们的。试图有序地恢复和复活战前旧的党派争论和甚至在原来不存在的地方制造不和，这种想法是荒谬和可恶的。即使我采取相反的阻止行动，事情也不会有丝毫不同。因此我随波逐流。但是就正直而言，是应当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的。根据宪法来说党派之争是无法阻止的。议会本该任期5年，但现已持续8年了。按照新通过的改革法案选民人数已从800万增加到1200万。人民和军人顽强地支持战争，有权决定怎样使胜利早日到来。但是立刻进行大选将产生最原始的政党问题。保守党在下院为少数派已有13年，在现在将要解散的议会中大约只占100席的少数地位。另一方面，他们确信，他们的好时光已经到来。他们相信，战争的经历和激情对自由党的原则与理想的影响一直在减弱中；他们认为，这些原则与理想已被发生的一切宣告为无效，证明为空想；他们知道，劳合·乔治先生与阿斯奎斯先生之间的争吵已使自由党彻底分裂了；最后他们知道就首相的个人威信而论自由党人具有绝对的优势。那末保守党人怎能答应达成协议来保卫所有的自由党席位呢？这样做不但会迫使保守党人自己在新的议会里成为少数，而且使整个大选成为一场滑稽剧。保守党在所有选区都有候选人参加竞选。显然，强硬路线必须在那样一些人中间划定，即他们在可怕战争年份做出了主要努力又承受了苦难。决定进行大选就不可避免地要划出这条线。那末这条线具体该划在哪里呢？对在任议员采取的试验，反映在莫里斯将军提出的选区中4月份的投票状况之中。在那个场合阿斯奎斯先生的所有追随者都被认定是反对派。用竞选活动中粗俗的语言来说，一个自由党议员或候选人，即使他曾经在大战中打过仗、受过伤或者失去了一个或二个儿子或兄弟，或在所有方面都忠诚地支持国家事业，人们也绝不能让他沾胜利的一点儿光，甚或要控告他妨碍了胜利的来到。信是由劳合·乔治先生和博纳·劳先生写给公开表示支持联合政府的人的，后来有人用战时配给制的行话把这些信说成是“赠券”。这些人中包括当年跟随劳合·乔治先生的、现在称为国家自由党人的158位自由党议员和候选人，其余的人受到了有力的攻击。这一切后果是最初做出此刻举行选举的决定中必然会有的，只需根据主要问题做出判断。可是当大选到来时，它却可悲地使英国的威信降低了。首相及其主要同僚在各自的选区吃惊不小，在某种程度上被他们遇到的选民的热情所压倒了。不为任何困难吓倒的勇敢的人民所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流露出来的感情被流行的报刊激得大怒。残废军人黑黝黝地充塞街头。回家的战俘向大家倾诉囚禁和必需品匮乏的困苦往事。每一个村舍都有阵亡将士。对被战败的敌人的仇恨，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的渴望，从深受伤害的几百万人的心头急速升起。在战争中工作做得最少的那些人，在详细研究如何惩罚战败国的工作中有可能成为最出色的人。此时我突然看到一份警察的报告说：“各阶级的人的感情相同，甚至几周前鼓吹和平的人们现在也说，‘德国人应为其破坏造成的损失偿付每一个便士，即使这样做会要他们偿付一千年。’”在我自己的邓迪选区，尊敬的、正统的终身自由党人要求给战败的敌人最严厉的惩罚。在全国范围内最激烈的是妇女，她们中有700万人是第一次参加投票。国家政策和民族尊严迅速陷入这个突发的骚动中。从大批人群中立即喧闹地提出三个要求，即绞死德皇，取消征兵和要德国人偿付到最后一个铜板。在征兵问题上首相和战时内阁最初努力想作相当的保留。眼前已经有了因没有国家军队而遭受损失的教训，因此放弃刚刚以无与伦比的代价建立起来的武装，重新树立所有障碍——这些障碍曾缓慢地、困难地被推翻——来反对义务兵役制，是极端轻率的。保持有点像瑞士制度的一种国民军组织的想法，政府肯定在考虑；但一与选民接触，这个想法在提出讨论之前就被抛得无影无踪。到处高呼消除一切强制行为，各地的候选人乐意赞同民众的愿望。尚未以任何正面方式表态的内阁人员，急忙掩盖和忘掉他们曾经并不认真考虑的危险的放弃义务兵役制的信念。大选前一星期，人们决定英国应恢复少量职业兵，她就是用这种军队进入战争的。绞死德皇的要求得到了新闻界的强有力的支持，大臣们异口同声表示同意，在官方圈子里首先由寇松勋爵提出。辛辣的巧合使人想起王尔德描写的猎狐故事中“追猎不可食用的动物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但无可怀疑这个要求同时也在广大民众中形成了。有4年时间德皇被各种宣传工具所辱骂，其罪恶野心和邪恶愚蠢使世界蒙受了可怕的洪水般的灾难。他应对所有屠杀负责。为什么他不应因此而受惩罚？为什么平凡的士兵因精疲力竭在哨所入睡，或因受伤和长期作战致残而开小差离开战线时会被处死，而这个养尊处优的恶棍使每个家庭处于黑暗的笼罩下，却被允许逃脱惩罚，过富裕和奢侈的生活？我们有陆军；我们有海军；我们有协约国；英国的手臂很长，它能在德皇所在的任何地方找到他，处死此人是愤慨的世界的正义之举。工党在战时内阁的正式代表巴恩斯先生在公开演讲中说，“……前面提到德皇……我赞成绞死德皇。”首相从一开始就明显受这些舆论的影响。当帝国战时内阁讨论这个题目时他的两次发言均措词激烈。他不但在竞选演说中而且在面向整个和会时表示，要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务必使敌人交出皇帝，把他交付审判并处死。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坚定地认为，国君对国家行为的责任可以用这种方式处理。人们似乎认为，绞死德皇是立刻恢复自己的尊严与自己的世界的最好办法。公众的愿望最初显然不是预期举行一次审判。但是显然，对于诉讼程序是否合法，对于被告的个人责任，律师必须有发言权。这样做，前景将漫长而模糊。我发觉，当我的意见正式发表时(11月20日)我竭力主张此事应慎重仔细。“在正义与法律基础上，很难说前德皇的罪比他的许多顾问更大，或者比支持他发动战争的该国议会更大。很可能对前德皇提出控告后将发现这场诉讼维持不下去，反而造成严重的僵局。”可是，邓迪市各阶层和各党派认真地和坚决地要求绞死德皇，因此我被迫支持审判德皇的主张。我评论了英国正义的基本原则，即每个人不论他的罪恶有多么深重、他的过失多么明显都有权得到审判，当然是公正的审判。我们一定不可忽略定罪和惩罚罪恶，这是普遍的特点，否则将陷入与他们同样的水平。这个论点被牢固和确实地接受了，尽管接受得缺乏热情。自由党人在惩罚德皇问题上与联合政府的拥护者所持的观点不同，《每日新闻》发表看法说，德皇只应该“在与被判处缓刑的杀人犯同样的条件下被监禁”。然后他们急忙解释，这实际上是“一种比处决还要严厉的刑罚”。这些扭曲的说法从任何观点看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整个大选的症结是德国对战胜国的赔款。“绞死德皇”是个感情问题，而“要他们赔偿”则要事实和数字。第一个问题是——他们能付多少？大选、公众要求、大臣的承诺都不能决定这个问题。没收德国人在海外的财产和要求缴出德国人手中全部黄金是容易的。此外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赔偿只能用货物或劳务结算。这些货物或劳务可以直接给予债权国，或者可以交给第三方，由第三方绕道和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运到其目的地。但是没有任何方法能改变这种处理办法的简单性质。德国人制造的东西必须用轮船、火车或马车运出他们的国家，必须直接或间接作为他们偿付的债务接收。现在德国人在一年中能制造的货物量超过当时德国拥有的运载工具能完全运出该国的载运量，而由此留下来的货物量远远超过包括债权国在内的一切国家愿意接收的数量。例如，德国人能够也乐意开始重建被他们的潜艇击沉的全部船舶，但要是他们这样做对英国造船业会发生何种影响？他们无疑能够生产各种工业品；但肯定地说，我们不是为了让我们的所有民族工业被国家大规模扶植的倾销而摧毁才来打这场仗的！他们能够无偿地输出煤，而且此后的确是定期输出了，但是这么做看不出对英国煤田有什么好处。他们能向中立国输出，只要他们能用自己的货物引诱这些国家欢喜，然后把由此应得的货款以其他货物的形式在有机会时逐步转移给协约国。下面要谈的是劳务赔偿法。例如，所有商船可以配备德国船员，以德国人的费用运送所有人的货物，直到进一步公告，取得全世界的运输业务；或者德国人可以成千上万地大批涌入法国和比利时，用他们的劳动建造遭到毁坏的房屋并重新耕种荒芜的地区。然而，由于德国人刚被对方以极大代价从那些地方赶出去，而且留给人们的是一些不愉快的回忆，最后回到故乡废墟的这些地区的居民，根本就不想这么快再次见到德国人的面孔或听到德国语言。在所有这些方面是有一些事情可做，但是即使对经济状况最缺乏理解的人也都清楚，做这些事情很快会达到一个不能被超越的极限，一个无知和激情不能克服的极限。在许多个月后损失赔偿费的清单减少到60亿和70亿英镑之间。这个数字在大选时不为人知。如果公诸于众，必定会被认为荒谬而予以拒绝。德国通过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以及限制资本利润，无疑有能力支付这一巨额赔款，但是德国在使用这一方法的同时，将使自己成为市场上无敌的(没有利润的)竞争者。即使这样，所得的结果也只能抵偿所造成的破坏的一小部分。在往昔，征服的军队以它自己的方式在它蹂躏的土地上搬走所有能移动的财产，在古代，征服者驱赶可能有用的全部男女以奴隶身份与他们一道走。有时多年或永久地勒索某种贡品。但是现在可以期望获得的东西，规模大大超出上述比较简单的做法。即使最一般的现代规模的赔偿支付，也得恢复和维持德国最高级科学生产状态和最高级商业活动状态才行。可是那些吵吵闹闹地要求巨大赔偿数字的人，也是最先建议以种种办法严重损害德国商业和工业的人。上述议论，一些人认为不合时宜。说这些陈述暴露了亲德立场，应受指责，或者说，说这些话的人充其量是个智力低下的人。不但普通选民有此看法，而且各种财政和经济专家以及实业家和政治家也有这种看法，那都表明，他们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无意或有意地视而不见。没有人比首相更了解这个问题。他就这个主题对他的同僚所作的第一次陈述(11月26日)，对上述那些论点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节录。财政部的一个委员会中①一些精通该部业务的官员们已提出报告说，总计现值20亿英镑分30年付清，可能是德国要赔偿的合理而且实事求是的总数。这个不受欢迎的数字受到了尖锐的指责，于是帝国战时内阁建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来审查这个数字，我与其他内阁官员参加会议，专此各抒己见。当我面对邓迪区选举人时，我坚定地支持财政部的估计数。我尽可能地肯定此数有理。“我们叫他们支付赔偿，”(欢呼)。“我们要叫他们支付巨额赔偿。”(欢呼)。“他们在1870年向法国勒索了巨额赔款。我们要叫他们的赔款达到这个数的10倍”(持久的欢呼)。“(2亿×10=20亿)”。人人兴高采烈。直到第二天这个数字才开始被仔细审查。此时从一个重要的商会发来一份虚张声势的电报说，“在你的索赔数字中你没有漏写一个零吗？”当地报纸各持己见，数值攀升。120亿、150亿，这些是昨天还十分满足于20亿的男男女女到处喧嚷的数字，而且无论如何他们还不准备接受这两个数字。数字在压力下天天上升，“如果我们能得到更多当然更好”；我则坚持我的20亿，这个数字尚未受到非难。可是整个国家主张用最失去理性的数字。一位被指责为缺少活力的大臣甚至说，“我们应当把德国柠檬榨到里边的核吱吱作响为止”，许多自由较多而责任心较少的平民候选人，则随波逐流。就平时闲谈而言，我不能自称未受选举潮流的影响。但为了说明我有可信的资格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兹刊印两封在大选时我写给有影响的选民的信如下。1918年11月22日我同情你们的感情，即我们绝不允许我们失去全部胜利果实。但是当你们说，我们应当将1871年德国人强加给法国的同样条件强加在德国身上时，你们认为你们是完全正确的吗？的确，德国强行并吞阿尔萨斯—洛林，违反住在那里的人民愿意留在法国版图内的意志，这是这些年来在欧洲一直起作用并导致目前巨大灾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现在割取住着愿意留在德国的德国人所居住的德国几个省份，压制他们在外国政府统治下生活，我们不就是冒险犯1871年德国人犯的同样罪行，这不是会带来一系列同样的不幸结果吗？再说关于战争赔偿之事，我完全主张要德国人付出他们能支付的一切。可是赔偿只能采取三种方法中的一种，(A)黄金和有价证券，这些只是沧海一粟。(B)强制劳动，也就是德国人以劳役形式来为我们和协约国工作。这会要我们的人民省出面包让他们吃，此外我们不希望有这些德国人在身边。(C)用货物支付，这一点我们务必小心，德国人用货物支付，会损害我们自己的工商业。那样做，我们就是在实行通过条约引发我们的制造商采取敌对态度的那种倾销了。有些协约国向德国要求赔偿，也就是要他们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坏进行赔偿。这个数字很可能超过20亿英镑。他们没有要求德国人支付战争费用，我知道这个数字计算出来是400亿英镑。为什么他们不索取后一个款项，是因为他们相信德国人完全不可能支付，再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拟订的条约，以后将发现毫无价值。更概括地说，我认为指挥这个国家取得惊人的胜利和迫使德国接受严厉的停战条件的政府，有资格索求一定的信任，有资格要求目前准备一起开会的协约国政治家应该得到信任，他们具有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优越的知识与经验，应该为世界的共同未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十分小心地坚决保卫我们为之战斗并以其名义进行征服的那些伟大原则。另一封信是：1918年12月9日如果我们准备在欧洲建立的和平，如我相信的那样，将促使被压迫民族得到解放，促使那些长期被任意分裂的同一种族的分支重新联合，促使边界的划分大致符合大批同族人群成片居住的原则，它将永远消灭大多数可能引发战争的起因。随着战争起因的消失，战争症状也就是军备也将逐步和自然地消失。我只能认为，我们有许多事要感激未来，还有更多的事寄希望于未来。专心致志于大选混战的劳合·乔治先生扮演了环境嘱咐他做的角色。他处在从全国和全欧来说都堪称威严的职位上，绝不应当应邀到讲台前连夜发表演讲。最最严峻的考验是抵御几百万喜悦和赞美的支持思潮。此时他应当对自己、对自己的工作和处境的优越性具有更大的信心。正如事实所证明的，他完全有把握说一些适度克制和大度平静的话。不仅如此，对过度的希望与要求泼一点冷水和发表少许乏味的声明，这样做在当时不管怎么不受欢迎，都是慎重的，过后将是值得珍视的。他试图尽最大努力。他的演讲很快就远远落在公众要求的后面。有两次(一次在妇女大会上)他几乎被吆喝下台。在各种事情的急速发展中，他尽力使用与盛行的观点协调一致的语言，使群众感情和报刊的合唱满意，但他的讲话每一段均包含某种防范性词语，有某种保留，这些话后来体现出他的政治家风度。在赔偿的实际数字上首相审慎地含糊其辞。帝国战时内阁委员会在大选时就德国支付能力提出报告。报告主要根据英格兰银行总裁坎利夫收集的全民证据，他们赞成让“敌国”(不单是德国)每年支付的赔偿数不少于12亿英镑，即240亿英镑资本的利息。劳合·乔治先生是在布里斯托尔发表演讲时得到这份令人吃惊的报告的。他不接受这个数字；而且尽管一方面有公众的激情，另一方面有英格兰银行总裁的意见，他还是发表了一篇克制和慎重的演讲。必须使德国付出每一个便士，要建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她究竟能付多少。要收缴最低限额以上的部分。感到厌倦的首相向欢天喜地的群众发出这样一句话：“他们必须赔偿最后一个铜板，我们将为此搜查他们的口袋。”这句话盖过了他所说的所有限定条件。“搜查他们的口袋”一时成为口号。首相从帝国战时内阁得来的数字并向帝国战时内阁推荐的实际决定，将经受时间的考验。“努力从德国获得她能支付的尽可能多的赔偿，既不影响不列颠帝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世界和平，又不影响为收款而派军队占领德国。”除这些问题外，大选改变成了对劳合·乔治先生的压倒性信任投票。凡得到他祝福的几乎所有候选人都当选为议员；凡不寻求或不接受他祝福的几乎所有候选人都落选了。为了收集军人选票，选举结果延迟一个月公布，当结果宣布时，人们发现，他在自由党和工党中的反对者只有90人取得下院议席。同时爱尔兰选举也把民族主义议会党逐出了议会，由于新芬党人抵制大选，帝国议会中没有了爱尔兰代表。首相发觉宪法规定他有5年任期，选举主要依靠他个人的威望和深得人心，发现他是包括下院近六分之五议席的多数派的首领。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自由党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反对他的那些人全被除去了。支撑他的136位自由党议员都与他们党的基础割断了关系，几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依靠保守党的支持，劳合·乔治先生只是由他个人的短暂的威望支撑着。只要这一点能持续下去，他的地位和权威是不可挑战的，但是将持续多久呢？此外，在欧洲的更大范围中，竞选活动的吵闹显著地削弱了不列颠的尊严。苦难年代的完美无缺的民族风度——在恐怖和厄运中表现出忠诚、冷静、自我克制和同情心——遭受了十分庸俗的污染。不列颠全权代表不是从威严的战场，也不是从庄严的会议室，而是从议员候选人竞选活动的吵闹中出发前往和平会议的。但是在账户的另一方面也有可靠的实实在在的资产；我们有新的议会，其中绝大多数准备支持面对艰巨任务和杂乱状况的政府。————————————*1918年11月11日11时伦敦大本钟敲响，英举国欢庆对德战争的胜利。——译者①以凯恩斯先生为主席。第03章、复员“战争结束了，老战士静坐着，整个世界忙于护理创伤；整个世界，阴沉而可怕，它嘲弄着征服者凯歌的轻快旋律。”——拉迪亚德·吉卜林新政府的组成——在陆军部——陆军中的严峻形势——补救办法——新制度——危险的插曲——无法预见的因素——加来哗变——近卫骑兵队检阅场——青年卫兵——退伍军人的行为——封锁——普卢默勋爵的急电——德国战俘。01.新政府于大选结果公布的第二天组成。我事先得知首相的允诺，他将尽早恢复内阁政府的旧体系。这个允诺没有立即实现。战时内阁五成员似乎不愿意削减他们的权力，他们原来是掌握一切决策大权的国务大臣和其他大臣，在理论上是都应服从他们指挥的。事实上恢复正常的宪法规定的惯例是近一年以后的事，但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得到承认了。首相不动声色，很快就改组了政府。他在一次就各主要问题发表谈话后对我说了一席话，“你想去陆军部还是海军部，拿个主意，明天就告诉我。不论你去哪个部，你都可以把空军带上，我不打算把空军设为一个单独的部。”当晚我在布莱尼姆度过，在那里接受了海军部加上空军部的任命；但当我第二天下午到达伦敦时，我发觉情况发生变化了。陆军的怒气和复员的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焦虑。我不能拒绝首相叫我去陆军部的希望。该项新职务是在1月10日宣布的，15日我离开军需部，开始负责陆军部的工作。我立刻面临着极为紧急的局面。1917年夏季，一份复员计划草案，部分按照陆军部的思路、但主要根据文官的意见拟定了。其主要目的自然是重新开始建设工业，对于军队的情绪与纪律问题本身没有给予适当的重视。1917年6月这个计划交总司令部讨论，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立即批评该计划“对军队纪律最不适合和最有损害”。但是各文职部门的观点战时内阁一般都是确认的。这个计划在持续的战争危机期间被束之高阁，但一停战就迅速有力地付诸实施了。根据这个计划的逻辑，第一批要复员的人员是被称为“关键人物”的人，也就是国内雇主为重新开始各种工业生产而需要的人。因此，这些“关键人物”就从所有的军队单位中成千上万地挑出并急速渡过海峡回国。但是这些将要第一批回国的“关键人物”往往是最后才出国的。他们在军需工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要他们留在国内，直到1918年3月21日以后军队的需要变得极严重时才出去。实际上这也是制度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弊病。有幸能够拿出国内雇主发来的函件和电报，说明雇主要给他们就业岗位、需要他们服务的人，将立即解除兵役。有权势的人无需很长时间就能获得此类证件。几千名当时在国内休假的人实际上就被允许不再返回部队了。没有这种有利条件的普通士兵，眼瞧着晚来军队的同伴匆匆回国，在英国获得了属于他的工作岗位或属于某人的工作岗位，而自己多年来领士兵军饷，屡次受伤，又屡次被送回战场，却还将留下，历尽艰险，直到国内所有肥缺全被分光，空位全被占满。战士对公正感到寒心，而冒犯公正是危险的。结果，所有战场上我们全军单位的纪律都迅速地同时瓦解和败坏。这个过程持续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战斗部队而言是不能容忍的。在我接受和正式就任新职位之间的5天里，我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我不再怀疑我应采取的行动方向。海峡两岸已经发生兵变和骚乱。特别是1月3日在福克斯通发生了一次兵变。埃里斯·格迪斯爵士新近接替斯马茨将军处理重新发展工业的事务。我进入陆军部几天前，通向大楼的途径被满载违抗命令的陆军后勤部队士兵的几辆卡车堵塞，他们强占了这些卡车驶来伦敦。在每辆卡车车身上都画有从《每日快报》的连载漫画上借用的传奇故事，“不上车就滚开，格迪斯。”严重违纪和一阵阵极不耐烦和愤怒之至的情绪在这个优秀的部队蔓延开来，而该部队在最严重的战争压力下也从未畏缩过。如果原因单纯，解决的办法也简单。我唯一的困难在于，必须得到其他人的同意；我唯一的忧虑是，我们的行动是不是已经太迟了。我在就任新职前曾经坚持，陆军国务大臣在影响军队纪律的事情上对全部文职部门有最后决定权。在现在已经形成的形势面前，这一点不容否认而且必须获得迅速的承认。我毫不迟疑地提出如下政策：第一，原则上，士兵只应按其服役年限和年龄从前线退役。在前线服役最长的第一批复员，受伤3次或3次以上的立刻退役，人人必须根据这个次序等候轮到他的机会。第二，陆军的薪饷必须立刻提高到战时军饷的2倍以上，以便缩小军、民就业报酬之间的差距。第三，在战场上仍需保留必要的军队的情况下，为了尽快复员经历了最多战斗的士兵，8万名曾受训练但未离开过我们海岸的年轻孩子，必须强制保留两年服役期并送往海外。在我从法国召回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热忱支持下，在陆军持续和日益增多的复员中，我从战时内阁得到了必要的权力。但是这个工作需要花一段时间，而首相在法国。博纳·劳先生虽然能够行使广泛的斟酌决定权，他还是把重要问题提请首相处理。战时内阁为要在战后向议会提出新征兵法案这个想法而忐忑不安，大选过后它对这个想法表示了相当强烈的嫌恶。财政大臣自然关心增加军队薪饷所会引起的沉重的费用开支。没有时间讲究繁文缛节了，我与一位具有杰出才能的军官、现任副官长的乔治·麦克多诺爵士商量后，决定带他去巴黎，1月23日我要求首相批准已经提出的计划。24日早上我们与劳合·乔治先生共进早餐，然后陪伴麦克多诺去法国外交部参加和会，又同他回来一起进午餐并讨论整个局势。我指示副官长起草两份体现由首相作决定的陆军命令，到下午6点钟交给我。首相批准了这些命令，我指示副官长乘午夜火车返回伦敦，尽量少耽搁时间，尽快发出陆军命令，命令中增添可能需要的陆军部意见和陆军会议指示。他照此办理，1月29日颁布了54号陆军令(关于继续服兵役者外加酬金)和55号陆军令(关于占领军)。第一份陆军命令的题目解释了它的内容。第二份命令宣布政府重建正规军之前保持占领军的意图，并制定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军官和士兵或者留在部队或者复员回家。同时发给相应的皇家付款凭证。我为所有在岗位上的陆军用他们能懂的语言写了一份解释，它与陆军命令同时正式发表。内容包含陆军部在1919年间有关军队的各方面的政策。此文件必须严格地、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关于占领军陆军国务大臣的说明1.11月11日当停战签字时，英国陆军中接受薪饷和定量供应的不列颠帝国军官和士兵约有350万人。从那时起在已往的两个月中已有75万余人复员或退伍。已经采取的复员制度着眼于恢复国家工业，送回国的人员根据行业的紧迫性的次序予以安排。无疑这是最明智的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将继续采取这个做法。可是，现在不但应考虑工业需要，也必须考虑军人需要，这样的时候已经来到。2.除非我们让胜利果实成一纸空文，不考虑我们的协约国家，丢弃我们付出如此之多的代价和克服如此多的困难所赢得的一切，否则我们必须在今后许多个月为占领敌人领土提供军队。这些军队必须强大得足以坚决迫使德国人、土耳其人及其他敌人遵守协约国命令的公正条件，我们必须与法国、美国和意大利一起提供占领军，负担我们应尽的一份义务。这些军队的训练与纪律越好，承担这项工作的人越少。因此我们为了令人满意地结束这场战争，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精锐的、自觉遵守严明纪律的军队，这支军队将保持英国陆军崇高的声誉，确保我们正当赢得的东西不会成一纸空文。这支军队将远比我们现在的军队小。事实上它将只有我们在战争中使用的大军的四分之一。3.知道福煦元帅意图的我军指挥官认为，不超过90万人的全部各级官兵和武器足以在这个过渡时期里保卫我们的利益。因此，当这支新军已组成和正在组织时，战争停止时在军中服役的250多万人将搭火车和轮船以最快速度遣返回家和去工厂做工，由军需官结清他们的账目，换句话说，在350万人中建议暂时保留90万人，尽快送走所有其他人。4.我们应当怎样选择其中90万人来执行上述任务呢？已决定予以遣散的人，显然应当尽快回家重返我们的工业工作，因为不尽快遣返，他们将脱离他们在军队中的生活资料，将让出给他们的给养和退役补助，这势必造成大量失业。但是当要将一些人留在军中组建占领军时，选择就不能单以行业为理由，它必须大致上符合公平与公平的原则。服役长度、年龄和受伤次数必须是一个人有无资格退役的主要考虑条件。因此，新占领军将首先由下列人选组建：1916年1月1日以后入伍、年龄在37岁以下、受伤不超过两次。如果某人必须留下，则此人必定不是年纪最大、来到前线最早和受伤次数最多的人。5.我们把这些清晰明白的规则作为我们的主要指针。按照尽可能仔细的计算，复员人数约为130万，除此之外打算用以组建占领军的为90万人。倘若，如我们十之八九会碰到的那样，我们发现，我们在各种类别中按条件留下的人多于实际要求，那末在照顾一定数量的特别重要和值得同情的人员外，我们应继续削减到90万这个数字，首先留下者的年龄应降低到36岁或到35岁，其次送返受伤两次的人，然后再降低年龄到34岁。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在战场上将不再需要保持90万这么多的军队，有可能继续削减，削减的原则是遣送年龄最大的人。可是，当战争目的最终达到时，留驻到最后的各师将作为单位集体回国，他们将进入与他们有关的英国主要城市。在有资格返国人员中愿意在占领军中一次服役一年的志愿者，只要他们身体合格，其他方面适合，他们将被接受；现役的年轻士兵将从国内派往海外，如今轮到他们服役，尽他们应尽的义务了。所有这些人将接替年纪大的士兵。这么做将能使年龄限度进一步降低，年纪较大者将被送回家。特别是现在国内的18岁和稍大一些的年轻士兵组成的69个营，将立即被送去帮助保卫莱茵河桥头阵地。他们的抵达将使相等数目的年龄大得可以做他们父亲的人回国，而他们自己将有机会看一看现在由我们占领的德国省份和英国军队在那里赢得不朽美名的战场。6.新占领军将从2月1日开始组建，希望组建工作在3个月内可以完成。那时将有两种穿卡其军装的人，即组成占领军的军人和准备复员的军人。将250万不再需要的人送回祖国或者说遣散，为此需做每一件可能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们必须耐心地等待轮到他们的时候，同时他们必须模范地尽心尽责。任何已被决定回国的人员，若犯任何形式不服从的过错，除了其他惩罚外，将把他的名字放在回国名单的最后边。每个人必须最严格地尽自己的职责，否则就没有办法使这么多的人迅速回国。但是应该认识到，在占领军中服役是因国家的需要对一定层次的公民的特别要求。因而占领军的报酬没有实实在在的增加，每个官兵从他张榜公布进入占领军之日起将领取奖金，并补发从2月1日起的应发数。………………9.占领军将作如下划分：基地军：远北独立分队莱茵军：直辖殖民地和印度警卫部队中东军………………12.上述安排似乎是1919年时所设计的最好方案。可是在这一年里，我们必须改造原不列颠正规军，以便在志愿基础上提供印度、埃及、地中海各要塞和其他国外基地的海外警卫部队。人们相信，早时志愿参加对德作战的大量战士在恢复平民自由生活时，有机会环顾各种问题，志愿参加正规陆军的办法将很快就有所改进。印度的地区防卫营和在遥远战场的各种独立分队的人员换班，现在需依靠这支军队的重建。因此将作各种努力以招募和重新聘请的方式加快它的组建。13.现阶段没有必要决定战后组织国家本土防卫军的条件。有许多更紧急的问题首先应予解决。14.陆军部现今就解决目前形势中的许多困难和保卫英国利益的整个计划，向陆军和全国公布；本计划已在有关权威人士和有关部门间达成协议，若有必要将尽早请求议会批准。本计划还需仰仗全体军人和各阶层人民以最热忱的友谊与精力协助实现，借以保卫我们每个人的最大利益和我们事业的最后胜利。但是，时间短暂，准备与决定实现这些有深远意义的措施和获得如此之多的重要人物的同意或配合的时间，仅有14天；使军队理解新决定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一段非常令人焦虑的时期，注定会发生许多难堪和危险的插曲。不但陆军而且许多平民都受到了战争突然终止的深刻影响。甚至英国的镇定与平衡也被搅乱了。在那些日子里俄国革命所暴露的，不仅仅是一个专政组织：俄国的事件，莫斯科大量涌出的理论与标语口号，似乎对世界各地千百万人民提供了进入兄弟情谊、平等与科学的光明新世界的前景。他们发现到处都有响应的人。发生了这么多的可怕事情，包括原有的社会结构的可怕的倒塌，各国在遭受如此之久的苦难之后感到了一阵战栗，实际上这是一阵痉挛，动摇着每个国家的基础。在不列颠这里，我们很了解我们自己的人民。几百万男女若干世代以来往往在政治上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在各自的范围和地位上一直决定与指导着国家的政策。各党派连同它们所有的组织、协会、联合会和俱乐部为群众提供了表达意见的有效的载体。此外，宪法本身发展成为现代世界迄今所设计的最彻底和最实用的机制，使舆论力量有力地影响政府处理事务的方式。宪法好在是“明白清楚地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且以人民直接表达的方式在新近获得了通过。确实存在无人能估量的各种因素，以前谁也不曾见过发挥着作用的这些因素。近400万的军人从战争的铁的纪律中突然而又是有意识地解放出来，从他们相信是正义事业的毫不宽容的强制中摆脱出来。所有这些庞大的人群多年来受教导怎样杀人；怎样把刺刀戳进维持生命的器官；怎样用棍棒敲出脑浆；怎样制造和投掷炸弹，好像它们只是雪球。他们所有人都饱尝了长期难以想象的苦难和无数撕肝裂胆般摧残的磨练。对他们来说，暴死和横死与居所被毁的可悲景象(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或是就要降临自身和需要面对的)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如果这些军队形成团结的决心，如果他们受唆使丢掉责任规范和爱国主义，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他们。如果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的话，那就是对英国民主政治的著名洞察力和政治教育能力的考验时期。就在一个星期内，根据不同军事中心的报告，军队中发生了30余起不服从命令的事件。这些事件几乎全都在他们长官的告诫下平息下去了。但有几起有相当多的士兵好几天完全处于失控之中，主要闹事者属于格罗夫帕克与肯普顿帕克的机械运输兵站的陆军后勤部队。有几个兵站通知其军官，他们已建立士兵委员会，意欲开往最近的市镇，与工人亲善交往。通常他们会被合理的辩论所制止。有时军官骑摩托车绕道拦截尚未达到市镇的士兵，劝导他们回去值勤。团营军官的影响几乎都得到了成功。虽然有许多地方的形势有很大的威胁性，但出现真正严重暴乱的只有在卢顿一处。那里由于市政当局的懦弱，市政厅被暴徒焚毁。在加来发生了一次正规兵变。在1月27日和31日间，陆军中纪律最差的部分，陆军军械库的独立分队和机械运输兵站拒绝服从命令，这两个单位见过的战斗最少而政治上与工会主义的联系最密切。他们遇上回国船队，引诱大量回国士兵与他们联合。在24小时中，为首的几个人成为三四千武装分子的领袖，完全掌握了这个城市。所有战斗师都已开往或进入德国，没有即刻用军队对付哗变者。总司令于是召回向前进发中的两个师，将他们交给最受信任与尊敬的宾将军亲自指挥，命令它们进入混乱的现场。这两个师的士兵听到复员正被根本没有打过大仗的同志所阻碍而大为愤慨，到第二天夜幕下降临时，这些不忠的军人被一圈刺刀与机枪包围。到白天对他们的包围圈缩小。在前面的不带枪械的军官号召他们回到原来岗位，在军官后面排列着占绝对优势的军队。就这样面对着面对峙着，大多数士兵悄悄退到后面，但几百个人顽固地站在原地。只要一声枪响接着就会突然发生惊人的战斗；但自我克制和良好感情占了上风。几个首领被捕，其余的人恢复服从，未流一滴血。与此同时传来格拉斯哥与贝尔法斯特发生严重暴乱的消息。当局召来军队帮助，两个旅开进格拉斯哥。这两个旅都只是二线军队，由低效士兵或年轻新兵组成。他们不像前线的那些军队一样在战争中经过锻炼，也没有尝过胜利的滋味。但是军官与士兵正确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秩序恢复了。损失的生命极少，有流血的，但大部分淌的是鼻血。我将记下的最后一个事件是我的亲身经历。2月8日早上8点半，我被紧急召唤去陆军部。当我乘车到那里时，我看到一营卫兵沿伦敦圣詹姆斯公园林荫路排开。我走过海军部拱门到达我的办公室，没有觉察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到了那里，我接到一个令人不快的报告：有许多单位的包括所有各兵种的约3000名士兵，集结在维多利亚车站，为休假期满回来的那些人拦截早班火车。调度处长未能为运输作好适当的安排，只能为主要从北方来的休假军人供给食宿。另有许多可怜的士兵，他们中许多人整晚在月台上等候，没有人能得到食物或茶水。他们觉得现在战斗业已过去，战争已经胜利，如有人告诉他们的那样，有这么多他们的同志在英国迅速获得了最好的职位，现在回到法国去太难以忍受了。他们突然在某种煽动下全体决定向英国政府求助。现在他们拿着武器，处于完全无秩序状态，站满了近卫骑兵队检阅场。我得知他们的领头人此时正在向近卫骑兵队大厦里的伦敦司令部参谋提出条件。伦敦地区司令部的威廉·罗伯逊爵士与菲尔丁将军来我处说了这些情况，并说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一个后备营和2支王室骑兵部队就在现场待命。授权他们采取何种行动方针呢？我问及这个营会不会服从命令，回答是“军官们相信会服从”。此时我要求两位将军包围目无法纪的大批士兵，把他们逮捕。我留在房间里为焦虑所折磨，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正在国家真正的心脏地区出现。十分钟缓慢过去了。从窗口我可以看到近卫兵在白厅内接近拱道的大门和通道处站岗。然后突然有一些市民出现在近卫骑兵队大楼屋顶上，总数约有二三十人，他们成黑色长队展开，显然在观看他们底下检阅场上刚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某种事情。我没法知道这可能是怎么一回事，尽管我离开那儿只有100码之遥。又过去了紧张的10分钟，几位将军回来，看来心情比去时愉快得多了。所有事情都已幸运地过去了。近卫步兵第一团的士兵装上刺刀逼近武装的人群；王室骑兵队在另一侧作包围运动；全部3000人被护卫和押送到威灵顿兵营，在那儿他们全都吃了早餐然后重新踏上去法国的旅途。没有人受伤，极少几个人被叫去作了解释，只有一、二人受到惩罚但并不严重。大部分谴责落在行政机关身上，自停战以后它没有改变火车站的老一套做法。有好几年士兵们迎着危险和死亡准时忠实地返回，几乎没有军官或组织的率领，就像他们是旅行列车上的普通旅客，但是那些负责人不理解，在温和的和平年代需要更加细心周到的安排。新的政策以及关于政策的说明向军队公布后，结果几乎是即刻显现的。不消几天就足以把业已开始流行的邪恶潮流挡了回去。我们军队所遭受的不公平的甄审结束了。复员制度现在已经建立，这个制度的公正使军人心悦诚服。服役时间的长度、年龄和受伤次数的原则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不受任何形式的影响，这些原则立即得到各级军人的同意。加薪，士兵们怀着友好的心情接受了。至于8万18岁的孩子，他们渴望看到莱茵河，让他们的爸爸、叔叔、兄长在备尝业已过去的艰辛之后复员回家。国王在他们出发前在海德公园检阅了十几个由这些优秀的年轻人组成的营，他们那敏捷和自信的举止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公布新的政策的二周之内，我们在全世界的庞大(虽然在不断缩小)的军队的纪律就恢复了传统水平。紧接着这些事件后，新的下议院第一次开会。会议一一询问了有关复员细节的几千个问题，因此必须建立特别机构以应付这种不同寻常的好奇心。可是征兵法案还是以极大多数票通过了。下院中自由党和工党反对派受某种不负责任的观念的激励，竭尽全力反对征兵法。幸亏他们人数少，否则对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征兵法在关键时刻会受很大阻碍。与此同时，陆军的复员工作继续以极大规模进行。接近6个月时间，我们保持平均每天以1万人退役的速率让他们去过平民生活。相当于和平时期一个整师的这么庞大的人群，每天从各战场前来集合，他们下船、下车、上缴武器、上缴装备、复员、领复员费和获准离开，从日出到日落连续不断。我认为这是英国组织能力的一个巨大功绩。原先军队逐渐扩大，人们一个个从各地应征入伍；如今他们被大批大批疏散，起先还茫然，但后来他们几乎全都找到了家，找到了职业。历史课本曾夸耀两、三万克伦威尔铁甲军放下全副盔甲回归平民生活的做法。但是这与近400万英国官兵的高尚行为又怎能相比呢？他们得到应得的待遇后不慌不忙、不居功自傲地融入国民之中，重新连接那被切断了的维系他们以前生活的线索。人们曾经预料，鉴于5年战争中一切有组织灌输的屠杀和野蛮行为，杀人和抢劫、强暴和掠夺的行为，无论如何也会在国土上流行数年。事实正好相反，一旦400万经过训练的成功的杀手，或者说国家全部男子的近三分之一，重新恢复他们的公民身份后，由于文明和教育的力量，由于我们的人民的优秀品质，暴力犯罪实际上减少了，监狱不得不关闭和出售了。02.那时，协约国军停止前进一个星期，让敌军后撤，然后协约国军开拔前进，进入德国。1914年满是入侵者行走的所有法国和比利时的道路，现在挤满了从相反方向进军的无尽的纵队。英国军队受到了敌国全体人民心情愉快的接待，与他们相处很不错，以致必须一再重申不准“占领军与当地人民亲善”的严格的命令。到11月底，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部队的首长们已经到达莱茵河，几天后完成了对科隆桥头堡的占领。代表不列颠帝国的几乎有25万之众的军队实际上进入德国，在合适的地区和休息营地驻扎了下来，在那里他们天生的友好性格和良好行为很快就使当地居民放下心来。但是这里必须说一件冷酷的事。停战条件规定继续对德国实施封锁。在德国人的要求下增加了一项条款：“经协约国与美国仔细考虑，对德国粮食的供应应达到被认为必要的程度。”但这个补充规定在1919年1月16日第二次补充停战条件前什么也没有执行。事实上对德国的封锁扩大到了波罗的海诸港口，因而是比以前反而还要严厉。德国的食物状况十分严重，母亲与儿童生活艰苦，他们的痛苦故事流传开来。在这几个月里，除了投机商与农民外，德国很少有人吃饱肚子。迟至5月份，甚至德国凡尔赛代表团成员也受缺乏适当食物之苦。在法国以及一定程度上还有在英国，存在故意不正视事实的情况。1919年1月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德国进口粮食的条件的漫长谈判。协约国内的舆论冷酷无情。协约国领导人竟日忙于公务。政治家因可能会受到“亲德”的指责而吓得不敢对此作声。负责这个事务的官员认为，他们正在讨价还价和一点一滴地完成任务。相同的食物不足的情况存在于其他战败国，为此正在作部分供应食物和必需品的工作，整个世界也普遍存在食物和船舶的不足。德国人则是经历了一个与围困时相等的食物极端缺乏的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打破这种可憎僵局的突然一击来自莱茵河畔的英军。2月份，到达陆军部的军官报告，占领地区的食物条件变得越来越令人不安。一个愤怒的声音开始进入官方枯燥的历史记载。我于3月3日郑重地向下议院作了同步的揭露。“我们还在严厉地实施封锁，而德国已十分近于饿毙。我收到了陆军部派往德国各地的军官送回的证据，证据表明：首先是德国人民正在遭受严重的匮乏之苦；其次，在饥饿与营养不良的压力下，德国社会和国家生活的整个结构有完全垮台的危险。”3月初在斯帕的粮食谈判看来要在无动于衷的磨嘴皮中归于失败。但在德国的英占领军司令普卢默勋爵发给陆军部，要其转交最高会议的一份电报，敦促供应粮食给苦难的人民，以便阻止混乱的蔓延和实行人道主义精神。他强调指出了周围的苦难场面对英军产生的坏影响。我们从他那里和其他渠道，得知英军士兵肯定把口粮分给了住在他们周围的妇女与儿童，以致军队的体力已经受到影响。掌握了普卢默爵士的急电以及这些细节问题后，劳合·乔治先生抓住了最高会议的这一机遇。他说，“没有人能说普卢默将军亲德。”谈判的官吏受到责备，谈判得以恢复。可是世界的困难和混乱很大，以致直到5月份才真正有大量粮食进入德国。虽然根据和约封锁要实行到条约的正式批准，但封锁实际上到7月中旬已完全消失。但是一个大好机会业已错过。11月11日德国人不但在战场上被打败，而且也被世界舆论所击败。这些痛苦的经历揭露了德国的那些征服者的错误，在他们眼里除了武力以外没有可以相信的东西。03.陆军部一个留下来的任务是遣返在英国人手中的25万德国战俘。为了这件事我们不得不等待许多个月。法国人发觉，当他们想到由这些俘虏所代表的全部屠杀行为和法国男子锐减时就很难释放他们，法国人很难赞同让这几十万不幸的人回家，就像要将缴获的大炮交出一样。但到夏季结束时，战场已完全清理；指定叫俘虏做的每一椿苦活已经完成。再也没有借口或理由扣留他们。犹如法老所说，从古以来“让这些人走”都是很难的。我决定采取直接行动打破这种变态心理。下列电报说明了我的意图。丘吉尔先生致贝尔福先生的信1919年8月21日与阿塞将军讨论关于德国战俘的处境后，我坚信遣返战俘的工作应立即开始。让战俘做的工作已经完成；他们一天要花费我们3万余英镑。遣返战俘的良好机会是，利用从莱茵区送英国军队到法国港口的回程火车。此外他们也可以徒步回去。因此我已下令为这两种方法草拟计划。这项工作要尽早着手，不得晚于9月1日开始。我紧急向你吁请，请你开动在你那一端的机器，保证在德国接收那些战俘。80%的战俘属于德国未占领的地区，或者说不到20%的战俘属于占领区，属于协约国军控制的地区。我建议开始遣返德国战俘，计算每天从莱茵区运载我们的士兵到达的列车数和回程的空车数。丘吉尔先生致亨利·威尔逊爵士的信请看一下我关于德国战俘的电报，并请立即大力促进此项行动。这支俘虏军的整个经济状况就倚仗这件事了。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独立于法国采取行动。请你与阿塞直接联系，在他着手此事时你给他出出主意。从明天起他可以让返回莱茵区的火车满载战俘。例如立刻开始着手装运在欧德吕克的1万名战俘。我预料今后二三天内可以得到批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法国人不再拖延遣返战俘——那些因囚禁而忧伤憔悴的大量德国士兵——此项工作一旦开始就不停顿地继续下去，直到这次战争的不幸后事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为止。第04章、可怜的俄罗斯“不愿意为社会革命胜利而牺牲他祖国的人不是社会主义者。”——列宁“我是永远否认一切的精灵。”——《浮士德》中的默菲斯托菲里斯语缺席者——“无名野兽”——回顾——1917年3月革命——最重要的否定者——自由派政治家——克伦斯基——萨文科夫——布尔什维克的一击——独裁政府——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的和平——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德军向前挺进——条约的后果。01.全副武装的战胜国很快就要从全世界聚集到巴黎和会，但这些国家里有一个缺席者。在战争开始时，法国与英国寄厚望于俄罗斯。的确俄国的努力是巨大的。她不吝惜一切，她敢冒一切危险。帝国陆军提前动员，她一往无前地攻击德国与奥地利，可以认为她在拯救法国，在战争头两个月为使法国免遭毁灭而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后尽管遭受规模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与杀戮，俄国一直是忠实和强大的盟国。在近3年时间里，她的战线吸住了占总数一半以上的敌军，在这场战争中她战死的官兵几乎和其他盟国加在一起的数量一样多。1916年勃鲁西洛夫的胜利，对法国，尤其对意大利，是重要的贡献；甚至迟到1917年夏季，在沙皇垮台以后，克伦斯基政府依旧试图发动攻势以帮助共同事业。作为主要因素的俄国的耐力，在美国参战之前，对于战争的最后转折点所起的作用，应列在第二位，打败德国潜艇占第一位。但是俄国在中途倒下了；在倒下时她还改变了自身。一个面目全非的地球上从未曾见过的、完全不同的“幽灵”站立在过去曾是盟国的地方。我们见到了一个没有民族的国家、一个没有国家的军队、一个没有上帝的宗教。声称是新俄国的政府从革命中冒出。它否认俄国欠别国的一切，同样拒绝接受别国欠她的一切。正当战争的最不利阶段过去、正当胜利在望、正当因付出无数牺牲而应得的果实近在手边的时候，原来的俄国被拖倒了，就这样，在协约国会议上俄国缺席。02.这个灾难是怎样来到世上的？要让读者了解它的结果，那末作一次回顾是必要的。1917年3月15日沙皇退位。自由主义和激进的政治家的临时政府几乎立刻得到主要协约国的承认。沙皇被囚禁；波兰的独立得到承认；临时政府向协约国宣布赞成民族自决和持久和平。海军与陆军的纪律被臭名远扬的命令所破坏，这个命令同时取消了士兵向军官敬礼的规矩和军人犯罪的死刑。在革命中处于显著地位的彼得格勒的士兵与工人代表会议是俄国到处迅速出现的所有苏维埃的根源与典型，它保持独立的存在和独立的政策。它向世界呼吁，主张实行没有吞并或赔款的和平；它发展它自己的力量与联系，几乎不停顿地争论和高谈阔论基本原则。从一开始这个机构与临时政府之间目标的分歧就显然可见。彼得格勒的目的是破坏所有权威和纪律；临时政府的目的则是维持新的和可以接受的各种形式。在两个对手之间出现了僵持的局面。代表会议的温和派成员克伦斯基站在临时政府一边，并成为司法部长。此时在彼得格勒会议中间出现了极端主义者，但在最初没有控制会议。他们的一切行动都与常规的共产党计划相一致，即促进制造一切混乱的运动，尤其是左派运动，推动运动继续深入，直到武力推翻新政府的时机成熟。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在办公室与皇宫附近高视阔步，在良好情绪的气氛中履行自己的行政任务。这些任务是严重的。所有权威都已经从根基上动摇；军队迅速在后方瓦解；火车车厢里和车顶上挤满寻找革命新中心的哗变士兵和试图回家的开小差军人。陆军士兵会议和海军士兵会议对每一个命令都进行无休止的争论。整个浩大的国家陷入了混乱与激动。对军队和城市的供应程序都日益趋于紊乱脱节。任何工作都失去了效率，任何物品不管是军需品还是粮食均严重匮乏。与此同时，德军和南边的奥军及土耳其军用一切已知的战争科学的器械攻击破碎而且动摇的俄军战线。协约国政治家自欺欺人，相信一切在向最好的方向发展，相信俄国革命对共同事业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有利条件。4月中旬德国人做出忧郁的决定。鲁登道夫曾焦虑地提到它。必须充分考虑德国战争头目已经孤注一掷。他们是有意要开展无限潜艇战，这必然会导致美国加入反对他们的战争。在西线他们从一开始就自主地使用最可怕的进攻手段。他们肆无忌惮地使用了毒气，他们发明了“喷火器”。不过，出于某种畏惧，他们竟向俄国使用了所有武器中最令人厌恶的武器，即，把列宁像瘟疫病人那样装入密封运货车厢，从瑞士运入俄国。列宁在4月16日抵达彼得格勒。这位头脑里蕴藏着可怕的潜在可能性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列宁与卡尔·马克思的关系相当于欧玛尔*对于穆罕默德。他把信仰化作了行动。他设计出了将马克思的理论在他那个时代付诸实施的可行的方法。他发明了共产党的战斗计划。他发号施令，他制定口号标语，发布信号，领导攻击。列宁还是复仇心重的人。他是一个官僚的孩子，生下来就是小贵族，自幼受当地颇受尊敬的公立学校的培养。出于同情，他的思想一变而为起来反叛消灭贫穷，这种看似矛盾的转变在当时是很寻常的。列宁有一个无可指摘的父亲和一个反叛的哥哥。哥哥是他热爱的伙伴，因涉嫌暗杀案，1894年被绞死。当时列宁16岁，正是感情丰富的年龄。他的头脑是非凡的工具。他的思想光芒四射，揭露了整个世界。列宁以同样的思想光芒揭露了世界焦点中的所有事实，所有最不受欢迎的和最鼓舞人心的事实。他的才智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方面是十分杰出的，他理解万物能达到一般人很少达到的程度。他的哥哥被处死使他这束宽亮的思想光芒通过棱镜折射而成为赤色。可是列宁的思想是被一种极为特殊的意志所利用和驱使的。他身体粗壮、结实，精力充沛，尽管有病，在中年以前还是可以胜任这些辉煌的事业。在他精力耗尽以前他已完成了他的事业，一千年也不会被人遗忘。在这些时代，人类的思想和制度是向前发展的。列宁为他们的困难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已经落后于当今的要求和知识。科学不可阻挡地迅猛跃进。社会生活是通过宽渠道和多渠道流动的。最大胆的实验者的改革方案也可能已被贴上“过时”这个标签。以后生活比较容易的一代人会满不在乎地翻过记录着俄罗斯恐怖时代的这几页历史。关心历史的青年会问恐怖时代是大战以前还是以后的事情，他们把热情投向数以千计的可能发生的事情上。教育程度高的民族则全神贯注于实际事务。毫不容情的复仇出于一颗冷酷的同情心，外裹平静的、聪慧的、注重实际的和轻松的外衣！他的武器是逻辑，他的目的是拯救世界，他的方法则是把原有的世界毁掉。原则是绝对的，不是随时可以改变的。他擅长进行学习；既对人做出判决又进行反省；既有激进作风又有博爱主义。但他是一个好丈夫，一个文雅的客人，他的传记作者地郑重告诉我们，他很高兴洗盘碟或逗弄婴儿；他对偷偷接近捕捉一只松鸡和把一个皇帝处死感到同样开心。列宁报仇的性质和个人无关。临需要处死任何人时，他都表现出不情愿，甚至痛苦。萨罗利亚教授写道，“一项俄国的统计调查估计，俄国革命杀了28个主教、1219个神父、6000个教授与教师、9000个医生、12950个地主、5.4万个军官、7万个警察、193290个工人、26万名士兵、355250个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以及81.5万个农民。”①在伦敦国王学院赫恩肖先生为《社会主义概观》(ASurvey of Socialism)所作的著名序言中，他认可了这些数字。当然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在饥荒中饿死的大量俄国人。列宁是个彻底的否定论者。他否定一切。他否定上帝、国王、国家、条约、债务、地租、利息、几世纪来的旧道德、法律和习俗、书面或口头的契约、现存人类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列宁分泌出的神秘的酸性物质侵蚀了他的大脑，他倒下了。他的躯体如今用防腐液保存着。……列宁在其大脑对世界的破坏力耗尽和探求怎样给最高领导人治疗弊病时，他的精力消退了。只有他才能把俄国领入使人销魂的泥沼；只有他才能找到返回低湿地堤道之路。他观察；他回头；但他死了。指引他的强烈发光体在他作绝对转向时却熄灭了。留下俄国人民在泥沼里挣扎。俄国人民的不幸是他的死亡。03.与列宁在一起的有季诺维也夫。一个月后托洛茨基与他们会合。看来实际上是应临时政府的请求他才被允许离开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的，而托洛茨基是被加拿大当局精明地拦截在那里的。在这三个人的推进下，苏维埃政府与临时政府间的分歧很快就发展到危急关头。在5月和6月里，这两个政权面对面以武装与争吵对抗。但是临时政府还得维持国民的日常生活，维持秩序和争取对德军的军事胜利，而布尔什维克唯一的直接的目标是俄国统治者的全面崩溃。杰出的自由派政治家古契可夫和米留可夫都是善意的和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诱人的诱饵的，他们很快就退出了舞台。他们在此刻尚在发展的惊人的瓦解场面中扮演了他们的角色。他们出于最好的动机，帮助动摇了古老俄国的基础；他们是鼓励俄国许多爱国智士勤奋工作的表率。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缺乏影响力或控制力。他们是令人尊敬和以自己的方法办事的勇敢人士，他们离开了政坛，事后想来是因为他们已成了受折磨的牺牲品。古契可夫说，“现在可以证明，我们是自由人的国家，还是一帮进行反抗的奴隶的国家。”但是在普遍的喋喋不休的争论中，言词不再值得重视。但是极度痛苦的俄罗斯并非找不到一些最后的捍卫者。在这些人中，克伦斯基带着他所有的自负与自欺占有一席之地。他是临时政府所有不成熟的和业余的政治家中最极端的人。他是革命时期的危险领导人之一，一直试图在竞争中打败别的极端主义者以便控制他们，并一直想使忠实的温和分子相信，只有他们才知道怎么应付最危险的处境。他连续强制改变政策，把他的同行们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推向左边。克伦斯基不愿意使他的行动超越某一点，一旦到达这一点他就准备抵抗。可是当最后他转向战斗时，他发觉他自己是既没有任何武器又没有任何朋友了。克伦斯基在5月中旬接替古契可夫任陆军部长，8月6日成为总理。夏季时，形势把他从革命倾向带到了镇压革命倾向，当时的形势由于两位名人而加强。一位是科尔尼洛夫将军，他是一位爱国者，坚定，得人心，有民主思想，随时准备接受革命；愿意以原本更乐于献给沙皇的忠诚为俄国新政权服务。他得到了军队的信赖；当时的政治家也和他合得来，他似乎具有许多优秀品质，或者说无论如何他拥有许多有利条件，这些条件是希望作战和维持秩序的革命政府要求其司令官所具有的。但是另一位从幕后升起的更有实力的人物是鲍里斯·萨文科夫，前民粹派成员，战前是暗杀M.德·普列韦和谢尔盖大公事件的直接组织者，他在革命早期从流放处被召回。他被派往俄国第4集团军充当政治委员后，便以充沛的精力尽力解决叛变和溃散的问题，在这些粗鲁的俄国骚乱中他的精力使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时的那种更紧张的精神。就可能的比喻而言，他在某些方面像维克托，雨果小说中的西穆尔丹，在某种程度上又像真实生活中的圣茹斯特；但是又有不同，虽然他所用方法的无情或他的行为的勇猛可算出类拔萃，但是他的镇静的才智所追求的是适度的甚至平凡的目标。他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有人用硝化甘油来描述他的良好的感觉。他不为俄国悲剧令人眩晕的混乱所困扰，他追求的是个自由的俄罗斯，在战争中战胜德国，与西方自由国家携手同进，追求耕者有其田的俄罗斯，一个公民权受到法律保护，议会制度盛行，与君主在宪制度相协调的俄罗斯。这个行为极端而意见冷静的人在两个月内上升到主导俄国军务的地位。身为克伦斯基的陆军副部长且控制着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萨文科夫掌握了实权。他了解在起作用的一切力量；他知道麻烦会出在哪儿，他无所畏惧。能允许他动用所掌握的实权吗？或者这些实权会被人从他手中夺去吗？这些实权会不断起作用吗？还是会被不断削弱？萨文科夫伸出手来争取科尔尼洛夫，对克伦斯基施压，他利用后者作为一把必不可少的利剑。7月底，作为长期内斗的结果，就连彼得格勒苏维埃也以多数票同意使用无限的权威去恢复军队的纪律。8月1日科尔尼洛夫成为总司令；9月8日恢复对破坏纪律者的死刑。可是与此同时，德军还在前线猛攻。克伦斯基尽最大努力发动的俄军夏季攻势被击退，俄军最忠实、最优秀士兵伤亡惨重。7月中旬德军发起反攻，铁流滚滚向前。7月24日斯坦尼斯拉夫和塔尔诺波尔两城再度被德奥军占领。敌军继续前进。9月1日德舰队配合陆军开进里加湾。3日里加陷落，可怜的民族不得不同时忍受鲁登道夫能做的一切和列宁能做的一切。危机达到极点时，电流熔化了所有导线，包括肉体的和精神的。科尔尼洛夫反抗克伦斯基；克伦斯基逮捕科尔尼洛夫；萨文科夫竭力促使两人团结，促使加强行政权力，但他自己却被排斥于一旁。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在巴别建通天塔**的插曲，那就是鼓舞人心的、来之不易的杜马决议和全俄民主大会的呼吁——保持国家稳定。俄罗斯议会杜马出现反布尔什维克的巨大多数。临时政府发表宣言，主张实行自由开明的政策和忠于协约国事业。只要言词和票数能有所帮助，没有什么事情不做到。与此同时德国大铁锤捣毁了前线而列宁破坏着后方。谁来评判这些受着不断骚扰的争取俄国自由与民主的战士的功过呢？指派给他们的任务没有超越普通人能胜任的范围吗？不论是谁或使用任何方法能同时抵抗夹击吗？战胜国的政治家和作家不应动辄对承受这些压力的人摆架子。恺撒、克伦威尔、拿破仑也会在这里闷死，就像韦布船长在尼亚加拉瀑布那里窒息而死一样。在人们普遍的胡言乱语和日益接近的炮击中，一切被破坏了，一切崩溃了，一切瓦解了，而从无政府状态中出现了一个有凝聚力的可怕的实体，这个事实起因就是布尔什维克给予的沉重一击。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为首的军事委员会的鼓动下，苏维埃要求取得指挥军队和逮捕部长的最高权力。叛变的军舰在涅瓦河逆流而上，军队倒向篡夺政权者；杜马、全俄民主代表大会、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还在高谈阔论，以压倒多数进行抗议，如今被一扫而光。临时政府被围困于冬宫。赶往前线调集忠诚部队的克伦斯基被列宁的布告罢免，而克伦斯基本人一回来就在巷战中被叛乱者打败。他的最后保卫者是妇女和儿童。妇女营和军事学院学员毫不畏惧地坚守岗位；俄国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情报机构认为，如果有必要，学员们即可被枪杀，妇女们即可被玷污。英国上诉法院随后决定，从我们国内需要出发，承认苏维埃政府从1917年11月14日起为俄国事实上的当局。04.彼得大帝的帝国，长久梦想的自由的俄罗斯和杜马以及已经召集的制宪会议全都永远消逝了。与沙皇大臣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政治家与改革家。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小团体；所有这一切，尤其是与布尔什维克最接近的、最极端的人们全都被打上了需加以消灭的记号。学说上的左翼被颠倒过来，人们知道的各种等级的政治主张几乎同时垮掉。只有一个派别暂时作了抵抗。擅长巴枯宁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者把自己想象为极端主义中无与伦比的派别。如果布尔什维克是要把世界来一个上下倒置，他们则是要把它来一个里外对换；如果布尔什维克是要消灭是与非，他们则是要消灭左与右。因此他们说话时充满信心，昂首高视。但是他们的情况，新的当局事先已经过仔细研究。没有时间可在争论中浪费。不论是在彼得格勒还是在莫斯科，这些人不是在总部遭到炸弹轰炸，便是被最迅速地追捕和枪杀。无论最高委员会是弱智还是超人——这由你判断——它都是有主宰思想的鳄鱼，他们在11月8日正式开始执行自己的职务。它立即采取了有明确思想的政策——“打倒战争”、“剥夺私有财产”和“处死全部国内反对派”。请求与外国敌人立即实现和平，对地主、资本家和反动派进行不能和解的战争。这些称谓可以作最广泛的解释。只有一点点储蓄或一间小屋的十分贫穷的人发觉自己被谴责为“资产阶级”。进步的社会主义者发觉自己被宣布为反动派。在作更细致的工作安排之前，列宁向群众发出了“剥夺剥夺者”的总动员令，鼓动农民杀死地主夺走他们的地产；集体的和个别的屠杀与抢劫在广大地区不时发生。国内的方案就这样以惊人的速度付诸实施。外国的形势还要棘手。列宁与他的亲信开始了他们的工作，他们相信他们能利用无线电报术，绕过每一个交战国政府的首脑，向各国人民呼吁。因此他们在开始时并未考虑单独媾和。他们希望在俄国率先退出战争的影响下，得到全面的停战，他们希望协约国和敌国的政府都将面临城市和军队的哗变。他们在起草和平法令时是声泪俱下的。在他们的呼吁中低声诉说崇高的人道主义、对暴力的恐惧、对屠杀的忧虑——例如有如下一段话：“……各国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兄弟们尸横遍野，我们无辜的人们的血泪流成河，城市和乡村成了冒烟的废墟，文化宝藏成了残骸，我们以兄弟般的情谊伸出双手，吁请你们重建和加强国际团结。”但是彼得格勒的无线电波虽震颤了以太，但毫无效果。他们集中注意力倾听回答；但没有回音。与此同时，新政权则聪明地利用权力实施对沙皇的警察和秘密警察的直接和有效的控制。到两星期过去时，布尔什维克放弃了“越过各国政府首脑实现与反抗各国首脑的国家的和平”计划。11月20日俄国统帅部接到命令，“向敌国军事当局建议立刻停战和开始和平谈判”，11月22日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招待协约国大使，发出照会建议“所有战线立刻停战，立即开始和平谈判”。不论是大使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不打算作任何回答。俄军总司令、年老的杜赫宁将军拒绝与敌人交往。他的俄军总司令一职立刻被一下属军官延申恩·克里兰科接替，被扣押的杜赫宁将军被后者交与哗变的士兵处置，杜赫宁随即被撕成碎片。接着向中欧帝国请求停战。中欧帝国也有一段时间保持沉默。但是布尔什维克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履行了“立即和平”的诺言，该政府还向前线军队发出命令，要求“以连和班为单位与德军实现强制性的亲善与和平”。此后对入侵者的一切军事抵抗变得不可能了。11月28日中欧帝国宣布它们准备考虑停战建议。12月2日俄国战线全面停火。05.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之前经历了3个月的谈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发觉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令人失望的情况。他们要求停战6个月；但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也就是一周前通知的进攻可以暂缓一个月。他们希望将谈判地点移往像斯德哥尔摩那样的一个中立国首都；这一点遭到了拒绝。他们试图用他们寻常惯用的言辞向本身不顾死活的征服者解释，人类社会应该实施的政治原则。德国将军霍夫曼问：“可是请原谅，亲爱的先生们，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你们的原则呢？”由于对协约国存在某种忽隐忽现的不合逻辑的信任，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要求在停战期间德军或奥军不从东线调往西线。这一点德国人表示同意，然而却立即开始把他们的军队不停地运往法国。到12月底布尔什维克这种单方面轻信的幻想破灭了。他们发觉自己面对的是武装和坚决的军事力量；他们知道他们已使俄国失去抵抗能力。尽管如此，当和平条款的含义被这批奇特的革命家深深觉察到时，一阵虚弱的、但却是强烈的对抗情绪震撼了他们的秘密会议。粗暴一些的人大骂普鲁士帝国主义；阴险一些的人则以报纸文章发泄愤怒。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恣意作轻率的嘲讽和空洞的威胁。“时间迟早会到的，哈哈！”如此等等。托洛茨基说，“强大的人民的命运不会取决于德国人的技术器械的暂时条件。”德国人保持严厉的冷漠。他们以与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平等的待遇接待了独立的乌克兰的政府的代表。布尔什维克人徒劳地抗议说，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代表全体俄罗斯人说话。德国人对他们的忠告置若罔闻。中欧帝国可以在其他任何一方面出现失策，但要获得乌克兰和高加索的玉米与石油的决心却绝不动摇，而且确保他们无偿获得所需的具体协定已交给了俄国人民的新部长们。到12月底谈判暂停，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回国与其同伙商议。发生在魔窟里的这场新争论的某些细节尚不为人知。扮演摩洛克战神角色的托洛茨基力主重新开战，秘密会议上的大多数人似乎与托洛茨基有同样的激情。列宁以平静阴沉的声音作了一次有18个论点的演说，他向他们提出了任务。“我十分主张开战，噢！同事们，我没有遗忘仇恨。”……可是他们怎样抵抗？陆军是不能指望了，协约国疏远了，舰队叛变了，俄罗斯乱了！甚至在还由他们随意支配的广大地区上空的飞行也不会持续很久了。不是还有某种东西比俄罗斯危急的命运还要宝贵吗？那就是共产主义革命。如果他们把剩余的力量浪费在抵御外国入侵者上，他们还能进攻国内资产阶级吗？对于争取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来说，地理国界和政治忠诚毕竟不是很重要的。他们要使自己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有至高无上和不受挑战的地位，然后以这些领土作为基地把社会革命传播到每个国家去。列宁的论点占了上风。据一个英国目击者说，他甚至不等听到反驳的声音，就冷静而漫不经心地在一个休息室坐下，而他的追随者则在室内满嘴唾沫大叫大嚷。托洛茨基所能做的最多只是“不战，不和”的老一套。苏联人可以投降，但他们不会签字。2月10日托洛茨基通过无线电发表声明，“在拒绝签署吞并俄罗斯的和平条约的同时，俄国宣布它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俄军各部队在各战线同时接到全面复员的命令。”但是这个声明德国人不完全满意；他们让一个星期静悄悄过去，在2月17日他们突然宣布停战结束，德军将在拂晓全线推进。托洛茨基发出的“他们本该至少提前一周通知”的哀鸣被大炮轰鸣声淹没。从雷瓦尔到加拉茨的全长一千英里的战线上，德军和奥军滚滚向前。在参差不齐的战线上依旧有军队处于瓦解的不同阶段，依旧有一些军官忠心不二。此刻所有这些军队全被毫无困难地扫除了。整个战线被毁，一天之间德军挺进约20英里，缴获1350门大炮，加上大量的物资和俘虏。当天傍晚主要目标德文斯克城陷落，到19日苏联人绝对投降。托洛茨基的外交部长一职让位给更息事宁人的契切林，3月3日和约签字。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使俄国失去了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芬兰和阿兰群岛；爱沙尼亚和立窝尼亚，乌克兰；最后还有高加索的卡尔斯、阿尔达汉及巴统。苏联无线电广播说，“这是一种不是以自由协议为基础缔结的而是用武力强加的和平……是强迫俄罗斯咬着牙关接受的和平……苏维埃政府只凭自己的力量不能挡住德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冲击，为了挽救革命的俄罗斯，它被迫接受了摆在她面前的条件。”几年后列宁说，“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赤裸裸的痛苦的现实，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我们已被抛入战败、瓜分、奴役和侮辱的深渊的底部。”不可能把列宁赐给俄罗斯民族的最早恩惠说得比这些描述还要好了。用巴肯先生经过斟酌的话来说，“他们(布尔什维克)使俄罗斯丧失总人口的26%，可耕土地的27%，一般在农作物产量的32%，铁路系统的26%，制造工业的33%，整个铁产量的73%以及煤田的75%。这就是‘没有吞并’。他们必须负担战败纳贡，支付巨额的、但无法估价的赔款。他们被迫同意巨额石油自由出口和一个特惠贸易条约。这就是‘没有赔偿’。他们把5500万不情愿的斯拉夫人置于德国统治之下。这就是‘自决’。”如果说这些结果在今天有任何程度的减轻，如果说苏维埃共和国脱离了德国的监护和系统的剥削，这是因为西方和大西洋对岸不因俄国脱离而失望，继续坚持共同事业的结果。正因为这些国家的奋斗，重新聚集了力量的德国才崩溃。——————————*欧玛尔，11世纪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译者①萨罗利亚，《苏俄印象》(Impressions of soviet Russia)，1924年，第51页。**《圣经》中的故事，诺亚的后代最终未曾建成此塔。——译者第05章、干涉顿河上的科尔尼洛夫和阿列克谢耶夫——俄国志愿军的兴起——在阿尔汉格尔的军需品——西线的严峻形势——美日跷跷板——新角色：马萨里克教授——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布尔什维克的背信——令人震惊的报复——协约国在西伯利亚的干涉——鄂木斯克政府——令人惊奇的转变——波罗的海国家——芬兰——波兰——毕苏斯基——乌克兰——比萨拉比亚。01.布尔什维克与中欧帝国的停战以及以后签订的和约，在俄国产生的反应影响深远。在战事暂停的同一天(1917年12月20日)，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耶夫和邓尼金三位将军在顿河边树起了一面反革命旗帜。他们三人都是历经种种危险，来到这个忠诚的哥萨克人的避难所的。周围是莽莽原野，那里生活着一批原始而又忠实的居民。这些军事领导人在那里为旧俄罗斯的所有最高贵的人创建了一个振作点。他们有什么政治威信？帝国政体已经失信于所有阶级。沙皇业已退位，而且在一步一步走近叶卡捷琳堡刑场。布尔什维克主义依旧宣称民主进步，形势的压力进而变为政治示威。在国内“土地属于农民”，“苏维埃属于全体人民”的口号震耳欲聋。但是反抗入侵者，保卫俄罗斯的安全与领土完整，以俄罗斯的荣誉向协约国保证，这些口号和号召对一些人有吸引力，但这些人分散在漫长的战线上和国内辽阔的地区。但集合号声随风响彻草原地带，群山发出回响；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阶级、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乡村都侧耳倾听。如果说世界革命已经兴起的话，那末世界文明则还取决于战场。遍布五大洲的20多个国家和民族正在向把俄国推入深渊的中欧帝国进军。世界各大洋载负着他们不可阻挡的舰船驶向西部战场。远在大洋彼岸的强大的美国的上空回荡着作增援准备的铿锵声。其名字家喻户晓的政治家们站在庞大组织的前面。虽然俄国已被打倒，已遭炮击，但是事业还在。专制君主政府应该予以摧毁，但不应该以其他形式的专制政治取代它。对于俄国爱国者而言，还有俄国军队的荣誉和彼得大帝的遗产需要保卫，或者在保卫中死去。俄国志愿军的兴起与成就肯定应该成为一部历史专著的主题，不列颠帝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以及自由在今天已经安全了的小国的战友们，一定会以感激的心情阅读这部专著。随着俄罗斯祖国被解体及其卷入丑闻的消息逐渐传遍庞大帝国，大家知道了，这是一场令许多人惊骇、使少数人欢快的灾难。尽管经历了各种困难，但20个不知名的战斗可与加利波第、霍费尔或德拉罗什雅克的战斗相比，这表明一支绝望的难民的部队成长为实实在在的军事实体。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科尔尼洛夫于3月底被杀。顿河哥萨克人的领袖卡列金在一次暂时失败后自杀。所有损失中最重大的损失是阿列克谢耶夫，他是一位与福煦和鲁登道夫同样高明的战略家，很早就精通了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务。他因艰苦战争只活到1918年9月，当时他由邓尼金继任，后者兼有坚韧、明智、稳重和值得尊敬的军人的优点与局限。在内战的起伏中，俄国志愿军在1918年后期成功扩大了它管辖的范围，但是要更细致地追述它的冒险活动与成就，则缺乏详尽的资料。虽然别的所有情况开始时都有争论和不明之处，但是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意识则是这些反革命领导人权力能依赖的可靠基础，这种联系很快出现了一种实际有用的方式。在俄国革命时期，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曾大规模地向俄国供应军火。这些军火是俄国(沙皇俄国和革命的俄国)以借款方式购买的。60多万吨军事物资连同同等数量的煤由船舶卸在阿尔汉格尔和摩尔曼斯克。在沙皇年代曾使用大量战俘，历尽史无前例的苦难建成了800英里长的铁路，从彼得格勒通向那儿。军火与其他供应物资无人照料地堆在码头上。布尔什维克政府拒绝清偿购买这些东西的所有借款。公平合理地说，这些东西是协约国的财产。但是一个远为重要的问题是“它们将落入谁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也有同样情况，那里的大量物资是从美国和日本进口的。难道让所有这些致命的大量物资装满中欧帝国的军火库从而延长无限屠杀的战争吗？难道让屈膝求饶的政府、协约国的叛徒和文明制度的公敌，使用这些军火来镇压对他们的独裁统治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抗吗？这些问题在1917年冬季出现；甚至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签字前已变得极端重要。从签约条款就能清楚看出，协约国集中巨大的海军努力对中欧帝国进行的封锁在很大程度上被打破了。德国人显然已把俄国置于他们的支配之下。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的粮仓、里海的石油、广袤大陆的各种资源，在我们看来，今后可以用来帮助和维持现今西线剧增的德军及其后方的全体德国人民。事实上德国在1918年头几个月已获得一切，比两年前德国可能获得的更多，如果那时法金汉不轻率地选择进攻凡尔登就不致碰得头破血流了。这些补给多快才生效还不能肯定，但在乌克兰所作的辅助安排可以表明，德国占领那个地区和从那里取得最大数量供应的直接意图。当时没有一个人看到战争迅速结束的前景，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德军与奥军有时间——他们肯定有力量——从俯伏在他们面前的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吸取并且几乎可以无限地吸取新的生命力。最后德军将着手把100多万人的70多个师和3000门大炮及弹药从俄国战线运往西线。奥军也会同样增援他们的意大利战线，并将后续增援不断地向西移动。法军尚未从1917年的军队哗变中完全恢复过来，英军除尽力设法减轻法军的压力并保证他们有喘息时间外，还在不断地从阿拉斯向帕斯尚德莱发动的攻势中流血牺牲。这些就是俄国崩溃后的黑暗局势。这种局势比空前的最大战役爆发时还要严峻。必须重建东线以对付德国，必须扣留俄国的供应物资，以免其落入中欧帝国之手，从1917年底起这两点看来对争取战争胜利至关重要。于是最高军事会议的军方代表于12月23日建议，凡决心继续战争的在俄国的各国部队，都应给我们以力所能及的支持。有一个协约国，她能以优势力量在西伯利亚比其他国家更迅速地行动。那就是日本，她邻近西伯利亚，她生气勃勃、力量强大，早有准备，且与西伯利亚关系密切。反对的论点也有份量。有人说如果让日本进攻俄国，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人民支持下可能实际上会与德国联手对付协约国。日本人并未表明不愿尽力。他们准备控制相当一部分西伯利亚铁路。但是他们说，美国参战在日本不受欢迎。12月31日英国政府向威尔逊总统透露了这些可能之事。美国表示他们既反对日本单独干涉也反对美日联合干涉。日本人对这种态度很生气，而英国政府开始时觉得日本人必定同意美国态度。日本人认为，日本理应接受委托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行大家同意的干涉，因为德国势力在太平洋海岸的发展情况将对日本有特殊的威胁。英国政府得到法国政府的支持，在1月底决定提议邀请日本作为协约国的受托人采取行动。威尔逊总统依旧反对一切干涉，尤其反对日本单独行动。另一方面，日本人提出条件是，如果日本受各大国委托行动，她必须得到美国黄金和钢铁的援助。由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的冲击，由于鲁登道夫在西线的迅猛攻击，以及由此造成的紧张危机，两个拼死作战的协约国不得不发出越来越急迫的求助。可是威尔逊总统依然不信服。在长达4个月的宝贵时间里，日本和美国骑在跷跷板的两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或美国连续地反对法国人和英国人提出的每一个有关于此的大同小异的建议。可是法国和比利时的可怕战斗以及德国对俄国与日俱增的掠夺，是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些论据又增添了来自意想不到的来源的内容。此时托洛茨基担任国防部长，他以非凡精力建立了一支红军，用以保卫革命和俄国。3月28日他通知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洛克哈特，说是如果其他协约国合作并给予某种保证，他不反对日本军队进入俄国以抵抗德国侵略。他要求派遣一个英国海军委员会改组俄国黑海舰队，派遣一个英国军官控制俄国铁路。据说最后甚至列宁也不反对让外国干涉来对抗德国人，但务须保证不干涉俄国政治。英国人作了种种努力以求得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正式邀请。这一点对克服美国的不情愿情绪极为重要。可是布尔什维克也许只是把这当成一个策略，帮助他们的早期政权获得外国承认，以及阻挠和分化对付布尔什维克的爱国武装力量的反抗。需要其他论据来确定这个问题，并把五大协约国带入切实可行的协议。这个新的有力的论据此刻就要出现了。在俄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外国要素，其性质与来源十分独特。战争爆发时有一些居住在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志愿加入俄军。一批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参加了在多布罗加的西伯利亚志愿军师。还有相当数量的捷克斯洛伐克人逃亡出来，在战争的最早几个月、尤其在1916年勃鲁西洛夫在斯特尔河打胜仗后与俄军中他们的同胞会合了。这些人服从令人敬尊的马萨里克教授的指导，教授是从奥地利逃出来的受敌视的难民，在1914—1916年间居住在伦敦，态度鲜明地保持着不但属于波希米亚民族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看法。他们之间的纽带是纯粹的智力与感情，正是这纽带证明，这些人中的崇高士气胜过这个特殊时代的所有折磨。这些士兵为世界大战和无限混乱，主要是对奥地利政府的憎恨感情所驱使，从遥远的各自的家庭前来，他们保持着对民族事业和国际事业的全面理解，完全不受当地俄国人的影响。沙皇政府收编了捷克斯洛伐克人，作为俄军中独立的军事单位，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人不无疑虑地认为，自己是在为曾经否定自己合法君主权力的外国人效忠。但是，俄国革命爆发后，马萨里克教授前往俄国，把相当多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的所有军事单位合并为一支军队，置于波希米亚的红白旗的引导下，并在巴黎为他们取得了一支协约国军的地位。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签订之时起，他们就认为自己是在协约国部署下为共同的战争目的而全副武装起来的。在大得多的规模上，同时又在有必要的区别的情况下，他们仿效路易十一的苏格兰弓箭队、萨斯菲尔德的爱尔兰旅或路易十六的瑞士警卫队，像他们一样，远离老家和家庭所意味的一切，周围全是外国人，但是那些人的热情不会激动他们，那些人的习惯不会吸引他们，他们过着一种自顾自的生活。可是与他们的祖先截然不同，他们与现在几乎变为全世界奋斗目标的东西连在了一起，他们永远不变地坚持这个目标。他们不断地集体研究这次战争的过程，经过不停的体操锻炼和紧张的集体自觉训练，他们昂首阔步地通过所有的混乱与哄闹。在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声中，“在无数敌人中，不动摇、不哆嗦、不受诱惑、不恐惧。”当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结束俄国对德的抵抗时，捷克斯洛伐克军要求将他们运往西线，布尔什维克同样急于要他们离开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总司令允许捷克斯洛伐克人自由离开，这点具体规定存在于协约国与苏维埃政府于3月26日在莫斯科签署的正式协议中。西伯利亚铁路提供了最安全的通道，捷克斯洛伐克人开始了他们经过库尔斯克、奔萨、车里雅宾斯克和萨马拉的旅程。他们启程时为4.25万人，但是前进途中在捷克斯洛伐克战俘中有新入伍者，他们的总人数达到了6万人。德国人自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安排。阻止值得信任的两个军的男子汉环绕世界运往西线，成为敌参谋部极为重要的目的。他们向苏维埃当局使用了什么压力还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压力产生了效果。列宁与托洛茨基没有遵守对捷军的承诺。他们在德国人的命令下迅速采取措施拦截并俘获在长途征程中的捷克军。在俄国人手中的好几千德国和奥地利战俘被很好武装起来，在德国军官的监督下开始进入军队编制。托洛茨基一方面与洛克哈特先生详细地商定捷军通过俄国的安全办法，另一方面又调动他的赤卫队到达适当的位置。5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炮兵第一梯队到达伊尔库茨克。这支军队与布尔什维克的协议规定，只留给他们30支卡宾枪和一些手榴弹作个人自卫之用。当火车驶进车站时，捷军发觉自己面对大量武器优越的赤卫队。他们被命令在15分钟内放下少许留下来的武器。当时捷军几乎都没有武器，他们在车站站台上与对方议论局势时，车站建筑物中有一挺机枪向他们射击。捷军并不屈服。在几分钟内捷军使用他们的30支卡宾枪和一些手榴弹不但击败而且俘获了那些卑鄙的攻击者并缴了他们的械。他们用缴来的武器装备起来，几天后他们战胜了由当地苏维埃派来对付他们的新部队，并向他们的司令部报告了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整个捷军不再交出他们的武器，不论在何处停驻都采取积极的自卫。这种自卫很快变成了强有力的反击。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这种分散形式现在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力量的基础。1.1万人已经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其余人分布在西伯利亚铁路全线和它从乌拉尔山脉100英里以西到太平洋的支线。到1918年6月6日，他们占领了鄂木斯克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之间的所有铁路车站。他们仍在俄国欧洲部分的同伴也获得了差不多的成功。他们对重要交通线的控制迅速向东扩展到奈尼—乌金斯克及以西的奔萨。6月28日他们夺取符拉迪沃斯托克；到7月6日他们从尼科利斯克出发向哈尔滨和哈巴罗夫斯克挺进。他们在7月13日接管伊尔库茨克。到7月的第三个星期，俄国几百英里宽3000英里长的巨大区域，包括从伏尔加河几乎到贝加尔湖的主要连结地区，就是在这些当初寻求通过签订协议离开该国时受到卑鄙攻击的外国军队的有效占领之下。人们几乎想不起历史上曾出现过可与这几页历史相媲美的、性质如此浪漫、规模上如此宏大的插曲。我们可以料想这次努力的结局，这些已经使自己成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主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决心回去拯救被隔绝在中部西伯利亚的同胞，大约在1918年9月中旬，整个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交通恢复。就这样，由于失信破坏诺言，由于一系列世上没有人曾预见的事件与机会，从伏尔加河到太平洋的整个俄国土地，其面积几乎与非洲大陆一般大的地区，好像施展魔法那样落入了协约国的控制。7月底捷军交给在美国的马萨里克教授的电报概述了那里的局势。“我们的意见是，在东方重建俄德战线是最值得愿望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向你求教，我们应否离开这里去法国，或者我们应该留在这里站在协约国和俄国一边为俄国而战。我们军队的健康状况和精神非常之好。”驻在华盛顿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会议对这个问题评论说：“从那时起马萨里克教授就指示在西伯利亚的军队暂时留在那里。……捷克斯洛伐克军是协约国军之一，它与法军或美军一样听命于凡尔赛军事会议。在俄罗斯的捷军无疑渴望避免参与俄国可能的内战，但是他们同时了解，他们留在原来地方可以为俄国和俄国事业做出比他们前往法国大得多的贡献。他们听从协约国最高会议的命令。”02.他们进行的这些令人震惊的业绩对于协约国的行动有决定性的意义。1918年7月2日最高军事会议从凡尔赛向威尔逊总统作进一步的呼吁，要求其同意支持捷军。总统于是建议派遣一支由英国、日本、美国军队组成的特遣队，公开地去恢复和维护捷军的交通线。第二天英政府与其他协约国政府一致决定给予他们军事援助。7月5日美国宣布他们决定在西伯利亚作有限的干涉。“其目的在于保护捷军抵抗德军，并帮助其自治或自卫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自身可能乐意接受帮助。”他们还建议派遣基督教青年会独立小分队，给予俄国人民道德上的指导。两个日本师、在约翰逊上校和工党议员约翰·沃德上校率领下的7000美军和两个英国营、3000法军和意大利军全部在日本最高司令部的指挥下开始行动，尽可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沿铁路继续向西前进。与此同时一支主要由英军组成，在英军司令部统率下的7000或8000人的国际部队于6月底和7月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昌格尔登陆。当地组织起非布尔什维克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与英军司令签订协议，根据协议当地政府帮助协约国军打败德国侵略，协约国政府负责财政和粮食。在西伯利亚，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广泛的警戒线以内——它的范围或许稍大——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政府开始在鄂木斯克建立起来。一般地说，西伯利亚对俄国的关系和加拿大对不列颠的关系一样。捷军的奇特景象，他们突然采取的异常行动与获得的成功，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武装人员明显的个人优越性，使他们能够在西伯利亚创立起庞大的飞地，在飞地内部俄国政府和军事组织能以相当大的规模开始行使职权。1918年夏季在鄂木斯克成立的临时政府，主要目标是召开全俄制宪大会。这个政府在它存在的期间经过各种变革。它反映了蔓延整个俄国的混乱，当时每个人都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许多人准备杀人，没有一个大团体能在一段合理长度的时间里同意任何一个主张。甚至在停战严重削弱所有反布尔什维克运动之前，西伯利亚好运的潮流就已开始退潮。捷军在兴旺中已经有点精神不振。他们的苦难不断，他们的危险增加。他们自己的政治见解本质上是进步的，但与白俄罗斯人的意见不一致，此外他们因不断遇上俄国的不稳定和管理不善而烦恼。1918年10月他们遥远布防的南面战线因受到红军正面和四周的压力而被迫收缩。到1918年9月，在鄂木斯克已有两个政府一起行政——一个是西伯利亚政府，另一个自称全俄政府。同时，哥萨克人和反布尔什维克军官一直在精力充沛地建立武装部队。随着这些部队的规模和势力的增强，它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两个迅速建立起来的政府。形势日益明显，所有人都将立即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在这种危难关头军事观点很快占了主导地位。原来的鄂木斯克政府乐意向这个新压力让步；另一个政府正好相反，它成为社会主义阴谋的温床。对立的两个政府彼此对抗行事。面对即将来临的屠杀，对立的做法无补于事，这导致了军事政变的出现。11月17日，停战后一星期，新军的领导人用武力占领了一个政府，同时逮捕另一个政府的主要成员。他们决定把所有力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也许是明智之举。他们推举的这个人就是前黑海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南方顿河省，现在由邓尼金指挥的俄国志愿军已成为广大的肥沃地区的主人，在那年年底经过一场俘虏3万多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后，预言要向叶卡捷琳诺达尔前进。这就是紧随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之后俄国局势令人惊奇的转变。冬天战争时降下的大雪使六分之五的红色俄国变成白色，但是和平的春天对所有其他人都是喜事，春天很快就把雪全部溶化了。03.这些事态的发展促使协约国在其全神贯注的一些事物之上，又加上了另外一系列问题。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从俄罗斯帝国割去了她全部西方省份。德国人显然想建立从俄帝国割出来的一连串缓冲国来保护自己东进的成果。我们看到，东面500公里外的地方在20世纪又制造出了拿破仑曾计划建立的莱茵同盟的新版本。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俄罗斯的波兰、乌克兰、比萨拉比亚、高加索在获胜的德国的指导下，在战败的俄国的无奈中行使自决的权力。这些国家得到自由(如果不说独立的话)应感激德国，而俄帝国将被剥光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征服的土地，她的领土被马刀在欧洲地图上从赫尔辛基到巴统和巴库一刀劈开。列宁与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同意。现在德意志帝国不见了；上述整个新体系的强大中心被摧毁了。德国投降、被解除武装，孤立无助，由战胜国处置，德国本身暂时要准确地服从战胜国发出的命令。因而上述这些国家几乎一下子从她们的旧效忠对象、也可以说从她们的新效忠对象解放出来。几个月以来未来事态的光明前景越来越清晰。1918年8月份以后中欧帝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唯一成问题的是她们失败得有多么彻底和还能拖延多久。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想离开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除希望民族或国家的独立外，还希望坚决逃避可怕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的舆论动态都情绪激昂，而且非常坚决。爱沙尼亚于1917年11月28日宣布独立；芬兰在12月6日宣布独立；乌克兰在12月18日；拉脱维亚在1918年1月12日；立陶宛在1918年2月16日宣布独立。4月9日比萨拉比亚与罗马尼亚结成同盟实行自治；4月22日外高加索议会宣布完全独立于它的联邦共和国，并声明它的领土不属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范围之内。5月底外高索联邦政府解散，它的构成单位独立；格鲁吉亚建成独立的民族政府；亚美尼亚全国议会在亚美尼亚掌权；鞑靼全国议会声称脱离阿塞拜疆而独立。可以说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于害怕战争结果会是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力量的前景造成的。她们现在日益害怕布尔什维克革命，因为德国已无能为力。因此，随着德国力量的衰落和当她突然完全崩溃时，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把他们的希望与忠诚转向了胜利的民主国家联盟，这个联盟横跨大西洋和英吉利海峡，越过法国与意大利战线，将不可抗拒的火焰与钢铁像雪崩似的泻落在正在退缩的德奥战线上。当最终所有抵抗在一声惊人巨响中崩溃时，所有这些民族和萌芽状态的政府都以欢乐和信心聚集在胜利的西方盟国周围。然而，这种转变的出现并非没有人反对。布尔维什克1月4日曾与法国和瑞典政府一起承认芬兰的独立，但却于1918年1月28日入侵芬兰，占领赫尔辛基。这次不是寻常的军队与大炮的战争。苏维埃赤卫队用暴力的办法前进，在他们前面涌现的是比物质的武器更可怕的当地共产主义宣传的队伍。芬兰历史中这两页对此有连续的记载。3月1日芬兰共和国与苏维埃之间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接着在芬兰出现红色暴动。但是德国人此时作为营救者进行干涉。3月3日一个德国师在冯·德·戈尔茨将军指挥下在芬兰登陆：大量的反共的芬兰人在前俄罗斯帝国禁卫队军官曼纳海姆将军率领下加入德军。苏维埃军队和当地共产党人暴动失败，4月13日戈尔茨和曼纳海姆将军复克赫尔辛基。不到3个月的共产党革命给舆论造成的印象一个世代也抹不掉。共产主义者从芬兰首都的撤退是仓促的；被枪决的资产者的尸体凌乱地躺在政府办公处的庭园与走廊。这些顽强不屈的北方人怒火中烧，对他们不久前的压迫采取了无情的报复。他们决心给那些人一个不会忘记的教训，要它耐久得像他们自身受到的教训一样不会忘记。于是一场白色恐怖起而代之，肯定是血腥的。5月7日被认为芬兰内战结束，但绝不是惩罚的结束，受打击的不仅是芬兰的共产党人，还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他们也在胜利者无边际和无区别的仇恨中遭殃了。关于芬兰就说这么多。紧连在芬兰南边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发觉自己处于特别不愉快的境地，她们的东边紧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地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她们的西边是那些普鲁士地主的出生地和聚集之所，普鲁士地主证明自己是德意志制度的僵硬的阶级和最可怕的集体之一。在1918年冬季到1919年初夏之间，波罗的海诸国交替地受普鲁士和布尔什维克的严厉控制。停战之后行将退役的德国兵立即恶作剧地将军事物资交给布尔什维克，后者很快占领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与立陶宛的大部分。在芬兰志愿军和美国战争物资的帮助下，爱沙尼亚于1919年2月初赶走了布尔什维克，但是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却没有如此成功。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时，德国人在冯·德·戈尔茨领导下组建了一支未经授权的游击队，最后人数达到2万，这支队伍意在赶走俄国兵，不顾和平会议可能做出的任何决定，在俄国兵马原来驻扎的地方为东普鲁士苦恼的贵族建立一个避难所。他们得到了暂时的成功，像“未注册公司”那样运用激烈和冒险的“许可证”，直到7月份协约国军事代表团来到。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独立，只能在他们居民的强烈愿望和协约国与有关国家的同情之下暂时存在，就不足为奇了。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波兰。1917年3月，如我们所见，俄国临时政府宣布波兰应是“一个通过自由军事联盟与俄国连在一起的独立国家”。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中托洛茨基提议波兰独立，这是条约规定的。但是在俄军中的波兰部队反对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的波兰军团很快就开始反抗俄国苏维埃人民委员部监督波兰国家事务，在莫斯科的波兰摄政会议代表也立即与苏维埃政府发生了全面冲突。一位出来解救受难中人民的强有力人物，此刻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就是约瑟夫·毕苏斯基。毕苏斯基1867年10月出生在立陶宛。1863年那里的农民起义，遭当局暴力镇压，他是在对此事件有直接回忆的农民中被养育成人的。22岁时他与俄国革命家发生关系，被判去西伯利亚5年流放。1892年他回到维尔纳，4年后再次因煽动罪被捕，但得以逃脱。在这几年里他断断续续与鲍里斯·萨文科夫有联络，两人建立起终生的友谊。毕苏斯基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自然把俄国看作他国家的头号敌人。1914年大战爆发，他致力于集合一支志愿部队用以反对俄国，且以加利西亚作为他开展工作的基地，他没有和德国和奥地利作战。他对于如果同盟国在战斗中取得胜利，波兰将有什么样的命运不抱幻想。虽然他在同盟国的庇护下与俄国及其盟国作战，他一直记住古希腊的警句：“爱它好像你今后将那样恨它，恨它好像你今后将那样爱它。”俄国革命改变了政治舞台，沙皇帝国不见了，毕苏斯基与中欧帝国间的固有矛盾变得明显了。1917年7月底他拒绝对中欧帝国宣誓效忠。他在马格德堡被捕入狱。1918年1月停战后不久他重获自由。毕苏斯基受群众爱戴，不但成为德军占领时新成立的爱国军事团体的领袖，而且被整个波兰民族奉为领袖。他前往华沙，收缴离开那里的德国兵的武器，并在举国赞同下夺取了摄政会议的全部权力。1919年1月底事实上持有独裁权力的毕苏斯基委托著名钢琴家帕杰雷夫斯基组织政府。现在波兰民族重新站起来了。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撕裂为三块的古老国家已经从压迫者那里解放出来，在经历了150年奴役和分隔后重新结合成整体。在乌克兰，布尔什维克一开始就受到分离活动的挑战。德国人曾与以哈尔科夫为中心的乌克兰政府签订单独的和约。但是在基辅的另一个乌克兰政府同情布尔什维克，对反对革命的哈尔科夫和为寻找粮食与石油而到来的德军进行武装抵抗。乌克兰人民在反德与反共和外国入侵者与当地传染病之间双重冲突中感到困惑。这种无情争吵的冲突遍布每个城市、街道、村庄和家庭，甚至个人往往说不出，在经常改变的党派偏见中他们最痛恨哪一边。可是德军的高效率和纪律把所有这些缺乏热情的对立政治势力都稳步地推在一旁。他们使用小股素质优良的军队，很快占领了他们补给所必需的大部分地区。1918年3月13日他们占领敖德萨；17日占领尼古拉耶夫；4月8月攻占赫尔松。28日他们建立乌克兰的军事独裁政权，任命当地人斯科罗帕茨基将军为首脑，5月1日他们占领塞瓦斯托波尔，夺得俄国黑海舰队的一部分；5月8日他们占领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在攻占这些面积等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富裕肥沃的地区的战斗中，德军仅用了5个后备师。一切都是相对的。每个人都还记得(而且都试图忘记)德军占领比利时的情况。同样是这批德国兵，他们在作为解救者来到乌克兰后，不但被一般群众，而且被那些最恨俄国入侵者的爱国分子自动承认为是解救者。一剂共产主义的药引发了居民心中的希望，欢迎任何形式的——即使是严酷无情的——平民化的权威，自从德国“钢盔团”来到，生活再次变得可以忍受了。人们只要听命、保持平静和服从，此后一切都会顺利和有效。外国士兵的铁蹄胜似兼有恶棍和狂热宗教徒特征的教士的无休止迫害①。比萨拉比亚的形势很奇特，令人痛苦的方式有所不同。罗马尼亚军队余部和罗马尼亚人民中的首领分子在他们本土被征服后在俄国领土中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受到沙皇庇护。革命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谈判使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罗马尼亚和比萨拉比亚间有年代久远的亲密关系，俄国与罗马尼亚自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关于这个省份又重新开始了不停的争吵。同一天(1月28日)赤卫队在北方进入赫尔辛基，布尔什维克对罗马尼亚宣战。罗马尼亚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抵抗，但德国当局进行了干涉，6个星期后签订和约。受控制和受损害的罗马尼亚正处于苦难深渊，此时突然获得了极大的满足。4月9日比萨拉比亚公开宣称她将与罗马尼亚进行有自治地位的联合。德军在南俄不停地前进，苏维埃不得不满足于空洞的抗议。停战日到来，摆在西方战胜国面前的则是无政府和混乱状态、争吵和饥荒、应承担的义务和获得机会的巨大全景。————————————①这句动人的话出自《一旦我有一个家，马迪达日记，荣幸女士致俄国已故女皇》(Once I had a Home, The Diary,Lady of Honor to the Late Empress of Russia)。第06章、十四点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停战谈判——豪斯上校的说明——10月29日的会议——劳合·乔治先生的拒绝——豪斯上校的威胁——首相的顽强态度——协约国的保留意见——海上自由——达成一致——法国的计划——和平的起始行动——威尔逊的使命——拖延的危险——间隙。01.威尔逊总统在停战时达到了权力与声誉的顶峰。自美国参战第32个月起，他赞美协约国事业正义性的程度比其他人更热烈，有时更起劲。他精神饱满、情绪冷静地进入战争，似乎是一位不偏不倚的法官对可怕和疯狂的争端宣布发了最后的结论。他居于激烈的冲突之上，说话严肃、直率，他具有深受大众喜爱的艺术教养，浑身充满了肯定不会衰竭的力量，在受折磨和遭苦难的战士看来，他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派来拯救下界自由与正义的使者。他的话给予每一个协约国的人以安慰，对制止破坏和平的各种宣传最有帮助。战争时期各个协约国时时宣布它们的战争目标。在1918年严峻的1月，英国和美国都找机会以最合理的词语重申她们的观点。特别是在1月8日威尔逊总统向国会发表了演讲，其中提到了十四点，他认为这十四点可以指引美国人走向他们渴望达到的目的。这“十四点”措辞值得赞美，不过稍嫌含糊，主要由概括性原则组成，可以根据战争的命运作不同程度的应用。但是它们包括两项十分明确的条件，即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和把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美国坚持这些极为重要的战争目的，且要为此与德国战斗到底，这深合协约国的心意。她们都不想吹毛求疵地检查整篇演讲词，除了普遍赞同外并不感到有义务这么做。与此同时，总统的宣言在推进西方民主国家坚定团结地彻底执行战争义务和鼓励敌国人民的失败主义倾向和颠覆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10月1日鲁登道夫提出德国政府应立即祈求停战的惊慌要求时，巴登的马克斯亲王就是根据这十四点在演说中讲到威尔逊总统的。威尔逊抓住了在最初、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直接控制谈判的机会。他精神饱满地利用他对敌人和对协约国在地位上的优势，把整个任务及其责任都集中到自己身上。在他本人对感到绝望的敌人的诚实感到满意之前，他拒绝把他们的呼吁向协约国转达。他以最严厉的态度对待哀求的德国人。他采取巧妙的技巧使用拖延的手法，他宣布，“为维持美国及其盟军目前的军事优势，必须有绝对令人满意的保护和保证措施”，否则就不可能停战。停战条件必须由协约国军司令官决定。在德国自行解除其全部能再次发动战争的力量以前绝不能讨论和平。德国人是否完全解除了防御能力要由战胜国来辨别和判断。与敌方进行的这些谈判占用了一个月，这是整个战线进行大规模连续战斗的一个月。美国军队死伤10万人，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军队共伤亡约38万人。他们的前进一直继续着。德军的抵抗在恐惧战争和希望和平的双重压力下垮了下来。最后他们屈服于总统的踏脚凳下。威尔逊在这些谈判中一直是态度强硬、手腕巧妙，以致法国和英国虽然开始时为他的一意孤行而感到吃惊，但以后就甘心把谈判工作留给他管了。即使在对敌谈判最严厉时，他那唇枪舌剑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因此在战争邻近结束的阶段，他实际上一直不单是美国的、而且也是协约国的发言人。他阐明最高原则；促成最难成交的交易。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怎样一笔交易，这很重要。当中欧帝国实际上处于瓦解和向十四点伸出绝望之手时，当这一行为变得很明显时，这些建议就突然有了高度的实用性。到10月底时，弄清楚十四点究竟是什么内容，以及我们的朋友和敌人又是怎样理解的就变得很有必要了。如果德国人不是要求停战，而是通过谈判寻求和平，同时又继续打仗，那么德国人和每个协约国对十四点的解释或许就会变为一种严密的具体的形式。可是德国人垮台非常迅速，他们只能祈求停战，在单纯的函电往返过程中便完全垮台了，最后只能屈服于使今后他们无法东山再起的条件。这种事态发展大大超出协约国的最高期望：将由胜利者单独决定对十四点的解释，而战败者自然会从他们最希望和最宽容的意义上来解释它们。鉴于豪斯上校的先见之明，对十四点的说明由美国驻巴黎代表草拟，由总统批准。现在此文已由豪斯上校发表。这个说明是他在所有场合讲话的摘要，当然是一份适应环境的文件。例如第三点规定：“尽可能取消所有经济壁垒，建立所有国家间的平等贸易条件。”美国人的说明谨慎地将其解释为：这不是意在阻止关税或特殊铁路运费率或港口限制，而是要这些规定在各国间彼此保持平等。第四点规定：“做出和遵守适当的保证，使国家军备降低到符合国内家安全的最低点。”关于“国内安全”，说明解释指的不单是国内警察，也指保卫领土抵御入侵的武装力量。第五点规定：“所有殖民地要求的自由、没有偏见和绝对公平的调整，应以严格遵守的以下原则为基础，即在决定所有这种主权问题时，有关全体人民的利益必须有与政府的公平合理要求同等的份量，政府的权利尚待决定。”对这条有清楚的说明：德国殖民地不再归还德国，不论哪个国家管理这些殖民地，都必须如“当地人的受托人”那样行事，并受国际联盟的监督。第六点规定：“撤出全俄领土”和俄国具有“独立决定自己政治发展和国家政策的不受阻碍和不受窘迫的机会”。但是说明解释说，“俄国领土不是指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的全部领土。”如此等等。10月29日下午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代表在法国外交部开会。主要人物是克列孟梭先生、劳合·乔治先生、贝尔福先生、巴龙·桑尼诺和豪斯上校。问题是协约国应怎样回答威尔逊总统的说明。劳合·乔治先生说，有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首先是停战的实际条件。与它密切相关的是和平条件问题。如果对威尔逊总统与德国之间传递的照会进行仔细研究，那就可以发现，停战是在和平将以威尔逊总统演讲中的条件为基础的假设上提出的。德国人实际上是在这些条件上要求停战；因此，除非明确说一些相反的话，否则协约国势必承认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条件。因此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是这些条件可否接受。劳合·乔治直接问豪斯上校，德国政府是否指望和平在威尔逊总统十四点及其他演讲的基础上缔结。豪斯上校说无疑是这样。劳合·乔治先生说，除非协约国清楚地表明它们的态度，否则必定将接受以这些条款为基础的和平。克列孟梭问，威尔逊总统的条件是否曾与英国政府商议过。总统不曾与法国商议。如果从未与英国政府商议，他不知道怎样让自己承担义务。他又问英国政府是否认为自己已做出许诺。劳合·乔治先生回答说，他们尚未做出许诺，但是如果他接受停战而又不说任何相反的意见，总统无疑会认为，英国政府承认了他的条件。贝尔福先生证实了这些话。然后克列孟梭说，“我要听听十四点的内容。”宣读第一点：“公开的和平条约，公开缔结，在条约后面没有任何性质的私下国际谅解，而外交斡旋应一直坦率地在公众视野内进行。”然后豪斯上校读威尔逊总统后来所作的一篇讲话的摘要，指出这不会禁止在秘密和微妙问题上的秘密会谈，只要肯公布最后结果。贝尔福先生说这点实际上等于禁止秘密条约而不是禁止秘密商谈。接着宣读第二点。“在平时和在战时，在领海外公海上航行有绝对自由，只有在为了实施国际条约而采取国际行动时可以封闭整个或部分海洋。”这一点涉及所谓的“海上自由”的问题，自然引起英国的关切。它听起来意图良好，但它用意何在？它意味着取消战时封锁权吗？我们刚从一场自由斗争中脱身，在这场斗争中封锁对于保护欧洲自由和美国权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海军刚刚才粉碎了潜艇战。英国的船舰刚刚才将大部分美军运到欧洲。我们使用制海权拯救自己免遭入侵和保护我们全体人民免挨饥饿。在我们的大力援助下，我们的朋友们刚取得一个共同胜利，就在此时告诉我们，要把封锁这一伟大的保卫武器变钝、变为无用(即使不是使其破碎)肯定很难接受。今后情况不一定需要，未来的环境并不需要，或者说没有可能对交战国海上权利的整个问题作一次审核。此刻敌人的防线正被法军和英军付出生命与鲜血的可怕代价打垮，此刻英国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下正平安地走出人类最大的灾难，此刻难道我们应该在接到通知后几天或几乎几个钟头就被要求：在生死攸关，可能意味着天大干系，也可能毫无干系的问题上同意这么一个方案。劳合·乔治先生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条款。目前是战时，如果接受我们将失去实施封锁的权力。德国垮台可以说是受封锁的结果，几乎相当于军事作战的结果……他不愿在第二款未经讨论时便建立和批准国际联盟。即使在国际联盟建立之后，他也准备讨论这一条款。他不打算与德国讨论这个问题。如果要停战，就要我们承诺这些条件，否则停战是不可能的。克列孟梭和桑尼诺同意劳合·乔治的意见。然后豪斯上校说，现今一切讨论最后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此前与德国和奥地利的一切谈判必须一笔勾销。总统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告诉敌人，他的条件不为协约国所接受。于是出现的问题是，美国是否会不得不直接与德、奥着手处理这些问题。克列孟梭发问，豪斯上校的意思是否暗示在美国与敌人间将会出现单独和平。豪斯上校说有可能导致单独和平。这要看美国能不能同意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提出的条件。现在我们要为美国承担巨大责任。军队仍在全面作战。即使在美国做出最大努力的这个月，每天凡死伤一个美国兵就有4个英、法、意士兵倒下。美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投入是无比的少，但这里却出现了直接威胁，如果英、法、意不吞下全部十四点，不管她们可能怎样或被要求怎样，美国都将从前线撤兵，与德、奥单独媾和，听任战场陷入完全混乱之中，并使世界可悲地进入另一年的战争。这是在劳合·乔治为国效劳时对他品质的一次度量，他没有在这种无法辩解的压力前退缩。首相回答说，英国政府不可能同意第二点。要是美国打算单独媾和，我们对此深感遗憾，可是我们将准备继续战斗。(这里克列孟梭插话说“是的”。)“我们绝不能放弃将美国军队带到欧洲的这种运输力量。这就是我们为之战斗不能放弃的东西。英国不是真正的军事国家；她的主要防御力量是舰队。英国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放弃使用她的舰队的权利。此外，我们的海上力量从来不粗暴滥用。……除了海上航行自由的问题外，威尔逊总统的言词中没有说到有关比利时和法国财产被恣意毁坏和船舶被击沉的赔偿问题。”此外他不反对总统的十四点。他建议给总统一份答复，表示十四点必须包括赔偿；我们相信总统演讲中不会没有关于赔偿的意见，但是我们希望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了解，我们不能接受我们所理解的对德国被授予海上自由这一点所作的说明。豪斯上校同意，第一步由协约国政府聚集在一起，提出它们对威尔逊总统条件不同意的所在。在提到其他几点后，他说，总统条件的措辞都有十分广泛的含意。例如，拿阿尔萨斯—洛林来说，他并不是特指这个地方归还给法国，只是意味那个地方是肯定要还的。克列孟梭说，德国人对这点肯定不作这样解释。豪斯上校接着说，总统在其他场合已经说了这么(意即说得很清楚了)。总统坚持德国必须接受他全部演说内容，而根据这个演说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对德国提出几乎任何要求。对比利时和法国的赔偿肯定在第七和第八款中有所暗示，这两款说明这些国家的入侵敌人必须撤出，领土必须“恢复”。对在海上非法击沉的船舶和中立国船舶使用同一原则。然后一致同意，协约国的保留意见应当系统地提出。将近一个星期在紧张中过去。威尔逊总统用一份最后通牒加强豪斯上校的地位，他的代表决定把它保留着以待后用。这个文件写于10月30日，它说：“我觉得有责任授权给你，你可以说我认为，如果和平的内容不包括海上自由，我不能同意参加和平谈判，因为我们宣誓要打倒的不只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是每一个地方的军国主义。我也不能参加不包括国际联盟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的一种和平在几年之内会造成无保证状态，只能带来灾难性的普遍军备竞争。我希望我不会被迫公开这个立场。”①同时英国拟定了她的保留意见。“协约国政府仔细考虑了美国总统与德国政府之间的通信。它们宣布，具备下列的先决条件后它们愿意在总统于1918年1月8日向国会的致词中提出的和平条件和以后各次演说中阐明的原则上，与德国政府媾和。可是它们必须指出，关于通常叫做海上自由的第二款有各种不同解释，其中某些解释它们不能接受。因此当它们进入和会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保留完全的自由。“在1918年1月8日总统向国会的致词里规定的和平条件中，他宣布被入侵领土除必须撤出敌军获得自由外，还必须予以恢复。协约国政府觉得，对这个规定暗示的意思不允许存在任何怀疑。它们理解为德国必须赔偿对协约国平民造成的一切损害和德国部队由陆上、海上和空中对他们财产的破坏。”意大利人有其他保留意见，他们指出现在的谈判只应用于德国，不涉及对待奥匈帝国的办法。克列孟梭同意英国的草案，它是至关重要的文件。第三次会议于11月3日在豪斯上校的寓所召开，当时豪斯宣读威尔逊总统的一封信，信中对“海上自由”准则作了慰抚性的阐述。“总统说，他直率和同情地认识到海洋——不论是领海还是沟通整个帝国的海洋——对英国及其地位的必要性。他理解，海上自由是应当予以最自由的讨论和最公允的交换意见的问题。但是总统未确知协约国是否明确地接受海上自由的原则，它们是否只保留这个主题使用的限度和对它的自由讨论。……总统坚持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十四款是十四点纲领中最关键的美国条款，他不能对这四点让步。海上自由问题只要我们事先在协约国之间取得一致，不必与德国政府讨论。……封锁是问题之一，它在这场战争的发展中已经改变，控制封锁的法律当然必须改变。然而不存在废除封锁的危险。”劳合·乔治先生说，协约国采取的方案仅供自由讨论(见第二点)，并非对美国的立场有所怀疑，美国有完全的自由进入和会并提出自己的观点。豪斯上校问，劳合·乔治先生是否不能接受海上自由的原则。首相回答，他不能接受。“它最终与放弃封锁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他不想限制美国政府在讨论中发表意见，他只想为英国政府取得行动自由。”在豪斯上校再次发问是否接受这个原则时，劳合·乔治先生再次拒绝。他说，“即使他接受了，这也只不过是意味着一星期之内此地将有一个新的首相，这位新来者肯定说他也不能接受这个原则。英国人民不愿看到这个原则。在这个问题上这个国家是绝对一致的。因此，他说能够接受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代表不列颠说话。”根据豪斯上校回忆，劳合·乔治先生又一次说(是在这次会议上还是在其他某一场合记不清楚了)，“英国愿花尽她最后一个几尼以保持她的海军优于美国或任何别的大国的海军，没有一个持不同立场的内阁官员能继续在英国政府内供职。”②豪斯上校然后修正了他的立场；他想要的只是“这个问题能加以讨论的原则”。没有人能够反对这个原则。劳合·乔治先生立即回答，“我们很愿意从当前战争过程中出现的新条件的角度来讨论海上自由。”据豪斯回忆，实际会谈内容如下：豪斯说，“我希望你把意见写下来，我可以转呈总统。”劳合·乔治回答，“他喜欢这一类的东西吗？我们十分愿意讨论海上自由原则及其应用。”下午他在给豪斯上校的信中重申了这一观点。豪斯对此感到满意，并相当天真地向我们说，他要向总统报告外交胜利。③这些问题解决后，威尔逊总统于11月5日向德国人提交协约国的备忘录——接受有保留意见的十四点——作为议和的基础，并通知他们停战条件可以从福煦元帅那里收到。由此德国人有权利宣称，他们按照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其他演讲(除了因协约国的正式保留意见而需修改的那些条件外)进行投降和解除武装。可是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解释的权利，他们也没有提出要求的资格。这就为胜利者留下了确实很广阔的余地，足以防止在以后岁月中引起误解和指责。02.在协约国会议内部发生了尖锐的意见交换，由于十四点的许多含糊的性质，而且与十四点一起的(谈不上评论)还有总统的演讲，因此人们特别希望毫不拖延地制订出一份较为确切精密的文件。但在几个星期里什么都不可能做。屠杀必须停止。陆上与海上的停战条件正在草拟，德国现存的整个自卫军兵力在大规模投降，德国和其他战败国内部出现了极端动荡，而协约正竭尽人性所能地举国庆祝胜利。当这些压倒性大事和胜利激情过去后，眼前有一件有突出重要性的事要做。那就是议和，议和立刻具有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克列孟梭像往常那样有了清晰明确的计划。11月29日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写下这些计划，以书面形式交给兰辛先生。“威尔逊总统在12月中旬到达巴黎以后便能使四大国自己就议和的初步条件取得一致意见，毋需与敌人作任何讨论，只须分别对敌人实施。”“实施首先从德国和保加利亚开始。……”“就议和的初步条件达成一致意见后，四大国代表应对参战国、中立国和敌国出席和平大会的代表权的原则取得一致意见。……只有战胜的大国将参加全部会议，受邀参加的小国只参加指定为它们的特殊事务召开的会议。至于中立国和关系不大的国家，在与它们的利益有关的时候请其参加。”“大会的工作任务看来应分作两个主要系列：确切地称作解决战争问题和建立国际组织。第二个问题的审查无疑要求先解决第一个问题。此外，具体问题的解决不应与一般公法条款的实施相混淆。而且，必须明确下列事实：敌人没有讨论条件的权利，条件由战胜国硬性规定；中立国在特殊情况下受邀请出席会议；由战胜国确定和平条件，而不论战胜国、中立国或敌国都将受邀参加和讨论建立国际组织的原则。”“大会程序将在12月下半月召开的预备会议上决定。……”“最后，为实现能导致正义、道德和自由的伟大原则的号召，大会可以像过去有时所做的那样，在大会开幕时宣布，甚至可以在确定程序前宣布如下原则(如此可能达到非正式的一致意见)：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权利；为使大会能最充分地进行自由审查，过去仅由某些协约国达成的所有特殊协议应停止生效；*由协约国于1914年8月1日宣布的特有的宗主国的领土和殖民地的领土不应变动；庄严谴责一切破坏国际法和人道原则的行为；取消在停战签字后犯破坏器械罪或犯破坏国际法或反人道主义罪的敌国代表的资格。”毫无疑问法国的计划兼有逻辑、实际和迅速的优点。计划把所有主要问题和所有程序问题的解决，置于在战争中做出主要努力的四大战胜国的手中；计划在过去与将来之间划一条分界线；最主要的是规定“过去仅由某些协约国达成的所有特殊协议应停止生效”，扫除在战争紧张时期缔结的整个秘密条件。计划把单独能够解决每件事情的四大国聚集一起，保证四大国有绝对不受拘束的行动自由。豪斯上校经深思熟虑相信，和平的第一步行动应该是迟早与德国谈判。初步和平以法国人的建议为基础，应该不会有困难。过去经常发觉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初步和平方案中只有主要的关键问题需在战胜国之间取得解决，然后这几个国家就不再需要在战争期间开会了，而是可以悠闲地展开细节上和应用上的争论。法国建议的程序中没有任何一点会阻碍威尔逊总统努力为战败的敌人争取最仁慈的条件(这是他性格上的一贯倾向)，或者对被征服的领土作他认为从长期看来是最好的安排。无论如何不能避免意见的严重冲突。但是这些冲突将依它们的自然次序出现。而每一个决定将使第二个问题的处理更加容易。在“四大国”(后来这样称呼她们)之间达成一致，是顺利而迅速的和平必不可少的前奏。可是法国的计划根本不为威尔逊先生接受。计划把威尔逊的抱负与他想象中所描绘和平会议的景象推到了一边。威尔逊不希望与欧洲协约国迅速达成协议；他不愿意在会议桌旁遇到协约国的领导人；在一段长时间里他认为自己处于世界的顶峰，可以抑制协约国，申斥德国人和告诉人类行为守则。他自信有能力越过别国政府首脑向其人民和议会发出呼吁，如我们业已见到的他曾暗示想要尝试一下的意愿。④毫无疑问，法国制订的建议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不少地方带有几乎是冷酷无情的味道。它似乎将崇高的理想看成仅仅是为健全政策取得一致的装饰品。总统了解，过度劳损的欧洲协约国特别急于为迅速解决问题取得协议；拖延不决的程序会增加他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因而他和兰辛先生对法国11月29日的照会不作答复；对法国扫除秘密条约的各项建议不予任何理会。因此，所有旧世界事务都悬而不决；不仅各国领导人不能善意和信任地聚在一起制定最后解决办法，每个国家的统治力量反而趋向加剧发展各自的观点。法国人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拖延。如果威尔逊总统来到欧洲不但惩罚德国人而且教训他们，那末他们的军队就会牢固占领莱茵河防线，不管什么时候召开的和会都会面对既成事实，这也许不会使他们后悔。英国还在大选的阵痛中，选举的结果尚未知晓。帝国战时内阁几乎天天开会并探究整个未来的和平前景。在这个空挡，12月2日和3日协约国内部讨论会在伦敦开会，出席的有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和奥兰多，豪斯因病缺席。这次会议除了讨论由停战出现的各种问题外，只决定应建立一个协约国委员会，调查和报告敌国为赔偿能支付的总数；德皇及其帮凶应由国际法庭审判；在和平会议预备程序签字之前应在巴黎或凡尔赛召开协约国内部会议，日期在威尔逊总统到达后决定。在这里，虽然时间极其重要，但各种形式的力量正从胜利者那里消退，我们准备接受拖延。无疑所有这些领导人都太容易被说服，他们相信世界将无限期地在他们支配之下，他们可以在空闲时间解决世界未来的命运。这种幻想尤以威尔逊总统为甚。他此刻希望由他主持和会。当豪斯婉转地解释，只有法国人才能主持在巴黎举行的会议时，总统就表明他愿作为代表出席。总统在美国的好友强烈地劝告他不要在政治舞台上降低自己的地位。访问欧洲，与欧洲政治家私下讨论主要问题是许可的，甚至是值得向往的；但是要放弃总统地位的崇高孤立，参加漫长的和会及参加唇枪舌剑的混战，那就是牺牲坚实的优势。美国人的这种劝告开始时得到了三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愿望的有力支持。三位领导人想到，总统是一国元首、一位君主等级的大人物，与他们坐在一起，名义上地位相等，但具有不可否认的优越身份，因而感到有点不安。后来他们因常常听到威尔逊独断专行性格与气派而吃惊。但是总统的愿望压倒了自己的顾问，协约国领导人逐渐理解，也许总统的失误会对他们有利。如果他选择从高台上走下来，他们怎么会受损害呢？豪斯请他们放心，说总统在个人关系上是平易近人的。总统就是这样的作风。在这些讨论中和在局势的巨大压力下，11月和12月不久就过去了，未到1月中旬，27个国家(有的打过仗、有的在最后阶段加入胜利一方)的代表便在巴黎聚会。和会曾经采取过最麻烦的程序。这一特点也许有过报应，但是不知怎的消失了。所有一切取决于开始时英、法、意、日本和美国间的严肃讨论，在讨论中确定主要原则。在停战后最初两个月中，没有向系统讨论和平协议方向迈出一步。到1月初，世界焦躁不安；人人都问和会出什么事了；全体较小国家的代表已经集合在巴黎，他们发现巴黎集中了全世界的新闻记者。第二阶段或者说所有大国的全体会议迈步赶上和压倒了第一阶段。人们再也不能容忍进一步拖延了，就在那些单独有权决定一切的大国共同审查根本性问题之前，大会突然开始了。————————————①豪斯，《论文集》，第4卷，第173页。②同上书，第4卷，第190页。③同上书，第4卷，第190页。*着重号系作者所加。——W.丘吉尔④豪斯，《论文集》，第4卷，第112页。第07章、和平会议1814—1919——文献——电影制作——顶峰上的威尔逊——国会选举——敌对的参议院——威尔逊的误解——后果——“普通老百姓”——秘密条约——在胁迫下——揭露——真实的美国观点——协约国的辩护——英国和谈代表团——英帝国代表团——和会的构成——威尔逊总统的妥协——新闻界——官方语言——混乱中的欧洲。01.在1919年和会的状况与1814年举行维也纳大会时的状况差别有多么明显啊！1814年，胜利的盟国实际上有效地掌握了整个欧洲。这些国家具有强制实施其意志的物质力量。而1919年，各种危险的程度都更加剧烈，而胜利者更加精疲力竭；范围很大的地区和主要人力物力都不在这些国家控制之下。1814年，一批毕生接受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训练的贵族唱主角，他们极端厌恶战争，憎恨变革，他们优雅而讲究礼节地聚集一起，商讨重建并巩固传统社会制度，经20年争吵之后，这种制度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在1919年，一些雄辩家和群众领袖在混乱的斗争中上升到了权力与胜利令人晕眩的顶峰，他们在不坚实的、摇摆的舆论平台上危险地使自己保持平稳，自称能指导人类走向更好的命运。确实，舆论在某种程度上由议会集中并加以稳定。但是它还因受新闻媒体的影响而激烈摆动。1814年，令人欣慰的和地位得到确认的大人物们，举行了平静和考虑周全的秘密会议；而1919年，却出现了不安的政客间的剧烈冲突，这些人也是干练的行动家，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及其党派取得胜利，慰抚着国民的不管有无根据的害怕与激情。02.有关和平会议的文献颇多，几乎以每一种众所周知的语言出版，有关和平本身的文献更是多得不计其数。重要的当然首推坦珀利博士的不朽的著作。虽然坦珀利博士并不以为他可以任意发表他手头的所有信息与文件，但他的6卷巨著独具重要地拉，可以指导任何研究者。在法文著作中，以M.塔迪厄的《关于条约的真相》(TheTruth about theTreaty)最为重要，部分原因是，他是巴黎和会中的法国工作者之一，部分原因是他发表了许多未在别处出现过的文件。M.梅尔梅的《第三次战争》(CombatdesTrois)也记录了摘自最高级会议和四国会议的秘密会议的重要消息。意大利的作品主要是西尼奥尔·尼蒂的3卷著作。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伍德罗·威尔逊与世界的和解》(WoodrowWilson and the WorldSettlement)最早表达了美国的观点，不久后这种观点又出现在第二部豪斯上校的论文集中，此集由西摩先生编辑；第三部书是兰辛先生的《和平谈判》(PeaceNegotiation)。此外还有戴维·亨特·米尔先生编审的令人钦佩的和博学的作品《公约的起草》(Drafting of theCovenant)；关于俄国方面的有丹尼斯的《苏俄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of SovietRussia)以及卡明先生与佩蒂特先生编写的《俄美关系》(Russian-American Relation)。斯坦纳德·贝克先生的作品与所有此类出版物截然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他拥有大量秘密信息和他使用这些信息的与众不同的方式。威尔逊总统在1920年底在巴黎时将装有他全部和会记录的两只大旅行箱和3只钢箱交给这位绅士——前新闻处主任——处理。总统说，“我在巴黎把这些文件装入了旅行箱，以后甚至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它们分类或编排。”贝克先生不失时机，立即将这些宝藏呈献给世界，显示了总统的言行和政策的威信，就维护其可尊敬的首长的目的而言，可以得到协约国的同情和支持；可是其中有许多粗暴的批评，这肯定并非出于上述目的。大家都认可，激励威尔逊先生行动的高尚动机，他的值得注意的能力，他的广泛的善意和实际解决问题的敏捷性。他不但是协约国而且是欧洲的朋友。他正视现实，不但用崇高的理想主义而且用同情和常识逐步对现实有所认识。他在制订条约中所扮演的角色，明显表示出最严格的忠诚和善意；他把晚年的生命与力量，自愿地尽心奉献给了他的职责和他的国家。他值得欧洲长期怀念与同情。然而，贝克先生选择描绘的荒谬的背景画，反而有碍于对总统的英雄形象的维护。威尔逊在和会中所起的作用、他的希望、他的错误、他的成就、他的妥协和他的失败，都有某种价值，但不能作为好莱坞电影的布景而误导大家。在传统的电影风格中，所有明亮处光线特别强，所有阴暗处光线特别黑，过量地使用耀眼的对比手段。贝克选择迎合大众低级趣味的情节；生硬地要求对事实、事件和人物的处理要符合事先的设想。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把总统描写成无瑕的捍卫美国人民高尚理想的加拉哈圣洁骑士*，后者因接触欧洲及其政治家的可怕的腐败堕落而陷入无限苦恼。总之，贝克先生的电影故事是世上最古老的。它不多也不少地正好是善良与邪恶、精神理念与物质欲望、慷慨与贪婪、道德诚实与可耻阴谋、人类同情与冷酷自私的冲突。那种情节肯定会使人感动，但是它几乎不代表实际发生的事情。很难相信，在美洲繁衍生息的欧洲移民，把一切美德随身带去了美洲，把他们祖上的一切邪恶留在了欧洲；或者说居住在大西洋彼岸几个世代就足以把一个人种改造得在道德上、文化上和人性上肯定优越于他们在欧洲的原型。我们希望美国人的幽默感本身会对这些疑问提供必要的纠正。看来可能的是：大西洋两岸的人都容易对他们无直接影响的问题不感兴趣；他们经常容易规定很高原则要对方遵守；他们能严格抗拒别人的诱惑。不管如何我们且听斯坦纳特先生以他自己的方式讲他的故事：“在法国阿戈讷的美国步兵，在鸣放大战最后胜利大炮后3个星期另3天，美国和平巨轮——“乔治·华盛顿号”与伴随的战舰——驶离了装饰华丽、彩旗招展的纽约港，犹如一艘新的“圣马利亚号”驶上她的不寻常航程，去寻找未知的大陆，这艘巨轮宏伟地驶出纽约港口时，上空翱翔着飞机，两岸炮台轰鸣着前所未有的21响礼炮。以前从未有过一位美国总统乘船前往外国。”现代技术条件使媒体对公众的宣传范围极广，以往时代与之相比都黯然失色。看来，从来没有人所孚的众望或享受(即使是短暂的)的威信像登上“美国和平巨轮”的威尔逊总统那么崇高。但是勋章的背后铸有罪恶的标志。贝克先生曾经描写过欧洲的种种艰难正等待着总统，描写过他的高尚观点与堕落的旧外交手腕之间的悲剧性对照。他没有充分叙述留在总统身后的美国的困难。那里老亚当的难移的本性显露出顽抗的形式，党派政治的幽灵抬起它顽固不化的脑袋。但是对这些我们必须求教于其他权威著作。霍利斯先生①对共和党的观点曾用明确的语言作了解释，虽然他的个人偏见有失公正，但无疑还是说出了广泛的美国人看法。“在他前面的世界像是一个班级。班级的成绩使为首的教师成为王子。1918年11月国会举行选举。随着夏天行将结束，全国民主党候选人开始汇集提出的要求，希望总统给他们书面担保，保证如此表态：对总统来说，最佳计划是，在如印第安纳波利斯那样某个中西部城市发表演讲，演讲中总统应呼吁全国不要支持一党而不支持另一个党，呼吁给他一个将能支持他领导全国战争努力的国会……伯利森邮政管理局局长提出这个计划后，去得克萨斯州住了10天。到9月底他确信他的意见将被接受照办。但他回来后得知，党里的政客们背着他向威尔逊施加压力，要求总统取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演讲，代之以书面呼吁支持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伯利森发觉关于这样内容的信已经交给了报界。正如伯利森预料的那样，信被说成是对共和党人的忠诚的令人憎恶的诬蔑；信的公开肯定会造成民主党的彻底失败。根据怀特先生的解释，威尔逊此时“正处于理想主义上层精神区”，因此无暇去纠正公众的印象，即，认为此信是由伯利森做主发出的。欧洲对这个插曲的看法并不重要。但是其后果是可怕的。给总统的战争政策以巨大爱国支持的共和党，自认为受到了“无端的和不能容忍的侮辱”。11月大选使共和党在众院占了多数，而他们原先即已在参议院掌握充分的多数。美国宪法要求所有条约均须由参议院批准。这种情况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眼中似乎十分稀罕：在战争危机中威尔逊总统却不抓住机会使自己成为全国领袖，而不仅是一个党的领袖。更令人惊奇的是，面对参议院中反对党占多数的事实，他仍不竭力把参议院结合为一个整体参加条约谈判。如果总统强行这么做，共和党参议员原本不可能拒绝成为参加和会参议院代表团的一部分；相反，他们也许会高兴参加；那时威尔逊就有确实的把握使他答应的条件不会被否决。由于他坚强的党性和他的个人优越感，他拒绝了这个必不可少的事先预防措施。“美国和平巨轮”不载着这么一个人，此人不但会遭遇欧洲的道德邪恶，而且想以他新近深深冒犯过的政敌愿意接受的形式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办法。全世界的希望都集中在他身上。在他的前面横着巴黎任性的混乱；在他的后面伏着参议院阴沉的否决。然而，总统研究他的任务并不带个人的偏见。“‘乔治·华盛顿号’在荣耀的光辉中驶入布列斯特港口前三天，总统召集一批代表开会。船上有和平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国务卿兰辛和怀特先生(豪斯上校与布利斯将军已在欧洲)，而代表团的庞大组织由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等专家构成，总统依靠他们获得在未来讨论中使用的基本事实。”②单独保存这次会议记录的艾赛亚·鲍曼博士写道，“说了几句意思是他很高兴与我们见面的开场白后……总统说，在和会上我们是仅有的公正无私的人，而我们要打交道的人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人民。③这两个说法中的第一个正确与否，从事件的最后结果中能做出最正确的判断。第二个说法暴露出确确实实的误解。威尔逊总统将要见到的欧洲政治家，在维护国家权利要求上和在对战败的敌人的严厉制裁上正好代表他们自己的人民的观点与愿望。只有在他们偏离这些严厉标准，根据经验、在容忍和超脱精神的指导下设法减轻战败国的不幸时，或辜负他们自己国民的期望时，他们才不再代表和未能代表自己的人民。奥兰多在提出最极端的要求时脱离了意大利人民的愿望。直到今日还是法国的支柱、铁腕人物克列孟梭还被全体法国人责备为在捍卫他的国家上过于软弱。至于劳合·乔治，他不但得到了极大多数人的支持，实际上他还因群众提出不宽恕地惩罚罪恶的要求而感到窘迫。这些国家的领袖非但不会因凭着自己的冲动对战败的敌人提出无情的要求而受责备，相反，他们每个人还有被指责为态度不够热情的危险。每个国家的议会和新闻界都提高警惕检测其代表是否有最细微的恻隐之心或达观不计较的痕迹。甚至由绝对胜利产生的威望也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无时不在观察和怀疑。每一个战胜国都在这样高呼：“我们的战士赢得了战争；让我们确保我们的政治家不丢弃和平。”这些欧洲领导人能最好地代表他们的民主政治，这方面他们与威尔逊总统有极大的不同。那末总统的主张是什么？他保证并准备再次让美国承担为人类服务的责任。“我们没有自私的目的可图。我们不希望征服，不希望统治。我们不希求为我们自己取得赔偿，不希求为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取得物质赔偿。我们仅仅是人类权利捍卫者之一。如果各国的信念与自由能够保证人类权利的实现，人类的权利已经得到安全保证，我们就满意了。”④在“乔治·华盛顿号”上他又一次对克里尔先生说：“今天整个世界不但带着错误而且怀着希望和委曲求助于美国。饥饿者盼望我们给他们食品，无屋者期待我们给他们住房，心身俱病者指望我们给予医治。他们心中的这些期望非常热切。必须毫不拖延……。可是你我都知道，这些古老的错误，目前这些不幸，不是一天之间或弹指一挥间即可纠正的。我隐约见到的前景——我全心全意地希望我错了——却是一场令人失望的悲剧。”⑤人们的担忧得到了证实。美国民众在对世界的无私慷慨上远远达不到他们元首的期望，而协约国人民在对待敌人的严厉程度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总统本人在参议院和新选举的国会中都未得到多数拥护。前总统罗斯福率直地宣称，“我们的盟国和我们的敌人以及威尔逊先生本人都应了解，威尔逊先生当前已无权为美国人民说任何话了。”没有任何话比罗斯福的话更低调和更率直了，此话在大西洋两边流行着。协约国注定要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务。威尔逊总统试图为美国制订的、因此要求协约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的协议，很快被美国参议员和选民否决。经过长时间的耽搁和虚假的希望——这只会加重困难，留给欧洲的只有尽自己可能爬出这个世界性的灾难了；而在整个战争中只损失12.5万条生命的美国，打算在接受如此赔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即德国通过这个或那个渠道支付赔偿的五分之四给她蹂躏过或杀害过多少男子的国家。这样写并不是责备其人民或其领导人。这只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上，要在这个赔偿水平上继续进行庞大社会的交往，那末这个水平是比较低的。人民怎能知道呢？他们能通过什么渠道接受指导呢？他们怎样能形成完整的信仰呢？他们能怎样表达自己的信仰呢？模糊不清的和一般的思想——有的很刺耳，有的很高尚——天天吸引住他们。但是总的说他们高兴战争业已停止，每个家庭最渴念的是家庭的重新团聚和重建住所、事业和原来的生活。威尔逊的想象是创立世界民主政治。可是事实上，他说得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尽管在战争中表现得坚决和顽强，但不知道怎样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他们要求“惩罚德国佬”，“不再有战争”和“为我们自己的国家得到点什么”，但最重要的是“回家”，这些才是当时群众最盛行的思想。要是威尔逊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政党事务的政治家，他可能成功。但他试图两者兼而有之，这是他不成功的原因。他对欧洲广施慈善的许诺，但一到他自己国家的海岸上就突然住口了。他在自己的国家里做出的每一个重要决定都显示出他是一个善于计算的、厚颜的党派政治家。他对欧洲滥施良好的许愿和慷慨的同情，1918年他若能将其十分之一应用于美国他的共和党对手身上，本来会使他成为真正的国家领导人。他的孰重孰轻的比例观念只会运用于分隔的水密舱上。在欧洲，法德之间的分歧在他看来微不足道，是琐碎的小事，只需一点理智与慈善就很容易调和。但是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分歧呢？这里存在真正的严重争吵。他不了解法国人为什么不对被他们打败的敌人较为宽容；不了解为什么美国共和党人不期望从民主党政府得到不起作用的安慰。他以同等认真的目光投在人类的命运和他的党的候选人的好运上。愿与海外所有国家保持和平与亲善，却不与国内共和党打交道。这是他的政见也是他的祸根，还是其他许多人的祸根。一个要做大事的人，如果既试图要拥抱整个世界的闪闪发光的慈善心，又要平民主义的尖锐党争，那是很困难的。03.据说总统及其代表团感受到的第一个震惊是遭遇协约国之间在战时签订的秘密条约。贝克先生在美妙的文章中幸灾乐祸地看待它们的不道德性质。构成他文章各章标题的有“老旧外交手腕所维护的”，“秘密条约”；“土耳其帝国是赠品”；“理想主义的衰落”。文章向美国公众揭露了欧洲的卑鄙并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端方品格。但是让我们看一下实际发生的事情。美国进入战争后，他们的论点是，德国人代表有历史记载以来最残暴形式的军事侵略。英国与法国从1914年8月4日起一直与这个恶魔打仗。在1915年春季，意大利表示出帮助恶魔的意向。德国如获得拥有3500万人口并能动员150万军队的国家，会是一件后果极端严重的事情。但是意大利似乎脚踩两条船；德国人正热切地在意大利人眼前表演显示德国是三国同盟的真正角色，对意大利有好处。意大利人不用去奥地利寻求特伦蒂诺，尽可去法兰西获取萨伏瓦*，为什么不呢？于是开始了讨价与还价。我们可以批评意大利人，说他们的决定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可是谁能责备协约国政治家强调提出的，意大利能获得以牺牲奥地利与土耳其为代价的优越有利条件呢？意大利据以站在协约国一边进入战争的伦敦条约体现了这样的信念，即对英法来说，意大利的援助会招来快速的胜利，而她若进入敌方可能意味着英、法的全面失败。对于罗马尼亚也是一样，她站到不论哪个联盟一边都有同等巨大奖品可得，她站到哪边就能使哪边获胜，她在1916年成为拼死作战的各国以各种形式的威胁与利诱争取的对象。这些就是协约国在精疲力竭处于危殆之中时为了获得援助而参加秘密条约的情况。另有一系列秘密协定在协约国成员国中间订立，旨在保持诸国彼此相处协调。在1914、1915和1916年，俄国的支持至关重要。法国将流血殆尽；英国陆军刚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力量。设法保持奋战中的俄国巨人的好性情，设法避免出现任何借口的离心离德，这是英法外交的首要任务。土耳其曾得到法、英、俄提供的领土完整保证，但她联合德国人，对俄国进行无端的进攻。关于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和土耳其对基督教民族及阿拉伯人统治的终结，没有人会洒同情之泪。立即对土耳其的非突厥族省份进行利益范围的划分，对协约国是必要的，是实利所在。英国放弃她几个世代的政策，同意俄罗斯在未来占有君士坦丁堡，而强调她自己在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利益。法国断言她对叙利亚拥有历史权利。意大利得到保证，她的盟国绝不阻止她对阿达利亚，实际上还有阿尔卑斯山脉和亚得里亚海的野心。对波斯关系的谅解多年来一直是英、俄良好关系不可或缺的基础。这些安排在假设总的胜利来到时土耳其帝国已经消失的情况下，必须重新调整。贝克先生声称所有这些协约国间的协定都代表旧世界外交固有的肆无忌惮的邪恶与实利主义。其实它们基本上完全是自我保存的突发姿态。这些秘密条约大部分都符合威尔逊总统在十四点中定下的原则，并在最后决定中得到了他的同意。全部密约均各有特色，这些特点只有用处于胁迫之下的背景才能加以解释并给予原谅；但是贝克先生和美国代表团没有理由以崇高和审判的目光看待这些交易。如果美国在1914年8月4日进入战争——他们以后会称此次战争是反错误与暴政的正确与正义的战争——世界本来绝不会陷入这场灾难。美国政治家不妨站在英、法、俄当事人的地位判断一下自己，能提出什么样合适的条件来获得意大利的依附。如果美国在“卢西塔尼亚号”沉没之后进入战争，他们原可以自行判断，设法阻止罗马尼亚被纳入中欧帝国轨道是多么正确。甚至美国如果在战争爆发两年后加入协约国，他们原本可以随意地与日本对中国的山东及对中国做出总的安排。一个人有权利站在岸上；但是如果他在令人痛苦难熬的长时间里使用他的这个权利，甚至不丢一根绳索给在急流中挣扎的人，而对于那个精疲力竭的、勉勉强强地一会儿抓住这块岩石一会儿抓住那块岩石的垂危的游泳者，人们应该给予某种援助，予以拯救，那末，对于岸上那个冷静的旁观者来说，尽管后来他成为忠实而热情的伙伴和勇敢的救助人，他也没有资格自封为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公正评判员，要是他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后来的事情原本不会发生。贝克先生创作的第一场动人电影场景，是在热情、真挚的美国代表团到达时，他突然迎面提出秘密条约这个“迷宫”的问题。总统从未听说有这些秘密条约的存在。有全部国务院资料供其使用的兰辛先生也从未梦见它们。但是它们赤裸裸地和可怕地存在着，此刻仍在和会的会议桌上玷污十四点的公平设计。美国人民的道德观对此产生反感，我们能感到惊讶吗？自法蒂玛打开蓝胡子**的秘密房间以后没有什么东西产生过这么大的作用。然而事实上美国政府(恕不指明哪些人)一直知道每一份秘密条约的要点，在他们参战以后的任何时候，只要发出询问便能获得每一个细节。最值得强调的是，法国政府于1918年11月29日在引人注目的急件中，如我们见到的，已正式建议美国国务院，在和平谈判开始之前，所有秘密协定都立即作废。兰辛先生对这个通知未作答复。下面这些话是贝克先生代表他自己说的。他说得十分公正：“……在美国，对于这些欧洲秘密条约所知甚少，也不关心。我们的国家利益不受它们的任何影响。……实际上人人皆知，当意大利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时，她曾努力达成十分现实的交易。这是战争，在战争中发生任何事情可能都是必要的……甚至专门负责收集外国事务情报的美国国务院，对这些秘密条约似乎也很不感兴趣，人们相信兰辛国务卿对它们所知极少或者一无所知。……虽然一般说来，总统必定知道这些秘密协定，因为他时常严厉斥责‘秘密外交’的做法，但他显然不想知道任何至关重要或全面的情况。……”“……1917年当贝尔福先生作为英国特使来到华盛顿时，他对豪斯上校解释了某几个这种条约。但是豪斯上校说他并不特别感兴趣，因为对他来说，集中所有力量争取打赢战争似乎更为重要；他最后告诉贝尔福先生，他们是‘在杀死熊之前分熊皮’。这位总统顾问就这样低估了整个事情的重要性，他认为，对这些条约耗费时间，只会干扰战争努力的彻底进行，他们相信战争才是当时最重要的考虑。他们深信，整个国家也深信，到最后我们‘打败德皇’时一切都会得到妥善解决。……“……如果说我们的外交机构对秘密条约的意义缺乏理解的背景，那末对于一般舆论又能说什么呢？盲目地受一阵战争热情的驱使，冒险进入完全陌生的场景，风中飘着的几片秘密约定的叶子，对公众舆论绝对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可以肯定，上边所有这些话全是男子汉气概的正确判断。如果为“不小心”或“不关心”所找的这些借口，对美国政府与人民能产生预期的谅解的效果的话，那末他们对协约国又能提供什么保护呢？如果美国“盲目地受一阵战争热情的驱使”而低估或忽视此种秘密协议交易的意义，能得到英国政府与人民原谅的话，那末血流成河，受战火煎熬、最亲爱的人战死、国家生存危殆的英国与法国在同样晦暗未明的情况中签订这些秘密协定，肯定是可以得到他们原谅的。声称瓜分可能获得的战果与协约国为之作战的事业有实质性关系，那是愚蠢而又不公正的。当战争开始后，有许多事情超出最初争吵的原因之上，也有许多结果由此产生，这是在开始时从未想到或关心的。当美国在1898年对西班牙宣战时，他们没有想到占有菲律宾群岛和征服菲律宾群岛的居民；但是他们胜利后接着不可避免地或伴随地发生了这些事情。说法国与英国“为土耳其这个战利品”打仗，无异于说美国为了并吞和征服菲律宾才选择与西班牙争吵，同样都是诬陷不实之词；清除这些不实之词以正视听，也许是件好事，即使这样做可能有损斯坦纳德·贝克喜欢的电影效果。无论如何，秘密条约是存在的，有大国的承诺给予保证，上边有他们的签名，秘密条约不是基本上而是在某些重要事例上背离了十四点的宽容的简单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