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六十七步兵旅，除一个营外，将于十一月十八日晨开到邦迪拉。要最充分地使用你们的坦克和其他火器扫清交通线。　　考虑到前后的情节，这份电报是在军事上推卸责任的杰作。对它可以有两种理解。如果帕塔尼亚认定必须在色拉打到底，电报授权他可以这样做：“你们必须尽力坚守现有阵地。……你们的唯一途径是尽力打到底。”如果他认定，色拉阵地已守不住，因此必须撤退，这份电报也授权他可以后撤。但考尔在发电时既已知道帕塔尼亚已断定色拉守不住并极力要求立即后撤，那么，这份电报实际上并不是命令固守，而是批准后撤。它等于是重复了那份没有发出的电文，只不过它的措词把作出决定——作出任何决定——的责任推给帕塔尼亚。 [ 注：考尔在他写的那本书里引用了这份电报，并认为帕塔尼亚应对溃败负责，他说，后者命令撤出色拉是“违反了我的指示的精神”。 ]　　考尔要驻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旅长“迅速坚决”使用坦克和步兵扫清道路的命令，由电话下达给该旅旅长格巴兹·辛格(Gurbax Singh)准将。辛格提出了抗议。他指出：他手下只剩下了六个步兵连防守邦迪拉，中国部队已运动到他现有阵地的周围。在夜间派出一支部队沿着曲折狭窄并已为敌军控制的道路前进，等于是白白断送这支部队。在夜间，这条没有填平的道路上扬起的尘土，同地面上迷蒙的烟尘混合在一起，形成伸手不见五指的厚雾；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在这种地形用处就不大的坦克，将变得毫无用处。结果，考尔同意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暂缓执行他的命令；届时，将有两营增援部队到达邦迪拉。　　考尔发给帕塔尼亚那份模棱两可的电报，事实上在第二天凌晨才到达第四师。在此以前，帕塔尼亚接到的只是考尔在电话中下达的命令：即第六十二旅可以准备撤退，但要等到第二天早晨才能下最后命令。这句话的含义仍然是模棱两可：准备可以解释为“计划”，也可以解释为“采取预备性的行动”。　　霍希尔·辛格早些时候告诉他所辖各营营长说，当晚肯定不撤，旅部正制订第二天夜间或许要撤退的计划。防守在山口周围堑壕阵地里的部队等候着中国部队。中国部队彻夜调动的情况有时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们拿着火把沿着小道匆忙赶路；有时则可从居民已撤走的几个部落村庄里突然传来的犬吠声中判断出来。但在午夜以前，霍希尔·辛格和帕塔尼亚之间又通了一次电话，之后，有一营原据守色拉一个关键阵地的部队，奉命立即撤至山口后面下方的一个地点。帕塔尼亚坚持说，这次调动是霍希尔·辛格的主意，这等于在色拉调整部署，而不是开始从色拉撤退。但据报道，霍希尔·辛格当时曾对提出了抗议的营长说，他本人也是接到绝对命令要他把这支部队立即撤退。这次调动不管是由谁提出的(根据前后的情况判断，帕塔尼亚要尽早撤退，而霍希尔·辛格却力图拖延)，结果它是给中国部队打开了色拉的防御阵地。　　午夜过后不久，有关部队奉命撤离了他们的阵地，本来他们正打起精神准备在拂晓时迎击进攻的——中国部队到那时还未放一枪——这些印度部队穿过另外两个营的阵地回到了山口。这次事前没有发出通知在黑夜里进行的完全出乎意外的调动，就是对士气最高的部队也会产生泄气的作用，更何况这些印度部队的士气本来已经够低的了。指挥官们突然改变坚守的命令所表现出的左右摇摆，使得部队对他们还怀有的一点点信任也烟消云散了。至于说到敌人，印度军队不管在什么地方碰上他们，都要被打垮。就在几天以前，从色拉派出的一支约两百人的强大作战巡逻队，曾遭到伏击并被歼灭。毫不足奇，这次出乎意外的撤退，使留在前沿阵地的一些其他部队处于一种一触即溃的地步。　　中国部队仍然一枪不发紧紧地跟着后撤的印度部队，占领了他们已经修筑好的阵地。中国部队一开火，就有一个营的印度部队开始溃退。这时，全旅的阵地已开始瓦解，中国部队已插了进来，霍希尔·辛格一定是认为他这时已没有别的抉择，只好下令立即实行原拟在第二天晚上开始的全面撤退。　　看来，中国部队原来的意图是：十一月十八日在边界的东西两段对印度的残存阵地同时发动进攻。十八日拂晓，中国部队袭击了西段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上最后的印度部队，席卷了楚舒勒以东山上的各阵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瓦弄一端，印度发动的作为生日献礼的进攻，可能被中国方面看作是不可失去的大好机会，并使中国部队提前两天发动主攻。十八日凌晨，在色拉的印度防御阵地上已空无一人，构筑这些工事的部队那时正沿着公路后撤。他们的重武器、大炮和其他军用物资，丢在原处，其中包括许多尚未开箱的美制自动步枪。中国部队进入了山口周围被丢弃的阵地，并朝着下面正在后退的印度部队开火。　　在德让宗，虽然帕塔尼亚在头一天晚上感到有些惊慌，表示担忧，但到了十八日拂晓，情景又完全不同了。那天早晨五时左右，有两名坦克部队的官员到师部去请示，他们发现师部那里非常安静，军官们都在临时兵房里睡大觉，士兵们也裹着毛毯睡在走廊上，连岗哨都没有——如他们后来所描写的那样——是“毫无战争气氛”。当时，德让宗同色拉(第六十二旅旅部位于色拉山口的后面)同邦迪拉还能通电话，在那两位坦克军官到过师部之后不久，帕塔尼亚了解到防守色拉的部队正在向德让宗撤退。但同时又得到报告说，中国部队已出现在色拉后面的公路上，退路有被他们切断的危险。帕塔尼亚不久前曾派出一个连掩护一条通向德让宗的道路；这时，这个连的连长跑来了，看样子吓得魂不附体，他报告说，他的部队遭到猛烈的攻击；他丢下了正在作战的部队一个人跑了回来。几乎在同一个时刻，中国部队的小型武器从大约一千码的距离向师部开了火。这一下子，局面就不可收拾了。　　帕塔尼亚命令同他一起驻在德让宗的第六十五旅向平原撤退；他离开师部，匆匆忙忙地向驻扎在附近的骑兵部队发出口头命令，要他们设法一直向邦迪拉打过去；如果行不通的话，就丢掉坦克，奔向平原。于是，帕塔尼亚就带领随从军官和少数部队，离开德让宗，奔向普汤。他后来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找到他过去派到那里的一连印度部队，一起绕道回邦迪拉；但到了普汤以后，获悉邦迪拉已经失陷，就直接奔向平原。　　在德让宗，没有任何人接替帕塔尼亚指挥。十一月十八日晨七时过后不久，驻在该地的部队——大约两个营的步兵，一个轻坦克中队，一个野炮中队，还有几百名师部和旅部的工作人员——都各自争先逃生。当时也有几名少校级和校级以下的军官，曾企图把他们集合成一支杂凑部队，以坦克为中心，一起打到邦迪拉，但是他们在路上一碰到中国部队就给打散了。只有一个营没有散回到平原，其他的部队都分散成小股，七零八落地退了下来。中国部队的伏击，以及险峻的山地和冬季的气候，都给他们造成了伤亡。师部并没有通知任何人就撤出战场，在色拉和邦迪拉的指挥部以及在提斯浦尔的军部，对此都毫无所知。　　从色拉后撤的部队，开始还能够维持某种程度的控制。当他们发现一些中国部队用火力封锁通往后方的公路时，就将其清除掉。但接着，这支密集的、向前运动的队伍的先头部分，遭受到重机枪的猛烈射击。霍希尔·辛格曾几次组织火力，企图打掉这些重机枪，但都失败了。这时，道路已无法通行，退却的部队挤成一团，陷入混乱状态，中国部队的火力给他们造成了重大伤亡，接着全旅就散成了零星小股，分头奔向平原。以后的几天里，很多小股在路上遭到伏击，不是打死就是被俘。霍希尔·辛格准将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普汤被击毙。　　到十一月十八日上午，驻在邦迪拉的第四十八旅已成为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唯一的有组织的部队。该旅有六个步枪连，分散防守原来由十二个连据守的半周形阵地，因此，阵地上就出现了许多缺口。但印度部队是据守在已准备好的阵地上等待中国部队的进攻，同时又有野炮、重迫击炮和四辆轻型坦克的炮火支援；两个增援营中的一个营的先头部队，这时已到达并立即进行了布防，堵住了阵地上的一个缺口。其余的增援部队都落在后面，过几个小时才能赶到。中国部队肯定能够拿下邦迪拉——但看来他们还得为此而进行一场恶战。可是，十一点钟左右的时候，考尔从提斯浦尔打来电话，命令第四十八旅派出一支机动部队解除德让宗的围困(他当然还不知道，当时除了几名躺在师部医院里的病员外，德让宗已空无一人)。格巴兹·辛格准将再次提出抗议说：他的处境并没有变化；除五十名先头部队外，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再从他的阵地上抽调部队等于把邦迪拉奉送给中国人。考尔怒气冲冲地断然命令他：机动部队必须在半小时内上路，不管这样做对邦迪拉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于是，就从阵地上抽调出两个连的步兵，外加两辆坦克和两门山炮，组成一支纵队，准备沿着二十多英里长的曲折的山道，向德让宗方向打过去。为了填补阵地上的空隙，把工兵、伙夫、文书编成了几个临时排——纵队启程后十分钟左右，中国部队就发动进攻，这班人首当其冲。中国部队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这时，已上路的纵队中的步兵，奉命返回原阵地，但他们发现自己的阵地已被中国部队占领，因此在中国部队发动第二次——也是主要的一次——进攻时，他们身在旷野毫无掩蔽。接着，由临时排防守的阵地被攻破，中国的火力转向旅部和后勤区。印度方面组织的反攻失败了。进行平射的印度野炮和坦克，堵住了中国部队；但下午四时左右，格巴兹·辛格下令部队向南方八英里左右的鲁巴(Rupa)撤退。他希望能在鲁巴同增援的两个营汇合；但当时一个营距鲁巴还很远，另一个营走的路线不同，开进邦迪拉时第四十八旅已经撤走。中国部队没有向他们开火，黄昏后格巴兹·辛格又返回邦迪拉，才把该营拉出来。　　十八日夜间，该旅开始在鲁巴周围组织防御，但又接到第四军的命令，要他们再撤到接近平原的伏特山(Foothills)。部队根据命令后撤的过程中，又接到考尔的命令，要他们在鲁巴固守！这次，考尔又不在军部，而是跑到了伏特山，他是从该村派了一名通讯员来传达命令的。于是，部队又根据这个命令折回鲁巴——这时中国部队已占领鲁巴周围山上的阵地，居高临下地对回来的印度人进行射击。这就使得鲁巴无法防守。全旅这时还保持为一个单位在战斗着，又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向查库(Chaku)，这是沿公路南下的另一个可能组织抵抗的地方。中国部队从山上跟踪追赶了一阵子，不时地袭击沿山路后撤的印度部队，后来就脱离接触。第四十八旅到这时只剩下了三个营的残部，加在一起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十一月十九日的全天，徒步后撤，傍晚过后抵达查库。先头部队事先已对该地作了侦察，并分配好各单位到达后应防守的阵地；这次撤退还算是有控制的。但午夜过后不久，中国部队从三个方面进攻查库，并伏击了一支向该地运送弹药给养的纵队。燃烧着的车辆照亮了防御工事，中国部队很快地就突破了印军阵地。全旅至此已失去控制，终于溃败，残部分散成小股奔向平原。　　十一月二十日清晨三时左右，第四十八旅已瓦解。这时，在东北边境特区以及在西段中国方面所主张的领土内，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印度军事力量了。从军事上来说，中国方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印度方面遭受到彻底的失败。　　但撤退并没有终止。十一月十九日深夜，考尔回到了提斯浦尔军部，确信中国部队将进一步向平原地带推进。第二天早晨，考尔同森将军进行了会商，并当着森的面，下令要军部立即撤至高哈蒂(Gauhati)，该地在提斯浦尔以西约一百英里，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南岸。当时K.K.辛格准将和其他几名参谋坚持认为他们应留在提斯浦尔，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经过一番争论，考尔也留下了，当天下午，军部的其他人员，除医院和伤病员等不能搬运的部分外，都前往高哈蒂。第二天，考尔搭乘直升飞机，飞过沿着小路溃向平原的第四师残存人员，并让帕塔尼亚和几名伤员搭上飞机回到提斯浦尔。　　新德里到了十一月十八日才发布瓦弄失陷的消息；事先还公布了关于瓦弄地区正在进行激战的报道。这个消息比塔格拉山脊溃败的震动更大。一般公众都认为，在塔格拉山脊印度部队是遭到了突然袭击，认为中国部队的进攻象是一次由步兵偷袭的珍珠港事件。但瓦弄却是一个重要据点，控制着通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通道，而印军在这里又足足准备了三个星期——事实上是采取着攻势——现在又败退下来。此外，当天晚上印度政府向报界介绍情况时，还宣布中国部队已进攻色拉，战斗仍在进行。第二天，人民院的议员们在整个提问题的时间里，精神紧张、心烦意乱地坐在那里，到了中午，尼赫鲁站起来，宣布最新消息。　　自上次议会休会后，度过了一个周末；在这个期间大家都满怀乐观情绪，期待着印军在瓦弄大捷的消息。现在，总理不但证实了瓦弄已经失陷——当天早上各报已报道这个消息——还说色拉也失陷了。议员们鸦雀无声，屏息听完了尼赫鲁的简短发言。他刚一坐下，从反对党议席上就爆发了愤怒的质问和训斥，并发展成为一片鼓噪。议长要议员们遵守会场秩序，可是他的声音为一片呼喊声所压倒，根本无人理睬。过去碰到这种情况，总理就会站立起来，用他那尖刻而又带讽刺味道的语调压住喧哗。他能比议长更有效地驾驭议会，因为他拥有更大的权威。但是，处于这个全国危机的关头，很明显地需要议会表现镇定和克制的时刻，尼赫鲁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往日对于议会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本人想必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当天晚上，尼赫鲁对全国发表了一次广播演说，但这也无助于恢复他的地位。在这已历时三周的雷声大雨点小的对华战争中，他讲话里时常出现的那种丘吉尔式的词藻，现在也消失了。这时，他的声音显得衰老、疲乏，他讲的尽是泄气的话，而且使听的人也感到泄气。在这部不断扩大的灾难史中，他又增添了新的一项：就是邦迪拉的失陷。他的讲话还特别针对阿萨姆邦的人民，他说：“已经发生的事情是非常严重的，也是使我们非常伤心的。我很能理解我们在阿萨姆邦的朋友们现在的心情，因为这一切可以说都正在他们的大门口发生。我愿意告诉他们，我们很同情他们，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帮助他们。”阿萨姆邦的人民对这番讲话的反映是辛酸的；他们觉得尼赫鲁是在伤心地同他们告别，预料他们不久将处于中国占领之下，并且默认政府对此是无能为力了。尼赫鲁接着说：“在侵略者撤出印度或被赶出印度之前，我们是不会甘心的。我们不会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多少是被一些挫折所吓倒了……”　　关于这一天，就是十一月二十日，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这一天在德里出现了极度的惊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到处是恐惧和流言：说中国部队正要攻占提斯浦尔，甚至要派伞兵在首都降落；说考尔将军已经被俘。关于最后一点，拉达克里希南总统评论说，“这不幸不是事实。”　　当天深夜，尼赫鲁直言不讳地紧急呼吁美国进行干预，要美国派遣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同中国部队作战。他的想法是：如果中国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就要美国飞机截击在印度领土上的中国部队；如果中国空军企图袭击印度的城市，就要美国飞机对这些城市提供空中保护。呼吁书提得很详细，甚至写明了所需要的空军中队的数字——十五个。这说明尼赫鲁是接受了某些军方人士的意见，但他事先既未同他的内阁同僚们商量，事后也没有通知他们。这份呼吁书唯一的一份副本保存在印度总理秘书处，而没有按照惯例送给外交部。 [ 注：这件事有两年多的时间在印度没有人知道。到了一九六五年三月，已故的国大党议员苏迪尔·高希(Sudhir Ghosh)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提到了这件事(在尼赫鲁提出这项穷途末路的呼吁后不久，肯尼迪总统曾把这件事告诉了高希)。对此反应是强烈的，又是奇特的：人们指责高希污辱了这位不结盟之父的死后名声，而且是扯谎。当时的总理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把高希找去，说他不知道有这样的呼吁，在部里的档案也没有关于这件事的任何记载。高希要他同美国人查对，并说如果美国人否认这件事，他愿收回他的发言并道歉。以后去问美国大使馆，大使馆肯定当时的确有这样的呼吁，并将呼吁书的原件出示给印度人(经过进一步搜寻，在总理秘书处的档案中找出了该件的一份副本)。加尔布雷思在他的《大使纪事》一书中描述过那份呼吁书的原件。以后的做法就是很不象样的了。夏斯特里在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措词审慎的声明，这篇声明从字面上看是符合事实的，但从效果上看是骗人的。高希提到有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曾奉命开往孟加拉湾；夏斯特里否认尼赫鲁曾要求美国派一艘航空母舰，并说美国航空母舰也没有开进孟加拉湾。高希表现出一种夏斯特里所不配的忠诚和庄严的风格，保持了缄默，虽然这样做使他自己的正直品格受到了损害，因为许多印度人不愿意知道：尼赫鲁在惊惶失措的时刻，已把不结盟忘得一干二净。但高希在他的自传里把事情的真相讲清了。甚至到了一九六五年，梅农也还不能相信尼赫鲁真的发出了上述呼吁。他说，“潘迪吉没有发出过那个呼吁”，“……潘迪吉在这点上是肯定的，不论他本人要付出多大代价，他决不会干那样的事。” ] [ 译者注：潘迪吉Panditji，是对尼赫鲁的尊称，意为“有学问的长者”。 ]　　根据印度的请求，美国从太平洋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驶向印度海面；但在尼赫鲁提出呼吁后二十四小时危机已经度过，因而那艘航空母舰在抵达孟加拉湾前又返航了。尼赫鲁还曾要求派遣运输机，美国立即答应了，就派遣了一个美制C-130运输机中队飞抵印度。　　上述呼吁还不是在溃败的震动下所采取而又很快翻悔了的唯一步骤。战争一开始尼赫鲁就竭力强调，印度只不过是同中国作战，并不因此就意味着同共产主义作战；把二者区别开来，不但对于不结盟的姿态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印度同苏联的关系也是必要的。但是十一月二十日，新德里命令各邦逮捕几百名共产党的领导成员。原来的意图是：只逮捕实际上已分裂出去的党的左翼成员，把那些不赞成该党领导承担义务支持印度政府的成员关进牢房。但内政部把事情搞乱了，他们从情报局的档案中抄下了一批要立即加以逮捕的名单，没有经过审查就发给各邦首府。结果，该党的许多中间派以及某些亲莫斯科派的成员都遭到逮捕。过后不久就发现这件事办错了；尼赫鲁向内政部长夏斯特里表示不满，并且说这样做会损害印度在共产主义国家中的声誉。但如果打开牢门把他们统统放出去会使局面更加尴尬，因此决定把那些抓错了的人一个一个地放出去，这样就可以避免给人造成是承认错误的印象。　　在内政部如此这般地为国家的安全而操劳的同时，有些政客又在为国家的政治稳定性而担忧。一批反对党和国大党的议员找上了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建议他进行干预，施行某种形式的总统统治，暂时停止议会活动，把内阁变成为总统的谘询委员会，由尼赫鲁担任首席顾问。宪法中没有规定可以采取这样的步骤的条文。这项建议是昏头昏脑的，也是不切实际的，几乎等于搞一次政变。它反映了这些人对尼赫鲁作为战时领袖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他们认为象拉达克里希南这样一个同导致灾难的政策没有任何联系的非政治人物是个非常时期的适当人选。总统对找上门来的议员们并没有给予任何鼓励，但由于某些被认为同他比较接近的政客(特别是蒂·塔·克里希纳马查里T.T.Krishnamachari)在首都把他们的想法广为传布，因此，总理就有了疑心，认为拉达克里希南对上述想法并不完全反对。 [ 注：尼赫鲁对拉达克里希南原来是友好的；在这次事件后，尼赫鲁对他的态度显然冷淡，可能上述的猜疑是原因之一。另一因素可能是由于总统曾组织各邦首席部长共同施加压力来反对梅农。而且人们广泛地引用总统所讲过的话，就是说这次溃败是由于“我们的轻信和疏忽”，这点可能刺痛了尼赫鲁。 ]　　与此同时，在提斯浦尔人们害怕中国大举入侵印度的心情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担心入侵者在几小时后就会到达。十一月十八日晨，考尔打电话给提斯浦尔地区专员，告诉他有关军事形势的最新消息，他在电话中把局势描绘得那么危急，以致这位专员在接电话后很快就携带家眷溜往加尔各答。(实际上这位专员由于正常工作调动正要办理移交手续，但当他听到考尔讲到无法抗拒的中国大军正朝着提斯浦尔方向席卷而来的情况后，认为没有必要等候继任者的到来而推迟自己的行期了。)新的地区专员到达后，发现当地的民政机构已停止工作，市政当局曾通过扩音喇叭告诉市民说，当局已不能继续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有些当地的政客乘机活动，纠集了一伙群众对他们发表演说。　　 “[这些政客]由于感情冲动，把提斯浦尔描写成为印度国防的堡垒，并劝告市民不要离开自己的家庭，与其撤走，莫如死于敌人的炸弹之下。这些政客又讲了许多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却溜走了。提斯浦尔的市民也小心谨慎地效法他们。”大伙的群众，包括从疯人院中放出来的疯子和被释的罪犯，拥挤在渡口，等候明轮汽船把他们渡到布拉马普特拉河彼岸。这只渡船的安全载重量是三百到四百人，这时每次装载达一千人。有些没有走掉的人在国家银行里拨弄一堆尚有余温的灰烬，细心搜寻。在此以前，银行的人员点了一把火企图把约三十万镑的现钱烧掉，其中包括硬币；他们原想把硬币都扔进一个湖里，但后来看到许多人都跳到湖里去捞硬币，他们才改变主意。当时，许多东北边境特区的晕头转向的部族人从一个方向涌进市镇，本市居民又从另一个方向蜂拥逃走，市内可能很快就发生抢劫和骚乱。但这时新的地区专员设法让一些粮店开了门，并开始重建秩序，有些陆军的工兵也采取了主动，接管了发电厂和其他重要公用事业。所幸当时在场的工兵部队不多，中央政府已派遣民防处长来到阿萨姆邦，负责执行“焦土政策”，这位官员正在制定计划要把该邦一切能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从提斯浦尔的机场到迪格博伊(Digboi)的油田，都在炸毁之列。当时还议论要烧掉茶园；当然一切发电厂、自来水厂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要炸掉——如果能找到足够的人员来干的话。　　后来，人们把提斯浦尔所出现的混乱状态归罪于该邦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但至少一部分责任可以追到新德里的内政部所发出的指示，指示要求分清主次进行撤退，并销毁现钱、档案、破坏汽油站和发电厂。要优先撤出青年人，以免使他们被将占领该市的中国部队弄去进行思想灌输；政府官员的家属也应在第一批撤走。阿萨姆邦政府接着又给新德里拍了一份紧急电报，强烈建议要把该邦政府的各部部长列入应优先撤走的重要人员名单，理由是如果他们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就会成为国家的耻辱，对公众的士气也是一个打击。　　二十日晨，考尔又在他的军部向两名邦政府的部长介绍情况，告诉他们说：中国部队快要到了——可能在米萨马里进行空降，并很可能对提斯浦尔进行空袭——因此，军部“根据上级命令”正在撤走。军部离开时开出一长队军车，增加了提斯浦尔市外道路上的拥挤，而且增加了市内的恐惧气氛。　　但印度陆军士气扫地的状况，终于要通过唯一的办法——即从上到下动手术的办法——加以解决。十一月十九日晚，塔帕尔将军从提斯浦尔回到新德里，并向总理递交了辞呈。甚至到了这个时候，尼赫鲁的第一个念头还是想让考尔接替塔帕尔担任陆军参谋长。 [ 注：两年以后，梅农竟然还说：“失去考尔，对印度陆军来说是个损失。他不是一个坐在办公室里的指挥官，他以很大的勇气和胆量在那些险峻的高地上执行了任务——总有一天全国会认识到这一点。” ] 他同拉达克里希南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国防部长)，总统认为任命考尔的想法是荒唐的，他建议由南部军区司令乔·纳·乔杜里将军担任新的陆军首脑。尼赫鲁同意了。第二天早晨，他在人民院宣布，由于塔帕尔健康不佳，准予长期休假，乔杜里将军将署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全场为之欢呼。　　乔杜里所下的第一道命令，是要在东北地区正在后撤的部队，在他们认为能抗御敌人的地方构筑阵地，不再后撤。接着，他就免去考尔第四军军长的职务，由马内克肖将军——这个人考尔曾指控他不忠诚从而企图毁掉他的前程，梅农在十月初也曾拒绝任命他指挥这个军——接任第四军军长。军部在奉命撤离提斯浦尔二十四小时后，又奉命返回提斯浦尔。　　由于新德里获悉了阿萨姆邦对于总理讲话的反应以及提斯浦尔行政机构的瓦解，因此决定派遣夏斯特里前往视察，给地方民政当局打气，并将当地情况向尼赫鲁汇报。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六时左右，内政部长一行人来到新德里机场，准备搭乘每天一次的班机前往阿萨姆邦。这时，一名随从人员注意到在报摊附近聚集着一群人，表现很兴奋，他便走过去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报上的头条新闻是宣布中国将单方面地停止战斗，并将自东北边境特区后撤。夏斯特里及其随从人员便立即乘车前往总理私邸，那时总理刚刚起床，正在穿衣服。夏斯特里的印象是：当时尼赫鲁还没有听到中国的声明，虽然几小时前各报社都已收到了这项消息。这样，印度政府才知道，中国不是要侵略印度，而是要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惩罚。第五章 停战以后　　我们从未进入中国的领土。即使在中国看来那是“有争议”的领土，难道他们就有理由发动一场战争吗？而在我们看来，那并不是有争议的领土，那是我们的领土。—— 克里希纳·梅农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世界都获悉喜马拉雅山两侧的最大国家间的战争，由于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和后撤已宣告结束。《泰晤士报》的评论几乎代表了全球的反应，它说：“中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与其说使人们松一口气，不如说使人们大吃一惊。”十一月二十日午夜 [ 译者注：北京时间应为二十一日零时。 ] 前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在二十四小时后他们的部队将停火，九天以后将后撤。前一天晚上，周恩来召见了印度代办，把中国意图详细地告诉了他。 [ 注：令人费解的是，在北京公布之前，新德里好象没有从印度代办那里收到关于这次接见的报告。官员们后来解释说，这是由于收发和译电耽搁了时间，但是这也很难解释怎么会拖了二十四小时之久。 ] 后来又正式公布了：　　 1.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 [ 译者注：北京时间应为二十二日零时。 ] 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　　 2.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这已经是够清楚的了。然而声明又一丝不苟地写明：　　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 [ 注：这是沿着山麓的那条线，即麦克马洪线出现以前的边界线。 ] 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二十公里。　　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　　中国希望印度武装部队同样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如果印度政府不那样做，“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双方政府可以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立民警检查站。北京建议双方官员在边境会晤，商谈有关设立检查站的地点，实现共同后撤和归还被俘人员的事宜。然后，两国总理就可以重新举行会谈，谋求友好解决。中国欢迎尼赫鲁前来北京，如果尼赫鲁有所不便，周恩来愿意再次前往德里。中国期待印度“作出积极的响应”。“即使印度政府不能及时作出这种响应”，中国也将执行上述措施。　　这个建议是周恩来早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给尼赫鲁的信中第一次提出过的(从而暗示以那个日子为准来规定“实际控制线”)，克节朗河战役后又重申过这个建议。在争论的过程中，中国三番五次地劝告印度，说这是消除边境冲突危险，为解决边界问题扫清道路的唯一可行的办法。然而，印度却始终加以拒绝。印度在中国开始进攻后，在二十四日，尤为粗暴地拒绝了上述建议。现在，打了胜仗的中国并没有在硝烟未散之时，把胜利者的条件强加于对方，中国坚持的仍旧是它一直建议过的东西。不同的是它现在已不再是建议了，中国决意将它付诸实施，并且警告印度，如果它不采取相应的行动，把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则将引起严重的后果。可是，与中国下面的一个警告相比，这个警告也就算不了什么：如果印度试图在西段恢复前进政策，或者派军队重新进入塔格拉三角地带，“中国则保留还击的权利”。这是北京的表明意图的声明中真正带威胁性的条文。　　过后，中国说明了它的计划。它把部队开到麦克马洪线以南是“为了彻底击退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打破印度反动派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计划。……为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创造条件”。中国说，这些措施是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印度“懂事了一些，中印边境局势才基本上和缓了下来”，这都证明了上述措施产生了作用。只是由于人们过去广泛地接受了印度对于事态发展的说法，所以才对中国的行动感到出乎意外。甚至那些并不相信中国发动对印度侵略的人们，也认为“中国全面占领它所要求的全部领土以后，再从这样的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这乃是中国进军的逻辑”。但如果中国真的这么干，不仅会破坏中国对一切边界问题的立场，而且会使中印边界成为难以愈合的创伤。如果中国部队留驻东北边境特区，那么，当印军一旦恢复过来之后，必然要开始从平原地带试探北进，那时，北京将无法摆脱这场没有止境的战争。英国前外交部常务次官卡西亚勋爵(Lord Caccia)一九六六年回顾这场边境战争时说，据他所知，“中国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之后撤回原线；一个大国不利用军事胜利索取更多的东西，有史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所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边界的解决，军事行动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撤退是这种想法的组成部分，为了使考虑周详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策略赢得全胜，就需要走出这最后的一步。　　打到了边境又突然收兵的军事行动，并不足以迫使印度政府同意谈判。因此，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一定能达到正式划定中印边界的基本目的，但正如北京一九六O年向印度所建议的那样，这是可以等待的。中国军队的行动已确保在等待期间——至少在几年之内——边界现状将不受干扰，印度方面将不致再蓄意侵犯或出击挑衅。　　至于印度陆军对停火必须作出怎样的反应，这已是不成问题的了。新任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报告说，他的部队除了对等地响应中国的停火行动外，别无他途可循。他命令部队在午夜以后，如不再遭到射击，即不得开枪。至于那些政客的看法，照例是大不相同的。那天早晨，在议会的休息室里，在有圆柱的宽敞走廊上——记者们在会前都聚集在那里——激动的谈论中最经常听到的是“耻辱”这两个字。中国单方面的停火虽然使军人们感到如释重负，可是那些文职人员却感到好象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擦盐一样。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应该马上拒绝北京的“提议”。有几名阿萨姆邦的国大党议员主张接受中国建议，但立即被其他大喊大叫的声音压下去了。一方面是难以挽回的军事败局，另一方面是慷慨激昂的政界舆论，尼赫鲁又一次穷于应付，就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做法。尼赫鲁首先把新任的国防部长恰范介绍给议会，然后简单地说，他至今还没有接到北京关于停火的官方通知，在接到通知前，他对北京的建议不拟发表意见。至于说到谈判，“我们的立场……仍然是……必须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以前存在的位置”。印度政府对中国前一次外交行动是立即予以断然拒绝，而目前这番表态却是字斟句酌，小心谨慎，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似乎是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竭力劝阻的结果。加尔布雷思担心如果立即明确地拒绝中国的建议，印度的处境会变得更加糟糕，所以他力促印度政府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 [ 注：到那时候，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实际上已成为印度政府的枢密顾问，他对担任这样一个角色很卖力，干得也很老练。他所著《大使纪事》(Ambassador's Journal，伦敦Hamish Hamilton出版，一九六九年)一书中对这些事情讲了不少。 ]　　尼赫鲁刚一坐下，反对派议员就马上跳起来，对法兰克·安东尼称之为“典型的、盘算好的中国诡计”进行谴责，要求政府保证不要理睬停火并继续拒绝谈判。另一名议员大声叫嚷，“为了体面，为了尊严，为了自尊，只有把那些野蛮人赶出去之后，我们才能谈判。”阿索卡·梅达说，中国的做法是“欺诈”，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是最后通牒。同往常一样，国大党的普通议员说话比较克制，但他们也一致认为必须拒绝中国的建议。就在当天的晚些时候，除了印共以外的所有反对党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说：“中国提出单方面停火的建议只是他们搞的另一个臭名昭著的诡计，其目的是要借此在我们全国阵线中制造混乱和分裂，赢得时间，以巩固其地位并调集兵力，对我们再一次发动可耻的进攻，阻止我们动员内外资源，并在世界民主国家的朋友中制造思想混乱。”声明要求印度总理切勿陷进圈套，要求政府向全国保证：政府将坚持坚决抵抗和不谈判的政策。　　印度政府于当晚宣布，已经收到中国声明的文本，但政府发言人只讲了一句“让我们等着瞧吧”，此外不加任何评论。在当时或是以后，官员们都不肯证实业已命令军队遵守停火。如果说已下令停火，人们一定会认为这等于承认印度已经投降。相反地，政府努力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印度才刚刚开始进行战斗。尼赫鲁这个人非常喜欢年轻人，停火实施的那一天，在一个小学生的集会上，他再一次讲到，“印度同中国的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也许要拖得很久，可能要拖到你们中有些人已长大成人能参加这场战争的时候。”　　印度政府在同北京的外交交涉中，也再次使用了它惯用的假装不理解的手法，以拖延时间。新德里在获悉北京的停火声明的当天，印度外交部就召见了一名中国使馆人员，要求他澄清一些问题：“实际控制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中国所说的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的精确含意是指什么？两天以后，中国代办又被叫了去，并向他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中国建议中所说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是否仅仅适用于西段？如果中国部队从麦克马洪线后撤二十公里，“那究竟是什么地方？”中国是否要在麦克马洪线以南设立检查站？北京认为提出这些问题是横生枝节，无理取闹。每一项问题都可以从北京原来的停火声明中找到答案。驻新德里的中国外交官把问题的答案重复申述了一遍，可是印度政府仍然责怪北京的澄清是含糊的。印度政府在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后才能对“中国的停火建议充分考虑”。　　中国的打算显然不能满足印度政府的愿望。印度在初期失败后所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方面必须先撤退到九月八日、也就是在中国包围多拉哨所的那天以前的位置，印度才同意讨论问题。按照这样的撤退，中国方面就要从塔格拉山脊后撤，在西段，中国方面要撤出它所占领的所有印度哨所(这些哨所是印度在前进政策下建立起来而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印度则将恢复他们在西段中国主张线以内曾经占领过的阵地以及在塔格拉地区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曾经占领过的阵地。北京的停火声明已经指出，中国部队从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全线后撤二十公里，事实上将远远撤至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的位置的后面。但新德里认为，中国仅仅撤退部队还不够，还要所有的中国人员统统撤走；印度要尾随中国的撤退重返他们在推行前进政策时所占领的阵地。　　停火一个星期后，周恩来再度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对中国的行动采取相应的措施。周恩来讲到中国政府的决定已“充分地照顾了双方的体面、尊严和自尊”，并说，实现这些措施，双方都不会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但是他警告说，仅仅中国一方面自行后撤并不能保证防止双方冲突。如果印度拒绝合作，停火还会遭到破坏。如果中国曾经指望通过军事行动这样的外科手术来改变印度的争吵不休的态度，那么尼赫鲁的复信必然使中国人明白过来。尼赫鲁在复信中重弹了印度的老调，并暗示印度的论点已为中国所肯定和接受。他还假定周恩来也接受了印度关于战争起因的说法。“如你所知，以往之所以发生小冲突，是因为你们的军队攻击了防止……对印度领土的侵略性的偷偷入侵的那些小的印度巡逻队或哨所”等等。他反复地讲，对中国这个“相当混乱和复杂”的建议需要得到“积极的澄清”，并再次敦促中国接受“明确的、直率的[印度]建议”以恢复九月八日以前的位置。　　十二月八日中国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烈的照会，指责印度“故意纠缠，逃避对实质问题的答复”。北京提出三个尖锐的问题：“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停火？……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并且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印度政府究竟同意不同意双方官员会晤……？”印度在当时的处境下，对这些问题的公开回答，只能是“唯唯否否”。考虑到国内外的影响，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说，印度同中国的斗争将继续下去，对包藏祸心的中国建议必须予以拒绝，对中国不准印度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去的警告应置之不顾。事实上，下达给印度军队的命令却是遵守停火，避免对中国军队进行任何挑衅。印度不再打算把军队开到麦克马洪线前沿去，尼赫鲁甚至把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间接的秘密保证通过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给周恩来。前进政策已寿终正寝，两三千名印度士兵的阵亡就是它的殉葬品。然而，边境战争的失败更坚定了印度政府的根本立场。拒绝谈判仍然是印度的基本立场。如果印度要改变它的基本立场，那只有在战败的余痛和耻辱被忘却以后很久，在尼赫鲁及其同僚下台后，才有可能。但是象开头那样顽固不化地拒绝谈判的立场，必须加以伪装；阻挠解决争端的责任，一定要推给中国。　　象往常一样，印度要办到这点并不难，因为当时印度爱好和平的声誉还是那么高，而当时人们对中国的一般评价又是那么低。各方面几乎一致报道说，边境战争是中国对印度的无端入侵，所以它也就进一步加强了人们的一般印象，即北京是奉行不顾一切的、沙文主义的、好战的外交政策。人们又从中印关系之外，去寻找中国单方面停火和后撤的原因。有人猜测，这可能是俄国的最后通牒的结果。也有人说，中国之所以停止对印度的侵略，是因为当时美国已从古巴危机中脱身，可能进行干涉帮助印度。许多人很容易接受印度宣扬的那种说法：中国的交通线拉得太长，很难抵挡印度的反攻，因此中国不得不停火和后撤。如印度某一议员所说的，事实上中国后撤“根本是出于恐惧”。到后来人们几乎相信尼赫鲁所讲的“中国不敢面对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的意想不到的愤慨”，于是就拔脚逃跑了。　　在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十一月二十一日午夜 [ 译者注：北京时间二十二日零时起。 ] 停火的实施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早在四十八小时前，当第四十八旅的残部最后在查库瓦解时，有组织的战斗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自那以后，双方在东段的一切地方都停止了接触。中国军队没有追击从瓦弄向洛希特河谷方面撤退的印军，也没有追击从查库逃奔平原的印军。虽然中国军队在前进时绕过数以千计的印军并把他们抛在后面，而没有企图围歼他们，但停火后零星的战斗在东北边境特区仍然持续了一个星期。有些印度部队在转移到平原的途中遭到伏击，有时在这些战斗中遭受重大伤亡。大部分后撤的印军并不知道停火的消息，看来在某些场合中国部队也没有理睬停火的决定。　　西段的停火则比较明确。中国部队在摧毁了热赞拉高地周围的印军前沿阵地后，没有向楚舒勒挺进；中国部队一直炮轰楚舒勒周围和机场附近的印军，而在指定停火生效的时刻停止了炮击。西段的印军没有发生象东段溃败时那样的混乱和优柔寡断的现象，他们在停火时仍保持战斗的姿态，准备在中国部队继续挺进时进行战斗。印军还继续大力增援楚舒勒；停火几天后，印军还再次派出巡逻队同敌人接触，试探敌人的意图。　　在东北边境特区南面平原地带的印军则较为小心谨慎。新派去的一个旅奉命不准越过中国的主张线，也就是说不得进入山区。印度陆军总部还指示第四军不得进行挑衅，并避免在巡逻中发生冲突。那些溃败中的幸存者稀稀拉拉地进入平原地区时，军方把他们按原来的编制单位加以收留，准备慢慢地进行改编，并恢复他们丧失殆尽的士气。好几个星期以后，幸存的士兵还陆续从山麓地带走出来，因为他们回来的这条路途极其艰险，许多印度士兵饥寒交迫，死在路上。　　过了很久，印度才统计出伤亡的数字。印度国防部于一九六五年发表了下列数字：　　死亡：1,383名　　失踪：1,696名　　被俘：3,968名　　二十六名印度人员在被俘期间因伤重死亡，其余的被遣返回国。其中的伤病员在停火后几个星期内即被遣返，其他的被俘人员在六个月后遣返回国。几乎百分之九十的印军伤亡都发生在东北边境特区。　　据印度陆军事后估计，中国在东北边境特区战场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其中有一个正规师和一个轻装师担任主攻，插向达旺、色拉和邦迪拉，直抵山麓。另一个师，或者是一个独立团，使用于瓦弄地区作战。印度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兵力最多时约达二十五个步兵营，略低于三个正规步兵师。因此，中国的兵力全面来看，在数量上只占很小的优势。但是印军部署分散，所以在大多数的战役中，中国军队不难实践毛泽东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教导。在兵力不是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例如在色拉——则由于印军在受到打击前已经自行瓦解，因而使得中国军队避免了一场恶战。　　在印军坚守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地方，看来中国部队的伤亡就较重。例如，十一月十七日在登班的印军警卫旅联队曾坚持战斗，事后据印度的情报判断，有三百至四百中国士兵阵亡。当印度军队回到瓦弄战场和西线的热赞拉时，他们发现了中国方面伤亡相当严重的迹象。没有一个中国人员被印军俘虏。　　中国只派了一些强大的巡逻队进入查库南面的山麓地区，于是印度陆军就利用停火，在东北地区开始重建兵力。新任的陆军参谋长乔杜里 [ 注：塔帕尔休假期满后，乔杜里的任命即得到批准。 ] 建议把被免职的考尔调到旁遮普邦负责一项训练工作，但考尔却提出辞职。据考尔的叙述，尼赫鲁曾试图劝说考尔不要辞职，随后又给他写了一封表示慰问的信：亲爱的毕奇：　　对你的辞职，我感到遗憾。我曾努力劝你不要这样，但是既然你坚持要这样做，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导致你辞职的事件是伤心的，我们中间许多人也为此感到苦恼。但是我相信，关于这些事件也不能特别责怪你。有许多人要对这些事件负责，也许这些事件只是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造成的。　　我相信，象你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有爱国心的人是不应该无所事事，不为国家效劳的。也许，不久你可以找到这类对国家有用的工作。……你的亲挚的贾·尼赫鲁　　根据考尔的叙述，以后尼赫鲁又详细说明了信件结尾的那点暗示，告诉考尔，他可能被任命为喜马偕尔邦的副邦长。显然新德里曾对考尔的任命可能产生的政治反应，进行了试探；也许印度总理得出结论，认为委派考尔担任任何职务，即使是这类的闲职，也会引起强烈的反对。无论如何，这个念头还是放弃了。但是在尼赫鲁的授意下，一个叫作特贾(Teja)博士的后来聘用了考尔。特贾是一个金融资本家，他曾说服印度总理要政府对造船工业大量投资。考尔不久也辞去了这个职务，特贾则因欺诈而受到控诉。　　塔帕尔将军的运气稍好一些。他被任命为印度驻阿富汗大使，他的委任状是尼赫鲁在一九六四年去世前最后签署的文件之一。森将军仍任东部军区司令，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他也辞去了陆军的职务。在克节朗河战役溃败以后，被森将军撤消第四师师长的普拉沙德将军，经亲自向总统申诉后，重任师长，在西部军区指挥另一个师。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期间，他的一些私人文件落到敌人手中，其中有一份是对他被免职一事的抗议书；抗议书中激烈地批评了他的上级和政府，巴基斯坦对此大肆宣扬。结果，普拉沙德很快调离军队。曾在色拉-邦迪拉溃败中指挥第四师的帕塔尼亚将军在停火后不久就辞职了。达尔维准将于一九六三年五月被遣返回国。他同其他被俘印度军官不在一起，是单独监禁的，后来则同其他少校以上的印度军官一同被遣返回国。中国方面向他们解释说，其他印度俘虏经由东北边境特区回国的那条路对军官们来说过于艰苦，所以中国用汽车和飞机，把他们送到昆明，由印度空军派机从昆明把他们接回印度。　　达尔维以后两次得到提拔，掌握实权。一九六五年印度同巴基斯坦的战争中，他指挥一个旅。看样子达尔维好象是要升官了。但一九六六年在提升少将时漏掉了他，他就提出辞职。印度军队从而失去了一名杰出的军官。也许堪以告慰的是达尔维以后写了一本关于克节朗河战役及其背景的书，书名《喜马拉雅的失策》 [ 注：这个词印度人听来特别耳熟，因为这是甘地创造的。 ] [ 译者注：《喜马拉雅的失策》，英文是“Himalayan blunder”，也有“喜马拉雅山般的，极大极大的错误”之意。 ] 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本书将来可能被认为是军事文献里的一部名著，它概述了他作为一个军官在接到他明知会使他所指挥的部队遭到覆灭的命令时所处的困境。　　马内克肖将军由第四军军长提升为东部军区司令，一九六九年又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梅农在一九六七年大选前一直作为国大党后排议员留在议会。在一九六七年大选中，孟买选区的国大党组织不再提名梅农为议员候选人。于是，他以独立的候选人的身分竞选，结果被击败了。他的竞选对手在大选前夕逝世。梅农又作了一番努力，但再度失败。一九六九年，他以独立的候选人身分参加西孟加拉的补缺竞选，在当地的联合阵线政府的支持下，这次他才当选为人民院议员。　　在印度国内，以及一定程度上在国外，对于中国是否会按它所宣布的那样把军队撒到麦克马洪线的后面去，还存在着怀疑。但十一月三十日，中国国防部宣布：中国部队即将开始后撤。十二月一日中国部队准时后撤。撤退是缓慢的。十二月五日中国人在邦迪拉把一些受伤的战俘交还给印度，大概在一星期以后，中国部队才从邦迪拉撤出。中国部队有许多打扫战场的工作要做，在做这些事情时，他们是一丝不苟，甚至有些小题大作。他们把印军撤退时遗弃的全部装备尽量完好地归还印军，他们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带原则性和引为自豪的问题。他们把印军的装备收集、叠架、堆积，排列起来，揩净擦亮，并且详细开列清单——轻武器、迫击炮、大炮、卡车、炮弹和弹药、服装以及一支战败军队通常所遗留下的其它辎重。在交还的武器中，有一些美国的自动步枪，这是美国第一批军援。在色拉印军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箱子把美式装备分发下去，就被缴获了。在被缴获的武器中，还有一架尚能使用的俄国制直升飞机。　　北京通知印度安排接收军用物资的事宜，印度方面指派了若干行政官员办理交接手续。中国一一点交了移交的物资，并拿到了收据。中国并没有公布这桩异乎寻常的交接行动，以后也说过它并不打算公布；中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举动只是为了“进一步表示争取和平解决的诚意”。印度方面虽然按照中国通知正式接收了交还的军用物资，但是他们却感到这件事对他们是分外的耻辱，因此满怀怨恨，并指责中国的举动是个宣传伎俩——这样一来，反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印度军队没有紧跟着后撤的中国部队回到东北边境特区。该地区的行政管理由民政官员接手，这批官员于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到了达旺；好几个月之后，第一批印军才回到东北边境特区。停火仍然是非正式的，印度方面小心翼翼，却又秘而不宣地遵守停火。在西段和中段，新德里没有理睬中国所提出的印军应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要求，北京也没有加以催逼。然而在东段，印度人再没有进入塔格拉山脊与地图上标出的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巡逻任务也交由阿萨姆步枪队负责。印度陆军由于它本身战术上的利害关系同中国的要求不谋而合，所以也就远远退缩到后面去了。　　中国宣布停火以后，印度政府发现：许多亚非国家明显地倾向于认为是北京方面作出了使争论回到会议桌上来的真诚努力。新德里觉得外界对它有压力，要它接受中国的停火建议，因而感到非常恼火。十一月底，新德里的官方发言人解释说，“那些不理解带有欺骗性的中国建议的全部含义的人，自然会问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中国的建议]。”尼赫鲁带有几分气忿地指出，尽管许多事对印度来说是了若指掌，但不结盟国家却总是理解不了。　　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 投笔从戎注：埃及 ] 总统纳赛尔，印度政府当时是没有任何理由感到不满的。印度发现纳赛尔是“百分之百地”支持他们，并准备替印度打掩护，把印度的意见作为阿联的建议提出。在印度的鼓励下，阿联提出了召开亚非国家政府会议的建议，以讨论有关停火和双边谈判的可能基础问题。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同意在科伦坡召开这次会议。十二月十日，锡兰、阿联、柬埔寨、加纳、印尼、缅甸等六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科伦坡会议。有关政府事先已经听取新德里派出的部长级特使仔细说明了印度的最低要求。印度最低要求的实质仍然是要恢复九月八日的位置，换句话说，在西段应当准许印度回到他们在执行前进政策时建立的各个哨所；在东段则回到多拉哨所。　　在科伦坡的阿联代表团就按照印度的意见坚持要全面恢复九月八日的位置。但由于这是中国所显然不能接受的，因此阿联的意见遭到其它与会国的反对，最后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关于东段，科伦坡国家建议以实际控制线(即麦克马洪线)作为停火线。这个建议虽无视中国提出的双方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的规定，却将有争议的特定地区(例如塔格拉山脊以下地区)的问题，留待将来双边讨论解决。　　然而，科伦坡建议的核心，正如整个争端的核心一样，在于西段。科伦坡国家建议中国应该按照其停火声明中的建议后撤二十公里；而印度方面则不必采取相应的行动，印度部队仍可留驻原地。“在边界争端最后解决以前，中国军事撤退后所空出来的地区将是一个非军事区，由有待商定的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而不损及印中双方过去处在这个地区的权利。”科伦坡建议的这一段话表明印度部队可以回到他们执行前进政策时渗入的地区，因此从新德里的观点来看这是对印度的一个关键性的让步。但科伦坡建议却有意地将这一点搞得含糊不清(大概也是不顾阿联的反对)，因为这也可以解释为印度在西段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中国主张线)设立民政点必须同中国方面“商定”。　　次年一月，当班达拉奈克夫人到新德里提出科伦坡建议时，印度劝说她允许印度消除上述含糊不清之处。结果由班达拉奈克夫人发表了印度外交部起草的对原建议的“澄清”。 [ 注：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三月致周恩来信中承认她在新德里所作的“澄清”，是由印度政府起草的。她在信中写道，文件“是由印度政府准备好的……用的是印度政府的语言”。 ] 其中关键性的一段是“西段由于中国军事后撤形成的二十公里的非军事区，由中印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会议的建议实质性的一部分。应由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检查站的位置、数目及其人员组成等问题。”于是，尼赫鲁就通知班达拉奈克夫人，印度原则上接受经过澄清的科伦坡建议。与此同时，周恩来也通知班达拉奈克夫人，中国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似乎中印双方这次总算取得了一致意见。　　但是，周恩来声明他有“两点解释”，事实上是两点保留。按照印度政府所“澄清”的那样，科伦坡建议就是要中国实施其停火声明中大部分规定，而印度则没有采取相应措施的义务。因此，周恩来建议印军在东段也应同在西段一样，留驻原地不动。但按照中国的观点，难题出在他的第二点“解释”上。周恩来指出决不能容许印度人员，无论是军队还是民政人员，重新进入印度在执行前进政策时渗入的西段地区。北京认为，如果容许印度这样做，就“等于承认印度在一九五九年以后直到一九六二年使用武力侵入这个地区设立四十三个军事据点是合法的”。周恩来主动提出，中国也愿从这个地区撤出所有的军事哨所或民政检查站。周恩来说，不应因为他的“解释”或印度方面的保留而拖延会谈；这些分歧可以在会谈中求得解决。　　印度政府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反对同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商谈。尼赫鲁在人民院讲到：“除非我们认为，我们所提出的条件，即恢复九月八日的状态已经得到兑现，否则就不可能举行任何会谈，那怕是初步的会谈。”　　局面仍旧象过去一样地混乱，一样地矛盾重重。中国再次主张早日开始会谈，印度又予以拒绝，甚至对范围有限的官员“会谈”也提出了条件。议会的反对派对尼赫鲁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更加明确地保证，在中国没有从印度的每寸领土上撤走以前，他将不同中国进行任何会谈。尼赫鲁似乎是在蔑视那些要求，他不厌其烦地重弹他的老调，说什么他愿在任何时候同任何人会谈，“即使是在战争中也同敌人会谈”。但在这些漂亮的词藻后面，印度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印度正竭力寻求一种办法，即避免同中国人会晤，又不使人觉得它是阻挠科伦坡会议国的努力。北京对科伦坡建议的保留给印度提供了答案。印度获悉这个消息后，马上宣布它“全盘”接受经印度澄清的科伦坡建议，同时并宣称，在北京没有全盘接受经印度澄清的科伦坡建议之前，不可能对会谈或讨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印度运用巧妙的外交手段，再一次以中国作出实际让步为先决条件从而避免了谈判。阻碍会晤的责任似乎又落到了中国的身上。　　一般印象总认为印度似乎是千方百计地探索和平解决的渠道，而中国却加以阻挠。在这个时候，尼赫鲁曾提到把边界争端提交海牙国际法庭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就使这种印象更为加强了。不久前，尼赫鲁还曾断然排除了把主要的边界争端交付判决或仲裁的可能， [ 注：但提出愿将引起较小变动的印度领土要求交付仲裁或判决。见第一章第一节 ] 现在，他似乎翻了个斛斗。他告诉人民院说，“当时机到来时，如果议会同意的话，我甚至准备把关于疆界要求的基本争端提交给如海牙国际法庭这样的国际机构来审理”。于是外国报纸就把这说成是印度的一个重要让步，但尼赫鲁过后不久对他的这番话加了注解，而这却没有被人注意。提交国际法庭的设想在议会里遭到反对，议员们反对把祖国的一部分领土拿去作为裁决的对象。尼赫鲁立即后退。他解释说，这是一句随口讲出的话，“我说的是如果当时机来到的时候，如果人民院同意的话，如果议会同意的话，我们也许可以做这样设想”。尽管他已用种种条件冲淡了他开始所提到的交付国际法庭审理的意见，但尼赫鲁在以后给周恩来的信中，却依旧引用了这个提议，以此证明他是多么真诚地希望谋求和平解决。这一步棋是保了险的，因为北京根本不会接受这个意见，也不可能把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交付裁决，尤其是交付一个由国民党代表中国的组织去裁决。　　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已经很清楚了：由于在边境战争中失利，印度拒绝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一九六三年四月，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中，谴责尼赫鲁采取不诚实的做法，指出印度根本无意举行谈判。周恩来说，印度利用科伦坡建议含糊不清的地方，把科伦坡建议解释为符合印度关于恢复九月八日位置的要求，一方面又企图把科伦坡建议变为裁决，强加在中国身上。至于提交国际法庭，“说穿了无非是为了掩盖印度政府拒绝谈判的事实而已”。周恩来反复申述，中国准备以双方原则上接受的科伦坡建议为基础，立即开始谈判。“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政策的需要，一时还不准备谈判，中国政府也愿意耐心地等待。”　　一年以后，尼赫鲁在议会里讲到，如果中国部队在西段从边界线的他们一侧二十公里地区内全部撤出，他将愿意考虑会谈(暗示印度将放弃坚持在那个地区重新设立哨所的主张)。而周恩来过去提出的正是同样的妥协方案。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两位代表同尼赫鲁讨论后把这个意见告诉了中国政府，中国并没有拒绝，只是说，如果这是个认真、严肃的建议，应该由印度政府自己提出来。但新德里却立即否认尼赫鲁曾委托罗素的代表转达任何口信，只是说，如中国军队从西部地区撤走，“这种新情况……可能值得考虑”。但是中国政府这个时候已决定，除非印度的态度有根本改变的明证，否则中国同印度进行边界问题的讨论将是徒劳的。北京说，它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即使在印度要求的先决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印度政府也并不准备认真谈判和解决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历来的态度是：它根本不承认中印之间存在着边界问题；它武断地认为，它所主张的边界就是中印之间的已定界；它顶多承认双方有一些小的“分歧”。因此，它实际上认为，印度已经占了的中国地方是不容谈判的；印度企图占领的中国地方也是不容谈判的，如果要谈，也只是谈中国的撤出或印度的进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见，即令边界谈判能够举行，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双方外交文件的往来继续了好几年，新德里继续公布了这些文件。在辩论的技巧上，印度赢得了赞赏；它继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害者，把中国说成是侵略的和顽固不化的。但地面上的局势已同过去完全不同。事实上中国压倒一切的胜利已经解决了边界问题。　　随着战火硝烟的消散，大多数关心国际形势的印度人士不得不适应一个黯然神伤的新世界。昨天还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今天已证明是虚妄的。那些被看作是支持者和朋友的人们既然没有真的支持自己，因而也就再算不得朋友了。印度认为不结盟国家背叛了它，因为这些国家对停止印中战争的问题想得太多，而对中印争端的起因和是非却考虑太少。印度却忘记了正是它自己过去竭力地鼓吹要对世界上发生的争吵都采取这种态度。印度对那些不问是非的中立主义者拒绝给予印度所要求的无保留的同情和支持，产生很大的反感。他们对苏联也感到有几分不满。倒是美国、英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在印度危急之际，挺身而出，谴责了中国，向印度提供了武器和其他方面的援助。　　盛行一时的不结盟的热烈气氛——特别是印度装模作样加以渲染的那一套——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样，在更广阔的国际范围内，那些使得印度的不结盟显得有意义、并在不久前颇受欢迎的各种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冷战已成过去，代之而产生的是美苏之间审慎的和解。美国在亚洲越来越积极地进行活动，反对中国。虽然当时还不能清楚地看出苏联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严重分裂的端倪已现。印度同中国的不和，适应了正在出现的大国间关系的新格局，使得印度在实际上走向双重结盟，既联美，又联苏，共同反华。俄国并没有因为美国对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而被排斥在外(当尼赫鲁把呼吁美国援助一事通知莫斯科时，俄国人答称他们理解印度的请求和需要)。相反地，他们自己也不断地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一九六五年以后，美国中止了军援，莫斯科乃成为印度防务装备的最大供应者。　　边境战争的直接后果，看来是印度不加掩饰地向美国靠拢。尼赫鲁仍声称不结盟依然存在并未受到损害，但是据加尔布雷思讲，一九六三年一月印度外事秘书曾向他表示，印度政府愿意“同美国在亚洲各地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以遏制中国。印度的提议没有得到什么反应——据加尔布雷思说，美国国务院看来对此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印度的这个提议同一九六二年以前它所持的态度相比较，也许是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新德里出现美国军事代表团以及美制C-130运输机大队往返拉达克运送美援物资，却公开证实了印度在中印边境失败的打击下离原来的立场的确已经走得很远。肯尼迪总统接到尼赫鲁请求援助的呼吁后，曾派出艾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率领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高级顾问团，此外还派遣了美国为随时应付地面紧急情况而组成的机动突击部队的司令保尔·亚当斯(Paul Adams)将军来印度访问。哈里曼一行人离开华盛顿以前，中国就已宣布了停火。不象派遣到孟加拉湾而又返航的美国航空母舰那样，这个代表团并没有取消此行。哈里曼等人乘改装的喷气式空中加油机经十八小时的飞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抵达印度。印度方面立即请他们去会见尼赫鲁。尼赫鲁对哈里曼是很了解的，同他也合得来，因此他们的会见是老朋友之间的会见。但是尼赫鲁的态度似乎有些拘谨。代表团成员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后来曾写道：“尼赫鲁写给肯尼迪呼吁援助的信把情况描绘得险恶万分，但当面对面地进行谈话时，他似乎又想完全回避谈论这一点”，据希尔斯曼的观察，“尼赫鲁大概感到，在他长期遵循的中立主义政策已成废墟的情况下来接待美国人是很为难的”。　　以邓肯·桑兹(Duncan Sandys)为首的英国代表团与哈里曼代表团同时来到印度，他们两者为以后三年对印度提供大量军援奠定了基础。不久，肯尼迪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拿骚(Nassau)会谈，对此达成了协议。 [ 注：根据拿骚协议，美英两国平均分摊价值一亿到一亿二千万美元的轻武器、军械和子弹的费用。 ] 美国人的第一件事就是教训印度人不要胃口太大，哈里曼对他们说，“美国愿意援助印度，但印度对现代防务的昂贵和复杂性应有现实的理解。”　　一九六三年更晚些时候，英美远程战斗机开到印度，使用印度空中基地举行了一次联合空中演习。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尼赫鲁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要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干涉的方式，因此政府感到对这种为了迅速建立“空中保护伞”而进行的演习难以作出解释。他们说举行这次演习只不过是为了训练印度技术人员，否认“[英美政府]承担了在印度一旦遭到攻击时进行任何援助的义务”。他们还强调指出，苏联也正在帮助印度建立国防力量。　　尼赫鲁在过去拒绝接受军事援助时曾一再指出，在这方面依赖别国政府，势必削弱印度的独立。尼赫鲁与哈里曼的第一次会见，一定会使他痛切地体会到这个真理。据哈里曼的一位同事讲，哈里曼用极其文雅的方式“暗示印度需要解决克什米尔的争端，并采取同巴基斯坦进行联防的措施。”但是，他的这种文雅的手法很快就收起不用了，哈里曼和桑兹一道转而大力利用军援的许诺压印度同巴基斯坦解决争端。这意味着印度起码要让出相当一部分的克什米尔盆地来进行妥协，这是印度根本不会同意的。英美对印度的“不惜任何代价把中国人赶出去”的心情产生了错觉。印度各阶层人士都在说，同巴基斯坦解决争端的时机到了，但是，他们的含意是按照克什米尔的现状来解决。对巴基斯坦来说，这并不是解决争端，倒是拒绝解决争端。但哈里曼和桑兹仍旧不断施加压力(桑兹压得更厉害)，在他们抵印度一周后，新德里宣布尼赫鲁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将要会见，以讨论解决克什米尔争端。使桑兹感到沮丧的是，在上述消息宣布后的第二天，尼赫鲁却在议会中向那些焦躁不安的议员们再一次保证，他将不考虑任何“足以破坏克什米尔现状”的意见，在他的脑海里同阿尤布·汗会见，很清楚不是“谈判”，而是“会谈”。印度为了解决问题所准备作出的最大让步——调整停火线——远远没有达到巴基斯坦的最低要求。当这一点已经变得十分明显的时候，印巴之间的交涉就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毫无成果的、部长级的初步会谈后宣告破裂了。　　尽管巴基斯坦多次提出强烈和惊惶的抗议，美国仍继续给予印度军援。一九六五年由于巴基斯坦企图以武力使克什米尔摆脱印度的控制，触发了历时三周的印巴战争，这时美国也中断了对印度的军援，印度就转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与此同时，巴基斯坦从解决它自己的边界问题着手，同北京的关系日趋友好，并开始从中国获得军事装备。　　边境战争以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大不如前。毫无疑问这主要是战争失败的影响：战争无情地暴露了印度的虚弱；同时，尽管它矢口否认，但看来印度已暗中和美国结成同盟，共同反华。因此，它已不再能充当不结盟国家的领导者了。除此之外，从六十年代开始，印度的国内困难也在日益加剧。边境战争及其后果可能加速了这些困难，但看来它还是由于印度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所促成的。印度经济的困难和政治的虚弱日益加深就必然要削弱它的国际地位。　　度过了边境战争的印度政府，感到失败的后果也许并不那么严重。国家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政府甚至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现象，因而停止了过去为促进国家团结而建立的委员会的工作。政府解释说，这场战争已为该委员会完成了这项任务。那批神话编造者也很快开始为这次军事失败进行粉饰。在停火一个星期后，有一名记者从提斯浦尔发来了一份报道说：“如果敦刻尔克可以作为英国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英勇作战、坚定不屈的范例载入史册，那么，几千名印军官兵在东北边境特区海拔一万四千英尺的色拉地区被包围的情况下有计划地撤出，也必定会被将来的历史学家视为军事史上光辉的一页。”人们大体上都接受了官方对这次溃败所作的解释，把溃败的原因归咎于中国，而不是归咎于印度政府或军方领导。官方暗示说，中国部队之所以能够取胜是由于他们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而且往往不顾伤亡进行突然袭击。官方还大肆渲染印军所面临的气候上和后勤供应上的困难，而很少有人追究印军既然没有准备，为什么还让他们在这样不利的情况下同中国军队交战。政府指示陆军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失败进行调查，但是调查人员亨德森·布鲁克斯(Henderson Brooks)少将和巴加特(P.S.Baghat)准将两人却奉命不要去追究在这次溃败中的个人责任。国防部长恰范后来在议会里说，调查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那些与这次战役有关或参加了这次战役的人进行政治迫害”。此外，还不准他们向参谋局和陆军总部其他部门的军官进行查问，不准查阅陆军总部的档案。塔帕尔将军拒绝向调查委员会发表意见，但表示愿意在调查报告完成后，写上自己的批语——他的继任者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制度的。考尔递交了两份很长的声明。陆军总部的一些军官，特别是作战处长帕利特准将，向新任的陆军参谋长提供了几份报告，但是那些报告没有送给布鲁克斯。就连达尔维准将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从中国被遣送回国后所提出的报告，也没送到布鲁克斯手里——当时，调查实际上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　　可见，布鲁克斯和他的同僚们并没有能掌握全部情况，也未能对文官领导与陆军总部之间一些带关键性的交涉进行调查。然而，上级决定总要影响到下属部队单位，因此可以在事后产生的影响中去追溯当时上级所作的决定。所以，布鲁克斯的报告中就提到了灾难的根源在于“更高级的作战指挥”，也在于自一九六一年中以来某些高级军官没有能够抵制他们明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是不切合军事实际的政策。报告详细地回顾了东北边境特区战斗的过程；报告虽然没有公开指责考尔、森和塔帕尔等人，但还是点明了他们对于溃败所负的责任。这份报告的内容当然只能给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名声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印度政府就把这份报告当作绝密文件存档了事。恰范说，“我们不应该讲，或者做那些助长敌人气焰，而挫伤自己锐气的事情”，所以他仅就这份报告向议会作了一个声明。声明中很温和地提到，陆军的上级机关对若干本应由前线军官来决定的战术问题进行了某些干预。某些旅以上的指挥官的确存在着某些“缺点”。关于克节朗河到邦迪拉的“一系列挫折”，恰范所作的解释是：“那些战斗是在我们最遥远的边境上，而且在陆军所从未到过的高原上进行的。那些地方在地理上对我军完全不利，而对敌人则十分有利。”他用这样的说法来安慰大家：“初期的这种挫折是战争发展的常态，关键的是谁能赢得最后的战役。”布鲁克斯的报告本身一点也没有粉饰失败，但这份报告经过政府这么一番剪裁，遂被用来粉饰失败，反对派对之也无可奈何。不管东北边境特区的溃败是由于什么样的错误指挥或疏忽所造成。大家都很清楚：国防部和陆军毕竟已换上了新的领导班子，陆军的大规模改组、扩充和重新装备的工作也正在进行。因此，国大党准备既往不咎。看来，除非有朝一日非国大党的政府在新德里上台，否则布鲁克斯的报告是不会公布的。　　尼赫鲁没有作出打算要辞职的姿态。他和他的政府就这样地勉强地度过了危机，表面上还同过去一样。要是别的民主国家的内阁遭到这样的灾难，老早就垮台了，从表面看，甚至尼赫鲁个人的地位也没有太大的降低，人们普遍觉得国家仍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感觉压住了对领导人的批评。 [ 注：国大党企图用紧急状态压制这类批评。国大党发出的一个通告中提到反对党“正在利用紧急状态向国大党脸上抹黑”，“甚至连总理也遭到攻击”。它号召应对此采取有力的反措施，并提出“应强调谁批评[尼赫鲁]，谁就是卖国贼。” ] 但事实上，尼赫鲁过去对议会和国大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已一去不复返了；这种地位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八个月中，也始终没有得到恢复。国大党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在它就梅农问题上责难尼赫鲁、迫使梅农辞职，并且不理睬尼赫鲁暗示他也想辞职的时候，就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从那时以后，往日只要尼赫鲁一提到他想暂时下野就能使国大党惊慌失措的那种状况，也永远结束了。　　新德里的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本来是很自然的，甚至是早就应该发生的。但是在尼赫鲁继续担任总理的期间，这种变动反而使政府更加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根据十一月宣布的紧急状态法令，中央政府对各邦和个人都拥有无上的权力；因此人们曾期望政府能以坚强的行政手段指导因边境战争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潮，从而使印度可以从此阔步前进。但是这些希望都落空了。既然并不存在战争，战争的努力很快就冷下来了。在边境战争之前，当尼赫鲁还处于全盛的时候，可以说印度有了一个不愿建立独裁制度的独裁者；但在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时刻，印度有了独裁制度，却又没有一个独裁者。　　只有在国防方面，印度政府表现得果断坚决。多年来军费拨款都受到很大限制，但现在印度三军，特别是陆军，几乎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在以后的两年里，印度的国防开支增加了一倍以上。 [ 注：印度国防开支一九六O至六一年为2,809,000,000卢比；一九六一至六二年为3,125,000,000卢比；一九六二至六三年为4,739,000,000卢比；一九六三至六四年为8,161,000,000卢比。同一时期物价上涨约百分之八。(以上数字系根据年度预算) ] 陆军成立了六个新的步兵师，编制和武器都按照山区作战的要求，过时的装备换上了新近获得的美英装备。虽然大部分费用出自军事援助项下，但是国防开支的骤然增加必然会打乱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五十年代后期，印度发展经济已开始感到十分吃力，到了六十年代，就更加一蹶不振。毫无疑问，重整军备并在北部边境发展和维持强大的防卫态势的重担，起码构成了导致国内计划失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军事上的溃败使陆军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乎是翻了一个身。文职官员再也不能干涉陆军的内部事务了。从今以后应该乖乖地听话的是那批政客，他们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对军人摆架子，发号施令了。政客们对军人们发动政变的可能感到忧心忡忡。尼赫鲁在十二月致罗素的信中提到“军人意识在印度的蔓延和军人权力增长的危险”。印度政府还拟出了防止军人夺权的方案。比·齐·帕特奈克除负责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回国进行游击活动外，又奉命制定应付政变的计划，并由情报局长马立克充当他的副手。高级军官受到了监视，他们的谈话被窃听，据一名同这些活动有密切关系的人员说，甚至对来访的英帝国参谋总长理查德·赫尔(Sir Richard Hull)将军的谈话也同样地进行了窃听。中央后备警察的几个特务营也部署在首都附近。还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在一旦发生政变时，在陆军还未来得及劫持尼赫鲁之前，迅速地把他送到这座古老城市的某个安全地点隐藏起来。其实这些恐惧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军人们十分安心于进行他们份内的工作，他们对将要进行的重新装备和扩编队伍的巨大任务尤其感到高兴。虽然如此，恐惧仍是实情，而且始终存在，这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尼赫鲁逝世的那一天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当天，陆军参谋长乔杜里将军增调了几千军队进入首都，以加强送葬队伍所经过的道路和火葬场的警戒。这就使马立克怀疑政变终于就要发动，政府也加强了监视。在葬礼后，乔杜里中暑躺倒，这才使文官们松了一口气。后来，国防部部长恰范要求乔杜里对那次调动军队作出解释，乔杜里激愤地指出：根据他参加甘地葬礼的经验，他有充分理由认为可能需要增派部队以免人群拥挤、秩序紊乱。象过去一样，这不但是一场虚惊，而且愚蠢可笑。有人说这同马立克对乔杜里的私怨有关，因为乔杜里曾批评情报局对一九六二年战败负有责任；这种说法也许有点道理。　　用一般的政治术语来说，作为边境战争的后果，印度政局明显地向右转。但说得更确切一点，印度左翼作为一支全国性的政治力量暴露了它固有的肤浅和软弱性。边界争端加速了印度共产党原有的分化，而边境战争又使分化扩大为公开分裂。当时控制印共领导机关的右翼分子宣布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战争努力，并号召要“团结一致地支持”尼赫鲁，要“加强他的地位并执行他的命令”。在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刻，印度政府一度不加思考地大批逮捕印共，此后又有分别地释放了其中的一些右翼分子，这个作法更加重了印共的分歧。此后，分歧一步步转化为正式的分裂；而当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出现的分裂，也为他们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分野。由于共产党议员的内部分裂，使他们在议会中的影响比以前更为下降。然而在左派领导下的共产党，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仍保持着自己的实力。后来进行的选举，证明左派共产党人直言不讳地同情北京，拒绝谴责中国进行侵略，并没有使他们在群众中降低声誉。　　非共产党左翼主要是由于梅农的下野而受到所谓的削弱，这就使得政府中的右派的对手只剩下了风烛残年的尼赫鲁，右派所要反驳的也只是这班人过去所作的社会主义诺言。但国大党左翼原来就是徒负盛名的。独立后多年来，有许多社会党人脱离了国大党——这些人成为反对党议员后又再度分裂。尼赫鲁在制定国大党政策中虽然能够掺进一些平均主义的诺言，但在地方各邦中特别有势力的右翼分子，不难破坏这些政策的有效实施。现在尼赫鲁在处理外交政策中给印度带来了灾难，这就使得他在国大党内的政敌和各反对党派得以公开地攻击同尼赫鲁有关连的一系列政策。　　右翼的人民同盟，或许能够从边境战争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更持久的国耻感中，捞到某些好处，但中印争端对印度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影响远不是带根本性的。它大概只不过是加速了已在发展中的趋势罢了。　　尼赫鲁的个人影响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这是边境战争的一个最显著、也许是最悲惨的后果。梅农在一九六二年后谈到尼赫鲁时说：“他垮了，沮丧不堪，因为他耗尽一生精力建立起来的一切，都完蛋了。”他身上原来剩下来的那点朝气也消逝了，他的背驼下来了，路也走不稳了。他怨恨中国人伤害了他，认为他们辜负了他和他所努力追求的一切。对尼赫鲁的批评开始公开化了；人们又很起劲地怀着期待的心情谈论着“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这样一个老问题，甚至认为即将来临的变化是应该受到欢迎的。　　边境战争以后，在印度很少再听到强迫中国人“撤除侵略”的说法——尽管在一九七O年国大党内的反对派还想逼使印度政府做出这样的承诺。前进政策寿终正寝了。印度陆军在拉达克集结兵力并修筑了通往前沿阵地的公路，但这些活动都是在中国主张线之外进行的，而且是防御性的。军人们懂得，在西段中国方面在战术上占有压倒的优势，印军永远不可能向他们发动并持续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只有在别处把中国人打败之后，才有可能把他们赶出阿克赛钦高原。但由于中国陆军在数量上占有全面的优势，他们在西藏高原又具备行动上的有利条件，因此只要中国中央政权不倒，印度就决无希望在北部边境任何地点发动成功的进攻。　　中印边境处于休战状态，两国的外交关系不死不活。虽然尼赫鲁受到不少的压力，印度并没有同北京断绝外交关系。然而为了向国内舆论让步，他封闭了中国驻孟买的领事馆，结果使印度也失去了驻拉萨的领事馆——这个损失一定会使英国的寇松勋爵在九泉之下辗转反侧。要过多少年后，印度才可能有人敢于提出同中国修补关系的倡议。一九六九年时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曾为此进行试探，但马上就遭到议会的批评。看来中国方面也没有兴趣改善同印度的关系。印度仍坚持对阿克赛钦的要求，同样地，中国的地图也继续置麦克马洪线于不顾，而依然把东段同印度的边界标成是沿着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边沿。如果印度准备接受的话，也许北京长期以来关于以现状为基础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仍然有效。但是如果就这样回复到开头的老样子，就等于印度默认自己犯了错误，抛弃它把自己看成是一九六二年中国无端侵略的无辜受害者的牢固信念，这将决不是容易的。地图索引（略）中印边界争端反思内维尔·马克斯韦尔 [英][出自《南亚研究》] 2000.2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二、争端为何依然未得到解决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曾在195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7年回国后，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并于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1999年4月10-16日一期(第34卷第15期)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确认：印度制造了1962年边界争端。它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有其正当理由，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　　通过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作者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印边界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有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如果印度政府继续这种政策，还可能导致战争重演。　　此文的摘要曾在1999年10月12日和13日的《参考资料》上发表。—— 编者按　　尼赫鲁政府寻求独自决定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哪里，然后将它选定的边界线强加给北京，拒绝就此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除非北京屈服于印度对阿克塞钦和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的领土要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1962年的军事行动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而印度遭到“未受挑衅的侵略”是一种自我安慰的神话。中印边界一直没有解决是尼赫鲁政策的结果，除纳拉辛哈·拉奥政府外，继任的历届政府一直严格遵循这些政策。一、“中国1962年的侵略”：印度的弥天大谎　　印度总理A.B.瓦杰帕伊在其1998年5月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为具政府的核试验辩解时，说到中国“在1962年对印度的武装侵略”和尚未解决的中印边界争执 [ 注：A.B.瓦杰帕伊总理致克林顿总统的信，《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 ] 。印度的政治阶级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来，从一开始即坚持说，边界争端和边界战争是中国扩张的结果，而最后对印度突然进行的“大规模侵略”导致其军队的瓦解。中国的说法相反，它指责印度顽固不化和扩张领土，并将其军事行动说成是进行反击和先发制人。伴随着近40年积累的观察并且根据新的材料，现在对导致战争并使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两国政府各项政策的起因进行反思，是适时的。　　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本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即面临着一项共同的任务：将它们的边疆转化为边界。这在事实上是它们作为现代国家这一新身份的一种基本的正式表现，因为它们开始模仿和追赶那些在前三个世纪里由于民族主义的出现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提倡推广一种新的政治机制的欧洲国家；这种新的政治机制即是边界：经过外交谈判同意的一条线(划界)，联合标定在地面上(标界)，准确地印刷在地图上，并在两个相邻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条约上予以描述，因而它们承认了自己的版图及其邻国的领土。 [ 注：这里的定义和论据来自艾恩斯利·T·埃姆布雷富于暗示的论文《边疆转化为边界：现代国家的演进》(Frontiers into Bounda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odernState)，见《想象中的印度：印度历史论文集》(Imagining India: Essays on Indian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德里，1989年)。 ] 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地区、区域；现代国家需要边界。　　就中国来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时，中印边界问题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但却是一项要与约十来个同中国毗邻的国家进行谈判或反复谈判就数万英里通常难以接近的地带取得一致同意和确切划定主权界线的巨大任务的微小因素。那广阔的周边地区的许多地段体现了列强对中华帝国入侵的颠峰标志，而被逐的国民党当局又留下了要收复这些“失去领土”的民族统一的承诺。北京的新人认识到，要接过这一遗赠势必会挑起同其许多邻国难以驾御的争吵，特别而最危险的是同为沙俄通过根据强加的瑷珲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所兼并的中华帝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土的继承者苏联的争吵。因此，他们决定，新中国将基于历史遗留给他们的准线解决边界问题。周恩来利用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机会表明了其政府的态度：　　 ……同有些国家的一部分边界尚未划定。我们准备同邻邦确定这些边界，在此以前我们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未确定的边界承认它尚未确定。我们约束我们的政府和人民不超越边界一步，如果发生这类事情，我们愿意指出我们的错误并立即退回国境。至于我们如何同邻国来确定边界，那只能用和平方法，不容许有别的方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改变这种作法。 [ 注：《1955年国际事务文件》(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5)(OUP，伦敦，1958)，第423页。 ] [ 译者注：这里的引文与《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页上的文字有少许出入。 ]　　此后的发展说明了这一政策声明的极度重要性，因而值得进行分析。周恩来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个步骤是声明某些段落尚未划定，需要鉴别。接着是维持现状的协定，双方严格维持现状，如果发生超越边界的事情，应立即承认并予以纠正。第三，他期待着未来的谈判，并且保证中国将只能使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领土争端。最后，他警告说中国将不会容许任何其它办法，含意是如果邻国使用武力则会以武力回答。 [ 注：如果带着周恩来发表此项声明前5年在中印边境上所发生的种种情况的事后知识来阅读它，那么似乎合乎逻辑的是，他当时对印度的态度已心中有数了，因为此前的军事调动、公开声明和制图学要求已清楚表明了印方同中国意向相对立的模式。 ]　　中国在此后半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贯地并且严格地执行了周恩来制定的政策，并取得明显的，现在近乎完满的成功。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和老挝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边界条约。现在谈判在有序地进行：同越南，并且在新德里允许的程度上，同不丹；至于俄国和前苏联的中亚各国，谈判已经完成，除对几个具体地点的争执尚未解决需留待将来尚未确定的日期予以解决而作出防止误解的说明外，已达成(双方)同意的边界。在三种情况下，“和平方法”为武装力量所取代：同印度、苏联和越南。　　关于中苏边界，莫斯科起初拒绝重新谈判19世纪的条约，根据这些条约沙皇兼并了清帝国的后来变为西伯利亚和沿海省份的大片领土，怀疑北京坚持谈判包藏着要收复领土的意图。对于将阿穆尔河/黑龙江和乌苏里/乌苏利河作为界河的各种条约的相互冲突的解释，导致苏联使用武力来维护对整个河流和其中的所有岛屿的专有权的要求，而中国的抵抗使两个邻国于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并走向核战争边缘。 [ 注：见作者发表在以下刊物上的论文：1973年10-12月《中国季刊》，《太平洋共同体》(卷1，1期)，《现代中国》(卷1，1期，1975年1月)，《外交事务》(卷57，1期，1958年秋)，《国际事务》(卷47，1期，1971年1月)。 ]　　直到1987年，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才同意重新就中苏边界谈判，并接受了有关的国际法原则，即在没有任何条约作出相反的规定时，界河的可航运性意味着两个主权的分离不是在莫斯科曾经主张的中方河岸，而是在航道分界线(沿主河道最深部分的一条假想线)。结果是两个河岸邻国平等分享使用河流的权利。北京对戈尔巴乔夫推翻其前任的立场立即作出响应，谈判迅速开始，并在适当的时候签署条约，在东部河流和中国西部边境划出了中苏边界需要的确切界线。1997年中俄两国首脑在北京会晤，宣布他们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在平等、互谅和互让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样板”。 [ 注：原文见《世界事务》(新德里)，卷2，1期，1998年1-3月，第139页。 ] 前苏联的中亚各国也同北京解决了边界问题。　　至于越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利用一个涉及不过几百米距离的琐细的边界争执为借口，进行一次意在“教训”的攻击——必须承认教训是中国的霸权。这一中断是对中国在其它方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坚持原则和务实立场的唯一有害的例外。　　同中国的边界问题重要性相比，印度在1947年摆脱英国统治获得独立时所面临的任务要小。印度边境的广阔地段早已为离去的帝国转变为边界。在巴基斯坦分治的地方，国际边界已由拉德克利夫委员会按原先一直是国内的行政区划所确定；经过多次战争和烦人的谈判，英国人已同意了印尼边界并标定了它，即在地面上竖立了界桩，而且与其它两个喜马拉雅山国家，锡金和不丹， [ 注：J.R.V.普雷斯科特：《条约划定的亚洲大陆地图》(Map of Mainland Asia by Treaty)(墨尔本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2、13、14章。 ] 也大体上完成了同样的工作。但是在伦敦和印度的英国政府想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创造中印边界的企图却遭到失败。 [ 注：这些企图的简要说明见作者《印度对华战争》(乔纳森·凯普公司，伦敦，1970年)。全面论述见阿拉斯泰尔·蓝姆的历史系列研究，特别是两卷本的《麦克马洪线》(鲁特莱治和吉甘·鲍尔公司，伦敦，1996年)和《1914-1950年的西藏、中国和印度》(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兹，1989年)。 ] 在东部，那里后来成为独立后印度与西藏毗连的东北边境特区，在西部，那里位于由印度控制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内的拉达克，同新疆和西藏相接，这里只有边境，即主权界线在最初是分开的但是尚未确定的区域。当两个新生国家的行政管理延伸到边境区域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时，就存在着潜在的冲突，需要进行谈判。　　在行政机关发生接触时，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绝对相互冲突的态度立刻变得明显了。　　扼要地说，周恩来在万隆所阐明并在此后实践中实践的中国方面的态度期待着以下步骤：(1)同邻国政府鉴别和宣布那些需要定界的地段；(2)同邻国共同同意维持现状，以避免前进中巡逻人员接触时发生冲突和伤亡的危险；(3)考虑到现有的条约、当前的方位、传统活动和习惯等，进行谈判以求得双方满意的边界协定；(4)建立联合边界委员会在地面标出同意的界线；(5)签署一项新的全面的边界条约。　　在同样扼要叙述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顾问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为印度拟定的立场诸要素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印度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后者对尼赫鲁政府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 注：斯蒂文·A.霍夫曼是在研究中印争执中首先认识到印度民族主义在新德里的政策演变和执行中是何等重要的学者。见他的《印度和中国的危机》(India and the China Crisi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处处可见。 ]　　在本世纪50和60年代，在印度民族主义的以下两股不同思潮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是世俗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但对两者来说，它们对想象中的印度所下定义的原则是领土性的，在“神圣的地理学”观念上为两个明显对立的思想体系之间创造了一种联系物。1947年的血腥分治可能被认为会动摇，甚至摧毁那种认为印度的领土界限是历史所确定的绝对观念，但是对世俗的和印度教这两派印度民族主义者来说，其效应却恰恰相反；任何内部或外来的领土挑战均被看作是对这种神圣地理学进行亵渎的企图。 [ 注：阿舒托西·瓦尔希尼：《有争论的含意：印度的民族同一性、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忧虑政治》(Ashutosh Varshney, Contested Meanings: India's Natinal Identity, Hindu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Anxiety)，《代达罗斯》(Daedolus)122，3期(1993)。 ]　　印度民族主义的两种变体的温床在于英国统治者以自己的形象培育出来的憎恨英国的精英，这个阶级通过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从侍从阶级，经过挑战者运动到继承权力而成长起来。在整个那个时代所进行的大辩论是有关英国统治建立前印度的历史认同问题。为约翰·斯特雷奇在其1888年出版的《印度》一书所极为令人满意地表达的占统治地位的英国观点是，“印度，即使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按照欧洲人的看法，现在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任何有形的、政治的、社会的或宗教的统一”。在其为印度确定各处边界的种种努力中，英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在为一个现存的国家作出标志，而是相反——通过规定其界限来创立和扩大一个政治实体。这个实体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过是“像其它帝国一样的一个帝国，被英国多年来的军事威力、外交技巧和欺诈弄到一块的不同领土和人民的集合体，然后凭借强力推行英国人控制非英国人民的手段来维护其存在”。 [ 注：阿拉斯泰尔·蓝姆：《未完成的分治：1947-1948克什米尔争端的起源》(Imcomplete Partition: The Genesis of the Kashmir Dispute 1947-1948)(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1997年)，第2页。 ]　　然而，当这个初生的、懂多种语言的精英阶层成长成其挑战者阶段时，他们发现了自身所具有的国家本体的主要特征，一种共同的语言(尽管是一种外语，即英语)，于是他们开始认定并把自己说成是“印度人民”的成员和代表，而这个群体的存在是诸如斯特雷奇和他同时代的同胞们所否定了的。过了一些年月，印度民族主义者们演化出的用以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转变成为一种坚定的信念，“强烈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 [ 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 这个概念便成为尼赫鲁政府通过它来审视解决中印边界任务的与个人感情和态度有关的棱镜。如果印度“自古以来就存在”，那么在独立后印度的第一批领导人的头脑中接着而来的便是，其“传统和习惯边界也早就存在并自然地演化出了，因为它们是基于人口和文化的活动，是基于诸如山脊和分水岭等的地理特征”。 [ 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 的确，“北部边界位于现在所在的位置已有约三千年之久”。 [ 注：印度政府有关《印度喜马拉雅边界的历史背景》的照会，《白皮书(第二卷)》，第125页。 ] 推论的结果是，印度的“‘历史边界’必然是由线条组成的”，那就是说，是确切的。 [ 注：霍夫曼前引书，第25页。 ]　　这种理论的大纲可以追溯到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同北京的外交争论。但是其最为详尽的阐述则出现在很晚以后由一个叫做T.S.穆尔蒂(Murty)的印度官员撰写的一本伪装成学术著作用以鼓吹印度观点的书中。这个印度官员曾密切参与过其政府对边界争端的处理。 [ 注：《边境：一个变化中的观念》(Frontier: A Changing Concept)(帕利特，新德里，1978年)。穆尔蒂原为印度边境部门的一名官员，正是他在50年代末进行实地考察后，提出了东部的边界应当坐落在塔格拉山脊，而不是麦克马洪所划的在南边几英里的地方。他后来在尼赫鲁周恩来会晤失败后成为起草有关边界历史演变报告的印度官员小组的一个成员。 ] 穆尔蒂认为，边境和边境内的确切划分线(即边界)，是通过人类的自然交往，一种“历史巩固的进程”，或“晶体化”而存在下来的；并且只需两个相关国家中的一方的有效承认。这种“历史划界”排除了穆尔蒂称之为“形式化”的通过外交进程划界的必要，并将其淡化为仅仅是对通过历史孕育的真正边界形成进程的“装饰”。在他看来，一个合法政府“公开宣布”一条线就足以最后确定边界，“形式化”是没有必要的。　　从印度政府所采取的这种思想观点出发，结果必然是，不像其它国家那样认为有必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印度便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因而谈判成为多余。对印度政府来说，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该国与中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正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不得不给其政府发出的指示那样，印度应当“沿边界全线，……特别是在那些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建立哨所；由此产生的有人看守的边界将“不容许同任何人进行讨论”。 [ 注：摘自1954年7月尼赫鲁向有关各部散发的有关北部边界的通报。它原属秘密，并未正式出版，但印度作家D.R.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他的《1962年的罪人》(Guilty Men of 1962)一书中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8年)，第128页。而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他首次将它发表在《印度对华战争》中。 ]　　就这样，(1)印度坚持它所主张的与中国的边界全线已经划定；(2)尽快将国家力量推进到它主张的领土；(3)在印度控制其主张的所有领土前，拒绝就维持现状达成任何协议；(4)在所有阶段均拒绝谈判其主张的边界走向。以上各点同中国方面的态度绝对是相互矛盾的。简而言之，它们等于是坚持说：在印度看来，同中国划定和巩固边界是一个单方面的进程。　　这种单方面的程序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　　一条国际边界是不能仅仅由相邻国家一方的行政法令来确定。至少双方都必须参与，而且为实现它们领土之间的一项可接受的划分，它们的共同努力是必须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着手勘察并在其边界地区划界，而另一个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在其实施中没有给予任何方式的合作或者同意接受其后果，则没有司法原则将可用来说明此种单方面的行为会对另一国家有效。从没有参与国家的观点看，国际边界依然没有划定。 [ 注：A.O.卡克乌拉赫：《解决边界争端的国际法》(The Settlement of Boundary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159页。 ]　　但是只要印度所主张的早已存在的边界符合北京的想法，或者对北京政府来说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尽管印度的态度是不通过外交进程联合划界，也不会有发生冲突的缘由。然而，如果印度政府所“发现的”边界同中国所了解的传统历史边界的走向相冲突，该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且，如果在印度所主张的是其自古以来就建立的边界内发现有一个中国人进入，但是北京声称这表达了中国自身对历史的认识，该会发生什么情况？这种进入只能被印度看作是不幸的和非法的，而未经允许的进入者会被要求撤退并期望依从。拒绝撤退会将从进入提升为侵入和侵略。一旦公开指责发生了“侵略”，政客和媒体便会抓住它，要求采取军事行动驱逐侵略者。不这样做会使政府受到放弃国家领土这一在逻辑上有确实根据的指责——因此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就成为一项不可回避的政治需要。　　这样，在印度获得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内由尼赫鲁及其顾问们所私下制定的一揽子相互关联的政策，如果持续实施，必然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导致军事冲突。印度为巩固其所主张的与中国边界的政策的第一次明显的表现发生在1951年2月，当时一群印度官员在一支很强的准军事部队的护卫下挺进到达旺的西藏寺院中心，声称那是印度的领土，并驱逐了西藏的行政人员。从而向拉萨当局——也向新近成立的北京当局——宣布一项兼并的既成事实。印度政府在对待东北边境方面既继承又修改了其英国前任所实施的政策。　　中国当局在20世纪的头10年重申对西藏的权威——并于1912年垮台——导致英属印度政府企图以一条沿着山脊走的向北约60英里的“科学的边界”取代位于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既定的传统线，作为其在东北地区行政管辖的界线。 [ 注：寇松勋爵给一条科学的边界下定义说，“它结合自然和战略的力量，并将进出两方面的关卡置于防御一方手中，迫使敌人在能够使用通道前去克服入口处的种种困难。”寇松：《论边界》，见《1904-1923牛津历史演讲集》(布克斯图书馆出版社，弗里波特，纽约州，1924年)，第9页。 ] 这样的一个边界规划，在实际上是要兼并约有6万平方英里的中国认为系西藏延伸部分的其自身的领土，而这片领土在英国官方地图和中国官方地图上均表明是属于中国的。这一大片土地的大部分是没有行政管辖的，为部落民所占据，他们凶狠而有效地抵抗无论来自南边或北边的入侵者；但是在其极西端逐渐变细的一块突出的领土，从达旺的寺院中心直到平原，却是为西藏的政教合一当局所管辖的。　　英国于1913年在西姆拉召开了有西藏代表和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参加的三方会议，其表面目的是改革和调节拉萨和北京之间的关系。然而，印度政府的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利用这个机会于1914年3月在德里安排了秘密的双边谈判，在谈判中诱劝西藏代表接受想要的新的边界线。这条以外交秘书姓氏命名的线，包含了正好从缅甸至不丹的地段(那时英国将缅甸作为印度帝国的一部分)，画在一张比例为1英寸为8英里的地图上。自然，地图并没有拿给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看。但是麦克马洪哄骗他草签了另外一张很小的地图，该图意在仅仅表明将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的建议线，并将麦克马洪秘密画出的线并入其中。　　麦克马洪在西姆拉的行为超越了他的权限。一位美国国际法专家和这段历史的学者指责他除了其它罪恶外，还“在国际谈判桌上撒谎，并故意破坏英俄之间的条约” [ 注：鲁宾和P.阿尔夫雷德在《美国国际法杂志》上发表(关于阿拉斯泰尔·蓝姆的《麦克马洪线》)的书评，第61卷，1967年，第827页。 ] 。可是，麦克马洪的飞扬跋扈的诡计是徒劳的。拉萨当局否定了他们代表的行为；中国政府怀疑背着其代表干了什么勾当，宣布在英国和西藏当局之间达成的任何协议均是非法和无效的；总督在给其伦敦的报告中否认了麦克马洪同西藏人的交易；本土政府好像是不事声张地表示了严厉的不满，把麦克马洪调离印度。就这样，麦克马洪线胎死腹中 [ 注：麦克马洪线的历史有文件证明，是十分清楚的。在本作者的《印度对华战争》中对它已有简要论述，但是最充分的阐述见于阿拉斯泰尔的两卷本著作(《麦克马洪线：中国、印度与西藏之间关系的研究，1904-1914》)；在《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帝国外交史》(罗克斯福特·布克斯公司，赫尔廷福特布里，赫尔特福尔谢尔，1989年)中，他进一步作了说明，在卡鲁纳加尔·古普塔的勇敢而卓越的著作《中印边界秘史》(米诺尔瓦联合出版社，加尔各答，1974年)中，又有了重要的深入看法。 ]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是另一个在英属印度政府效力的帝国边疆开发者，一个很接近麦克马洪类型的人，使之死灰复燃。　　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一个当时在新德里的名叫奥拉夫·卡罗的中级官员，在档案中发现了有关麦克马洪流产的向前推进边界的文件，并劝说英国政府开始装做将麦克马洪线当作是业经西藏和中国正式同意而合法化了的印度边界。卡罗安排了一项外交文件伪造罪以支持在西姆拉会议上通过了边界问题的虚伪说法 [ 注：卡·古普塔前引书，出处：阿拉斯泰尔·蓝姆：《西藏、中国和印度1914-1950》，第Ⅻ章。伪造罪包含1937年重新出版修改过的1929年艾奇逊条约集版本，印有原始日期冒充原件的印度政府官方档案。它首次为一位名叫约翰·艾迪斯爵士的英国外交官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的一篇论文所揭露。卡罗在这一纠纷中对印度方面的无原则偏袒，表现在他1960年2月13日发表在《曼彻斯特卫报》上的一篇文章，他引用了自己一手安排伪造的文件作为证据来支持其论点。 ] 。结果在40年代，一些英国地图开始将麦克马洪线画作边界，只是注明“未加标定”的字样(即有待两个邻国就确切走向达成协议并通过联合程序在地面予以标定)。在大战期间并紧接着在战后，英国人开始了将其行政管辖延伸到其所主张的边界的困难和危险的任务(因为部族的敌对态度)。这些前进运动立即招来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并要求他们撤退。这些抗议重复提出并在1947年初递给了继任的印度当局；在1949年，尽管国民党政府已穷途末路，仍然在新德里递交了一个正式照会，再次否定西姆拉会议产生的所有文件。　　在印度1947年8月独立前，英国人不顾中国的抗议，在将麦克马洪线作为印度东北部地面上有效边界方面已取得某些进展；在新德里的继任政府承担了要完成它的任务。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能批评印度独立后的新政府继续遗传下来的政策并维持要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的英国主张，尽管企图持续使用英国赞许的虚妄和伪证的智慧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英国对其帝国拥有版图界线的政策反映了强权，通常的确是霸权；即使如此，英国人在政治上总晓得：在试图确定边界时充分考虑邻国的敏感性是可取的，并且在地面使用武力时需要通过实用的观点和方法以及娴熟的外交技巧予以平衡。很难设想英国政府会像尼赫鲁那样，在这种场合采取如此挑衅性的执拗的策略：如果新中国政府像旧中国政府那样对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印度干脆就拒绝讨论这个主题。　　中国的中央权威1950年11月开始在西藏强有力的重申，在许多印度人(其它地方也是)看来是一种入侵，并刺激了印度政府采取警觉行动。(步荣赫鹏的后尘派一支印度远征军到拉萨以先发制人或抵抗人民解放军，曾得到认真的考虑。) [ 注：B.N.穆立克：《我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中国的背叛》(联合出版社，新德里，1971年)，第80页。 ] 萨达尔·帕特尔认识到，中国军队在他这个部长所负责其防御的北部未定界 [ 注：这是萨达尔·帕特尔1950年11月7日关于中印关系的致尼赫鲁信，该信被广泛地引用。这里的引文见穆立克前引书，第118页。 ] 沿线的存在，至少具有潜在的敌对性，增加了印度所觉察到的威胁份量。在紧急磋商后，制定了迅速在北部扩展行政管理和防务安排的计划。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在印度议会宣布，麦克马洪线是东北部印度与西藏的边界，重申了关于其业已为“1914年西姆拉会议所确定”的英国谎言。他承认，中国地图所表明的是一条远在南边的截然不同的线，而且在“过去30年来”是一直这样画的；但是他继续说，“管它有没有[中国]地图”，麦克马洪线就是印度的边界，“而我们将不允许任何人越过[它]”。这一直截了当的声明是印度对待解决边界问题的单边主义态度的第一次公开亮相。　　在三个月后对达旺的吞并中，尼赫鲁政府超越了其前任的雄心和意图。麦克马洪在画线时将达旺划入了印度，但是即使在卡罗时期，政府对此还是一再进行思考。开始占有中国虽然声称拥有但从未进行过行政管辖的部落地区是一回事——用英国人的说法，那里是无人烟的土地；但是要兼并一块英国人在初次接触时即承认那是西藏/中国管辖领土的土地，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在第二次大战期间，英国人使拉萨忙于讨论，指望重新划定麦克马洪线，以便将达旺和那座巨大的寺院留给西藏。他们试图将这个建议说成是一种宽洪大量的让步，将它看作是可能诱使拉萨接受麦克马洪线其余部分作为边界的诱饵。他们失败了。拉萨当局没有上钩 [ 注：见蓝姆前引书，第ⅩⅢ章。 ] 。的确，在印度获得独立后，拉萨向新德里提出了一项正式请求，即新的后帝国政府撤出其前任入侵的界于麦克马洪线和山脚下传统边界之间的所有领土。　　拉萨有力地抗议印度对达旺的掠夺，并再次明确说明，西藏认为麦克马洪线是一种幻想，作为边界没有合法性。然而没有来自北京方面的评论，尽管那时人民解放军已在拉萨安顿下来，其先头部队距达旺不会很远，而中国政府显然收到了有关印度行动的及时报告 [ 注：有关印军到达达旺的一个目击者报告在后来发表了。新华社(新中国通讯社)，1959年9月16日。 ] [ 译者注：1951年西藏地方地府不太合作，人民解放军刚刚入藏，对边界地区具体情况未必十分了解。 ] 。这种沉默是在中国当权的新人愿意同中国衰竭时期留下的其它苦涩遗产一道，接受麦克马洪所划的边界是走向的初始征兆。此种意向的进一步证据接着而至，再次表现沉默——这次无可怀疑地显得是确认有意的默许。人们一直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会继续和加强国民党前任曾一直有力地就英国人和近来印度对东北边境特区推进发出的抗议，但是结果北京对印度政府加速的直至麦克马洪线的军事和行政推进不置可否。(然而当印度人员向北推进越过麦克马洪线时，将会看到中国人作出了反应。)　　在印度兼并达旺后，边境再次变得平静，而这两个邻国发展它们内部的交通，修筑道路，派出巡逻和勘察队，建立哨所——从而走向更紧密的接触。在外交上，接踵而来的事件是在1954年举行的就穿越中印边界西藏地段的贸易和交通的谈判；这次谈判，除其它事项外，还讨论了印度交出英国人诱使拉萨同意给予的包括在西藏境内保持军事人员在内的种种权利和特权的条件。对于印度政府为这次谈判拟定的可归纳为“低姿态、不发言和坚持己见”的巩固其边界的基本政策，再次进行了讨论，但只不过是给予肯定而已。正如一位关键的与会者所指出的：　　总的看法是，我们不应允许中国利用这个机会翻[边界问题的]旧账。总之，要是中国不准备承认我们认为是我们北部边界的麦克马洪线，那也不能因此而进行任何谈判。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55-156页。 ]　　因此，“决定不准提出边界问题，因为在印度看来，这个问题已为风俗、传统和习惯所完满解决。如果中国人提出它，印度方面将拒绝讨论[它]”。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50页。 ] 这项决定在政府高层内部有不同意见，但是尼赫鲁对他所选择的战略毫不动摇：应当将边界问题的这个主题留给中国去提，如果它提出此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拒绝重新谈判这个问题并坚持我们的立场[尼赫鲁在议会所陈述的立场]，即在麦克马洪线这边的领土是我们的，关于它是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 注：尼赫鲁思想的这一声明见于K.M.潘尼迦致G.S.巴吉帕伊的信中，后者曾敦促政府就中国在东北部地区的要求同其进行谈判。见本文作者的《印度对华战争》，第76-77页。 ] 结果中国方面在谈判中也没有提出边界问题，尽管它确曾暗示，它认为那是一个需要在另一种场合讨论的主题。　　由会谈产生的在西藏的贸易和交通协定在其序言中载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第一条是“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印度政府利用这一原则来排除北京对其边界主张在未来的任何挑战。到那时为止，它业已完成了其秘密的单方面调查并决定了与中国的边界走向。1954年7月尼赫鲁在向有关各部散发的一项备忘录中，将西藏条约说成是“我们同中国和西藏关系中的新起点”。他还说：　　根据我们的政策以及作为与中国达成的协议的结果，北部边界应被看作是确定的和明确的边界，不容与任何人进行讨论。应当在整个这段边界，尤其是在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建立一个哨所网。 [ 注：这一备忘录从未公之于众，但是印度记者D.R.曼克卡尔看过它并在其著作《1962年的罪人》中予以引用(杜尔西·沙阿公司，孟买，1962年)。曼克卡尔让本文作者分享了原件的抄本。 ]　　大约就在此时，印度官方地图绘制机构印度测绘局发行了显示这一“确定的和明确的”边界的新地图，而这个新地图与以前各种版本地图所表明的画法非常不同。后者总的来说是反映了实际状况的，正如内政部长帕特尔说的，当印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中印边界并未划定。如前所述，麦克马洪线取代与中国地图上所表明的沿着山脚走的大体相同的边界走向，开始被标明在英国地图上是1940年以后的事；但是麦克马洪线依然被标明是“未标定的”。新地图则将它画为一条完全最后决定了的国际边界线。令其统治者感到耻辱和关心的是不丹和锡金被包括在印度的边界之内。但是变化最为巨大的还是在于查漠和克什米尔邦与新疆的一角和西藏毗连并已成为中印边界西段而为人所知的地区。这里的一条画法明确的新的边界线，从西北方喀喇昆仑山口起直到昆仑山脉，把由阿克赛钦平原大部组成的一片领土画在印度境内。　　在印度独立时西段的形势没有变化，因为印度政府的外交和政治部在其正式的档案出版物，即通常所说的《艾奇逊条约集》中，于1931年声称：“克什米尔邦的北部和东部边界仍未划定”。 [ 注：C.U.艾奇逊(编)：《协议、条约和证书等集，1931》，卷7，第1部分，第5页。 ] 在东北部，印度所主张的其边界线至少还有一个麦克马洪1914年花招的虚假外交根据和一个大体确切的地图。 [ 注：如果移位到地面，麦克马洪线将有400米宽，只要双方不愿发生冲突，它足可表明一个事实上的边界。 ] 但是现在在西段所主张的边界，除了曾经有人建议考虑将它作为可能主张的边界线并在英属印度行政机关内部遭到拒绝外，别无根据；而作为这一段供选择的可能边界有好几条，均明显不如所选的这条线那样向前推进。正如这段历史的杰出的印度分析家所说的，“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无论在条约、习惯或地理上都是没有根据的”。 [ 注：卡鲁纳加尔·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米奈尔瓦联合出版公司，加尔各答，1974年)，第52页。 ] 直到新地图发行5年之后，才向伦敦派出了一名官员，为阿克赛钦的主张从档案角度来嘲弄这桩讼案。他借助一项急需的弄虚作假设法这样做了，而他的政府大量地利用了它。 [ 注：这个官员是S.高帕尔，当时任外交部历史司长，后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传记的作者。其弄虚作假的详情及其利用情况见古普塔前引书，第34页。 ]　　如果像尼赫鲁所裁决的，不得允许任何人(这是指中国)对现在通过地图绘制将阿克赛钦囊括在内的荒唐的领土收复主张提出质疑，那么印度的边界政策便完全有违尼赫鲁经常说的印度要与中国保持密切和友好关系的愿望，并达到矛盾甚至荒谬的程度。　　但是尼赫鲁经常所说的要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究竟有多牢靠？在50年代期间，他讲了许多一再向中国表示友好和积极关怀的话，当印度群众为欢迎来自中国的正式访问者高喊中印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时，他当然使印度成为当时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利益的公开和积极的支持者。结果就造成了对他和印度更广泛的关于1962年边界战争是北京的背信弃义行为和对朋友背叛的观点和说法的欣然接受。但是尼赫鲁私下的以怀疑、敌意和想取得领土为特征的对华态度，从那时以来已得到说明。这种见解不是来自批评者，而是来自一个对总理极为佩服甚至到献媚程度的人。这个人几乎在整个尼赫鲁的任职期间都是一位密切而有影响的顾问。他就是N.B.穆立克，情报局局长，在1951年便被委任负责国内外的情报工作。　　穆立克自称是一个说孟加拉语的比哈尔人(从名字看他是个孟加拉人，显然他不希望被看作是孟加拉人)，在印度独立前曾在印度警察部队干过十多年。他1934年与尼赫鲁的首次接触导致他受到国大党领导人的斥责，后者当然对所有印度警察部队的成员甚为卑视，特别是印度人竟然扮演英国统治的强制推行者——这使得穆立克饮恨多年。 [ 注：B.N.穆立克：《我同尼赫鲁相处的岁月，1948-1964》(联合出版公司，新德里，1972年)，第一部。 ] 但在独立后，他加入情报局，于1950年成为局长，昔日的怠慢被置于脑后，如他的三部曲《我同尼赫鲁相处的岁月》中所清晰和最充分表明的，穆立克无论作为个人或政治家，都对总理崇敬起来。事情也很清楚，不仅从穆立克的报告来看，而且从情报局在尼赫鲁所支配的政府政策的那些领域变得能发挥影响甚至威力来看，尼赫鲁对穆立克的洞察和判断的回应充满着信赖。　　根据穆立克的陈述，在1952年当他就印度的战略方向寻求尼赫鲁的指导，以便确定情报局工作的主要目标时，他得到的指示是，中国必须被看作是“两个敌人”中的一个，另一个是巴基斯坦。因此，他被告知要向反对北京的西藏流亡者提供一切支持，“以各种办法帮助他们并保持他们的斗志”。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84-85页。 ] 穆立克是曾经敦促派出印度远征军以阻止和反对中国占领西藏的人之一，他迅速地与达赖喇嘛的兄弟和在人民解放军抵达拉萨后立即逃往印度的西藏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建立起支持性的关系。这必然会导致他与中央情报局进行合作，后者的代理人至少是在印度的默许下，大约从1956年起便进行工作，在西藏煽动于1959年暴发的叛乱。 [ 注：A.汤姆·格隆费尔德：《现代西藏的建设过程》(The Making of Modem Tibet)，(M.E.安尔派公司，纽约，1987年)，第8章。 ]　　根据穆立克的看法，尼赫鲁预见到与中国在边界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拖延着以争取时间。因此，他保持其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真诚的友谊姿态，哄骗中国使它有一种安全感，而印度则实现其对边界的主张。尼赫鲁自己在争端在印度成为一个公众性问题后，在议会为自己的策略进行辩护时，也以某种方式肯定了这种解释。他说，政府“正是从第一天”起，便注意到北部的边界问题(设想其存在)。决定不向中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宁可在地图和声明中清楚地说明印度将边界放在哪里：“在我们感到对它有把握时，我们干吗要去问中国[并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我们应当坚持我们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消逝，各种事变将确认它，而在那时前，也许当挑战[从中国]来临时，我们将会处于一种更强有力得多的地位去面对它。” [ 注：马克斯韦尔：《中国和印度：未经谈判的争执》(China and India: The Un-Negotiated Dispute)，《中国季刊》，1970年7-9月，第51页。 ]　　因为保护边界内政部的责任，情报局就是在它下面工作的，正是在有关实施尼赫鲁的政策这件事情上，穆立克的影响最为有力而广泛。执行尼赫鲁沿着整个边界“尤其是在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建立哨所网的指示是穆立克的职责，用他的话说是他“要一心一意努力去完成”的职责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90页。 ] 。值得多引用几句他关于此项工程的记事：　　在按我们所了解的方位沿整个边界建立哨所的工作中，我们常常与陆军司令部和外交部两方面发生冲突。我们常常被指责进入有争议的领土或者超越了我们的边界，尽管除了我们某些巡逻队由于地图上的缺陷有时跨进西藏和新疆外，我们一直将哨所定位在我们主张的边界之内。如果我们过于靠近边界，我们便会被指责为要造成挑衅。我们没有罢休。我们的论点是，既然将保卫边界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便有权在我们认为最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建立哨所……。此外，一旦我们主张一块领土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便可不受约束地去到那里建立我们的哨所，不管中国人是否对我们的主张有争论和提出抗议。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43页。 ]　　穆立克知道他在军方和外交部的指责面前有尼赫鲁坚定支持的盔甲保护。　　我们总是颇有信心：当[政府内部的]争执提到总理那里时，他会作出对我们有利的决定，因为我们只是执行他特别下达给我的命令……。在陆军总部或外交部向总理状告我们时，这种情况发生过不止一次。案卷返回时上面的批语是：既然我们已经建立了哨所，我们就毋需从哨所撤退，但我们应当仔细看看：我们没有侵入中国领土。　　穆立克承认，在有些时候其巡逻队的确侵入了他勉强承认的中国领土，有一次深入新疆40英里；但是即使在那种“外交部非常恼怒”的情况下，总理的评语是：巡逻队必定是让有缺陷的地图弄迷了路。“就这样，[情报局]躲开了进一步的麻烦”。　　但是西段的地形对印度来说是如此困难。而它在那里的边界主张是非常辽阔，以致穆立克得用好几年才能将其巡逻队推进到与这段的中国人接触。他终于到1959年10月获得成功，当时他特地组成的要在“国际边界”——穆立克这样称呼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上建立一个新哨所的远距离巡逻队在空喀山口附近遭到中国军队的拦截。在随之而来的交火中，印度巡逻队吃了亏——死亡9人，其余被俘。那次冲突使尼赫鲁对穆立克行动的支持经历最严峻的考验。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情报局被军方和外交部的官员指责为像“侵略者和挑衅者”那样行事。军方坚持，不在事先得到军方的批准，穆立克的武装警察不得在边界沿线向前推进，“而总理只好同意军方的要求”。结果，穆立克遗憾地回忆道，“保卫边界的任务从此移交给了陆军，武装警察的一切军事行动要事先取得陆军司令部的批准”。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242-244页。 ] 在新德里那些日子编织的典型的骗局对现实性的不同寻常的转换中，陆军承担保卫边界的责任被说成是政府要认真看待“中国威胁”的证据。事实上它是一项保护中国不受穆立克在尼赫鲁支持下一心要继续挑衅的措施，陆军认识到这些挑衅在那时定会将它拖入一场它只能失败的冲突。　　结果是，禁止印度巡逻队向中国占有的领土内挺进没有持续多久。在一个为政治干预和偏袒所败坏的陆军司令部进行的大换班，以奉承阿谀的军人取代了专业老战士 [ 注：国防部长克里什纳·梅农要对此负大部分责任，但是尼赫鲁也负有重大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的坚定庇护，使其心腹B.M.考尔得以升至远超过其能力的地位。 ] 。这意味着到1961年夏季时，陆军本身已开始实施“前进政策”并且不顾北京方面的抗议和警告，以及无视人民解放军在武器、人数和后勤方面的压倒优势，把军队推进到中国在西段占领的领土内以实现印度的主张。这一出自甘地萨特亚格拉哈(精神力量)的军事冒险主义所私生的轻率计划，其目的是想设法把中国人从印度声称是属于自己的阿克赛钦挤出去——实际上是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下使他们离开。　　由尼赫鲁启动其进程的碰撞彩排，或开始演奏。从1954年7月中国政府关于一支印度巡逻队入侵的措词温和的照会开始，来到被称为是边界中段的地区。在这段发生了什么事呢，看来是这样的：中国人支持西藏位于传统边界上的阵地，巩固了一条“科学的边界”。他们声称，这条边界不仅包括各个山口，也包括一些山口外面的地片，他们控制了它。在整个1954、1955和1956年间这个地区出现过巡逻冲突。外交抗议持续不断，直到两国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讨论。这些均无结果。1956年下半年印度的一项照会中出现了不祥的语调，它将中国军队出现在新德里认为是边界标志的一个山口的印度一方——北京否认这种断言——说成是“侵略”。 [ 注：一个邻国进行的“侵略”向一个国家提供可以借以实行自卫权的基础——但不是“指一个国家所声称要保护的其主权存在着争议的领土，在边界争执中肯定会有这种情况……”A.O.卡克瓦拉：《国际法中边界争执的解决》(The Settlement of Boundary Disputes in International Law)，第7页。 ]　　严格意义上的边界争端，在中国公布建成一条穿越阿克赛钦联结新疆与西藏西部的公路后表面化了。中国人在刊载于1958年7月号《中国画报》上的一篇论述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就的文章中描述了这项值得注意的工程业绩，并将它标明在一张地图上。这条公路的建设在其进展过程中曾引起情报局的注意。穆立克曾敦促建立部队和武装警察哨所去监视或阻止它。但是，据穆立克的说法，于1959年1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军在外交部的支持下驳回了他的要求。当时参谋长蒂迈雅将军所表达的陆军方面的看法是，这一条路对印度在战略上不构成任何威胁，而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哨所非陆军后勤力量所不能企及，总之，试图在这个地区在军事上约束中国是愚蠢的。外交部的理由如下：　　这片……领土对印度没有什么用处。即使中国人不侵入它。印度也不能将它派上用场。那里的边界并未标定，而英国人就变动过不止一次。这里有一条丝绸古道[穿过它]，……中国只有将它改善[以开辟他们的道路]。就一些印度无法实施其主张的问题进行争吵是不得要领的。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204-205页。 ]　　当春天使之成为可能时，一支巡逻队被派出去探查这条公路的位置，然而在8月末以后没有听到它的消息。接着到11月3日，新德里得到通知：巡逻队被拘留，其人员被递解出境。中国要求不再发生此类“非法入侵”的保证，并且警告说，这些是不符合友好关系的。 [ 注：本书作者在《印度对华战争》中对此给予了充分详细和有文件根据的说明，大部分取自由印度出版的一系列《白皮书》中的外交通信。这里的引文除另行说明外均源自这些《白皮书》。 ]　　公路的建设和对巡逻队的拘留表明阿克赛钦是牢牢地处在中国的控制和行政管辖之下，并在实际上处在印度的权限之外。但是印度从1954年起发行的官方地图却将公路穿越的领土画为无可怀疑的是印度的。现在，印度政策从一开始便不可抗拒地要走向的僵局来临了。要么印度政府改变其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绝对的单方面态度，要么中国政府从一块对他们来说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它认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领土上撤退。这样，一支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总之是一项不可得到缓解的要求，遇上了一个岿然不动的物体。　　大约与间谍巡逻队被派出去调查公路的同时，外交部一反几个月前它所提倡的态度，向北京发出一个正式照会——不是关于公路本身，而是关于地图所表明的国际边界及《中国画报》上有关它的文章。照会指出，这些同印度最新出版的地图所表明的印度边界不符。(杂志上小型示意图，象中国发行的大多数地图长期所表明的那样，将中国的边界画为西起喀喇昆仑山脉东至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边缘；现在所有的地图依然这样。)1958年8月21日的这一照会回顾道，尼赫鲁1954年访华期间在同周恩来讨论时曾婉转提到纠正此类地图绘制方面的矛盾，并且得到保证说：“现行出版的地图是以老地图为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来得及改正这些地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存在了“许多年”，印度“相信这些改正会很快作出。”照会似乎是故意以一项令人不快的提议作为结尾：要赠送一本印度最新出版的官方地图以引导北京的制图人员。 [ 注：在新德里和北京之间交换的照会在发出或收到的同时立即被印度政府公布，并定期收集起来以系列的《白皮书》出版。除另有说明外，照会和总理信件的引文来自这些《白皮书》。 ]　　在那时的历史背景的政治环境下，这项照会令人感到惊讶。它专横的语调即使是写给锡金和不丹的统治者也是不得其所的，而它的政治含意非常巨大。实际上，它要求中国通过修改其地图，首先是使麦克马洪与西藏人的秘密交易具有事后的合法性，这样就使后者根据主权的含意拥有缔约的权利；其次，承认阿克赛钦地区是印度的领土，因而中国在那里的行政管辖的发展工作就无异于是“非法的入侵”。很快得到证明：这项照会中所采取的立场决不是为在外交的讨价还价中留有充分余地而作出的公开报价：印度政府是在提出一项不可谈判的要求。　　北京的答复只是重复周恩来对尼赫鲁说过的话：现行出版的地图是以国民党政府授权的画法为根据的，而且单方面修改对他们边界的画法也不合适，必须等待勘察和同有关各国商量的结果。1958年12月尼赫鲁以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亲自加入了贯穿于冲突升级期间与正式外交照会交换平行进行的个人通信往来。　　尼赫鲁的语调是热诚的，尽管有某些段落是棉内藏针。在谈到曾经抱怨过的地图时，他伪装惊讶，声称他“在以前的任何时候从未意识到在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任何边界分歧”。他回顾了他们在1954年会晤时周恩来关于复制解放前旧地图所作的保证，但是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权9年之后“继续发行这些不正确的地图”是“令人尴尬的”。关于麦克马洪线，尼赫鲁提醒周恩来，他们在当时中缅边界谈判取得进展的背景下于1956年讨论过这段边界问题，而周恩来向他们作过保证说，中国“建议承认与印度的这一边界”，犹如它正同缅甸所做的那样。尼赫鲁这封信的要点在于这句话：“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在中国地图上表明是在中国境内)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周恩来在1959年1月迅速地作出回答。简而言之，他的论点是：(1)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就是说，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立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和协定。(2)“中印之间存在着分歧”，因此它们各自的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可避免地会有出入。(3)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并且“一直处在中国的管辖之下。”(4)麦克马洪线作为国际边界线是没有合法性的，但是中国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和环境下接受它的走向，犹如它同缅甸在谈判中所正在进行的那样。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一项可能解决办法的轮廓：中国将使麦克马洪线的走向合法化，使之作为印度东北部的边界，印度则放弃或断然修正其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但是走向这一解决的道路只能是通过谈判。周恩来说，北京现在在准备谈判。　　注意到近来在边界一些地方发生的巡逻队摩擦事件，周恩来在信的结尾建议说，“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即双方暂时保持目前各自在边界上的管辖范围，而不越过这个范围。”在中国看来这种措施是进行谈判的必不可少的起码条件，否则，公众对在有争议地区武装冲突的反应将会破坏或毒化谈判。然而，尼赫鲁认为，达成这样一种协议是对中国通过“侵略”占领印度领土的默认，甚至是宽容。从而心照不宣地使它合法化。替代的办法是保留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以维护印度主张的自由。(在将近40年之后才有一届印度政府对尼赫鲁的立场进行反思，并接受中国的建议。)　　然而，尼赫鲁对周恩来建议的直截了当的拒绝会带来不受欢迎的后果。它等于是明确宣布：印度要坚持将其部队推进到它主张的所有领土；可是确切地说，这正是尼赫鲁政策的中心意图。如果公开说出，会暴露同印度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和威信相矛盾的好战性，并激起中国立即采取防御措施。所以。在他3月间的复信中，尼赫鲁支吾其词，采用起日益成为印方外交论据特征的诡辩术。他写道：　　我同意双方应该尊重在最近的那些争执发生之前所存在的情况，双方都不应该试图采取片面行动去行使自认为属于它的权利。再则，如果有任何土地为最近所取得的话，这种情况应予纠正。　　这样，尼赫鲁乍看起来是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事实上是拒绝它。他的第二句话与第一句话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它期望恢复在印度看来是可以接受的原状，而不是周恩来所建议的现状。这预示着在不久之后印度会顽固地坚持，中国必须先通过从阿克赛钦撤出来以“取消其侵略”，才可能进行谈判。正如尼赫鲁在其(1959年9月26日)下一封信中所说：“除非中国军队先从他们目前在传统边界的印度一侧据有的哨所撤出，并且立刻停止进一步的威胁和恐吓，谈判是不会有成效的。”因此，[这]实际上是规定：中国将不得不改变其立场，至少是中止其要求，并从印度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上撤出，然后才能进行谈判。尼赫鲁堵塞了一切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自那时近40年来，没有任何一届后继的印度政府得以——或者谋求——克服这一障碍。　　真相一直是印度拒绝就维持边界现状达成协议，但是这种在实际上不对争端进行谈判的拒绝是不好公开讲明的，因为印度是以一贯主张在所有国际争端中不设任何先决条件进行和平谈判而知名的。 [ 注：边界战争后，周恩来在最后一封信中质问尼赫鲁：“在过去你总是劝说其它国家不设定任何前提条件，通过谈判和平地解决争端，为什么印度政府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上却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白皮书》，第四卷，第13页。 ] 所以，再次乞灵于诡辩术。印度的拒绝谈判的态度，实际上为用语义学上使人困惑的词句译成的外交照会所掩盖，给人以中国拒绝谈判的印象。 [ 注：马克斯韦尔：《中国和印度：未经谈判的争端》，见《中国季刊》1970年7-9月号。 ] 尼赫鲁亲自参加了最为重要的外交照会、备忘录和信件的起草工作。 [ 注：霍夫曼前引书，第39页。 ]　　空喀山口冲突在印度引起了公众的愤怒(穆立克颇为满意) [ 注：穆立克将他的书《中国的背叛》献给空喀山口的印度死难者，他们的“牺牲使国家认识了共产党中国的本性。” ] ，这导致周恩来敦促立即举行高峰会议。尼赫鲁拖延了好几个月，然后才同意于[1960年]4月在新德里接待周恩来，对国内则清楚说明这次会见不是进行“谈判”。而只是举行“会晤”。(他明确划了一条界线。用它来抵挡那些怀疑他打算向他自己宣布的“中国侵略”退让的批评者。)然而，周恩来乐观地来到高峰会议，因为他最近与缅甸签署了一项协定，解决了比与印度的要更为古老和远为复杂的边界问题，并使那段包括中缅边界的麦克马洪线合法化。 [ 注：吴努从一开始即接受中缅边界没有划定，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建立国界的说法。他抵制了主张他的政府采取一种挑战和不妥协态度的普遍要求，结果缅甸在谈判中取得了一条同它一直想争取得到的非常接近的边界，并与中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有关中缅边界问题的综错复杂情况及其解决的详细论述，见多萝西·伍德曼的《发展中的缅甸》(克雷塞特出版社，伦敦，1962)，第5部分“边界问题”。 ]　　在高峰会议上，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第一次明确地提了出来：“相互接受两段的现实并建立边界委员会”。 [ 注：《印度对华战争》，第159页。 ] 这意味着，如果印度放弃对整个阿克赛钦的要求并通过谈判在西段划定一条双方均可接受的边界，中国准备使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正式化。1899年英国人向中国建议的一条将公路充分地留在中国境内并将印度拥有的领土明显向前推进的走向，本来可以成为印度谈判人员的一个不错的目标。但是尼赫鲁的立场十分僵硬：不妥协，不搞维持现状协定，不谈判。只有中国在外交上的退让并答应从阿克赛钦撤出才会符合印度的要求。　　美国学者斯蒂文·霍夫曼关于印度的边界政策与前面提及的其精英的民族主义性质之间的联系，揭示出尼赫鲁及其顾问们在接待周恩来及中国代表团时的心态。他们——　　认为中国的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是企图对印度民族的历史真实性抹黑。在印度看来，一个真正的民族是不能被要求就其历史上形成的边界进行谈判的。这种要求和请求只能来自一个[象印度以前的英国统治者那样]将印度民族看作是人为创造的邻国。　　这样，根据霍夫曼的分析，中国方面越是坚持要求谈判，印度人则越感到这是对他们作为一个国家身份的攻击而愈益愤愤不平，因此他们的拒绝更加坚决。霍夫曼的解释来自与那些当时作为尼赫鲁最亲密顾问们的多年的交谈，听起来很古怪，却是真实的。　　在高峰会议失败后外交往来依然不断，两国的官员对他们的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论据提出了详细的说明。但是僵局现在走到尽头，1961年和1962年夏季印度的“前进政策”的加速推进，随之而来的对抗和后来的多次交火冲突，使战争日益临近。尼赫鲁在(另一种场合下，即印度对果阿的兼并)说他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的想法”的同时，却淡漠地和的确满不在乎地公开讨论同中国进行战争的前景。这种信心似乎反映了这一事实，即他最亲密的顾问们，特别是穆立克，直到最后都随时向他保证：中国绝不会对印度使用武力。而北京日益强烈的警告是喝叱和虚张声势。它似乎还表现了一位当代印度观察家所说的他的国家的“大国情结”。 [ 注：A.D.戈尔瓦拉语，见霍夫曼前引著作，第50页。 ] 在尼赫鲁的想象中，中印冲突预示着世界的末日，他认为这场战争的加剧和持续会震动全世界。他将印度和中国看作是具有同样实力和决心的两个大国的前提，被印度在中国打击冲击下的立即全部垮台证明是虚妄的。　　从道理上看，如果印度不考虑前进政策，那么相信中国决不会打击印度是有充分根据的。这种行动的确是北京所最为不愿采取的，当时——如同现在一样——很难看出中国希望会从与印度的对抗中得到任何可能的战略和政治上的好处。到60年代开始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开始感到严重的威胁。同苏联的友好战略同盟已经破裂；在美国影响下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台湾国民党残余在加紧对大陆的武装袭击；中央情报局根据1956年开始的一项计划 [ 注：霍夫曼前引书，第58页。 ] ，继续训练、武装和将各种叛乱集团运送到西藏，以支持到那时一直流亡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的事业。 [ 注：《国际先驱论坛报》，1998年9月16日。 ] 中国人怀疑在印度不断进行的武装挑衅背后有同样的影响(穆立克当然与中央情报局在新德里的站长保持密切的接触) [ 注：J.K.加尔布里恩(当时美驻印大使)1993-1994年冬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对作者的谈话，引用经过允许。穆立克与中央情报局的联系远不止在新德里，看来他频繁地对华盛顿进行访问。 ] 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他们也许会问自己，还有什么可以解释印度的这一政策呢？它不会给印度带来物质上的好处，但继续下去至少必然会令人忧虑地分散中国的防御力量。于是，为清除来自印度的这一威胁的军事反应便不可避免地处在北京的考虑之中，接着开始进行预防力量的部署。　　到1962年10月，前进政策在西段使局势变得极度紧张。无数小规模的印军哨所在中国人声称拥有和控制的领土上建立起来，并且全都为在兵力上总是占优势的解放军所近距离对峙。发生过多次武装冲突，中国人遭到伤亡。北京关于中国军队将被迫进行报复的抗议和警告变得愤怒和明确。当时，印度政府为中国领导人解决了问题，消除了对其意图的任何怀疑。10月6日的一封照会在北京看来是“最后断然地关闭了谈判的大门。”然后，尼赫鲁于10月12日在向新闻记者谈话时公开宣称，印度军队已接到“解放我们的领土”的命令，即要发动进攻去实现印度的主张。尼赫鲁到那时为止对分歧的处置使得发表这一声明对他来说在政治上已成为必然：既然象他所说的那样，中国是故意侵入了印度领土，那么他的政府除下令进攻外还能干些什么呢？他的恫吓在印度政治阶层中引起了沙文主义的欢欣并使将这一声明当作是最后通谍、甚至宣战的西方感到满意 [ 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个标题为《尼赫鲁向中国宣战》的赞许性社论，在美国和英国，人们以兴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中印冲突的发展。 ] ——但是在其将不得不执行这一类似巴拉克瓦拉 [ 投笔从戎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伤亡惨重的著名冲锋 ] 命令的所属部队战地司令官中间却引起了恐惧。　　尼赫鲁的作为起因于在麦克马洪线上形成的一次对抗——或者说得更确切点，是在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形成的对抗。麦克马洪所画出线的那张地图是基于初步的勘察，当印度行政管理人员于五十年代到达边界地区时，他们得出的结论认为，麦克马洪线的某些地段应当放在向北数英里的地方。既然中国人认真遵守麦克马洪所画的线，将它看作是事实上的边界，并称它为“实际控制线”，显然不要让任何事情去干扰在这段的形势是符合印度利益的。中国遵守麦克马洪线每过一年，都有利于加强印度的主张。然而，一当他们能够这样做时，印度人却开始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几个地段建立前哨基地，认为他们有权作出这样单方面的“纠正”。既然北京阻止这种如邓小平后所说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结果是始于1959年8月朗久冲突的一系列长时间的武装对峙，持续直到现在。　　为印度声称拥有的在麦克马洪所画的那条线以北的唯一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位于其最西端，印度在那里最高处塔格拉山脊的阵地，可以使其前沿哨所观察到中国的基地和交通状况。1962年6月印度部队为执行源自穆立克的占领该山脊的命令，在流经其脚下的山间小溪南姆卡河(Nam Chu)建立了一个哨所——山脊则超出了其部队后勤供应能力所及。9月间中国人作出了他们正在西段进行的反应，以一支较强的抑制军力与印度的新哨所对峙。印度政府接着宣布是中国人派出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尼赫鲁则公开发誓要将他们赶回去。　　印军即使要将轻装的步兵团队调往那个地区也得挣扎着克服种种令人烦恼的困难——所有的武器和供应都得靠人搬运越过许多陡峭的山峦，其高度对它的水土不服并且衣着单薄的部队来说是致命的；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武器和给养则通过卡车运到正靠塔格拉山脊的背后，然后用骡子驮过山脊。想靠袭击把中国人从山脊上赶走在军事上是不可能的，即使印度人想方设法集中起一个旅的步兵——的确印度方面的任何规模的集中都会被中国人轻而易举地在数量上压倒。一个其部队将不得不遵从命令发起一场毫无希望的攻击的师司令官在回忆他在广播中听到尼赫鲁声明时的反应说：　　该声明好象是给我当头一棒。我简直难以相信任何人，更不用说一位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会公开发表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的声明……其军事含义和中国人可能作出的反应，至少对我们这些在前线的人是清楚的。既然尼赫鲁公开宣布了他要进行攻击的打算，那么中国人就不会等着遭受打击。 [ 注：尼兰詹·普拉萨德少将(退休)：《塔旺的陷落》，帕利特出版社，新德里，1981，第69页。 ]　　 10月9日印度部队开始了对山脊攻击前的策略性预备行动。这次有勇无谋的出击在印度人还未给中国人造成严重伤亡前便迅速被赶了回来。几天后另一个营挣扎着下到河沿地区去支援那里的印度人，使他们的人数达到约2500人。印度部队的部署是为了进攻，而不是进行防御。这样，北京没有理由怀疑尼赫鲁说的话是否算数，知道印度对中国阵地的进攻迫在眉睫。 [ 注：关于印度军队如何勇敢地努力执行由政治领导通过腐败的陆军总部、西线司令部和第4军的指挥系统下达给其职责是发起进攻的师、旅司令官的不可能实现的命令的详情，见于以下两本书的令人惊叹的记述：旅长约翰·P.达尔文准将的《喜马拉雅山失策：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启幕人》(Himalayan Blunder: The Curtain-Raiser to the Sino-Indian Border War of 1962，塔克尔公司，孟买，1969)和N·普拉萨德少将的《塔旺的陷落》。 ] 毫无疑问，此种进攻能够被击败，使进攻者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国遭受最低限度的伤亡。但是北京想必认识到，这样一个局部性的胜利只能使中国的问题变得更糟。印度人的失败会使他们加大报怨被作为牺牲品并指责中国人的侵略——这在西方是被人相信的——并使他们一旦变得足够强大时，要决心再次战斗。只有一次远为更大规模的惩罚性打击才能期望阻止印度继续通过武力实现其边界主张的企图。　　 10月20日黎明前，人民解放军发动了预防性的进攻。边界战争开始了 [ 注：北京虚假地指责印度军队那天在塔格拉山脊地区和西段发动了进攻，因而中国人进行了反击。中国军队对尼赫鲁已向全世界通告了的印度进攻先发制人，这一真相更对中国有利。 ] 。塔格拉山脊下的印度部队在被打垮前战斗了约30分钟，其弹药即告罄尽，中国在东段向前推进，直到占领达旺。在西段“前进政策”中建立的最前沿的印度哨所也被清除掉了。这时中国军队停止了前进，周恩来亲自向尼赫鲁发出了呼吁。他建议停火，并将人民解放军撤回到麦克马洪线后面的阵地；作为回答，要求印度终止向前推进并开展谈判“寻求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尼赫鲁立即拒绝了该建议。三周之后，中国军队在第二次进攻时只用了三天便摧毁了印度在东西两段所有争议地区的抵抗。惊慌失措中，尼赫鲁以如此歇斯底里的言词吁请美国的军事干预，以致印度大使在递交信件时因蒙受屈辱而眼泪盈眶。 [ 注：B.K.尼赫鲁：《好人屈居第二》(Nice Guys Finish Second)，维肯公司，新德里，1997。 ]　　人民解放军在到达中国所主张的界线后停止了前进。接着中国宣布从11月22日起单方面停火。并在一个月后将其武装力量撤退到麦克马洪线后20公里的阵地。　　这就是瓦杰帕伊向克林顿所说的“中国对印度武装侵略”的始末。上述的记事和分析表明：1962年的边界战争并不是那么回事。印度制造了边界争端，拒绝就它进行谈判，然后企图凭借武力实现其主张。武力回应是被强加到北京头上的，当它来临时，它得到恰当的估量。中国的武力反击从战略上和政治上说都是有正当理由的。印度的政策的确使北京没有其它现实的选择余地。正如一位印度评论家所说的，“[中国的]‘未经挑衅的侵略’这个警句在边界战争后广为传播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它是一种为争取同情而玩弄的冷酷政治花样……”。 [ 注：R.C.艾耶尔：《中印争端》，前线出版社，加尔各答，1970。 ] 但是，因为这种黑白颠倒可以抚慰印度政治阶层的深受伤害的自尊，它便被立即当作真理接受了，并且在印度一直成为一种受到珍视的谬见。瓦杰帕伊在其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表明：印度政府依然想从昔日的虚构中谋图好处。二、争端为何依然未得到解决　　中国在边界战争中的胜利是完满的，印度的失败是绝对的，但是通过其它办法作为外交的继续，中国的惩罚性远征只取得了部分的、暂时的成功。印军的溃败导致对各总部的肃整。只有一两个阿谀奉承的军人保住了他们的前途。 [ 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任军事行动处主任的D.K.帕立特准将，他是在陆军官员报告(仍未公布)中被指责为印军的溃败负有责任的4个成员之一，但是他却升为少将。自然，在他自己的记述中不会提及这一共谋：《在高峻的喜马拉雅山上的战争：1962年印军在危机中》(War in High Himalayan: The Indian Army in Crisis，1962，赫尔斯特公司，伦敦，1991。) ] 印军回复到由专业人员指挥，曾将它引向前进政策并导致溃败的政治干预宣告结束。边界恢复了平静，在25年中不再有印军在西段挑战性的刺探，或者越过麦克马洪线。但是政府在外交做法上没有变化。尼赫鲁的立场依旧僵硬，而现在还的确为一种想象中的伤害和背叛感，以及真正的羞辱感所加强。中国使用武力并没有决定性地和持久地完成其两项政治目标中的任何一项：使印度回到谈判桌来；并向印度人表明，在这种谈判前试图以武力将印度的领土主张强加给中国是徒劳的和在自我毁灭。　　周恩来与尼赫鲁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使他感到颇受轻蔑和令人愤怒 [ 注：1971年作者在北京同周恩来讨论中印冲突时，他仍怀有并表达了那些感情。 ] 。1963年4月他认真起来，终止了总理之间的通信。他指责尼赫鲁采取了“一种表明印度根本不打算举行谈判的不诚实的做法”，并以更糟的结尾收场：“如果印度政府由于国内外的政治需要，暂时不准备进行谈判，中国政府愿意耐心等待”。36年之后，它依然在等待。　　中国的态度自周恩来在1960年高峰会议上首次阐明以来从未改变。自那时以来一次最为明确的阐述是1981年邓小平在接见一批印度评论员时简洁地作出的：　　中国从未要求归还为旧殖民主义者非法并入印度的全部领土。中国建议双方都在实际控制边界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中国在东段，印度在西段，以使中印边界问题在一揽子计划中予以解决。 [ 注：卡鲁纳加尔·古普塔在《中印关系：还事实真相》中予以引用，《政治家报》，新德里，1981年5月11日。 ]　　尼赫鲁所采取的曾使其政府无所作为的立场。使得逆转、甚至是调整，都非常困难。除了他自己和其他政治家的花言巧语外，在边界战争期间议会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及其后继者——“收复”全部被中国占领的印度要求拥有的领土。1954年发行的官方地图是如此充满信心，以致将印度边界说成是“牢固和明确的”——而且是不可谈判的——这可以用来作为论据，说明任何与北京的妥协解决方案将会牵涉到割让印度领土。宪法没有赋予行政机构割让领土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在一项条约能得到执行前，需要对宪法进行修订，而要做到这点，在任何可以设想的政治环境里都将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即使某一届印度政府准备迎着政治风暴同北京展开谈判以解决边界问题，这一努力仍然会遇到尼赫鲁设置的路障。　　不过历届继任政府都谨慎和缓慢地跨着步子，同北京走向关系正常化。作为其父尼赫鲁贴近继任者的英迪拉·甘地在1976年将外交代表恢复到大使级。在1979年人民党政府当政时，当时的外交部长A.B.瓦杰帕伊访问了中国，在这次访问后，重新开展了就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低级别官员的讨论，结果是立即在基本矛盾上触礁——北京建议要谈判的内容新德里认为是不可谈判的。尽管这些会议是在激烈的争吵中进行的，到八十年代中期，关系却得到稳步的改善。接着在1987年边界争端突然再次变得尖锐起来，重新走向武力仲裁，第二轮印度对华战争。　　如在六十年代初期那样，陆军总部的变革将另一位具有“拿破仑情结” [ 注：这些判断是一位十分了解该将军的老资格印度官员同作者交谈时作出的。 ] 的军人安置在最高指挥的地位。早些时候，尼赫鲁的亲信考尔将军，一个低层公关官员，由于总理的偏爱被提拔到崇高而极为重要的参谋局长的职务，接着担任负有将人民解放军从印度要求拥有的领土上请除掉之责的军团司令官。在八十年代，K.森达尔吉担任了陆军参谋长，他也是个雄心勃勃的军人，但是同考尔一样，在其履历上没有战斗的经历。他拟定了一个印度式的鲁登道夫计划，期望出现一次能让印度利用其军事优势使巴基斯坦沦为一个“断了脊梁的国家”的机会。　　 1986年印度在巴基斯坦边界实施了直到当时为止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黄铜平头钉行动——如一位分析家所指出的。其目的是“制造一种巴基斯坦将被迫进行攻击的局势”。 [ 注：拉维·里克耶：《从未有过的战争：印度战略失败的故事》，(Ravi Rikhye, The War That Never Was: The Story of India's Strategic Failures，西纳克亚出版社，德里，1988)，第35页。 ] 森达尔吉没有得到将其计划付诸实施的机会，因为巴基斯坦政府镇定自若，不为挑衅左右。于是他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将陆军的注意力转到在麦克马洪线地段针对中国。　　东段的局势通过另一次爆发的也许可以被称作是以第一次边界武装冲突的地点命名的“朗久综合症”而变得再次燃烧起来：印度人坚持有权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那些他们认为当地地形说明麦克马洪将线画得太过靠南的地区(他们从来没有发现他将线画得太过靠北的地段)。正如自1959年以来所证明的和在1962年10月斩钉截铁地回答那样，中国不允许这种单方面调整，总是勇敢地面对它们。然而在1985年，当春天冰雪融化，印度人的巡逻季节再次开始时，特别服务局(SSB，1963年成立的一个边界侦察和情报机构)派出了一个分遣队。在桑德洛河(The Sumdarong Chu)上建立了一个观察哨所。那个地点使哨所对中国人在塔格拉山脊背后的军事部署一览无遗；而且这个新哨所不仅是位于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一边，还由于它曾是边界战争的爆发点因而是个具有特别意义和敏感的地区。　　 1962年人民解放军单方面撤军时提出的条件规定：在地图上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不丹边界和塔格拉山脊之间三角地带的领土要成为非军事区，并且保留“反击”的权利，如果印度进入该地区。　　然而，中国人对新哨所的建立没有立即作出反应，直到冬天降临时特别服务局分遣队撤离前它未受到挑战。在察看撤走的地点时，中国人注意到已经开始工作要把这个地变成一个长年性的哨所；他们摧毁了那些结构，并建立了自己的哨所，还开辟出一个直升机场。在1986年7月特别服务局的人员返回要重占阵地时，他们发现中国人已牢牢地把守在那里。中国人预料到的那些言词很快地披露给新闻界，官方发言人同往常一样将它说成是未经挑衅的对印度领土的入侵；8月8日印度政府正式谴责中国故意派出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在桑德洛河地点先发制人和不让印度占有它一事被森达尔吉将军利用来作为陆军必须采取行动的一次挑战。接着一次新的演习，猎隼行动，在一次例行的地图演习棋盘行动的基础上被很快组织起来。后者原来曾计划大约在那个时候实施。猎隼行动是要同中国对抗以在其边界显示巨大的进攻力量，如黄铜平头钉之对巴基斯坦一样。　　 1987年初印度陆军逐渐收缩黄铜平头钉，开始从西向东和从南向北部署重兵。作为开端，三个步兵师，尽管由于它们在黄铜平头钉中担任的角色弄得紧张而疲劳，还是穿越印度被调往麦克马洪线地段。到1987年4月，印度军队已以巨大的兵力据守在塔格拉山脊下的阵地，在那里其几个营在边界战争开始时曾被打垮过。印度人在桑德洛河建立了两个很强的威胁中国哨所的尖兵哨，中国人立即在距其7至10米处部署与其对峙。印度人在七个分得很开的尖兵哨所，都跨过麦克马洪线向前作了少许移动，这立即引起中国人的反应，形成对立的两军之间的紧贴接触对抗。于是，森达尔吉放弃了交火。　　到此时为止，印度陆军经过几十年的重新武装和扩军，与1962年勉强集中起来要将人民解放军从其在塔格拉山脊居高临下的阵地上赶走时的装备不良、衣着单薄的军队大不相同，后来尽管有牢固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将领无能，没有进行战斗即告崩溃。现在印军不仅对在这种地形中作战很有准备，装备精良，而且有多条公路通达靠近关键的边境地区，并有大量的运输机和作战直升机提供给养和支持地面攻击。在演习的高峰时，印度部署了12个师和好几个附加的独立旅来反对东北方面的中国人。印度空军的地面支持和战斗轰炸机都被调到阿萨姆和北孟加拉的机场：据来自可靠的消息来源说，有5个空军中队。　　森达尔吉将军的计算是，如果中国人象他们1962年所干的那样被招引作出反应，使用轻装步兵开展迅速移动，猛烈打击扫荡周围的印军阵地，他们可以被从准备好的防御基地进行攻击的优势印军所制止、包围和消灭——一种被森塔尔吉称为“围歼”的策略 [ 注：1993年11月在哈佛与森达尔吉将军的谈话。 ] 。如果中国人以武力作出反应，他的战略还要求对西藏实行有限的反攻，伴随着印度空军对步兵起支援作用。必要时扩展到确保制空权，轰炸中国在西藏的空军基地。森达尔吉的战斗方案似乎以越南成功地抵抗中国的入侵作为范例：不久前他曾率领一个印度军事代表团访问过河内。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象他们在1962年所干的那样作出反应。他们对西藏大大地进行了增援，包括来自成都和兰州的野战军，伴随着战斗轰炸机和适于在高原上行动的战斗直升机。北京的领导人无疑知道在新德里官方圈子里所表达的观点——公正地说，是在他们异常偏激的时候——即印度应当将其边界推到藏布江 [ 注：穆立克前引书，第130页。经同意引用。当时一位著名议员拉姆·马努哈尔的观点：“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边界扩展到西藏的布拉马普特拉(或藏布)河(江)”。穆立克争辩说，只有到了这个地步，“印度部队才能就有关地形和适应水土而论是在更平等的条件下同中国人会战”。 ] ，因此慎重行事。5月间，北京正式警告印度它坚持“侵略”的严重后果。当时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印度陆军计划并准备以一个师的进攻来清除在桑德洛河地区的中国人；但有两次，据这些报道说，在最后一分钟撤销了攻击令 [ 注：拉维·里克耶，《印度时报》，1987年4月16日。 ] 。此种行动无疑会重新点燃一次全面规模的边界战争，或许有更严重的事情；但是在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情况下，北京没有被一些刺耳的话挑动起来进行报复。　　印度政府将这次对抗看作是中国借故生端侵占无可争辩的印度领土的另一结果的说法淹没了北京比较真实的陈述，犹如曾经匆忙走向边界战争时发生的那样。但是考虑到这一对抗的潜在爆炸性，令人吃惊的是在国际上却很少公开对此予以关注 [ 注：作者在《南方》上的文章：《走向印度的第二次对华战争？》(伦敦，1987年5月)是个例外。华盛顿官方的知情人士使他对印度挑战的规模和严重性一直保持警惕。 ] 。然而，卫星观察使华盛顿可以看到所发生的一切，行政当局从大约1987年3月起便密切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看来美国人在4月间中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将军访美时向他提出了此事，引起的反应是：尽管中国要求和平解决问题，如果印度坚持在边界沿线进行侵略性的刺探，它将不得不作出反应。这使华盛顿的官员想起邓小平在去年10月当时的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北京期间对印度所进行的激烈批评，据《远东经济评论》消息十分灵通的通讯员称，当时邓“指责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并说，如果不停止这种行动，中国将不得不‘教训一下印度’”。在1987年3月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去北京时，邓再次就印度行动的潜在后果发出警告，并劝告美国政府考虑美国计划向印度提供高技术防御装备在印度的各邻国所造成的忧虑 [ 注：纳廷·昌达，《远东经济评论》，1987年6月4日，第42-44页。 ] 。　　美国人全然不喜欢看到任何一种情况。在印度与中国发生争吵中华盛顿的最高希望(和最深远的计划？)得到满足的欢欣鼓舞的日子早已过去了。现在此类冲突不符合美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可以有把握地设想，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得到过这样的通知。从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在此之前即清楚表明，苏联希望看到新德里和北京之间恢复良好的关系，自己还采取了为开始解决同样棘手和显然难以处理的中苏边界争端所需要简单的——但有预兆性的——步骤。　　 1987年夏末对抗以惊人的速度缓和了。这一巨大逆反大概反映了印度总理或内阁在回应美国的警告中对权威的一次过时伸张。新德里在其声明中把调子放低了；还接着伸出一个橄榄枝：寻求总理拉吉夫·甘地访问北京的邀请。　　沿麦克马洪线对立两军的地方司令员之间的会见得以安排。这导致在某些地区的脱离接触。然而在塔格拉山脊的4个哨所眼对眼的对抗依然如旧。在整个东段，印度陆军仍将兵力部署在前进阵地上，森达尔吉学派的另一位将军在1995年发表意见说，这使其部队“自他们1962年正是在这些山地上受辱以来第一次在斗志上胜过了中国人”。 [ 注：阿肖克·K.梅塔将军：《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土？》(“Why Are We Quitting Our Territory?”)，《印度斯坦时报》，1995年9月13日。 ] 此后不久森达尔吉的任期结束。他退了休，但强调说：他曾提出挑战，而北京对它的反应被动，这恢复了印军在1962年丧失的斗志，“将其尾巴再次翘了起来”。 [ 注：1993年森达尔吉在哈佛对作者的谈话。 ]　　拉吉夫·甘地1988年12月对北京的访问并没有出现什么突破，但是正在进行的边界问题的讨论被提到较高的级别。两年后李鹏总理对拉吉夫·甘地进行了回访。就边界争端来说，这次高峰会见还是没有提出什么可以显示的东西，但是在幕后却取得了进展，因为在甘地的访问后，印度方面的做法有了变化，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也是在官员一级。变化的一个因素也许就是森达尔吉玩弄边缘政策的余波。将也许6万人的部队(有些估计认为人数要翻一番)部署在位置遥远、条件极为艰苦的边界沿线，给国防预算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并对士气有破坏作用。但是单方面撤退部署在中国边界上的大部分部队，甚至对其作出有意义的减少，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家和反对派作为退却和投降而对政府进行攻击。如果要纠正印度的紧绷的和被歪曲了的军事态势，那就得在同中国签订一项提供相互对等的协定的掩护下进行。　　接受北京40年长期有效的老建议，开展目的在于划定边界并接着联合将它们标定的谈判，在新德里依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能悄悄地绕过尼赫鲁拒绝维持边界现状的立场，某些官员好象作过论究。陆军的苦境便能得到解决；在边界上的实际控制线如果在几十年或几代人期间不予触动，最终也许在印度被认为是可以进行谈判的。但是，认识到企图同中国达成允许使军队脱离接触的协议带有高度的国内政治风险，所以不得不谨慎地、试探性地进行处理。因此作为第一步，外交部放出了一个试探气球。　　 1991年7-8月，中国的副外交部长齐怀远访问新德里，与一些官员进行了会谈，接着会见了总理V.P.辛格。在齐离开后，印度官员向外交通讯员暗通消息说，会谈取得了突破——根据达成的一项协议双方将保持中印边界的现状。这一泄漏展示在9月2日的精英集团的布告栏，即各主要英文报刊上 [ 注：《印度教徒报》，《印度时报》，《政治家报》。 ] 。这一协定并没有使人想起，用尼赫鲁的说法，其含意是有效放弃了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这条新闻被政治家和报界平静地接受了，甚至以满意的心情。但是事实上声称达成了一项维持现状的协议是虚假的。　　在会谈中一致同意的全部内容是促进在边界上对抗的两军之间通讯的各种措施 [ 注：这在一年后被参加新德里会谈的中方一位成员对作者所明确确认，并后来在与北京外交部的几位官员进行的讨论时得到确认。强调了那时的现状在事实上对中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它包含着与印度部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贴近对峙；印度部队应先行撤退以实现脱离接触然后才能达成维持现状的协定。证明这曾是一个试探气球，1991年的报道，纯属故意编造，到1993年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才真正得到谈判，并表现在一项条约之中。 ] 。但是试探气球没有引来敌对的火力必定鼓励了散布这一消息的印度官员去坚决推进，去努力使陆军能脱离接触，并在走向边界问题解决的漫长道路上迈出第一步。　　这些努力在前外交部长P.V.纳拉辛哈·拉奥成为国大党政府的总理时得到加强；他可能感到比其紧挨的几届前任政府有更多的活动自由，因为国大党在1988年决定，印度应当在“相互利益”和“对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同中国寻求一项解决办法 [ 注：苏尔吉特·曼辛格：《中印关系》，见《亚洲慨览》，1994年3月。 ] 。再者，一位阅历很广而活跃的外交家J.N.迪克西特出任外交秘书，集中注意并给予外交部派往北京的触角以新的推动。到1993年6月，已与中方拟定了一个初稿。总理批准它作为预定9月高峰访问期间要在北京举行的最后讨论的基础；但在间歇期间，他和迪克西特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向政治领袖们说明了政府这样做的理由，并解释说，达成一项协定符合国家的利益。得到了批准，甚至从反对党方面——而且坚持在这一过程期间不要向外泄露，这次也得到遵守。 [ 注：1995年3月8日在赫尔大学与J.N.迪克西特的会见。北京坚持的一点是希望加入象征中国拒绝承认印度1975年兼并锡金的措词，而在1993年9月拉奥赴北京时的初稿中有这样的含意，印度人坚持要删去，中国人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这一要求。 ] 结果，在北京会谈结束后宣布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时，公众感到吃惊。　　该协定三页九条。是一个示范性文本，简洁而明确。熟悉中印争端过程的人没有人在阅读它时不会联想到，如果1959年尼赫鲁政府同意了周恩来的正是这样一个维持现状协定的主张，该会避免了多少冲突和破坏。对印度方面来说紧要的段落，一个也可使尼赫鲁得以解放的段落，是防止误解的说明：“提到实际控制线……不妨碍[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各自立场”。 [ 注：引自来自印度外交部的一份抄件的原文。 ]　　总之，协定作了如下规定：　　 ——双方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　　 ——双方严格遵守和尊重实际控制线。　　 ——在实际控制线上的兵力将减少至“与……友好睦邻关系相适应的水平……”。　　 ——双方将建立一个加强的工作组研究如何实现这些目的。　　纳拉辛哈·拉奥对政治基础的仔细准备产生了效果，在印度没有发生反对该协定的叫喊。这在实际上在不事声张中消除了尼赫鲁边界政策的两个支柱之一。　　这个协定象1954年协定一样在开头引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注意将沿边界线的危险摩擦排除在争端之外，开拓中印缓和的道路，顺便使印度陆军得以在战略上重新部署。但是障碍存在其执行之中，因为执行得从协定的实际控制线的确切走向开始。印度方面坚持要保留在森达尔吉的冒险主义演习期间取得的在战略上没有意义的小片领土，这意味着执行变成了一个令人烦恼而拖长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依然在继续着。　　在1993年的高峰谈判中双方都认识到：协定此后要抓紧的第一个任务必须是使在桑德洛河附近危险地近距离对峙的4个哨所脱离接触。中国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印度人应当首先撤(这样便使得原来作出反应的中国哨所成为多余，然后让它们撤走)。北京争辩说，所有的哨所都清楚地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因而处于有争议的领土之外，在中国本土上。但是在印度方面看来，根本没有什么“有争议的领土”，印度所主张属于印度的，便是印度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由印度部队启动从桑德洛河的4个哨所脱离接触的问题。中国人必须首先撤退，以此承认有关的领土是印度的。在1995年8月在新德里举行的工作小组会议上达成了妥协——相互同时撤军 [ 注：这一背景是从1996年10月在北京外交部的讨论中得来的，后来又与印度的有关官员进行了讨论。 ] 。　　被当时任印度外交秘书的萨尔曼·海达尔欢呼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的这一协定的迅速宣布，并没有象前几次那样被平静地接受。在印度的政治意见中，言词和良好的愿望是一回事，撤军，那怕是从一丁点的领土上撤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协定及其随后的从桑德洛河附近的两个印度哨所的撤退受到一些政治家和记者的强烈批评。一个最温和的典型是一位前任外交秘书A.P.文卡特斯瓦兰的的抱怨，他认为这个协定是印度“俯首屈从、放弃优势而没有确保一种补偿……”。 [ 注：1995年9月3日《先锋报》(新德里)。 ] 没有后继的从前线阵地上的有意义的脱离接触，尽管有报道说有大量的印度部队从中国边界调往巴基斯坦边界。　　 1996年12月，又一次在新德里，进一步签署了一个在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双方承担义务不进行攻击，并采取措施减少或限制其在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对军事演习的规模和地点制定了限制，并对迅速的通讯联系作了规定。在由于对实际控制线的定位出现不同看法而引起对峙时要求自我克制，并要加速对实际控制线的澄清和确认的过程。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例行会议继续举行，但它们已从原来求得渐进的战略性脱离接触而不妨基本的边界要求的目的转向，回到争端的核心——哪些领土属于哪方？　　情况就是这样，如瓦杰帕伊总理在写信给克林顿总统为其政府的核试验进行辩护时所说的，中印边界争端依然没有解决。的确，它距离解决，甚至距离谈判仍然很远。最近印度政府的多位部长公然把中国称为主要的战略敌人表明，纳拉辛哈·拉奥行政当局在实际控制线上实现安定的意图不适合占统治地位的印度人民党的想法，并且暗示只要它在当政，就有可能在边界上出现新的对抗。因此，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思确认：首先，它[不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除非印度政府方面通过无理性的政策制定予以创造；第二，在边界战争前及其后的几十年里没能解决边界问题，责任在印度；第三，是印度的政策将一个在外交上僵持的争端推向战场——而且，如果继续，还可能重演。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边界战争看来是减少了，甚至是无足轻重了。但是冲突却不仅对印度和中国，而且也对整个国际社会有着深远的和有害的影响。假若尼赫鲁能表现出缅甸的吴努那样的智慧和政治勇气，并且象他那样，大约在1959年，同北京谈判出一个相互满意边界解决办法，并以一个友好和互不侵犯的条件签署了它，世界政治该将会出现多么不同的情景。那么，中国就不会遭受冲突和印度诬陷带来的僧恨，代之的是其国际威信的极大提高。北京占有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许会提早好多年。印度可能不会走向导致与巴基斯坦1965年战争的扩军备战。中美关系可能早就得到修补，并很可能对华盛顿对越南的做法产生影响。还有，印度的核试验的唯一借口自然不会存在——不过那时，事情就成为双料虚伪，因为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自独立后不久以来，即一直保证要使印度拥有核武器。（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