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提出关于会谈时间和地点的建议，也许是希望使两国总理来往信件所陷入的对于是非曲直的争辩从而告一段落，使之不再象过去那样不断地交换连篇累牍的外交照会和备忘录。通知举行高级会谈，只有九天时间是不够的，但周恩来请尼赫鲁另提日期，如果他不同意那个日期的话，这样，他就不能用是否方便或切实可行作为拒绝会谈的理由。尼赫鲁的回答是迅速的、粗暴的和冷淡的。他对于他提出的双方共同从西段撤退的“很合理的建议”未被接受，深表遗憾。他再次提到，由于对事实存在着这种全然不同的看法，就不可能达成原则协议。他接着说，不管怎样，在以后几天内他完全不可能到仰光或任何其他地方去。　　印度拒绝了中国提出先行举行高级会谈的这步棋，从而使外交斗争陷入僵局。当时中印边界也是平静的。中国继续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东段的实际的边界线，而且尽管中国方面向兼则马尼哨所指挥官提出了一连串的“最后的严重警告”要印方撤出，这个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所要求的领土上的哨所，所受到的压力还只是口头上的。印度曾企图在越过地图标明的边界线以外保持的另一个哨所朗久，已在中国控制之下，但是尼赫鲁曾建议要把朗久变为非军事地区，于是不久中国就从那里撤走。双方在邻近麦克马洪线的地区都停止了巡逻。空喀山口事件后，西段一直也是平静的。中国在那里暂时停止了巡逻；印度由于在那里面临着严冬和极大的后勤困难，也停止了巡逻。　　边境上的平静和外交上的僵局使中国得以安然无事地占有印度主张的西段领土。这种状况在印度人看来，就等于默认中国的侵略；等于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按照中国的条件接受边境问题事实上的解决。人们认为中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巩固，也许还要扩大他们对阿克赛钦的占领，以便为其下一个步骤作好准备；印度政府深信这样的一个步骤必将是损害印度的长期扩张的计划。从印度政府一开始把中国进入印度所要求的领土说成是“侵略”的时候起，它就承担了对此要采取某种行动的责任。当人们催促尼赫鲁答应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时，他总是给人这样的暗示：如果一旦到了需要那样做的时候，政府就准备采取行动。十月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当我们正在从政治上处理这些[被中国人占领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不打算对这些地方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外交交涉已陷入僵局，那就很难说印度政府仍然是在政治上处理这个问题了。但是两国高级会谈还没有实现，因此也不能说一切外交途径都已试过。所以，一九六O年初，印度政府就开始重新考虑周恩来敦促早日同尼赫鲁会晤的问题。　　还有其他因素使印度重新考虑问题。当时冷战的寒气已退，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产生了“戴维营精神”，虽然这种精神由于巴黎首脑会议的破裂而受挫，但是这种挫折仅仅是暂时的。对于这种普遍的解冻，新德里和尼赫鲁本人都认为自己有些功劳。多年以来，尼赫鲁统治下的印度曾坚持不懈地鼓吹以讲理的、文明的态度来处理国际争端，鼓吹用谈判桌子作为国际风暴的避雷针。现在正在形成中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和解局面就被用来证明世界大国终于接受了印度所开的处方，并且已经开始把它付诸实施。当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会举出大国似乎在仿效印度的事实来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提醒批评他的人说，印度到处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国际上对印度的尊重，在印度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一九五六年印度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享有的崇高声誉，显然是我们对国际问题采取无私态度的结果，也是我们采取渊源于我国文化遗产的容忍和和平共处这种独特观点的结果。这一切是我国领导人对待国际问题一贯采取的立场的特点所在。”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不论是在联合国或是其他地方，我们在世界上到处都受到尊敬”，并且感到有些茫然不解。　　自从印度独立以来，在最近几年里，在世界性的会议上，印度的声音受到如此重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也许对此感到自负——我承认我们有可以自负的地方——但是，事实是这样：在当代世界中一个国家按它的物质力量是不能同大国或同许多武装起来的国家相比的……。它是贫穷的，而且，正在为摆脱贫困而艰苦奋斗……而在最近几年中它在世界上却受到了如此的重视。　　尼赫鲁认为：这可能一则是由于印度外交的高明，一则是由于世界人士仍然怀念甘地的光辉形象，但是更多是由于　　我们一直怀着笃信、热忱和真诚来谈论和平，谈论我们希望和平和……容忍，而当我们谈论和平共处和所有这一切的时候，并不是挂在口头的现成话——而是发自心灵深处的深刻的感情和出于对今日这个世界的深刻理解。　　这种自我欣赏毫无疑问部分地反映出，印度自命具有历来属于亚洲、特别是印度的民族主义(犹如一度是属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民族主义一样)的那种独特智慧和道义地位。但是这种自我欣赏是有事实作依据的。五十年代末期，印度在世界事务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从加沙、刚果到朝鲜，被邀去当裁判，当和事佬，或者当仲裁者，人们对它洗耳恭听，求得谅解。作为国际关系动力的不结盟概念的主要定调人，作为不结盟国家公认的发言人，以尼赫鲁为化身的印度，曾经为缓和冷战的冲突多方奔走。正当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及后来赫鲁晓夫接连访问新德里。从印度为华盛顿及莫斯科双方所接受这一点来看，印度外交的成功得到了证明。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印度，正式宣告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对印度政策有了显著的转变。过去对“不道德的中立主义”的指责随着杜勒斯的去世而消逝，取代它的是诚挚的同情，有时简直接近于求爱者那样的热情——艾森豪威尔对印度议会说，印度这个国家“怀着伟大的信念同世界其他国家讲话，而人家则怀着极大的崇敬倾听印度。印度的胜利把过去十年来世界的失败都抵销了，这种胜利……在今后的一个世纪中也许能把世界上所有失败都抵销掉”。美国对印度的支持，在物质上表现为经济援助的突然增加：在一九五九年年中以前的十二年里，美国已经给印度约值十七亿美元的援助；在后来的四年里，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总数达到约四十亿美元。美国对印度态度变化的因素之一，是印度同中国不和。在中印不和公开化之前，美国就已从印方获悉了有关情况。一九五九年五月，参议员威利·史密斯(Wiley Smith)访问印度回国后告诉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说，尼赫鲁和他的亲密的顾问们曾表示了对中国的忧虑。他说：“从美国的观点看，印度政府对赤色中国在边境的活动”以及中国工业化的速度超过印度等情况，“感到有些惊慌，这是一个有希望的征兆”。　　一九六O年初，外界对于中苏裂痕的严重程度还是不了解的。印度人担心由于苏联支持它的共产党大伙伴，因而印度同中国日益激化的争吵就可能使得印度同莫斯科疏远，结果将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此外，也将损及物质上的利益。虽然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然而随着比莱钢铁厂(Bhilai Steel Plant)的建立，人们已经可以开始感觉到苏联对印度经济的援助。可是，到头来印度的这些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而已。从一开始，莫斯科对中印争端就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不让中印之间的敌对影响到莫斯科同新德里的关系。朗久事件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俄国人对之似乎采取了审慎的中立态度，他们只不过遗憾地表示有人正利用这次事件“破坏和平共处的思想”。俄国人对中印争端采取中立态度——印度政府所能够希望的也不过如此，而且已超出了它的预料之外。尼赫鲁提醒人们注意俄国人的声明。他在人民院讲到：“发表这一声明本身就表明苏联政府对局势采取了冷静的和无所偏袒的态度”。事实上，苏联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和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严重争端中保持明确的中立，就是在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上逃避兄弟般的团结的责任。正如北京后来所说的，莫斯科对中印两国不加区别，而对朗久事件表示漠然的遗憾，凡是能够从字里行间看问题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莫斯科这种做法“实际上指责中国的立场”。　　俄国所给予的这种心照不宣的支持，对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印度可以指望西方国家毫无疑问地接受印度对中印争端的说法，并且同新德里一起，甚至走在新德里前面，谴责中国。但是，印度不那么容易取得不结盟国家，特别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并不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不加批判地接受那种说中国是全盘错误的论点。因此，俄国一如既往地认为印度是有诚意的，就成为新德里手中很强的一张牌，印度政府制订它的行动计划时，必须把俄国的反应考虑在内。　　邀请赫鲁晓夫回访印度，已经有一个时期，一直没有兑现(一九五六年他同布尔加宁的印度之行已开始了印俄积极友好的新篇章)。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底，苏联通知印度政府说，赫鲁晓夫即将访问印尼，并将顺道访问印度。同赫鲁晓夫会晤的前景给印度提供了一个机会：通过私下交谈，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了解印度对边界争议的态度是正确的，而且还可以利用莫斯科对北京的影响(印度认为这种影响是很大的)，促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主张。但是，俄国人已经明白表示，他们认为谈判是解决边界争端的唯一道路； [ 注：虽然以后轮到俄国人处理同中国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他们也是同印度一样地拒绝进行全面谈判。(见第三章)同样，印度也曾劝过缅甸政府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虽然他们自己并无意这样做。 ] 而印度却两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关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的建议，从而堵塞了唯一看得见的通向谈判解决的道路；这就无法同莫斯科的友好劝告相协调。　　这就是必须要对尼赫鲁拒绝会晤周恩来的决定作出重新估计的充分理由之一。另一条理由是新德里在十二月底收到了一份中国的长照会，这份照会似乎是中国外交部为预期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会谈而准备的一份提要。这份照会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对印度所谓边界早已按照印度所主张的界线划定的说法，进行了详尽的、有分寸的驳斥；另一方面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即这场英国遗留下来的纠纷能够“考虑到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从这份照会中一点也看不出中国的主张已经改变，但是照会的语调却始终一贯地令人宽慰，它不象中国过去的照会那样粗暴地拒绝印度关于“侵略”的指责，而是心平气和地对印度的指责加以分析，并且提出合情合理的保证：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仍然十分落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克服这种落后现象；中国土地辽阔，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人口稀少，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它为什么要向外扩张呢？北京为照会写得太长而致歉意，并且解释说，它的本意“不是争论，而是争论的结束”；不是“用攻击答复攻击”，而是设想“印度政府对于中国的意图的确有某种误解”。照会最后表示中国“热烈愿望：两国将停止争吵，迅速地使边界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在共同事业中的伟大友谊”。　　新德里研究这份照会时，感到中国提出的停止争论的主张是真诚的，这就加强了同周恩来会谈可能会有好处的那种看法。没有迹象表明，两国总理的会晤会产生具体的结果；印度无意改变它的主张，同时也没有任何暗示表明中国将同意印度的主张。虽然如此，人们开始感觉到，如果同意举行高级会谈，将对印度有利。会谈将使注视着事态发展的世界各国看到，印度还是言行一致地主张一切争端必须通过谈判解决的，尼赫鲁本人在对待印度自身的问题上也毫不犹疑地采取同样的态度。因此，到了一九六O年一月底，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应该邀请周恩来前来新德里，同尼赫鲁一道探索“可能导致和平解决的各个途径”。　　印度不再继续坚持中国后撤作为高级会谈的先决条件，这个政策上的转变显然将加剧印度国内对政府的持续不断的批评。自八月以后，尼赫鲁一直处于防御地位。他采取比较慎重的语调反对批评者中的主战论；他申斥那些要求给中国下最后通牒，并采取迅速军事行动“赶走侵略者”的人；他重申他将致力于“谈判”的态度；这些使得人们强烈地怀疑他是想同中国妥协。从坚持中国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撤出的立场后退，将不可避免地加深这种怀疑，并招致人们对姑息行为的谴责。由于面临着必须在围攻下改变方针的局面，印度政府开始施放玩弄文字的烟幕。　　这个烟幕就是尼赫鲁对“会谈”和“谈判”两者之间所定下的意义上的区别。按照尼赫鲁自己所下的定义，既然预定要举行的高级会谈并不是谈判，那末，即使他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的信件正在递交，尼赫鲁认为他还可以继续说，现在仍然没有同中国谈判的前景。那封信是二月十二日在北京递交的。 [ 注：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的决定是一月底作出的；邀请信大概是二月三日草拟的，但为了让当时的印度驻华大使高·帕塔萨拉蒂(G.Parthasarathi)面交该信，因而耽搁了一些时日。 ] 赫鲁晓夫在前一天就到达了新德里。尼赫鲁在同赫鲁晓夫会谈了一个上午以后，直接前往议会。他在议会讲话中再一次排除了同中国进行谈判的任何可能性。他说：“在目前时刻，我看不出中印双方立场有任何共同的基础和沟通的桥梁。就是说，在双方现有立场的基础上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的余地，因此目前也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当时人们一直认为，赫鲁晓夫将进行劝说，促成印度和中国的谈判，因而尼赫鲁在这个时刻重申印中之间没有谈判的基础，似乎使人们听起来觉得更无回旋的余地。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尼赫鲁事实上已经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 [ 注：我在写给《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反映了政府态度的变化，并且提到目前高级会谈似乎就要举行，但承认尼赫鲁的声明是个矛盾：“总理发表断然声明似乎使那些确信他同周恩来先生将在不远的将来进行会晤的人们出丑，同时，他又使那些指望赫鲁晓夫充当斡旋者的人们的希望幻灭”。 ] 在议会内外，尼赫鲁的声明证实了人们认为他无意同周恩来会晤的印象。印度在北京递交了邀请信，将其关键性的做法付诸实施，在这个时候，放出的掩护烟幕就最浓厚，最难看穿。　　但在短短四天以后就宣布邀请周恩来访问新德里，难怪这在印度引起了愤怒和震惊。尼赫鲁的邀请信写得诚挚，甚至热情，同六个星期以前发出的那一封冷冰冰的信，成为鲜明的对比——他甚至恢复使用“亲爱的总理”这样的称呼以代替“亲爱的总理先生”这种比较冷淡的称呼，这是他一九五八年八月的第一封信之后，头一次恢复这样的称呼。他写道：“使我深为痛心的是，过去这样友好的、我们曾作了这么多努力去加强的印中关系，竟已迅速恶化，并且引起了恶意和愤恨。”他又一次拒绝了中国提出的中印边界从未划定的前提，他说：“在这个基础上，不可能谈判。”他重复说不可能谈判(他的信当然是要发表的)，但是他接着说：“我仍然认为我们进行会晤可能是有帮助的。”他说，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他不可能离开印度，他要求周恩来到新德里来；为了预防中国方面可能因新德里公众的情绪而提出异议，尼赫鲁保证说，“你来这里，将是我们的上宾。”在递交这封简短而友好的信件的同时，印度递交了一份冗长的照会，驳斥中国从前的论点并重申了印度立场。　　二月十六日印度议员们从报纸上获悉邀请中国总理的消息，于是反对党的议员们就怒气冲冲地跑到议会，提出紧急动议，要求讨论政府“突然地、毫无理由地”改变政策的问题。几天以后，对这个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辩论。米努·马萨尼把这个邀请说成是“国家的耻辱”，他的讲话受到反对党议员强烈的支持。人们谴责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失信，克里帕拉尼甚至说印度“被本届政府的领导人出卖了……我国的名誉掌握在这批不名誉的人手里是不安全的”。报界对所谓“尼赫鲁先生的翻斤斗”或“退让”也提出批评。尼赫鲁当然早就作好了辩护的准备。他坚持说他邀请周恩来访印并不涉及印度政策的改变，再一次强调会晤不是谈判，并且指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他一直准备同对方进行会谈。尼赫鲁的批评者就在这两个字的区别上扯开了。马萨尼指出，“很清楚，这次会晤就是谈判，决不会是什么别的。”《印度时报》(Times of India)评论说，总理正在“提出一个不十分诚实的区别，因为[他自己]同周恩来之间的会晤，无论从那个意义上讲，只能是一次最为重要的谈判”。在后来几个星期里，对于尼赫鲁是否已经一反过去的做法，以及对于“会谈”和“谈判”之间是否有实质性差别等这类争论，占去议会大量的时间。反对党的首领们带头批评总理，但是这一次，当尼赫鲁争辩说同周恩来会谈不但没有坏处也许还有好处的时候，他得到了国大党和很多反对党后排议员的支持。前国大党议员和总督、后来改任自由党首领的拉遮果帕拉查里(Rajagopalachari)代表这一派发言说，邀请周恩来来印度并没有什么错误；“只要意志坚定，同对方会晤的任何尝试都是好的。”三月一日，当尼赫鲁在人民院站起来证实说，周恩来已经接受了他的邀请时，国大党议员发出了欢呼。　　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并表示“深切的感谢”。双方在进一步通信中商定他将于四月十九日访印，并停留七天——其实如果只停留两天，印度政府也许会更为高兴一些。访问日期商定后，那些怀疑尼赫鲁有意利用这次会晤同中国妥协的政界人士，开始集中全力阻止他这样做。各反对党派宣布将在周恩来访问的同一时间组织“不投降周”，计划在新德里和其他城市举行示威游行，而且还议论如何给中国代表团制造一种“使人呆不下去的”气氛。尼赫鲁和他的同僚总算说服了反对党首领们在周恩来访问新德里期间不搞游行示威；双方取得了彼此满意的妥协，反对党同意“不投降周”搞到周恩来来访的前一天为止。作为交换，印度政府答应不为周恩来举办例行的群众欢迎集会。非共产党反对党领导人在一封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件中，自称代表了公众的情绪，再次申述他们的观点说，在“中国人撤除侵略”之前，不应该进行会谈，并且敦促“不得削弱边界，不得做任何被认为放弃印度领土的事情”。人民同盟在周恩来到达前两天对这一点叫得更凶。他们纠合几千人以摩托车队为先导到总理官邸示威。游行队伍挥动着密密麻麻的标语牌和桔红色的旗帜。上面写着：“侵略者滚出印度去”；“决不放弃印度领土”；“打倒中国帝国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字句。人群拥到大门口，被大批警察挡住，只让他们的一个头目到里面去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要求尼赫鲁亲自作出保证：“不放弃我们对于印度任何部分领土的要求，不管它是我们占有的，还是目前在中国非法占领下的”；并且还要保证，“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的地区的权利的事”。根据官方的叙述，在尼赫鲁同人民同盟代表的对话中，印度总理只是告诉对方说，除了他在议会里讲过的话以外，没有别的可讲。但是，人民同盟的头目同印度总理交谈后回来时，叫激动的人群安静下来，然后宣布说，尼赫鲁已经答应“印度决不会让给中国一寸土地”。　　印度政界舆论这个时候找到了另一条拒绝同北京谈判的国际理由。反对同中国解决问题的人们认为印度是非共产党国家的领袖和堡垒，指出同中国妥协会在亚洲其他地区产生恶劣的影响，正如人民同盟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会“挫伤所有那些……希望用民主的方式独立自主地进行建设的国家的士气”。在印度，和解被看成是在中国手下遭到丢脸的失败，所以人们希望日益逼近的会谈以失败告终，认为这才是印度的胜利。在周恩来到达前夕，一家报纸的社论这样评述道：如果会谈成功，“在亚洲小国的心目中，将会提高中国的力量和威望，而印度的行动将被认为是默认和屈从于中国的态度。” [ 注：美国也出现了相同的论调。《华盛顿明星晚报》(Washington Evening Star)说：“印度方面的坚决抵抗是对其所有邻邦精神上的支持。不姑息在新德里的北京客人，对于尼赫鲁在本国的领导地位以及印度在亚洲的未来地位都是重要的。” ] 如果会谈破裂，“印度将被指责为不讲道理，[但宁可]暂时被视为不讲道理，总比被视为软弱怯懦要好一些。”印度的政治言论都催促政府不要谋求解决，例外的是极少数。印度共产党鼓吹和平解决；一家著名的地方报纸《国民先驱报》(National Herald)指出，克里帕拉尼和他那些吵吵嚷嚷的反对党的同僚们无权自封代表印度说话。几家穆斯林小型期刊，为了反击他们在人民同盟和印度教大会(Hindu Mahasabha)——这班人采取了最极端的好战方针——的教派敌人的战争叫嚣，建议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但是它们的言论是与众不同的，也受不到重视。　　在周恩来到达前一个月，印度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使印度政府对北部边界的态度更加僵化。一九五八年，尼赫鲁同巴基斯坦就一项虽小但却棘手的边界争端取得妥协，即同意由双方分割一小块介乎西孟加拉邦和东巴基斯坦之间叫做贝鲁巴里地区(Berubari Union)的有争议的领土。这里牵涉到要把几平方英里土地包括一些村落移交给巴基斯坦，而法院对政府是否有权这样出让领土提出异议。最高法院支持了这项异议。一九六O年三月十四日，最高法院判决说，印度政府试图“在特定的基础上就(贝鲁巴里地区)边界争端取得友好解决”，牵涉到割让领土的问题，因此在这一解决付诸实施之前，尼赫鲁同巴基斯坦总理达成的协议必须通过修改印度宪法才能予以批准。 [ 注：印度的宪法中没有赋予政府以割让或获取领土权力的条款。由于宪法中已规定了印度联邦的领土界限，因此，要对印度领土作任何改变，都必须通过修正案。 ] 印度政府为了要知道最高法院判决书对处理同中国边境争端问题有何影响，就去征询法律方面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说，按照上述判决，如果政府要割让领土，或甚至更改任何边界主张，都需要修改宪法。换句话说，如果尼赫鲁同周恩来就西段的边界达成协议，就必须使这个协议得到议会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和当时全国十四个邦的过半数邦立法议会的通过，方能生效。　　要做到这一点肯定是困难的。然而，尼赫鲁在国大党内的统治地位当时还是巩固的。国大党不仅以压倒多数控制印度议会，而且控制各邦的立法议会。那一年贝鲁巴里修正案获得通过。 [ 注：然而，在写此书之时(一九七O年)，印度政府仍未能执行一九五八年协议中关于贝鲁巴里地区问题的条款。 ] 在这个阶段，如果尼赫鲁全力支持同中国取得妥协和解决，他是可以使之在宪法上通过的。但事实上他已下定决心不想妥协，因而贝鲁巴里案的判决也只是被用来加强这一决心罢了。　　宪法的因素加上政治的压力，把尼赫鲁紧紧拴在他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上。他对印度的全部边界要求进而采取了不留余地的态度，抛弃了当初谈论西段时使用的那种不肯定、甚至是带有探讨性的口气。他谈到印度的荣誉和尊严，谴责中国的傲慢和侵略，这样他就亲自帮着在边界问题上去煽动他在几个月前还曾敦促他的同胞要加以避免的那种激动情绪。由于他使用了一套近似诡辩的玩弄词句的手法，甚至在他的支持者中间也对他对待争端的真实态度产生了疑虑，并使他的批评者对他更加不信任。他自己的言行使得他和他的政府失去了一切回旋余地：除非中国无条件默认印度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且正式接受麦克马洪线——换句话说，除非中国屈从于印度的要求——他就无法转圜。如果周恩来不准备把他的新德里访问变为卡诺萨(Canossa) [ 译者注：卡诺萨是意大利中古一城堡。十一世纪时，日耳曼皇帝亨利四世前往该地向教皇格里戈里七世表示屈服和忏悔，遭到教皇的羞辱。此后卡诺萨就成为世俗力量屈从于罗马天主教会神权的比喻。 ] 之行，那末在中国代表团踏上新德里飞机场之前，他们的使命就已注定要失败了。这就是尼赫鲁向公众保证他同周恩来的会晤不是谈判所造成的结果。　　在高级会谈之前，印度政府用同样冗长的篇幅答辩了北京十二月份就中国主张所作的全面声明，再一次肯定了印度的立场。新德里再次争辩说，中印边界线长期以来就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这条边界的大部分也是为条约和协定所确认的；因此，“不能够在所谓谈判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整个中印边界的基础上来达到友好的解决”。但是，印度准备“就有关边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体争论进行讨论，并且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微小的修正”。　　中国发出另一份照会，结束了这一个回合的外交交涉的信件往来。中国照会解释说，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论，而是“希望促进印度政府的了解，缩小双方的分歧，从而有助于两国总理的会晤”。照会重申边界从未划定，因此应该举行“全面谈判”。接着，北京提出一项新的重要建议：“至于两国间的未定界问题，在未获解决以前，只要双方愿意维持边境的现状，也并不妨碍双方正常关系的建立”。换句话说，如果印度不准备通过谈判就边界问题取得全面协议，边界也可以暂不划定，双方可以遵守目前的实际控制线，把它作为事实上的边界线。鉴于尼赫鲁明确地、公开地表示不肯通过谈判取得协议，北京似乎在这里指明了一条出路：目前暂且让它这样，到了适当的时候，等到在这个问题上的火气和紧张状态缓和下来，两国之间通常的友好关系恢复了，他们就会冷静地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到了一九六O年初，新德里对来访的政治家们的活动安排早已有了一定的规格，他们访问的礼宾待遇和日程安排是人们所熟知的。冬天是他们来访的最好季节。这时候白天阳光和煦，夜晚清爽宜人，百花盛开，细雨压尘；在这个时候来访的客人听到当地人士对记忆犹新的夏天的抱怨，感到难以相信。每到冬季，首都总是披上迎接来访者的盛装，在贵宾们的官方车队通过的马路上竖起了旗杆，坑坑洼洼的路面也填平了，在马路的边缘和人行道上重新铺上了发亮的橙黄色的砂砾——等到夏天的热风一来这些砂砾就逐渐散掉，终于完全吹走。如果政府提示某一贵宾的身分重要，市政当局也就跟着忙碌起来。卡车运载着人群到沿途各处去挥手欢迎，邻近的村民在金钱和实物的引诱下，手持发给他们的纸制国旗，赶着牛车或骑着骆驼到机场附近。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O年初的冬天，是一个繁忙的官方访问季节。虽然周恩来到达的时候已是冬末，太阳已有夏天的气息，风沙飞扬，可是，首都看起来仍然披着新装，对于中国总理应给予的礼宾仪式都遵守了。从机场起沿途交叉地悬挂着中印两国的国旗。警察在管制人群时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不让一些举着黑旗的示威者走近大路。　　一九六O年四月十九日将近傍晚的时分，周恩来在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和大批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分乘三架专机从仰光飞抵新德里。在机场的大帐篷下面，欢迎的人群基本上是外交使团，再加上仅余的几个板着面孔的主人。而在一年以前那些印度主人会全部出动迎接中国客人。当周恩来走下飞机的时候，其中有人用尖细的声音喊出了前一年的“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口号；此外，就是外交官们为表示礼貌而鼓了几下掌。然后致欢迎辞和答辞。尼赫鲁的欢迎辞是用印地文写成，是事先准备好的，这对尼赫鲁是极不寻常的， [ 注：尼赫鲁在这种场合总是讲英语的，而且是不用讲话稿的。 ] 是为了着重说明印度的欢迎仪式是冷淡的。他回顾了在周恩来前几次访问时(这是第四次访问)中印两国之间存在的善意，但是他接着说，“不幸，自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另外一些事件，使得这种友好联系受到很大的压力，并且使得我们全体人民感到震惊。两国关系不仅在目前已受到危害，并且将危及未来，两国关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已被动摇。”要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和友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两国要全力以赴去弥补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周恩来在答辞中提到两国的共同利益：“我们都需要和平，我们都需要朋友”，并且提到了五项原则：“我们之间的一切问题没有理由不可以根据这些原则，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他最后说：“我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前来的。”然后，他同尼赫鲁坐在一部汽车上，汽车飞快地开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总统府(以前的总督府)，沿途空空荡荡，只看到有的路口因下班时间车辆拥挤而堵在那里，但那些地方的人群也都默不作声。　　第二天早晨，中国代表团按照惯例到甘地火化处献花圈，然后两国总理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由于印度的坚持，所有会谈都是在尼赫鲁的官邸进行。在六天的访问中，两国总理的谈话时间超过二十个小时，即使把翻译的时间也计算在内，双方发言也是很长的了，而且双方在下面各级官员之间也重复了首脑之间对话的内容。　　印方事先早计划好要中国代表团成员会见尽可能多的印度内阁成员，其用意是让他们亲自领教事先布置好的坚强一致的态度。印度要想使来访的客人对于印度在边界争端上所感到的强烈愤慨没有怀疑的余地，并且安排好让每个会见中国官员的人都尽量有力地按同一口径讲话。(尼赫鲁曾经因他把边界争端的最初发展情况秘而不宣而受到批评，因此现在他可能有个次要的动机，即只要办得到，就把尽可能多的同僚们拉入他同周恩来的会谈之中，那么，不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大家都要分担责任。)于是，周恩来和陈毅便挨家访问了印度的各个部长。内政部长(除尼赫鲁外，印度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潘特已经作好准备要为印度的立场进行详尽辩护；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向周恩来宣讲了印度立场的哲学基础；财政部长莫拉尔吉·德赛直率到了粗鲁的地步，其他的人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印度的立场。　　在安排官员拜访的名单中有一个明显的遗漏——初步日程并没有安排他们个别会见克里希纳·梅农。印度政界舆论仍然怀疑尼赫鲁有同周恩来进行交易之意，虽然尼赫鲁表白他完全不想这样做。但由于他反复重申和平解决的诺言，表示他从道义上就厌恶战争，并且声称他随时准备去谈判，这就加强了人们对他的怀疑。在新德里很多人几乎预测到尼赫鲁有一天在他同周恩来会见后走了出来，手里摇晃着一纸文书，向大家宣布：“我们时代的和平”——人们经常把这种情况同慕尼黑相比拟，任何妥协肯定会被指斥为荒唐透顶的姑息。假如说人们怀疑尼赫鲁是在不惜任何代价地追求解决，那末，可以说梅农早已因为这个罪名而被“审讯”和“定罪”了。事实上，梅农在公开谈话中一般地讲是同尼赫鲁一样强烈地，甚至比尼赫鲁更强烈地谴责中国；但是，人们都知道他认为对印度的主要军事威胁是巴基斯坦，而不是中国，所以右翼人士一般都把他看作是隐蔽的共产党人。他同尼赫鲁的私人关系很密切，被认为是对尼赫鲁起了坏影响，推动着尼赫鲁去同中国和解的。为了使他在周恩来访问期间不会影响尼赫鲁，印度内阁和外交部都竭力设法不让他参加会谈，而尼赫鲁看来也是默许他们这样做的。　　但是，梅农本人并不甘心。由于周恩来在机场同他说了一句话，同时由于他指望同周恩来进一步谈话，他就在会谈的第一天直截了当地前往总统府周恩来的住处拜会了他，并同周恩来进行了私下谈话。当时舆论为之哗然。秘书长纳·拉·皮莱(N.R.Pillai)就梅农事先未经安排而擅自插手一事向尼赫鲁提出抗议，第二天报纸对梅农的“无法解释的不可饶恕的闯入舞台中心的行为”，发表了愤怒的评论。这种大惊小怪是不合情理的。印度政府不会让步的地方，国防部长也难以作出让步。但是，这件事不仅表示人们对梅农深恶痛绝的不信任，而且反映出害怕中国会利用印度暴露出来的弱点而以智谋取胜的心理。　　这种害怕是毫无根据的；印度政府采取了它的那些最激烈的批评者所希望的强硬态度。尼赫鲁和他的官员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容进行全面边界谈判的立场。他们坚持边界已经划定，边界走向就是印度所说的那样，坚持中国军队首先必须撤退，然后才可能就“微小的修正”进行商谈，而他们所可能同意的也只是做这类微小的修正。他们拒绝了中国的解决方案，他们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建议，即冻结边界现状直到双方能较为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时为止。他们已把文章做绝。中国代表团成员对东欧国家的外交官说，他们对尼赫鲁的那种僵硬态度，对他那种完全不肯了解对方观点的态度感到大为吃惊。　　中国人的观点是什么呢？当时是很清楚的(虽然从那时起有人认为中国人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中国的一般主张已经在外交文件中反复阐述了，而且周恩来在第二天晚上新德里的国宴上又曾加以重申。他说，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是两国政府中任何一方制造出来的；这“仅仅是一个局部的暂时的问题”，虽然它是复杂的，有其困难的方面，但是它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在全面解决时，对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要一并加以考虑。　　中国提出的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建议，在会谈开始后几天内就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当然这些建议原来是打算保密的，但是新德里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个很好的首都)。中国建议“双方相互接受东西两段的现状，并且组织一个边界委员会”。这就是意味着，中国在东段接受麦克马洪线的走向，而印度在西段则接受当时实际存在的地位——在西段双方的前沿哨所仍然相距很远。这就不会涉及撤出什么具体地方的问题，但印度将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中国则要通过谈判划定一条沿着麦克马洪线的边界。然后，边界委员会就可按照在新德里会谈中、或以后更为详尽的谈判中取得协议的边界线，在现场竖立标柱、石标或其他界标。这样由印中双方官员和勘查人员组成的边界委员会，就能解决对于诸如朗久、兼则马尼等地归属问题的微小争端。这是划界和标界的正常程序。中国和它的其他邻邦以后都照此办理，而且中国和缅甸也已经一致同意这样办理。　　北京对上述主张从未背离也从未更改。自从尼赫鲁和周恩来第一次讨论边界问题时起，中国的主张中就已包含了这个建议。周恩来当时说，鉴于中国同缅甸和印度有着友好关系，所以，虽然麦克马洪线是不公正的，然而中国政府还将予以接受。周恩来就边界问题致尼赫鲁的第一封信中也曾隐约地重申了这个立场。当印度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照会中第一次书面提出阿克赛钦的要求以后，中国一贯把印度到达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同中国自己到达阿克赛钦相提并论。有的时候是以反问形式提出的，例如北京在评论空喀山口事件时指出，如果印度坚持有权在西面中国占有的领土上进行巡逻，那么中国也可以要求在东面有对等的权利；有的时候这个提法是在北京建议按照“目前实际情况”解决争端中表现出来的。中国外交文件提到有关问题时也有同样的含义；例如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对边界问题作全面阐述的照会，将印度地图在西段的画法描述为“深入中国领土”，而对东段则只是说，“边界线全线被向北推移，把原属中国的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印度境内”——两处使用了不同的时态，这是个关键。　　在高级会谈中中国方面曾明白表示，如果印度接受中国在西段的控制线，中国就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这个结论为亲身与会者所证实。会谈后，周恩来在新德里对新闻记者说：　　我们要求印度政府对西段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　　周恩来刚刚离开印度，尼赫鲁就在飞机场临时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一名记者指出说，周恩来说过就东段来说，“只有某些个别地区需要讨论”，这可以说他已经接受了印度的立场。尼赫鲁回答说，“是的”，“但是现在他们把东段同西段联在一起”。一小时以后，尼赫鲁告诉人民院说，他们“试图把东段同西段相提并论，这就是说，按照中国的说法，虽然我们没有权利留在东段，可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逐步推进到……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同印中友好协会会长潘迪特·森德拉尔(Pandit Sunder Lal，他是该会创始人，也是会见了中国代表团的极少数的印度非官方人士之一)谈话的时候，据说曾经扼要说明他称之为“有予有取”的主张如下：“你们保留你们所掌握的地方，你们也可取得存在争议而又未被双方占领的地方，而我们则保留我们所掌握的地方。”　　中国准备接受麦克马洪线，除高级会谈中讲过的或报道过的话以及会谈前后的外交信件来往中讲过的内容外，还有更为有力的证据。周恩来和他的代表团是直接从仰光来的。他们在那里同缅甸政府签订了一项边界协定，在该协定中，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 [ 注：中缅边界协议详见第二章注 ] 在这样做了以后，中国同印度划定边界时如果再要拒绝接受这条线，在外交上是不可能的，在地理上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人也许认为，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已如此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诚心诚意地肯定了印度所要求的东段边界线，因此，印度政府也许就会放弃他们那种露骨的顽固不化的态度。所有迹象表明，他们来新德里确实是期望能同印度象他们同缅甸一样地达成协议——紧接着再同尼泊尔达成协议。然而，他们发现，对印度来说，麦克马洪线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印度看来，解决边界争端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中国不仅要接受麦克马洪线，而且还必须承认阿克赛钦是印度的领土。从一九五九年底起，印度人就已看出中国建议以承认麦克马洪的划线来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而这被印度看作是，中国试图以它无理要求的东西去“换取”它非法占有的东西——“只要你宽恕我最后的一次偷窃行为，我就从此不再偷窃。”印度舆论一旦理解了中国的态度，就坚决反对任何这样的解决办法。一九六O年初，《印度时报》写道：“现状是中国侵略的产物，要以现状作为最后解决的指导原则，这是我国完全不能接受的。”同往常一样，尼赫鲁对公众的态度是非常——也可能是过分——重视的。在一九五九年底一九六O年初举行了一次会议，有尼赫鲁、潘特、皮莱(秘书长)和另一人参加，会上讨论了中国的“物物交换”的建议，据说尼赫鲁在结束讨论时这样说：“如果我把那块地方给他们，我就不是印度总理了——我决不会这样干的。”　　所以，周恩来要在这个基础上达成协议的尝试，已事先注定要遭到印度方面直截了当的拒绝。印度官员当时解释说，印度之所以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在对等的基础上接受东西两段边界的现实”的建议，是因为这个建议“有损我国北部边界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而且也损害国家领土的完整”。　　中国发现印度顽固地主张不能以承认“目前的现实”作为解决的基础，于是他们试图贯彻会谈前夕提出的一项建议，即：如果争端不能得到解决，双方应同意维持现状。要实现这样的协议只要双方在边界全线停止巡逻就行，这显然是更为局限的做法，而对尼赫鲁来说是更不易招怨的做法。在会谈的后半段，中国人就设法争取印度同意这一点，可是他们又失败了。印度的拒绝有些含糊其词。自从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以后，印度政府一直受到压力，要它把中国人赶出阿克赛钦，或者最低限度自己把军队开进那个地区，以贯彻印度的要求。议会一直警惕不让尼赫鲁作出任何足以杜绝采取这种行动的让步——因此，在会谈前夕人民同盟才向他提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去解放被中国占领地区的权利的事”。印度应该在这方面保持行动自由，这是印度方面在会谈中所要关心的首要问题。　　在这个时候，印度对边境巡逻的立场不很明朗。中国已经在边境各段停止巡逻。印度只是在东段停止了巡逻。印度对西段巡逻的立场在外交文件中是暖昧的。至少根据有案可查的记载，中国曾假定印度在西段也停止了巡逻，但要求印方对此加以澄清和正式确认。事实上，印度在西段并没有停止巡逻；他们没有派出任何巡逻队，是因为他们不能在后勤上给予支援。然而，印度政府的立场是决不能丧失向其西部领土(即中国占有的那块有争议的领土)派出巡逻队的权利；除非中国军队自动撤出，否则印度到适当时候就要行使这种权利。　　但是，如果把这一切都向周恩来说明，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公然的威胁，必然要招来对方的反驳，这就是在北京的声明里早就讲过的：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将保留采取同样行动以体现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要求。因此，正如尼赫鲁在会谈结束后明白告诉议会的那样——印度不得不转弯抹角地、含糊地拒绝接受停止边界巡逻的建议。他说：“我们觉得对于[巡逻]问题，如果说得太精确是有困难的，也是不适宜的。”中国建议：“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由于印度的反对，在公报中就改成为：“在进一步审查事实材料期间，双方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磨擦和冲突。”按照印度的解释，这只是意味着，当他们的军队开进西段中国主张的领土时，他们将不去攻击中国的阵地和巡逻队。尼赫鲁向议会解释说，就印度政府而言，“我们的士兵可以在这些地区完全自由活动，而不致引起冲突。”　　高级会谈失败了，这是从一开始就很清楚的，但是任何一方都不愿使会谈破裂。因此会谈还是进行了整整五天，但是会谈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说，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印度方面准备就这样算了；但是中国方面希望使外交上的接触继续下去。因此，双方才同意两国政府官员进行会晤，核对历史材料，并且准备一份报告，开列双方共同点和分歧点。在印度的坚持下，双方官员的工作限期四个月。对下一步的安排没有达成协议；公报只是说，两国官员的报告“应该有助于两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考虑。”　　在访问期间，印度政府不但履行了它对反对党所作的诺言，不为客人举办公众集会活动，而且还尽力不让中国代表团与私人和新闻界接触。在会谈的最后一天，外国记者向外交部提出，能否给周恩来安排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通常在这类访问结束的时候是要同记者见面的)。他们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是，当天傍晚中国代表团自行宣布：周恩来将在晚上十时三十分举行记者招待会。　　新德里的新闻记者们对印度的和来访的政治家们向来敢于尖锐提问，这是他们颇引为自豪的。印度记者甚至对尼赫鲁(他在那些日子里每月举行一次正式记者招待会)也是毫无拘束，混得很熟的样子。他们不但随时质问他，还时时同他大声辩论，对他进行规劝训导。 [ 注：除偶而发火以外，尼赫鲁总是忍受这种态度的，因此造成了一个使他的继任者会感到不好受的先例。拉·巴·夏斯特里一次在新德里举行正式记者招待会，受到的对待十分无礼，以致他从那以后再也不举行记者招待会了。英迪拉·甘地夫人最初也很少举行记者招待会。 ] 因此，在边界争端中，几乎全部是同政府站在同一立场的印度记者们，都指望着提出一大堆问题来刁难周恩来，以便暴露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对印度赤裸裸的侵略；但是，从他进入大厅(总统府里的一个圆柱厅，墙上挂着最后一任总督及其夫人的等身画像 [ 注：这两张油画最有力地象征着两国政府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存在着极大的距离。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自豪、爱国的印度人能够让这种使人回想起过去所受奴役的东西点缀他们总统府的重要厅堂。 ] )的那个时候起，周恩来就控制了整个记者招待会。　　中国人一开始先散发周恩来的声明。这个声明扼要地重申了中国的立场：边界从未划定；问题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解决；在解决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印友谊不应该、也不可能因边界问题而受到损害。声明的要点归纳为六点，周恩来称之为双方间的“共同点或者接近之点”：　　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　　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河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进行个别调整。　　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周恩来说，对以上六点，双方仍然存在着一定距离，但继续协商能够缩短并消除这个距离。然后，他宣布愿意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求他的回答能全文报道。　　记者招待会开了两个半小时， [ 注：招待会是在我提请周恩来考虑报馆截稿时间而制止发问后才结束的。翻译人员翻译得很慢，一百五十分钟的招待会才回答了二十五个问题。其中包括一个美国女记者提出的两个问题。她问周恩来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如果这个邀请并不牵涉到美国承认红色中国问题”。她并且说，看来周恩来气色极好，很不象是六十二岁的人，他是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的——是否有特别的饮食或是经常运动？周恩来回答说，“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 ] 但除人们关于双方在会谈中所采取的立场方面已知的情况外，它并未提供很多新的情况。一名记者问道，哪一个地段占去总理的时间最多，周恩来说是西段，对那一段“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他重申他的政府同中国历届政府一样，绝对不能承认麦克马洪线，因为它是“英帝国主义在它同中国西藏地方当局的秘密换文中非法画出来的”。他接着说，虽然如此，中国把那条线当作边界线，在谈判时没有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然后，他扼要说明了中国对西段的立场，并且说他曾要求印度政府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国政府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但他说：“印度政府对这个问题不完全同意。”　　一位西方记者问印方在会谈中是否提出了中国对印度进行了侵略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会谈中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且说如果印度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极不友好的。　　印度政府对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做法和内容都感到十分不愉快。尼赫鲁一等到中国人登上飞机前往加德满都，飞机在东方的天空还没有消失，就在机场上对记者谈了他的看法。他提到周恩来在“目前的现实”的基础上互让的建议时说，“在边界问题上不存在物物交换的问题。”他证实，就东段而言，中国人曾准备接受印度的主张，但说中国人“把它同西段联在一起”。　　当天早晨各报刊载说，据周恩来讲，印方在会谈中并没有谴责中国的侵略行为；这就证实了印度人士怀疑尼赫鲁对中国人还不够直截了当是有根据的。新闻记者在机场就这一点向他进行诘难，议员们在议会里也提出相同的指责。尼赫鲁当时也满口指责中国侵略，因为指责中国侵略在印度已成为表示忠于祖国和义愤填膺的口头禅。他解释说，他“不敢肯定……是不是用了侵略这个词”，但说会谈就是为着谈中国侵略的问题；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件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后来周恩来在加德满都听到以前的东道主讲了这番话是不高兴的。他说，“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是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　　尼赫鲁从机场一出来就直奔人民院，报告会谈的经过。他引述了周恩来所讲的六个要点，说印度政府并没有同意这些要点，然后对这些要点进行了草率的歪曲的分析：　　一、边界存在着争议……　　尼赫鲁：“当然存在着争议。”　　 (这是全部问题的核心。印度的立场是说整个边界线的走向不存在争议，而中国为了掩盖其领土要求，制造了虚构的争端。)　　二、……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　　尼赫鲁：“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　　 (尼赫鲁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维持现状的建议，他所根据的论点是实际情况并不清楚。他早些时候告诉周恩来说：“当有关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遵守现状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三、在确定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等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　　尼赫鲁：“以分水岭来划界可以到处适用的，这是确定了的原则。我们自然同意分水岭是很重要的因素；在山区、河谷等地区，分水岭是最重要的因素。可是这条原则也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　　 (印度把麦克马洪线说成是一条根据分水岭来画线的边界，并且坚持说，作为一条分水岭边界线，麦克马洪线就是东段的恰当的边界走向。但如果把分水岭的原则应用到西段，就会形成一条沿着喀喇昆仑山山脉的边界线，因为该山脉是中亚细亚水系同流入印度洋的水系之间的分水岭。)　　四、……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　　尼赫鲁：“我认为这一条回答了喜马拉雅山是印度、印度文化以及同所有这一切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如果中国人对喀喇昆仑山也有强烈的感情，欢迎他们这样做，我们并不反对。”　　 (对西段的争议主要是关于边界究竟应该沿着喀喇昆仑山脊，还是如印度所坚持的从喀喇昆仑山口一下子跳到北面的昆仑山脊。针对尼赫鲁反复提出印度同喜马拉雅山有着神秘的亲密感情来为麦克马洪线辩护，周恩来在这里提出中国人和喀喇昆仑山也有同样的联系。其含意是：作为中国接受麦克马洪线的交换条件，印度应该放弃它在西段越过喀喇昆仑山划定边界的要求。)　　五、……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　　尼赫鲁：“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对领土的要求没有被接受，他们就不能讨论任何问题；也许是这个意思……不很清楚。”　　 (印度对于阿克赛钦有领土要求，并且坚持在中国接受他们的要求并从那块领土上撤出去之前，对于边界的实际走向不能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尼赫鲁在这里颠倒了中国的观点，反而说中国坚持在印度接受中国的要求之前，不可能进行谈判！　　在印度看来，假如实质性的谈判当时已经开始，而中国仍然占领着阿克赛钦，情况就可能会是那样。)　　六、……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　　尼赫鲁：“这不是我所同意的。”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是中国为了消除边界的危险局势所作的尝试，以便能够将问题安然地留待日后去解决，而印度却加以拒绝。尼赫鲁当时还不准备公开宣布印度政府打算进入阿克赛钦地区巡逻——他是在公开场合讲话，好象听众里面就有中国人一样。因此，他就不能使议会里批评他的人放心。当有人就这个问题追问他时，他就感到狼狈：　　问：既然我们的总理已经说过我们同意避免冲突，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人员不能到我们的领土上去巡逻？　　尼赫鲁：……公报是说，双方应尽力设法使得边境地区的磨擦和冲突得以避免。这是我们双方都接受了的一般性的指示。我们觉得把这件事说得一清二楚是很困难的，也有点不必要。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人坐在那里，不向右边走，也不向左边走。我认为告诉他们不要采取任何显然会将他们引向冲突的步骤，这总还是对的。　　问：……如果因为我们的巡逻人员过去一到我们领土上去巡逻，就被中国人扣留，因而不让我们的人在我们的领土上巡逻，情况将会是怎么样呢？　　尼赫鲁：我们的人完全可以在这些地区自由行动而不致发生冲突。　　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已经承允，在进行实际调查期间不采取任何步骤把中国人从印度的土地上赶出去呢？　　尼赫鲁：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要末你就得进行战争，要末你就得进行会谈或叫做采取某种步骤；没有什么介乎两者之间的办法。我们不能一面为边界问题宣战，一面又谈论如何商谈或派出官方代表团。两者不能并存。)　　议会里和报刊上对会谈及其结果的评论一般地是否定的，这些评论集中地提出两项相互关联的指责。第一，由于同意双方官员进行磋商，尼赫鲁就给了中国以巩固其地位的时间；在进行毫无结果的商谈的同时，中国却“占据着我们神圣祖国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人民同盟的头目兰加在人民院讲道：“他们用肮脏的手指玷污我们祖国的土地。”第二，政府没有发表有意迫使中国“撤除其侵略”的声明。即便有些人赞成印度政府对高级会谈所采取的做法，那也如某些国大党议员所说的一样，是由于他们认为尼赫鲁的态度“坚如磐石”。一家报纸还提出，“亚洲舆论是不会忘记印度没有被中国吓倒这个事实的。”　　这个显然为中国所十分重视的高级会谈失败了。尼赫鲁说，这是由于会谈在“双方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事实的岩石上”碰碎了。其实关键是由于印度坚持其拒绝放弃、修改或者暂缓提出它对阿克赛钦领土的要求。周恩来这次南亚之行，有两处成功，一处失败。他在缅甸和尼泊尔成功地签订了友好条约和边界协定，这两个小邻国并未感到它们的强大邻国欺凌它们或对它们施加压力。在缅甸的问题上，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作为边界的基础；而对尼泊尔，中国则同意凡是有争议的地区，应该“根据平等互利、友好互让的原则进行调整”。中国地图曾把埃佛勒斯峰(Mount Everest) [ 投笔从戎注：即珠穆朗玛峰 ] 划入中国境内，引起了山峰归属问题的争论，但是中国接受了尼泊尔的(和普遍的)观点，即以顶峰作为边界的标志。中国和尼泊尔同意在双方边界两侧四十公里内不派驻武装人员。　　就中印争端而言，虽然周恩来坚持说会谈并没有失败，说它“进一步增进了了解”，但是高级会谈只是为边境局势的恶化扫清了道路。两国官员的磋商，正如尼赫鲁所预料的，只不过是提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报告。中印争端只依靠尼赫鲁称之为“事实”的东西是不可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政治妥协。而印度已经拒绝了就停止西段巡逻问题达成任何协议，目的是使他们可以自由地向中国控制的阿克赛钦领土推进，对这种推进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虽未明说，但早已做了许诺。　　高级会谈失败以后，中国的立场强硬了。再也听不到会谈以前中国所说也许印度真正误解了中国意图的提法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陈毅听完美国和印度记者向周恩来提问后，插话说，“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此后，中国对边界争端的评论也都反映了陈毅所表现的这种满腔义愤。第二章 前进政策　　我们过去以为这不过是一场游戏。他们建立一个哨所，我们也建立一个哨所。如此而已。—— 某印度陆军军官　　这是一种俄国左轮枪游戏。 [ 译者注：俄国左轮枪游戏是一种野蛮的赌博。赌博的用具是六响左轮手枪，其中有一个弹巢先已装好子弹，其余的五个弹巢则是空的。参加者手持该枪，转动左轮，然后瞄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如他转到的弹巢是空的，参加者就算胜利了。但如碰巧他转到的弹巢装有子弹，就形同自杀。 ] 印度最高当局似乎认为，他们要打的那一发的弹巢里并没有子弹。但对他们自己以及对整个国家都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是这样。那个弹巢里恰好是装上了子弹的。—— 乔·纳·乔杜里(J.N.Chaudhur)将军　　当大门被关起之后，你怎么办？要么就象个老太婆那样，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无所作为；要么就操起一把刀，或是你所有的任何其他武器，冲出去，进行战斗。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西段的互相冲突的主张（图）　　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大门并不是因德里高级会谈的失败而关闭的。印度在很早以前就关上了大门。事实上，独立后的印度新政府在执政的最初年代研究边界政策的时候，就已经把大门堵死。周恩来离开后，政府直接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从来就没有任何疑问，它已经包含在从争端开始以来印度所持的立场中。　　那就是说，阿克赛钦一直是、而且不容争辩地是印度领土。中国的主张是虚构的，是为了掩饰非法地和偷偷摸摸地夺取这块土地而炮制出来的。如果中国被发觉并且受到斥责后，仍拒绝从这一地区撤走，印度将不得不采取争论以外的其他手段去收复失地，否则这个局面就会永久化，变成是在印度方面不在场的情况下的事实上的解决。因此，从周恩来的第一次信件起到他在高级会谈中要尼赫鲁接受共同停止巡逻的方案止，印度都回避或拒绝了中国要达成一项维持一九五九年现状的协议的企图。　　政府把中国部队出现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描绘成为侵略行动，这就把要对此采取措施的责任加在自己头上。如果外交方式失败，那就得使用武力。尼赫鲁抗拒反对党要求使用炸弹、伞兵或步兵把中国部队从印度土地上撵走的叫嚷；但又象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在拒绝打仗的同时，又作出一种许诺，说如外交和谈判失败的话，政府将不会俯首接受那种局面。如直接使用军事力量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法会引起战争，因而被排除；默认边界现状的作法等于承认失败，因而也被排除；那么，在印度人面前很早就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印度时报》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的一篇社论中提出：　　新德里必须派遣有适当装备的巡逻队进入目前为中国人所占领的地区，以维护其权利，因为长期拖延下去意味着对中国占领的默认，意味着屈服于北京发出的威胁：即如果印度巡逻队胆敢进入拉达克争议地区，中国将大举越过麦克马洪线。　　周恩来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已得出同样的结论。他动身的那天，一名重要官员告诉我说，不要指望边界会恢复平静了，因为印度巡逻队就要开始搜索中国占领的地区。印度巡逻队不会进攻中国阵地(在高级会谈公报中，双方承担义务“尽一切努力……避免摩擦和冲突”)，但将插入中国据点之间的空隙地带。　　后来，这就被称为“前进政策”。这项政策不是按政府的正常程序制订出来，而是在印度政府一九六O年初所面临的处境下异乎寻常地诞生的。这项政策的制订者究竟是谁，后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些人在它带来灾难之前，吹嘘自己是它的创造者；在出笼之后，又加以抵赖。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当时的参谋局长考尔将军还对我说，前进政策是他本人想出来，“绕过克里希纳·梅农，直接兜售给尼赫鲁”的；但在他后期的谈论中，又把制订这项政策的责任推给了尼赫鲁、梅农和他自己在军队中的上司们。梅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诚实些，也比较前后一致；他承认这项政策产生于局势本身，并且坚持说，如能象“下棋”那样走下去，这项政策不一定会遭受失败。　　前进政策的目标是，第一，堵住中国人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可能路线；第二，使阿克赛钦有印度人在场，这样印度方面将不仅只是在理论上参加实施尼赫鲁所建议的共同后撤方案，而且通过外交交涉把中国人赶出这一地区的手段，也就得到实力的支持。除此之外，它从一开始就包含有破坏中国人对争议地区控制的意图，其办法是在中国各据点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派出巡逻队，切断中国的供应线，最后迫使中国部队撤走。不过上述这些目标都是在前进政策制订后才出现的，而且更多是属于原则的推论；前进政策的确是产生于印度别无其他途径可循的这个结论。　　新德里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政策的全部含义。前进政策是从这样的一个法理出发的：它假定占有本身就构成了十分之九的法律根据，因此印度只要向前走并且赖在阿克赛钦的尽可能多的地方，就会扭转它对中国的劣势，或至少取得同中国的平等地位。这个政策又是鲁莽的，因为中国人曾多次提出警告：印度如果坚持推行它在西段的主张，中国人就将跨越麦克马洪线进行报复，但印度完全置之不理。归根结蒂，这个政策是荒唐的，因为它的基本前提是：只要印度不对中国的阵地发动进攻，那末，无论印度派出多少哨所和巡逻队进入中国主张和占据的领土，中国也不会进行武力的干预。从一九五四年争端一开始，印度边界哨所在中段向前推进并同中国部队接触之后，印度就准备好对要在印度主张线内保持阵地的中国部队进行武力威胁； [ 注：例如，印度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的照会中通知北京说，在印度主张的领土上一旦发现中国武装人员即将被认为是侵略行为，并将予以抵抗。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印度警告中国说，印度边防部队将“对越境者使用武力”。北京评论说，由于两国对边界和地图的看法存在分歧，印度又把大片北京认为是中国领土的土地视为印度所有，那末，印度就会把那里的中国部队和居民称为“越境者”。这样做，新德里就赋予印度部队以“比较自由地使用武力”的权利。北京方面指出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的发生，正是这种“全权委任”的后果。 ] 但是尼赫鲁和他的同僚都绝对相信中国人不会采取同样作法。当我们回想到印度曾经在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中指控中国好战和侵略成性，那么，印度相信中国不会对侵入阿克赛钦的印度部队使用武力就更显得离奇——除非这表明，新德里心里明白：中国指控印度人在上述事件中首先进行攻击的说法是真实的。　　前进政策带有过去印度人反对英国时所采取的不合作主义的味道。不过这一次的不合作主义的成员都是武装部队，在受到攻击时能够进行还击。印度人相信自己道义上无懈可击，它能够使中国人打消进攻的念头。这种信念使人回想起他们过去也曾相信英国人不肯对他们使用武力，否则就会自己遭殃的那类想法。这似乎反映了尼赫鲁的一种看法，就是认为印度的和平天性是举世无双的，并且深信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同意这种看法。印度在全世界享有的声誉会给派往阿克赛钦的印度巡逻队披上一层道义的甲胄。　　上述这些看法都不过是空想，尤其荒唐的是：前进政策的目标之一是企图改变阿克赛钦的军事力量对比，使得印度能够用武力赶走中国人。尼赫鲁常常说，“我的整个灵魂对任何地方出现战争都有反感。”但当他把这种圣徒式的情绪收起时，也能够对战争的前景采取相当实用主义的态度。一九六一年，那时前进政策已开始推行，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讲到：“在我国的领土上发生了某种侵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首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的手段……我们要不断加强我们的阵地，以便在我们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的时候，而不是在处于劣势的时候，来应付局面。”但是，怎么能够设想，在印度坚持不懈地逐步加强自己的阵地以进攻对方的时候，中国人会坐视不顾呢？这是难以理解的。而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却真的这么相信，这不仅从西段、而且也从东段的塔格拉(Thag La)山脊下发生的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这种信念才被无情地纠正过来。　　在这一期间中，尼赫鲁关于战争问题的发言通常都是为反对党议员们的好战言论所鼓动起来的。除了共产党以外，各反对党在要求政府以武力赶走不愿从印度主张的地区撤走的中国部队问题上是一致的。在国大党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种观点给予强烈的——虽然一般是沉默的——同情。他们否认采取上述行动等于战争。马萨尼说“保卫自己的领土不等于进行战争”；“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从自己的领土上赶走土匪是战争行动。这只不过是在自己领土上进行的警察行动而已。”政府的批评者们一贯地采用“警察行动”这个字眼来描绘他们打算对中国人采取的行动。这个字眼在印度第一次是用来描绘一九四八年对海德拉巴邦所采取的军事行动，当时海德拉巴邦的大君(Nizam of Hyderabad)对邦的归属问题左右摇摆，印度的进军结束了这种状态。这个字眼后来在夺取果阿时又使用了。它意味着进行攻击或采取“警察行动”的一方不仅具有压倒一切的实力，而且具有道义上的权威，因此对于印度人的感情是双重的安慰——当然，在其他国家里提出要使用武力实现自己的目的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一九五九年底某独立人士议员在印度人民院中概括地说，“我们是个和平的国家，是联合国的成员，我们不相信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唯一的途径就是采取警察行动，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建立边界的原状，消除侵略，创造谈判的基础。”这种玩弄名词的荒唐见解，即认为改换一个名词就可以改变一个行动的性质的说法，一直遭到尼赫鲁不耐烦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就改变作法，声称战争无论如何并不一定带来最后的灾难，也不一定纯属坏事。克里帕拉尼争辩说，小的局部战争是不能完全避免的，“由于全世界的智慧，这样的战争打响之后，往往都被局部化了，而且过了一阵子就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因此，我们无需拿那种认为抵抗中国侵略就会导致世界大战和全人类的毁灭的想法来吓唬自己。世界各国会设法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的”。　　反对党的议员们喜欢提到，战争的阴云还有它光明的一面，指出战争的经验将能团结和锤炼印度的人民。——克里帕拉尼说，“斗争能使一个国家里最好的东西涌现出来，它能带来团结”，甚至战争的危险也能产生好的效果。“必须而且能够利用[对我国边界的]威胁，促成全国的团结，激发全民的干劲。”阿索卡·梅达向政府献策说：“侵略者的脚步踏上了我国的传统屏障。面临着这种情况，全国人民将愿意忍受更大的牺牲。”一幅全国同仇敌忾的幻景，对尼赫鲁也并不是没有一种浮士德式的魅力的。他幻想着，如果印度一旦面临战争，就会变成一个“军队的国家”，“我们所做的每一项活动，每一件事，以及计划等等，都服从于一项主要的事实——因为这将是一场生与死的斗争”。但更经常地，他是强调了战争对于印度、印度人民以及全世界的危险性。一九六一年底他在上院讲话中说，“印度同中国如发生战争，那将成为世界的大灾难……因为它将意味着世界大战，意味着一场无止境的战争。我们将无法在时间上对这场战争给予限制，因为中国既不可能打垮我们，我们也不可能跨过西藏进军北京。”这个一旦在喜马拉雅山发动战争就将把全世界卷进去的警告，遭到那些要求印度采取军事行动把中国人赶走的人的愤怒驳斥。一九六一年底，一家报纸在社论中写道：“一种荒唐的想法麻醉了新德里，使它变得无所作为，这种荒唐的想法就是认为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冲突会使全世界陷入一场核子大毁灭。”　　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是摇摆不定的。一开始，针对着反对党议员们的战争叫嚣，他讲到世界末日到来的大战，讲到战争的恐怖；后来，他又逐步后退，害怕人家说他对由于边界争端而激发起来的爱国热忱泼冷水，同时他承认他自己对于这种爱国热忱也感到自豪(虽然他也说过，他希望那些给他寄送用自己的鲜血写成宣誓书的青年们，能把自己的精力用于更有建设作用的方面)，因此他又重申一旦战争来临，印度决心战斗。他一方面说，擂鼓呐喊和粗暴的语言都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战争是个危险的政策；如果战争被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将进行战斗，全力以赴地进行战斗。但是，我将避免战争，尽一切可能的力量设法制止战争，因为战争是一件坏东西，是一桩危险的事情……。”另一方面，他又说，“有些事情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容忍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容忍对它的荣誉、正直品格和领土完整所进行的攻击，为了保卫这一切，就需要承担风险，甚至是严重的风险。”　　虽然尼赫鲁在战争问题上讲话的调门时高时低，但这些讲话在总体上倾向于散播一种想法，甚至给这种想法涂上一层体面的色彩：这就是，如果中国不交出阿克赛钦，印度就将同它打仗。在尼赫鲁拒绝反对党的狂热叫嚣的同时，他还是被他们牵着鼻子跑。在边界争端成为印度的一个政治问题之后不久，尼赫鲁就开始把同中国作战说成是一种可能性(他甚至在新德里欢迎周恩来的国宴讲话中还闪烁其词地提到这点)。而在这些闪烁提到最终可能爆发战争的词藻当中，字里行间所包含的一个思想总是：印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和取得了实力地位之后，将进行战争来收复它所主张的领土。中国人对印度的行动所作的反应，或者中国人为了防止印度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都可能导致战争；这些，在新德里文职官员的头脑中从来没有想到过。尼赫鲁和他的同僚们自始至终都坚信不疑地认为，无论印度在边界上干些什么事，中国都不会进行攻击。这就是前进政策的基本设想。它是对一个在军事上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邻国所进行的一场军事挑战。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是印度武装力量受到忽视的年代。特别是陆军，遭受到独立后国大党政府的继母一般的对待。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国大党人对于过去曾为外国统治服务过的人有所不满，因为国大党人自己曾因从事推翻外来统治的活动而被投入监狱或受到更恶劣的待遇。无论如何，上述继母式的态度可以从新政府的两项主要决策中得到证实。第一点就是认为不存在印度遭受任何进攻的危险性。　　这种信念远在独立之前，甚至远在一九二八年尼赫鲁的讲话中就已形成，当时他在一次对国大党的讲话中，列举了被认为可能对印度造成威胁的国家，又把这些可能性一一地排除掉，结论是“对印度不存在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即便出现任何危险，我们也能够应付”。最先，英国的防卫战略是以次大陆西北方向的入口为重心。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人吞并了中亚细亚的各小汗国，并推进到阿富汗边界以后，英国人就担心来自莫斯科方面的挑战。这种担心持续到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虽然此后不久英国人曾一度把这种想法放在一边，转而关注到同阿富汗作战的更为局部性质的可能性。尼赫鲁把这个俄国魔影说成“大抵是假想的”，他认为来自阿富汗的危险至多只是一些小规模偷袭。至于中国，那末，喜马拉雅山构成了“有效的屏障，即便是飞行大队也不能从那个方向过来”。在尼赫鲁看来，印度的面积、印度的地理战略位置、加上各大国不愿看到印度再次受到外国统治等因素，将使印度免于遭受任何大规模的外来进攻。“没有哪一个大国会容忍另一个大国取得英国过去长期享有的统治地位。如果哪一个大国竟敢作这种尝试，其他各大国就会联合起来予以严惩。大国间的相互竞争是使印度免于遭受进攻的最有效保证”。从印度独立后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国部队进行重大进攻的时候，尼赫鲁对于印度的外来威胁一直保持着这种唯理主义的和实用主义的观点。　　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里，印度并不担心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相反，担心威胁的倒是巴基斯坦。从分治前的旧印度陆军中，巴基斯坦所分得的部分，自然要小于印度分得的部分。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又是资源不足，组织不全，相形之下，印度的军事优势就显得更大了。当时印度教徒反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公开宣称要为一九四七年时所受到的“损害报仇雪耻”，要取消分治。尼赫鲁当时是断然反对这种情绪的，但要抑制这种情绪需要时间。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克什米尔战争期间，在一九五O年东、西孟加拉邦的部族屠杀重新爆发的时候，以及一九五一年克什米尔争端再度达到危急关头的时刻，印巴两国之间的战争都有一触即发之势。在以上几次事件中，印度都在旁遮普邦边界地带集结重兵，威胁拉合尔。一九五一年，巴基斯坦把印度对它的军事威胁通知了安理会，多少由于美国的外交干涉才使这次危机得以度过。　　巴基斯坦人这时认识到，他们必须要建设自己的军事力量，至少要达到能够制止对方进攻的水平，否则就要不断受到印度人进攻的威胁。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缔结条约的本领，使这一点在一九五四年变成了可能。 [ 注：巴基斯坦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更名为“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后，就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给予军援的本意是反对共产党侵略。但看来华盛顿也可能认为削弱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优势会有利于稳定南亚局势。 ] 由于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得到了美国的装备和训练，印度再想打垮巴基斯坦就不那末容易了——也不会再出现一面倒的军事对峙。印度进攻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消除了，而另一种可能出现了：就是巴基斯坦因拥有美国装备的武装力量而壮了胆，也许会试图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印度决一胜负。(这种地位的变化，表现在双方对待“非战公约”问题上态度的变化。开始，巴基斯坦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竭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尼赫鲁所拒绝；五十年代的中期以后，印度亟力主张签订公约，而为巴基斯坦所拒绝。)　　在整个的五十年代中，印度军队是单一地根据同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性布署战略和训练的，其战略思想开始是进攻，后来又转变为防御。陆军方面，由于具有职业性的审慎态度，曾建议应该对毗邻中国的北部边界的防务给予考虑，但得到的回答是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判断：没有必要进行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军方在五十年代初期还曾提出建议，要求根据美国和英国在朝鲜作战的经验，编写一本关于中国人战术思想的步兵手册，但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一位印度军官说，“使印度陆军感到十分惊讶的”是，甚至到了一九五八年，一个高级中国军事代表团还被带领去参观印度的主要军事设施。 [ 注：中国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元帅参观了南印度威灵吞的参谋学院，当时校方赠送给他一个该校校徽的银质模型——图案是一只猫头鹰。当他仔细观察这件礼品的时候，脸上出现了一股阴影，他感谢主人的好意，同时解释说，在中国猫头鹰是一种不祥之鸟，朋友之间不拿它作为吉祥的礼品相互赠送！实际上，在印度，猫头鹰也不是吉祥的东西，猫头鹰这个字眼通常是用来骂人的，意思是说对方愚蠢。但当英国人选择这个西方的智慧之鸟作为学院的校徽时，更多考虑到它的古典含义而不是当地对它的态度。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在旁遮普邦参观了一次由第四师表演的对步兵进攻的火力支援，当时第四师就是由考尔少将指挥的；四年之后，正是这个师和它当时的指挥官在同中国所进行的边界战争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　　政府的第二点政策考虑，是从第一点考虑(即认为除巴基斯坦外，印度没有同其他国家发生敌对行动的危险)引伸出来的：那就是认为国防力量的经费必须保持在仅仅能过得去的最低水平上，这样，可以供发展之用的资源就不会不必要地花费在非生产方面。　　在巴基斯坦成立时，印度从旧印度军队中分到的部分大约有二十八万名官兵。新政府在开始时就有意图要削减陆军的定额——尼赫鲁说过，一支高度机械化的、人员比较精干的部队，比一支庞大的但是装备低劣“用腿走路”的部队更为可取——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施，陆军兵员反而慢慢地扩大了。到了一九五三年，陆军官兵总数接近三十五万人，组成七个师，其中六个是步兵师——这六个师的编制以及装备、训练的标准各不相同——一个是装甲师。 [ 注：第四、第五、第十、第十九、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此外，在旁遮普邦巴地阿拉(Patiala)驻有一个独立装甲旅，在亚格拉(Agra)驻有一个伞兵旅。 ] 陆军的平时部署，反映了印度军事计划人员同前任的英国同行们相类似的考虑，就是在对巴基斯坦作战的可能和内部安全需要之间保持平衡。有三个步兵师部署在克什米尔，其中的一个营在拉达克的列城布防——而这个营当时也是面向南方，针对巴基斯坦人，而不是面向北方。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人险些占领了列城，印度军队开进拉达克正是为了对巴基斯坦人的向北运动进行抵制。印度已下定决心，如果巴基斯坦再一次用武力占领克什米尔，印度就将作出反应，进攻拉合尔；为此目的，有两个师布防在旁遮普邦作为反击力量。那个装甲师则驻扎在中印度的占西(Jhansi)。　　上述的部署状况持续到一九五六年，在此期间陆军的数量和装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九五六年那加族人发生叛乱，这就须要不断加强东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到了五十年代的后期，已经有一个整师被牵制在那加山区的游击战争中。当时东巴并不构成任何战略上的威胁；巴基斯坦军队的绝大部分都部署在西巴，其中的大部分又布防在旁遮普邦，面对印度；另外一部分布防在西北边境地区，以应付部族骚乱和可能来自阿富汗方面的骚扰——印巴分治使印度摆脱了这个来自西北方向长期存在的威胁。因为那加战役本身的要求增加，于是就把更多的印度陆军部队从旁遮普邦调到了东北地区；同时又成立起新的部队以维持印度在旁遮普的军事实力，结果陆军又开始慢慢地扩充起来。　　在一九五九年底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由于意识到边界问题可能发展为难于解决的争端，陆军的扩充变得更有目的性，也更迅速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第四师从旁遮普仓促奉调到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建立了一个新的步兵师——第十七师。在东北地区，第四师划归新的编制——第十三军领导，军部设在西隆(Shillong)，负责锡金、印度同不丹边境、东北边境特区、麦克马洪线、东巴基斯坦以及那加的防务。第四师负责麦克马洪线的防务，从不丹到缅甸一线，全长约三百六十英里；而该师的一个旅又很快奉调参加那加战斗。　　第四师的调防，对印度在东北地区的防御形势没有立即产生很大的变化。当时，从平原地带通向山麓地带的公路，没有超过几英里长的；同时在东北边境特区，根本没有一条横行的公路——从喜马拉雅山倾斜下来的高山峻岭都是南北走向，这就使得横行运动几乎不可能；要到达麦克马洪线各段，只能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前进。第四师开进东北边境特区的行动慢得出奇。一九六O年一月，一个步兵连进驻邦迪拉(Bomdi La)；到了三月，另一个连开进达旺；到了同年八月份，一个营部在达旺建立起来，另外两个营才抵达东北边境特区，第七步兵旅的旅部也在邦迪拉设立起来。军队的布防这时才慢吞吞地完成，而尼赫鲁早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就已宣布麦克马洪线的防务要由陆军直接负责。　　一直到五十年代后期，印度政界舆论始终反对增加国防开支。克里帕拉尼一九五八年在人民院讲到：　　我们一直认为，在非暴力的印度，政府决不会考虑增加军事预算；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我想这一点也会使我们的国父[甘地]在天之灵感到不安，就是最近几年的军事预算逐年增加了大约[十亿印度卢比]；而在补充要求方面的预算又增加了[一亿四千万印度卢比]……请问我们为什么要增加军事设施？　　甘地主义者从一个方面批评政府；而军方则抱怨预算限制使他们难以对现有的设施给予适当的维持，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了。克里希纳·梅农和莫拉尔吉·德赛之间的相互倾轧，加剧了军方的困难，也影响到他们主管部门之间的相互扯皮。一个美国驻新德里的记者在一九六一年写道：“如果印度真的存在近似内阁制的政府的话，那么，梅农和德赛二人之间，以及他们主管部门的顾问之间，早已闹得不可开交了。”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陆军方面的抱怨更加厉害了。在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间，陆军总部多次上书国防部长，列举了装备和供应方面的缺陷，并且提出警告说，一旦战争发生，这些缺陷将削弱部队的作战力。这些信件是当时已担任参谋局长的考尔将军所草拟的，他在最后也是最紧急的一次上书中，描述了政府的政策如何使陆军处于困境：“一方面，要求我们尽快地扩充部队，并且说，不这样做我国领土就有被外来侵略者占领的危险；另一方面，发给我们的武器、装备、弹药又是这样微不足道，使得我们不可能用以装备募集的新兵。”他还要求把他这封信提交给内阁国防委员会，这说明军人们认为克里希纳·梅农过去没有把他们的紧急警告向上反映。但这次上书，同历次上书一样，并没有产生增加军事预算拨款的效果。考尔又利用他同尼赫鲁私人接近的机会，把陆军的要求向他提出。根据他本人的叙述，尼赫鲁的答复是这样的：　　如果从国外进口部队所需要的武器和装备，就必须动用外汇，而现在外汇已感到十分短绌。国防开支过大，将使国家在经济上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情况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他说，鉴于上述原因和某些政治上的考虑，我们必须主要地依靠本国生产武器和装备，这从长远来看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最后说，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因为别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撤销或改变对我们的支持。　　这就是政府政策的有力概括。发展要受到优先考虑；外国的军事援助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将会损害印度的不结盟地位，而且也是不可靠的。解决军队的困难处境的唯一办法，是在印度境内不断建立国防工业的长远计划。这样国家的工业资源就会增加，同时军队的需求也能得到满足。在这个期间里，尼赫鲁针对着军方所提出或别人为军方所提出的申诉和警告，反复地论证了这一点。　　这种思想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不过它无法适应前进政策所承担的风险。不管前进政策本身，或者按照印度人的看法，前进政策的正当性，是由哪样的政治考虑所促成的，这样一个政策却意味着对一个比自己在军事上强大得多的邻邦进行军事挑战。当时，印度同巴基斯坦的争端还没有解决的前景，或甚至根本没有想去解决它。印度政府的政策又加给陆军一项繁重的新任务，就是在没有削减陆军在其他方面所承担的义务或在军事预算没有重大增加的情况下，要使它同世界上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大国之一进行对抗。一九六一年春天，印度已派遣了一个旅团参加联合国的军事活动，镇压在刚果发生的加丹加的分裂运动；此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印度还有一个营参加联合国在加沙地带的行动。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印度陆军的有限资源已消耗得相当大；但它又很难于表达它对这一问题的不安。印度独立以后，陆军同文职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不利于前者的。政府对于国际问题所采取的和平的，甚至是和平主义的态度，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强调，对于不结盟的坚持，所有这一切都加深了国大党历来对军人们所持有的那种不大买账的甘地主义的态度。一九五七年，梅农出任国防部长，一开始受到军方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感觉这是第一次派给了他们一位精力充沛而且在政治上适宜的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双方互不信任和互不满意的情绪就开始影响到高级军官和他们的文职上司之间的日常接触。梅农历来不是个易与共事的人：他讲话尖酸刻薄，脾气暴躁；对待同僚和下属时而怒气冲冲，表现不耐烦，时而又感到后悔，表示亲近。他对于他认为是愚蠢的人公开表示轻蔑；他又自命不凡，因此就不时地把大多数人都看作蠢人。他的这些特性使他难于同高级军官和睦相处，并且很快地结束了人们对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普遍欢迎。除了梅农同蒂迈雅将军——后者在梅农出任国防部长的同时，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 [ 注：一九五五年，撤销了总司令的头衔改称陆军参谋长，这就使陆军同其他两个军种处于同等地位。卡维克斯(L.J.Kavics)在他对这一时期的印度陆军史所做的全面研究的著述中指出，撤销总司令，而代之以“三个独立军种，各军种自行制定自己的政策，竞相从主张节俭和态度十分冷淡的政治领导方面争取预算拨款，并且各自根据严格的平等原则保持平行的机构”，结果就损害了军事领导的参谋作用。 ] ——之间个人摩擦之外，军方还感到日益担心的是，他们认为这位部长对传统上应由军人们自行处理的事务进行了不恰当的、持续不断的、因而也可以推断是别有用心的干预。蒂迈雅和他的某些同僚只是怀疑梅农没有把他们的建议和不满的意见转达给总理或内阁国防委员会；但他们却清楚地看到，梅农在提拔哪些人担任高级军官的重大问题上，对军方的建议置之不理；而正是这一点促使蒂迈雅将军提出了辞呈，引起了一九五九年的轩然大波。　　军方对梅农在提拔军官问题上进行干预感到忧虑已有一个时期，后来是集中在布里吉·莫汉·考尔(Brij Mohan Kaul)被不断提升的问题上，这个军人在以后边界战争及其前奏中扮演了一个中心的、也是灾难性的角色。　　考尔为人变幻多端，捉摸不定，他一生事业的浮沉反映了这一点。印度独立前，他在陆军中确实是不很得志；独立后，他指望爬上、而且也几乎爬上了军职的顶峰，又一下子在失败和屈辱中被赶下台。他出身于克什米尔一个中产阶级的婆罗门家庭，青年时代曾对当时民族主义运动献过殷勤，后来又获得了英国桑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为印度人保留的一个名额，并于一九三三年毕业。按照惯例在英国部队服役一年以后，他进入拉加普特那(Rajputana)步枪联队，在西北边境地区服役；但仅隔两年，就被调往陆军勤务部队任职。勤务部队薪俸比较优厚，也有更多的机会在兵站工作，在那里军官可以携带家属，生活一般地讲也比较安逸。但是，对于一个桑赫斯特学院毕业的青年军官来讲，调往勤务部队固然可以免受风险，但也丧失了作战部队提供的加官晋位的机会。根据考尔本人的叙述，他曾几次试图重返他原属的步兵团或其他步兵单位，但都没有成功。这说明，拉加普特那步枪联队不想要他回去，他不够作战部队所要求的标准。但考尔是个精力充沛、聪明漂亮的军官；对他来讲，失宠于步兵并没有关闭晋升的大门——虽然在通常情况下，这是被提升为高级将官的障碍。一九四二年，他升任代理中校，在南印度某地担任联络工作。次年，他被调往战区，在科希马(Kohima)一带指挥一个摩托化运输部队；据他后来写道，那一次他“经历了在一个作战区所通常要遭遇到的各种风险，吃了不少苦头，碰到了不少其他不愉快的事情”。没有过几个月，他又被调回基地工作，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在新德里重新担任联络工作。在将近六年的战争年代中，印度的陆军扩充得很大并且在很多战场上打过仗，而在此期间内，考尔作为桑赫斯特学院训练出来的一名正规步兵军官，却从未参加作战部队，这只能说明他被认为不适于担当作战指挥工作——或者是他本人没有去营求这项工作。　　从大战结束到印度独立的这一段时期，对于陆军和其他军种中的印度籍军官来讲，是精神上处于紧张状态的时期，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酷地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矛盾：忠于自己的上司，就会被许多同胞们看作是不忠于自己的国家。对于被英国的敌人所俘虏的二万五千名印度陆军官兵来说，这个矛盾倒是由于他们参加了同日本人并肩作战的“印度国民军”而得到了解决。考尔没有得到做出这样的抉择的机会；但他却从陆军档案中偷来了一份文件，交给了一九四五年底在德里受审讯的印度国民军军官的辩护律师们，这样来表现他自己在精神上是站在印度国民军一边的。他自己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带着明显的自豪感写出了他的这一段经历。国大党对于印度国民军的态度，在一开始的时候原是好恶参半的，但是由于后来英国人对这个问题在政治上处理不当，使得国大党的同情全面地倒向印度国民军方面，而尼赫鲁本人就曾经充当印度国民军的辩护律师之一。　　在此以前，考尔就已经设法结识尼赫鲁。尼赫鲁于一九四五年最后一次从监狱中获释并前往西姆拉会见英国总督的时候，考尔就拜见了这位未来的总理。从那以后，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溃败，考尔能够随时得到尼赫鲁的接见，而且同他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他的事业也因尼赫鲁对他经久不渝的宠信而扶摇直上。人们事后回顾，可能认为尼赫鲁在识别人品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了盲目性。这往往使他把闪闪发光的东西都当做黄金，并从而作出具有灾难性后果的任命。但当时考尔在很多方面确能使尼赫鲁对他产生好感。他机伶、漂亮、能说会道；他不但同尼赫鲁一样，是个克什米尔的婆罗门，而且还是印度总理的远亲：尼赫鲁家族的姓就是考尔，他的夫人也是考尔家族的人。 [ 注：一位曾同尼赫鲁一度亲密共事的官员(他本人既不是克什米尔人，也不是婆罗门)写道：“总理的敌人常常提到他寻求人材和发现人材总是局限于他身边的那些人，特别是克什米尔人，而其中又特别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同尼赫鲁家族有联系的人。”尼赫鲁在这方面的记录，也的确证实了人们认为尼赫鲁是偏向于克什米尔人的怀疑。他本人从来没有认为亲密的家族关系是不能任命某人担任高级职位的理由。但是可以说这些被任命的人往往具有——或者说看起来具有——优良的品质，因此也可能尼赫鲁的这种任人唯亲的作法是不自觉的。 ] 此外，考尔是个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者，这又使他同那些具有类似桑赫斯特背景的同僚军官们有很大区别，后一类人仅仅是爱国主义者而已。考尔这个人精力充沛、富有想象力，是个不大尊重那些多少有些僵化的军队传统的实干家。一位与考尔共事而没有理由喜欢考尔的军官，还是认为他具有“不少可赞赏的品质……他这人很活跃，有进取心。他头脑清楚，工作积极。他个人品行无可非议。他待人慷慨热情”。他的这些品质可能导使尼赫鲁把考尔看作一个出类拔萃、全面发展的军人，而尼赫鲁对考尔的宠爱又可能使他看不见考尔的局限性。尼赫鲁也没有看到，他同一个低级军官进行直接的、公开的来往这种作法，对于军官们的士气和纪律所产生的腐蚀作用。这种作法的危害性，自然也是随着考尔的不断晋升而加剧。　　印度独立后，考尔向上爬得很快，他首先得到的是政治上的重用，并辅之以军事上的任命。一九四六年底，他被任命为负责陆军印度化(到那时为止，在陆军中英国军官自然还占压倒多数)的委员会的秘书；接着又被派到华盛顿担任武官，其后又充任了驻联合国的印度代表团的军事顾问。一九四八年，他回到印度。这时，他希望能让他指挥一营步兵，参加克什米尔战争，但又没有成功，结果是让他领导克什米尔民兵。后来，他同当时的克什米尔邦首席部长谢赫·阿卜杜拉闹翻了。尼赫鲁把考尔调开并予提升，让他指挥一旅步兵——这次他终于调回陆军。如果考尔要在部队中继续得到提拔，这一着是必不可少的。此后，政治和军事上的任命交替进行；不久，他被派参加在朝鲜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着，被提升为少将，并指挥第四步兵师。在传统上，担任一个师的指挥工作，是被提升为少将以上军阶的必要条件，因而这是考尔生涯中又一个关键性步骤。　　到了这时，考尔也被克里希纳·梅农所看中。同样地，考尔在许多方面使得这位国防部长对他产生好感：首先，可能是由于尼赫鲁对他的明显的、尽人皆知的宠信，在尼赫鲁的提携下，考尔在十年间从一名低级联络军官一跃而为一个精锐师的指挥官；其次，是由于对考尔不满的那批高级军官当时也同梅农不合；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考尔的行政工作的干劲。最后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喧赫一时的“阿马尔(Amar)工程计划”上，这就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间考尔指挥第四师时，指令该师为官兵家属修筑约一千五百所住房的工程计划。当时陆军总部是反对动用作战步兵师参予这种修建或非战斗性工程的，而这个计划却得到克里希纳·梅农的批准。不管怎么说，当时官兵很需要住房，而工程又要在六个月左右时间内完成——当时曾授予考尔为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特别权力和独立性。不论这项工程的功过如何，很清楚的是考尔也利用了它来进行自我吹嘘。工程开始时，梅农参加了奠基典礼；当这个住房区完工时，尼赫鲁和内阁的半数成员以及一些政界人物和三军首脑都亲临剪彩。考尔还专为这个场面编写了一首爱国的小调，并要全师官兵练唱。他后来写道：“当尼赫鲁听到这首激荡人心的歌词[由两万名官兵齐唱]的时候，他感动得不得了。”　　一九五九年五月，考尔又一次被提升，这次是违反蒂迈雅将军的意愿，被提升为中将并担任陆军总部中的一项要职。当时，军需局长——这是一项主要的参谋官职，由中将衔军官担任——出缺，为考尔的晋升提供了机会。还有两名少将，普·辛·贾尼(P.S.Gyani)和库马拉曼加拉姆(P.P.Kumaramangalam)，资历都高于考尔，这是考尔晋升的障碍。蒂迈雅推荐贾尼担任军需局长。贾尼虽然过去工作成绩优异，但未指挥过步兵师，而根据陆军的晋升惯例，这二点却是提升中将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条，梅农驳回了蒂迈雅的荐举。这样，就只剩下库马拉曼加拉姆挡住了考尔的前程，而要取代他则会招致人们的反感。库马拉曼加拉姆不但过去工作成绩优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过金十字勋章(D.S.O.) [ 投笔从戎注：金十字英勇勋章(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 Order)：1886年由维多利亚女王设立，用以表彰战时功勋卓著、特别是作战行动中表现勇敢的军官。获颁者在名字中追加D.S.O.后缀。库马拉曼加拉姆于1942年5月在北非战场获得了这枚勋章。 ] ，而且还出身于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影响的家庭。 [ 注：他的父亲是苏布哈拉扬(Subharayan)博士，是马德拉斯邦的国大党领袖，他在印度独立后出任大使。博士有三个儿子：老大担任印度文官职务；他是老二；老三莫汗·库马拉曼加拉姆(Mohan Kumaramangalam)是一名共产党员。博士常讲：通过他的三个儿子，不管印度政局可能如何发展，他统统都保了险。 ] 解决的办法是创造另一个需要晋级的空缺。结果就这样办了，库马拉曼加拉姆担任了军务局长。道路已经扫清，蒂迈雅再也不能够——除非他想因这件事引起一场争执——阻挡考尔提升为军需局长；虽然他对这件事十分反感——不仅由于军需局长是个关键性的职位，还因为担任军需局长的人会成为“陆军选拔委员会” [ 注：选拔委员会由陆军参谋长、各军区司令(即西部军区司令，东部军区司令等等)及陆军总部的各主要参谋官员组成。 ] 的当然成员，从而能够对于其他军官的提拔问题施加相当的影响。　　考尔这时已成为在军官中起很大分裂作用的人物。在多数的军官食堂中，只要一提“你是亲考派，还是反考派？”的问题，大家就心照不宣。考尔又喜欢夸耀他和尼赫鲁的接近。一位高级军官曾悻然地说过：“考尔常常吹嘘这一点，他公开地吹嘘这一点。我们也常看到他总是去看望总理，他老是晚上去，晚上是总理感到最轻松的时候。”从官场的角度来看，这种接近既是考尔权势的证明，也是他的权势的来源。另一位稍低一些的高级军官回忆道：“陆军中没有一个人不非常害怕总理”；他接着讲到这位总理可不是个一般的人物：“历史上很少有人象他那样被赋予可以任意支配的全权。如果有谁讲话他能听得进去并且取得他的信任，那个人就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作为一个正走运的红人，考尔不可避免地会吸引追随者——他的批评者把这些人叫做“考尔的崽子们”。 [ 译者注：“考尔的崽子们”(Kaul-boys)在英语中与“Call-boys”谐音，后者有“侍从”的含义。 ] 由于考尔是个从无实战经验的军人，因此人们对于受到公开宠爱的人的怨恨在他身上就表现得更加强烈。长期以来，他的同级军官虽然看不起他，但对他还有些亲切感，这时亲切感也消失了。　　驳回蒂迈雅的荐举而提升考尔为中将这件事，对蒂迈雅来说，已经可以构成足够的理由来同梅农摊牌。蒂迈雅从多方面来讲是个杰出的军人，在陆军中受到很大的尊重和爱戴，然而他不愿意进行这类的斗争；后来又发生很多事情才迫使他采取行动。而他一旦行动起来又很任性，简直是草率从事，使得人家感觉他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是无能的。三军的首脑们原来对梅农都已感到厌恶。这位部长经常当着他们的下属斥责他们，嘲笑他们；他对他们态度骄横，往往为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不分白天黑夜召集他们来开会，有时到临开会时又宣布取消会议。尤其严重的是，他们感到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建议，往往被他以主观的和文不对题的理由驳回；因此，据说他们已商定准备共同往见总理，申诉对梅农的不满。但这时，就是在八月三十一日，蒂迈雅却如他后来对朋友们所讲的那样，由于一时的冲动也由于他已“忍无可忍”，写下了辞呈并递交给总理。　　陆军参谋长的辞职，使尼赫鲁处于很大的困境。当时，反对党议员和报界已经在攻击克里希纳·梅农对三军专横无理以及干预军人提升等问题。几天以前，又发生了朗久事件，政府，特别是梅农，都受到了批评，说他们忽视了边境的防务。梅农的政敌会抓住蒂迈雅辞职的事件，来证明他不适宜担任国防部长。很显然，这种压力将迫使尼赫鲁不得不让梅农退出内阁——要说起来，梅农的政敌在国大党中的数量比在反对党中还要多。梅农无论在私人方面和在政治方面同尼赫鲁都很接近。尼赫鲁很了解，对国防部长的许多攻击实际上是对他这个总理的间接的攻击。让梅农下台，就意味着屈从于这些批评，不但如此，还将意味着使内阁中国大党的更加正统和保守的分子占据优势。　　尼赫鲁以他惯有的政治手腕，处理了这个尴尬的局面。他把蒂迈雅请到自己的私邸，劝说蒂迈雅撤回辞呈。蒂迈雅本来是一时的冲动，这时也表示服贴。据蒂迈雅后来告诉同僚们说，尼赫鲁当时向他保证将亲自调查蒂迈雅所提出的不满，并将对梅农进行干预以消除军方不满的原因。蒂迈雅在同一天中递交了辞呈，又撤回了辞呈；但消息还是透露了出去，第二天早晨各报都以通栏标题报道了辞职的消息。这样，长时间来在政界流传关于梅农和军队领导人间冲突的谣言，一下子戏剧性地证实了。尼赫鲁原想避免的一场风暴刮了起来；但由于蒂迈雅已在事实上撤回了辞呈，这就加强了尼赫鲁处理这个问题的地位。尼赫鲁把整个事件说成是一场小小的风波，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蒂迈雅身上。尼赫鲁对国会说，蒂迈雅的辞职是“十分不明智的”，是“不该那么干的”，——简直是“十分反常的”。他说，国防部长和陆军参谋长之间的纠葛，归根结蒂是由于二人“在性情上”有所差异，是琐碎无聊，微不足道的。他还利用了印度政客对军人的潜在的不信任情绪，示意说在这个事件中应该维护文官的权威，并对克里希纳·梅农领导国防部的才能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当一个反对党议员问起，总理难道不该对象蒂迈雅这样一位出色的军人说一两句好话的时候，尼赫鲁不得不对这一位“很英勇的军官”表示敬意，但还是坚持说，“我不能对他的辞呈表示祝贺”。　　尼赫鲁就这样扭转了局面，利用这次流产了的辞职机会，对梅农给予赞扬，又使蒂迈雅受到一次公开的、不体面的斥责。经过这次事件，梅农更加趾高气扬，考尔地位也显著地加强了。蒂迈雅由于自行退却和接受了屈辱，在陆军中的威信受到了损害。尼赫鲁不但勾销了他将亲自调查陆军同梅农之间的纠葛的诺言，而且还公开地谴责蒂迈雅。如果蒂迈雅获悉这种情况后，再一次提出辞职并坚持到底，那末，可能以后几年的印度的历史将大大改观。事实上，蒂迈雅事件使尼赫鲁在军事问题方面更多地依靠梅农和梅农支持的一批军人。这次事件对于印度军人的教训是：从本行的角度对于文官处理军事问题提出反对意见，是得不偿失的。　　尼赫鲁对考尔的依赖，以及考尔如何超越正规的陆军惯例而为之效劳，可以从蒂迈雅事件发生后不久另一事情中得到很好的证明。一次，总理问到他朗久地面的情况，他当即自告奋勇，要亲往视察。这次旅行用了将近三周的时间。由于他连朗久都没有见到就折了回来，因而难于相信，这位中将兼军需局长所亲自完成的使命，换一个更低级的军官就不能完成。但尼赫鲁总算得到了一份目击者的情况报告，考尔也从而证明自己的确是个能够在本职之内或者超出本职不顾艰险和不怕吃苦的人。对他最严格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往返于接近朗久一地的这次旅行，对于一个年近五十岁的人来说，是要作出相当大的努力。不久，他以类似的方式搭上一架俄国造的直升飞机，飞越拉达克的一些最高的山地，进行了一次有风险的飞行试验。这次飞行是他违反梅农的指示而直接下达命令的，因为他认为梅农正责成空军不经过必要的试飞就购买俄国的飞机。　　在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驱使考尔不断地去考验或者说去表现他的勇气。也可能这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从没有指挥过部队作战，而人们在这方面对他的嘲笑，也随着他军阶的不断提升而日益增加。但他所表现的那种勇气毕竟不等于胆略，而且如后来的事件证明的那样，那种自己故意跑到炮火射程之内的作法，也并不符合高级指挥官的要求。　　一九六一年初，蒂迈雅到了退休的年龄，考尔再次提升的机会到了。蒂迈雅的继承人的人选，应在当时的南部军区司令普·恩·塔帕尔(P.N.Thapar)中将和东部军区司令托拉特(Thorat)中将二人中挑选，这两人的资历大体相当。塔帕尔的资历略高(确切地说，他的军龄比托拉特长两个月)，但托拉特过去工作成绩更优异，因此蒂迈雅推荐了后者。但蒂迈雅的荐举又被驳回，塔帕尔继任为陆军参谋长；不但如此，又不顾蒂迈雅的积极反对，任命了考尔为陆军总部参谋局长，这个职位在当时的军事领导层中仅次于陆军参谋长。 [ 注：印度陆军的组织是仿效了英国的体制。陆军参谋长下属四名主要参谋官员：即参谋局长(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军务局长(Adjutant General)，军需局长(Quarter-Master General)和军械局长(Master General of Ordnance)；四人中参谋局长占最关键的地位。他负责协调、计划、作战、训练、情报、购买武器和有关装备及其分发等项工作。他还领导其他一些重要军官，如陆军总部情报处长，作战处长等。印度后来取消了参谋局长的职务。 ] 塔帕尔是个有能力但不很出色的军官，有些喜欢取巧；同时，他的任命是由于考尔为他施加了有力的影响，因而他对考尔也感恩戴德。为了报答考尔的恩情，塔帕尔让考尔当参谋局长，虽然考尔毫不具有担负这项重任所必需的条件和经验。　　这些任命使得陆军提升的问题重新变成一项引起争执的重大问题。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孟买的一家政论杂志《潮流》(Current)上刊载了一篇署名为“一批灰溜溜的陆军军官”的来信，控诉梅农是“独立印度的恶魔”，指责他操纵晋级，制造效忠他个人的派系。信件的内容表明投书人很熟悉一些军人的历史和最近一些任命的根据，这些材料是只有某些高级军官才能掌握的。信件警告说，最近的一些任命受到操纵，其目的是为考尔早日继任陆军参谋长扫清道路。在议会中，克里帕拉尼指出：一名几乎一直担任陆军后勤工作的军官出掌参谋局，这还是第一次。他说，考尔的任命，证实了近来使得“军官们感到痛心、士兵感到不满”的“掩人耳目”的作法；最后痛斥克里希纳·梅农：“我指控他在陆军中制造派系。我指控他降低了我们部队的士气。我指控他浪费了这个贫困饥饿的国家的金钱。我指控他忽视了我国抗御共产党中国侵略的防务工作。”但梅农冷漠地否认他曾干预提拔的问题，尼赫鲁也给他撑腰，这番抗议也就平息下去了。　　考尔感觉到，由塔帕尔当陆军参谋长，自己当参谋局长，他就可以大权独揽，而他很快地也使别人都感觉到这一点。他喜爱的军官都被陆续拉进陆军总部，担任要职；可以辨别出是属于反考尔一派的高级军官则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在蒂迈雅退休的前夕，政府人士和陆军总部中有人散布谣言说他正在策划一次军事政变，甚至还讲到了具体日期(说是要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发动)。克里希纳·梅农把他个人的怀疑告诉海、空军参谋长，并警告文职官员要他们监视蒂迈雅的行动。已执行参谋局长职务的考尔，也要求蒂迈雅对被认为是可疑的部队调动做出解释。当时，在印度搞政变的条件根本不存在，这些谣言如果不是恶意的，至少也是毫无根据的。但接着又对据说是蒂迈雅在退休前夕讲过的一些话，组织了正式调查，并根据类似的指控而对托拉特将军和另一位斯·德·维尔马(S.D.Verma)中将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又没有根据通常惯例由军务局长负责领导，而是由作为参谋局长的考尔本人负责领导。对此，塔帕尔也只好同意。　　这种政治迫害的气氛在马内克肖(Sam Manekshaw)案件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马内克肖少将当时担任威灵吞的参谋学院的院长，他在资历上比考尔仅低一年，但在每一个方面都是考尔的对立面。他毕业于台拉登(Dehra Dun)的印度军事学院，虽然如此，他在态度和工作上都比考尔更接近于桑赫斯特的标准。他是个有实战经验的军人，在缅甸战场上曾荣获陆军十字勋章 [ 投笔从戎注：军功十字勋章(The Military Cross)。马内克肖在缅甸战场因异常的勇猛获得了这枚勋章。他在率领一次反攻时腹部受了重伤，师长科文少将(General Cowan)怕他死掉，赶快把自己的军功十字勋章别在他身上，并说：“死人是不能获得军功十字勋章的”。 ] ；他不大愿理睬那些政客们，更不愿理睬那些巴结奉承这些政客的军人。他敢说敢道、聪敏机智(“考尔的崽子们”这句双关话就是他创造的)，而且不掩饰他对考尔的轻蔑。　　这两个军官代表着，或者说是象征着，印度陆军军官中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倾向。马内克肖(这是个帕西族(Parsee)的名字)体现了陆军中的英国传统。在它的最好的一面是：精通本行，热爱军职，厌恶阴谋和厌恶政治(这两个名词被认为是同义语)，以及宁愿担任作战任务而不愿担任参谋任务。但这个传统也还有另外的一面，就是过多地强调英国部队军官食堂的那一套繁文缛节，而这些东西在独立后的印度往往会造成磨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多数的陆军食堂中，除了印度仆役以外，很少看到带有印度色彩的东西；在印度陆军中的印度籍军官一直居于少数地位，而且他们也都象英国人一样地英国化了：只有星期天的午餐才吃咖喱饭，而且要使用匙和叉；进食堂如不穿会餐制服，也必须要穿常礼服；不喝酒会被人认为有怪癖之嫌；吃素是士兵的事，军官没有吃素的；印度音乐象猫叫一样难听；用印度语讲话简直是丢丑。但在大战期间，随着陆军的不断扩充，新的一代和新的阶层的印度人当上了军官。他们大多是在城市里长大，出身于不那么富裕的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的家庭；他们都懂得些政治，甚至在政治上已有所从属，不象他们的上司们那样认为政治即便不是危害社会安全的东西，也是肮脏的东西。这新的一代军官的多数也适应了军官食堂的那一套传统习俗，但其中有些人却抵制和厌恶它们。对他们来讲，咖喱饭是正规的食品，而且应该用手抓来吃；无论那一种印度服装都比常礼服更可取，也更舒服；不喝酒、不吃肉只不过是根据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行事，完全可以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好恶决定。在印度独立后，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成为更加深刻的矛盾的两方斗争的课题，一方是那些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军官，责怪他们的上司们曾为英国人服务，也瞧不起他们处处模仿过去统治者的那副样子；另一方就是象马内克肖那样的人，他们认为军官食堂的礼仪的印度化，就意味着部队标准的降低。对于马内克肖一派人来说，这些传统之所以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不是由于它们来源于英国，而是由于它们历来就是陆军的传统。而他们的批评者们则认为，这不过表现了他们奴隶成性、矫揉造作，说明他们还没有能够接受印度独立的全部含义。　　考尔本人虽然属于较老的一代，但在精神上却倾向于具有更多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较年轻的一代。他在自传中说明，他很早以前就不喜欢英国人，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是企图“讨好主人，赢得廉价的声望，然后爬上去占居最高军事地位”的印度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厌恶这位颇为英国化的马内克肖。一九六一年下半年，有人报告说，马内克肖公开地对考尔进行了尖酸刻薄的嘲笑，同时也讲了一些对梅农很不尊重的话，这就为他提供了对马内克肖及其一伙进行反击的机会。如同考尔自己所讲的那样：　　我们的某些高级军官，惯于发表轻率的和有倾向性的言论，公开地反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颂扬过去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他们有时还暗示说，只有采取某种独裁统治，才能使我国的事务摆脱混乱状态。我了解到有关少数高级军官反国家的轻率言论的具体案情——其中有些话是当着外国人的面讲的。我把这些情况书面报告了……塔帕尔将军，他转达给国防部长，国防部长又上报给总理。　　于是，就组成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来审理对马内克肖的指控，指控是说他不逊地批评自己的上司和文职的领导官员，也就是说不忠诚。马内克肖进行了斗争，军事调查委员会指出他本来应该较为谨慎一些，同时不但宣布他无罪，还建议应惩处那些指控他的人——当然不是考尔，而是那些把马内克肖的一些话向上反映的下级官员。但无论如何，由于这次指控，马内克肖的提升被压下来了，而且如果没有发生一九六二年的那次大溃败，他会被迫退休，而退休时仍不过是个少将。 [ 投笔从戎注：后来(本书写作之后)，第三次印巴战争中，马内克肖在陆军参谋长任上表现杰出，获元帅衔。 ]　　马内克肖案件的教训是清楚的，它对已经受到损害的军官们的士气和团结进一步产生了破坏作用。军官们即使在朋友面前讲话，也都小心翼翼；因为大家都很清楚，要想得到提升，唯一的途径就是博得考尔及其一伙的好感。由于害怕告密而出言谨慎，再前进一步就是选词择句来讨好军职或文职的上司。使得高级军官都变得不是奉承拍马，就是唯唯诺诺，其代价之大，在后来边界战争中得到了可悲痛的证明。　　造成这一切的动机，倒不象它所产生的后果那样清楚。考尔想当陆军参谋长这一点是肯定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发生边界战争，他就会接替塔帕尔将军的职位。他是否还有更大的野心呢？一九六一年底某些印度的政治观察家认为他是有的。当时，孟买的一家政论周刊《潮流》写道：“考尔是个要当心的人物”，“他不但会当成陆军参谋长，终有一天他甚至会当成印度的总理”。但提出这种预言的思想是含糊的。“尼赫鲁对考尔将军已经有了信任，并且认为他是可以用来抵制任何破坏军队纪律和瓦解民主政治的保证。……”但《潮流》显然没有意识到这篇文章本身的矛盾，接着写道：“如果尼赫鲁想要指定一名继承人的话，他甚至可能甩开所有的那批知名的老国大党人，而不会反对选择象考尔将军这样的非正统人物。”说考尔会按照宪法的程序被选为国大党领袖，取得政权，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提法是荒诞的；但当时关于考尔的前途的推测，更多地是考虑到：通过由他发动的或由于文官统治的总崩溃而产生的一次军事政变，而使他取得政权。一个美国作家威尔斯·汉根(Welles Hangen)是这样描绘这种可能前景的：　　考尔可能把军事统治强加给印度，而同时自己又小心地躲在幕后。他自己可以充当纳赛尔式的人物，而由塔帕尔或其他年高德劭的头面人物扮演纳吉布的角色。……此外，考尔也不会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军事统治者。正如他解释自己同梅农的关系时那样，说得头头是道，他也能够巧妙地讲一堆道理，使得印度民主政治的退位变得合理化。在这个暴风骤雨式的变革世纪后半期里，他的登台表演，一定会比优柔寡断的印度民主政治干得更有劲头，更为漂亮……他会成为一切秩序爱好者们的崇拜对象。　　这种推测也有些牵强附会，这不只是由于在当时(在六十年代初期，该作家写下上面这一段话的时候)，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极小，还由于考尔的权势来源于文官统治的本身，来源于尼赫鲁和梅农对他的宠信，因而很不可能由他来领导一次军事政变。如果说考尔要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陆军以外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话，但看来考尔本人还是很可能曾经产生这种念头。上述这位作家基本上根据考尔对自己所作的高度估价写下他对考尔的颇为赞赏的长篇描绘，他曾经引证说：考尔“象一般印度人那样相信占卜而他的星占则预言终有一天他将统治印度”。 [ 注：除了威尔斯·汉根对考尔的同情的描述外，还有两种对考尔的描绘。一个就是马诺哈尔·马尔贡卡(Manohar Malgonkar)所写的一部熟悉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初期印度陆军内情的小说(书名《远方战鼓》(Distant Drum)，Asia Publishing House 一九六O年出版)，书中的一个名叫卡马拉·坎特(Kamala Kant)的角色就是影射考尔的，写的是一个好搞阴谋，有政治野心的军官，大战年代担任参谋工作，后来又回到步兵以谋求提升，之后又当上驻华盛顿的武官。他的描述笔调辛辣，是根据马内克肖派的一名军官的观点写成的。再就是考尔本人的自述，书名《没有讲过的故事》(The Untold Story)，内容毫不坦率，但却颇有启发性。该书是在他下台后为了进行自我辩解和指控他的批评者们而写的，书中提到考尔的缺点之一可能是他对他自己的人品和作用作了不切实际的理解——这其中有些沃尔特·米蒂(Walter Mitty)的味道。 ] [ 译者注：沃尔特·米蒂是美国作家詹姆斯·瑟克(James Thurker)所写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书中的米蒂是个很平凡的小人物，但喜欢从事幻想，以逃避现实。他曾梦想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起的大人物，过着煊赫一时的生活。 ]　　梅农当时的动机也招致了怀疑。人们怀疑他要在陆军中拉上一伙人，制造派系，以便为自己建立基础，一旦尼赫鲁死后，能够从而争夺政权；《印度斯坦时报》在蒂迈雅辞职事件发生时，曾提到：“梅农先生所选定的一批军官秘密集会，认为武装部队将来有一天会奉命去执行一项政治任务，他们狂妄地把自己看成是必须为这种政治任务作准备的人。”但是，认为梅农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企图建立军事基础的假想，可能只不过是反映了人们当时对他的怀疑和厌恶之深；并没有什么证据足以说明他怀有超越宪政的野心。他自己又是很讲现实的人，不会沉溺于这类梦想之中。看来，梅农是和尼赫鲁一样地委身于民主政体的；此外，他也是忠于这位总理以及总理的理想的。　　与其说梅农是想替自己搞政变铺平道路，不如讲可能他是认为他在采取措施，以制止某些高级军人搞政变。在印度政客们的头脑中，一直对军人不信任，甚至害怕他们发动政变——可能他们从来也不象西方政治学家那样相信印度文官执政体制是无懈可击和生气勃勃的。梅农干预提升，把自己的人安插到重要岗位，不让那些他特别不信任人出头，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分化陆军最高指挥部，使之不可能策划阴谋。如果对于蒂迈雅和维尔马的指控并不完全是开玩笑的话，那么，梅农及其文职的同僚们肯定是有些担心某些高级军官正在发展政治野心。　　在考尔当上了参谋局长的时候，他对陆军内部事务的影响是显著的——但他还不能影响关于军事开支或军队装备给养短缺的解决。考尔利用了他同尼赫鲁的关系，把陆军方面的意见和警告直接向尼赫鲁提出，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比那些通过惯常的途径反映问题的同僚们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些问题必须从政治上去考虑，尼赫鲁对于涉及外交政策的问题，当然宁愿依靠他自己的判断行事。因此，在听取了考尔的意见之后，根据考尔本人的记载，尼赫鲁讲到：考尔和其他的一些将军们“并没有充分理解形势。……无论是中国还是巴基斯坦，除了制造紧张之外，都不可能挑起一场[同印度的]战争，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是前进政策的一条基本前提——就是认为中国人不会对它做出有力的反应。此外，直到一九六二年十月十日为止，考尔还强烈地支持与此有关的一个假想，就是认为在任何小规模的冲突中，印度陆军都会击败中国部队。　　前进政策形成的时间，也就是说印度有一天要把巡逻队和哨所推进到中国人所占领地区这种设想变为实际行动的意图的时间，可以追溯到一九六O年初。但直到一九六一年底，这个政策才真正付诸实行。从开始采纳这个政策到开始企图贯彻这个政策，时间拖了这么长，这反映出陆军方面不愿意实施一项军事上绝对办不到的方针。　　印度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底时的政策，如尼赫鲁在他同年九月的备忘录中所提到的那样，是维持边境现状，并审慎地避免任何“不只是大规模的、甚至是小规模的”挑衅。 [ 注：见第一章第二节 ] 这样的政策也反映在当时陆军总部发给各有关军区司令部的指令中。十一月份，东部军区接到指令，要让全体官兵了解“我们必须避免同中国人进行实际的冲突，除非这种冲突的确是强加到我们头上”，而且任何巡逻队都不得进入距离麦克马洪线二英里以内的地段——唯有哨所恰好建立在这条线上的地区(如兼则马尼)除外。一九六O年二月，西部军区接到命令，要他们大体沿着穆尔古(Murgo)、错格斯察鲁(Tsogstsalu)、波布朗(Phobrang)、楚舒勒、碟穆绰克一线建立据点，并阻止中国人进一步入侵。当时，印度方面认为中国在最西部的阵地是在克孜勒吉勒尕(Qizil Jilga)、迪拉山口(Dehra La)、萨木崇岭(Samzungling)(地处加勒万河畔)、空喀山口及库尔纳克堡(Khurnak Fort)等地；因此，即使印度人建立了上述据点，双方隔开还有二十至五十英里的距离(碟穆绰克除外，该地距中国主要公路的南端不到二十英里)。　　但陆军即便对这样有限的和防御性的任务，也感到力量不足。当时在拉达克只有查谟和克什米尔民兵团 [ 注：这是一支在本地招募的轻装备的部队。这支部队在一九六二年的战争中打得很出色，因而转为正式部队，并更名为拉达克侦察部队(Ladakh Scouts)。 ] 的两个营——既没有正规部队，也没有支援火力。当时没有通向西部边境地区的公路，该地区内部也没有公路。从斯林那加(Srinagar)到列城之间的筑路工程，在一九五四年就开始了，四年之后又停顿下来，等候关于该工程开支方面贪污问题的调查结果。要到列城，只有一条骡子走的小道，或靠空运。列城和楚舒勒二地还有飞机跑道，而其他地方只能靠空投供应。当时根据西部军区的估计，除了已在该地区的两个民兵营以外，它还需要一个旅团(五个步兵营加上支援火力)。　　提出上述要求一方面是根据这样的情报：就是说中国在该地区已经集结了一个团的兵力(相当于印度的一个旅)，外加包括某些装甲部队在内的支援火力；同时中国的公路网已向前延伸得很远，这也使中国部队在供应和调动上都占有很大优势。西部军区要求在一九六O年内调来四个营，在一九六一年再调来一个营。　　一九六O年五月，国防部在克里希纳·梅农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陆军在从什约克(Shyok)通向北面的古时商路上占据阵地，并在尽可能靠近喀喇昆仑山口的地方建立一个哨所。在完成上述任务后，将试探沿奇普恰普河谷向东进行巡逻的可能性。在目前，要对未被占领的地区进行巡逻；但部队应避免冲突，如果同中国人遭遇，就向上级报告对方的阵地，而不要企图赶走对方。这个决议可以说是朝着贯彻前进政策的方向作了某种试探，但还远远不是明确的和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训令。　　这样的训令第一次出现在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外事秘书苏·杜德(S.Dutt)签署的一份文件中。文件指出：并没有限制印度方面派出巡逻队(尼赫鲁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当然是避免了承担这样的义务)；所承担的唯一义务是避免边境冲突。因此，文件建议在西段应采取更加积极的巡逻政策；部队应避开中国的哨所，如果在那些地区，根据已知的情况，中国人尚未立足，就应毫不犹豫地跨越中国主张线进入那些地区巡逻并建立哨所，但无论如何，仍应命令部队不得对中国的哨所和巡逻队使用武力。　　这份文件送交给国防部，国防部又转给了陆军总部，但在以后的三个月内下达给部队的命令中并没有传达这个精神。在杜德签署了文件后的第四天，陆军总部发给西部军区的一份电报中事实上又重申了过去下达的命令。电报说，政府的政策是保持边界的现状，“坚守现由我方控制的，在国际边界我们一方的阵地。至于说到有争议的地区，则应维持过去一个时期来存在着的现状”。根据这项政策，陆军还必须“对于无争议和(或)未被占领的地区施行有效的控制，[并且]阻止对我国领土的进一步入侵”，电报接着写道，“这在某些情况下就要求向前进行巡逻，并且在我们目前的防御阵地的前方建立新的……哨所”。电文在关于实际行动部分的结尾，命令部队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任何冲突，只有在自卫的情况下才能开火。陆军总部的电报，一方面反映了杜德的文件中要求在西段进行更积极的巡逻的措词，同时又审慎地删掉了它的核心，即要求印度部队进入中国所主张的领土。陆军总部的指令只提到“无争议和(或)未被占领”的地区——这就是说，是指那些在中国主张线以外的印度方面还没有建立哨所或派遣巡逻队进入的地区。　　从一九六O年八、九月间陆军总部下达的一些新指示中，可以推断出印度政府曾催促军方，要他们在西段的巡逻向前推进。训令通知西部军区，可以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所主张但尚未占领的地区，“以便弄清楚中国入侵的范围，[并且]保证不使中国部队向至今尚未建立固定哨所的地区继续推进”。这份电报规定要实施前进政策；但它是说可以做，而不是说必须做。是否派遣巡逻队进入中国主张的领土，将由西部军区根据战术上和后勤上的考虑，斟酌决定。印度政府在发出指示时没有充分考虑到军事因素，因此，陆军总部在执行政府指示方面显然是采取了拖延的态度。　　陆军总部在向西部军区下达上述新指示的同时，也向文官们提出了警告，指出政府所催促执行的向前推进巡逻的做法，在军事上将招致严重的风险。在参谋局递交给国防部的一份文件中指出：政府所要求的向前推进巡逻的做法，将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可能使目前处于平静状态的国际边界，变得沸腾起来”。它接着讲到：运输和给养方面的巨大困难，妨碍了增派新部队，陆军以其现有的有限兵力，将不可能有效地对抗中国的大规模入侵。(当时，蒂迈雅仍担任陆军参谋长，这份文件是由当时的参谋局长莱·普·森(L.P.Sen)中将执笔的。)　　国防部把这个警告转达给外事秘书，他就评论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五月份做出的决议到现在还没有付诸实行。”陆军总部受到了质问，要他们解释为什么对政府的一项重要和紧急的指示，在执行上表现拖拉。　　无论在当时或在以后的时候，文职人员——包括官员和政界人士在内——都没有能够理解后勤决定着陆军的能力，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对方做出反应的可能便制定政策。对于外交部、内阁秘书处和国防部的官员们来说，他们所认为是被中国非法占领的西段领土问题，基本上是个政治问题，运用政治手腕就可以把中国人赶走。他们不象军人们那样，把前进政策看做是对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家所进行的军事挑战，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微妙的外交手法的必要的和有形的延续。他们认为，采用和平的，甚至是非暴力的方法，派出巡逻队巡逻有争议的地区，并在这个地区插满印度的旗杆，就可以不放一枪地——除了偶然发生的小冲突外——把阿克赛钦搞回来。文职人员们对军人们的因循拖拉表示不满，而且当陆军总部及其下属提出由于运输和给养上的困难，文官们要求部队执行的任务根本无法完成时，他们感到不快和不能理解。这一切不只反映了他们确信中国方面不会做出有力反应，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一切军事问题的完全无知。一位曾任国防秘书的有声望的印度文官说过：“印度文官们对军事问题是完完全全无知的……这是一个不言自明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印度政府，包括文官和政界人士在内，对于军事和技术问题都没有经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和技术问题已成了英、美文官训练内容的一部分)。印度文官对军事和技术问题缺乏经验，再加上国大党政客们从印度独立前承袭下来的那种对军人的疏远和不信任，很可以说明他们为什么不能把政治上的决定同军事上的因素结合起来，终于导致了边境战争和印度的溃败。 [ 注：印度人接受了这个教训。在一九六五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短期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导之间就结合得很好。 ]　　由于文职人员对军事问题的无知而产生的更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们不理睬军人们所提出的警告和异议，认为它们是别有用心的和毫不相干的，甚至指责军人办事拖拉、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一九六一年初，尼赫鲁为了对付议员们的批评，在议会中声称：西段的军事形势已变得有利于印度。当时负责西段的军长维尔马将军从报上看到了这段消息后，立即上书给他的上司塔帕尔将军，指出总理的讲话不符合当前的事实。维尔马在后来写给塔帕尔将军的报告中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点，并要求把他的信件转呈陆军总部备案，借以表示他与总理所提出的关于军事形势的那种令人误会的乐观看法毫无瓜葛。塔帕尔要他撤回他的信件，告诉他说：政府充分了解西段的真实情况，尼赫鲁的讲话只不过是说给公众听听而已。但维尔马依然坚持。　　此后不久，莱·普·森中将出任东部军区司令，道拉特·辛格(Daulat Singh)中将任西部军区司令，这样，维尔马就被超越了。象他那样资历的军官被超越，按照传统习惯是要提出辞职的。于是，维尔马立即递交了辞呈。接着，就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导致了前面讲过的正式调查。文职情报人员把维尔马的档案从头到尾细细地翻阅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足以定罪的内容。但维尔马的退休金却被扣押了一年未予发放，直到他亲自向尼赫鲁申诉后才付清。这个事件的教训是十分清楚的：敢讲话的军官受到打击；不吭气的或看上级眼色说话的人受到赏识；而那些耿直和爱提意见的人则不受欢迎。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一批军官接管了陆军总部，他们对文职人员的要求百依百顺，并下定决心置军职的基本规程和据而提出的一切意见于不顾。从此以后，印度政府就听不到来自军队中下层的日益急迫的警告和抗议，而迅速地奔向灾难了。　　不管文官们和政客们在一九六O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的要求和态度怎样，这些要求还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碰了壁——或者说在拉达克东北部难以通过的高山峻岭面前碰了壁。西部军区要求在一九六一年底以前必须调来五个步兵营到西段，结果只有一个营按期调来。这个营(第八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于一九六一年夏调来后，印度在西段的兵力只有三个营(其中两个营是民兵)，没有支援火力，统一受驻防列城的一个旅部指挥。这几个营所建立的哨所和工事仍然是沿着陆军总部一九六O年二月下达的命令中所规定的一线——除碟穆绰克一地外，都没有跨越中国主张线。政府要求向前推进的压力，遭到有关军区的抵制，他们不愿把部队派往他们无法得到接济和支援的地段去。在维尔马将军指挥负责该地区防务的第十五军期间，只是碟穆绰克周围的某些哨所有所推进。一九六一年春维尔马辞职后，在喀喇昆仑山口下一个叫斗拉特别奥里地(Daulat Beg Oldi)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原来他反对建立的哨所；而这个地方也还是在中国所主张的领土之外。直到这时前进政策仍不过是个行动意图而已。　　到了一九六一年中期，印度在西段的兵力经过极大的困难才稍有加强，但与中国对比，它的地位则发生了急剧的、不利的变化。当时，印度的公路还没有修到列城(一九六一年十月运输队第一次试验性地通车到这个地方，在此以前部队给养全靠空运或骡驮)，而中国人修筑的公路支线已到达他们最西部的哨所。中国人施工处的地形相对平坦，并拥有充分的劳力和筑路装备。新德里把中国人在阿克赛钦的加紧活动看做是一种带有挑衅性质，甚至是威胁性质的发展。除了某些军人之外，没有任何人曾经想到中国人会对印度的外交姿态和军事集结——虽然是小规模的、缓慢的——做出反应。看到了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军人后来曾提醒政府：阿克赛钦公路是中国的一条重要战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动威胁到它，即便是遥远地威胁到它，中国将会做出强烈的反应。 [ 注：见本章下文 ]　　到了一九六O年底，印度军事情报部门对中国在西段的兵力重新作了估计，认为中国的兵力为一个师，还有一些装甲部队，此外中国的公路网和摩托化运输使他们具有高度的机动性。于是，西部军区向陆军总部提出，为了遏制中国的威胁，需要部署一个整师的印度部队。　　需要的是一个师，而印度能部署的军队只有一个正规营和两个民兵营。中国集结的速度和力量，远远地超过了艰难行进的印度人，这种情况突出地说明了前进政策在军事上是不现实的——但印度政府看不到这一点，还是继续催促推行这个政策。　　印度政府要推行这个政策，并不是由于公众的压力。在一九六O年四月新德里高级会谈的高潮过去之后，公众对于边境争端的兴趣就冷下来了。六十年代是印度困难不断增加的年代。独立初期的那种勇往直前的乐观情绪和对国家前途的高度信心，很快地消失了，政府和公众在一九六O年面临着许多比中国人出现在人迹难到的阿克赛钦荒原更形迫切的问题。印度人称之为“分裂倾向”的某些地区和部族要求独立性，使新德里开始感到忧虑。经过长期的骚动之后，中央政府做出了让步，把它曾希望能保持使用两种语言的孟买邦划分为二，但坚决反对锡克族人自己建立一个邦的要求。 [ 注：一九六六年底终于同意了这个要求。 ] 在东北部，那加族人继续进行着要求分治的游击战争；在南印度出现了反对以印地语作为全国官方语文的骚动；克什米尔问题倒还平静，但远没有解决。第三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人们在头两个五年计划提出时所具有的信心，现已丧失殆尽；这种信心现在只能在计划规定的指标上还有所反映，但人们对这些指标的实现已不抱任何希望了。　　在外交事务方面，一九六O年九月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印度河水条约，这似乎表明：只要双方怀有诚意、耐心和进行公平的调解，最棘手的争端也终能得到解决。但在条约签订后尼赫鲁和阿尤布的会谈却说明克什米尔依然是问题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所愿做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巴基斯坦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尼赫鲁的会谈使阿尤布深刻地认识到：希望说服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同意达成某种可接受的妥协方案是不现实的，从此印、巴关系不断恶化，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九月爆发了战争。　　在这个时候以前，巴基斯坦及其西方盟国一直满怀希望想在次大陆搞联合防御。这种想法早在印、巴分治的时候就产生了，当时曾考虑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联合防御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尼赫鲁还在制宪会议中讲到：“联合防御的问题，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都是个重要的问题；当条件成熟的时候，政府将乐于考虑这一问题。”但当一九五九年，阿尤布总统提出了联合防御的建议时，情况已大有变化，尼赫鲁马上就打掉了这个建议，反问道，“联合防御吗——防什么人？”　　在阿尤布的建议中没有公开说出的含义是：只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妥协(这就意味着至少要把克什米尔河谷让给巴基斯坦)，那么，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可以结束争端，并协调双方的防御政策；这就足以使印度感到整个联合防御的念头是荒唐的。此外，巴基斯坦又是中央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因而在尼赫鲁看来，任何引向联合防御的行动，都将导致同西方集团的挂钩，从而损害印度在对外关系上的基本立场。在巴基斯坦看来，这个念头本身同样是不现实的：巴基斯坦认为，只有印度是对它造成威胁的国家，正如印度认为对它造成威胁的只有巴基斯坦一样。阿尤布总统所提出的“联合防御”的建议，只不过是巴基斯坦用以哄骗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玩的一个把戏，这些人喜欢把几个相互联结的防御条约想象为沿着中国边境而建立的强大而又能遏制的锁链。巴基斯坦提出的联防建议不过是要说明：由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不妥协态度，给共产党进攻整个次大陆提供了机会——事实上，尽管巴基斯坦是一些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它同印度一样认为这种可能性是远非现实的。　　一九六O年新德里高级会谈后，中印边境起初比较平静，只出现过一些孤立的和微不足道的事件。但这些事件也成为双方相互提出正式抗议的根据，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两国总理关于避免摩擦的协议。双方也抗议对方飞机越境。北京说，飞越印度东北部高空的不是中国飞机，而是从曼谷起飞的美国间谍飞机 [ 注：在一九六一年中期，有这样的一架从福摩萨起飞的飞机在缅甸上空被击落。 ] ；中国方面又转而抗议印度飞机飞越阿克赛钦。新德里拒绝了这个指责，但并没有否认它，因为对印度政府来讲，在阿克赛钦中国占领的领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中国领空。　　两国在边境的对方地区定居的国民，也尝到了争端的恶果。在西藏的印度商贩和放债人感到障碍愈来愈多；印度指责说，被认为是印度国民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受到了刁难和恐吓。中国回答说，这些人除非自愿选择印度国籍，应当作中国人看待，并否认有任何人受到虐待——参与了最近的暴乱的人除外。中国就某些居住在加尔各答和噶伦堡的中国人被驱逐出境一事，提出指责；印度回答说，被驱逐的几个住在印度的中国人，曾从事于损害印度国家利益的活动。印度在中国驻噶伦堡的商务机构周围布置了岗哨，驻西藏的印度商务机构以及根据一九五四年协定进行旅行的印度官员，也遇到愈来愈多的困难。八月份，印度政府驱逐了新华社记者，并封闭了新华社在新德里的分社，说新华社记者“不是从没有什么地位的报纸、就是从反对政府的报纸……选用批评性的评论并突出报道与政府相反的意见”，因而他的报道所描绘的印度的形象是片面的。 [ 注：这是印度政府到目前为止所驱逐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一名外国常驻记者。政府官员对被认为是消极甚至是反印度的报道虽然感到不快，但是不使这种不快发展为制裁。新德里对外国记者来说还是个最自由的首都之一。 ] 印度抗议中国有关当局没收了一名印度香客所携带的草药；中国回答说，这些药品有很大的毒性。中国提出，印度哨兵曾举枪威胁一名前往噶伦堡中国商代处送豆腐、进行正当的买卖的商贩。印度回答说，最后还是让那个商贩进去了。　　双方官员会晤审查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这是一九六O年四月高级会谈的唯一成果——于六月中旬在北京开始，九月在新德里继续进行，十一月-十二月在仰光举行了另一次会晤后结束。正如尼赫鲁所预见到的，双方提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的报告，报告虽然篇幅很长，但不过是对双方在外交信件中已经阐述了的论点的加工和修饰。在上述会晤中，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了一份标明他们对传统习惯线走向的看法的地图，这份地图同周恩来所说正确地标明了西段习惯边界的一九五六年的地图是不一致的。印度人抗议说，这份新地图对他们的领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两份地图间的差异被称为“偷偷摸摸进行绘图上的侵略”，此后，新德里又在其外交争论中和宣传中，就中国的“一九五六的要求”和“一九六O的要求”之间的差异大做文章。　　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全图是个小比例图，边界线又画得很粗，线本身按比例就占有约十英里的宽度。这张图 [ 注：一九五六年的中国地图已收印在《印度北方边境图集》(一九六O年新德里出版)中，为图集中的第三十八张图。一九六O年的中国地图见《官员报告》第二六四页对面附图。可以指出，有时两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取得协议后，双方地图若放在一起比较，仍可能有显著差别。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协议的双方附图就是个例证。只有对边界进行了联合勘测以后，才能指望双方的地图完全一致。 ] 标出的中、印边界西段，是从喀喇昆仑山口走向东南(而不是印度所主张那样大体走向东北)。一九六O年官员会晤中，中国方面提供的地图肯定了这个走向，它所标明的边界是从喀喇昆仑山口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走向东南，而不是象印度所主张的那样翻过昆仑山脉走向北面。但如把这两张图叠放在一起比较，也可以看出两图在这一段边界标记的走向稍有差异。由于这是两张不同的地图，使用不同的比例，这样的差异是当然会有的；这种差异可以是由于两图在测绘上的差别而产生——譬如说，在两张图上连接两地的同一条线所经过的经纬度可能稍有不同。一九六O年的中国地图也是个小比例图，画出了中、印边界全线各段；中国提出的理由是，由于他们所画的只是一条“传统习惯线”，而不是一条正式划定的边界线，所以只能标明大体近似的边界走向，否则是不现实的。印度人则坚持他们所主张的边界线是绝对的、确定的，并且断然地、详细地标明了他们的主张线，同时又指出两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不同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态度暧昧隐晦，有意在今后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　　中国早些时候(一九五六年)的那份地图上并没有、而且从它的性质来看也不可能标明精确的边界走向，中国所说的“传统习惯线”在图面上的唯一明确的表达，就是一九六O年那份地图。因此，印度以两份地图的严格对比为根据，指控中国不断提出愈来愈多的领土要求，这种作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也是缺乏根据的。　　双方在一九六O年官员会晤中，都提供了不少地图，支持各自的主张。西方的制图家所绘制的地图过去和现在都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但是他们的地图对印度边界的画法，或是直接地以印度测量局的地图为依据，或是间接地依照牛津大学出版社或《泰晤士报》印行的，被认为是权威的地图集的画法。因此，为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地图广泛刊载的、约翰逊-阿尔达所主张的超越喀喇昆仑山的印度边界，出现在本世纪中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地图上——也继续出现在到目前为止刊行的地图上。另外一些制图师则采纳了一九五四年后印度对于中印边界西段的画法。至于说到东段，英国人很长时期没有把麦克马洪线刊印到自己的地图上，后来一般在制图中也延续了这种作法。这使得尼赫鲁所写的那本《印度的发现》(一九四六年)书中所采用的地图，也是把东北边界划在山麓小丘之下，而且根本没有标出麦克马洪线。中国人在他们的论辩和宣传中对此做了不少文章，这是可以理解的。　　从边界争端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已发行的地图都没有很大的作为确证的价值；这些地图更多地反映了某制图师——或某政府——对于边界应该在哪里的看法，而不是边界确切走向的客观资料。只反映印度对边界看法的地图目前广泛流行，可能是由于印度政府禁止了不根据它的看法标明边界走向的书籍入口——而对不少书刊的销售来讲，印度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市场。　　一九六O年高级会谈之后，关于边界争端是非问题的论辩也沉寂下来；到了当年年底，又在中国和缅甸签订的边界条约问题上重开争端，双方就此问题交换了一系列措词尖锐的照会。这是中国为解决边界问题所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当时中国同尼泊尔已达成谅解，但还仅只是处于正式协议的阶段)，因此，它是值得研究的。 [ 注：有关中缅解决边界问题的分析，可参看多萝西·伍德曼所著《缅甸的形成》(The Making of Burma)，伦敦Cresset一九六二年出版；以及达夫尼·惠塔姆(Daphne E.Whittam)在《太平洋事务》季刊(Pacific Affairs)第34卷第178页和加塔特(N.M.Ghatate)在《印度季刊》(India Quarterly)一九六八年一月至三月一刊中所撰文章。 ] 此外，它和中印争端也是有联系的。　　缅甸从一八八六年到一九三七年是印度的一个行省，从那以后到缅甸独立前又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殖民地受英国的统治。英国在缅甸的边界问题上，与它在次大陆的其他的边界问题上不同，比较顺利地同中国达成了协议。十八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些条约，以及英、中两国一九四一年交换的照会，确定了边界的中段和南段的大部分；但北段，也就是大约从北纬二十五度到中、缅，印三国交界处，并未划定。麦克马洪线延伸到北段的部分地区，但中国既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的这一段，也没有承认在它西面的麦克马洪线的主体。一九四八年，中国国民党政府通知新独立的缅甸政府说，缅甸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是不能接受的(它也同样地通知了印度)。一九五O年，缅甸向北京的新政府提出建议，要求谈判边界问题。中国人把它拖了下来。一九五五年，缅甸部队在瓦邦(Wa State)边境地带追击逃窜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时，同执行同一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发生冲突，从而使这个问题变成急待解决的问题。缅甸认为瓦邦以及在北纬二十五度以北的一大块，是自己的领土，中国在自己的地图上认为这是属于中国的。双方有争议的地区共约七万平方英里。缅甸要求中国将部队撤出瓦邦，退到英国人一九四一年提出的边界线外，中国人回答说，他们不承认这条线——虽然国民党政府曾同意过这条线。　　这样，缅甸和中国就面临着四年以后印度和中国所面临的同样局面。中国的地图对缅甸认为是属于它的一大片地区提出了要求(同缅甸本身的面积相比较，这片地区的确很大，超过了缅甸领土的四分之一)，北京否认英国人过去企图确定的边界，主张边界必须重新谈判。一九五五年的冲突，是比后来朗久和空喀山口交火事件规模更大的冲突，显示出危险。但缅甸并没有象印度后来那样，指控中国侵略，把缅甸国旗插到英国所主张的边界上，拒绝谈判；相反地，缅甸总理吴努于一九五六年访问了北京，寻求解决。他发现：中国断然否定过去同英国达成的边境协议，而在事实上却准备就以英国所建议的边境线作为谈判的基础。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是包含在“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些边界线的来源，这些条约是英国强加给中国头上的，而不是英国所建议的边界走向本身。北京并不愿接受这样的划线，中国在历史上也的确反对过这样的划线(甚至在一九三五年把争端提交国联)；但独立的缅甸继承了英国的主张，而缅甸政府又是同中国友好的，因此北京准备以此作为谈判解决的基础。　　中国提出了吴努称之为解决中缅边境全程的一揽子交易。中国建议：两国边界在北部沿着麦克马洪(当然，没有提到这个讨厌的名字)所划的线；然后通过萨尔温-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联结到同英国签订的条约中已划定的边界。中国对处于英国建议线缅甸一侧名叫片马地区的三个村庄，提出了要求，并说缅甸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对“南碗指定区”(Namwan assigned tract) [ 译者注：按即“猛卯三角地区”。 ] 保持的“永租”的旧有安排应予废除，因为它违反时代精神。中国人说，他们所设想的关于南碗地区的新安排是仍让缅甸占有该地，因为中国注意到联结缅甸两个省份的一条重要公路经过该地。缅甸方面则应象英国人一样，承认中国长期以来对片马几个村庄的要求是合理的。吴努在把中国的一揽子建议提交议会讨论时说，这是一项公平合理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但在两国外交交涉中，对这项一揽子建议的解释发生了分歧。中国同意把南碗地区让给缅甸，希望缅甸给与大小相当的地区做为交换；中国还主张片马村庄应是包括约一百五十平方英里的地区，而缅甸说它只有五十六平方英里。这时缅甸的政治舆论已开始在边境争端的问题上喧嚷起来，吴努的回旋余地也受到了限制，直到一九五八年奈温将军夺取政权以前，谈判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奈温上台后重开谈判，他在其他方面都坚持了其前任的立场，只是同意以一块大小相当的地区交换南碗地区。他表示愿亲往北京，达成协议。在北京谈判五天后，奈温在一九六O年一月二十八日签署了边界协议，协议肯定了缅甸独立以来所寻求的边界线；协议的边界线，除了几处微小的差异外，就是英国过去所主张的边境线。 [ 注：中国肯定了一八九四、一八九七和一九四一年同英国签订的协定，并接受了在最北部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中国让出了南碗地区，并放弃了根据一九四一年协定所赋予的，可在边境的缅甸一方开发某些矿产的权利。缅甸方面则让出了片马地区五十九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在一九四一年线缅甸一方毗邻中国的一块土地，这样，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就“调整了[班洪和班老]部落辖区被一九四一年线不合理地分割为中国和缅甸两部分的状态”，这个地区约六十五平方英里，和南碗地区的面积相同，双方对有关地区界限的不同看法将由联合边界委员会解决，委员会将测量、划定边界，并起草边界条约。 ] 奈温赞扬了中国人和他自己在解决一个“将近一百年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时的政治家风度。后来，吴努(他在此后不久又重任总理)又颂扬了中国领导人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所表现的“善意和谅解”。周恩来后来讲到，中缅边界问题要比中印之间的问题复杂得多。　　中国人立即指出这个协议对那些“寻求合理地解决其边境争端的亚洲国家”所提供的教训；北京的《人民日报》接着问道：“中国和缅甸之间能够办到的事情，为什么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之间不能办到？”但当奈温将军在北京签署了一个条约，表明中国接受了麦克马洪线的走向时，尼赫鲁却仍然拒绝同周恩来会见讨论中印边界问题。　　印度忽视了缅甸和中国的协议对于印度自己的边界争端所具有的积极含义，而且直到一九六O年十月这个协议变成了正式条约之前，没有对它发表过评论。 [ 注：中缅边界的勘界、划界工作进行得很快——虽然那里的地形使这项工作变得十分艰巨——在吴努再一次访问北京参加一九六O年十月一日国庆典礼时，条约已制定完毕，等待签字。 ] 缅甸和印度接壤，因而中缅边界的西端必然成为中印边界的东端；由于中印边界争执未决，这就给中、缅双方在起草上造成了问题。 [ 注：中国和巴基斯坦解决它们之间的边界问题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中巴边界与巴基斯坦-阿富汗边界，即杜兰线相接，而阿富汗对杜兰线是有异议的。 ] 他们设法避开了这个问题，在条约的措词上只提到他们的共同边界的“西端”，而未标明它的位置。但条约有一个附图，在图上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了；每一条线——除非是圆圈——最终都要有一个终点。条约的附图标出中缅边界的终点在底富山口(Diphu Pass)，与麦克马洪线的划法一致， [ 注：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由英国和西藏两方代表签署的地图上，清楚地标明了底富山口，地图的比例是一英寸等于八英里，麦克马洪所划的线恰好穿过底富山口。 ] 这看来是给予了印度坚持以麦克马洪线作为中印边界的主张以新的有力论据。但是印度不单是抓住这一点，而且争辩说，三国交界处不是在底富山口，而是在底富山口以北五英里！ [ 注：这个矛盾产生于英国人改变主意的结果。麦克马洪原来的划线是穿过底富山口，但后来的测量表明，对英国来说，在它以北五英里的塔卢山口(Talu Pass)是更好的边界地形。因此，英国地图就开始把边界画为穿过塔卢山口。照尼赫鲁说，缅甸在一九五七年接受了这点，但中国人主张，他们虽然准备以麦克马洪线为事实上的边界线，但只是麦克马洪划的那条线，而不是英国人和印度人所修改的线。 ] 与中国在其同缅甸的协议中接受了麦克马洪线这个事实对照来看，这就离题过远，但印度依然指责中缅条约附图把三国交界处标错了，“对印度的领土完整有着不利的含义”。北京回答说，只有等到有关三方都愿意合作，换句话说，只有等到印度同意通过友好谈判“求得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时，三国交界处的位置才能确定。　　就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所交换的照会，只是使印、中两国间的僵局更加突出。印度重申，它同中国之间的边界不容谈判，声称边界是已确定了的，“无需进一步或正式划定”。中国回答说，“这种……拒绝商谈，企图将它们片面主张的边界线强加于中国的态度，实际上是拒绝解决边界问题”；它警告说，只要印度坚持这种态度，并继续进行“无理纠缠”，中国就“绝不能”从自己原有立场“作丝毫退让”。　　中国心平气和并且公平合理地同它的其他邻国解决边界问题，这使印度的立场显得理亏。北京戳到了这个疼处：　　既然缅甸政府和尼泊尔政府能够通过谈判同中国友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既然巴基斯坦政府也……协议了谈判解决边界问题，为什么印度政府不能同中国政府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呢？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确实是有些使人为难的。但是，对中国恼火是没有用处的。　　既然同其他一些国家的边界问题的解决提高了中国的声誉，因此在当时就有人争辩说，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有人示意说，中国签署这些边界协议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使印度为难。这种解释是产生于这样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根据某桩事本身是否合情合理和实际可行，而是别有用心或怀有恶意的。对这样的解释就无从反驳了。　　当中国同巴基斯坦开始了边界谈判的时候，印度人的愤慨达到了顶点；这不只是再一次使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令人反感，而且也削弱了印度在克什米尔争端上的地位。中国对巴基斯坦所提出划定边界的建议，开始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这个建议是佐·阿·布托(Z.A.Bhutto)先生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率领巴基斯坦代表出席联大回国后提出的，在联大期间他同缅甸人的接触使他深信，北京的确准备同那些具有同样愿望的邻国求得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但巴基斯坦的建议提出后，过了两年多中国才做出答复。　　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大君(Maharajah)曾一度对巴基斯坦同中国的边境地带(从阿富汗到作为中印边界起点的喀喇昆仑山口)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自一九四七年大君归属于印度后，印度就对这一地带提出了要求。这个要求是法律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某些有关的地区从来就不是克什米尔本土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设想这些地区会在事实上变成印度联邦的组成部分。尽管如此，双方在一九六二年五月同时宣布为了发展友好睦邻关系和维护边界安宁，准备划定边界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后者出于自己方面的原因) [ 注：巴基斯坦的立场是：查谟和克什米尔是它同印度之间有争议的领土，这个问题应根据该地区人民的意愿，由联合国主持公民投票决定。因此，巴基斯坦并不主张，目前为它所控制的毗邻中国的这部分领土已在法律上构成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虽然在事实上是把它当作巴基斯坦的一部分来对待的。 ] 都采取了一丝不苟的做法。他们把双方的边界描述为新疆和“由巴基斯坦控制其防务的地区相接壤的”一段边界；并声明双方将达成的协议是属于临时性质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解决了克什米尔争端后，如有必要可重新进行谈判。这样，签约双方就避免了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上承担义务。而印度的立场是：克什米尔大君的一切领地都是印度的一部分，克什米尔的争端是不存在的；要讨好印度政府的都必须同意这个观点。印度这一次的反应特别强烈，因为新德里一直认为中国在克什米尔争端的问题上是偏向印度一方的。　　印度对中国提出抗议说，“巴基斯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没有共同边界”，并指控要在法律上属于印度的领土上划定“一条不存在的共同边界”的建议，是“为了达到中国近数年来一直追求的侵略印度的目的的一个步骤”。(到了一九六二年夏季当中，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外交信件来往中所使用的语言已经变得很激烈。)此外，印度接着说，“在这一段没有边界争端……”并宣布他们将否认中、巴之间的任何边界协议。 [ 注：以前，巴基斯坦曾从反面警告安理会说，“无论是印度或是中国，对于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领土所采取的立场或所做的任何调整，都是无效的”。自由克什米尔(巴占区)主席卡·哈·胡希特(K.H.Khursheed)说，如果中国“瞒着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同印度达成任何协议，将“意味着对印度的扩张主义政策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另一方面，该邦印占区总理巴克希·吴拉姆·穆罕默德(Bakshi Ghulam Mohammed)则警告印度政府说“克什米尔人和拉达克人将不会接受对拉达克领土的任何割让”。中、印边界争端和印、巴对克什米尔争端之间的相互纠缠，将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化。现在中国将会坚持，在克什米尔归属问题解决前，中国同印度对边界西段可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属于临时性质的；因为如果不这样，就等于默认印度对克什米尔的主张，从而会牺牲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友好关系。而另一方面，如果印度签署这样一个临时性质的协议，就等于自行放弃它长期来坚持的主张——就是说在一九四七年克什米尔邦的大君归属于印度时，克什米尔的法律地位就已最终地解决了。 ]　　北京在复照中悻然地质问印度“是不是在制造了中印边界纠纷之后，也希望在中巴之间出现同样的纠纷呢？”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扼要回答应该是“是的”。自从一九六O年以来，印度政府就一直企图教训巴基斯坦，在北方边界的问题上对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目的是要巴基斯坦采取与印度同样的立场。正如尼赫鲁所说的，“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曾以友好的态度对待巴基斯坦政府，因为我们认为在这个边界问题上，他们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应该同我们正在采取的行动一致起来，而不应该相互矛盾”。印度的立场是：从阿富汗到喀喇昆仑山口之间这一段边界，已为习惯、传统和条约所划定，因此，它也同中、印边界一样，不能成为协商的题目。印度要巴基斯坦追随它的做法，否认边界争端的存在——这就是说，坚持要中国接受巴基斯坦对边界的主张。　　相反地，巴基斯坦同意了中国的看法，即认为两国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并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三日在北京开始谈判。(并非偶然的是，在同一天中国同它另一邻国蒙古签订了一个边界条约。)在进行了一番巴基斯坦代表称之为吃力的但是合理的谈判之后，两国政府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共同宣布，已经完全“取得了原则协议”，并建立了有关的程序着手进行签订边界条约的准备工作。 [ 注：中巴联合公报发表的时间，正是印度代表团抵达拉瓦尔品第拟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一系列会谈的时刻，很多人推断中国选择这个时间发表公报，是为了对这次微妙的外交谈判制造障碍。事实上，倒是巴基斯坦外长布托先生说服了北京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联合公报，他是希望这个巴、中友好亲善的见证，将促使美国加强对印度的压力，使之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妥协。不管美国施加多大的压力也达不到上述目的，这个策略，同谈判本身一样，都失败了。 ]　　第二年三月签订的条约，划定了巴基斯坦同中国之间的边界，这条边界的大部分都是循着一八九九年英国向中国所建议的边界线。新线同一八九九年线的最显著差异是有利于巴基斯坦的，使巴基斯坦在从星峡尔山口(Shimsal Pass)到穆斯塔格河(Muztagh River)之间的一段，取得了一条跨过喀喇昆仑山的边界；这个地区是洪扎享有放牧权的地区之一，过去是属于中国管辖的，北京把这个地区给予巴基斯坦意味着后撤，同时也是背离了指导其他地区划界的分水岭原则。这样，巴基斯坦放弃的只是地图上的要求，而中国却在实际上让出了约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领土。　　巴基斯坦和缅甸一样，也发现了中国在边界谈判中所坚持的只不过是要以边界并未正式划定为出发点(就中、巴段的边界来讲，就连印度也不能为自己的主张找出条约上的根据)；而在此之后，就准备同它的邻国取得妥协，决定一条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线。　　这里提到中国同缅甸和巴基斯坦 [ 注：中国同阿富汗、尼泊尔和蒙古都分别签订了边界协定。中国在边界方面其他悬而未决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同苏联的边界问题。一九六O年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在地图上有很小一点点差别，很容易解决。”这种乐观看法很快就落空了。 ] 如何解决边界的情况，打断了前面的叙述。现在要回过头来，从一九六一年春天讲起。在一个一目十行、不求甚解的读者看来，印度官员所提出的报告是支持印度主张的浩瀚文献。它也大大加强了尼赫鲁的信心，满以为它会使中国看出自己的错误所在。他在八月对人民院说：“我不能设想，他们读了这份报告却不感到自己的立场软弱无力。”为了要了解中国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R.K.Nehru，尼赫鲁总理的侄儿)在他从蒙古返国途中，曾奉命去北京，见到周恩来。他发现中国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准备着——实际上是渴望着——同印度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而且再度暗示在谈判时，中国将同意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拟接受印度所主张的西段边界。印度既然坚持西段边界既不能妥协又不能谈判，因此解决边界的道路依然不通。　　外交部秘书长曾到北京讨论边界问题的消息传出后，在印度又触发了过去对尼赫鲁的猜疑，怕他不惜任何代价地主张和平，怕他为了渴望解决边界问题而对中国姑息，把被认为属于印度的领土奉送给中国。印度总理只好拿出他那老一套的辩解，再度告诉人民院说，“会谈并不意味着谈判。”他甚至说，外交部秘书长之所以去北京只是因为从蒙古回国最方便的路线是经过北京。　　在尼赫鲁和周恩来的会晤中，对于发表官员报告以后的下一步行动未作决定。除了相互提出外交抗议、指控和谴责之外，政治僵局仍然继续。地面上的情况也是如此。　　当时前进政策还没有实行；陆军继续抵抗政府要他们向中国所主张的领土推进的压力。一九六一年三月，陆军总部解释说，由于空运的限制，拟派往拉达克的那个旅不可能派去；目前在该段的小股兵力只能阻止中国军队越出他们的主张线(对方并没有打算要这样做的迹象)和防卫列城。四月，陆军接着警告说，拉达克的供应情况万分困难，陆军甚至连防卫这一地段也力所不及。当时署理参谋局长职务的考尔将军(蒂迈雅仍然是陆军参谋长)在写给国防部的一封信中说：“按照目前的状况，不得不承认，如果中国军队想在他们所选定的地点大举入侵我国领土，我们将无力抵挡。”六月，参谋局提出：除非空军能把当月计划向拉达克空投物资的数量增加两倍，陆军最近所设立的哨所中，有几个将不得不撤退。　　一九六一年夏天，印度陆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维持着一条哨所和巡逻线，该线全程几乎都同中国在西段的主张线相距很远。线的极南端是例外：印度军队在碟穆绰克——在中国主张线内，北京称之为巴里加斯(Parigas)——设立了一个哨所并曾于一九六一年从那里派出巡逻队。八月间北京指责了上述行动以及印度越过斯潘古尔(Spangur)湖附近的中国主张线进行巡逻的行为，说这是印度“任意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武装挑衅和扩大非法占领范围”。新德里复照反驳说：中国所说的地区是属于印度的，“所谓印度军队到印度领土的一部分去就是在进行侵犯，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印度在其境内为保卫其领土而采取的措施与中国无关。　　同月，尼赫鲁对人民院说，“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发现[中国]进一步侵略。”但到了十月间，印度在迟迟回答中国的抗议时，却又指责中国“最近多次入侵”。照会列举了十一件事例，其中只有二件是在一年内发生的，而且有一些是微不足道的(有一件提到对方侵入八十码)，而其他的事例又讲得含糊。中国认为印度这些指责是企图为自己向前推进制造借口。但印度接着举出了中国设立的三个新哨所，并说它们都在印度领土之内，“确凿地证实了中国人进一步的侵略”。这个指责的消息公布后，在印度就爆发了猛烈批评政府的高潮，人们愤怒地责备政府未能阻挡中国咄咄逼人的蛮横的推进。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在一九五六年提出的要求同一九六O年提出的要求之间有差异；印度报纸和反对派就据此责备政府让中国推进到一九六O年要求的边界线。他们在地图上把据说中国新近设立的一些哨所用线连结起来，包括的面积估计就有二千平方英里，他们于是就指责政府把这么大的一片土地丧失给中国。尼赫鲁争辩说：“这是可笑的，这并不是事实。”凡是中国人占领一个新的据点，他们“只是在这个据点的附近实施某些权力”，但并不是影响到那么大的地区。他的批评者并不信服。一位人民同盟的议员说：“他们推进了十英里，这就是说，十乘一百，就等于一千平方英里的边境地区。”　　所说的中国的新设哨所有两个是在库尔纳克堡废墟以北，照尼赫鲁的意见，它们是“确实在国际边界上”，就是说，在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上。 [ 注：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在这个地点上是穿过库尔纳克堡，而不是沿着自然地理特征而行。甚至把印度主张的疆域画得很大的那些地图，也把库尔纳克堡画在中国领土之内很远。例如，根据印度测量局一九三八年地图而绘制的美国陆军绘图处第五类(Series V 502，NI44-9)。 ] 十一月间当议会就中国新哨所提出质问时，他承认“这些哨所究竟是在边界线这面的一、二英里地方，还是在那面的一、二英里地方，他还不十分肯定，因为在这些山脉纵横的地区很难确切说出边界线究竟在哪里。”尼赫鲁这么一承认，就引起了反对派议员的叫嚷：“那末，这些哨所必定是在我们这边。如果有疑问的话，那就显然在这边。”这是怎么推理的，不太清楚，但尼赫鲁却接受了这种看法。他说：即使这些哨所确实是在国际边界上，也是“侵略心理……和侵略行动的标志”。他这句话的含意是：印度把哨所设在它所认为的国际边界上是很正常的，而中国即使将哨所设在印度所主张的边界上也是“侵略的”。　　尼赫鲁陷进了印度政府自己造成的困境之中。印度指责中国“重新入侵”，议会就要求政府解释为什么让中国把手伸得那么长。为了替自己辩护，免遭有失职守的指责，尼赫鲁又力图缩小中国推进的范围，指出两年来中国只设立了三个新哨所；如果讲推进的话，只是比以前的阵地稍为推进一些。他要人们注意印度的反措施：“我们在拉达克已设立了半打以上的新哨所，都是重要的哨所。”但是这番话却引起人们谴责他因循自满，他的批评者也可以据此而说他是在缩小中国的罪行，所以他又不得不转过来，说即使中国的新的推进是很小的，即使在某个地区中国人并没有明显越过国际边界，中国仍然是在进行侵略。这是尼赫鲁的特点，听了批评者的反对意见就随风转舵，结果，他自己的提法也就逐步更趋极端——可能比他原来的打算更为极端。　　印度指责中国建立的第三个哨所是在奇普恰普河谷。它成为一九六一年在总理办公室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上的重要议题。参加那次会议的人，除尼赫鲁外，还有梅农、新外事秘书马·贾·德赛(M.J.Desai)、新陆军参谋长普·恩·塔帕尔将军、考尔、情报局长马立克(B.N.Malik)和其他官员。这次会议产生了一项实行前进政策的新指令。　　外交部的官员和马立克从中国在奇普恰普河谷设立新哨所这件事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是有目的地向前推进，把占领地区扩展到它所主张的边界。陆军参谋长塔帕尔说，虽然他的部队在九月间第一次看到这个哨所，但不可能判断它是在什么时候设立的。马立克却坚持说，那是在一九五九-一九六O年之后设立的。他争辩说，中国有意要推进到他们的主张线，但是凡遇到驻有印军的地方，即使只有十几个人，中国人都会避开。所以，他建议陆军应迅速推进以填补真空，否则，中国军队几个月内一定会把真空地带填满。马立克的看法是，印度越过中国的主张线设立哨所，对方除了提出外交抗议之外，不会有其他的反应——肯定不会采用武力。外交部的官员也同意这种看法。　　十一月二日会议所产生的指令中，有关军事行动的几段如下：　　 (1)关于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设立我们的哨所，以阻止中国继续向前推进，并制止中国利用他们已在我国领土建立的任何哨所来进行控制。在这样做的时候，除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　　 (2)在北方邦[即中段]和其他的北部地区，没有象在拉达克那样的困难。因此，我们应按照实际可能向前推进，把整个边境地带加以有效占领。如有任何空隙，必须以进行巡逻或建立哨所的方式弥补之。　　 (3)鉴于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应沿我国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驻扎于前沿哨所后面适当的地方，以便使这些哨所能够得到后勤供应，并一旦得到通知，就能立即开赴边界以恢复那里的局势。　　这几段话的措辞和先后次序，反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执情况，表明意见分歧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只能在两种相反的行动方针中作出选择：不做好准备就立即向前推进呢？还是先集结兵力(这必然是迟缓的)，然后再大大向前推进呢？在指令中，这两种行动方针都有所反映，但立即采取行动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反映得较强烈些：“关于拉达克，我们要尽可能地向前推进巡逻……”。然后又照顾到军人们提出的“军事行动上和行政管理上有许多困难”；接着表示让步说，“应沿我国边界努力集中主要兵力……”。　　根据处理问题要有轻重缓急的正确原则，一个谨慎的指挥官有充分理由把指令中所讲的几件事情的先后次序颠倒过来，暂不在拉达克进行巡逻和设立哨所，而是先集中主要兵力以支援这种向前推进的行动。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正是一位这样谨慎的指挥官，这可从他过去所提出的推行前进政策的必要条件的意见中看出来。但他没有机会选择那条比较正确的方针。在发给有关的两个军区指挥官的命令中，关于集结手中兵力的字样全部被删掉。塔帕尔将军十二月五日发给西部和东部军区的信件中说，政府最近审查了在边境进行巡逻和设立哨所的政策，并作出以下的决定：　　 [在拉达克]我们要从目前的阵地朝着我们所承认的国际边界尽可能地向前巡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建立更多的哨所；新哨所的位置应能阻止中国人继续前进， 并能控制中国人已在我国领土上建立的任何哨所。　　把这里加着重点的那句话和原来的指令第一段对比，就可以看出原来指令中含糊的地方已经去掉，概念更强化了。塔帕尔在信件中继续写道，“执行这一‘前进政策’时，除非进行自卫的必要外，必须避免与中国人发生武装冲突。”下一段讲到中段和东段，是重复了政府指令的第二段。但这封信最后写道：　　我认识到在拉达克和边境其他地段实行这项新政策，将需要进行大量的军队调动，随之而来的还有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我要求你们根据政府的新指令精神重新估计你们的任务，特别是涉及增加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你们在这一方面的建议要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以前送交给我。与此同时，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就要采取上面所说的行动。 [ 注：政府指令的原文以及塔帕尔致各军区传达上述指令的信件都没有发表过，但本书作者都看到了。从这里开始，我在叙述中，将大量引用未经发表的材料。参看序言。 ]　　前进政策于是就成为陆军总部颁布的绝对命令，要下面立即贯彻。　　对于这项极端重要的政府指令为什么要进行有意的窜改，其解释只能得自推论。很显然，从档案中找不到任何文字记载的解释。可以注意到的第一个线索是，根据尼赫鲁对前进政策的设想，集结兵力以支持这一政策的执行，是整个计划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十一月底他在人民院中讲到，“问题在于组织强有力的武装小队，每队人数比较少，派去占领一个地方，或把对方从该地赶走……后面要有强大的基地去支持他们。”另一次，在十二月初，当尼赫鲁在议会中拒绝了有人提出要他采取他认为是冒险主义的行动时，他给这种行动所下的定义是，“采取某些行动而没有支持这种行动的基地。”他接着说，“这对我们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他们都很勇敢、优秀，使他们处于那种境地是不公平的；而且，采取某种行动，而又不能予以支持，结果是半途而废，这对国家也是不公平的。”看来可以肯定，对于前进政策指令的窜改，并不是出于尼赫鲁的命令，大概还是背着他干的。　　到了这个时候，陆军总部已换了全套班子。考尔自三月以来就署理参谋局长的职务，到了仲夏，塔帕尔就任陆军参谋长，接着参谋局人事上也有了不少更动，考尔亲自选拔了一批人员和他共事。陆军后来对参谋局这一时期的工作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一时期内参谋局越来越忽视系统的规划和协调工作，而这些正是参谋局的职责所在，又是“适当的军事行动、态势和布置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则出现了“凭灵机一动和假想推断办事因而漏洞百出的情况，而不是先进行细致的军事考虑，然后采取有计划的行动”。参谋局玩忽本职，又不断干预下属单位的军事行动，它的这种做法也影响到整个军事系统。从一九六一年年中起，参谋局的工作方向和质量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只能以考尔出任新参谋局长和任用了他所挑选的一批军官的人事变动来解释。　　考尔也赞成对中国采取进攻姿态，这从前进政策指示拟定以前，他署理参谋局长时给国防部的一份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建议：“中国采取了一步步西进侵入拉达克边境的政策。制止中国这种政策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不时地给以打击……例如，当我们发现他们的巡逻队处于战术上对我有利的地位时，就不妨来个短促出击，造成杀伤或捉拿俘虏，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但考尔的进攻思想，看来是从前进政策指令中删去集结兵力阶段的最可能的原因。　　梅农在这个时候(一九六一年十月至十一月)也主张要陆军采取更积极的对付中国的方针。这时印度即将举行大选，印度政治舞台上的斗争日益激烈。在这种背景下，反对派对政府的指责就格外尖锐、格外响亮，而政府也更加敏感。文职官员同陆军勾心斗角已进行了一年半之久，这些因素的出现，使他们更感到有燃眉之急。文职人员深信，中国军队在遇到人数很少而且只携带轻武器的印度军队的前进侦察时，也是会退让的。因此他们就不理采军人们从战术方面提出的反对意见。陆军根据自己的情报所做出的估计，认为印度如采取任何行动侵犯中国所占有的有争议的西部地区，中国军队必会做出强烈的反应；此外，也不能根据敌人不会做出反应的假定来制定军事计划，这是一条战争的根本原则——也是常识的根本原则。当蒂迈雅还是陆军参谋长时，军人们的抵抗是不能压服的，因为如果迫他过甚，他就可能直接找到总理甚或提出辞职。但从一九六一年年中开始，陆军总部中同文职官员打交道的那班人，要末就是赞成政治的因素将阻止中国作出强烈反应的那种假定，要末就是随大流的。塔帕尔本人并不抱上述见解，然而他多次提出的不能排除中国会采取报复行动的警告，只是为了备案，而从来没有真正坚持过。说话算数的人是考尔。一九六一年中，抱有同文职官员相同想法和态度的军人担任了关键职位。文职人员同军人之间的有关政策的直接斗争，就以前进政策占上风而告终。代之而起的是陆军总部与下属各单位之间的斗争，但军事纪律使得在这场斗争中赢得胜利的只能是陆军总部。　　在印度政府草拟其前进政策指令的同一天，中国对印军从碟穆绰克向前推进一事提出了抗议。中国照会说：“中国政府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印度军队向中国边境地区的节节进逼。并且不能不感到印度方面的这种行动，是要制造新的纠纷，并且要以武力来实现其在中印边境地区的扩张。”如果中国边防部队没有奉命避免冲突，印度的“粗暴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可能已经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中国政府有必要指出，如果印度政府把中国的上述克制和容忍的态度当作软弱的表示，那将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新德里在答复中，坚持说印度哨兵是在本国领土内巡逻，并拒绝了中国的抗议，说它是对印度内政的无端干涉。　　印度认为它所主张的一切领土，事实上都是印度的领土，中国对印军在那里所采取的行动无权指责。北京在另一件照会中，指出了印度这种说法的含义。中国说，这种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应用到边界的东段(中国认为该段的真正边界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而所谓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那么“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派遣军队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进驻到从喜马拉雅山脊一直到在南麓的广大地区”。客观地说，这个论点是公平合理的。全部中印边界都是有争议的。既然印度拒绝中国屡次提出的双方维持原状的建议，而又在有争议的地区的一段继续不断地向中国占有的领土推进，那么，如果中国在另一段也同样向印度占有的领土开始巡逻和设立哨所，印度也就没有提出指责的正当理由。　　但是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早已失去了客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论点不是合乎逻辑的论点，而是进行不断侵略的威胁。在印度看来，根本不存在边界争执。尼赫鲁在几个月以前对议会解释说：“照我们的想法，边境上的纠纷完全不是一场争执，也许这是用词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争执。当我们为某桩事争论时，这是一场争执。但是我的论点是，由于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在这件事上的立场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就不是一场争执。就我们来说，我们很清楚这不是一场正常的争执，而是对我国的领土提出的一种要求——这块地方是我们的，我们深信它是属于我们的。”因此，对中国关于形势发展的逻辑的见解，可以置若罔闻，对中国多次的警告，可以斥为侵略者的威胁而不予理睬——由于印度深信中国的警告是虚声恫吓，就更可以轻易抹杀中国的警告。印度政府的不谈判政策，早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使印度走上了同中国发生对撞的道路。随着前进政策的执行，总要碰到相撞点。但印度仍然深信在这场巨大的“胆量比赛”(Game of Chicken)中，最后扭身逃跑的将是中国。　　一九六一年末的前进政策指令，并不是印度当时在领土问题上准备采取单方面有力行动的唯一表现。此外还有一个果阿问题。一九四七年英国离开了次大陆。法国在一九五四年交出了它的本地治里(Pondicherry)那一小块殖民地。但葡萄牙仍留在果阿及各葡属飞地(enclaves)——这些领土都在西海岸，从十六世纪初叶起就属于葡萄牙。印度的外交压力未能使葡萄牙放弃果阿，葡萄牙当然也从来没有想让果阿人独立。一九五五年，印度企图以他们对英国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强行解决。一批不合作主义的示威者越过边界进入果阿；但当葡萄牙警察看到人数太多，捕不胜捕的时候，他们就开了枪，打死了几个人，打伤了许多人。之后，印度同葡萄牙断绝了外交关系，但葡萄牙还是留在果阿。一九五五年的开枪事件在印度引起的公众愤慨逐渐平息下去，到了一九六一年葡萄牙仍留在果阿的事实，虽然令人感到痛心，但并不是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印度政府说过要把果阿并入印度，但好象同时也说过不使用武力实现上述目的，而且在这方面，印度政府并没有受到重大的政治压力。　　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大选前夕，印度政府由于被人指责为屈从于中国而感到恼火，很想采取军事行动以表示其决心。前进政策还造不成戏剧性的结果(总之，造不成印度所期望的那种效果)，从各方面因素来考虑，在果阿这个行动舞台上收效会更大。十月，亚非国家讨论葡萄牙殖民主义问题的座谈会在新德里召开，代表们向参加座谈会的印度代表尖锐地指出：如果让葡萄牙在果阿的统治继续下去，他们就认为印度并不是真心实意地献身于反殖民主义事业。印度人宣称非暴力是更为崇高的事业。这就引起别人的反驳。他们说在葡萄牙殖民地，非暴力只会引起镇压和屠杀——印度人回忆不合作主义的示威者遭到屠杀的情景，就无法否认这个论点。尼赫鲁后来讲到，这次座谈会“使我们想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意见，探索一下[对于果阿]能够做的事情”。座谈会结束后，他就马上在孟买举行一次群众大会说：“重新考虑应采取什么方式把果阿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　　接着事情就按着大家熟悉的格式进行下去。一方面尼赫鲁宣称印度已忍无可忍，另一方面，政府又利用印度报刊——它们在这方面是盲目地跟着走的——发动一场宣传攻势，讲什么葡萄牙正在屠杀自由战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提供的武器在果阿堆积如山，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葡萄牙想要同巴基斯坦勾结，这就使得“果阿问题比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还要来得紧迫”。接着果阿边境事件就开始发生了；这些事件是微不足道的，但印度却把它当作不能容忍的挑衅，抓住不放。十二月初，印度军队开往果阿边境，其人数如此之多，行动如此仓促，以致引起了印度北部和西部铁路交通的脱节。印度把大约一个师的兵力摆在果阿周围，待命进攻，接着更严重的边境事件不断发生，直到葡萄牙当局为了避免边境冲突将其边境哨所后撤，情况才有所缓和。　　看来尼赫鲁那时还没有下定决心入侵果阿，他当时的确还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尼赫鲁感到十分苦恼，再度陷于犹豫不决的状态，这在他的性格中是极为突出的。他听任那些比他果断坚定的人推动事态向前发展，直到势不可挡的地步。这样，他就使自己扮演了一个本来可以不那么糟糕的角色。当侵入果阿的政治和军事准备正在加紧进行的时候，尼赫鲁还在申明他自己和印度反对使用武力，认为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方法，并说：“我的整个灵魂都厌恶战争思想。”到了十二月，印度政界大肆叫嚷要求派兵打进果阿。关于这块殖民地情况的宣传令人刺耳，而且是无奇不有的。外国记者们在潘吉姆(Panjim [ 译者注：果阿首府。 ] )的幽静的路旁咖啡馆里，一面喝着冷饮，一面听着全印广播电台的报道，说该城已宣布宵禁，葡萄牙总督在逃，从印度去的“果阿突击队”正在进行巷战。尼赫鲁的迟疑不决持续了二十五个小时。好多天以来，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思教授一直企图使尼赫鲁打消入侵念头。他在十二月十七日晚上见到总理时，把他的论点讲得很有力，终于把这位总理阻止住了。加尔布雷思离开后，尼赫鲁告诉梅农说，他所批准的在那天午夜出兵果阿的命令应再度暂停执行——在此以前已经两次改变了进攻日期。梅农回答说，要收回成命已为时过晚，军队已开始前进了——虽然事实上当时军队尚未开动。　　考尔是参谋局长，实际上等于总理的私人军事顾问。他在计划果阿军事行动以及帮助尼赫鲁克服其惶惑不安的问题上，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他的自传中详细叙述了尼赫鲁对国外不利的评论感到很烦恼，在最后的时刻把考尔叫去，问他如果取消这次军事行动印度将会有什么反响。考尔回答说，这对文武官员的士气将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并建议不要理睬外国的意见。他说，尼赫鲁“勉强地同意了”。考尔的评语倒还恰当。“尼赫鲁最后之所以被说服采取这一行动，大概是因为他认识到印度人民期望他解放果阿。他认为如果他不采取行动……印度人民和武装部队都将对他失去信心。”梅农虽然对尼赫鲁很爱戴，但他后来对尼赫鲁在果阿军事行动上的动摇，却作出一个更难堪的解释。他说：“你知道，尼赫鲁的性情很复杂，果阿行动粗俗残暴，这点他不喜欢，但行动的成果他却要享受的。”对尼赫鲁所起的作用有一个较为厚道的，也许是最公平的判断是说：尼赫鲁“老病交加，精疲力尽，就听凭人家把他一步步地逼到很难摆脱的境地。你可以说他不是口是心非，但你不能说他没有失败”。　　印度占领果阿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如果任何政府出来谴责，人家就会提醒他们自己也干过同样的勾当。正如肯尼迪总统致尼赫鲁信中所说的：“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有很大的本领使自己相信他们所进行的某一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然而果阿事件之所以更多地遭到物议和令人感到不快，是因为印度——尤其是尼赫鲁——一贯主张绝对不应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现在，印度人却坚持说，占领果阿毫不违背他们所提出的国际行为准则。国内批评他们政府的行动的人确实很少，印度报纸和广大政界舆论是热烈支持政府的。尼赫鲁向肯尼迪哀诉说：“为什么一定要用最难听的语言去谴责使我国人民欢喜若狂的事情呢？”　　对印度政府处理同中国的争端来说，果阿行动有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含义。它表明尼赫鲁会被推到一系列毫无转圜余地的行动中去，同时表明他对激昂慷慨的政界舆论会如何地迁就，即使这种舆论所提出的主张与他自己的本性背道而驰。它也表明印度政府决定政策的过程是何等的混乱和主观，占领果阿的决定，象前进政策一样，并不是由内阁作出的。它也证明了印度对使用武力的态度具有两重性——抽象地谈论或别人使用武力时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当印度在它认为是自己领土的争端中使用武力时，在政治上和在道义上就都是正当的了。一家政治刊物概括了印度对于占领果阿的见解：“印度并没有进行侵略，因为自一九四七年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果阿是我国的合法领土……把非法侵占我国部分领土的入侵者赶出去，这并不是侵略。”　　这种态度显然也使用于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在果阿军事行动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尼赫鲁，印度现在是否打算对中国采用武力。他回答说：“当然，我们是可以使用武力的。我们应该在适宜时机加以使用。”内政部长夏斯特里也明确表示同样的意见。他在竞选大会上说：“如果中国不肯从它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印度将不得不重复它在果阿所采取的行动。印度一定把中国军队赶出去。”有些政客为果阿事件所陶醉，开始叫嚷要把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赶走，把中国从阿克赛钦赶走。当时的国大党主席桑吉瓦·雷迪(Sanjiva Reddy)说：“印度决心不久就把在印度领土上的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侵略撤除掉”；不能以克什米尔的停火作为永久的解决方案，被巴基斯坦占领的克什米尔必须“解放”。　　从军事方面看，果阿战役用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加上海军和空军的支援。战役暴露出陆军装备上的许多缺陷。由于葡萄牙对于占压倒优势的印军并没有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果阿战役并没有考验印度军队和他们指挥官的能力。印度部队有的缺少步枪和轻机关枪，也有的缺少无线电台或无线电台所需的电池及其他通讯工具。陆军还长期缺少皮靴。有一个营半数士兵在整个战役中是穿着帆布球鞋的。这些情况在陆军内是广泛谈论的话题，但有关情况在印度却很少透露出来，人们把果阿战役当作是赫赫武功加以颂扬。销路很广的《闪电》周刊(Blitz)还称它为“我们最得意的时刻”。　　如果说，政府把注意力转移到果阿问题上的目的之一是要降低政界要求对中国立即采取行动的热度的话，那末，这种打算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印度在果阿战役中轻易取胜，自然就助长了对中国取得同样辉煌胜利的希望。一名印度新闻记者把占领果阿比做是“门口站着一头老虎却在厨房里踩死一只老鼠”。这位记者不是说不该踩死老鼠，而是责备政府没有抓到老虎。印度人真以为果阿战役的迅速结束，反映了印度军队的战斗精神很旺盛(而不是由于葡萄牙人没有抵抗)，这也就更容易使人们相信政府所提出的关于印度军队情况是良好的保证。　　由于克里帕拉尼来到孟买争夺梅农的选区，陆军和其他军种的情况就变成为一个非常突出的竞选的题目。一九六二年一月尼赫鲁到孟买为梅农进行竞选。他吹嘘说：“梅农担任国防部长以来，我国国防部队第一次成为一支非常强大、和非常有效率的战斗力量。我是深知内情才讲这番话的，看谁能驳倒我。……我们的国防部队第一次有了新的精神和现代化的武器。”尼赫鲁常常用这样的语调讲话，他多次向议会和公众保证说，陆军和其他军种比独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并且已准备好随时迎击对印度的领土完整和尊严的可能的挑战，即便应付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联合进攻，也是绰绰有余。当批评者用姑息和软弱等字眼描绘印度的边界政策时，尼赫鲁说这种政策是有实力基础的耐心和合乎人道主义的决心，这是因为考虑到如果亚洲两个巨人发生战争对人类将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议会中的批评尼赫鲁的人在辩论时虽然也会反驳他的看法，但在心眼里还是接受这种看法。对政府的国防政策批评得最厉害的人们也是自相矛盾地和自豪地相信印度陆军虽有他们所指责的那些弱点，但只要放手让他们干，他们很快就可以把中国教训一顿。由于军人们不向外透露他们向政府所提出的指责和忧虑的详情，因此批评者对于陆军的缺陷究竟有多大，是没有概念的。 [ 注：陆军缺六万支步枪，七十门反坦克炮，二百门二英寸口径迫击炮。炮弹的供应量低到危急的程度。需要五千台战地无线电台，以数千英里计的电线，三万六千个干电池。如果把一九四八年以前的出产的车辆算作过时的话(绝大部分是不合作战要求的)，陆军就缺少载重一吨的卡车和载重三吨的卡车各一万辆。有两个坦克团因缺乏零件而不能作战。 ] 尼赫鲁相信在一场地方性的冲突中印度军队将打败中国——他如何能够把这种信念坚持到最后是不大容易解释的；但考尔或许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军官肯定是一直向他灌输这种想法的。　　果阿这一场小表演，使被煽动起来的印度的民族热情得到满足，但没有使印度片刻离开那个念念不忘的中心问题——同中国的边界争端。尼赫鲁说过，对印度说来，这比一百个果阿更为重要。　　在前进政策的指令作为命令下达给两个军区以前，陆军总部就已开始发出前进巡逻的命令。十一月二日政治指令拟出后，莫名其妙地拖了五个星期，才于十二月五日发出陆军总部对该指令进行过修改的、把指令具体化的电报。总部的命令写得很详细、具体。指定哪一部队在什么时候出动，走哪一条路，在什么地区设立哨所——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都应留给基层部队去斟酌决定。关于巡逻和哨所地点的选择等问题，都是由考尔和他的参谋局军官会同情报局局长马立克、副局长胡贾(Hooja)有时还有外事秘书德赛等磋商作出决定的。从一开头在命令中就讲明哨所应选在能够控制中国哨所的那些地点。在西段的前进政策（图）　　遵照这些命令行事，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冬季就在西段派出很多小股印军从他们的各个主要据点出发向东推进。高入云霄、寸草不生的大山使这些部队只能在山谷里行动，因为需要有可供空投的平地，空军才能把供应物资空投给他们。该地区的一般高度在一万四千英尺左右；巡逻队攀登的山口，有的高达一万六千英尺。当地气温与北极圈相似，而印度军队的冬衣既不够暖和，又供应不足。稀薄的空气迫使士兵自己只能携带很少的东西，骡子在这样的高度没有多少用处，而且骡子也很少。在当地条件下，唯一可依靠的运货牲口是牦牛，但又没有。一切给养，经常包括饮用水在内，都要靠空投。　　当前进政策开始实行时，以列城为基地的第一一四旅下属部队只有三个营——一个正规营，两个民兵营。这些部队要负责长达二百英里以上的防线，从喀喇昆仑山口起到碟穆绰克以外几英里。他们奉命尽可能向前巡逻，在理论上，他们负责的范围达到东面一百英里以上在昆仑山上的印度主张线，该线位于冰天雪地、空无人烟的阿克赛钦荒原的东面——空无人烟，就是说，除了中国人之外再没有别人。　　一九六一至六二年冬季，是两国外交交涉比较平静的时期。北京对印度的前进政策再度表示抗议的照会是在三月一日收到的。这一照会认为印度向前推进的巡逻和设立哨所是“蓄意要用武力来实现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这就引起了一系列外交照会的来往。在这些照会中，双方各自重申自己的立场。这些照会本质上同过去的差不多，但有的语调和侧重点和过去有所不同。把这些照会内容概述一下是有好处的。　　北京的看法是：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友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竭力主张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应该共同维持边界现状。虽然印度拒绝了双方各自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但中国已单方面地在边界的自己这一边二十公里以内停止巡逻。印度政府的立场却截然相反。印度拒绝谈判，并继续向前推进，开始是在中段和东段，后来是在西段，同时印度对中国人出现于历来就是在中国管辖之下的地区(这一地区自一九五O年以来就是新疆与西藏之间的重要陆路通道)大叫大嚷，指控中国进行侵略。中国主张麦克马洪线不是合法的边界线，但中国仍没有越过这条线，也不要求印度从麦克马洪线与山麓——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在山麓——之间的地区撤退。印度宣称它愿意和平解决，但“印度政府的所谓和平解决，就是要中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这实际上就是根本否定和平解决”。同样地，印度宣称它愿意维持原状，但实际上拒绝维持原状，并再度要求中国撤退。“任何通情达理的人都可以判断，采取这种僵硬和威胁的态度是注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否定维持原状和拒绝谈判，就是拒绝和平解决。印度的行动方针是极危险的和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但“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　　新德里的看法是：中印边界早已解决了；它得到数百年传统和习惯的认可，而且几乎全线都得到有效的条约和协定的确认。近年来，中国进行了系统的和不断的侵略，并“试图用无理的领土要求为非法侵占寻找根据”。印度愿意“维持现状”，但只有中国首先从印度领土撤退，从而恢复现状，这点才能做到(“现状”在这里意味着“原状”)。中国的撤退是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即使举行谈判，也只能“在边境几个地区相互作一些微小的调整”。至于印度向前推进，那“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印度领土的完整，是印度政府的合法权利，也无疑是它的责任”。印度是“致力于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军队从“印度的领土”撤出，将在恢复印中之间的友谊方面迈出一大步。　　印度就这样重申它拒绝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且点明印度所能同意举行的谈判，只限于讨论沿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作一些微小的调整；即使要进行这样的讨论，也必须以中国撤出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作为先决条件。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在另一次外交照会的交换中，把本来是为着巩固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并给亚洲和世界作出榜样的潘查希拉协定——有关西藏通商和交通协定——全部埋葬了。中国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的照会中，提醒印度：一九五四年的协定将于六个月内满期，并建议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定。北京没有提及边界争端，认为这两回事截然不同；北京希望谈判缔结的这样一个新的协定能和缓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为解决中印之间其他问题开辟道路。这正是印度在其他场合所提倡和采取的处理问题的态度。例如，它经常劝巴基斯坦把克什米尔争端搁在一边，友好地解决其他问题，以便改善一般气氛。但这一次，新德里却拒绝在中国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撤出前举行新协定的谈判。北京说，这是“横暴地要中国屈服的先决条件”。一九五四年协定所要保护的通商，现在已名存实亡。双方都说它是为对方的管理条例和军事布置所扼杀。协定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三日期满。印度从西藏的亚东、噶大克和江孜撤退了商务代理处，中国也从噶伦堡和加尔各答撤退了商务代理处。　　这时，前进政策也开始不声不响地推行。印度设立了若干居高临下控制着中国阵地的小哨所，有的就设在中国阵地后面的小路或公路的两侧。参谋局的理论是：这样就会切断中国交通线，迫使中国最后不得不撤出他们的哨所。反映印度官员和参谋局人员当时意见的印度报纸和新德里的外国记者，在年初就预言陆军不久将采取步骤迫使中国撤出阿克赛钦。中国多次提出警告说，如果印度继续向前推进，就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而且语气越来越严重，但尼赫鲁都置之不理。他向议会解释说，中国因为印度在中国哨所的背后设立了哨所而感到不快，并且让那些认为中国语气包含有危险性的议员们不要担心。他说，“虽然[中国]照会威胁说他们可能采取一切步骤，但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他们果真采取那些步骤，我们就准备好对付他们。”六月，尼赫鲁再度叫议会放心，他说西段的形势，“比以前更有利于印度了”。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步兵营(贾特联队第五营)开进拉达克，并奉命向前推进。和其他三个营一样，该营也分散成为驻守哨所和巡逻的小队。到了仲夏，印度在这一段设立了约有六十个哨所。与之相对峙的是中国的一个整师。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在人数上同印军的比例超过五比一；但两者间实际作战能力的差距就更大了。这不仅因为中国军队是集中的而印军是分散的，中国军队可以乘坐卡车而印军只能步行；还因为中国军队有一切的正规的支援火力，而印度的第一一四旅却只有一个中型机关枪排。人们可以看到中国把重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对准印度哨所。中国步兵也都配备有自动步枪。印度的最重型武器是三英寸口径迫击炮，大部分哨所连这样的迫击炮也没有；士兵配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使用的零点三零三英寸的李安菲德步枪。 [ 投笔从戎注：李-恩菲尔德No.1系列，很可能是SMLE No.1 Mk.III/Mk.III*型。这种步枪虽年代古老，相比它的对手AK-47(或56式)而言火力密度较低，但精度高、射程远、威力大，恶劣自然环境下甚至更加可靠耐用；在有经验射手或训练有素的士兵手中，手动的李-恩菲尔德步枪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武器。 ] [ 注：一九五三年印度开始设计一种本国出产的自动步枪，到一九五六年制造出几种类型供试用。步枪适合陆军的要求，军需局决定进行生产。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军参谋长会签了一个文件上呈给由梅农担任主席的军工生产委员会。该文件提出的计划是要在四年内全部以印度的自动步枪装备陆军。但对这一建议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直到一九六二年边境战争的最后阶段，印度军队才收到几十支自动步枪，还是美国和英国赠送的。 ] 印度的哨所不过是排甚至是班的阵地，这些阵地是在地面上挖得很浅的联在一起的一些兵器掩体(即使在夏天，地面几英寸以下也不解冻)。部队住的是帐篷，或是用木箱和降落伞搭起来的棚子。他们所需的一切供应物品都依靠空投。　　一九六二年初，中国开始在地面上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凡是印度设立控制着中国据点的哨所的地方，中国就立即在印度哨所的周围构筑更多的据点。四月间，北京通知印度说，在西段，即自喀喇昆仑山口到空喀山口这一段，中国正恢复一九五九年一度停止的边境巡逻；并警告说，如果印军继续向前推进，中国将在中印边界全线恢复巡逻。照会描述了在奇普恰普河谷的印军如何在中国哨所的两面设立据点并“逼近中国哨所，进行挑衅”(印度陆军显然没有理由去责备那些执行前进政策的部队缺乏热情)。北京说，如果这种挑衅行动继续下去，中国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度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政府把这些警告看作是恫吓，把中国在地面上的威胁性行动都当作是虚张声势，一概不予理睬。五月初，中国部队摆开进攻的阵势，向印度在奇普恰普河谷新设的一个哨所推进，并作出打算摧毁该哨所的姿态。西部军区请求批准撤回该哨所，这一请求转呈尼赫鲁。尼赫鲁认为中国是在显示武力，以考验印度的决心，他说应该坚守该哨所并派兵增援。中国的威胁性行动没有继续下去。于是政府和陆军总部就得出结论，认为总理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证实。他们后来再一次从加勒万(Galwan)事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陆军总部的地图上加勒万河谷看起来是部队进入中国占有的领土的最好的路线之一。实际上通过这个河谷的小路是极其艰险的，而且中国至少自一九五九年以来就在上游这个萨木崇岭的地方设立一个哨所。考尔最早下令向前推进的行动中，就包括派一支巡逻队溯加勒万河而上，以图设立一个控制萨木崇岭的哨所。由于地势艰险，要在冬季溯河而上进入河谷的尝试失败了。四月，陆军总部下令试走另一条路，从南面爬越过山岭。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中将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警告说，中国在萨木崇岭的哨所设立已久，任何威胁这个哨所的行动，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应。他指出，中国已通知印方，他们在这个地段已恢复巡逻，看来对印度已设立的哨所的威胁就愈来愈大；因此，应该尽一切力量来巩固这些哨所而不是试图设立新的哨所。他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在萨木崇岭设立印度哨所。考尔批驳了他。考尔回答说：加勒万河是一个交通枢纽，“中国能够沿着这条河取得重大进展”，所以必须抢先一步，防止他们这么做。　　据此，就派遣了一排廓尔喀士兵从温泉(Hot Spring)出发，爬过险峻的山岭，在一个多月后出现于加勒万河的上游并于七月五日在那里构筑了工事。他们这样做，不仅切断了中国在稍下方设立的一个哨所，而且阻拦了中国的一个小运输队。中国首先在外交上作出反应。七月八日中国提出了“严重抗议”的照会，要求印度军队立即撤出，并警告说，中国方面“决不能在印度有增无已的武力进逼面前屈服，……也决不会在遭到无端攻击时放弃自卫的权利”。印度答复说，印度部队“一直在加勒万河谷进行例行巡逻，从未在该河谷遇到过任何中国渗入者”。印度也对中国在地面上的反应行动提出“强烈抗议”。印度照会警告说，如发生任何不幸事件，将完全由中国负责，“中国政府应该制止更加深入印度领土的不断侵犯和对印度边防部队进行无休止的挑衅活动”。　　七月十日中国在地面上作出反应。中国出动了一个连的兵力摆着进攻阵势，向印度哨所前进，不久，兵力又增加到一个营。中国的译员通过扩音器试图煽动廓尔喀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宣称他们比起印度来是尼泊尔的更好的朋友；廓尔喀人为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服务是愚蠢的。 [ 注：印度也和英国一样，同尼泊尔签有协定，得以招募廓尔喀人参加印度陆军。在这个时候，尼泊尔对使用这些部队于阿克赛钦表现了一些不安。尼泊尔愿意同北京保持良好关系，不愿看到廓尔喀人同中国军队拚刺刀。按照协定，当廓尔喀人被派去参加实际作战时，印度有义务通知尼泊尔，但前进政策是否等于实际作战，当然是一个可以有不同解释的问题。 ] 廓尔喀人卧倒在地，紧扣扳机，而没有竖起耳朵。印度政府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对峙局势，就要中国大使到外交部去，警告说，如果中国军队进一步逼近加勒万哨所，印军就将开火。如果哨所遭到攻击，印度将对中国的阵地采取报复行动。几天后接近加勒万哨所的中国军队稍有后撤(他们曾进抵距该哨所不到一百码的地方)；但继续以相对大的兵力包围该哨所，切断了它的陆路供应。西部军区打电报给新德里说，企图由陆路运东西给该哨所必将引起冲突，因而请求空投。当天就收到的答复说，供应品将由陆路运输。按照新德里的看法，在这场怒目相视的对峙中，由于中国眨了眨眼(没有进攻加勒万哨所)，对峙的局面就缓和下来了，所以为了保持道义上的主动权就要派一队人从陆路救援哨所，以此向包围者挑战。因此，另一小支部队被派往加勒万。八月，这小支部队在中国部队枪口下被迫退回：中国人说，他们如再前进，就要开火。西部军区报告说，使用武力是行不通的，是印军现在力所不及的，而且还会引起公开的敌对行动。于是加勒万哨所乃改由空投供给，直至十月二十日它被摧毁时为止。　　七月十一日印度发表了中国包围加勒万哨所的消息，报道把加勒万事件说成中国入侵印度领土的新挑衅。后来，当报界和政界人士了解到中国还没有把他们在外交上和军事上要进攻哨所的威胁付诸实施时，他们就认为印度已经取得胜利而欣喜若狂。一名国大党议员说，加勒万事件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印度教徒报》(Hindu)写道：中国部队“在印度小队守军坚决抵抗的面前”撤退了，这就足以证实前进政策的基本逻辑：只要印度军队坚决，中国除虚声恫吓外不会再采取什么行动。在阿克赛钦舞台上，正如政府间的交锋一样，中国将在相撞前扭身躲开。给加勒万哨所守军的命令，扩大成为给西段所有印度部队的命令。原来命令中“只有遭到射击时才开枪”，改成为“如果中国军队危险地迫近你们的阵地时就开枪”。　　尼赫鲁把印度这个时候的行动形容为双重的政策，就是说在地面上采取军事行动，辅之以持续不断的外交压力。本着这种见解，印度把尼赫鲁在一九五九年提出过的双方各自从自己的主张线后撤的建议略加修改，重新提出。这个建议，正如尼赫鲁再度向议会保证的那样，意味着中国要撤出很大片的地区，而印度只撤出很小片的地区。中国以前曾拒绝这个建议。新德里现在给这颗苦药丸包上一层糖衣，把尼赫鲁以前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过的建议——即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印度“允许……中国继续使用阿克赛钦公路于民用交通来往”——作为正式建议提出。当时新德里认为：印度既已在中国主张的领土内设立了哨所，北京现在会较为愿意接受印度认为是保全中国面子的最好方式。在向北京重新提出撤退建议的同一天，尼赫鲁在人民院重申印度准备冒同中国战争的风险，接着又说：“如果我们准备收复[被中国占领的地方]，而又足够强大，那末，其他的因素也会起有利的作用，这些因素再加上我们有决心采取任何行动，就有可能达成使这些地方获得解放的某种协议。”这句话，与同一天向北京提出的照会联系起来研究，就可以看出尼赫鲁是认为印度坚决进入中国占领的领土，会最终迫使中国不得不完全撤退；而且还认为印度已设立的那几个哨所本来就足以迫使中国采取上述步骤了。　　如果北京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末尼赫鲁——在他极为迁就国内压力情况下所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很可能会对中国在那条路上进行何种运输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但在中国看来，这个建议是不现实的，是侮辱；正如中国要印度把全体行政和军事人员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撤出，而中国则容许印度使用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公路于民用交通往来，印度也同样会感到对它是不现实的，是侮辱。北京在答复中说：“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自己的公路，何用印度的允许？这简直是荒唐！”如果印度政府真的指望它的建议得到认真考虑，那末，印度政府就应该将同一原则应用于东段边界。但尼赫鲁当然已经把这点排除掉了。他向人民院保证说，“我们在东面不会撤退”。印度重新提出双方撤退建议的照会中，引用了尼赫鲁五月二日在人民院中说的一句话：“印度并不希望而且非常不喜欢同中国打仗，但是这不是印度所能控制的。”这就很接近于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了。北京拒绝了这项建议并认为这是“要它屈服的片面条件”，指出中国不是一个战败国，并宣称中国决不会在武力威胁面前屈服。　　看来，新德里从这次交换文件中得出的结论是：前进政策的推行还没有给中国足够的压力，所以必须继续进行，直至中国承认它必须撤退时为止。　　西段的印度军队竭力推进，并在中国哨所的近距离射程之内设立了一批小哨所。从他们的所作所为看来，他们倒象是一支强大军队的先锋，而不是一场疯狂的政治赌博的赌注。但在印度政府的国内批评者看来，前进政策肯定还不够大胆，他们继续要求对中国采取更有力和更迅速的行动。印度政府为了替自己辩护，就玩弄数字游戏(以往尼赫鲁的批评者使用同样手法，他是加以斥责的)。官方发言人把地图上标出的新的印度前沿哨所用线连接起来，计算这样划进去的地区面积有多大，然后就宣称印度已收复中国“占领”的土地四分之一以上。一位随时可以见到印度总理并报以肉麻捧场的印度记者报道说：西段印军已“在二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广阔的战线上全面推进”，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真实的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报道；一位同军方有密切联系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八月间写道，中国部队在西段享有十比一的优势，而且在地形和交通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这样的报道是极其个别的。其他记者都报道说：印度实力雄厚，装备优于中国军队，而且说中国边防部队都战斗力很差。印度人也和许多人一样，对符合自己愿望的话比较容易听得进去，因而都轻易相信对西段情况的乐观看法。　　但是这并没有满足批评政府的人，也未能缓和议会中要求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把中国人赶走的叫嚷。反对派要知道：如果象政府所说的那样，西段的情况果真已变得有利于印度，为什么陆军不立即举行大规模进攻，把入侵者从印度国土上赶走呢？一名反对派议员八月里在人民院说：“我们的军事专家不需要担心……中国的优势这个魔影”；不仅中国的交通线很长，而且中国军队受到他们“伤心失望的人民进行叛乱”的威胁而不得不分心。这种气氛助长了主战论，有一些议员已忘其所以。八月间，人民院辩论边境形势时，另一名议员宣称：“二百名印度兵就等于二千名中国兵。为什么我们要怕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他们撵回去？”这位议员还说，只要政府发出号召，半年内，就可以有“四百万训练有素的印度军队开往喜马拉雅山，把中国军队全部撵走”。有人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时，也根本无人理睬。那年在夏天早些时候，印度驻美大使B.K.尼赫鲁(印度总理的另一位堂兄弟)，曾对电视记者坦率地讲过，印度国防部队的装备很差，无法保证国家的安全。于是在议会中就有人对他的话提出了质问。虽然议员们指出这位大使说的话是同总理屡次保证陆军完全能够保卫边疆的说法相矛盾，但他们却偏重于建议对这位大使的轻率发言给予纪律制裁，而不想去搞清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真实的。　　新德里指责说，在西段推进的是中国军队而不是印度军队，这种说法结果反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情况就好象是三个人争论不休，互相插话：印度政府指责中国进一步入侵，国内的批评者就据此攻击政府俯首贴耳地让中国人为所欲为。尼赫鲁于是又后退了一步，他告诉议会说，要讲中国是进行了“新的侵略”“并不那么确切”，因为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中国人对印度的行动感到不安，因而他们就设立了一些前沿哨所。北京接着就插进来说，尼赫鲁“无意之中讲出了真相”。　　政府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混乱的说法并没有掩盖中国仍然侵占印度领土的事实。《印度斯坦时报》的编者在专栏中叫嚷道：“还要等多久，忍辱多久”政府才会使中国认清印度是“决心为它的尊严而战斗呢？”　　头脑比较清醒的看法也是有的。有一位议员在人民院中说，一条事实上的停火线已经在西段出现，中国和印度任何一方侵犯这条停火线都会受到惩罚。他说，关于在克什米尔印度所主张但为巴基斯坦占领的地区，印度过去曾向巴基斯坦作过保证：“我们将不采用武力去解放被侵占的地方”；他建议印度也给中国同样的保证。加尔各答的《划时代报》(Yugantar)——它一般遵循国大党的路线的——警告说：“印度如果要建设新的社会生活，实现五年计划，就必须停止把成亿卢比化费在沿着我国喜马拉雅山二千英里长的边界上保持军事实力的姿态”，它敦促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议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态度是担心政府进行谈判，并坚持政府不应谈判。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印度致中国的措词含糊的照会，又引起人们常有的疑惧，担心尼赫鲁会以姑息换取边界问题的解决。七月二十一日在奇普恰普河谷发生了空喀山口事件后的第一次冲突，二个印度士兵受伤。同一天中国就这一事件提出抗议，语气是威胁性的：“中国不愿意同印度打仗，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但虽然中国保持克制态度，却不能坐视“自己的边防部队被侵略者所围歼。在此紧急时刻，中国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命令印度部队停止对上述中国哨所的攻击，并且从该地区撤走……如果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警告，继续一意孤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全部责任”。　　印度在七月二十六日发出的复照语气特别温和，而且提出了一个新的着重点，即印度指出过的“一九五六年中国的主张”和“一九六O年中国的主张”之间存在着差异。印度过去指出这种差异并谴责中国侵入这两条线之间的地区，纯粹是为了说明中国是在继续扩大他们的要求并推进他们的阵地，但这次印度的照会仅仅责怪说，“诚然，印度政府对一九五六年中国地图的主张线是有争议的，但是中国地方部队不应该越过周恩来先生所确认的他们自己的主张线。”照会紧接着提醒北京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印度准备“进一步讨论”边界问题。　　苏联第一副总理米高扬那个星期正在新德里，这看来提供了印度照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积极语气的最可能的解释。印度政府认为：印度在争端中的立场取得俄国的同情是十分重要的，而俄国当时也在敦促进行谈判。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梅农刚刚从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回国，他在日内瓦曾与陈毅元帅进行过讨论，这一点在印度很快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管是什么原因促使照会改变语气，七月二十六日的照会全文一发表，立即引起一场喧嚷。它被认为是隐晦地向中国建议：只要中国在西段稍为后撤，撤至他们“一九五六年主张线”后面，印度就将开始边界问题的谈判。　　在议会中，这个照会被说成是可耻的，“一个最令人震骇和出乎意外的文件”，但这还不足以充分表达它所引起的愤慨。《印度斯坦时报》以《通向耻辱之路》为题发表评论说：　　印度政府根据它的无限智慧，认为完全改变它的对华政策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它已几乎承认了中国侵略拉达克的非法所得，作为同北京霸王进行新的一轮谈判的代价。它这样做，就失信于印度人民——人民和议会。　　尼赫鲁在回答这种攻击时，对那些“敢于说我们正在采取使印度屈辱的行动”的人们加以斥责，并说，他宁愿自己“烧成灰烬”也不肯这样干。他接着解释说，人们对政府的立场“有一些误解和错误看法”，接着他又重申政府的立场。　　印度七月二十六日的照会重新提出谈判问题；在随后的十个星期中，一方面边境战争日益逼近，一方面双方就派出代表再举行会议的可能性交换了照会。这是和平解决争端的最后机会，甚至是既不解决问题也不发生冲突，而是保持原状的最后机会。因此必须详加叙述。同以往一样，印度的基本立场和这次交换照会中的语调上的变化，完全为隐晦的语义所掩盖，这些语义象是一种密码，只有始终记住密码的底本才能理解其含义。　　七月二十六日照会的要点是这么一句话：“一俟目前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和适当的气氛创造出来之后”，印度政府即准备在一九六O年官员报告的基础上，重新讨论边境的问题。印度政府的批评者根据这句话以及照会中明显强调要中国有限地撤退到他们“一九五六年的主张线”的提法得出结论，认为政府正打算全盘推翻过去的政策。但是如果把它同以前的外交信件联系起来看——北京当然是会这样联系起来看的——就可以看出这份照会并没有改变印度的一贯立场。新德里准备在“一俟适当的气氛之后”就进行谈判；但它曾一再申明要创造这种气氛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中国从印度在西段所主张的领土撤退。按照印度的用语，这就是：“中国军队从印度的领土撤出，以恢复原状”，从而“创造有利于边界谈判的气氛”。 [ 注：例如，印度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的照会中写道：“印度政府希望中国政府……从这块领土[这向来是印度领土]撤退，恢复现状。中国军队撤离其自一九五九年以来侵入的印度领土，从而恢复现状，这是为两国政府就边界问题举行任何谈判创造有利气氛的必要步骤。” ]　　印度的立场是斩钉截铁的。中国必须首先从印度所主张的领土撤出一切人员，才能举行任何关于边界问题的会晤或谈判。在完成了这种撤退后，印度准备在会议桌上同中国见面——但只讨论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的微小调整。北京《人民日报》看到了要害：“如果中国接受这种‘谈判’的条件，印度方面甚至不经过谈判，就可以达到它对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那么，谈判本身不也就成为没有必要的事情了吗？”　　八月十三日尼赫鲁在议会重申上述立场，以应付七月二十六日照会所引起的人们对政府的攻击。他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书面声明(这在他说来是不寻常的)，说我们心里明白，“除非消除目前的紧张状态，恢复被武力改变了的边界现状，就不能够开始以官员报告为基础的讨论。”这意味着在中国从印度在西段所要求的领土撤出以前不同中国会晤。声明接着宣称，印度准备开始另一种形式的讨论；但这是为着对付中国的外交行动的。　　北京以七月二十六日印度来照中同样合理和积极的语调对印方作了答复，但是继续拒绝印度提出的实际上是要中国“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作片面的撤退”的建议。这样，中国一面拒绝了印度对恢复讨论所提出的条件，但同时接受了举行讨论的建议：　　中国政府赞成印度政府在来照中提出的两国在官员报告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的建议。进行这种讨论不需要而且不应该有先决条件。事实上，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向中国境内推进，边境局势马上就可以缓和下来。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不愿意打仗，既然中印两国政府都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在两国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就不应该再推延下去。中国政府建议尽快举行这种讨论，并且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有关举行这种讨论的级别、日期、地点和其他程序问题。　　印度就象一个钓鱼的人——他的鱼钩被一条他丝毫不想钓到的鱼咬住了。　　从新德里的观点看来，同中国进行讨论显然是毫无用处的。要达成印度所能接受的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中国同意尼赫鲁的建议，即双方在西段撤退到对方主张线的后面。但中国已屡次明白拒绝“从自己的大片领土上作片面的撤退”。而且，在中国没有同意撤退前同中国进行讨论，就会促使印度的激昂愤慨的政界舆论把姑息和失信这类不体面的谴责加于尼赫鲁和政府头上。国内的考虑排除了恢复同中国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即在边界争执的是非问题上)进行对话的可能——从整个形势看来，即便进行对话，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但其他一些虽不那么直接但仍很重要的考虑却促使印度不是那么直截了当地完全拒绝同中国会谈。　　在世界舆论的竞赛场上，印度好比是在自己的场地上同对手比赛那样，取得了一切便利条件。观众台上挤满着支持印度的人群，印度穿着民主色彩的运动衣，在同一队身体更为强健的对手进行比赛；印方的球技熟练，斗志顽强。当西方世界的报纸和政府看到印度勇敢地顶住了他们认为是中国扩张主义的进攻时，他们就大声喝采，希望印度再接再厉。西方舆论早就把中印两国视为亚洲两个政治集团的决赛对手；现在由于中国骤然夺取印度领土，竞赛已经开始了。有关边界的历史和文件的争论，除了专家之外，谁都不易弄清，难于抓住来龙去脉；即使对于专家们来说，也查不到那些能看出争论的哪一方是比较接近真理的档案。事情就变成为是相信印度的话还是相信中国的话的问题了。而在西方，一般对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犹豫的。虽然入侵果阿损害了印度的声誉，从而引起一些人对印度的态度和行动产生新的疑窦，但并不影响他们对印度同中国的争论上谁是谁非的看法。费利克斯·格林(Felix Greene)是这样解释美国的反应的：　　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说中国是在推行贪婪的、好战的外交政策；不论什么时候发生争端，只要涉及中国，就立即假定这个争端是由中国挑起来的。所有的评论，“新闻报道”，和学术性的见解，都是根据这个假定而写的。这样累积起来的效果，就更进一步加强了原来的假定；因而下一次再使用这种假定的时候，其效果就来得更大。　　美国人特别容易接受的看法是说，印度同中国正在争夺亚洲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领导权。肯尼迪在一九五九年(当时他还是参议员)主张增加对印度五年计划的援助时说道：“我们希望印度在同中国的竞赛中获胜……如果中国胜利而印度失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去衡量，力量对比就将变成对我们不利。”尼赫鲁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访问华盛顿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估价大为降低。总统后来说，尼赫鲁这次访问是他所接待过的一次“最糟糕的国家元首的访问”。他描写他同尼赫鲁的谈话：“你好象是把什么东西抓到了手里，但又发现你抓到的只是一团雾气。”根据阿瑟·施勒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写的肯尼迪政府的纪事，总统本来是指望印度在以后几年里会成为“世界上的或是南亚的强大的积极的力量”。但是那次的会见使总统失望了。虽然如此，美国的政策自然仍是要帮助印度发展，并在它同中国的争端中支持它。一九五九年后印度对中国日益敌视，美国对不结盟国家的态度也有改变，这两方面的情况都促进和扩大了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一九六二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代理主席斯帕克曼(Sparkman)说过：“我们知道印度在东北边境正在对共产党中国施加很大压力。我们早就希望它这样干，现在它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做”，此时减少对印度的援助，对它泼冷水，那是不明智的。　　英国政府对印度的支持，似乎和美国一样坚决，但看来白厅内部当时是有意见分歧的。有一些官员，主要是外交部的官员，指出印度所提出的关于它所主张的边界的历史论据是夸大了的。无论如何，麦克马洪线和使中国接受一条在西北部的边界线的问题，过去一度是英国外交部主管的事，外交部的档案中也保存着有关的记录。因此他们建议英国对印度的要求不给予那么绝对的支持。然而，联邦事务部却主张——英国驻印高级专员肯定是更强烈地主张——不管边界的过去历史是怎样的，英国此时此地的利益在于全力地、无条件地支持印度。英国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这样的权宜之计。　　如果说印度可以指望从西方世界得到支持，新德里却有理由对于亚非国家的态度感到不安。阿索卡·梅达抱怨说：“我们的邻邦和我们的朋友甚至在中国侵略印度的问题上也持不结盟的态度……它们倾向中国一边。”有些报纸社论宣称印度处于孤立，“在亚洲几乎没有一个朋友”。有些亚非国家对印度以不结盟世界的领袖自居的态度颇有反感，不象西方国家那样按照表面价值接受印度的说法。他们不抱任何成见，倾听中国的解释和论据，他们听了以后，对那种把印度视为讲理的、受害的国家，而把中国视为侵略的、顽固的国家的一般看法，是否符合现实，觉得有理由怀疑。有些亚非国家发现自己陷于新德里同北京之间外交、历史的争辩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他们就紧紧抓住他们所能看到的一块坚实土地，那就是谈判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是中国想要和印度进行谈判以求得解决，而印度则拒绝谈判。印度宣称说，事实是正相反。但印度认识到既然有些人对印度的说法有所怀疑，这就一定使新德里懂得过于直率地拒绝同北京进行讨论是会有风险的。　　为了避免受国际或国内任何一方面的谴责，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就在一九六O年把“会谈”和“谈判”加以区别。这样他就能够在新德里接见周恩来，而又不显出他是放弃了边界不能谈判的基本立场。但这时中国催促恢复会谈，而国内舆论却愤怒地坚持不举行会谈，于是新德里就制造了另一个微妙的提法。尼赫鲁八月十三日在议会中宣读的声明中重新肯定在中国撤退之前不能就争端的是非问题(即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讨论，他接着说：　　印度政府准备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存在于这一(西段)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创造举行进一步讨论的适当气氛。这应为任何进一步在官员报告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两国对边界问题的分歧的讨论作准备。　　这意味着印度准备同中国会谈，但不是谈边界的走向。印度要同北京讨论的是中国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出的步骤。换言之，投降仍然必须是无条件的，但欢迎中国人到新德里来先作初步访问，以便讨论投降仪式的细节。　　尼赫鲁在同一次讲话中，指责中国提出一些使会谈不可能举行的条件。半个月以前在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结束后，陈毅曾接见欧洲的一名广播电台记者。当记者问他对印度的双方撤退的建议有何看法时，他说：“要中国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退是不可能的。这违反了六亿五千万中国人的意志。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迫使我们这样做。”尼赫鲁引用了陈毅的声明说，这就是“规定了使我们进行讨论和谈判成为不可能的先决条件”。印度在八月二十二日照会中提出印度关于会谈的反建议时，再度申述了这个论点。陈毅的讲话和北京拒绝考虑尼赫鲁的双方撤退的建议，都被说成是“先决条件，它们违反了中国方面一再所说它要通过进一步讨论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说法”。这份照会最后说：“显然，正是中国人在规定办不到的先决条件，并且要求在进一步讨论未开始以前就接受中国人对这个地区(西段)的边界的主张。”　　印度既然认为在中国从印度主张的领土撤退前开始讨论，就是“对中国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中国的主张”，那末，中国在讨论开始之前撤退，当然也就是“对印度的主张作了先决的判断，或接受了印度的主张”了。但在印度看来，印度所主张的边界线，是理所当然的国际边界。新德里的那一套论点，表明他们深信凡有争论的领土全部是、而且绝对是属于印度的。这样推论下去，中国在那里出现，就是抹煞不了的侵略行为。因而在他们看来北京关于渴望和平和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表白，就都是言不由衷的空谈。另一方面，中国认为阿克赛钦从来不属于印度，并深信他们表示愿意放弃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主张，是通情达理的，是十分慷慨的。因而在他们看来，印度的表白也同样是言不由衷；在印度军队的向前推进时，尼赫鲁关于使用和平方法的保证完全象扯谎。尼赫鲁本人也曾在一瞬间意识到他自己的想法的矛盾。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说道：“如果你开始象中国人那样考虑问题，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拉达克，尤其是阿克赛钦现在是属于他们的，过去也是属于他们的，那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他们犯下了罪行。但是我们如果从另一个基点出发，认为这些领土是属于我们的——它是我们的——那末，中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对我们犯下的罪行。这就取决于你从哪一个假定出发。”但是他这一瞬间的见识并没有影响到新德里对边界争端的处理；新德里的边界政策仍然毫不动摇地沿着对撞的方针走下去。　　政府的批评者并不理解政府的立场的细微的区别——就是说它同意举行讨论，但不同意举行北京所要求的那种讨论——因此，他们继续攻击尼赫鲁同意和那仍然占领着印度领土的侵略者坐下来会谈。但是这正是印度总理所喜欢玩的那种滚球戏，现在打球的条件正中他的下怀。于是他就大打特打。他在议会中向反对派说：“这是幼稚可笑的态度。”　　首先，谈判和会晤是有极大的区别的，有天壤之别。不管发生什么事，不管所处地位如何，也不管前途如何，你总得要谈。如果我有机会，我将同(中国人)会谈。不会晤是十分荒谬的……只要有可能，就要鼓励会晤。谈判是非常正式的事；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背景，没有合适的背景就不应该举行谈判。……会晤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有人责备尼赫鲁邀请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共进午餐，并攻击梅农在日内瓦同陈毅共饮并拍照。尼赫鲁对这些指责感到恼火。他挖苦他的反对者对当代世界的外交全然无知，他说：“他们似乎认为必须把印度对不可接触者的那套做法搬到我们的[国际的]关系中来。”　　议会讨论边界形势时，尼赫鲁需要进行辩护的不仅仅是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华政策起了三棱镜的作用，它把人们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和反对意见集中起来。从八月中旬人民院辩论边界形势时所提出的一个动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项动议要求：　　 1.“立即同中国断绝外交关系。”(这时两国大使都已撤回，印度大使先行撤回，但尼赫鲁在当时，甚至在边境战争达到高潮时都坚决主张维持外交关系，以保持一条往来的渠道的畅通。)　　 2.“召开东南亚自由国家会议，以讨论共同安全措施。”(这里包含对政府的两项批评：第一，政府未能使印度的立场为东南亚各国所理解；第二，它不愿带头同这一地区的较小国家组成防务同盟以对付中国。)　　 3.“设法从其他国家取得军事援助以加速我国国防。”(尼赫鲁直到这时还奉行不结盟政策，而不结盟政策的根本一条，就是印度不接受任何外来军事援助。尼赫鲁争辩说，接受军事援助就等于加入冷战集团的一方，要加强印度国防同时又不损害它的独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本国工业和军火生产能力。他认为反复提出要印度寻求军事援助，是右派对不结盟姿态的根本不满的表现。他说，“要从外国寻求援助，想指靠某个军事集团来拯救我们，这是道义上怯懦的表现。”他说他不让印度“依靠外国军队来拯救它的领土，即使我们在边境遇到灾难”。)　　 4.“改善我们同尼泊尔的关系。”(自从马亨德拉国王两年前举行宫廷政变而使尼泊尔民主实验流产以来，新德里就公开批判他的政府。印度还让尼泊尔流亡分子自由越过印度尼泊尔边境进行恐怖主义的袭击，企图挑动人们对国王的反抗。到了一九六二年八月，印度政府设法弥补同尼泊尔的关系，并对流亡分子进行压制。)　　 5.“总理本人应兼长国防部。”(议会对于防务状态的担忧——虽然这丝毫没有阻碍他们要求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主要集中在梅农身上。许多国大党议员以及右翼反对党派都认为梅农至少也是一个隐蔽的共产党人，并且怀疑是他对尼赫鲁施加影响使之倾向姑息。另一方面，人们对尼赫鲁仍然非常尊重和爱戴，连有些批评他最厉害的人也常认为他是被领错了路，而不是他自己走错了路。尼赫鲁以前曾两次兼任国防部长。)　　 6.“总理应发表一个断然的声明，申明在中国人撤出印度领土前，决不举行谈判。”(这是印度的基本的和不变的立场。但是不管在什么问题上——即便是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断然声明都是同尼赫鲁的作风格格不入的。如果要他明确申明立场，他最多也不过是说，“我认为按照目前边境的形势，我们不能同中国举行任何认真的会谈。”)　　尼赫鲁早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就说过双方军事哨所犬牙交错。在西段的遥远的荒野上现在有些地方的情况正变成这样。在奇普恰普河谷，印中两方的哨所和工事很多——一共有二、三十个——彼此紧密交叉。有时，印度空军供应物资误投到中国阵地上。于是北京就恼怒地为“满载物资的麻袋和木箱”这些不受欢迎的礼物提出抗议。有时，印度军队要从中国枪口下取回空投下来的供应品。双方开火差不多已司空见惯；但大部分还是骚扰性的射击或瞄准试射。九月初印度军队在奇普恰普河谷开始执行了五个星期前加勒万冲突发生时对他们所颁发的命令。当时，中国人迫近一个印度哨所，印军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并后撤，他们不予理睬，于是守军就迎面开枪。有几个中国士兵被击毙，尸首留在印度阵地周围。印度外交部召见中国代办通知他这件事，并要中国安排收尸。 [ 注：印度政府没有公布这一事件，如果北京也不予公布，它就宁愿让这件事情悄悄过去。但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的《泰晤士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和九月十五日的《印度斯坦时报》都报道了这次事件。印度发表的白皮书中也没有提到这次事件。但《人民日报》后来在讲到前进政策的最后阶段时，曾提到：“我国士兵伤亡多人”。 ]　　更南面，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是在斯潘古尔湖一带；廓尔喀人在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之间建立阵地，他们乘汽艇(部件是空投给他们的)在湖上巡逻。到了八月底，印度在中国主张的领土内已设立了将近四十个哨所；其中有许多哨所是由十人或十二人守卫的；其他的是由三十人到五十人守卫。印军在人数上和火力上远不如他们的对手，机动性和战术形势更差。他们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如果他们遭受攻击，问题就是他们究竟能抵抗多久？在自己被消灭之前，究竟能打死多少中国士兵？他们是尼赫鲁和他在新德里的文武同僚们深信中国决不会进攻的这一信念的人质。考尔六月间视察西段后，报告说：　　 “我们与其等待兵力大量集结，不如就在拉达克尽我们力之所及建立尽可能多的哨所，即便是很小的哨所也好。因为我确信中国不会向我们的任何阵地发动进攻，即使我们的阵地不如他们的坚固。”　　在此以前，尼赫鲁斥责他的批评者敦促政府采取更剧烈的措施是冒险主义的思想。他说这对印度军队——“勇敢的，优秀的士兵”——是不公平的。但到了夏末，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八月，他在议会扬言，“我们在拉达克的这部分树起了一重壁垒，建立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哨所”，“这些哨所的确是经常处于被人数较多的敌军袭击的危险之下。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冒了风险，我们已经向前推进，我们已经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继续推进……如果[中国军队]要摧毁我们的某些军事哨所，他们是能够办到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失败。我们将搬出更大的问题来对付他们，更顽强地对付他们。”由此可见，不能说尼赫鲁对西段的形势不了解，也不能说他对印军所冒的风险没有估计到。　　另一方面，西部军区的道拉特·辛格将军还是不赞成把他的军队投入一场他认为是丧失理智的、无望的赌博。八月中旬，他写报告给陆军总部，指出中国军队在西段占有巨大优势，印度哨所则孤立无援。为了要靠近空投地带，印度哨所只能设在河谷地带，因此中国军队就能居高临下控制着他们。他写道：“军事上，我们无法守住我们已有的阵地，更不要说强行摊牌了。”所以，最重要是不去挑起冲突。根据过去三年的经验，他认为“只要我们不破坏边境现状，中国不会为边境问题同印度打仗”。但是他说，阿克赛钦公路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公路，如果印度的行动稍稍威胁到这条公路，中国定会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他建议当印度在西段的兵力还不能同中国相抗衡时(他说，要做到这点，需要有一个由四个旅组成的师以及一切支援火力)，应暂停推行前进政策。应该通过某种政治的解决把被围困在加勒万河谷的守军撤回来。他还指出，中国已明白表示非但不会干涉印军从哨所撤回来，他们还会欢迎印军这样做。辛格在结尾给他的文职上司一顿教训：　　政治方针必须以军事手段为基础。如果这两者不协调，就有危险会造成一种局面，使我们有可能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遭到比过去更大的损失。如果要客观地执行抗拒中国对我国领土的不合法要求的政策，就需要在军事上作好准备，舍此没有什么捷径。　　辛格差不多等了三个星期才得到参谋局的答复。答复说：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前进政策是正确的，继续执行前进政策对“实现我们的要求”是极为紧要的。“不这样做，[中国军队]就会涌进任何真空地带，这是他们的惯技。”辛格曾提出过，即使要保住现有阵地，也必须要增援(四个步兵营、一个山炮团和若干中型机关枪)。但复信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复信最后说：“如果摊牌逼到头上，就必须根据当时情况尽力而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参谋局有一名高级军官来到东段视察，他当时向那些认为中国军队过于强大、难以抵挡的军官们保证说，拉达克的经验已经证明，“朝他们开几枪，他们就会拔腿跑掉”。　　进入九月以后，中国在抗议中加重了威胁的语调。北京在九月中旬写道：“枪炮不是儿戏，玩火终必自焚。如果印度方面硬要以武力来威逼守土有责的中国边防部队，因而引起他们的抵抗，一切后果必须由印度方面承担。”　　印度边境上的新的大赌博，两个巨人的“胆量比赛”，已达到高潮。如果双方中有一方是虚声恫吓的话，现在已到它应该最后扭身躲开的时刻了。但对冷眼旁观的世界来说，亚洲两个最大的国家会因争夺那么遥远和荒僻的土地而发生战争，仍然是难于置信的。印度认为不会发生战争，这种看法为自新德里发出的报道定了调子，因此在世界屋脊附近形成的对峙局面是引人入胜而不是令人惊惶的。一位英国新闻记者表达了共同的感觉。他说：“世界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理会到中国正遭到公然挑战，印度已经采取了如中国继续推进就难以后退的立场。”　　在世界的另一面，这时正在酝酿着另一场更危险的“胆量比赛”。美国中央情报局记下这一事实：那年夏天，苏联载运军火到古巴去的船只中，有两艘装载木头的货船，舱口非常宽大，装货却很轻。但中央情报局还没有推论出它们的意义来。第三章 北京的观点　　尼赫鲁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叛徒，是破坏人民解放运动进展的恶棍，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 一九四九年上海《世界知识》　　尼赫鲁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 一九五九年北京《人民日报》　　尼赫鲁……骨子里是杀气腾腾。拒绝谈判的是尼赫鲁，下令打仗的也是尼赫鲁。—— 一九六二年北京《人民日报》　　中国对印度的态度曾有两个基调：首先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印度作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其次是把印度当作邻邦又是同属亚洲的大国处理同印度政府的关系。开始时，这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但事态的发展——特别是边界争端——使两者合拢，因此，中国就认为印度的行动表现出印度的政治本性，这种本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同中国对撞。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后期，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中国的大动荡，已胜利在望，他们转过头来看印度，就不难识别印度所处的政治发展阶段。尼赫鲁曾同蒋介石有过长期相互敬慕的关系，他可能成为一个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而国大党则同早期的国民党一模一样。例如，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一年间，印度政府也曾出动军队镇压在海德拉巴(Hyderabad)邦的特伦甘纳地区(Telengana)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该地区的农民曾夺取土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时看来，印度的革命可能已经开始。毛泽东在答复印度共产党的祝贺时曾说过：“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同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　　看来，印度在开始制订对外政策时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美国过去支持蒋介石，直到他垮台——垮得比美国意料的早——，现在又准备支持尼赫鲁。中国共产党一家杂志在一九五O年写道：“美国把真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印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优先照顾印度。尼赫鲁既想取得美援，又想扮演一个进步人士的伪善角色，用以欺骗印度人民。”　　印度明显地推行英国的喜马拉雅政策，甚至鼓动西藏脱离中国，这就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尼赫鲁政治本性的看法。 [ 注：不单是中国人看出了新生的印度继承了英国对喜马拉雅山的政策。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美国人一九五三年在新德里著文时也看出：“印度对西藏的政策和英国统治印度时所采取的政策极其类似。”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日报》写道：“尼赫鲁之流以一个外国政府底名义，来宣布‘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这是公然挑拨中国诸民族的感情，破坏中国诸民族团结，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同月，一家上海杂志指责尼赫鲁及印度政府为“英美帝国主义并吞西藏的阴谋”服务，同时他们自己也怀着帝国主义的野心。该杂志结尾说：帝国主义者已让尼赫鲁充当了蒋介石的代替人。　　一九五O年中国进军西藏，印度在外交上对此所采取的作法，必定证实了中国对于印度对西藏的意图的怀疑。但事实上双方就此问题所进行的外交交涉 [ 注：见第一章 ] 标志着印度政策的转折点，中印关系的气氛还是良好的。在更广阔的外交舞台上，中国觉得印度新政府正起着有益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印度承认人民共和国。它是第二个采取这样行动的国家。 [ 注：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当时按梅农的意见，印度本来应该更早地承认中国，但印度照顾到外交礼貌，要让英国先承认。后来印度人对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的踌躇不决实在忍耐不住了。 ] 从那时起，它积极活动，要使北京新政府在联合国内代表中国。从一九五O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起，印度在外交方面为停止朝鲜战争并阻止中美战争出了不少力，当时，由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布防福摩萨，中美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这些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受到了北京的欢迎。十月初，中国曾试图利用印度作为通往华盛顿的热线。周恩来告诉印度大使潘尼迦说，如果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被迫对朝鲜进行干预。这个尝试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印度的过失，而是美国不听警告。印度在朝鲜停火谈判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印度提出遣返俘虏问题的方案，终于打破了谈判的僵局。中国虽然批评了印度在谈判中所起的作用，但还是继续赞同印度外交的总路线。　　五十年代中期，是“印中人民是兄弟”的岁月。但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期间，中国方面对于印度所采取的僭越的态度虽未说穿，却感到很反感。当时尼赫鲁竟公然对周恩来以老前辈自居。他也许确实没有理会到，他这种作法表面上看来是对中国友善，而实际上却含有高人一等的味道。印度后来还经常提起这件事，认为他们的作法理应得到中国人的感激，但在中国看来，这只不过表现了尼赫鲁的极端傲慢。十年后，周恩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感到恼火。一九六五年，他对巴基斯坦访华记者追述这个事件时曾讲到尼赫鲁的“傲慢”。差不多与此同时，他还对一些来访的锡兰政界人士讲到，“我从未遇到过比尼赫鲁还傲慢的人。”当然，这不仅是个人之间的磨擦。潘尼迦就任驻华大使后，很快就体会到，他的驻在国对他的国家是颇为瞧不起的。事后他回忆当时中国对印度虽然真正友好，但多少有点以前辈自居。“这种态度就象一个社会地位已经确立的老大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兄弟所采取的教导态度一样。印度的独立是受到欢迎的。然而，中国作为世界大战后被公认的亚洲大国，指望印度懂得自己算老几，这是不言而喻的。”潘尼迦把这些形容为“国民党态度”，但是看来共产党取得政权后这种态度并没有改变。　　按照印度的想法，印中两国的地位应象孪生兄弟那样平等；论资格，印度还要老一些。尼赫鲁毕竟早已世界闻名，他的著作为人传诵，他的生平事迹受人注意，而当时周恩来最多不过是毛泽东游击队的一名指挥官， [ 注：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回忆道：“周恩来是我一九三六年进入红色区域时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他当时是驻扎延安以北一个小山沟的村子里的红军东线司令员。我刚要进帐篷，一个身穿旧棉军服的、个子细长的人出来迎接我，他用那穿着布鞋的双脚立正，用手在那褪了色的红星帽上，行了一个潇洒的军礼。……那就是周恩来，这位赤匪的脑袋是蒋介石出八万元洋钱悬赏的。” ] 在中国以外没有什么名气，他是一个三十年代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式的人物。尼赫鲁在国际上享有的威望和受到的尊重，到万隆会议时达到了顶峰。在布鲁塞尔被压迫民族的会议(Congress of Oppressed Peoples)上产生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想法；对尼赫鲁个人来说，万隆会议是布鲁塞尔会议后近三十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胜利。当时人们还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份量。如果说一九五四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主要是欧洲人的表演，那么在万隆会议上则是中国初次登上了亚洲的国际舞台。印度以及西方观察家都认为主要由于印度的努力，“共产党中国才在亚洲获得一定程度的威望”。因而，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以“一个社会地位已经确立的老大哥对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兄弟那样采取教导的态度”，这就不足为奇了。当然，在周恩来及其同事们看来，印度和尼赫鲁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人物竟然想充当他们的监护人是离奇可笑的。　　中国对尼赫鲁和印度这种自封为亚洲领袖的作法，虽然感到恼火，但这并没有因此影响中国政府的政策，他们对尼赫鲁往往更多是感到可笑而不是生气。这很可能是由于他们对革命和对中国本身的力量具有自信。中国对尼赫鲁的外交政策给予高度的评价。尼赫鲁对帝国主义集团保持着审慎的距离，不让他们在印度建立基地；他很快地谴责了帝国主义的一些侵略行为，例如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的战争和一九五八年英美干涉中东的事件；他一贯支持北京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象《人民日报》所概括的那样：“尼赫鲁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这也不奇怪，尼赫鲁的政策和态度，完全符合列宁主义对他这样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府领袖的本性和作用所作的分析：“在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着矛盾，他们能够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因此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按照列宁主义者的公式，他们把这个发展阶段叫作进步的民族主义；在这个阶段中，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府不但能起积极的作用，而且应该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被剥削阶级可以结成暂时而有效的同盟。　　但是这一类型的政府和领袖本质上具有两面性，而且进步的杰克尔可以很快地变成为反动的海德： [ 译者注：这是苏格兰文学家斯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的小说《杰克尔博士和海德先生奇闻记》(The Strange Case of Dr.Jekyell&Mr.Hyde)中的主角，叙述杰克尔原是仪表堂堂的“善良绅士”，因受诱惑服药后，可随时变成凶恶狂暴的侏儒海德。这个两面人的双重性格经常变幻。此处作者指双重人格或两面派。 ]　　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地位，又具有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妥协性，和对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动摇性。至于其中一部分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利益密切结合的大资产阶级，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他们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参加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起来的时候，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在帝国主义收买之下，就会背叛革命，对内镇压人民，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对外完全投靠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按照中国的看法，到一九五九年初西藏叛乱时，尼赫鲁就开始了这种由杰克尔向海德的转化。　　一九五九年三月，消息传来西藏东部康巴族的叛乱已经蔓延到西部，拉萨已经发生战斗，达赖喇嘛正逃往印度。这些消息再度引起印度对中国进入西藏所抱的怀疑和不满。尼赫鲁又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强大的政治压力，以及他自己的心情要他起码得讲几句同情和支持西藏叛乱者的话；而从外交上考虑，印度又需要对它曾承认是属于中国内部的事情保持缄默。他在议会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　　 “我们没有干涉西藏的欲望，我们最希望保持印度同中国的友谊，但同时，我们非常同情西藏人民，对他们无能为力的困境感到非常的苦恼。我们仍然希望中国当局能够运用他们的智慧，不使用强大的力量来对付西藏人，而是按照他们自己对西藏地区自治的保证，争取同西藏友好合作。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停止正在进行的战斗和屠杀。”　　《人民日报》以一种遗憾多于愤怒的分析，反驳了尼赫鲁的论断 [ 注：当这篇文章公开时，北京传称是毛泽东自己写的。 ] ，但是中国对印度的行动比对尼赫鲁的讲话更为重视。周恩来说，对印度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这是国际上通常惯例，他们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但是他们抗议“印度政府对达赖喇嘛的隆重欢迎”。当达赖喇嘛刚到穆索里(Mussoorie，这是印度的一个山区胜地，达赖喇嘛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总部)的时候，尼赫鲁就马上前往访问，这是一个政府对于一个友好邻国的叛乱领袖的不合适的接待。事实上，达赖喇嘛抵达印度东北部的提斯浦尔(Tezpur)时，受到的“隆重欢迎”，部分地是由于那里集合了二、三百名记者，同时达赖喇嘛也需要和报界建立一些正式的接触，因而难免造成这种印象。但是印度政府也的确没有遵守它向北京所提出的不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进行反华的政治活动的保证。中国还再次对西藏逃亡分子在噶伦堡的活动提出抗议，并指控国民党和美国特务也在那里进行活动，通过当时仍然大为开放的边境把反华宣传品、武器和特务偷运进入西藏。　　在剖析尼赫鲁关于西藏事态发展的声明时，中国驳斥说，尼赫鲁把叛乱归结为“一个生气勃勃、迅速前进的社会”同“一个停滞不前、没有改变的、担心可能会在改革的名义下对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社会”之间的冲突，那是错误地理解了形势，西藏叛乱不是别的，而是反革命，是特权阶级企图保持“黑暗的、残酷的、野蛮的农奴制”。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美国国务院，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李承晚之流，都对叛乱者发出同情的叫嚣。《人民日报》接着指出，“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尼赫鲁一方面反对这些人物，也懂得他们所玩弄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却“被这个同盟推到他们的所谓‘同情’西藏运动的重要地位”。接着，该报引用了尼赫鲁自传的一段话，这段话反映他经常口里谈一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却没有让它来影响他的费边主义的行动：“感化一个统治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它的权力和特权，这样的企图一直是失败的，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说将来能够成功。”　　中国认为，这话说得很对。但是，“他现在责备我们没有能够感化统治西藏的特权阶级使它放弃权力和特权”。　　至于讲到尼赫鲁所说的，印度对中国在西藏行动的愤慨，是出于一种同情心和亲密感情，那么，双方都可以使用“亲密感情”这个词。如果中国组织支援阿萨姆邦和北方邦的人民委员会，印度又会怎么想呢？“如果印度政府可以用对西藏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中国政府给予印度某种保证”，中国政府“不也是可以用深切同情和悠久联系为理由”，要求印度政府对自己的内政给予中国某种保证吗？(《人民日报》没有引用那加叛乱为例，这是意味深长的。如果在这里引用它就更能说明问题。那加人叛乱时间同西藏人一样长久，他们也象西藏人一样，主张民族独立，并要求取得主权国家的地位以体现和维护这种民族独立。象中国对西藏一样，印度在那加地区曾经使用军队镇压被认为是分裂主义的叛乱。北京不提那加族的问题，意味着中国在这个阶段不愿使人家把它的辩论看成是进行威胁，所以就提出阿萨姆和北方邦这类虚拟的例子。)　　《人民日报》最后温和地说，尼赫鲁“跟我们在西藏问题上有某些分歧，但是在总的方面，他是主张中印友好的”，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不能不同“这位我们友好邻邦的尊敬的总理”进行辩论。如果北京不是出于万不得已，决不至让印度对西藏叛乱的反应破坏整个五十年代里贯穿中印两国政府之间的那种友好关系。但是中国没有忽视印度的“大资产阶级”在尼赫鲁背后怂恿他不断向右转。中国人认为这个阶级“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外国资本有一定程度的依赖性。而且，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也决定了它的某种向外扩张的欲望”。这就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反映某些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的影响。用列宁主义的分析，印度政府很容易突然倒向右边，国内和国际都有强大的势力，总在试图把印度拉向右转。中国认为，在一九五九年，美、印两国更加靠拢的时候，这种变化就开始出现。　　照中国的看法，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全盛时代，华盛顿一般地说对于中立主义者，特殊地说对于尼赫鲁，经常表示怀疑，这是对印度最好的评价。相反地，到了一九五九年美国态度的转变是一个不祥之兆，这意味着美国不但要改变印度的不结盟的操守，而且，华盛顿还估计到，新德里也已准备好委身相事。北京早就开始从印度的态度和政策中注意观察新德里被拖进帝国主义阵营的迹象。　　尼赫鲁在一九五八年末和一九五九年初所写的信件中，表达了印度对边界问题的态度；从北京看来，这种表态就是这样的迹象。在那时以前，中国不会料到同印度解决边界问题会比同其他邻邦解决边界问题更为困难。自一九五四年起，在印度的地图上就提出了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新建成的新藏公路的一段穿过该地)。但是中国地图上也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提出类似的要求。周恩来曾经告诉尼赫鲁说，中国在举行谈判全面解决边界的时候，无意坚持这一要求。印度也讲得很明白，说它不考虑对其作为东北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作任何更动，说这条线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就已成为事实上的边界线。中国除非同印度挑起一场无法解决的争吵，否则就只能接受麦克马洪线。另一方面，北京在自己地图上对东北边境特区的大部分地方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打算非办到不可，毫无转圜余地，而当时也没有迹象表明印度在自己地图上对阿克赛钦所提出的要求会是那么一成不变。尼赫鲁在议会和其他公共场合中，曾再三声明政府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但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对西段边界将持同样顽固态度。印度对西段的主张线，只是在五年前才出现在印度地图上，这条线并不比中国在地图上对东北边境特区大部分地区提出的要求更加符合实际、符合管辖的现状。　　北京同缅甸的谈判提醒了中国人(如果说中国人还需要提醒的话)：一旦边界问题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内部的政治问题之后，这些政府在国内压力下会采取不妥协的极端态度。所以从争端一开始，中国就指出，边界问题并不急于解决；如果由于印度国内的原因，尼赫鲁认为举行谈判有困难，那么整个问题可以留待以后局势较平静时再说。现状符合两国的需要；如果双方都不去破坏现状，那也就没有迫切的需要用条约对现状加以规定。但是一九五九年秋天发生了朗久和空喀山口事件，这意味着印度并不想使现状不受破坏。这些冲突对中国和对印度，同样都是不祥之兆。　　印度在朗久、兼则马尼和塔马顿设立了哨所， [ 注：见第一章。印度在这些地方建立了哨所之后才提出要讨论这几个地点的边界走向问题，而这个提议是以中国不但要接受麦克马洪线，并要接受印度对西段边界的主张为先决条件的。 ] 单方面擅自对麦克马洪线作了有利于自己的修改；中国认为这种作法是严重的，因为这说明印度漠视必须通过协议修改边界的基本原则。这些哨所本身其实并无军事上的意义，中国只是向新德里提出了抗议，并没有去碰这些哨所。根据北京的说法，在朗久首先开枪的是印度人；但是印度在兼则马尼和塔马顿建立哨所后，中国并未试图把印度人逼走，这就间接地证明朗久冲突至少是带有偶然的性质。在中国看来，空喀山口事件倒是个更为不祥的预兆。不论谁先开枪，这个冲突是由于印度一大队巡逻队进入中国占有的地区，并在那里设立了哨所而引起的。这不仅是印度在麦克马洪线边缘推进几平方英里的问题了；而是说，印度如果企图实现其地图上的要求，那就是涉及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为新藏公路穿过该地区)的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问题了。　　一九五九年底，尼赫鲁和印度政府致北京的书信和文件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印度边界争端的立场。印度不同意进行全面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只同意对印度主张的边界线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作一两英里的微小调整，而且连这样的谈判也必须以中国撤出阿克赛钦地区作为先决条件；不仅如此，朗久事件，特别是空喀山口事件表明，印度不但拒绝谈判解决问题，它还决心在地面上实行自己的主张。这种不但拒绝谈判，而且还拒绝尊重现状的态度，也就等于是拒绝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　　印度坚持要中国接受印度单方确定的边界，这就不仅是在东段死抱住一条由一九一四年英国同西藏的秘密协议产生的边界，而且在西段还提出了一项“由英国帝国主义阴谋制造、但是从来没有敢公开提出过的”要求。 [ 注：大家还会记得：英国人从未将约翰逊-阿尔达线(印度就是根据这条线提出要求的)作为边界线的建议通知中国。 ] 印度提出对阿克赛钦的要求也并不是由于它牵涉到印度的重大利益，“印度要求中国放弃通往西藏西部的唯一交通公路，而这条公路对印度毫无用处。……这是损人不利己的”。　　中国根据自己对印度的声明和行动的理解作出反应，感到他们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列强单方面把边界强加于中国，对中国民族感情采取粗暴的轻蔑态度，这些对中国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上外国人的这种蛮横无理、以势压人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但是现在“中国人民被任意欺侮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解放了的新中国决不能再容许被推回到受损害的旧中国的地位上去”。一九五九年九月，陈毅在北京用比较温和的语调谈到印度企图把麦克马洪线强加于中国，他问道，难道这说明印度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有过丝毫的考虑吗？”　　正如尼赫鲁一度觉察到的那样，中国认为西段的争议地区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属于中国的；中国从这个前提出发，觉得他自己对边界问题的态度是公平合理和切实可行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个立场是公平的，也是明确的。　　印度不顾中国的合理态度，仍然采取了只能导致无法解决的争端的方针，还对中国“大肆喧嚷，造成中印关系的紧张”，并蓄意在边界进行挑衅。所有这一切表明，印度采取这些行动的真实原因必须从边界问题以外去找答案。中国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印度边界政策的动机和原因就一目了然了。　　照中国看来，边境纠纷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尼赫鲁政府的政治危机更加严重”。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印度政府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已经为反动的民族主义所代替，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北京在一个相当时期里还把尼赫鲁视为反动势力的俘虏，认为他可能从中摆脱出来，再度对印度的政策发挥进步的影响。一九五九年九月，《人民日报》写道：“在尼赫鲁总理的领导下，印度政府根据潘查希拉(五项原则)的精神，也做过有益于中印友谊的事情。”尼赫鲁“是受到中国尊敬的”，令人惋惜的是他“对此没有保持应有的明智态度，竟被卷入印度反华的漩涡中去了”。印度的右翼政客、议员以及某些官员的恶毒攻击迫使中国作详尽的反驳。“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争论不能不涉及到尼赫鲁总理。”一九五九年末，尼赫鲁还是在抵制着国内喧然要求对边界问题采取极端和绝对的态度，他力图调和国内的争吵，其目的是使通往谈判解决问题的道路敞开着，虽然当时印度政府在外交文件中都把谈判解决排除在外。　　一九六O年后，中国对尼赫鲁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一九六O年四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高级会谈看来是个分水岭。中国代表团的人曾告诉在新德里的共产党国家的外交官们说，尼赫鲁的不妥协态度使周恩来感到震惊。据报道，周恩来曾讲尼赫鲁“既靠不住，又摸不透”，不可能同他进行谈判。从新德里高级会谈后，周恩来在加德满都所作的评论中可以看出他对尼赫鲁的阴一套、阳一套的作法表示反感。在追述中国在公开谈话和声明中一直小心保持友好态度之后，他说：“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　　在一九六二年底以前，中国并没有公开指责尼赫鲁，但是有理由推断：自从一九六O年以后，他们就已把他看作是“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忠实代表”和中国国际敌人的走卒了。　　一九五九年以后，尼赫鲁政府对内执行日益反动的政策， [ 注：一九五九年新德里解散了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北京当然注意到这个行动。 ] 对外也继续向美国靠拢，这就证明了中国从意识形态上对它的预测的正确。一九五九年艾森豪威尔访问新德里，一九六一年尼赫鲁回访美国，当然从中国看来，美国给予印度的不断增长的经济援助更能说明问题。美国对印度援助的多寡反映了印度的不同态度。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九年的十二年中，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总共不到二十亿美元。但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这一期间，美国已经给予印度的或答应给予印度的援助竟超过这个数目两倍以上。中国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印度越是反华，美援就越增多。”美援的增加“同尼赫鲁政府为美帝效劳、反对中国的程度成正比”。中国从新德里在联合国、在刚果和东南亚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它在边界所采取的“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中看到了印度日益依附美国的后果。华盛顿方面也觉察到印度政策的变化，并且作出了用辞截然不同但实质相同的结论。北京也注意到了这点。一九六一年中，一家权威性的右翼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从印度对国际麻烦地区的政策中注意到“印度已改变了过去的倾向”，这正如北京过去所观察到的；该杂志并问尼赫鲁是否“正在改变他的旗号”。　　四月份，尼赫鲁在批评了美国干涉古巴的二十四小时之后，来了一个大转弯，说肯尼迪总统“有魄力”，并暗示说古巴事件的当事两方可能各有各的道理。人们注意到这个大转弯发生在美国提出增加对印援助的前夕。尼赫鲁的一些经济学家曾警告过他，如果不取得大量的美援，就无法解决国内浩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因此，一些美国官员也认为尼赫鲁是迫不及待地想同美国进一步靠拢。　　这篇文章最后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变成世界政治家中最受肯尼迪政府宠爱的一个人物。”　　中国在分析印度的政治、经济政策时，评论说：印度虽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仍然处于殖民地的地位；到一九六O年为止，外国在印度的投资增加了一倍半，其中英国投资增加了一倍，美国投资增加了六倍。在这时期，印度对外援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在印度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外援比重占百分之九点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占百分之二十点六，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则占到百分之三十。印度一家保守的杂志《资本》(Capital)周刊一九六O年指出：“几乎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都是依赖‘外援’；如果得不到这种外援，这个计划将被毁弃，因为印度的外汇储备已经低于被认为所需要的最低点。”一家独立的杂志《亚洲团结》(United Asia)的结论是：到一九六二年为止，印度经济的依赖性如此广泛和深入，以致“任何削减或停止外援，都将在印度立即引起经济大危机，使大批公司倒闭，生产减缩，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无法控制”。(一九六五年印巴战争后美援一度中断，从而完全证实了这种预测。)中国人后来说：帝国主义的“‘援助’到达那里，那里实际上就会没有真正的经济主权和经济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