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在古籍中又被称作荼、茗、槚、荈等。有人认为茶作为饮料始于神农氏，如陆羽的《茶经》说：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相传由神农氏所作的《食经》也说： 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后来，又传周公有 槚，苦茶 的说法。《晏子春秋》记载了晏婴为齐国相时， 食脱粟之饭，炙三戈、五卵、茗茶而已。 说明最晚在周代已开始饮茶。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7 ～28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3 ～84页；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4 ～35页。　　秦汉时期有关饮茶的记载很少，笔者仅见到汉代五褒撰写的《僮约》中曾提到派人去 武阳买茶 和 烹茶.说明秦汉人饮茶远远没有饮酒那样盛行。　　秦汉统治者虽然多次发布禁酒令，如《秦律？田律》载： 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 ，还下令禁止三人一起喝酒。汉景帝、汉和帝等也屡次颁诏 禁酤酒 ，但秦汉时期饮酒之风却常盛不衰。特别是官僚地主更是宴饮成风，并将饮酒作乐称为 嘉会之好.据《汉官》和《北堂书钞？西征记》等古籍记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 杂会万人以上 ，场面极为壮观。太极殿前有铜铸的龙形贮酒器，龙长二丈，龙口前设有可容４０斛酒的铜尊，龙的腹内贮满美酒。需饮酒时，可动特制机器，酒就从龙口内流入酒尊。《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任丞相， 日夜饮醇酒……（群臣及宾客）至者，参辄饮以醇酒，闻之，欲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后去。 《汉书？叙传》载：张放、淳于长等 入侍禁中，设宴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引满举白，谈笑大噱.《后汉书？马武传》载： 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时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长，无所避忌。 此外，民间饮酒也很普遍，或 宾昏酒食，接连成因 ；或 因人之丧，以求酒肉 ；或 舍中有客，提壶行酤 ；或 论道饮燕，流川浮觞.汉代民间郡县还有 乡饮 的仪式。同时，每年三月，在学校祭祀周公和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教师学生都要开怀畅饮。总之，婚丧嫁娶，送礼待客，无不用酒。宴饮的场合很多，有 百礼之会，非酒不行 ①的说法。　　饮酒还与当时的诗人和诗歌密切相关。饮酒赋诗，咏志抒怀，成为汉代文人的一大雅事。汉代无名氏的一首乐府古辞《古歌》云： 东厨具肴膳，椎牛烹猪羊。主人前进酒，弹瑟为清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清樽发朱颜，四坐乐且康。 诗中生动地描绘了汉代贵族的宴饮场面，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面貌。另一篇《今日良宵会》： 今日良宵会……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飙轲长苦辛 ，则从宴会起笔，表现出愤世嫉俗、感慨自嘲的情绪。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酒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酵酶，诗歌发展到精灵①。　　汉代甚至买卖田地或买卖衣物时也都必须买酒来喝。如《居延汉简考释》卷二载： □直长乐里受奴田卅五亩，贾钱九百。钱毕已，丈田即不足，计亩还钱。商人淳于次、孺王兄郑少卿沽酒商二斗，皆饮之。　神爵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广汉县二十郑里男子节宽惠布袍一，陵胡■长张仲孙用，贾钱千三百，不在正月□□□至□□□□□□正月书符用钱十。　　时在旁候史张子卿，戍卒杜忠知卷，约沽旁二斗。 正因秦汉时期饮酒之风盛行，所以当时也出现了许多与饮酒有关的故事与趣闻。如汉武帝时，神仙家们说南方有美酒，饮之可长生不死。汉武帝听说后斋居七日，遣栾巴带领童男童女数十人去寻找，结果还真弄到一些酒回到长安。仙酒摆在大殿上，武帝还未及饮用，站在一旁的东方朔便抢先喝了个干净。武帝大怒，要杀死东方朔。东方朔脸不变色，不慌不忙地说： 这如果真是仙酒，杀我我也不会死。要是并不灵验，要这酒有何用？ 武帝听了，一笑了之。①　　①　　 《汉书？食货志》。　　①　　 陈爱平：《汉代的饮洒习俗（上）》，《文史知识》1993年第 7期。　　在汉代考古中还发现了许多以宴饮为题材的画像砖、画像石、帛画和漆画等。如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集》画像砖，正中和左右三方设座，席前樽、案满陈，７个衣冠楚楚的人，捧盘举杯，饮酒作乐。彭县出土的《宴饮》画像砖，帷幄之下，樽、杯满案，４个冠服长袍者，猜拳饮酒，逍遥为乐。　　新都县出土的《宴饮》画像砖，画面有两望楼的屋子，两边房顶各有凤鸟相对；屋内三人，高冠长服席地而坐。左二人正举觞对酌，方案上有食物和箸，右边一人手持一花状物。德阳县黄许镇出土的两条砖上皆有《宴饮》画像，上图共６人席地而坐，前面置三个盛食的器皿。下图共５人也席地而坐，有的执大碗，有的对杯欲饮，有醉生梦死之态。上下两图的宴饮者皆峨冠博带，宽服长袖，显然是地主贵族。《盐铁论？散不足篇》说： 今富者银口黄耳（金银酒器），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 左思《蜀都赋》则说： 合樽促席，引满相罚；乐饮今夕，一醉累月。 ②又如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文物中，不仅有大量酒器，而且我们从一乐舞扣饰可以看到，其图象分上下两层，下层二人中间置一酒瓮，几乎与人同样高。出土的贮贝器面部外圈舞蹈人之间，均置一酒尊。而出土的房屋模型中，则有一妇人持一酒筒，对背墙而坐的４人敬酒，其中一人正举筒豪饮，放浪形骸之态，纵情宴饮之姿，都表现得栩栩如生③。汉代画像砖等实物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有助于人们对当时宴饮情景的了解。　　汉代人不仅宴饮成风，而且酒量很大。如《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能 饮酒石余.《汉书？于定国传》载，于定国 食酒至数石不乱。 《后汉书？卢值传》载，卢植 能饮酒一石。 《后汉书？郑玄传》载，郑玄可以 饮酒一斛。 还有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说法。　　汉代人酒量很大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酒的质量较薄。据《汉书？平当传》说： 赐当养牛一，上尊酒十石。 如淳注： 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下尊。 似乎多是用糯米或者是麦芽糖做的甜酒，即所谓的醴酒。《书经？说命》记载，西周 若作酒醴，尔惟曲蘖.曲是 酒母 ，即发酵过的稻米和麦子；蘖是酿酒的原料，即发过芽的谷物。　　到汉代，酿酒只用曲作引子而不用蘖了，酒味是很淡薄的，时间稍长，就变酸变坏，即扬雄《法言》所说的 日昃不饮酒，酒必酿酸。 而用大麦或小麦做酒曲，加上米麦的原料，用 复式发酵 的方法，经过几蒸几晒，由漏斗中流出蒸馏的酒，酒的质量就醇了。所以到东汉后期，王充《论衡》中说： 美酒为毒酒，难多饮。 汉献帝建安时期，曹操发明 九酿制酒 的方法，用曲３０斤，流水５石，米９斛，３日一酿。经过９次蒸晒，已成为清酒。若嫌味苦，增加为十酿，就成为美酒了。所以北宋朱肱《北山酒经》中说： 酒以投多为善，要在回力相及。 因为当时的酒性不烈，不致使人过醉。　　①　　 王仁湘：《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16页。　　②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9 ～92页。　　③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8 页。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57页。　　第二，汉代的升斗比近代的升斗量小，至少可以打个七折①。　　汉代普遍以曲酿酒，大大促进了造曲技术的发展。《方言》中列举了当时酒曲的不同名称，计有 ■ 、 ■ 、 ■ 、 ■ 、 ■ 、 ■ 、 ■ 等多种。酒曲众多的不同名称，不仅仅是由于各地方言不同造成的差别，也是酒曲品种增多的一种反映。据郭璞注，■是 大麦曲 ，■是 小麦曲 ，■是 细饼曲 ，■是 有衣曲.《说文》中收有 ■ 、 ■ 、 ■ 等字，释为 饼曲.洛阳西郊汉墓出土陶器的文字中，也有 大麦曲 和 小麦曲 的区分①。可见汉代的酒曲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的品种②。汉代的酒曲不仅在内地广为流行，而且远赠匈奴③。居延边郡也能制作酒曲④。　　《齐民要术》中有造白醪酒法，可能就是汉代流传下来的旧方⑤。　　近年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汉代酿酒或售酒的画面。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中室南侧室西壁庖厨图中，绘有酿酒的场面。在一条长桌后面有两个仆役，正忙着将４个■安放在长桌上，桌下放着４个红盆，在■的下方正在酿酒⑥。又如四川彭县出土的《酿酒》画像砖和最近在新都县出土的画像砖虽不同模，但内容完全相同。画面是一酿酒作坊，正中大釜为酿缸，一妇人左手扶缸，右手正在缸内操作，似在和曲或搅拌，其右一男人似在协助酿酒。灶前有酒炉一座，内有三坛，坛上有螺旋圆圈，连一直管通至炉上。彭县出土的砖左侧残缺，只见一人推车，下有酒坛，最近从新都具出土的砖上清楚地看见左侧是一推独轮车者，车上置酒，其下一人挑着酒正朝店外走去⑦。也有人认为这幅图所描绘的是卖酒的场面，如汛冰根据上述彭县出土的那块左侧残缺的画像砖提出：一般人将这幅图解释为酿酒图，以为灶前二人是和曲酿酒的。但细审此图，更像卖酒的情况。右上角那人衣帽整齐，有些 斯文 相，应是店主人（这人 斯文 得有些像女人，是否描写的卓文君的故事呢？）。正中一人舀酒装坛，另一人是来买酒的。左上角一人推独轮车运酒出店，其下应是一人担着一挑酒坛，但只有一只，究竟是进是出，人和另一只坛或因砖残或本来就不曾表现在图上，便看不清楚了①。后来在彭县又出土一种《酒肆》画像砖，店内一人似在售酒，店外一人，似在买酒。左上二人正走向酒肆。左下角一头上椎髻的人，一边推车，一边回首向卖酒者话别②。　　汉代酒的品种迅速增多，各种酒名大量出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类：第一，以酿酒的主要原料分类。汉代酿酒的原料有谷物和果物两类，果物酒不多见，主要是谷物酒。以谷物冠名的酒，见于记载的有 稻酒 、 黍酒 、 秫酒 、 米酒 等。果物酒有葡萄酒、甘蔗酒等。还有所谓 挏马酒 ，这实际上不是酒，而是用马奶制成的酸酪。　　第二，以酿酒所用的配料命名。为了增加酒的色味，汉代酿酒时常常杂以香料或草药，因此，出现了一些以这类配料命名的酒。如 椒酒 、 柏酒 、桂酒 、 兰英酒 、 菊花酒 、 百末旨酒 等。　　①　　 《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 2期。　　②　　 余华青等：《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 5期。　　③　　 《汉书？匈奴传》。　　④　　 《居延汉简释文》卷二，第 51 页。　　⑤　　 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 4期。　　⑥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49页。　　⑦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0 ～51页。　　①　　 汛冰：《四川汉代雕塑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2页。　　②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1 页。　　第三，以酿造时间和方法分类。汉代酿酒多在冬、春两季，亦有在秋季者，所以有 春醴 、 春酒 、 冬酿 、 冬酒 、 秋酿 等名称。　　关于整个酿造过程所需的时间，短可一日，长达一年，其间还有十旬（百日）、半年、八个月等，长短不一，差别很大。这种状况也是酒类品种繁多的反映。　　按照酿造时间长短命名的酒，有 醉酒 ，指酿造时间较长的酒。按照酿造方法命名的酒，有： 肋（即沥）酒 、 温（即酝）酒 ，此二酒名均见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肋酒是过滤后的清酒，温酒指采用连续投料法酿制的　　 酒、九酝酒之类。　　第四，以酒的色味分类。以酒色称呼的酒有 黄酒 、 白酒 、 金浆醪 、 ■醁 等；以酒味称呼的酒有 恬酒 、 甘醴 、 甘酒 、 甘醪 、 旨酒 、 香酒 等。　　汉代的酒名虽然非常繁多复杂，但多是仅就某一侧面（或指原料，或指色味等等）而命名，其实简而言之可分为醴醪和清　　 两大类：醴醪类的特点是酿造时间较短，用曲量较少，成酒稠浊而味甜，度数很低；清　　 类的特点是酿造时间较长，度数较高，酒液较清①。　　由于酿酒技术的改进和酒的品种迅速增多，酒已渗透到汉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用于祭祀、宴饮和赏赐外，酒还用于治病和随葬等。　　先看用于治病。早在汉代以前，人们就开始了解到酒的一些特性，并用酒来治疗某些疾病了。我国最早的医书《素问》便提及了以酒行药的效用，懂得用药酒按摩。汉代人则把酒称为 百药之长 ，药用非常普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和《杂疗方》中，就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酒曲等物专门酿制各种药酒。有的医学家将《养生方》所载的一张药酒方加以分析，发现其全部酿制的工艺程序竟达１０个步骤，并认为这不仅在世界制药史上，就是在化学史的酿酒方面也占有特殊的地位①。此外，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伤寒论》和华佗的《中藏经》等汉代医书以及武威发现的汉代医方简中，用酒治病的记载也很多，有泡制药酒内服，有作药引，有作外用，反映出汉代酒用来治病的普遍性。　　再看用于随葬。厚葬之风的出现，自然是鬼魂迷信深化的反映。汉代官僚地主厚葬成风。汉代人特别迷信，想在死后也能够喝到酒，享受豪华生活，所以酒是当时常见的随葬品。长沙马王堆汉墓随葬有大批精美的漆器，其中有贮酒器钟二，钫四，上分别书有 石 、 四斗 等字样，内均有酒类沉渣，这同遣策上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据有关部门测试，仅这６件贮酒器的容量，即达今７０升以上②。此外，还出土白酒、米酒、温酒和肋酒各２坛，共８坛。尤其是满城刘胜夫妇墓内的耳室中陈列着３３个大陶缸，发掘时在缸内能清楚地看到酒液蒸发后的痕迹。这些缸一般高７０公分，有的在缸上写着朱红色的文字，如： 黍上尊酒十五石 、 甘醪十五石 、 稻酒十一石 等，如果计算一下这些酒缸的容量大约能装酒１万多斤。至于刘胜一生所饮的酒究竟有多少已无法计算③。我们只知道根据史书记载，刘胜生前确实是以嗜酒出名的④。　　①　　 余华青等：《汉代酿酒业探讨》，《历史研究》1980年第 5期。　　①　　 傅举有：《长沙马王堆汉墓研究综述》，《新华文摘》1989年第 9期。　　②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78 页。　　③　　 《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40 ～41页。　　（五）器　　具　　饮食器具可分为食器与炊具两大类。　　１。食器　　秦汉时期的食器主要有箸、勺、碗、盘、钵、盆、箪、笥、杯、卮、尊、案等。　　箸在先秦时期称作 ■ 或　　 ，即现代的筷子。原先进餐时多用手取食，只有食菜时才用箸，如《礼记？曲礼》郑注： 饭以手 ，干肉 坚宜用手.《礼记？曲礼》载： 饭黍毋以箸 ， 羹之有菜者用挟，其无菜者不用挟.后来用箸的范围逐渐扩大，《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对刘邦说： 臣请借箸为大王筹之。 说明箸已非罕见，可随手取之。《汉书？周亚夫传》载，汉景帝请周亚夫进餐，未置箸，周亚夫 心不平，顾谓尚席取箸.箸有木质、竹质和铜质之分，广州先烈路汉墓曾发现铜箸，湖北云梦大坟头汉墓还发现盛箸的箸筩. 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石中有持箸进餐的画面（图３１）。　　碗、盘、钵、盆等既有陶制品，也有漆制品或玉制品等。前者多供平民使用，后者供贵族和富人使用。盛食物的竹器，圆的叫做箪，方的叫做笥。　　可以盛各种制作不同的食品，数量甚至多到３６件。这种风气从战国到秦汉都是一脉相承，而汉代尤为兴盛。从现代发掘的汉代坟墓中用竹笥所贮藏食品种类的多少，可以考知墓主人爵位的高低。一般人民盛饮食多用竹器，当时叫做算器，只有贵族才能够用铜器和彩画的漆器①。　　杯又称耳杯，得名于杯上有耳形把手（图３２）。耳杯的大小不一，小耳杯的长径约在１１厘米左右，中等的为１４厘米左右，超过１５厘米的则为大杯。　　耳杯常用于饮酒。浙江宁波西南郊汉墓所出漆耳杯，内书 宜酒 ①。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墓所出铜耳杯，上有铭刻 张端君酒杯 ②。但耳杯并不全是饮器，也用作食器。云南昭通桂家院子出土的铜耳杯，一杯中有鸡骨，一杯中有鱼骨。马王堆一号墓所出漆耳杯中，除书有 君幸酒 者外，还有些书 君幸食.卮是汉代常见的饮器，原用木片卷屈而成，在５０年代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卮常被误称为奁或杯。目前出土的卮的口径大多在１０厘米左右，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卮，高为１２。２厘米，底径１１。８厘米，容积为汉量的５升多。四川成都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上有持卮者（图３３），以人和卮的比例看，卮的容积也不大。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卮，据遣策及器底铭记，有 斗卮 、 七升卮 、 二升卮 、 小卮 等４种。最大的卮可容一斗。　　按《史记？项羽本记》说，在鸿门宴上，项羽赐给闯进去的壮士樊哙 斗卮酒.根据文中描写的气氛，斗卮应是当时最大的卮。斗卮的容量约２０００毫升，再大了便不便举持，也就不成其为饮器了。　　④　　 陈爱平：《汉代的饮酒习俗（上）》，《文史知识》1993年第 7期。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8页。　　①　　 《宁波地区发掘的古墓葬和古文化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 期。　　②　　 《长沙汤家岭西汉墓清理报告》，《考古》1966年第 4期。　　尊是汉代主要的酒器或水器，它分为盆形、筩形、肖形三大类。盆形尊有三足、圈足两种，以后者居多。筩形尊也有三足、圈足两种，而以前者居多。甘肃武威出土的铜盆形尊的内外皆以鎏金错银组成精美的花纹。山西石玉出土的铜盆形尊上有铭文： 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 同时出土的铜筩形尊上也有铭文： 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 可见盆形尊与筩形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 酒樽 ，后者是 温酒樽.肖形尊指动物形的尊，汉代已出土的有犀尊、羊尊、鹿尊、鸡尊、鸮尊等，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陕西兴平出土的错金铜犀尊（图３４），此尊逼肖实物，表现手法既简劲爽利，又威严凝重，从整体上看，这头犀牛显得孔武有力，洋溢着充沛的精力，是汉代匠师的杰作①。东汉后期出现了一种伏兽形陶尊（图３５、３６），过去对于它是否是实用之器难作判断，近年在四川彭县等地发现的汉画像砖回答了这个问题。这里的一块砖印有酒肆的场景，其上有一大案，案上置一方笥与两件伏羊尊，另有一人推鹿车离去，车上也载有一件伏羊尊，其中盛的似乎是酒②。　　秦汉人进餐时一般都席地而坐，所以无足或矮足的食案十分常见，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类型也很多。就材质分，有木案、漆案、铜案、石案、陶案；就纹饰分，有素案、彩绘案；就形制分，有长案、圆案、单案、叠案。　　总之，作为汉代日常生活的家具的食案，几乎每座汉墓都有出土，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③。　　汉代无足的食案类似托盘，又称作棜案，可以连同放在上面的食器一道端起来。《史记？田叔列传》说刘邦过赵，赵王张敖 自持案进食.《汉书？外戚传》说宣帝许后朝皇太后， 亲奉案上食。 《后汉书？梁鸿传》说： 妻为具食，举案齐眉。 说的都是棜案的使用情况。汉代的棜案有陶、铜、漆各种质地者。四川重庆江北相国寺东汉墓所出陶棜案，上置杯、盘。　　广西梧州旺步２号东汉墓出土刻花铜棜案。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之漆棜案，出土时上置杯、盘、卮和竹箸，案面并绘有精美的纹饰（图３７），应即《盐铁论？国疾篇》所称 画案.汉代矮足的食案多为长方形，装柱状或蹄状案足，长约１米，宽约半米，高约１０- ２０厘米。多为木制，也有铜制或陶制者。辽阳三道壕２７号石椁墓出土的陶案，案面上有刻铭： 永元十七年（１０５年）三月廿六日造作瓦案，大吉，常宜酒肉 ①。铭文对其用途作了明确的叙述。食案上常置杯、盘等食器。《汉书？朱博传》称； 博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此言其自奉之俭约。重庆相国寺东汉墓出土的陶案上置８杯１盘，河南灵宝东汉墓所出陶案上置１魁、１杯、１勺（图３８）。广州先烈路沙河顶５０５４号东汉墓出土的铜案，甚至将耳杯作为纹饰刻在案面上。北京丰台大葆台西汉墓所出彩绘漆案，长约２米，宽约１米，装鎏金铜蹄足，应是豪贵之家所用的大食案②。《三国志？吴志？步骘传》谓焦征羌 身享大案，肴膳生沓.其大案或与此案相近。沂南画像石的祭祀图中，有上置１０杯的８足大案，也应属于此类（图３９）。有足的食案除案面呈长方形者外，还有一种案面呈圆形，其名为檈，即《说文？木部》所说： 檈，圆案也。 上述祭祀图中也有置食器的檈案。　　广州沙河顶５０５４号东汉墓中的一件铜檈案，面径４０厘米，高８。６厘米，上置大小铜耳杯６个，出土时檈上还有鸡骨与猪骨少许（图４０）。而且无论方案或是檈案，都可以叠置起来庋存食物（图４１）。也许就是《礼记？内则》郑注所说 以板为之，庋食物 的阁③。　　①　　 孙机：《古文物中所见之犀牛》，《文物》1982年第 8期。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化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06～324 页。　　③　　 陈增弼：《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 5期。　　①　　 《东北文物工作队一九五四年工作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3 期。　　②　　 《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 6期。　　２。炊具秦汉时期的炊具主要有灶、釜和甑等。　　灶是新石器时代陶灶的进一步发展，秦代的某些地区仍然盛行列鼎而食的青铜礼器，但汉武帝之后发生了变化，在随葬品中列鼎而食的青铜礼器逐渐被灶一类的模型炊具所取代。这一变化起码反映了随着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观念发生了变化。过去人们顶礼膜拜的是神灵和祖宗，以能用祭器宴饮为荣；现在人们更重视的是五色斑澜的现实生活，以讲究实用为尚。过去人们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是人们能够享用的礼器如何；现在人们衡量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准是掌握生活资料的多少。　　从列鼎而食的习俗逐渐改变以后，人们在地面上开始用砖或土坯垒砌长方形的连眼灶①。这种南北方普遍出现的连眼灶，较之前代在地面上挖成灶穴的土灶进步多了。两千多年来，人们沿用的灶型基本上是这种以柴草为燃料的连眼灶。它的出现，对中华民族的饮食生活和烹饪技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代灶型有三个比较明显的发展阶段。最早的汉灶，大约出现在汉武帝初年。汉代早期灶的特点是灶身较短，烟突也短，灶台上一般都是纵列灶眼两个，前眼置釜甑，后眼置釜。灶门敞开，其宽度与灶身同。从结构上看，汉早期的土灶后虽有烟突，但灶门过大，不利于拔火。且烧火的过程中，烟与火都容易反向朝灶门外冒出，对烹饪操作者的影响极大。人们在烹饪实践中很容易发现它的弱点而进行改进。因此汉代早期灶型存在的时间不会为时过久。　　汉代灶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特点是灶身显著伸长。灶台上可以纵列３个灶眼。１眼置釜甑，用以蒸饭；１眼置釜；１眼置双耳锅。这样人们可以一面做饭，一面煮菜，同时兼做菜肴食品，既省时又省燃料。同时这一阶段的土灶，灶后烟突也有所加长，呈龙头形上曲状。灶门明显收窄，两边砌壁，这种改进使火道通畅，更有利于拔风起火。而且还在灶门上加砌一堵直墙成为灶额，高出灶台之上，以遮挡烟火，可以避免烟熏火燎之苦。也有例外情况，如南昌东郊西汉墓出土的大灶有４个灶门和４个火眼（图４２）。　　汉代灶型发展的第三阶段，大约在东汉章帝、和帝时期，即公元一世纪后半叶。这一阶段灶型的最大特点是在灶旁附设水缸。水缸的数目少则１、２个，多至６个。设水缸的优点是，饭做熟后即有温水可供使用，这是汉代劳动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学会节约能源的具体反映。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6、306 页。　　①　　 麦英豪：《从广州汉墓出土的炊具、食具看当时岭南的饮食风貌》，《中国烹饪》1983年第 11 期。　　到了东汉末年，我国南方出现的灶型就更为典型。从广州出土的陶灶模型看，其灶面呈平面三角形，后端呈尖状而翘起，上开一大孔以代烟突。灶面前后各置一釜一锅，中间是釜甑，两侧也附设有水缸①。　　釜相当于现在的锅，一般用夹砂陶制成，呈红色，扁圆腹、圜底，可套在灶的火眼上（图４３）。甑也多为陶制，放在釜上，敞口，外折平口沿，底部有透入蒸汽的孔，需蒸的食物放在甑中　　 ②。《考工记？陶人》说甑有 七穿 ，即甑底应有７孔。但如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所出陶甑只有５孔，云南大关岔河东崖墓所出陶甑只有６孔。陕西咸阳马泉西汉墓出土陶甑则有７孔（图４４）。　　广州猛狗岗４００２号、七星岗４０３３号、麻鹰岗５０４１号东汉墓所出明器陶甑上也有７孔，但这种例子并不多见，所以甑底７孔之制，汉代或已不再遵循。　　又《说文？瓦部》说： 甗，甑也，一穿。 《释名？释山》说： 甗，甑一孔者。 先秦的甗中常上下直通，使用时应在甑底的束腰处置箅。《急就篇》颜注： 箅，蔽甑底者。 故所谓一孔之甑本应指甗上的甑而言。但汉甑也有一孔的，如湖南资兴旧市、衡阳茶山坳等地东汉墓出土的甑即为一孔。　　汉代以釜、甑蒸饭，而不再用鬲、甑合体的甗，这是由于炉、灶的普及，促使三足器在蒸煮用具中退居次要地位的缘故①。　　附表：考古所见的汉代食物一览表①　　　　　　　①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4 ～97页。　　②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3页。　　①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32～334 页。　　①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 1期。　　１。出土简牍和考古报告中的农作物名称很不一致，根据《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和习惯性叫法，本表对考古报告中的一些谷物名称稍作规范。黍、稷、糜、黍子、糜子、黄米，统称 黍 ，或在 黍 后加注（稷） 、 （糜）.粟、小米、谷子，统称 粟.简牍上的谷物名照录，或加括弧，以示同于括弧前的谷物。　　２。资料出处：考５９，９，４６８＝《考古》１９５９年９期４６８页；文＝《文物》；考通＝《考古通讯》；考学＝《考古学报》；丛刊４＝《文物资料丛刊》第４期；烧沟＝《洛阳烧沟汉墓》；马王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标本研究＝《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动植物标本的研究》。　　四、居住　　居住是社会风俗的重要环节和表现形式。从文献记载看，秦汉时期的住宅上承春秋战国，变化不是太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正是所谓 两汉堂室犹存周制 ， 东汉末期建筑犹未尽变旧法 ，所以有人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往往以主要是反映春秋时期居住状况的《仪礼》的有关记载为依据。但《仪礼》所反映的情况具有阶层与空间的局限性，它主要涉及的是士大夫阶层住宅中的有限空间，即 《仪礼》所言进退揖让之节，仅限于门堂房室之间，后儒绎经为图，其言宅第亦止于门、寝二者。然此特大夫、士住宅之一部耳，决难概其全体。何者，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父子兄弟又各有其配偶，子息繁滋，非东房、西室所能容。而厨、厕、仓、厩、奴婢之室，又皆生活所需，势所必具，决难付诸阙如。凡此数者，其配列结构之状，无关昏丧诸礼，皆十七篇所未言也。故昔儒据礼经释门寝，其劳固不可没，居今日而治建筑历史，则难举门寝而忘全局。且住宅者人类居住之所托，上自政治、宗教、学术、风俗，下逮衣服、车马、器用之微，罔不息息相关，互为因果。自应上溯原始居住之状以穷其源，下及两汉宅第以观其变，旁征典章器物以求其会，而实物之印证，尤有俟乎考古发掘之进展，未能固步自封，窥一斑而遗全豹焉。 ①因此，在论及秦汉时期居住状况时，应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近年来在秦汉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大量遗址、画像砖、画像石、陶屋及其他随葬品等，为我们全面而正确地认识秦汉时期的居住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形象资料。这些资料既涉及住宅及其附属设施，也涉及室内装饰和家具；既涉及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居住状况，也涉及不同阶层如皇帝、官僚、地主、平民等的居住状况；既涉及住宅整体结构方面的庭院式、楼阁式和干栏式等，也涉及住宅木架结构方面的穿斗式、抬梁式和井榦式等。以下择其要者进行介绍。　　（一）庭院式住宅　　秦汉时期的庭院式住宅种类众多，五花八门，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形之分，但其基本结构大多是一堂二内，即三间住宅中一间为堂、二间为室，并且都带有庭院，当然面积大小存在差别。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封守》曾介绍了一个被查封财产的士伍的房屋，其文曰： 一字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 所谓 一字 ，即有堂屋一间； 二内 ，即有卧室二间。房屋上都覆有瓦，木构齐备。《封诊式？穴盗》又记有一被盗人的房屋，同样是一堂二内。所不同的是二内中之一为正房，正房东有侧室，有门相通，而堂系小堂，在侧房之后。这样其平面图呈曲尺形。房周围当有院墙，其北墙距小堂北缘为一丈，东墙距侧房五步。《汉书？晁错传》说： 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 当然一堂二内也因贫富而有不同。王充《论衡？别通篇》说：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为内，内中所有柙匮所赢，缣布丝帛也；贫人之宅，亦以一丈为内，内中空虚，徒四壁立，故名曰贫。 富人家所住的房屋，不但是一堂二内，而且是如《淮南子》所说的 高台层榭，接屋连阁 了。　　①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3卷第 3期，1932年 9月。　　先秦时，天子诸侯有左右房，大夫只有东一房，西一室。但秦汉人已不大区别室和房了。如《释名》、《说文》都把堂侧之室也称作房。然而王鸣盛认为，秦汉人是前为堂，后为室的，堂东再有一间，构成一堂二内，其平面为曲尺形。不过在实际营造中，这种刻板的礼法并未被严格执行过。如上述秦简所示，前者恐怕是一字型，中为堂，左右各一房。后者则堂在东后侧，且形制小于正房①。　　曲尺形住宅（图４５）是由两幢长方形房子组合成一个曲尺形平面，其余相对的两面用矮墙围绕起来，构成一个后院，整体平面又成方形或长方形。　　大门一般位于正面，也有正、侧两面都辟门的。墙面刻划有柱、枋、　　 手，也有镂空成柱、枋和斗拱以承托屋檐的。于此可见汉代木构架建筑的大概情形。厕所一般在屋内后侧，高离地面，有的安设着梯级。屋内常有作舂米、簸米等家庭杂役劳动的陶俑，后院是饲养家畜的圈栏。这种住宅结构布局都比较简单，应为当时一种小型建筑。　　三合式住宅是由三幢房子组合成一个凹字形的平面，它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以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４６）为代表。这座陶屋的前面一幢房子作横的长方形，其余两幢对称于背面的两侧，当中用矮墙连接而构成后院，因此，整个平面也为方形。这种住宅的两侧（或一侧）常有走廊，在此设斜梯通往后屋，也有的在正门前廊处设上较矮的栏干。后面的两屋一为厕所，一为畜舍，有的畜舍和院落沟通。这类陶屋多数都在东汉中期的大型砖墓中发现①。　　三合式住宅的另一种形式以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的陶屋明器（图４７）为代表。这座陶屋的平面呈长方形，前后两进平房。大门在前一栋房的右侧穿房而过，进入当中的小院。院后部为正房，房内以 隔山 分成前后两部分，后为一堂一室。院的左侧为矮墙，右侧为一面坡顶的侧屋，似是庖厨。《仪礼？公食大夫礼》中一再提到在 东房 中具馔。古诗： 东厨具肴膳。 曹植《当来日大难》： 乃置玉罇办东厨。 如院中的正房面向南，则此侧房即东厨。这一庭院大约接近汉代一般民居的布置②。　　四合式住宅是由四幢房子组合成一个方形或长方形平面，规模有大有小，有时还可形成多重四合院。在徐州铜山利国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图象中可见一组标准的四合院建筑群，后有正厅，轴线左右对称建有配房，按汉代封建的宗法礼教，长幼有序，内外有别。主要殿宇摆在纵轴线上，次要配房在横轴线上，从而使尊卑、长幼、男女主仆在居住房屋上分出等级差别。前有门庭，中间为道，两侧设庑以备宾客之宿，展现出严肃、方正、井井有条的内部空间结构组合。屋顶两侧装饰的双凤为建筑增添了生机③。　　在山东沂南北寨村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有一幅日字形住宅的画面（图４８），这所住宅由前后两个院落、三排房子组成，每一排房（连门厅在内）　　都是五间。第一排房的中间是整座建筑的前大门，第二排中间的是中大门。　　前大门和中大门的门扉上都饰有铺首衔环。最后一排中央的一间未见有门，只是一根柱子上设一斗三升式斗拱承托屋檐，这可能是厅。日字形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列六间的廊房，右侧廊房的两端各建有单体阙。最后一排房子的屋后还建有带栏干的屋子。从一些出土随葬明器看，很讲究的屋子内却饲养诸，因此这也可能是猪圈或厕所。整座建筑有一条从前大门到客厅的中轴线，中轴线的左右两侧对称。若以第二排房为横轴线，则形成前后对称。实际上此种日字形的住宅是四合式住宅的变相①。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28～229 页；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4～66页。　　①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2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0页。　　③　　 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 3期。　　在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庭院》画像砖（图４９）上有一方形的宅院，四周墙垣围绕，一座大栅栏门开于南墙西侧。内分左右两院。右院为两进，右前厨房有炉、灶、井栏，后面矗立一座很高的望楼，楼下系一猛犬，院内有持帚的仆役。左院房屋二进，头进是大门，门内有斗鸡一对；二进为正厅，屋宇宏敞，宾主二人正在堂上饮酒，堂下双鹤起舞。左右两院间以长廊相隔。　　此图展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地主庭院。庭院高墙环绕，楼舍齐备，宾主对饮方酣，且有斗鸡舞鹤之乐。斗鸡在汉代颇为流行。如《汉书？爰盎传》载，汉初爰盎为官，曾 病免家居，与闾里浮湛相随行，斗鸡走狗。 《汉书？张汤传》：宣帝幼时，曾受张贺教养，后宣帝继位，报答张贺之恩，亲身为之 处置其里，居冢西斗鸡翁舍南，上少时所尝游处也.又曰：张放 常从（宣帝）为微行出游，……斗鸡走马长安中，积数年.可知斗鸡之戏不仅流行于地主豪门之家和闾里巷间，而且为皇帝宗室所喜好。《汉魏乐府风笺》载曹植《斗鸡篇》诗： 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生动地描写了宴饮斗鸡的精彩场面①。　　河南出土的汉墓空心砖的一幅住宅图形分前后院，前院临大道，建门阙，院内有花木，为宾客停车马处；后院另辟门，上有重檐，院内盛植花木，为居住部分。画像石上所见的一座贵族住宅的正门中高侧低，侧门为小门便于日常出入，大门内中门皆高大通车马，中门附近为宾客居住房舍，称为门庑。　　院内为堂，堂后又以隔墙界为内院，为主人居住处，还有后堂。前堂延宾，后堂则为宴饮歌舞生活场所。此外，住宅还包括车房、马厩、厨房、仓库以及奴仆住所等附属房屋，其规模相当大②。　　秦汉时期的住宅以庭院式为主。在住宅平面和立面的处理方法上，小型住宅比较自由，中型以上住宅则有明显的中轴线，并以四合院为组成建筑群的基本单位。后者主要是以围墙和廊屋包围起来的封闭式建筑，从汉代到清末，不但住宅如此，宫殿庙宇及其他建筑也大都如此。这使得它们的外观比较简单，而内部以院落为中心的各种房屋的空间组合，以及若干院落的联系调合与变化自然成为艺术处理的主要对象。在技术方面，汉代已使用砖墙，屋檐结构为了缓和屋溜与增加室内光线的缘故已向上反曲，成为屋角反翘的主要原因。这说明汉族住宅甚至整个汉族建筑的许多特征，在两汉时期已经基本上形成了③。　　①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7 ～38页。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3 ～84页。　　②　　 中国建筑史编写组：《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4页。　　当然，贫民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一般没有庭院。如《东观汉记》载： 李恂坐事免，无田宅财产，居山泽，结草为庐。 又载： 迁下邳相，邻国贫民来归之，茅屋草庐千户。 《后汉书？逸民列传》载： 台修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 又载： 矫慎隐遯山谷，因穴为室。　　（二）楼阁式住宅　　秦汉时期盛行神仙方士之说，根据 仙人好楼居 的说法，统治阶层追求仙居生活的建筑环境，因此楼阁式住宅应运而生。汉人对大自然充满着崇拜与向往，凭高远眺也是一种特有的审美趣好，加上居住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军事的需要等，高层楼阁建筑形成热潮。　　西汉的楼阁一般采用井榦式，即主要是用大木实叠而成。《汉书？郊祀志》说： 立神明台井榦楼高五十丈。 颜注： 井榦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榦之形也。井榦者井上木栏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张衡《西京赋》云：' 井榦叠而百层。' 即为此楼也。 东汉的楼阁一般采用构架式，斗拱的使用也比较普遍化和多样化。高层木构楼阁上的平坐和出檐皆由起悬挑作用的斗拱支承，斗拱已经是整座建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四川三台郪江崖墓中发现的一种斗拱颇具特色，它的拱从栌斗的前后左右四个方向伸出（只雕了前左右三方，后部因不在视觉范围内，所以省略未刻，实际上应是四面相同），其上托斗子，斗子上再承梁枋。这种斗拱宋人称之为 斗口跳 ，它是目前发现的汉代斗拱中仅有的一例。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斗拱的栌斗之上刻有一圆柱的形象，说明该墓所摹仿的木构建筑应是内立中柱的多层楼阁，上层的柱子应插在下层立柱的栌斗之上。这种建楼立柱的方式在宋人《营造法式》中称之为 叉柱造 ①。而在东汉陶楼上表现出来的逐层施柱、逐层收小减低、逐层或隔层出檐或装平坐等手法，使楼阁外观稳中含变，虚实相生，成为我国古代木构楼阁此后长期遵循的建筑形式。　　东汉时楼阁式住宅的种类繁多。《水经注？泚水条》引《续汉书》：南阳樊氏 起庐舍，高楼连阁。 《后汉书？黄昌传》：陈人彭氏 造起大舍，高楼临道.《后汉书？宦者列传》：外戚宦官所造馆舍 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 ②。《后汉书？桥玄传》： 有三人持仗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后汉书》的《黄昌传》、《郑玄传》、《侯览传》、《刘表传》及石刻中也有类似记载③。　　③　　 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建筑学报》1956年第 4期。　　①　　 孙华：《三台郪江崖墓所见汉代建筑形象述略》，《四川文物》1991年第 5期。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6页。　　③　　 刘敦桢：《大壮室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 3卷第 3期，1932年 9月。　　汉墓中出土的塔式陶楼，低的为两三层，高的达五层。其中一种在腰檐上置平坐，平坐上施勾栏（图５０）。这样不仅可满足凭栏眺望的功能要求，而且由于各层腰檐与平坐搭配方式的不同，或挑出，或收进，明暗虚实错综起伏，形成抑扬变化的节奏感，从而使建筑物的外观神采奕奕。另一种自顶层以下，各层只修腰檐而无平坐，如河南灵宝五号、辽宁旅大甘井子等东汉墓所出者。特别是河南洛宁故县四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异型陶楼，平面方形，五层。底层正面与前院相连，以上各层面积递减，最上一层结庑殿顶，正脊颇短，上立一鸟，初看好像攒尖（图５１），整个陶楼的造型与北魏石窟中的塔柱及浮雕和壁画中的佛塔很相像。就建筑物的轮廓而言，洛宁陶楼比起佛塔来只不过缺少顶上的相轮而已。有些陶楼的房间分割得很周密，如广州东山象栏岗４０１６号东汉墓出土的陶楼（图５２），其平面呈 Ｈ 形，主楼很高，分上下两层，屋顶是重檐四阿式。展附于两侧的抱厦为较高的单层平房。前后厢房对称于两侧。门楼位于中轴线上。后面左边的厢房作为厕所，右边是禽舍。后院也是饲养牲畜的圈栏。这种布局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是依循着均衡对称的原则处理的。在构架上已普遍使用柱、梁、斗拱的方法，在整体建筑的组合上，高低参错，主次分明，配合得井然有序。广州红花岗出土的一座陶楼的前排是较高的单层建筑，其明间与右次间作纵横组合。前后两排建筑之间是一个进深极小的天井。后排是主体部分，作上下二层，两层的平面布置相同，当中系一个长方形的小房，四周成回廊围绕，上层复以四阿式屋顶。四周墙壁开窗，窗槅是由三角形和圆形复合成的几何图案，颇为新颖。　　湖北云梦瘌痢墩一号墓所出陶楼（图５３），其主楼也分两层，下层并列三室，上层并列四室，都是作起居用的。炊间、厕所、望楼、猪圈等则设在主楼后面。这组陶楼结构谨严，布局合理，楼层高低相间，错落有致。至于四川新津、河南灵宝等地汉墓出土的陶楼，下层均无饲养禽畜的处所（图５４、５５）。　　大体说来，北方所出土的汉代陶楼，一般均不在楼内安排畜栏等设施①。　　在江苏徐州汉画中反映出的亭台楼阁充分展现了当时的建筑风貌，如双沟出土的建筑图的右侧为杂技表演，左侧为一建筑群，刻有楼阁殿宇，峥嵘起伏，鳞次栉比，显得深远壮观，立柱、斗拱、栏杆纵横交错，表现了汉代楼阁建筑的高超水平。楼为四阿式顶，墙以斜方格纹为饰。此与徐州十里堡汉墓出土的重檐陶楼十分近似。铜山县茅村墓中的建筑图上有一处庞大的砖木结构建筑群。右侧有门，双阙之中夹一门庭，阙门用一斗二升的斗拱承托，旁有卫士执戈肃立。从画面形象看，门庭双阙浑然一体，前后布局合理匀称，主次分明，显得格外宏伟壮观，自右向左楼宇相连，逶迤交错，气势雄浑，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意趣。屋顶用筒瓦覆盖，其中一楼的正脊上设有火焰尖装置，楼上有人宴饮会见，楼下有登梯、饲马、庖厨、谒见，旁有侍从，恭谨待命，随时供主人使役呼唤①。　　在四川金堂县东汉墓出土一座陶楼房高达１０５厘米，共分三层。最高一层屋顶为庑殿五脊顶，并用一斗三升的斗拱相托，显得庄严、壮观。底层台基左右各立粗大角柱，两角柱各有侧脚，柱上施一大斗承托横额。正中的坎墙上立竖拱，将开间分为左右两间，左边是楼梯，右边隐刻成谷仓。竖拱之上托一斗三升斗拱，上留、下出、平杀，横眼清晰可见。斗之上托横额，横额上有出檐瓦陇。垂脊尖端有束瓦当作装饰。二楼平座的立柱上各施一大斗，左右暗窗均为镂空菱形格眼。三楼平座上隐刻杆栅式栏杆，角柱的顶上施一斗三升斗拱，拱为曲状（与彭山、乐山东汉崖墓石刻斗拱相似）。正中的一斗三升承托镂空菱形格眼暗窗，栏杆三面空旷，可凭栏远眺。屋顶正脊两端各有一束瓦当（后来的鸱尾乃沿此发展）。另四垂脊平伸，成庑殿顶形状。　　屋顶四角微微翘起，筒瓦、板瓦、勾头都完整无缺。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木构建筑水平。汉诗《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 描写的正是这类高楼。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88页；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页。　　①　　 唐士钦：《徐州汉画中的古建筑》，《中原文物》1991年第 3期。　　在四川郫县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宴饮乐舞》，楼阁之前（右边）有车载客而来，车后侍婢相随。右上一间硬山式厨房，釜灶齐备，庖者正为宴饷作膳。正厅之侧有歇山式楼阁一座，楼上一妇女凭窗眺望。正厅是一座高大宽敞的建筑，其上有楼，顶作重檐四阿式；楼上有栏杆、回廊，楼下大厅两侧各立一柱，柱端有一斗三升斗拱。厅内设席，宾主五人并坐，酒宴正酣。　　庭院里舞乐百戏，以助酒宴。有叠案、旋盘及蹋鼓之舞，乐人抚瑟歌唱，舞者长袖折腰。如张衡《观舞赋》所说： 搦纤腰兮互折，媴倾倚兮低昂 ， 连翩络绎，乍续乍绝；裙似飞鸾，袖如回雪。 在四川遂宁县东汉墓出土的一座反映地主生活的陶楼房，重檐歇山式，下檐正中檐柱上施一斗三升斗拱，上檐有平台，其左右立柱上仍施一斗三升斗拱，平台上有抚琴俑和歌唱俑，底层右边室内一上身袒裸的俳优正击鼓说笑，形象极为生动①。　　楼阁式住宅也有的与庭院式住宅合而为一，如陕西勉县老道寺一号东汉墓所出陶院落，其主体四合院的北、西两面皆为二层楼房。北楼为庑殿顶，有两重腰檐，当是主人起居活动的主要场所。此院东面为宽三间、高二层的仓楼，正面装扶手楼梯，在通向二层之进粮口处设小平台。底层之出粮口处设活动扶梯。东跨院中有畜圈、鸡埘等。最东端的一栋平房，估计是庖厨所在（图５６）。河南淮阳于庄东汉墓所出陶院落也是以楼房为主，房屋共三进。　　第二进顶上三楼并峙，下层则相通连。内院之主楼高大宏伟，而其西跨院内却是一片菜畦②。　　（三）干栏式住宅　　干栏 即考古学与民族学中所谓 栅居 ，一般用竖立的木桩（柱）　　构成底架，建成高出于地面的居室。过去只在出土的铜鼓图案中得见有干栏的图案。干栏的历史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和《北史》。现在在汉画像石、画像砖里得到典型表现，时间上早于《魏书》、《北史》，形式上比铜鼓图案更为逼真，是民族史上的珍贵资料。干栏式建筑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考古学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出现了干栏式建筑。《北史？蛮僚传》说： 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 干栏'. 说明它是从远古的巢居方式演变而来的。云南民间传说《山树神的故事》一书说，远古之时洪水泛滥，很多人无路可逃，被凶猛的山洪吞没了。但曾有几家傣族人因巢居于大树之上而幸免了灭顶之灾。可见能防山洪也是干栏的独到之处。加之木构建房的工期短、造价低，山区木材就近易得等原因，所以它受到南方、西南地区民族喜爱。　　代代相传，在部分山区延续至今①。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4 ～86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0页。　　①　　 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　　从广州汉墓出土的汉代陶屋看，当地的干栏式住宅的结构比较简朴，其平面布置都有一定的局式。结构分上下二层，底层四周用矮墙围绕，构成一个方形的 基座 ，有的施以斗拱，正面安设楼梯，供登降之用，整个底层都是用作饲养家畜的圈栏，在背面墙根处多数都辟有一个 ■ 形窦洞，以便牲畜进出。这种结构比在四川汉画像砖上所见下层只有支柱而不用围墙的栅居式房屋，在使用上是较为进步的。上层的面积约占底层的三分之二，高架于 基座 的前部，其平面分为横长方形和曲尺形两种，屋顶采用悬山式，正面开门，屋背有小窗。门的位置以居中者多，也有偏于一侧的，门旁还有直棂和菱形的窗穴，这是广州出土的两汉陶屋、陶仓中最常见的一种窗槅形式①。　　西南地区值得提及的是四川省内江市东汉崖墓画像石上所表现的干栏式住宅。　　内江位于川南，秦汉时属 西南夷 边沿之地，又处于巴蜀两地接合部位，居住的少数民族特别多。由于炎热、多雨潮湿，为了通风、采光和防兽、防盗，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构筑成楼下架空的干栏式房屋。如今云、贵地区瑶族、傣族的竹楼，苗族的 吊梯 等皆具干栏特征，是古代干栏的标本。其楼上面设有宽敞的前廊，是为了扩大使用空间，增加采光，有利于通风散热。走廊后面为 祭所 和 寝 室。楼下架空，对防潮湿、防兽、防盗等有益。　　对于干栏的地方民族特点、建筑形式及其优越性能，古人早已作过考查，古文献上不乏记载，如《旧唐书？南平僚传》认为，南平僚住地 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皆楼居，登梯而上.《西南风土记》认为，西南地区 其地下僚上雾，四时热毒，民多于水边构楼从居.宋代《岭外对答》认为，南方岭南山庄农舍 上设茅屋，下豢牛棚，棚上编竹为栈，……　　考其所以然，盖地多虎狼，不如是则人畜不得安.至明代，新都杨慎（升庵）在《送协三峰公韶（内江人）守大理》一诗中，也曾言及 南荒瘴疠.可见当地人构筑干栏从居，势在必然。　　内江民居干栏图一般为高浮雕，分布在墓门、内壁及石函、石棺上面，均为仿木构架，抬梁结构， 吊脚楼 形式。楼分上下两层，下部采用架空的构造，用竖立的木桩承托整个屋顶和楼层，楼下是空的，仅置一梯，其四面无遮拦。楼上为居室，门、窗显然。从画像石的画面上看，内江的干栏式住宅具有以下七个特点：（１）屋顶上为凹曲形屋面，有起翘的屋角。图５７的屋面似锯齿形。图５８为悬山式顶。屋脊正中饰凤凰，两侧屋顶上有天窗。图５９覆盖筒瓦。圆形瓦档，正脊很短，屋面做成上、下两迭形式，这是汉代庑殿式顶的重要特点。图６０为重檐。　　（２）这些干栏式住宅已普遍采用了中原、成都地区流行的斗拱技术，增加了屋檐挑出宽度。这对于楼上前廊的构筑、采光、防雨有利。斗、栌斗、一斗二升斗拱、一斗三升斗拱及曲形斗拱等，图上均有反映。　　（３）在群体建筑（图５８）中，不同民族风格、各具特点的干栏式、楼阁式、双阙、平房、斗拱等协调组合为院落，排列有序，构图匀称，气势宏伟，表现出四川汉代建筑设计、建筑技术的高水平及庄园面貌，也反映出内江各民族之间在建筑技术上的交流与合作。这类 甲第 不可能是一般庶民之宅，只有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 的地主官吏才有能力建造。图上的双阙为门阙，是封建礼仪的装饰性建筑，也是权势地位的象征。　　①　　 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出土汉代陶屋》，文物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页。　　（４）东周以来流行的高台基到汉代已经变得低矮了。从上述东汉干栏图上看，其楼下支撑柱的下端似乎是直接埋在地下的，不出柱础和台基，因它的楼下三面无遮拦，不住人，省去费工费时的台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把楼下支撑柱深埋于地下，同样能保证干栏稳固。　　（５）内江近年发现两具东汉房屋造型（似殿宇）画像石棺，十分美观，图６１为仿木构干栏式房屋造型石函。屋面（函盖）做成上下迭形式，似重檐，表现出汉代庑殿顶的特征，上盖筒瓦，饰圆形瓦当。石函身前两侧饰栌斗，呈对称状。函顶部架空，用柱承托函身。把石棺刻造成干栏民居形状，可能是墓主人生前住宅的真实写照，反映出葬具的地方民族特色。　　（６）楼上一般均为四柱三开间，看不出筑有 前廊.图５７楼上左侧为横长方形窗，有男女二人站立窗前远眺、私语，中为一门，一妇人侧身而立，右为壁。这同古文献上记载的 人皆楼居 ，楼上为 祭所 与 寝 是一致的。　　（７）楼梯是干栏的主要构件，因人们住在楼上，必须 登梯以上.梯置楼层下，倾斜度约３０至３５度，其形状有三：一曰独木梯（图５９），在某些少数民族家中至今尚存，用较大的木料做成，制作简单，经久耐用。二曰双沿梯（图６０）。三曰转角梯（图５７），一般是由于楼层较高，为降低梯的倾斜度才采用的①。　　在属于北方地区的江苏铜山也发现了一幅刻划干栏式建筑的石刻画（图６２），这是在众多的徐州石刻画建筑图象中唯一的有关于栏式建筑的画面。　　从画面上看，住宅下用柱子、栌斗和一斗二式斗拱架空。这座干栏式建筑估计不会像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样因多瘴气、毒蛇、毒虫而建造的，该建筑物的位置可能临水或者就在水面上。总之是为富豪们追求享乐而设计建造的。　　②　　（四）住宅附属设施　　秦汉时期住宅的附属设施很多，常见的有厕、井、仓、灶、牛牢、马厩、羊圈、猪圈、狗圈、鸭栏、鸡埘等。以下主要介绍一下厕所与猪圈。　　秦汉时期的厕所与猪圈常常连在一起。如《汉书？燕刺王刘旦传》： 厕中豕群出。 师古曰： 厕，养豕溷也。 《汉书？酷吏传》：郅都侍上，贾姬如厕，有野彘入厕，上目都击之，都不往，上欲行，都伏谏曰：一姬死复一姬进，上虽自轻，奈太后宗庙何？太后闻之赐都金。正是因为厕所与猪圈连在一起，所以吕后将戚夫人的手脚砍掉后，使其居于厕所，称之为 人彘.从近年来出土的陶厕模型和其他考古材料看，汉代厕所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反映了当时不同地区的建筑风格和人们生活习惯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　　①　　 雷建金等：《四川内江汉画民居干栏及大苍》，《中原文物》1991年第3 期。　　（１）圆或椭圆形猪圈上架空构筑厕所。这种厕的下部通常是一个由圆或椭圆形围墙（围栏）构成的猪圈，围墙上多有扩檐以保护墙壁，圈内常附有陶食槽和陶猪。厕所均架筑于猪圈之上。依其构筑方法不同分为两种形式：①在猪圈围墙的圆周向外凸出一部分做为厕所的基座，上筑厕房。如河南灵宝张湾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６３）屋顶为四角攒尖式，一侧墙上开门，门外是一个便于人上下的斜坡道。厕房内地板上有一长方形便坑，下通猪圈，粪便可落入圈底。　　②厕所底部一端架于猪圈墙上，一端在圈内底部。例如湖南长沙小林子冲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６４）厕所为硬山式屋顶两面坡，山墙上开一小窗以利通风。厕房内地板上也有一便坑下通猪圈，圈内还有一只母猪哺乳着一群猪崽。　　（２）基本结构和第一种类型大致相同，不过猪圈的围墙或围栏的平面为长方形。厕房也建筑得更讲究些。同样可以分两种形式：①在猪圈的一角凸出一部分，三面筑围墙一面向猪圈敞开，上建平台，台上修厕房。例如北京怀柔城北东汉墓所出的一件（图６５）猪圈四周围以栅栏，在一角凸出的平台上建厕所，厕所周围平台为悬空的回廊，门前斜坡道有扶栏。　　②在长方形猪圈的一端横搭以板，成为平台，平台三面架在猪圈围墙上，厕所在平台一端，例如河南济原旧涧沟西汉晚期墓出的一件（图６６）。　　（３）在长方形猪圈的两侧或对角建两座厕所，大概分男女厕，分为两种形式：①长方形猪圈两侧对称起造两座形制完全相同的高台厕所，如湖南长沙伍家岭所出的一件（图６７），两座厕所之间的猪圈后墙上搭建檐棚，应为猪舍，猪圈前墙正中开一 ■ 型洞作为猪的出入孔。两座厕所均有便坑分别下通猪圈，并在各自门前筑有台阶。　　②长方形猪圈的一对对角上起造两座形式各异的厕所，如山东东平王陵山汉墓出土的一件（图６８）。猪圈三面围墙，一面为一平台，平台一端是台阶，一端是一硬山式厕所。另一厕所建在猪圈右边靠墙的平台上，仅有矮隔墙，无顶，很简陋。两厕便坑皆通猪圈，其中简陋些的可能是男厕。　　在这一形式的陶厕中有一件堪称精品，为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所出。陶厕稍残，大部分保存完好。平面方形，后半部墙加高，上作敞棚悬山顶，顶有天窗可通风以散发臭气。前半部围墙成院，院与敞棚间有一道纵隔墙，分为左右大小两部，左院与棚之间有一道矮墙，墙偏左一小门相通。前院中间为一方形空地，周围铺设印有斜菱纹的方砖。敞棚内右后角为一厕，便坑设一台上，前有尿槽，下为粪池，旁有台阶。右院与敞棚间也作隔墙，隔墙作镂孔栏棚状。敞棚内为猪圈，前院后右角也作一有台的便坑，下为粪池。两厕所的便坑粪池皆与猪圈相通。这件陶厕底部通长４２厘米，宽３３厘米，前墙高１６。８厘米，敞棚高３６厘米。在这个墓里出陶厕的附近还出一陶槽及陶猪，槽当为猪食槽，二者应为原猪圈中的东西。像这种在一个厕院内并列着形制各异的两个厕所无疑是男女分用的。这件陶厕所结构复杂，制作精细，在所有出土陶厕中是罕见的。　　（４）厕所附属于陶屋，和居屋组合成一套完整的院落。根据陶屋形式的不同分为四种形式，这里不再详述。　　（５）覆钵或覆筒状猪狗圈，顶部开便坑。如湖南长沙汉墓出土的一件 覆碗形猪圈 （图６９），像一只反扣的平底钵，在周壁镂刻出整个竖长窗和一■ 形门洞，顶部开有一长方形洞即为便坑。又如江西南昌东吴墓出土的 狗圈 ， 与陶狗陶井同出于棺之右侧，筒形，壁上开斜长方形门平底，底上开有椭圆形孔 （图７０）。实际上反扣过来也是类似覆钵形的厕所，椭圆孔即便坑，下通狗圈①。　　陕西省旬阳县于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７年，陆续出土了三组汉代厕所与猪圈合一的陶制模型，这三组陶制模型中的猪圈形状，分别为刀把形、条盘形和椭圆形，生动地展现了汉代汉水中游地区居住习俗的一个重要侧面。张沛先生撰有《陕西旬阳出土的汉代陶溷厕》一文，论述较详，并附有图片，可以参看①。　　汉代的厕所也有与猪圈分开而单独建造的。如山东沂南画像石中的一处厕所为架空的干栏式建筑，上部是厕所，下部是粪池，四周围以栏干，栏外环以砖铺的道路，再往外立着大水缸，还有做溺器用的虎子和盛粪便用的行清，旁边有位持帚的妇女正在打扫。　　广州出土的汉代陶楼院的特点是把各种用途的房屋紧凑地组织在一起，其厕所应位于屋内②。一般说来，住宅平面属曲尺形的，后侧的长方形小室就是厕所，而住宅平面为横长方形的，厕所就附设在屋内的一侧处。　　（五）家　　具　　秦汉时期仍保持商周以来席地而坐的习惯，因此几、案、床等家具都比较低矮。几、案外形不一，上面大多涂有黑漆或红漆，并绘制出各种精美的花纹，少数还在表面施有浮雕。它们与汉代精美的漆器杯、盘、尊、壶风格大体一致。汉代的案比先秦的长些。有的还做成重叠的二层案，好放更多的器物。食案则多做方、圆二形③。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汉代的小坐具是枰，它比较矮，枰面为方形，四周不起沿。它和大小与之相近的食案之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足的形状：食案之足接近细圆柱形，而枰足的截面呈矩尺形，足间呈壶门形，比食案更能承受重量。《释名？释床帐》： 枰，平也；以板作之，其体平正也。 枰上只可坐一人，所以也称独坐。　　《埤苍》： 枰，榻也，谓独坐板床也。 《释床帐》也说： 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 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壁画中有独坐板枰的人像（图７１）。不过枰除板制的外，也有石制的。河北邢台北陈村西汉刘迁墓、定县八角廊西汉刘修墓中均出土过石枰，后者还装有铜足。　　比枰大些的坐具为榻。《释床帐》： 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这里说榻狭而卑，是和床对比而言。服虔《通俗文》： 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 ①以今制折合，则榻约长８４厘米，床约长１９２厘米。　　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有 汉故博士常山大博王君坐榻 刻铭，长８７。５厘米，与《通俗文》所记长３。５汉尺之数字极为接近。这种长度的榻当然不能卧，只能坐，如《高士传》说管宁 常坐一木榻，积五十余年，未尝箕股，榻上当膝处皆穿 ②。榻也以一人独坐为尊。《世说新语？方正篇》刘注引《语林》： （杜）预征吴还，独榻，不与宾客共也。 《排调篇》： 刘尊祖少为殷中军所知，称之于庾公。庾公引见，坐之独榻上。 这些史料的时代虽稍迟，但与汉制应无大异。二人共坐者，则称合榻。《三国志？吴志？鲁肃传》： 合榻对饮.《诸葛融传》： 合榻促坐。 汉画像石上出现过二人坐一榻的图象，应即合榻。至于南北朝时多数人共坐之连榻，汉代似乎还未出现③。　　①　　 张建林等：《浅谈汉代的厕》，《文博》1987年第 4期。　　①　　 《农业考古》1988年第 2期，第 167～168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2页。　　③　　 陈平：《中国居住文化》，香港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63 页。　　①　　 《初学记》卷二十五。　　榻除了主人自坐休息外，还用于待客，如《后汉书？徐稚传》： 陈蕃为太守，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 又用于见吏，如徐州十里铺东汉画像石中，一地方长吏端坐榻上，三个小吏模样的人，双手执笏恭敬地跪拜于前①。宴饮时，榻更为常设，或主人自坐，或与贵客共坐。辽阳棒台子二号汉墓宴饮图（图７２）中，男女主人即各坐一榻，中间设食案，榻上还施以幧帐，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②。另外，还有一种特小之榻，配以榻登，用于登大床。《释名》： 榻登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床也。 ③床比枰、榻都大，兼供坐、卧。一般为木制。《御览》卷七○六引《后汉书》： 羊茂为东郡太守，夏日坐一榆木板床。 也有石制者，望都二号东汉墓所出石床，长１５９厘米、宽１００厘米、高１８厘米，可容一人卧息。在汉代，床是比榻规格更高的家具，如《风俗通义？愆礼篇》： 南阳张伯大，邓子敬小伯大三年，以兄礼事之。伯卧床上，敬寝下小榻，言常恐，清旦朝拜。 大床常在一侧设屏、背后设扆，合称 屏扆.山东安邱画像石与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均有其例（图７３）。　　汉代人在床、榻上的坐姿，接近于现代通称的跪姿，因此，坐久了会感到累，甚至产生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到的 腓痛、足痺、转筋 等现象。所以有时要隐几而坐，膝纳于几下，肘伏于几上。这种几被称为凭几，其几面较窄，一般在２０厘米左右。西汉时的凭几面常微向下凹曲，还接近战国时的式样。山东临沂金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的此式凭几，几面两端雕成兔首状，颇为别致。东汉凭几的几面多为平板，有的装四条栅状足，有的只装一条曲足，这两类凭几的使用情况，在画像石上都能看到（图７４）。满城一号西汉墓中的漆凭几，木质部分已朽失，但存有鎏金的铜几足，其上部装合页，使几足可以向内折叠。古乐浪出土的一件漆凭几，几足有上下两层，下层几足可撑开也可折入，从而可以调节几的高度，结构很精巧。在冬季，几上还加铺织物，如《西京杂记》卷一：汉制，天子玉几，冬则加绨锦其上，谓之绨几。……公侯皆以竹木为几，冬则以细罽为■以凭之，不得加绨锦。 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遣册中记有 素长寿绣机巾一 ，长寿绣比绨锦更高贵，可见《西京杂记》所记并不完全准确。汉代通行跪坐，箕踞和垂足坐往往引起人们的反感。江苏铜山耿集发现的一　块画像石，刻出一执刀人垂足坐于凭几之上（图７５）。这是一种无礼的姿势，在当时十分罕见①。　　②　　 《太平御览》卷七○六。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0页。　　①　　 《江苏徐州十里铺汉画像石墓》，《考古》1966年第 2期。　　②　　 《辽阳市棒台子二号壁画墓》，《考古》1960年第 1期。　　③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8～239 页。　　榻上、床上和室内地上就坐之处一般都铺席。席大多以蒲草或蔺草编成。　　《急就篇》： 蒲蒻蔺席 ，注： 蒻，谓蒲之柔弱者也。蔺草名也，亦莞之类也。蒲蒻可以为荐，蔺草可以为席。 荐，即长卧席。《汉书？文帝纪》载，文帝 以莞蒲为席 ，以示其俭。又《东观汉记》载： 郭丹师事公孙昌，敬重，常持蒲编席。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中载： 莞席二，其一青缘，一锦缘。实际则出土莞席四件，完好的有二件，一件长２１９厘米，宽８１厘米，另一件长２２２厘米，宽８２厘米，席边均用黄绢包缝，边宽２０厘米左右。据《盐铁论？散不足》，先秦时庶人用 单蔺籧篨.所谓 籧篨 ，指粗竹席，汉时同样流行。竹席或称为床第，其精细的称为簟。《东观汉记》： 殇帝诏有荏弱平簟。 又《西京杂记》： 会稽献竹簟供御，世号为流黄簟。 宁夏银川平吉堡汉墓中出土的竹席，为民间样式。其色灰，席纹作人字形，用薄蔑片编制而成②。除上述草席和竹席外，还有一种缀以兽皮的精席。　　《释名》： 貂席，连貂皮以为席也。 又《西京杂记》： 昭阳殿设缘熊席，毛皆长一尺余，眠而拥毛自蔽，望之者不能见也。坐则没膝其中，杂薰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也。 坐席之礼也有一定规矩，尊者必有专席。家庭中为长辈设专席，讲堂上为老师设专席，而宫廷中则为帝王及皇后布专席。朝会时，为了优礼功臣耆儒，常常也设专席。《后汉书？王常传》： 王常为横野大将军，位次与诸将绝席。 又《张禹传》： 张禹为太傅，尚书，邓太后以殇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诏禹与三公绝席。 东汉时，为了提高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等决策和监察官员的地位，于建武元年（公元２５年）起，朝会时皆专席而坐，所以京师号为 三独坐 ①。　　席铺在地上能够移动，安富尊荣的贵族绅士可累坐八九层席。在学校中，讲学时每人坐一席，但主讲人讲得入情入理，驳倒别人学说的时候，就可以夺人之席。如东汉学者戴凭解经不穷，可以重坐五十余席②。至于一般的寒士，如薛惇则就 坐无完席 了③。　　汉代并不流行垂足高坐，所以这时似不应有桌、椅等家具。然而实际上，汉代虽然无椅，却已产生了雏形的桌。河南灵宝张湾二号东汉墓出土的一张绿釉陶桌，上置一圆底小罐。从其足和面的比例看来，这是一张较高的小桌④。　　不过由于陶桌是明器模型，它所代表的实物的尺寸难以确定。四川彭县出土的市场画像砖上的一张方桌，桌前之人与桌上之人在进行交易，桌的高度可以通过人的体高间接推知，所以可以被确认（图７６）。这张桌子的桌腿间无撑，形制较原始，但已与敦煌莫高窟８５窟唐代壁画中的方桌十分接近了。　　供贮藏用的家具有厨和匮。《论衡？感虚篇》又《是应篇》谓燕太子丹质秦求归，秦王提出的条件中有： 厨门木象生肉足，乃得归。 这里所说的厨当指贮物之厨。西周青铜方鬲之座常在正面设两扇门，门上铸出守门之别者。此风可能为后世之厨所沿袭，厨门上也饰有刖者木像，所以说： 生肉足.《晋书？顾恺之传》： 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桓玄。 也应是此类厨。辽阳棒台子屯东汉墓壁画中有大厨，厨顶作屋顶形，一女子正开厨门取物，可见其中贮有黑色之壶（图７７）。《广韵？上平声十虞》：　　，帐也，似厨形也。出陆该《字林》。 可知厨形似幄帐，正与上述壁画相合。日本奈良法隆寺所藏７世纪制作的玉虫厨子，厨顶仍作屋顶形，还沿袭着这一制度。与厨相比，匮则用以贮存较贵重的物品，如《楚辞？七谏》： 玉与石其同匮兮。 《汉书？高帝纪》： 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 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其图象（图７８），河南灵宝与陕具刘家渠汉墓皆出土过陶匮，这些陶匮宽窄高低的比例十分协调匀称，直到唐代其造型仍无多大变化。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0～223 页。　　②　　 《银川附近的汉墓和唐墓》，《文物》1978年第 8期。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4～235 页。　　②　　 《后汉书？戴凭传》。　　③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7页。　　④　　 陈增弼先生认为这不是小桌，而是 一件与灶台配套使用的厨房中摆放烹调味品的灶边小案.见《论汉代无桌》，《文博》1982年第 5期。　　汉代还未在室内设平闇、平闇之类天花，为防止梁尘沾衣，多在床顶上悬承尘。《释名？释床帐》： 承尘，施于上，以承尘土也。 承尘又名帟。　　《礼记？檀弓》郑注： 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尘。 《周礼？幕人》先郑注： 帟，平帐也。 则承尘原是平张于床上的小幕。东汉时，如成都出土的传经画像砖上所见者，讲学的经师所坐高床上之承尘，已绷在带格子的木框上，具有向平棊过渡的趋势了。因此，这时的承尘是室内相对固定的设备，平日不常移动，如《后汉书？雷义传》记雷义拒绝受金，但 金主伺义不在，默投金于承尘上。后葺理屋宇，乃得之.平悬于室内用以防尘的是承尘，竖立于室内用以挡风的则是屏风。屏风是一件独立的家具，与附属于床的屏扆不同。《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曾提到屏风，说明战国时已有此物，汉代更为流行①。《风俗通》：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弟以自障蔽也。 《汉书？陈咸传》： 万年尝病，召咸教诫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着，头触屏风。 屏风一般用绢绨为之，《仪礼？觐礼》郑注即言汉代有绨素屏风。屏风上多绘有彩画。如《汉书？叙传》言成帝御座旁有画着商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图的屏风。《东观汉记》也载光武帝御座旁有列女图屏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有一木五彩画屏风，长７２厘米，高６２厘米，是个缩小了的模型，据遣策所记，其原长五尺，高三尺。也有小型屏风，置于床榻之上，汉画中屡有所见。如辽阳汉墓壁画男女主人的榻后部均有屏风，成折角形②。有的屏风上还带有镜子，如东汉末年曹操刺杀董卓时，就因为董卓从床后屏风上的镜子中看到曹操正在拔刀而惊醒，所以曹操未能成功。　　有时屋中仅置屏风还不足以御风寒或挡蚊蝇，所以又置帷帐。帷本指车门帘，时作 车帷裳.《后汉书？贾琮传》： 贾琮为冀州刺史。及琮之部，升车言曰：' 刺吏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 乃命御者褰之。 后也用于空内，以自障蔽。《史记？董仲舒传》：董仲舒 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又《后汉书？刘玄传》： 更始委政于赵萌，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时不能已，令侍中坐帷内与语。 所以《释名》： 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18～219 、225 页。　　②　　 《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 5期。　　《释名》： 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小帐曰斗，形如覆斗也。 可见帷与帐的区别在于：第一，帷用来分隔堂、室，帐则施于床上；第二，帷多单幅横面施帐，而帐则笼罩四面。然而它们的作用都有障翳眼目这一点，所以，床前帖帖而垂 的帖，因其横面单悬而《释名》称为床前帷。凡是有顶的帷幕也都被称作帐，即使不施于床上也如此。《史记？汲郑列传》： 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 此武帐即非床帐，而是殿上御座的有顶之帐①。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39～240 页。　　五、交通　　衣、食、住、行是风俗中的四个重要方面，特别是就有关秦汉风俗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的总量来说，衣、食、住、行等四个方面所占的比重相当引人注目。所以在前面已依次介绍了秦汉时期衣、食、住等三方面的基础上，现在再来看看秦汉时期 行 的有关情况。　　（一）陆路　　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全国性陆路交通网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秦汉时期的陆路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陆路交通要发达得多。　　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２２０年）　　开始修建。早期的驰道以秦的都城咸阳为中心，延伸到全国各地，其分布区域是： 东穷燕、齐（今河北省、山东省广大地区），南极吴、楚（今江苏省、安徽省和湖北省） ， 西至临洮、羌中（今甘肃省、青海省一带），北据河为塞 ，并沿阴山至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县北）。这样就把战国时代诸侯列国的都城用驰道连接起来，加以完善和扩建，进一步打通了通向中南、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道路，从而构成了通向全国主要城市的干线道路网。包括前代所修道路在内，总里程达到２９６７０里（约合１２３８７公里）。其中驰道１７９２０里（不包括直道１８００里），占总里程的５４％以上。驰道宽广而壮丽。《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 驰道在汉代基本保留下来，只是需要不断维修。《史记？平准书》和《汉书？循吏传》中皆有关于维修驰道的记载。　　直道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２１２年）开始修建，全长１８００里（合今７５２公里）。其起点为秦都咸阳以北的云阳（在今陕西省淳化县梁武帝村），当时是秦始皇军事指挥中心所在地；北至终点九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南）。工程虽然艰巨，但仅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当然也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所以，司马迁亲自视察了奏直道之后，以同情古代劳动人民的感情，对这条道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西汉以长安为中心的主要驿道把当时有名的都会都连接起来，如号称五都的洛阳、邯郸、临淄、宛（今河南南阳）、成都以及番禺（今广州）等，都有驿道通达。各路上车马杂沓，货物转运，给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除了大都会之外，全国各地区、各城市之间也有大道相连，构成了以长安为中心的西汉陆路交通网。　　１９７３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幅标有道路的彩色地图，这幅地图９６厘米见方，比例相当于１∶１８００００，准确地描绘了现今湖南、广东、广西三省交界地区的陆路交通和河流、城镇等①。　　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是在西汉时期，这条路在当时是贯穿中亚最长的一条道路，也是世界上横贯欧亚大陆最长的一条国际道路。它自长安起，南路经狄道（今甘肃临洮）、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北路经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渡祖厉河，入河西走廊至玉门关和阳关以后，即分为南北两道。南道经塔里木盆地东端的鄯善（古娄兰国），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越过葱岭，通至中亚的大月氏国，距长安１１６００里（合今４８４３公里）。再通至安息国（今伊朗之哈马丹城），也距长安１１６００里（合今４８４３公里）。北道经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距长安８１５０里（合今３４０３公里），再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今新疆疏勒县），距长安９３５０里（合今３９０４公里）。由疏勒西出葱岭，可通至中亚的大宛（前苏联中亚之费尔干纳），距长安１２１５０里（合今５０７３公里）。此外，还可通至撒马尔罕等地。　　①　　 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第 2期。　　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汉书？西域传》载： 驴畜负粮，须诸国禀食，得以自赡。国或贫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给，拥强汉之节，馁山谷之间，乞丐无所得，离一二旬则人畜弃捐旷野而不反（返）。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　　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畜队（坠），未半坑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由于交通险阻，运输困难，运输主要靠人背畜驮，商人贩运的商品只能是价值昂贵的丝织品和少量金银，这条路也因此被称为 丝绸之路.据说当时在大秦（古罗马帝国）一磅丝的价格相当于一磅黄金。　　东汉时期的陆路交通在西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汉光武帝时修建了飞狐道、交趾道等，汉明帝时对褒斜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工程。据《开通褒斜栈道石刻》记载：修路刑徒２６９０人，实用工数达７６０８００多工，修建道路２５８里（合今１０８公里），桥阁６３０间，大桥５座。此外还有邮亭和驿站等建筑物６８所。耗用工程费用合１４９９４００多斛粟。１９６４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表了《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题刻》的调查文章，并绘制了栈道想象复原图（图７９），再现了这条栈道的艰巨工程情景①。　　秦汉时期对于驰道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即天子行中央三丈，而吏民行旁道，诸侯以下无诏令行驰道中者，没入其车马。　　《汉书？成帝纪》载： 元帝即位，（成）帝为太子。上尝急召，太子出龙楼门，不敢绝驰道，西至直城门，得绝乃度，还入作室门。上迟之，问其故，以状对。上大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 则元帝之前，虽贵为太子，也不能横穿驰道，可知其管理之严格。然而也有特例，如武帝曾 诏得令乳母乘车行驰道中.汉代可行驰道中者，据考还有武帝的馆陶长公主，以太后诏得行；哀帝时丞相孔光四时行园陵，官属以令也曾行驰道中。但即使如此，他们的随从车骑也都遭到处罚。《汉书？江充传》： 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充呵问之，公主曰：' 有太后诏。' 充曰：' 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 尽劾没入官。后充从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 又《汉书？鲍宣传》：孔光官属以令行驰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钩上丞相史，没入其车马，摧辱宰相。 直至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１年），汉朝才正式废除对行驶驰道的法律限制，使驰道进入驿道的行列为运输所用。　　《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 宫门及城中大道皆①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史》第１册，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０～２６页；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１册，人民交通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１页。分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丈，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 其所说的是东汉洛阳驰道的情况，一般行人是 左入右出 ，也就是说要行人靠左侧通行，与今行人右行正相反。　　当时男女行道一般无别。如《淮南子？齐俗训》： 帝颛顼之法，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拂于四达之衢。今之国都，男女切碕肩摩于道，其于俗一也。 但王莽改制时，却一度规定男女行道必异路。《汉书？王莽传》： 唐尊为太傅，出见男女不异路者，尊自下车，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闻而悦之，下诏申敕公卿思与厥齐。 这仅是特殊情况。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尽管按儒家礼法是 男女授受不亲 ，但男女行道却是 切碕肩摩 ，同行无别，这不能不说与秦汉习俗的影响有关。　　汉代严禁夜行。如《史记？李将军列传》： 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 故李将军。' 尉曰：' 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止广宿亭下。 崔寔《政论》： 永宁诏钟鸣漏尽，洛阳城中不得有行者。 又《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也说： 太祖初入尉廨，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①　　（二）水路　　水路交通包括海上交通和内河交通两项。　　海上交通最迟始于春秋时期，至秦朝初年已相当发达。据《史记？东越列传》，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灭六国后不久即平闽越，置闽中郡。同书《主父偃传》： 使尉佗、屠睢将楼船之士攻百越。 这次战役规模很大，据《淮南子？人间训》载，大军分五路南进，其中一路由海道直取番禺，所以说 处番禺之都 ①。特别是《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封禅书》和《淮南衡山列传》所载的徐福东渡之事，更显示了当时海上交通的发达。　　徐福东渡作为一个千古之谜，古今中外既十分关注，又众说纷纭；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说和记载，也留下了引人注目的迷惘和争论。就徐福东渡的终点而言，主要有日本、朝鲜、台湾、菲律宾、夏威夷、美洲等六种说法。　　其中到达日本的说法最为流行。很多学者根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说徐福 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一语作过细致而认真的考证，并根据日本多达１００余处有关徐福的遗迹和纪念地，推断徐福东渡的终点应是日本。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比徐福东渡晚得多，造船技术也先进很多的日本遣唐使船那么容易沉没，而徐福却能成功呢？对此，日本学者千叶宗雄解释说，一方面是由于日本遣唐使船的船长和重要船员不得其人，航海技术低下；另一方面是由于徐福东渡的航线不同于唐朝和日本间的航线。徐福东渡是从山东琅琊出发，向北顺朝鲜西岸到南岸，再借助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到日本。而唐朝和日本的航线是在长江口和日本之间。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4～255 页。　　①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 9辑。　　关于日本海的左旋回流，通过投瓶法进行实地测验已被证实。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１２年，日本和田雄治博士受日本国水产调查会之委托，在朝鲜半岛西岸仁川及东北岸图们江口之间的海中投入空瓶７５０个，漂至海岸并被发现者达１３２个。１９０８年日本海军省水路部也投放空瓶５５０个，漂至海岸并被发现者达２０７个。两次投瓶测验漂至海岸被发现的，共有３３９个。其中漂至日本山阴、北陆沿岸的达２７４个，占漂至海岸总数的８０％以上。可见，日本海中的左旋回流确实形成了由朝鲜通往日本的山阴、北陆地方的一条自然航线。而这也正是徐福东渡的航线。此外，从中日两国出土文物的分布情况看，这条自然航线在先秦时期就被中国的航海者所利用。只不过因其是单向航线，所以中国早期的航海者往往有去无回，只得留居日本。　　汉代的航海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武帝经常远航海上。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武帝自泰山东巡海上，沿渤海湾西岸航行，直抵河北省昌黎县北的碣石山。元封四年，武帝南巡，自浔阳浮江东下，船舶相接达千里，出长江口后入海北向，直抵山东海岸的琅琊。太始三年（公元前９４年）又东巡，乘海船沿山东半岛航行，直抵芝罘，在诸岛之间巡航。不仅如此，汉武帝还在海上进行军事活动。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年），闽越发兵围攻东越（也称东瓯），中大夫朱买臣献策，用海军直趋闽越王的根据地泉山（今福建泉州市）。武帝任命朱买臣为会稽太守，先回郡建造楼船，并准备粮食和战具，然后下令严助率军从会稽出发，从海道往救东越。　　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南越王相吕嘉反叛，武帝发五路大军出征南越。　　另派东越王余善率军从海道进攻南越。东越王抵揭阳，以阻于海上风波为借口，屯兵不前。又南越吕嘉、建德于番禺陷落后，逃亡入海，乘船西去。汉军乘船追捕，卒获两人首级而还。元封二年至三年间，武帝又遣楼船将军杨仆率船军五万人，东渡渤海，平定朝鲜，于其地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汉代自从在岭南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后，此七郡的贡献都从海道而来，足见汉代的航海事业已很发达。航海事业这样发达，当时的航海知识必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据《汉书？艺文志》载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其时指南针尚未用于航海，所以舟师主要靠观察天空上日月星辰的方位和现象以测定航向和气象的变化。这六种航海天文古书虽早已失传，但据此也可以窥见当时我国人民航海知识之一斑①。　　交趾、日南二郡面临南海，港口优越，还有定期变更的季风为航运提供便利。所以成为与海外各国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保存了一段重要史料，大致说：自汉朝日南障塞和徐闻、合浦等地，都可以与海外进行贸易，其航海经过之处有都元国（今苏门答腊东北部）、邑卢没国（缅甸勃固附近）、谌离国（伊洛瓦底江沿岸），步行可达夫甘都卢国（缅甸的卑谬，唐骠国），又航行到黄支国（印度南马德拉斯西南），再南到已程不国（约今斯里兰卡）；回程时经过皮宗（新加坡西边），然后到日南郡最南边的象林县（越南中部广南省的茶荞废墟）才结束航程。带到国外进行贸易的中国特产的各种丝绸织物和黄金；向国外采购的是明珠、璧琉璃、奇石等中国不生产而作为封建贵族喜好的贵重物品②。　　①　　 周连宽等：《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第 9辑。　　②　　 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 6期。　　汉武帝以后，渤海和山东半岛附近一带的海上航行也非常发达。例如北海郡都昌县（今山东昌邑）人逢萌，在王莽时渡海至辽东，到东汉初年又渡海回山东半岛，可见当时渤海上航行的容易。公元１０９- １１１年间，渤海区域曾发生人民起义，起义军以海岛为根据地，纵横海上，转战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北部。到了东汉末年，如管宁、邴原、刘政、国渊、太史慈等，都由山东半岛航海移居辽东。渤海附近当时如此发达的航海事业，向东的发展不但到达了朝鲜半岛，而且也确立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比较经常的海上交通。　　《汉书？地理志》说：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汉乐浪郡治在今朝鲜平壤附近，由这段记载，可知当时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大约以朝鲜半岛为其中介①。　　在对欧洲南部的交通方面，自安息兴起于西亚后，陆路交通受到阻碍，这时中国和大秦都在设法利用海路继续进行贸易。如公元９７年汉朝西域都护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至条支西海（波斯湾）为海水所阻而还。公元１６６年，罗马帝国皇帝（大秦王）安遣使者到汉朝日南郡徼外向朝廷赠送象牙、犀角、玳瑁作为礼物，东、西两大文化古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到公元２２６年，大秦商人秦论又来到交趾，并北上建业谒见吴主孙权②。　　秦汉时期的内河交通也很发达。据《史记？陈丞相世家》、《汉书？武帝纪》和《东观汉记》等古籍记载，黄河、湟水、滇水、漓水和巴蜀之水皆可行船。而行船最为普遍又不大受旱、雨季影响的长年水道，当推长江中下游及相关水系。如《汉书？高帝纪》： 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伍被言吴王 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后汉书？第五伦传》》： 拜会稽太守，坐法微，老小攀车叩马，不得前。伦乃伪止亭舍，阴乘船去。 但自然水道或于枯水季节不得不停航，或因多险滩礁石难以飞渡，使水运受到很大阻碍。并且我国水道多东西流向，对于南北不同纬度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也带来不利。所以需要通过开凿人工运河，尤其是南北向的运河来弥补。　　春秋时期开凿的邗沟沟通了江、淮两大水系，鸿沟又沟通了河、淮两大水系，两条运河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连接起来，在东半个中国形成了较完备的水道网。秦朝又兴建了著名的人工运河灵渠。《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秦始皇 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由监禄督造的灵渠，支分湘水，挖开越城峤的山脚，连接漓水，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不仅使秦取得了平定南越的胜利，而且开辟了一条新的水路交通线，由番禺经漓水，循灵渠，穿湘江，入长江，而由江陵经陆路，过南阳，北抵洛阳，或西出武关，奔关中。进一步加强了中原与岭南的交往。　　西汉时，由于漕运皆自关东而西，所以打通黄河航道，是中央政府十分关心的大事。据《史记？河渠书》载，汉武帝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春，郑当时上言说：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武帝以为然，于是 令齐人水工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但由于以后的几次开渠行动皆不太成功，所以终西汉之世，关中渭河、黄河水道一直未能顺畅无阻。及至东汉定都洛阳，无需再顾及漕运长安，于是渠道开发的重心也从关中移到关东①。　　①　　 章巽：《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5年第 12期。　　②　　 洪建新：《我国古代海上交通述略》，《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 6期。　　（三）车　　车是当时陆路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车的形制多种多样，所以按不同的标准可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按车的不同规模可分为大车和小车，按车的不同用途可分为戎车、猎车和役车，按车的动力的不同可分为马车、牛车、驼车和手推车，按乘车姿势的不同可分为安车和立车，按有无车箱可分为轺车与衣车等。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绘有汉代马车各部位名称的示意图，读者可以参看②。　　秦汉时期车的制造与使用有三个特点：一是车型由繁变简，双辕车逐渐代替单辕车；二是为适应农村、山区需要，出现独轮手推车；三是造车技艺精湛，官车装饰华贵，民用车种类增多，数量增大，使用较前更为普遍。　　在中国车辆的发展史上，秦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变革时期，秦以前车辆制造发展缓慢，到了秦朝开始有了较大的进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了 车同轨.对车同轨的解释，传统的说法是统一了全国车辆的轮距，车辆制造开始标准化。规定车宽６尺，一车可通行全国。还有人认为，不仅车宽６尺，而且车舆的各种尺寸都与６有关，考古工作者曾对约为真车马１／２大的秦代铜车马进行了实测，得知秦代车辆的轮径约为秦制４。２尺，车宽和衡长都近６尺，辕长１８尺，轴长１０尺。可见除轴长外，其余数据都是６的倍数①。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有人认为车轨尺寸并非全国统一，而是按官阶有所区别，职位高的官与职位低的官的车轨不一样宽。近年出土的秦车两轮间的距离为１０１。８厘米，折合秦尺为３。６８尺，舆宽７８厘米，折合秦尺为２。８２尺，因此， 车宽６尺之说也不一定可靠。不过即使车宽不是６尺，车轨因官阶不同而有所变化，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统一了车轨，这对沟通全国的交通、提高运输效率仍是巨大的贡献。　　秦始皇的御用车辆叫金根车。从秦始皇陵发掘出来的铜车以银装饰的部位都是被饰物的末端，这种车饰方法，古文献上称之为 以金饰诸末 ，是金根车的特点。金根车既是银质装饰，而不称为银根车，是因为金字沿袭古义，多用于对金属的泛称。如银称白金、铁称黑金，而金则有专名，称作黄金。再是当时黄金已广泛使用，而银却是刚刚提炼出来的新金属，所以更为名贵。　　秦始皇乘坐的金根车中有一种车名辒辌车。这种车车型大，三面有窗，后面有门，四周有帷子，可坐可卧，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所以称作辒辌车。始皇五次出巡，驰骋万里，乘坐的多是此车。在沙丘离宫病死后，《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有： 李斯以为上（秦始皇）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于辒辌车中。 后世用为丧车。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9～260 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0 ～92、114 页。　　①　　 王玉哲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06页。　　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铜车马，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秦汉时期的车制具有极大的帮助。此车通长３１７。４厘米，高１０６。２厘米，总重约１。８吨。铜车马上的金质饰物共有７４７件，银质饰物８１７件。除了一些金银饰件外，其余全部是青铜铸件，结构比较复杂，由３０００多个部件组成。这乘铜车马是以四马驾车，称之为驷。中间驾辕的两匹称作服马，服马外侧的两马称作骖。四马的平均身高约６６厘米，身长约１１２厘米。铸造精细，形象逼真。此车为单辕，辕长２４６厘米，径围２０厘米①。其车轮绘朱红色三角纹图案，每轮为三十辐，有股有骹，股近毂及毂近牙处各施朱绘一道，轮有飞转两件，上悬于■，其形似圭，由二片铜片组成，顶端呈圆柱形，轴贯于毂中，两个末端有辖，外套银质辖■，轴与舆底三个接触点，中间为当兔，两侧各一伏兔。辕的前段昂起，后段平直，末端有踵。一衡二轭，衡套铸银■。轭缚于衡内侧，其中轭首套有银帽。轭肢扁平，分两脚，末端套接银钩。轭肢内侧有皮质鞍状衬垫，涂朱色，外竖一铜杆，上连于轭颈，下立于■上。两■间连接有扁革带。　　舆则分前后室。前室为御官驾御处，前面及左右两侧前端立有彩绘栏板，前栏板之上有覆簸箕状盖板，正中置軜。右侧栏板后隅有一角柱，上套铸银盖帽。室底为方格纹，涂朱红色。后室为乘者座席，内有 ■ 形茵，四周为栏板，上端外翻为车耳，车耳上再立一周箱板，即车轖，上面盖椭圆形车盖，其形由正脊中间向两端逐渐变窄。脊两侧各有十八根对称的轑，轑皆横盖于车轖之上，交接处有卯口。后室前轖及左右侧辖各有一窗，上有镂空菱花纹窗板，可以随意开合。室内前方有轼，断面呈曲尺形，后部有门，其下坎既可作轸，也可当蹬车踏步。此车的车轖、窗牖、门扉的内外侧，以及茵、轼面、车盖内面，均以乳白色为底色，上绘红、紫、蓝、绿、黑等色花纹，四马也通体白色。看来这是一辆迎秋安车②。　　轺车是汉代最常见的车型。是由古时的军车转变而来的，因此四面空敞，在汉代为一般吏人用车。驾一马的叫 轺车 （图８０），驾两马的叫 轺传 ，还有一种驾三马的 轺车骖驾 （图８１），中马负轭，而为双辕，两马居外，以加强挽力①。《释名？释车》说： 轺，遥也，遥望也。四向远望之车也。但是近来发现的汉石刻或砖刻画像轺车也有坐乘的，因为轺车四面没有帷帐，就是坐着也可眺远。后来又发展为两面有扶手横板的轺车，叫做施耳轺车。轺车是一种无顶的敞篷车，若是遇到下雨，就没有办法，所以在车厢当中设一如伞的车盖，安插在车厢的中间，有雨可以避雨，无雨可以遮太阳，并随时可以取放下来。《周礼》夏官疏说：车盖有两种意思，一为御雨，一为表尊，就是分别等级，显示尊贵。平常的车盖高约三尺，大官僚们，如河内太守黄霸，皇帝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命他所坐乘的轺车的车盖高一丈，比寻常的车盖要高三倍。车盖既然可以取下来，在途中遇见朋友的时候，就可以坐在一起用来遮太阳，彼此谈心，所以在当时有 白首如新，倾盖如故 的谚语②。　　①　　 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委会：《中国公路运输史》第 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 24 ～25页。　　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3～264 页。　　①　　 王今栋：《中国古代车马》，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1 页。　　②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89～91页。　　汉代轺车上的伞盖用料、车轓和颜色等都体现了一种等级差别。按《后汉书？舆服志》所载当时制度，政府官吏 三百石（县长）以上皂布盖，千石以上皂缯覆盖 ，二百石以下低级官吏为 白布盖 ，但都可有 四维杠衣.六百石至一千石的官吏可 朱左轓 ，即左边车耳为红色。二千石的官吏则可 朱其两轓 ，即两边车耳为红色。《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西汉时司马相如初由成都到长安时，曾于成都北门升仙桥（现称驷马侨）发誓： 不乘赤马驷马，不过汝下也。 因为赤色马车是二千石官阶的标志①。　　从河南南阳两汉画像石来看，某些画面中的一辆辆轺车骖驾騑马，高竖华盖，前有导骑，后有驺从，有的还伴以斧车、鼓车，烜赫过市，场面壮观。　　有的车舆装饰 姿极耳目 ，甚至 奢过王制.据《汉书？韩延寿传》载，韩延寿出行时， 驾四马，傅总，建幢棨，植羽葆，鼓车、歌车.《三国志？吴志？士燮传》中描写东汉末年交趾太守士燮的出行情况： 雄长一郡，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妻妾乘辎軿，子弟从兵骑。 仲长统指责这些人是 入则耽于妇女而不及，出则驰于田猎而不还。 ②牛车分篷车与敞车两种。篷车在车箱上装卷篷即车枸篓。敞车无篷，其铜制模型曾在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图８２）。无论篷车或敞车，都只被看作是 平地载任之车 ，仅供代步而已。《史记？平准书》说西汉初年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史记？五宗世家》说景帝平七国之乱后， 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都把牛车当作规格较低的车。东汉初年牛车的地位仍无变化。《后汉书？朱浮传》说：光武时 自宗室诸王、外家后亲，皆奉遵绳墨，无党势之名。至或乘牛车，齐于编人.《后汉书？谢夷吾传》说：章帝时，钜鹿太守谢夷吾 以行春乘柴车，从两吏。冀州刺史上其仪序失中，有损国典。左转下邳令.柴车在这里指牛车，《后汉书？韩康传》的记载可以为证。太守以乘牛车而得咎，可见当时牛车的规格较低。　　然而到了东汉晚期，情况则有所不同。《后汉书？宦者列传》说：左悺等四侯 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这时提到牛车，口吻已由轻视改为重视，此为桓帝、灵帝间之事。实际上早在２世纪前期，士大夫已喜爱乘牛车。《后汉书》中有两件颇相类似的记事，可以反映出这种情况的一个侧面。《卓茂传》说： 时尝出行，有人认其马。茂问曰：' 子亡马几何时？' 对曰：' 月余日矣。' 茂有马数年，心知其谬，嘿解与之，挽车而去。他日，马主别得亡者，乃诸府送马，叩头谢之。 这是西汉末年的事。《刘宽传》则说： 宽尝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宽车中认之，宽无所言，下驾步归。有顷，认者得牛而送还，叩头谢。 这是顺帝时的事。这时前一例中的驾车之马已为后一例中的牛取而代之了。所以《晋书？舆服志》说： 古之贵者不乘牛车，……　　其后稍见贵之。自灵、献以来，天子至士庶遂以为常乘。 社会上层人物出行时以牛车代马车，是车制上的重大变化。带篷牛车的车箱本与辎、軿相近，文献中所称辎、軿，有时其实是指牛车。如《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青年时代交游广泛， 辎、軿、柴毂，填接街陌.根据当时的风尚，这里说的辎、軿应指牛车。不过这时的牛车已踵事增华，在里面安置了凭几等物，使乘车者可自由坐卧。雷台东汉墓中的铜舃车已设凭几；再晚一些，如南京赵士岗东晋南朝墓等处出土的陶牛车中，也都有凭几。加以牛步徐缓，所以乘牛车的颠簸程度比马车小。况且以轺车为代表的马车，车身敞露，乘车者无论坐乘或立乘，都要保持端正的姿势。《论语？乡党》说：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 贾谊《新书？容经》也对 坐车之容 、 立车之容 、 兵车之容 提出种种要求，认为 若夫立而跂，坐而蹁，体怠懈，志骄傲，■视数顾，容色不比，动静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气不顺，皆禁也。 乘牛车可以不讲究这一套，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东汉末年的牛车出现了一种高级的车型。曹操《与杨太尉书论刑杨修》说： 谨赠足下：……四望通幢七香车一乘，青牸牛二头。 这辆牛车上已装通幰①。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71 ～72页。　　②　　 王建中等：《南阳两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页。　　在车骑出行时，不同等级的官吏有不同的规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１）驾车的马匹数。汉制，皇帝出行因目的的不同，所乘的车子也异。　　御车有驾六马的，也有驾四马的。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子、皇子、长公主驾三匹马（驾三马一般称为 骖驾 ；中间驾辕的马称 服 ，左右两匹马称 騑 ；也有的说是 左骖右騑 ）。大贵人、贵人（皇帝妾的等级）、公主、王妃、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包括他们的夫人在内）皆驾二马。　　（２）导、从者之数。规定公卿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一级的官吏出行时，前有 贼曹 、 督盗贼 、 功曹 三吏分乘三辆车为导车，后有 主簿 、 主记 两吏分乘两辆车为从车。此所谓 导从，置门下五吏.（３）骑吏之数。三公以下至二千石的官吏出行时有骑吏四人，一千石至三百石县长的官吏出行时有骑吏二人。　　（４）车舆形制。汉景帝中元五年（前１４５年）规定：六百石以上官吏出行时都乘加 轓 车。三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出行时乘辎軿车。　　以上讲的不包括特殊情况在内。如皇帝出行时随行官员有驾四马的，皇帝的持节特使出行时也驾四马，并且导、从车都为双数（数目要加倍）。在 山高皇帝远 的地方，胡作非为的官吏有搞僭越的，或者像士燮那样把本家子弟充作兵骑搞变相僭越的。另外，不任现职的富家大商以及拥有许多部曲私兵的大庄园主的车骑出行情况还不清楚。再说文献本身也不一定十分确切，或者到汉代后期情况有所变化。如山东武氏祠前石室内的车骑出行石刻画，根据榜题，导车中缺少 督盗贼 车，换上了 门下游徼 车。有的车骑出行中导车的数目不足或是从车的数目不足，这大概由于政治与经济每况愈下，官吏的 从事 也凑不够数的现象所致①。　　在西汉晚期，劳动人民创造发明了用人力推着走的独轮车（图８３），叫做鹿车。《太平御览》卷七七五引《风俗通义》说： 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有人认为，在我国井上汲水多用辘轳，或称鹿卢，是轮轴类的引重转动器，那末鹿车就是一个有轮轴的车，应劭所解释的未免有些望文生义了②，因为这种鹿车不用牛马而能行走，一个人可以推运，所以俗称这种车为不吃草的牛（木牛），能流转的马（流马）。诸葛亮在西蜀与蒲元、廖立共同研究，为了解决山区崎岖山路的运输问题，就采用这种独轮车，于是就传说诸葛亮发明了木牛流马，而实际上是积累劳动人民经验而创造出来的。当时贫寒的读书人坐不起辎軿，就多乘这种鹿车。《后汉书。列女？鲍宣妻传》： 宣之妻桓氏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又《独行？范冉传》： 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或寓息客庐，或依宿树荫，如此十余年，乃结草室而居焉。 晋刘伶常著袒服而乘鹿车。若是连鹿车都没有的，则只有自己挑着担子行路。《后汉书？赵孝传》说： 孝常白衣步擔（担），从长安还止邮亭。 贫寒士人生活尚且如此，那么劳苦大众行路就更难了①。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6 ～98页。　　①　　 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61～163 页。　　②　　 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 6期。但孙机先生认为，说鹿车 裁容一鹿 并非望文生义，因为四川彭县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的独轮车只载一件羊尊（图 84 ），可谓 裁容一羊.见《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 116页。　　（四）船　　船是当时水路的主要交通工具。中国古代的船是以楫拨水前进的，如《易？系辞》：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这种以楫拨水前进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代的楼船水军被称为楫濯士，意思就是划桨手。《史记？佞倖列传》谓邓通 以濯船为黄头郎。 《汉书？百官公卿表》记水衡都尉属官有楫濯令、丞。当提到船的时候，均强调用楫。　　已经发现的西汉明器木船正反映出上述情况。广州皇帝岗和长沙伍家岭出土的明器木船（图８５、８６）都是平底的内河航船，船面较平，两端微微上翘。船首即舻部设櫂，船尾即舳部设舵。广州皇帝岗木船操櫂与操舵的俑都踞坐在木板上，设四櫂一　舵；长沙伍家岭木船则设十六櫂一舵，这里的櫂较长，操櫂的水手大约要站着划船才便于用力。但汉代大船所用之櫂还不止此数。江陵凤凰山出土木船之墓中的遣册记有 大舟皆（？）廿三桨.由于桨常成对安排，故此舟可能设十一对桨、一舵。《越绝书》所记大型战船 大翼 以五十人击櫂，可能设二十五对桨。至于西方用数百名奴隶划桨的船，在中国古代未曾出现。　　但中国古代却发明了行船时作用重大的舵。《淮南子？说林训》： 毁舟为杕.高诱注： 杕，舟尾柁。 《玉篇》： 杕，船尾小梢巴。 可见西汉时已有雏型的舵。广州皇帝岗木船上的舵与櫂的形状区别不大，它未置于船尾中部，却偏在一侧，用它控制航向还不太便利，反映出当时的舵大约还停留在杕的阶段。长沙伍家岭木船上的舵比櫂长得多，舵叶作刀形，背厚刀薄。它架在该船第二舵之遮栏后壁的凹缺处，正在船尾当中，大概就是《释名》说的： 其尾曰柁。柁，拕也，在后见拕曳也；且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 至东汉，如广州先烈路汉墓出土陶船上的舵就更为进步了，此舵的板叶宽大，障水有力，舵下端与船底取齐，水浅时不须提舵，且装在船尾专设的舵楼中（图８７）。广东德庆汉墓所出陶船，在舵楼后壁开舵孔，舵孔两侧有托驾（图８８）。虽然其舵与托架上所承之物出土时均不存，但从结构看，此船之舵可能已装有原始的舵杆与舵衡，当比广州先烈路陶船之舵更为先进，很可能已是转轴舵。总之，汉代从在船尾一侧使用的原始桨状舵，一直发展到船上设有较正式的舵楼，其过程大致有迹而寻。　　广州先烈路陶船在两侧船舷上铺走道，即《淮南子？说林训》 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刻其舟■.■，高注： ■，船舷板也。 ■是供篙手撑篙用的。《说林训》： 以篙测江。 许慎注： 谓刺船竹，长二丈，以铁为镞者也。 撑篙行船称作交。《释名？释船》： 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还，相交错也。 在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中的大航船上，两名篙手的动作正是如此。铺■的船多撑篙。有人曾以为先烈路陶船上设有六个桨架，其实是六组矛和盾，这艘船不用桨划行，因而无需设桨架。　　根据此船上塑出的人物身高的比例推算，船长约１４～１５米，载量约５０石，相当于《释名》所称 五百斜以上 的船，在当时是一艘中等以上的船。但广州先烈路陶船的四个舱均以席作蓬顶，广东德庆陶船的舱室却模拟瓦顶，其主舱是起脊的四注顶，规格应更高些。　　①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1～92页。　　汉代规格最高的船是楼船。汉武帝在昆明池训练水军， 治楼船高十余丈，旌旗加其上，甚壮。 东汉马援讨伐交趾，所率楼船多达２０００余艘。广州西村增埗汉墓出土的明器木楼船上下三层，十楫一舵，可惜残损过度，已经无法复原①。　　广东德庆汉墓中出土的陶船（图８８）分前、中、后三舱，前为头舱，中为楼舱，后为舵楼。头舱作拱型蓬顶，有水手两人。楼舱为船的主体建筑，置楼顶盖呈庑殿状，两侧有对称的窗户，后有门与船尾舵楼相通。从楼壁纹饰看，楼仓可能是梁柱结构，两侧墙与船舷相接处有三个小孔，估计是底舱的透光排气孔。舵楼船尾墙有一圆孔，当用于放置舵柄。头舵与舱楼下各有一块可以活动的底板。舵手看来是一个人。这是一种小型的楼船②。当时有一种狭而长的小船叫做艨冲，以为冲突敌船之用。还有一种在江上航行最快的船叫做赤马船，船身是正赤色，其快如马，这就是延及到明代所使用的大红船，也叫做满江红。撑船的船夫身穿黄色衣服，戴黄色帽子，通称为黄头郎。　　秦汉时期的造船业已比较发达，汉代在长安设立船司空，是官营手工业专门造船的机构③。《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宫殿疏》说武帝时所造大船，有一种称为豫章大船，可载万人，船上造有宫室。东汉末刘熙所著《释名》说汉代的大船有二层的，称为庐；有三层的，称为飞庐；还有四层的，称为爵室。《释名》中所述及的汉代战船，有先登（冲锋船）、斥候（侦察船）、艨冲（战船）、赤马（快船）、槛（重武装的战船）等等。三国时魏人张揖所著《广雅》述及两汉及三国时代的船名多种，其中的 艆■ 即是航海用的船，又有 ■ ，即《说文》之 拨 ，是航海的大船④。１９７４年底在广州发现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规模巨大，船舌结构采用船舌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量五六十吨的木船，显示了当时广东地区造船业的发达①。但也有人推测这处造船工场遗址很可能属于宫殿一类的建筑基址，与１９８８年在广州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工地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有密切联系②。无论如何，广东汉墓多次出土的木船和陶船模型，毕竟说明当时广东地区造船和航行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③。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0～122 页。　　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0～261 页。　　③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2～93页。　　④　　 章巽：《秦、汉、三国时代的海上交通》，《地理知识》1955年第 12期。　　①　　 广州市文管处等：《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试掘》，《文物》1977年第4 期。　　②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3页。　　③　　 文物编委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32页。　　④　　 沈福伟：《两汉三国时期的印度洋航业》，《文史》第 26 辑，1986年。　　汉代的大海船已能通航印支半岛，甚至远达印度洋。④这种船上应装风帆，《释名》中曾提到 随风张幔 的帆和挂帆用的桅。汉代的中小型船舶有载量为３０石的■，《释名》说它是一种 短而广 的船。广州红花岗东汉墓所出陶船（图８９），可能即■。更小的船如艇，《释名》说 其形径挺，一人二人所乘行者也.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出现的小板船（图９０）可能与之相当⑤。　　除船之外，水上交通工具尚有竹筏。如《后汉书？岑彭传》： 公孙述遣其将任满、田戎、程汎将数万人乘枋箄下江关。 《哀牢夷传》： 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汉。 又《后汉书？邓训传》说： 令长史任尚将之，逢革为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掩击迷唐庐落大豪。 可知今天我国西北黄河上游所用的皮伐子，是由汉代流传下来的。　　最为特殊的渡河工具是木罂缻。《吏记？淮阴侯列传》： 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缻渡军。 《集解》： 服虔曰：' 以木柙缚罂缻渡。' 韦昭曰：'以木为器如罂缻，以渡军。无船，且尚密也。'其释各异。估计可能是水葫芦，中空，木质，有浮力，数个连成环状，人借其力以渡①。　　⑤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2页。　　①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61～262 页；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4页。　　六、婚姻　　婚姻是男女结合为夫妻关系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一定历史时期和一定地域范围的礼俗，所以婚姻也是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时期的婚姻不仅在秦汉风俗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在整个中国婚姻史上的地位也十分引人注目。尽管它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前代的传统，但尤其重要的是它在更多的方面开创了后代的先河。有关秦汉时期婚姻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相当充足，秦汉时期婚姻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多彩，有时甚至使人眼花缭乱。唯因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择其要者略加描述。　　（一）婚姻礼仪　　谈到 婚姻礼仪 ，许多人很自然地会想到 六礼 ，即 纳采 、 问名 、 纳吉 、 纳徵 、 请期 和 亲迎.但秦汉实际生活中的婚姻礼仪并非与 六礼 完全契合，一般说来，大致有以下八个重要环节：１。排除婚姻禁忌因素首先，是仇人之间不能通婚。秦汉时期的复仇风习很盛行，除个别人试图通过通婚来化解与仇家的怨仇外，绝大多数仇家之间是绝不通婚的。这不仅可以从汉代人婚前夫妻双方家庭关系得到说明，也可以从婚后的某些个案记述中找到旁证。其次，同姓之间的通婚也大受限制。在现在可考的３４４例婚姻个案中，异姓通婚者占３３８例（９８％），同姓通婚者６例（２％），说明 同姓不婚 在汉代仍不失为一条婚姻禁忌。　　汉代婚姻关系中，还排除了直系亲族和旁系亲属之间的通婚。　　２。媒人的联系过程秦汉时期婚家双方的联系大多都要经过媒人中介。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把联系男女婚姻关系的媒人比做推荐贤士的人： 故士因士，女因媒。 ①刘向在《新序？杂事》中也说： 妇人因媒而嫁。 特别是东汉末，人们更是普遍认为 夫自炫向媒者，士女之丑行也 ②。《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载，蜀郡人何玉通过 媒介 求婚。　　但需要指出的是，汉代人 婚约只能由父母通过媒人来安排决定 的传统说法有片面性。当时存在着一些例外：其一，皇帝纳妃娶后不需媒人的环节；其二，男女私奔成婚者也不需媒人，如西汉中期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便未请媒人从中联系；其三，汉代的媒人地位不像后世那样高，一般只起一种传递信息的作用，媒人地位尚未得到法律认可。　　３。占卜（第一度）　　紧接媒人联系的便是占卜过程，占卜分两个阶段。第一度占卜的目的是考虑到姓氏变迁，当时虽非同姓，但祖先可能是同姓，所以以此手段察看是否同姓。王充指出： 父母姓转易失实，礼重取同姓，故必卜之。 ①当然，对于不重视同姓禁忌的人，也可不经过这一步骤。　　①　　 《盐铁论？大论》②　　 《三国志？魏志？陈萧王曹植传》。　　①　　 《论衡？诘术》。　　４。男方家庭正式向女方家庭送聘金婚姻嫁娶送聘金是买卖婚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汉代，这是确定婚姻关系至关重要的环节。如《隶释》卷十二《戚伯著碑》载，戚伯著 娉妻朱氏.５。占卜（第二度）　　聘金送后，婚姻关系基本确定。这时，女方家庭着手准备嫁妆；同时，男女双方家庭同时找卜者确定吉日。卜者通过观察卜骨上的裂纹决定婚日。　　如《史记？龟策列传》： 横吉榆仰首俯，……可居家室，以娶妻嫁女。狐络卦， 可娶妇嫁女.６。男方家庭迎亲和女方家庭送亲婚日确定后，新妇便携带嫁妆去男方家中成婚，这时男家和女家要分别派人迎亲和送亲。《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说，汉献帝纳曹操之女为后，派使者持节迎之。《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注引《东观记》载，西汉春陵康侯刘敞为子娶高陵侯翟宣之女为妻， （翟）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门.在去男方家庭的路上，新妇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常常表现出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既有对于婚后生活的某种向往，又有对未来不可知的生活的担心。如《汉乐府诗？白头吟》说：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７。成婚庆贺成婚之日把新婚夫妇的结婚过程推向了高潮，这时出现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场面：①新婚夫妇穿着鲜洁。　　《盐铁论？散不足篇》载，当时富者结婚， 衣皮朱貉，繁路环佩 ，而一般人家也会 长裙交袆，璧瑞簪珥.东汉时期， 妇人始嫁，至作漆画屐，五色彩为系 ， 丽女盛饰，艳如春华 ①。由此可见，新人从头至脚，全新装束，富丽堂皇，引人注目。　　②家中盛饰。　　成婚之日，双方家中（主要是男方家里）要打扫清洁，内外盛饰，装点门楣。汉代人蔡邕描述说： 婚礼以举，二族盛饰，威仪有序……即臻门屏。 ②③拜见父母。　　新婚夫妇要拜见双方的父母（主要是拜见男方家庭的父母，以表明男方家庭对于新妇的认可）。如《后汉书？列女传》记载，鲍宣与桓少君成婚时， 拜姑礼毕 ，其中 姑 是相对于新妇而言的，表明作为一种象征性仪式， 拜见之礼的意义对于新妇比新夫要大一些。　　④亲朋毕至，酒宴庆贺，歌舞助娱，极尽欢乐。　　成婚之日大请宾朋的仪式是不可避免的，这部分由于婚嫁过程在汉代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部分是由于汉代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十分重视男婚女嫁，并赋予极高的道德哲学标准， 男女居室，人之大伦 的说法也因之而在各个阶层中颇为流行。由这一社会心理所决定，在举行婚礼时，与当事人有往来的亲戚朋友均要前来祝贺。酒宴庆贺也为婚嫁之日所必不可少，届时自然免不了要热闹一番，戏谑、笑骂充斥于酒宴之上。如《群书治要》张仲长统《昌言》说： 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 有时在酒醉之后，来宾还会作出一些过火的举动。《风俗通义》记载，西汉时汝南张妙参加杜士家婚礼， 酒后相戏，张妙缚杜士，捶二十，又悬足指，士遂致死.同时，乐声不断于耳，歌舞祈祈在目。如《风俗通义》所说： 酒酣陈乐歌矣。 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家庭的乐舞往往较简单： 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 豪族大贾和商官富户的婚日乐舞则颇为隆重，所以时人称： 今者富钟鼓五乐，歌儿数曹。 ①　　①　　 《初学记》十四引《协和婚赋》。　　②　　 《初学记》十四引《协和婚赋》。　　８。庙见之礼按照《礼记》、《仪礼》等书的说法，夫妻在新婚应履行 庙见 之礼，即祭祀先祖。但 庙见 之礼的实际例子仅仅见于汉平帝时王莽女儿与皇帝成婚。王莽女儿于婚后三个月 以礼见高庙.从前后事情的关联看，王莽女儿 见高庙 与其父倡导 复古循经 有关。应当说，在西汉时期是较少存在这种礼仪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汉代人成婚之仪最能体现出它的民族特色①、　　（二）婚姻形式　　婚姻形式即嫁娶方法，是单偶婚阶段所特有的。秦汉时期除了注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外，还有以下九种婚姻形式。　　１。表亲婚即姑舅表亲婚，汉代人称之为 重亲.其成立的依据大致有三：①亲族间固有的感情基础；②兄弟姊妹间在财产继承上的某种关系；③古老的姑舅观念，即认为舅家娶姑家女儿为媳是对当初姑的出嫁的一种赔偿或互换。　　这种婚姻形式在秦汉时期的上层社会中比较普遍，如《汉书？齐悼惠王传》载，懿王薨，厉王次昌继承王爵，其母纪太后让其娶她弟弟之女纪女为王后，欲其家重宠。 另外，重亲中还有互为婚姻的。如汉武帝立卫青的姐姐卫子夫为皇后，卫青又尚武帝姐平阳长公主。像这种结成世代通家之好的皇亲国戚，在汉代各朝可说是不胜枚举。　　重亲中有同辈中互为婚姻的，也有辈分不相当，或娶上辈女子或娶下辈女子为妻的。汉武帝为胶东王时，与姑母大长公主嫖之女互结姻缘，曾演出了 金屋藏娇 的滑稽喜剧，这是同辈结成的姑表亲。西汉时梁荒王刘嘉娶任宝姊妹为妻，又以自己的妹妹嫁给任宝。到梁荒王子立嗣后，任宝之兄又将女儿昭嫁给立。这又是两代同辈人结成的三重亲。不同辈者互结婚姻的也不少，如汉惠帝的张皇后是惠帝姐鲁元公主的女儿；吕后将侄孙女配给高祖之子刘恢为妻；汉成帝娶许后是以表姑为妻；元帝之子刘兴娶卫姬是以姨母为妻。　　２。交换婚是指两家互以其异性家属交换为婚的形式。一般而言，上层社会的交换婚主要着眼于政治，是政治利益的需要；下层社会的交换婚主要着眼于经济，是因为双方皆负担不起大量聘礼，交换婚可相互节省一些钱财。秦汉史籍中所载的交换婚主要是上层社会的，如《汉书？郑崇传》云，高密大族郑崇与王家世代婚配，互为嫁娶，成为交换婚的典型表现方式。到了东汉交换婚仍在继续风行。明帝、章帝各朝及其子孙多与功臣耿况的后代互为婚姻。到了顺帝、灵帝、献帝各朝，皇室又与伏晨家族世代联姻。婚姻这个纽带成了联系君臣关系、体现权力和国柄的象征。　　①　　 《盐铁论？散不足》。　　①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6～129 页。　　３。逆缘婚这种婚姻形式表现为 妻姐妹 或 夫兄弟 ，是对偶婚的一种残留形式。　　汉代宫廷中妻姐妹的现象颇多。如汉景帝的王皇后与妹妹儿姁先后入宫，双双嫁给景帝，俱得贵宠；而体轻如燕、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也是姐妹同嫁成帝，专宠汉宫十余年，深得成帝爱幸，贵倾后宫；东汉时马严曾上书明帝，请纳马援三女；明帝后又纳阎章二妹为贵人。终汉之世，这类婚嫁形式在上层社会中较为多见。那时，不仅姐妹同入掖庭，还有长辈与晚辈同入后宫，同嫁一人的。如顺帝永建三年（公元１２８年）梁商之女梁纳和姑姑同入汉宫，俱被立为贵人。　　汉代除妻姐妹的形式外，还有共妻制也属此类婚姻形式。如汉宣帝时，燕代间有 三男共娶一妇，生四子。及至将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争讼。 或者 宾客相过，以妇待宿. 嫁娶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而九江郡一带，竟有淮南王令 异国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子 ①的怪事发生。　　４。招养婚即女子不出嫁而招男方入女家为婿的婚姻形式，秦汉时期称之为 入赘 ，将男方叫作 赘婿.它往往是在女方需要养老接代而男方家贫无力娶妻或贪图女方家财时成立。《汉书？贾谊传》载， 家贫子壮则出赘.《释名》认为 赘 指附于人体上的肉瘤，可见对赘婿的轻视。秦始皇也很轻视赘婿，令他们与囚徒等一起开边和作战，有人认为这与秦始皇痛恨嫪毐与他母亲私通有关。汉朝也常将赘婿列为 七科谪 之一。　　５。童养婚这种婚姻形式一般有两种情况：①男家有儿子后抱养或买进别家幼女为养女，达到婚龄后与本家儿子成婚，养女转为儿媳；②男家婚后暂无儿子，先抱养或买进别家幼女为养女，待生子并达到一定年龄时再将养女转为儿媳，这又叫 等郎婚 ，有的养女至１０多岁才等来 郎 ，如果始终等不来 郎 ，则男家将养女出嫁。秦汉时期这种婚俗在汉族中为数较少，而在少数民族中颇为流行。《三国志？东沃沮传》注引《魏略》载，当时东沃沮族（即今朝鲜族）的嫁娶之法，是在女孩１０岁之后许配于人，由男家迎至家中，待其长大成人到了结婚适龄期，将其送回娘家，再举行成婚仪式。这种婚姻形式带有极大的剥削性和强制性，到了后世被汉民族所吸收。　　６。掠夺婚俗称 抢婚 ，是古代氏族部落外婚制时期用战争手段俘获妇女的一种强制性的婚姻形式，后来在不少民族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但逐渐由真抢变为假抢。《说文》说： 礼，娶妇以昏时，故曰婚 ，昏夜掠夺也能得手，可见婚姻源于掠夺。《礼记？曾子问》：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有人对此解释说， 三夜不息烛 是怕女子被抢走； 三日不举乐 是怕女家来犯而保守秘密。《易经？归妹》： 匪寇婚媾.有人认为 寇 与 婚媾 截然不同，将其混在一起可能说明古代的婚姻与 寇 密切相关，即认为 寇 与 婚 并提，应是掠夺婚的体现。汉代北部边疆地区的乌桓族盛行这一婚俗。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族的婚俗是：先掠女子同居，半年或百日之后，送牛、马、羊至女家作为聘礼。然后男子随女子至女家，给女家服役一、二年。之后，女家送一份厚礼给女儿，包括双方住宅、结婚用品，均由女家负责。乌桓族的这种婚俗具有多元性，它既是劫夺婚的形态，也有服役婚的内容。　　①　　 《汉书？地理志》。　　７。指腹婚也称 胎婚 ，指两妇同孕，由父母作主，指腹约定，产后若一男一女，即结为两姓之好。据《后汉书？贾复传》载，贾复在镇压河北农民起义时，被义军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刘秀闻讯后大吃一惊，说到： 闻其妇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忧妻子也， 这是指腹婚的嚆矢。不过这种婚姻形式在汉代并不盛行，至南北朝时此风特盛，到了近代尚未绝迹。　　８。转房婚又称收继婚或续嫁婚，主要表现为兄死后嫂嫁给弟，弟死后弟妇嫁给兄，姐死后妹嫁给姐夫或妹死后姐嫁给妹夫等，是古代共夫共妻制的残余形式。　　有时也表现为嫡子继父妾或伯叔母转嫁侄儿等。汉代的匈奴、乌桓、西羌都实行这种婚俗。如《史记？匈奴列传》： 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 汉与匈奴和亲后，凡宗室女子嫁于匈奴单于为阏氏者大都无法逃脱转房婚的厄运，即使像积悲怨于后宫、主动要求远嫁呼韩邪单于的王昭君也不例外。当呼韩邪单于死后，她担心按照匈奴婚俗被转房于单于子，曾上书成帝要求返回故土，而成帝却不许，勒令她 从胡俗.她无可奈何只好再嫁呼韩邪单于长子为阏氏。西域的乌孙也实行转房婚。汉武帝时，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为夫人。后昆莫要把细君嫁给自己的孙子岑陬。公主不听，上书武帝，武帝令其从俗。细君只好委曲求全，嫁给了其孙。　　汉代少数民族其所以大都实行转房婚，其原因正如《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解释的： 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性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 这些少数民族以流动性极大的畜牧业为主，而牲畜作为活财产是极易失散的，为了确保本族财产和血缘关系不出问题，便必须把妇女看成家长的活财产，让子弟以直接资格继承他们父兄的财产①。　　９。野合而婚指男女在野外性交，有时也指不合礼法的两性关系。是原始群婚的残余形式。关于这种婚姻形式，汉代史籍中没有任何记载，但四川成都近郊出土了一块汉代 野合而婚 的画像砖，形象真实地展现了这一存在于汉代的婚姻形式。这块画像砖的作者不仅完全运用写实的笔法着意描绘 野合而婚 的场面，而且在创作态度上也十分鲜明地表现出绝不鄙视，甚至多少具有欣赏玩味的意向。这表明在汉代蜀郡的某些地区颇为广泛地存在着 野合而婚 的婚姻形式②。　　①韩养民：《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32～140 页。　　②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40页。　　此外，汉代的婚姻形式中还有先秦时代留传下来的一夫多妻制。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传宗接代和满足一己之私欲，一方面重嫡庶之别，即嫡妻、正室，只准有一个；另方面又可以纳妾，这就形成了婚姻形式中的一夫多妻制。　　妾的成份较为复杂，大多数是出身贫贱之女，其中有娼妓一类人，往往以色艺起家，被主人所宠幸。这些人是奴婢身份的歌舞艺术家。她们一旦被主人所纳，便会跃身于统治阶级行列，甚至贵为后妃。如邯郸舞伎、秦始皇的生母赵姬，平阳主讴者 、后为武帝皇后的卫子夫，以及李夫人、赵飞燕、王翁须等。《后汉书？皇后纪序》说： 秦并天下，多自骄大，宫备七国，爵列八品；汉兴，因循其号……，自武、元之后，世增淫费，至乃掖庭三千，增级十四……，及光武中兴，……六宫称号，唯皇后、贵人……，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已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 从这里所记述的情况看，秦汉时代贵为天子的历朝最高统治者，其后宫美女数字都多得十分惊人，如汉武帝后宫美人七八千人，多是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的处女。他们把天下姿色端丽的女子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掠夺，任意蹂躏，任意抛弃，以致造成了无数 红颜暗老白发新 的人生悲剧。　　汉代不仅皇帝实行一夫多妻制，妻妾成群，荒淫至极，就是各诸侯王、官僚、富豪等、也都于正妻外有妾①。时人称妾有以下一些名称：（１）外妇，见于西汉前期。《汉书？高五王传》： 齐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时外妇也。 （２）傍妻，也见于西汉前期。《汉书？元后传》：王禁 多娶傍妻.（３）少妇，流行于东汉。《后汉书？董卓列传》： 其少妇止之。 （４）庶妻，流行于东汉。《三国志？魏志？马超传》注引《典略》： 初，超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 （５）小妇，通行于两汉。《汉书？元后传》： 王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 《御览》六三九引《风俗通义》也说： 小妇子年裁数岁矣。 （６）小妻，通行于两汉。《汉书？佞幸传》载： 张彭祖为其小妻所毒。《后汉书？陈球传》则称： 球小妻，程璜之女。 （７）妾，也见于两汉。　　《西京杂记》卷二载： 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以为妾。 《风俗通义》也载：陈留富老 取田家女为妾.（８）下妻，约在西汉后期出现在关东地区，是时，有人自称 成帝下妻子 ①。降至东汉初，这个名称广泛流行，光武帝及明帝多次下诏，严令释放和送归因战乱及饥荒而 为人下妻 者还家。　　（９）辅妻，出现在居延边塞地区。《居延汉简甲乙编》简二九？二载橐陀吞胡隧长张彭祖 辅妻南来十五岁 ②。汉代的法律并不限制娶妾，名人之女也不讳为人妾。如许皇后姐因与淳于长通奸而为其小妻，窦融女为大司空王邑的小妻。但妻妾的名分和嫡庶的区别却很严格。就妻妾名分说，西汉孔乡侯傅晏以妾为妻， 乱妻妾之位 ，所以被夺爵免官，流放于合浦。就嫡庶区别说，妻生的儿子为嫡子，妾生的儿子为庶子，二者有严格区别，如齐悼惠王刘肥为刘邦的外妇 所生，尽管年龄最大，也不能被立为太子，而且 外妇 也不能住在男方家中。又如东汉末割据幽州的公孙瓒，尽管其父祖世世为大官，但他因为母贱，年轻时只能当郡小吏③。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40～141页。　　①　　 《汉书？王莽传》。　　②　　 石潭：《两汉妻妾名谓略考》，《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 1期。　　（三）婚嫁消费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代的婚嫁消费相当惊人。皇帝、诸侯王、高级官吏、地主阶层、富商大贾等统治阶级成员自不待言；生活并不富裕的市民阶层、占卜之人、行医贩药者也大都花费许多钱财操办婚事；甚至平时省吃俭用、恪守 不及五味之调，芬香之和 消费原则的小农、小工业者，这时也十分大方地拿出他们平日的积蓄。　　汉代人的婚嫁消费主要有媒人的报酬、占卜的费用、聘金和嫁妆、婚姻的花费等四项，以下依次说明：１。媒人的报酬定婚之前，婚家双方要付给媒人一定数目的钱财。宋代人袁采曾说： 古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覆，而近世尤甚。给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给男家则厚许之。 以从其中上下其手，牟取厚利①。汉代媒人也通过联系嫁家而取得钱财，惟因史料缺罕，现尚不知婚家双方付给媒人钱财的确切数目。　　２。占卜的费用占卜者为婚姻当事人辨同姓、卜吉日也要索取报酬。如《史记？日者列传》云： 且夫卜筮者，……而以义置数十百钱，……嫁子娶妇或以养生，此之为德，岂直数十百钱哉？ 看来，占卜者为婚家行卜一次，要收费百钱上下。而行卜二、三次，则要收费数百钱。　　３。聘金和嫁妆婚嫁期间耗钱最多的项目是男方的聘金和女方的嫁妆。在两汉四百余年间，聘金和嫁妆的数目越来越多，形成了三个鲜明特征：①时间长。　　从西汉到东汉，婚嫁奢靡之风一直未衰。汉武帝时， 天下人民用财侈靡，车马衣裘宫室皆兢修饰 ①，婚嫁尤为铺张。在汉昭帝时的盐铁会上，贤良文学把此作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提了出来。东汉时期， 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 ②。为了多得聘金，有人将一女许配数家，也有人逼迫亲属再嫁。　　②地域广。　　汉代绝大部分地区都盛行重聘金嫁妆之风。秦地 嫁娶尤崇侈靡 ；太原和上党地区 嫁娶送死奢靡 ；卫地 其失颇奢靡，嫁娶送死过度 ③。蜀地 俗奢侈 ， 归女有百辆之徒车 ④。婚嫁重聘金嫁妆在地域上的广泛性还可以从汉安帝的诏令中得到反映： 嫁娶送终，纷华靡丽。……京师尚若斯，何以示四远？ 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