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章经》共一卷，包含４２篇短短的经文。有关《四十二章经》译传的文献记载很多。据《四十二章经序》说，后汉孝明帝夜寝南宫，梦见金人，于是便派张骞、秦景、王遵等１２人到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但不载年月。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载，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指东晋道安）所撰《录》阙此经 ，并加以说明，认为汉明帝派张骞、秦景等 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高僧传》卷一又说此经于洛阳译出。由此可见，《四十二章经》究竟是抄于大月氏，或是在洛阳译出，自梁代就已弄不清楚了。至于译者，现在通行本的《四十二章经》，署款为 迦叶摩腾并竺法兰共译.《四十二章经》所传版本较多，主要有三种：（１）《高丽藏》所收本，它源出于宋初蜀版的《开宝藏》；（２）宋朝真宗注本，收在明朝《永乐南藏》中；（３）宋朝守遂注本，流行比较广，明朝智旭的 解 ，了童的 补注 ，道霈的 指南 ，清朝续法的 疏抄 均用此本。　　《四十二章经》由４２段短小的佛经组成，内容主要是阐述早期佛教（小乘）的基本教义，重点是人生无常和爱欲之蔽。认为人的生命非常短促，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无常变迁，劝人们抛弃世俗欲望，追求出家修道的修行生活。　　现把《四十二章经》的各章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是说出家沙门行道和四果的意义；第二章是说沙门道法应该少欲知足；第三章是说在家男女能遵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戒条，也能得道；第四章是说犯有过错就应悔改，改正了错误之后也能得道；第五章是说要用好心肠对待恶人；第六章是说人作恶会祸及自身，就像送礼别人不收只好拿回；第七章是说恶人害贤人，就像仰天吐唾沫，天不会被他的唾沫弄脏，而唾沫掉下来正好落在自己头上，又像迎风扬尘土，最终弄脏的是自己的身体；第八章是说施舍得多福气就大；第九章是说随喜人施也得福报；第十章是说较量施福何者最大；第十一章是说世界有五难；第十二章是说污秽的东西去掉后就会干净，就像擦镜子一样，镜子上的脏东西抹掉后，就变得明亮；第十三章是说行道者善，志与道合者大，忍辱者多力，除心垢者最明；第十四章是说心垢（三毒五盖）尽，乃知生死所趣，诸佛国土道德所在；第十五章是说学道见谛，就像持着火炬进入暗室，黑暗就立即消失；第十六章是说应念道不应稍息；第十七章是说恒念无常则得道疾速；第十八章是说念道得信根其福无量；第十九章是说念四大无我；第二十章是说华名危身，如香自烧；第二十一章是说贪求财色，就像舔刀刃上的蜜糖，很可能会割破舌头；第二十二章是说妻子情欲，患甚于牢狱；第二十三章是说爱欲莫甚于色；第二十四章是说爱欲之于人，就像迎风持火炬有烧手的祸患；第二十五章是说佛诃玉女如革囊众秽；第二十六章是说修道不要被七情六欲所诱惑，保其得道，就像一根木头顺流而下，不碰撞两岸，就会顺利地流到大海；第二十七章是说意不可与色会合；第二十八章是说无视女人，见之当如莲花不为泥污；第二十九章是说人为道去情欲，当如草避火；第三十章是说止息淫欲当先断心；第三十一章是说无爱即无忧，无忧即无畏；第三十二章是说坚持精进，欲灭得道；第三十三章是说学道调心，就像调弦缓急得中；第三十四章是说学道应渐渐去垢，就像锻铁；第三十五章是说人不为道，生、老、病、死其苦无量；第三十六章是说人离三恶道乃至信三宝值佛世等八种难得；第三十七章是说为道须念人命在呼吸间；第三十八章是说离佛虽远，念戒必得道；第三十九章是说佛经如蜜，中边皆甜，行者得道；第四十章是说为道须拔爱欲恨，就像摘悬殊，终有尽时；第四十一章是说沙门行道，当如牛负重行于泥中急求出离；第四十二章是说轻视富贵如过客，视金石如砾石。全经文字虽然很短，但叙述却生动活泼，特别是妙用各种比喻，娓娓道来，颇具说服力。　　《四十二章经》的内容多见于阿含部经典。如第三章见《中阿含经》卷三《思经》、《伽兰经》、《伽弥尼经》，第六、第七章见《杂阿含经》卷四十二，第十章见《中阿含经》卷三十九《须达多经》及别译《须达经》、《长者施报经》，第十七章见《杂阿含经》卷三十四，第二十四章见《中阿含经》卷三十四，第二十四章见《中阿含经》卷五十五《晡利多经》，第二十六章见《杂阿含经》卷四十三，第二十八章见《长阿含经》卷二以下《游行经》，第三十章见《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五《五王品》之四、卷二十七《邪聚品》、卷四十九《非常品》之三，第三十二章见《增一阿含经》卷二十五《五王品》之三，第三十三章见《杂阿含经》卷九、《增一阿含经》卷十三及《中阿含经》卷二十九《沙门二十亿经》，第三十九章见《中阿含经》卷二十八《蜜丸喻经》等。《四十二章经》各章的文字，均比这些经文简略很多，可以说《四十二章经》是这些经文的摘抄。　　《四十二章经》在流传转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讹误，特别是有的传抄人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或自己的需要作些改动，加进些内容，使得这部经各本内容互有出入。如宋朝真宗注本卷首没有经序，将《高丽藏》中八、九章合为一章，第十一章天下五难增为二十难。其他相同的各章，文字也略有出入。后人增加的内容，比较突出的，如第一章加入了 识心达本 等内容，第七章加入了 佛言……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乎？对曰归矣 这种儒化语言；第十四章加入了 行道守真 的道家语言。从以上所举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四十二章经》夹带有儒、道两家的内容，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也渗进最早的佛教译经里了。　　《四十二章经》是佛教在中国初传的时期，在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一部佛经，文字简炼而又包含了佛教基本修道的纲领，对当时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东汉襄楷给汉桓帝上奏章时，就引用过其中的一些内容。　　《牟子理惑论》第二十一章所载几乎与《四十二章经序》完全相同，记载着汉明帝感梦求法的故事，足见两书有密切关系，说明此书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　　（二）安世高的译经　　安世高，名清，字世高，原是安息国太子。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他博学多识， 外国典籍，莫不该贯，七矅五行之象，风角云物之占，推步盈缩，悉穷其变，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是一位集通晓天文、风角、医学于一身的佛教徒，在西域各国远近闻名。父王死后，他 深悟苦、空，厌离名器 ，不继承王位，把它让给了叔父，自己出家修道， 博综经藏，尤精《阿毗昙》学（按：指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的理论学说），讽持禅经，略尽其妙.曾游历西域各国，通晓各国语言。在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１４８年）来到洛阳，不久学会汉语。那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有一百多年了，在宫廷中和社会上已有不少信仰者，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更好地了解佛教，信仰佛教，安世高即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到汉灵帝建宁年间（公元１６８年- １７２年）为止，翻译工作长达２０余年。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的江西、浙江等地。有不少关于他的神奇故事在民间流传，晚年踪迹不详，在中国活动约３０年。据说最后病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　　安世高译出的佛经，确实部数历来各种经录的记载互有出入。晋代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列举所见过的安世高所译经典共３５种，４１卷。其后历经散失，现存２２种，２６卷。《历代三宝记》则说安世高的译经多达１７６种之多，《开元释教录》订正为９５部，都比《众经目录》为多，但根据不足，不太可靠。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里，称安世高译经为３４种，４０卷。在现存的２２种经中，属于阿含的１６种，属于修持的５种，属于阿毗昙的１种，在安世高所译的经典中，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百六十品经》、《九横经》、《七法经》、《五法经》、《义决律》、《思惟经》、《十二因缘经》、《难提伽罗越经》、《五十校计经》、《七处三观经》、《积骨经》、《八正道经》、《切流摄守因经》、《本相猗致经》、《是法非法经》、《人本欲生经》、《漏分布经》、《长阿含十报经》等等。《四谛经》、《十四意经》、《九十八结经》等，道安说像是安世高的撰述。　　安世高翻译的佛经，与他同时的严佛调在《沙弥十慧章句序》中说： 凡其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 ，①口译而由他人执笔成书的，就像讲义一样，如《十二因缘经》便属于这一类。此书在别的经录里则被称为《安侯口解》。这是由于安世高出身王侯，出家后仍被人们称之为 安侯 ，所以经录家就沿用了。但安世高的翻译仍以笔译为主。他的译文条理清楚，措辞恰当，不铺张，不粗俗，恰到好处。但总的来说，仍偏于直译。晋道安评价说，安世高 译梵为晋（按：' 晋' 为' 汉' 之误），微显阐幽 ②； 言古文悉，义妙理婉③； 辞旨雅密，正而不艳 ， 世高所出，贵本不饰 ④。谢敷说安世高 其所译出，百余万言，探畅幽渊，赜玄难测.⑤梁慧皎评价安世高的译经说： 所出经论，……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亹亹而不倦焉。 ⑥由于当时汉译佛经尚属创举，没有其他译作可资观摩取法，安世高的译文难免有不适当之处。　　①　　 《出三藏记集》卷十。　　②　　 《出三藏记集？阴持入经序》。　　③　　 《出三藏记集？人本欲生经序》。　　④　　 《出三藏记集？大十二门经序》。　　⑤　　 《出三藏记集？安般守意经序》。　　安世高所译的佛经，就思想体系上说多属小乘佛教，他重点地翻译了禅数两方面的学说。道安说： 其所敷宣，专务禅观 ；①又说 昔汉氏之末，有安世高者，博闻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② 安世高善开禅数.③由于安世高擅长于阐明禅数，所以他的译经也以禅、数最为完备。　　禅 ，是指禅法，即通过禅定静虑而领悟佛教之道，其方法很多。安世高所译禅法，以 安般守意 影响最大，它要求坐禅时专心计数呼吸次数，使分散浮躁的精神专注，从而进入到安谧宁静的境界。这种修禅方法与当时神仙方术家的 食气 、 导气 、 守一 等说法是相似的，容易被人接受。如《安般守意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大道地经》、《五十校计经》、《阴持入经》、《禅行法想经》等都是指导人们修习禅法的佛经。　　数 ，是指数法，即阿毗昙，是用数字把佛教中名目众多的名词概念加以分类论述，从而阐释佛教基本理论的一种方法。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 阴 ）、十二处（ 入 ）、十八界（ 本持 ）、十二门禅等等。安世高翻译的《五法经》、《七法经》、《十二因缘经》、《十四意经》、《阿毗昙五法经》、《阿毗昙九十八经》等是属于数法的译典。　　安世高所译的佛经 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 ④，给当时初学佛教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佛教徒可以通过这些译典加深对佛教的理解。所以，安世高的翻译，在佛教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严佛调撰写的《沙弥十慧章句》，开始发挥安世高的学说。安世高翻译的禅经之一《阴持入经》，是提倡由禅定退治烦恼，由戒、定、慧三学控制贪、瞋、痴三毒之方法的小乘经典，这部经典在魏晋时就有注释了。东吴康僧会曾从安世高弟子南阳韩林、颍川皮业、会稽陈慧随学，并帮助陈慧注解了《安般守意经》。晋僧道安对安世高所译禅法有深刻的理解，为《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人本欲生经》、《大地道经》等经作序作注。东晋隐士谢敷也曾为《安般守意经》作序。由此可见，安世高所译的经籍，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的影响。　　（三）支娄迦谶的译经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出生在月氏国。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 支谶，本月支国人也。操行淳深，性度开敏，亶持戒法，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 于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他通晓汉语，学问广博，思致幽微。在汉灵帝光和至中平年间（公元１７８年- １８９年），在洛阳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支娄迦谶到中国内地，时间与安世高仅是前脚后脚之差，俩人基本上是同时的，但支谶在洛阳从事十余年的佛经翻译工作之后却不知去向了。　　⑥　　 《高僧传？安清传》。　　①　　 《出三藏记集？阴持入经序》。　　②　　 《出三藏记集？安般注序》。　　③　　 《出三藏记集？十二门经序》。　　④　　 《出三藏记集？安世高传》。　　支娄迦谶译出的佛经，确切部数很难确定。晋道安编纂的《众经目录》据所见写本，认为年代可考的只有三种：《道行般若经》１０卷（光和二年（公元１７９年）译）、《般舟三昧经》２卷（现存本３卷，译年同上）、《首楞严经》２卷（中平二年（公元１８５年）译，已轶）。另外，道安从译文体裁上认为似属支娄迦谶所译的有九种：《阿闍世王经》２卷、《宝积经》（亦名《摩尼宝经》）１卷、《问署经》１卷、《兜沙经》１卷、《阿閦佛国经》１卷、《内藏百宝经》２卷、《方等部古品日遗日语般若经》１卷、《胡般泥洹经》１卷、《孛本经》２卷。其中后３种已轶。还有在晋代支敏度《合首楞严记》中提到而道安所未见的《伅真陀罗所问宝如来三昧经》３卷。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里，认为《光明三昧经》也是支娄迦谶所译的。　　支娄迦谶除了独自翻译佛经外，有时还和早来的竺佛朔合作翻译。影响最大的《道行般若经》和《般舟三昧经》就是两人共同翻译的。　　支娄迦谶翻译的佛经，由于有安世高的译作可资观摩取法，在遣词造句方面都已积累有一定的经验，所以支娄迦谶的译文比较流畅，能尽量保全原意，故多用音译。后人说他译文的特点是 辞质多胡音.晋支敏度评价说，支娄迦谶 博学渊妙，才思测微，凡所出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①说明支娄迦谶的译经，质胜于文。在汉代的译经中，由于佛教处于初传时期，译出的佛经也多半为一卷一部的小部头经典，安世高译的三十来部佛经中，绝大多数为一卷本，只有少数为二卷本。而支娄迦谶却译出了１０卷本的《道行般若经》，在当时可算是大部头了，能译出１０卷本的佛经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支娄迦谶的佛经与安世高及其他译师一样，对于许多佛教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很多都是晦涩、欠通的，有些则明显地受了汉代鬼神方术观念影响，如把 真如 译为 本无 ， 灭谛 译为 尼谛 ， 无我 译为 非十 等等，不一一列举了。　　与当时安世高所译的基本上都属小乘佛经的情况正好相反，支娄迦谶所译的佛经几乎全属大乘佛经。可以说，支娄迦谶是中国翻译和传播大乘佛教的创始者。如《道行般若经》，亦称《般若道行品经》，与三国吴支谦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属同本异译，是反映佛教般若学的较早的一部佛经，主要宣扬大乘佛教的 诸法悉空 、 诸法如幻 的思想。此经是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内地之始。《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讲大乘禅观的佛经。 首楞严 是 首楞严三昧 之略。 首楞严 意译为 健相 、 勇伏 等， 三昧 即是禅定的另一种梵音。这种禅定，能统摄一切佛法，具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所谓 般舟 ，意为 佛现前 、 佛立.称修习此三昧，可以使 十方诸佛 出现于修行者面前。《般舟三昧经》还特别宣扬了阿弥陀佛净土信仰，说一个人只要专心思念西方阿弥陀佛，经一昼夜或七天七夜，就会在禅定中见到阿弥陀佛，死后即可往生西方净土极乐世界。这是西方净土思想传入中国内地的开端。　　①　　 《出三藏记集？合首楞严经记》。　　支娄迦谶所译出的佛经，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对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的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佛典，重点是般若学说，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佛经流行情况。如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经》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经》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经》的序品。由此可知印度的大乘佛经开始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还有支娄迦谶译出的《首楞严三昧经》说：佛告坚意，有三昧名首楞严，若有菩萨得三昧，如汝所问，皆能出现于般涅槃而不永灭，示诸形色而不坏色相，遍游一切诸佛国土而于国土无所分别。 这种用大神通游戏世间的思想，在中国这个盛行神仙不老方术的社会是深受欢迎的。此经自支娄迦谶译出至于姚秦，二百余年中，先后竟有７个译本，支娄迦谶的首译之功是不可抹煞的。支娄迦谶译出的《般舟三昧经》，将阿弥陀佛介绍到中国来，给中国佛教以很大的影响。　　所译的《道行般若经》则对后来义学影响最大。在这部译经里，支娄迦谶借用道教思想概念来传播般若，如他把 波罗蜜行 译为 道行 ，把 如性 译为 本无 等，而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 无名为天地始 等说法，正好有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基础，也正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在中土能够迅速地传播。而《道行般若经》则成了学习般若理论的入门译籍。支娄迦谶所传译的大乘般若学的基本理论为 缘起性空 ，即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均为因所生，根本没有固定不变之自性，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对象，纯属虚幻不实，唯有 般若 能超越世俗之见，把握诸法真知。所以 般若 智慧的获得唯有通过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有可能，这与老庄的某些思想是相通的。魏晋玄学盛行时，般若学在佛教中得到突出的发展，此经起了不少的作用。支娄迦谶的弟子有月氏的支亮、再传弟子支谦，继承和发扬了他的学风， 世称天下博知，不出三支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五引）。此外，洛阳孟福、南阳张莲等人皆传承其学。魏晋以后，虽然小乘佛教也有发展，但由于大乘佛教的学说更适合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支娄迦谶功不可没。　　（四）安玄、竺佛朔、支矅、康巨、康孟详的译经　　东汉时期，自古印度和西域来到汉地的佛经翻译家中，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是最有影响的两个。在桓帝、灵帝、献帝时代，除安世高、支娄迦谶以外，安玄、竺佛朔、支矅、康巨、康孟详等人的翻译也很活跃。　　安玄，原安息国人。据《出三藏记集？安玄传》记载： 安玄，安息国人也。志性贞白，深沈有理致。为优婆塞，秉持法戒，毫厘弗云；博诵群经，多所通习。 是一个博学多记的沙门。在汉灵帝（公元１６８年- １８９年在位）　　末年来到洛阳经商，渐谙汉语，常与沙门讲论佛教，并因有功受封为 骑都尉 ，也称 都尉玄.在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１８１年），安玄和严佛调合作翻译了《法镜经》。翻译这部《法镜经》时，安玄口译梵文，严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所问经》、《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的同本异译，是阐明在家修菩萨的大乘经典。后人对这部译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晋道安评价说： 安侯世高都尉、弗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 ①康僧会评价说： 骑都尉安玄，临淮严浮调，斯二贤者，年在束龀，弘志圣业，钩深致远，穷神达幽，愍世矇惑，不睹大雅，竭思译传斯经景模。都尉口述，严调笔受，言既稽古，义又微妙。 ②梁僧祐的评价是： 玄与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理得、音正，尽经微旨，郢匠之义，见述后代。 ③由此可见，安玄翻译的佛经，尽管仅此一部，但在当时的影响却是很大的。这部《法镜经》流传到江南后，三国时代由康僧会（？- 公元２８０年）　　注释并作序。　　①　　 《出三藏记集？法旬经序》。　　竺佛朔，亦作 竺朔佛 ，原天竺国人。关于他的生平，史载不详。据梁慧皎《高僧传》卷一记载： 天竺沙门竺佛朔，亦汉灵之时，齑道行经，来适洛阳，即转梵为汉，泽人时滞，虽有失旨，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竺佛朔从天竺携带《般若道行经》梵本来到洛阳，在光和二年（公元１７９年）　　把它译成汉文。据梁僧祐《出三藏记集？道行经后记》说： 光和二年十月八日，河南洛阳孟元士口授天竺菩萨竺朔佛。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时侍者南阳张少安、南海子碧，劝助者孙和、周提立。 由此可知，《般若道行经》是由竺佛朔宣读梵文，支娄迦谶译为汉语，孟元士笔录成文的。此书为一卷本。同年十月，竺佛朔在洛阳与支娄迦谶还共同翻译了《般舟三昧经》。　　《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天竺菩萨竺朔佛于洛阳出。……时传言者月支菩萨支谶，授与河南洛阳孟福字元上、随侍菩萨张莲字少安笔受.①梁慧皎《高僧传？支娄迦谶传》也说： 朔又以光和二年，于洛阳出《般舟三昧》，谶为传言，河南洛阳孟福、张莲笔受。 从这两则记载中说明竺佛朔所译的《般舟三昧经》也是与支娄迦谶合作翻译的，由竺佛朔宣读原文梵文，支娄迦谶译为汉语，孟福、张莲笔录成文。由上可见，竺佛朔的译经为数很少，也没有单独译出过佛经，可能是他汉语不过关。他每执梵文宣译时，均由先来汉地通晓汉语的支娄迦谶替他传语，所以《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的实际译者应为支娄迦谶。　　支矅，生平不详，由于当时外来僧多以国为姓，从其姓来看，可能是大月氏人。他在汉灵帝时来到洛阳，在中平年间（公元１８４年- １８９年）译出《成具光阴经》一卷。又说《小本起经》也是他译的，但查《出三藏记集》，未见著录，所译的《成具光阴经》，与支娄迦谶所译的《光明三昧经》为同本异译，属大乘禅经。　　康巨，生平不详。他在汉灵帝时来到洛阳，译有《问地狱事经》一卷，已佚。梁慧皎称赞他的译经 言直理旨，不加润饰 （《高僧传》卷一）。　　康孟详，生平不详，可能是康居人。据《出三藏记集？安玄传》记载： 次有康孟详者，其先康居人也。译出《中本起》。 康孟详是在汉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的，在献帝建安年译出《中本起经》１部凡２卷。梁慧皎说： 孟详译《中本起》及《修行本起》。 ①但查《出三藏记集》，未见著录有《修行本起经》。康孟详所译的《中本起经》，是宣传释迦牟尼出生、成长、出家修道、传教的经典，据说，此经的梵本是昙果从迦维罗卫（在今尼泊尔境内）带来的。康孟详所译的佛经，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晋道安评价说： 孟详译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也。 ②可见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笔颇为流利了。　　②　　 《出三藏记集？法镜经序》。　　③　　 《出三藏记集？安玄传》。　　①　　 《出三藏记集？般舟三昧经记》。　　①　　 《高僧传？支娄迦谶传》引。　　②　　 《高僧传？支娄迦谶传》引。　　十、汉代传译的主要佛学思想　　汉代，安世高、安玄、支娄迦谶、支矅、竺佛朔、康巨、康孟详等大批西域佛教学者纷纷到中国内地，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其中最有影响的译师只有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二人。他们的翻译分属两大系统：以安世高为代表的主要传译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的学说，重点是禅学。支娄迦谶为代表的主要传译大乘佛典，重点是般若学说。　　（一）安世高传译的小乘禅学思想　　安世高在中国内地传播的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定理论。在安世高３０余部译作中，反映安世高系统禅学思想的代表译作是《阴持入经》和《安般守意经》。　　安世高译的《阴持入经》属于阿毗昙小乘体系，着重分析阴、持、入这三个基本概念。阴、持、入，新译作蕴、界、处，亦称佛教 三科.所谓阴、持、入就是 五蕴 、 十八处 、 十八界 的简称。　　五阴为何等？一为色，二为痛，三为想，四为行，五为识，是为五阴 ①。 五阴 中的第一个概念是 色.《阴持入经》说： 色阴，名为十现色入：一眼，二色，三耳，四声，五鼻，六香，七舌，八味，九身，十乐。 小乘佛教关于 色 的概念，相当于我们所讲的 物质 ，是构成人身的生理部分， 痛 、 想 、 行 、 识 相当于我们所讲的 感觉 、 想象 、 意志 、意识 ，说的是人身的心理活动部分。《阴持入经》把人比作 五阴 ， 色为生理部分，即物质现象， 痛 、 想 、 行 、 识 为心理部分，即精神现象，所以人就是身心的统一，也即是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统一。可见，佛教所讲的 五阴 和合就是 人.什么是 十八持 ？《阴持入经》说： 十八持为何等？一眼、二色、三识、四耳、五声、六识、七鼻、八香、九识、十舌、十一味、十二识、十三身、十四更、十五识、十六心、十七法、十八识。是名十八本持。十八持 ，就是十八界。佛教所说的十八界，包括能够发生认识功能的六根，作为认识对象的 六境 ，以及由此生起的六识。 六根 是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觉和 意根. 六识 是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和意识. 六境 是指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对象和意想中的 法尘.什么是 十二入 ？《阴持入经》说： 何等为十二？自身六，外有六。　　自身六为何等？为眼、耳、鼻、舌、身、心，是为自身六入。外有六为何等？　　色、声、香、味、更、法。是为十二入。 即 六根 加 六境. 入 ，新译为 处 ，指根与境为产生心和心所之处，又因根与境相涉而入，故名。　　《阴持入经》通过讲解 五阴 、 十八界 、 十二入 ，对人的身心进行一些剖析和分类，要求从 五阴 、 十八界 、 十二入 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观察 人 及其生活的这个世界。阴、持、入 此三科皆为破凡夫实我之执而施设：为迷于心偏重者，合色为一，开心而为四，立五蕴；为迷于色偏重者，开色为十，合心为二，立十二处；为色心共速者，开色而为十，开心为八，立十八界 ①。由此可见，阴、持、入 三科 的建立，就是为了破除 我执. 五阴 是为天资聪颖者设的， 十八界 是为最愚笨的人设的， 十二入 是为中等天资的人设的。所以，佛教 三科 的建立，目的在于以此来破除 我执 ，确立 无我.　　①　　 《阴持入经》见《频伽藏》本。　　小乘佛教关于三科、五阴的说法，是为了说明世俗世界之所以存在及其本质的，而说明连结出世间和通向出世道路的学说，便是关于 四谛 的理论。 四谛 即 苦 、 集 、 灭 、 道.安世高译为 苦 、 习 、 尽 、 道 ，其主要内容是： 苦 ，是受逼迫苦恼之意，主要指三界生死轮回的苦恼。世间的苦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有求不得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有五阴盛苦。只要有人类的存在，只要还有主客观矛盾的出现，就必然有 苦.对 苦 要求要知。 习 是积聚感知之意，是指产生世间诸苦的原因。对 习 要求要断。 尽 为灭尽之意，是指对世间的解脱，对 尽 要求要证。 道 是指道路的意思，指达到寂灭解脱的方法和手段，对 道 要求要修。《阴持入经》根据 四谛 的理论，把世俗世界说成是无边的苦海，无明与爱欲是引起诸苦最根本的 惑业 ，不明四谛、五阳、十二因缘而沦为人生苦海的诸种 惑业 有九种： 痴、爱、贪、恚、惑、受、更、法、色.②道安在解释《人本欲生经》的经时说：'本' ，痴也；' 欲' ，爱也；' 生' ，生死也。略举十二之三以为因也。 意思是说，用 痴 、 爱 、 生 三支便能概括 十二因缘 的全部。生死轮转，都离不开 痴 、 爱 两大原因。所以， 痴 、 爱 被称为 二本原罪.《阴持入经》把 惑业 归结为九种，在修养中则把对治 惑业 的内容也归结为九绝： 一止、二观、三不贪、四不恚、五不知、六非常、七苦、八非身、九不净。 《阴持入经》的注者说： 得止观行，不贪世间爱欲，无瞋恚痴愚之心，觉知非常、苦、空、非身不净之谛也。 在这里， 止 、 观 是其中最根本的修习方法，主要用来对治 痴 与 爱.《阴持入经》说： 为一切天下人有二病。何等为二？一为痴，二为爱 ；是 二病故，佛观二药。何等为二？一为止，二为观。若用二药，为愈二病，令自证。　　贪爱欲不复贪，令意得解脱。痴已解，令从慧得解脱。 什么叫 止 ？《阴持入经》说： 彼从止摄意得还，是为止想，令从是止' 禅'. 注说： 止，摄也，摄六情还意，不复受。 意思就是把意志收敛回来，用意志控制六情，便能从世俗的 爱 中转向佛所要求的 禅 的方面。什么叫 观 ？《阴持入经》说： 彼从一切法，寂然能解受，是为观想，令止跓一切知。 注说： 从观得止住，观分别一切，为住一切知也。 意思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佛教的义理上来，便能得出符合佛教义理的结论，达到佛教的最高智慧—— 一切知.《阴持入经》把 止 、 观 对治 痴 、 爱 的方法，最后集中到 慧 ，要求人们用 慧 去断 痴 驱 爱.《阴持入经》通过对 常乐我净 这四种倒想的分析揭示慧的内容。对治 四颠倒 而获得的 非常想、苦想、非身想、不净想这四种观念，就是 慧 的体现。《阴持入经》称之为 四禅.以此来观察 五阴 ，就能看清人身的肮脏、丑恶，从而厌恶人生，完成人生观的根本转变，实现从世俗世界中的解脱。　　①　　 《大毗婆沙论》卷七。　　②　　 《阴持入经》。　　最后，《阴持入经》以戒、定、慧三学来概括 三十七道品. 道品 ，后亦译为 菩提分 、 觉支 等，意为达到佛教觉悟，趋向涅槃的途径，共分七科三十七项，即 四意止 、 四意断 、 四神足 、 五根 、 五力 、 七觉意 、 贤者八种道行.安世高学派讲解三十七道品时，贯穿于修道的指导思想。《阴持入经》把 八种道行 作为 三十七道品 的概括。 八种道行 是 直见 、 直行 、 直语 、 直治 、 直利 、 直方便 、 直意 、 直定.而 直见 是八种道行的总纲，是统领后面七种道行的。《阴持入经》注说： 三十七道品总为八道行，合为戒、定、慧。 因此，重视 持戒 也是安世高所传的小乘佛教的一个特点。《阴持入经》列 戒法 为 十一本 ，戒律不仅是束缚佛教徒的必要措施，而且是指导人们正确修习止观以获得解脱的必要措施。假如达到 戒己立，定己定，慧己得解脱，己成解脱慧 ，这就宣告《阴持入经》中 四谛 所要求的任务全部完成，小乘佛教的最高理想境界 灰身灭智 的 无余涅槃 便能实现，彻底解脱了。　　安世高所传禅法，影响最大的是讲 数息观 的《安般守意经》。　　数息观 ，安世高译为 安般守意.《安般守意经》说： 安般守意，何等为安？何等为般？安名为入息，般名为出息；念息不离，是名为安般。安般守意 就是通过数出入息来守住心意，使心情平定下来。小乘佛教提倡的这种禅法，从数息开始，就同整个佛教的教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安般守意经》提出，光是数息并不能完全 守意 ，必须同时具有 数息、相随、止、观、还、净 等 六事 ，才能 守意.什么是 数息 ？《安般守意经》说： 数息有三事：一者当坐行；二者见色当念非常、不净；三者当晓瞋恚、痴、嫉，念过去也。数息乱者，当识因缘所从起，当知是内意。……数息，意常当念非常、苦、空、非身；计息出亦灭，入亦灭。……入息短，出息长。……闭口数息，随气出入。……　　何以故正为十？一意起为一，二意起为二，数终于十，至十为竟。故言十数。 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数自一至十的呼吸次数上，以此使心情安定在十个数上。　　什么是 相随 ？《安般守意经》说：'相随' 者，谓行善法从是得脱，当与相随。亦谓不随五阴、六入，息与意相随也。 就是要求意识从数数而转向随顺气息的出入，让注意力集中在一呼一吸的运行上。　　什么是 止 ？《安般守意经》说： 第三止，何以故止在鼻头？报；用数息、相随、止、观、还、净，皆从鼻出入……以是故，著鼻头也。……　　入息至尽鼻头止，谓恶不复入至鼻头止；出息至尽著鼻头，谓意不复离身行向恶，故著鼻头。亦谓息初入时，便一念向不复转，息出入亦不复觉，是为止也。 就是注视鼻头，把注意力从呼吸转向鼻尖，让意识停止在不动的鼻头上，就能排除心头的任何外物干扰。　　什么是 观 ？《安般守意经》说： 第四观音，观息败时，与观身体异息，见因缘生，无因缘灭也。……出息亦观，入息亦观。观者，谓观五阴，是为俱观。 这里所谓 观 ，就是安世高一再强调的 四意止 中的 身意止 ，即通过观身而悟 非常、苦、空、无我 之理。　　什么是 还 ？《安般守意经》说： 第五还弃结者，谓弃身七恶。……　　是名为还。还者，谓意不复起恶；恶者是为不还也。……还五阴者，譬如买金得石，便弃捐地不用；人皆贪爱五阴得痛苦，便不欲；是为还五阴也。 这里所谓 还 ，包括舍弃杀、盗、婬、妄言、绮语、两舌、恶口等 七恶 与观五阴为 无常 、 苦 、 空 、 无我 而不再 贪爱.什么是 净 ？《安般守意经》说： 第六净弃结者，为弃意三恶。……　　何等为净？谓诸所贪欲为不净，除去贪欲是为净。 所谓 净 ，就是除去贪、瞋、痴等 意三恶 ，达到 秽欲寂尽，其心无想。 《安般守意经》还进一步把 六事 解释为 三十七道品 ，说： 数息，为四意止；相随，为四意断；止，为四神足；观，为五根、五力；还，为七觉意；净，为八行也。 强调修数息观，应知 四谛 之理： 为得四谛为行净，当复作净者，识苦、弃习、知尽、行道。 修息数观，还可以由思维而 解意 ，由 解意 而 知十二因缘事 ： 思亦为物，惟为解意，解意便知十二因缘事。 由此可见，《安般守意经》所讲的数息观，已不是单纯的数息观，而是包括了全部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　　安世高是中国佛教史上一切有部阿毗昙学说和禅法的一位译师，他所传的小乘禅数之学，在汉魏两晋都有一定的影响。严佛调是第一个发挥安世高学说的僧人。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同严佛调一样，是安世高的及门弟子。三国东吴的康僧会和晋僧道安是安译系统学说的重要继承者和发挥者。　　（二）支娄迦谶传译的大乘般若思想　　支娄迦谶是大乘佛教典籍在汉地翻译的创始者，在支娄迦谶的全部译经中，对整个中国佛教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值得特别注意的，便是 般若 类经典。般若类经典是佛教经典中的一大类，它奠定了早期大乘思想的基础理论。支娄迦谶译出的１０卷、３０品的《道行般若经》（与唐玄奘译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会属同本异译）是支娄迦谶译经中对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最有影响的一部。此经是大乘般若学介绍进中国内地之始。　　所谓 般若 ，意译为 智慧 ，全称 般若波罗蜜多 或 般若波罗蜜 ，意译 智度 、 明度 等，是大乘六度之一，意谓通过般若这种智慧，即可到达涅槃的彼岸。般若的主要特点是观悟诸法实相，其基本理论为 缘起性空.以为世界一切事物，皆为因缘所生，故无固定不变之自性；世俗认识及其面对的对象，虚幻不实。唯有 般若 能否定世俗认识，体悟佛教的真理。亦唯有通过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有可能把握世界万法的实相，从而实现解脱。　　《般若道行经》从观察色、受、想、行、识五阴开始，着重分析了 本无 、 缘起 、 沤惒拘舍罗 三个概念。 本无 ，新译作 如 、 实相 、真实 等，由于早期的译经事业受老庄思想影响，支娄迦谶用 本无 来表示性空 的，它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经中反复强调， 诸法本无 ，《般若道行经》说： 何所是本无，是欲有所得者，是亦本无。怛萨阿谒（意为如来 ，即 佛 ）亦本无，因慧所住。何谓所本无，世间亦是本无。如诸法本无，须陀洹道亦本无，斯陀含道亦本无，阿那含道亦本无，阿罗汉道、避支佛道亦本无，恒萨阿竭亦复本无。一本无，无有异。无所不入，悉知一切。是者须菩提，般若波罗蜜即是本无。 ①包括涅槃、佛性以及佛位都是本无， 般若波罗蜜 亦是本无。 诸法无所从生，为随恒萨阿竭教，是为本无。本无亦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 一切皆本无，亦复无本无 ②。　　《萨陀波伦菩萨品》重点论述了 佛 的 本无 ：萨陀波伦为求般若波罗密，在幻觉中听到佛对他讲经，听毕佛不见了。萨陀波伦就问昙无竭： 佛为从何所来？去至何所？ 昙无竭一口气列举了 空 、 无想 、 无处 、 无所从生 、 无形 、 幻 、 野马 、 梦中人 、 泥洹 、 想象 、 无有生无有长 、 无所适 、 虚空 、 经果 、 本端 等十五个 本无所从来，去亦无所至 来说明佛的 本无.《昙无竭菩萨品》重点论述了 般若波罗蜜 的 本无 ：经中一连使用了 幻人无形 、 风无所挂碍、本端不可计 、 梦中与女人通 、 梦见须弥山 、 佛现飞 、 虚空适无所住等六个 视之本无 的 譬如 来说明 般若波罗蜜亦本无如是 ！般若波罗蜜也是无形、无所住、无所有，所以也是 本无.这里所讲的 本无 ，并不是空无所有，无物存在，而是说存在的东西虚空不实，它是对事物自性的否定性称谓，并没有对事物存在的否定。这种 虚空 那样的 本无 ，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它不是人的主观产物，也不依赖于佛而存在。《照明品》中的一段对话说： 佛语诸天子言：' 若说是空有作者，宁能信不？' 诸天子答：'不信有作空者。何以故？无有能作空者。' 佛言：' 如是诸天子，其相者常住，有佛无佛，相住如故，如是住者故，怛萨阿竭成惟三佛，故名怛萨阿竭，即是本无如来。 此外，《昙无竭菩萨品》讲到般若波罗蜜的性质时也说： 般若波罗蜜亦无所不至，亦无所不入；亦无所至，亦无所入。何以故？般若空无所有故。譬如虚空，无所不至，无所不入，亦无所至，亦无所入。何以故？空本无色。 般若者……入于一切有形，亦入一切无形。 由此可见，般若的无所不入的性质，与虚空相等，可以容纳一切有形与无形。　　《般若道行经》把获得 萨芸若 当成是修持般若的一项基本的任务。　　所谓 萨芸若 ，意译为 一切智 ，是佛教智慧的一种，指无所不知的佛智.这种智慧是专门用来把握 本无 的。而修持般若的最终和最高目标，就是要获得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谓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意译为 无上正等正觉 ，被认为能觉知佛教的一切 真理 ，并能 如实 了知一切事物，从而达到无所不知的智慧。这种智慧，除了佛之外无人能具备。　　按照《般若道行经》的说法，凡要立志成佛而修持大乘的众生，一辈子不能成佛，几辈子也不可能成佛。众生是没有止境的，菩萨的任务就是使这没有止境的众生统归于解脱，所以，菩萨为超度众生的活动应该是没有止境的。　　在大乘佛教布施（檀那）、持戒（尸罗）、忍辱（羼提）、精进（惟逮）、禅定、智慧（般若）的六波罗蜜，即六种教人得到解脱的方法中，只有学习般若波罗蜜所得的功德最多，修持般若波罗蜜的效果最大，佛位的 一切智 ，都是由于般若波罗蜜而得成就的。 佛语阿难：般若波罗蜜於五波罗蜜中最尊，方何？阿难？不作布施，当何缘为檀波罗蜜！……不作戒，当何缘为尸波罗蜜？不作忍辱，当何缘为羼提波罗蜜？不作精进，当何缘为惟逮波罗蜜？　　不作一心，当何缘为禅波罗蜜？不作智慧，当何缘为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于五波罗蜜中最尊。譬如极大地，种散其中，同明俱出，其生大株。……　　般若波罗蜜者是地，五波罗蜜者是种，从其中生，萨芸若者，从般若波罗蜜成 ①所以，只有般若波罗蜜才能使一切众生成就所谓的 一切智 ，达到佛的境地。　　①　　 《照明品》。　　②　　 《本无品》。　　般若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一个 空 字，而论证这个思想的基本观点则是佛教的 缘起 说。　　《昙无竭菩萨品》通过昙无竭回答萨波仑的问题来论述因缘的： 有木有柱有弦 才叫箜篌， 萧者，以竹为本 ， 有革有桴 才是鼓， 有壁有彩有笔 才能画人，这是因缘和合，声音需要耳朵才能听得出来，形象需要眼睛才能看得见，这也是因缘和合， 色是幻，幻是色；幻与痛痒、思想、生死、识等无异 ， 生者，灭者，皆有因缘 ①，色等五阴，生、灭皆由因缘，也就是因缘而生，因缘而灭。靠各种 因缘 而有，不能算是真有，只能算是 幻有. 幻有 无性，所以是 性空.这就是《般若道行经》所说的 缘起性空.它把世上一切生灭现象都看作是由因缘造成的。　　大乘般若所讲的 缘起 ，是在小乘缘起说的基础上发展的。它把小乘的人无我 倡导为 法无我 ，进而把 人无我 、 法无我 统称为 无自性.把 无自性 的概念用来说明一切事物和现象。 菩萨何因晓般若波罗蜜色离本色，痛痒、思想、生死，识离本识，般若波罗蜜离本般若波罗蜜.这里的 色离本色 、 识离识性 即为 色离色性 、 识离识性 ，就包含了 无自性的意思。就佛教看来，不生不灭，没有自己质的规定性，就是 无自性.般若学承认 因缘和合 ，目的是为了导出 无自性. 沤和俱舍罗 ，简称 沤和 ，意译为 方便善巧 、 方便胜智 ，也简称 方便 ，是构成般若的主要内容之一，《觉品》把不乐不学沤和俱舍罗，视为魔鬼破坏修持般若的重要表现：有佛深法，魔从次行乱之，令菩萨摩诃萨不复乐欲得沤和俱舍罗，便不可意问般若波罗蜜.佛言： 我广说菩萨摩诃萨事，其欲学沤和俱舍罗者，当从般若波罗蜜索之；其不可般若波罗蜜便弃舍去，为反于声闻道中索沤和俱舍罗。 从上面两段文字可以看出，般若和 沤和 是密不可分的，有了般若， 沤和 才能坚持原则，有了 沤和 ，般若才能推行。修持以求得最后成佛，若没有般若沤和俱舍罗，是难以达到目的的，反而会有落入小乘的危险。修佛一定要修般若沤和俱舍罗，不得般若沤和俱舍罗，就等于失去了双翼的鸟，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　　支娄迦谶是中国佛教史上翻译大乘佛经的第一人。他所传译的大乘般若学在魏晋时曾盛极一时。《般若道行经》用 本无 等概念来说明 性空 ，说明当时的佛教思想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当时社会思潮的烙印。魏晋南北朝时代，对 本无 这个概念，在佛教内部相继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加上当时玄风大畅，产生了六家七宗。不同版本的《般若道行经》接二连三地译出，研究般若学的许多学派不断出现。　　①　　 《功德品》。　　①　　 《不可尽品》。　　十一、结语　　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渗透到宗教神学领域，使远古暨三代天帝崇拜的范围扩大了。除了五帝崇拜外，汉武帝还塑造了作为国家统一象征的至上神 太一 神，五帝降为 太一 的辅佐。秦始皇汉武帝泰山封禅是为了证明其政权是上天所授。　　秦汉时期的传统宗教，从形式到理论都是以官方化为其特征的。其内容也是直接为最高统治者和封建专制政权服务的。五帝及太一神崇拜、五德终始说和三统的信仰，谶语符命迷信，灾异谴告的奉行，无不充满官方神学的色彩。而两汉官方神学理论的建立，由董仲舒开其端，谶纬神学衍其流，《白虎通义》成其果，最后解决了君权神授和国运转移问题。术数迷信也取代鬼神迷信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产生于汉末的道教，是在传统的神仙方术和巫术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神仙不死之说为中心，神化老子及其关于 道 的学说，吸收道家、儒家、墨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由方仙道和黄老道演变而来。　　东汉末年，黄老道分衍为两支。一支为创教派，一支为烧炼派。创教派以张角和张陵为代表。张角以《太平经》为经典，创立了太平道。张角又利用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因起义失败，太平道受到打击不能传播，最后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张陵以《老子五千文》为经典，其秘籍有《老子想尔注》，创立了五斗米道。张陵死后，张修及张鲁对五斗米道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张鲁，他占据汉中二十余年，实行政教合一，推广五斗米道。张鲁投降曹操后，五斗米道由巴蜀逐渐向全国发展。烧炼派以魏伯阳为代表。主要经典即为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使道教炼养方术向义理化发展迈进一大步，对后代内外丹的理论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后世道教丹鼎派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其基本教义是 四圣谛 、 十二因缘 和 八正道.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成为最早输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东汉末桓灵帝时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牟子理惑论》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论著，严佛调为中土最早的出家僧人。东汉时期是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时期，主要是佛典翻译。佛经翻译有两大系统：一是安息系统，二是月氏系统。安息系统是小乘禅数学派，以安世高为代表，以次第禅门为主要修行，对佛教在当时的发展起了主要作用，同时也以传译巧妙著称。月氏系统是大乘般若学，以支娄迦谶为代表，以般若慧解和净土思想为主要修行：这个系统更适合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为佛教在后世的进展奠定了基础，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第026卷 秦汉习俗史　　本卷提要　　本书在有机地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以及有选择地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婚姻和丧葬等六个方面，有点有面、繁简得当地介绍和分析了秦汉时期习俗的渊源、特点和发展状况，并通过大量的图片资料，形象而生动地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秦汉习俗的五彩画卷。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逻辑通顺，文字流畅，图文并茂，知识性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可读性。　　一、秦汉习俗概述　　中国的习俗既丰富多彩又源远流长，早在《诗？周南？关睢序》中便有了美教化，移风俗 的提法。有人认为《诗经？国风》堪称中国习俗史的权舆，其中的每一首诗都是一幅习俗画，一部《国风》就是一部上古风情录。　　秦汉时期政治的高度统一、民族的空前融合、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文化的日益开放，反映到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就是在前代的基础上，秦汉时期不仅出现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民俗事象，而且出现了更全面而具体地记叙或涉及前代和当时民俗事象的文献资料。　　《史记》中涉及的古史传说和民俗事象最多。如《货殖列传》在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 方面列举了许多有关的习俗，并注意到了地区间的差异：陇蜀之地多商贾，长安又多四方之人，所以居民好取巧而不务本；巴蜀之地肥饶，特产众多，可以远通云贵，所以居民常以其所多换其所缺；三河（河东、河内、河南）之地位居天下之中，地少人多，所以居民比较勤俭；北方地区常受胡寇侵扰，所以居民好气任侠，不事农桑，等等。　　《汉书》中涉及的民俗事象也不少。如《礼乐志》十分注重礼俗的作用：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　　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蕃；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 又如《郊祀志》中有许多关于信仰、祭祀方面的习俗，《地理志》中有不少关于全国各地风土人情的记载等。　　除了《史记》、《汉书》等正史外，《风俗通义》、《四民月令》、《三辅黄图》、《西京杂记》、《淮南子》、《论衡》、《潜夫论》等文献也保存了较多的习俗资料。　　正是依靠以上所列以及还有某些未列的文献资料，再加上近年来相继涌现的考古发掘材料，如明器、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以及其他各类实物，我们才能够相对容易地对秦汉时期的礼仪习俗进行客观的概括和分析。　　从服饰方面看，随着服饰的文化功能的日益发达，一方面当时对服饰美的追求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另一方面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场合、不同环境的服饰，风格各异，从而使服饰的等级性、民族性、时代性等有机结合，融为一体。上层人士服饰的功能主要是表明身份、参加活动和追求华贵等，下层人士服饰的功能主要还是御寒、防暑和护体等。　　从饮食方面看，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化和多元化，不仅宫廷饮食继续改善，而且平民饮食也日益丰富。每日进餐的次数在不同的阶层中有所不同，皇帝每日四次，贵族每日三次，一般人每日两次。食物种类比较丰富，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主副食的搭配比较合理，出现了比较复杂的烹调技术和方法。　　从居住方面看，秦汉时期的住宅上承战国，变化不大，体现出某种相对的稳定性。一般说来可分为庭院式、楼阁式与干栏式三种住宅形式，但这三种形式有时又有交叉现象。其中庭院式住宅最普遍，种类也最多，既有方形、长方形之分，也有一字形、曲尺形、三合式、四合式、日字形之分，但其基本结构大多是一堂二内，即三间住宅中一间为堂、二间为室，当然面积大小不一。　　从交通方面看，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统一为水陆交通的发达创造了有利的客观条件，所以当时的水陆交通比分裂的春秋战国时期要发达得多。驰道是秦汉时期陆路交通网的主干，可通向全国各主要城市。水路交通包括海上和内河两部分。陆路的交通工具以车为主，水路的交通工具以船为主，车与船的本身皆有许多比前代改进之处。　　从婚姻方面看，等级性是秦汉时期婚姻的特点之一。婚姻礼仪并非与 六礼 完全契合，大致要经过八个重要的环节。除了注重父母之命、媒的之言的聘娶婚外，还可列举九种其他的婚姻形式。婚嫁消费相当巨大，主要有媒人的报酬、占卜的费用、聘金和嫁妆、婚宴的花费等四项。人们的贞节观相对于唐宋时期可谓淡薄，改嫁与再嫁的现象广泛存在。　　从丧葬方面看，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俗以西汉中期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沿用旧的丧葬礼仪，讲究棺椁、礼器制度，墓中多以珍宝与实用器皿等随葬；后一阶段随着儒家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制约，象征性的墓室、器物、俑开始涌现。但总起来看，厚葬之风盛行仍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特点。另外在丧葬方面所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地区差别也值得注意。　　二、服饰　　中国的服饰习俗丰富多彩，中国向以 衣冠王国 著称于世。众所周知，服饰具有生理与文化的双重功能。在远古时代，服饰主要是为了御寒、防暑、护体和遮羞，生理方面的功能相对强些；进入文明时代后，服饰常被用来区分等级、职业、民族、年龄和性别，并出现了服饰的审美价值日益上升的趋向，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服饰的文化功能越来越发达。　　秦汉时期随着政治格局的空前稳定，经济形势的蓬勃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人们的服饰较前代更为绚丽多彩。关于秦汉时期人们服饰的状况，不仅在有关文献中不乏记载，而且在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壁画、帛画、画像砖、画像石和陶俑上也可窥其大概。　　秦汉人的服饰常因场合和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如祭祀时应穿祭服，上朝时应穿朝服，参加葬礼时应穿丧服，结婚时应穿婚服，平常则穿常服。　　秦汉人的服饰也常因等级和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张书光先生在多年潜心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墨笔单线描的手法，绘制出秦汉时期不同等级和职业人物的图像１００幅①，其中包括帝王、贵族、士族、大臣、官吏、文吏、小吏、将军、将官、武将、武士、兵士、商贾、农夫、农妇、平民、胡人、艺人、贵妇、女官、民妇、使女等，形象直观，可以参考。一般说来，皇帝和皇后的服饰端庄华贵，武士的服饰威武壮观；仕女的服饰以高髻、穿花襦和褂裙曳地为特征，文吏的服饰以束带、穿裤裙和戴冠帻为特征，农民的服饰以束髻、穿草鞋和短袖长襦为特征，市民的常服以包发巾，加抹额、穿襜褕和束大带为特征，厨役的服饰以扎带、着褠、穿襦裤和戴小帽为特征，劳役人的服饰以束发、穿衫裤和加臂褠为特征①。当然，不同的个体会有差异，不同的地区和民族会有差异，同一个体在不同的季节和场合也会有差异。如１９５９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汉墓出土的一件身长１３３厘米的 万世如意 锦袍在形制上即具有比较明显的民族特色。　　（一）冠　　　　帽　　帽主要是后来的称呼，秦汉时期的帽一般被称作 头衣 ，具体说来又有冠、冕、弁、巾和帻的区别。　　由于冠、冕、弁都是上层男子平时所戴的头衣，所以有时又统称为冠。　　据《礼记？曲礼》载，男子在２０岁时应举行冠礼，表明已长大成为成年人，冠礼是男子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仪式一般都比较隆重。　　关于秦汉时期的冠，《后汉书？舆服志》记载得比较详细，共提及１９种名目，即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氏冠、鹖冠等。　　冕冠是古代帝王臣僚参加重大祭礼时所用的冠帽，汉代遵循不改，用作皇帝、公侯及卿大夫的祭服。《后汉书？舆服志》载： 冕皆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绿里，玄上，前垂四寸，后垂三寸，系白玉珠为十二旒，以其绶采色为组缨。三公诸侯七旒，青玉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皆有前无后，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旁垂黈纩，郊天地、宗祀、明堂则冠之。　　衣裳玉佩备章采，乘舆刺绣，公侯九卿以下皆织成。　　①张书光：《中国历代服装资料》，安徽美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9～57页。　　①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9～53页。　　长冠也称 斋冠 ，又称 竹皮冠.一般以竹皮作成骨架，外表漆Ｃ，冠顶的造型扁而细长。相传汉高祖刘邦未发迹时，曾戴过此冠，故谓 刘氏冠.《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 刘氏冠' 乃是也。 《后汉书？舆服志》： 长冠，一曰斋冠，高七寸，广三寸，促漆Ｃ为之，制如板，以竹为里。初高祖微时，以竹皮为之，谓之刘氏冠……祀宗庙诸祀则冠之。 因为这种冠帽为高祖早年所造，所以后来被定为官员的祭服，并规定爵非公乘以上，一律不得服用，以示尊敬。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彩衣木俑，头顶大多竖有一块长形饰物，形制如板，前低后高，可以视为长冠的模型（图１）。　　委貌冠又称 玄冠.其制以黑色丝帛为之，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如覆杯。公卿、诸侯、大夫等人行大射礼时则服之。戴此冠时，必须穿着玄端素服。《后汉书？舆服志》： 行大射礼于辟雍，公卿诸侯大夫行礼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 唐杜佑《通典》也记： 汉制委貌，以皂缯为之，形如娄縠之貌；上小下大，长七寸，高四寸，前高广，后卑锐，无算有缨。 皮弁冠的形制与委貌冠相同，也是 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后卑锐 ，所不同者在于委貌冠是以黑色丝帛为之，而皮弁冠是以鹿皮为之；委貌冠为公卿、诸侯、大夫等人所戴，而皮弁冠为 执事者 所戴。　　《后汉书？舆服志》： 执事者冠皮弁，衣缁麻衣，皂领袖，下素裳，所谓皮弁素积者也。 爵弁冠也称为冕，又称 广冕.其制较冕冠为次，形状与冕冠相似，惟冠上不用旒饰（图２）。一般多用木板作顶，外面表以细布，布色赤而微黑。戴爵弁者，必须穿玄色丝衣，下着纁裳。乐人、士人及低级官吏助君祭祀时则戴之。《后汉书？舆服志》： 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复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 通天冠是皇帝专用的礼冠，凡郊祀、朝贺及宴会则戴之。以铁丝为梁，正竖于顶，梁前有山，展筩有述。《后汉书？舆服志》：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邪却，乃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筩为述，乘舆所常服。 今从山东嘉祥武氏祠保存的画像石上，即能看到此冠形象（图３）。　　远游冠与通天冠相类似，唯无山述之饰。为太子及诸王所服。《后汉书？舆服志》： 远游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于前，无山述，诸王所服也。 高山冠又名 侧注冠 ，原为战国时齐王所戴。其式与远游冠相类似，也无山述，以铁为卷梁，高九寸，冠体侧立。蔡邕《独断》： 高山冠，齐冠也，一曰侧注。高九寸，铁如卷梁，不展筩，无山。秦制行人使官所冠。　　今谒者服之。 进贤冠是文吏、儒士所戴的一种礼冠。用铁丝和细纱制成，冠上缀梁，有一梁、二梁、三梁之别，以三梁为贵。冠式前高后低，前柱倾斜，后柱垂直。戴时加于帻上。以梁数区别等差（图４）。《后汉书？舆服志》：进贤冠，古缁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宗室刘氏亦两梁冠，示加服也。 在山东沂南出土的画像石，河南荥阳河王村出土的画像砖上，都绘有戴这种冠式的男子形象。　　法冠也称 柱后 ，又称 獬豸冠.原是楚人所戴。以铁为柱，隐喻为坚定不移，威武不屈。所以又称 铁冠.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神羊，相传它能辨别曲直，分清是非，在它头上生有一角，见人争斗，即以其角抵触邪佞。所以以其形为冠，汉代将其用于法官，是执法者所戴的一种冠帽。《后汉书？舆服志》：法冠，一曰柱后，高五寸，以Ｃ为展筩，铁柱卷，执法者服之。 武冠原为赵武灵王所戴，秦灭赵后，即以此冠颁赐近臣，汉代袭用，一般用于武官。其制以漆纱为之，形如簸箕，使用时加着于帻之上。因其形制高大如弁，也称 大冠 、 武弁 或 繁冠.宦官、近臣亦可戴此，但须在冠上加以金铛，并插以貂尾，以示区别。《独断》称： 武冠，或曰繁冠，今谓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铛，附蝉为文，貂尾饰之。 今从四川、山东等地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上还能看到这种冠式。　　建华冠是乐人祭祀天地、五郊、明堂时所戴的一种礼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上以鹖羽为饰。《独断》： 大乐郊社祝舞者冠建华。 即指此。　　方山冠的形制与进贤冠相类似，分别以青、赤、皂、白、黄等五色细縠为之，以象征东、南、西、北、中五方。凡祀宗庙，行《五行》舞时，舞人、乐者都可戴之。《汉书？五行志》： 冠方山冠。 唐颜师古注： 邓展曰：' 方山冠以五采縠为之，乐舞人所服。'巧士冠是皇帝身边的侍者、宦官所戴的一种礼冠，形制与方山冠相类似。　　平常一般不用，只有在郊天时用之。《后汉书？舆服志》： 巧士冠，前高七寸，要后相通，直竖。不常服，唯郊天、黄门从官四人冠之，在卤簿中，次乘舆车前，以备宦者四星云。 却非冠的形制与长冠相似，上宽下促，冠下垂有缨蕤。专用于宫殿门吏及仆射等人，戴之执事，以防伺非。《后汉书？舆服志》： 却非冠，制似长冠，下促。宫殿门吏仆射冠之。 却敌冠为卫士所戴之冠（图５），形制与进贤冠相似。《独断》： 却敌冠，前高四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监门卫士服之。 樊哙冠也是殿门卫士所戴的一种冠帽，因为是由汉代名将樊哙所创而得名。相传鸿门之会，楚项羽欲杀刘邦，樊哙常持铁楯在侧，事急，樊哙撕衣裳包裹其楯，佯作冠饰，直入羽营，力斥项羽背信，使刘邦乘机得以脱身。　　后来刘邦执政，即照樊哙所包之楯制以为冠，颁赐于殿门卫士。《后汉书？舆服志》： 樊哙冠，汉将樊哙造次所冠，以入项羽军。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大难卫士服之。 ①术氏冠曾被赵武灵王所好，其中的 术 字，按蔡邕《独断》所说，为 鹬 的转音，不是指道术。《三礼图》说此冠画鹬羽为饰，其色绀。《后汉书？舆服志》： 术氏冠，前圆，吴制，差池逦迆四重。 鹖冠为武士所戴，因在冠左右加插双鹖尾而得名。鹖属鸷鸟，斗时必至死才罢休，所以用其尾插于冠的左右以表示勇敢。汉代的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虎贲武骑皆戴此冠。　　①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5～50页。　　除了以上在《后汉书？舆服志》中所提及的１９种冠之外，在山东嘉祥汉墓出土的《周公辅成王》图象（图６）中还有一种三个山形的冠，周成王所戴者即是。在浙江绍兴汉墓出土的画像镜上也有这种山形冠。另据明代瞿佑《剪灯新话》引《申阳洞记》中记唐大历二年（公元７６７年）陇西李生曾梦见一神，据案而坐，顶三山冠，冠作高冠，前面耸起三条直柱，中间一柱特高，左右二柱略低。三山冠之名虽在汉代文献中未见记载，但上述图象和说法似可证明三山冠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孙机先生认为可暂称之为王冠，并推测王莽即帝位时所戴的王冠可能与此相似①。图６中间一人所戴的是武冠，右一人所戴的是进贤冠②。　　后代有的学者还将汉代的冠按不同标准加以分类，如日本学者原田淑人将冕冠、长冠、委貌冠、皮弁冠、爵弁冠、建华冠、方山冠、巧士冠等划归祭服类，而将通天冠、远游冠、高山冠、进贤冠、法冠、武冠、却非冠、却敌冠、樊哙冠、术氏冠划归朝服类③。　　冠原是加在头顶的发罩，主要用来约束发髻，所以并不需要将头顶全部罩住，只是在冠圈上有一根较窄的冠梁，从前到后经过头顶。这与现代的帽子很不相同。此外在功能上也与现代帽子有所区别，即冠不着重于实用而着重于礼仪，所以《礼记？冠义》说： 冠者礼之始也。 《淮南子？人间训》也说：冠 寒不能暖，风不能鄣，暴不能蔽.戴冠前一般要先把束在一起的头发盘绕在头顶处（髻），用Ｃ把头发包住，然后加冠。Ｃ后来又写作縰. 这是一块整幅（二尺二寸宽）六尺长的缁帛（黑帛）。因为戴冠前必先以Ｃ韬发，所以当时人有时称Ｃ以指冠。例如，扬雄《解嘲》： 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 ， 戴縰 即戴冠，阿衡是商汤的宰相伊尹，这句是说士大夫们都把自己比成古代的贤臣①。　　戴冠是上层男子的特权，下层男子不能戴冠，只能戴巾或帻。《释名？释首饰》： 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 《独断》： 帻，古者卑贱执事不冠者之所服。 巾就是包头布，秦始皇因自谓为水德，所以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上有所行，下必效之，一般秦人也尚黑色。他们常以三尺黑布巾包头，所以百姓又称黔首。到了汉末，此风大变，不仅百姓以幅巾包头，就是一些名儒雅士、王公大臣，甚至称雄一方的军阀都以裹巾为尚。汉末名士多服丝绦或葛制成的头巾，手持羽扇，习以成风。东汉名士郭泰，字林宗，他学富五车，博通经典，曾为太学领袖，名震京师，其一言一行都被天下儒士奉为规范。尝途中遇雨，郭泰将所戴头巾折一角，后时人皆仿效其法，将头巾折一角戴上，世称 林宗巾.再如宿儒郑玄、名士孔融、军阀袁绍等也以巾裹头，自命风雅。《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傅子》说： 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钩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 不过，头著白巾，在汉代则是官吏被罢免为民或地位卑贱者的一种标志。《汉书？朱博传》载：被斥罢的官吏，皆著白巾走出府门。而当时在官府里趋走的贱人，如诸司亭长之属的官役，也头裹白巾②。　　①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2页。　　②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78 ～81页。　　③原田淑人著、常任侠等译：《中国服装史研究》，黄山书社 1988 年版，第 38 ～63页。　　①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页。　　②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帻原本只是包发的头巾，后来演变为便帽的样子。沈从文先生在精心研究秦汉以前大量文物的基础上，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提出：在白玉雕和玉雕人像头上，一再出现近似汉代平巾帻式的平顶帽或帽箍，说明这种帽式源远流长，最晚在商代即已出现。春秋战国时期在某些地区某些人头上还经常应用，并非像汉代史籍所说的，因王莽头秃无发才开始应用。但将帻纳于冠下，使之成为冠的衬垫物的作法，似滥觞于西汉。《后汉书？舆服志》说： 秦雄诸侯，乃加其武将首饰，为绛帕以表贵贱。其后，稍稍作颜题。　　汉兴，续其颜却摞之，施巾连题却覆之，今丧帻是其制也。名之曰帻，帻者，赜也，头首严赜也。主孝文乃高颜题续之为耳，崇其中为屋，合后施收，上下群臣贵贱皆服之。文者长耳，武者短耳，称其冠也。 这里说的 作颜题 、 高颜题 ，是指在帻的下部按额环脑处增加一圈介壁，这是帻脱离其 韬发之巾的原始状态之关键步骤。至于提出文、武官要使帻耳与冠相称，似乎意味着这时已有加帻之冠，但在考古材料中从未见过，所以这种作法在西汉时纵使出现，也绝不普遍。　　帻分介帻和平上帻两大类。《独断》卷下说： 王莽无发乃施巾。故语曰：' 王莽秃，帻始屋。'屋状帻即介帻。东汉时文职人员所戴进贤冠之下衬以介帻，二者组合成为整体。由于帻是直接戴在头上的，冠附帻以为固，所以这时就将頍省去了。它的底部是一圈 颜题 ，颜题在脑后突起两尖 耳 ，头上是屋顶状的介帻。跨于介帻之上者，即称为 展筩 的冠体。展筩的前部装 梁 ，梁是用来表示身份的。有时在进贤冠的一侧还簪有 自笔 （图４）。不过这并不是说至东汉时帻已经和冠不能分离了，在这时的画像石中，许多供奔走使役之人仍单戴介帻（图７）。　　文职人员于进贤冠下衬介帻，武职则于武冠下衬平上帻，即《晋书？舆服志》所说： 介帻服文吏 ， 平上服武官也.身份低的不戴武冠的士卒，则只戴平上帻。如山东汶上孙家村画像石中的持戟者（图８）、甘肃武威雷台汉墓中的铜骑俑，都戴着项部低平的平上帻。不过自东汉中期以降，有些平上帻的后部加高（图９）。《续汉书？五行志》说： 延熹中，梁冀诛后（梁诛于１５８年），京师帻颜短耳长。 颜短即前低，耳长即后高，这种式样的帻又名平巾帻。河北望都光和五年（１８２年）墓所出石俑之帻可以为例（图１０）。①此外，当时还有一种头衣称 帩头.帩头又称绡头、络头、帞头②、帕头、陌头，为男子束发的头巾。帩头与今陕北农民用羊肚手巾包头的方法十分相似，即由后向前在额上打结。《释名？释首饰》： 绡，钞也，钞发使上从也。或谓之陌头，言其从后横陌而前也。 汉乐府《陌上桑》中有 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戴帩头本是汉代一般农民或普通人之服，而一些桀骜不驯的儒生或隐士，常著帩头表示不愿入仕。如《后汉书？独行列传》： （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好被发著绛绡头。 同书《逸民列传》： （周党）复被征，不得已，乃著短布单衣，穀皮绡头，待见尚书。 后来某些官吏也竞相仿效。如《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尝著绛帕头。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0～232 页。　　② 扬雄：《方言》第四： 络头，帞头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郊曰络头，南楚江湘之间曰帞头。　　秦汉时期不仅用来束发的巾或帻的形式多种多样，而且对发式也相当讲　　究。秦人的发式从秦代兵马俑中可以窥见一斑，秦陶俑的发式变化颇多，大致可分作三种：第一种是将前长发从中间分开各拉向耳边与两鬓长发相交编成两条辫子，将后脑长发分作三股编成一条辫子；第二种是先将头顶长发束以小髻，次将额前和两鬓头发梳向脑后，由脑后将发分作六股，编成一条板形发辫，上折贴于脑后；第三种是无髻俑，将头上长发由前梳向脑后，再由脑后分作六股，编成一板形发辫，上折贴于脑后，发辫中间卡一发结，发辫上端打一 ×u8221X形的绳结①。这是属于武士的发型。至于妇女的发髻，见于文献记载的秦代妇女有神仙髻、凌云髻、垂云髻、迎春髻、望仙九鬟髻、参鸾髻、黄罗髻。汉代妇女有堕马髻、瑶台髻、三角髻、三鬟髻、分髾髻等。如果说秦武士俑分作三股、六股是与秦 度以六为名 、 数以六为纪 ②的制度有关，那么，妇女发髻中神仙髻、望仙九鬟髻、凌云髻则是秦汉时期崇信神仙术的反映。当时未必有这些发髻，可能出于神仙家的幻想。但垂云髻、望仙双鬟髻却常见于战国至汉代的女俑中。三角髻见于《汉武帝内传》、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壁画和山东汉石刻画像中（图１１）。密县打虎亭壁画上还有三鬟髻的妇女的画像（图１２）。分髾髻是发髻后垂的发式，见于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傅毅的《舞赋》等汉赋中。在汉代出土的女俑发饰中也常见。在这些发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堕马髻。堕马髻是一种偏垂在一边的发髻，初兴于东汉桓帝时代，为飞扬跋扈的外戚梁冀之妻孙寿 妖态 的表现形式之一。据《后汉书？梁冀传》载：梁冀之妻孙寿长得十分漂亮，经常打扮得妖娆异常。她的头发梳成堕马髻，洁白的皮肤与黑发相映，更显得她妩媚丽艳，别有神韵，深得京师贵妇们的喜爱，竞相仿效，成为风靡全国的发饰，甚至流传后世，盛行不衰。南朝萧子显《日出东南行》中就有 逶迆梁家髻 之句，说明堕马髻成为美丽的发髻式的代名词。汉乐府民歌《陌上桑》中罗敷的 倭堕髻 发式也是堕马髻的别名③。自然，发髻作堕马髻或在发饰上下功夫者，只是贵族妇女赶时髦者所为，而一般妇女发饰 大都作露髻式，即髻上不梳裹加饰，也不用其他包帞或戴冠饰之类的东西，其中以顶发向左右平分式最为普遍 ①。这种束发作髻而不加修饰的发髻，在陕西省临潼曾出土属于秦或西汉初年的女俑的髻式，就属于此类②。　　当时各少数民族的冠帽形制和发式一般各有特色，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上的乌桓人的头部无冠帽，清楚地表现出是剃了发的。免冠表示他们身受汉官屈辱，并不说明他们没有冠帽。关于他们的冠帽之制，晋郭义恭《广志》载：乌丸与匈奴同俗，丈夫、妇人为木帻，朱染之，如杆盆以沓头。 古代北方民族常用桦树皮所作之帻。《后汉书？乌桓传》说乌桓人 以髡头为轻便 ，这里只说髡头，至于具体样式并不清楚。现在据壁画，知道乌桓人髡头是剃去除头顶以外的全部头发。有人头顶上似留一小髻，有人则竖起六、七寸长的发辫一根③。　　①《秦始皇陵东侧第一号兵马俑坑试掘简报》，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资料汇编》第 1集。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有关堕马髻的详情，可参见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9 ～72页。　　①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5页。　　②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97 ～99页。　　③吴荣曾：《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反映的东汉社会生活》，《文物》1974年第 1期。　　当时不仅冠帽形制蕴含着等级差别，而且发式也反映了等级差别。如秦始皇凌的陶俑是以头发是否 直上 作为区分奴隶与自由民的标志。跽坐俑的圆椎髻偏后，头发未 直上 ，其身份应是未被解放的秦代奴隶。而发髻偏左或偏右的武士俑皆属于头发 直上 的类型，按秦代尚右卑左的历史特点，可以推知发髻偏左的武士俑的身份要低于发髻偏右的武士俑的身份。前者应为庶子，拥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地位高于被视为奴隶的跽坐俑；后者应为秦代二十级爵中最下等的公士级爵，而其中戴帻者的身份又要高于不戴帻者的身份④。　　（二）上衣　　秦汉时期上衣的种类十分繁多，不仅存在颜色、图案和质地上的不同以及长衣和短衣、内衣和外衣、单衣和夹衣的不同，而且也随地位和职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当时最为端庄华贵的上衣是帝王和大臣所穿的冕服。冕服的形制如冕冠一样，尊卑有别，颜色和图案（章纹）大不相同。皇帝的冕服是 衣裳玄上纁下 ，即黑色材料制成的上衣，赤黄色材料制成的下衣。皇帝冕服所用的图案为十二章纹（一章即一种图案）。上衣六章用绘，下衣六章用绣。十二章纹依次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象征稳重；龙，象征应变；华虫（即一种雉鸟），象征文丽；宗彝（祭祀礼器），象征忠孝；藻（水草），象征洁净；火，含义光明；粉米（白米），取其滋养；黼（斧形），象征果断；黻（常作亞形），象征明辨。皇帝在最隆重的场合必须穿十二章纹。诸侯、三公冠九旒者，衣裳则用山、龙以下九章纹。九卿以下冠七旒者，则用华虫以下七章纹，以此类推。　　皇后及王后等的礼服都是深衣制，即上下衣相连的一种服式。往往是深青带红色的衣裳，头带步摇。如逢祭祀，皇后等穿的祭服上衣称 袆衣 ，上画五彩野鸡图案①。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级别官僚的夫人， 入庙佐祭者皂绢上下，助蚕者缥绢上下，皆深衣制。 ②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一贵妇（图１３），身穿属于深衣制的袍服，袖极宽大，服色为黑褐色，又近于绀色，上有织绣云纹，未见有野鸡一类的纹样。服色上下相似。　　因缥色是淡青色，此像中色泽不似缥色。因此该妇人的服饰，似属于助祭之服，只是不见有带缓等附件的装饰。也有可能此服不是《舆服志》中的入庙、助蚕等鞠衣类。因为西汉早期对于冕服及后、妃服等制度未定。谒庙、蚕服等也是后汉时才开始制定。所以此服可能为西汉时一般的朝祭服，而且服式又与一般出土的汉俑相似①。　　秦汉时期上衣中的长衣包括袍服、禅衣和襜褕等，短衣包括襦、袭、衫和■等。其中袍服、襦、袭和■是有里的夹衣，而禅衣、襜褕和衫是无里的单衣。在秦都咸阳的遗址发掘中曾发现已经炭化的丝绸衣服一包，其中既有单衣，也有夹衣和绵衣，只是其具体形制已难搞清②。　　④王玉龙等：《秦始皇帝陵发现的俑发冠初论》，《文博》1990年第 5期。　　①释名？释衣服》： 王后之上服日袆衣，画翚雉之于于衣也。 ②《后汉书？舆服志》。　　①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0～101 页；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06页。　　１。深衣长衣中的袍服、禅衣和襜褕都是在深衣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并逐渐成为当时最流行的长衣。所以在介绍袍服、禅衣和襜褕之前，有必要了解深衣的有关形制。关于深衣的形制，博采众长、考证精审的当首推清代学者江永的《深衣考误》和任大椿的《深衣释例》。一般说来，前者发其大凡，后者则作进一步推演。据二者的研究，深衣的形制大致是：上衣用布二幅，共二尺二寸；两袖（即袂）各用布二幅，共用布四幅。袖口（即袪）一尺二寸，袖肩用布二尺二寸。因此两袖的前端下面，因斜裁的关系而成为半圆形。襟分内部和外部，两襟相交，便成方领。腰围全长七尺二寸，下摆（缝齐）周长为一丈四尺四寸。自腰至下摆为裳的部分，前后各用布六幅，共为十二幅。　　每幅宽为半幅布，在腰部和上衣连处用布四幅，两旁左右又各缀布两幅，谓之 袵.袵上宽四寸，下宽一尺八寸。裳在腰带以下的约四尺五寸，下距地约四寸。衣裳各有缘边，称之为 纯 ，衣裳的缘边均宽一寸半，领的缘边则为二寸。可见深衣是一种既臃肿又费料的长衣①。据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实物（图１４）进行的模拟剪裁，发现制作一件曲裾的深衣要用帛３２米（以幅宽０。５米计），比直裾长衣多用料４０％②。所以深衣逐渐被袍服、禅衣和襜褕所取代。　　２。袍服袍服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现，那个时期的袍服只是一种纳有絮棉的内衣，《释名？释衣服》： 袍，苞也。苞，内衣也。 所以穿着时必须加罩外衣。　　及至汉代，不论男女均可穿着，特别是妇女，除了用作内衣外，平时也可穿在外面，时间一长，袍服就演变为一种外衣。既然用作外衣，形制就不那么简便了，一般多在衣领、衣袖、衣襟及衣裾等部位缀上衣边。《释名？释衣服》：妇人以绛作衣裳，上下连，四起施缘，亦曰袍。 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自此以后，袍服的制作日益考究，装饰也日臻精美。一些别出心裁的妇女，往往在袍上施以重彩，绣上各种各样的花纹。甚至在隆重的婚嫁时刻，也穿这种服装。《后汉书？舆服志》： 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 一般妇女婚嫁时也穿此服，只是在袍的颜色及装饰上有所不同，以示区别。　　袍服由内衣变成外衣，正值曲裾深衣淘汰时期。由于袍服中纳有棉絮，不便采用曲裾，所以较多地采用直裾。袍服取代深衣之后，用途变得更为广泛，不仅妇女可穿，男子也可穿着，并且将其用作朝服。上自帝王，下至百官，均可穿此。《后汉书？舆服志》：皇帝 服衣，深衣制，有袍，随五时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今下至贱更小吏，皆通制袍，单衣，皂缘领袖中衣为朝服云。 这时的袍服在领、袖等部位，一般都缀有花边。花边的色彩及纹样较衣服为素，常见的有菱纹、方格纹等。袍服的领子则以袒领为主，一般多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里衣。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及四川望都汉墓壁画所绘男子即穿这种服装。另外还有大襟斜领：衣襟开得很低，领、袖也用花边装饰。　　袍服的下摆则打成一排冚裥，有些还裁制成月牙弯曲之状，这种形式的服装在壁画、石刻及画像砖上都有反映（图１５）①。　　②《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9页。　　①劳干：《汉代常服述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4期，1953年 6月。　　②《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集，文物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68 页。　　秦汉时期作为军服的袍服尤为引人注目，秦始皇兵马俑坑、徐州狮子山兵马俑坑和咸阳杨家湾汉墓等出土的兵俑都穿中、外二重衣服或内、中、外三重衣服，这从兵俑的领口、衣袖或下摆处可以看出。陈春辉、蔡革等先生认为中重衣为袍服，因为从衣下摆测量的数据看，中重衣比外衣厚得多；刘占成先生则认为外衣为袍服，因为袍服内有粗丝粗麻类物质，能起到防御箭镞穿射的作用。作为军服的袍服在秦代的特点是：衣内夹絮，下摆齐膝，腰间束带，交袵紧袖。西汉变化不大，只是将向右交袵绕至背后直下改为在胸前交袵不到腹部即斜下，并将中重衣的圆领改为同外衣一样的右袵交领。东汉变化较大，表现在衣袖变得较宽博，上衣下裳已经分开，显然这更方便于骑马和作战。总括而言，作为军服的袍服源于春秋，行于战国，定于秦代，相沿于汉，东汉以后逐渐走向颓废，至晋代已彻底被淘汰。在敦煌二八五窟壁画看到的南北朝时期的军服已为单衣，步卒挽袖，与秦汉时期作为军服的袍服完全不同①。　　３。　　 衣襌衣是单层的长衣。《说文》载： 襌衣不重。 《大戴礼记》载： 襌，单也。 襌衣又称为单衣，《后汉书？马援传》载： 公孙述更为援制都布单衣。 襌衣往往作为上层人士平日所穿的常服，假设进宫时要穿须经过特许，如《汉书？江充传》载：江充被召入宫， 自请愿以所常被服冠见上。　　上许之。充衣纱縠　　 衣，曲裾后垂交输，冠　　 Ｃ步摇冠飞翮之缨。 也有人认为　　 衣常作为一般官吏所穿的公服，并认为文人穿的　　 衣长，武人穿的衣短。衣的衣襟掩腋下，系以带条，腰中束革带②。汉武祠石刻画像中 荆轲刺秦王一图（图１６）上的荆轲身穿短　　 衣，秦王所穿者也应为　　 衣，因为据《燕太子》卷下，荆轲刺秦王时，秦王要求听琴声后再死，于是召姬人鼓琴，琴声说：罗縠单衣，可掣而绝 ③。长沙马堆汉墓曾出土一件轻薄透明的素纱　　 衣（图１７），长１２８厘米，袖长１９０厘米，仅重４９克，还不到一两，如除去衣领和袖上较厚重的缘边仅重半两多。据计算，每平方米衣料才不过１２- １３克重，真是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因为这件　　 衣的衣料是纱，又没有颜色，所以称作素纱　　 衣。　　衣与深衣比较接近，但又有区别。《急就篇》：　　衣蔽■布母僔.颜师古注：　　衣似深衣而褒大，亦以其无里，故呼为　　 衣。 任大椿《深衣释例》认为， 布单衣上下通直，不别衣裳，故得通裁之名。后世单衣与通裁同制，若深衣则犹别衣裳，特缝之不使殊耳。此布单衣与深衣又大同而小异耳。 可见，古人服装原本是上衣而下裳，后为方便起见，衣与裳相缝接而成为深衣；再后来则衣与裳上下相通，不再裁断，成立完整的长衣，这就是　　 衣。所以，　　 衣与深衣与其说是服装标准的不同，还不如说是在服装的设计中为了便于裁制和穿用的一种自然的演进①。　　①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1～52页。　　①参见刘占成《秦俑战袍考》，《文博》1990年第 5期；王学理《秦俑军服考》，　　 《考古与文物》从刊第 3号；陈春辉：《秦俑服饰二札》，《文博》1990年第 5期；蔡革：《浅论西汉前期军队的服饰特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 3期。　　②张末元：《汉代服饰参考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92页。　　③《北堂书钞》衣冠部和《太平御览》兵部所引《燕太子》皆作 可裂而绝 ，可见秦王所穿　　 衣较薄。　　４。襜褕襜褕又称 ■褣.扬雄《方言》： 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褣，自关而西谓之襜褕。 许慎《说文解字？衣部》： 直裾谓之襜褕。 它与深衣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衣裳相连， 被体深邃 ；不同之处在于深衣多用曲裾，而襜褕则用直裾。襜褕是在人们内衣得到完善的基础上产生的。从湖北汉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女俑身上可以看到由前折后，垂直而下的直裾之衣。另外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还发现三件直裾衣的实物，衣襟前片接长一段。右掩之后，尚有余出一截，呈垂直之状，穿时折向身背，形成直裾。这种服式在西汉时已经出现，但并不作为正式礼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宫，不敬。 司马贞索隐： 谓非正朝衣，若妇人服也。 可见在西汉时期，襜褕多为妇女所穿，男子偶尔穿此则会遭到人们的非议。说明这种服式在当时还没有普及。到西汉晚期情况有所变化，这时不拘男女都可穿着襜褕。《汉书？隽不疑传》：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衣黄襜褕，着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 至东汉时这种变化更大，据《东观汉记》记载： 耿纯率领宗族宾客二千人，皆缣襜褕絺巾迎上。 二千名宗族宾客在奉迎皇上时全部穿着襜褕，反映了襜褕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张衡《四愁诗》中有 美人赠我貂襜褕 的诗句，说明襜褕中也有高档的时装。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画像石中的人物即穿着宽大的襜褕（图１７）。　　制作襜褕的材料似不受限制，既可用缣帛，又可用锦罽，还有以兽皮制成的。除了祭祀之外，常朝礼见及平时家居都可以穿之①。襜褕与　　 衣类似，只是一般说来比　　 衣要宽大和厚实，常用来御寒。　　５。襦与袭襦与袭都是短外衣。襦是一种及于膝上的绵夹衣。《说文》：短衣也。 但这里所说的短是与长袍之长相对而言的，与稍稍过腰的短衫则不能等量齐观。《急就篇》颜师古注： 襦自膝以下。 则襦之下摆刚及于膝盖。正因如此，襦只能作短外衣用。另外，颜师古还说： 襦衣外曰表，内曰里，著。 则襦当是绵夹衣，所以古诗《孤儿行》曰： 冬无複襦，夏无单衣。 ②《释名》： 反闭，襦之小者也。却向著之，领反于背后，闭其襟也。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释名》所言 如襦而无絮 的单襦， 其袂半襦而施袖 的半袖，形虽似襦，而实际是衫，断非外夹衣之属，不可混为一谈。　　汉高祖刘邦是楚人，好楚服，而楚服多短制。叔孙通穿儒服，褒衣大袍，刘邦看了十分反感。叔孙通见势不妙，顺风转舵，改服短衣楚制，于是刘邦转怒为喜。因此汉代宫廷中崇尚短衣，襦自然也成为贵族子弟中最受欢迎的便服。据《汉书？叙传》记载： 班伯为奉车都尉，与王、许子弟为群，在于绮襦纨袴之间，非其好也。 这些显贵以白色细绫作襦，所以称绮襦。而襦短仅至膝，因而下面必须穿裤子，即所谓 袴.在河南洛阳汉墓出土的空心砖上曾发现身穿襦与短袴的武士图象（图１８）。　　袭是没有著棉絮的短夹衣，又称作褶。《释名》： 褶，袭也，复上之言也。 《礼记？玉藻》： 帛为褶。 注曰： 谓有表里而无著。 这是褶和襦的主要区别。又《急就篇》颜师古注： 褶谓重衣之最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 据此，袭不仅是短外衣，而且其形制当出自左衽之袍的胡服。　　①劳干：《汉代常服述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4期，1953年 6月。　　①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4～55页。　　②《古诗源》卷三。　　６。衫与■衫与■都是短内衣。衫是无袖的单内衣。《释名》： 衫末无袖端也。 《方言》： 汗襦，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禅襦。 郭璞注： 今或呼衫为单襦。 因为汗襦为单衣，所以又称作单襦。又因为衫与其相近，所以在晋代将衫也称作单襦。　　■是无袖的夹内衣。《潜夫论》： 裙■衣被，费缯百缣。 《广韵》：■，短夹衫。 《居延汉简》中有 複■ 一词。《释名》： 有里曰複.据《广韵》所载，还可知■源出于衫，因为外形相同，所以又称作 短夹衫 ①。　　（三）下衣　　秦汉时期的下衣如笼统说来称作 裳 ，即所谓 上衣下裳 ；但如具体说来，则有裈、袴、裙、蔽膝等的差别。　　裈有两种：一种形制短小，称作犊鼻裈. 孙机先生认为犊鼻裈只是一块布，用来缠于腰股之间；周汛等先生则认为犊鼻裈与今天的三角裤有点相同，只用于农夫仆役。在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有一位全身基本袒露的男子身穿犊鼻裈（图１９），在通沟发现的高勾丽古墓壁画中也有类似图象。《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集解引韦昭《汉书注》： 犊鼻裈以三尺布作，形如犊鼻。 司马相如身为文人，按理说不该穿着犊鼻裤，只是因为他爱上了富贵家之女卓文君，而卓文君之父卓王孙又竭力反对这门亲事，并断绝了对卓文君的供给。于是司马相如便和卓文君一道，买一酒舍酤酒，让卓文君当垆，自己涤酒。为了使其丈人出丑，司马相如干脆脱去外衣，在大庭广众面前只穿一条犊鼻裤，最后弄得老丈人非常尬尴，不得不承认这门亲事①。　　裈的另一种是合裆裈. 《释名？释衣服》： 裈，贯也，贯两脚上系腰中也。 《急就篇》颜师古注： 袴合裆谓之裈，最亲身者也。 即指这种裈. 黄文弼先生在新疆罗布淖尔发现的汉代合裆裈长６８厘米，腰围５９厘米，裆高４０厘米， 有两脚，……上通于腰，与裆相连，左右缝之，……前后不相通也。 山东沂南画像石中有这种合裆裈的画面（图２０）。　　袴也有两种：一种是合裆袴. 《汉书？上官皇后传》： （霍）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真有进者。 颜师古注： 服虔曰：' 穷绔，有前后裆，不得交通也。' 绔，古袴字也。穷绔即绲裆袴也。 一般而言，合裆袴和襦相配合，在西汉的空心砖上曾出现穿短襦与短合裆袴的武士（图１８）。但在更多场合中，武士皆穿长袴. 长袴又名大袴. 《汉书？广川惠王越传》说： 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袴，长剑。 在汉画像石上见到的大袴则常与长襦相配合（图２１）。　　①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77～179 页。　　①周汛等：《中国古代服饰习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9页。　　袴的另一种是不合裆袴. 《说文？系部》： 袴，胫衣也。 《广雅？释亲》王念孙疏证： 凡对文则膝以上为股，膝以下为胫。 由此可见袴仅着于腿部，甚至只着于膝以下的小腿部分。清代宋绵初《释服》卷二说：绔 即今俗名套袴是也。 《释名？释衣服》说： 袴，跨也，两股各跨制也。 正是此意。这种袴的两■（或名■、绾，即裤管）并不缝合，所以在汉简中，袴的单位名 两 ，和履、妺（袜）相同，而与袍以领计、裙以腰计者不同。　　在汉画像石中所见男子之袴，多掩于上衣之下，莫能明其结构。但四川宜宾翠屏村七号东汉墓石棺上雕刻的百戏中有作倒立者，此人虽穿袴，然而由于倒立以致上衣翻垂，于是下体外露，可以反映出这种袴的不合裆特点。所以《礼记？曲礼》说： 暑毋蹇裳。 又说： 不涉不撅。 都是因为袴不合裆而避免揭开长衣。《墨子？公孟篇》说： 是犹裸者谓撅者不恭也。 简直将揭衣与裸体等量齐观①。因此，在汉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可不穿袴. 《后汉书？吴良传》注引《东观记》： 良时跪曰：' ……盗贼未尽，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无绔。' （王）望曰：' 议曹惰窳，自无袴，宁足为不家给人足邪？'《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引《东观记》： （黄）香躬亲勤劳，尽心供养，冬无袴、被，而亲极滋味。 又《后汉书？廉范传》说，廉范治成都，改革积弊， 百姓为便，乃歌之曰：' 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平生无襦今五袴.' 成都人以袴相夸，可见当时的袴还不是绝对必备之物①。　　制作裈或袴的原料很多，以织造较为细致的生绢为原料的纨袴一般为上层人士及其子弟所穿，后来纨袴专指上层人家不务正业的子弟。以毛皮为原料的皮袴或韦袴一般象征着艰苦朴素。如《后汉书？马援传》： （援）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 《后汉书？祭遵传》： 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赏赐辄尽与士卒，家无私财，身衣韦袴布被。 为了御寒，裈或袴还可以制成夹的或棉的，如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的汉墓中发现一具男尸身穿棉布袴，这是我国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的棉织品②。武将所穿的袴常绣有纹饰，称为虎文袴. 如《汉官仪》： 虎贲中郎将衣纱縠　　 衣，虎文绵袴.在河南洛阳汉墓壁画的上林苑斗兽图和洛阳汉墓出土的空心砖画面上都出现有武将身穿虎文袴，形制与纹饰基本相同。　　裙是秦汉妇女常穿的下衣。汉乐府《陌上桑》中罗敷的服装是 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辛延年《羽林郎》诗也说： 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 ③《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下衣则穿的是 绣裌裙 ，即绣有花纹图案的里面两层的裙。这种裙不仅工艺精美，而且作料和款式也十分讲究。据诗中描写，刘兰芝穿上这种裙子，腰际纨素的光彩像水波流动一般潋滟生辉。　　她在房中走着纤纤细步，使人看来美不胜收，精妙绝伦。繁钦在《定情诗》中也说，当时妇女最喜欢的馈赠是情人送给的 纨素三条裙 ，即装饰着三条花边的裙子。至于宫中妃嫔美人所穿的裙子则更为精致。曹植在《洛神赋》中描写：洛神膝下拖着轻薄的绢裙。这种绢裙用生丝帛织成，曳在身后轻薄如雾，给人以飘然欲仙、如行雾中之感①。　　①尚秉和：《裤子考》，《国闻周报》第十卷第 33 期，1933年。　　①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37～238 页。　　②新疆博物馆：《新疆历史文物》，文物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17 页。　　③古诗源》卷三。　　劳动妇女如穿长裙，在劳动时需要将长裙撩起，约在胯间使其短些，以便于操作，称作 缚裙 ，这如同穿长袴的男子在劳动时，需要将袴脚提起并约在膝上以便于操作一样，只是后者称为 缚袴 ②。　　蔽膝是一种从大腿至膝部的下衣。《方言》： 蔽膝，江淮之间谓之袆，自关东西谓之蔽膝。 《说文》： 袆，蔽膝也。 《释名》： Ｄ，蔽也，所以蔽膝前也，妇人蔽膝亦如之。齐人谓之巨巾，田家妇女出自田野以复其头，故因以为名也。又曰跪襜，跪时襜襜然张也。 《礼记？玉藻》孔疏： 他服称Ｄ，祭服称韨（同绂）。 这样看来，蔽膝、袆、Ｄ、■是同物而异名（有人认为Ｄ是蔽膝的合音字）。可以想见当时蔽膝的形制与现在的围裙相似，所不同的是：蔽膝稍窄，而且一定要长到 蔽膝 ；并不像围裙那样直接系到腰上，而是栓在大带上。是一种装饰。如将蔽膝放在帝王的冕服上，以表示不忘古制的意思。又如《汉书？王莽传》： （莽）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 ③但从当时的陶俑和画像看，身系蔽膝的妇女大多在进行某种操作，说明蔽膝的重要功能是保护衣服，以免劳动时擦破或弄脏。　　（四）鞋　　袜　　秦汉时期鞋的种类很多，主要有履、屦、舄、屐、舄、靴、麤、靴、鞜等。　　履是单底鞋。《急就篇》颜师古注： 单底谓之履。 以丝制作者居多，《方言》： 丝做者谓之履。 可以制作得很精致，或饰以银珠，或绣以花纹。马王堆一号墓所出遣册之第２６１号简所记 青丝履一两，扁楮（绪）掾（缘）.可与实物相对照。此墓出土的青丝履呈菜绿色，履面用丝缕编织而成。方口，口沿前部缘宽边，扁绪或指这一部分而言。履底则用麻线编结而成（图２２）。这双丝履的头部翘起两尖角，其名为絇. 《仪礼？士冠礼》郑注： 絇之言拘也，以为行戒，状如刀衣鼻。 正式场合一般要求穿履，《释名？释衣服》： 履，礼也，饰足以为礼也。 秦代限制一般平民穿丝履，《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答问》中有 毋敢履锦履 的禁令。汉代逐渐放松，《汉书？贾谊传》： 今人卖僮仆者，为之绣衣丝履。 《孔雀东南飞》中也有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 的诗句。可见当时穿丝履者已较多。　　屦有时与履相同，有时又相异。屦常用多股的粗线编成。《荀子？富国篇》说： 布衣紃屦之士。 杨注： 紃，绦也。谓编麻为之，粗绳之屦也。 在新疆古楼兰遗址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双用红、绿、淡黄等色毛线编的屦，圆口，无絇，口前沿的屦面上编出一条醒目的花边，其位置正与马王堆一号墓中发现的青丝履上的扁绪缘相当，这是一双不同于履的屦。　　舄是有木底的屦，用于久立的礼仪场合或走泥湿地。《周礼？屦人》郑注： 复下曰舄，下曰屦。 《方言》卷四： 中有木者谓之复舄。 《释名？释衣服》： 复下曰舄。舄，腊也。行礼久立，地或泥湿，故复其下使乾腊也。 乐浪彩箧冢出土的东汉革舄（图２３），外涂黑漆，底很厚，内装木楦，楦当中有凹槽，当时应在里面填以松软之物。武氏祠画像中一持节之使臣穿的就是舄，其隆重的服饰显示出他正在从事庄严的使命。但舄的底子太厚，行走时会不太便利，沂南画像石墓中室西壁刻出的舞剑者，竟将舄脱置一旁，可能即基于这种原因。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 ～43页。　　②　　 张末元：《汉代服饰参考资料》，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67页。　　③　　 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北京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 ～31页。　　屐是用木制作的，下有两木齿，形制与今天日本木屐相似。但也有以帛为面的，称作帛屐。其所以下置两齿，以其 可以步泥而浣之.屐较舄更轻便易用，多用于走长路。如《汉书？爰盎传》载，爰盎曾 屐步行七十里.其鞋头之形据《搜神记》载，男者方头，妇女圆头。但实际上往往通用，并无严格规定。屐之贵者作彩画漆饰，鞋面以五色丝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延熹中，京师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初嫁，作漆画屐，五色采作丝。 麤又作蔍，式样很像现代的草鞋。《说文？艸部》： 蔍，草履也。 《释名？释衣服》：屦 荆州人曰麤，麻、韦、草皆同名也.《急就篇》颜注： 麤者，麻枲杂履之名也。 可见它多用麻■结成，方法是底版用两根并排的主绳编成脚版形状，再在底版边缘结上鞋耳，并留出系带，供穿时紧固于足上。这种鞋的别名叫不惜。《孟子？尽心篇》： 舜视天下犹弃敝蹝也。 赵注： 蹝，革履也。敝，喻不惜。 崔寔《四民月令》： 十月作白履，不惜.因为它制作得粗糙，所以又名搏腊。《释名？释衣服》： 齐人谓草屦曰……搏腊。搏腊……粗貌也。 搏腊音转为薄借。《周礼？弁师》郑注中将草鞋绊称为 薄借綦。 音再转则为不借。《释衣服》把它解释成： 或曰不借，言贱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 但 不借 这个名称已见于《急就篇》。《齐民要术？种麻篇》引谚： 五月及泽，父子不相借。 则不借本是恒语，所以不惜、不借二名可以两存。其实物曾在甘肃金塔金关遗址出土。　　靴最适宜于骑马，《释名？释衣服》说： 靴，跨也，两足各以一跨骑也。本胡服，越武灵王服之。 靴最先在欧亚大草原地区的游牧族中出现，它是同胡服一道传入中原的。靴有长筒与短筒的区别，长筒靴多为军官所穿，装饰华丽，绘锯齿纹、草叶纹、卷云纹等；短筒靴多为骑兵所穿，浅帮圆口，后绕较浅，并向后伸出如舌形。在汉代遗物中，长筒靴仅见于咸阳杨家湾所出军官俑脚上（图２４）。　　鞜为革制的扁头方口鞋，《急就篇》颜注： 鞜，生革之履也。 其实物曾在长沙楚墓出土。山西阳高汉墓所出者，式样稍有变化。河北望都１号汉墓壁画中伍佰所着者，看起来更加轻便紧凑，则应为鞮（图２５）。《急就篇》颜注： 鞮，薄革小履也。 以柔皮做成的 头深而兑 的平底鞋则被称作靸①。　　袜在秦汉时期又称足衣，或以革、或以丝、或以布帛制作。《说文解字》韈 字下云：足衣也，从韦。可见当时以皮革作袜者更为普遍。袜高一般有一尺多，上端有带，也称 妺 ，穿时要用带将袜束紧，谓之 结袜.《汉书？张释之传》载：西汉时有一处士王生，善讲黄老之道，曾被召至朝廷。一日，士大夫云集朝廷，王生说： 我的袜带开了。 于是看着廷尉张释之说： 你给我结袜！ 张释之立即跪下给王生老人将袜带结上。后来，有人责怪王生说： 你为何要在大厅广众之中单单侮辱张廷尉呢？ 王生说： 我老且贱，自己揣想终究不能给张廷尉什么好处。张廷尉是当今名臣，我故意让他给我当众结袜，想以此加重他礼贤下士的名望。 由此可见，当时给人结袜多为仆役卑贱者所为。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55～256 页；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92-193页。　　当时人所穿袜多为白色。但《后汉书？礼仪志》载，人们在祭祀时，所穿袜则为红色。即穿绛色袴、绛色袜，以示对神灵、祖宗的尊敬。皇室、贵族所穿的袜多用绢纱制成，且绣有花纹。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绢袜（图２６），新疆民丰汉墓曾出土绵袜。　　秦汉人因有席地而坐的习惯，所以入室内形成脱履的习俗。　《汉书？隽不疑传》中有 胜之　　 履起迎 之句，是说暴胜之在室内，见到客人隽不疑走来，连鞋也来不及穿，立即起身趿拉着鞋迎接客人。当时人进屋脱鞋后，多穿袜行于席上，而要出屋则须穿上鞋。暴胜之因为猝不及防客人已经到来，急于出户迎客，才有此狼狈状。秦汉时人不仅平日入室脱履习以为常，而且上殿朝会也要去掉身上带的剑和足上穿的履。官吏能被皇帝赐给 剑履上殿 的寥寥无几，在汉代仅有萧何、曹操等人能享此殊荣①。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5 ～46页。　　三、饮食　　中国的饮食习俗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存在、发展和传播为整个世界文明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中国的饮食习俗也常被许多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指出： 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至于中国人民饮食之习尚，则比之今日欧美最高明之医学卫生家，所发明最新之学理，亦不过如是而矣。 中国的饮食早在秦汉以前就相当发达，从宋玉《招魂》所描述的当时贵族宴会的一个食谱中可见一斑：家里的餐厅舒适堂皇，饭菜多种多样：大米、小米、二麦、黄粱，随你选用。　　酸、甜、苦、辣、浓香、鲜淡，尽会如意伺奉。　　牛腿筋闪着黄油，软滑又芳香。　　吴厨师的拿手酸辣羹，真叫人口水直流。　　红烧甲鱼，挂炉羊羔，蘸上清甜的蔗糖。　　炸烹天鹅，红焖野鸡，铁扒肥雁和大鹤，配着鲜腻的酸浆。　　卤汁油鸡，蜜馅作饼，又粘又酥香。　　玉色的果子浆，真够你陶醉。　　冰镇糯米酒，透着澄黄，味醇又清凉①。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化和多元化，不仅宫廷饮食和贵族饮食继续改善，而且平民饮食也日益丰富。《盐铁论？散不足》在对比秦汉饮食与先秦饮食的不同时，曾对秦汉饮食的变化情况作过比较详尽的描述。由于原文太长，此处恕不转引。以下拟分概貌、主食、副食、饮料、器具等五方面对秦汉时期的饮食习俗做些介绍与探讨。　　（一）概　　貌　　中国古代的饮食具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等级区别和礼仪规定，人们往往通过饮食活动来辨别君臣、尊卑和长幼等。如何《礼记？礼器》说： 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我们再比较一下平民的饮食之礼，《礼记？乡饮酒义》说： 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宴会上，最为恭敬的长者，也只能享受六盘菜的礼，只相当于一个下大夫平日生活水平，而且平民所享受的这种礼，在实际生活中也未必能够真正落实。另据考古工作者用碳十三来测定古代墓葬中出土的人体骨骼，发现不同阶层的人由于饮食不同，骨骼中的成分就不同，证明了贵族菜肴是以肉类为主，平民菜肴则以蔬菜为主，不同阶层的食谱分划极为显明①。　　①　　 林乃燊：《从饮食中看中国古代的阶级生活》，《中国烹饪》1981年第3 期。　　①　　 蔡莲珍等：《碳十三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 10 期。　　在饮食礼俗方面的规定十分严密，如《礼记？曲礼》认为，凡是陈设餐食，带骨的菜肴须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饮食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右手方。细切和烧烤的肉类放远点，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另要陈设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直的在右。《礼记？少仪》认为，如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天鱼脊向宾客右方。凡是用五味调和的菜肴，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　　在进餐时也有一套繁文缛礼，如《礼记？曲礼》认为，陪长者进餐，如遇主人亲自取菜肴给你时，你应先拜而后食。大家一块进餐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并要保持手的清洁。进餐时还应注意：不要用手搓饭，不要落得满桌是饭，不要流得满桌是汤，不要吃得啧啧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将咬过的鱼肉放回鱼盘，不要将肉骨头扔给狗。不要偏食某种食物，不要将热饭翻来覆去，用手而不用筷子取食黍米饭。不要大口喝汤，不要搅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不要喝咸肉酱。如果客人在搅和菜汤，主人应抱歉说菜肴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吃到酱类的调料，主人应抱歉说食物备办得太少。湿肉可用牙咬，干肉要用手劈。吃烤肉不要一次嚼得太多。饭后，客人应起身帮助收拾碗碟，而主人应委婉地给予制止，请客人再次坐下。《礼记？少仪》认为，与尊长一起吃便饭时，先奉尊长食，同时要等尊长吃完了才停止；不要落得满桌是饭，流得满桌是汤，要小口地吃，快点吞下，咀嚼要快，不要把饭留在颊间咀嚼。　　如果与国君一起进餐，更要注重各种礼仪规范。如《礼记？玉藻》认为，通常按共食的礼节，都由主人先祭，客人后祭，如果君赐臣食，臣可以不祭。　　君以客礼待臣，臣就要祭了，但也得先奉君命，然后才敢祭。上菜以后，侍食的臣子，要代膳宰遍尝各味，然后停下来喝饮料，等国君先开始，才能吃。　　要是有膳宰代尝饮食，就不必品尝了，等国君开始吃就可以吃，但是吃饭也得啜饮以等候国君。国君请用菜的时候，就得一一尝一点，然后才能依自己的爱好来选食。凡是想吃远处的东西，必须先由近处的开始，然后才渐及远处的，这样可以避免贪多的嫌疑。如果国君还没有吃饱，侍食的臣子不敢先饱。国君吃饱了以后，臣下还要对国君劝食，但也只以三次为度。国君吃完离席之后，就把吃剩的饭酱拿出来分给随从的人吃。凡是陪侍尊者进食，都不得放肆，不得吃饱①。　　《汉乐府？陇西行》对汉人接待宾客的情况，曾作过生动具体的描述：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　　 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　　从诗中描写的情景看，当贵客临门之时，家庭主妇要面带微笑，热情地去迎接客人。客人进门以后，主客席地而坐，主妇要直起腰来，抱手当胸，俯身拜跪行礼，接着问安。然后请客人正式入席，把客人让在铺有花纹的毛氈上，就开始饮酒。席上摆好清、白两尊酒，酒尊上放着刻有花纹的酒勺，勺柄要摆向南方。接着主妇先从尊中舀好一杯酒给客人，客人要先表示谦让，主妇则再拜跪表示客气，这才主客各持一杯酒，边饮边叙谈。片刻过后，主妇便要吩咐供饭。饭毕，互相叙礼后，主妇才陪着客人缓步送出。客人出门后，主妇送至大门以内，再不远送①。　　①　　 姚伟钧：《中国古代饮食礼俗与习俗论略》，《江汉论坛》1990年第 8期。　　贵族们在举行宴会时，往往还伴以乐舞百戏来助兴。如山东沂水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中部刻绘着对饮的主宾，他们高举着酒杯互相祝酒。面前摆着圆形食案，案中有杯盘和筷子。主人身后还立着掌扇的仆人在小心侍候。画像石两侧刻绘的便是乐舞百戏场景，使宴会显得隆重而热烈②。又如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饮观舞》画像砖，中间置樽、盂、杯、勺和饮食之器。后面男女二人共席，席前置案，正在宴饮观舞。右边舞者长袖翩跹，左边一人屈身伸掌、拍鼓为节。左后二人，其一抚琴伴奏，另一人为舞者伴唱。《汉书？张禹传》说：张禹的弟子戴崇位至少府九卿， 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筦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可见其宴饮中有妇女对舞，优人奏乐，与画像砖所反映的何其相似！左思《蜀都赋》说： 庭扣钟磬，堂抚琴瑟 ， 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槅四陈；觞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竟，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　　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之上■历；纤长袖而屡舞，翩跹跹以裔裔。 又好像是这个画面的描述③。　　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前室南北两耳室和中耳室，绘有许多厨炊、宴饮和进食场面，并画着管理膳馔、祭祀的共官椽史，充分反映了死者生前 临渊钓鱼，放犬走兔 ， 煎炙齐和，穷极五味 的奢侈生活。这座墓中画有大小厨房五个，饮食场面比比皆是。一座墓中能有这么多的厨房是已发现的汉墓中所罕见的。在各厨房灶、井附近有众多的男奴女婢，忙着汲水、涤器、加薪、切肉、酿造、击牛、宰羊、解兽、炙燔、烹饪等，正为男女主人准备丰盛的美餐，死者真算得上 钟鸣鼎食，侍妾满前 之家，其饮食的丰盛不亚于王侯。厨房内悬挂着兽头、鱼、肉、鸡、肺、肝、肠、雉、兔等鲜腊食物，各种肥美的肉食无所不备。厨房旁有饲养鸡、鹅、鸭等禽舍及供鸡栖的高树，以备随时宰杀和食用。厨房内陈放着釜、食案、碗、列鼎、尊、盒、钵、镬、盆、瓮、勺及满盛耳杯的厨架。食具内盛满各种各样的鱼、肉，以候迎主人享用，或男女奴仆正忙着向主人进奉酒食。宴饮时也常伴有乐舞百戏，有女艺人、男艺人和乐队为之助兴①。　　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出土一幅宴饮石刻画（图２７），长１。５３米、高１。１４米。画面的上缘刻有垂帐，并垂有绶带，其下刻一个帐幕，帐内坐一人，似为墓主，其前刻有长方形大案，案上列有杯盘。画面右边刻四人，其居中一人，衣冠楚楚，作赴宴状。此人的左右各立一人：位于左边的一人双手捧杯；位于其右一人，以手示意，作迎宾状；其身后另立一人，冠戴衣着与赴宴者相似，尾随其后，可能是从属。画面的左边刻一人，席坐，席前刻有杯盘，其右刻二人：其中一人右手端一盘走向墓主；其身后一人，回首看席坐者。画面的下方刻参加宴饮的宾客二人，皆席坐，作答话状，其右有一仆，正在整理炉、盘、杯、樽。此人前后刻有竹笥、盆、壶诸器。画面右下隅所刻数器，图象不清，不知系何器物。从这幅画像石上所刻人物的形象可以清楚地看出：凡身躯高大肥胖、衣冠楚楚的皆为官僚、地主的装束，他们占据画面的主要部位。而手捧杯盘的劳动人民则头戴小冠，在画幅上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偏见在画面上表现得十分突出，显示着封建社会难以逾越的阶级界限。画面表现的仅是宴会之一角，整个宴会规模之大似可想见。这类宴饮图在各地出土的石刻画中比比皆是。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0～102页。　　②　　 王仁相：《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25页。　　③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6 ～87页。　　①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57～58页。　　有在前面大吃大喝的，就有在后面厨房内辛勤操劳的。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中还出土了一幅庖厨石刻画（图２８），原长１。７２米，高０。９２米，规模也很可观。画上共刻１０人，按其操作的程序可分四组：第一组为屠宰。第二组是汲水和洗涤。第三组为烹饪。第四组是把烹调好的食物送上席面。画面的左上角刻肉架二，其上悬各种肉食；架下置牛头、牛腿各一。肉架的右侧刻一蹄足大鼎，鼎腹饰以铺首衔环。鼎裆烈火熊熊，鼎内烹煮肉食。鼎右一人，以棍伸入鼎内搅肉。鼎左一人负薪，向右作行进状，其前刻一灶，灶门可见柴禾燃烧。灶上刻有釜、甑、烟囱。灶侧一人作烹饪状。此图的右下隅刻一带架方井，其上悬有汲桶；井侧立一人，作汲水状。其旁一人，以手端盆，立于缸侧，作取水状。此人与方灶之间刻大盆一、圆形小灶一。图象中部刻有正在煮肉的大鼎。鼎左刻一勺置于瓢内，其下方刻二人，前一人端一盘，盘中盛鱼一尾；后一人端一圆案，其上置有耳杯等物。鼎右刻一人，双手伸向盆中作淘洗状。图的左下方，刻一煮肉大釜，釜下为三足炉，其腹部设有练环。釜左立一人，手持一曲柄勺。釜右一人作曲肢蹲坐状，一手伸向持勺者，另一手伸入盆内作淘洗状。盆前有长方形盘一、小盆一。另外在画像的空间刻各式盆缸多件。这幅画与图２７联系起来组成了连环画，图上在席间端盘子的都是刚从厨房里走出来的。前面大吃大喝的寄生生活与后边汗流浃背的拚力干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庖厨的规模越大，内容越丰富，越显出墓主人生前的富豪气派。同时，图２７上没有表现出来的宴会厅内的其他部分，以及无法表现的饮食的细节部分，都由这幅庖厨石刻画代为补充了①。　　秦汉人每日进餐的次数在不同的阶层中有所不同。皇帝的进餐次数按礼制为每日四次，即平旦食、昼食、晡食、暮食。《白虎通》说： 平旦，食少阳之始也。昼，食太阳之始也。晡，食少阴之始也。莫（暮），食太阴之始也。 贵族的进餐次数为每日三次，如《汉书？淮南厉王传》载，汉文帝时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获罪徙蜀，朝廷特许他全家 皆日三食，给薪菜盐饮食器席蓐 ， 肉日五斤，酒五斗.一般人的进餐次数则为每日二次，如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传食律》和《仓律》所示，大多数人都是早晚各一餐。居延汉简中 朝三升，莫（暮）三升 的记载和《礼记？丧大记》中 朝一溢米，夕一溢米 以及《汉书？晁错传》中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 的说法也反映了当时一般人每日两餐的情况。　　汉代人赵岐在《孟子？滕文公》的注解中认为每日两餐中的早餐称作 饔 ，晚餐称作 飧.早餐的时间大约将近午时，汉代人称 隅中.《淮南子？天文训》说： （日）至于衡阳，是谓隅中。 衡阳在我国南方， 隅中 是指当太阳运行至衡阳时，时间将至正端午时，所称 隅中.早餐就是在这个时间开饭。《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攻进关中后，欲独霸关中，项羽后至，闻讯勃然大怒，于是下令说： 旦日享士卒，为击破沛公军。 旦日，即指太阳刚刚出来的时辰，此时按当时习惯，本不是开饭时间，但项羽一怒之下，为了尽快进军关中，击破刘邦军队，于是立即下了提前开饭的命令。这种提前下开饭令的情况，大约不在非常情况下不会如此。晚餐除了称作 飧 外，也称作　　食 ，其时间大约是在申时，即今午后三至五时。当时人吃的晚餐多是早餐剩下的熟食，稍一加热便可。所以《说文》对 飧 的解释是 食之余也.因为汉初在中原广大地区的炊具还是鼎、鬲、镬等青铜器，质地厚重，用火做饭很不容易，因此，晚饭往往只能吃早餐的剩饭。《史记？吕太后本纪》载： 日　　 时，遂击产。 当时周勃、陈平等诛灭诸吕之乱，正是利用吕产军队吃晚餐之时，猝不及防地给其以突然袭击，才击溃了吕产军队，从而夺取了吕氏军权①。　　①　　 安金槐等：《密县打虎亭汉代画像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期；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55～157 页。　　（二）主　　食　　中国自古以来便以农业发达而著称于世，秦汉时期的农业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农作物品种繁多。粮食作物以所谓五谷或九谷为主。　　五谷依《礼记？月令》所记，是麻、黍、稷、麦、豆，与《汉书？食货志》、《周礼？疾医》郑注的说法相同。但郑玄在《周礼？职方氏》的注里，却又说五种谷是黍、稷、菽、麦、稻，这又和《素问？金匮真言论》、《淮南子？修务训》高注的说法相同。两种说法的不同点在于后一说以稻取代了前说中的麻。应该说前一种说法基本上概括了先秦时期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而后一种说法基本上概括了秦汉时期主要粮食作物的种类。因为先秦时，北方的水稻尚少。西周铜簠的铭文中常称 用盛稻粱 ；《论语？阳货》记孔子的话说： 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 可见当时对稻的珍视。汉代在江南各地已广泛种植水稻。江陵凤凰山汉墓所出简牍中记有粢米、白稻米、精米、稻　　 米、稻粺米等各种稻米的名称，反映出它是当地重要的主食。洛阳、陕县等地所出陶仓上也常标出其中盛的是稻 或 白米 ，可见这时北方的稻已渐多。麻则指大麻，大麻雄雌异株，枲是雄株，纤维的质量好；苴或茡是雌株，产籽。麻籽虽甘润宜人，然而产量低，出油率也不高。所以就逐渐从重要谷物的行列中被排除了。至于九谷，说法也不一致。《周礼？大宰》郑众注以为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郑玄注则以为九谷中无秫、大麦，而有粱、苽。苽是菰草的籽，古称雕胡米，产量很低，宋以后已不复培育。黍、稷、粱、粟、秫，指的是或粘或不粘的各种谷子。出土时，谷物多已炭化或仅存朽痕，但在随葬的仓囷模型的题字上却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如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九件陶仓上标出的谷物名称，虽然不等于古文献中的九谷，却大体可以代表汉代最主要的谷物种类。除了１６世纪以来引入的美洲作物外，我国传统的主要粮食作物在汉代已经具备。虽说粮食不易保存至今，但也并非没有例外。　７０年代在湖北江陵凤凰山１６７号汉墓陶仓里发现的稻穗，出土时色泽鲜黄，穗、颖、茎和叶的外形完好，籽粒饱满。　　经鉴定为粳稻，可能是一季晚稻。它的农艺性状和穗长、千粒重、谷粒形状等同现代粳稻相似，只是每穗的粒数只及现代品种的一半。表明汉代水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可能只及现代的一半左右①。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7 ～98页。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 页。　　在秦代，南方的主食以稻为主，而北方的主食以粟为主。粟是黍和稷的总称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粟就是产量最大也是秦人最常吃的食品。秦穆公时，晋国大旱，向秦借粮，秦 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②。另据《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仓律》所载，当时栎阳粮仓储粮 二万石一积 ，咸阳粮仓储粮 十万石一积.其中仅粟一种就分为黄、白、青三项不同加工种类收藏。秦国粟量之多可见一斑。秦人对麦的种植不感兴趣，因此，麦子的种植和食用远没有粟普遍。以至到了西汉中期，仍然是 关中俗不好种麦 ③。对于菽，秦人是看不上的。秦相张仪就曾轻蔑地说： 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饭菽藿羹。 ④另一位秦相范雎为了报须贾害己之仇，在须贾来秦国见他时， 坐须贾堂下，置莝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 ⑤从上述情况来看，转为农业经济之后，秦人以食粟为主⑥。　　在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种植大小麦为最多，其次是粳稻、黍、粟；北方草原地区以种植荞麦、高粱为主；西北高原地区以种植黍、粟为主；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最多。这种因地理气候的差异而形成的几个不同作物区，至迟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各作物区种植的主要谷类成为各作物区人民的主食来源。　　从收成的原粮变为食用的口粮，要经过一系列加工。汉代人粮食加工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我国农村至今仍可见到的杵臼、踏碓、风车、石转磨，在汉墓中屡有发现（一般是模型明器）。以杵舂臼的脱壳去秕的技术，出现较早，汉代时仍广泛使用；踏碓、风车以及手推和畜力牵动的石转磨，可能都是西汉时发明的。此外，据桓谭《新论》记载，东汉初还有役水而舂的水碓，但未见实物出土。这四种工具，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其他地区恐怕还没有使用或很少使用。广州发掘的４００多座汉墓表明，岭南终汉代之世，谷物脱壳只知用杵臼，去秕只知用簸箕飏去。其他边远地区大体上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但不论采用什么工具加工，汉人已掌握把谷物磨成粉末或舂成粉末的技术，马王堆汉墓遣策中就有用黄米面做成的 黄粢食.洛阳汉墓陶仓上有 大麦屑题字，说明麦麸已从麦粉中分出，移作他用。但是，汉人是否能使谷物粉末发酵，例如把小麦磨成粉，经发酵后做馒头，现在还无法从考古资料中得到证明。《事物纪原》卷九 馒头 条说，馒头始于诸葛亮征孟获时。但据洛阳出土陶器上有 大麦曲 、 小麦曲 、 曲 、 蘖 题字，知汉人已用麦曲作为酿酒的酵母，由此或可间接推知，汉人掌握制作发酵的面食的技术可能要早于诸葛亮南征的三国时期，虽然这种发酵的面食不一定就是馒头。　　汉代人的食粮，依加工精粗的不同分为四等，粗米叫粝米，依次叫糳米（粲米），毇米（稗米）、御米。加工消耗率大约是：原粮１０Ｏ升，舂为粝米６０升；舂为糳米５４升；舂为毇米４８升；舂为御米４２升。劳动人民吃粝米，精米供各级统治者食用。　　①　　 另据《尔雅》孙炎注、粟与稷同义。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汉书？食货志》。　　④　　 《史记？张仪列传》。　　⑤　　 《史记？范雎列传》。　　⑥　　 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 4期。　　汉代人每人每月的食量（以粝米为准）与现代人差不多，大体是：丁男月食１０。８斗至１２斗，折合今１８。９６- ２１。０６公斤；大男（１５岁以上的男性）　　月食１０。８斗，折合１８。９６公斤；大女（１５岁以上的女性）、使男（７岁至１４岁）月食７。８斗，折合１３。６９公斤；使女（７岁至１４岁）、未使男（６岁以下）月食６斗，折合１０。５３公斤；未使女（６岁以下）月食４。２斗，折合７。３７公斤。　　汉代人以豆麻类作物为食粮也很普遍。洛阳、长沙出土的豆麻类作物有大豆、赤豆和大麻子。《广雅？释草》： 大豆，菽也；小豆，菽也。 品类很多。汉人所食的大豆以黄豆、黑豆为主，小豆以赤豆为主①。　　西汉史游《急就篇》中 饼饵麦饭甘豆羹 的说法，说明中国古代以饼、饭和粥为常用主食的饮食传统，早在汉代就已形成。　　先秦时期虽有饼的雏形的饭食，但当时还不称为饼。《楚辞？招魂》中的粔籹 属于饼类的馓子，但仅是局部地区的个别食品。西晋束皙在《饼赋》中也说《礼记？内则》中无饼类食品，认为： 饼之作也，其来近矣.束皙所说的餢飳 、 狗舌 、 豚耳 等饼食多属汉代以来的食品②。汉代的饼是面食的通称，凡以面粉加工的食品，在汉代都是以饼为名。各种饼的区别，往往由其加工方法或附加原料来确定，如蒸成的馒头和包子等叫蒸饼，水煮的面条和面块等称为汤饼，烧成的大饼叫烧饼或炉饼，油炸的叫油饼，加有芝麻的叫麻饼等。古籍中有关饼的记载首见于《三辅旧事》，书中载：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后，将他的父亲从故乡沛县（今江苏北部）迎到长安，住在高大的皇宫之内，谁知老汉享不了这个清福，过不惯宫廷里的生活，总是忘不了自己在老家时的悠游自在。高祖无法，又不能再将父亲送回沛县，只得下令把老家的屠夫、卖酒店家及其他商人都迁到关中，在离长安不远的地方新建起一座县城，称为 新丰县 ，把老汉送到这县城去居住，就像领略故地风光一样。在迁来的商人中自然有卖饼的，大约刘老汉有爱吃饼的嗜好。现在陕西人吃的面食，说不定有些品种便是因为这个原因来自苏北地区呢！　　皇帝的父亲爱吃饼，臣民的父亲也爱吃饼。肖彪当上巴郡太守之后，将父亲接到自己身边供养。这老汉十分爱吃饼，肖彪常用车载着他到街上去买饼。老汉坐在车上，太守亲自把饼买来进给他，也算是孝心一片。有些官员见卖饼有利可图，也做起发财的梦，西汉就有个叫张贵的芝麻官，为干这违法的勾当，以至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受到了严厉制裁。　　汉代一般官吏也都爱吃饼，殿中对值班的尚书郎还以饼为美食招待，据说这种待遇比皇帝差不了多少。皇上自然也是极爱吃饼的，汉质帝刘缵就因吃饼后肚胀而丢了性命。光武帝刘秀则因为有人在危难时送过饼给他吃，后来便拜之以都尉，飨以厚禄。　　汉代人所食面饼，最常见的当为汤饼和蒸饼。汤饼为水煮的面片和面团，或者是将蒸饼掰碎后再煮而成，现在的陕西人称为 泡馍.当时的蒸饼未经发酵，食后不易消化。由于汉代以前中国就有了不下五千年历史的蒸食技术，所以面食很容易发挥甑蒸的长处而得以迅速发展，馒头便成了北方人的主食之一，尤其是南北朝时掌握了发酵的技术以后更是如此。这个传统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与西方饮食相区别的因素之一。西方蒸技晚出，烤技发达，同样是面食，西方却以烤法见长，制出了面包。这一蒸一烤，甚至可以看作东西方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①。　　①　　 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 1期。　　②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8 页。　　在汉代饼类食品中，还有一种由西域传来的胡饼，即今日烧饼，因其制作之法来自西域，故名。汉代随着丝绸之路开辟，西域胡人不断内迁，西域的生活习俗诸如食胡饼之俗也传入中土，引起汉人的注目和仿效。《御览》引《续汉书》载： 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 汉末赵岐避难，逃之河间，又转诣北海，常于市中贩胡饼。由此可知，汉末不仅达官显贵喜食胡饼，而且京师百姓甚至边境地区之人也爱食胡饼。迄止唐代，胡饼已遍及全国各地。关于这种胡饼的特点，白居易在《寄胡饼与杨万州诗》中曾有生动反映： 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 这说明胡饼与蒸饼不同，它采用炉烤而不是笼蒸的方法①。　　汉代的平民当然没有太多的机会吃饼，依然要按更古老的 粒食 传统，把麦子等谷类直接做成饭和粥来吃。这不仅省却了繁杂的加工程序，而且能充分利用谷类，可以连带麦麸皮食用。难怪一些官吏为了标榜自己清俭的节操，也时常吃麦饭，史籍上往往还作为美谈加以记载。已佚的谢承《后汉书》说： 左雄为冀州刺史，常食干饭；司马苞为太尉，常食漉饭；李固为太尉，常食麦饭。 当官吃麦饭，有时还会受到赞扬。如孟宗在御筵上作呕，吐出了上顿所吃的几粒麦饭，使皇帝感到十分惊讶，连连叹道： 至德清纯如此！ 名士井丹也好以麦饭为常食，有一次到权贵阴就家中作客，阴就命人以麦饭葱叶相待。不过这次井丹却一反常态，偏要了盛馔享用。丞相公孙弘生活十分节俭，对手下的人也要求很严，一个旧相识在他府中做事，只得到吃麦饭盖布被的待遇，心里十分不满，说是这些吃的用的自己并不是没有，要是为了这种待遇谁会投奔你丞相呢！他还处处散布谣言，说公孙弘 内服貂裘，外服麻枲；内厨五鼎，外膳二肴 ，他的俭朴都是假象。公孙弘得知此事，摇头叹息道： 宁逢恶宾，不逢故人。 幕僚都不甘心吃麦饭，可见官僚阶层以麦饭为食的人实在不会太多。　　麦饭蒸熟后曝干，可作干粮，称为糗糒. 《汉书？李广传》说兵士所食糒，其壮如粗砂，便是指的这种干饭。干饭既可用水泡软了吃。也可一边饮水，一边干嚼。《东观汉记》说： 张禹巡行守舍，止大树下，食糒干饭屑，饮水而已；又说 贺玄字文弘，为九江太守 ，自带干粮到县里视察，不吃县官准备的盛筵，这事发生在汉代，真是难能可贵①。　　还有一种用菰米做的雕胡饭也颇具特色。雕胡饭在秦汉时期以前就已出现，宋玉《讽赋》有 主人之女为巨，炊雕胡之饭 的记述。汉代司马相如《子虚赋》 东蔷雕胡 ，枚乘《七发》 安胡之饭 等也都是指的雕胡饭。　　《西京杂记》里有个故事说：会稽有个人名叫顾翔，自幼丧父，侍秦母亲特别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雕胡饭。顾翔常常领着子女到处采集菰米。后来干脆引水凿渠，自己种植菰米供养老母。顾翔家靠近太湖，由于被顾翔的孝行所感，湖中以后自生出雕胡，别的任何杂草都不长了，连虫鸟都不敢到太湖来侵害菰米。顾翔于是得有充足的菰米来供养老母。郡县官员得知此事，特到顾翔家进行表彰。这个故事进一步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菰米饭就是一味为人们喜欢的食品。雕胡饭 芳香甘滑，唐宋时期更受到诗人文士的青睐。　　王维 香饭青菰米 ， 楚人菰米肥 ，李白 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杜甫 滑忆雕胡饭，香闻锦带羹 ，皮日休 雕胡饭熟醍醐软，不步高人不合尝 ，陆游 二升菰米晨炊饭，一碗松灯夜读书 等，都是对雕胡饭的赞美①。　　①　　 王仁湘等：《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29～131 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9 ～70页。　　①　　 王仁湘等：《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31～132 页。　　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的一幅庖厨图（图２９），灶前有庖人正在用烧火棍操作火，灶后只见烟气滚滚，甑顶则蒸气腾腾，甑中可能正在蒸饭。从《说文？食部》和《周礼？廪人》郑注等史籍看，秦汉时期吃麦饭和粟米饭等习俗广泛存在②。　　平民的常食除麦饭和粟米饭等之外，还有豆粥，就是《急就篇》所说的 甘豆羹 ，既可以是纯豆熬成，也可以是米豆合煮。遇到灾荒之年，官府有时便以豆粥赈济饥饿的穷人。公元１９４年，关中遭灾，谷一斛卖到５０万钱，豆麦一斛２０万钱，民不聊生。汉献帝派一个叫侯汶的侍御史 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 ，虽经救济，但死者仍然不计其数。献帝心生疑问，断定抚恤不实，结果下令打了侯汶５０板子了事。与此相对照，也有廉洁奉公的官吏。　　《后汉书？独行传》说，有个会稽人叫陆续，官至本郡户曹史，管理户籍。　　当时遭逢饥荒，太守让陆续安排煮粥给灾民吃。陆续一面分粥，一面问灾民的姓氏。事后太守问救济了多少饥民，陆续随口说出了六百多人的名字，一点不差，太守深感奇异③。　　当然， 饼饵麦饭甘豆羹 的说法在汉代主要反映的是北方地区的饮食传统，而在南方地区则流行以稻米为原料的各种主食品。　　（三）副　　食　　秦汉时期的副食主要有肉食和蔬果两大类，此外，值得提及的还有豆腐。　　秦代人的肉食是以牛、羊、狗、猪为主。据《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秦代都城咸阳即设有酱肉店、干肉　　.其中被视为 简微耳，浊氏连骑 的胃脯，即以羊胃加入五味佐料，制成酱肉进行出售，以致卖肉的浊氏，家累千金，出入连骑，富比王侯。秦代人们还普遍喜欢吃狗肉，所以当时出现了以屠狗为业的人。秦末，跟随汉高祖刘邦南征北战的大将樊哙，微时即 以屠狗为事.燕太子丹当年派来秦国行刺的刺客荆轲，非常爱喝酒。他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 ①。从这些记载可见秦人的肉食比较丰盛，大概当时一般的城市自由民在喝酒时，吃一些酱肘子、酱肉，已形成生活习惯。正因如此，所以他们对不同肉食的品尝能力也相当高。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从战国末年开始，秦人便有了 三群之虫，水居者腥，陆玃者臊，草食者膻 的看法②。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3 ～94页。　　②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37页。　　③　　 王仁湘：《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第 1册，台湾中华书局 1990年版，第 132页。　　①　　 《史记？刺客列传》。　　②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52 ～53页。　　汉人的肉食，仍然是以牛、羊、猪、狗为主。但仅人沿袭周礼，以牛、羊、豕（猪）为三牲，祭祀或享宴时三牲齐备称 太牢 ，如刘邦过鲁，以太牢祭孔。太牢是当时最隆重的礼。如果只用牛羊叫 少牢.平常除祭祀等外，不食肉，如王吉去位家居，即布衣疏食。 关西孔子 杨震子孙尝疏食步行。而居丧期间，更不食酒肉。如东汉申屠蟠，九岁丧父， 服除，不进酒肉十余年 ③，为乡人称颂，而昌邑王刘贺在昭帝居丧期间不素食，而成为霍光废君的理由之一。如果平时食肉，则被人斥责为奢侈。《礼记？王制》上规定： 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郑玄注： 故谓祭、享。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安定、富裕，人们对肉食的欲望愈来愈高，屠羊杀狗，渐渐地习以为常。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写道：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 杨恽虽曾经被封侯，广有产业，但此时他已被废为庶人，声称 戮力耕桑.他这里以说 烹羊炰羔 ，应是一般失意官吏的普遍生活水平。　　《盐铁论？散不足》也说，当时民间招待客人，鱼肉重迭，烤肉满桌，还有鱼鳖、鹿肉、鸡蛋、鹌鹑排列着，以及鱼肉酱、醋，可谓味丰味美。至于达官显贵更为重视口腹之欲，山珍海味无不厌饱，尤喜欢赶时令，尝新鲜，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食品。春天的小鹅，秋天的小鸡，冬天的葵菜、香菜、嫩姜、紫苏、木耳等都是他们喜爱的食品。当此之时在京师长安以及各地重要城市里，街道铺店里到处是熟食、菜肴，闹市上摆着蒸猪、韭菜炒鸡蛋、切得很细的狗肉、马肉、煎熟的鱼，切好的肝、咸羊肉、冷酱鸡、马奶酒、咸鲍鱼、热米饭、炸肉，应有尽有①。　　１９７８年在山东诸城凉合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墓中有一幅庖厨图（图３０），十分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地主庄园的饮食盛况，是目前所见到的最完整、最全面的一幅有关汉代人进行庖厨活动的画面。此画像石高１。５２米、宽０。７６米、残厚０。２３米。有宰牲、炊庖、酿造等组。宰牲方法如宰羊用刀捅耳根；宰牛、猪时，先用锤或棒将牛猪砸昏后再杀。炊爨，则有人劈柴，有人烧火，有人汲水；另一画面，大缸上放一木架，上置一盆，似是酿酒。厨房中人数最多、最忙碌的就是烧烤肉串了②。　　在四川出土的大量画像砖中也有不少庖厨图。如在四川德阳县出土的庖厨画像砖，图上肉悬于架，釜炊齐备，厨役们有的切肉，有的于灶上烹调，忙碌地为宴饮准备佳肴。又如在四川彭县出土的庖厨画像砖，图中一人执扇煽薪煮食，后两人坐于长条短案旁切肉，身后的架上悬挂畜肉；其旁有四重矮几，皆置放碗碟。三个庖丁大概也正在准备佳肴①。　　汉代最重视食牛肉。《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富人祈望山川时 椎牛击鼓 ，中者 屠羊杀狗 ，贫者 鸡豕五芳.可见在肉食中牛以下为羊、狗，再下为鸡、豕。《国语？越语》谓勾践奖励生育， 生丈夫（男），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 反映出自东周至西汉前期，犬肉比猪肉更被看重。但到了西汉后期至东汉，猪价却超过犬价。《九章算术》卷八说： 豕一头九百， 或说 三百。 而同书卷七说： 犬一头一百。 犬价已远逊于猪价。总的说来，肉食这时在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小的。《论衡？讥日篇》说： 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数千头。 依《周礼？牧人》的说法，六畜指马、牛、羊、豕、犬、鸡。但马是 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②，不轻易宰杀，不当在食肉用畜之列。所以《论衡》所谓六畜，大约是《周礼？医职》中举出的牛、羊、豕、犬、雁（在这里泛指禽类）、鱼。全国每天宰杀六畜的总和才有数千头；即便认为指的都是大牲畜，但以人口平均，每万余人亦仅杀畜一头。所以劳动人民的食肉量更少，只能 食蔬粝，煮荤茹，媵腊而后见肉 ③，更不要说 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④了。⑤也正因肉食在当时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蔡文姬远嫁匈奴后，过不惯匈奴以肉食和奶制品为主的生活，哀叹道： 饥时肉酪兮不能餐，冰霜凛凛兮身苦寒 了。　　③　　 《后汉书？申屠蟠传》。　　①　　 韩养民：《奏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7～108 页。　　②　　 任日新：《山东诸城汉墓画像石》，《文物》1981年第 10 期。　　①　　 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象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2 页。　　但汉代肉食品的种类比以前却有所增加，这在马王堆汉墓中有所反映。　　墓中的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还有现在长沙地区已经绝迹的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有一个竹笥里，整整齐齐地放置着两只华南兔。有一个竹笥里，层层叠叠地堆积着数十个鹌鹑和竹鸡。有些小鱼，经过文火烤焙，然后用竹签串着，一串一串地放在竹笥里。一、三号墓内各有一竹笥鸡蛋。一号墓竹简记载为 卵一笥.笥内蛋黄蛋白干涸成纸页状，蛋壳仍大块大块地保存着。三号墓竹简还记载 卵一笥九百枚.笥内的蛋只剩下壳内的膜了。这些肉食品，都是经过轪侯家厨师精心烹调，然后入葬的①。　　关于这些肉食品的烹调方法，墓中遣策所见的有羹、炙、炮、煎、熬、烝（蒸）、濯、■（脍）、脯、腊和醢、酯、苴（菹）等，据有关资料推测和分析，其大概是如此：羹，就是肉汤。马王堆汉墓遣策所见有■羹、白羹、巾（堇）羹、逢（葑）　　羹和苦羹。■羹即大羹，是只放肉不加五味的纯肉汤。遣策记■羹有九种：牛首■羹、羊■羹、鹿■羹、豕■羹、豚■羹、狗■羹、凫■羹、雉■羹、鸡■羹。白羹是加米屑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牛白羹、鹿肉鲍鱼笋白羹、鹿肉芋白羹、小菽（小豆）鹿胁白羹、鸡瓠菜白羹、鲫白羹、鲜■藕鲍白羹。中羹是加葵菜（冬葵）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狗巾羹、雁巾羹、鲫肉藕巾羹。逢（葑）羹是加蔓青叶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牛逢羹、羊逢羹、豕逢羹。苦羹是加苦荼的肉汤。遣策所见有牛苦羹、狗苦羹。　　炙，是将兽肉去毛，用竹签（或铁签）贯穿成串，悬于火上烧烤。遣策所见有牛炙、牛胁炙、牛乘炙、犬胁炙、犬肝炙、豕炙、鹿炙、炙鸡。墓中有炙烤过的用竹签串连的狗肋骨、猪肋骨。各地出土的汉墓壁画和画像石上也经常有炙烤兽肉的画面。　　炮，是将兽类不去毛、裹泥，放火上烧烤。遣策所见有胫勺（炮）。洛阳汉墓陶壶上有朱书 炮豚一钟.煎、熬，作法略同。放食物于釜锅中，下面生火，使干，至熟叫煎。熬，还要在食物上放桂、姜、盐等佐料。遣策所见有煎鱼、熬豚、熬兔、熬鹄、熬鹤、熬凫、熬雁、熬雉、熬鹧鸪、熬鹌鹑、熬鸡、熬雀。　　②　　 《后汉书？马援传》。　　③　　 《盐铁论？孝养》。　　④　　 《汉书？食货志》。　　①　　 何介钧等：《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2 页。　　烝（蒸），如同现在的作法：放食物于甑中，离水隔火，以水气炊熟之。　　遣策所见有烝鳅、烝■、烝　　.烝煎的食物似乎都是鱼类。　　濯，今俗作炸。先熬油（当时只有动物油）至热（或煮水至沸），再投所煮之物于热油（或沸水）中。遣策所见有牛濯胃、牛濯脾含（舌）心肺、濯豚、濯鸡。　　■（脍），《说文》 脍，细切肉也 ，就是把肉类细切生吃。《论语？乡党》： 脍不厌细 ，即指此而言。日本至今仍流行这种吃法。遣策所见有羊脍、鹿脍、鱼脍。　　脯，就是咸肉条或咸肉片，不加姜、桂，只抹盐晒干而成。遣策所见有牛脯、鹿脯、牛胃脯。洛阳汉墓陶敦上有墨书 鸡脯万斤.昔（腊），是将兽类去毛，经火烘烧，再晒干的干肉。遣策所见有腊羊、腊兔。　　此外，还有醢、　　 、苴（菹）。醢就是肉酱。先把肉剁碎，拌以盐和香料制成。　　 就是鱼酱。菹就是腌制瓜菜，如同现在的酱菜、酸菜、果酱。汉初诛杀大臣，其尸体往往被制成醢，分赐各地诸侯品尝。　　与烹调技术密切相关的是调味品和对兽肉的选择、切割。遣策所见的调味品有盐、酱、醯（醋）、豉、曲、糖、蜜、姜、葱、韭、桂皮、花椒和茱萸。供食用的兽肉以幼小者为佳，小狗一龄以下为佳，幼猪初生二月到半龄左右为佳。成体者次之，老成个体未见。牲体以肩、胛、肋、脊瘦肉为佳。　　■（脊肉）、胾（瘦肉）、肤（瘦肉带皮稍肥），就是指对这些部位的切割法。兽类的舌、胃，也是人们嗜爱的佳品①。　　秦汉人常吃狗肉，烹制狗肉的技术就精益求精，用狗肉制作的名馔也推陈出新。《盐铁论》中记载汉代的 狗■ ，曾是名噪一时的佳肴。 狗■ 是切成薄片的狗肉，为一种适口的下酒菜。这款名菜的出现，可能与孔子训诫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有一定关系。吃狗肉已不是整条烧烤，而是变得精工细切了。 庸脯 即狗肉脯，其作法大致是将狗肉片沉于沸汤中煮后捞出，撒上花椒末、生姜粉晒干，再调上各种调味品而制成的一种美味狗肉干儿。这种狗肉制品在市肆间出售，往往被一抢而空。汉代还有一款载入《食经》的狗肉名馔，叫做 犬■ ，据《齐民要术》说，它的作法是：３０斤狗肉，６升小麦，６升酒，合起煮到三沸。换过汤，再用３升小麦，３升酒，将肉煮到骨肉分离。打破３０个鸡蛋，放进肉里，然后把肉裹起来，放在甑里蒸到鸡蛋干透，用石头压榨一夜就可以吃了。值得注意的是，《埤雅》里有这么一段话： 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曰羹献，而礼有犬羹。 这是说狗肉作羹，可以保持原汤原味，也可以减少养料的损失①。　　①　　 黄展岳：《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第 1期。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3 页。　　羊肉可以作羹汤吃，也可以加姜椒盐豉等，串在钎子上进行烧烤，更可以加上佐料放入釜中煎熬吃。而其中尤其以烧烤吃，肉香诱人，别具滋味。　　《汉代画像全集》初集中有两幅描摹汉代人烤肉情况的画像石。一幅选自朱鲔墓室画像石，一幅选自孝堂山墓道石刻。朱鲔生活在西汉末到东汉初，从他墓中发现的烤羊肉串画像当属汉代生活的真实反映。这幅画画着一人，头戴尖顶小帽，身穿长襜褕，蹴在火炉旁，一手拿着穿有肉串的烤肉钎子，举在火上烧烤；一手拿着长方形扇子在炉旁呼呼地扇火。而著名的孝堂山墓道石刻，其画像当属东汉顺帝初年生活的反映。这幅画画着两个好似主客关系的人，席地坐在火炉两侧。一人手中各拿两根羊肉串，举在火上进行烧烤。　　而火炉的形制又与朱鲔墓画像石上的烤肉炉不同。这只火炉下有双腿支撑，炉身呈长方形悬空中。朱鲔墓画像石之烤肉炉呈圆筒状坐地上。腰部稍细，顶部稍阔。此外，在马王堆一号墓也出土过烤肉炉用的扇子。在一些摹写起居、宴饮的汉画像石中，也经常可以见到烤肉的场景。由此可知，到了汉代烤羊肉串已成为宴饮中必备的食品②。　　五侯鲭 是汉代颇有声名的菜肴，五侯指汉成帝母舅王谭、王根、王立、王商、王逢五人。因他们同时封侯，所以号称五侯。 鲭 同 ■.据《太平广记》采摘《语林》、《世说》、《西京杂记》等记载，王氏五人，同日封侯，他们之间互有矛盾，各不相让，以致各家的宾客之间也不好随意来往。惟有楼护这个人，知识渊博，善于言辞，常去各家进行调解，进而博得了五侯的欢心。于是他们都争着置办珍馐佳肴宴请楼护，楼护便集王氏五家之长，创制了一款菜肴，其味胜过奇珍异馔，时人谓之 五侯鲭.关于它的烹制法，史籍各持其说。杨慎《异鱼图赞》卷三说： 江有青鱼，其色正青，泔以为酢，曰' 五侯鲭'.泔一般指米泔，但还有作烹和之意解释的。 酢 即古 醋 字。按这种记载，五侯鲭 的原料是青鱼，烹制时离不开醋。用青鱼、鲫鱼、鲤鱼做汤，本来是很鲜美可口的，不过鲜活的鱼类，一般都有腥味、烹制时加入适量的醋，可以除去腥味。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 五侯■法 是： 用食板零揲杂鲊、肉，合水煮，如作羹法。 这样看来，五侯鲭原是一种用鱼和肉为原料的 杂烩.这种说法与《语林》 乃试合五侯所饷之鲭而食 的记载倒是十分吻合的，似可体现出它是 集五家之众长 的佳肴。后世多称美味佳肴为 五侯鲭 ①。　　秦汉时期的著名菜肴，除了上述各种外，据《盐铁论》所载还有以下几种：枸豚韭卵，枸杞子炖小猪肉和韭菜炒鸡蛋。这两个菜，在西汉时就已经开始有了。　　马朘，专以马鞭肉制成的特殊菜肴。　　羊腌鸡寒，腌羊肉和凉酱鸡合拼的菜点。蹇膊庸脯，是驴肉干和狗肉脯。　　其作法是沉肉于沸汤中，捞出后以椒末、姜粉曝使燥，调入五味调料，味道十分鲜美。　　胹羔，煮得熟烂的羊羔肉，香嫩可口。　　豆饧，即饴糖豆酱一类的甜食品。　　鷇膹雁羹，是带汤的炖嫩雀和大雁肉羹①。　　当时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的肉食品有其独到的特点，据三国时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当地的肉食品以水产动物为主，共列举了９０余种，如鹿鱼、海稀、鲼鱼、大鱼、镊鱼、乌贼、鲮鱼、比目鱼、人鱼、鱲鱼、虎鱲、石首鱼、鱼牛、槌额鱼、海？、黄灵鱼、■鱼、鱼、印鱼、■鱼、奴屩鱼、寄度鱼、邵鱼、鱬鰗鱼、伏念鱼、■鱼、陶鱼、戴星鱼、■鱼、机杼鱼、■鯺、土奴鱼、新妇鱼、鲲■鱼、鈆刀鱼、虾蟇鱼、弓鱼、■■鱼、黍鱼、■鱼、土拌鱼、■鱼、鰧鱼、琵琶鱼、黄雀鱼、■鱼、井鱼、镜鱼、含光鱼、■鱼、吹沙鱼、婢屣鱼、铜吮鱼、鼠鱼、三蝬、蚶、蛎、蛱燮、移角、鲤鱼、姑劳、羊蹄、芦雉、乌头、下来蝛、石砝、玉■、倚望、竭樸、沙狗、芦虎、招潮、石蜠、蜂江、海月、土肉、阳遂足、蝞、■、■　　 、黿鱼、晬鼊、瑟■、海■、鼂、陵龙、鵀鱼、蝤蛑等。这些水产品，除了书中明确指出的芦虎、蜂江等个别品种不能吃或不好吃外，其余都是这里人民常吃的原料。当地人民对这些鳞介类的肉质、滋味、特色十分了解，如熟知■鱼的滋味很美；蝞鱼似虾，其肉不仅好吃，久食还可使容颜美丽，有媚人的姿色；海■的肉好吃，而且油脂很多；晬鼊的肉很像鼋肉的味道，它的卵如鸭而圆，味道比其他鸟卵还要好；机杼鱼的滋味美于其他鱼类等。　　②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4 ～76页。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4 ～95页。　　①　　 韩养民等：《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8 ～79页。　　当地人对于本地区丰富的水产品的烹调和食用方式也别具一格。如沈莹书中所记夷州人（台湾人） 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朵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吃）之，以为上品 ，或者是 凿床作器和稀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这显然是非常原始的饮食方式。可是，居住在这一带的先进居民，却能根据不同原料的特点，分别把它们烹制成炙、脯、羹、鲊等美馔佳肴。如书中记述的： 乌贼……一枚作鲊，满器受五升。　鲊 在当时是一种工序比较复杂，工艺十分讲究，滋味很美的肴馔。又如 ■鱼如指，长七八寸，但有脊骨，宜作羹，滑美似饼。玉■似蚌……　　炙之，味似酒。　　 鱼至肥，炙食甘美。谚曰' 宁去累世宅，不去　　 鱼额。'①在蔬果方面，建立秦朝的秦人所食的品种已经较多。还在西周时期，秦地就出产郁、薁（一种野葡萄）、枣、瓜、葫芦、韭菜、葵、酸枣、桑椹等。　　春秋时期，秦国还出现了菜园，称作 具囿 ，里面种植各种菜蔬。随着秦与外地的交通往来日渐密切，秦人所食的蔬果种类也不断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巴蜀地区 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食之饶。 疏即蔬菜。巴蜀地区所产的蔬果物品肯定是秦人购买的对象之一。战国时期， 越骆之菌 、 江浦之橘 、 云梦之柚 、 云梦之芹 等远方名特产品也运入秦国，丰富了秦人的食谱。《吕氏春秋？本味》记载说： 仲夏之月，羞含桃。高诱注，含桃是 樱桃为鸟所食.可见，樱桃也是秦人食用的一种水果。此外，瓜的质量在秦国一直是比较高的，这可能与自然条件有关。《汉书？地理志》载： 敦煌，古瓜州地，生美瓜。 《史记？张丞相列传》载：秦东陵侯邵平，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 东陵瓜'. ②汉代的蔬菜以葵（冬葵）为主。《灵枢？五味篇》所举的 五菜 ，《急就篇》所举的１３种菜，均以葵居首。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曾出葵籽。居延简中关于 治园 的记事称，某亭共种１２畦菜，其中葵就占了７畦。另外５畦种的是葱和韭，它们也是汉代习见之菜。江苏邗江西汉墓曾出土菠菜籽；过去根据《唐会要》卷二○○、《北户录》卷二、《封氏闻见记》卷七等处的记载，认为唐贞观年间菠菜始传入中国，实际上汉代已有此菜。在广西贵县出土过黄瓜籽，以前曾认为《齐民要术》中种越爪、胡瓜法 中的胡瓜，是关于黄瓜的最早记载，考古发现则将它在我国栽培的时间上溯至汉。在甘肃泾川水泉寺东汉墓出土的陶灶面上有浮雕的萝卜。新疆民丰尼雅遗址中则出土过不少干蔓菁①。　　①　　 王明德等：《中国古代饮食》，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 ～33页。　　②　　 彭卫：《谈秦人饮食》，《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 4期。　　此外还有■，俗称蕌头，其鳞茎可食，也可制作酱菜。菱芡，俗称鸡头米，据《古今注》所说，其 叶似荷，实有芒刺，其里如珠，可以疗饥止渴。 《汉书？循吏传》载，龚遂为勃海太守，下令每人 种一树榆，百本■，五十本葱，一畦韭 ， 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 芜菁，根叶可鲜食，也可腌成干菜。蕹，俗称空心菜，嫩梢可食。瓠瓜，俗称夜开花，嫩果可食。　　芥菜，味辣，根茎可食，也可腌制。蘘荷，其花穗和嫩芽可食。薏苡，其种仁可食，也可用来酿酒。《后汉书？马援传》载，南方薏苡果实比北方大，所以马援在征伐交趾时，常食用薏苡果实以 轻身省欲 ，班师时还拉回一大车。而笋、藕、蒜、豆芽等的食法同现在基本相同。　　边疆地区的蔬菜种类一般说来比内地要少些，据《居延汉简》所载，当地吏卒经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韭、葱、芜菁、大芥、戎芥等②。　　汉代的瓜果主要有枣、栗、菱角、梨、柿、梅、杏、李、甜瓜、杨梅等，且已培育出若干著名的优良品种，如 安平好枣、中山好栗、魏郡好杏 ， 真定好梨 ①之类。被当时视为 超众果而独贵 ②的荔枝，曾在广西出土，合浦堂排二号汉墓中的一件铜锅，盛满了稻谷和荔枝。《西京杂记》说汉初南越王尉佗自南海将鲛鱼和荔枝献给汉高祖刘邦。汉武帝时曾在陕西韩城芝川镇起扶荔宫，试种荔枝。它是我国特有的果树，至１９世纪时国外才有种植的。在广州 秦汉船场 遗址、广州西村增埗２０６０号西汉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中均出橄榄；广州西村皇帝岗２０５０号西汉墓出土乌榄，证明这种果木西汉时在岭南已经很多。过去曾认为橄榄是在武帝通西域以后才传入我国的，显然不确。果类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瓜，西瓜子曾在江苏邗江胡场５号西汉墓及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出土。在古文献中，唐以前此果寂然无闻，它最早见于五代？胡峤《陷虏记》，说西瓜是 契丹破回纥得瓜种.再次则见于南宋初洪皓的《松漠纪闻》，他是使金被扣，于阴山一带见到西瓜的。　　传统的说法常认为至元世祖时，西瓜才传入中原，南方更晚。所以汉代西瓜子的发现是很值得重视的③。　　张骞通西域后，西域的许多蔬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内地，主要有■头（葡萄）、石榴、胡麻（芝麻）、胡桃（核桃）、甜瓜、胡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胡豆（豌豆、蚕豆）、扁豆、苜蓿、胡荽（芫荽）、莴苣、胡蒜（大蒜）、胡葱（大葱）等。如《史记？大宛列传》说： 大宛……有蒲陶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博物志》说： 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国石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食物纪原》说： 汉使张骞始移植大宛油麻、大蒜、大夏芫荽、苜蓿、■头、安石榴，西羌胡桃于中国。 《古今事物考》称： 张骞使外国，得胡豆，今胡豆有青有黄者。 ①　　①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 ～20页。　　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06～207 页。　　①　　 《艺文类聚》卷八十六引何晏《九州论》。　　②　　 《艺文类聚》卷八十七引王逸《荔支赋》。　　③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 页。　　关于汉代蔬果的种类，当时人扬雄在《蜀都赋》中也多有列举，兹不备引。　　豆腐在改变人类饮食结构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世界各国的食谱中几乎都有以豆腐类为原料的食品。就目前说，豆腐为中国人所发明基本上已成定论，但在具体时间和发明者方面仍有争论。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豆腐的发明者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宋代朱熹在为自己的诗作注时说： 世传豆腐本淮南术.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谷部？豆腐》条称： 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 叶子奇的《草本子？杂制篇》称： 豆腐，淮南王刘安所作。 王三聘的《古今事物考》说： 豆腐，始于淮南王刘安方士之术也。 清初高士奇《天禄识籴》也说： 豆腐，淮南王刘安造，又名黎祁。 另据近人耿鉴庭考证，日本古代豆腐干上也有 淮南堂 字样。　　但国内外某些学者根据有关豆腐的记载，认为在五代以前，文献无征；及至宋代，在当时人陶谷所著的《清异录》上才发现了关于豆腐的最早记载，于是得出豆腐在我国宋代以后才有的结论。那么究竟是那种结论正确呢？近年来汉墓出土文物终于以铁的事实证明，汉代人在当时已经能够制作与今天基本相同的豆腐。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０年之间，在河南省密县发掘的一号汉墓中发现大面积的画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石刻。这是一幅从加工豆类到制作成副食品豆腐的生产程序图象。据河南博物馆研究报导，这幅汉画石像可以证明中国豆腐的制作，最迟不会晚于东汉末期。同时鉴于像制作豆腐这样的科技成果，从发明到传播，再到形成作坊，而且被人们绘图刻石，总会有一个不短的过程，所以把豆腐的发明者推到西汉也是可能的。同时刘安其人谙通烹饪，史载与刘安有关的食书有《淮南王食目》、《淮南王食经》、《淮南王食经音》等，看来刘安也有能力发明豆腐。　　豆腐具有很高的蛋白质含量。我国自古以来就有 青菜豆腐保平安 的俗谚，可见豆腐物美价廉，营养丰富，保人健康的特点，早就为汉民族所认识。北宋时，青阳丞时戢，每天都要买几块豆腐食用，习以为常，获益非浅。　　后来他赞誉豆腐为 小宰羊 ，意思是吃几块豆腐，其作用如同吃几块新鲜羊肉一样①。　　（四）饮　　料　　茶与酒是中国古代极其重要的两种饮料，它们在中国饮食文化史甚至整个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十分引人注目，以至于目前有关茶文化与酒文化的著述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