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历代兵制》。　　１。中央禁卫军的兵力配备光禄勋属下部队有３：虎贲中郎将所统虎贲郎１５００人， 无常员，多至千人 ①， 皆父死子代 ②；羽林中郎将所统羽林郎１２８人， 无常员 ③，时有增减。其兵源，光武时 以征伐之士劳苦者为之 ④，后多从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弟中选补；羽林左、右监所统羽林左骑８００人、羽林右骑９００人，其兵员一般从北军五营中选拔，待遇低于虎贲郎和羽林郎。　　卫尉属下：南宫卫士令统 员吏九十五人，卫士五百三十七人 ⑤；北军卫士令统 员吏七十二人，卫士四百七十一人 ⑥；左都候统 员吏二十八人，卫士三百八十三人 ⑦；右都候统 员吏二十二人，卫士四百一十六人 ⑧；七宫门司马下属约七百人。共二千七百人左右，较之西汉南军卫士一、两万人相差悬殊，且东汉卫士多来自洛阳附近的固始（今河南临泉）、鮦阳（今河南临泉西）、公安、细阳（今安徽阜阳北）四县所谓 农野谨钝之人 ⑨，而非西汉时由地方郡国兵番上。卫士役期满后，东汉皇帝也如西汉皇帝一样，亲临赐宴，问候疾苦。　　东汉执金吾（中尉）不再统领北军，其属下仅缇骑（骑兵）二百人，持戟（步卒）五百二十人①，任务是警卫宫城之外，洛阳城门以内， 月三绕行宫外 ②。缇骑多为富家子弟，执行任务时 舆服导从，光满道路 ，威武彪俊，华贵无比，为时人所欣羡，连光武帝刘秀都曾感慨道： 任宦当作执金吾 ③。与缇骑形成鲜明的对比，持戟多出身寒门，不如缇骑那样光彩夺目。　　缇骑、持戟均非征发而来，系招募编成，这一点也与西汉不同。　　东汉北军仅指西汉武帝时扩建的八校尉军，但已压缩为五营，由五校尉分统，兵员为三千余人，远远低于西汉时的数万人，其中屯骑校尉之下 员吏（一）百二十八人，领士七百人 ④；越骑校尉之下 员吏（一）百二十七人，领士七百人 ⑤；步兵校尉之下 员吏七十三人，领士七百人 ⑥；长水校尉之下 员吏（一）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 ⑦；射声校尉之下 员吏（一）百二十九人，领士七百人 ⑧。其兵士最初系由刘秀的元从士兵改编而成，以后父死子继。而长水校尉所属乌桓胡骑，很可能就是原刘秀手下的渔阳突骑。另外，安帝时，因国用不足，采纳群臣建议，凡 吏人入钱谷 ⑨者，可据数额得力关内侯以至五营士。这样，北军中又增加了大量 商贾惰游子弟 ⑩，他们大都是洛阳人，故《九州春秋》曰： 五营士生长京师 ，这与西汉北军多来自三辅地区也完全不一样。　　①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蔡质《汉仪》。　　②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　　③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祭质《汉仪》。　　④　　 《汉旧仪》。　　⑤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⑥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⑦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⑧　　 《后汉书？百官志二》注引《汉官》。　　⑨　　 《三国志？王郎传》。　　①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②　　 《后汉书？百官志四》。　　③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④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⑤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⑥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⑦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东汉中央禁卫军不仅兵员较之西汉时大为减少，而且素质也大为下降，战斗力远远不如西汉禁军。以五官中郎将和左、右中郎将所属郎官为例，西汉时多系武士，能征善战，而东汉时则多从孝廉、博士弟子等文士中选拔，作侍从文官，不能上阵征战，地方官吏有缺，常从郎官选补。其余各军在东汉前期虽多次投入战斗，取得过一些胜利，如北军五营曾从窦宪伐北匈奴，取得很大胜利①，以后又曾与左、右羽林骑随邓鸿、何熙镇压南匈奴②，及随邓骘、马贤、张乔等镇压西羌③，均取胜，但也时有败绩，战斗力不是很强。　　以后，中央禁卫军越发不习于兵，忘战日久，至东汉末已毫无战斗力。　　２。八关都尉军和西园军的设置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张角兄弟领导的黄巾大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洛阳震动。灵帝急忙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 率左右羽林五营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镇京师 ④。并置八关都尉一职，领军驻守洛阳四周的函谷（今河南新安）、广成（今河南汝阳东）、伊阙（今河南洛阳南）、大谷（今河南偃师南）、（辕（今河南登封西北）、旋门（今河南巩县东）、小平津（今河南洛阳北）、孟津（今河南孟津）等８关，受中央直接指挥，防卫洛阳外围。　　中平五年（公元１８８年），随着中央军的日益衰败、以及宦官、外戚争夺兵权的白热化，东汉中央直辖军中又增设了一支由　宦官小黄门蹇硕总领的西园军，由八校尉分统，担任洛阳的防卫　和出征，其士兵多出于招募，但当时东汉王朝已经日暮途穷，能够直接控制的地区仅限于洛阳及附近地区，故八校尉军士兵的招募多在这些地区。西园八校尉军设置后，宦官、外戚各控制了一部分军权，互不上下，斗争更加激烈。六年，蹇硕被下狱死，军权又集中到大将军何进之手。但不久，何进又被宦官中常侍张让、段珪等袭杀。　　董卓进京，吞并了这些部队，东汉政府从此名存实亡。　　⑧　　 《后汉书？百官志四》注引《汉官》。　　⑨　　 《后汉书？安帝纪》。　　⑩　　 《三国志？王郎传》。　　①　　 《后汉书？窦宪传》。　　②　　 《后汉书？南匈奴传》。　　③　　 《后汉书？西羌传》。　　④　　 《后汉书？何进传》。　　（三）军事领导体制的变化　　１。中央军事统御机构的变化东汉前期，皇帝是全国军政的最高决策者，国家的各项军事制度、战略方针、重大战役的部署、国防建设的重要措施等，均须由皇帝作出最高裁定。　　但是，自和帝以后，诸皇帝多年幼，皇太后、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执掌军政大权。有关军事的决策名义上虽仍以皇帝诏令等形式发布，但实质已不具有最高权威性了。　　东汉中央军事统御机构，在光武帝刘秀时，出于强化皇权的目的，进行了一些调整。　　东汉建立后，刘秀鉴于王莽篡汉的教训，不信任大臣，以设在宫中的尚书台为国家政务中枢。尚书一职在秦和西汉时不过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掌殿中传达诏令等事。因其接近皇帝，为皇帝近臣，故多为皇帝亲信。以后逐渐参预政务，至武帝时，地位渐重，其职权扩大到替皇帝裁决并下达章奏。　　成帝时设尚书５人，开始分曹办事。刘秀时扩充为尚书台，名义上仍属少府，实际上与中央政府脱离，直接听命于皇帝，至此尚书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的官员，不仅参预机密、受理章奏、起草和宣布诏令，而且参与国防、战略的各项决策。尚书台成为东汉中央实际上的最高军事统御机构。　　东汉时，太尉的职权较之西汉时有所扩大。西汉后期，大司马（太尉）　　名列三公之首，为首席宰相。东汉改大司马复称太尉，仍为三公之首，领导中央政府，是全国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同时由于地方郡国兵的罢省，太尉的实际军权不重，东汉皇帝对太尉的戒心远不及西汉。因而东汉太尉与西汉太尉（大司马）名同实异，职权较重。而且属官也较西汉大大增加。有 掾史属二十四人 ①，分为西曹、东曹、户曹、奏曹、辞曹、法曹、尉曹、贼曹、决曹、兵曹、金曹、仓曹等，其中尉曹 主卒徒转运事 ②，兵曹 主兵事 ③，与军事有关。另外还有 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 ④。东汉九卿分属三公，太常、光禄勋、卫尉归太尉直接领导。东汉太尉虽为外朝官领袖，但加 录尚书事 也可预政，有时甚至统领尚书台，则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　　东汉皇宫宫殿门户的宿卫仍由光禄勋负责，其属官有五官中郎将， 主五官郎 ⑤；左中郎将， 主左署郎 ⑥；右中郎将， 主右署郎 ①；虎贲中郎将， 主虎贲郎习射 ②；羽林中郎将 主羽林　　郎 ③；羽林左监， 主羽林左骑 ④；羽林右监， 主羽林右骑 ，以　及驸马都尉、骑都尉、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谒者仆射等。 凡郎官皆主更直执戟，宿卫诸殿门，出充车骑。唯议郎不在直中 ⑤。　　①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②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③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④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⑤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⑥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①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②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③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④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⑤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⑥　　 《后汉书？百官志二》。　　卫尉仍 掌宫门卫士，宫中徼循事 ⑥。其属官有：公车司马令， 掌宫南阙门，凡吏民上章，四方贡献，及征诣公车者 ⑦；南宫卫士令， 掌南宫卫士 ⑧；北宫卫士令， 掌北宫卫士 ⑨；左右都候，各一人， 主剑戟士，徼循宫，及天子有所收考 ⑩，另外还有七宫门司马，即南屯司马、仓龙司马、玄武司马、北屯司马、朱爵司马、东明司马、朔平司马，分主南宫平城门、东门、玄武门、北门及北宫南掖门、东门、北门。 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于门之所属。宫名两字，为铁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当之，本官长史为封启傅；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 （１１）。　　东汉京城洛阳的警卫虽仍名为执金吾负责，但实际上虎贲郎、羽林郎、羽林左右骑及北军五营士等都参与京城的警备，因而其职权大为缩小，仅以备水火非常之事为主（１２）。手下数百缇骑、持戟更多的意义是示威显仪。其下属还有武库令一员，负责保管中央武库中储备的武器装备。　　东汉北军不属光禄勋，而直隶皇帝，以北军中候掌监，秩六百石；由五校尉即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分统。五校尉均为比二千石吏，互不相属，共同担负京城守备及车驾扈从的任务。　　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争斗激烈。灵帝时，外戚大将军何进控制北军五营、羽林军，宦官遂创建西园宿卫禁军，设八校尉分统，称西园八校尉。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谏议大夫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凡八校尉， 皆统于蹇硕 ①。从此，宦官、外戚分掌兵权，互不相下。　　２。将军制度及作战部队的统御东汉中央也置有若干将军， 掌征伐背叛②，以大将军为长，以下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均位比三公。另外还有前、后、左、右将军等。　　东汉前期将军之职并非常设，临战由皇帝亲自任命，战后即罢。如光武时，吴汉以大将军任大司马之职，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另有前、后、左、右等杂号将军众多， 皆主征伐，事讫皆罢.明帝即位之初，以其弟东平王为骠骑将军，以王故，位以公上 ，数年后罢。章帝时，西羌反，以其舅马防为车骑将军征讨，还军后即罢。和帝时，也以其舅窦宪为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公下，班师后升为大将军，位在公上，复征西羌，还师后免去大将军官号。安帝即位，西羌 寇乱 ，又以其舅邓骘为车骑将军征讨，班师后也升为大将军，地位与窦宪相同，但数年后也罢去官号。自安帝以后， 政治衰缺.始以其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置不罢，为朝廷中的最高长官。顺帝时，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地位尊宠①。甚至规定，大将军上朝，由谒者在前引导。并 增掾属、舍人、令史、官骑、鼓吹各十人 ②。大将军之下，有长史、司马各一员，司马主兵，职如太尉；从事中郎二员， 职参谋议 ③，以及 令史及御属三十一人 ④， 又赐官骑三十人，及鼓吹 ⑤。另据《东观书》： 大将军出征，置中护军一人 ⑥。　　⑦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⑧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⑨　　 《后汉书？百官志二》。　　⑩　　 《后汉书？百官志二》。（11）《后汉书？百官志二》。（12）《后汉书？百官志四》。　　①　　 《后汉书？灵帝纪》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　　②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①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②　　 《后汉书？百官志一》注引《梁冀别传》。　　除上述将军外，东汉还有大量杂号将军或大将军，如强驽将军、积驽将军、楼船将军、越骑将军、虎牙大将军、征西大将军、横野大将军等等，多系临时设置。　　将军所统作战部队的编制为部曲制。部以上为军，不定编，长官即将军。　　部也称校、营，是作战部队的基本建制单位。东汉大将军领五部，每部以校尉为长官，助手为军司马。部下为曲，曲以军候为长官。曲下有屯，长官为屯长。部校尉有缺，由军司马代统。军司马的副职有军假司马、假侯。 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其兵多少各随时宜 ⑦。其余将军 亦有部曲、司马、军候以领兵⑧。　　３。地方军事统御体系的变化东汉县以下军事领导体系与西汉相同，仍由县令（长）、县尉统领一县军队及管理军事。　　郡一级，因郡都尉的罢省，郡守的军权相应增大，超过西汉，故东汉郡守亦称郡将，其拥有一郡的军事领导、管理和军队指挥权。东汉前期，常以边郡太守领兵镇压少数民族的反抗。黄巾大起义爆发后，郡守为保守领地，多自行募兵和调动军队，又有了募兵权和发兵权，使虎符发兵制度破坏殆尽，也使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　　东汉地方军事统御体系最大的变化是，刺史（州牧）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秦及西汉地方行政单位实行郡（国）县两级制。汉武帝时，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在秦监御史监郡制度的基础上创刺史监郡制度，全国除京畿外划分为１３个监察区——州部，由中央各派刺史监察行政。成帝时更名为州牧。终西汉之世，十三州部仍为监察区，而非行政区。王莽当政，依《尚书》设１２牧。东汉初循而未改。光武帝建武十八年（公元４２年），改州牧为刺史，仍置十三州部，但其一属司隶校尉，故刺史为１２人。刺史皆置府辟佐吏，有别驾、治中诸从事，并被授权可独立处理郡国事务，甚至可以对郡守、国相躬行赏罚，较西汉刺史权力大增。顺帝时，又把幽、并、凉３州刺史的督察范围从郡守、国相扩大到县丞、县尉一级。东汉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各地反抗加剧，刺史常领兵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逐渐掌握了兵权。到东汉末，刺史监察地方的作用终于消失，刺史成为凌驾于郡守、国相之上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灵帝中平五年（公元１８８年），下令改刺史为州牧，选朝廷重臣出任，从此州由监察区正式转变为行政区，地方军事统御体系也形成了州、郡、县三级体制。东汉州牧的设置为地方武装割据提供了便利，以后不少州牧都变成了拥兵自重的军阀。　　③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④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⑤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⑥　　 《后汉书？百官志一》注引《东观书》。　　⑦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⑧　　 《后汉书？百官志一》。　　（四）募兵制的盛行与私家武装的发展　　自光武帝刘秀实行罢兵政策后，东汉的兵役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秦及西汉的普遍征兵制逐渐取消，代之以募兵制的盛行。东汉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临时组建的军队或长期屯兵，大多采用募兵的形式召募士卒，如象林营、长安营、雍营、渔阳营等，其士卒均系召募而来。　　东汉的募兵制与西汉有很大区别。西汉募兵制是作为征兵制的辅助和补充，召募的士兵为数不多，但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精勇之士，战斗中往往以一当十，战斗力极强。而东汉的兵役制度由于以募兵制为主要形式，对于应募对象不再有所要求，因而士兵成分复杂，多以社会散闲人员、无业游民为主，也有农民、商贾、少数民族男子，甚至还有死刑囚徒，如度辽营即是由召募的死刑囚徒组成的，其他各要地屯兵也有不少刑徒。由这些人组成的军队素质低、战斗力差，而且军纪败坏。　　东汉募兵的主要手段是以财物诱引。最先采用这种手段的是光武帝刘秀。刘秀初起兵时，因兵少问策于任光，任光建议道： 可募发奔命，出攻傍县，若不降者，恣听掠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也 ①。这种思想，影响了东汉历代统治者，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应募当兵，他们往往支持、纵容兵卒劫掠财物。而许多应募从军者，也往往意在掠夺他人财物，而无心作战。　　如此，募兵虽多，但战斗力也可想而知了。　　东汉募兵的其他手段，还有以免除赋役为条件召募士卒的。如东汉末军阀混战时，孙策初入江东，即以 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 为条件募兵２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①。　　东汉时期，由于豪强地主土地兼并极为严重、造成大量农民破产，社会上出现为数众多、无所归依的流民，为了生存，他们往往自托于营伍，走当兵吃粮之路，这样也为募兵制的盛行提供了兵源保证。　　东汉募兵战斗力差，除成分复杂、素质低、军纪败坏等原因外，还有，募兵制往往是应急性临时招兵，士卒平日未经军事训练，不习骑射，长期屯兵虽为职业军人，但终身从军，当兵时间很长，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②，这样使军中存在着大量病老羸弱之卒，战斗力自然日趋低下。由于上述原因，东汉的军队无论对外族作战，还是对内镇压反抗，常常胜少负多， 每战常负，王旅不振 ③。　　东汉募兵制的盛行，最严重的弊病是为地方军阀的武装割据提供了方便。东汉前期，中央集权有所加强，地方官吏拥兵不多，募兵须由中央下令。　　中期以后，随着皇权的衰落、募兵制的发展，各地军政长官纷纷自行召募士兵，组建军队，到东汉末，这些军队均成为他们自己的私家武装，使之得以割据称雄。　　①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江表传》。　　②　　 《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　　③　　 《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劭《汉官》。　　与此同时，各地的豪强地主也乘机大肆发展自己的私家武装。豪强地主组织私家武装，早在新莽时就出现了。当时为了抗拒农民起义军，各地豪强地主以军事编制部勒所属的宗族、宾客、子弟和依附农民，组成私人家兵- - 部曲，或筑垒自保，或骚扰乡里，或拥汉反新。刘秀起家的基本骨干多系南阳、河北拥有私兵的豪强地主，如刘植、耿纯等，他们加入刘秀的军队后，仍保有原来的部曲，死后则由其子继统营众。东汉建立后，刘秀以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换取这些功臣放弃军权，解散旧部。对其余各地的私人武装，刘秀采取武力镇压与安抚并施的手段，迫使其逐渐转入隐蔽、非常设的形式。　　如豪强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中，于每年春秋，青黄不接或寒冻将至时，召集依附农民， 警设守备 ， 缮五兵、习战射 ①。这种非常设定期召集的私兵，由于在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实现国家镇压方面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因而得到了东汉政府的默许。有时甚至准许地主官僚将其家兵组成正式军队出外作战，如灵帝时， 交阯部群贼并起，牧守輭弱不能禁 ②，光和元年（公元１７８年），朱　　 任交阯刺史，即从本郡简募家兵从征，会同其他部队， 旬月尽定 ③。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爆发时，官军兵源、军费均告匮乏，战斗力又差，无力镇压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于是东汉政府允许各地豪强组织私人武装，投入镇压，从此豪强地主的家兵成为公开的常设的有组织的私人军队，它们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它们迅速转为中央集权的对立面，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所依据的重要武装力量。　　（五）对少数民族地区军事控制的加强　　东汉周边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北方的匈奴，西北的诸羌及西域各族，东北的乌桓、鲜卑，西南的诸夷等。为了加强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军事控制，东汉政府沿袭西汉时的措施，派驻一些长设的军事将领，领护其民，以加强边疆防务。　　东汉时，匈奴仍为边疆强族，对东汉王朝威胁最大。东汉初，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内附，东汉政府正式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亦称匈奴中郎将、护匈奴中郎将或中郎将）一职，持节出使，监护南匈奴，统领其军队。属官不固定，随事而设。另外，为了避免南、北匈奴勾结反汉，隔绝其交通，明帝时又置度辽将军一职， 以卫南单于众新降有二心者，后数有不安，遂为常守 ①，统领屯驻五原曼柏（今内蒙古东胜东北）的度辽营，使匈奴中郎将共同主持北方防务。　　对西北的诸羌，设置护羌校尉一职。该职始置于西汉武帝时，王莽时罢。　　东汉初，班彪建议复置，于是光武帝刘秀乃 以牛邯为护羌校尉，都于陇西令居县 ②，监护西羌，统率归附羌族军民，协掌西北防务。　　①　　 《四民月令》。　　②　　 《后汉书？朱　　 传》。　　③　　 《后汉书？朱　　 传》。　　①　　 《后汉书？百官志一》。　　②　　 《汉官仪》。　　在西域地区则沿置西汉时的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职。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７４年），东汉政府重新控制西域后，置西域都护，统西域五十余国，为该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属官有西域副校尉、西域长史等。但有时仅置西域长史，不置都护。安帝以后均以长史行都护职，至灵帝时连任不绝。长史驻地不一，一般常驻疏勒、伊吾、柳中、于阗等地，统领各国兵民。戊己校尉也为驻西　域的军政长官。始置于西汉元帝时，驻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　番东），掌戍守西域及屯田事务。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７４年）复置， 以（耿）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　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 ①，与西域都护、西域长史共同主持西域防务。　　在东北地区置护乌桓校尉（亦称领乌桓校尉）。西汉武帝时已设此官。　　王莽时罢。东汉初复置，监护乌桓， 并领鲜卑 ②，统率乌桓、鲜卑军，协掌东北边防。　　以上这些军事官职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东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控制。但是，由于东汉王朝沉重的赋役征发，一些内附的少数民族经常反叛暴动。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发展强大起来后，也时常侵扰东汉疆土。　　①　　 《后汉书？耿恭传》。　　②　　 《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邵《汉官》。　　十三、东汉攻灭北匈奴的战争　　东汉初年，北方的匈奴又强盛起来，控制了西域和东北的乌桓等族，并在刘秀进行统一战争时，支持渔阳的彭宠、五原的卢芳反对刘秀。刘秀为了减轻北部的压力，曾遣使与匈奴修好，但没有取得结果。建武九年，（公元３３年），刘秀派大司马吴汉率军抗击匈奴，作战１年，未获任何战果。后东汉政府被迫下令将雁门、代郡、上谷３郡居民内迁至常山关（今河北涞源北）、居庸关以东地区。匈奴左部乘机入居塞内，不断南下虏掠，袭击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扶风（今陕西兴平）、天水（今甘肃天水）等郡，给东汉王朝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东汉无力回击，只能采取消极防御措施，极为被动。　　正在这时，匈奴遭到了连年的早蝗灾害，赤地数千里，人畜死亡无数，实力大减。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建武二十四年（公元４８年），匈奴南边八部拥立日遂王比为单于。南单于比袭用其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率部众四、五万人归附东汉，东汉政府将他们安置在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等边郡，助汉守边。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２部。　　建武二十六年（公元５０年），东汉政府设置使匈奴中郎将，主管领护南匈奴事务。后来为了加强北边防务，又增设度辽将军，统领度辽营，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　　南匈奴归附东汉后，北匈奴的力量进一步减弱，原受其压迫的北面的丁零、东面的鲜卑、西方的西域各族乘机起来反抗，加之东汉与南匈奴多次击败北匈奴，其内部矛盾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再跟随北单于，大批地向东汉投降。　　到汉明帝时，东汉国力已得到相当的恢复，于是东汉政府决定，抓住机会，对北匈奴发动大规模进攻，遏制其南犯，并相机打通西域。　　（一）天山之战　　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７２年）十一月，北匈奴侵袭河西，明帝决定发兵进攻北匈奴。次年二月，东汉政府大发边军，并联合南匈奴、卢水羌胡、乌桓、鲜卑共数万人，分４路出击：谒者仆射祭彤与度辽将军吴棠出高阙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进袭涿邪山（今阿尔泰山东）的北匈奴皋林温禺犊王；奉车都尉窦固及骑都尉耿忠出酒泉塞（今甘肃酒泉），进击白山（今新疆天山）；驸马都尉耿秉与骑都尉秦彭出张掖居延塞，向三木楼山方向进攻；骑都尉来苗与护乌桓校尉文穆出平城塞（今山西大同），向匈奴水（今内蒙古翕金河）方向进击。　　４路军中，窦固（？～公元８８年）、耿忠一路战绩最佳。２人率酒泉、敦煌、张掖甲卒及卢水羌胡１。２万骑兵出塞后，长驱天山，击败北匈奴呼衍王部，斩杀千余人，随后又追击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攻占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在这里设置宜禾都尉，留驻吏卒屯田，然后返回。其余３路均因北匈奴远遁无功而还。　　永平十七年（公元７４年），窦固二次兵伐天山，在蒲类海击破白山部匈奴，进而前至车师，复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恢复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这次东汉４路大军出击，虽未消灭北匈奴的主力，但是重新打通了西域，实现了斩断匈奴右臂的目的。在这次战役中，东汉首次征调少数民族军队共同进击匈奴，为其 以夷伐夷 战略方针的实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二）稽洛山之战　　天山之战以后，北匈奴在南匈奴、鲜卑的不断进攻下，实力进一步削弱。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８９年），为了彻底解决北边之患，东汉政府派车骑将军窦宪（？～公元９２年）、执金吾耿秉等率北军五营、黎阳营、雍营及缘边１２郡骑士８０００人，会同南匈奴骑兵及羌、胡兵３万人，分３路深入漠北进攻北匈奴：一路由窦宪、耿秉各领４０００骑兵，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的１万骑兵，出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一路由南单于屯屠河卒万余骑兵出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境内）；一路由度辽将军邓鸿及缘边义从羌、胡８０００骑，与南匈奴左贤王安国所统的１万骑兵，出稒阳塞（今内蒙古包头地区）。３路大军会师涿邪山后，窦宪又命副校尉阎盤、司马耿夔、耿谭与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领精骑万余，进击稽洛山，向北单于发动猛攻，大破其军。北单于逃走，窦宪挥军追击，直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乌布苏泊），斩杀名王以下１。３万人，获牲畜百万余头。北匈奴８１部，共２０万人投降。窦宪、耿秉一直北进到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出塞３０００余里，登山刻石作铭而还。　　这一仗，北单于元气大伤，其衰落已成无可避免之势。　　（三）金微山之战　　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９０年），稽洛山之战的第二年，南单于上书请求再击北匈奴。于是中郎将耿谭遣部将监护南匈奴左右部骑兵８０００人，出鸡鹿塞，抵涿邪山，留下辎重，兵分两路袭击北单于：左部向北绕过西海，进至河云（今蒙古吉尔吉斯湖西南）以北；右部从匈奴河（今蒙古拜达里格河）　　向西绕过天山，南渡过甘微河（今蒙古札布汗河）。两军会合后，乘夜围攻北单于。北单于大惊，急率精兵千余人迎战。激战中，北单于负伤落马，仅领轻骑数十人逃走，所部８０００人被歼，数千人被俘。北匈奴势力更加衰弱。　　次年，窦宪决定彻底消灭北匈奴，遂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出居延塞，远袭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单于军，斩阏氏、名王以下５０００余人，北单于领数骑逃脱。　　此次汉军出塞５０００余里，是汉军出击匈奴行程最远的一次。这次战役后，北匈奴一部向西远徙，余部溃散。东面的鲜卑逐渐西移，占据了北匈奴的故地。　　北匈奴败亡后，南匈奴曾数次叛汉，但都被东汉平定。随着南匈奴内附日久，其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与汉族一样过定居生活。南单于的地位也发生变化，或由东汉政府所立，或须经东汉政府认可，同内地诸侯王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　　东汉取得攻灭北匈奴的胜利，其根本原因在于东汉王朝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是为保卫北部边疆的安宁，统一中国北部而进行的战争。其次，双方国力相差悬殊。东汉经光武中兴以来四、五十年的恢复、发展，出现了国富兵强的殷盛局面，国力增强，为战争准备了较为充足的人力物力条件。而匈奴不仅遭受连年的旱蝗灾害，而且内部分崩离析。先是南匈奴归附东汉，继而大批部众不断向东汉投降，周边各族乘机起兵围攻，使其实力一降再降，在几次大战中，根本无还手之力，损失惨重。再次，东汉政府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东汉初，面对匈奴咄咄逼人的攻势，东汉政府采取守势，避免与其争锋，致力于发展经济、恢复国力，待其内部混乱，实力大减时，抓住战机适时地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使北匈奴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在战争中，以窦固、窦宪为首的东汉诸将，英勇敢战，成功地运用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术，连战连胜，同时大量使用南匈奴、羌胡、鲜卑、乌桓等少数民族军队，将东汉先进的战略战术、治军方略及武器装备，与少数民族骑兵的骠悍勇猛结合起来，使东汉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少数民族军队为东汉攻灭北匈奴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四、东汉统一西域的战争　　西汉末，朝政混乱，对西域的控制渐渐放松。新莽时，对少数民族采取欺压政策，引起西域各国的反抗，因而与西域联系中断。匈奴则乘机逐渐控制了西域北道诸国。只有塔里木盆地西端的莎车比较强盛，率领南道诸国抵御匈奴，并保护了西域都护吏士及家眷千余人。　　东汉建立后，建武十四年（公元３８年），莎车王贤和鄯善王安遣使入朝，请重派都护，光武帝刘秀以政权新建，无力派兵为由予以拒绝。后来匈奴势力衰落，莎车日益骄横，攻掠近旁小国。建武二十一年（公元４５年），车师前国、鄯善、焉耆等１８国再次请求派出都护，仍没有得到刘秀的同意。车师、鄯善、龟兹遂先后投降匈奴。后于阗攻破莎车，称雄南道，但不久也被匈奴控制。南匈奴内附后，北匈奴仍旧控制着西域地区，并时常攻掠东汉河西边郡。一直到汉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７３年），窦固、耿忠击败北匈奴呼衍王部，夺得天山北路的门户伊吾卢城，设置宜禾都尉，进行屯田。并派假司马班超（公元３２年～１０２年）率３６名吏士前往南道诸国，使鄯善、于阗、疏勒先后归降，才恢复了中断６０余年汉与西域的关系，并开始了重通西域的战争。　　（一）窦固、耿秉攻降车师之战　　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７４年），奉车都尉窦固与驸马都尉耿秉（？～公元９１年）、骑都尉刘张率１。４万骑兵，出敦煌昆仑塞，进击西域地区的北匈奴。东汉军在白山击破北匈奴一部，随后直攻车师诸国。车师分为后、前两部，前王为后王之子，两王庭相距５００余里。窦固认为后部路途遥远，沿途山高谷深，士卒寒苦，欲先取前部。耿秉坚决反对，他主张先攻取后部，前部将不攻自降，并不等窦固决断，即率本部兵马向车师后部开拔。窦固不得已，也催动大军随后而行。在东汉军队的猛攻之下，车师后部被歼数千人，损失马牛十余万头，后王安得自知不是对手，遂出城投降，不久前王也归降。　　车师被降伏后，东汉政府任命陈睦为西域都护，又命耿恭、关宠为戊己校尉，各领数百人，分驻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及前王部柳中城。　　（二）耿恭抵御北匈奴之战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公元７５年）二月，窦固奉命领兵回朝。三月，北单于命左鹿蠡王率２万骑兵进攻车师。耿恭闻迅，急遣３００人前去救援，半途遇匈奴骑兵，全军覆没。车师后国被匈奴军攻破。后王安得被杀。随后匈奴军围攻金蒲城。耿恭命士卒以毒药涂矢射敌，中箭即溃烂，匈奴兵胆寒，被迫撤走。耿恭知匈奴还会回来，乃于五月移兵疏勒城。疏勒城傍有涧水，取水方便，利于坚守。七月，匈奴军果然又来，耿恭乘其立足未稳，召募当地勇士数千人突然出击，大败匈奴骑兵。后匈奴断绝了涧水，吏士渴极，以致榨马粪汁而饮。耿恭命吏士凿井，挖至１５丈深，终于见水，解脱了困境。匈奴兵见了大惊，只好撤走。　　是年八月，汉明帝病逝。焉耆、龟兹乘东汉服丧，起兵攻杀西域都护陈睦等２０００余人。十一月，北单于又发兵围攻关宠，车师也叛汉，帮助北匈奴围攻耿恭。汉军坚持数月粮食吃尽，不得已煮食铠甲、弓弩上的皮革，处境极为艰难。　　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７６年），东汉政府派酒泉太守秦彭（一称段彭）　　与谒者王蒙、皇甫援调发张掖、酒泉、敦煌３郡及鄯善兵，共计７０００余人，救援耿恭、关宠。汉军击破车师，斩杀３８００人、俘３０００余人，获牲畜３。７万头，北匈奴军退走，车师又降。这时关宠已病死，王蒙等欲引兵退回，耿恭派回领取冬装的军吏范羌坚决要求解救耿恭。诸将不敢北进，便分兵２０００交范羌统领，绕道山北救耿恭。此时耿恭手下仅剩２５人，见范羌来救，相抱而泣。返回途中，北单于派兵追赶，汉军且战且走，耿恭部下饥疲交加，又死去１３人。回朝后，耿恭被拜为骑都尉，部下皆受封赏。　　东汉救回耿恭后，无力再派兵，决定放弃西域，撤销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并罢撤伊吾卢屯田。北匈奴又乘机卷土重来。　　（三）班超降伏莎车之战　　当焉耆、车师等国围攻陈睦、耿恭时，龟兹、姑墨等国也乘班超孤立无援之机，数次发兵进攻班超所在的疏勒。班超与疏勒王忠相互应援，坚持１年多，击退了龟兹等国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章帝即位后，下令撤销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的同时，也下诏命班超返回。班超在回朝途中，各国争相挽留，行至于阗时，王侯以下皆泣号，抱住班超马腿，不让他走。班超见此，毅然决定留下来，领导西域诸国共同抵御北匈奴。他返回疏勒，捕杀他走后起来反叛的首领，并攻破尉头国，重又安定了疏勒。　　此时，北道诸国仍被匈奴控制，南道诸国除莎车外，基本心向东汉，但东汉已断绝了与西域的联系，形势对班超极为不利。班超决定以疏勒为基地，联合附近各国，打开局面。　　章帝建初三年（公元７８年），班超调集疏勒、康居、于阗、拘弥诸国军１万人，攻破姑墨，斩杀７００人。当时姑墨臣属于龟兹，是匈奴在北道最西面的据点，攻下姑墨，即解除了疏勒东北的威胁，也孤立了龟兹。　　班超攻下姑墨后，南道大国中只剩莎车尚未降服。班超决定先降伏莎车，再进攻北道。建初五年（公元８０年）班超上书汇报了西域的情况，并请求派来援兵。于是章帝命徐干为假司马，率１０００人前往西域。元和元年（公元８４年），章帝又派假司马和恭等率兵８００增援班超。　　正当班超积极准备进攻莎车时，莎车以重金诱使疏勒王忠反叛。班超急忙调集未叛疏勒人围攻忠。相持半年之久，康居遣兵来救忠。班超派人到康居的姻亲之国月氏活动，让月氏王劝说康居王退兵。康居王果然撤兵，但将忠也带回国。元和三年（公元８６年），忠借康居之兵，与龟兹勾结，欲偷袭班超，被班超击败。　　章帝章和元年（公元８７年），班超调集于阗等国兵２。５万人进攻莎车。　　龟兹王率温宿、尉头诸国兵５万人前来救援。班超见敌兵势大，遂佯称准备退兵，诱使龟兹王将主力调往班超军的退路设伏，待龟兹王军一出动，班超立即命部队返身，天明时冲入莎车军营。莎车军猝不及防，四处溃逃。班超挥军追杀，斩杀５０００余人，获牲畜财物无数，莎车投降。龟兹王无奈，只得让各国兵退回。自此班超威震西域。　　同年六月，窦宪大败北匈奴，为班超在西域的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四）班超逼退月氏之战　　班超降伏莎车后，月氏以曾助东汉攻车师有功，请求迎娶汉室公主，被班超拒绝。月氏王怀恨在心，于汉和帝永元二年（公元９０年），派其副王谢率７万大军进攻班超。班超兵少，众吏士十分恐慌。班超给大家分析：月氏兵虽多，但数万大军翻越葱岭，行程数千里来攻，军粮必定接济不上。他下令坚壁清野，固守城池。谢猛攻班超，不能取胜，派兵四处劫掠，又一无所获，粮食很快将尽，只好派使者向龟兹救援。班超早已料到，派伏兵半路截杀月氏使者，将首级送给谢。谢大惊，不敢再战，急遣使向班超请罪，乞求生还。班超放月氏军回国。从此月氏称臣纳贡。　　此时北匈奴被东汉打败，被迫西迁。月氏东进无功，也降服东汉，因而使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失去了依靠，他们遂于永元三年（公元９１年）投降班超。至此，西域大国中除焉耆外，均已被班超平服。东汉政府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长史。　　（五）班超平定焉耆之战　　西域大国均降服班超后，焉耆因袭杀过西域都护陈睦而不敢降。和帝永元六年（公元９４年）秋，班超调集龟兹、鄯善等８国兵，合７万人，及吏士商贾１４００人，进攻焉耆。焉耆王广下令将通往其国的要道苇桥拆毁，欲凭借险要地形，阻挡班超大军。班超指挥大军从另一处水浅的地区，涉过齐腰深的水，进入焉耆国界，在距其王城２０余里的地方扎下了大营，令焉耆王广等来见。广等见此，不敢不来，班超将其逮捕，在陈睦被害之处斩首，随后纵兵抄袭，斩杀５０００余人，俘１。５万人，获牲畜３０余万头。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王，并降伏危须和尉犁。至此西域５０余国全部归附东汉。　　汉和帝为表彰班超的功勋，封他为定远侯。永元十四年（公元１０２年），和帝批准班超回朝。同年班超死于洛阳，终年７１岁。　　（六）班勇再通西域之战　　经过班超３０多年的努力，东汉终于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但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班超回朝后，继任的都护任尚失和于西域诸国，受到诸国的攻击。后任尚虽被调回治罪，但东汉政府已控制不住西域局势。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１０７年），东汉政府派班超之子班勇率兵西出，接回了都护段禧及屯田卒，东汉与西域的交通重又中断。不久北匈奴势力又乘机进入西域地区，再度将西域诸国置于其控制之下，并掠扰河西。　　安帝延光二年（公元１２３年），东汉政府决定重新夺回西域，派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５００余人出屯柳中。次年正月，班勇先至鄯善，招降了鄯善，随后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降。于是班勇调集各国步骑兵１万余人，进攻车师前王国，击败了盘踞在此的匈奴伊蠡王，收降车师前部５０００余人，重新打通了北道的咽喉。　　安帝延光四年（公元１２５年），班勇调集敦煌、张掖、酒泉等郡骑兵６０００人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诸国兵，进攻车师后王部，大获全胜，斩俘８０００余人，获牲畜５万余头，杀后王军就及匈奴使者。汉顺帝永建元年（公元１２６年），班勇立前王子加特奴为车师后王，并派兵诛杀且弥王，另立新王，这样车师一带全部被平定。是年冬，班勇击败了北匈奴，迫其呼衍王徙居枯梧河，自此，车师诸国再无匈奴踪迹。　　永建二年（公元１２７年），班勇上书请求增兵，进攻北道中唯一未降的焉耆。东汉政府派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４郡兵３０００人来配合班勇。班勇又调集西域诸国兵４万余人，分为两路，班勇率兵走南道，张朗走北道，约定时间到焉耆会合。但张朗曾犯过罪，为赎罪，他挥军兼程急进，提前到达焉耆，不等班勇到达即猛攻焉耆爵离关，斩俘２０００余人，焉耆王元孟恐兵败身亡，遂投降张朗。结果张朗立功免罪而班勇却被以未能按期到达之罪下狱，后虽赦免，但不久班勇悒郁而死。　　班勇之后，东汉与匈奴在西域数次交战，互有胜负，西域诸国也时降时叛，但东汉基本维持了对西域的统治，一直到汉献帝建安年间，中原大乱，与西域的联系才中断。　　东汉统一西域地区的战争，实际上是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统治权的战争。　　由于东汉国力明显不如西汉，以及其他原因，东汉政府曾几度中断与西域的关系，但是班超以其杰出的外交、军事才能，以及坚韧不拔的精神、超人的胆略，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西域地区，恢复了东汉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其子班勇继承父业，再通西域，使东汉维持了在这里的统治，父子２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的成功，除了２人主观因素之外，也是西域诸国反对匈奴统治，心向汉朝的结果，因此才使２人在东汉政府派不出更多援兵的情况下，得以组织、率领西域诸国之兵，完成统一事业。另外，北匈奴在东汉王朝的打击下，急剧衰落，客观上也为班超父子等人在西域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东汉统一西域地区战争的胜利，不仅扩大了疆域，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治，而且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十五、东汉与西羌的战争　　新莽末年，居住于今青海、甘肃及西藏等地区的羌人，乘中原兵乱，大量入居塞内，与汉人杂居。更始、赤眉之际，羌人多次侵扰金城、陇西等郡，隗嚣无力镇压，遂采取安抚手段，与之结好，并利用他们共同拒汉。东汉统一陇西后，刘秀采纳司徒掾班彪的建议，设置护羌校尉，驻凉州，管理羌人事务。但先零羌、烧当羌等一再叛汉，攻袭边郡，从光武帝刘秀至汉和帝永元年间，东汉政府与诸羌进行了十几次较大规模的战争，镇压了叛汉诸羌，安定了陇西一带地区，保证了边境地区的稳定与统一。　　但是到了东汉后期，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朽，对羌人的盘剥与压迫越来越重，羌人的生命与财产都遭受到惨重的损失，他们忍无可忍，终于掀起了３次大规模的武装反汉起义。这些起义最终都被东汉政府残酷镇压下去。　　（一）东汉镇压羌人第一次大起义之战　　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１０７年）夏，东汉政府派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陇西、汉阳等郡羌人远戍西域，羌人害怕不能回还，行至酒泉，大部逃散。　　地方郡县发兵围堵，并毁坏羌人的居室住地，使大批羌人惊走，逃往塞外。　　不久先零羌别种滇零部与钟羌诸种首先起义，发兵攻汉。虽然他们因内附已久而缺乏兵器胄甲，只能以竹竿木枝作为长矛，以木板作为盾牌，但他们作战勇敢，声势浩大，地方郡县无力镇压。　　是年冬，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奉命调集五营士及三河等郡兵，共５万人，前往镇压。次年春，钟羌乘诸郡兵尚未集结到位，在冀县（今甘肃甘谷南）西面，击败了邓骘军，汉军阵亡千余人。是年冬，邓骘派任尚及从事中郎司马钧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羌军战于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汉军又败，死亡８０００余人。此后滇零自称 天子 ，进一步联合武都、参狼、上郡、西河诸杂种羌，势力大盛，向东进击赵、魏、向南入袭益州，同时抄掠三辅地区，切断陇道。东汉地方钱粮人口损失不可胜数，军粮转输困难，于是东汉政府被迫召回邓骘，留任尚驻守汉阳，节度诸军。　　此后羌军连战连捷，永初三年（公元１０９年）春，在三辅连败骑都尉任仁。不久当煎、勒姐种羌攻陷破羌县（今青海乐都东），钟羌又攻破了临洮县（今甘肃岷县），生擒陇西南部都尉。次年春，滇零羌入袭褒中（今陕西勉县东南），大败汉中太守郑勤，歼汉军３０００余人，郑勤也阵亡。永初五年（公元１１１年），羌军大举入袭河东，一直深入到河内，汉军无力阻挡。其间，任尚因无功而被免职。东汉政府无力进攻羌军，只好消极防御，在长安设置京兆虎牙都尉，在雍城设扶风都尉，保卫关中地区，又令北军中候朱宠率五营士驻守孟津，命魏郡、赵国、常山、中山等郡县建造坞堡６１６所，防御羌军。甚至将边郡内徙，放弃了凉州大部分地区。　　在内徙过程中，许多百姓不愿离开故土，官吏采取强制手段，强行割刈禾稼，拆毁房屋，平夷壁垒，迫使百姓内迁。适值连年旱蝗饥荒，百姓缺少食粮，沿途大量死亡。永初五年秋，汉阳人杜琦与其弟杜季贡，及同郡人王信等与羌人联合，举行起义，后杜琦被官军派人刺杀，王信战死。杜季贡投奔滇零，被任为将军，驻守丁奚城（今宁夏灵武南）。　　永初七年（公元１１３年）夏，骑都尉马贤与护羌校尉侯霸反击羌军，在安定击败零昌别部牢羌，斩俘千人，获牲畜２万余头。汉安帝元初元年（公元１１４年），零昌进袭雍城，号多与当煎、勒姐等部酋豪率诸种羌，分兵进攻武都、汉中，被官军击退。侯霸、马贤在枹罕小胜号多，斩杀２００余人。　　但是凉州刺史皮扬在狄道被羌军所破，汉军阵亡８００余人，皮扬被免职。不久侯霸病逝，汉阳太守庞参继任护羌校尉。庞参上任后，改变策略，以恩信招诱羌军。　　元初二年（公元１１５年），号多等率７０００余人向庞参投降，河西道路终于打通。同年秋，官军募人刺杀了零昌酋豪吕叔都。随后征西将军司马钧率兵８０００余，与庞参所统羌胡兵７０００余人，分路北击零昌。在勇士（今甘肃榆中北），庞参军被杜季贡击败，退回。司马钧孤军继进，攻取丁奚城，杜季贡率众佯逃。司马钧令部将仲光等收割城外禾稼，但仲光等违背命令，以散兵队形追击羌军，遇羌军伏击。司马钧怨恨他们违抗军令，拒不相救，结果仲光等将全部阵亡，汉军战死３０００余人。司马钧弃城逃回，畏罪自杀。庞参被免职，由马贤代为护羌校尉。　　汉军经过多次失败，逐渐认识到以步兵对付羌军的骑兵，过于被动，于是改变战术，训练、调集了大批骑兵进攻羌军，战局开始向有利于汉军的方面扭转。不久，汉军骑兵在丁奚城小胜杜季贡军，斩杀４００余人，获马牛羊数千头。　　元初三年（公元１１６年）夏，度辽将军邓遵率南匈奴骑兵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北）与零昌激战，斩杀羌兵８００余人。随后，重被起用的任尚派军击破丁奚城。是年秋，任尚军又在北地郡击败零昌，杀其妻子儿女及羌兵７００余人，获马牛羊２万头。　　元初四年，杜季贡、零昌先后被任尚派人刺杀，零昌羌由此衰落。是年冬，任尚与马贤合兵进击北地的狼莫。马贤军先至，在安定青石岸（今甘肃平凉东）被狼莫打败。任尚军赶到后，会合马贤军一起向狼莫进攻。狼莫见汉军势大，引兵退走。汉军紧追，追至北地，与狼莫相持６０余天，后战于富平（今甘肃庆阳西南）河畔，大败羌军，斩杀５０００人，俘虏男女千余人，获牲畜十万余头，狼莫逃走，羌军受到沉重打击。不久西河虔人种羌１。１万人向邓遵投降，羌军势力进一步遭削弱。元初五年（公元１１８年），邓遵募人刺杀狼莫，羌军瓦解星散，至此，长达１２年之久的羌人第一次大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　　这次战争使东汉政府耗费军资２４０余亿，造成府帑空竭的严重后果，其统治更加衰弱。　　（二）东汉镇压羌人第二次大起义之战　　羌人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虽然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但他们并未停止反抗，小规模的起义时有发生。到汉顺帝永和四年（公元１３９年，）东汉政府派马贤为弘农太守、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此３人 天性虐刻 ①，对羌人进行了更为残暴的奴役和掠夺，终于再一次激发了羌人的大规模起义。　　①　　 《后汉书？西羌传》。　　永和五年（公元１４０年），且冻、傅难种羌等起兵进攻金城，又与西塞、湟中诸杂种羌胡联合，进攻三辅、武都。次年春，东汉政府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率五、六千骑兵前往镇压，结果在射姑山（今甘肃庆阳北）被羌军击败，马贤及其两个儿子皆战死。羌军气势更盛，各部进一步联合起来。汉顺帝汉安元年（公元１４２年），巩唐种、罕种羌和诸种羌分别进攻陇西、北地和武威，汉军屡战屡败。此时内地连年发生农民起义，东汉政府内外交困，抽不出更多的兵力镇压羌人起义，于是一面加强关中地区的防卫，一面以 招抚 的办法诱降羌人。这一年，赵冲被任为护羌校尉，他通过招诱手段，迫降罕种羌５０００余户，使东汉的压力大为减轻，东汉政府撤回了一部分兵力。　　汉安三年（公元１４４年）夏，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围剿烧当种羌，斩杀１５００人，获牲畜１８万头。是年冬，赵冲继续进攻诸种羌，斩杀４０００余人，随后在阿阳，再歼其８０００人，其余３万余户投降，羌军实力大减。　　汉顺帝建康元年（公元１４４年），东汉护羌从事马玄反叛，率羌人逃出塞外。领护羌校尉卫瑶率军追击，斩杀８００余人，获牲畜２０余万头。赵冲领军继续追击，追至建威鹯阴河（今甘肃武威东），汉军中的降胡６００余人叛逃，赵冲急率数百人追赶，途中遇羌军伏击，赵冲战死。但在此之前，羌军伤亡过重，也无力再拒汉。汉冲帝永嘉元年（公元１４５年），在左冯翊梁并的威胁利诱之下，离湳、孤奴等５万余户投降。这样羌人第二次大起义基本平息下去。在这次战争中，东汉又耗费军资８０余亿，再次受到沉重打击。　　（三）东汉镇压羌人第三次大起义之战　　羌人第二次大规模起义刚刚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桓帝建和二年（公元１４８年），白马羌又进攻广汉属国（今四川北部），同时西羌及湟中胡人也相继起兵，后都被官军镇压。然而东汉地方官吏并未吸取教训，没有丝毫减轻对羌人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到桓帝延熹二年（公元１５９年），羌人又爆发了第三次大规模起义。　　烧当、烧何、当煎、勒姐等八种羌首先起兵，进袭陇西、金城边塞。护羌校尉段颎（？～公元１７９年）率１。２万骑兵迎击，大破羌军，随后追过黄河，又战于罗亭（今青海化隆境内），斩杀２０００余人，生俘万余人。次年春，烧何等部进攻张掖，攻陷钜鹿坞，又与同种联合，共击段颎. 段颎挥军与羌军激战半日，杀败羌军，随后穷追羌军，日夜相攻，一连追赶了４０余日，追至积石山。出塞２０００余里，杀死烧何大帅，共斩俘５０００余人。接着又分兵进击石城羌，斩杀１６００人。杂种众羌屯骤于白石，也被段颎击败，３０００余人被杀。是年冬，零吾种羌围攻允街，段颎赶往救援，破围，斩俘羌军数百人。　　延熹四年（公元１６１年）冬，零吾、先零及上郡沈氐羌、陇西牢姐羌、鸟吾诸种羌等分别进攻并州、凉州及三辅地区。此时段颎因受人诬陷已被免职，济南相胡闳代为护羌校尉，但胡闳缺乏军事指挥才能，不是羌军对手，屡战屡败。东汉政府又派中郎将皇甫规前往镇压。皇甫规采取武力镇压和政治诱降兼施的策略，很快迫降了十多万羌人。次年，沈氐诸种羌进攻张掖、酒泉，皇甫规调发先零降羌与汉军合兵围剿，又迫降了大量羌人，但不久皇甫规也受到诬陷，被调回。　　延熹六年（公元１６３年），羌军攻势转盛，凉州几乎全部被羌人所占，东汉政府被迫重新启用段颎. 次年春，段颎迫降封僇、良多、滇那等３０００余落。冬，段颎率兵万余击败当煎、勒姐种羌，斩其酋豪斩俘４０００余人。八年春，段颎再击勒姐种羌，斩杀４００余人，迫降２０００余人，夏，又破当煎种羌于湟中，斩俘数千人，随后段颎挥军穷追当煎余部，辗转于山谷间，无日不战，羌人饥困交加，终于溃散。段颎前后斩杀羌人２。３万，俘数万人，获牲畜８００万头，迫降万余落，被封为都乡侯。　　汉桓帝永康元年（公元１６７年），当煎诸种又反，起兵４０００余人，欲攻打武威。段颎率军追击，杀其渠帅，斩杀３０００余人，至此西羌诸部全被镇压下去。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１６８年）春，段颎统兵万余转攻东羌，在逢义山（今宁夏西吉东北）与羌军激战，大获全胜，斩杀８０００余人，获牲畜２８万头。东汉政府拜段颎为破羌将军，并调集大量军资，令段颎务必扫灭东羌。　　是年夏，段颎率轻骑追击羌军，在奢延泽大败羌军。羌军余部退往落川，重新集结，段颎与部下田晏、夏育分兵合围，羌军战败溃逃，汉军穷追猛打，段颎身先士卒，连败羌军，一直追到泾阳（今甘肃平凉南），羌人余部４０００落全部逃入汉阳山中（今甘肃甘谷东）。　　次年夏，段颎深入羌地，直逼羌人聚屯的凡亭山（今宁夏固原山），命田晏、夏育领５０００兵在山上扎营，引诱羌人来攻。羌人战败，向东逃到射虎谷（今甘肃天水西南），分兵守住谷口。段颎欲在此全歼诸羌，遂派兵千人在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构筑了一条长４０里，广２０步的木栅栏，切断羌军退路，又密遣田晏、夏育等率兵７０００，悄悄登上西山，在距羌军１里处扎营掘堑。同时派部将张恺率３０００人占据东山。羌军恐慌，猛攻田晏军，段颎乘虚进攻，与东西山汉军合击羌军，斩其渠帅以下１。９万人，获军资无数，东羌也被平定。这样，羌人第三次大规模起义全部被镇压下去。　　羌人反抗东汉政府残酷剥削压迫的大起义，前后共延续了五、六十年的时间，东汉政府共消费军费约４００亿。在战争中，东汉军队与羌族贵族同样烧杀抢掠，羌人汉人都受到严重的摧残。战争给边郡的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社会经济残破不堪，人口锐减，同时使东汉国力大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其统治日益临近崩溃。　　十六、东汉末黄巾农民起义及失败　　东汉自和帝、安帝以后，统治集团趋于腐朽，豪强地主势力急剧膨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也愈来愈重，加上宦官、外戚的争权夺利，以及对羌人的连年用兵，大大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广大农民走投无路，不断举行起义，规模越来越大。灵帝时，宦官把持朝政，政治腐败达于极点，终于形成了全国性的黄巾大起义。　　（一）黄巾起义的准备及爆发　　东汉顺帝以后，道教的一支——太平道，在贫苦农民中广泛地传布着。　　灵帝时，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人张角（？～公元１８４年）为太平教的首领，他自称 大贤良师 ，以画符诵咒行医治病，取得广大贫苦农民的信任，传播原始道教的平等思想，进行武装反抗东汉腐朽统治的准备。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徒众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８州，参加的既有广大贫苦农民、破产的流民，也有小有产者，甚至还有京师洛阳城中的宦官和禁卫兵。　　张角把８州的太平道徒分为３６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统由他指挥。他又以谶语的形式，广泛散布 仓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①的口号，把起义的时间确定在甲子年，即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１８４年）。张角还派人在京师及州郡官署的大门上用白土涂写 甲子２字，以鼓舞人心。　　灵帝光和六年（公元１８３年），张角派大方首领马元义等往来各州及洛阳之间，负责联络，准备起义。次年初，马元义调集荆、扬两州徒众数万人于邺地（今河北磁县），准备策应洛阳徒众的起义，并数次进入洛阳，与作为内应的宦官联络，确定于三月初五在洛阳和各州同时举行起义。　　但是，就在起义即将爆发的紧要关头，张角的一个弟子唐周向官府告密，泄露了起义计划。东汉政府立即在洛阳城内进行大搜捕，将马元义及１０００多名太平道徒杀害，同时下令捉拿张角。起义的部署和步骤被打乱，面对这种被动局面，张角决定提前发动起义，立即派人飞告３６方，并规定起义农民以黄巾包头作为标志，故称黄巾军。　　黄巾起义爆发后，主力分为３个部分：波才领导的颍川黄巾、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和张角领导的河北巨鹿黄巾。他们从东南、南面和东北３个方向对洛阳构成了包围之势。另外在其他地区也活跃着若干黄巾军。　　东汉政府急忙采取镇压措施，三月，命何进（？～公元１８９年）为大将军，率左右羽林和五营士，屯驻洛阳都亭；同时在洛阳外围的函谷、太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关口设八关校尉，保卫京师；又派左中郎将皇甫嵩（？～公元１９５年）、右中郎将朱（？- 公元１９５年）、北中郎将卢植（？～公元１９２年）、东中郎将董卓（？～公元１９２年）等率军分头镇压黄巾军。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调动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对付黄巾军、灵帝还下令解除党锢，重新起用党人。并允许各地豪强扩充私人武装，配合官军共同镇压黄巾军。　　①　　 《后汉书？皇甫嵩传》。　　（二）颍川黄巾军主力的失败　　汉灵帝中平元年四月，皇甫嵩、朱　　 奉命率领五校、三河骑士及新募兵勇共４万多人，分两路，进攻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波才军。朱　　 先与波才（？～公元１８４年）交战，被击败。随后皇甫嵩又被围困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官军兵少势弱，见黄巾军声势浩大，十分惊恐。但波才缺乏军事经验，将部队驻扎于草木丛生的地方，被皇甫嵩抓住机会，乘夜深风大，发动火攻，黄巾军阵势大乱。接着骑都尉曹操（公元１５５～２２０年）率兵赶到，朱　　 也乘势来攻，３路合击，大败黄巾军，斩杀数万人。波才率余部退往阳翟（今河南禹县）。　　五月，皇甫嵩、朱　　 在攻灭了汝南、陈国（今河南淮阳一带）黄巾军后，再击波才，波才彻底失败。不久，西华（今河南西华南）彭脱所统的黄巾军也遭到失败。至此，汝南、颍川、陈国３郡的黄巾军全部被皇甫嵩、朱　　 镇压下去。东汉政府摆脱了最严重的危机，开始缓过气来，将皇甫嵩、朱　　 分别调往别处镇压其他黄巾军。　　八月，皇甫嵩在东郡苍亭（今山东阳谷北）击败了由卜已率领的东郡黄巾军，卜已被俘，起义将士７０００惨遭杀害。皇甫嵩被封为都乡侯。　　（三）南阳黄巾军主力的失败　　南阳黄巾军主力由自称 神上使 的张曼成领导，共有数万人。起义后，他们击杀了郡守褚贡，然后又以重兵围困南阳重镇宛城（今河南南阳），同南阳太守秦颉相持百余日。六月，秦颉得到颍川黄巾军失败的消息后，便乘起义军松懈疲困之机，开城反扑，杀张曼成，使黄巾军遭受很大损失。但黄巾军又推赵弘为首领，并迅速壮大力量，发展到十几万人，攻取了宛城。　　这时，朱　　 从颍川赶来。他与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颉合兵１。８万，围攻宛城。但从六月一直猛攻到八月，始终未能攻克。汉灵帝一度欲召回朱璆问罪，后在司空张温的坚持下才罢休。　　朱　　 遂加紧了对起义军的进攻，不久，赵弘阵亡，韩忠又被推为首领，继续坚守宛城。朱　　 见强攻不成，便佯攻西南，吸引黄巾军，自率精兵５０００从东北，乘虚而入，攻破大城，黄巾军退保小城。韩忠动摇，乞求投降，被朱　　 拒绝。此时，黄巾军尚有１０万之众，朱　　 兵少，难以强攻得手，遂解围撤兵，引诱黄巾军出战。韩忠中计，率兵追击，中途遭官军伏击，战死万余人，韩忠投降，被秦颉杀害。起义军余部在孙夏率领下，仍退回宛城坚守。　　十一月，孙夏放弃宛城，撤至西鄂精山（今河南南召东南），朱　　 跟踪追击，打败起义军，斩杀１万多人，其余部众逃散。至此，南阳黄巾军主力也遭失败。　　（四）河北黄巾军主力的失败　　河北黄巾军主力由张角兄弟亲自领导，共有２０多万人，力量最为强大。　　起义后，张角自称 天公将军 ，其弟张宝称 地公将军 ，张梁称 人公将军 ，率领黄巾军，连续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南）、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诸城。张角与张梁守广宗，张宝守下曲阳，结成犄角之势。三月，汉灵帝派卢植前往镇压，数月不能取胜。灵帝大怒，将其逮捕下狱，改派董卓继续镇压。但董卓也连战连败，到八月，皇甫嵩被调来河北。此时张角已病死，起义军受到沉重打击。　　皇甫嵩首先进攻广宗，张梁指挥起义军英勇奋战，使官军无法取胜。于是皇甫嵩下令停止进攻，迷惑起义军，使其放松戒备，然后指挥官军乘夜潜伏至起义军阵前，天明时突然发动进攻。起义军仓促应战，激战一日，张梁阵亡，部下战死８万余人，广宗失守。随后，皇甫嵩与巨鹿太守郭典进攻下曲阳。十一月，张宝战死，所部十余万人或死或降，全军覆没。至此，河北黄巾军主力也告失败。　　（五）黄巾起义失败的原因　　东汉末黄巾大起义，经过了十几年的秘密准备，但起义后仅历经９个月的时间，主力就遭到彻底失败，究其原因：其一，黄巾军面对的敌人十分强大。起义爆发后，镇压黄巾军不仅有庞大的东汉官军，而且还有各地豪强的大小武装，他们面对的是整个地主阶级的疯狂镇压，最终寡不敌众，终于失败。其二，由于起义计划被叛徒出卖，使起义不得不仓促发动，各地起义军之间的相互配合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洛阳起义流产，使东汉政府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全力镇压外围起义军。其三，从主观方面来说，黄巾军缺乏有战略头脑的军事领袖人物，其起义计划的制定极不完备，起义后各地起义军没有迅速地集结起来，而是分散在各地孤立行动，甚至不进行相互支援配合，终于被官军各个击破。同时起义军首领缺乏军事指挥才能，张角、张梁、张宝、波才、张曼成、赵弘、韩忠等，个个都是只知固守一城一池，或久围坚城，与东汉军拼消耗，不懂得运用灵活的战术战法，取得主动，始终被动挨打，直至失败。其四，东汉派来镇压黄巾起义的将领，如皇甫嵩、朱、曹操等都是一些能征善战的悍将，他们的统兵作战的能力，军事指挥的才能、战术计谋的运用，都高于黄巾军首领，因而往往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终击败黄巾军。　　黄巾军主力被镇压后，分散在各地的黄巾军余部和其他起义军的斗争仍在继续，一直到汉献帝时，历经２０多年，才被全部镇压下去，此时，东汉王朝早已经名存实亡了。　　十七、东汉的军事思想　　东汉时期，由于统治者轻视军事学术的研究，以及谶纬神学对学术思想的垄断，不仅使得这个时期的军事思想发展极为缓慢，而且也没有产生一部有较大影响的兵书。从现存的著作来看，《握奇经》基本上体现了东汉时期军事理论水平。　　《握奇经》，亦称《握机经》或《幄机经》。相传为黄帝的大臣风后所撰。但据考证很可能是东汉时期谶纬神学家根据《周易》八封推衍而作成的。　　今存一卷，约３８０余字。其主要内容，是讲解布列八阵与敌交战的战术。根据《握奇经》所述，所谓 八阵 即指天、地、风、云、龙、虎、鸟、蛇。　　其中天、地、风、云四阵为正，龙、虎、鸟、蛇四阵为奇。布阵时，主帅位居阵中指挥，并掌握 余奇 之兵，即机动兵力，称为 握奇 ，同时派出游军在两端警戒，然后按四正四奇布列成八阵。布阵毕，则以游军骚扰敌人， 或惊其左，或惊其右.作战时，四正四奇之兵协同作战，游军从阵后出击敌人，配合八阵，主帅掌握全局，并随时以 余奇 之兵策应重要的作战方向。《握奇经》特别强调四正四奇之间的相互配合。同时它也指出，这种配合一定要依客观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即要根据 天文、气候、向背、山川利害，随时而行 ，或合而为一，因离而为八，各随师之多少触类而长 ，最终达到 以正合，以奇胜 的目的。　　《握奇经》是唐代以前的兵书中唯一具体提出八阵各阵名称的兵书。它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孙膑兵法》关于 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 的灵活改变战术、变化阵法的战术思想，而且对后世阵法的布列有一些影响，因而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十八、结语　　秦汉两代是我国历史长河中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以及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军事领域方面也揭开了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秦汉时期，开创了以皇帝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军事领导体制。这种领导体制，不仅促进了当时封建政权的稳固与发展，而且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延续了两千多年之久，并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成为巩固封建政权的重要保证。秦汉时期的战争，不但规模宏大，动辄十几万、几十万大军奔赴前线，而且作战区域、行动范围都远远超过了前代。与这种大规模战争、大范围机动用兵的时代特点相适应，将帅的用兵方略、战术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兵学思想也有新发展。同时骑兵部队逐渐发展完善，成为能够独立作战、具有极强攻击力的重要兵种，使这个时期军队的建设、军队的战斗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由于长期地、大规模地对周边地区用兵，秦汉的疆土不断扩展，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基础。秦汉时期以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等为代表的战略家、军事统帅，以项羽、卫青、霍去病等为代表的优秀军事将领，更是这个时代造就的杰出军事人才，他们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宏大历史剧。　　秦汉军事史是古代军事史中重要的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史料缺乏等原因，今人对它的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深入，空白点不少，有分量的论著并不很多。本书在作者自己的研究基础上，汲取了近几年来大陆、台湾、以及日本学者研究的新成果，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由于受篇幅所限，本书未能全面、详尽地介绍秦汉军事史的方方面面，许多内容，如西汉统一南方的战争，东汉与鲜卑、乌桓的战争等等，都只好忍痛割爱了。◆◆◆第024卷 秦汉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书是一部系统而又深入地阐述秦汉时期思想发展的学术专著。作者打破了以人物排队和把思想家的思想简单地划分为宇宙观、辩证法、认识论等几大块的研究方法，而是以秦汉时的学术思潮为主线，以汉代思想家普遍关注的 天人问题为核心，对秦汉时期学术思潮的演进作了严密的历史考察。　　本书不仅以大量的笔墨对秦汉学术思想史上的儒学经学化与经学神学化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而且对儒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尤其是道家在秦汉思想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本书立论新颖，论证充分，文字流畅，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秦汉四百四十年思想发展的原情本貌。　　一、秦汉思想概述　　秦汉（上起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下迄公元２２０年东汉灭亡）　　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出现，春秋战国时 百家争鸣 的局面已告结束。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需要，秦汉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在这种探索中，无论是其经验还是其教训皆对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它以法家的 倾邻国 、 雄诸侯 、 兼吞战国 统一了天下，但它也因法家的 专任刑罚 、残暴不仁、横征暴敛、穷奢极欲而骤亡。秦王朝在选择法家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政策的尝试中遭到了惨痛的失败。　　汉之初，随着秦的灭亡和秦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儒道两家的学说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外戚、功臣、郡王的大力提倡，由于道家 黄老之学的 文武兼备 、 刑德并用 、 以法为符 、 与民休息 、 轻徭薄赋的思想更有利于稳定汉初的政治形势并恢复汉初残败的社会经济，所以道家 黄老之学 应时而成了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在西汉前期的 黄老 思潮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 黄老 思想家，淮南王刘安与司马谈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刘安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是西汉前期道家思想的总集，是西汉道家思想之 渊府 ；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汉初 黄老之学 所作的学术总结。　　汉初几十年道家政治的实行，的确使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在此基础上，具有 雄才大略 的汉武帝便不再愿意象文、景那样 恭俭无为 、 贵柔守雌 了，他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不仅要试图把大权独揽于自己手中，以树立作为皇帝的最高权威形象，而且他还要试图消除郡国力量过于强大这个内患与匈奴侵边这个外患以建立 大一统 的汉帝国。因此，到这时以 无为 为标榜的道家思想已成了汉武帝 有为 政治的障碍，于是董仲舒的以鼓吹 君权神授 和 《春秋》大一统 为主旨的儒家学说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并被定于一尊。儒家学说终于在王权的支持下由子学上升而成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 经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其时历经战乱兵燹，先秦儒家的典籍，原本多佚。因此当时的儒经博士所传习的经典多是由汉初经师凭记忆口耳相传下来、用汉初文字整理而成的 今文经 ；当时盛行一时的 经学 ，也被称为 今文经学.为了论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统治的合理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在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资料阐发儒家经典中的 微言大义 的同时，便已经有了 天人感应 、 符瑞灾异 等神学内容，而其末流更是完全离开儒家经典的 微言 ，胡编滥造出种种古怪荒诞的 大义 ，附会到天帝与孔子名下，因此在西汉中叶后，随着西汉社会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和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斗争的日趋激化，带有神学色彩的今文经学更进一步与秦、汉之际以来的鬼神符谶相结合而堕落成了谶纬神学。 谶 ，本义是应验，实际上是一些宗教预言之书； 纬 ，是对 经 而言的，实际上是一些用神学迷信观点解释儒家之 经 的书。王莽建立新朝，刘秀光复汉室，皆曾得利于谶纬，因此，在王权的抬高下，谶纬神学在两汉之际甚嚣尘上。在汉儒制造出来的五花八门的纬书中，儒家经学中的孔圣人已变成了通天神人，儒家典籍已由 经 变成了神秘的 天书 ，成了 天神 意志的体现。　　除此之外，两汉之际，还有另一批人，他们面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遂感到富贵荣华乃 浮云 ， 保终性命 才是 真 ，而且王莽之篡汉也粉碎了他们对儒家君臣礼仪的信仰，于是他们便纷纷遁入了道家 老学 、 隐匿山野 、 养志修道 去了。因此道家 老学 在两汉之际盛行了起来。在两汉之际的 老学思潮 中，出现了一批研究道家 老学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老子指归》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指归》与《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 存神养和 、 保终性命 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 黄老之学 迥异，这实际上是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自从儒家在西汉中叶由子学上升为 经学 后，先是 今文经学 显赫一时，在西汉中后期又出现了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王莽为了篡汉曾大力提倡谶纬，又曾利用古文经学为自己的复古改制提供理论依据，因此谶纬神学与古文经学在王莽时获得了很大发展。东汉初期，光武帝为了维持经学各派的平衡，对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神学采取了兼收并蓄、普遍扶植、分别利用的政策，使经学中的三个各自独立的派别在东汉前期皆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但是，到这时，经学本身所固有的致命性的弊端也已全部暴露了出来：一是经学各派各说各的，互相斗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性的说法，无法履行统治思想的功能；二是 五经章句烦多 ，圣人的 微言大义 已被淹没在烦琐支离的 碎语 之中，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缺乏力量。为了克服经学本身所具有的这些弊端，汉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７９年）亲自主持召开了 讲议五经同异 的 白虎观会议.在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直接干预下，经学各派互相协调，求同存异，终于在 三纲五常 的基础上，实现了经学与神学的结合，经学各派开始由纷争走向统一， 三纲五常 的道德教条也在神学的外衣下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下来。《白虎通义》便是这次经学会议的总结。它的出现，标志着汉代建立官方统治思想的终结。　　当汉代学术界被今文经学、谶纬神学、世俗迷信搞得乌烟瘴气之时，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批与儒家正统异趣的思想家，初有刘歆、扬雄与桓谭，而真正能够利用道家 天道自然 的学说与汉代自然科学的材料对神学经学与各种世俗迷信展开全面的批判与扫荡的则是东汉的王充。王充对汉代神学迷信的批判，给汉代学坛带来了几丝清新的理性之风，并对我国后来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思想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诚如侯外庐先生所说，西汉以来的儒学 正宗 地位，在遭受了王充的批判之后，虽然在形式上尚能维持其统治地位，而实质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动摇。其表现之一是，许多儒者（包括一些名儒，如马融、蔡邕等），虽为了利禄而不得不研读儒典，但他们已经越来越背离了儒家的教义，而走上了儒道双修、融合儒道的道路。汉末的这种打破儒家经学的 家法 而兼融诸家的思想风气，预示着汉代经学已走到了穷途末路，并为后来魏晋时 援道入儒 、 以道代儒 的玄学思潮开启了先河。　　二、 黄老之学 在西汉的盛衰　　黄老之学 是汉代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派别，它在西汉前期曾非常盛行，不仅是当时政治上的指导思想，而且还成了一种社会思潮。到西汉中期，随着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 黄老之学 才开始走向衰落，但它的影响却远远没有消绝。　　（一）秦专任法家治国的失败与 黄老之学 在汉初的盛行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也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短命的封建王朝，它以法家而 倾邻国 、 雄诸侯 ，并最后 兼吞战国 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幅员空前辽阔、国力空前强盛的秦帝国，但它也因法家的 专任刑罚 、残暴不仁以及无休止的横征暴敛、滥发徭役、穷奢极欲而骤亡。秦王朝在以法家作为封建国家统治政策的尝试中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因此，探讨封建社会长治久安统治之术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洗礼的汉初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的身上。他们从秦末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已经认识到单靠法家强权必然会重蹈亡秦的覆辙，而他们在自己建立汉家政权的切身经历中也已认识到，以道德修养为己务的儒家和崇尚自然、消极无为的道家老学皆无力解决汉初民不聊生、经济凋敝、政权不稳等现实而又迫在眉睫的政治、经济问题，于是以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刑德并用为主要内容的道家 黄老之学 应时而成为汉初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并逐渐成了一种社会思潮。　　除此之外， 黄老之学 在汉初的盛行， 也反映出当时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局势尚未巩固，功臣、外戚、郡国王还有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他们崇道黜儒，正是为了让皇帝垂拱无为，不去干预郡国事务 ①，以使其既得的利益不受皇权的侵害。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初竭力提倡道家 黄老 的人物是窦太后、曹参、淮南王等人。史称窦太后 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②；而汉初第一个明确地以 黄老之学 来指导政治实践的是齐相曹参，他 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 ，拜盖公为师， 其治要用黄老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③。惠帝时，萧何卒，曹参代为汉相，遂将 黄老之学 由齐国带到了中央而推之全国。文、景二帝之时，继续以 黄老 治国。刘向说： 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 ④《隋书？经籍志》也曾经指出： 汉时曹参始荐盖公能言黄老，文帝宗之。 文帝的儿子汉景帝从小就在文帝和窦太后的教育下诵读《黄帝》、《老子》之书，所以景帝继承文帝的政策，举事无所变更，崇尚 黄老之学.至于淮南王刘安，那更是郡国王中崇尚道家 黄老 的代表人物，他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实是一部西汉前期道家黄老思想的总集①。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史纲》（上），第 139-14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　　②　　 《史记？外戚世家》、《汉书？外戚传》。　　③　　 《汉书？曹参传》。　　④　　 《风俗通？正失》。　　①　　 后面有详细的论述。　　在汉代大臣、外戚、郡国王的积极倡导下，道家 黄老之学 遂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上至皇帝（文、景二帝）、将相（曹参、陈平）②、名臣（汲黯、田叔、直不疑、郑当时、张释之）③，下至一般学者（如黄生）④、隐士（司马季主、盖公、王生）⑤，几乎无人不读 黄老 ，无人不通 黄老之术. 黄老之学在汉初达到了极盛。　　道家 黄老之学 在汉初的盛行，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社会效果。到惠帝、吕后时期，已由 天下初定 时的 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的凄凉凋敝的局面变为 天下晏然 、 衣食滋殖 的兴旺发展的景象。经过 文景之治 ，经济繁荣已超过了战国，到汉武帝初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如果不是遇到旱涝灾害， 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太仓中的粮食更是 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原来的 天子不能具醇驷 的状况，到此时已经是 庶众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 ⑥。　　总之，在总结秦王朝专任法家治国而骤亡教训的基础上，汉初的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终于找到了 黄老之学 这样一个能够解决汉初政治、经济实际问题的治国方略；秦王朝在探讨封建国家统治政策过程中尚未完成的任务，在汉初统治者这里临时有了 黄老之学 这个较为令人满意的答案。　　（二）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与 黄老 思想之谜的揭破　　从古到今，人们历来都认为汉初以道家 黄老 治国，认为 黄老之学 在汉初曾风靡一时，并且认为 黄老之学 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由于道家 黄老 之中的道家 黄学一派的代表作——《黄帝四经》从汉代之后便失传了，这就造成了人们对 黄老之学 的种种误解， 黄老之学 也因此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既然人们无从知道 黄老 之中 黄学 一派的真实思想内容，人们也就只好牵强附会地以 老 代 黄 了。明末清初伟大的思想家王船山在《读通鉴论》卷三评述西汉 黄老 政治家汲黯时就认为： 黯之学术，专于黄老。甘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 ，把 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择丞史任之，责大指而已，不细苛 的 黄老 人物——汲黯当成了 甘其食、美其衣 的老学信徒。近人贺昌群先生也说： 汉初诸大臣如张良、萧何、曹参，皆以黄老术为政，并得保全其首领。文景之政，以慈俭为宗，此老子一书之应用于汉初政治者也。①就连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和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也认为汉初的 黄老之学 就是 老学 或 老庄之学.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第八章中说： 汉兴，黄老之学盛行，主以清静天为为治，此' 老学' 也 ；侯外庐先生在其《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中也说： 汉代在初期与末期，都借重老庄，初期试求复古于老庄以与儒学相抗，末期再试求复古于老庄以代替儒学，然都没有成为支配势力.总之，汉初的 黄老之学 就是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　　②　　 陈平信奉 黄老 的记载见《史记？陈丞相世家》、《汉书？陈平传》。　　③　　 参见《史记》与《汉书》中的 本传.④　　 黄生是司马谈的老师，是汉初著名 黄老 学者，参见《史记？儒林列传》与《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　　 参见《史记？日者列传》与《张释之传》。　　⑥　　 以上引文见《汉书？食货志》。　　①　　 《魏晋清谈初论》，商务印书馆出版。　　但实际上，当人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来代替 黄老之学 时，有一个问题常常难以自圆其说，这就是：崇尚自然、消极无为、专注于心性修养而一味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的 老庄之学 又如何能使汉初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走向繁荣，并使新生的汉家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呢？而且，汉初在 黄老之学 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老庄思想相去甚远。例如，老、庄皆反对法治，认为 法令弥彰，盗贼多有 ①，主张废除一切禁令和外在束缚而让人们任其自然、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汉初统治者却不是这样，从高祖刘邦的 约法三章 到萧何的 为法令约束 再到文帝的 好刑名之言 ，不仅制订了一系列越来越繁苛的法律条文，而且还特别强调制订了法令之后必须秉公执法而不可随意枉法，强调以法律为准绳来处理一切事情。根据《史记？张释之传》的记载，张释之以 善为黄老言 的处士——王生为师，是著名的 黄老 信徒，他作为文帝时的廷尉，在处理所谓的 犯跸案 与 盗高庙玉环案 时，并未因犯人掠的是文帝之马、盗的是 先帝庙器 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张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也 ，认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标准。汉文帝对于张释之的做法虽然有点不太高兴，但因他也是 本修黄老之言 ，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还是肯定了张释之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并未因一时之怒而废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乱法。汉文帝与张释之的这种秉公执法、不枉法、不废法的思想在老、庄那里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又如，老、庄未尝有一言谈及生产，也无发展经济的明显要求，而汉初统治者却在 黄老之学 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奖励垦荒、勿逆农时的让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政策，并使汉初经济由凋敝走向了繁荣。再如，老、庄皆竭力反对贵贱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等级制，而汉景帝时的黄老学者——黄生在与儒经博士辕固生辩论汤武除桀纣是 受天命 还是 臣弑君 的问题时却说： 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也？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 ①在此黄生所竭力维护的便是一种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上下有别、尊卑有序、贵贱有恒位的思想。　　这种思想是道家老、庄所坚决反对的，而 黄老 学者——黄生却以此作为基本观点。如果说 黄老之学 就是 老庄之学 ，那么这又如何解释呢？　　①　　 《老子》第五十七章。　　①　　 见《史记？儒林列传》。　　直到１９７３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土，才为我们彻底搞清这些千百年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才使 黄老 思想之谜大白于天下变成了可能。因为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除发现了流行于汉初的两种《老子》版本（甲、乙本）外，还发现了和《老子》甲、乙本合抄在一起的另外四篇古佚书。这四篇古佚书有篇名而无书名。第一篇是《经法》，第二篇是《十六经》，第三篇是《称》，第四篇是《道原》。如果把汉初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汉初 黄老 人物的所作所为与汉初人手抄的这四篇古佚书相对照，那么，我们用 老子之学 或 老庄之学 所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在这四篇古佚书里全找到了答案：首先，关于法治的问题，老、庄虽坚决反对，但古佚书却认为道生法 ，认为 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 ①。这些说法与 黄老 信徒张释之秉公执法的情况以及汉文帝不以一己之私而废天下之公法的做法是完全相符的；其次，关于发展经济的问题，老、庄皆不曾谈及，而古佚书却特别重视，认为 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须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 ②。这些说法与汉初的与民休息、轻徭薄赋、让老百姓安心发家致富的经济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再次，关于社会等级有别的问题，老、庄皆坚决反对，而道家 黄老 学者——黄生却竭力维护，那么，黄生的思想源于何处呢？实际上，黄生的思想源于古佚书。因为古佚书曾明确说过： 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　　长阳少阴。贵阳贱阴。 ③黄生的首足有别、上下有分的思想与古佚书的这种主主臣臣、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长长少少、贵贵贱贱的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思想如出一辙。　　由此可以看出，汉初流行的 黄老思想 与 老庄之学 的主旨多有不合之处，但与马王堆出土的《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的内容却完全一致。　　那么，这四篇古佚书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书呢？　　首先，我们认为，这四篇古佚书属于 黄帝书.《淮南子？修务训》有言曰：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乱世暗主高远其所从来，因而贵之。 《淮南子》的这段话，道出了一个真情，这就是在战国、秦汉之际，诸子各家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并取得时君世主的信仰，多依托远古之人来著书立说以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最明显的如儒、墨两家皆祖述尧舜，农家许行则言必称神农，道家则依托西出函谷关的隐士老子。而实际上，随着战国以来大国争霸局面的形成与统一形势的出现，黄帝的形象已经变得越来越高大，在政治军事上，黄帝成了战胜一切邪恶、统一四方的英雄；在思想文化上，黄帝成了人类文明的缔造者，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权威代表。因此，从战国中期以来，出现了一个依托黄帝而著书立说的时代，一大批依托黄帝而写成的书涌现了出来。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这些 黄帝书 共有十二类二十六种，其中道家类五种，阴阳家类一种，小说家类一种，兵阴阳家类五种，天文类二种，历谱类一种，五行类二种，杂占类一种，医经类一种，经方类二种，房中类一种，神仙类四种。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因其通篇都是假借黄帝、黄帝与其大臣的对话来阐述其政治、经济、伦理学说的，因此这四篇古佚书是当时流行的 黄帝书 中的一种当是无可怀疑的。　　①　　 引文出自古佚书的第一篇《经法》中的第一节《道法》。　　②　　 见古佚书《经法？君正》。　　③　　 见古佚书的第三篇《称》。　　①　　 如前面提到的，《老子》反对 法治 ，也不谈生产，而古佚书却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其次，我们认为这四篇古佚书属于道家类的 黄帝书.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二类二十六种 黄帝书 中，道家类的 黄帝书 共有五种，占了较大的比重。而马王堆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当是其中的一种。因为这四篇古佚书虽然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与《老子》的思想有较大差异①，是对《老子》思想的改造与发展①。但在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方面，却与《老子》的思想完全一致。与《老子》一样，古佚书通篇都是以 道 为宗，认为 道 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并专辟一篇《道原》来探讨 道 的特性与作用，其对 道 的看法与《老子》的看法毫无二致；不仅如此，道家《老子》的 无为 、 不争 、 贵柔 、 守雌 等人生主张也是古佚书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又加上这四篇古佚书是和道家《老子》合抄在一起的。因此，这四篇古佚书只能是道家类的黄帝书 ，而不可能是其他类的 黄帝书.对此，学术界已有公论。　　再次，我们认为这四篇古佚书便是《黄帝四经》。在《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类 黄帝书 中，除了首列的《黄帝四经》四篇外，还有《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杂黄帝》五十八篇、《力牧》二十二篇。　　那么，马王堆出土的这四篇古佚书到底是道家类的哪一种 黄帝书 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黄帝铭》。《黄帝铭》在《汉书？艺文志》上所载是六篇，显然与古佚书四篇的篇数不符。而且顾实《汉志讲疏》说： 黄帝《金人铭》，见于《荀子》、《太公金匮》、刘向《说苑》；黄帝《巾几铭》，见于《路史》。是六铭尚存其二也。 今取其佚文与古佚书相对照，从文体到内容均不相同，可见古佚书不是《黄帝铭》；那么，是不是《黄帝君臣》十篇呢？也不太象。一是篇数不符，二是古佚书讲黄帝君臣的只有《十六经》一篇，而且在《十六经》的十五小节中，真正涉及到黄帝君臣的也只有八个小节，更何况古佚书在讲到黄帝与其大臣时还带有强烈的神话传说的色彩。可见，这四篇古佚书也不是《黄帝君臣》十篇；另外，这四篇古佚书也不是《杂黄帝》五十八篇与《力牧》二十二篇。一是因为这两部书与古佚书的篇数相差太远，二是因为古佚书所显示的是非常有思想理论系统的著作，以 杂 称之不太恰当，三是因为《十六经》中虽确有力牧其人，但除了力牧之外，还有太山之稽、果童、阉冉等黄帝臣，如都视为力牧之书，显然不符合事实。因此，四篇古佚书不是《杂黄帝》与《力牧》。这样，剩下的只有《黄帝四经》这本书了。那么，古佚书四篇是否就是《黄帝四经》呢？　　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不仅因为古佚书四篇与《黄帝四经》四篇的篇数完全相符，而且因为两者的文体也是相符的。古佚书的第一篇《经法》与第二篇《十六经》已在标题中明确称 经 ，第三篇《称》与第四篇《道原》虽未标出经 字，但却是 经 的体裁，内容提纲挈领，言简义丰，以 经 称之，当之无愧。由此，我们便可得出结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便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道家类 黄帝书 ——《黄帝四经》。　　《隋书？经籍志》曾经指出： 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 这里所谓的 黄帝四篇 ，实际上就是指《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也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所谓 黄帝四篇、《老子》二篇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帛书 黄 、 老 二书的合卷本。因为以 黄 、 老 二书代表的 黄老之学 在汉初曾盛极一时并对整个汉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故称 最得深旨.《黄帝四经》一书的出土与 黄老之学 中道家 黄学 一派的发现，终于使千百年来使人迷惑难解的 黄老 思想之谜大白于天下。　　①　　 例如，古佚书的 无为而治 便是在改造《老子》 无为 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政治学说。后有详述。　　（三） 黄老之学 的宇宙图式与社会秩序　　马王堆 黄老帛书 ①的出土，使我们看到，在汉初盛极一时的 黄老之学 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此，学术界已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做过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多局限于微观方面；如有的学者对《黄帝四经》的 道 进行了详细探讨，又有的学者对《黄帝四经》的 无为 进行了专门的分析，而真正从宏观的角度对 黄老之学 的思想体系进行剖析的还为数甚少。本人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性的努力。本人认为，以《黄帝四经》与《老子》为代表的 黄老之学与 重人事、轻自然 而专注于对形而下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问题进行探讨的先秦儒家不同，道家 黄老 非常注重对形而上的宇宙的本源、宇宙的生化图式、宇宙的根本法则等问题的研究，它们虽然也有一系列关于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的主张，但在它们看来，形而下的社会秩序乃不过是形而上的宇宙秩序在人间的体现，宇宙秩序才是建立人间秩序的根据与凭借。也就是说，道家 黄老之学 的思想体系是由形而上的宇宙图式与形而下的社会秩序两部分组成的②，而其中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后者是前者在社会领域的直接推演。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让我们看一下 黄老之学 的宇宙图式。　　１。道家 黄老 的宇宙图式在道家 黄老 看来， 道 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与最高主宰。《老子》说：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①又说：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 ②《黄帝四经》也认为： 虚无形，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 ， 虚无有，秋毫成之，必有刑（形）名 ③，又说： 古（故）无有刑（形），……　　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鸟得而蜚（飞），鱼得而流（游），兽得而走。　　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 ④这里所说的 虚无形 、 虚无有 、 无有形 皆是是指 道 ，这就是说，在《四经》看来，宇宙间的万事万物皆是由 道 产生的， 道 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总根源。不仅如此，《四经》还认为： 道生法 ⑤，即人间的法令制度、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也是 道 的产物。①　　 此处使用的 黄老帛书 一词，是指帛书《黄帝四经》与《老子》，与有的学者以 黄老帛书 专指《老子》乙卷本前四篇古佚书（《黄帝四经》）不同。　　②　　 参见拙作《的宇宙图式与社会秩序》，载《湖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 2期。　　①　　 《老子》第二十五章。为了叙述方便，本书在引用《老子》原文时，以今本《老子》为主。今本《老子》与帛书本《老子》不同之处，则以帛书本《老子》为准。　　②　　 本书所引用的《黄帝四经》的材料，均出自余明光、张纯、冯禹、张国华等人合作完成的英汉对译本《黄帝四经今注今译》。此书于 1993 年 7月由岳麓书社出版。　　③　　 《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④　　 《四经？道原》。　　⑤ 道生法 是《四经》开篇第一句话。　　那么， 道 又是怎样使宇宙万物得以生成的呢？《老子》曾说过：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⑥《四经》的看法与《老子》非常相似。　　根据《老子》宇宙发生论的见解，作为宇宙本源的至高无上的 道 ，首先生出的是 一 ，即 道生一.那么， 道 生出的这个 一 指的是什么呢？通读《老子》，我们便会发现， 一 在《老子》中共出现过十四次，除去两次作为纯粹数字意义之外，具有哲学意味的还有十二次，将其分析归纳，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指 道 ，二是指宇宙开初时的混沌未分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 道生一，一生二 中的 一 ，当属于第二个含义，即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宇宙开初时的 浑然未分的统一体 ①。类似的说法在《黄帝四经》中也有多处，例如《道原篇》中就曾说过： 恒先之初，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晦明。 很显然，这里所说的 一 也是指 未有晦明 以前的天地未分的 湿湿梦梦 、混混沌沌的状态。　　在《老子》看来， 道 生 一 之后，在 道 的作用下， 一 又生二.道家 黄老 的 二 又是指什么呢？《黄帝内经？太素？知针石篇》杨上善曾对 一生二 作了这样的注释： 从道生一，谓之朴也，一分为二，谓天地也。 杨氏的这一见解是符合《老子》本意的。因为《老子》也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②，又说 无名，天地始 ③，还说：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 ④。这就告诉我们：在 道 的作用下，由混沌未分的 一 首先分化出来的便是 天、地.而《黄帝四经》的 一之解，察于天地 ⑤的说法，也有与《老子》一脉相通之处。总之，如张岱年先生所说： 二即天地 ⑥。　　天、地诞生后，《老子》又认为天地间有阴阳二气，而这阴阳二气并不是静止凝固的，而是互相冲击激荡并最后达到 和 的状态，这就是《老子》所说的 冲气以为和.天、地之间的阴阳二气与 和气 便是由 二 （天、地）生出的 三 ， 三 又生万物，因此万物皆 负阴而抱阳.这也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的： 三即阴阳和盅气，由阴阳和盅气生出万物 ①。对《老子》的这种阴阳学说，《黄帝四经》有继承，而且有发展。 黄帝曰群群□□□□□□为一囷，无晦无明，未有阴阳。阴阳未定，吾未有以名，今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旧时…… ②。这就是说，《四经》不仅认为在天、地之间有阴阳二气，而且还根据阴阳二气冲击激荡、矛盾对立在不同时间上的不同特点，又把 阴阳离为四时 ，并认为春、夏、秋、冬 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　　⑥　　 见《老子》第四十二章。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 21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后引只注书名。　　②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③　　 《老子》第一章。　　④　　 《老子》第三十九章。　　⑤　　 《十六经？成法》。　　⑥　　 《中国哲学大纲》第 21-22页。　　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 22 页。　　②　　 《十六经？观》。　　不仅如此，道家 黄老 还特别强调 人 在宇宙中的独特的高贵地位。　　《老子》说：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③《黄帝四经》也说： 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 ④，又说，没有人便 无与守天 、 无与守地。 ⑤这样，道家 黄老 的由 道到天、地、人，再到阴阳、四时的宇宙图式便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２。道家 黄老 的社会秩序道家 黄老 通过对 道 、 一 、 天地 、 阴阳 、 四时 等的论述，完成了其对宇宙的本源、宇宙的生成图式、宇宙的秩序的理解，但这种形而上的对总体宇宙的探讨，乃不过是为了论证、说明与推演其人间的社会秩序。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思想才是其宇宙观所要达到的目的与归宿。　　（１） 道 与 无为 在道家 黄老 看来， 道 虽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与最高主宰，但 道 的最大特点却是 无为.《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①，自然无为，故道也无为，即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②。《黄帝四经》也说： 一者其号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 ③，也就是说： 无为 是 道 的本质特征。即然 宇宙之本根是道，而道是无为的；人应依循道，所以人也应无为 ④。因此， 无为 是 黄老之学 由其形而上的宇宙图式推演出来的形而下的最重要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老子》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⑤，又说：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 ⑥；《黄帝四经》也认为： 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天为也 ⑦。　　由此可见，无论是《老子》还是《黄帝四经》皆以 无为 为最高的为政原则和人应具有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但具体分析起来，《黄帝四经》的 无为 又已与道家《老子》的 无为 有了较大差异。我们都知道，《老子》的 无为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 无为 ，是任其自然而无所作为，即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 ⑧， 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⑨。而《黄帝四经》的 无为 却不是这样，它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在改造《老子》 无为 学说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 无为 理论， 无为 已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政治、伦理内涵。　　③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④　　 《经法？六分》。　　⑤　　 《十六经？观》。　　①　　 《老子》第二十五章。　　②　　 《老子》三十七章。　　③　　 《道原》。　　④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 283页。　　⑤　　 《老子》第五十七章。　　⑥　　 《老子》第三十八章。　　⑦　　 《经法？道法》。　　⑧　　 《老子》第六十三章。　　⑨　　 《老子》第六十四章。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四经》的 无为 是一种以有为为前提的 无为 ，是指君无为而臣有为，是一种高超的统治之 术.虽然《四经》也象《老子》一样，认为 无为 是 道 的本质特征，并由此要求人也应 无为.但是，除此之外，《四经》还认为 道生法 ①，认为人间的一切法令制度皆是由 道 产生的， 法度者，正之至也 ②， 法 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在《四经》看来， 执道者 （帝王）的 无为 也应象 道 那样是在 生法之后的 无为 ，即在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法度、秩序之后的 无为.只有这样，才能 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 ， 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 ③。所以，《黄帝四经》的这种 无为 绝非《老子》的那种一任自然、绝对的、无条件的 无为 ，而是在 名刑已定 、 度量已具 前提下的 无为 ，是一种以有为为前提的 无为.不仅如此，《黄帝四经》还根据 道 虽 无为 ，但 道 产生的天地、阴阳、四时却运行不息的特点，提出了君无为而臣有为 的主张。《四经》认为，君主（执道者）在根据 道 的要求制订了社会法令制度之后，君主便可 无为 ，但各大臣还是必须 左执规、右执矩 以使各种法令得以贯彻实施④，至于老百姓那更是有 恒事 —— 男农、女工 ⑤。所以，在《四经》看来，所谓 无为 是指君主 无为 ，而君主的 无为 又是以臣民们的 有为 为基础的，也正是因为臣民们的 有为 才构成了君主的 无为.另外，《四经》还根据 道 虽然 无为 、 莫见其形 、 莫知其名 但却无处不在并决定着万物的生死、祸福的特点，要求君主在驾驭臣下时不要轻易表露出个人的喜怒爱憎、不要说出自己的主观愿望、不要发表自己的政见，而是要藏而不露、 虚静谨听 、 以法为符，审察名理终始 ①，并据此进行赏罚、生杀。这样一来，大臣们便不会看君主的脸色行事而能秉公执法了。而这实际上就是《经法？六分》中所讲的君主驾驭臣下的 王术.在《四经》看来， 不知王术，不王天下 ②。总之，《黄帝四经》的 无为 是指君主在建立各项社会法令规章制度之后，而让大臣依法处理各种具体事务，君主本人则只须 虚静谨听 以掌握好对大臣们的赏罚、生杀之权就可以了，而不必事事都管。因此，《四经》的 无为 是一种以有为为前提的 无为 ，是一种高超的君主驾驭臣下的 王术.对于道家 黄老 的这种高超的 无为 ，汉初统治者并不都是一下就能认识到的，而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例如惠帝二年（公元前１９３年），在齐国推行 黄老之术 的曹参代萧何而为汉相，把 黄老 无为之术也带到了中央。在他执政期间， 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对此，年轻的惠帝很不理解，责怪相国 不治事.对于惠帝的批评，曹参有一段极富趣味而又有说服力的解释：'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 上曰：' 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曰： 陛下观臣孰与萧何贤？' 上曰：' 君似不及也。' 参曰：' 陛下言之是也。　　且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 善。君休矣！'③在此，曹参就已明确地告诉了惠帝， 黄老 的 无为 并非绝对 无为 ，而是在 法令既明 前提下的君无为（ 陛下垂拱 ）臣有为（ 参等守职，遵而勿失）。经过曹参的这番疏导，年轻的惠帝才理解到了 黄老无为之治 的奥妙。　　①　　 《经法？道法》。　　②　　 《经法？君正》。　　③　　 《十六经》。　　④　　 《十六经》。　　⑤　　 《经法？道法》。　　①　　 《经法？名理》。　　②　　 《经法？六分》。　　其次，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四经》的 无为 是指 公正无私 、 恭俭朴素 、 贵柔守雌.在《四经》看来， 道生法 ， 法 具有无上的神圣性。因此，君主在根据 道 的要求制订了 法 之后，便应一切 皆断于法 ，而不应该以私而废公、以我而释法。也就是说： 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无执也，无处也，无为也，无私也。……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知，至知者为天下稽 ①。总之， 世恒不可释法而用我，用我不可，是以生祸 ②，只有 虚静公正，乃见□□，乃得名理之诚 ，只有 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 ③。《黄帝四经》的这种不以一己之私利而废天下之公法的 公正无私 的思想也被汉初道家 黄老 人物较好地贯彻到了其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中，并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例如，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汉文帝与其廷尉张释之在处理所谓 犯跸 案与 盗取玉环 案时所采取的态度便是这样一种公正无私 的态度。汉初统治者所信奉的道家 黄老 的这种 公正无私 的道德思想，是汉初社会走向安定、繁荣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黄帝四经》的无为 还具有 恭俭朴素 的道德内涵。与《老子》不同，《黄帝四经》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要求根据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颁布相应的农业政策，政策一旦制定，统治者就应 恭俭无为 ——不要在农忙季节大兴土木以 逆天时 、 乱民功 ；不要大肆搜刮民财而使老百姓无法继续生产。而要做到这种以不干涉老百姓的经济生活为主要内容的 无为 ，统治者自身必须在生活上 恭俭朴素 而不尚奢华，也就是 驱骋驰猎而不禽芒（荒），饮食喜乐而不面（湎）康，玩好睘（嬛）好而不惑心 ①。因为在《四经》看来， 黄金珠玉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②总之， 信能无欲，可为民命 ③。《四经》的这种 恭俭无为、朴素节俭 的思想，对汉初名臣将相的生活作风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史载汉文帝便是一个著名的节俭皇帝。他在位二十三年， 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有一次想造一个露台，当工匠告诉他要花费百金- - 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收入时，他便决定不造了；他的夫人也是 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 ④。在汉文帝的带动下，朝野上下，俭朴之风盛行，这对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另外，《四经》的 无为 还具有 贵柔守雌 的意义。我们知道，《黄帝四经》与《老子》的 绝圣弃智 不同，《四经》非常重视人材的选拔，认为 王天下者有玄德……轻县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贱财而贵有知（智），故功得而财生；贱身而贵有道，故身贵而令行 ⑤。反之， 不用辅佐之助，不听圣慧之虑，而恃其城郭之固，怙其勇力之御，是谓身薄。身薄则贷（忒）。 ⑥那么， 王天下者 如何才能选拔到辅佐自己的优秀人才呢？《四经》认为，这就要求 王天下者 首先具备 无为 的道德境界——不固执己见、不露才扬己、不恃己凌物，而是 立于不敢，行于不能 ， 常后而不先 ⑦，也就是要 贵柔守雌.只有这样， 士 才愿意接近我并为我所用。《四经》说： 宪敖（傲）骄居（倨），是谓雄节；□□共（恭）验（俭），是谓雌节。夫雄节者，浧（盈）之徒也；雌节者，兼（谦）之徒也。夫雄节以得，乃不为福；雌节以亡，必将有赏 ①。又说： 安徐正静，柔节先定。昴湿恭俭，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先……刑于女节，所生乃柔……立于不敢，行于不能 ②。总之，只要固守雌节、柔以待人、后而不先、 以贵下贱，何人不得？ ③综上所述，道家 黄老之学 的 无为 不仅是一种高超的统治之术，而且还具有丰富的道德伦理的内涵。这种 无为 已非《老子》的那种绝对的、无条件的 无为 ，而是一种新的无为学说。　　③　　 以上引文见《汉书？曹参传》。　　①　　 《经法？道法》。　　②　　 《称》。　　③　　 《经法？名理》。　　①　　 《经法？六分》。　　②　　 《经法？四度》。　　③　　 《道原》。　　④　　 见《汉书？文帝纪》。　　（２）天地、阴阳与等级有别天地、阴阳是道家 黄老 宇宙图式中的重要内容。根据天与地各有固定位置（天上地下）和阴阳二气的对立冲突中阳主阴次、阳动阴静的特点，道家 黄老 提出了尊卑有序、贵贱有位、等级有别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　　《黄帝四经》曾经明确指出：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 ④，又认为： 凡论必以阴阳大义……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贵阳贱阴。……制人者阳，制于人者阴。……　　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 ⑤。由此可见，《四经》不仅有主主臣臣、上上下下、男男女女、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贵贵贱贱的社会等级有别的思想，而且以形而上的天地、阴阳为依据进一步将这种等级制度绝对化、凝固化了。　　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汉景帝时的道家 黄老 学者黄生与儒经博士辕固生曾就汤武除桀纣的问题展开过辩论，辩论的中心是汤武除桀纣是 受天命 还是 臣弑君.黄生根据 黄老之学 的观点，认为上下之分、首足之别是任何时候都不可以改变的，因此得出结论说，汤武除桀纣不是 受天命 而是 臣弑君；而辕固生却根据儒家理论认为汤武除桀纣是 受天命.结果，黄生得到汉景帝的支持而得到了胜利。这是因为，在汉景帝看来，道家黄生的臣下绝对忠于君主的思想更有利于维护汉王朝的统治；而辕固生的 受天命 的理论则带有某种危险性，它既可用来论证 强汉 之代 暴秦 是合理的，但也可被人用来做其他对汉朝统治不利的篡弑活动。因此，在汉家王朝已经巩固的情况下，儒家的 受天命 的理论自然得不到景帝的赏识了。　　⑤　　 《经法？六分》。　　⑥　　 《称》。　　⑦　　 《十六经？顺道》。　　①　　 《十六经？雌雄节》。　　②　　 《十六经？顺道》。　　③　　 《经法？四度》。　　④　　 《经法？道法》。　　⑤　　 《称》。　　（３）阴阳、四时与刑德并用道家 黄老 由 道 之 无为 推演出来了高超的 无为之术 ，又由 天地之位 与 阴阳之义 推演出来了尊卑有序、等级有别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如此，道家 黄老 还进一步根据阴阳与四时的自然特性推演出了生杀并用、刑德兼备的统治策略。　　根据阴阳在生成万物的过程中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 刚柔阴阳，固不两行，两相养，时相成 的特点，《四经》认为： 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缪（穆）缪（穆）天刑，非德必顷（倾）。　　刑德相养，逆顺若［乃］成 ①。　　根据阴阳在生成万物的过程中阳主阴次和阳主生阴主杀的特点，《四经》又要求 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 ①。　　根据春、夏、秋、冬四季 三时成功，一时刑杀 的 天地之道 ，《四经》认为： 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冬（终）而复始 是 人事之理也 ②。这也就是《君正》篇所说的： 天有死生之时，国有死生之正（政）。　　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谓）之文；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谓）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 这里所谓的文武、生杀都是指刑德。　　根据四时之中，春夏在先并主生、秋冬在后并主杀的特点，《四经》还主张 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先德后刑，顺于天 ③。　　总之，刑德并用、先德后刑是道家 黄老 由其宇宙图式中的阴阳与四时推演出来的基本的统治策略，是道家 黄老 的基本的政治主张。　　（四）西汉前期 黄老 思想的总集——《淮南鸿烈》　　西汉前期，随着 黄老之学 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 黄老之学 也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在西汉前期的这种 黄老思潮 中，涌现出了一大批 黄老思想家。其中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便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史称刘安 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 ，①注重学术研究。他凭借其政治优势和地理优势， 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 ②，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作编成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理论巨著。在《鸿烈》的庞大的作者群中，除了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皆是道家人物，他们在作者中占有优势，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由他们写的。因此，此书 为西汉道家之渊府 ③，是西汉前期 黄老 信徒们的思想总集，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鸿烈》原分内外篇，内篇论 道 ，有二十一篇；外篇杂说，有三十三篇。现仅存内篇。　　①　　 《十六经？姓争》。　　②　　 《经法？论约》。　　③　　 《十六经？观》。　　①　　 见《汉书？淮南王安传》。　　②　　 见《汉书？淮南王安传》。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36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通观《鸿烈》一书，从总体而言，其书也是由形而上的宇宙图式和形而下的社会秩序两部分组成的，正如《要略》中所言：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故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 也就是说，形而上的 道 与形而下的 事 是《鸿烈》的基本内容， 道 是 事 的凭借与依据， 事 是 道的推演与延伸；讲 道 而不讲 事 则无以 与世浮沉 ，讲 事 而不讲道 则无以 与化游息.总之，形而上的宇宙图式与自然规律（ 道 ）与形而下的社会秩序（ 事 ）是构成《鸿烈》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 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 ④，形而上的宇宙图式与形而下的社会秩序在《鸿烈》中皆有详细的阐述。大致说来，《鸿烈》的前几篇，如《原道训》、《俶真训》、《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览冥训》、《精神训》等是着重阐述形而上的宇宙图式的。由《原道训》中的 道 到《俶真训》中的 混沌 再到《天文训》中的 天 与《地形训》中的 地 以及《时则训》中的 四时 和《精神训》中的 人 ，构成了一个和道家 黄老之学 完全一致的宇宙生成系统。《鸿烈》中的后几篇，如《主术训》、《缪称训》、《齐俗训》、《兵略训》、《人间训》、《泰族训》等则是着重阐述形而下的社会秩序的，既有治国之道，也有 君人南面之术 ；既有 人间之事 ，也有修身养性之方。对于《鸿烈》的这种划分，很显然是过于简单，因为《鸿烈》在讲宇宙图式时也讲如何由宇宙图式推演社会秩序，而讲形而下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时，又无不是以形而上的宇宙图式为依据。　　但是，《鸿烈》一书的总体构架是由自然到人事、由宇宙图式到社会秩序的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１。《淮南鸿烈》的宇宙图式在前面我们对 黄老之学 的宇宙图式已作了详细的阐述。在道家 黄老 看来，宇宙的最高本源是 道 ，由 道 首先生出的是 一 （ 混沌 ），由 一 又分出 二 （ 天地 ）；天、地产生后又有阴阳二气，两者交通成 和 而生成万物；根据阴阳二气对立统一在不同时间上的不同特点，阴阳又可 离为四时.不仅如此， 黄老 还特别强调 人 在宇宙中的地位，将 人 与 天 、 地 相并列。《鸿烈》作为西汉前期 黄老思想 的总集，其宇宙图式主要是继承 黄老 而来，但由于受汉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影响，《鸿烈》在继承 黄老 思想的同时，对 黄老 的宇宙图式又有所发展。　　④　　 《淮南鸿烈？要略训》。　　（１） 道　道 是 黄老之学 的最高哲学范畴，无论是《老子》还是《黄帝四经》皆有很大的篇幅专门对 道 进行阐述，例如《黄帝四经》便有《道原》篇集中对 道 的性质、功能与特性进行探讨。《淮南鸿烈》作为 黄老 思想的总集，也是以 道 为宗的，其开篇便是《原道训》。不仅如此，与道家 黄老 认为 道高不可察 、 深不可测 、 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刑（形） ①一样，《鸿烈》也认为：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可际，深不可测 ②，是一种无限的存在；与 黄老 认为鸟得 道 而飞 、鱼得道而 游 、兽得道而 走 、万物得 道 以生、百事得 道 以成③一样，《鸿烈》也认为 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麟以之游、凤以之翔 ，④ 道 是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源泉；与道家 黄老 认为 道 是自然而然地生成万物、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⑤一样，《鸿烈》也认为： 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蚑行喙息，蠉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待而后死，莫之能怨 ⑥，并且还进一步认为： 道出一原，通九门，散六衢，设于无垓坫之宇，寂漠以虚无，非有为于物也，物以有为于己也.⑦总之，在《鸿烈》看来，宇宙万物的生成是 道 自然而然地发挥自己功能的结果，在这里没有主观的意志与精神，更没有神秘的上帝与鬼神；与道家 黄老 认为 道 虽无形象却又实有，即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①一样，《鸿烈》也认为： 忽兮怳兮，不可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　　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 ②；与道家 黄老 认为 道 生万物是 无中生有 ，即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③，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④一样，《鸿烈》也认为： 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 ⑤总之， 黄老之学 的道论被《鸿烈》全面继承了下来。　　（２） 混沌 （一）　　黄老之学 认为作为宇宙最高本源的 道 首先生出来的是 一 ，而一 就是宇宙开初前的一种混混沌沌的状态，由 一 又分出 二 （天、地）。在这个问题上，《淮南鸿烈》的看法与道家 黄老 略有不同。其不同之处就在于，《鸿烈》在 道 与 一 之间又增加了 虚廓 与 宇宙 两个阶段。即由 道 生 虚廓 ， 虚廓 生 宇宙 ，宇宙又生出混沌元气，元气又进一步分化为 天 与 地.《鸿烈》说：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⑥《鸿烈》这段话的前几句与《黄帝四经？道原》中的恒先之初，迥同太虚。虚同为一，恒一而止。湿湿梦梦，未有晦明 是一个意思，但与《四经》不同的是，《鸿烈》在这里更清楚地说明了混沌就是元气，天地是由元气分化而来，并具体描述了由 道 到 元气 的分化过程。类似的论述，在《鸿烈》的其他篇中也有，如《诠言训》便有言曰： 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在此，《鸿烈》便将道家 黄老 宇宙图式中的 一改成了 太一 ，但其含义还是相同，照样认为天地是从混沌为朴的 元气 分化出来的。　　①　　 《四经？道原》。　　②　　 《鸿烈？原道训》。　　③　　 《四经？道原》。　　④　　 《原道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