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国文学　　英国社会在十八世纪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1688年的“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高官厚禄虽仍为土地贵族所垄断，但国家政策基本上是为金融工商业者的经济利益服务的。政府以殖民制度、保护关税制度、国债制度、近代课税制度促进工商航海业的发展，对外连年进行殖民战争。劳动人民受到极为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经济空前繁荣，大型手工业工场在主要生产部门代替了小作坊和个体生产者。十八世纪中叶发生工业革命，出现了使用机器的工厂，人口向城市集中，新的城市在兴起。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诞生了。自耕农遭到破产，旧式乡绅也在消失。较多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托利党和较多代表金融工商业者利益的辉格党轮流把持政权。官场贪污贿赂公行；司法机构弊端重重，它镇压人民，保护有产者的利益；选举制十分腐败；上流社会的奢侈、投机、纵饮、豪赌成为一时风气。　　这一时期英国的启蒙思想家和作家以理性为武器反对封建残余，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对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表示同情。另一些作家也打着理性的旗号，但他们却为现存制度辩护，认为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古典主义在这个时期还有很大影响，保守作家大都遵循古典主义创作原则，一些进步作家也或多或少带有古典主义倾向。但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批评家都打破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反映更广阔的现实。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不论古典主义或现实主义都逐渐被一些新的流派所代替了。　　本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诗歌创作中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作用是蒲伯(1688-1744)。他模仿罗马诗人，有的诗对贵族生活进行温和的讽刺，有的宣扬庸俗哲学。他长于说理，诗风精巧隽俏，缺乏深厚感情，形式多用双韵体。此后，诗歌中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因素逐渐增长，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作了准备。　　十八世纪英国的戏剧创作成就不大。在前期，古典主义戏剧和市民喜剧并存，除了盖依(1685-1732)的政治讽刺剧《乞丐的歌剧》(1728)以外，没有产生杰出的作品。后期才有了一些优秀的喜剧。　　由于出版物审查法的废止(1695)，政治斗争的需要，城市的发展，读者的增多，物质条件的便利，期刊事业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几乎每个名作家都办过期刊，如笛福的《评论报》、约翰逊的《漫游者》、菲尔丁的《修道院花园杂志》等等。最有文学价值的是艾迪生(1672-1719)和斯蒂尔(1672-1729)的《旁观者》(1711-1712，1714)。这份刊物每期只登一篇文章，或议论一般社会生活，或评介作家或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其中有一组以虚构人物罗吉·德·柯夫雷爵士等为中心的文章，是介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作品。　　十八世纪英国文学最主要的贡献在小说方面。笛福、斯威夫特、理查生、菲尔丁、斯摩莱特等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这个时期的小说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它在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小说——主要是流浪汉小说的传统，反映了初期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的种种矛盾，适应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读者群众的要求。这种小说一般不再是脱离现实的虚构故事，而是以社会生活为题材，以普通人，特别是中下层人物作为主人公。主要的小说多半含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以比较严肃的态度对待政治社会问题。小说更多地注意结构，情节趋于集中，时间、地点的安排也较严密。人物性格的塑造、感情心理的刻画、环境的描写都有了显著的进步。语言一般是日常生活用语。这些特点标志着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新阶段，为以后英国和欧洲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这个时期，文学作品开始成为商品，作家逐渐成为自由职业者，不再需要显贵作“恩主”。作家往往受雇于书商，撰写或编译各种著作，成名的作家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作家集中在伦敦，他们往往和党派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利用期刊、小册子或传单对时事发表意见。他们组织俱乐部(如斯威夫特、蒲伯、盖依等的“斯克瑞布勒瑞斯俱乐部”)，约翰逊、哥尔斯密、鲍斯威尔的“文学俱乐部”，常在固定的咖啡馆或餐馆会面、谈天、看报。　　丹尔尼·笛福(1660?-1731)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小说家，对英国小说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他出身于清教徒的小商人家庭，自己也是商人。1688年政变时他积极支持新政权，参加政治活动，发表有关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政论文。因讽刺当政的托利党的宗教政策，他被捕入狱，以致破产。此后他为历届内阁大臣奔走，并编辑报刊。五十九岁时他的《鲁滨孙飘流记》出版，获得很大成功，后来他又写了不少长篇小说，包括《摩尔·弗兰德斯》。　　笛福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的中心思想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贸易；他主张扩充殖民地，反对专制政体、等级制度，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　　《鲁滨孙飘流记》(1719)是以第一人称写的长篇小说。鲁滨孙在青年时代不安于平庸的小康生活，违背父亲的劝告，私自逃走，到海外经商。他为摩尔人所掳，做了几年奴隶。后来，他逃往巴西，成了种植园主。由于缺乏劳动力，他到非洲购买奴隶。途中遇难，他独自飘流到南美附近的无人荒岛。小说主要描写他在岛上二十八年的生活。也很快战胜了忧郁失望的心情，从破船上搬来枪械和工具，依靠劳动改善了自己的环境。他猎取食物，修建住所，制造各种用具，种植谷类，驯养山羊，表现出不知疲倦、百折不挠的毅力。独自生活多年后，他遇见一些土人到岛上来举行人肉宴，他从他们手中救出一个将要被杀的土人，把他收为自己的奴隶，取名星期五。最后，他帮助一个舰长制服叛变的水手，搭乘舰长的船返国。他又获得历次冒险所积累的财物，成为巨富，并派人到他经营过的荒岛，继续垦殖。　　《鲁滨孙飘流记》的价值在于：我们从这部小说可以认识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作者在鲁滨孙身上注入自己的理想，把他塑造成为资产阶级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对他的品质极力加以美化。鲁滨孙的父亲具有保守的世界观，而鲁滨孙则不安于现状，他总是在行动，在追求。他在荒岛上不惜劳力，不怕艰难，凭着似乎是开辟新天地的热情，用自己的手创造了自己的小王国。他的勤劳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个人生存，为了创造私人财富。他的活动还给人以个人能够创造一切财富的假象。鲁滨孙这个形象也反映了殖民主义者的一些特点。他贩卖黑奴，经营种植园，在荒岛上以代表资本主义文明的火枪和基督教征服土人，并把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带到了岛上。以上种种，作者都以肯定的态度加以叙述。　　《鲁滨孙飘流记》的主人公是普通的中产阶级人物，这是和过去的传奇与流浪汉小说不同的。作者擅长写具体的行动和环境的描写，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信以为真。他塑造的唯一人物具有典型意义。　　笛福另一部重要小说是《摩尔·弗兰德斯》(1722)，也是以第一人称写的。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是一个贫苦天真的女子，受人欺骗，而又生活无靠，以致逐渐堕落，成为窃贼，最后被流放美洲，但以幸福婚姻告终。从这部作品里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腐蚀作用，但作者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了主人公不择手段的欺骗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尔虞我诈。　　约拿旦·斯威夫特(1667-1745)生于爱尔兰，家境贫苦，靠亲戚的帮助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此后他往来于伦敦和爱尔兰之间，作过私人秘书和爱尔兰的乡村牧师。1696年左右，他写出有名的《一个木桶的故事》，讽刺天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1710年底至1714年，他为托利党内阁大臣服务，编《考查者》报，写政论。这个时期他和作家薄伯、盖依、医生阿布斯诺特等交往。托利党失势后，他定居爱尔兰，终生担任都柏林圣派特立克大教堂教长。爱尔兰实际上是英国第一个殖民地，斯威夫特这时对爱尔兰的状况有深刻的认识。从1720年开始，他用锐利的文笔写了一系列文章和讽刺诗，猛烈攻击英国的殖民统治。《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纺织品、用具、制品的建议》(1720)指出英国的侵略使爱尔兰生产凋敝，号召抵制英货，使用国货。《德莱比尔的信》(1724)共七封，假托一个名叫德莱比尔的布商，抗议英国国王特许一个英国商人在爱尔兰铸造贬值铜币，呼吁全国一致拒用，并指出爱尔兰人民应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的自由权利。在《一个温和的建议》(1729) 里，斯威夫特怀着强烈的憎恶心情，以表面温和的笔法，忿怒地谴责英国的奴役和剥削，指出爱尔兰穷人无法生存，唯一出路只能是吃掉或出卖自己的孩子。他受到爱尔兰广大人民的爱戴，被称为“爱国志士”。　　《格列佛游记》(1726)是斯威夫特唯一的小说，是一部讽刺杰作，全书分四卷，叙述一个英国医生格列佛航海飘流到几个幻想的国家的经历。第一卷写他在小人国(利立浦特)宫廷看到身长不过六英寸的小人以种种卑鄙手段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政客们按照鞋跟高低的不同而分成两党，彼此誓不两立。利立浦特和另一小人国因为争论吃鸡蛋时打破大端还是小端而连年血战。皇帝想利用格列佛吞并敌国，遭他拒绝。格列佛为了避免报复，逃离利立浦特。这一卷主要讽刺英国统治集团的争权夺利、党派纠纷和以宗教信仰分歧为借口的掠夺战争。　　第二卷写格列佛到了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被当作玩物送入宫廷。格列佛把英国政治、法律、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向国王夸耀，国王对此一一进行质问和抨击。作者通过国王的话谴责了英国的腐败政治和侵略战争。大人国的政治社会情况体现了作者一些正面理想。这里法律简明，没有常备军，重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实学。国王认为治国之道不外常识和理智、公理和仁慈。　　第三卷叙述格列佛在飞岛(勒皮他)、巴尔尼巴比、巫人岛(格勒大锥)、拉格奈格等他的见闻。这部分内容较为驳杂，主要是对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对英国政治情况等方面的讽刺，也反映了人民反压迫的斗争。　　格列佛在最后一次航海中到了慧骃国，在那里，马是有理性的、公正的、爱好和平的、统治全国的动物，而人形的“耶胡”则是丑恶、贪婪、淫乱、好战的兽类。格列佛向供养他的灰马介绍并批判英国状况。马国处于原始状态，除三年开一次的国民大会外，无任何组织。格列佛想终老于此，但被赶出。在全书最后一章，作者谴责了殖民制度，把殖民者比作海盗、屠夫。　　斯威夫特对英国政治，尤其是对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有亲身的体验和深刻的认识。《格列佛游记》抨击了英国十八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统治，批判了行政、立法、司法制度，殖民主义，金钱关系等各方面的黑暗和罪恶。游记也表现了一定程度的保守倾向，如肯定等级制度，留恋较原始的社会，不恰当地讽刺自然科学，并流露出一些阴暗情绪。书中深刻的内容和丰富的幻想交织在一起。全书，尤其是前二卷中，情节和细节都极生动滑稽，富有童话色彩，许多场面使人难忘。作者成功地运用了多种讽刺手法，如象征影射、直接谴责、反语、夸张、对比等。故事是通过格列佛的游历串联起来的，这是继承了流浪汉小说的结构方法。这部作品的语言朴实清晰，准确有力。　　撒缪尔·理查生(1689-1761)生在一个细工木匠的家庭。他十五、六岁时到印刷店作学徒，并利用闲暇时间自学。后来他自己开店，在当时印刷业中很有名望。他根据别人建议，写了一部尺牍，备人模仿，内容多是劝善修身之道，由此他得到启发，写了他的第一部书信体小说《帕米拉》(1740-1741)，副标题是《美德有报》。小说写一个乡绅家的女仆帕米拉坚决抵御主人对她的无礼企图，迫使他正式娶她为妻，婚后她又以自己的品德、仪貌赢得乡绅和他的朋友们的尊重。作者把帕米拉当作中等阶层女德的典范，但她不过是把贞操当作商品，待价而沽。理查生最成功的小说《克莱丽莎·哈娄》(1747-1748)也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克莱丽莎的家庭为了经济利益，强迫她嫁给一个她所厌恶的富人。她在危急中逃出，落入花花公子勒甫雷斯的手中。她发现勒甫雷斯的自私面目，但已无法逃走，终于因长期受到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而死。小说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妇女婚姻不能自主的现象，批判了贵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　　理查生在英国和欧洲小说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小说完全摆脱了以主人公多种多样的见闻经历作主线的传统写法，而是集中描写一件事的始末。他不用奇闻异事吸引读者，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的婚姻、道德等问题为内容。他特别注意分析和描写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不仅限于叙述人物的行动。他善于写善良的弱女子令人心酸的处境和她们的悲苦心情，目的在于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帕米拉企图自杀前的心理，克莱丽莎受折磨时的境况和悲伤，曾使当时许多读者流泪。这一特点使他的作品具有感伤主义因素。他的小说冗长，说教气味浓厚。　　享利·菲尔丁(1707-1754)是十八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小说家。他出身破落贵族，曾在贵族的伊顿学校和荷兰莱顿大学学习。1728年他的第一部喜剧公演，1730年回国，以戏剧创作为主，在此后七年中写过许多喜剧、笑剧、讽刺剧和小歌剧，主要讽刺当时的社会习俗和政治黑暗。《巴斯昆》(1736)和《历史纪事》(1737)讽刺以行贿贪污著名的英国第一任首相瓦尔浦。《历史纪事》借用当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年鉴的名称，写1736年发生的事。作者用剧中剧的手法，写一个作家在排戏，戏中演几个政府首脑商议怎样弄钱，有人主张征税，另一个说他在想还有什么可征的税，最后他们一致同意对无知征税，因为大多数有钱人是无知的。当他们离开舞台时，剧中的剧作家说他们征税去了，并指出“欧洲整个历史就是这么回事”。剧中有一场，影射瓦尔浦用这样搜刮来的钱收买反对派。《历史纪事》激怒了瓦尔浦，他在当年就使议会通过戏剧审查法，封闭大批戏院，只留下两家。菲尔丁不得不结束戏剧创作，去学习法律。四十年代初他又开始写作，创办期刊，写小说。1748年他为生活所迫，担任伦敦一个区的治安法官。他在1754年因病到葡萄牙的里斯本休养，不久在那里逝世。他的小说中重要的有四部。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1743)以当时一个有名的强盗首领魏尔德的事迹为根据，讽刺瓦尔浦型的资产阶级政客。魏尔德利用手下盗贼作案，赃物大部分归他所有。他小时的同学——开珠宝店的哈特夫利诚实善良，对他一片热情，他却骗走哈特夫利的大批财宝，害他入狱，拐走他的妻子，企图霸占她。但魏尔德终于失败被捕。在狱中他还和另一强盗首领争夺控制和勒索其他犯人的权利。菲尔丁认为盗匪首领和政府首相没有差别，他们的“伟大”就是压迫和剥削善良的“小人物”，盗取“公众的钱袋”，并且彼此倾轧。小说中的正面主人公哈特夫利心地善良纯朴，作者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理想。作者往往通过寓意的手法进行讽刺，如魏尔德在狱中和另一强盗首领争夺睡衣的情节，体现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无聊可笑。　　《约瑟·安德鲁传》(1742)写贵族布比夫人的男仆安德鲁拒绝女主人的引诱而被解雇，他离开伦敦去找他的情人、女仆芳妮， 途中他先后遇到本村牧师亚当斯和芳妮。小说主要描写这三个穷人在路上的经历。他们遇到形表色色的人物，如糊涂的治安法官，企图凌辱芳妮的乡绅，拿穷人开心的地主，狠心的店主妇，爱猪甚于爱人的牧师，富有而一毛不拔的管家；他们也遇到一些善良的穷人。最后安德鲁和芳妮克服种种阻挠，结成婚姻。这部小说广泛反映了当时英国乡村社会情况，真正的主人公是亚当斯牧师，他心地善良，爱打抱不平，但不了解人情世态，常常陷于尴尬可笑的境地。作者有意把他刻画成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恶习相对照。类似亚当斯的形象在以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中常常可以遇到。　　《汤姆·琼斯》(1749)是菲尔丁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弃儿汤姆·琼斯和乡绅女儿苏菲亚·魏斯顿的恋爱故事，描绘了十八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真实的图画。全书由三部分组成，分别叙述主人公在乡村、在逃往伦敦的路上和在伦敦的活动。出身不明的汤姆在乡绅奥尔华绥抚养下长大，是一个真诚、心肠好但又轻率放任的青年。他得到苏菲亚的爱，受到奥尔华绥的外甥、伪善自私的布利非的中伤，被赶出家门。苏菲亚也因父亲强迫她嫁给布利非而偷逃出来。他们在路上经历了种种事件，到了伦敦，在那里汤姆又被布利非陷害，苏菲亚也受到家人的强制。最后布利非面目暴露，汤姆和苏菲亚结婚。菲尔丁通过汤姆和布利非的对比，肯定了发自内心的善，否定资产阶级以自私为核心的伪善。作品批判了以门第、金钱为条件的婚姻，揭露了贵族的荒淫无耻和上流社会的罪恶。全书人物四十多个，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如贵族、乡绅、商人、追逐财富的冒险家、教师、守林人、旅店主、军官、被迫为盗的穷人等等。其中许多人物刻画生动，具有典型意义。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机智精炼。　　这部作品每卷第一章是一篇独立的散文，大都是文论性质的，阐述作者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见解。　　菲尔丁把《约瑟·安德鲁传》和《汤姆·琼斯》的体裁叫做“散文体的滑稽史诗”。它们的共同点是反映的生活面广阔，以普通人为描写对象，富有滑稽、幽默、讽刺的成分，利用了一些如一主一仆、旅途经历、旅店风波等传统手法。　　《阿米莉亚》(1751)是菲尔丁最后一部小说。温顺贞洁的阿米莉亚出身富家，却宁愿嫁给穷军官布斯上尉。生活的贫困、有权势的人物对阿米莉亚的野心和布斯的轻率性格，都给他们带来困难，给阿米莉亚带来痛苦。最后布斯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又得到意外的财产，他们的苦难才告终了。这部小说的情调和前两部不同，很少有滑稽幽默的成分，而着力描写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凄凉的心情，带有感伤主义因素。它的情节更集中，批判性更强，它揭示穷人受有钱人的压迫凌辱，着重谴责英国的司法系统，刻画了治安法官、律师、执行吏、狱卒等一群枉法受贿的司法界人物形象。全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接近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菲尔丁着重批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他揭露统治阶级的等级观念、拜金主义、道德败坏，对中、下层人民抱有极大的同情。他的批判是从人性论、抽象道德观出发的，他的正面人物体现了这种观点。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也说明了这种思想的局限性。和同时代的小说相比，他的小说反映的生活面更广，人物性格塑造更丰满，更有典型性，结构更加完整。他是十八世纪欧洲最有成就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1721-1771)出身苏格兰地主家庭，在一次英、法争夺南美洲殖民地的战役中，当过英国军舰上的军医助手。1744年后他开始创作，并参加在野党反对瓦尔浦的活动。他的主要贡献是小说创作。　　《蓝登传》(1748)是带有自传成分的小说。蓝登的父亲因婚姻问题出走，蓝登童年受家族歧视，教师虐待。他当过外科医生的学徒，后来到伦敦谋生，作了军舰上的医生，参加战争。离开军队，他就伪装贵族，在国内外靠欺骗和赌博为生。最后他和舅父一起到海外贩运黑奴，在美洲遇到发了财的父亲，和他一同回国。《蓝登传》采用流浪汉小说的形式，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反映英国和欧洲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小说愤满地揭露了英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社会上对苏格兰人的歧视，特别揭发了英国海军的黑暗，但小说缺乏深度，作者对主人公的行径也毫地批判。　　《亨弗利·克林克》(1771)是书信体小说，通过一个老乡绅和他的家人在一次旅行中所写的书信，反映英国的广阔现实。作者描写了贵族、资产阶级在游览胜地巴斯的奢华生活，公路上盗贼横行的情形，工业革命开始后伦敦等城市的畸形发展，劳动人民的失业现象等。作者创造了几个有声有色的人物，笔调轻松幽默。　　十八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发生后，社会矛盾更趋复杂，出现许多新的文学流派。古典主义已成尾声；诗歌和小说中感伤主义流行；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所引起的复古倾向开始抬头；同时一些民主作家对劳动人民表示同情，在启蒙思潮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谴责了封建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这一时期的文学为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潮流的形成作了准备。　　撒缪尔·约翰逊(1709-1784)是英国十八世纪后半期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生于一个书商家庭，曾在牛津大学学习，因贫辍学。后来他到伦敦，以写作为生。从1747年起，他用八年时间编纂英语辞典，于1755年出版。他的辞典在促进英国语言规范化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约翰逊继承十八世纪初艾迪生和斯蒂尔的传统，肯定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以“文学反映永恒人性”为标准来衡量文学。他的《莎士比亚集序言》(1759)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古典主义原则，但也肯定莎士比亚在悲剧中加进喜剧因素，并为莎士比亚不遵守三一律辩护。他的《诗人传》(1781)写英国十七、十八世纪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注意材料的搜集和生活细节的叙述，夹杂对作品的评价，成为独具一格的传记文学。　　约翰逊在开始编纂辞典时，曾写信给贵族吉斯特菲尔伯爵求助。伯爵置之不理。辞典编成后，伯爵又答应给他支持。他在有名的《致吉斯特菲尔伯爵的信》(1755)中谢绝伯爵在他成功后给他的支持，这标志了文人隶从贵族恩主时代已经结束，他们取得了经济独立，开始成为“自由职业者”。　　感伤主义诗歌在十八世纪前半期已有所表现。汤姆逊(1700-1748)在长诗《四季》(1726-1730)中描写大自然的各种变化和诗人的感受，向大自然寄托孤独的心情。诗里有一些感伤主义的插曲，其中有的表现了对农民疾苦的同情。杨格(1683-1765)的《哀怨，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1742-1745)写于六十岁以后，抒发了诗人在妻女相继亡故的打击下个人的极度痛苦。他认为生活就是痛苦，理性无能为力。格雷(1716-1771)的《墓园哀歌》(1750)以完美的古典主义诗歌形式表达他对农民的同情，为农民的天才得不到施展而鸣不平，谴责暴君，但全诗基调是低沉的。这个时期还有一些其他的诗人也以死、坟墓为题才写诗，形成所谓“墓园诗派”。　　十八世纪中叶，许多诗人对中古感到兴趣。格雷在六十年代初以古威尔士故事写诗，翻译了冰岛的史诗。稍后，波西(1729-1811)搜集古代民歌，编成《英国古诗选》(1765)，也反映了社会上对中古的兴趣又一次抬头，对于带有忧郁的、悲剧的情调的诗歌，兴趣更浓。苏格兰农民出身的麦克菲逊(1736-1796)搜集克尔特人的民歌，并以现代英语仿作《莪相集》(1762-1765)，假托是古代歌者莪相的作品，称颂古代英雄，惋惜英国时代的消失。《莪相集》的影响一时遍及全欧。却特顿(1752-1770)假托中古诗人之名，发表了一些富有中古浪漫色彩的诗歌。　　复古倾向在小说中的反映是所谓“哥特式小说”。这一流派的作家有贺拉斯·瓦尔浦(1717-1797)、拉德克力夫夫人(1764-1823)、路易斯(1775-1818)和麦图林《1782-1824》等。他们的小说描写由于争夺财产或满足个人情欲而引起的谋杀、迫害，主要人物往往是病态的。它们多半以中古的城堡为背景，充满恐怖神秘的气氛。　　劳伦斯·斯泰恩(1713-1768)是感伤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他是牧师，但生活极不检点。《商第传》(1759-1767)共九卷，没有写商第的生平，却写了商第的父亲和叔父的怪癖。作者认为人对怪癖应取放任态度，不受传统道德的束缚。小说偶尔有同情小人物的情节。在形式上，它打破传统小说的格式，打乱时间、空间的次第，充满长篇插话，甚至把序言插在全书的中间。书中有时留下空白，有时插入一页黑纸。他的《感伤旅行》(1768)写自己在英法战争时期取道法国到意大利去的经历。它主要不写自己见到的现实，而是写他对一些小事的感受和异想。作者对别人的心情也极为敏感，要求彻底解放感情，宣扬感情至上。他的作品追求琐细的感受、幽默的情趣、新奇的表现手法，而缺乏深刻的社会意义。　　奥立佛·哥尔斯密(1730-1774)是十八世纪后期重要作家。他生于一个爱尔兰牧师家庭，大学毕业后又学医，以后住在伦敦，主要靠写作为生，和约翰逊友善。他写过许多类型的作品，他的诗歌、小说、喜剧都有相当成就。《世界公民》原名《中国人信札》(1760-1761)，假托一个中国人把他在伦敦的见闻写成书信，寄回中国，讽刺了英国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学、各种社会类型以及他们的精神道德面貌。《威克菲牧师传》(1768)写一个乡村牧师受地主的欺压，他的女儿受地主的蹂躏，儿子也遭到迫害，全家入狱，最后地主的叔父才使它们全家苦尽甘来。作品批判了地主阶级欺压善良，也讽刺了资产阶级中下层人们的虚荣心。它带有感伤主义成分，极力写主人公的悲惨处境以打动读者。作者认为应该以道德改善社会，以仁爱待人，应安于淳朴的生活，带有相当浓厚的妥协性。他的风俗讽刺喜剧《好心人》(1768)和《委曲求全》(1773)在当时获得很大成功。诗作《荒村》(1770)哀悼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破坏的农村，以理想化的旧农村的淳朴安适和当前的荒凉作对比。　　理查·布林斯莱·谢立丹(1751-1816)是十八世纪后期英国最有成就的喜剧家。他出身于演员家庭，后来成为戏院经理、国会议员。当时一般剧本追求造作的感情和夸张的戏剧性，失去了和生活的联系。谢立丹却以启蒙思想家的批判精神进行创作。他的第一部喜剧《情敌》(1775)对中上层社会的一些风习作了温和的讽刺，创造了一个咬文嚼字但经常用错字的喜剧人物马拉泼洛普夫人。他最有名的作品《造谣学校》(1777)揭露了上流社会的造谣中伤、伪善、淫逸放荡的风习。出身寒微、嫁给年老的爵士的提兹尔夫人一心想学贵妇人的派头，在一群道德败坏、搬弄是非的人中间几乎失身给伪君子约瑟·萨尔菲斯，只是在认清约瑟的面目之后，在丈夫的感化下才悔悟过来。作品另一条线写约瑟和他的弟弟查理的对比：前者满口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自私自利，荒淫无耻；后者行为放荡，本质却是善良的。他们共同追求一个女子。后来他们的叔父从国外回来，化装为高利贷者和穷亲戚，分别去见他们，才揭露了约瑟。《造谣学校》是英国十八世纪上流社会的缩影，讽刺辛辣，情节生动有趣，人物语言符合个性特点。　　罗伯特·彭斯(1759-1796)是十八世纪苏格兰最杰出的诗人。他出生于贫苦的佃农家庭，只在童年受过几年教育，以后利用农田劳动之余自学。在苏格兰民间传说和歌谣的哺育下，他十几岁时就开始写诗。1786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出版，轰动了苏格兰。后来他游历苏格兰北部高原地区，并开始整理和改写民歌。他当过税收员，法国大革命时期他曾买炮资助，不幸为英国政府截获。他在贫困中死去。　　彭斯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他写了许多诗篇赞美革命、自由、平等，反对专制压迫、民族压迫。他歌颂美国的独立的法国的革命。《自由树》一诗赞颂在自由鼓舞下的法国人民“砍下国王的狗头”，“使走狗们遁逃”。这首诗最后写道：　　让我们祈祷会有一天来到，　　古老的英格兰也把这棵名树种好；　　这未来的一天啊，让我们放开歌喉，　　愉快地迎接自由!　　他在《苏格兰人》一诗中，通过曾在十四世纪打败英国侵略军的苏格兰国王之口，发出争取自由的战斗号召：　　死一个敌人，少一个暴君!　　多一次攻击，添一分自由!　　动手——要不就断头!　　彭斯和苏格兰广大农民一样，身受民族压迫和贵族地主、教士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与精神束缚。他看到农民“吃粗粮，穿破烂”，而“蠢才穿罗着缎，坏蛋饮酒作乐”。他揭露社会的不平，对寄生虫、剥削者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鞭挞。在他的名诗《两条狗》中，他利用地主家和农民家的两条狗的对话，把地主和农民的生活加以鲜明的对照，农民们挨打挨骂，受冻受饿，地主们却用逼来的血泪斑斑的租金吃喝嫖赌。他的《威利长老的祈祷》揭露了牧师的贪杯好色和伪善。彭斯希望把牧师、主教送上天去修道，给贵族备好铡刀，让爵士上吊；他希望和平、友爱与自由的社会到来(如《大好年华》)。他的诗称赞人民的光明正大、勇敢、忠实和友爱等品质。　　彭斯的许多抒情诗和他整理的民歌至今还在广泛传唱，如《我的心呀在高原》、《约翰·安德生，我爱》、《一朵红红的玫瑰》、《往昔的时光》等。在这些诗里，他歌颂祖国、友谊和爱情。他也写过一些民歌体的谐谑诗。　　彭斯的诗有深厚的人民性，反映了人民反剥削、反压迫的要求，表达了苏格兰农民的情绪和资产阶级的启蒙理想，诗中感情淳朴深挚，语言清新明快。他成功地运用了民歌体和苏格兰方言。他的作品有时也流露出乐天知命的思想或伤感情绪，有些用英语写的诗比较缺少他的特色。　　威廉·布莱克(1757-1827)也是一位民主诗人。他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时当版画师的学徒，后来以刻版画为生，在这方面也很有成就，曾为《旧约·约伯记》、但丁的《神曲》、杨格的《夜思》和格雷的诗歌等作插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他结识了民主主义者潘恩、葛德汶、玛丽·沃尔斯顿克拉夫特等人，他们对他的作品有影响。他的抒情诗集《天真之歌》(1789)歌唱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的欢乐和“爱、仁慈、怜悯、和平”。《经验之歌》(1794)的情调有了显著的改变。这本诗集主要描写生活中的不幸和痛苦，对社会提出控诉。如在《伦敦》一诗中，诗人描写他所看到的每一张脸“都浮现着衰弱，浮现着伤感”，他听到成人的呼喊，孩子的惊叫，士兵的叹息，妓女的咒诅。《扫烟囱的孩子》控诉社会对贫苦儿童的残酷。《虎》歌颂暴力的美。布莱克的另外一些作品如《法兰西革命》、《欧洲》，歌颂自由、解放，要求改革现实。他还写过许多长诗以表达理想，但神秘主义的象征色彩浓厚，流于晦涩。　第三节　法国启蒙时期文学　　十八世纪法国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导致了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前几乎一百年的时间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作家以先进的思想教育民众，为革命打下了基础。　　十八世纪的法国在经济上依然是封建生产关系占优势的农业国，政治上仍旧是封建专制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取得长足进展，出现了有大量工人集中生产的工场和工业城市，有些工场逐渐采用零星的机器。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有所加强，连封建政府财政困难的时候也向他们乞求援助。专制王朝腐败不堪，财政混乱，引起各等级的普遍不满。受压迫最深的是第三等级中的下层群众。从十八世纪初年的卡米扎尔起义开始，农民和市民暴动经常发生。王朝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统治机器苟延残喘。天主教会始终是封建制度的捍卫者，因此，反专制斗争必然要和反教会斗争结合在一起。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增长，法国资产阶级对改革社会政治的要求日益强烈。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大都把目光转向已经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他们羡慕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欣欣向荣的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思想被介绍到法国。莎士比亚和理查生在法国影响很大。尽管伏尔泰站在古典主义捍卫者的立场，说莎士比亚戏剧“野蛮”，但也承认有向他学习的必要。狄德罗热烈赞赏理查生，卢梭受理查生小说的影响，写成《新爱洛伊丝》。同时，英国的一些社会风尚也开始传到法国，为一部分人所接受，如英国式的园艺和文学俱乐部。　　凡尔赛宫不能再以自己的艺术趣味影响文艺界，巴黎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成为法国的文化活动中心。诗人、作家、思想家、艺术家在那里不仅谈论文学艺术，还讨论社会、政治、宗教等问题。有的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是自由思想的传布场所，人们批判揭露专制暴政，提倡宗教容忍和无神论，要求创作自由，主张文学反映资产阶级生活。有的则是保守作家的堡垒，他们憎恶启蒙运动，极力美化贵族生活，他们的创作具有浓厚的罗珂珂色彩，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鼓励和保护。进步作家则不断遭受王朝和教会的迫害，他们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秘密出版的，出版后又被列为禁书。伏尔泰和狄德罗都坐过牢，卢梭被迫流亡国外。启蒙思想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终于传播到全国各地。　　十八世纪初期，古典主义在戏剧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但已呈现出衰落的现象。悲剧家克雷毕庸(1674-1762)模仿拉辛，但他追求恐怖的剧情、宏伟的场面，走进了脱离现实的绝境。喜剧方面的情况略胜一筹，作家较多。列牙尔(1655-1709)和勒萨日接受莫里哀的传统，写讽刺喜剧；马黎伏(1688-1763)把爱情作为喜剧主题，《爱情和命运的游戏》(1730)是他的代表作。他们都取得一定的成就。　　十八世纪初期的小说家和十七世纪小说传统有一定的联系。喜剧家马黎伏也写小说，他模拟贵族沙龙小说，予以讽刺，但仍保留“典雅”趣味。普莱伏(1697-1763)教士的《曼侬·列斯戈》(1732)是十七世纪爱情小说的继续，它暴露了路易十五时代腐化的贵族生活，在法国曾风行一时。作者的爱情观点是宿命论的。普莱伏把理查生的小说译成法语，对法国十八世纪文学有相当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家中成就较高的是勒萨日，他是剧作家，也是小说家。　　阿兰—列内·勒萨日(1668-1747)生于一个公证人家庭，当过律师，译过西班牙小说，从翻译走向创作。《杜卡雷》(1709)是一部讽刺喜剧，揭露包税人的集团。作者塑造了几个骗子形象。伯爵夫人骗杜卡雷，骑士骗伯爵夫人，男仆和侍婢骗他们三人。杜卡雷是最无耻的大骗子，他靠包收税款起家，掠夺人民，盗窃国库。1712至1732年，勒萨日为集市剧场写过一百多出小型喜剧，其中有的是和别人合作的。这些喜剧不同于古典主义喜剧。当时，法兰西喜剧院垄断戏剧上演权，只演传统的古典主义剧目，千方百计迫使集市剧场关闭。为了对付法兰西喜剧院的干预，勒萨日不得不经常改变他的戏剧形式，有时以歌曲为主，对白为辅，有时把对白和舞蹈结合起来，有时是纯粹的哑剧。这些通俗作品讽刺性强，有的公开嘲笑法兰西喜剧院的剧目，有的以暗示手法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但都具有现实主义因素，颇受普通观众欢迎。　　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715，1735)叙述一个西班牙青年的遭遇。他原来是个天真无知的孩子，为了冲破封建社会的种种障碍，他不择手段地向上爬，终于爬到首相秘书的地位。作者通过吉尔·布拉斯的形象，说明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即使有很好的德行和很大的才能，也不会受人重视。他要有所作为，必须和坏人同流合污。吉尔·布拉斯为了不被生活所淘汰，只好走上卑鄙肮脏的道路，猎取金钱地位。勒萨日认为吉尔·布拉斯和那些当权者一起强取豪夺，只是暂时的事，他成功后还会过诚实的生活。在小说第三部里，他果然成为一个关心人民疾苦的好人。勒萨日谴责封建阶级的等级偏见，但他肯定吉尔·布拉斯的利己主义人生观。在他看来，吉尔·布拉斯走上骗子的道路，应该负责的是封建社会，而不是他自己。作者在小说中还塑造了首相赖玛公爵的形象，揭露封建官僚机构的贪赃枉法。但他对贵族仍存有幻想，把奥利法瑞斯伯爵刻画成一个关心国家利益的贤明首相。　　勒萨日在《吉尔·布拉斯》里写出了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关系上升时期的法国社会生活的特征。金钱统治一切，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关系。这个社会是自私自利的黑暗王国，从上到下，人人都为私利打算，设法升官发财，做狡黠者中的最狡黠者。　　《吉尔·布拉斯》的结构形式同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以及十七世纪法国“世俗现实主义小说”有相似之处。它在叙述主人公的冒险生活的同时，穿插一连串的故事，这些故事之间往往缺乏有机的联系。勒萨日塑造了吉尔·布拉斯这一鲜明的人物形象，描绘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提出一些颇有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他丰富了西欧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方法，并且在揭露封建社会方面具有启蒙文学的一些特征。　　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起，启蒙作家开始发表作品。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老一辈的启蒙文学作家，狄德罗和卢梭属于年轻的一代。他们在反封建、反教会、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中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之间也有分歧。在政治问题上，孟德斯鸠主张君主立宪制，要求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伏尔泰和狄德罗提倡开明君主制，只有卢梭提出更进步的共和制。在教会的腐败和黑暗。伏尔泰和卢梭自始至终停留在自然神论的水平，狄德罗却从自然神论走到无神论。关于社会制度，几乎所有的启蒙作家都不触动私有制。卢梭虽然揭露私有制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但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要求用法律限制财产集中。唯有梅里叶、摩莱里和马布里提出了取消私有制、平均分配土地的空想共产主义。　　尽管启蒙作家意见分歧，甚至在某些人之间发展成为仇隙，他们却曾经一起合作，共同为宣传启蒙思想而斗争。这就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百科全书》编写工作(1751-1766)，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为这部著作撰过稿。“百科全书派”可以说是“启蒙活动家”的同义语。《百科全书》总结了资产阶级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各方面的创造发明和成就，它是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进步思想指导下编写的一部反封建、反教会的巨著。它的编写和出版不断受到封建政府和教会的迫害和禁止。由于主编人狄德罗的努力坚持和进步力量的支援，终于全部完成。　　查理——路易·德·斯贡达·孟德斯鸠(1689-1755)生于贵族家庭，叔父是波尔多法院院长。孟德斯鸠幼年学习过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专攻法律。他当过律师和法院顾问，1716年继承叔父的子爵爵位和法院院长职务。在工作中，他认识到封建法律是为王权服务的，开始怀疑法律能否作到真正公允。1721年，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荷兰出版，未署名。这部作品立刻风行一时。1728年，孟德斯鸠辞去法院院长职务，开始为《论法的精神》收集资料。他到欧洲各国旅行，深入研究英国的宪法和议会制度。1734年他发表一部历史著作：《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是1748年出版的。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书信体的文学创作。两个波斯青年郁斯贝克和黎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五年和奥尔良公爵摄政的头五年旅居巴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信报告在波斯的朋友和家人，后者也写信给他们，向他们报道波斯消息。　　《波斯人信札》是一部讽刺作品。它揭露法国统治阶级庸俗堕落、荒淫无耻，批判上流 社会的种种恶习和生活方式，指出决斗和财博等的危害性。它嘲笑资产阶级羡慕贵族地位，出钱雇人替自己伪造家谱，“清洗祖先的名声”。有四、五封信是直接攻击法国暴君路易十四的，第三十七封信谴责他喜欢诌媚、培养伪善、奢侈浪漫，好大喜功。有些信描写摄政王时代的财政总监约翰·劳开设银行，滥发纸币，使全国经济陷于破产，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失。作者对罗马教皇权力提出怀疑，说他只是一个古老的偶像，人们给他烧香，无非因为习惯如此。第二十四封信说，教皇是一个最强有力的魔法师，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硬要人们相信：“三等于一，人们所吃的面包并非面包，所饮的酒并不是酒。”孟德斯鸠说，《圣经》有多少行字，就有多少可以争辩的地方。他谴责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主张宗教应当有容忍精神。第十一至十四封信中的穴居人的故事阐述作者的理想社会，把宗法式生活美化为圆满幸福的生活。　　《波斯人信札》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波斯贵族的生活。作者通过波斯故事影射法国的专制暴政，同时那些受压迫被摧残的波斯妇女和阉奴。他借波斯贵族郁斯贝克的妻妾之口，指出妇女不是男子的私有财产，她们拥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　　孟德斯鸠把他的作品写成波斯游客的通信，其用意是要掩护他对封建社会的尖锐批评和讽刺，逃避审查制度的迫害。十八世纪法国出版过很多东方游记和书信集，介绍这些国家的风俗人情，受到读者欢迎。这也是孟德斯鸠采用这种形式的原因之一。《波斯人信札》没有完整具体的情节，只是叙述一些零星故事，谈论一些人物，借此阐发作者对政治、社会、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启蒙思想。它为十八世纪哲理小说开辟了道路。　　孟德斯鸠在启蒙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因为他在《波斯人信札》里宣传了反对封建专制、反对教会迫害的进步思想，而且也因为他写了《论法的精神》。这部社会科学著作费了他二十多年的工夫。他首先阐明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随着社会的改变而改变。他指出专制政体是最反动的政体，不仅因为它用暴力统治国家，剥夺人民的自由，还因为它本身是愚蠢的政体，需要愚蠢的被统治者，也需要愚蠢的统治者。在本书里，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理论。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说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革命活动家所接受，并反映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791年的宪法里。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亚—玛丽·阿卢埃是十八世纪声望最高的启蒙作家，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青年时代读过贝勒和封特奈勒的进步作品，他推崇梅里叶的《遗书》，但反对后者的空想共产主义。他涉足于社会上层的交际场所，经常在自由思想极为浓厚的沙龙和咖啡馆中出现。他年少气盛，敢于议论，不怕触犯权贵，一度被驱逐出巴黎，后来又被关进巴士底监狱。1725年，他和一个小贵族发生冲突，被迫离开法国。1726-1729年，他住在伦敦，研究英国社会政治、牛顿的科学思想、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英国文学与戏剧，他第一个把莎士比亚戏剧介绍到法国。回国后，他发表《英国通信集》(1732)，宣扬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各方面的成就，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宣传唯物主义哲学，传播自由平等思想的种子。这部作品被反动政权宣布为禁书。1750年，他接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邀请，访问柏林。他发现他想象为开明君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个非常残暴的专制国王，这加深了他对专制暴政的憎恨。这一时期，他和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活动家接近，为《百科全书》写稿，这些文稿后来收在他的《哲学辞典》(1764)里。1755年起，他定居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奈。他和欧洲各国人士通信，接待他们，并且以实际行动干预社会生活。尽管他在启蒙运动中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思想却比狄德罗、卢梭等温和保守。在政治上，他主张开明君主制；在宗教上，他是自然神论者；他批判教会，但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也应该虚构一个，”用来约束人民，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私有制。　　伏尔泰是多产作家。他的全集包括哲学著作、历史著作、史诗、抒情诗、讽刺诗、哲理诗、哲理小说、五十多部悲剧和喜剧、一万多封信札。　　伏尔泰开始文学创作时，他的愿望是继高乃依和拉辛之后，成为一个不朽的悲诗人。他的第一部创作是悲剧《俄狄浦斯》(1718)，以后所写的绝大多数剧本也是悲剧。他受到古典主义戏剧传统的熏陶，推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艺术，但反对古典主义理论家把他们的文学原则说成是永恒不变的那种静止观点。他一度被莎士比亚的艺术所吸引，给莎士比亚以很高的评价。后来他又从古典主义趣味和民族偏见出发，说 《哈姆莱特》“是一部粗糙野蛮的剧本，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最低级的民众也忍受不了”。他看出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已丧失了拉辛悲剧的热情，只是冷冰冰的“五幕谈话”。为了克服这一缺点，他又主张适当地采用莎士比亚的一些手法，来加强戏剧效果。他决心改革，于是在他的悲剧中出现了鬼魂，响起了炮声，罗马元老穿上红袍，匈奴人和鞑靼人戴上铁盔。但是，他认为将古希腊、罗马文学当作典范的古典主义原则仍然有效。他的悲剧情节虽然比较复杂，却并不违背三一律。在戏剧艺术形式上，他的悲剧尽管有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保守的。　　伏尔泰的悲剧形式上是古典主义的，内容却贯穿着启蒙主义精神。《布鲁图斯》(1730)是一部政治悲剧，宣扬效忠于共和政体的思想。罗马元老布鲁图斯的儿子把祖国出卖给共和国的敌人——被驱逐出国的罗马暴君。布鲁图斯毫不犹疑地对他判处列刑。他的儿子被处决后，他说道：“罗马自由了，这就成了!”这部悲剧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年月里起过很大作用，它激起人们对专制暴政的仇恨，宣传自由的思想。《札伊尔》(1732)叙述伊斯兰教的苏丹奥洛斯曼和女基督教徒札伊尔相爱的故事。宗教偏见在这对情人之间引起一连串的误解，终于导致悲惨的结局。作者极力描绘奥洛斯曼的嫉妒性格，很明显地受了《奥瑟罗》的影响。在他的另一部有名的悲剧《穆罕默德》(1742)里，他对宗教狂热表示憎恨，宣传宗教容忍的观点。他认为宗教信仰和教会人士所宣扬的“真理”不过是欺骗和谎言。穆罕默德为了消灭自己的政敌，卑鄙无耻地以爱情为饵，迫使一个对他具有狂热信仰的青年杀死自己的父亲。《中国孤儿》(1755)是伏尔泰受到元曲《赵氏孤儿》的启发而写成的一部悲剧。作者称赞中国的哲学智慧，它能使侵略中国的成吉思汗被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智慧所征服，转变为明智的哲人，成为“哲学家国王”。伏尔泰从事戏剧创作，其目的是把戏剧作为宣传武器，用来激励法国人民向封建专制制度、宗教狂热作斗争。他的悲剧以曲折有趣的情节和先进的政治内容吸引观众，在十八世纪起过传播启蒙思想的重大作用。　　四十年代后，伏尔泰写了几部哲理小说。这些小说作为宣传工具，比他的戏剧创作更有力量。　　《查第格又名命运》(1748)的主人公是一个聪明能干、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青年，但命运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每作了一件好事，随之而来的几乎总是一场灾难。他说：’我作的好事对我全是祸根，我享受的荣华富贵不过是叫我在苦海中陷得更深。要是我和别人一样凶恶，也就跟他们一样快乐了。”这里，伏尔泰提出了善与恶的问题，这问题的提出有其现实的社会意义，是对充满邪恶的封建社会的揭露。在《隐士》一章里，作者想证明善恶相生，恶运对人也是一种磨练。查第格从隐士的话中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小说以查第格当上国王告终，这体现了伏尔泰的“哲学家国王”的政治思想。在查第格身上，作者写出了启蒙哲学家的遭遇。十八世纪启蒙学者受到社会恶势力的压迫，但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敢，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最后胜利。　　《老实人又名乐观主义》(1759)的主人公是个心地善良、头脑简单的青年。他是一个男爵的养子。男爵家里的家庭教师邦葛罗斯教导他说，这个世界安排得很好，“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但生活告诉他，世界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爱上男爵的女儿，被男爵驱逐。他流浪到欧洲许多地方，也去过美洲，处处受到折磨。他耳闻目睹的一切都证明邦葛罗斯的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就是邦葛罗斯自己，也受尽种种灾难，当过奴隶，染上恶疾，几乎死于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在这部哲理小说里，伏尔泰愤怒地谴责了把自然灾难(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解释为对人类罪孽的惩罚这种谬论，同时也驳斥了莱布尼茨、波林布罗克、舍夫茨伯利等的盲目乐观主义。他用大量事实证明现实生活充满着邪恶和黑暗，所谓这个世界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人的观点只能对封建统治有利，而不利于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老实人》反对盲目乐观，但并不悲观失望。在十七、十八两章中，伏尔泰写了一个理想世界。老实人旅行到“黄金国”，那里石头就是黄金。人们不受金钱势力的支配，和领国不相往来，没有教士迫害他们，没有法院和监狱。他们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科学文化非常发达。在最后一章，作者指出，“工作可以使我们免除烦恼、纵欲、饥寒这三大灾害”，全书以“要紧的还是种我们的园地”这句名言告终。　　伏尔泰的哲理小说的人物、故事和背景都出于虚构，骤看起来似乎是不真实的，荒诞不经的。但荒诞中隐藏着严肃的思想、深刻的哲理，具有摧毁力量。荒诞并不妨碍作者反映现实社会，却正好是对封建礼教的嘲弄。通过荒诞不经的故事和人物，伏尔泰把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一切魑魅魍魉暴露在阳光底下，以嬉笑怒骂的口吻鞭挞专制国王的暴虐，封建贵族的寄生生活，法院官吏的贪婪，教会人士的虚伪，宗教迷信的危害，宗教裁判所对自由思想的残酷压迫等等。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不是描写人物性格，而是创造讽刺性的形象和故事。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继承拉伯雷的传统，使他的哲理小说具有法国民族特点。他善于利用民间流传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他的小说里并不显得粗俗，反而发射出智慧的光芒。伏尔泰是个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精炼简洁，字句谑而且虐，三言两语便击中敌人的要害。　　伏尔泰的思想不仅深入十八世纪法国第三等级人们的心里，为1789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而且对十九世纪欧洲许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起过很大作用。　　德尼·狄德罗(1713-1784)生于法国外省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先把他送去学神学，希望他当天主教士，后来要他学法律或医学。狄德罗自己却坚决要成为作家。他的父亲以不再接济生活费用来威胁他。狄德罗在巴黎流浪，任私人教师，作些翻译工作。他认识了一些文人作家，同卢梭和孔狄亚克来往最密。这时候，他的启蒙思想开始形成，对封建秩序抱反对态度。他的初期作品《哲学思想》(1746)只是用自然神论的观点和天主教对抗，说明他尚未摆脱早年所受的神学教育的影响。尽管如此，《哲学思想》仍被巴黎法院宣布为禁书，全部销毁。从《供非盲人阅读的论盲人书》(1749)开始，他走向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封建专制政府以“散布危险思想”的罪名把他关进监狱。出狱后，他和达朗贝尔合作，编撰《百科全书》，阐述进步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给封建思想体系和天主教以无情的打击。他们不断受到王权和教会的迫害。后来达朗贝尔辞去编撰职务，《百科全书》的主编工作落在狄德罗一人身上。他依靠那些当时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的进步作家、思想家的协助，以及订户的支持，完成了这部伟大著作的编撰和出版工作。同时，他写过很多戏剧理论和艺术批评著作，创作了一些剧本和优秀小说。1757年，他和卢梭发生争端。1773年，他应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邀请，访问莫斯科。他企图劝她接受启蒙思想，实行进步的政治社会改革，他的尝试失败了。他临终前，天主教士劝他放弃无神论观点，他愤怒地拒绝了他们的劝告。　　狄德罗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美学的先驱之一，对绘画、雕刻、音乐、戏剧、表演艺术等有创造性的见解。在造型艺术理论方面，他的代表作是1759-1781年所写的《沙龙》和1765年的《论绘画》。他反对浮华纤巧的罗珂珂艺术，批评迎合贵族趣味的艺术家。他主张艺术要模仿自然，他说：“自然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在《沙龙》里，他劝青年画家不要老在卢佛宫临摹那些大画家的作品，要走到生活中去，到教堂、街道、公园、市场各处去观察具有各式各样感情的人物的动作。他说艺术家不能满足于反映生活，必须对生活表示自己的意见。他指出艺术和伦理学之间、美和善之间有密切关系。　　《关于〈私生子〉的谈话》(1757)和《论戏剧诗》(1758)是狄德罗最重要的戏剧理论著作。他反对古典主义的狭隘的美学观点和清规戒律，要求艺术民主化。他明确提出，戏剧是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他主张用符合资产阶级愿望的市民剧来代替为封建宫廷服务的古典主义戏剧。他创造了一种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的戏剧体裁：正剧。古典主义认为悲剧表现“崇高”的感情，应当反映王公贵族的生活，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在喜剧里才有一席之地。狄德罗指出，资产阶级和平民同样具有“崇高”的感情，应该在舞台上表现他们。他说剧作家要关心社会上发生的重大问题，戏剧要起教育民众的作用。他劝作家注意现实生活，到乡村去，到茅屋里去，访问住在那里的人，看看他们的床铺、饮食、房屋、衣服。他的理论大大促进了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狄德罗写过两部正剧：《私生子》(1757)和《家长》(1758)。他着重从人物的社会身分(商人、工人、法官等)或家庭关系(父子、夫妻等)来刻画性格，注意人物性格和客观环境的联系。　　狄德罗的文学声誉不是建立在他的戏剧创作上，而是建立在他死后出版的三部小说上。　　《修女》写于1760年，出版于1796年，是一部揭露性很强的书信体小说。苏姗娜·西蒙南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对生活有无限的喜爱。天主教会硬把她关在修道院里，要她过违反自然的禁欲生活。她忍受不了女院长的无耻行为和对她的迫害，便逃出修道院。法院不但不保护她，反而和教会一起迫害她。在最后一封信里，她说如果教会和法院逼她回到修道院去，她宁愿以自杀了此一生。小说以苏姗娜表示决心告终，使读者对她的命运感到极大的不安，激起人们对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的仇恨。　　《定命论者雅克》写于1773年，出版于1796年，没有连贯的中心情节，是由许多对话和长短不齐的故事组成的，其中以德·拉·波姆雷太太布下天罗地网来惩罚她的情夫这一故事写得最好，它揭露了当时贵族阶级的腐朽生活，席勒曾把它译为德文，用《妇女复仇》的题名出版于1785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雅克是个仆人，跟随主人出外旅行。他们随时停下来，有什么可看的就看看，并且加以议论。途中以及在旅店休息时，雅克讲自己的爱情经历和其他故事。通过这些谈话和故事，作者揭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他把雅克的主人刻画成一个除了饮食游乐外什么都不知道的社会寄生虫，雅克却心地善良，足智多谋。雅克对生活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不管遭遇什么坏事，或受到主人的无理责骂和鞭打，他总是说：“上天是这样规定了的。”雅克的形象反映了在天主教会的精神统治下，下层人民群众所受的宗教毒害。狄德罗的目的是要指出：封建社会充满了坏事，这些坏事当然也是“上天规定了的”，那么，所谓上天的“公正”和“仁慈”岂不是骗人的鬼话?《定命论者雅克》并不直接揭露宗教，而是用暗示手法启发读者思考问题，激起他们去愤恨封建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　　《拉摩的侄儿》写于1762年，歌德曾把它译成德文，译本出版于1805年，法文本初版于1823年。这部小说的主要部分是拉摩的侄儿(书中的“他”)和狄德罗(书中的“我”)两人的对话，对话中时常插上作者的感想和对主人公的描绘。主人公实有其人，是十八世纪音乐家、作曲家若望·菲利浦·拉摩的侄儿。狄德罗以真人真事为基础，运用他的想象力，加上夸张手法，简洁集中、突出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寡廉鲜耻但又观察敏锐的资产阶级无行文人的形象。　　拉摩的侄儿是个音乐家，不乏才能，但穷困潦倒，流落街头，和流浪歌手为伍，终于堕落成为贵族富人的食客。对他说来，生活的意义在于设法把肚子填饱。他早上起来第一件心事是想想在谁家吃午饭，午饭后他便考虑到哪一个有钱人家去吃晚饭。只要吃饱，这一天他就认为过得不错了。为了在豪富人家饭桌上保住一个席位，他乐于充当他们的小丑，装疯卖傻，阿谀奉承，让他们侮辱自己，使他们感到高兴。他要经常压抑自己的自尊心，放弃人的尊严。有一次，他偶然忍不住，“表露了理性和诚实”，他立刻被驱逐，重新陷入饥饿之中。　　拉摩的侄儿的形象相当复杂。他不是一个单纯的食客，他对音乐、戏剧、文学有一定的修养，对政治、社会、道德、教育各方面有自己的见解。他的谈话中穿插着许多意义深刻的警句。他说在大臣们的心目中，“没有什么比谎言对人民更有用，没有什么比真理更有害”。他又说：“我看见很多很多诚实的人，他们并不快乐；我又看见无数的人，他们快乐，却不诚实。”他看出金钱的威力和对人的精神的支配作用：“一个人只要有钱，无论干什么都不会失去荣誉的。”他认识金钱是罪恶的根源，却又承认富人有权利任意使用他们的钱。他说他一旦发了财，也要成为“最蛮横无耻的流氓”。他看出巴黎社会贫富悬殊，一方面少数人大吃大喝，另一方面多数人挨饿挨冻，但他感到愤满的却是：豪富人家的宴会中没有一个席位是他的，没有一块金币从他们的钱袋落在他的手里。他也知道社会上的坏现象是封建制度造成的，他未尝不希望有个好制度，但他认为最好的世界，如果他不在里面，也是不足取的。　　他对道德问题谈得很多。对他说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或假、好或坏、可敬或可笑、正直或邪恶，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利益。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引导人们不担风险地追求享受。他不愿意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食物、衣服、金钱等等，而甘当一个社会寄生虫，寄人篱上，受别人的恩惠，也受别人的讪笑。他说，人的本性就是“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他是一个极端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者。　　《拉摩的侄儿》揭露性很强，狄德罗从启蒙思想家的角度出发，通过主人公的卑鄙丑恶行为，也通过他那些有的正确、有的谬误的言论，谴责了人欲横流的法国“上流社会”。在法国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时期，达官贵人和富有的资产者不择手段，不顾人民死活，猎取金钱，追求物质享受，甚至道德和教育都被用来为他们服务。拉摩的侄儿就是这个社会制造出来的恶徒，他又反过来影响这个社会，“像酵母一样开始发酵”，制造出更多的恶徒。他知道自己的行径是无耻的，但不以为耻，对自己的无耻反而津津乐道。　　狄德罗的小说最常用的形式是书信体和对话体。他自己往往在小说中出现，时而抒发他对一些事物的感想，时而评述人物的精神状态。他采用这些手法，可以毫无拘束地谈论各种问题，通过小说向读者传播他的启蒙思想。他的小说情节一般不很紧凑，例如在《定命论者雅克》中，读者就不很容易抓住故事的线索。他的故事也不是很能引人入胜的，《拉摩的侄儿》虽然有很精彩的地方，但以全书而论，哲学成分比较多些。尽管如此，狄德罗仍然塑造了一些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像仆人雅克、拉摩的侄儿等。他很注意人物的精神状态，特别是人物的矛盾性格：雅克是个定命论者，但非常乐观；拉摩的侄儿是个无耻的食客，却又观察敏锐，不乏正确的见解。狄德罗也着重描绘人物的形态，借以发掘他们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拉摩的侄儿拉小提琴、唱歌、表演谄媚者、模仿小方丈等几段描写都是非常精彩的。　　若望—雅克·卢梭(1712-1778)是法国最杰出的启蒙活动家之一。他出身于日内瓦一个加尔文教派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钟表匠，爱读小说，儿子才六岁，便和儿子一起读十七世纪法国爱情小说以及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卢梭十二岁离开日内瓦，在法国的萨伏亚一带流浪，在德·华朗夫人家过几年安静生活，醉心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宏伟壮丽的自然景色。他当过学徒、仆人、家庭教师，受尽富人的白眼和凌辱。1741年他到巴黎去，结识了年轻一代的启蒙学家狄德罗、格里姆等，他的启蒙思想逐渐形成。他为《百科全书》写稿，论述音乐问题。在巴黎，他看不惯贵族的奢侈生活，认识到“他们在虚伪的感情掩盖之下，只受利益和虚荣的支配”。　　1749年，他在杂志上读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事，征文题目是《科学艺术发展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他说当时他的思想像潮水一样涌了出来：“这一刹那间，我看见了另一个宇宙，我成了另一个人。”在狄德罗鼓励下写成的《论科学和艺术》(1750)定下了他以后著作的基调。他提出科学艺术发展并不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带来灾难的观点。他指出文化是为腐朽的贵族阶级服务的，他们的豪华生活建筑在大多数人的贫困上面。　　他的第二篇论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5)揭发了私有观念，指出这观念产生了社会不平等，使富人僭夺了统治权力，使千千万万穷人沦为奴隶。他说，“人与人之间生来就是平等的”，后来有一个人把一块土地圈起来，说“这是我的”，私有观念于是产生了，公民社会形成了，随之而来的是战争、贫困和灾难。他谴责专制暴政，宣称杀死和推翻暴君的人民起义是合法行动。他抨击私有制，但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只希望制订法律限制财富大量集中。这是他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他提出“返回自然”的口号，这是对封建社会的否定，是进步的。但在否定封建社会的同时，他也否定了人类文明和进步。　　这两篇论文发表后，卢梭的激烈观点轰动一时。1756年，他抛弃巴黎的城市文明，先后住在爱弥达日和蒙莫朗西，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过着简单朴素的隐居生活。他同狄德罗和格里姆决裂，同伏尔泰和达朗贝尔为了演剧问题发生不可调和的争论。《致达朗贝尔论演剧书》(1758)是一部文艺论战作品。卢梭和伏尔泰的观点是抵触的。伏尔泰说悲剧和喜剧对社会风俗有利，可以提高道德，加强理性；卢梭则认为戏剧迎合观众的爱好，刺激他们的感情，对社会风俗有百弊而无一利。他反对达朗贝尔建立日内瓦政府建筑剧院，他说一个城市有了剧院和演员就不可避免地破坏居民的良好风俗，把他们引上懒惰、奢侈和淫乱的歧途。他认为古典主义戏剧，连莫里哀的喜剧也在内，都是不道德的。为了批判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他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了戏剧的教育作用。他建议用民众在传统节日举行的健康的娱乐活动来代替演戏。　　在蒙莫朗西居住的几年是卢梭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发表了三部重要作品：《新爱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　　《尤丽又名新爱洛伊丝》(1761)写贵族姑娘尤丽和她的青年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的故事。卢梭把他的小说叫做《新爱洛伊丝》，因为这对情人和中古时期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与他的女学生爱洛伊丝一样，都是以悲剧结束他们的恋爱的。尤丽的父亲是一个封建等级偏见很深的贵族，坚决不肯把女儿嫁给出身第三等级的圣普乐，命她和贵族德·伏勒玛结婚。圣普乐离开了尤丽的家。尤丽在婚后把自己过去的恋爱告诉了丈夫德·伏勒玛，丈夫表示对他们信任，请圣普乐回来。尤丽和圣普乐两人朝夕相见，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但内心非常痛苦，最后，作者以尤丽的死亡结束了他的小说。　　《新爱洛伊丝》是书信体的小说，写信的人除尤丽和圣普乐外，还有德·伏勒玛、尤丽的表姐克雷尔、圣普乐的好友英国爵士爱德华等。在这些信里，卢梭揭露了封建等级制压抑人的感情的罪恶，主张感情自由、感情解放，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不甘受封建王朝和天主教会的统治，要求在一切方面获得自由和解放的强烈愿望。同时，作者通过他的人物表达了他对社会、政治、戏剧、音乐等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和他其他作品中的启蒙思想是一致的。　　《社会契约论》(1762)是一部社会政治著作，阐明国家的建立是人民之间协议的结果。人们结合为国家，同意放弃“天然自由”，换取“公民自由”。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服从法律的人民”同时也是“创造这些法律的人民”。卢梭提出公民选举领袖的共和制度，他向往的国家实质上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国家。他的政治思想比伏尔泰和狄德罗都更进步，后来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最革命的雅各宾派的政治纲领的基础。　　《爱弥儿又名论教育》(1762)共五卷，通过爱弥儿受教育的故事，阐明作者的教育观点。卢梭的出发点是：“一切事物出自创世者之手都是好的，到了人的手里便全变坏了。”他认为教育人就是要防止人变坏，恢复“自然人”。爱弥儿是个贵族出身的孩子，卢梭认为贵族孩子可以教好，教育能够战胜贵族阶级偏见。作者反对用襁褓包裹爱弥儿，因为襁褓妨碍他自由活动。他要爱弥儿离开城市，住在乡村，免得他产生不合自然的感情。要让他通过感觉来认识冷热、重量、距离等等。他做错了事，不必斥责他，而要引导他自己认识错误。白天他顽皮，打破了玻璃窗，晚上让他睡在这屋子里，他给寒风吹醒，就明白不应任意破坏了。教育不在于教儿童读很多书，学习语言、历史、地理等等。卢梭对寓言如同对戏剧一样，抱有成见，认为寓言不易为孩子所理解，并对他们十分有害。他逐字逐句地分析拉封丹的寓言诗《乌鸦和狐狸》，说它不道德，它的故事和语言都不是儿童所能接受的。爱弥儿长大后，作者要他学会一种手艺，使他自食其力。他不反对爱弥儿有宗教信仰，但他要爱弥儿信仰的不是天主教，而是自然神教。第四卷中《萨伏亚牧师的信仰自白》一节阐明了卢梭的自然神论的观点，赞美庄严灿烂的自然景色，描写作者和自然互相沟通的精神状态。第五卷叙述爱弥儿认识了小姑娘苏菲，她受过和爱弥儿大致相同的教育。他们相爱。爱弥儿到欧洲旅行，接受政治教育，回来后他们便结婚了。　　《爱尔儿》出版后，卢梭被封建政府和教会迫害，四处流亡，受到很大刺激，几乎精神失常。在流亡的年月里，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护。1765-1770年，他着手写《忏悔录》。《忏悔录》分两部分(1782，1789)，是他的自传，是一个出身低微的人反对社会不平等、为维护“人权”而斗争的记录，是用散文写成的诗篇。卢梭说他写这部作品的目的是忏悔他一生中所犯的过错。但他有他的骄傲。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他问道，在最后审判那一天，有谁敢说“我比这个人(指卢梭自己)更好”?《忏悔录》表明，他和其他的人一样生来是个好人，对他的缺点和过错应负责任的是万恶的社会。他赤裸裸地写出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指出“个人”有无限的精神财富和潜在力量。他的个人主义有它的积极的一面。在十八世纪法国封建社会里，第三等级被践踏，受屈辱。他们在第一、二等级的眼里是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的贱民。卢梭肯定人的价值，要求个人解放，是对封建制度的强烈抗议。　　卢梭是杰出的法国散文作家之一。他的散文不仅说理性强，富于雄辩，而且饶有抒情风味。他强调感情在文学中的地位。《新爱洛伊丝》的魅力不在于它的故事情节，而在于对尤丽和圣普乐的感情的描写。他们的感情是无法控制的，不是社会偏见或宗教观念所能压抑的。卢梭对大自然有无限的热爱。在《新爱洛伊丝》里，他用很大的篇幅、热烈的词句描写阿尔卑斯山和莱蒙湖的景色。他不是客观地描写自然，而是情景交融，使自然与人物的感情和谐一致。他对自我作热情的赞颂，这种特征在《忏悔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描写自我和周围环境的冲突，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这种自我赞颂表现了资产阶级要求个性解放的反封建精神。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自我，这三方面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特点，对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十八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国内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反对封建统治、要求自由平等的呼声越来越高，启蒙思想深入人心，封建专制制度面临崩溃。革命气氛在进步作家的优秀作品中得到反映，其中以博马舍的两部喜剧最为显著。　　博马舍(1732-1799)原名彼埃尔—奥古斯旦·加隆，生在一个钟表匠的家庭。他接受当时的进步思想，自称是伏尔泰和狄德罗的学生。他的生活经历很复杂，当过路易十五的秘书，王室公主们的音乐教师，他也是个企业家，活跃于金融界，和权贵打过官司，多次被捕入狱。他曾出巨资为伏尔泰印行全集，运送军火并组织义勇军帮助美国独立战争。他最早的戏剧创作是两部正剧：《欧也妮》(1767)和《两朋友》《1770》。《试论严肃的戏剧类型》(1767)接受和发展了狄德罗的理论，强调第三等级的普通人应当代替王公贵族而成为戏剧的主人公，要求戏剧反映现实生活和重大社会问题。1773年他和法官哥士曼打官司，写《备忘录》(1773-1774)四部，控诉封建法官贪赃枉法，揭露法院贿赂公行。这部作品在人物素描和讽刺幽默方面很出色。　　《塞维勒的理发师》又名《防不胜防》，1772年写成，1775年演出，叙述老医生霸尔多洛强迫养女罗丝娜和自己结婚，罗丝娜却爱上年轻的阿勒玛维华伯爵(化名为兰多尔)，伯爵靠他的旧仆人费加罗的帮助，冲破了老医生的提防，和罗丝娜结婚。　　霸尔多洛是一个资产者，但满脑子封建思想，用暴力和愚昧控制罗丝娜。他反对一切新事物，咒骂他的时代为“野蛮的时代”，憎恨“思想自由、万有引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鸡纳霜、《百科全书》、正剧”。罗丝娜反对他的奴役，决心要跳出火坑，她说道：“我孤苦伶仃，被人软禁，遭受一个非常可厌的男人的折磨，难道想要打破奴隶的枷锁就是罪恶吗?”阿勒玛维华伯爵热情豪迈，在爱情问题上有新的看法，对封建爱情观念抱批判否定的态度。这是他的进步的一面。但他究竟是一个大贵族，在思想感情上是和人民对立的。费加罗是全剧的灵魂。他不同于莫里哀喜剧中的仆人，他对政治、社会、文艺各方面都有他自己的见解。他帮助伯爵骗霸尔多洛，因为他同情罗丝娜，也因为他知道为伯爵服务对自己有利。同时，他对伯爵也有斗争的一面。他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受伯爵侮辱，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伯爵，主人在道德上比不上仆人。这部剧本反映了大革命前夕法国的社会生活，提出一些尖锐的社会问题，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费加罗的婚姻》又名《狂欢的一天》，是《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续篇，1778年写成，1784年演出。它的情节相当复杂。主要矛盾是费加罗和伯爵之间的矛盾。费加罗在伯爵婚后回到伯爵的府邸，当他的仆人。他准备和伯爵夫人的使女苏姗娜结婚。伯爵企图诱骗苏姗娜。他和伯爵夫人结婚时，曾宣布放弃贵族在农奴结婚时对新娘的初夜权。现在，他又想在苏姗娜身上“赎回”这个可耻的权利。这就掀起了一场剧烈的斗争。在当时第三等级的观众看来，斗争不仅关系到苏姗娜的清白和费加罗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让农奴制度复辟呢(法国在18世纪后半期已取消这个制度)，还是彻底消灭农奴制度?初夜权实际上是作者用来象征贵族地主对农奴的封建特权的。作品的戏剧冲突体现了一场非常尖锐的阶级斗争。费加罗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意味着第三等级的胜利，法国人民反封建的胜利。　　《费加罗的婚姻》是一部讽刺喜剧。作者借弗加罗的口揭露封建政治的本质，对封建官僚机构特别是司法机关加以鞭挞。在第五幕费加罗的著名独白里，作者指出，贵族之所以骑在人民的头上，只是因为他们生在贵族家庭，至于像费加罗这样的老百姓，尽管有很大才能，却连生活也不易维持，随时随地会被捕入狱，丧失自由。他嘲笑封建专制国家的所谓“出版自由”，抨击封建专制政府用以镇压人民的统治机器，特别是囚禁政治犯的巴士底监狱。在喜剧的结尾，博马舍写道，“人民受着压迫，他们就会诅咒，会怒吼，会行动起来。”《费加罗的婚姻》的政治倾向性是很鲜明的。正因如此，封建最高统治者路易十六非常仇视它，一再下令禁止上演。博马舍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斗争，最后靠巴黎人民的舆论力量，才冲破了路易十六的禁令，达到演出的目的。　　博马舍的两部喜剧继承古典主义的艺术成就，情节紧凑，冲突鲜明，同时具有狄德罗所提倡的正剧的特点，反映了重大社会问题，充满时代的生活气息。剧本讽刺辛辣，幽默有趣，它们的语言像火一般在十八世纪反封建情绪高涨的法国观众心里燃烧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博马舍写出费加罗三部曲的第三部《有罪的母亲》(1792)。他把伯爵刻画成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费加罗不再是反封建的英雄人物，却成了伯爵的忠实仆人。这说明博马舍放弃了他的两部优秀喜剧的民主倾向，他的创作生命也就终结了。　第四节　德国文学和莱辛　　德国在十八世纪政治经济都还落后，全国分裂为三百个左右的封建小邦。小邦的统治者大都仿效法国宫廷，专制独裁，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这种封建割据的局面，使德国不可能产生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德国资产阶级包括下级官吏、商人、小业主和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是依靠为宫廷服务而生活，他们的生产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宫廷的奢侈浪费。这种在经济上依附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上的软弱性和政治上的妥协性。　　德国的政治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还是逐渐在发展，手工业生产已变为手工业工场，并能初步利用当时科学技术的成果。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割据、要求民族统一的情绪也有所增长。在生产和科学有了一定提高的基础上，并在法国和英国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德国也产生了启蒙运动。　　当时，迎合宫廷趣味的、以阿那克瑞翁诗派为代表的罗珂珂文学曾风靡一时，但主要成就是在启蒙思想指导下的启蒙文学。由于德国资产阶级没有政治地位，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一阶级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文化领域里求发展，造成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德国文学的繁荣，产生了莱辛、歌德和席勒等杰出的启蒙作家。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特权，为建立民族文学而斗争，但他们的作品也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　　启蒙文学是资产阶级以其明确的阶级意识进行自我教育的文学。在十八世纪前期，以英国期刊为榜样的各种“道德周刊”极为流行，其主要目的是教育广大市民阶层，传布启蒙思想。同时，许多作家也把舞台看作宣扬启蒙思想、唤醒民族意识的适当场所，从而促进了十八世纪德国戏剧的繁荣。　　德国启蒙文学分前后两期。四十年代以前为前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高特舍特以法国古典主义原则为标准改革德国戏剧，要求语言规范化，创作合乎规则。到了以莱辛为代表的后期，德国民族文学才奠定了基础，发挥了比较大胆的批判精神。　　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是来比锡大学教授，早年主办过道德周刊。他的主要功绩是改革德国戏剧，并对戏剧理论有所建树。他曾经与女演员卡罗利娜·奈贝尔(1697-1760)长期合作，开展戏剧改革运动。在1740年之前，他是德国文学界的权威人物。他推崇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的唯理主义，接受波瓦洛《诗的艺术》的文艺理论，提倡戏剧创作应以高乃依和拉辛为榜样。他的主要著作《为德国人写的批判诗学试论》(1730)树立了他的文艺理论观点。这部作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诗的一般规律，第二部分论文学的体裁。高特舍特和波瓦洛一样，强调文学体裁有等级之分，并且把文学规律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他主张戏剧应一律分为五幕，严格遵守三一律，例如关于时间的一致，他认为一出戏的情节只应在白天的十小时之内进行，因为夜里是睡眠的时间。为了保持所谓真实性，他不容许剧中有独白和冷场，反对丑角出场。他要求语言明确，文字典雅。高特舍特的论点主要是针对十七世纪以来德国流行的“历史大戏”而发的，这些戏内容庞杂，形式混乱，追求离奇的情节，充满庸俗趣味。高特舍特认为文学应合乎理性，他说，“理性是正确的风格的基础和源泉。”他要求文学创作应以教育人和改善道德为目的。他研究古代文学和英、法两国文学，终于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中找到典范，以便使德国戏剧合理化、规律化，更好地教育观众，这和当时的启蒙精神还是相适应的。　　但是高特舍特片面强调理性，反对文学创作应有丰富的想象，他机械地用古典主义的规律衡量一切，许多不符合这些规律的作家都遭到排斥，因而他对莎士比亚表示厌恶。这使他渐渐为同时代人所抵制。从1740年起，他同瑞士人波特玛(198-1783)和布莱丁格(1701-1776)展开论争，引起全德国的注意。这两个瑞士人也和高特舍特一样，主张文学应起教育作用，但是他们认为文学不能缺乏想象力，他们推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顿，嘲笑高特舍特呆板地模仿法国人，用枯燥的清规戒律束缚作家的创造性。高特舍特痛斥他们摈弃理性，使用矫饰夸张的语言。当时许多人参加这场论争，出版许多刊物，互相攻讦，甚至演变为人身攻击。这两派的论争反映了十八世纪前期德国文学界的贫乏，它缺乏民族内容，所争论的不过是以模仿哪一国为宜而已。莱辛后来在他著名的寓言《猴子和狐狸》中，借一只自夸善于模仿别人的猴子，对那些缺乏创造性和民族性的作家作了尖锐的讽刺。　　实践波特玛和布莱丁格的主张，使高特舍特归于失败的是弗里德里希·高特里卜·克罗卜史托克(1724-1803)，他在1748年完成了《救世主》(1748-1773)的前三章，这首长诗以弥尔顿的《失乐园》为榜样，打破了高特舍特规定的文学教条，情感充沛，一时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这部作品主要只有宗教内容，缺乏弥尔顿的革命精神，等到它全部二十章完成时，读者也就从欢迎转为冷淡了。克罗卜史托克在文学上最有成就的是抒情诗，他以颂歌体的形式写诗，歌颂友谊、爱情、自然和祖国，表现出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爱国精神，对于后来狂飙突进时期一部分青年诗人有很大影响。　　到了启蒙后期，德国民族文学才开始走向一个光辉的时代，它的奠基人是莱辛。　　高特荷德·埃夫拉姆·莱辛(1729-1781)出生在贫穷的牧师家庭，1746年入来比锡大学，和来比锡活跃的戏剧界有接触，后来在柏林参加过报刊编辑工作。他终生为了能靠写作维持独立生活而奋斗，但是一生贫困，不得不先后充当一个将军的秘书，又为一个公爵管理图书。莱辛在戏剧理论、戏剧创作和美学方面作了杰出的贡献。此外，他也写过诗体和散文体的寓言、有关哲学和神学的评论文章。　　莱辛在1759年完成《寓言三卷集》和《关于寓言的论文》。他推崇伊索寓言，指责拉封丹及其追随者的语言过于雕琢。莱辛这三卷寓言是用散文写成的，语言精炼，风格朴素。　　这些寓言已经显露出莱辛对德国现实的批判的锋芒。《好战的狼》揭露普鲁士专制政权侵略好战的本性。《水蛇》通过一条吞食青蛙的水蛇，刻画出统治阶级的残暴。《驴和狮》叙述一只驴子和狮子为伴就蔑视同类，讽刺市侩小人的虚荣。《驴和狼》、《宙斯和绵羊》等用一系列软弱无能的动物形象，鞭挞德国市民阶层中苟且偷安的思想。此外还有不少寓言对当时德国文艺界的现象进行了批判：《鸵鸟》嘲笑只唱高调、没有创作成果的人；《夜莺和云雀》讽刺脱离群众的作家。莱辛的寓言简短有力地表达了他的进步思想和批判精神。　　莱辛的重要美学论著是《拉奥孔，论画和诗的界限》(1766)。作者通过特洛伊祭司拉奥孔父子三人被蛇缠死的故事在古代造型艺术和诗歌中的不同处理，来探讨画和诗反映现实的不同方法。自古以来，文艺理论家对于这两种艺术都未能划清界限。贺拉斯说“诗即画”，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认为画是无言的诗，诗是能言的画。这类论点延续了千百年，一向被人接受，德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温克尔曼(1717-1768)在他的古代艺术研究中，也没有摆脱这种观点。莱辛认为诗和画各有特点，雕刻、绘画之类的造型艺术应表达出最精彩的“固定的一瞬间”，而诗则应模拟在时间上连续不断的行动。莱辛分清诗和画的界限，是为了强调诗具有自己独特的作用，应该表现人的个性和感情，描写斗争，以满足资产阶级文艺的需要。　　莱辛毕生从事戏剧活动。他主张德国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戏剧，作为争取德国民族统一的有力工具。他认为戏剧是文学体裁中的最高形式。早在《关于当代文学的通信》(1759-1765)中，莱辛已经谈到他对民族文学的主张，尖锐地批判了高特舍特，提出要以莎士比亚为榜样。　　1767年，汉堡建立民族剧院，莱辛为剧院的历次演出撰写评论。但这个剧院开办一年便倒闭了，莱辛把他的评论辑录出版，分为上下两卷，每卷各五十二篇，命名《汉堡剧评》(1767-1769)。这是德国资产阶级戏剧理论方面的一部重要文献。　　《汉堡剧评》涉及的问题很广。莱辛针对当时戏剧缺乏明确的目标这一情况，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主张剧院应当成为改进道德的学校(第1、2等篇)。他认为德国应当有自己的民族戏剧，反对许多作家对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模仿和崇拜，他讽刺这些人“比法国人更法国化”(第59篇)。他要求戏剧反映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现实，提倡写市民悲剧，因为市民阶层的普通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命运，更容易引起周围人们的同情(第14篇)。莱辛也批判了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混乱的“历史大戏”。他号召向莎士比亚学习，因为莎士比亚的剧作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情感和愿望，忠实地再现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第69篇)。莱辛探讨了“模仿自然”的问题，要求文学反映客观现实。他说，作家在刻画人物性格时，必须合乎“内在可能性”，合乎自然，也就是要有逻辑性和真实性。他反对戏剧中的三一律，说它们妨碍了“模仿自然”的原则。莱辛又提出作家在描绘客观现实时，必须善于区分主次，把注意力集中在本质的事物上(第23、70等篇)。关于历史剧，他说剧作家不是历史学家，剧作家采用历史故事，只是为了创作上的需要，不必追究历史细节。但是人物性格不应脱离历史环境，必须刻画出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应有的性格，即性格和环境要有内在联系(第18、19等篇)。　　莱辛的戏剧创作是他的戏剧理论的实践。他以简洁鲜明的语言反映时代的关键性问题，发挥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启蒙思想。　　莱辛早年就开始戏剧创作，其中《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可以说是德国市民悲剧的真正开端。他的著名剧作是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悲剧《爱米丽雅·迦洛蒂》和诗体剧《智者纳旦》。　　《明娜·冯·巴尔赫姆，又名军人福》(1767)，写七年战争(1756-1763)后的一段故事。普鲁士军官台尔赫姆和敌国萨克森一个贵族小姐明娜·冯·巴尔赫姆相爱订婚，随后经过种种波折，终于圆满成婚。作者塑造了一个有理性的、道德完美的理想人物台尔赫姆，来体现他的启蒙思想，强调道德的感化作用。这部剧本也反映了普鲁士国家的黑暗。普鲁士国王为了维持他的专制统治，只允许贵族和外国人在他的军队里充当军官，像台尔赫姆这样开明的人却遭到排斥。剧中还通过旅馆老板探人秘密的活动，揭露了普鲁士的警察特务制度。全剧结构紧凑，对话生动，饶有风趣。　　《爱米丽雅·迦洛蒂》(1772)的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叙述一个亲王想诱骗爱米丽雅，采用宠臣玛里内利的计谋，在爱米丽雅去结婚的路上，雇佣一批强盗杀死她的未婚夫，把她骗到宫中。爱米丽雅的父亲奥多雅多为了保护女儿的贞操，忍痛杀死了她。剧中的亲王是德国十八世纪荒淫无耻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玛里内利是一个长于谄媚、善用阴谋诡计的宫廷侍从。爱米丽雅是市民道德教育下安分守己、未通世故的女子。剧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奥多雅多是一个没落贵族，他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痛恨统治者，不愿和宫廷交往，但他软弱无力，只采取躲避的态度。女儿被骗入宫，在他心里引起“理智和愤怒”的交战，他要为“受害的道德报仇”。他杀死女儿，便认为保存了她的贞操，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这体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特点。他们厌恶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败坏，但是没有力量向统治阶级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只能用市民道德来和它对抗。这是德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市民悲剧。　　《智者纳旦》(1779)是莱辛和德国正统教会论争、反对宗教偏见的作品。故事发生在十字军东侵时代的耶路撒冷。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圣殿骑士被回教的苏丹俘虏，一天，犹太富商纳旦家中失火，骑士从火中救出纳旦的养女蕾霞，两人发生了爱情。但他们信仰不同，不能结婚。这时苏丹因国内财政困难，求助于纳旦。谈话之间，苏丹问纳旦，基督教、回教和犹太教中，哪一种是真正的宗教。纳旦用三个戒指的典故说明各种宗教应该彼此容忍，不应互相敌视。最后弄清了真相，原来蕾霞和圣殿骑士是兄妹，都是苏丹的侄辈。戒指的故事出自卜伽丘的《十日谈》，写三兄弟从父亲处各得戒指一枚，其中一真二假，法官劝告他们只要自己努力，任何一个戒指都会显示力量。莱辛以此说明三种宗教都有价值，反对正统教会的褊狭，宣扬了启蒙运动的容忍思想。作者寄希望于人类互爱的远景，梅林说：“莱辛在他的晚年……只想用一种理想的人道主义来战胜‘愚昧世界的反抗’，由此可以看出，他离开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有多么远。”　　莱辛在德国政治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勇敢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批判宫廷文艺，宣传启蒙思想，提高民族觉悟，为德国文学开辟新的阵地，给了同时代和后代的作家以深刻的影响。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发生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文学运动，即狂飙突进运动，是由于当时的作家克令格尔(1752-1831)的同名剧本而得名的。狂飙突进运动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在反封建和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方面比启蒙时期更向前跨进一大步，标志着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觉醒。这一派作家从本民族历史中吸取题材，发扬民族风格。为了摆脱封建束缚，他们崇尚感情，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但是带有狂热的、傲慢的、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他们拥护卢梭“返回自然”的口号，歌颂理想化的自然秩序，赞扬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淳朴的儿童和劳动人民。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对他们有很大影响。他们大都是青年人，富有狂热的幻想、奔放的激情，作品中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并掺杂着感伤主义成分。　　狂飙突进运动时期产生过许多诗人和作家，首先是1770至1771年间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赫尔德尔、歌德、瓦格纳(1747-1779)、棱茨(1751-1792)、克令格尔等人。后来赫尔德尔和歌德合编《德国的风格和艺术》(1773)，阐扬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美学纲领和文艺观点。属于这一运动的作品大都和当时人们关心的社会问题有密切联系，例如瓦格纳的《杀婴儿的母亲》(1776)描述妇女被人抛弃后的悲惨命运，棱茨的《家庭教师》(1774)反映市民出身的知识分子当家庭教师而受人歧视的境遇。此外，狂飙突进运动的另一支流“格廷根林苑派”的诗人们在克罗卜史托克影响下，写出了反封建的、歌颂自由的诗歌。　　约翰·高特夫利特·赫尔德尔(1744-1803)被称为狂飙突进运动纲领的制订者。他早年学医，后来改习神学和哲学，研究过康德和卢梭，卢梭对他影响很大。1769年他在巴黎结识狄德罗，回国后又认识了莱辛和歌德。他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文艺理论以及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他的《论语言的起源》(1772)驳斥了当时所谓语言起源于上帝的谬论，重视人民的语言，认为促进德语的发展是德国民族文学的重要任务。他从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角度搜集和研究民歌，他编纂的民歌集《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1778-1779)对德国诗歌发生很大影响。他强调民族感情，打破陈规旧律，推进了狂飙突进运动。后来他研究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著有《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来阐述他的人道主义观点。　　这一时期，德国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青年歌德和席勒。他们写出了富有反抗性的作品，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1765年他到来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开始文学创作，写过一些罗珂珂风格的抒情诗。他对自然科学和艺术发生兴趣，读过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1764)。1770年到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成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参加者。这时赫尔德尔介绍歌德读荷马、莎士比亚和十八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并引起他对民歌的重视，他曾经协助赫尔德尔搜集民歌。　　狂飙突进时期，歌德的主要作品是《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1773)、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和一些优秀的抒情诗。　　《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的主人公是德国十六世纪一个没落骑士，他一度参加农民起义，但最后背叛了农民。歌德把他写成一个对诸侯作战、反封建、争自由的英雄，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反抗精神服务，他表达了德国资产阶级青年一代的革命情绪。恩格斯说这部作品是“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它是在莎士比亚戏剧的影响下写成的，人物众多，场面不断变换，在形式上打破了戏剧的成规。　　《少年维特的烦恼》以书信体叙述维特爱上一个名叫绿蒂的姑娘，绿蒂已和别人订婚，引起维特很大的痛苦。他试图在工作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但是也失败了。因为他和封建社会格格不入，对生活感到无望，终于自杀。　　这部小说不只在德国，而且在欧洲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到十八世纪末，它已被译成俄、英、法、意等十多个国家的语言。小说通过维特和绿蒂之间的不幸的爱情和维特的社会经历，反映出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揭露和批判了正在衰亡的封建社会里种种腐朽和虚伪的现象，引起许多人的共鸣。　　维特这一形象代表当时德国社会里觉醒了的青年一代，他迫切要求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但是他的个人反抗方式只能使他走向自杀。这一行动虽然表示他不愿和一般市侩同流合，苟且偷生，但也说明德国资产阶级还找不到一条真正摆脱封建束缚的道路。　　这部作品处处表现出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对自然的描绘和歌颂，对纯朴的农民和天真的儿童的赞美，对个人聪明才智的颂扬，对周围鄙陋环境的唾弃，感情洋溢，带有感伤色彩，从这里可以看出理查生和卢梭对歌德的影响。　　歌德青年时代的抒情诗克服了德国十八世纪中叶内容贫乏、文词纤巧、缺乏真实感情的诗风。这些诗热情充沛，语言有力，吸取了民歌的精华，对自然界有深切的感受，如《欢迎和别离》、《五月歌》等。《五月歌》中写道：　　大地何嫣妍!　　太阳何灿烂!　　自然何伟丽　　照我心目间!　　……　　千种声欢愉　　都自深胸出。　　大地哟太阳，　　幸福哟欢乐!　　《普罗米修斯》一诗中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蔑视和反抗，也体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叛逆精神。　　1775年，歌德到魏玛宫廷，渐渐脱离了狂飙突进运动。他的《浮士德》和其他杰作都是到魏玛以后写成的。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席勒(1759-1805)出生于医生家庭，少年时被迫进了有“奴隶养成所”之称的符腾堡公爵的军事学院，初学法律，后来学医。八年严酷专制的学院生活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情绪。他写出了他早期最成功的剧本《强盗》和《阴谋与爱情》。　　《强盗》(1780)中的主人公卡尔·穆尔是穆尔伯爵的长子，为人放荡不羁。后来他写信给父亲，请求宽恕。但是他的弟弟弗朗茨从中挑拨，使老穆尔和卡尔断绝父子关系。卡尔便结集伙伴，投身绿林，杀富济贫，幻想改造社会。弗朗茨把父亲关进古塔，又想霸占卡尔的未婚妻阿玛丽亚。卡尔从古塔中救出父亲，老穆尔不久死去。卡尔命令强盗们活捉弗朗茨，弗朗茨自杀。最后，阿玛丽亚和卡尔会面，她要求卡尔开始新的生活，可是群盗反对，卡尔被迫杀死阿玛丽亚，他也不愿再和群盗在一起，便向官府自首的。　　席勒在剧本第二版的扉页上写道：“打倒暴虐者!”并引用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特斯(公元前460-377)的话：“药不能治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者，以火治 之。”这充分说明了《强盗》反专制暴君的主题思想。主人公卡尔·穆尔的言行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青年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自发性反抗。在著名的波希米亚森林一场中，卡尔叫道：“我的手艺是涤耻雪恨——复仇是我的本行。”这部作品也揭露了贵族和僧侣贪污腐化的生活，恩格斯说它“歌颂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卡尔的自首正和维特的自杀一样，表明德国资产阶级青年的个人反抗是毫无出路的。《强盗》首次上演，立即轰动一时。法国大革命时，还在巴黎演出过。　　市民悲剧《阴谋与爱情》(1783)是席勒青年时代最成熟的作品，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它集中反映了德国市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故事发生在一个公国里，宰相瓦尔特的儿子菲迪南和穷提琴师米勒的女儿露易丝相爱。瓦尔特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势，强迫菲迪南和某公爵的情妇结婚，遭到菲迪南的拒绝。瓦尔特便和秘书布置阴谋，逮捕米勒，然后由秘书胁迫露易丝写一封假情书给宫廷侍卫长，作为释放她父亲的条件，并要她发誓保密。他们故意使这封信落到菲迪南手里，菲迪南质问露易丝，露易丝遵守誓言，不肯说出真相。菲迪南悲愤交集，把露易丝毒死，死前露易丝说出实情，菲迪南后悔不及，也自杀了。　　瓦尔特和秘书的阴谋行为代表了德国腐败而反动的统治阶级。女主人公露易丝高呼道：“等级的限制都要倒塌，阶级的可恨的皮壳都要破裂，人都是人!”这话反映了进步青年要求打破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平等的思想。剧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是提琴师米勒，他是德国市民阶层的代表，这一阶层具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自尊心，但他们畏惧统治阶级，只求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享有和平，不受当局的干扰，这说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此外，作者又通过一个宫廷侍从替公爵送给情妇一盒珠宝时的对话，对德国公侯出卖壮丁给外国进行殖民战争的罪行作了大胆的揭发。　　席勒青年时期的作品是富有战斗性的。他继承莱辛的理想，把戏剧看作推行教育的工具。他的著名文章《舞台应该充作道德的场所》(1785)论到戏剧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认为舞台要伸张正义，“把宝剑和天秤接受过来”，对封建社会的罪恶作出裁判。他说，“如果我们将来能有一座民族剧院，我们才能成为一个民族。”　　席勒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暂时中断了创作生活。同时，由于狂飙突进运动者的理想和德国贫乏的现实社会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到了八十年代中叶，这次运动也就近了尾声。　第五节　意大利文学　　十七世纪意大利在西班牙占领下，政治分裂，经济衰落，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压制思想言论，文学严重脱离现实，极端形式主义的马利诺诗派盛极一时。十八世纪初叶，奥地利代替了西班牙的统治，在新的外族压迫下，意大利仍然是一个分裂衰弱的国家。从十七世纪末年到十八世纪中叶，在诗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阿尔卡底亚派，这个诗派和它所反对的马利诺诗派同样严重地脱离现实，它所提倡的田园诗是一种缺乏思想性的、形式主义的文学。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意大利出现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奥地利统治者和意大利的公侯们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经济有了起色。资产阶级较前壮大，民族意识日益觉醒，法国启蒙思想传播到进步知识分子中间，意大利文学出现新的繁荣。启蒙思想在意大利被看作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继续和发展，但是人们对待社会现实不采取革命态度，而采取温和的批判态度，这反映了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例如，诗人帕利尼(1729-1799)就是以温和的嘲讽笔调去描绘贵族生活的空虚无聊的。他的诗里也显示出旧的阿尔卡底亚派的形式和新的启蒙思想内容之间的矛盾。意大利民族意识的觉醒、政治热情的高涨，最鲜明地反映在阿尔菲爱里(1749-1803)的作品中。他对悲剧进行了改革，用古希腊、罗马和《圣经》的题材以及简练有力的语言写出富有思想性的剧本，对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起了推进作用。但意大利十八世纪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哥尔多尼的喜剧。　　卡尔洛·哥尔多尼(1707-1793)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以律师为业，三十年代即开始创作剧本。1748年放弃律师业务，为剧团编剧。他一生写过267个剧本，其中有150多个喜剧。当时舞台上流行意大利的独特剧种——即兴喜剧，这种喜剧没有固定台词，由演员临时想出对话和独白。剧中滑稽人物戴着假面具，因而又名假面喜剧。它原来具有社会讽刺性质，但是到了十八世纪却变得庸俗鄙陋，缺乏思想内容。哥尔多尼作为启蒙的编剧家，要求戏剧对观众有所教益，为此必须改革即兴喜剧，使之成为有固定台词的现实主义喜剧。　　为了寻找新型喜剧的方向，他研究了本国和外国的经验。他年轻时受过马基雅维里的喜剧《曼陀罗花》的启发，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莫里哀和英国18世纪的剧作家。他在《喜剧院》(1750)这一剧本里阐明了自己的喜剧观点。他要求喜剧忠实地再现生活，反对三一律和盲目崇拜亚理斯多德，提倡性格喜剧，强调正面性格和反面性格的鲜明对比，使喜剧能起更大的教育作用。　　哥尔多尼在喜剧改革和创作中贯彻了这些观点。他对当地的即兴喜剧进行了合理而且可行的改革，他的剧本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假面人物，但他们不再是定型的，而是有现实内容的形象。哥尔多尼的性格喜剧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因而又是风俗喜剧，虽然主要以威尼斯为背景，却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他把讽刺揭露的锋芒指向贵族阶级。《封建主》(1752)一剧描写腐化堕落的侯爵引诱农家妇女，遭到欧打，农民联合起来，决定同贵族作斗争。但剧本最后让一个农家女子和侯爵结婚，以阶级调和告终。在《女店主》(1753)中，作者通过侯爵和伯爵的形象，讽刺了没落贵族和购买贵族爵位的暴发的资产者。女主人公在耍弄了这两个显贵人物之后和一个仆人结了婚。许多生动的生活场面、民主的思想内容和女主人公动人的形象，使这个剧本成为一部杰作。　　哥尔多尼也揭露批判资产阶级的恶习和缺点。《老顽固们》(1760)一剧以新老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为主题，反映了18世纪威尼斯社会的危机。剧情是在典型的威尼斯商业资产阶级环境中展开的。一个商人的女儿想在结婚前和素不相识的未婚夫见一面，这违反了当时威尼斯的习俗。一 位聪明热情的太太帮助她，但她如愿以偿。两家的父亲都是顽固的家庭暴君，因为这件事竟解除了他俩的婚约。那位太太仗义执言，终于成全了这对青年男女。剧本在描绘威尼斯的生活特色和刻画各个顽固人物性格的细微差别上，都较为成功。　　在哥尔多尼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剧本中，最出色的是《乔嘉人的争吵》(1762)，它描述渔民争吵打架的场面，一位年轻律师使大家言归于好，并帮助他们办理了几件婚事。剧本由一系列鲜明生动的现实生活场景组成，通过争吵的形式写出劳动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同时也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哥尔多尼的喜剧改革引起以哥齐为首的反启蒙的批评家的猛烈攻击，他不得不于1762年离开祖国，侨居巴黎，一直到死。　第六节　俄国文学　　俄国长期遭受鞑靼人和其他外族的侵略，地理上又和西欧的发达国家隔离，经济文化处于落后闭塞的状态。这种情况直到十八世纪才开始有所改变。　　十八世纪初，彼得一世(1682-1725)厉行改革，按照欧洲发达国家的方式建设军队，统一了国家的版图。他从瑞典人手中夺回波罗的海出海口，为进一步向西欧吸取文明开辟了道路。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建立和巩固俄罗斯民族国家方面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他的改革是依靠扶植新兴的贵族地主和商人、加强封建农奴制来进行的。彼得死后的三十年间不断发生宫廷政变，贵族地主在政变中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彼得一世提倡科学，简化俄文字母，出版报纸，创办公众剧院，鼓励翻译介绍西欧著作。他在宫廷中强行推广法国礼仪，仿效法国风尚，提倡用法语交谈。他在文化上所作的一切努力大大推进了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有盲目崇拜外国、忽视民族文化的一面，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彼得一世时期，俄国文学还处于从古代文学向新的内容和形式过渡的阶段。三十至五十年代，专制制度日趋巩固，法国古典主义的影响深入俄国。于是形成俄国古典主义流派，出现了第一批俄国作家康捷米尔(1708-1744)、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1718-1777)等。俄国古典主义反映了先进贵族的世界观和他们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它除了遵守古典主义原则得形式方面的规定以外，还具有自己的特点。为了建立民族文学，俄国古典主义作家大都向民族历史和民族生活汲取题材，特别注意文学语言和诗体改革，强调爱国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启迪作用。此外，这一时期社会矛盾加深，法国启蒙思潮开始传入俄国，俄国古典主义作家比较注意文学的社会功能，往往采用讽刺体裁来表示他们的社会见解。　　十八世纪前半期，俄国最重要的作家是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他又是著名的学者，出生在白海边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后来进科学院附设的大学学习，并被派往国外研究自然科学。1741年回国后，他在科学院任职，创办了莫斯科大学(1755)。他在进行科学活动的同时，又从事语言研究和文学创作，写过颂诗、史诗、悲剧、讽刺诗和散文，翻译过希腊文学作品。　　罗蒙诺索夫在纯洁俄罗斯语言、使文学语言接近口语方面贡献很大，著有《修辞学》(1744)、《俄语语法》(1757)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益处》(1757)等。他认为俄语是一种丰富、灵活、生动有力的语言，同样具有欧洲其他语言的优点。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俄语中夹杂着许多外来词汇，古老的教会斯拉夫词汇也未经清理。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改革意见。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他把文学体裁划分为高、中、低三种，规定每种体裁所允许使用的词汇，主张避免陈旧的教会斯拉夫词汇和不必要的外来语。这为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统一的规范语言打下了基础。　　罗蒙诺索夫文学创作的成就主要是诗歌。他的诗颂扬英雄的业绩，充满对祖国的热爱。他认为诗歌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咏唱醇酒和爱情，而是培养崇高的爱国精神。这种看法鲜明地体现在他写的颂诗里。《伊利莎伯女皇登基日颂》(1747)实际上是一首对祖国和彼得一世的赞歌。诗人把彼得一世奉为榜样，希望女皇伊利莎伯继承父业，开发资源，发展科学，培养人才，使俄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向年轻一代呼吁，相信“俄罗斯的大地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智慧过人的牛顿”。他还以颂诗体裁写过一些雄伟瑰丽的科学诗，解释自然现象(《晨思上天之伟大》、《夜思上天之伟大》等)。他在同时代诗人特列佳科夫斯基(1705-1769)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俄国重音诗体的理论(《论俄文诗律书》，1738)，并在创作中进行了成功的实验。他的诗音调铿锵，庄严雄辩，富有节奏感。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俄国社会矛盾激化。在沙皇庇护下，地主享有支配农奴的绝对权利，正如当时民歌《奴仆们的哭诉》中所说，“老爷们杀死一个奴仆就像宰一匹马，而且还不准农奴控告他。”农民运动不断高涨，70年代爆发了普加乔夫领导的规模宏大的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地主贵族的统治，是俄国农奴制危机的最初表现。　　这一时期在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反对农奴制的进步思想有所发展，向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即位之初，假意接受启蒙思想，标榜“开明君主”制度，提倡文学创作，出版杂志，并亲自动笔，其目的是要使文学为她的反动统治服务。但是进步作家诺维科夫、冯维辛、拉吉舍夫等在他们的作品里彻底揭穿了这个“穿裙子的达尔杜弗”，传达了农民的某些呼声。普加乔夫起义前夕，诺维科夫(1744-18180创办《雄蜂》(1769-1770)和《画家》(1772-1773)两种杂志，揭露了农民在地主残酷剥削下濒于绝境的悲惨情况。《雄蜂》这个名称本身就是针对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的。诺维科夫在《雄蜂》上公开反对叶卡捷琳娜二世关于讽刺的主张。他认为讽刺不应是“含笑的”讽刺，而是“咬人的”；不应是抽象笼统的，而是具体的，应当对准社会的具体丑恶现象加以无情揭露。他对讽刺的看法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少年》和拉吉舍夫的散文《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发扬了这种重视社会根本问题的讽刺传统。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在《费丽察》(1783)里，又把讽刺手法运用到颂诗体裁中，将歌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美德”和讽刺宠臣们的荒淫无耻融合在一起。　　杰尼斯·伊凡诺维奇·冯维辛(1745-1792)是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讽刺文学的代表。他出生于贵族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学就读，后任外交部翻译，当过显贵者的秘书，游历过西欧许多国家。在早期诗歌里，他尖锐地指责沙皇的专制暴虐。他写过各种体裁的讽刺作品，其中以喜剧最为成功。《旅长》(1766)嘲笑了贵族中老一代的愚昧和年轻一代所受外国教育的毒害。冯维辛最著名的喜剧是《纨绔少年》(1782)。女地主普罗斯塔科娃多方虐待寄养在她家的孤女索菲亚，后来由于索菲亚可以继承叔父斯塔罗东的一宗财产，普罗斯塔科娃便强迫她做自己的儿媳。但是索菲亚在开明贵族普拉夫津和斯塔罗东保护下，终于和贵族军官米朗结婚；普罗斯塔科娃因虐待农民和孤女被法办，财产也交官代管。　　作者真实地刻画了普罗斯塔科娃这个农奴主的形象。她横暴、奸诈、愚蠢、狠毒。她对农奴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农奴出身的保姆在她家工作了四十年，所得的酬报是“一年五个卢布，外加每天五记耳光”。她虐待周围的一切人，包括她的丈夫，却十分溺爱儿子米特罗方，一心希望他娶上成了巨富的索菲亚。在母亲的教养下，米特罗方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少年，他已经十六岁，念了三年书，却不会加减乘除。他利用母亲的溺爱装病逃学，捉弄仆人。他善于见风使舵，并像普罗斯塔科娃一样凶暴狡黠(“米特罗方”，希腊文的意思是“像母亲”)。剧中的正面人物如斯塔罗东、普拉夫津等都写得不成功。喜剧的结构简洁紧凑，是按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写成的。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1749-1802)出身贵族，青年时代在德国留学，受到法国启蒙学者卢梭、马布里等的影响，成为具有民主思想的唯物主义者。他回国后，普加乔夫起义和政府的血腥镇压使他认识到沙皇统治的反动性，并用批判的眼光重新估量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见解。俄国多次对外战争，连年饥荒，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先后爆发，这些事件也促使他考虑俄国的现实和未来。他写过哲学著作、政论和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本书出版后，他立即遭到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直到晚年才被召回。1801年，他参加了政府的法律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次年自杀，以抗议沙皇对他的新迫害。　　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开端引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一行诗作为题词，把专制农奴制度比作一只生有“一百张血盆大口”的怪物。作品描写俄国农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牛马生活，他们成年累月地为地主服徭役，只有夜里和星期天才能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靠糠菜充饥，住在倒榻的矮屋子里。地主就是这样依靠大批农奴的破产和死亡而发财致富的。作者愤怒地诘问地主：“贪婪的野兽，永不知足的吸血鬼，你们给农民留下了什么?只有你们无法抢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作者详尽地描述了公开拍卖农奴等骇人听闻的事实，指出这一切都是由于“法律给农奴规定了一条死路”，农奴制度是和沙皇专制统治密不可分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告诉伏尔泰，说俄国农民可以随意吃鸡，极力宣扬自己的“德政”。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愤怒地戳穿了这个所谓开明君主的假面具。他说，沙皇的红炮上沾满了人民的血泪，手指上有人的脑浆，两脚站在污泥里；人民称沙皇为“骗子、伪君子、害人精”。　　拉吉舍夫深信农民革命不可避免，任何镇压只会引起更加强烈的反抗。他说农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激流一样，势不可挡。《扎伊佐沃》一章记述全村农民用木棍打死为非作歹的地主父子四人，事后法院给农民判罪，他们仍不屈服。作者站在农民一边，认为他们是无辜的。在其他章节里，他甚至号召农民起来烧光地主的房屋。他希望俄国人民能够推翻沙皇政权，建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联邦共和国。在《特维尔》一章的颂诗《自由颂》里，作者以满腔热情欢呼革命：　　我看见利剑到处闪耀，　　死神变成各种各样的形象，　　在沙皇高傲的头顶飞翔。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已经把沙皇带到死刑台上!　　拉吉舍夫把他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沿途见闻，按各驿站的名称分章辑录成书，其中虽无统一的情节，但前后贯穿着同一个农民革命的思想。他如实地反映生活，同时抒发了自己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对贵族地主的憎恶、愤慨。作品不以人物刻画见长，往往通过旅行者的感受去打动读者，在这方面，显然受到了感伤主义的影响。　　《旅行记》出版后不久就传到宫中，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盛怒中往书页上批道：拉吉舍夫“把希望寄托在农民造反上面 ”，“比普加乔夫更坏”。这部作品在俄国一直被列为禁书，但仍以手抄本形式到处流传，对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起过很大的思想影响。　　普加乔夫起义后，俄国也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感伤主义在俄国是贵族地主阶级精神危机的表现。它虽然促进了俄国散文的繁荣，对丰富文学语言和心理描写的技巧有一定贡献，但是这一流派的作品美化贵族地主，企图掩饰地主和农奴之间的对立关系，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卡拉姆辛(1766-1826)被认为是这一派的代表，他的中篇小说《苦命的丽莎》(1792)叙述农村少女丽莎被贵族少爷埃拉斯特遗弃以至自杀的故事。作者同情丽莎的不幸，对她的心理活动写得比较生动，文笔流畅。但他站在贵族立场，用“命运”来为埃拉斯特辩护，抹杀了造成丽莎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十八世纪俄国文学的成就虽不如同时期的西欧国家，但就俄国本身来说，仍是一大进步。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大步跃进作了准备。　第六章　十九世纪初期文学　　第一节　概论　　这一时期的文学包括从1789到1830年这段时期。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辟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新时代。它用革命手段摧毁了封建统治，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在这次革命的鼓舞下，欧洲其他许多国家反封建斗争高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工业资本兴起，工业资产阶级同把持政权的土地贵族与金融资产阶级存在着矛盾，同时劳资矛盾日益暴露，例如十九世纪初发生了工人自发的捣毁机器运动。法国在革命以后，资本主义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增多，波旁王朝复辟后，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朝妥协，但彼此间也有矛盾，在人民群众斗争高涨的形势下，1830年爆发了资产阶级七月革命。在德国，19世纪资本主义有所发展。法国革命虽然使德国资产阶级一度感到鼓舞，但雅各宾专政却使它万分恐惧。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分裂和落后的状态。这一时期，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因素也有了较多的增长。俄国是封建农奴制国家。沙皇和贵族农奴主对内残酷地剥削和压迫人民，对外穷兵默武，进行扩张，镇压法国革命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起着欧洲宪兵的反动作用。这一时期俄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发生了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12月党人贵族革命。　　1789年法国革命后，在欧洲许多国家，民族意识高涨，民族解放运动广泛展开。拿破仑失败后，以俄、普、奥为首的封建君主勾结欧洲封建反动势力，于1815年缔结“神圣同盟”，镇压欧洲的革命运动。但是许多国家仍然发生了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斗争。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革命，希腊人民为摆脱土耳其的奴役进行战斗。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并且也往往反对以“神圣同盟”为代表的欧洲国际封建反动势力。　　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同文学关系密切。在德国，康德(1724-1804)、费希特(1762-1814)、谢林(1775-1854)和黑格尔(1770-1831)的唯心主义哲学盛行。德国古典哲学包含有辩证法，但它夸大主观作用，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对于浪漫主义文学强调主观精神和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有过一定影响。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里传播很广，其主要思想家有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和傅立叶(1772-1837)，以及英国的欧文(1771-1858)。空想社会主义者是现代无产阶级还未充分发展时期的产物，他们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看到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因而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提出消灭阶级差别的方案。但是，他们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他们不主张政治斗争，企图以个人的空想计划代替社会斗争来实现人类的解放。他们和启蒙思想家一样幻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幻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空想社会主义对积极浪漫主义作家有一定的影响。　　浪漫主义运动是这一时期具有全欧影响的文学运动，是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高涨时期的产物。　　浪漫主义运动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由于作家的立场不同，形成两个对立的流派，即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消极浪漫主义反映贵族的没落情绪和一些被法国雅各宾专政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情绪；这一流派的作家从保守的立场批评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幻想历史倒转，拥护封建复辟，把古代宗法式社会理想化。积极浪漫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情绪，这一派的作家对法国革命的后果表示失望，认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王国”并不是绝对理性的。他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抨击专制统治和教会，支持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要求进一步改变现状。但他们的思想核心仍旧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他们仍旧跳不出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范畴。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劳动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大多数脱离劳动人民，作品中流露着强烈的个人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　　浪漫主义文学虽然从思想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两个流派，但从艺术表现手法上讲，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的特征。　　描写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是浪漫主义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并不致力于塑造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而特别着重描写作家个人的主观世界、对事物的内心反应和感受。消极浪漫主义作家缅怀过去，沉溺于玄妙、神秘世界的探索。他们抒发的大都是个人享受和自我陶醉或悲观厌世的情感。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强烈要求突破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他们在作品中着力描写同封建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统治集团格格不入的天才人物或叛逆性格。他们强调个人才能和个人的社会作用，同广大劳动人民有很大距离。　　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着力描绘大自然景色，抒发作家对大自然的感受。浪漫主义作家通常以大自然为背景，或者以它为描写对象。他们经常把大自然的“美”和现实的“丑”加以对比。自然景象和作家自己的或作品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紧密联系着，大自然被看作他们精神上的寄托。消极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大自然有出世的、宗教的神秘色彩，他们从大自然里寻求刺激。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往往把对大自然的描写和对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歌颂结合在一起，但也常把大自然作为精神上的避难所。　　浪漫主义作家对民谣和民间传说发生极大兴趣，用来作为创作的素材和借鉴。消极浪漫主义作家对资本主义带来的“文明”感到不满，他们宣扬普通人民是“纯朴”的，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的沾染，实际上他们所描写和注意的是人民中受封建统治阶级影响的落后的因素，如顺从、乐天知命、迷信等。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们从民间创作中吸收养料，采用民间文学的题材，学习富有号召力和战斗性的民间诗歌格律，歌颂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浪漫主义作家喜欢运用夸张的手法。他们常常在作品中描述异乎寻常的情节、自然环境和人物。在刻画人物性格时，他们又常常突出它的某一方面。浪漫主义的风格特色是运用华丽的词藻和丰富的比喻；诗歌的格律比较舒展、自由；但是，也往往流于矫揉造作，以华丽的词句掩盖抽象的内容。　　诗歌是浪漫主义作家最常用的文学体裁，这一时期特别盛行的是抒情诗。他们喜欢夸大诗人和诗歌的作用，把诗人视为人类的导师，认为“人类的伟大精神”和“深奥的思想”在诗歌中获得了最高的、最理想的表现。此外，十八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也是浪漫主义作家所喜用的文学体裁，积极浪漫主义作家在这方面的成就较大。革命形势和民族意识，他们往往选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描写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谴责封建暴政，对民族命运表示关怀。　　浪漫主义文学反对十七世纪以来统治欧洲文坛的古典主义。古典主义在十七世纪起过进步作用，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创作原则已经日益成为束缚资产阶级作家自由表达思想感情的教条。浪漫主义作家要求个性解放，在文学上，他们反对古典主义把古代作家奉为偶像，反对古典主义崇尚理性，压制个性，束缚创作自由。他们在美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同古典主义展开斗争，制订了纲领性的浪漫主义宣言。但是应该指出，有些浪漫主义作家也继承了古典主义的一些艺术经验和创作手法。　　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在18世纪的感伤主义文学、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文学和英国的前浪漫主义文学中已有所表现。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和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对浪漫主义作家有很大影响。此外，18世纪后半叶欧洲许多作家所搜集的民间文学和当时流行的哥特式小说也为浪漫主义作家所借鉴。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不同，浪漫主义文学在各国发展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法国革命爆发后，欧洲封建反动势力进行疯狂反扑，与这些封建势力相呼应的消极浪漫主义首先产生。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展开，积极浪漫主义取代了消极浪漫主义的地位，并在对后者的斗争中得到发展。　　消极浪漫主义产生在封建势力顽强、资产阶级软弱的德国。这一派的代表有属于耶拿派和海德尔堡派的作家。耶拿派的史雷格尔提出了纲领性的浪漫主义理论。德国消极浪漫主义的创作和理论对英国和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德国进步文学的代表是歌德和席勒，他们同消极浪漫主义作家进行了斗争。歌德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浮士德》。　　十八世纪末英国首先产生的也是消极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是所谓湖畔派诗人。他们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时表示拥护，但在雅各宾专政后转而反对革命。湖畔派诗人柯尔律治曾留学德国，受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消极浪漫主义文学影响很深，拜伦和雪莱在十九世纪初开始创作，他们同湖畔派作过尖锐的斗争。拜伦的作品和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对同时代和以后的欧洲作家如普希金、密茨凯维奇、巴尔扎克等有很大影响。　　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涌现了大量的革命诗歌。督政时期以夏多布里盎为代表的消极浪漫主义作家，标志着被推翻的封建贵族对法国革命的反扑。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中，倾向于积极浪漫主义的女作家斯太尔夫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她曾寓居德国，受到同时代德国作家的影响，她的著作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法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雨果早期受消极浪漫主义影响，但从复辟王朝后期起，他的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逐渐明确起来。他是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　　十九世纪初，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产生了以白尔谢、曼佐尼和莱奥帕尔迪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基本上反映了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它同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有密切关系。　　在俄国，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是以雷列耶夫为首的十二月党作家和普希金。他们和消极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反映了浪漫主义在俄国的两种不同倾向。　　波兰民族诗人密茨凯维奇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吸收歌德、席勒和拜伦等的一些特点，为波兰民族文学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浪漫主义是主要的文学潮流，但是也出现了最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法国的司汤达1830年发表《红与黑》，巴尔扎克1829年发表《朱安党人》；普希金1830年最终完成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30年代，在一些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国家里，劳资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俄国，沙皇专制统治和农奴制也更加反动腐朽。浪漫主义作家的理想日益显出它的空幻性，浪漫主义运动趋于衰落，批判现实主义逐渐成为欧洲文学中的主要潮流。　第二节　德国文学和歌德、席勒　　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到1830年左右，德国文学非常繁荣，“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发展。尤其是歌德和席勒合作的十年(1794-1805)，在德国文学史上被称为文学的“古典时期”。　　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德国政治分裂、经济落后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只在个别地区，如东部的萨克森、西部的莱茵河流域，有了一定的发展。法国革命爆发后，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合欧洲反动的封建势力进攻法国，企图扼杀这场革命，但在法兰西共和国人民军队英勇抵抗的面前遭到失败，莱茵河以西地区为法军所占领。后来拿破仑在法国取得政权，对德国发动战争，于1806年击败普鲁士，把莱茵河和易北河之间的各邦组成莱茵联盟。1813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在维也纳举行分赃会议，随后又缔结了反动的“神圣同盟”。德国经过拿破仑战争的风暴，从二百九十多个国家合并为三十四个国家和四个自由市，它们在奥地利控制下组织了德意志联邦。这个联邦未能对德国统一起促进作用，只不过是各邦统治者用以控制人民、镇压进步力量的工具。德国人民所向往的统一和自由都成为泡影。这是一个黑暗的、反动的封建复辟时期。　　对于法国革命，德国社会各阶级有不同的反应：封建统治阶级是革命的死敌；农民和工人表示热烈欢迎，个别地区有自发性的起义事件发生，但很快就遭到当地反动统治者的镇压；基本上是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度感到无限兴奋，他们认为前一代启蒙思想家所梦想的“理性王国”即将随着革命而实现。但德国的资产阶级是脆弱的，它主要还是依附封建势力而生存，这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只能抽象地赞同革命，却没有实行革命的要求和能力。他们既不满封建的专制制度，又害怕自下而上的斗争，所以在法国革命逐渐深入，尤其是在雅各宾党专政时，除了少数人如盖奥尔格·弗尔斯特尔(1754-1794)等以外，大多数都吓得倒退了，有的甚至成为革命的反对者。在贫穷落后的德国，哲学家和诗人只能在精神世界中创造资产阶级的理想图像，例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的唯心主义哲学，歌德、席勒的“古典”主义文学和一些浪漫主义者的梦幻，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等，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一时期的哲学和文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康德企图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这两种互相敌对的世界观，在他承认客观世界即“物自体”的存在的同时，又宣称这个“物自体”是不能认识的，可能认识的只是现象世界。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以及他对天才、自由、艺术即游戏之类的概念的阐述，替浪漫主义运动奠定了哲学基础。他把艺术和审美活动看作自然界的必然王国和精神界的自由王国二者之间的桥梁，这一思想对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也起了影响。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曾对此加以发挥。费希特摈弃了康德的“物自体”，把“非我”看作“自我”的创造性活动的产物，他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之大成，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绝对理念的“另一体”或自身发展的结果，他发扬了康德以来德国哲学的辩证思想，在哲学和艺术理论中都建立了历史发展观念。谢林则宣扬自然和精神、客体和主体在“绝对”中的统一；他说，自然是看得见的精神，精神是看不见的自然。这种哲学对浪漫主义运动有很大影响。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不同于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更不同于德国启蒙文学初期高特舍特倡导的对法国古典文学形式的模仿。它是在德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18世纪80年代，歌德和席勒先后脱离狂飙突进时期，在法国革命前后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逐渐形成他们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发民，日益接受所谓人道主义的理想，他们企图培养完整的、和谐的人。他们的人道主义理想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传统，但是削弱了后者的反宗教、反封建的内容，而提倡以宽容和妥协来解决情感和理智、自由和法则、个人和社会的矛盾。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强调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在艺术上要求形式完整，语言纯洁。他们接受了温克尔曼用以概括希腊艺术特点的“高贵的单纯和宁静的伟大”的看法，把希腊艺术作为典范，同时也从民间文学里吸取养分。但他们回避革命，不想通过社会和政治的变革来改造人，只想用抽象的理想来教育人，甚至企图在“和谐”中维持旧的社会秩序。这种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实际上，他们所谓的“人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人，所追求的自我完成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　　德国“古典”主义文学虽然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弱点，但它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向前看的，它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与此相反，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大多数是消极的、向后看的，甚至是病态的。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开始于18世纪90年代，结束于19世纪30年代。当“古典”主义主要只能由歌德和席勒这两个名字来代表时，浪漫主义则拥有大量的作家和诗人。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除诺瓦利斯出身贵放外，史雷格尔兄弟、蒂克等都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对法国革命曾一度表示欢迎，随后由于对法国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厌恶，才否定现实，向后退却。他们缅怀过去，歌颂封建的、教会的中古时代。他们标榜要创造一种“新”的文艺，实际上这是一种反动的文艺。他们继承了狂飙突进运动崇尚情感、不受理性约束的方面，却丧失了狂飙突进文学中那种战斗的、反封建的精神。在艺术上，同启蒙时期文学相反，他们混淆文学艺术种类的界限；同“古典”主义文学相反，他们的作品形式散漫，语言含糊甚至怪诞。他们写出大量作品，艺术上的成就却很有限，政治上则越来越趋向反动，标志着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投降。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成为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颓废文学的“先驱”了。　　在拿破仑占领德国的时期，德国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爱国情绪高涨，涌现出爱国歌手如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1769-1860)、台奥多尔·克尔纳尔(1791-1813)等，他们抵抗法国侵略，号召人民起来行动，尽管他们的思想中含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时势所趋，一些较晚的浪漫主义者在他们创作辞藻华丽、充满怀古情调的作品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到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们中间，有人写出爱国诗歌，有人挖掘中古时代的文学遗产，有人搜集和整理民间童话和民歌。也有个别作家在反对市侩习气、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作品中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因素。此外，浪漫主义者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有过卓越的成绩。这可以说是德国浪漫主义派对德国文学作出的带有积极性的贡献。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非常猖獗，浪漫主义文学内容更为空虚，不少浪漫主义者美化封建贵族和天主教教会，给腐朽的封建制度穿上妖冶的服装，成为反动统治者的文化助手。这期间老年的歌德却密切注意欧洲先进国家的进步事物，继续进行创作。他反对文学中一切神秘的、宗教的、蒙昧主义的倾向，不断地谴责浪漫主义脱离现实和敌视人生。他说，“古典的是健康的，浪漫的是病态的。”但他晚年的作品，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不能说纯粹是“古典”主义的，其中含有不少积极浪漫主义的成分。与此同时，青年海涅已经写出清新生动的抒情诗和尖锐地讽刺德国落后现象的散文，预示德国文学中一个新时代将要来临。他的创作本是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开始的，但他后来却“用鞭笞答谢了老师”。　　歌德在1775年接受萨克森—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的邀请，到魏玛任枢密顾问，担任军事、交通、财务等行政工作。意大利旅行(1786-1788)归来后，他摆脱了行政事务，从事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并领导魏玛宫廷剧院27年之久(1791-1817)。除少数几次旅行外，他长期居住魏玛，1832年逝世。　　歌德初到魏玛的十年，是从狂飙突进运动转入“古典”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到了萨克森—魏玛公国，本来抱着一套改良主义的想法，企图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改革，但是没有成功。这时期他的主要创作是一些抒情诗和叙事谣曲，如《致月词》、《浪游人的夜歌》、《迷娘》、《魔王》、《渔夫》等。这些诗是青年歌德诗歌的继续，但是已经失去《普罗米修斯》那种反抗的精神，而代之以更多的抒情因素。到了80年代初期，他的诗中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内容越来越多，他笼统地赞颂人的“高贵”、“友爱”、“善良”(如《神性》)。同时，他的某些具体工作如视察矿山等使他渐渐对自然界发生兴趣，他研究了地质学、生物学、解剖学，这对于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进化论观点起过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1786年，歌德到意大利旅行。他在意大利停留将及两年，研究古希腊、罗马艺术，接受了温克尔曼的艺术观点，形成了他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在意大利，他完成了1775年就已开始的悲剧《哀格蒙特》(1788)，把1779年写的《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散文稿改为无韵诗体(1787)，回到魏玛后，又写出八十年代初所计划的《托夸多·塔索》(1790)。这三部剧本，第一部标志着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渡，后两部则是歌德“古典”主义初期的代表作。　　《哀格蒙特》的剧情发生在16世纪尼德兰反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剧中主人公总督哀格蒙特伯爵为尼德兰人民所爱戴，但是他对敌人态度游移，不够坚强，最后被西班牙派来镇压尼德兰人民的阿尔巴将军逮捕处死。歌德在这里创造了哀格蒙特的情人克莱尔辛的感人形象，她来自民间，质朴忠实，在哀格蒙特被捕后，她勇敢地呼吁市民起义。但是往日表示拥护哀格蒙特的人们都慑于阿尔巴的威力，不敢行动。她呼吁无效，服毒自杀。哀格蒙特在临死的前夕，梦见克莱尔辛化作自由女神在云中出现，宣示他的死亡将给尼德兰带来解放，并且递给他胜利的花环。这个剧本还贯穿着像《铁手骑士葛兹·冯·贝利欣根》那种狂飙突进、反抗暴君、争取自由的精神，但是歌德把历史上反动的哀格蒙特写成一个正面的理想人物，把尼德兰解放战争中进行过英勇反抗的人民写成无能的群氓，这反映出歌德的历史唯心主义和轻视群众的观点。　　“古典”主义诗剧《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在德国文学史上和莱辛的《智者纳坦》、席勒的《堂卡洛斯》相提并论，被称为最突出地宣扬人道主义的三部剧作。歌德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思想在这个剧本里表现得最为完整，他宣扬人道主义的胜利，竭力要使人看到人性的感化力量，其结果，伊菲革涅亚这个形象既不是希腊时代的，也不是当地德国的现实中所能存在的，只是诗人头脑中一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榜样而已。　　《托夸多·塔索》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菲拉拉公爵的宫廷诗人塔索和公爵的大臣安托尼俄的争执，反映了当时歌德切身感到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即艺术创作和为宫廷政治服务之间的冲突。这个剧本说明诗人若不愿沉沦毁灭，就必须和现实妥协。但它更多地是反映出歌德在魏玛宫廷中的苦闷。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歌德认识它的历史意义，却又否定它的暴力手段，并对革命中的群众力量缺乏理解。他写了一些蔑视群众、嘲讽革命的诗歌，如《威尼斯格言诗》(1796)中的一部分，以及戏剧如《市民将军》(1793)、《激动的人们》(1794)等。歌德主张政府须顺应时势进行改革，来对付革命。他在不少作品里都表达了改良主义的思想，这充分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它的反动性。被称为“市民牧歌”的《赫尔曼与窦绿台》(1797)是一部用古希腊六步格诗体写成的叙事诗，叙述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占领莱茵河以西地区后，德国人大批向莱茵河东逃亡时在半天内发生的一段故事：金狮饭店店主的儿子赫尔曼和逃亡人群中一个女子窦绿台的爱情。歌德在这里主要歌颂了德国小市民安分守己、害怕革命的保守思想，歌德自己曾说：“我试图把一个德国小城生活中的纯洁的人性，在叙事诗的坩埚里从矿渣中分化出来，并想把世界舞台上巨大的运动和变迁，用这面小镜子来予以反映。”这里所谓的纯洁的人性，无非是对于小市民的庸俗安定生活的美化。　　1794年以后，歌德和席勒日渐接近，彼此密切合作，直到1805年席勒逝世，十多年内两人都写了许多重要作品。歌德在这时期内完成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1795-1796)、《浮士德》第一部(1808出版)，以及前边已经提到过的《赫尔曼与窦绿台》。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是歌德用他1777至1785年间写的一部小说稿《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为基础，加以改编和扩充写成的。德国资产阶级建立民族剧院，企图通过戏剧教育群众，以求得在精神上统一德国，莱辛、席勒以及当时一些民族剧院的创办者，都对此做过很大的努力。《戏剧使命》也反映了这种资产阶级的愿望和企图。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威廉·迈斯特不满意他身边的狭隘庸俗的环境，投身于他认为拥有广阔天地的戏剧事业，想建立一所民族剧院。他幼年就爱好傀儡戏，到了青年时期，他经常到剧院看戏，爱上女演员马利亚娜，不久由于误会和她分开，随后加入一个流动剧团。这个剧团到处流浪，有时也受雇到贵族府邸去表演。但剧团的实际情况和他对戏剧的理想有很大距离，他感到失望，最后发现了莎士比亚，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亲自串演哈姆莱特，想成为德国的莎士比亚。《学习时代》把一部原来主要是描述戏剧生活的小说发展成“教育小说”，作者在其中树立了“古典”主义的人生理想，即不断地克制自己，培养自己的个性，作为一个所谓完整的人投入现实生活。所以在《学习时代》里，威廉的戏剧事业只是他成长中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里他接触到各阶层的人物，经历了许多迷津和错误，最后被接纳加入一个秘密团体，为改造社会而努力。　　《学习时代》描绘了德国18世纪80年代前后的社会情况。小说前半部通过演员和贵族这两种人的活动，反映出德国社会的鄙陋而可怜的状态；小说最后两篇写到的秘密团体，使人想起当时欧洲盛极一时的“共济会”一类的组织。但小说里秘密团体的首脑罗塔利奥以及他周围的人物都是些理想化的贵族。罗塔利奥解放农奴，实际上是迫于时势，同时也是为了个人利益。歌德希望在肯定现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贵族的道德改善来改变现实。全书对于贵族具有的优越条件经常加以歌颂和赞赏。威廉厌弃商人家庭孜孜为利的庸俗，同处于下层地位的演员们生活在一起，这些人物描绘得很生动，有血有肉；等到他脱离剧团，加入秘密团体，发展到一个所谓较高的生活阶段，这时人物的活动却使人感到空虚了。这说明秘密团体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　　作为描述个人发展和成长的教育小说，《学习时代》在德国文学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对19世纪不少作家的长篇小说如凯勒的《绿衣享利》等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席勒逝世后，在反拿破仑战争前后的十几年内，歌德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从事自传的写作。《诗与真》(前3卷1811-1814，第4卷1833)叙述他从童年到应邀至魏玛为止的一段生活，但也叙述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和他怎样在与社会的接触中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书中的第七篇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德国十八世纪中叶的文学，一般认为这是德国文学史著作中最早的一篇。被视为自传第二部的《意大利游记》(1816-1817)记载歌德在意大利旅行中的感受，可以从中了解诗人转向“古典”主义的变化。　　这段时期，歌德研究阿拉伯、波斯文学，受到启发，写出一部诗集《西东合集》(1819)。诗里出现不少东方的人名、地名，采用了东方的素材，而表达的多半是诗人对于时代、历史的观察和对于生命演变的探索。　　歌德一生从未停止诗歌创作。他的诗歌从青年时期情感的抒发到晚年对于事物的观察，用歌德自己的话来说，是“一部巨大的自白的断片”。尽管他的思想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妥协性，可是他的诗歌在思想情感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他同时代的作家。他的诗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发挥了德国语言的最大功能，影响了德国整个十九世纪的诗歌。　　歌德晚年致力于《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1821-1829)和《浮士德》第二部(1832)的写作，这两部作品都是在歌德逝世前不久脱稿的。　　《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的完成距离《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有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内，欧洲先进国家如英国、法国的社会起着急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贫富的悬殊更为加深，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头脑里设计了一套套改革社会的方案。歌德晚年注意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自己也考虑过新时代提出的问题。歌德在《漫游时代》里探索了如何教育青年、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等等问题。从书名上看，《漫游时代》是《学习时代》的继续，但是在结构形式和思想内容上，它却是一部与《学习时代》连续性不大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的作品。《漫游时代》包含着一些与全书故事有联系的或者没有多少联系的短篇小说、格言语录，还穿插了日记、信札和诗歌，这是浪漫主义小说家喜欢采用的形式。威廉·迈斯特在这里已经失去主人公的地位，他只不过起到线索的作用而已。　　歌德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教育区”，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威廉把他的儿子菲利克斯送到教育区。在这里儿童要受严格的训练，摆脱从不同家庭里带来的特殊习惯，遵守共同的纪律每个学童都就性之所近学习一种手艺，掌握一些书本知识，锻炼身体，先从事实际工作，然后才谈到学术，并且要求人人都熟悉农业。　　《学习时代》里的那个秘密团体在《漫游时代》里成为一种世界组织。这个组织有两组人：居住者和漫游者。居住者在固定的地区从事劳动；漫游者则在祖国境内或外国开辟新的园地。在这个组织里不同的劳动都同样有价值，社会等级的区分消除了，人人要有一技之长，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威廉用几年时间学会了医术，成为外科医生。　　歌德一再强调在这空想的社会里，每个人要处处对己对人都有用处。但是这里的每个人，在歌德心目中不过是些个劳动的手工艺者。并且他不但否定私有制，还要大力提倡它，认为每个人应尽量积累财富，以便能用来帮助他人和团体。这样的社会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社会。虽然如此，这部小说所倡导的“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把个人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的观点，却标志着晚年歌德在当时欧洲先进思想影响下的转变。　　《浮士德》是歌德的创作顶峰。歌德写作《浮士德》，从狂飙突进的1772年起到1831年全部完成，将及60年之久。从1806年第一部脱稿到晚年集中力量写第二部，中间也有二十年的距离，但是和《威廉·迈斯特》相反，第一部和第二部首尾是比较一贯的。　　《浮士德》悲剧取材于16世纪关于浮士德的传说，描述浮士德一生发展的过程，他如何摆脱中古时期的蒙昧状况，探寻新的道路，跟一切困难和障碍搏斗，克服了内在的和外在的矛盾，终于得到了“智慧的最后的断案。”歌德描述浮协经历了五个阶段的悲剧：第一部主要是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第二部则包含了政治悲剧、美的悲剧和事业悲剧。　　在第一阶段知识悲剧里，浮士德年已半百，过的是脱离现实的书斋生活，他探索各种学术领域，得到的却是烦琐的、僵死的知识，越学越感到知识贫乏，对于包罗万象的自然和丰富的人生，既不能认识，也不能享受。他求死未果，求生不能，陷入苦闷的深渊。当他绝望地诅咒世间的一切时，魔鬼靡非斯托非勒斯乘隙而入，说可以陪着他到“小世界”(爱情)和“大世界”(政治)去享受生活。于是他和魔鬼订下契约，离开狭窄的书斋。这里反映了死的知识同活的、与生活相结合的知识的矛盾，作者借用魔鬼的口，对德国十八世纪僵死的学术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浮士德被魔鬼领到一个女巫那里喝了魔汤，恢复了青春，遇见一个小市民家的女孩子甘泪卿，魔鬼帮助他获得她的爱情。爱情生活使这个单纯的市民女子因失误而毒死母亲，溺死婴儿，她的哥哥也死在浮士德的剑下，最后她自己发了狂，被囚在狱里。浮士德经历了爱情的享受，也感到极大的良心谴责的痛苦。这就是《浮士德》中所谓的“甘泪卿悲剧”。这悲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当时阶级斗争在爱情中的反映：在不同阶级的男女之间的爱情中(浮士德是以贵族的身分出现的)，小市民出身的女子常常陷入孤苦无援的悲惨境地，这是狂飙突进文学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另一方面是浮士德本人的问题，浮士德的发展使他不得不抛弃甘泪卿，因为他若是和她结婚，就必得一生过着庸俗的小市民生活。抛弃是悲剧，不抛弃也是悲剧，这悲剧是不能避免的。但是后来作者为了减轻甘泪卿悲剧给读者留下的悲惨印象，在第二部最后一场中，使死后的甘泪卿成为“赎罪女子中之一人”，是她把浮士德的灵魂引向圣母，充当了像《神曲》中贝雅特里齐那样的角色。　　浮士德在强烈的刺激下，好像经历了一次死亡，后来在“风光明媚的地方”精灵们的歌声中又得到新生。魔鬼把浮士德带到皇帝的宫廷里，为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服务。这个王朝财政困难，大臣们互相抱怨，但皇帝仍贪图享乐，举行化装舞会。他们向皇帝建议发行纸币，暂时度过财政上的难关。皇帝知道浮士德擅长魔术，叫他使古希腊美女海伦的幻影显现出来，供大家欣赏。浮士德看到从未见过的古希腊的美女，大受感动，昏倒在地上。这一段政治悲剧说明为封建王朝服务，除了供奉统治者消遣取乐外，不会做出什么有意义的事，这里也触及了歌德本人在魏玛宫廷中的一些切身体验。　　魔鬼背着昏迷不醒的浮士德回到故居的书斋，浮士德旧日的学生瓦格纳正在制造一个“人造人”。魔鬼帮助瓦格纳把“人造人”造成。“人造人”率领浮士德和魔鬼到古希腊的神话世界去寻找海伦。浮士德感动了地狱的女主人，她允许海伦复活。象征古典美的海伦在舞台上出现后，和浮士德结了婚，生下一个儿子叫作欧福良。欧福良代表浪漫主义精神，他不受约束，无限制地向上追求，很快便陨逝了。随着儿子的死亡，海伦也消逝了，她只留下一件衣裳托着浮士德回到北方。这种美的幻灭告诉读者，“古典”主义的美的王国也不能是人生最后的目标。　　浮士德的最后目标是创造事业。他看着海滨潮汐涨落，起了雄心，想把大海化为平地。这时皇帝国内发生内乱，浮士德借用魔鬼的魔术把内乱平息，在海边获得一块封地。为了实现他的愿望，他率领这块地方的人民改造自然，向大海索取陆地。浮士德已经一百岁，双目失明，魔鬼见他的末日已到，派遣死灵们给他挖掘墓穴，但他仍然雄心勃勃，听到死灵们的锄头声，以为是为他服务的群众在筑壕挖沟，他说道：　　是的!我完全献身于这种意趣，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断案：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这儿要有环绕着的危险，　　以便幼者壮者都过活着有为之年。　　我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　　我要呼唤对于这样的刹那：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会有痕迹遗留，　　它将不致永远成为乌有。——　　我在这样宏福的预感之中，　　在将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　　在得到“智慧的最后的断案”、要尽量享受那“最高的一刹那”时，浮士德倒在地上与世长辞了。　　《浮士德》全剧的内容是由两次赌赛引起的：一次是魔鬼和天帝的赌赛，从这里又产生了浮士德和魔鬼的赌赛。　　第一个赌赛在《天上序幕》里。魔鬼敢于和天帝赌赛，因为浮士德陷入绝望的深渊，对一切发生怀疑，正处在可以受魔鬼诱惑的成熟时期。魔鬼自信，若是趁这时候向他伸出魔手，使他背离天帝，攫取他的灵魂，定能成功，可以在天帝面前夸耀胜利。天帝则有更坚强的信心，他认为“人在努力时，难离错误”；并且“一个善人，在他摸索之中不会迷失正途”。所以天帝把浮士德交给魔鬼，并没有什么不放心。　　第二个赌赛在浮士德的书斋里。浮士德和魔鬼订立契约，魔鬼提出的条件是，在浮士德有生之年，他情愿作浮士德的仆人，供他驱使；浮士德死后，灵魂则归他所有。浮士德自信，他的努力不会停息，他向魔鬼提出条件，他说，假如有一次他在软床上偷安，便算是走上了末路；假如魔鬼能引诱他生出满足的念头，他的一生便算罢休；假如他对某一个刹那说：“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他的生命便算完了。　　这两个赌赛订好以后，魔鬼就担任起他的职务。他一方面尽仆人的责任，处处给浮士德帮忙，一方面随时施展伎俩，阻碍浮士德向上。他陪伴着浮士德经过了“小世界”和“大世界”，浮士德始终没有感到满足，停顿不前，直到最后在创造事业的阶段里，对着最高的一刹那说了一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随即死去了。这到底是谁输谁赢了呢?从形式上看，浮士德的确说了请一刹那停留的那句话；从实质上看，浮士德一生孜孜不倦，纵使走过许多迷津，犯过许多错误，但从未停滞僵化。所以浮士德死后，魔鬼和天使们展开了一场浮士德灵魂的争夺战。结果还是魔鬼失败，天使胜利了 。当天使们荷负着浮士德的灵魂向高空飘浮时，他们说，“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　　浮士德和靡非斯托非勒斯是欧洲文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个人物，他们代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歌德通过浮士德一生的发展，概括了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人士不断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热爱生活的过程，描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内心和外界的矛盾，以及他们对于人类远景的想望。浮士德自从在中古时期的书斋里觉醒以来，就强调行动，把《圣经》里的“泰初有道”译成“泰初有为”，对一切采取积极态度。他和魔鬼订约后，这样宣告说：　　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　　我要纵身跳进事变的车轮!　　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　　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停。　　等到晚年，他肯定了改造自然这一事业的意义。这是什么性质的事业呢?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殖民主义的利益，正在设想一些当时认为“宏伟”的计划：开凿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歌德在《浮士德》里虽然通过魔鬼的口对残酷的海外殖民有所揭发，如说有强权就有公道，海盗、走私、战斗是三位一体，谁若要把它们分成三项，谁就是外行；但是歌德对于运河的开凿计划则不胜神往，他只看见改造世界面貌的一面，看不见有利于殖民主义掠夺的一面。他曾经说，他愿亲眼看到计划的实现，为此真值得多活几个五十年。歌德被资产阶级利用新的科学技术改造自然的计划所鼓舞，使浮士德在改造自然的事业中展望人类的远景，但是歌德始终不能认识人类要通过革命创造合理的社会，才能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浮士德的远景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幻景。　　魔鬼靡非斯非托勒斯则代表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资产阶级中的另一种类型，对生活采取玩世不恭的虚无主义态度。他初次在浮士德的书斋里出现作自我介绍时说：　　我是否定的精神!　　凡物都是有成必有毁。　　所以倒不如始终无成。　　因此你们便叫作“犯罪”、　　“毁灭”，更简单一个字“恶”，　　这便是我的本质。　　浮士德一生努力，逝世后“合唱队”说，“那是过去了。”魔鬼却认为与其说过去，倒不如说根本没有：　　过去和全无，完全一体!　　永恒的创造是毫无意义!　　不过把成品驱逐向“无”里!　　……　　我所喜欢的是永恒的太虚。　　这样看来，人世间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成为不必要的了。歌德塑造魔鬼有两重意思：天帝在和魔鬼赌赛时说，人们的精神总是容易懈怠，贪图安逸，因此他才造出魔鬼，来激发人们更加努力。此外，歌德还给了魔鬼一个任务，通过他对于社会上落后和反动的现象，如对于当时大学里的课程、唯心主义哲学、浪漫主义诗歌和骑士小说、教会和宫廷的腐败、新兴大都市的罪恶、纸币制度的骗局、殖民主义的海上掠夺等，都给以尖锐的讽刺。 　　　　浮士德一生努力，逝世后“合唱队”说，“那是过去了。”魔鬼却认为与其说过去，倒不如说根本没有：　　过去和全无，完全一体!　　永恒的创造是毫无意义!　　不过把成品驱逐向“无”里!　　……　　我所喜欢的是永恒的太虚。　　这样看来，人世间的一切工作和努力都成为不必要的了。歌德塑造魔鬼有两重意思：天帝在和魔鬼赌赛时说，人们的精神总是容易懈怠，贪图安逸，因此他才造出魔鬼，来激发人们更加努力。此外，歌德还给了魔鬼一个任务，通过他对于社会上落后和反动的现象，如对于当时大学里的课程、唯心主义哲学、浪漫主义诗歌和骑士小说、教会和宫廷的腐败、新兴大都市的罪恶、纸币制度的骗局、殖民主义的海上掠夺等，都给以尖锐的讽刺《浮士德》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它可以被看成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后三百年资产阶级精神生活的哪一阶段，都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封建社会的鄙陋状况的无法调和的矛盾。浮士德最后得到“智慧的断案”，在当时的德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1826年，歌德自己在通知《海伦幕》(即第2部的第3幕)单独发表的预告里也说，“浮士德的性格，在从旧日粗糙的民间传说的提炼到的高度上，是表现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一般人世间的限制中感到焦躁和不适，认为据有最高的知识，享受最美的财产，哪怕是最低限度地满足他的渴望，都是难以达到的；是表现这样一个精神，他向各方面追求，却越来越不幸地退转回来。”　　在艺术结构方面，第一部紧凑而自然，第二部由于内容过于丰富广泛，有的地方显得庞杂，有的地方艰深不易理解。悲剧的每个阶段，在时间和地点上往往相隔很远，作者运用了与之相适应的各种不同的诗体。语言风格也是变化多端，严肃和诙谐、壮丽和轻松、明朗和隐晦，互相轮替，和内容同样丰富多采。这部悲剧既不是“古典”主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　　歌德不仅是德国的、而且是欧洲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一生的著作，反映了他那时代资产阶级的精神面貌以及对于将来社会远景的设想。同时歌德却经常感到，这些设想和德国社会的鄙陋状态有着很大的距离，他在矛盾之中有时战斗，有时妥协，这两种态度都表现在他的著作里，正如恩格斯所说：“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 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像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这段对歌德的评价和分析是十分精辟和扼要的。　　和歌德的《哀格蒙特》相似，席勒的剧本《堂卡洛斯》(1787)标志着作者从狂飙突进到“古典”主义的过渡。剧本也是以尼德兰独立斗争时期为背景，但地点是在西班牙菲利普二世宫廷的周围。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储君堂卡洛斯的朋友波萨侯爵。波萨具有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希望人类自由和社会正义早日实现，他从尼德兰回到西班牙，不满于西班牙统治者对尼德兰人民的奴役，向国王菲利普二世要求思想自由，并劝说具有自由思想的堂卡洛斯争取被派往尼德兰去，帮助那里的人民获得解放。国王却决定派残暴的阿尔巴将军去镇压尼德兰人。堂卡洛斯和他的继母伊丽沙白王后相爱，由于阿尔巴和御前牧师多明吉的阴谋陷害，这两个代表进步力量的朋友先后遭到杀戮。这部剧本体现了自由和专制、人权和奴役、启蒙思想和封建教会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作者通过波萨的言词和行为，宣扬了当时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马克思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这部剧本最能作为代表。但是作者自己意识到，这些理想还不可能实现，波萨说，“这个世纪对于我的理想是不成熟的。”《堂卡洛斯》虽然有一定的反封建专制的倾向，但席勒通过波萨这个人物把人民自由解放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比起《阴谋与爱情》来，反封建的现实意义已大为减退了。　　这时期，在阶级剥削十分残酷的德国社会中，席勒却脱离实际，写了一系列人道主义的长篇颂歌。在《欢乐颂》(1786)里他歌唱友谊和爱情能包罗万有，号召全世界的人拥抱在一起，互相亲吻，进行和解。《艺术家们》(1789)初步阐述了后来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形成的美学思想，并认为“人类的尊严”要靠艺术家们来维护。　　从1787到1792年，席勒研究尼德兰独立战争和德国三十战争的历史，1789年任耶拿大学历史教授。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授与《强盗》作者以法国名誉公民的荣衔，但是席勒后来对于法国国王被杀和雅各宾党专政持反对态度。席勒在1792至1796年研究康德哲学，写了些论美学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审美教育书简》(1795)和《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1796)。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里批判了封建统治的腐败，也不满资产阶级革命的“粗暴”。他从唯心主义出发，主张通过美育实现所谓“自由王国”。他认为，人只有在审美的艺术活动中，也就是在游戏活动中，感性和理性、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本能要求和伦理要求这些对立物才能得到统一，达到真正的自由。这自由意味着精神的解放和所谓人格的完美，它将为政治、经济上的自由准备条件。席勒在畏惧革命，而又感到哲学上道德上的理想同政治、社会的实际之间存在着极大矛盾的情况下，提出了这种空洞的教育计划。《论朴素的诗和感伤的诗》对诗歌作了历史的观察和分析，探讨了文艺创作中某些根本性的问题。作者指出诗人有两种类型：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是协调统一的，他们的诗是朴素的；另一种诗人和自然现实相对立，而又追求和自然现实的协调统一，他们的诗是感伤的。前者多半是古人，后者多半是近代的人；但古人中也有后者，如贺拉斯；近代人中也有前者，如莎士比亚和歌德。前者是现实主义的，直接反映现实；后者是理想主义的，反映由现实提升的理想。他又说，这两种创作方法可以互相结合：“有一种更高的概念可以统摄这两种方式。”现实主义者要防止对事物表面现象的自然主义描述；理想主义者要防止不切实际的幻想。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学理论上，席勒最早运用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这两个名词。　　席勒和歌德订交后，在歌德的影响下，逐渐脱离哲学，又恢复了文艺创作，到1805年逝世为止，是他创作最丰富的时期。在创作方法上也有一定的变化。　　《华伦斯坦》三部曲(1799)描绘了德国十七世纪三十年战争时代的图像，刻画出剧中主人公华伦斯坦复杂矛盾的性格，是席勒历史剧中一部代表作。华伦斯坦是信仰旧教的皇帝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统帅，他骁勇善战，深得部下拥护，但是有个人野心。他希望尽早停止互相残杀的内战，统一德国。但他迷信星象，遇事迟疑不决；而个人野心竟驱使他和敌人瑞典勾结，最后众叛亲离，被原来最爱戴他的一个部下杀死。全剧分三部分：《华伦斯坦的阵营》、《皮柯乐米尼父子》、《华伦斯坦之死》。　　《华伦斯坦的阵营》是德国第一部有群众场面的戏剧，里边出现了农民、市民、随军女商贩、各种各样的士兵。作者描述了人民怎样被士兵蹂躏，德国的社会秩序怎样被破坏，并且写出不同民族的士兵对统帅华伦斯坦的崇拜。从士兵们的谈话中已经透露出华伦斯坦和皇帝之间的矛盾。　　在《皮柯乐米尼父子》里，奥克它佛·皮柯乐米尼中将受钦差大臣奎士登普诱劝，阴谋放逐华伦斯坦公爵，中将的儿子麦克司·皮柯乐米尼上校对华伦斯坦却无限忠诚，并热爱他的女儿特克拉。这时华伦斯坦已经和瑞典军队暗通消息，但他不打算和皇帝立即决裂，因为他夜观星象，认为当前星宿的位置对他不利。同时奥克它佛劝他的儿子和华伦斯坦分开，麦克司不相信华伦斯坦会叛变。这一部主要是叙述奥克它佛和华伦斯坦之间的勾心斗角。　　在《华伦斯坦之死》里，华伦斯坦居于首要地位。事态的发展迫使华伦斯坦采取行动。他不能长此在幻想和迷信的支配下摇摆不定。或者和皇帝决裂，或者和瑞典人决裂，必须作出决定。奥克它佛使将官们越来越多地背离统帅。华伦斯坦不得不转移驻地。麦克司对于统帅的尊敬趋于幻灭，和瑞典人作战身亡。一天夜间，华伦斯坦正焦躁不安地期待着胜利的瑞典军队到来，被一个骑兵旅长杀死。　　席勒在他研究三十年战争历史的基础上写出这部剧本。在德国历史上最混乱、最艰苦的时代，统治阶级中间的争权夺利、互相猜疑，以及叛国、卖友、阴谋、暗杀种种行径，都在这部作品里得到反映。具有复杂性格的华伦斯坦是这个混乱时代产生的人物。他想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统一，希望封建公侯们摈除宗教偏见，放弃私人利益。但更能左右他的行动的是个人野心、迷信星象，以致他堕落到叛国通敌的地步，最后是身败名裂。对于这个所谓性格悲剧的主人公，作者并未寄予同情，更说不上把他当作正面人物。剧中正面人物是作者唯一不根据史实所创造的麦克司。麦克司敬重他的统帅，又热爱统帅的女儿，他相信人世有不变的道德、绝对的理想、纯洁的忠诚。他是作者笔下的理想形象，但是他在冷酷的现实面前遭到了毁灭。　　拿破仑的入侵使德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形势下席勒写出爱国主义戏剧《奥尔良姑娘》(1801)和《威廉·退尔》(1804)。这两部戏剧都取材于中古时期，但他不是像反动浪漫主义者那样寻求过去的梦幻，美化教会和贵族，而是描述被外族侵略或统治的人民同心协力反抗外族的压迫，显示出人民的力量。　　《奥尔良姑娘》取材于中古末期英法百年战争中女英雄约翰娜(即贞德)的故事。席勒把这部剧本称为“浪漫的悲剧”，把约翰娜的史实做了大量的更改。英国侵略者深入法国内地，国王查理七世和他的军队节节败退。这时奥尔良一个牧羊少女自称受到神灵启示，决心放弃一切人世间的幸福，献身于解救法国人民的事业。她放下牧杖，拿起武器，率领人民向侵略者反攻。她高举圣旗，敌人望风披靡，使查理七世得以在莱姆斯举行加冕典礼。但在胜利中，她在战场上放走了已经落在她手里的最凶狠的敌人英国将领里昂夸，因为她举起宝剑要杀死他的那一瞬间，对他发生了爱情。从此她精神萎靡，再也没有杀敌的勇气，最后经过放逐被英军俘虏。她在被俘时，拒绝了里昂奈对她表示的爱情，恢复了神灵所赋予她的力量，挣脱枷脱，解救了被围的国王，在战场上负伤死去。席勒写约翰娜率领法国人民勇敢杀敌，显示出人民的威力，写得很成功。但是全剧通过约翰娜对敌人发生一瞬间的“爱情”的情节，宣扬了所谓的“人性”。作者把人性的力量看得高于民族矛盾，模糊了敌我界限，这是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作品中所起的消极作用。　　《威廉·退尔》取材于十四世纪瑞士人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历史和传说。奥地利总督在瑞士施行暴政，压迫人民，瑞士一部分农民、牧人、猎人等结成团体，图谋起义。著名射手威廉·退尔虽然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却独来独往，没有加入这个团体，对暴政采取容忍和沉默的态度。后来因为触犯了总督，遭到逮捕，他在大风暴中逃脱，把总督射死。人们听说退尔被捕，发动了起义，其他地方的总督也被逐，人民获得自由。剧本描绘了瑞士农民团结一致反抗外族压迫的英雄气概和他们的优秀品质，揭露了统治者的暴行。剧中的贵族在民族矛盾中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但是已经感到本阶级的没落。在人民取得胜利后，一个贵族当众宣布解放农奴。作者幻想贵族能采取开明措施，和人民携手，这反映出他对贵族的妥协和美化。威廉·退尔的性格比较复杂，他一方面见义勇为，救助受难者，一方面又单干独行，不敢触犯统治者，满足于平静无事的家庭幸福。他不加入农民的反抗联盟，却又说若是祖国发出号召，他绝不逃避。农民在结盟宣誓时说，“我们是同一民族，我们要团结一致，”退尔却认为，强者独自一人是最有力的。直到酷吏直接迫害到他身上时，他才起来反抗。席勒在这部剧本中虽然描写了农民、牧人、猎人们的起义，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威廉·退尔。作者把轻视劳动人民的个人主义者威廉·退尔写成扭转乾坤的英雄人物，充分暴露了席勒的唯心史观。　　席勒和歌德曾经合写《警句》，抨击社会上的市侩习气和文艺界庸俗鄙陋的现象。席勒的著名叙事谣曲《人质》、《手套》、《潜水者》、《伊俾科斯的鹤》等都富有戏剧性，对暴君和暴行提出控诉，但也宣扬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可以互相宽容的妥协思想。此外，席勒还继续写了不少哲理诗。　　在席勒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约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是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除歌德和席勒以外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从1806年起，他精神错乱，创作生活中断，使他未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但他十几年的创作给德国文学作出不少贡献。他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于1791年前后，于1791年前后写了一系列关于资产阶级所倡导的“美”、“自由”、“友谊”、“爱情”、“青春”等概念的颂歌。他把古希腊世界看作最完美的世界，认为在那里人与自然是和谐一致的。但是德国的现实给他很大的苦恼。他热爱祖国，渴望希腊精神在德国再生，同时又越来越感到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他的诗歌的基调也逐渐从歌颂转为深沉的哀诉。他运用德国语言的能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书信体抒情小说《徐培里安》(1797-1799)的主人公徐培里安是一个希腊青年，参加了1770年希腊人民反土耳其压迫的起义，一时无限兴奋，他看到“一切为了每个人，每个人为了一切”。可是后来又看见军队纪律松弛，肆意抢劫，他失望地感到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受了伤，又得到爱人逝世的消息，最后离开希腊，到了德国。作者通过徐培里安的信札，对德国鄙俗的现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全书洋溢着对古希腊世界的渴望、理想的幻灭和对幻灭的哀悼。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绝大部分是消极的，如果说德国也有积极浪漫主义者，那就是荷尔德林了。　　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作为一个有纲领的运动在文坛上出现，是在18世纪末，也正是歌德和席勒合作、致力于“古典”主义文学建设的时期。这时史雷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等以耶拿为中心，出版杂志《雅典娜神殿》(1798-1800)，宣传他们的文不主张。他们被称为早期的或耶拿派的浪漫主义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1772-1829)。史雷格尔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也曾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表示欢迎，但不久便改变了他的进步立场，形成他的消极浪漫主义的理论。他写过许多“断片”，在《雅典娜神殿》发表，其中最有名的第116则集中地表达了早期浪漫主义的核心思想：“浪漫文艺是一种前进的综合文艺。它的职责不仅是把文艺中一切划分开的种类又联合起来，使文艺和哲学与辩论术相接触。它要把并且应该把诗和散文、独创性和批评、艺术的诗和天然的诗时而掺和，时而融化，使诗成为生动的、有社会性的，使生活和社会成为诗的……”他在这则断片里还说：“浪漫主义的诗还在演变中，其实这是它的本质，它只是永远演变，永远不能完成。没有理论能把它阐发详尽，只容许一种预感的批评去刻画它的理想。只有它是无限的，正如只有它是自由的一样；被认为是它的第一条法则的，是诗人的为所欲为、不能忍受任何约束的法则。”这种唯心主义文艺理论模糊了文艺种类和体裁的界限，使它们不能根据不同的特点去发挥作用，而且把诗人的主观性强调到绝对的地步，无视客观世界的存在。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浪漫主义作品大都是作家主观臆想的产物，而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和现实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二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于是他又提倡所谓“浪漫式的暗潮”，就是在创作过程中，感到矛盾无法解决时，作者便站在第三者的地位，采取游戏嘲讽的态度，把幻想加以毁弃。“浪漫式的暗潮”作为一种创造手法，被许多浪漫主义者运用；后来它到了海涅手里，进一步成为嘲讽浪漫主义的一种武器。　　史雷格尔的小说《路琴德》(1799)是他的理论的实践。小说结构散漫，把一些抒情的信札、断片、对话等掺杂在一起。书中没有故事情节，只有一对影子一般的人物尤利乌斯和路琴德在幻想和渴望中倾吐衷情；他们反对社会的道德和习俗，但颂扬的却是闲散生活、为所欲为、性爱自由和官能享受——浪漫的爱情和婚姻。作者在这里明目张胆地指出，享受闲散生活的权利是“贵族的根本原则”。小说出版后，席勒给以尖锐的批评，谴责作者“把厚言无耻宣告为他的女神”。后来史雷格尔变得更为反动，皈依天主教会，在政治上竟成为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反动政权下的臣仆。　　弗里德里希·史雷格尔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1767-1845)是法国斯太尔夫人的朋友，曾陪伴她旅行欧洲的许多国家。在他的讲演录《论美的文学和艺术》(1801-1804)、《论戏剧艺术和文学》(1809-1811)里，他系统地阐述了浪漫主义的文艺观点，划分了古典和浪漫的界限。他的贡献是在翻译介绍方面。他要求翻译必须精确，保持原文风格。他自己能纯熟地掌握诗的格律和技巧，所以他的翻译工作很成功。他所译的莎士比亚十七部剧本，是德国翻译文学中的宝贵财富。　　如果说史雷格尔兄弟奠立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理论基础，那么，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就是诺瓦利斯和蒂克了。　　诺瓦利斯原名弗里德里希·封·哈尔登贝尔格(1772-1801)，他创作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年，他的反动神秘的世界观反映在他的浪漫主义诗歌、小说和大量的断片里。他的代表作《夜的颂歌》(1800)共分六章，里边掺杂着诗歌和有节奏的散文。由于他的年轻的未婚妻已死，他自己也渴望死去，幻想在死后和她结合。他把夜看作是一切的源泉，是宇宙之母，是无限的；光和白昼是从夜里产生的、有限的。他认为，尘世生活是向“无限”的过渡，在死亡中才显示出永恒的生命。全篇用迷醉的语言歌颂夜和死，引诱人脱离现实生活和光明，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毒素最浓的一部作品。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享利希·封·奥夫特尔丁根》(1802)，是为了反对歌德的《威廉·迈斯特》而写的。他把13世纪传说中一个抒情诗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把当时由于城市兴起而使得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复杂的社会描绘成一个理想的牧歌式的世界。青年亨利希在梦中看见一朵“蓝花”，他便念念不忘；这“蓝花”是浪漫主义的无限的渴望的象征。他随着母亲和几个商人从故乡出发，旅行到奥格斯堡。一路上的遇合并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只是为了阐述作者的观点而安排了一些冗长的对话。亨利希通过矿工认识到自然的力量，通过隐士理解了历史；到了奥格斯堡，他的诗才通过爱情得到发展。他把自然界说成“心灵的另一存在”，把在外界遇到的事物看成象征符号。作者这种极端反动的唯心主义使小说中的一切都沉浸在没有任何现实气息的幻想中。诺瓦利斯写出大量的断片，他说他企图用来编成一部包罗万有的百科全书，实际上这是他的混乱的神秘思想的总汇。　　鲁德维希·蒂克(1773-1853)是一个多产作家，写过许多小说、戏剧、诗歌、童话，还翻译过《堂吉诃德》。他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开始写作，晚年的作品已经具有现实主义因素。作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蒂克的代表作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法朗茨·斯特恩巴尔特的漫游》(1798)和一些童话。《法朗茨·斯成巴尔特的漫游》叙述16世纪一个青年画家斯特恩巴尔特漫游意大利的经历。小说里没有贯穿全书的主要情节，只是穿插着一些谈话、感想、诗歌和写景。作者把16世纪理想化，认为当时的行业制度有利于艺术的繁荣。蒂克的童话故事如著名的《金发的艾克贝尔特》(1796)、《鲁恩山》(1802)等，都不过是以童话形式宣扬这个浪漫主义的反动思想：人在命运或自然威力面前无能为力。　　早期浪漫主义运动没有持续多久，但这一派的言论和作品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的投降，在德国文艺界起过很大的消极反动作用。不久，在1805年以后，又有一批新的浪漫主义作家和学者先后聚集在海德尔堡，创办刊物，形成晚期的浪漫主义，又称为海德尔堡派，其中心人物是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　　鲁特维希·约阿黑姆·封·阿尔尼姆(1781-1831)和克雷门斯·布伦塔诺(1778-1842)写过许多诗歌和小说，他们的反动政治立场比早期浪漫主义者更为鲜明。他们美化中古社会，维护封建制度。但他们两人合编的《儿童的神奇号角》(1806-1808)是赫尔德尔以后一部重要的民歌集，里边收录了德国三百年来的一些民歌。由于编者的反动立场，所收民歌的内容很少有反映人民痛苦或对贵族和教会剥削表示反抗的。歌中的词句和结构也经过编者的改写和加工，但原作的朴素风格还是保留下来了。这些民歌新鲜活泼，给当时德国的诗歌注入了新的血液，对19世纪许多抒情诗人发生过影响。　　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4)编纂者雅科布·格林(1785-1863)和威廉·格林(1786-1859)兄弟曾同浪漫主义者交往，思想却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他们注意民间文学，搜集民间童话，亲自记录，加以整理。其中有许多幻想丰富的神奇故事表达出人民的愿望和是非感：贪婪的富有者得不到好下场；被压迫、被歧视的劳动者和儿童经过重重灾难，最后得到胜利；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受人轻视或凌辱时显示出惊人的智慧，而暴君、地主自以为有权有势，实际上却愚蠢无知，在人前丢丑；忠诚老实、被“聪明人”嘲笑的“傻瓜”总是得到同情和赞扬。但这些童话的蓝本大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更加以编纂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局限，其中不少是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绪，宣扬封建道德，鼓励安分守己的处世态度的。　　1809年以后，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到了柏林，组织了“基督教德国聚餐会”，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从海德尔堡转到柏林。参加这个聚餐会的有克莱斯特、沙米索、艾兴多尔夫等，他们的创作成就超过了阿尔尼姆和布仑塔诺。剧作家兼小说家亨利希·封·克莱斯特(1777-1811)的作品越出了狭义的浪漫主义范畴。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对本阶级感到不满，而对资产阶级也采取厌恶和否定的态度。他早年受过启蒙思想影响，但由于研究康德哲学，片面地接受了“物自体”不能认识的理论，因而陷入真理不可知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泥淖。他是一个顽强的民族主义者，坚决反对拿破仑，却又找不到促使民族复兴的真正力量，只好寄希望于腐朽的奥地利皇朝和普鲁士国王。他的思想充满矛盾，无法解决，最后自杀结束了生命。他的许多创作都反映出这种矛盾，但是独幕喜剧《碎罐》(1808)和中篇小说《米赫尔·戈哈斯》(1810)却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碎罐》叙述一个贪污好色的法官亚当夜间潜入农女夏娃房中，夏娃的未婚夫正巧在这时来访，一敲门，亚当吓得跳窗逃跑，碰碎了一只罐子。夏娃的母亲以为罐子是未婚夫打碎的，要他赔偿；未婚夫以为夏娃另有所爱，要和她解除婚约；三人去到法庭，最后经过对证，真相大白，审判官成为受审人。剧情发生在荷兰一个农村，实际上是揭露当时普鲁士司法界的腐败情况。全剧结构紧凑，语言生动而饶有风趣，是德国为数不多的喜剧中一部优秀作品。《米赫尔·戈哈斯》取材于德国十六世纪一件史实，主人公马贩子米赫尔·戈哈斯本来是一个社会上所谓循规蹈矩的商人，但是受到容克地主的欺压和迫害，“正义感使他变成了强盗和凶犯。”作者描述封建贵族的贪婪、狡诈和无能，是成功的；戈哈斯从“良民”转变为强盗的过程，也写得合情合理。但克莱斯特笔下的戈哈斯并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因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被抽象的正义感所驱使而起来反抗的商人。到了小说的后半部，戈哈斯听取马丁·路德的劝告，放下武器，屈膝投降，最后竟甘愿引颈受戮，加之描叙中又掺杂着神秘的宿命论思想，小说便失去前半部的光辉，变得苍白无力了。　　阿德贝尔特·封·沙米索(1781-1838)出身法国贵族，法国革命后随父母逃到德国。他具有比较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的童话小说《彼德·史勒密奇遇记》(1814)写贫穷的彼得·史勒密把自己的影子卖给魔鬼，换来一个幸福袋，从袋中可以取得他所希望的一切东西。他据有大量财物，但是由于失掉了影子，受尽人们的歧视和嘲笑，终日痛苦，无法生活下去。最后他抛弃幸福袋，远离社会，在大自然中研究自然现象，才感到满足。这篇小说用离奇的幻想揭露了金钱的罪恶，讽刺了庸俗的市侩社会，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约瑟夫·封·艾兴多尔夫(1788-1857)是德国浪漫派中有成就的抒情诗人。他的诗歌虽然缺少深刻的思想和广阔的内容，但是没有德国一些浪漫主义者所常有的那种神秘阴暗的情绪；它们歌咏自然景色，纯朴明朗，具有民歌的风格。他写过长篇和中篇小说，其中以中篇《一个废物的生涯》(1826)最为流行。　　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封建势力猖狂一时，消极浪漫主义者如史雷格尔兄弟、阿尔尼姆等或则死心塌地为它服务，或则充当它的代言人。这时一个重要的德国浪漫主义后期作家是恩斯特·台奥多尔·阿马德乌斯·霍夫曼(1776-1822)。他是普鲁士政府的法官，发表过大量的小说，通过荒涎离奇的故事，一方面反映官吏、市侩、小市民的庸俗丑恶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描绘诗人和艺术家的幻想世界。他的小说经常把 拟人化的动物、精神病患者、魔术师、艺术家等作为主人公，描写自然和人生中所谓“夜的方面”，充满阴暗神秘的气氛。但他对待这“夜的方面”和诺瓦利斯不同，他并不把夜和死加以美化，而是使人感到，那些引起悚惧的事物来源于庸俗生活，许多鬼怪的现实丑恶的比喻和夸张。霍夫曼的作品虽有现实主义因素，但归根到底，他和诺瓦利斯都是病态的。因此海涅说：“评判他们的著作不是批评家的事，而是医生的事。诺瓦利斯诗中的玫瑰光彩不是健康的，而是患肺病的颜色，霍夫曼幻想故事中火红的炽热不是天才的，而是发烧的火焰。”　　在霍夫曼的小说里，热情的诗的世界和冷酷的市侩社会经常相互交织，它们彼此对立，不能调和，作者却总是把前者看作更高的真实。他早期的代表作《金罐》(1814)，写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十分笨拙的穷学生内心里蕴藏着丰富的诗的境界，星期日出游，走入魔境，最后获得了魔术师的女儿。童话《侏儒查赫斯，绰号朱砂》(1819)的主人公是一个丑陋可怜的侏儒，不能说话，也不能走路，魔女同情他，让他头上长出三根金黄头发。这三根头发发挥了很大的魔力：凡是他周围的人所做的好事，都算在他的分上；凡是他本人所做的坏事，都写在别人的账上。他进入公爵的都城，飞黄腾达，最后那三根头发被人拔掉，群众嘲笑他，他无地自容，跳入手提桶里淹死。这是对不劳而获、专门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的剥削者的尖锐讽刺。《雄猫穆尔的生活观感及乐队指挥约翰内斯·克莱斯勒尔的传记片段》(1820-1822)，是霍夫曼晚期带有总结性的重要作品，书中把博学的雄猫穆尔的回忆录和乐队指挥克莱斯勒尔的自传交错排列，前者是对德国社会种种鄙陋现象的尖锐嘲讽，后者表达了一个热狂的艺术家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中所感到的痛苦。　　霍夫曼写过大量的中篇和短篇小说，收在《仿卡洛画风的幻想故事》(1814-1815)和《谢拉皮翁兄弟》(1819-1821)两部集子里。其中的主题也大都是表现艺术和生活的矛盾的。　　在19世纪德国文学中，除了歌德和海涅以外，霍夫曼是对其他国家影响较大的一个作家。他对于丑恶的现实生活的揭发和讽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尔扎克和果戈理；他作品中的怪诞风格和颓废气氛，则更多地影响了后来的某些作家，如美国的爱伦·坡和法国的波德莱尔，以及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分作品。　　到1830年前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发展，资产阶级进步力量对统一和民主的要求日益迫切，浪漫主义文学也接近尾声，成为新进作家海涅等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　　从本节叙述的情况看来，这个时期的德国文学和法国、法国文学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和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反动的旧势力，已濒于灭亡，显示进步的革命精神的是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德国却正相反，歌德和席勒的“古典”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创造出德国文学史上最优秀的名著，而浪漫主义文学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几乎都是消极的，为反动的封建制度服务的。这是由于德国政治和经济落后于英法两国的缘故。　第三节　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拜伦、雪莱　　法国革命爆发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开始，无业无产阶级队伍也在成长。19世纪最初10年间，北方工业区已发生过多次工人暴动，最剧烈的是1811到1812年的群众性的破坏机器的勒德运动。政府镇压工人运动，造成1819年著名的彼得卢的大屠杀。劳资矛盾已经很尖锐，但此时英国工业资本家和大企业主在政治上还未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和操纵议会的金融寡头、土地贵族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1832年的改革法案巩固了资产阶级的最后胜利。　　十八世纪后半叶，英国和爱尔兰、苏格兰之间的民族矛盾加深，对外进行了美洲和印度的殖民战争。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由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民主运动在十八世纪最后十年达到高潮。当时民主会社林立，如“革命社”、“权利法案社”、“人民之友社”等，其中以1792年成立的“伦敦通讯社”为最激进，规模最大，组织也最民主。它吸引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民主思想家和文人，如潘恩、葛德汶、布莱克等，也吸收了许多工人。“通讯社”的活动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达到高峰，它召开了全英人民大会，邀请其他民主会社参加，并通过了要求停止对法战争和扩大选举权的决议。　　民主派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罪恶的斗争突出地反映在葛德汶(1756-1836)和反动思想家勃克(1729-1797)的论战中。勃克在《对法国革命的感想》(1790)这一著作中维护旧制度，认为社会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把它推翻。民主派纷纷起来加以驳斥，普里斯特莱的《致勃克书》(1791)和潘恩的《人权论》(1791)都曾给勃克以有力的反击。但是葛德汶的回答更进一步。他在《政治正义性的研究》(1793)一书中不但驳斥了勃克的论点，还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理想。葛德汶还写过一部暴露贵族地主迫害农民、揭发法律不公正的小说《凯列布·威廉斯》(1794)。葛德汶的理论著作在工人和民主派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雪莱就是他的热烈拥护者。另一个激进派的代表作家是威廉·科贝特(1762-1835)。他主编《政治纪闻》(1802-1835)周刊，并在周刊上发表《骑马乡行记》(1821-1834)。这部作品以通俗平易的文字，报道了作者骑马在英国旅行时的见闻。作者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对当时英国农民的贫困表示深切同情，要求改善他们的境况，同各种形式的大土地所有制进行斗争，辛辣地抨击英国的国教、金融寡头等反动势力，但很少超过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水平。　　这一时期英国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浪漫主义诗歌，但是不同倾向的浪漫主义诗人之间却存在着政治和美学观点上的分歧，并展开过激烈的论战。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在法国革命初期对这场革命还表示欢迎，雅各宾专政时期他们却感到恐惧，深怕法国人民的革命行动会影响英国人民，因而转变，仇视革命和民主运动，颂扬统治阶级的国内外反动政策，推崇国教，拥护“神圣同盟”。积极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继承启蒙思想和民主思想的传统，始终同情法国革命。他们支持勒德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反动的英国王室和托利党政客，反对教会和“神圣同盟”。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都曾系统地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强调作家的主观想象力，否定文学反映现实，否定文学的社会作用。湖畔派致力于描写远离现实斗争的题材，讴歌宗法式的农村生活和自然景物，描写神秘而离奇的情节和异国风光，美化封建的中古。他们笔下的大自然往往带有神秘色彩。相反，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强调文学和现实的联系，肯定文学的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在工人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束缚，追求个性解放；这种激情往往也体现在他们描写的大自然中。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出生于贵族家庭，10岁时继承爵位和诺丁昂的祖传领地，1801年进哈罗学校，1805年入剑桥大学。他读书很广泛，对历史、哲学和文学深感兴趣。为了答复保守派对他第一部诗集的批评，拜伦发表了双韵体长诗《英国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诗人辛辣地讽刺了湖畔派诗人，广泛评论了当时其他许多诗人和批评家。　　拜伦的早早期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第1、2章，1812)。在此以前，他游历过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等地。长诗表现了拜伦强烈追求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从这种思想出发，对窒息个人自由的英国大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联合统治进行抨击，对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表示同情，但是由于他脱离人民，他的斗争是孤独的，他时常陷于悲观苦闷之中，对人生抱着虚无主义态度。长诗虽然以哈罗德为主人公，描写他在欧洲的经历，但事实上拜伦通过哈罗德主要表现了自己悲观厌世、蔑视群众的消极思想。当拜伦涉及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鼓舞时，往往撇开忧郁的哈罗德这个形象，由诗人自己直接出来发表意见。　　在第一章里，一开始，贵族青年哈罗德已经厌倦了生活，感到孤独和苦闷，他离开英国，作为一个“忧愁的流浪者”前往欧洲大陆旅行。他首先到了葡萄牙。诗人特别注意到葡萄牙人民受奴役的处境，美丽的自然风光恰好和现实形成对比。在西班牙的见闻是第一章的中心。西班牙正遭受外敌的侵略，诗人号召人民起来解放自己。他以五节诗描写了游击队的女英雄、保卫萨拉哥萨城的姑娘。他虽然柔弱，但爱人死后，奋起领导游击队，追击法国军队，表现得英勇机智。在写到卡狄兹城时，诗人也描述了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场面，并指出都市的封建贵族和骑士风气的腐朽。　　第二章写哈罗德到了希腊和阿尔巴尼亚。诗人凭吊了雅典文化古迹，指责苏格兰籍的爱尔金公爵把著名的雅典神庙中的珍贵石刻全部盗往英国。拜伦还认为希腊人民必须自己起来进行斗争，俄国、法国固然能打败希腊的敌人，但是希腊并不能因此获得自由。哈罗德最后到达阿尔巴尼亚，会见了首领阿里·帕夏。作者描写了英勇善战的普通人民、殷勤好客的苏里欧人、各族人民的生活风尚和民间歌舞，还记载了士兵们爱唱的战歌。《哈罗德游记》包含着迫切的政治社会内容，吸引了欧洲广大读者。　　1812年，拜伦出席上议院，发表著名演说，反对处死破坏机器的工人。同时发表的政治诗《编织机法案编制者颂》痛斥政府迫害工人的措施，并指出一切立法机关、警察、军队都是为统治集团利益服务的。拜伦的第二次著名演说揭露并痛斥了英国对爱尔兰人民的压迫。但是由于统治集团对他的诽谤，欧洲反动势力的猖獗，诗人感到愤慨，并表现出悲观失望的情绪。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是“东方故事诗”，包括《异教徒》(1813)、《阿比道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柯林斯的围攻》(1815)和《巴里西纳》(1815)。这些作品的中心人物是“拜伦式的英雄”，他们蔑视“文明”社会，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叛热情。情节主要写个人的复仇和反抗，背景多为南欧的大海、原野或土耳其王宫等。主人公往往为个人自由、爱情幸福而奋斗，他们傲世独立，行踪诡秘，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奋斗没有明确的前景，最后遭到失败或死亡。这种叛逆性格后来还有所继续和发展，成为他的许多作品的中心人物。　　1816年，拜伦被迫离开英国。统治阶级对他反对政府的活动久怀敌意，借故制造舆论，迫使他不得不出国远行。他首先到了瑞士，遇见雪莱，雪莱的乐观情绪影响了他。在这一段时间，拜伦写过若干反映革命斗争的著名短诗，如《锡庸的囚徒》(1816)、《普罗米修斯》(1816)、《勒德派之歌》(1816)等，前两者诗主要写革命者在专制统治的监禁下受尽折磨，但表现出坚毅不屈的精神。《勒德派之歌》具有更积极的意义。拜伦用短小有力的诗句号召工人扔下梭子，拿起武器，用自己手织的布匹来包裹暴君的尸体，用暴君的血来灌溉自由之树。　　在瑞士，拜伦还写了《恰尔德·哈罗德游记》的第三章(18160；第四章(1818)是在意大利写成的。两章的主要内容仍是时代的重要事件，哈罗德在第三章中来到滑铁卢战场。拜伦看见滑铁卢一役拿破仑失败后，“神圣同盟”把欧洲封建君主纠合在一起，反动势力猖獗。他认为只有争取自由的战争才是光荣的。在描写日内瓦的景物时，诗人追忆法国大革命，提到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伏尔泰。他说卢梭、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思想燃遍了全世界，鼓舞了人们反专制的热情。在第四章里，诗人用很多篇幅歌颂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光辉文化和当时的诗人、历史家、雕刻家、科学家。在描述古罗马的遗迹时，拜伦回顾罗马共和国的历史，歌颂对建立罗马有过贡献的人物。拜伦认为意大利应当继承过去的“光荣”，摆脱奥地利统治，争取独立自由。诗人以为“自由”的旗帜虽已破碎，但仍高高飘扬，“自由”的种子根深蒂固，定能开花结果。作者在叙述旅途所见时，经常描绘自然景色，把美丽的自然和丑恶的现实对比，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如第三章中写暴风雨的几节：　　天变了!——竟变得这样!啊!夜晚，　　风暴和黑暗，你们真有奇妙的力量，　　在力量中又有美，正像妇女黑亮的眼　　放射出来的光彩!在更远的远方，　　在震动的岩石中，过了一岗又一岗，　　活泼的雷霆在跳跃!不只是一块云，　　而是每座山现在都发出了声响，　　朱拉在透过云雾的衣裳答应，　　是快乐的阿尔卑斯大声呼叫的回声! 　　　　而这是在夜晚——多么光辉的夜晚!　　你来不是叫人酣睡!请让我也能　　分享你的勇猛而博大的狂欢，　　成为暴风雨和你的一个部分!　　湖面的放光，水上是磷火荧荧，　　大雨正飞舞着降到大地上!　　现在天又黑了，——可是接着，群岭，　　又发出发山啸似的齐声震响，　　好像正在为地动山摇的新生而欢唱! 　　　　长诗《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虽然表现了拜伦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热情，但是也自始至终贯穿着悲观和虚无主义思想。拜伦在诗中不止一次地表示对生活厌倦，表示自己已经尝够生活的真味，把世上的一切都看得无所谓了；“尘世上的荣誉，野心和斗争，爱情和悲哀”，“都不能用那尖刀在他心坎上划下深痕”。拜伦在诗中还表现了蔑视群众的思想，认为“自己最不适合与人们为伍”；他赞美旷野和人迹不到的地方，认为和禽兽为邻不会寂寞。在诗中，拜伦虽然一再拿希腊、罗马等国家的“光荣”历史和这些国家在当时所处的屈辱地位进行对照，但他对于历史的解释是十分错误的，他认为历史上一切丰功伟绩、兴亡盛衰，“无非是旧事的轮回和循环”，这充分说明了他的虚无主义思想。　　1816年秋，拜伦到了意大利。他完成了在瑞士开始的哲理诗剧《曼弗莱德》(1817)。这部作品和神秘剧《该隐》(1821)体现着和“东方故事诗”同样的情绪，进一步描写了叛逆性格。曼弗莱德对知识和生活都感到失望，认为“知识之树不是生命之树”，他不愿再在人群中生活，也不愿作“群氓”的领袖。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他独自在阿尔卑斯山上徘徊，寻求遗忘或死亡。他召来支配宇宙中各种自然力量和人类命运的精灵，但是他们都不能满足他的愿望。最后出现了反对自由、恢复旧制度的复仇女神和罪恶的精灵之王。曼弗莱德拒绝向他们屈膝，但是又借助他们的威力重见了他所爱的女子的幽灵。幽灵预言他次日将死。他临终时拒绝修道院长的挽救，也坚决拒绝精灵的召唤，孤寂地死去。诗剧的主人公对理性和知识表示失望，这反映了启蒙思想家所提出的“理性王国”的破产。同时他又坚持启蒙思想家的反封建精神，要求思想自由和意志独立，但傲世离群、悲观绝望的个人主义情绪终于导致了他的死亡。　　《该隐》是用《圣经》故事写成的，诗人把该隐写成第一个反对专制神权、离经背道的叛逆者。该隐认为神的权威不一定就是正义，神权要求于人的显然只是愚昧和服从。但是该隐认为知识也没有改善人的地位，挽救人类死亡和覆灭的命运。该隐在探索人生和哲学问题时，在反对神权时，始终是孤独的。这种寂寞、悲观、失望的情绪和曼弗莱德有相似之处。但是《该隐》反对宗教的精神却有积极意义。在“神圣同盟”嚣张、力图重建宗教权威的年月里，拜伦的诗剧是一个有力的抗议。华兹华斯颂扬宗教的《教会十四行诗》于此时出版，《该隐》的精神是与此针锋相对的。　　在意大利时期，拜伦参加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钻研意大利的历史和文学，这时他的作品具有更大的积极意义。现实主义成分增强。他写了以下三类作品：以意大利和东方历史为题材的诗剧《威尼斯总督马里诺·法利埃洛》(1820)、《萨达纳巴勒斯》(1821)、《福斯卡利父子》(1821)；卓越的故事讽刺诗《审判的幻景》(1822)、《青铜世纪》(1822)；未完成的杰作、长篇叙事诗《唐璜》(1818-1823)。　　历史剧《马里诺·法利埃洛》表达了拜伦反封建的共和主义思想和热情，剧情和当时烧炭党活动有联系，作者以过去的革命历史作为当前革命的借鉴。　　在《青铜世纪》一诗中，拜伦揭发了1822年秋“神圣同盟”在维罗纳召开的会议。会议拟定了镇压欧洲人民革命的方案，拒绝听取希腊代表的意见，并容许法国路易十八的政府对西班牙实行武装干涉。作者用讽刺笔法塑造了路易十八、亚历山大一世和威灵顿等人的肖像，并以轻蔑的口吻去描写三位一体的“神圣同盟”。他又揭露了英国地主和金融巨头相互勾结，在战争中发财致富，镇压革命活动。拜伦还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描写拿破仑战争时，拜伦惋惜拿破仑在广大人民觉醒的年代没有成为华盛顿。他又把美国的国会制和维罗纳会议相比，在美国会议上发言的是民主思想家派屈立克·亨利、科学家富兰克林和反专制的华盛顿，而在“神圣同盟” 会议上发言的却是危害人民利益的反动君主。拜伦以形象的比喻，讽刺并揭发了“神圣同盟”的反动本质，文字刚健有力，流畅通俗。　　《唐璜》写成十六章，全诗未完。作者以嘲讽的口吻把诗献给“桂冠诗人”、“托利党人”和“叛徒”骚塞，也讽刺了柯尔律治的形而上学和华兹华斯《郊游》一诗的玄秘哲学。作者谴责这些隐居在闭塞的湖区而不见海洋的诗人受反动统治者雇佣，既歌功颂德，又赞助统治者对内对外的血腥政策。长诗前六章描写出生于西班牙的主人公唐璜的身世和恋爱生活，对虚伪的封建道德标准表示蔑视。唐璜被迫逃亡海外，在海上遇到风暴，船只覆没，部分幸存者受尽饥饿的折磨，最后唐璜一个人漂流到海岛上，为希腊海盗的女儿海黛所救。在描述唐璜和海黛的恋爱以及海盗宅中的宴乐时，拜伦写了著名的《哀希腊》一诗，歌颂希腊过去的光荣，哀悼希腊当时受奴役的处境。后来唐璜被海盗送到奴隶市场拍卖，入了土耳其的禁宫。这六章虽然揭露了上流社会，但更多的是描写异邦情调，情节离奇。　　七、八、九三章叙述1790年的俄土战争，俄国军队在苏沃洛夫将军率领下攻占了伊兹迈尔。作者写到战争的巨大创伤和破坏，并且指出这不是为自由而战，而是为了权威和荣誉。但他支持人民反封建的暴力斗争，他要使石头也站起来反对暴君。唐璜在战争中立了功，成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最后奉命出使英国。　　长诗的最后六章是一幅英国社会生活图。这是拜伦最熟悉的题材。通过政论性的插话，他指出英国是各族人民的狱吏、自由的镇压者，一再抨击托利党大臣镇压人民起义，揭露专制暴政的罪行，申斥那些反动诗人，也反对柏克莱的唯心哲学和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说。故事写唐璜一靠近英国海岸就感到资本主义发达的英国社会气氛，发现自己置身在　　那些傲慢的店主中间，这些人　　自南到北无情地发令、发货，　　连海浪本身也要向他们纳税。　　借唐璜在英国的旅行，作者首先记述了伦敦文学界的情况、议会的辩论、上流社会生活等。他指出金钱是社会的主人，也是欧洲的真正统治者。拜伦还塑造了贵族政客阿孟德维尔公爵和他的夫人形象，详细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各种活动，这些都具有一定的概括性，体现了作者现实主义艺术的成就。阿孟德维尔公爵参预国家机密，他态度傲慢，精通宫廷生活的奥秘，是个模范的侍臣；公爵夫人出身高贵，豪富、美貌，礼貌周到，恪守规范。议会会议结束后，公爵夫妇回到乡间古邸，作者追溯了公爵的历代祖先：专横强暴的侯爵、法官、主教、律师和将军们。他详细描述了公爵和他的数十名各式各样的座上客如何在乡间过着悠闲奢侈的寄生生活。公爵除选购名画、修葺古屋、招待宾客外，还担任地方上的治安法官。诗中以辛辣、幽默的讽刺笔法勾画了公爵夫妇笼络选民的场面。　　这部长诗主要通过政府性的揭露和现实主义的描叙，表达了拜伦对封建专制和金钱统治的轻蔑和仇视。唐璜爱情生活的描写占去许多篇幅，但唐璜在作品中主要只起了贯串故事、展示社会画面的作用。作者在诗中随处都流露出反封建的激昂情绪，但同时也表现了浓厚的虚无主义色彩。拜伦说他同情弱者，但如果当权者一旦受到挫折，他就会逐渐变为极端保皇主义者，因为他也同样仇恨民主的专政。拜伦从来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也没有提出过经济上和政治上平等的要求，他所要求的是个人的绝对自由。《唐璜》中辛辣的讽刺、诙谐的剖析、诗意的描写、政论性的揭发等，使这部长诗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很富于多样性。　　拜伦的民主革命性表现为对封建主和大 资产阶级的厌弃和对民族独立与民主的同情。他的政治理想是当时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对历史上的共和体城邦也怀有敬意。他参加过烧炭党的活动和希腊的独立运动，最后病死希腊。他的民主理想的基础是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发展的强烈要求。他对人民同情，但又缺乏信任，这是他悲观怀疑情绪的主要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　　拜伦是这一时期欧洲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当时欧洲许多著名作家，有的对他的作品作了很高的评价，有的受到他的影响，如法国的雨果、俄国的普希金、德国的歌德、波兰的密茨凯维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