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初期，但丁写过两部著作。《飨宴》(1304-1307)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借诠释自己的一些诗歌，把当时各方面的知识通俗地介绍给一般读者，作为精神食粮，故名《飨宴》。书中盛赞俗语的优点，批判封建等级观念，阐明真正的高贵在于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人文主义思想。这部著作给意大利语学术性散文奠定了初步基础。《论俗语》(1304-1308)用拉丁文撰写，目的在引起知识界对于民族语言的注意。这是最早一部关于意大利语及其文体和诗律的著作。书中阐明了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问题起过重大的作用。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但丁用意大利语写作《神曲》的理论根据。　　在放逐中但丁深刻地认识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是当时的重要课题。他在意大利看不到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的力量，因而把希望寄托在神圣罗马皇帝身上。他用拉丁文撰写的《帝制论》(1310?)以经院哲学的推理方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观点，论证人类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类能够充分发挥潜在的才能，而这一目的只有在皇帝统治下的和平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这种观点带有强烈的空想性质。但是他强调政教分离，反对教皇干涉政治，则表达了新时代的要求。书中还热烈赞扬古罗马的光荣传统，流露出作者的爱国思想。　　《神曲》的写作开始于但丁放逐初年(大约在1307年)，他逝世前不久才完成。政治上的挫折和个人的不幸遭遇，使但丁感到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放逐期间他看到意大利和整个欧洲处于纷争混乱的状态，因而对祖国和人类的命运怀着深切的忧虑。但他并不悲观，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实现和平与统一的人物出现。他意识到自己担负着揭露现实，唤醒人心，给意大利人民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道路的历史使命。写作《神曲》的动机正在于此。　　《神曲》的故事采用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诗里叙述但丁在林中迷路后走出森林，忽然被三只野兽(豹、狮、狼)挡住去路。正危急时，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他受贝雅特里齐的嘱托来救但丁，引导他游历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雅特里齐又引导他去游天国。游历的过程构成《地狱》、《炼狱》和《天国》三部曲。每部有三十三歌，连同作为全书序幕的第一歌共一百歌，这种匀称的结构是建立在中古关于数字的神秘意义和象征性的概念上，并不是从作品本身的内在必要性产生的。和许多中古文学作品一样，全书的情节充满了寓意，在解释上引起很多争论，可是但丁在作品中所要贯彻的主题思想相当明确：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和人类怎么样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地。维吉尔象征理性和哲学，他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标志着个人和人类在哲学的指导下，凭借理性认识罪恶和错误，从而悔过自新的过程。贝雅特里齐象征信仰和神学，她接替维吉尔作向导，引导但丁游历天国，标志着个人和人类通过信仰的途径、神学的启发，认识最高真理和达到至善的过程，这种境界，依靠理性和哲学是无法达到的。认为信仰和神学高于理性和哲学，这完全是但丁作为中古诗人的偏见，他所认识的真理和至善，显然还局限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里。但他追求最高真理的精神和关怀人类命运的热情，在中古时期说来，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围绕着这个中心思想，《神曲》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给中古文化作了艺术性的总结，同时也射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　　但丁幻游地狱、炼狱和天国时，遇到历史上和死去不久的一些著名人物。他和各种正面与反面人物的交谈，广泛地接触到当时政治和社会的状况以及中古文化领域里的成就和问题。例如和洽科的谈话(《地狱篇》第6歌)提供了佛罗伦萨的社会情况；和卢加的诗人波拿君塔的谈话(《炼狱篇》第24歌)涉及了意大利抒情诗的发展；和手抄本彩饰画家欧德利西谈到(《炼狱篇》第11歌)意大利绘画的发展；维吉尔的话和但丁自己的叙述(《地狱篇》第4歌)，说明了中古对希腊、罗马诗人和哲学家的认识和评价。尤其是维吉尔和贝雅特里齐这两个向导，用答疑的方式，阐述了当时哲学、科学和神学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和理论。因此，《神曲》除了是一部政治倾向性强烈的长诗外，还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带有百科全书的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艺术性，书中某些阐述学理的部分(如《天国篇》第2歌关于月球上的暗斑的来源问题)，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有韵的学术性散文。　　但是《神曲》的进步意义主要在于它揭露了现实，如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专横，市民的贪财好利，尤其是教会的贪婪腐化。但丁虽然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但他对教会的尖锐批评在客观上是和异端运动中人民反教会的情绪一致的。诗中还忠实地描绘了佛罗伦萨从封建关系向资本主义关系过渡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可是他又把封建宗法时代的佛罗伦萨美化为一个平静淳朴的牧歌式的社会，来和动荡的现实社会对比。　　《神曲》的揭露一般是通过人物形象进行的。揭露者和被揭露者大都是历史上或当代的名人，如用圣彼得暴露罗马教廷的腐败，用法国加佩王朝的始祖揭发法国王室的罪行，用教皇尼古拉三世揭发他自己和他的后继者博尼法齐乌斯八世及克力门五世的罪行，因为但丁相信，只有通过著名的人物和事件，才能够震动人心，促使改革早日实现。　　在对待诗中人物的态度上，但丁常常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根据教会的道德标准，把保罗和弗兰齐斯嘉作为犯淫乱罪的人放在地狱里，但同时又对他们的命运极度同情，以致晕倒过去；把法利那塔作为信奉异端的人放进地狱，同时又赞扬他的英雄气概和爱国行为；把乌勾林诺作为卖国者放在地狱的底层，但又从人道出发，对他和他的儿子们被关入塔牢活活饿死的惨剧表示极端愤恨。书中屡次揭露教皇博尼法齐乌斯八世的罪行，当他还在世的时候就宣布他一定要入地狱，但对他在阿纳尼受到的污辱则非常愤慨。同样，在古人中，卡图作为异教徒，作为反抗凯撒和犯自杀罪的人，按照但丁一贯的道德标准，是应该入地狱的；但他却成为炼狱的监督者，因为但丁把他看成是道德完善和热爱自由的典型。维吉尔作为异教徒，被放在地狱外围的“悬狱”里，不能升天国，可是但丁把他选为游历地狱和炼狱的向导，称他是“拉丁人的光荣”、“其他诗人们的荣誉和光明”、“智慧的海洋”，对他怀有无限的尊敬和热爱；对于“悬狱”里的其他希腊和罗马诗人、哲学家、政治家等也流露出不同程度的敬意。但丁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奥德修)作为使用阴谋诡计的人放进地狱，但是又以赞美的语调描写他为了求知，战胜后不肯还乡，坚持航海探险的英勇行为。　　诗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常常有矛盾。他把现世生活看成是来世永生的准备，把代表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圣者放在最高的天上，但诗中主要还是表现了他对现世生活的兴趣，即使“从佛罗伦萨来到正直、健全的人民当中”(指天国)，他也忘不了“那个使我们变得如此凶恶的打谷场上”(指地球上)的事情。他借欧德利西的口讲到荣誉的虚幻无常，但又借维吉尔的口肯定追求荣誉的必要，并且表示自己要借《神曲》永垂不朽。在哲学观点上，他通过维吉尔的话肯定理性的局限：“谁要是希望人的理性能够走遍三位一体的神所走的无 道路，谁就是疯狂。”然而又通过尤利西斯的话，认为人类“生来不是为了像兽一般地生活，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这是人文主义思想。在政治上，前面已说过，他竟指望神圣罗马皇帝来实现祖国的和平与统一的理想。　　凡此种种矛盾都是但丁作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新时代的最初一个诗人在世界观上的矛盾。　　《神曲》描写的虽然是来世，但不是从禁欲主义观点出发的。诗中的来世正是现世的反映：地狱是现世的实际情况，天国是争取实现的理想，炼狱则是从现实到达理想必经的苦难历程。书中揭露现实的部分占很大比重，可是但丁也很着重描写生活的理想。这说明《神曲》并不纯粹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在黑暗的现实基础上产生了他的光明理想，诗人渴望一个没有黑暗和罪恶的世界。　　《神曲》中塑造的人物，性格鲜明，形成一座丰富多姿的人物形象的画廊。作为《神曲》的主人公，诗人自己的性格和精神面貌描绘得最为细致入微。但丁常常(特别在《地狱篇》里)通过人物在戏剧性场面的行动和对行为动机的挖掘来刻画性格。他勾勒人物形象的特征，有时只用寥寥数语。例如，“他挺胸翘首昂然直立，似乎对地狱怀着极大的轻蔑”，这两行诗就使法利那塔的英雄气概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神曲》对于地狱、炼狱、天国的描写不象中古一般文学作品那样模糊混乱，而是构思明确，想象丰富。诗人幻想地狱在北半球，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深渊，从地面通到地心，形状象圆形剧场；炼狱是一座雄伟的高山，耸立在南半球的海洋中，山顶是地上乐园；天国由托洛米天文体系里的九重天和超越时间空间的净火天(即严格意义上的天国)构成，这九重天环绕着大地旋转，净火天则是永恒静止的。三个境界细分为若干层，体现出作者根据哲学、神学观点所要阐明的道德意义。三个境界的性质不同，因而色调也各不相同。地狱是痛苦和绝望的境界，色调是阴暗的或者浓淡不匀的；炼狱是宁静和希望的境界，色调是柔和爽目的；天国是喜悦的境界，色调是光辉耀眼的。在《地狱篇》中但丁只以自然景象为陪衬，主要描绘人物受苦的场面，《炼狱篇》才直接写了自然景色，《天国篇》则广泛地利用自然界空灵的现象——光来表现精神喜悦的程度。这些境界都记述得非常真实，使人如身历其境。对自然的描写也往往富有高度的画意，足见但丁对自然之美极为敏感。这一点也是他作为新时代诗人的特征。　　但丁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情景时，善于使用来源于现实生活和自然界的比喻。例如，形容鬼魂们注视但丁和维吉尔，说它们像老裁缝穿针时凝视着针眼一样。形容两队魂灵相遇，彼此接吻致意，说是像蚂蚁在路上觅食，彼此相遇时互相碰头探询消息。禁食的魂灵瘦得两眼深陷无神，则像是宝石脱落的戒指。所写的对象越不平常，就越是用人们熟悉的事物来比喻。形容基督上升，光芒下射，照耀着圣者们，说是像日光从云缝透出，射在繁花如锦的草坪上。这些比喻使人物和情景鲜明突出，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效果。　　《神曲》的细节描写固然巧妙，但它的主要成就还在于高度的概括和综合。这部作品把诗人的内心生活经验、宗教热情、爱国思想和政治文化方面的重大问题，把历史的和现实的、古典的和基督教的因素融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在这一点上，《神曲》确实是很成功的。　　《神曲》共14233行，全诗用三韵句写成，三韵句是但丁以当时民间诗歌常用的一种格律作为基础而创制的。更重要的，《神曲》是用意大利语撰写的，这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文学用语问题和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起过很大的作用，因此但丁成了意大利第一个民族诗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但丁评价很高，把他列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第一节　概论　　文艺复兴是十四至十六世纪在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发生的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这个时期，古希腊、罗马文化重新受到重视，因而有“文艺复兴”之名。但“文艺复兴”不是古代文化简单的复兴，而是标志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这一时期欧洲封建社会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一系列封建统一国家如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波兰、俄国等先后成立，为近代资产阶级国家打下基础。还有一部分地区如意大利、德国，仍然存在着封建割据局面。在封建社会内部，各地先后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手工业和发达的商业贸易。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发生最早的地区，在十四、五世纪其北部的若干城市，手工业已比较发达，银行和商业有很大发展，成立了若干城邦。但这些新兴城市受到封建势力的包围，并且彼此竞争。法国在百年战争(1337-1453)中获胜后，国家一度统一，王权扶植工商业，有了第一批手工业工场。十四、五世纪，德国工商业城市也相当发达，但是诸侯割据的形势十分严重，没有中央政权，这就有利于教皇势力的扩张。西班牙继光复运动之后在十五世纪完成了统一，封建主为开辟财源，开始向海外掠夺，地理发现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十六世纪初西班牙王当选为德国皇帝，势力遍及西欧大陆，成为当时最大的封建主。西班牙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展，资本主义因素一度高涨，随即衰落。十六世纪，英国作为一个封建专制的统一国家形成，资本主义突飞猛进，深入农村，在战胜西班牙以后，取得了海上霸权，扩大了殖民掠夺。在东欧，波兰在十四世纪驱逐了条顿骑士团，十五世纪完成统一。十五世纪，莫斯科大公击退蒙古人，建立中央政权，到十六世纪末消灭了封建割据，形成统一的国家。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许多国家内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　　这时，封建势力——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内仍占统治地位。农民和城市平民到处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很软弱，没有可能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的统一国家。它一方面和农民、城市平民联合，反对封建，另一方面，由于它本身是靠用暴力夺取农民的生产资料，剥削城市手工业劳动者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又害怕农民运动和城市平民起义，往往和封建主妥协。资产阶级或在封建国家内部形成若干分散的独立城邦，或依附王权，求得保护。统一的封建国家对资本主义是有利的，而王权也利用资产阶级来摧毁封建贵族的势力。　　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主要斗争形式之一是宗教改革运动。德国、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都经历过自己的宗教改革运动。恩格斯认为德国的宗教改革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第一次大决战。教会是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资产阶级“要在每一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在西欧分裂为新教和旧教两大派。在很长时期内，新教称基督教，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旧教称天主教，代表封建阶级利益。　　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另一主要表现是“文艺复兴”。资产阶级继承和发展了中古市民阶层反教会、反封建的精神，并吸取了十二、三世纪十字军东侵和阿拉伯人带来的西亚的科学和唯物主义思想。古希腊、罗马作品的手抄本和艺术品的重新发现，给人们打开一个与中古迥然不同的古代世界。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发现也使人们的眼界更为开阔。在这些条件下，形成了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印刷术通过西亚传入欧洲，也大大有助于欧洲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这一运动并未波及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东欧和北欧等地区。　　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被称为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来反对神的权威。这是因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都合并到神学中”，从而“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资产阶级要把阻碍它发展的宗教信条以及其他封建观念重新予以估价。为了反对教会认为人生是苦难和罪恶的妄说，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资产阶级就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有追求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权利，歌颂爱情，要求解放个性，并多方面发展个人才智，提倡冒险精神。为了反对蒙昧主义、神秘主义，资产阶级就提倡理性，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应该去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和唯物哲学。为了反对封建的残酷压迫，资产阶级就鼓吹仁慈、博爱；为了反对等级制度，资产阶级就歌颂友谊和个人品德，提倡平等。总之，人文主义反映了一个新兴阶级的要求，它在当时是进步的思想，表现了蓬勃的革命朝气、满怀信心的乐观精神和巨大的创造性。它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思想准备。　　但是人文主义者所想到、所推崇的“人”，实质上是指资产阶级自身和本阶级的人。他们把资产阶级和个人的要求合理化，个人主义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准则。在提倡发挥个人才智和事业心的同时，资产阶级表现了它的弱肉强食的掠夺本质；在反对贵族血统的同时，又看不起下层人民。个别人文主义者如马基雅维里为了夺取并维护权力，主张使用诈术，不受任何道德的约束。　　人文主义者承担了资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其中最杰出的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他们对欧洲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活动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部门，最初是搜集古代手抄本和研究古代语言、哲学、文学，杰出的代表有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卜伽丘、波吉奥·布拉丘里尼，其后有法国的毕代，德国的赖希林，尼德兰的埃拉斯慕斯，英国的莫尔，西班牙的魏维斯等，他们的目的在于从古代文化中吸取思想上的营养。同时，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如意大利的达·芬奇、伽利略，波兰的哥白尼，德国的凯普勒等；哲学方面如意大利的瓦拉、米兰多拉，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社会理论方面如英国的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艺术方面如意大利的达芬奇、米开郎琪罗、拉菲尔，德国的杜勒等，都有很大建树。在科学领域，他们奠定了自然科学的基础，推动了生产力；在哲学领域，他们有助于唯物主义的发展；在社会思想领域，第一次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在艺术领域，他们一反中古呆板的、象征的、虚幻的艺术，表现出生动活泼的写实精神。　　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这一斗争特别尖锐地反映在哲学问题上。从十四到十六世纪围绕亚理斯多德关于灵魂的学说展开的长期论战，正是这一斗争的表现。同样，从彼特拉克、卜伽丘开始的围绕着神学与文学的关系的论战，和为诗歌争取地位的努力，也反映了新旧的斗争。　　教会对人文主义者极端仇视，加以严酷的摧残。意大利哲学家庞波那齐对灵魂不朽说表示怀疑，受到教皇的迫害，他的著作被焚。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反对地球是宇宙中心之说，他的著作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法国作家拉伯雷的作品遭到天主教堡垒巴黎大学的谴责。法国人文主义者多雷否认灵魂不死，被处火刑。同样，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继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被天主教会从一国驱逐到另一国，最后也被宗教裁判所用火刑处死。此外如伽利略、康帕内拉也受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康帕内拉因为组织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被囚达二十七年之久。　　人文主义者在这一时期起过很大的历史进步作用。但他们，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学者，多半和下层人民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往往有和教会、贵族妥协或相通的一面，他们本人有的是贵族，有的是僧侣。他们虽然同情人民，但往往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有时甚至敌视人民。他们中间的哲学家、科学家也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的新文学是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内容的。这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学的开端。这时文学更加具有民族特点，更富于民族历史内容；优秀作家提出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充满着爱国情绪。人文主义者中除少数学者用拉丁文写作外，无不以本国语言创作，一方面表现民族自豪感，一方面也为了使作品能为更多读者所接受。他们从古代和人民语言中吸取营养，扩大了语言的表现能力，对本国的文学语言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在创作方法的发展上达到一个重要阶段，取得了新的成就。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作家的创作更为自觉了。他们热爱生活，要求了解现实，反映现实，抛弃了中古的象征的梦幻文学的手法，注重写实。当时的杰出作家都具有时代感和历史感，他们的反封建意识使他们的作品带有强烈的讽刺性质，某些人甚至对资本主义关系作过敏锐的观察，并予以批判，间接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人文主义作家描叙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创造了一系列不巧的艺术形象，丰富了欧洲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对人类发展具有信心，优秀的作品不仅健康、乐观，并且富有浪漫主义的热情和幻想。他们笔下的人物也往往体现了他们的理想。　　近代欧洲文学中的许多体裁都在文艺复兴时期奠定了基础，如抒情诗中的十四行诗体等，初步具有近代特点的短篇小说，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人公的经历并以广阔的现实社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打破悲剧和喜剧界限的戏剧，随笔式的散文等等。　　各国文学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成就的方面也各有不同。意大利的新文学诞生最早，彼特拉克歌颂个人爱情的抒情诗为西欧其他各国开了风气；卜伽丘的短篇小说发展了中古的民间故事，辛辣地讽刺了僧侣阶级。一些学者对古代学术的研究促进了文艺理论的繁荣，推动了西欧其他各国来建立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诗学。德国资产阶级的兴起主要体现为宗教改革和农民运动，人文主义运动只局限于少数研究古代语言的知识分子，但民间文学和讽刺文学比较发达。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和宫廷相结合的一面，在文学上出现了七星诗社的带有贵族色彩的诗歌流派，但也出现过拉伯雷的充满人文主义者反封建热情的小说。稍后，人文主义者反对盲目信仰的思想表现在蒙田的散文里。在封建势力强大的西班牙，贵族和教会的文学仍有很大影响。但西班牙在中古民间戏剧的基础上发展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戏剧，也产生过独特的流浪汉小说，人文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和维加的一部分戏剧中。英国资产阶级在十六世纪获得迅速发展，阶级矛盾尖锐。英国的特殊条件使得这时期英国文学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英国的新文学诞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之后，吸取了它们的创作经验，在艺术上成就最大。优秀作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极可观，而以戏剧最为繁荣，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中的高峰。　　这时期除了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文学以外，同时存在着民间文学和封建文学。许多人文主义作家常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但也或多或少受到封建文学的影响。　　民间文学在中古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德国关于浮士德的传说表达了人民反对宗教、追求知识的愿望；大量的民歌和厄仑史皮格尔的故事反映出中古以来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反封建斗争。城市平民的文学继续出现，如城市手工业者出身的诗人的诗歌、谣曲。故事、笑话、寓言、民间戏剧等也很盛行。　　封建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并未绝迹，在封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很流行。教会通过它的作家企图继续统治人们的精神世界，大力扶植封建文学。托玛斯·阿奎那斯的神学著作从十六世纪起多次印刷出版。德国僧侣托玛斯·肯皮斯(15世纪)的《论模仿基督》一书也流传广。这两人是中古末期最有影响的反动教会作家。十六世纪西班牙僧侣洛攸拉为耶稣会士写了《精神锻炼》一书。此外，教会还采用文学形式传播它的反动思想，产生了西班牙女僧铁列莎的赞美诗和大批其他宗教文学作品。以上这些作品都宣传神秘主义、禁欲主义，肯定教会的统治，目的在于压制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世俗封建文学一方面常和宗教神秘主义文学合流，如十五至十七世纪在西班牙流行的神秘主义诗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回光返照的骑士文学，如十五世纪英国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在西班牙风行一时的《高卢的阿玛狄斯》。骑士传奇在意大利也仍然很流行。这时的世俗封建文学，总的说来，是中古封建文学的末流，标志着封建贵族的没落。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人文主义文学为主流。它以深刻的思想内容、高度的艺术概括、自由的结构、包罗万象的人物、生动有力的语言，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表达了新兴阶级的理想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推动了欧洲文学的发展，为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础，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贡献。　第二节　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的文学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在十四世纪，富裕的商人、手工业工场主、银行家成为北部城邦里新兴的统治阶级。这个新兴阶级需要文学艺术丰富它的精神生活，反映它的生活理想，也需要科学技术增加它的财富。它培养出大量为它服务的人才：法律家、外交家、艺术家、诗人和学者。这些人重视现世生活，强调个人作用，蔑视否定现世的基督教；他们研究人和人的生活，宣传人文主义思想。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和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意大利的文学艺术有了高度的成就。　　古希望、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对人文主义思想和诗人、艺术家的创作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这些思想家和诗人更重视罗马文化，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渐渐觉醒，渴望意大利统一；作为古罗马的“后裔”，他们追本溯源，向往罗马古代的光荣。　　意大利并未能得到统一。它从十五世纪后期起，成为法国和西班牙的侵略对象。到了十六世纪，意大利战争频繁，大部分地区受西班牙控制，许多城邦已经变为封建式的公国，同专制暴君统治着。加上东方贸易因土耳其势力膨胀而陷于停顿，商运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也使意大利经济凋零，工商业活动范围缩小，资本转入农业，又回到落后的封建制度。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政治的日趋反动，宗教裁判所势力的猖獗，进步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布鲁诺、康帕内拉、伽利略等遭受迫害，人民起义受到残酷镇压，文艺复兴也就在意大利结束了。　　在文学上，文艺复兴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号称人文主义先驱的彼特拉克的卜伽丘。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生于佛罗伦萨。他父亲是当地一个公证人，和但丁同时被流放。彼特拉克本人早年旅居普罗旺斯多年，曾漫游法国、弗兰德斯和莱茵河流域。他喜欢搜集希腊、罗马古籍抄本，研读罗马著名作家的著作，说西塞罗和维吉尔是古典学问的“两只眼睛”。一三七四年罗马市民群众起义，反对贵族的暴虐统治，彼特拉克写信给起义首领科拉·底·里恩佐表示支持。彼特拉克的著作大部分是用拉丁文写的，如他的叙事诗《阿非利加》(1342)。诗中颂扬了古罗马西皮奥击败汉尼拔的英雄事迹，他希望这部作品能使他“永垂不朽”。但他最优秀的作品是用意大利文写的抒情诗集《歌集》。　　《歌集》主要歌咏他对女友劳拉的爱情，也包括少量政治抒情诗，诗中赞颂祖国，号召和平与统一，揭露教会的腐化。《歌集》反映出诗人内心的矛盾：热爱生活和自然，渴望人间的幸福，追求爱情和荣誉，但不能和宗教传统及禁欲主义思想决裂；有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而又脱离人民，轻视群众。这些矛盾正是从中古过渡到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矛盾。他的抒情诗继承普罗旺斯和“温柔的新体”诗派的传统，克服了抽象性和隐晦的寓意，表现了新的人文主义精神，使爱情诗接接近生活。诗人在劳拉身上寄托他关于美和精神品质的理想，同时也对她的形体之美一再加以歌颂。彼特拉克对于自然之美也很敏感，有些诗把歌颂劳拉和描绘自然结合起来，《清、凉、甜蜜的水》这首诗就是显著的例子。彼特拉克善于叙述内心的变化和抒写爱情的经验，超过以前的诗人。这些诗都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念。他的《歌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为欧洲资产阶级抒情诗开创了道路。《歌集》中占大部分的十四行诗达到艺术上的完美，成为欧洲诗歌中一个重要诗体。　　乔万尼·卜伽丘(1313-1375)是一个商人的儿子，早年在那不勒斯经商，接触以宫廷和贵族骑士生活，熟读罗马古典文学作品。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住在佛罗伦萨。在这一城邦的政治斗争中，他拥护共和政体，反对贵族和勾结贵族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但是轻视下层群众。他和彼特拉克交往，热心研究古代典籍，是第一个通晓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　　卜伽丘的早期作品是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传奇和叙事诗。他的杰作是《十日谈》(1348-1353)。这部作品的开端叙述十个男女青年为躲避黑死病，在佛罗伦萨乡间一个别墅里住了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有的取材于中古行吟诗人的传说，有的取材于东方故事集(如《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但反映的主要是当时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故事多半以爱情和聪明机智为主题，也常常把二者结合起来。作者塑造了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他揭露讽刺天主教僧侣和封建贵族生活腐朽、道德败坏，称道商人、手工业者等聪明勇敢，赞美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卜伽丘热爱现世生活，坚决反对禁欲主义，在思想上比彼特拉克更前进一大步。他的创作表现出文艺复兴初期的民主倾向。他最进步的思想是对于封建社会中阶级不平等和男女不平等的批判(如第4日第1故事和第6日第7故事)。但是《十日谈》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于放纵的情欲描写过分，也有道德说教的地方。　　《十日谈》在欧洲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发展了中古的短篇故事，不仅叙述事件，并进而概括现实，塑造人物，刻画心理，描绘自然。作者有意识地注意结构上的技巧，例如使用框形结构，把一百个故事镶嵌在一起；在第一日第九故事里把情节发展的转折点放在两个主题的交叉点上。他创造了一些巧妙的讽刺手法。卜伽丘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十日谈》的散文以古代罗马作家为典范，结构完整，文笔精炼，善用对比，语言丰富、鲜明、生动，为意大利散文奠定了基础，正如《神曲》为意大利诗歌奠定了基础一样。《十日谈》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西欧各国文字，对十六、七世纪西欧现实主义文学发生过很大影响，为欧洲近代短篇小说开了先河。此后一直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短篇小说风行一时，短篇小说家都继承卜伽丘的创作传统，写出当时资产阶级所喜爱的接近现实而又复杂曲折的新故事。　　卜伽丘死后一直到十五世纪中叶，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主要表现在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上，没有出现重要作家。十五世纪中叶以后，诗人、作家虽然众多，甚至像米开朗琪罗那样的大艺术家也写出过不少优秀的抒情诗，但他们的意义不能同文艺复兴早期的彼特拉克和卜伽丘相比。这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就主要在绘画、雕刻、建筑和科学方面，同时民间文学也得到提倡和发扬。　　把人文主义思想和民间文学题材融合在一起，在艺术上有一定成就的是卢多维科·阿利奥斯托(1474-1533)。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为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服务多年。他的代表作是传奇体叙事诗《疯狂的奥尔兰多》(1516-1532)。这部长诗情节复杂，主要线索有三条：奥尔兰多(即罗兰)对安杰丽嘉的爱情；查理大帝及其骑士对回教徒的战争；鲁杰罗对勃拉达曼提的爱情。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线索。奥尔兰多迷恋安杰丽嘉，为寻找她走遍天涯地角，后来知道她已和梅多罗结婚，他由于气愤和绝望而发了疯。在发疯的场面，作者描写奥尔兰多的心理变化深刻入微，是全诗的顶峰，作品即由此得名。诗人以这三条线索为纲，把许多故事巧妙地穿插在一起，但叙事、抒情和田园诗的成分、悲剧和喜剧的因素、严肃和诙谐的情调互相交错配合。书中人物，除了英雄美人以外，还有魔术师、妖精和仙人。作者对于冒险离奇的骑士故事都用嘲讽态度来处理，用以说明骑士生活的复活是不可能的，使这部富于幻想的长诗具有了现实意义。诗中歌颂了爱情、友谊以及忠贞、勇敢和牺牲精神。热爱现实世界，热爱人体、自然和艺术之美，反对宗教偏见和禁欲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诗中得到反映。作者有时也谴责外国侵略者和意大利各据一方的暴君们，希望意大利实现和平与统一。阿利奥斯托的诗音韵和谐，语言鲜明生动。他的创作对于后来欧洲叙事诗很有影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后的著名诗人是托夸多·塔索(1544-1594)。他生在一个廷臣和诗人的家庭，作过菲拉拉公爵艾斯提家族的宫廷诗人，由于神经失常被监禁七年之久。塔索是人文主义者，对于爱情、美和感官的快乐有热烈的要求。而这时天主教教会为了抵制宗教改革运动，加强了有关宗教信仰的控制，引起他的内心矛盾，他怀疑自己的宗教思想是否正统，害怕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他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1575)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这部作品以歌颂的态度叙述第一次十字军将士在高弗莱多·底·布留尼的统帅下，经过种种挫折和残酷的战斗，最后取得对回教徒的胜利，攻下圣城耶路撒冷。这个主题在当时有政治上的现实意义。土耳其断绝了意大利东方贸易的出路，威胁着意大利本土，作者要唤起英雄精神，抵抗土耳其的扩张。他又企图通过基督教与异教的斗争和两种文化思想的冲突来显示基督教信仰的力量，这和当时天主教反对宗教改革的运动有联系，但是诗中异教因素往往战胜了基督教因素。许多故事描写爱情的力量战胜了基督教信仰，如里那尔多由于迷恋魔女阿尔米达而忘记了自己的基督教战士的责任。塔索所要表达的宗教思想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天主教教会强加在人们头上的，它毫无打动人心的力量。基督教英雄史诗的创作源泉事实上早已枯竭，塔索塑造出来的基督教英雄高弗莱多也只能是一个抽象的人物。可是在一些表现非基督教精神的人物形象和场面的描写上，这部长诗却显示出它的艺术威力，闪耀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后的光芒。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文艺理论的探讨十分活跃。他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为诗歌辩护，因为当时天主教会认为诗歌不能表现真理而且伤风败俗。在早期，彼特拉克和卜伽丘都认为诗歌能用寓意表达真理，起到教育作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研究亚理斯多德《诗学》和贺拉斯《诗艺》的风气盛极一时。但是形成两派：保守派把亚理斯多德的理论看成普遍永恒的“法则”；革新派则强调民族、时代和风俗习惯不同，不能完全走古希腊、罗马的老路，为一些新兴的文学体裁进行辩解。这两派的“古今之争”在十七世纪的法国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三节　德国文学　　德国在十六世纪是封建统治下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政治上是分裂的，经济力量是分散的，但是资本主义因素在个别城市中有所发展。罗马天主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皇权和封建诸侯对人民进行重重剥削，使农民、城市平民直至部分小贵族都对现存制度感到不满。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冲击。宗教改革在欧洲产生了很大影响，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路德派新教已传入北欧以及英、法、波兰等国。德国的民族感情在这一世纪的革命高潮中觉醒起来。德国各地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延续数十年之久，他们“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但最后遭到诸侯们残酷的镇压。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人文主义者反教会、争取思想自由的作品，宗教改革和农民起义中富有战斗性的政论文和从中古时期发展来的民间文学。　　在德国，人文主义思想多半在各大学的学者中间传布，它代表早期资产阶级想从中古的蒙昧主义和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要求。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约翰·赖希林(1455-1522)编纂了《蒙昧者书简》(1515)，这些书简在罗马讽刺诗人的影响下，借蒙昧的神学家的口吻，模拟他们拙劣的拉丁文，揭露经院学者和僧侣们的狭隘无知以及教会的道德败坏。德西德利乌斯·埃拉斯慕斯(1466-1536)生于尼德兰的鹿特丹，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学识渊博，先后旅居法、英、德、意、瑞士各国，和莫尔友善。他的著名文学讽刺作品、用拉丁文写的《愚蠢颂》(1509)，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观点出发，通过“愚蠢”这个人物的自白，揭露僧侣的虚伪愚昧，批判诸侯争权夺利的战争，嘲讽迷信，肯定现世生活。这些人文主义者的著作有积极意义，但他们用拉丁文写作，和人民有相当大的距离。最富有战斗性的人文主义者是乌利希·封·胡登(1488-1523)，他参加过济金根的骑士起义，是《蒙昧者书简》第二部(1517)的主要撰稿人。《书简》第二部比第一部词锋更为锐利，给教会以毫不容情的抨击。他也用德语写诗，表达自己鲜明的战斗立场。他模仿琉善写作《对话录》，并把其中最主要的几篇从拉丁文译成德语，有两篇通过作者和“热病”的对话表示出对自己民族的热爱，涉及当时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重大问题。他以文学为武器，反对诸侯的分裂统治和罗马天主教会对德国人民的压迫，努力唤起人民的民族意识。　　马丁·路德(1483-1546)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他在1517年宣布宗教改革纲领，1520年写成《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反对教皇干涉王权，呼吁德意志教会摆脱罗马教皇种种不合理的控制，并提出一系列反对天主教教义的主张，要求建立新教。从1517到1533年，他根据人文主义学者对古代语言研究的成果，采用人民语言，把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圣经》译成德语。他的《圣经》译本使农民和平民能够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并对于促进德国民族语言的统一发生重大影响。他写过许多赞美诗、论争性散文和寓言，最流行的一首赞美诗是《我们的上帝是一府坚固的保垒》(1525)。“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作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　　但是路德逐渐和诸侯妥协，背叛了人民。把人民的宗教改革进行到底，彻底反对封建统治的是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闵采尔以牧师的身分，在宗教外衣下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于1525年失败被杀害。他倡导一种原始的共产主义，要求平均分配财富，在宗教问题上他已不局限于抨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是更进一步抨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接近于后来的泛神论和唯理主义。他的《对诸侯讲道》(1524)号召萨克森的诸侯反对天主教，而他的《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则进一步抨击封建统治者。他在他的《论据充分的辩护词》里把路德称为“维登堡的行尸走肉”，宣告与路德断然决裂。1525年他发布《致阿尔斯特德人民书》，号召城市贫民与农民联合起来，举行起义。这些文件论证充足，热情充沛，是用火热、锋利的语言写成的，是德国最早的优秀的革命宣传文字。　　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一时期民间文学极为繁荣。因为新兴市民阶层需要文化生活，而印刷术的普遍使用提供了满足这一需要的条件。中古晚期流行的小故事和“笑话”大大发展，不少“笑话”收集成册。民间故事书也风行一时，或取材于中古传说，或取材于东方和南方国家的故事，良莠不齐。其中意义较大，能反映时代生活的有《梯尔·厄伦史皮格尔》(1515)。书中主人公厄伦史皮格尔是一个农民，作品通过他把许多民间故事和笑话串联在一起。有的故事写手工业行会师傅受到厄伦史皮格尔的愚弄；有的写厄伦史皮格尔以农民的机智战胜了统治阶级，或对教会进行批评。例如故事之一叙述厄伦史皮格尔被一个伯爵雇佣为守塔人，因为伯爵苛待他，使他常常挨饿，他便使出妙计，捉弄伯爵，伯爵责问他为什么这样作，他答道：“谁挨饿受罪，谁就会想出一些计谋来。”这部作品反映了农民在革命前夕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宗教改革的要求。另一部民间故事书是《浮士德博士的生平》(1587)。浮士德实有其人，出生于十五世纪末的德国，传说他通晓天文地理，懂得魔术，死于1540年。故事书叙述浮士德和魔鬼订约，把肉体和灵魂卖给魔鬼，魔鬼答应为他服务二十四年，满足他的一切愿望。他和魔鬼上天入地，纵论天文地理，并追求人生享乐。作者虽然站在宗教立场反对浮士德，但从浮士德的言行里也反映出文艺复兴时代探索宇宙奥秘，追求知识的冒险精神，因而引起人民广泛的兴趣。同时代英国作家马娄和后来歌德都以浮士德为题材，写出他们的名著。　　这一时期来自社会下层的一个多产作家是汉斯·萨克斯(1494-1576)。他是个鞋匠，主要的成就是戏剧与诗歌。他提高了手工艺人的诗歌，把中古的宗教戏剧发展为反映人民生活的讽刺戏剧。这些戏剧大都取材于民间故事，描写的对象有市民、农民、奴仆、骑士、流浪汉等。他的作品，形象生动，语言通俗幽默，内容和形式都为当时人民所喜爱。但是他反映的生活面狭窄，对现存社会制度表示满足，局限于投合市民阶层的趣味。　　宗教改革的不彻底，农民革命的失败，加强了德国的分裂。这一世纪德国没有能产生像英国、法国、西班牙那样杰出的民族文学，但是在这动荡时代，德国文学是和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它接受人民群众，具有现实主义因素。　第四节　法国文学和拉伯雷　　十五、十六世纪是法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某些手工业部门已超出中古行会的范围，手工业工场开始出现。商业也相当活跃，里昂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市场。但法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农业国。　　十六世纪的法国是西欧最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王权地位相当巩固。贵族地主需要王权镇压农民起义，保护他们的封建特权。天主教教会虽然和国王有矛盾，但它仍要依靠王权来排斥“异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也是王权的可靠同盟者，他们借钱给国王，包收国税，购买官职。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逐渐贵族化，当上法官，成为“穿袍贵族”。城市平民和农民受到重重剥削和压迫，城市起义和农民暴动日趋频繁。　　十五世纪末，法国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意识。在意大利的影响下，人们开始钻研希腊文学和哲学，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传播。毕代(1467-1540)、拉伯雷、杜尔奈伯(1512-1565)、拉缪(1515-1572)等是法国最早的人文主义者。教会和巴黎大学仇视新思想，有时甚至企图使用消灭肉体的野蛮手段来消灭人文主义思想，1546年野昂的语言学家、印刷商多雷(1509-1546)被处绞刑和火刑，就是这种迫害的著名例子之一。　　法国的宗教改革是在加尔文派的领导下进行的。加尔文(1509-1564)最初曾受到路德的影响。“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所提倡的教会制度比较民主，是“选民公社”制度。加尔文信徒在法国称为胡格诺教徒。1540年法国设立宗教裁判所，大肆镇压加尔文信徒。1562年开始的胡格诺战争延续了三十多年之久，这场残酷的宗教内战也是一场大封建主争权夺利的战争。　　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有时也得到王权的支持。弗朗索瓦一世在人文主义者毕代的建议之下，1530年成立以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为主的法兰西学院，和巴黎大学相对抗。弗朗索瓦的姐姐玛格利特·德·那侥尔的宫廷，是受教会和巴黎大学迫害的人文主义者和加尔文信徒的避难所。　　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有两种不同倾向。具有贵族倾向的七星诗社中的抒情诗人肯定生活，歌颂自然和爱情，反对禁欲主义，有时也关心人民疾苦，但他们更注意的是民族语言的统一和民族诗歌的建立。民主倾向作家如拉伯雷则和人民比较接近，对封建势力和教会予以猛烈的抨击。这两种作家都钻研古代的文学、历史、哲学。拉伯雷是有名的希腊语文学者，他从古希腊文化吸取精神力量，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同时也大量采用民间故事来丰富他的作品。七星诗社作家更多地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榜样进行创作，表达人文主义思想，而对于民间文学和人民语言则极端轻视。　　这一时期小说和抒情诗最为繁荣。中古后期曾经泛滥一时的骑士传奇已不受欢迎。骑士阶层衰落了，人们对骑士冒险生活不再感兴趣；识字的人多起来，从听故事转到读故事。这样，散文故事和小说应运而生，代替了用诗体撰写的骑士传奇。故事作家中值得一提的是玛格利特·德·那伐尔(1492-1548)。她的《七日谈》(1558)是模仿《十日谈》而写的故事集。小说中，拉伯雷的《巨人传》成就最高。至于抒情诗，在维庸以后，法国尽管有不少诗人，像修辞派诗人、野昂派诗人等，但他们都未写出有价值的诗歌。在七星诗社以前，稍有成就的是克雷曼·马罗(1495-1544)。他接受宗教改革运动，屡遭迫害。他采用罗马文学中的诗简、讽刺诗等形式进行创作。作品中反映的社会面比较狭窄，但有一定的真实感情。他是从维庸过渡到七星诗社的桥梁。小说和抒情诗之外，法国人文主义者在语言学和翻译古代作品上也作出了成绩。到了十六世纪后半期，散文得到发展，文艺复兴后期最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蒙田的《散文集》是法国第一部最优秀的散文作品。　　弗朗索瓦·拉伯雷(1495?-1553)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他出身于律师家庭，早年受僧侣教育，在僧院里就已研读古希腊文学和哲学。不久，他和毕代通信，到法国各地游学，和散居各地的人文主义者讨论问题。游学时期，他有机会接近人民，增加了对社会的认识。他对数理、医药、考古、天文、植物等都作过钻研。1530年后，他在里昂行医，是法国最早研究解剖学的医生之一。他不仅用医药减轻病人的痛苦，还写些故事供他们消遣，他的文学创作就是这样开始的。长篇小说《巨人传》共五部，1532年后陆续出版，被巴黎大学和法院宣布为禁书，拉伯雷先后到意大利和法国小城躲避。《巨人传》第一部的主人公是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他生下来便会说话，喝一万七千多匹母牛的奶，他的衣服用一万二千多尺布制成。这种夸张的描写是要说明人的力量是巨大的。卡冈都亚最初受中古经院教育的毒害，后来人文主义教育才把他解救出来。他到巴黎旅行，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锻炼。这时，他的国家受到邻国国王毕可肖的侵略，他率领若望修士等击退敌人。他建立德廉美修道院酬答若望的功劳。第二部的主人公是卡冈都亚的儿子庞大固埃。他一开始就受人文主义教育。祖孙三代巨人，一代比一代受到更好的教育，一代比一代幸福，反映了作者的人类不断进步的思想。第三部用很多篇幅讨论巴汝奇要不要结婚的问题，在这里作者对宗教迷信加以揭露和嘲笑。随后庞大固埃、若望修士和巴汝奇等一起出发到世界各地寻找“神瓶”。第四、五两部写他们在旅行中遇到无数骇人听闻的事。第四部的第五章到第八章写巴汝奇和羊商斗智的一段是书中最精彩的故事这一，饶有民间故事风味。第五部的讽刺比前四部更尖锐，对违反自然、抵制科学的教会势力和危害人民的封建司法作了猛烈的抨击。庞大固埃一行人走过许多地方后，终于找到了“神瓶”。“神瓶”给他们的答复是：“喝呀。”作者的意思是教人吸取人类的知识，以此来武装自己。　　拉伯雷在《巨人传》第五部的序言里谈到他为谁写作，他形象地说，他“要伺候石工，替石工烧火煮饭”。小说中的巨人在法国民间创作中早已存在。格朗古杰是十五世纪一个民间笑剧中的人物，卡冈都亚的名字早已见于民间故事，庞大固埃曾经在中古时期的神秘剧里出现过，他为人机警，喜欢恶作剧。《巨人传》中穿插着一些民间故事，赞扬劳动人民的善良品质，歌颂他们的勇敢和智慧。　　拉伯雷的巨人思想贯穿在整部作品中，体现在三个巨人的形象上。他们一方面食量过人，饕餮好酒，纵情享乐。作者以赞赏的口吻肯定他们的享乐人生观，这是对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嘲讽。另一方面，他又把一些优良品质赋予他的巨人。格朗古杰爱和平，爱人民。他的国土被敌人侵略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是人民的利益。卡冈都亚对教会很不恭敬。巴黎圣母院是教会权威的象征，卡冈都亚却把它的大钟从钟楼上取下来，作为马铃，使巴黎大学神学家们惊惶失措，乱成一团。他指出教会是是非丛生之地，修道生活是违背自然的。他主张人们自由发展，不受宗教教条的束缚。庞大固埃体现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奇心理和创造精神，他游历冒险是为了探索宇宙的秘密，寻求真理。这三个巨人的形象虽然表面上荒诞不经，甚至不可思议，但实际上作者是把他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象征来塑造的。十六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到，要解放被封建制度束缚了几百年的生产力，人的力量的解放是首要问题。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是知识渊博的人，是人文主义者拉伯雷的理想人物。　　如果说巨人的形象主要是用浪漫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的，那么在巴汝奇的形象上则有较多的现实主义成分。他是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所产生的一种人物类型，他用狡猾方式进行剥削，谋求个人利益。他向老百姓借钱，说尽一切好话，钱到了手，老百姓休想他还债。他有时也会吃点亏，但有仇必报。羊商因为得罪了他，便死在他的手里。可是，拉伯雷对这个资产阶级典型人物是同情的，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好孩子”，把他写成狡猾中有幽默，非常乐观，他在庞大固埃等人消灭害人的恶魔和邪恶的巨人时，也起了一定作用。　　拉伯雷对僧侣有深刻认识，揭露他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但他也塑造了出身于下层僧侣的若望修士的理想形象。修道院遭受劫掠，院长和其他修士慌成一团，“以唱赞美诗和作祷告来抵抗敌人，用美丽的词藻来祈求和平。”若望修士却立刻拿起武器，抗击敌人。他为人诚实，心地善良，尽管语言粗野，但直爽可亲。　　《巨人传》的主要特点是揭露性强。作者认为宗教迷信妨碍社会向前发展。巴黎大学的神学家妄想统治精神世界，他们成为拉伯雷嘲笑的对象。他指出巴黎大学经院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讽刺安岱雷希王国的女王把抽象、本质、外形、概念、想象这“五种元素”作为主要食粮。他揭露反动的罗马教廷，说它是“对世界的威胁”。他愤怒抨击封建司法。穿皮袍的猫王是非常可憎可怕的畜生，是非不明，曲直不分。它们的法律好比蜘蛛网，专捕捉小苍蝇、小蝴蝶，不敢惹大牛蝇。它们身上挂一个开口大袋，用来接受贿赂。拉伯雷继承了法国中古城市文学的传统，对后来的讽刺文学有很大影响。　　《巨人传》描写的德廉美修道院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在这个修道院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尔虞我诈，而是互相信任。不论男女，都可随时进院修道，也可随时退出。他们不受任何教规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人人都可以发财致富，自由自在地生活。”修道院只有一条院规：“做你所愿做的事。”拉伯雷标榜的社会原则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　　拉伯雷认为解放人的力量要通过教育。因此，教育问题在《巨人传》里占很重要的地位。拉伯雷强调教育要把体育锻炼包括在内。他批判中古经院教育窒息“人的天性”，提出新的人文主义的教育方案，主张使人全面发展，培养“全知全能的人”，也就是适应当时资产阶级需要的人。他特别强调知识的作用，以为人类只要掌握了科学，在学问上成为巨人，就有力量和黑暗势力作斗争，为人类创造美好光明的幸福世界。　　《巨人传》没有严密的结构。第一、二两部还有一定的脉络可寻，故事围绕着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两个巨人的经历而发展。最后三部只凭庞大固埃等的游历冒险这条线索把故事无限地延长下去。作者利用这种结构形式，在广阔的背景上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特别注意人物外形的描绘，但有前后不一致之处。庞大固埃在第三部还是个魁梧的巨人，第三部以后却好像和平常人一样了。《巨人传》的语言富于创造性，有时气势磅礴，热情充沛，有时庄严雄辩，但也有一些段落流于庸俗粗野。拉伯雷大量运用各行各业的语言，这说明他对社会下层的行话也很熟悉。他往往一连使用几个意义相近的词来描写一个动作或表达一个概念。这是拉伯雷的夸张手法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说明十六世纪的法兰西语还未固定下来。　　七星诗社是由六个人文主义作家和他们的老师希腊语文学者多拉共七人组成的，他们大都出身社会上层。由杜·贝雷执笔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1549)是七星诗社的宣言书，随后龙沙又陆续发表一些文章和著作，进一步阐述他们的理论。他们表示要为法兰西民族语言统一，为建立一个可以和希腊、罗马媲美的法国诗坛而奋斗。他们反对用拉丁语或外国语从事文学创作。他们肯定法兰西语可以用来表达高深的学问和思想，但也承认法兰西语词汇需要加以丰富，提出向希腊和拉丁语假借词汇，把旧字改造成新字，创造新词等办法来“发扬”法兰西语。他们对劳动人民语言的歧视是他们的理论脱离人民的表现。他们主张采用希腊、罗马文学的诗体和意大利十四行诗体，摈弃民间诗歌所使用的诗体，这也暴露了他们轻视民间创作的贵族倾向。他们在法兰西语言文学方面开始的工作，到十七世纪才为古典主义作家所完成。　　彼埃尔·德·龙沙出身贵族家庭，他的老师多拉说他会成为“法兰西的荷马”。龙沙的第一部诗集《颂歌集》(1550)是模仿古希腊诗人品达的作品。后来，他转而模仿另一个希腊诗人阿那克瑞翁和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他写过很多作品，运用过各种各样的诗体。在《关于时代灾难的时论诗》(1562)里，他大声疾呼，要求停止宗教内战。龙沙是法国第一个近代抒情诗人。他把爱情作为诗的主题。他热爱现世生活，追求欢乐。他的抒情诗亲切轻松，自然景色的描写和诗的感情相当协调，但过于刻意模仿造作。他在十六世纪欧洲有很高的声望，十九世纪有些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很推崇他。　　七星诗社其他诗人中以卓阿金·杜·贝雷的抒情诗写得较好。他的初期作品模仿彼特拉克，很不自然。他在罗马居住时所写的《悔恨集》(1558)的主题是爱情、友谊和乡思，摆脱了初期的模仿作风，写出内心的蕴结和悲伤。　　七星诗社的爱缔安·若岱勒是个剧作家。悲剧《克莉奥佩特拉》(1552)是他的代表作，以古代罗马历史事迹为情节，具有后来古典主义悲剧的一些特征。十六世纪法国产生了好几个剧作家，其中以罗伯特·加尼埃(1524-1590)的成就较高。他写过七部悲剧，罗马悲剧家塞内加对他影响很大。这时候的剧作家在人文主义运动的促进下，向古代文学和历史著作寻找故事情节，模仿古代剧作家。有的人从意大利接受三一律，开始探索戏剧理论。从这些现象看来，十六世纪可以说是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萌芽时期。　　杰克·阿米奥(1513-1593)翻译过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他的译本(1559)不但对丰富法兰西语的词汇，而且对西欧文学贡献都很大。一些古典主义作家曾向他的译本寻找戏剧创作题材。　　米舍勒·爱冈·德·蒙田(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作家，先后当过法院顾问和市长。他从小便学会了拉丁语。他读古希腊、罗马作品时不断写心得，作笔记，为他后来的《散文集》(1580-1588)打下基础。这部文集是很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构成的，每篇有一个题目，讨论一个独立问题，彼此之间不一定有联系。他生活优裕，对当时法国激烈的阶级斗争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同时，动乱的时代又使他深感个人生活受到威胁，产生了怀疑论的思想。在《散文集》中最著名的一篇《为雷蒙·德·塞崩德辩护》里，他说人是渺小的，人和禽兽不同之处在于人能够思考。正因如此，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就有分歧意见，有矛盾。人人都自以为掌握真理，别人总是错误的，于是产生争论，甚至导致战争。其实，几百年来，人类追求真理，其结果只是证明自己的无知。他教人不要说：“我懂得，”要说：“我懂得什么呢?”他这种情绪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人文主义者的精神状态，他们对旧的信要失去信心，而对新的事物又缺乏高度热情。蒙田怀疑，但不否定一切。他认为生活是真实的，应当尽量享受它。享受生活首先要精神自由，心情恬静，不让习惯、偏见等束缚自己的思想，不让贪婪、吝啬等欲念扰乱自己的心情。《研究哲学就是为了学死》一文教人不要害怕死亡，尽情享受生活。他这种思想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对他说来，只要个人真正享受到生活的快乐，什么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都无足轻重。《论儿童教育》一文也反映了他的怀疑和享乐的思想。他不主张把很多知识教给儿童，认为这会给他们带来痛苦，而不是快乐。他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所谓道德高尚、悟性高、判断力强的“绅士”。他的观点代表法国资产阶级上层的观点。蒙田用漫谈的口吻写《散文集》，给读者以亲切自然之感。他的文章富有形象性，不乏诗意。《散文集》在法国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蒙田也是欧洲近代散文这一体裁的创始人。　第五节　西班牙文学和塞万提斯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西班牙结束了反摩尔人侵略的斗争，国家趋于统一。1469年卡斯提尔公主伊莎贝拉和阿拉贡国王斐迪南联姻，标志了西班牙专制君主制国家业已形成。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在美洲进行残酷的殖民活动，掠夺了大量的黄金。查理一世1516年继位，1519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改称查理五世，西班牙成为称霸于欧、美两洲的强大王国。国内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王权的鼓励下一度繁荣。　　西班牙的强盛时期极为短暂，十六世纪中叶后已经开始衰落。资本主义关系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王权很快走向反动，不断发动对外掠夺战争，大量耗费资财。专制王权又和教会勾结，镇压一切进步思想。“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但是，西班牙人民从未停止过斗争，反抗专制政府和天主教教会黑暗统治的起义连续不断。　　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出现一些人文主义学者，他们创办学校，批判宗教偏见，介绍并模仿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文学，传播人文主义思想。但是人文主义思潮遭到反动统治的摧残，发展迟缓。贵族骑士文学流行一时，反动的宗教思想对文学也有很大影响。十六世纪后半期，人文主义文学才达到繁荣，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西班牙文学进入“黄金时代”，以小说和戏剧的成就为最大。　　小说方面，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骑士传奇和田园传奇虽很流行，但是在一部对话体的小说《瑟列斯丁娜》(1497)中，已经出现了以下层人民为主人公，描写社会现象的新倾向。　　十六世纪中叶，西班牙产生一种新的小说类型——流浪汉小说。这种小说和中古市民文学有相通之处。西班牙城市发达较晚，流浪汉小说就是城市发达后的产物。它多半描写城市下层生活，并从下层人物的角度去观察和讽刺一些社会现象。主人公常是失业者，在封建和资本主义交替时代，靠个人机智谋求生存，抵抗压迫。他们没有什么道德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往往表现出玩世不恭的态度。这种小说所反映的正是当时西班牙骑士传奇作家所不屑于反映的生活，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成分。　　西班牙最早、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流浪汉小说是《小癞子》(1553)，全名为《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作者不详。小说由主人公小癞子自述他的经历。他从小就离开贫困的家庭，供人驱使，最初给一个刻薄的瞎子领路。后来他侍候一个吝啬的教士，因为偷吃面包，被赶了出来。第三个主人是绅士，此人穿着漂亮，气派华贵，可是身无分文，靠小癞子每天乞食供养。以后小癞子的主人有教士、出卖赦罪符的僧侣、驻堂神父、公差等。这些人大都贪婪吝啬，靠欺诈为生。他也学会了欺诈，中求发迹，不顾廉耻。最后，他当了叫喊消息的报子，靠不义之财，靠妻子和神父私通，过着富裕的日子。　　这部小说通过小癞子的流浪史，写出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物，以幽默俏皮的手法，大胆地讽刺了僧侣的欺骗、吝啬、贪婪、伪善，贵族的傲慢和空虚，揭露了西班牙社会的腐朽和衰落。作者善于刻画形象，语言简洁流畅，叙述生动自然，笔调辛辣有力，他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体裁，受到广泛的欢迎。　　大约半个世纪以后，西班牙出现另一部重要的流浪汉小说：马提欧·阿列曼(1547-1614)的《阿尔法拉契人的古斯曼》上下两部(1599，1604)。他模仿《小癞子》的写法，以更大的规模反映西班牙社会生活。此后，这种小说大量出现，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初期。　　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一般采用自传体的形式，以主人公的流浪为线索，人物性格比较突出，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广阔的社会环境描写交织在一起，已初具近代小说的规模。但是主人公的性格没有发展，情节和情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对于以后欧洲小说的发展，特别在长篇小说的人物描写和结构方法上，有过深远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在小说方面的最高成就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1547-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生于西班牙中部一个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医生。1569年他到意大利，后来参加西班牙驻意军队。在对土耳其的海战中他带病上阵，负了重伤，左手残废。1575年回国途中，他被土耳其海盗掳去，在阿尔及利亚服苦役五年，1580年由亲友赎回。他以一个英雄的身分回国，但是后半生却贫困潦倒。他曾任军需官、税吏，接触到农村生活；他一度因不能上缴公款而入狱。这种种经历使他逐渐看清了西班牙的现实和人民的被压迫地位。　　塞万提斯曾采用当时流行的各种体裁进行创作，他写抒情诗、讽刺诗，也模仿田园传奇和骑士传奇写了《伽拉苔亚》(1585)和《佩尔希莱斯和西吉斯蒙达历险记》(1617)，他写过长诗《巴尔那斯游记》(1614)，也写过许多剧本，出版的有《喜剧和幕间短剧各八种》(1615)和悲剧《奴曼西亚》(1584)；小说方面有短篇小说集《训诫小说》(1613)、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其中以悲剧和长短篇小说较为重要。　　悲剧《奴曼西亚》以古代西班牙奴曼西亚军民反抗罗马侵略者的历史为题材，写法类似中古道德剧，剧中出现许多寓意性的人物。奴曼西亚人在罗马军队围困下坚持抗战十四年，他们的遭遇惨绝人寰，但始终英勇不屈。最后，罗马军破城而入，全体居民自杀殉国。塞万提斯这部悲壮动人的历史悲剧歌颂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性格，深受人民喜爱。　　《训诫小说》包括十三篇作品，其中有曲折的爱情故事，有世态风俗写照，也有哲学议论。这些小说受到意大利小说的影响，但充满着西班牙生活的特色，表现了作者反对封建偏见，反对压迫奴役，肯定个性自由，同情人民遭遇的人文主义思想。　　《堂吉诃德》是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小说的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共两部。第一部出版于1605年，立刻受到读者欢迎，反动集团在1614年出版了一部伪造的续篇，歪曲塞万提斯的作品。塞万提斯为了抵制伪作的恶劣影响，立即写完第二部，1615年出版。　　当时西班牙王权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去鼓动贵族建立世界霸权，而美化封建关系、情节离奇虚幻的骑士传奇正适合他们的需要。塞万提斯痛恨这种文学，他在全书的自序中公开宣布他要“攻击骑士小说”，“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　　《堂吉诃德》故意模拟骑士传奇的写法，描述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堂吉诃德是拉·曼却地方一个穷乡绅，本姓吉哈达，他读骑士传奇入了迷，想当游侠骑士。他拼凑了一副破烂不全的盔甲，自称为堂吉诃德，骑上一匹瘦马，取名“驽骍难得”，而且仿照骑士的作法，物色了邻村一个养猪女郎为自己的意中人，给她取个贵族名字叫杜尔西内娅·台尔·托波索，决心终身为她效劳。一切齐备，他就离家出走，从事游侠，前后共三次。最初一次，他单枪匹马出游，受伤而后。后来，他找了邻居桑丘·潘沙作侍丛一同出去。堂吉诃德满脑子都是骑士传奇中的古怪念头，以为处处是妖魔鬼怪，是他冒险的机会。他把风车当巨人，把旅店当城堡，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羊群当军队，把苦役犯当作受迫害的骑士，把皮酒囊当作巨人头，不顾一切地提矛杀去，结果闹出无数荒唐可笑的事情。这些行动不但害了别人，也使自己挨打受苦，弄得头破血流。但是他执迷不悟，直到几乎丧命，才被人抬回家中。临终时他醒悟过来，立下遗嘱，不许他的唯一的亲人侄女嫁给骑士，否则她就得不到遗产。　　《堂吉诃德》揭露了骑士传奇的荒唐和危害(如第1部第6章、第48章)，尽情嘲笑了骑士理想和骑士制度。从这部小说出版以后，西班牙再也没有出现过骑士传奇。　　作者通过堂吉诃德主仆的游侠经历，反映了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的广阔的社会现实。小说中出现将近七百个属于各阶层的人物，如贵族、僧侣、地主、市民、兵士、农民、演员、商人、理发师、骡夫、牧羊人、强盗等等。所写的生活面从公爵的城堡到外省的小客店，从贫穷的农村到杂乱的城镇，从平原到深山，从大路到森林，构成一幅完整的社会画卷。小说第二部关于公爵城堡的描写，集中揭露了贵族的腐朽实质。贵族们虽然态度傲慢，生活奢华，实际上借了债无力偿还，精神上更是空虚无聊，以捉弄堂吉诃德主仆来排解愁闷。书中有许多地方描写旅店的情况，广泛暴露了当时社会上庸俗自私的市侩习气。又写到人民的贫困和受压迫的情形，如小农奴安德列斯受地主虐待等。小说还接触到政治、经济、道德、文化和风俗习尚等方面，充分揭示了这个威震世界的西班牙王国已经破绽百出和它必然衰落的趋势。　　主人公堂吉诃德是欧洲文学中一个著名的典型。他是个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按骑士传奇行事，疯疯癫癫，滑稽可笑。但是他的荒唐行为往往出于善良的动机。他攻打风车，是自以为要清除万恶的巨魔。他释放苦役犯，是为了反对奴役，给人自由。堂吉诃德痛恨专横残暴，反对压迫，同情被压迫者，向往自由。他把维护正义，锄强扶弱，消除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天职，而且见义勇为，从不怯懦，为了主持正义，个人生死可以置之度外，具有英勇无畏、忘我斗争的精神。堂吉诃德也是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和渊博学识的人，只要不触及骑士这个题目，他的思想和谈吐都很清醒而深刻。他谈到不分你我、人人和谐相处的古代理想社会，谈到自由的可贵、奴役的可恨，谈到清廉公正、爱护百姓的政治理想，还谈到文治武功、贵贱等级、教育文艺等，广泛地涉及了人文主义者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但是他脱离实际，完全生活在幻觉之中，他对着臆造的敌人不顾一切地横冲直撞，只能闯祸坏事。同时，他想恢复的是过时的骑士制度，把游侠骑士单枪匹马打抱不平的方式当作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结果自己碰得头破血流，他的善良动机总是得到相反的结果。这个形象反映了塞万提斯的人文主义理想和西班牙现实的矛盾，也反映了西班牙人文主义者的弱点。塞万提斯看到现实的黑暗，也看到骑士游侠的方式不能解救社会，但是看不到在反动统治下决不可能实现人文主义理想。于是他在嘲笑骑士制度的同时，又回过头来，以理想化的骑士精神来反对没落的封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庸碌自私。他揭露了西班牙现实，然而他的理想却是回复到古代社会。　　桑丘·潘沙是小说的另一主人公。他和堂吉诃德的关系，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他们两人的外表和性格都形成鲜明的对比。桑丘具有西班牙农民的特点，作者在他身上也注入了自己的理想。他是一个帮工，家里穷得无以为生，才听信堂吉诃德的劝诱，出来游侠。他希望得到一次意外的成功，做个海岛总督，改变他一家的窘况。他的处境说明了西班牙农民的贫困。桑丘贪图小利，胆小怕事，时时为自己打算，也反映了农民狭隘自私、目光短浅的一面。但是桑丘头脑清醒，随时都提醒堂吉诃德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他的语言诙谐生动，一出口就是连串的谚语，表现了他的健康乐观的性格。桑丘当总督的情节最突出地体现了他的智慧和才能，他毫无自私的念头，断事英明，办事公正，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堂吉诃德用骑士方式不能实现的理想，在桑丘的行动中却实现了。　　《堂吉诃德》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者注意塑造人物，着力刻画了两个典型。人物性格复杂多面，不是静止的，是有发展的。作者往往把堂吉诃德主仆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加以夸张，反复强调他们的某些特点，并通过他们之间的对比和他们彼此推心置腹的谈话，来突出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塞万提斯虽然模仿骑士传奇，但是主人公的游侠不在离奇虚构的环境中进行。《堂吉诃德》虽也近似流浪汉小说，但情节更为丰富、复杂，环境都经过一番选择和安排。例如书中常常以旅店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因为这里可以出现各种人物，看到各种社会关系，更便于描写广阔的生活。小说在主要情节之外，还穿插一些独立的故事，更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第二部中，这类故事经过作者的有意改进，融合到主要情节中去了。《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它对于欧洲近代长篇小说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戏剧相当繁荣。十六世纪初期的戏剧家还大都是模仿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的戏剧，后来有些作家努力摆脱古代戏剧的法则，创造适合本国人民需要的作品。五十年代后，西班牙戏剧进入繁荣时期，优秀的剧本大量涌现，固定的公众剧场建立起来，面向广大群众的民族戏剧逐渐形成。这种繁荣景象，一直继续到十七世纪初期。　　费力克斯·洛卜·德·维加·卡尔皮奥(1562-1635)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主要代表。他出身于马德里一个没落贵族家庭，曾在许多贵族手下供职，参加过1588年“无敌舰队”对英战争，1614年接受教职，成为僧侣。他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主要成就是戏剧。据说他写了1800多部剧本，现在还留下400多部(其中有些作品是否为维加所写，尚有争论)，另有宗教剧四十多部。　　维加在论文《当代写作喜剧的新艺术》(1609)里，主张戏剧创作应该以满足当代观众的要求为准则，不必拘泥于古代的陈规。他说自己创作时要用三重锁把一切规则锁住，并把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抛出书房。他谈到戏剧应该逼真地反映现实，可以“和自然一样”，悲剧和喜剧因素应掺杂在一起。他主张写三幕剧，而且特别重视情节安排的技巧。这些看法实际上也就是西班牙民族戏剧基本原则的总结。　　维加取材极为广泛。其作品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也受到贵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影响。从内容来看，他的剧本主要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写爱情和家庭问题，其中一大部分被称为“斗篷加剑”的喜剧，因为主人公多半是以斗篷与剑为服饰的贵族。维加把爱情看作一种可以冲破封建道德和等级偏见的力量，他歌颂青年追求爱情自由的斗争，如《园丁之犬》(1618)、《带罐的姑娘》(1627)，有些剧本还描述了人民怎样为维护自己的爱情与权利而向专横的贵族展开斗争，如《最好的法官是国王》(1620-1622)。但是也有些“斗篷加剑”的喜剧只写贵族家庭纠纷和维护贵族荣誉的题材，局限较大。第二类剧本是谈社会政治问题的，主要取材于民族历史和民间传说。这类剧本揭露了暴君的罪恶，塑造了一些理想君主的形象，如《塞维利亚之星》(1623)。有些则直接描写西班牙农民对封建主的反抗。　　《羊泉村》(1609-1613)是维加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描叙1476年羊泉村人民反抗领主的史实。剧中写卡拉特拉瓦骑士团队长费尔南·戈麦斯在驻地羊泉村企图污辱当地村长的女儿劳伦夏，劳伦夏被青年农民弗隆多索救出。随后费尔南又破坏这对青年的婚礼，劫走新娘，要把弗隆多索绞死。劳伦夏逃回村中，呼吁乡亲起来抗暴。全村人民起义，攻占城堡，杀死了费尔南。事后，国王赦免全村人民，把羊泉村收归自己管辖。　　剧本揭露了封建主的专横暴虐，歌颂农民为维护自己的荣誉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剧中的农民集体的形象最为动人，他们的反抗情绪随事态的发展而增长，法官严刑拷打他们，全村三百多人众口一词说杀死队长的是“羊泉村”，连十岁的小孩也这样坚强。女主人公劳伦夏的形象也很生动，她从一个聪明倔强的姑娘成长为英雄。剧本最后也反映了维加对专制王权的看法，以为人民和国王的利益可以一致，共同反对封建主。　　维加的剧本都是三幕诗剧，场次很多，场景经常变换，剧情进展很快，悲剧因素和喜剧因素交织在一起。维加善于安排富于戏剧性的场面，情节引人入胜，结局往往出人意外，偶然的因素在情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维加剧本中人物众多，描写真实生动，但是性格刻画不够深刻。　　维加的剧本在当时享有极高的声誉，剧场几乎天天上演他的戏。塞万提斯称他是“自然的奇迹”。他的创作奠定了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基础，形成一个戏剧流派，并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其他国家的戏剧。　第六节　英国文学和莎士比亚　　十四世纪以后，英国封建经济开始衰落，资本主义兴起。“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从十四到十五世纪，羊毛业有很大发展，到了十六世纪，英国资本主义成长更快，圈地运动使资本主义深入到农村。地中海航道的改变以及英国战胜西班牙后夺得的海上霸权，进一步刺激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的掠夺，促成经济的高涨。　　在十四世纪，市民阶级已经兴起，到了十六世纪形成资产阶级。世袭贵族在农民起义、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之后，到十六世纪已大部消灭，一部分贵族资产阶级化，成为新贵族。另一部分贵族不甘灭亡，勾结国外封建势力，和王权斗争。王权在基本上消灭了世袭贵族，并进行宗教改革之后，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王权利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支持王权，以扫清世袭贵族的残余势力。但资产阶级和封建王权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资产阶级掀起清教运动来反对代表王权的国教，为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资产阶级的发展是依靠残酷剥削国内广大的农民和城市平民而取得的。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给资产阶级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也促成文学的繁荣。人文主义思想在新文学的园地里开花结果，十六世纪后半期到十七世纪初期，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都很发达，成为文艺复兴时代英国文学的全盛期。但阶级矛盾在当时是十分尖锐的，因而文学也反映出不同的倾向，大体可以分为民主和贵族两类。圈地运动使广大农民流离失所，陷于饥饿贫困的绝境，城市贫民人数激增，政府颁布血腥的法令迫使他们廉价出卖劳动力。有一些新兴资产阶级作家对劳动人民表示深厚的同情，他们不仅反封建，而且对资本主义也有所批判，如莫尔、莎士比亚。另一些作家则带有较浓厚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倾向，他们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关心资产阶级自身的发展，但和劳动人民有很大距离，如斯宾塞。　　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在英国的另一表现形式是清教运动。清教这一教派反对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因素，反映资产阶级上层利益。它提倡节俭，以上帝的意志为借口，替资本积累作辩护。它反对世俗文化，尤其是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戏剧。从思想上说，它是一种新的禁欲主义。　　具有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中最早的代表是杰弗利·乔叟(1340?-1400)。英国资产阶级文学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生活的时代，正值市民阶级兴起，农民起义震撼了封建统治的年代。他和兰格伦同时，但反映了新的潮流和趋势。　　乔叟出生于富有市民家庭，早年在宫廷服务，多次出使法国和意大利；脱离宫廷后，任伦敦海关监督和外省官职。他的长诗《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1381?)是根据卜伽丘的长诗《菲洛斯特拉托》改写的，叙述特洛伊战争时期特洛伊王子特洛伊勒斯和一个贵族寡妇克丽西达恋爱，后来克丽西达又爱上希腊将领，背弃了特洛伊勒斯。作者从新兴市民阶级的立场出发，肯定个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反对封建礼教和教会的禁欲主义。作者把爱情看作人的“天性”，嘲笑王子在开始时表现的对爱情的抗拒态度。他歌颂男女主人公的恋爱，同情王子的不幸结局，宽恕女主人公的“变节”。在性格塑造上，作者发挥了传奇文学中的心理刻画手法。故事虽然发生在古代的特洛伊，但诗中描绘的则是十四世纪英国贵族的生活图景。　　乔叟的主要作品《坎特伯雷故事》(1387-1400)，以一批从伦敦到坎特伯雷去朝圣的客人的旅行为线索，写了24个短篇故事，绝大部分用诗体写成。卷首有总序，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作者介绍了朝圣的香客，有声有色地刻画了他们的外表、举止和精神面貌。他们之中有骑士、侍从、地主、自耕农、贫苦农民、形形色色的僧侣、女尼、市民、商人、海员、大学生、手工业者等，构成了十四世纪英国社会的缩影。　　故事有的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口头文学，有的取材于骑士文学和宗教文学，但故事反映的生活属于十四世纪英国的现实社会。故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写爱情和婚姻问题的，作者的基本态度和《特洛伊勒斯和克丽西达》中所表现的相同。他否定那种诉诸武力的、骑士式的爱情(《武士的故事》)，肯定女权(《巴斯妇的故事》)；他对丈夫一再考验妻子表示不以为然(《学者的故事》，即《十日谈》最后一个故事)，反对买卖婚姻(《商人的故事》)，主张夫妇互相敬爱(《自由农的故事》)。另一部分是讽刺僧侣的欺骗(《法庭差役的故事》、《船手的故事》、《赦罪僧的故事》中的开场语)，揭露教会对人民的压迫(《游乞僧的故事》)也有揭露金钱的罪恶的(《寺僧的乡土的故事》、《赦罪僧的故事》)。乔叟的故事体现了反封建倾向和人文主义思想因素，反映出十四世纪英国历史的趋势，暴露了封建阶级尤其是教会的腐朽败落。但作者并未能摆脱宗教思想，表现了消极容忍的人生哲学(《梅利比的故事》)。和卜伽丘一样，他在肯定爱情，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也流露出市民阶层对纵欲的欣赏。这些都是本书的糟粕。　　乔叟的现实主义成就很高。他为市民创作，继承了城市文学的描写现实的传统。在人物塑造、叙事技巧和语言运用等方面，他都远远超过英国以前和同时代的作家，甚至超过卜伽丘。他所塑造的人物不仅外貌栩栩如生，而且结合外貌展示人物的内心特征。他利用故事之间的插曲，或使人物用所讲的故事彼此讽刺，来突出人物之间的矛盾，使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喜剧性。在结构上，各个故事的框架并不呆板，作者从现实生活中选出朝圣的场面，予以充分发挥。作品尽管还有许多题外话，但由于他善于选择和安排情节，因此故事性强。他的风格特点是幽默和讽刺，在揭露人物的虚荣、伪善、庸俗、愚蠢时，不作强烈谴责，这是和作者的市民立场分不开的。乔叟不用法语或拉丁语写作，而用伦敦方言。他的语言生动活泼。他在许多故事中所首创的诗体，称为双韵体，成为以后英国诗歌中最通行的一种。乔叟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　　乔叟死后，出现了一批模仿者，但他们的成就不大。整个十五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文学处于停滞状态，但英国知识界(贵族、僧侣)仍不断和意大利有密切交往，介绍古代哲学和文学。十五世纪末牛津大学正式教授古代语言，出现了一批人文主义学者，成为英国文艺复兴的先导。印刷术的传入也有助于新思想的传播。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最主要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他出身伦敦市民上层，在牛津大学学习，和埃拉斯慕斯交往，后来任下议院议长和英国最高法官。英国的圈地运动和随宗教改革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莫尔同情人民，反对宗教改革，并因此被杀。莫尔写过许多关于宗教改革的论战文章、历史和传记，而主要著作是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1516)。　　《乌托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作者出使尼德兰，遇见一个葡萄牙航海家，通过和他的对话，作者批判了当时的英国和欧洲社会。第二部分，航海家描写乌托邦的社会制度。《乌托邦》有力地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酷性。作者目击农民由于圈地运动而陷入惨境，对于这“羊吃人”的社会提出忿怒的谴责。他以对人民的深厚同情，揭发了法律的残酷，封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统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贪得无厌的掠夺和寄生生活，以及其他不公平现象。他认为社会罪恶的原因在于私有制，必须废除私有制才能实现社会正义。针对这一情况，他设计了自己的理想国。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制，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人人劳动，产品丰富，按需分配。这里没有专制暴政，没有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但乌托邦的经济基础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中古式的手工业，它的政治组织是若干城邦的联合体。乌托邦仍然允许奴隶存在，脑力劳动者仍占优越地位，宗教仍然是必要的。它是一个被美化了的宗法社会、中古生产方式、城邦政体的混合物，纯属空想。这部作品是资本主义产生以后一系列畅想未来的著作的开端，对后来描写理想社会的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初是英国文艺复兴的繁荣时期，出现了大批作家。在诗歌方面，这一时期内产生过大批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创作，歌颂爱情，歌颂祖国，宣扬新思想。诗人们借鉴古典的和外国的诗歌格律，介绍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体，并创造了在英国诗坛影响深远的无韵诗体。这批诗人中，除莎士比亚以外，最有成就的是埃德门·斯宾塞(1552-1599)，他的长诗《仙后》(1589，1596)歌颂女王，宣扬资产阶级新人应具的品质，是第一部英国资产阶级的民族史诗。在风格上，他继承了骑士传奇文学，也模仿意大利的阿利奥斯托。　　诗歌的繁荣和文艺理论的研究也是分不开的，意大利的文艺理论推动了英国在这方面的活动。锡德尼(1554-1586)的《为诗一辩》(1580)是对清教徒的反击，总结了英国民族文学的成就，并传播了意大利多年来探讨的关于三一律等的创作理论。　　从五十年代开始，古希腊、罗马和当代其他国家文学作品大量译成英语，对传播新思潮，推动文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应当顺便一提的是《圣经》的翻译，从1525年起共出过9种英译本，以最后的1611年译本为定本。《圣经》的翻译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译文朴质、严肃，能够发挥英国民族语言的特点，自成风格，对后来英国散文影响很大。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小说也开始发达。一种属于传奇性质，适应贵族趣味，如约翰·李利的《攸弗依斯》(1579，1580)、锡德尼的《阿刻底亚》(1590)。另一种反映社会下层的流浪汉生活或手工艺人发家的经历，如纳施(1567-1601)的《不幸的旅客》(1594)、狄罗尼(1543?-1600?)的《纽伯利的杰克》(1596-1600)，这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声。　　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新大陆的发现，资产阶级的国外掠夺，使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历史和地理著作，给文学创作以启发，并为它提供了素材。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是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马克思、恩格斯称他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出身贵族，因受贿，削官入狱，据说他因为在露天试验雪的消毒作用时受寒得病而死。培根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发展了唯物主义，反对中古经院哲学和神学。他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提出归纳法作为认识方法。这些思想都包括在他的《学术的推进》(1605)和用拉丁文写的《新工具》(1620)等哲学著作中。但马克思也指出培根的唯物主义“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他的未写完的《新大西岛》(1627)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科学能够有很好的发展条件。　　培根对文学的主要贡献是《论说文集》(1597，1612，1625)，共五十八篇。这些文章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读者为对象，谈论哲学、宗教、政治制度和国家以及处世、修身、养性等问题。他反对天主教，但不否定宗教，他鼓励商业和殖民，在统治术上，他和马基雅维里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论述处世接物的文章中肯定自私自利、尔虞我诈的资产阶级道德标准。有些文章也记录了一些有用的经验，如《论读书》。　　培根不像怀疑主义者蒙田，他对一切问题都有很肯定的看法。在文章风格上，他不像蒙田那样随意，而以凝炼有力著称，用最经济的词汇表达丰富的思想，文句很像警句格言，有时近于枯涩。思想的组织安排极为缜密。这些特点都表现了拉丁散文的影响。文章中也常常点缀着富有诗意的比喻，如“名誉像一条河，轻飘而虚肿的东西浮在上面，沉重而坚实的东西沉到底下”。又如他把语言比作织着人物故事的帷幕，人不说话就像卷起的帷幕。培根一向被人认为是英国论说文的创始人。　　十六世纪英国文学以戏剧的成就为最大。英国民间戏剧的传统从十三、四世纪以来一直没有中断，在城市和乡村都很活跃，十五世纪戏剧已成为宗教斗争的武器，到十六世纪中叶，一些中学和大学开始演出古代戏剧，扩大了戏剧的内容。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民族意识的增长，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剧一度繁荣。九十年代以后，英国戏剧进入全盛时期，产生了几十个有成就的剧作家。伦敦在1642年清教徒封闭剧院以前，公私剧场不下二十所。这个时期的戏剧广泛地反映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各阶层的要求，作家们把戏剧当作最能生动反映现实、表达他们的思想的一种文学形式。艺术上也达到高度成熟阶段。　　当时的观众包括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女王经常召剧团进宫演出；另一部分观众是贵族和社会上层；而绝大多数观众则是市民和市民下层如小业主、帮工、徒工、仆役等。剧场常常成为徒工暴动的集合点。由于政治斗争十分尖锐，政府严密控制言论和出版，剧作家不得不用古代、外国或本国历史故事为题材来表达他们的见解和要求。　　当时为贵族和城市上层服务的剧场称为私家剧场。公共剧场则对广大市民开放，都是沿袭中古剧场或旅店院落的规模，予以改造而成，是个圆形建筑物。剧场的中心是一块露天空地，舞台突进池心，其余三面有三层廊座环抱。市民下层观众付较低票价站在池心看戏，贵族有时坐在台上。演出一般在下午。台上无幕，道具简单，背景是固定的两层建筑，上层往往当作阳台或楼，下层作为内室。剧场由资本家集股经营。演员也集股组成剧团，自备服装道具，剧本由演员自己或其他剧作家提供。一个剧团的演员兼股东一般十一、二人，相当于行会的行东；以下有“雇佣演员”若干人，相当于帮工；再下有童龄演员，相当于徒工。收入由剧场主和剧团分摊。女角都由童龄少年扮演。由于伦敦受清教徒控制，公共剧场一般被迫设在城外，剧团还不得不寻求王室或贵族保护，号称女王的或某某大臣、贵族的仆人。由于迫害、瘟疫或其他原因，剧团往往必须到外地甚至外国去流浪、演出。　　莎士比亚以前的主要剧作家是一批所谓“大学才子”。他们大都受过大学教育，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很有才华。他们的倾向性不尽相同，但都在某些方面对英国戏剧作出了贡献，莎士比亚正是在他们成就的基础上，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推向高峰。　　“大学才子”中最早的是约翰·李利(1554?-1606)。他的喜剧具有贵族人文主义倾向，多半用古代神话和古代文学为题材，以田园或大自然为背景，用典雅的散文，写爱情故事，歌颂女王。他的剧中保留了将严肃情节和滑稽情节糅杂在一起的英国民间戏剧传统。　　托玛斯·基德(1558-1594)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剧作家，出生于伦敦一个公证人家庭，没有进过大学。他参加过无神论团体，曾被逮捕，死于贫困。他的《西班牙悲剧》(1589)以西班牙宫廷阴谋为背景，通过父亲装疯为儿子报仇的故事反映了宫廷的倾轧，揭发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家。他认为生活应该幸福，但现实却充满了不平。基德注意情节结构，主要人物性格鲜明，他的无韵诗体能激动观众，在风格上接近罗马悲剧家塞内加。这部作品从第一次公演起，在英国舞台不断演出几乎达五十年之久，对莎士比亚影响很大。　　罗伯特·格林(1558-1592)属于“大学才子”之列，他一生放荡潦倒，写过许多反映社会下层生活的自传体小册子。他曾和莎士比亚合作写剧。他的剧有反对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倾向，他希望他们悔悟，进行道德改善，如《伦敦的一面镜子》。他突出平民的高贵品质来和贵族对照，如《僧人培根和僧人本盖》(1590)、《威克菲尔的护林人》(1592)。前者中的两个僧侣追求知识，是浮士德式的人物；在后者中，民间传说的英雄佐治·格林和罗宾汉成为重要人物。格林把民间传说、民族历史作为素材，又在舞台上呈现出纯粹英国乡村的气氛，这是他对当时英国戏剧的贡献。　　克里斯托弗·马娄(1564-1593)是坎特伯雷鞋商之子，在剑桥大学读书，也是“大学才子”之一，同基德一样也在伦敦参加过无神论团体。他说宗教是为了使人恐惧而产生的，他叫人不要怕鬼，并鄙视上帝和神父们，他指责圣徒叫人们违反良心向官吏屈服。但从他的作品看来，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束缚。他在酒店与人口角械斗时被杀，有人认为这和政治有关。　　马娄共留下六部剧作。《贴木儿》(1587，1588)和《马耳他岛的犹太人》(1590)表现资产阶级追求无限权力和财富的欲望，但作者又指出权力和财富并不能使人幸福。蒙古可汗贴木儿征服了亚、欧许多国家，不可一世，却不能挽回他心爱的皇后的死亡，自己作为“上帝的鞭子”也有死去的一天。马耳他岛的犹太富商巴拉巴斯，贪婪成性，屋里堆满黄金，狠毒地药死自己的女儿，害死她的爱人。财富毁灭了他的“人性”，最后自己也落进沸镬丧命。　　《浮士德博士的悲剧》(1592-1593)是马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是根据新译成英国的德国民间故事书而写成的，叙述浮士德把灵魂卖给魔鬼，魔鬼供他驱使二十四年，到期他的灵魂被魔鬼劫往地狱的故事。在这部作品里，作者肯定知识是一切力量中最伟大的力量。有了知识就可以获得财富，就能探出“所有外国君主的秘密”，就能“用一道铜墙把德国围起”，“让学生们能穿上绸锻衣服”，一句话，能征服自然，实现社会理想。但是要获得知识首先必须和宗教蒙昧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浮士德的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最终未能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历史真实情况。　　马娄对英国戏剧的贡献在于创造了巨人性格，巨人是中古道德剧中暴君的丑角“罪恶”等形象的新发展。在马娄剧中，巨人占中心地位，这是和人文主义者强调个人作用的思想分不开的。马娄把充满浪漫主义热情的抒情风味带进戏剧，而结构则显得松弛，没有摆脱中古连台在戏的习惯。无韵诗体经过他有力的锤炼，表达能力大大提高。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在他的作品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充分，艺术性也最高。他的作品为资产阶级的兴起作了最有力的舆论准备。他出生于英国中部斯特拉福城一个富裕市民家庭，少年时代在当地“文法学校”学习古代语言和文学。二十岁后，他到伦敦谋生，广泛接触到各阶层的生活，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1590年左右，他参加剧团，开始舞台和创作生活。他的绝大部分戏剧是利用现成材料加以改编而写成的，在改编过程中给以新的内容和艺术加工。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写过三十七部戏剧，此外还有两首长诗和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1613年左右，他离开伦敦，回到家乡，1616年逝世。　　莎士比亚的创作可以按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590-1600)正值伊利莎白女王统治后期，国内，宗教改革、血腥立法、镇压农民起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这时英国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封建势力还很强大，女王比较成功地运用王权维持了封建势力同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平衡。对外，英国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增强了资产阶级的民族自信。这时，莎士比亚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他的喜剧宣扬爱情(仁爱精神)可以战胜一切，提倡个性解放；历史剧则反复批判封建专制和封建割据，宣传开明君主的理想，鼓吹资产阶级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　　他早期两首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1593)和《鲁克丽丝受辱记》(1594)都根据奥维德的故事写成。前者描写爱神对青年猎手阿都尼的爱情与追求，后者谴责荒淫强暴的行为，艺术上总的特点是华丽纤巧。《十四行诗》(1592-1598)中的大多数，据一般公认，是写给一个青年贵族的，另一组诗是写给一个深肤色的女子的。这些诗歌颂友谊和爱情，诗人把它们看作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表征，他特别强调心灵的结合、忠诚和谅解这些人文主义思想。诗人歌颂青春和美，以与现实中的丑恶相对照，坚信美好的事物应当永存，并可以借助于文艺而成为不朽。诗中也表现了诗人对现实的批判和生活体验。十四行诗具有新兴资产阶级肯定生活、要求解放个性的反封建理想，也流露出患得患失、取悦贵族的倾向。诗人的情绪变化多端，有时欢乐，有时忧伤，有时表现嫉妒，有时沉思。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比彼特拉克更向前发展一步，主题更加丰富，对待爱情已没有宗教情绪或封建等级观念。他改变了意大利的格式，按四、四、四二编排，每首诗更能体现起承转合，情感和思路曲折而有变化。他喜欢从生活和大自然中，从乡村、城市、法庭、舞台、宫廷、战场、商人的柜房、教堂等场所寻找生动的形象和比喻。他常用对照、多义词、重复、停顿、头韵、长短音的错落来烘托内容，增强音乐性。十四行诗这一外来形式在莎士比亚笔下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莎士比亚写过九部以英国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剧，在当时盛行的历史剧中成就最高。九十年代王权虽仍巩固，但王位继承问题日趋迫切，封建势力蠢蠢欲动，英国有可能重新出现内战局面。莎士比亚作为人文主义者，关心民族命运，反对封建内讧，要求在一个开明君主的统治下，巩固国内和平与统一，使国家臻于富强，这是符合资产阶级发展的利益的。他比当时任何剧作家都更系统地探索了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他认为观察历史可以比较准确地预示未来。在历史剧中他批判了一系列的封建君主，谴责了封建集团间的血腥战争，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　　最早的历史剧《亨利六世》上中下三部(1590-1591)写这冲龄登位的国王统治五十年间(1422-1471)的事迹。第一部写英国在英法百年战争中由于贵族不和而失利；第二部写国内贵族的纷争和平民起义，导致内战；第三部写号称“红白玫瑰战争”的封建内战，属于红玫瑰贵族集团的国王在内战中被杀。在三剧中，亨利被写成一个软弱无能，既不能保全国外领地，又不能制止贵族内讧的君主。《理查三世》(1592)与前三剧合为四部曲，写篡夺王位的白玫瑰集团爱德华四世死后，同族贵族理查用卑鄙、血腥手段排除了六个王位继承人，登上统治宝座(1483-1485)，很快为敌党所杀，结束了玫瑰战争。理查不仅是个暴君，而且是个阴险狡诈、冷酷毒辣的特点。《约翰王》(1594)是一部独立的历史剧，写约翰(1199-1216)虽然有反天主教的一面，但企图谋害合法继承人，篡夺了王位，引起外患。《理查二世》(1595)、《亨利四世》上下部(1597-1598)和《亨利五世》(1599)构成第二个四部曲，从历史顺序看来，第一个四部曲正衔接在第二个四部曲之后。作者把理查二世(1377-1399)写成优柔寡断、听信宠臣的昏君，不能维持贵族势力的平衡，他的堂弟利用时机夺去王位，自立为亨利四世(1399-1413)。亨利四世登位，由于王位来路“不正”，终生惴惴不安，虽然两次平复贵族内乱，但太子不务“正业”，和流氓鬼混，王位前途仍然堪忧。后来太子逐渐改过自新，继位为亨利五世(1413-1422)。亨利五世用对外战争解决了国内矛盾，战胜法国，夺回在法国的领地。莎士比亚写他性格中有善良仁慈的一面，有时能以普通人自居，在他身上多少寄托了对君主和民族英雄的理想。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要求排除封建制度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尤其关心封建割据的局面和王权的封建性质。但由于它自身的软弱，它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开明君主，他要能镇压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莎士比亚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即通过道德改善的途径把封建君主改造过来，使之成为后来历史上的立宪君主。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莎士比亚的谋虑远远超过同时代的作家。但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在他的历史剧里无例外地出现市民、社会下层、广大人民群众，他同情他们的疾苦，并认为他们能明辨是非，但他并不相信他们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革仍须自上而下。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具有史诗的宏大规模，虽然讲的是英国过去的历史，却写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社会和当时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他用广阔的社会画面、多样化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反映了英国封建秩序逐渐瓦解的漫长过程。他描绘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主要是王权与封建贵族之间、封建主与封建主之间、国内封建主和国外封建主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反复斗争。他塑造了一系列代表各种社会力量的人物——君主、大小封建贵族、主教、大小官吏、市民、手工艺人、农民、仆役、兵士以至流氓强盗。许多人物，尤其是封建暴君，不仅具有典型意义，而且各有特点。帝王将相的场面和群众的场面、悲剧和喜剧的场面、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相互交织。人民群众在他的历史剧中不是主要人物。他们有时是帝王将相等主角的陪衬，有时是作者的代言人，有时作者对他们表示同情，有时则加以丑化。　　《亨利四世》是莎士比亚最有代表性的历史剧，它写出了封建制度没落的趋势，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割据局面的批判，并形象地描绘了如何通过道德改善而产生理想君主的过程。亨利四世以封建的血腥方式篡夺了理查二世的王位，不仅自己日夜良心不安，而且由于不孚众望，给野心勃勃的贵族造成借口，他又和封臣争夺俘虏，引起叛乱。莎士比亚认为封建主之所以跋扈，敢于同王权较量，根源在于君主。他认为亨利四世、五世、六世以至理查三世一百年的混乱导源于亨利四世的行动。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又看出封建贵族的没落，他们傲慢、迷信，彼此各谋私利，不能团结一致，只能被国王击败。贵族青年飞将军代表封建贵族的新生一代，为了维护贵族“荣誉”和利益，敢于赴汤蹈火，但勇而无谋，终于战死。贵族“荣誉”在太子的流氓伙伴福斯塔夫口中更是受到百般奚落。剧本令人信服地表明，整个封建制度已经不成气候。但作者认为英国这个“患病的躯体”只要有“良言和少许药物”还是能恢复健康的。亨利四世自始至终要去耶路撒冷忏悔自己的罪孽，亨利五世则改邪归正，由一个浪子转变为英明君主，表现了作者对于道德改善所寄予的幻想。　　剧本的主题不仅体现在国王与太子的行动以及国王与贵族的战争中，而且和广阔的社会生活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剧中描写了宫廷和贵族城堡中的生活，公路上的抢劫，政府的搜捕，四乡的征兵搔扰，官吏的无情压榨和层层敲诈，农民和手工艺人的失业贫困，以至酒店、妓馆的情景，构成一幅十六世纪英国动荡社会的生动画面。这一“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的核心人物是福斯塔夫。他是个破落骑士，是一批流氓的首领，倚仗他和太子的亲密关系，招摇撞骗以至打家劫舍，无恶不作。在战场上，他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勇敢”，为了苟全性命，竟不惜装死，并进而虚报军功。他躯体肥胖，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膝盖，他走过的地方，贫瘠的土地好像少上了一层猪油。他是一个酒色之徒，他的谋生本领是吹牛、欺骗、诡辩、顺风转舵、趁火打劫、混水措鱼，他惟恐天下不乱。对于被抓的壮丁，他毫无同情怜悯之心。他出身封建阶级，但对于这一阶级视为最珍贵的品质——荣誉，则弃之如敝屣。他的生活理想只在于声色口腹的享乐。福斯塔夫正是封建关系解体时期“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冒险家”的典型形象。但是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又十分欣赏他的机智，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他被摈弃之后在悲愤中默默无闻地死去的情景。这种矛盾态度统一于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莎士比亚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而广泛的观察以及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悉心探索，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的深厚基础。　　莎士比亚在第一期还写过大约十部喜剧、一部悲剧。他的喜剧主要不是讽刺社会现实，而更多表现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喜剧的主题可以用罗马诗人维吉尔一句常被人引用的话来概括：“爱征服一切。”作者歌颂爱情和友谊，宣扬个性解放放、婚姻自由和个人争取幸福的权利。另一方面，他批判封建门阀观念、封建道德和封建压迫的其他种种表现，也批判资本主义所暴露的一些恶迹。资产阶级的“仁爱”原则通过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因而他的喜剧带有浪漫主义的抒情气氛。　　最早的喜剧《驯悍记》(1593)、《维洛那二绅士》(1594)、《爱的徒劳》(1594)，虽然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的观点，但有时思想不够明确，艺术也还不够成熟。1595年以后，莎士比亚接连写了几部优秀的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1595)、《仲夏夜之梦》(1596)、《威尼斯商人》(1597)、《温莎的风流娘们儿》(1598)、《无事生非》(1599)、《皆大欢喜》(1600)、《第十二夜》(1600)等。　　《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是悲剧，但在精神上则和这一时期的喜剧完全一致。这对青年一见倾心，但因封建世仇，恋爱受到阻挠，导致二人的死亡。最后，双方家长鉴于世仇铸成的错误，言归于好。　　这出悲剧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的爱情理想和封建恶习、封建压迫之间的冲突。诗人以抒情笔调，特别在月夜阳台两个主人公对话一场中，写出了一首赞美青春和爱情的颂歌。诗人多用日光、月光、星光等代表光明的比喻来形容青春爱情的美，在封建的黑夜放出光明。青年主人公虽然最后都牺牲了，但剧本表明美好的事物和真正的爱情是不朽的，死神是无能为力的，在付出一定代价之后，封建偏见可以被克服。　　《威尼斯商人》内容更加丰富，写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友人巴萨尼奥成婚，向犹太人高利贷者夏洛克转借现金，夏洛克出于忌恨，假意不收利息，戏约到期不还，可以割安东尼奥身上一磅肉。安东尼奥的货船到期未归，不能还债，夏洛克坚持要实践借约条款。巴萨尼奥的未婚妻鲍西娅假扮律师出庭，也按条款不准夏洛克多割、少割、流血或伤害安东尼奥生命。夏洛克败诉。　　戏剧的主题是所谓慷慨无私的友谊、真诚的爱情、仁爱同贪婪、嫉妒、仇恨、残酷之间的冲突。剧本的主要线索是安东尼奥和夏洛克的对立。其次是巴萨尼奥和鲍西娅的爱情线索，作者用民间流传的从金、银、铅三个瓶子中抽签的故事，说明真正爱情不取决于外表的富丽。最后一条重要线索是夏洛克女儿杰西卡和基督教青年罗兰佐的爱情，由于夏洛克的阻止，二人被迫私奔。夏洛克同安东尼奥之间的矛盾，本是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旧式高利贷者同新兴工商业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作者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赞美安东尼奥，把他写成一个高贵的“商人王子”、“最和善的人”，他关心朋友的幸福，保存了“古罗马人的荣誉”。另一方面，作者又从人文主义观点谴责夏洛克对金钱的贪欲，贪欲使他丧失“人性”，使他变得嫉妒、阴险、残酷，贪欲超过了对女儿的爱。但作为一个受侮辱的犹太人，作者又对他寄予莫大同情，他用明确有力的语言大声疾呼道：“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么“犹太人没有手么?……你们刺我们，我们不流血么?……你们损害我们，难道们不应当报复么?”全剧矛盾的高潮是法庭一场，鲍西娅对夏洛克的胜利是仁爱对贪欲和维护贪欲的无情法律的胜利。鲍西娅是莎士比亚创造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她淳朴，富于同情，有才智，自信，体现了莎士比亚理想中的资产阶级新女性。爱情故事给戏剧提供了浪漫气氛，夏洛克的仆人丑角朗斯洛特提出供了笑料。　　《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和较早的喜剧一样，也都以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他们克服了某些障碍，获得幸福结局。作者思想更趋明确，曲折复杂、相互交错的情节糅合得更加贴切，除了主要人物——贵族青年男女以外，次要人物如丑角或其他喜剧人物也更加丰满，他们不仅给主要人物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世界带来欢乐，而且也增强了戏剧中的讽刺性和生活场面。剧中往往配有歌唱和舞蹈，更加强了抒情乐观气氛。在语言方面也基本摆脱了早期的缺乏内容的、为俏皮而俏皮的习气。《无事生非》和《第十二夜》都以贵族宫邸为背景，《皆大欢喜》则同《仲夏夜之梦》一样，更多以大自然为背景。　　《皆大欢喜》是莎士比亚的有代表性的喜剧之一。有三条主要线索：公爵被弟弟篡夺爵位；公爵之女罗瑟琳和僭主之女西莉娅被放逐；青年奥兰多被哥哥夺去产业。三条线索里的正面人物都会合在亚登森林里，最后恶人悔改，公爵复位，情人结为终身伴侣。　　作者在《皆大欢喜》里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描绘了他所向往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具有英国大自然特色的森林里，人们“像在黄金时代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没有充满猜嫉的宫廷的风险”，没有敌人，没有忘恩负义。大自然给人以道德力量，启发人的同情心。剧中除了描写一对主人公的真挚爱情以外，还写到罗瑟琳和西莉娅的“胜过亲姊妹”的友情；特别强调了老仆亚当和奥兰多主仆二人的自我牺牲和相互关心；善良的公爵吸引了许多善良的人们在他周围，他们“自甘流放”，从善如流。作者以这些理想的人与人的关系来同现实中虚伪的友谊、轻佻的爱情、自私自利、不容善良人栖身的情况相对比。莎士比亚认为善可以感化恶，发挥个人才智也能够战胜恶，获致幸福。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罗瑟琳形象里。　　莎士比亚成熟的喜剧往往带有忧郁色彩，体现在一些人物身上，如《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第十二夜》中的奥西诺公爵。在《皆大欢喜》里，奥兰多曾说：“我在世界上白白占一个位置，不如空出来，让给更有资格的人。”甚至罗瑟琳也感叹道：“这日常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多少荆棘!”反面人物，忧郁的杰奎斯，也给全剧的幸福结局带来疑虑。这一迹象说明莎士比亚即使写喜剧，也并不是不感到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当他着力写这矛盾时，他的创作就进入第二时期，即悲剧时期。　　第二时期(1601-1607)是莎士比亚创作最光辉的时期。伊利莎伯女王统治末年，封建势力觊觎王位，跃跃欲试。王权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紧张。1603年詹姆斯一世继位，宣扬君权神授，迫害清教徒，与国会决裂，宫廷权贵生活奢靡；对外，他同封建堡垒西班牙妥协联姻，以换取西班牙对他的支持。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势远未成熟；尽管资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都受封建势力的压迫，但它从根本上说是同劳动人民对立的，这造成它政治上的软弱。莎士比亚的悲剧正是这一形势下的产物。　　莎士比亚把人文主义理想和封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归结为抽象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作为人文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主张人道，但仅仅通过道德改善，仍无法解决社会矛盾；他同情人民疾苦，但又只看到个人作用，强调思考力量，这样的矛盾必然产生抑郁愤懑的悲剧。莎士比亚所写的悲剧，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者的软弱性和不可解决的矛盾。　　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不仅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质，而且在当时可能达到的程度上最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创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他们体现着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性格，也反映出作者的理想。作者把他们放在尖锐斗争的中心，正面主人公具有巨大的道德上的勇气，斗争顽强，黑暗力量最后使他们毁灭，但他们总是取得道义上的胜利。悲剧的矛盾也往往表现为主人公内心的斗争。人物性格更具发展的特点，它是在和外界斗争与内心斗争中随着复杂剧情的进展而揭示出来的。情节的安排、悲剧气氛的渲染、语言风格的变化，都和主题紧密配合。　　这一时期的喜剧也带有悲喜剧的性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1602?)、《终成眷属》(1603?)和《一报还一报》(1603?)虽仍以爱情为主题，但爱情上笼罩了一层背弃或罪恶的阴影。　　《哈姆莱特》(1601)是莎士比亚最主要的悲剧作品之一。哈姆莱特的故事，最早见于十二世纪末一部丹麦史，十六世纪末英国作家把它编成戏剧，以复仇为主题，极为流行，但已失传。莎士比亚的作品一般公认是根据那部失传悲剧改编的。　　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在德国人文主义中心维登堡大学读书。他的叔父克劳狄斯毒死老哈姆莱特，篡夺了王位，并娶了嫂嫂。哈姆莱特回国以后，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自己致死的原因，他遵照鬼魂嘱咐，决定复仇。同时国王开始怀疑哈姆莱特，在大臣波洛涅斯的建议下，利用大臣自己的女儿、哈姆莱特的情人奥菲利娅去试探他，又指使哈姆莱特的两个同学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去试探他，都被他识破。哈姆莱特利用一个剧团到宫廷演戏的机会，证实了鬼魂的话，决心行动。他说服母亲疏远国王，并把波洛涅斯错当国王杀死。国王派哈姆莱特和两个同学赍诏书去英国索讨贡赋，想借英王之手除掉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发现阴谋，中途矫诏，折回丹麦。这时奥菲利娅因为父亲被情人杀死，疯癫自尽。国王乘机挑拨波洛涅斯的儿子雷欧提斯以比剑为名，设法用毒剑刺死哈姆莱特。在最后一场比剑中，哈姆莱特、国王、王后、雷欧提斯同归于尽。　　哈姆莱特是悲剧的中心人物。他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同时作者也在这形象里注入了自己的理想。他对于世界和人类抱有美好的希望，他说：“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智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行动多么像天使!洞察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的性格是快乐的。他是个王子，为人民所爱戴，是“国家的期望和花朵”。他对待下属和朋友没有架子，能欣赏别人的美德和才干。他痛恨一切虚伪和罪恶，在体力上也十分勇敢英武。他性格中的主要特点是敏感，易于冲动，喜欢思考。　　在他和黑暗现实的接触和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性格也随着发展。在他心目中，老哈姆莱特是人类最完美的代表，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最和谐的关系。父死母嫁使他的理想初次遭到幻灭。由于他坚信理想，他的失望也是沉重的，以至希望“这太太结实的肉体能融解并化成一滴露水”才好。由于不理解理想何以会幻灭，他就变得十分忧郁。鬼魂出现后，他找到罪恶的制造者，并立意复仇。但他立刻把个别和普遍现象联系起来，看出这是一个“整个时代脱榫”的问题，丹麦 全世界都是一座监狱。他的维护理想、改变现实的强烈愿望使他决定担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但又感到力不胜任，诅咒命运。自己的悲痛和国王的怀疑使他一半真疯，一半装疯。任务的艰巨使他迟迟不能行动。他安排了戏中戏，证实了鬼魂的话；周围许多事情都给他刺激，如剧中剧的演员因为剧情的悲惨而感动，福丁布拉斯士兵为争夺弹丸之地而视死如归；鬼魂再度出现敦促地复仇；甚至敌人也行动起来，布置了借刀杀人的阴谋。但哈姆莱特仍然一再延宕。他顾虑重重，“把后果考虑得过分周密”，对后果”这一从未发现的国土”不摸底。最后只能凭一时冲动，抱着宿命论观点行动起来，任何命运女神把他当一管箫，吹出她愿吹的调子。这种行动带有极大偶然性。哈姆莱特临死自知任务并未完成，要求同学霍拉旭活下去，把他的事迹告诉后人。　　哈姆莱特的性格和性格的变化以及悲剧的结局，最深刻地反映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和致命弱点。作为人文主义者——新兴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他具有美好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他看到封建社会衰亡、资本主义兴起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种种矛盾，也看到和痛恨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并且认为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勇于反对。他对于这种状况最终会得到改变抱有信心。但他的理想是抽象的，在冷酷的、充满罪恶的社会面前是没有力量的。他把社会斗争归结为抽象的善恶好坏的道德问题，在消灭罪恶、实现理想的途径问题上，他只想到个人的作用。尽管他为人民所爱戴，尽管人民已经起来反抗暴君，他也只想用个人力量来消灭“压迫者的虐待”等恶迹。他强调思想的力量，因而思考多于行动。他的理想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不愿也不能放弃，因而造成不可解决的内心矛盾和悲剧结局。　　哈姆莱特在悲剧中的主要对手是克劳狄斯，克劳狄斯身上集中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许多恶德：荒淫、阴险、狠毒，而表面上则殷勤微笑。在他周围聚集着波洛涅斯、雷欧提斯、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奥斯里克等朝臣，他们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其中波洛涅斯形象最为突出，他世故，自满，自以为是，不择手段，事事插手。这些人物构成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宫廷或统治集团的典型环境。天真的奥菲利娅和缺乏辨别力的皇后，都由于性格不坚强，在这环境里只能被利用而成为牺牲品。主人公的挚友和同学霍拉旭在宫廷里是客人，是悲剧的见证人。他和主人公一样有修养，有学问，不轻信，他站在正义一边，但没有哈姆莱特的思想深度，激情和壮志。他和哈姆莱特形成一定的对照，也是哈姆莱特的唯一支持者。　　悲剧的冲击从一开始就极为尖锐，随着剧情的展开，双方的斗争一步紧逼一步，直到终局。情节丰富；背景同剧情配合，具有特色。守卫城堡暗示出整个丹麦外敌临境，动荡不安。御前会议、幕后密谋、大臣的家庭关系、人民起义、葬礼、比剑等，特别是民间剧团到宫廷演出，都有强烈的时代和民族特点。鬼魂的出现是原剧所有，当时观众相信有鬼，莎士比亚用此引起观众同情，渲染悲剧气氛。波洛涅斯训子一场、埋葬奥菲利娅时掘墓一场提供了喜剧性的对照。在主人公和演员的对话中，莎士比亚发表自己对文学、戏剧的观点，对当时剧团的表演也表示了意见。　　莎士比亚之前以及其后，英国舞台上“复仇剧”风靡一时，《哈姆莱特》也是已经有人写过的一出“复仇剧”。这些“复仇剧”往往只限于写个人仇隙，渲染恐怖，以其刺激性吸引观众。莎士比亚善于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加以改造，赋予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莎士比亚的人物的语言总是随性格不同而变化。在刻画哈姆莱特时，他多次运用独白，有时用诗体，有时用散文，语言有时急促，有时隐晦，有时粗俚，有效地烘托出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内心矛盾和感情变化，使他成为有血有肉、生动具体、富有个性的形象。　　《奥瑟罗》(1604)是根据十六世纪后半期意大利一篇短篇小说改编的，把一个普通爱情悲剧故事变换成一出人文主义理想幻灭的悲剧。　　威尼斯大将摩尔人奥瑟罗和威尼斯元老的女儿苔丝狄蒙娜结婚遭到元老反对，诉诸威尼斯公爵。公爵正要派奥瑟罗去领地塞浦路斯岛抵御入侵的土耳其人，不加追究。奥瑟罗手下旗官伊阿古由于奥瑟罗把副将职位给了凯西奥而怀恨在心，到了岛上诬称凯西奥和苔丝锹蒙娜有私情，引起奥瑟罗的嫉妒，把妻子扼杀。后来奥瑟罗发现真相自杀。伊阿古也得到应有的惩罚。　　奥瑟罗本来是文艺复兴时期靠军功发迹的冒险家，但莎士比亚赋予他坦率、天真、单纯、正直的品质。他相信人，不轻易怀疑。他疾恶如仇，在杀死苔丝狄蒙娜之后，当人们惋惜他从一个好人堕落成杀人凶手时，他说他是一个“正直的凶手，我干的事不是出于私恨，完全是出于荣誉的观念”。　　伊阿古则是利己主义的化身，是一个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家。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不顾一切道德约束，看准奥瑟罗的弱点，伪装诚实，而暗中运用造谣中伤、搬弄是非、无中生有等手段，来陷害无辜，是一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典型人物。　　通过这两个人物之间的矛盾，莎士比亚所要表明的就是人文主义者向往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的关系，在残酷无情、不讲信义的现实面前遭到彻底失败的悲剧。　　苔丝狄蒙娜和奥瑟罗是同类相求而引为知己，他们的爱情也被描写成建筑在“真诚”之上的爱情，它冲破了等级观念，甚至无视种族的歧异，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典范。伊阿古的挑唆引起奥瑟罗的嫉妒，而奥瑟罗是“不大容易嫉妒的，但一旦被人煽动，就会糊涂到极点”。奥瑟罗的嫉妒虽然产生于私有观念，男女之间并非真正平等，但在莎士比亚笔下，嫉妒只是杀妻的一个次要原因，真实原因则是在维护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关系这一人文主义者所信奉的原则。　　李尔王的故事在十六世纪英国历史著作和诗歌中已经流行，又被编成剧本于1594年上演过。莎士比亚的《李尔王》(1605)是在这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它叙述古代不列颠王李尔年老，把国土分给三个女儿。长女高纳里尔和次女里根言过其实地表白对父亲的爱，得到国土，三女考狄利亚率直，反而激怒李尔，被剥夺份地，远嫁给法国国王。长次女和她们的丈夫的忘恩负义和冷酷残忍把李尔王逼疯。在狂风暴雨之夜，他冲出女儿的宫廷，奔向原野和无情的风雨之中。考狄利娅闻讯，兴兵讨伐，但她和李尔都被俘虏，考狄利娅被缢死，李尔也在悲痛疯癫中死去。　　与此平行的情节是大臣葛罗斯特听信私生子的谗言，放逐了儿子，自己因为反对李尔长次女的不义被挖去眼睛，在原野上受到避害装疯的儿子的保护。高纳里尔和里根为了争夺葛罗斯特的私生子的爱情，彼此争风吃醋，自相残杀而死。　　《李尔王》所要说明的是权威同人文主义者向往的真正的爱、真诚、理性和社会正义之间的矛盾。李尔王在开始时是一个封建君主，他按照封建继承法把国土分封给三个女儿；在父女关系上，他要求口头的爱，要求绝对服从，表现出专断的特点；他要的不是“真诚”而是虚伪，他虽把权力交给了女儿们，但仍要维持表面尊严。这样一个带有封建权威观念的人遇到了两方面的挫折：代表“真诚”的爱的考狄利娅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口是心非、虚伪欺骗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对他冷酷无情，又给他极大打击，使他咒骂她们忘恩负义，以致发了疯。　　李尔王的转变过程表现了一个封建君主，或在更大意义上说，封建观念的改造过程。李尔通过一次受酷刑般的痛苦经历才幡然悔悟。他认识到代表仁爱、宽恕等原则的考狄利娅、肯特、爱德伽等是正确的。莎士比亚用浩瀚无际的原野、狂风暴雨的黑夜这样一些原始的大自然的激荡情景，不仅烘托出李尔转变的痛苦心情，同时也批判了李尔王长女和次女违反人文主义原则的冷酷无情。在莎士比亚看来，人类社会或人性中存在着善与恶两个因素，大自然同人性一样，也有善与恶两个方面。在暴风雨一场中，大自然的恶更进一步衬托出人类社会的恶。莎士比亚设计了一个远古时代、荒无人烟、又没有地名的原野这样一个时间空间背景，借以使李尔的经历具有更普遍而广阔的意义，暗示人文主义原则是亘古常青的原则。而其所以为悲剧则是因为他在错误的道路上栖迟不悟，盲目冲撞，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待他悔悟过来说：“阿谀我的人对我说，我是一切；这是谎话，”但为时已晚了。给悲剧带来一线希望的则是代表真正的“爱”这一人文主义理想的考狄利娅。　　在暴风雨之夜的几个场面，李尔开始对受苦的人表示普遍同情：“可怜的衣不蔽体的穷人，不论你们在哪里，都在忍受无情风雨的袭击，你们头上没有屋顶遮盖，腹内饥饿，衣衫褴褛像凿着窗洞，你们把自己保护起来吧!我过去照顾你们太不够了!豪华的人应受些教训，暴露你自己一下，感受一下穷人所感受的。”这固然反映作者对穷苦人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细节来肯定仁爱原则。　　考狄利娅代表的是“真诚”的爱。她说她不能把全部爱交给父亲，只能按照她的本分爱他，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要保留一部分给未来的丈夫，因而激怒了李尔。这一观点既批判了封建权威所要求的绝对服从，也肯定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个人幸福的要求。　　葛罗斯特父子的情节是莎士比亚添加的，用以烘托主题的普遍性。　　《麦克白》(1606)是根据苏格兰历史编写的一出悲剧。苏格兰大将麦克白和班柯征服叛乱班师回来，遇见三个女巫，预言麦克白本人和班柯的后代将做苏格兰国王。女巫的预言、自己的野心和麦克白夫人的怂恿，促使他杀死在他堡垒里作客的苏格兰国王邓肯，篡夺了王位。为保证王位巩固，他杀死班柯，但班柯之子逃逸。班柯鬼魂的出现和贵族们的猜疑使他感到不安，他又去询问女巫，女巫要他注意贵族麦克德夫，但又告诉他“凡是女人生的人都不能伤害他”，“除非柏嫩森林移动，他也不会被人消灭”。他企图杀害麦克德夫，但麦克德夫逃走，麦克白便杀死了麦克德夫的妻子和孩子。麦克白众叛亲离，他的妻子也发了疯，最后麦克德夫和邓肯的儿子从英国进军，把麦克白消灭。　　莎士比亚把麦克白写成一个拯救了国家、立过功勋、有所作为的英雄。他从人性论出发，指出麦克白的性格中有想干一番伟大事业的雄心或野心，但同时也有善良的一面，“充满了太多的仁慈的奶汁”，想通过“圣洁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两个侧面在他内心发生矛盾。女巫的预言，特别是麦克白扶人的挑唆，影响着他，腐蚀着他，最后他被野心所征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麦克白夫人从一开始就毫无犹豫，她是个奶汁里都流着毒液的狠毒人物。甚至对于她自己喂奶的婴儿，当他对她微笑的时候，她都可以狠心把奶头从他娇嫩的嘴里拔出来，把他摔得脑浆迸裂。她像踢马刺一样刺激着麦克白性格中的恶。　　麦克白的悲剧在于野心战胜了善良的天性，这场善与恶的搏斗在他内心引起极度的矛盾和痛苦。他“杀害了睡眠”，不仅杀死了睡眠中的邓肯王，也杀死了他自己内心的宁静。干了不义之事，只能用更多的不义之事来使自己地位巩固；罪恶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样的人一旦在血泊中趟了一段路程，就无法回头了，心肠只能愈来愈狠毒。犯罪行为使他陷入愈来愈深的绝望和痛苦之中，以至疯狂，把希望寄托在占卜迷信之上，最终为反暴的力量所消灭。对麦克白来说，死亡和毁灭是解除个人精神痛苦的唯一途径。　　莎士比亚在这部作品中批判了现实世界存在的野心的腐蚀作用，肯定了人文主义者的“仁爱”原则，肯定了“良知”，指出野心同仁爱是势不两立的；仁爱是人的“天性”，残暴是违反“人性”的。就连麦克白夫人后来也感到她所犯的罪行像梦魇一样压在她的良心上，以致她得了梦游病，疯癫而死。　　《麦克白》的直接政治意义，在于说明一个有所作为的英雄一旦抱有野心，不仅个人毁灭，而且祸国殃民，引起反抗。自己弑君，别人也可依法炮制；结果是身败名裂，反悔无及。这出戏同莎士比亚一系列历史剧一样都批判了统治者的个人野心，但不同之处在于这出戏突出了内心斗争，突出了犯罪者的矛盾心理，虽然在有些君主如亨利四世身上，这种内心矛盾已略见端倪。莎士比亚刻画人物心理，主要是通过独白。女巫和鬼魂也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愿望和恐惧。　　除上述四大悲剧外，莎士比亚还根据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写了《雅典的泰门》(1606?)、《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1607)和《科利奥兰纳斯》(1607)。　　《雅典的泰门》写雅典富有的贵族泰门由于好客而倾家荡产，他向朋友们求援，遭到拒绝，成为厌世者。一次，他装了许多碗温水，请朋友们来“赴宴”，他用温水泼他们，咒骂他们的不冷不热的交情。他离开城市住在海滨洞中，在挖野菜根时挖到藏金，他把金子散发给过路人或找他的人，同时诅咒黄金和人类。最后他死在海滨，留下一篇表示厌世思想的墓志。这部悲剧标志着莎士比亚人文主义思想的低潮。它沉痛而忿怒的控诉了金钱对人以及人与人关系的腐蚀作用：　　金子!黄色、闪光、宝贵的金子……　　这么一点点就足够颠倒黑白、　　美丑、是非、尊卑、老少、勇懦……　　这黄色的奴才　　能制造或破坏宗教；祝福罪人；　　麻风病人被当做情郎；有了它，　　在元老会议上，强盗可以封官获爵，　　受人们的跪拜、颂扬；有了它，　　老朽的寡妇也能再作新娘。　　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曾引这段话来说明货币的本质以及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灭一切差别的作用。　　莎士比亚的悲剧都是写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同封建、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其中以《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概括性为最强。人文主义原则虽然遭到现实的挫折，但莎士比亚始终未予放弃，一直把它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三时期(1608-1613)，封建王朝更加暴露其专制的本来面目，清教徒力量壮大，他们和王权的冲突也相应地愈趋尖锐。人文主义者所抱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更难弥合。专横的专权和清教徒控制的议会都极力压制言论自由。詹姆斯一世提倡迷信，生活奢华，影响到舞台，贵族流派风行一时。流行的、描写市民生活的风俗喜剧又缺乏深刻内容。戏剧界以及整个文坛甚至出现一股颓废潮流。　　莎士比亚这一时期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转向神话剧的创作，主要作品有《辛白林》(1609)、《冬天的故事》(1610)和《暴风雨》(1611)。这些作品对黑暗现实都有所揭露，而更多以宽恕和解为主题，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和未来的青年一代。他保持了人文主义者的信念，相信人类有前途，始终表现乐观精神。这种信念由于缺乏社会基础，不免带有空想性质。在艺术上，晚期作品也带有传奇和浪漫色彩。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暴风雨》写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东尼奥夺去爵位，携带魔术书籍和襁褓中的女儿米兰达流亡到荒岛。后来他制造一场风暴，把安东尼奥、那不勒斯国王和王子腓迪南所乘的船摄到荒岛，饶恕了安东尼奥，恢复了爵位，腓迪南和米兰达结了婚，大家一同回意大利去。　　在作品中，莎士比亚明确提出自己的理想国的主张。剧中大臣贡柴罗表述理想国时说，在这里没有私有土地、继承权、税收，没有富裕、贫困和奴役，没有贸易、官吏甚至文字，没有叛变、刀兵，大地自然产生一切，人人安适，妇女纯洁。达到理想的手段是魔术，主人公用魔术惩罚了自然界的恶势力和社会上的恶人，也用魔术创造了幸福生活。魔术的实质是思想，主人公用思想驱使岛上的精灵爱丽儿，他可以用思想把爱丽儿“想”来，精灵就是主人公思想的化身。在作者看来，更可靠的手段是道德改善、宽恕与悔悟。人文主义者相信人是美好的，人有改善的可能。米兰达第一次见到许多人的时候惊叹道：“真是奇迹!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妙的生物!人类真美!美好的新世界啊!”她又说人像一座美好的庙堂，“恶不可能居住在内，恶的精灵如果有这样一所美仑美奂的房屋，善也一定争着要住进去的 。”　　莎士比亚的理想只是对现实的否定，他把人类的前途寄托在道德改善上，这和当时许多先进的人文主义者是一致的。　　莎士比亚是欧洲文学史上少数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对封建势力衰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历史过渡时期的英国社会作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和描绘，予以痛切的批判，间接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他创造过一系列欧洲文学中的著名形象。他塑造的人物丰富多样，他们不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活生生的、从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有个性、有发展的人物。在许多人物特别是正面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理想。莎士比亚的戏剧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从古代到当代，从宫廷到战场，从市肆到乡村，从英国到意大利，把文艺复兴时期五光十色的社会都收罗眼底，而主要的则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英国现实。莎士比亚除了少数作品外都是沿用旧情节，他善于推陈出新，利用民间戏剧传统和古典戏剧传统；他经常在一出戏里安排平行交错的情节，悲剧中插入喜剧的因素，抒情性和戏剧性场面相互交叉，场景随剧情需要而更迭，时间随剧情的需要而压缩或伸延，因此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总是生动的。最后，莎士比亚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他吸收了人民语言、古代和当代文学语言的精华，在他的成熟作品中能做到得心应手，与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吻合，按人物性格和剧情需要，时而诗体，时而散文。早期语言流于华丽，后期日趋成熟，但始终生动而富于形象性。他的许多词句脍炙人口，成为英国全民语言的一部分。　　与莎士比亚同时或稍后还有一大批剧作家在进行创作，他们的作品不论思想性或艺术性都不及莎士比亚。他们仍可以按照倾向大致分为两派：民主倾向和贵族倾向的作家。　　本·琼生(1572-1637)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他崇尚古希腊、罗马文学，他的喜剧和悲剧都接近后来的古典主义戏剧。他的悲剧《希杰那斯》(1603)以罗马历史为题材，借罗马皇帝的形象批判专制暴政，借大臣希杰那斯的形象批判马基雅维里式的野心家。他的悲剧虽然力图忠实于历史文献，但情节的开展仍具有一定的生动性。琼生更重要的成就是他的喜剧。他的有关喜剧创作的“气质论”要求人物具有主导的情欲或“气质”，如贪婪、好静、嫉妒等。他的著名喜剧《伏尔蓬涅》(1606)就写威尼斯一富翁的狡猾。伏尔蓬涅虽然有钱，但仍贪得无厌，和食客莫斯卡(苍蝇)串通一气，伪装将死，遗产无人继承，骗取一批贪利之徒的钱财和妻子。这出喜剧和另一出《炼金术士》(1610)都揭露了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追逐金钱的风气，喜剧性很强。　　另一较有成就的剧作家是托玛斯·戴克(1572?-1632)。他曾和莎士比亚合作写戏。他继承格林的戏剧、纳施和锹罗尼的小说的传统，写市民生活，歌颂市民上层的勤劳发家和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他的代表作《鞋匠的节日》(1599)写十五世纪伦敦鞋匠西蒙·艾尔变成伦敦市长的故事，同时也写贵族青年扮成鞋匠追求前任伦敦市长的女儿，最后结了婚。　　代表贵族倾向的剧作家有弗兰西斯·波门(1584?-1616)和约翰·弗莱彻(1579-1625)。后者也曾和莎士比亚合作。波门和弗莱彻合写过很多剧本，悲喜剧《菲拉斯特》(1611)写被篡夺王位的王子菲拉斯特以仁爱感化了僭主。作者不仅通过菲拉斯特的形象美化贵族，而且对剧中另一些贵族的荒淫无耻采取默许的态度。　　这一时期无论是批判封建专制或为王朝服务的许多剧本，都充满了流血、恐怖的因素。这一从基德和莎士比亚开始的特点到了莎士比亚后继者的手里，更是变本加厉。这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王朝的恐怖统治更趋黑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家的颓废倾向。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约翰·韦伯斯特(1580?-1638?)，他的代表作有《白魔鬼》(1611)和《玛尔菲公爵夫人》(1613)，都是写当代意大利的情杀故事，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贵族宫廷的淫乱、险毒和残暴，后一剧虽然有争取婚姻自主、打破等级观念的一面，但和前一剧一样，充满了流血、放毒、苦刑、疯狂、情欲的描写。作者对这种道德沦丧抱着绝望的态度。　　莎士比亚以后甚至同时的英国戏剧表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改变现实的理想遇到了危机。剧作家脱离人民，戏剧为腐朽的宫廷贵族服务。清教徒敌视戏剧，害怕戏剧中的民主成分，也反对其中的贵族成分，1642年通过议会，封闭了伦敦剧场，结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英国文艺复兴运动也随之告终。　第四章　十七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论　　文艺复兴时期，资本主义在欧洲许多国家普遍产生，并且有了一定的进展。到了十七世纪，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甚为明显。早在地理大发现时期，意大利就已经丧失了商业中心的优越地位，经济急剧衰落。它不断受到外国侵略，政治不稳定，天主教势力猖獗。德国遭受三十年战争的浩劫，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工商业凋零，整个国家长期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在这种条件下，德国资产阶级未能形成一支有效的反封建力量。西班牙自从“无敌舰队”被歼灭后，丧失了海上霸权，不再是欧洲强国，工商业一蹶不振，封建势力也极猖獗，进步力量受到宗教裁判所的严重打击。俄国长期受异族侵凌，经济上极为落后，农奴制仍然在继续发展。十七世纪后半期，农民反抗沙皇和贵族的情绪日益高涨。　　在十七世纪欧洲各国中，只有英、法两国的资本主义大步向前发展。英国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深入农村，扩大海外贸易。部分贵族从封建剥削转到工商业经营，形成了“新贵族”这一阶层。资产阶级联合新贵族，打着宗教的旗帜，利用农民运动，发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但他们害怕群众进一步的革命要求，很快就和封建势力妥协，导致了王权复辟。法国在十六世纪末年结束胡格诺战争，得到喘息机会，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欣欣向荣。它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如英国那样快，但走在欧洲大陆国家的最前面。法国的王权保证了民族国家的统一，它的重商主义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对王权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十七世纪是这两个阶级势均力敌、互相利用的时期。　　和政治经济相同，十七世纪欧洲各国文化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继续宣传科学，反对天主教的神秘主义和教会僧侣，受到反动统治的迫害。康帕内拉被关在狱中达二十七年；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判处徒刑，出狱后仍受严密监视。意大利逐渐丧失了它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文学趋于衰落，“马里诺派”诗歌泛滥一时，这是一种堆砌典故、雕琢词藻的贵族形式主义作品。在德国，文化也受到摧残，没有产生具有全欧意义的作品，值得注意的只是格里美尔斯豪森的流浪汉小说《痴儿西木传》。在西班牙，人民的精神世界遭到耶稣会和宗教裁判所的严密控制，产生于贵族集团中的“冈果拉派”作家得到统治阶级的鼓励。西班牙文学急剧衰落，只有卡尔德隆在戏剧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俄国文化在十七世纪仍处于落后状态，但也产生了历史歌谣、讽刺故事等民间文学，戏剧第一次出现了。彼得一世改革后，俄国文学开始发生变化，但总的说来，这个时期没有产生优秀的作品。　　英、法两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它们的资产阶级不仅在工商业上有很大的进展，而且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体系。霍布士是十七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他肯定君主集权制，代表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弥尔顿在他的政论文章里提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革命思想，认为执政者的权力是人民所赋予，人民有权推翻甚至杀死暴君。霍布土对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有很大影响。十七世纪法国产生了两个重要哲学家：伽桑狄和笛卡儿。伽桑狄在认识方面是感觉论者，他肯定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他的社会观点是“自然权利”的观点，他说国家只是一种分工，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的。笛卡儿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性，这显然是唯心论。但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反对宗教权威，则是进步的。他的思想适应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对法国文学起的作用比伽桑狄大得多。　　英、法两国文学在十七世纪得到发展和繁荣。英国文学和资产阶级革命有血肉联系，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诗人弥尔顿，总的说来，他的创作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他在革命年代里写的宗教和政治的论战文章，表现出他对革命的热情和信心。1660年复辟后，他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战斗情绪，写出三部优秀诗篇，都是采用《圣经》题材，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斗争和宗教斗争是密切结合的，资产阶级清教徒革命家为了掩盖本阶级的狭隘利益，从《圣经》借来响亮的口号，用以激励人民起来革命。在复辟前后进行创作的作家中，德莱顿等人在戏剧、诗歌方面也作出一些成绩，但他们极力讴歌复辟王朝和天主教教会。　　法国文学在十七世纪达到全欧的最高水平，产生了古典主义潮流。这一潮流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它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都以古希腊、罗马为典范，因而有“古典主义”的名称。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历史、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早已为人文主义者所推崇，他们掀起向古代学习的高潮，主要是从中吸取热爱生活、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用以反对天主教的禁欲主义。但在十五世纪，意大利也出现一批学者，着重研究亚理斯多德和贺拉斯的文艺理论，并初步提出悲剧创作中的三一律问题。到了十六世纪后半期，有的作家像法国的龙沙、英国的琼生等，在创作实践上，有意识地学习古代的艺术方法，或多或少地采用古代文学的体裁和题材，同时三一律问题也从意大利传到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并在法国引起热烈的讨论。这样，诗人、作家向古代寻找文学创作典范和理论根据的倾向逐渐加强了。这倾向在十七世纪的法国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资产阶级对专制王权的妥协让步，为它提供了政治基础，笛卡儿的唯理主义又为它提供了哲学基础，古典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流派很快就形成了。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以戏剧成就最为突出，产生过三个卓越作家：悲剧家高乃依和拉辛，喜剧家莫里哀。在别的方面，古典主义作家也作出了优异的成绩，像拉封丹的寓言诗、波瓦洛的理论著作等。　　在古典主义作家中，虽然各人采用的体裁不尽相同，各人气质也有差别，但他们在政治立场、哲学思想和文学观点上有共同之处。　　古典主义者在政治上拥护王权，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他们宣传个人利益服从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主张自我克制。这是资产阶级对王权迁就让步的表现。但他们对封建君主并不一味颂扬。高乃依要求国王以仁政治理国家；拉辛谴责专制暴政，揭露贵族荒淫无耻；莫里哀反对宗教欺骗和封建黑暗势力，并且进一步暴露资产阶级的缺点。古典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妥协性，这也表现为对凡尔赛文学趣味的尊重，对民间文学的轻视。只有莫里哀和拉封丹，有时向民间文学吸取营养。　　古典主义文学是崇尚理性的文学。高乃依的悲剧描写理性和感情的剧烈冲突，通过悲剧英雄的坚强意志克制了个人感情，理性得到最后胜利。拉辛的悲剧谴责那些情欲横流、丧失理性的贵族人物。莫里哀的喜剧对一切不合理性的封建思想道德和风俗礼教加以嘲笑。波瓦洛从这些诗人的成就总结出一套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时，把理性作为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最高标准。恩格斯指出，“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　　古典主义者把古希腊、罗马文学奉为典范，从中找到了符合他们理想的英雄人物。在他们看来，艺术创造不在于创造新的故事情节，而在于运用艺术手法处理现成的故事情节。古典主义悲剧家大都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历史中寻找题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关心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自己时代的生活真实。至于莫里哀，他的剧情很多是取自当时的生活的。　　古典主义文学要求艺术形式完美。其戏剧结构谨严朴素，故事发展合乎常情，不浪费笔墨，没有和情节发展不相干的插曲。古典主义文学的语言准确、明晰、合乎逻辑，这些特点后来成为法国语言的规范，但有时也表现出宫廷贵族的典雅趣味。古典主义诗人采用的亚历山大诗体后来也成为法国的主要诗体。在研究人、描绘人物性格、分析人物内心活动等艺术手法上，古典主义作家作出了优异的成绩。　　古典主义在十七世纪法国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它加强了法兰西人的民族观念和对国家的责任感，推动了法国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它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主张文学反映生活，注意人物的心理分析。在这些方面，它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古典主义也有它的局限的一面。它的创作首先是为宫廷服务的，必然要迎合宫廷和贵族的趣味，不去考虑人民的爱好。它要求戏剧集中精炼，往往使人物概念化，缺乏个性。它的理论家把古典主义文学法则说成是永恒的法则，这就不能不成为限制作家创作的清规戒律。尽管如此，由于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善于在这些法则范围之内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他们还是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有的作家有时突破这些法则，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民主传统，始终和人民及民间艺术保持联系。古典主义戏剧标志欧洲戏剧在莎士比亚之后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古典主义统治欧洲文学二百年之久。十七世纪以后，许多国家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程度和意义上，有过它们的古典主义文学时期。英国在十七世纪末以后出现古典主义流派。在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学时，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对它们起了借鉴作用。它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兴起后才逐渐消失。　第二节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和莫里哀　　法国在十六世纪后期发生的胡格诺战争破坏了生产和人民生活，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1598年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结束了这场战争，专制王权逐渐消灭封建割据，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封建主在南方的最后据点被攻破，国家再度统一。40年代资产阶级的起义和50年代大贵族的叛乱先后受到镇压，60年代国王的绝对权力达到了最高峰。　　十七世纪法国资本主义发展主要表现在从手工业生产转到手工业工场生产上。但法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天主教会是封建制度的主要支柱。贵族继续保留旧的封建特权，阻碍资本主义发展。专制王权在维护封建生产的同时，为了自身利益，采用重商主义政策。它准许开办手工业工场，创设贸易公司，实行保护关税和殖民扩张。它之所以给资产阶级一些经济好处，还开放一部分政权，是因为要拉拢资产阶级，使之不和农民及城市平民一同起来革命。资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壮大，需要王权保护工商业，因而对王权表示拥护。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还是剧烈的。他们势均力敌，王权成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表面上的调停人”。农民和城市平民受到重重剥削，不断起义，但都被专制政府用暴力镇压下去。　　十七世纪法国专制君主成为民族统一的奠基人，宫廷成为文化中心。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塞留和路易十四都很注意网罗人才，一方面用金钱地位笼络他们，要他们为王权服务，另一方面把他们置于宫廷的监督和影响之下，使他们的活动不致损害专制王朝的利益。当时最杰出的诗人、作家、戏剧家、画家、建筑师、音乐家几乎都和宫廷发生关系。1635年黎塞留创立法国学士院，把它作为推行他的文化政策的机构。它一成立就计划要编写一部法兰西语言字典，这部字典在1694年出版，对统一法兰西语言有很大贡献。从六十年代开始，路易十四的宫廷实际上指导着全国文化的发展，凡尔赛的文学艺术趣味成为一时的风尚，并为欧洲其他国家的宫廷所模拟。　　十一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流派是古典主义。此外还有贵族沙龙文学和市民文学。　　贵族阶级对法兰西语言和文学活动很感兴趣。他们在贵妇人的沙龙里讨论文学问题，朗诵诗歌、戏剧。贵族作家写得最多的是小说，其中有的长达数百万言，其特征是缅怀中古，描写狩猎和战争故事，歌颂贵族爱情和田园式的生活。他们精心制造的沙龙语言矫揉造作，晦涩难解，表现出他们自命风雅的、但实际上是庸俗无聊的贵族趣味。他们脱离现实，追求华丽的辞藻，受到进步作家的讽刺和抨击。　　和贵族沙龙文学对立的是所谓“世俗现实主义小说”，有的模拟贵族作品，目的在于讽刺它，有的描绘市民、大学生、农民、戏剧演员和江湖卖艺者，特点是反映下层社会的生活，具有自由粗犷的滑稽风格。尽管这一流派的作家也受到古典主义作家的嘲笑和攻击，他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十七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是六、七十年代，但在十六世纪，它已开始萌芽。马雷伯(1555-1628)可以说是它的创始人。他主张文学要为王权服务。他严格要求语言纯洁，反对七星诗社毫无限制地扩大法语词汇。他规定亚历山大诗体的结构，禁止使用跨句。他的理论受到一些人反对，但符合时代要求，终于逐渐占了优势。十七世纪初期，伏日拉(1595-1650)和法国学士院致力于语言的规范化，夏泼兰(1595-1674)进一步探讨了悲剧规律，笛卡儿倡导唯理主义，都有助于古典主义的形成。法国古典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两期。三、四十年代是第一期，是古典主义兴起并显示出新生力量的时期；六、七十年代为第二期，是古典主义茁壮并产生许多优秀作品的时期。古典主义作家不断地受到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予以猛烈的回击，谴责贵族沙龙文学。可是，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也保留了“典雅”趣味。同时，他们又轻视“世俗现实主义文学”，反对它的粗犷俚俗的风格，但和它同样要求真实反映生活，而且他们当中也有人描绘了下层社会。　　古典主义作家在各种文学体裁上作出了优秀的成绩，但以戏剧最为突出。十七世纪初期，法国戏剧逐渐繁荣，剧作家辈出，作品很多。不少作家如阿狄(1570?-1631)等采用古希腊、罗马故事写悲剧，但情节结构松散，舞台场景杂乱，戏剧冲突不尖锐，不能集中反映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三一律问题的争论就更为剧烈了。到了三十年代，黎塞留通过法国学士院攻击高乃依的《熙德》，三一律便成为古典主义悲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　　彼埃尔·高乃依(1606-1684)是法国古典主义第一期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他的故乡卢昂是十七世纪初期法国戏剧活动的重要城市。1629年他开始创作，写悲剧，也写喜剧。1633年他到巴黎，一度被黎塞留雇佣去写剧本台词。黎塞留因为他不按照自己的提纲写，把他解雇了。高乃依一共写过三十多个剧本，大部分是悲剧，也有喜剧、悲喜剧、英雄喜剧、芭蕾剧等。他最成功的作品是1636至1643年写成的。　　《熙德》(1636)是高乃依最优秀的作品，是法国第一部古典主义悲剧。情节不是取自古希腊、罗马，也不是直接取自中古英雄史诗《熙德》，而是取自西班牙维加派作家卡斯特罗的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主人公堂·罗德利克是西班牙贵族青年，卡斯提尔王国的老臣堂·狄哀格之子。他和堂·高迈斯之女施曼娜相爱。堂·狄哀格被任命为太子的师傅，堂·高迈斯妒忌他，打他一个耳光。堂·罗德利克于是处在剧烈的矛盾中：要封建家族荣誉还是要爱情。他终于决心报仇。在一场决斗中，他杀死了堂·高迈斯。父仇报了，爱情却失掉了。他痛苦万分。正在这时候，摩尔人入侵卡斯提尔。堂·罗德利克率众击退敌人，成为民族英雄，获得了“熙德”称号。同时，施曼娜一直不断地要求国王替她报父仇，国王耐心开导她，成全了这一对贵族青年的婚姻。　　《熙德》的悲剧冲突是责任和爱情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堂·罗德利克和施曼娜二人身上。堂·狄哀格受了堂·高迈斯的侮辱，堂·罗德利克不得不考虑报仇的问题，但他不是没有犹疑的。在父亲和情人之间，他曾经偏向于情人一面，不愿意伤害她的感情。经过痛苦的思考，他才认识到，牺牲个人利益事小，维护封建家族荣誉事大。他又考虑到。如果忍气吞声，他在施曼娜眼里必然是个懦夫，同样也要丧失爱情。他的矛盾得到解决，这全靠理性和坚强意志。在作者心目中，这样的英雄不仅能够克服个人感情，而且一定是封建国家、封建整体利益的捍卫者。作者把剧情进一步引到摩尔人的入侵，堂·罗德利克在一场夜战里打败敌人，俘虏两个摩尔国王，成为民族救星。无论在爱情问题上或在战场上，理性都获得了胜利。堂·罗德利克的形象集中表现了高乃依对悲剧英雄的理想，同时也对法国贵族提出一种新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们以堂·罗德利克为榜样，为封建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　　同样，施曼娜的形象也体现出古典主义作家崇尚理性的特点。她爱堂·罗德利克，但杀父之仇不能不报。她要求国王主持公道，替她报仇。但堂·罗德利克为家庭荣誉，奋不顾身地向身经百战的堂·高迈斯挑战，并且战胜了他；随后又为国家安全，立下辉煌的成功，威震敌人，受到举国人民的爱戴。他的英雄气概感动了她，加深了她对他的爱。她的矛盾更加尖锐了。最后，她接受国王的劝导，答应和堂·罗德利克结婚，这仍然是理性的胜利。在她身上，理性和爱情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她对堂·罗德利克的爱情不是不可解释的神秘的爱，而是建筑在理性之上，建筑在封建道德标准之上的。　　在次要人物身上，高乃依也描写了理性和感情的冲突。堂·狄哀格是一个有理性的贵族，承认国王有绝对权力，认为臣民不管有过多少汗马功劳，必须服从国王的意旨。堂·高迈斯不能克制个人感情，自恃有功，桀骜不驯，对国王有很大的抵触情绪。高乃依肯定前者，谴责后者。他还刻画了一个理想国王的形象：堂·菲南。这个国王明辨是非，贤明谨慎，不滥发命令，很讲人情，采取说理方法来对待臣民。　　《熙德》演出后受到巴黎观众的热烈欢迎，同时遭到一些人的攻击，黎塞留对它也很不满意。他不仅对高乃依的成功怀有妒意，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容忍悲剧中的国王以理性方式而不是以专制手段统治国家。而且，黎塞留一向严厉禁止决斗，悲剧中却违反他的政策，三次通过决斗来解决纠纷。黎塞留利用法国学士院攻击《熙德》。夏泼兰执笔的《法国学士院对〈熙德〉的意见书》(1638)是奉他的意旨而写的批评文章，诬蔑法国第一部悲剧杰作为抄袭作品，并谴责它违背了三一律。高乃依被迫接受三一律后，又写出几部优秀悲剧。　　《贺拉斯》(1640)写罗马的贺拉斯三兄弟和邻国阿勒伯的居理亚斯三兄弟作战的故事。最小的贺拉斯是最后的胜利者。为了祖国的光荣，他打死了和他有亲戚关系的居里亚斯三兄弟。他班师回来的时候，他的妹妹因为被杀死的居理亚斯三兄弟中的一个是她的未婚夫，因而埋怨贺拉斯，并辱骂他用生命来保卫的罗马，他就把她杀死。作品的主题是爱国和个人爱情之间的冲突。　　《西拿》(1640)写罗马执政官西拿要谋害皇帝奥古斯都，西拿的情人爱米莉因为父亲被奥古斯都处死，立意报仇，因而也唆使西拿去谋杀。奥古斯都在宽容和反击之间，选择了前者。这出戏集中体现了法国资产阶级对专制君主的看法。通过奥古斯都，高乃依刻画了一个宽宏大量、以仁政治理国家的国王形象。《西拿》虽然描写西拿、马克西姆和爱米莉三人之间的恋爱关系，但它基本上是一部政治悲剧。奥古斯都、西拿、马克西姆等讨论君主制和民主制的 原则及其利弊，是当时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共同关心的问题。　　《波利厄克特》(1643)是一部基督教悲剧。波利厄克特反抗罗马统治者的迫害，为基督教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剧中穿插着一个爱情故事，作者用这情节来突出地描绘主人公的坚强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　　《熙德》、《贺拉斯》、《西拿》和《波利厄克特》是高乃依最著名的四部悲剧。1643年后，他继续写了20来部剧本，但都不是成功之作。他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追随黎塞留的政策，在创作上追求离奇复杂的情节，这就导致了他的艺术的衰落。　　高乃依的悲剧情节，除了《熙德》等极少数例外，大都取自罗马历史。他认为罗马人意志坚强，可供人们效法。他的悲剧英雄善于自我克制，使感情服从理性。他们所作的事，作者认为是任何理想英雄都应该作的事。他把资产阶级所理解的人性作为普遍人性加以描绘。他的作品讨论了十七世纪法兰西人所关心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高乃依的语言明确有力，和他的悲剧人物的坚强性格是一致的。剧中的诗句以雄辩著名。他的悲剧英雄谈论社会政治问题时，往往一泻千里，滔滔不绝。他的文体有时也给人以夸张的印象。　　若望·拉辛(1639-1699)是法国古典主义第二期诗人，是最有代表性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他出身于一个公务员家庭，曾在冉森教派学校读书。这一教派中有些人对古希腊文学修养很高。拉辛从他们学习了古希腊文学，特别是史诗和悲剧。从1664到1691年，他一共写过11部悲剧和一部喜剧。《安德洛玛刻》和《费得尔》是他的代表作。　　《安德洛玛刻》(1667)的主人公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寡妇安德洛玛刻。城破家亡时她暗中把儿子藏起来，使他未遭杀害，自己被俘当了皮洛斯的女奴。皮洛斯是希腊英雄阿喀琉斯之子，厄庇洛斯的国王。他爱上了安德洛玛刻，迟迟不和未婚妻赫耳弥俄涅结婚。悲剧开始时，希腊使节俄瑞斯忒斯到厄庇洛斯，要皮洛斯把安德洛玛刻的儿子交出来，以绝后患。它德洛玛刻被迫答应和皮洛斯结婚，以便保全儿子。赫耳弥俄涅妒恨交加，利用俄瑞斯忒斯对她的爱情，唆使他去杀死皮洛斯，随即自杀，俄瑞斯忒斯也发了狂。　　《安德洛玛刻》是第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悲剧。它体现了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的原则，故事取自欧里庇得斯的两部悲剧《安德洛玛刻》和《特洛伊妇女》。和古希腊悲剧相同，它的结婚简练集中。它写四个人物的恋爱关系，情节本身是复杂的，拉辛却处理得非常干净利落。他没有从头写他们爱情的产生和经过，而是从俄瑞斯忒斯作为希腊使节来到厄庇洛斯王国写起。他的来到引起了一系列的矛盾。皮洛斯要求安德洛玛刻给他一个最后答复，这答复不仅影响到皮洛斯对赫耳弥俄涅的态度，而且将要决定俄瑞斯忒斯的命运。安德洛玛刻拒绝皮洛斯，皮洛斯就会回心转意，和赫耳弥俄涅结婚。安德洛玛刻答应他，俄瑞斯忒斯的多年愿望就有可能实现，获得赫耳弥俄涅的爱。在皮洛斯的王宫，这一天仅仅发生了俄瑞斯忒斯来到这一件事。这件事是悲剧冲突的起点，矛盾从此急剧发展，各个人物的心情随着起变化，冲突越来越尖锐，一直到收场。简练集中是《安德洛玛刻》的特点，也是古典主义悲剧的艺术特征。　　在这部悲剧里，拉辛谴责那些情欲横流、丧失理性的贵族人物。皮洛斯对未婚妻赫耳弥俄涅背信弃义，不惜抹掉自己的光荣历史，作出危害希腊各族人民的勾当，甚至在神庙宣布特洛伊人的敌人为自己的敌人。这一切无非是要博取一个女子的欢心，而这个女子却是希腊人的死敌赫克托耳的寡妇。他任性专横，是暴君的形象。俄瑞斯忒斯身为希腊各族的使节，却希望皮洛斯拒绝交出安德洛玛刻的儿子，因为这对他自己有利，可以满足他的情欲。他是一个绝望的情人。他在情网里越陷越深，终于作了一个使节所不该作的事，犯了弑君渎神之罪。赫耳弥俄涅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皮洛斯为她的母亲和家族出过力，在特洛伊战争中显示过英雄气概。赫耳弥俄涅热烈爱他，到厄庇洛斯等候结婚，却被冷淡了数年之久，最后被抛弃。她恨他。她最不能忍受的是她败于一个女奴之手。拉辛着重描写了她的嫉妒心理。她决心杀死荒淫暴虐的皮洛斯。但她不择手段，利用俄瑞斯忒斯对她的爱情来报仇。最后。她跑到神庙，在皮洛斯尸体旁自杀，这是她爱他的最强烈的表现。这三个人物的下场不是死亡便是疯狂。他们的命运和冉森教派的宿命思想是一致的。冉森教派认为人类由于犯了原始罪孽，注定要犯错误，受惩罚，只有极少数获得“神恩”的人才有可能得救。在拉辛看来，皮洛斯、俄瑞斯忒斯和赫耳弥俄涅显然都不在这少数人之列。他们的理性克服不了感情，他们的情欲使他们互相残杀。通过这三个形象，拉辛揭露了当时法国宫廷和贵族的荒淫无耻。　　悲剧的主人公安德洛玛刻和他们不同，她的感情和理性是统一的。她怀念赫克托耳，要为亡夫守节。她爱她的儿子，要为赫克托耳保全遗孤。她的感情是强烈的，无可非议的。同时，她有高度的理性。在她苦苦哀求感动不了皮洛斯的铁石心肠，眼看自己的儿子将要死在希腊人刀下时，她决心牺牲自己的贞操，保全儿子的生命。她答应和皮洛斯结婚，要求他宣誓后把她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帮助他重建特洛伊城。她决心在皮洛斯宣誓后自杀，从而保全儿子，也保全自己的贞操。在这部悲剧里，她是最值得观众同情的人物。　　《费得尔》(1677)是一部揭露法国宫廷和上层社会腐化堕落生活的悲剧，情节取自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雅典王后费得尔爱上国王的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后来知道了希波吕托斯爱别人而不爱她，她由妒生恨，把他害死，自己也服毒自杀。　　这部悲剧充分表现了拉辛的艺术才能，他对费得尔的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致深刻。费得尔由爱到恨，最后起了杀意，是有一定过程的。她和国王忒修斯结婚后，就爱上他的前妻之子，但她假装恨希波吕托斯，来掩盖对他的爱。她极力排挤他，自己的心情也受到压抑，陷在极度苦闷中。悲剧开始时，作者通过她和保姆的谈话交代了她的矛盾心情。这是理性克制感情的阶段。她的丈夫离家半年，毫无音讯，传说他已死亡，她似乎可以无需再隐藏自己的感情了。在保姆怂恿之下，她果然向希波吕托斯倾诉她的爱，结果遭到拒绝。她的心情由爱转到羞愧，但还说不上恨。正在这时候，忒修斯忽然回家了。费得尔深自谴责，后悔暴露了自己的感情。她的理性也曾一度催促她向丈夫坦白。但是，当她知道希波吕托斯爱阿丽西，自己有一个情敌时，心情突然复杂化了。这个发现引起她强烈的嫉妒，同时她又害怕希波吕托斯把她的过错告诉忒修斯。她完全丧失了理性，她对希波吕托斯的爱终于转而为恨。她决心假手忒修斯去害死他。他死后，她的理性重占上风。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丈夫坦白，服毒自杀。作者把她的感情变化写得层次分明，合乎逻辑。她的形象有力地说明拉辛善于分析上层社会妇女的心理。　　《费得尔》演出时，一部分反对拉辛的贵族用卑鄙手段组织起来抵制它。拉辛从此搁笔，表示抗议。他的最后两部悲剧《爱斯苔尔》和《阿达莉》是他十多年后写出的。　　《爱斯苔尔》(1689)和《阿达莉》(1691)是根据《圣经》故事写成的。《爱斯苔尔》提出宗教容忍的思想。1685年，路易十四宣布废除南特敕令，天主教会重新迫害胡格诺教徒。拉辛选择爱斯苔尔的故事作为他的悲剧情节，它的政治意义很明显。《阿达莉》以人民起来推翻专制暴政为主题，它和拉辛以前所写的只有揭露而提不出解决矛盾办法的作品比较起来，就显得更有反封建反暴政的倾向。　　拉辛的悲剧不同于高乃依的悲剧。高乃依的代表作写于专制君主政体上升时期，拉辛是在这个政体巩固和衰落的年代进行创作的。高乃依塑造了一系列理想的悲剧英雄形象，其目的是要引起人们的钦佩赞赏；拉辛却着重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激起人们的恐惧和愤怒，他的作品具有更鲜明的现实意义。他的悲剧简练集中，三一律对他不是束缚，而是使他的艺术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最好形式。人物心理分析是他的艺术特色，这特色在社会上层妇女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拉辛的语言自然流畅，质朴动人，尤其是在人物感情最激动的时候。和高乃依的作品相同，拉辛的悲剧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但他们的创作仍然没有摆脱宫廷趣味。　　莫里哀(1622-1673)是欧洲最杰出的喜剧家之一。他是古典主义作家，但并不拘泥于古典主义法则。他的喜剧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教会的特色，但也带有宫廷色彩。　　他原名若望—巴蒂斯特·波克兰，莫里哀是他的艺名。他出身于资产阶级，父亲是巴黎室内陈设商，供应宫廷陈设，买得“国王侍从”的称号。莫里哀童年时代常随外祖父观看民间戏剧的演出。上中学时，他学习了拉丁文。传说他曾听过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狄讲学，人们以此解释他的喜剧中的自由思想。他的父亲要他学法律，继承他的商业。莫里哀既不想当律师，也不愿意当陈设商，决心以戏剧为终生事业。1643年，他和一些青年戏剧爱好者一起组织“光耀剧团”。他们没有演戏经验，没有自己的剧目。剧团营业惨淡，负债累累。莫里哀是剧团的对外负责人，被捕下狱。靠他的父亲替他还债，他才出狱。他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到外省去。1645-1658年，他们走遍法国。他长期深入生活，经常和地方官绅打交道，并接触到社会下层。1652年，他成为“光耀剧团”领导人。他们的演剧艺术大大提高，他开始为剧团编写喜剧。他在外省编写的剧本大部分已遗失，保留下来的只有《冒失鬼》(1653)和《情怨》(1656)，是用意大利喜剧风格写成的。1658年他回到巴黎，在卢佛宫演出他在外省编写的《多情的医生》，非常成功，路易十四要“光耀剧团”留在巴黎。　　《可笑的女才子》(1659)是他回巴黎后编著的第一部剧本，嘲笑法国封建社会生活和贵族沙龙的所谓“典雅”的文学流派，指出这个流派歪曲自然，违背理性。这部讽刺喜剧刺痛了自命风雅的贵族男女，一度被禁演。由于路易十四的干预，禁令不久便解除了。　　《丈夫学堂》(1661)和《太太学堂》(1662)标志着莫里哀创作的一个新阶段。他从情节喜剧转向风俗喜剧。他从人文主义观点出发，讨论了爱情、婚姻、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太太学堂》的艺术成就比《丈夫学堂》高。《太太学堂》的主人公阿尔诺耳弗年老、富有，相信金钱万能，可以购买一切。他想有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便用钱买来年轻的阿涅丝。他给她灌输贤妻良母的道德观念和摩西十诫的宗教思想，想把她培养成为奴隶式的妻子。但阿涅丝爱上青年奥拉斯，冲破阿尔诺耳弗的严密提防，和奥拉斯结了婚。《太太学堂》演出后，沙龙人物攻击莫里哀，说他的剧本轻佻、下流、淫秽、亵渎宗教。莫里哀一连演出两部反批评的、充满战斗性的喜剧：《太太学堂的批评》(1663)和《凡尔赛宫即兴》(1663)。他明确表示他的喜剧主要是为广大观众服务，而不是为那些坐在舞台下面指手画脚的贵族看客服务的。他反对把文学体裁分成等级，说喜剧不比悲剧低，写喜剧要比写悲剧困难。他不赞成用清规戒律束缚诗人、作家的才能。剧本写得好坏不在于是否服从这些规律，要看是否合乎常识和理性，是否能感动观众，教育观众。　　1664-1669年是莫里哀创作的全盛时期。他的艺术走上另一个新阶段，把风俗喜剧和性格喜剧结合起来。他一连写了几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作品，有的揭穿宗教欺骗和伪善行为，有的讽刺贵族荒淫无耻和庸俗无聊，有的鞭挞资产阶级，揭露他们的吝啬和虚荣的本质。　　《达尔杜弗，又名骗子》(1664-1669)在欧洲喜剧里有很高的地位，是莫里哀的最大成就。它的讽刺矛头直接指向君主专制政体的主要支柱：教会。达尔杜弗是个手段灵活的宗教骗子，披着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外衣，进入了奥尔贡的家。奥尔贡和他的母亲白尔奈耳太太受了他的蛊惑，把他看到圣人，颂扬他，供养他。达尔杜弗则尽其所能，在一些琐屑事情上表现他的“崇高”的宗教德行：“有一天他祷告的时候捉住一个跳骚，事后还一直埋怨自己不该生那么大的气，竟把它捏死了。”奥尔贡对他五体投地，打算把爱女嫁给他，把财产托付给他，把不可告人的政治秘密告诉他。由于达尔杜弗的“教导”，奥尔贡说，他可以看着他的兄弟、子女、母亲、妻子一个个死去而无动于衷。由于达尔杜弗的挑拨，奥尔贡狠心驱逐自己的儿子，剥夺其财产继承权。他想不到他所敬爱的“上帝的意旨”的执行者原来是一个卑鄙的小人。达尔杜弗竟然想勾引奥尔贡的妻子艾耳密尔，他对艾耳密尔说：“如果上帝是我的情欲的障碍，拔去这个障碍对我算不了一回事。”他的罪行被揭穿后，他不但企图霸占奥尔贡的全部财产，还打算利用奥尔贡出于信任而交给他的犹政治文件来陷害对方。他厚颜无耻地说，他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上帝，为了国王。他用上帝和国王来遮盖他的邪恶的心灵。　　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法国专制政体越来越反动，宗教伪善几乎遍及整个上层社会，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大主教和其他高级僧侣，以及王太后为首的许多王亲国戚和达官大臣。早在二十年代，法国就有一种反动的天主教组织，叫做“圣体会”，又名“信士帮”。这一伙人仇视他们心目中的异教徒。在神论者、自由思想者及一切反对教会和君主政体的人。他们披着慈善事业的外衣，干警察特务工作，暗中监视居民，陷害倾向信仰自由的人，达尔杜弗就是这些伪善信士的典型形象。《达尔杜弗》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的概括性很强，直到现在，“达尔杜弗”这个名字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中已成为“伪善”的同义语。　　在达尔杜弗形象的塑造上，莫里哀运用了卓越的艺术手法。达尔杜弗在第三幕第二场才第一次出场，但在前两幕通过奥尔贡、白尔奈耳太太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矛盾，观众对达尔杜弗的性格已经有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是一个伪善者。他出场时所说的几句假虔诚的话，只能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和耻笑。第四幕结束时，眼看这个剧本要以悲剧告终。第五幕忽然急转直下，国王明察，救了奥尔贡一家。这收场似乎不合情理，但不是不能解释的。它体现了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需要依附王权、乐于歌颂国王的政治倾向。　　《达尔杜弗》第一次在凡尔塞宫上演时只有三幕，它的尖锐讽刺触犯了圣体会和那些支持圣体会的贵族。他们在路易十四面前攻击莫里哀，说他反对宗教。《达尔杜弗》被禁止演出。莫里哀三次修改他的剧本，把三幕剧改为五幕剧，使穿黑袈裟的达尔杜弗改穿世俗服装，但讽刺宗教伪善的主题并未改动。他先后两次向路易十四上陈情表，甚至以不再写喜剧来要挟路易十四，但禁令仍未解除。1669年，《杜尔杜弗》第一次公开演出，获得很大成功，从此成为莫里哀的最受观众欢迎的剧本。　　《堂璜》(1665)是莫里哀的第二部巨型讽刺喜剧，写一个在十七世纪法国非常流行的西班牙故事。堂璜这个“恶棍大贵人”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封建社会产生的最典型、最无耻而又伪善的掠夺者。另一方面，他漂亮、聪明、勇敢、文雅。他的形象表现了十七世纪法国封建贵族在生活和道德上的腐败，但他却有一副高贵堂皇的外表。《堂璜》演了十五场便被禁了。　　《愤世嫉俗》(1666)的主人公阿尔赛斯特的性格相当复杂。他基本上是个正直的人。他揭发贵族们自私自利、庸俗无聊、吹牛拍马、争权夺利，自己却爱上一个好诽谤别人的淫荡女人。这矛盾把他造成一个滑稽可笑而带有悲剧性的喜剧人物。《愤世嫉俗》是莫里哀精心雕琢的喜剧，波瓦洛给它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莫里哀最优秀的作品，但演出并不成功。　　《屈打成医》(1666)说明莫里哀的喜剧和法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密切关系。他采用中古韵文故事《农民医生》的情节，把主人公斯卡纳赖尔刻画为民间英雄。斯卡纳赖尔机智、勇敢、活泼，充满生命力。他扮演的是骗子角色，但莫里哀要揭发的不是斯卡纳赖尔，而是那些不学无术、欺骗论诈的医生。斯卡纳赖尔是作者用来进行批评的武器，不是批评的对象。　　《吝啬鬼》(1668)也是莫里哀的优秀喜剧之一，讽刺资产阶级贪财如命的本质。阿尔巴贡是个靠放高利贷发财的资产者。他在儿女面前装穷，嫌他的儿子在穿着打扮上花钱，教他拿赌博赢来的钱去放高利贷。关于女儿的婚姻，他考虑的是对方要不要陪嫁。他放高利贷，想不到借债的人就是自己的儿子。他想续弦，却成了儿子的情敌。这些偶合场面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常见的，但莫里哀运用起来却大大加深入了喜剧气氛，深刻反映了资产阶级人与人之间在金钱面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他埋在花园里的一万金币被偷后，他痛哭流涕，几乎想以身殉。他闹翻了天，把家里所有的人都看成贼，要求开动国家的一切统治机器，替他找回他的“命根子”。莫里哀很出色地用喜剧夸张的手法，把阿尔巴贡的吝啬性格烘托出来。　　《乔治·唐丹》(1668)也是一部讽刺资产阶级的喜剧，揭露他们向上爬的虚荣心理。乔治·唐丹是个暴发户，企图以依附贵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用自己的钱使贵族丈人免于破产，他的妻子对他却不忠实。莫里哀谴责贵族的无耻，描写乔治·唐丹的不幸遭遇，同时也指出，应该对这不幸负责的是乔治·唐丹本人　　1669年后，莫里哀还写过一些优秀喜剧：《贵人迷》(1670)、《司卡班的诡计》(1671)、《女学者》(1672)、《没病找病》(1673)等。《司卡班的诡计》是一部有民主倾向的喜剧。它采用罗马喜剧家泰伦斯的《福尔米奥》的情节和意大利即兴喜剧的结构形式，但主角司卡班却是十足的法兰西民间人物。他不仅像《达尔杜弗》中的道丽娜和《吝啬鬼》中的阿箭那样替小主人出谋献策，战胜顽固落后的家长，而且有本领使他的老主人在被他捉弄时还把他当作自己的忠心仆人。他狡猾、聪明、灵活、快乐。波瓦洛一向热烈赞赏莫里哀的艺术才能，但不欣赏《司卡班的诡计》。他谴责莫里哀“抛弃趣味和风雅”，说他不应该把“司卡班装人的口袋”搬上舞台。实际上，莫里哀用民间戏剧的优良传统丰富了他的喜剧创作，这正是他的优点。　　莫里哀虽然有时在题材上走出古典主义的框子，但他的喜剧具有古典主义的优点，结构形式谨严，戏剧冲突鲜明。他没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缚，反而以高度的技巧掌握了这个规则。他在形象塑造方面显示出卓越的艺术才能。他的人物特点是集中、夸张、概括性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主导性格。莫里哀把伪善者的一切特征都集中在达尔杜弗身上，使他几乎成为伪善的化身。同样，他把阿尔巴贡的吝啬也刻画成强烈的情欲，并且用夸张手法突出他的性格。　　莫里哀的人物的语言和他们的性格、身分完全一致。他的喜剧有的用诗体，有的用散文。诗剧大都采用亚历山大体，有时也用自由体。他的散文流畅自然，很接近口语。他的喜剧吸取了人民的语言，有不少句子已成为谚语。　　古典主义文学的成就并不限于戏剧，巴期加(1623-1662)的宗教论战作品、拉·罗史孚哥勒(1613-1680)的伦理著作、波舒埃(1627-1704)的演说词、赛维尼夫人(1626-1696)的书信、累慈红衣主教(1613-1679)的回忆录等都享有很高声誉。他们都是散文作家。第二期古典主义诗人中同莫里哀和拉辛齐名的有《寓言诗》作者拉封凡及《诗的艺术》作者波瓦洛。　　若望·德·拉封丹(1621-1695)是欧洲著名的寓言作家之一。他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到农村度过童年，1652年到巴黎。他从小喜爱田野森林，注意禽兽特性，熟悉农民生活。他钻研古代文学，也爱读中古的法国民间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卜伽丘、阿利奥斯托、塔索等人的作品。　　拉封丹写过悲剧、喜剧、哀歌、民歌、故事诗等，但以《寓言诗》的成就最为突出，享有全欧声誉。《寓言诗》(1668，1679，1694)共十二部，二百三十九篇。拉封丹说，他的《寓言诗》是　　一部巨型喜剧，幕数上百，　　宇宙是它的背景，　　人、神、兽扮演其中的角色。　　在这部“巨型喜剧”里，作者制作了十七世纪法国社会的大画幅，塑造了各个阶层的人物性格，分析他们的心理活动。狮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形象。有的狮子英明，善于使用人才(《狮子出征》)；有的狮子衰老无能(《年老的狮子》)；有的竟然需要老鼠的援助(《狮子和老鼠》)；有的蛮横，恃强凌弱(《母牛、母山羊、母绵羊和狮子合伙》)。《狼和小羊》的故事和伊索寓言相同，不管小羊怎样对狼讲道理，狼总是要吃羊的。这首诗一开头就写道：“强者的理由永远是最好的理由。”它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是弱肉强食、人吃人的社会。《小耗子、小公鸡和猫》中的猫是达尔杜弗一类的人物，是披着宗教外衣做尽坏事的伪善教士的形象。在小耗子面前，他装成非常温和、谦虚、仁慈，实际上比小公鸡更可怕，是鼠类最危险的敌人。　　拉封丹对劳动人民有一定的感情。《死神和樵夫》诉说樵夫处在“兵士、捐税、债主、赋役”的重压下的痛苦心情。《老太婆和两个女仆》描写富人用种种手段剥削穷人，要女仆为自己积累财富，连她们休息睡觉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樵夫和麦丘利》叙述丢了斧头的樵夫不贪财，不说谎，不肯冒认金斧和银斧；劳动人民勤劳诚实的美德得到作者的赞赏。这些寓言现实意义很强，具有鲜明的民主倾向。　　《寓言诗》的道德格言没有道学家的气味，是作者从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一些立身处世的道理。拉封丹劝人不要损人利己(《鹤和狐狸》、《猎狗和她的伙伴》)，不要吝啬、贪财(《下金蛋的鸡》、《失去财宝的守财奴》)。他说，“劳动就是财富”(《庄稼人和他的孩子们》)，“人们必须互助，这是自然法则”(《狗和驴子》)，“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后果”(《狐狸和山羊》)。有些寓言诗抒发了作者的感情，如对悠然自在的生活的喜爱，对大自然的欣赏，对友谊的珍惜等等，因而饶有抒情诗风味。　　拉封丹是描绘禽兽的能手，寓言诗中的禽兽在他笔下绘影绘声，给人以真实之感。寓言故事一般简短，集中精炼，富有戏剧性，有开场，有发展，有高峰，有收场。他善于采用人民的语言。拉封丹是个杰出的诗人。他的诗的韵律千变万化，有亚历山大体，更多的是长短不齐的自由体。　　尼古拉·波瓦洛—德彼雷奥(1636-1711)是古典主义的发言人和立法者，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学过神学和法律，但他既不愿献身宗教，也不想当法官，一心一意要作诗人。1660至1669年，他先后写过十二篇讽刺诗，1669年后陆续写了一些《诗简》及其他诗作。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用诗体写成的文艺理论《诗的艺术》(1674)。　　波瓦洛开始写作时，古典主义的新生力量已经开始显露，但还不很茁壮。旧派势力感到新派作家的威胁，对他们极力排挤打击。波瓦洛以保卫古典主义作家为己任。他用讽刺的武器来“消除时代的谬误”，揭露那些投靠贵族财主的“文丐”，抨击贵族沙龙中流行的违反现实的作品。他指出，尽管《熙德》为黎塞留所反对，但巴黎观众的赞赏抵消得了法国学士院的谴责。《费得尔》上演后遭到旧势力的恶意排挤，波瓦洛写诗简一封安慰拉辛，给他的悲剧以很高的评价。他用热情洋溢的话赞扬莫里哀的诗才：“请你指教我，莫里哀，你的韵是哪里找来的?”他对古典主义的成长和发展起过很大作用。　　《诗的艺术》是古典主义作家成就的理论总结，其中有一般性的理论，也有具体的规律。波瓦洛认为诗人要有天赋才能，但也强调辛勤劳动的重要。伟大的诗人要有伟大的心灵，写诗不是作买卖，诗人的目的不在赚钱。他的理论体现着以古代文学为典范的古典主义原则。他为每一种体裁制订规则，并提出一些古希腊、罗马作家作为学习榜样。他明确规定理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他说：“要爱理性：愿你的写作永远从理性获得光芒和价值。”他教人“一切要以良知为归依”，“永远要使良知和韵律符合一致”。在他看来，良知就是理性，理性是构成普遍“人性”的核心。他要求作家注意真实。早在《诗简》里，他就写道：“只有真才是美，只有美才可爱。”在《诗的艺术》里，他进一步指出作家必须观察生活，“把自然奉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诗人永远不要离开自然”。他所理解的“自然”，不是自然景色，而是客观世界。　　波瓦洛为诗体划分等级，把它分为“大体裁”和“小体裁”。大体裁是史诗、悲剧和喜剧，其他都是小体裁。他说史诗只能取材于古代神话，《圣经》不能给史诗提供素材。悲剧要“逼真”，他要求悲剧家严格遵守三一律，“舞台表演自始至终只能有一个情节，要在一个地点和一天内完成”。他规劝喜剧家“研究宫廷，认识城市”。宫廷要研究，城市只要求认识，至于下层社会生活就不能登大雅之堂了。他因为莫里哀把民间戏剧的创作手法和人物形象搬上舞台而表示惋惜。　　《诗的艺术》中有些观点值得重视，但也有错误的地方，尤其是他把古典主义美学原则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观点。尽管如此，波瓦洛的理论对现实主义美学有一定的贡献，这是无可否认的。　　十七世纪后期路易十四王朝日益反动，阶级矛盾更为激烈，这矛盾在文学中得到了反映。后期作家拉布吕耶尔和费纳龙的作品对现状表示不满，提出改革的要求，他们的民主倾向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文学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若望·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的《品格论》(1688)是一部独创一格的散文作品，其中有人物素描、小型故事、戏剧性场面、思想片段等等，以人物素描写得较为出色。作者刻画了十七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肖像。亲王、公爵是国王豢养的奴才。他们表面亲热，背后互相排挤攻击。资产阶级欺骗成性，唯利是图。作者指出金钱败坏社会风气，破坏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也描写了农民的悲惨生活。他们终年劳动，住在兽洞里，只靠黑面包、水和树根活命。作者说，他们应该有权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他把“大人物”和人民作对比。“大人物”表面堂皇，实际上没有灵魂；人民没有可以炫耀的外表，但本质是好的。　　弗朗索瓦·德·拉·莫特·费纳龙(1651-1715)当过路易十四的孙子的师傅，以自己的政治思想教育王孙。他提出“国王是政府的仆人”的进步思想，来对抗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的专制主义。他的《忒勒马科斯》(1699)是一部传奇小说，采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第四章的故事。忒勒马科斯离家寻访父亲奥德修，从庇洛斯、斯巴达走到卡吕普索岛，甚至到了地狱。小说的结构形式和拉伯雷的《巨人传》有相似之处。作者通过忒勒马科斯的飘流各地，阐述他的反对专制暴政的思想。他批评路易十四的战争和殖民政策、宫廷的奢侈、官吏的腐败。他描写专制王权压迫下的人民大众的苦难，提出他的理想社会，在这社会里，人民负担合理的捐税，安居乐业，不受战争威胁。　　十七世纪八、九十年代，法国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古今之争”，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作家应当学习古人，还是学习今人?有些人根据当时自然科学的新发明，认为今人在科学领域内已经超过古人，文学艺术也不可能例外。十七世纪诗人、作家已作出优异成绩，不比古代作家差。1687年，查理·贝洛勒(1628-1703)在法国学士院宣读他的诗《路易十四时代》，他说路易十四时代和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相比毫无逊色。但他错误地把一些曾受波瓦洛严厉批评的贵族沙龙作家和高用依、莫里哀并列，用来作为今人胜于古人的证明。波瓦洛在他宣读时当场退席，表示抗议。随后，波瓦洛提出反驳，以荷马和维吉尔为例，说明古代作家是绝对卓越的。拉封丹和拉布吕耶尔同他站在一边。他们看不见时代已经改变，坚决认为古代文学是最高的典范，今人永远超不过古人。直到1694年，波瓦洛和贝洛勒互相让步，两派争论才暂时停息，但问题远未解决。十八世纪环境这问题的争论仍然不时发生，有时剧烈，有时缓和。一百多年后，浪漫主义作家推翻了古典主义的权威，争论才最后结束。　　“古今之争”说明法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增长了，不能忍受古人比今人优越的观点，同时它又是文学中自由倾向的表现，诗人、作家不再愿意接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要求创作有更大自由。“古今之争”可以说是宣布了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和作家的自由批判精神的诞生。　第三节　英国文学和弥尔顿　　十七世纪英国海外贸易和工业日益发达，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进一步发展。但国王查理一世仍然是最大的土地领主，他控制生产和贸易的专利权，征收重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同时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尖锐化了。资产阶级在国会里和经营工商业的新贵族结成同盟，反对王权，并在人民群众支持下，于1642年发动革命。1649年革命成功，建立共和国，判处查理死刑，克伦威尔执政。　　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有进一步的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感到恐惧，在1660年和旧贵族妥协，迎回查理二世复辟。　　复辟后的政权日趋反动。詹姆斯二世想恢复天主教，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宫廷充满了骄奢淫逸的风气。资产阶级在1688年发动政变，即所谓的“光荣革命”，迎来荷兰的威廉作英国国王，建立君主立宪国家。从此资产阶级的统治才逐渐巩固下来。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是在十六世纪后半期，英国资产阶级认为宗教改革不彻底，国教保留了许多天主教因素，因而创立一个新教派——清教。清教反对国教铺张浪费的宗教仪式、贵族阶级奢侈淫靡的生活，以及戏剧娱乐等，提倡勤俭节欲，以利资本积累。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利用清教运动，从《圣经》上借来响亮口号，以鼓起人民的革命情绪。　　革命时期，随着人民运动的高涨，出现了利尔本(1618-1657)和温斯坦利(1628?-1698)等人民运动领袖，他们写了许多政论文，要求把革命向前推进一步，争取广大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但这些运动的参加者成分复杂，在大资产阶级的残酷镇压下先后遭到失败。　　在革命和复辟时期最有成就的作家是弥尔顿，其次是班扬。此外，在诗歌方面有两个主要派别。一派是以约翰·邓恩(1572-1631)为首的“玄学派”，他们的诗歌一般写爱情、隐居生活或宗教感情。他们脱离现实，强调个人内心感受，诗歌的内容晦涩难解，以意象奇幻取胜，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文人对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理想失去信心。别一派是骑士派，他们在内战期间多半参加过王军或王党。他们的诗多以爱情为主题，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缺乏真实严肃的感情。　　复辟后，封建王朝从法国带来古典主义的文学趣味，提倡戏剧，恢复了清教徒所封闭的剧院，文学创作一时以戏剧为主。剧作家有德莱顿、威彻理(1640-1716)、康格利夫(1670-1729)等，其中德莱顿最重要。这时流行的戏剧大都写爱情故事，迎合宫廷贵族的庸俗趣味。　　约翰·弥尔顿(1608-1674)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在剑桥大学求学时和毕业后一个时期，钻研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熏陶。1638年他旅行意大利，访问过被天主教会关在狱里的伽利略，并和意大利的文人学者交往。1639年，英国革命形势紧张，他回国参加反对国王和国教的斗争，在1641-1645年间发表过许多政论小册子，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新政府任命他为拉丁文秘书。他写了不少文章捍卫共和国，因积劳过度，双目失明，但仍坚持斗争。王朝复辟后，他受到迫害，著作被焚毁，生活贫困。这一时期，他完成了三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弥尔顿早年的创作主要是短诗，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1632)。这两首诗描写诗人的轻松愉快心情和沉思的乐趣，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生活享受的追求。他的十四行诗歌颂自由，斥责教会，或抒写个人的情怀，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　　弥尔顿在担任政府职务前后写过不少政论文，参加宗教和政治论战。他站在清教徒立场，主张取消国教的主教制度，并在政治问题上给王党以有力打击。他的《论出版自由》(1644)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当权的长老派的跋扈。《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1649)从《圣经》和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学说中找出论据，说明人民有权废除和杀死暴君，以坚定人民的革命信心。《为英国人民声辩》(1651)驳斥反动派所谓英国人民犯了弑君之罪的谰言。　　《失乐园》(1667)长约一万行，分十二卷，故事取自《旧约》。夏娃和亚当因受撒旦引诱，偷吃知识树上的禁果，违背了上帝旨令，被逐出乐园。撒旦原是大天使，但他骄矜自满，纠合一部分天使，和上帝作战(卷5、6)，于是被打到地狱里遭受苦难(卷1、2)。他这时已无力反攻天堂，才想出间接报复的办法，企图毁灭上帝创造的人类。上帝知道撒旦的阴谋，但为考验人类对他的信仰，便不阻挠撒旦。撒旦冲过混沌，潜入人世，来到亚当居住的乐园(卷3、4)。上帝派遣拉法尔天使告诉亚当面临的危险，同时把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经过告诉他(卷7、8)。但是亚当和夏娃意志不坚，受了撒旦的引诱，吃了禁果(卷9)。上帝决定惩罚他们(卷10)，命迈克尔天使把他们逐出乐园，在放逐前，迈克尔把人类将要遭遇的灾难告诉了他们(卷11、12)。　　诗人写这首诗的目的在于说明人类不幸的根源。他认为人类由于理性不强，意志薄弱，经不起外界的影响和引诱，因而感情冲动，走错道路，丧失了乐园。夏娃的堕落是由于盲目求知，妄想成神。亚当的堕落是由于溺爱妻子，感情用事。撒旦的堕落是由于野心勃勃，骄傲自满。诗人通过他们的遭遇，暗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由于道德堕落、骄奢淫逸而惨遭失败。　　弥尔顿继承了十六世纪的人文主义思想，接受了十七世纪新科学的成就，同时对它们采取批判的态度。他肯定人生，但否定无限制的享乐。他肯定人的进取心、自豪感，但否定由此演变出来的野心和骄傲。他肯定科学，但认为科学并不是一切，有科学而没有正义和理想，人类不会得到和平与幸福。弥尔顿的这种思想也就是革命的清教思想的反映。　　弥尔顿在思想上要批判骄矜的撒旦，感情上却同情他所处的地位，因为撒旦受上帝惩罚，很像资产阶级受封建贵族的压迫。在描绘地狱一场时，弥尔顿虽然口口声声说撒旦骄傲、野心勃勃，但在对话里，在形象上，撒旦又完全是一个受迫害的革命者。这个形象十分雄伟，在凶险的地狱背景衬托下，他的战斗决心表现得更鲜明。撒旦说：　　战场上虽然失利，怕什么?　　这不可征服的意志，报复的决心，　　切齿的仇恨，和一种永不屈膝，　　永不投降的意志——却都未丧失。　　同时通过和撒旦一起被贬入地狱的天使们的形象，诗人描绘了当年愤怒的革命战士：　　对最高的掌权者，　　他们发出了怒吼，并用手中的枪，　　在他们盾牌上，敲出猛烈的声响，　　愤愤然向头上的天穹挑战。　　这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可磨灭的记录，是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诗中的上帝却显得冷酷无情，缺乏生气。　　弥尔顿在这首诗里对于封建贵族的放荡生活也给予尖锐的批评。　　在《失乐园》里，弥尔顿显示了高超的艺术。诗人的革命热情和高远的想象使他雕塑出十分雄伟的人物形象，如撒旦、罪恶、死亡等，描绘了壮阔的背景，如地狱、混沌、人间等。他的诗歌风格是高昂的。诗中运用了璀璨瑰丽、富有抒情气氛的比喻，独特的拉丁语的句法，和雄浑洪亮的音调等。在结构上，《失乐园》承继着古希腊、罗马史诗的传统，成为英国文学中一部杰出的史诗。　　《复乐园》(1671)四卷，根据《新约·路加福音》描述耶稣被诱惑的故事。耶稣在约旦河畔由圣徒约翰施洗后，准备公开布道，这时圣灵引他到荒郊，先要给他一次考验。这考验就是撒旦对他的引诱。撒旦第一天以筵席，第二天以城市的繁华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引诱耶稣，都遭到拒绝。第三天撒旦使用暴力，把耶稣放在耶路撒冷的庙宇的顶上，他也毫不畏惧。后来天使们把他接下来，认为他胜利地经受了考验，于是他开始面道，替人类恢复乐园。　　《复乐园》和《失乐园》都说明了生活的引诱问题，但《失乐园》所强调的是理性控制情欲，是人文主义对生活的肯定和清教的道德观之间的相互协调；而《复乐园》则强调信仰消除情欲，体现宗教思想的胜利，这首诗反映了革命挫败后，诗人厌弃和抗拒复辟王朝的道德堕落和反动王朝对古代文化的歪，以锻炼自己的性格，继续和封建势力作斗争。诗里的耶稣念念不忘罗马奴役下的以色列，他认为以色列的解放一时还不能实现，但是它说：“一旦那一天来临，你不要想象我会坐失良机。”这说明了诗人对英国革命的始终不渝的态度。　　《力士参孙》(1671)是一出悲剧，取材于《旧约·士师记》。参孙是以色列民族英雄，被妻子大利拉出卖给非利士敌人，眼珠被挖掉，每日给敌人推磨。一个节日，非利士人庆祝对参孙的胜利；参孙痛苦万分，这时他父亲劝他和解，大利拉的忏悔更给他以刺激，敌人赫拉发对他威胁和侮辱，这些都激发了他的战斗精神。在敌人威逼他表演武艺之后，他撼倒了演武大厦的支柱，整个大厦坝塌，他和敌人同归于尽。　　这出悲剧表现了坚强的革命精神。它反映了王朝辟后资产阶级革命者内心的痛苦和身受的迫害。歌队这样责难神：　　你甚至叫他们　　色在邪门异教的刀剑之下，　　把他们尸体丢给野狗、猛禽；　　或使他们作俘虏，　　或朝代改了，在暗无天日的法庭里　　受负义群氓的审判处刑。　　从这里可以看出复辟王朝如何残酷地对待革命者，如何杀的杀，放逐的放逐，就连克伦威尔的尸体也被枭首示众。他们痛苦异常，愤怒无比，一定要继续革命：　　有一天神会把不可战胜的力量　　放在人民救星的手里，　　来镇压世间的暴力、人民的迫害者　　和野兽一般狂暴的恶人。　　诗人也指出深自忏悔，克制骄矜，控制情欲，恢复信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力士参孙》采用了崇高严肃的题材，具有汹涌澎湃的感情，质朴有力的语言，活泼有节的音律。这一悲剧是弥尔顿艺术的新发展。它运用希腊悲剧形式，实际上是一部宏伟的剧诗。　　约翰·班扬(1628-1687)是典型的清教徒作家。他以补锅为业，参加国会军，后来在家乡传道，反对国教，王朝复辟后，被捕入狱达十二年。在狱中和出狱后，他写过不少作品，主要的是《天路历程》(1678，1684)。　　《天路历程》是一部寓意小说。前部叙述史为“基督徒”的主人公抛弃家园妻子，跋涉高山深水，战胜猛兽妖魔，最后到达天国之城的经历。后部描写基督徒的妻子，继丈夫之后寻找天国的故事。这部作品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宗教狂热，同时通过一系列寓意形象对社会现实有所批判。例如基督徒路过名利城时，看到灵魂肉体、功名富贵都在市场出卖，他自己也遭到违法乱纪、荼毒生灵的法官的迫害。有些情节和人物写得比较生动。在语言方面，班扬采用了人民的口语，生动有力。　　英国文学中的古典主义因素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存在，从弥尔顿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古代文学的影响。但古典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则是随复辟王朝从法国回来之后才形成的。英国古典主义流派依附反动封建王朝，从一开始就具有保守倾向。他的创始者是约翰·德莱顿(1631-1700)。他是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信仰天主教，他站在保守立场写了一些政治讽刺诗、宗教论争诗和剧本。他的文学评论如《论剧诗》(1668)和许多作品的序言，强调理性和规律，指出悲剧中三一律的重要性，主张形式完美。他推崇古希腊、罗马作家，但也肯定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的成就。他观察敏锐，对作家的评论时有灼见，超出前人和同时代的评论家。他的大量古典主义创作，系统的古典主义理论，他的讽刺诗的技巧，他的翻译，他的准确平易的散文，都对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文学有很大影响。　第四节　西班牙文学　　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已经开始衰败。到了十七世纪，西班牙虽然在国外还占据某些领地，但已失去强国地位。各地起义不断发生，政府几乎无力对付，而宫廷中还保持繁缛的礼仪和豪华的生活。专制政府又通过天主教教会用残酷手段加强反动统治，使整个西班牙笼罩在阴暗的宗教气氛之中。　　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文学也趋于衰落，逐渐失去了“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天主教反动统治使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文学遭到沉重打击，宗教思想控制着整个文学界，贵族绮丽派盛极一时。　　西班牙贵族绮丽派文学被称为冈果拉派，创始人是路易斯·德·冈果拉(1561-1627)。冈果拉早期写故事诗和短诗，后期发表了不少风格纤巧的诗歌，如长诗《寂寞》(1613)和《波利非莫和伽拉苔亚的故事》(1612-1613)，它们曾产生广泛的影响，形成一个诗派。这个诗派轻视人民群众，提倡为“高雅人士”写作，作品堆砌夸张的词藻，充满各种隐喻和难解的词句。其内容大都是人生无常、终归毁灭等悲观思想。　　十七世纪上半期，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虽然遭到教会的迫害，但仍然坚持斗争。剧作家如蒂尔索·德·莫里纳(1571?-1648)、阿拉尔康(1581-1639)和卡斯特罗(1569-1631)继承维加的传统，取材于民间文学和历史传说，写了大量的作品。蒂尔索·德·莫里纳的《塞维利亚的嘲弄者》(1630)第一次以关于堂璜的民间传说为题材，描写一个丧尽天良、勾引妇女的贵族青年，揭露贵族罪恶。卡斯特罗的《熙德的青年时代》(1618)取材于民间谣曲，描写这个西班牙民族英雄的事迹。在散文方面，凯维多(1580-1645)的成就较大。他是西班牙最后的人文主义代表之一，写过许多讽刺性的散文，也写了流浪汉小说类型的作品《大骗子堂帕勃罗斯·布斯康的一生》(1626)。他痛恨贵族、僧侣、贪官污吏、炼金术士、占星术士等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给以无情揭露。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他看不见出路，作品也不免染上悲观色彩。　　十七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是戏剧家彼德罗·卡尔德·隆·拉·巴尔卡(1600-1681)。卡尔德隆出身于马德里贵族家庭，曾在马德里耶稣会学院学习，后来到萨拉曼加大学攻读哲学和神学。他很早就写戏剧，1635年入宫廷服务，管理宫廷剧院，创作了大量剧本，成为维加以后西班牙最有名的戏剧家。1651年，他入教士籍，一直担任重要的教会职务。他写过120部剧本，另有八十部宗教剧和二十篇幕间短剧。在艺术技巧上，他继承维加的传统，但是也讲究华丽的布景和服装，运用夸张的言词。他的作品多采用中古题材，有浓厚的天主教色彩。许多剧本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直接宣传否定现世、相信来世和忏悔赎罪等宗教思想，他到晚年就专写宗教剧了。但是卡尔德隆的作品中也有肯定现世幸福的人文主义主题，如《精灵夫人》(1629)。有的剧本甚至歌颂农民反对贵族迫害的斗争，如《萨拉梅亚的镇长》(1636)。这些矛盾都反映了人文主义的衰落、天主教统治和贵族文学的深刻影响。　　《人生如梦》(1635)是卡尔德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主人公是波兰王子西吉斯蒙德。国王从天象中得知王子将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因此从小就把他囚禁在边塞的古塔里，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一天国王用药将他麻醉，送回宫中，等他醒来，给了他最高的地位和权利。西吉斯蒙德为了报复他所受的迫害，殴打朝臣，甚至威胁国王。国王认为他野性未驯，又将他麻醉，送回古塔。王子醒来，想起前事，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梦，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从此个性大变。不久，国内爆发起义，起义者攻入宫中，擒住国王，西吉斯蒙德被拥戴为首领。但是这一次他却贤明公正，宣布施行仁政，又将王冠归还父亲。　　这个剧本像卡尔德隆的许多剧本一样，用寓意的手法阐述哲理。西吉斯蒙德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最初是个性情暴烈的反抗者，他斥责国王不该既给他生命，又把他当野兽看待，实际上这是对天主教哲学的抗议。但是他随即认为人世一切无非是梦幻，希望只在来世，因而变成一个温顺的忏悔者。卡尔德隆通过这个形象提出一个抗议性的问题，而得出的却是宗教忏悔的结论。　　卡尔德隆的剧本具有较高的技巧，善于刻画人物内心，富有抒情特点，许多剧本的独白后来都成了流行的抒情诗。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十九世纪初期的许多著名作家。　第五节　德国文学　　十七世纪，德国爆发了残酷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次战争又称为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德国的公侯们为了争权夺利，利用新教和旧教的分歧，形成两个阵营，各自勾结国外势力，在德国的国土上烧杀掠夺。战争的结果是德国人口减去三分之一，城市萧条，田地荒芜，矿山损坏，工商业衰退。大小公侯们只靠着残酷剥削农奴，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这种情形使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文学方面，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和民间文学的反封建内容，在这黯淡的时代里也消失了。市民出身的作家大都依附宫廷，为公侯们服务。一些所谓奖掖文化的宫廷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而宫廷又一味模仿外国风尚，有的把法国作为榜样，有的更多地接受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诗人们则迎合主人的意旨和趣味，从事写作，作品内容贫乏，充满华丽的词藻、离奇的比喻和堆砌的典故，成为形式的游戏。但也有少数作家关怀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命运，考虑祖国语言和文学的前途，在文学理论或实践上作出贡献。奥皮茨(1597-1639)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诗人如彼特拉克、龙沙等向古代诗歌学习，提炼自己祖国的语言，写出格律谨严的民族诗歌，他认为德国的诗人也应该能够这样。他在他的《德国诗论》(1624)里吸取了法国、意大利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论述诗的原理和作用，区分文学的种类，提倡语言的纯洁性，探讨诗的格律。他制定抑扬格和扬抑格的规则，倡导十四行体和亚历山大体，对于德国诗歌格律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诗人弗莱明(1609-1640)和格吕菲乌斯(1616-1664)都能超越德国文艺界的狭窄范围，开辟诗的领域。前者远游俄国、波斯，扩大了眼界，后者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接触到当时欧洲哲学、科学、艺术的新成就。他们在奥皮茨的影响下，运用各种新诗体，写出反映时代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感人的诗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祖国之泪》(1636)概括地叙述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最后他认为比死亡、瘟疫、火灾和饥馑更为可怕的是许多人丧失了灵魂。这是德国十七世纪诗歌中一首有代表性的名篇。格吕菲乌斯也从事戏剧创作，他是德国第一个把市民生活写入悲剧的作家，但当时无人响应；德国市民悲剧到一百多年以后的莱辛和席勒手里，才真正地形成和发展起来。　　这些诗人都生活在十七世纪前半期，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在提高德国语言、制定诗歌格律等方面有一定贡献，并为十八世纪德国民族文学的形成作了一些准备。但是他们只向古希腊、罗马和外国学习，而轻视本国的民间文学，有些文学史家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学者的诗”，并不完全恰当，但也有一定理由。到了十七世纪后半期，小说家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弗·封·格里美尔斯豪森(1622?-1676)则和他们完全两样。他继承十六世纪民间故事书的传统，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下，从平民的立场出发，写出一系列小说，广泛描绘了三十年战争时期德国的社会面貌。这套小说中以六卷的《痴儿西木传》(1668-1669)最为成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的小说都和《痴儿西木传》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成篇。　　《痴儿西木传》用第一人称叙述西木从童年到中年的遭遇和发展。他儿时由一对农民夫妇抚养，十岁左右，军队抢劫了他的村庄，他逃入树林，被一个隐士收容。隐士死后，他卷入混乱的战争中，时而在瑞典的军队里充当“小丑”，时而被科罗亚人俘虏，时而成为远近驰名的猎兵，时而到巴黎过放荡生活，时而又在旧教的队伍里服务。他在这些遭遇中碰到的形形色色人物，对他发生了好的和坏的影响。后来他去俄国，经过朝鲜、日本、澳门、印度洋、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回到故乡，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在第五卷的最后两章里，他给自己过去动荡不定的生活做了总结，并整段引用了西班牙作家古瓦拉(1490-1545)论文中的话，“向世界告别”，要再过隐士生活。第六卷是小说的“续篇”，记载西木第二次远游，流落在一座荒岛上，在那里劳动为生，决定不再回到充满罪恶、屠杀和欺骗的欧洲。　　《痴儿西木传》的主人公从一个淳朴无知的儿童，经过装痴扮傻的“小丑”和冒险的流浪汉的生活，不断地追求荣誉、金钱、爱情、知识，在战争的风雨里吹来卷去，经历了无数的所谓幸福和不幸，最后是看破世情，向人生决别。全书以隐居始，以隐居终，作者的思想是消极的。但书中有不少地方是作者亲身的经历，他自己也是从少年时期起就卷入战争的漩涡，切身感受过人民的苦难，亲眼看到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现象，所以他和当时一般的宫廷诗人迥然不同，能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深刻地描绘这个灾难重重的时代。他说，他的作品不是为宫廷而是为众人写的，不只是供人娱乐，也要起教育和改善社会的作用。他的小说也反映出被压迫人民的愿望和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想。他曾通过一个自称尤皮特的老人，梦想将来的德国应该解放农奴，豁免税收，消除宗教分歧，建立和平。他叙述再洗礼派在当时的匈牙利组织新村，生产资料收归公有，男女享有同等权利，种种设想和庸帕内拉的《太阳国》极为接近。　　《痴儿西木传》的语言是人民的语言，朴素自然，又富有形象性和幽默感。它一般被认为是流浪汉小说，但从它所涉及的广大的社会面、主人公性格的发展，以及比较谨严的结构看来，它已经超过流浪汉小说的范围，可以说是德国一部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　第五章　十八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论　　十八世纪欧洲各国历史情况不尽相同。英、法仍然是最先进的国家。英国166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建成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领导的政权。资产阶级在国外大规模进行殖民扩张，国内发展工商业，大型手工业工场发达，在一些生产部门开始采用机器，十八世纪中叶发生了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在十八世纪初期还有反封建残余的任务，但它和劳动人民的矛盾随着本世纪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尖锐。法国在欧洲大陆各国中工商业最为发达，六、七十年代，手工业工场开始零星使用机器，规模较大的企业出现了。但它仍然是个封建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专制王权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外交一再失败，对内加紧压榨人民，屡次宣告财政破产。封建阶级和第三等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到极点。1798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一次最彻底的斗争，它的胜利标志着欧洲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确立。在德国一些主要城市，工商业也有一定的进展，但很缓慢。德国一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附贵族宫廷，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意大利继续受到外国侵略，教会势力猖獗，资本主义遇到很大阻力。俄国北西欧国家落后，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才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工业有所增长，但对农奴的剥削比以前更为残酷。七十年代爆发的规模巨大的普加乔夫起义尽管归于失败，但有力地打击了农奴制度，促进了俄人民的觉醒。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化学、植物、动物、天文学等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其中以牛顿(1642-1727)的成就最为突出。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继霍布士之后发展了经验主义，推动了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的传播。他在政治上拥护君主立宪制，主张人民通过议会行使权力。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人类的天赋权利，国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保护私有制。洛克对欧洲启蒙运动影响很大。法国思想家贝勒(1647-1706)和封特奈勒(1657-1757)继承笛卡儿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摈弃其中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死的唯心主义思想，把理性作为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权威的武器，提倡自由检验的科学精神，肯定人类要不断地进步。他们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　　十八世纪具有全欧性的思想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体系。启蒙运动是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启蒙学家以先进的观点教育民众，为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因而有“启蒙”之名。启蒙运动在法国声势最为浩大，在德国也有蓬勃的发展，俄、意等国启蒙思想也很流行。英国在十七世纪虽已发生了资产阶级阶级革命，但仍然有着启迪民众向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历史任务。由于这个任务是在革命后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英国的启蒙活动和法、德等国的启蒙运动并不完全相同。　　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它继承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要求从教会束缚下解放个性，而且比人文主义者更进一步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社会的全部上层建筑，其目的是要推翻封建大厦，建立资产阶级政权。因此，这一思想运动也是一场非常剧烈的政治革命运动。教会是主要的封建堡垒，它宣称神权和君权至高无上，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帝王权力是神授的。启蒙思想家用唯物主义反对这种唯心主义，肯定世界是物质的，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他们用政治自由对抗专制暴政，用信仰自由和宗教容忍对抗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来摧毁天主教权威和宗教偶像。他们不满意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创造了天赋人权的理论。他们在斗争中使用的武器是理性，他们用理性检验所有的旧制度、传统习惯和道德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启蒙思想家具有乐观的战斗精神，相信人类不断进步，将要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即他们所标榜的“理性的王国”。这个王国在他们看来将是真理和正义的社会。“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其实，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理性的王国”不过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他们从来不否定私有制度；正相反，他们把这制度看成是不可动摇的原则，甚至是人权的一部分。他们为之斗争的自由平等实际上也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度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他们真诚地相信封建制度一经铲除，全体人民将普遍享受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他们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为全人类而奋斗的。　　启蒙运动家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对社会历史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他们过分强调思想意识的力量。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充满虚伪和谬误，这是因为教会统治了一切，把人类推到黑暗和愚昧的深渊里；因此，他们以为提倡科学、文化和教育就可以改造社会。他们在对民众进行启蒙的同时，把希望寄托在教育统治者上面。他们幻想统治者一旦接受了启蒙思想，成为“开明君主”，便会施行开明政治。关于宗教问题，他们中有人高举无神论的旗帜，反对天主教，也有一些人用自然神论的观点否认上帝存在，却又承认自然本身就是神。此外，有些人还提出“自然人”的理论，来和社会的人对抗，号召人们“返回自然”。这种观点固然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否定人类文明的一面，因而也是属于唯心主义的。这些思想表现出启蒙运动家的历史和阶级局限性，但他们仍然不失为卓越的思想家；“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　　十八世纪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化关系非常密切，英、法两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最大。英国的社会制度为许多国家的先进人士所向往。法国的重要启蒙思想家几乎都到过英国，把英国的进步思想介绍给法国。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是在十八世纪才传到欧洲大陆，开始影响法、德、俄、意等国文学。这一时期的英国小说家理查生受到狄德罗的热烈赞赏，他的小说影响了卢梭，卢梭又对德国的许多诗人发生影响。法国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文学以它的卓越成就，在欧洲各国掀起了向法国学习的浪潮。许多国家从统治者一直到一般文人作家都竞相模仿路易十四时代的文学艺术。古典主义创作原则对一些国家的民族文学的建立起过一定作用，但它的宫廷趣味迎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在这些国家里也产生了华丽典雅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出版后，几乎立刻传到其他国家，或很快就出现了译本，人们竞相传诵，成为欧洲各国人民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的有力斗争武器。　　这一时期古典主义继十七世纪之后，仍然统治着欧洲文坛，许多国家先后有了自己的古典主义流派。但在十八世纪，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启蒙文学和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英国，古典主义虽有相当声势，出现过以蒲伯为首的古典主义派，但这个时期成就最大的作家是笛福、斯威夫特和菲尔丁。他们中有的强烈表达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有的对封建阶级进行揭露，最进步的作家对本阶级所暴露的缺点提出尖锐的批判。他们的文学活动具有启蒙的性质。他们的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不是国王和贵族，而是普通人，特别是社会的中、下层人物。他们关心社会问题，注意环境描写和性格刻画。他们的作品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在法国，古典主义牢牢地占领着文坛，不少作家仍按古典主义的原则从事创作，但没有写出优秀作品。这一时期最受民众欢迎的是以启蒙思想为内容的文学。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是启蒙运动思想家和活动家，同时也是启蒙文学家。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革命性，是欧洲启蒙文学最典型的范例。德国启蒙作家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建立德国民族文学，但也表现出和宫廷贵族妥协的软弱性。莱辛是最重要的德国启蒙作家，他把戏剧作为宣传启蒙思想的工具，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两方面都有所建树。意大利戏剧一度繁荣，哥尔多尼继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传统，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深刻影响，写过不少富有民主思想的社会喜剧，反映了意大利资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日益自觉。俄国在三十年代后形成古典主义流派。这一派作家受到启蒙思潮的影响，提倡科学、文化和爱国精神，讽刺并批评农奴制度所产生的不合理现象。九十年代出现了反映农民革命情绪的作家拉吉舍夫。　　启蒙文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民主性。启蒙作家把文学创作看成是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他们常常深入浅出，把深奥难解的哲学思想写得通俗易懂，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为了达到这目的，他们着重反映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描写普通人的英雄行为和崇高感情。他们作品中的贵族一般是批判揭露的对象。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用诗体进行创作，绝大多数是使用散文。他们喜欢采用民间故事和人民的语言，使作品容易为民众所了解。他们不把描绘环境和性格作为创作的主要任务，但他们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常能引人入胜，发挥启蒙教育作家。他们常用的手法是讽刺和说理；讽刺作品尖锐辛辣，摧毁力很大；说理文逻辑严密，说服力很强。有的启蒙作家，如狄德罗和莱辛，在美学方面深入探讨，提出许多新的见解，丰富了欧洲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十八世纪作家创造了一些新体裁，如正剧、哲理小说和抒情小说等，以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　　十八世纪后期，欧洲产生了感伤主义文学流派，其发源地为英国。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巩固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矛盾更加显著。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人深感社会上贫富悬殊，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得不到保障，感伤情绪由此产生。感伤主义文学正是这种情绪的反映。在理查生的小说中已经出现感伤因素，但英国感伤主义代表作家是斯泰恩，感伤主义就是以他的小说《感伤旅行》(1768)而得名的。这一派作家夸大感情的作用，细致描写人物的心情和不幸遭遇，以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有时对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疾苦表示怜悯，具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他们有时放任个人情感，沉溺于感情世界，脱离现实；有时甚至爱抒发个人对生、死、黑夜和孤独的哀思，致使他们的作品往往充满悲观失望的情调。他们最爱用的体裁是哀歌、旅行记和书信体小说。　　法国在十八世纪并未产生真正的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狄德罗的正剧，特别是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虽然也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但感情主要是用来对封建制度、封建道德作斗争的，因此富有战斗性。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狂飙突进运动标志着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狂飙突进运动作家中有些人受了理查生、斯泰恩、卢梭等人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也带有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也一度出现了感伤主义流派，代表作家是卡拉姆辛。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俄国贵族的没落情绪，成就不高。感伤主义文学对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