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发表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57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甚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周恩来的讲话12月19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英、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英也许作了某种猜想，在车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是刚刚商量完毕。　　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那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____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叠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祝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象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英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英同志是上海《解放日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说鲁英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甚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英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打断。当鲁英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1967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1972年第31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11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想通。　　江青放炮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象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象《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英）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11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红旗》11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象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之前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找王若水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　　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12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12月5日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看《周恩来年谱》）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张姚的表演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好象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象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们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张春桥在撒谎。粉碎”四人帮“后，据揭发，参加座谈的工人本来不觉得龙岩的文章有什么问题，但他们被告知："春桥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觉得不好，认为'不要以为《人民日报》登的都是定论，这一篇就可以讨论。'"发言者是根据事先定的调子讲的。这证实了当时我们的猜想。　　“一方面说，无政府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方面怎么能说群众搞无政府主义？我说非要反面教员教育不成。叫敌人抓住了！怎么能说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是无政府主义？怎么能说他们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这是极右的思想！"今天看来，我所编发的龙岩文章是有缺点的，但并不是如张春桥批评的那样。龙岩文章并没有说工农群众是林彪的反革命工具，而是说无政府主义是这样的工具。张春桥说被"敌人"抓住了，指的是外电。他是把西方记者都当做敌人的。这种事本来是常有的，不足为奇。即使要追究，也不能怪《人民日报》，而应当怪张姚自己。《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于前，《红旗》的文章发表于后。张姚对《人民日报》文章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明说，叫《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文章，进行纠正就是了。他们不这样做，却通过《红旗》来公开唱对台戏，这才被"敌人"抓住的。周恩来说党报党刊要通气，正是指这一点。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件的提法。　　关于前一个文章，张春桥说："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如此。他的极右有行动……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词句来掩盖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甚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英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甚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象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8月8日张姚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甚么11月初发出的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11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12月6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　　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还有一种讲法，说鲁英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好。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甚么不讨论？"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　　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英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甚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19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是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一颗新星升起这次会后，我除了参加整理会议的记录，做检讨，接受批判以外，暂时还回到北京军区开会，因为那里的会议还没有开完。　　12月28日凌晨二时，我在睡梦中被叫醒了。是纪登奎要找我谈话。他似乎也习惯于夜间工作，刚刚吃完夜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对我很客气。他说19日那次政治局会议他没有参加，因为他有个外事活动。他对我的谈话，有几句我是记下来了的：“我读过你的文章《桌子的哲学》，向部队推荐过。主席17日接见我们，还谈到了你，说'我认识这个同志'.你知道吗？不知道？那我就不对你说了，因为中央也没有叫我同你谈。不过主席是很器重你的。"实际上，纪登奎已经在前一天的会上透露了毛泽东17日对政治局成员谈话的精神了。现在许多书上叙述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还说：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是根据姚文元当时作的笔记，比较简单。我听到的纪登奎的传达要多一些，讲了两个问题，大意是：一是形势问题。林彪事件后，部队有些灰溜溜。当前形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另一个是批林问题，林彪路线是极右。在这里说到，收到王若水同志一封信，我知道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并不高明嘛！”并不高明“这个话，同"器重"显然是不一致的。我知道毛泽东对我有好评，但那是过去的事了。纪登奎大概不知道19日那晚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具体情况，否则也许他不会对我这样说话。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　　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17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这就是周恩来说的"收到你的一封信，主席批给我们办".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严格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谁呢？（这件事的含义，在纪登奎和我谈话的第二天就看出来了。　　12月28日，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结束，中央首长接见。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去了。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多了一个王洪文。叶剑英在讲话中提到接班人问题，说："主席从64年起就讲接班人。在座的王洪文同志，贫农出身，参加抗美援朝，又当过工人，三十多岁；主席早就注意了，要培养。"周恩来的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毛主席说，外国人说我们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其实老的中间也有'修'的。我（毛）的意见，是要搞些年轻人当军委副主席、党的副主席。"接着周恩来说："我讲一讲，让你们有个精神准备，让你们震动一下，看你们受得了受不了。年老的容易保守、自满，也会摔跤。主席讲年龄要在三十到四十之间，工人农民。"这时，全场的眼睛都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　　本来已经很左了，却仍要反右。这样的事建国后发生过多次了。从大的说，这次事件以前有批彭德怀的例子，在这次事件之后有"批邓"的例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我才省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不仅会批到江、张、姚头上，甚至难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会有损毛泽东这面旗帜。即使主张批左的人（如我们）主观上丝毫没有这种企图，但是事情的发展会有它本身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空头政治"，这些错误难道只属于林彪吗？张春桥说"大乱"、"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些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是毛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他要这样辩护，正因为害怕有人会说这是无政府主义；而他之所以害怕，正因为这些事情确实是无政府主义。如果说毛泽东也有这样的担忧，是不奇怪的。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谁呢？从那时开始，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他在1957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象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甚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对邓拓说：”我看你很象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一付温文尔雅的样子，就想起刘。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即刘）；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据说是毛泽东在1957年4月10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1973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汉元帝即刘奓，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刘作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有没有在1957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奓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点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刘奓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刘奓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接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杨恽被贬为平民。杨恽回到家乡后，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60年，刘奓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54年，刘奓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奓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奓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那么容易的。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1972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1957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1972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1974年"评法批儒"的先声。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象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不为毛泽东所喜欢就是自然的了。　　1988年3月周恩来九十诞辰前夕脱稿。　　1998年4月修改补充。　　※※※※※※※※※　　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王若水)　　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曾经发表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　　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特地表示："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我感谢作者的好意。后来，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1996年12月号上，于光远在1997年的《广州文艺》上，也都叙述了这件事的过程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的态度。虽然这都是个人意见，但这也许是一种迹象，表明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终于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了。；作为知情人，我觉得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有关这桩公案的情况写出来。至于其中的是非曲直，让历史学家去评说吧！六十年代批判人道主义“文革”前后的周扬，变化是很大的。　　在60年代初，周扬本是批评人道主义的。在1960年7月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党在文艺方面的最高官员）作报告，就批判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虚伪的人道主义、'人类之爱'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等"，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谬论。周扬指名批评了"南斯拉夫铁托集团"，说他们在他们的纲领中宣扬了"人与人之间的人道主义关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周还批评了中国的胡风、冯雪峰和巴人，说他们宣扬了同样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　　1963年，正是在批判"修正主义"高潮的时候，刘少奇提出一个意见，认为单是写批判文章不够，还应该写小册子，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批判。当时拟出了一批题目，其中有个题目就是《批判人道主义》。这个课题由周扬主持。他挑选了几个人，包括洪禹、汝信、邢贲思、罗国杰、王春元、王若水等，组成了一个写作组。　　作为这项工作的准备，我们看了一些当代国外的有关人道主义的材料，还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虽然不能花很多时间到我们这个小组来，但他每次来都很认真地出主意和参加工作。那本语录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一条一条审定的。　　我们当时都是支持对人道主义的批判的。但是，小组在讨论到异化问题时，却有一些不同意见。有些人说，这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应当象抛弃人道主义一样抛弃它。我主张，“异化”不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概念，而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唯心主义者可以用它，唯物主义者也可以用它。我的观点得到了周扬的赞同，被分配写“异化”和“人性”这两章。　　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把"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当做批判重点。这一次，周扬不仅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而且批评了苏联的"修正主义".在这次讲话中，周扬首次论及异化概念，说“现代修正主义者”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企图利用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异化"的某些论述，来把马克思描述成"人道主义者"，这完全是徒劳的。周的这篇讲话经过毛泽东审阅，并得到他的表扬。　　然而周扬却无法完成他的这本小册子。在他作完上面那个报告后不久，1963年12月，毛作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一个批示，批评了周扬所领导的文艺部门"问题不少"、"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毛又作了第二个批示，批评文艺联合会和它领导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是很重的批评。熊熊的批判烈火在文艺部门和文艺团体中燃烧起来，周扬只能抛下写小册子的工作去应付。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它要把周扬排挤掉——这就是江青。　　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的报告“文革”结束后，周扬出狱。他住在招待所里，没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时间接近一些普通干部，我认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紧时间读书。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尔的书来看一看。那时，这种书很难找。我借了两本书给他，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译本），另一本是Stace的《黑格尔的哲学》（英文本）。《小逻辑》很难读，但Stace的书解释得很清楚，我得益此书很多，我想也会对他有帮助。在象他这样高层的中共官员中，到老年还对理论这样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　　周扬研究理论，我想也是为了对“文革”进行反思。不久他担任中宣部顾问。在一次中宣部的会上，他承认了他过去对人道主义的批评是不妥当的。汝信参加了这次会。大概他早就有这种想法，周扬的表态鼓起了他的勇气，不久，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发表了，其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这篇文章当时得到了胡乔木的表扬，因而被评上了《人民日报》1980年"好文章"奖。谁也没有想到，三年以后，胡乔木又授意汝信对这篇文章作检讨。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个大会，由总书记胡耀邦做讲演。此外，再召开一个由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中宣部提名，由周扬来作主要报告人，题目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的。贺敬之挑选了几个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周扬同意做报告，但他不满意这个题目，认为范围太狭窄了；他也不满意中宣部挑选的助手。他决意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亲自物色了三个人来协助他：上海的王元化、中宣部的顾骧和《人民日报》的我。　　周扬在天津迎宾馆找了几间房子，让我们和他住在一起。迎宾馆是过去天津市委为毛主席修建的“行宫”，占地很大，有好几座楼。这里树木繁盛，景色宜人，环境安静，没有干扰，是理想的写作地方。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三天。周扬说这个讨论对外保密，让我们每个人都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最后让周扬来确定报告的基本思想。我建议周扬讲讲人道主义，但是周扬似乎对异化更有兴趣。他对异化问题是有研究的，曾在中央党校作过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　　为考虑这个问题，有一夜他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他说，他决心讲异化问题。我对他说："你决心讲异化，我很高兴。"我原来想，以周扬的身份，可能会觉得谈异化这样的敏感和有争论的问题是不合适的。他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　　周扬根据我们的讨论，决定挑选四个问题来讲：一，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二，要重视认识论问题；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四，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文章题目，就定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第一个问题由顾骧起草，第二和第三个问题由王元化来写。第四个问题本来是准备分配给我写的，我因为还有一大堆事情，推卸给顾骧，提前回北京了。但稿子写成后，周扬又要我修改人道主义这一部分。我在北京对这一部分做了大的修改，不少地方是重写。　　因为时间匆忙，我只能把我过去的文章中的一些现成的话照抄上去。其他两位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向周扬说明了我们的不得已，但周扬似乎不以为意。　　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绝大部分观点也就是我的观点，但有些地方是按照他的意思写的。周扬并不完全同意我的观点，觉得我走得太远了。　　这次，周扬不象过去那样，认真修改助手起草的初稿，亲自加写一些内容，而是有些大而化之。我明显地感到周扬是老了。　　报告会3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开幕式。　　我没有参加这个会，因为头一天晚上和王元化一起对讲稿进行最后的润色，工作到凌晨，弄得很疲劳。讲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排印；王元化和我就在排字房修改，边改边排，第二天早晨临开会时才匆匆忙忙送到会场上（周扬对我们很放手，让我们替他最后定稿）。因此，事先送审是来不及了。邓力群似乎很放心地说："先讲吧！"在开幕词之后，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报告人是周扬。周扬本是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报告常常是很吸引人的，但现在他已年迈，身体也不好，只简单地作了一个开场白，就由一个广播员代念讲稿。据参加报告会的记者回来告诉我，这个广播员很有本事，事先没有看讲稿，拿起来就念，居然念得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当时，台下鸦雀无声，大家聚精会神地倾听。　　报告结束时，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这次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王震走到周扬面前说："讲得很好！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YIHUA'，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文汇报》驻京记者马上要求周扬把这个讲话给他们发表。我说，《人民日报》有优先的权利。周扬当然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刊载。当天晚上发会议的新闻，着重报道了周扬讲话的要点。我特地在新闻后面加了一句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这是为了防止别的报纸来争夺。　　胡乔木在周扬家中的谈话周在报告后马上把报告稿分送给胡耀邦和胡乔木审阅。送给胡耀邦的稿子退回来了，那上面有胡耀邦在文章中划的记号，但是没有注上意见（后来胡耀邦解释说，他还没有看完，秘书误以为看完了，就把稿子退了回来）。　　在一篇赞扬声中，只有胡乔木一个人的反应与众不同。不过这一点人们是逐步知道的。　　最初的一个不祥的迹象是：原定在3月9日结束的会议突然宣布延长，据说是因为有些同志还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看来是所谓"不同意见"还没有准备好。　　3月10日，我按照事先接到的通知，到了周扬家中。胡乔木要和我们谈他对周扬文章的意见。去的人还有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以及文联副主席夏衍。胡乔木正在住医院，他没有把周扬叫到医院而是登门造访，因为尽管胡乔木在党内的官职比周扬高，他的资历却没有周扬那样老，三十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还曾受周扬领导。　　胡乔木开始说："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他申明："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我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接着他说："我看了一些文章，抽象化的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他批评了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和《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还批评了《离离原上草》等文艺作品，不过他的语调并不严厉；而对周扬，他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他的讲话，只是说了一些"不够".胡乔木讲话的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许这就是他认为周扬文章中"不够"的地方，其实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周扬文章也说到了，只是没有说得那么多。我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从资产阶级观点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个话很流行，例如‘大赦国际’批评苏联和中国，他们就是人道主义者。托尔斯泰也是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中有各种糊涂观念。我们现在提人道主义，究竟指什么？很难给人以明确概念。如果不在'人道主义'前面加一个限制词'社会主义'，就容易引起误解，好象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两件事。当然周扬的文章讲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没有展开讲。要展开讲。不能说服资产阶级讲人道，不去剥削。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个早上全部实现。在这个过程中要有艰苦斗争，有时从表面上看可能不符合人道主义。如开矿，有时是不重视安全生产，但不管怎样也有危险。更不用说抗美援朝那样的牺牲了。对这种事情采取什么态度？不能给人以暗示：社会主义不人道。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非人道主义的、反人道主义的现象。还不讲'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反动。如果为了批判'文化大革命'而提出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就没有多大意思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已经清算了'文化大革命'，但在某种范围内，还生长非人道主义的东西。……"胡讲了许多，但还没有提到异化这个词。周扬忍不住了，抓住机会插话说："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胡乔木没有答复，继续说："例如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但要一下解决还不是那么容易。因此，我想一方面社会需要人道主义，另一方面要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胡宣称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这些都应该宣传，不应该视而不见。“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这使哲学家和人民群众隔离开来了……"周扬插话说："我找了若水，我觉得要谈改革，要落实到改革，当然还强调得不够……"我解释说，”没有时间加以发挥了。“　　周扬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现象，是为了说明改革的必要，把改革当做克服异化的重要手段。胡乔木却是宣传党的建设精神文明的方针和全国开展的“学雷锋”运动本身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和高涨，此外就是强调不能离开阶级斗争，对于改革却是一字不提。即使周扬把这个问题当面提出来，他也回避了。　　最后胡乔木建议：周扬同志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在大门口告别时，胡乔木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　　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我花了不少气力从谈话记录中找出实质性的东西，抓住他的意思。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　　我弄不清胡乔木的思维逻辑。他说“抽象地”谈人道主义会引导人们反对社会主义，那么具体地谈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违反人道主义现象不是更会如此吗？他说遗弃女婴、拐骗妇女在我们社会都是犯法的，以此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的，可是这种事情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也是犯法的吗？他不是对人道主义的倡导采取欢迎态度，相信人道主义的普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而是对讲人道主义抱着无穷的忧虑，唯恐弄得青年人反对社会主义。他如此忧心忡忡，恰恰暴露了他自己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叫青年人相信社会主义符合人道主义是很难的；相反，让他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却是很容易的。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经不起一点批评的，是十分脆弱的，在宣传方面稍有不慎，人们就会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他并不去进一步想想，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种思想反映了什么样的现实。他强调不能因为讲人道主义就否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并不去反思一下过去搞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出了什么问题（如"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以至使人们觉得社会主义不人道。胡乔木只知道靠宣传的办法来使人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不人道，如果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是不可免的；但他从不想用改革的办法把社会主义社会在实际上变得更人道一些。　　但当时我在听完胡乔木的讲话后，还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的话比我预料的要温和。回到报社，我把胡的谈话的内容向总编辑秦川作了汇报。我说：乔木的观点和周扬的观点没有大的分歧。他强调批评抽象的人道主义或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这个观点周扬和我也能接受。我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　　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现在我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我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当周扬问胡乔木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我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本来就没有准备谈异化问题。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胡乔木这几句话有些含混。他说把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是不对的。这个话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但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不一样；一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没有异化。如果是前一种意思，那么周扬文章已经说到了；所以胡乔木的意思应该是后者。但是胡乔木在下面又说，非人道现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基本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是非基本的。这好象是想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是非基本的，而不是根本不存在。　　第二天，周扬叫秘书打电话给我，问他的文章什么时候发表。我说，“乔木同志已经提了修改意见，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秘书说他将问问周扬。后来秘书回电话说："周扬同志的意思是就照这个样子发表。"我觉得为难，就说："耀邦同志要在13号纪念马克思大会上讲话，14日登报。周扬同志文章，恐怕要放在这以后为好。请再等些天。"报告发表引起的风波3月10日和11日这两天虽然没有开会，中宣部的人却是在紧张地进行幕后活动，四处奔波。12日，中央党校的会议继续举行。四个人上台演讲，发表与周扬不同的观点。他们都没有提周扬的名字，也没有鲜明地摆出分歧在哪里。粗心的听众会感觉不出这是对周扬的批评。其中主要演讲者是北京大学某教授，他的观点很特别，说："它（异化）就是矛盾，作为矛盾的同义语的异化当然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不用说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也将充满矛盾".这个观点，比周扬和我走得更远。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本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马克思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将消灭异化的，不过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有异议。至于把异化解释为矛盾，却是这位教授没有根据地随意解释。但他却批评周扬和我"滥用"异化概念，因此受到胡乔木的欣赏。　　《人民日报》奉命在4月6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这个讲话的主要部分，当时这是作为正面文章来宣传的。　　这四位同志的发言，影响很大，因为消息传出去了，说是要批评周扬，所以大家很注意。　　那时，报社社长胡绩伟出差了，处理周扬文章的责任落在总编辑秦川和我头上。我和秦川商量。两人都认为，既然作者不愿意修改，编辑部也不必坚持非要他修改不可。一篇文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胡乔木并没有指出这篇讲话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够”。这些问题将来可以另行组织文章来讲。周扬文章的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表明，周并不是代表党中央对理论问题发表结论性的意见，发表这篇讲话也不会妨碍别人提出相反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可以在发表周扬讲话的同时，也发表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秦川和我都认为，这样处理是妥当的，用不着再请示胡乔木。当然，我们也准备冒风险。　　这样，周扬的演讲稿终于在3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出来了。接着当然是一场轩然大波。　　当天上午，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接着找我。他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刚才对秦川同志说了，他对这件事是有重要责任的，但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3月10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我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对乔木同志所说的“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邓力群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这个电话记录要点如下：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　　这篇文章没有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哪些存在异化现象？存在反人道主义现象？如有贩卖人口现象，有犯罪现象，（但这是）可以禁止的。文章中有的没有涉及，有的含混地说到一点，如关于特权等。如说权高于法，可以讲是异化，也可以说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人道问题要具体讨论，拥护什么现象？反对什么现象？如干部服从分配到边疆地区工作，是不是异化？是不是不合人道主义？只抽象地讲，不具体答复，会给人以暗示：人要自由流动，不能自由流动，就是没有把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就是不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是用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是用来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文化大革命"，现在又没有"文化大革命"了。现在正在开展学雷锋运动，这是人道主义的高度发展，为什么视而不见？象雷锋这样的事，过去个别的会有，但不可能大规模地出现。现在讲人道主义，给人以什么目的？（原文如此）对当前的社会现象完全不提，或提得片面，只讲一点点，不加分析，这样一来，会给人以什么印象？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为什么提也不提？不要抽象地提问题。马列主义要摆到具体条件下来讲。现在文艺界就有人在文艺上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了。　　希望能有人在讨论会上做一个发言，这么讲可以讲到要害，不然毫无意义。关于异化、人道主义这方面的问题，邢贲思同志搞过一些，最好请他准备一下，明天做个发言（发言时注意口气不要太大），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与十日讲话明显不同，口气很严峻。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电话，我就不会误解胡乔木的真实意图了。十日那次讲话，过于委婉，过于绕圈子，使得我误以为对周扬文章没有很多意见。从这个电话看，胡乔木是认为周扬文章根本没有可能修改好，那么他为甚么还要周扬修改呢？我想，胡乔木是想给周扬出一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打退堂鼓，但这个目的没有达到。胡乔木说不出周扬文章有什么错，却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我惊讶。　　不过，我知道这一点已经晚了。　　接受批判起初，我还想争取使人道主义问题能够正常地讨论下去，写了一封信给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不仅在西方讨论得很热闹，在东欧和苏联也兴起了“人道主义热”，中国也不应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1983年3月25日，中宣部召集一些单位开会。部长邓力群讲话，说："关于人道主义，作为一个学术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包括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要力求采取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态度，绝不要感情用事，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这个讲话听起来真是语重心长，可以叫人放心（后来还发表在4月11日的《光明日报》和4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但实际上是怎样做的，第二天就明白了。　　3月26日，在中宣部开会，通知周扬、秦川和我参加。这个会由胡乔木主持。他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其中批评了周扬和秦川，重点是批评王若水。王若水要对发表周扬文章负主要责任，也要对参加起草周扬文章的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一部分负责。他是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此外，“进几年来，王若水等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宣扬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异化等观点的文章，而且由人民出版社收进了专门的文集。王若水题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的文章被收近其中的第一本文集，这本文集就以王若水同志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还应该注意到，有一些人利用这些观点加以引申，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　　因此，《报告》在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　　《报告》对周扬的批评部分如下：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中宣部这个报告早就起草好了，可是这并不妨碍邓力群在昨天的会议上谆谆告诫大家"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胡乔木讲话。他在谈到我的信时，拒绝了我的建议，说不能因为国外在讨论，中国也要讨论。“国外在讨论性解放，中国也要讨论吗？"胡乔木这个意见和前一天邓力群说的正相反。这并不表示两人的意见有什么不同；邓力群在中宣部所作的工作布置不可能没有和胡乔木事先商量过。不过邓力群昨天的话是要登报的，而胡乔木现在是在内部说的。　　“人道主义有许多问题讲不通。尽管我们在实践上有许多错误（不算"文革"），还是实行人道主义的。但为何建国以来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对周扬同志文章不满足，没有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有几句话，但不够。否则，我何必如此认真地赶去谈？……"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说3月10日乔木同志的谈话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为什么发表了又成为大错误呢？胡乔木说，他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　　周扬：“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胡乔木：“我不会！”　　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讲，乔木讲话常变。”　　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他们都同意查记录。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弱，两样都有，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索性将文章中没有涉及、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说清楚，然后出单行本。（周：报纸说要发表呢！）那没关系。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是否在前面加一个说明。"胡乔木：”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胡乔木接着说：“这里有很大的斗争。承认不承认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承认，我们不能同意。（王若水插话：周扬同志文章讲到了这一点。）是讲了，但重点不在这里。……"周扬：”我想落实在改革上，也许我是错的。结合改革难道不是联系实际吗？“　　秦川讲了几句调解的话。　　贺敬之也出来圆场，但把矛头对着《人民日报》：“我没有做记录，但我觉得还是改一改好。周扬同志可能有些误会。但《人民日报》不是误会问题。”　　胡乔木表示了他的大度：“你们放心，我不会因为今天发生的争论而影响我对你们的同志友谊，更不会影响对这件事的处理。”　　接着秦川讲话，他也表示了对处理的不同意见。　　我作了较长的发言，对《报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批驳，为周扬和我辩护。周扬和秦川也说不应该对王若水采取组织措施，但没有用。邓力群说书记处还要开会讨论，届时请我们三人列席，听取我们的陈述。但此后就没有下文了。　　胡乔木邓力群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在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胡耀邦要出国，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他后来也没有找我。于是，胡乔木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由邓力群直接找邓小平汇报。这一着受到了效果，邓小平得到一个印象：思想文化界的情况是一团糟。他还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胡耀邦对思想文化界领导软弱。　　当年十月举行的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精神污染”问题。　　周扬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他说：关于异化问题，三十年来，他有过一些想法和看法，而他的思想也是有变化的。但他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讲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对我们今天仍有意义。周追述说，他在1963年的讲演《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就肯定了"异化"的普遍性，而这个讲演稿是经过了毛主席审阅并亲自修改的。当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是很左的，那个讲话主要是批评南斯拉夫和苏联。他还提到他在198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一文中，已经谈到当前的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宣部长邓力群审阅过的。　　周扬再次强调，他提出异化问题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改革的必要性：我这次提出异化问题，和二十多年前的情况相比，是对我过去左的思想有所自我批评。　　讲话中我力图配合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所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方针。我党经过半个多世纪斗争取得了胜利，但在胜利后十七年还出现了十年浩劫。这虽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异化现象。现在我党要肩负起实现四化建设的历史重任，而在各个领域里仍存在着各种阻碍四化的路障，其中有不少是和社会主义相背离、相异化的现象。但由于社会制度本身的性质，它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有本质的不同，它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这种异化，而目前我党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的方针，正是克服这些异化现象以及其他错误现象的可靠的保证。我认为只有这样联系当前的改革，谈论异化才不至于流于空谈。可能我这样联系不一定恰当，但我是真心想要使自己的讲话对当前的改革有所裨益，我是紧紧跟随中央的路线方针提出这个问题的。　　周扬的这个辩护只是引来更多的批评，最后他作了检讨。　　二中全会结束后，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报社，宣布中央的决定：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1983年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这个检讨使周扬过了关，他可以继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了___但报刊上的批评并没有停止。1983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的一篇序言。他在分析邓拓的内心矛盾时说：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我想周扬的这一番话是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从党的正统观点看是无懈可击的。　　他在评论邓拓，他也在表白自己。他的有些话是真情流露，但另一些话又象是在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至于他内心究竟是怎样想的，这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作讲演，地点仍在中央党校礼堂，和十个月前周扬讲演的地点一样，主题也是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不过，这次是由两个广播员代念了。　　这给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胡乔木讲的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周扬接受作纪念马克思的讲演的提议是犯了一个错误。他本应该表示谦虚，说这个讲演应该由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作，比如由乔木同志来作，这就没事了。但他不但当仁不让，还不甘心讲文化问题，而要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这就更犯忌了___这样一来，把党内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权威置于何地？周扬夫人苏灵扬曾气愤地说，胡乔木是"白衣秀士王伦".夏衍也对周扬说："你那个讲话什么错误都没有，除了一点，那就是它是你作的。"他们都有相同的看法。　　胡乔木在讲话中再次声称自己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过这一点始终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一，因为他讲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仍是“学雷锋”等，这还是几十年来的一套，没有新的东西，只是插了一个新标签而已。另一方面，他对构成人道主义核心的东西，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等等，恰恰是否定的；而否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呢？第二，他对批判过去的"左"的反人道主义的错误没有兴趣；他的批判的主要矛头，恰恰是同样主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周扬和我。这就使人感到，胡乔木只是要抓"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面旗帜，而他需要这面旗帜只是为了防御。　　看起来，胡乔木起初是把批评的重点放在人道主义上，并没有把异化当做一个大问题，或者说他对异化还没有形成固定的意见。我听过他几次谈话，都没有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只是说没有我们说的那样严重。在10月份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胡乔木批发了两篇他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的谈异化的文章，从那以后，对"社会主义异化论"的批判才突出起来。在1月3日的报告里，胡乔木断然否定社会主义社会有任何异化，并讽刺说："任何错误、挫折、事与愿违，都是异化，这是多么廉价而又万能的科学！人们将永远离不开异化，就象在太阳底下离不开自己的影子一样！"其实，无论周扬还是我都从来没有发表过这种观点。胡乔木把北大某教授的观点加在我们头上来批判了，而听那口气，好象他从来就是反对这种观点似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演说通篇没有一个字谈改革。后来还是有人提出意见，才在发表前加了一处，就是第二部分中的“我们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的各种活动……".在其他应当提"改革"的地方，胡乔木都避开了；如第二节中有一句话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了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这里显然是有意不提改革。　　在其他地方，胡乔木只说"社会主义改造".至于"开放"一词，全文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胡乔木的文章多处对青年人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表示忧虑，批评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思想的危害是"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胡乔木没有说到，对那种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否也不能怀疑，也要大谈其优越性；如果这样，那么还会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路线和政策？我们还要不要走有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等待到的宽容胡乔木自己观点是变来变去的，但他却不允许别人持和他不同的观点。人道主义问题可不可以讨论，对这个问题胡乔木的态度有几次变化。最初他表扬汝信文章，就是鼓励讨论的意思。周扬讲话后，他变为反对讨论。一直到1984年初的这次讲话中，胡乔木还批评我们说：。左空（2）。楷体{对于我们党已经做出的历史总结，有些同志不是在同党保持一致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是仍然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去争论，企图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从别的方向，例如人道主义的方向和异化的方向，去对‘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寻找更‘深刻’的答案。}胡乔木忘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的，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在1979年和1980年就提出来了，怎么能和《决议》保持一致呢？何况《决议》根本没有谈到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的意思是不是说，党的决议没有谈到的问题，理论界也不许讨论呢？什么原因使得他的态度转变呢？胡乔木后来对人解释说：现实政治问题和理论学术问题的界限很难划分。人道主义和异化，本来作为学术理论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现在讲到这种程度，不管不行了。　　可是，汝信的文章和周扬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为甚么汝信讲出来就受到胡乔木欢迎，周扬讲出来就觉得“不管不行了”呢？北大某教授关于异化的观点比周扬和王若水走得更远，为甚么不觉得对他的观点“不管不行了”，反而要支持他来批判我们呢？　　奇怪的是，到讲话结尾，胡又申明，他"只是参加讨论"：其中一定还有不周到和不准确的地方，再一次恳切希望大家指正。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的、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样说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仍然是没有结论的，而且胡乔木欢迎争论，并把它作为达到正确结论的条件。那么为甚么在同一个报告中，又要批评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来争论”呢？胡乔木这次讲话得到了八个单位（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的协助，而且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不知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疏忽。　　周扬的讲演发表时，胡乔木反对讨论，是因为他担心周扬的观点会占优势；现在，胡乔木批判周扬的文章发表了，胡乔木又赞成讨论，是因为他相信他已经把听众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了。他的讲话的最后这几句话说得如此情恳词切，给他赢来了一片赞美之声____不过很少人认真对待。我写了一篇反批评文章，不但未能在报刊上发表，还惹了不小的麻烦。　　胡乔木对他的讲话相当得意。　　他写了一首诗给周扬：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　　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　　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　　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　　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　　周扬只是割伤了手指，而这使胡乔木心头流血，可见胡乔木对周扬的友谊之深。可是这个指头上的伤口使周扬住进了北京医院，终于不起，我不知胡乔木有何感觉。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医院看周扬，他的心情很不愉快，还念念不忘地对我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1985年1月，作协四大期间，参加这次会议的356名作家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另外一封慰问信由11个代表团联合签名。　　在毛泽东时代，周扬整过不少人。鉴于他在“文革”中受迫害和“文革”结束后表现出的忏悔，人们原谅了他。这次他受批判，更激起了大家的同情。　　我到京西宾馆去看望一些参加作协代表大会的一些代表。他们正在联名给中央写信，说周扬同志现在病重，请求中央考虑为他平反。　　我想，大家的意思并不是要求中央出来说周扬是正确的，只要说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意见，不应该由中央来下结论，就可以了。对胡风的文艺观点问题，就是这样处理的。邓小平在对胡乔木文章的批示中也说到：允许辩论，不打棍子。不过，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胡乔木没有表态。　　1989年3月14日，《人民日报》登出了一篇《胡乔木同志谈宽容》的文章，其中说到，政治家是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很难承认自己不正确。领导者应有这种准备：即使认为某种意见不正确，也要承认它有存在的权利。全文没有一处提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提到"四项基本原则".这使我稍稍感到奇怪。　　十天以后，胡乔木动身访美。我明白了：胡乔木需要改善自己的对外形象，他这番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不是准备实行的。这就是这个谈话只登《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没有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缘故。　　那时周扬已经成了植物人，静静地躺在医院里，等待着死亡。宽容也罢，不宽容也罢，对他都无所谓了。　　1997年3月　　※※※※※※※※※　　“清除精神污染”前后(王若水)　　八十年代初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时间不长，震动却是不小的。近年已陆续有一些文章对此作了回顾。笔者也在1997年写了《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一文（收入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叙述了我所知道的此事的大略经过。不久前又看到了卢之超的回忆文章《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提供了另一方面的材料和观点。因此，我也想对我写的上一篇文章作一些补充。上次主要是谈周扬，这次补充一些我个人的遭遇，并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供读者参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人道主义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这有它的时代背景。它在八十年代初提出来不是偶然的。　　那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对那场浩劫痛定思痛；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加上又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了思想，因此很自然地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思：我们的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为甚么这种惨剧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再发生？怎样才能防止这种灾难重演？从指导思想上看，既然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是否要用实践来检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过去对人道主义的多次批判是正确的吗？"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是修正主义口号吗？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和个性，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吗？另一方面，党中央决定实行改革开放，这也需要从理论上做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既然意识形态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么，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意识形态（包括价值观念）如果还是原封不动，继续过去"左"的一套，就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产生"信仰危机".1980年《中国青年报》发起关于人生观的讨论，引起很大的轰动，就是一个信号。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气氛下提出来的。　　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汝信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作者否定了人道主义只是青年马克思所受的费尔巴哈的影响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把人作为出发点，这并没有错，问题是他所说的人太抽象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发现，不仅没有取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反而使它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　　这并不是肯定人道主义的第一篇文章，但它是影响较大的一篇。胡乔木当时是社会科学院院长，他的秘书打电话给作者说："乔木同志看了这篇文章，认为写得很好，他很赞成文章的观点，希望你继续研究。本来他要亲自写信给你的，因为太忙，抽不出时间，叫我打电话转达这个意思。"汝信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我听了很高兴，并建议编辑部给这篇文章评了“1980年好文章"奖。　　那个时期，我也写了一些讨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文章：1979年第1期的《外国哲学史集刊》发表了我的《关于'异化'的概念》，那是一篇六十年代的旧稿。1980年6月，我在回答学生问题时通俗地解释了一下"异化"概念，举了思想、政治、经济方面的例子；后来这篇谈话登在《新闻战线》1980年第8期上。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我约稿。我交给他们《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后来就成为他们编的论文集的书名。1982年春，《中国青年》杂志鉴于青年学生对政治教学的不满，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我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教给我们正确的思想方法，而且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文章发表后，一个北大学生写了一篇长信给我，对我表示感谢，并对现在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内容提出抱怨。《中国青年》杂志在内部刊物上登载了这封信，胡乔木看后很重视，叫社科院研究生院在内部简报上转载，并分送中宣部和教育部。后来研究生院还为此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登在研究生院学报《学习与思考》上。我的一篇较长的论文《为人道主义辩护》，是发表在1983年1月17日的上海《文汇报》的"争鸣"版上的。此外还有关于人道主义、异化和文艺问题的文章。　　那是自由讨论的时期，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文章很多，我没有听到来自党中央的任何批评意见。　　突然的转折：对周扬讲话的不同看法转折点是1983年3月7日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讲话的发表。　　这篇讲话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其中包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我是帮助周扬起草讲话稿的人之一。讲人道主义是我的建议，讲异化问题是周扬主动提出来的，于是这一部分是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结合起来讲的。　　周扬的讲话在会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事后讲话稿立即送到了胡耀邦和胡乔木那里审阅。胡耀邦没有在送审稿表示什么意见。胡乔木则在第二天（3月8日）给中宣部打电话，明确表示了这个讲话不能发表，说："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质问："这篇讲话目的何在？"胡乔木还指示，要有人（他提到了邢贲思的名字）到大会上讲一讲，要讲到"要害"，"不然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于是，原定3月9日结束的会突然宣布延长，理由是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要发表。可是10日和11日这两天都没有开会。中宣部理论局的人在紧张地奔波，找人发言；邢贲思说是事忙，没有上台讲，但另外找到了黄楠森等四个发言人。　　对周扬的讲话有不同意见，这没有什么奇怪，但采取这种动员人上台发言的事，却是不正常的。第一，如果要有自由发言，那么应该是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都可以讲，而且应该由他们自己提出。第二，胡乔木对周扬讲话有意见，完全可以亲自当面对周扬谈，不应该采取这种由上面暗中授意别人发言的方式。　　胡乔木的谈话胡乔木的确当面对周扬谈了话，那是3月10日在周扬家中，在座的还有几个其他同志，我也在内。谈话开始时，周扬夫人苏灵扬拿了一个录音机来，被周扬阻止了。后来周扬曾表示后悔，说当时录音就好了。有的文章说有录音，这是不对的。但现场有两个人作了详细记录，一个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一个是我。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已在收进《忆周扬》一书的文章中说过了。这次谈话的态度和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那种严峻的口气很不相同。我得到的印象是：对周扬，胡乔木自始至终是很客气的，没有正面批评的话，而且说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当然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只是说讲话有一些"不够"或"没有说清楚"的地方。胡的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觉得这里没有分歧，而且周扬的讲话中也有这种内容，只是没有那么详尽；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竟是对周扬的一种批评。　　卢文说到，“谈话中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现将胡乔木那次谈话中涉及我的地方摘录如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其中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论点。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社会。马克思早期强调人，后期更强调社会。“　　“只有经过阶级斗争才能达到人道主义。很可惜，这方面的道理，在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很好讲。只讲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没有和马克思的整个观点相联系，如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实际有不同的立常不讲这个问题，单讲从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从马克思早期的人道主义到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人道主义，不容易使读者了解到提出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这是在批评我的《为人道主义辩护》。）"若水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开头用了《共产党宣言》上的话，说人道主义是一个怪影。结尾说：'你是谁？''我是人。'这种套用就是说我们是资本主义社会，起码是反对人道主义的社会，似乎中国思想界是反人道主义的思想界。我不愿这样发挥，但是很难避免这种联想。这样一头一尾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给人的印象太强烈了。"“若水同志如认为我的意见对，可以再写一篇文章。你写文章比我们容易。你的文章也有文采，生动，有逻辑力量。”　　胡乔木对周扬很客气，我想他对我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他对我的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过奖的话，大概是希望我改了就好。这是他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误解。最使人奇怪的是，最后他希望周扬“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而在两天前给中宣部的电话中，他认为这篇讲话是根本无法修改好的。至于临别时胡乔木说他是受胡耀邦委托的话，我没有听见。　　胡乔木对周扬讲话的反对态度，和他在三年前对汝信文章的赞扬形成鲜明的反差，而实际上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一样的。卢文说，以周扬的身份，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难道汝信的文章就没有这个问题吗？胡乔木为何又加以表扬和鼓励呢？也许胡乔木后来认为自己支持错了，要改正错误，那么他在授意汝信作检讨时，可曾作过自我批评？党的文件中确实曾简单否定过人道主义，但那是毛泽东时代的事；至于当时的宣传，我不知道"口径"是什么，只知道这个问题正在报刊上讨论，中央并未干预。周扬发言的场合是学术报告会，他的讲话题目就是"探讨".探讨和和宣传是有区别的。　　风波是怎样变大的周扬不愿意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去修改他的讲话，这可以理解。那意味着要大大扩充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批判的篇幅，这就将改变原文的重点，并破坏全文的结构。原文的主旨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一致，纠正过去简单把人道主义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的“左”的观点，而胡乔木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都是一些老生常谈，是反右。人道主义问题只是周扬讲话的四个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不可能过分膨胀。但是，作为报纸的负责人，我们没有在发表前请示胡乔木是违反组织手续的（尽管胡乔木在这次谈话中并没有明确说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他的确说过要修改）。秦川和我当时都承认了这个错误，作了检讨。我们的检讨只限于这一点。　　我们只是在3月16日周扬讲话发表后，才知道胡乔木在3月8日给中宣部打的电话，也才获悉中宣部当时正在根据胡乔木的建议要周扬把文章修改后在《哲学研究》发表，为此还发生争吵。　　看来在整个事件中，至少在初期，胡乔木是起主导作用的。卢之超的文章说，“胡乔木对这种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抓得很紧，不断打电话给邓力群和中宣部布置任务。邓力群可能认为自己对这样专门的哲学问题了解不深，独自的主张不多，但执行乔木的意见很坚决。”我想这大体符合事实。不过卢文又认为，“从当时情况看，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作，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的”，矛盾之所以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是由于“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急于要把他的或他所热烈拥护的观点公布于世，秦川则全力支持”，而周扬则“一时很难接受批评和意见”。　　卢文说的做工作，指的是延长会期，增加发言；还指中宣部召开会议，宣布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开展正常的讨论。这里作者显然弄错了时间，因为这个会是在3月25日召开的，那时周扬讲话已经发表，而中宣部也已根据胡乔木的授意给中央打报告，要批评周扬和《人民日报》，并把王若水调走。采取这样的措施而又想不造成震动，要别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我"掌握"着《人民日报》，不对；《人民日报》是由党中央掌握的，总负责的有社长和总编辑，我只是分工管几个部门而已。　　有人断定王若水是千方百计利用周扬的威信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其实周扬在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时，我因事忙，还曾一再推托。当然周扬是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秦川和我也是同意的。发表周扬讲话，除了我们的责任以外，也因为胡乔木虽然强烈反对周扬的讲话，但又要在周扬和我们面前掩盖这一点，以致我们误以为"分歧不大".如果我们事先知道胡乔木3月8日的电话，知道胡乔木讲了"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为大的问题"，那么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早在3月8日的新闻报道中，就预告了将全文发表周扬讲话，但是在从3月8日到3月15日的长达八天的时间中，没有人告诉我们不能发表。　　我写了书面申辩我在看到中宣部向中央的报告后，除了在会上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外，又在会后写了书面声辩，其中说：“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件事过去也作过，为甚么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呢？我想是用什么来代替的问题。过去是代之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现在是要代之以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个口号，在国外已经流行了几十年，而在我国家还是争论对象。乔木同志最近谈话，是一个中央领导人第一次肯定了这个口号，这就是我感到兴奋的缘故。乔木同志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说这个话的重要意义，而似乎认为这一点已经不成问题，问题只在于如何联系实际，向群众作宣传。乔木同志说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潮'，说十二大提出两个文明是'人道主义的发展'，并责备我没有这样宣传。可是，这样的话，乔木同志讲可以，我们怎么敢讲？人家会说你是擅自解释，歪曲雷锋形象，歪曲十二大精神。拿我来说，在这以前只是想为人道主义辩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争得一个合法地位，还不敢拿到群众中去宣传。"”‘报告’还说：'不论作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但其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我觉得，对周扬这样一位老革命家的主观愿望都不作肯定，而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是很不妥当的。同时，所谓'势必在思想界引起混乱'，也只是一种主观的推论，并没有客观的证据。稍作调查就知道，实际情况是这个报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况且，什么叫'混乱'呢？思想界对人道主义的看法，本来就不一致，并不是周文造成的。本来，周扬同志的报告使大家觉得清楚了，倒是后来四位同志的报告，引起了纷纷议论。当然，作为百家争鸣的体现，也可以这样作。但我觉得不解的是，既然肯定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为甚么恰恰要对赞成这个概念的同志采取如此不同寻常的措施呢？为甚么偏偏去找不赞成'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同志去发言呢？"“我觉得乔木同志3月8日的电话，确实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如果周扬同志讲话从动机到效果都是如乔木同志想的那样，那就应当主要处理周扬同志，而不是我，否则不符合党内生活准则。但是，首先要提出站得住的证据。单是3月8日的电话，是不能服人的。怀疑不能作为处理的根据。能不能冷静地、实事求是地把整个事件的起因考虑一下，重新做出判断呢？如果连周扬同志都不受信任，广大知识分子会怎么想呢？"这里我补充说一下：就当时形势看，过去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左"的流毒还很深，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口号只是刚刚提出来，在理论界还没有形成共识，更谈不上在群众中普及；即使有什么不妥当，也不妨展开自由讨论，怎么马上又要重复过去的政治批判呢？究竟是反人道主义的"左"的思想危害大，还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右的思想的危害大？更何况我们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只是胡乔木硬要给我们插上"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个标签而已。邓小平说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连续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可是对胡乔木来说，过去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宣传都没有问题，用不着检验，用不着反思，好象从"反右派"到"文革"这一系列惨剧根本没有发生过似的而他还说自己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胡乔木质问：现在讲人道主义，目的何在？这问得很怪。他说我们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胡乔木批评别人"抽象地讲人道主义"，与此同时他却在抽象地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有不同模式的。胡乔木并没有说明他指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或后来邓小平所称的"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那种苏式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怀疑，也充满优越性，那还要改革干什么？我们把重点放在价值观念的更新，胡乔木把重点放在维护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左"的一套。我们要把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改变客观现实的实践，改革的实践；胡乔木则要求人民不要有任何抱怨和怀疑，要把任何改革的呼声都压下去。这就难怪胡乔木从1983年起的多次讲话中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那篇重头文章中，没有或极少谈改革开放。　　关于异化概念的运用我再就“异化”讲几句。我们没有多讲资本主义的异化而是着重讲社会主义的异化，因为前者已经有了定论，而后者还是有待探讨的新问题。对资本主义的异化，马克思讲得很多，很深刻；那么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只是说过，共产主义将消灭异化，没有多作论述，而他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其高级阶段，即废除了私有制，消灭了商品生产，实现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即使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们现在离这个阶段还很远。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不是由于他认为共产党“异化”了？毛泽东确实说过党内产生了"资产阶级"，不过我怀疑他在这样说的时候，脑子里想到了"异化"这个词。周扬在1963年作的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中，说到"异化"是普遍现象；毛泽东审阅修改过这篇讲稿，这表明他当时至少不反对这种提法。但此后毛泽东本人似乎再也没有提到异化概念。本来他可以用党的异化来为发动"文革"提供理论根据，但他没有这样作，说明并不是"异化"概念误导了他。这是一。其次，任何概念都可以被误用，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内，这不能证明这些概念本身就是错的。毛泽东把阶级斗争运用于党内，这难道是"阶级斗争"概念本身的错？异化概念也是这样，既使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概念，他的意思也只是说党内异化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而我们是说毛泽东本人从党和人民异化了，凌驾在党和人民之上，"无法无天"（用他自己的话），给整个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按照我们的理解，异化理论不但不能为"文革"辩护，反而是对"文革"的一种批判。　　卢文说到，周扬给邓小平送过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这可能是邓小平表态的一个原因。　　文章还说，“周扬年老有病，材料当然有人帮着出主意和收集。”我想这种猜测是由于不了解情况，也是把周扬估计得太低了。早在1963年，就在周扬的主持下编辑出版过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人性和人道主义》的小册子，其中就有不少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所以，这个材料在周扬那里是现成的，不需要别人帮助收集。周扬确曾告诉我他托某元老送材料，不过他说那是关于1963年周扬的报告经毛泽东审阅的情况。　　我没有听周扬谈到送马克思语录的事，但我更相信，邓小平是受了胡乔木的影响。　　本来，在起初批评我们的时候，胡乔木着重的是人道主义问题，而较少谈到异化；到后来异化问题才变得比人道主义更严重。我过去不清楚这个变化是怎样开始的。这次卢之超提供了线索。根据他的叙述，胡乔木是在看到我在1980年的讲异化的文章才断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想，又说这不是批资本主义而是批社会主义，异化不是讲资本主义异化而是讲社会主义异化。这是83年6月和8月的事。8月底，邓小平和胡乔木有一次谈话。"乔木谈了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些材料肯定不是周扬送的。此前胡乔木曾批了一些材料给中央领导人看；有的也让周扬、胡绩伟、秦川和我一阅，例如人道主义思想对大学生的"腐蚀"，港台报刊对中国大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评论，等等。　　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是信任胡乔木的，还委托他起草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稿。胡乔木自称他没有向邓小平提出所谓的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是邓小平同志自己感觉这个问题重要。我想，胡乔木这样说未免太谦虚了。　　我曾给胡乔木送过一个材料，是我收集的若干国家共产党关于人道主义的提法，那是在周扬文章刚刚受到批评之后。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再次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概念。我对他说，这样会卷入国际上的争论。后来他在正式发表时就把提法作了一些修改，说如果正确地理解，使用这个概念“并无不可”，但容易引起误解，云云。　　尽管这样，我觉得胡乔木还是想避免在国际上引起争议。他的小册子除了出版汉文单行本以外，还有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发行量仅次于《邓逊，但偏偏没有出版外文翻译本。看来我的材料没有完全白送。　　整党和“清污”　　卢之超说到，1983年11月他从国外回来后发现，"有一些老同志发表了尖锐严厉的言论，一些群众对思想文艺和社会风气方面的种种精神污染现象也十分愤慨。据说有位中央领导人感到小平讲精神污染已有不少天，报纸对此没有专门言论，气势不足，份量不够，要求宣传部门加强指导。"这里涉及10月份十二届二中全会后的情况。本来，二中全会的议题是整党，是要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挥霍浪费、侵吞国家财物、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等等。这些现象早已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党任务还包括清理那些在"文革"期间紧紧追随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干坏事的人。全会在11日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在12日闭会前的讲话中提出来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二是"精神污染".但全会并没有对第二个问题做出决定，认为"精神污染"问题可以留到以后召开的思想工作会议上讨论再作决定。　　整党和“精神污染”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整党是针对党内的腐败作风和组织不纯；而"精神污染"主要指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是知识分子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至于一些干部和群众对文化界和社会风气感到愤慨的，恐怕主要是淫秽出版物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尽管这也被称为"精神污染"，却是和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不同性质的问题。　　究竟哪个问题更重要，更紧迫呢？根据二中全会精神，应该是整党。可是全会闭会不久，当时的《红旗》杂志就在第20期发表评论，说"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坚决地把清除精神污染的庄严任务担当起来".这不符合二中全会的决议。二中全会决定虽然也提出"统一思想"，但主要是从政治上和路线上说的，而且是把"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并重的。　　这篇评论引起国外媒体纷纷猜测。南斯拉夫通讯社在10月19日的述评中说：《红旗》的评论强调在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党必须主要同右的思想作斗争。这是自中国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把右的危险放在首要地位"，"措辞和语调十分严厉"."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把写出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作品的社会科学和哲学界作者和文学作家同其他散布色情货色等人相提并论。"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说，这暴露了"理论界艺术界的严重思想分歧，而这也意味着政治界的严重分歧".日本《每日新闻》记者推测说："这也许是表明有可能调整自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开放政策。"在二中全会会后一段短时间内，报纸上还是以整党为主题的，但很快变了。10月19日《人民日报》新闻中首次出现"精神污染"字样，22日就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标题中，23日又出现在社论中。24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有关"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消息。25日又报道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指示，"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本来我们听说，小平同志讲话不向党外传达）。同日的头版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26日，报纸头条继续报导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有关发言。　　以后，媒体上关于"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和评论越来越多，整党退居次位了。11月1、2、3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仅11月2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他有关消息。一件小事很能说明情况："精神污染"一词的使用如此频繁，以至《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铅字都不够用了。　　宣传文教单位接到指示，要清理本单位从1981年以来发表过的文章和出版的书刊，还要检查工作人员在各种讨论会上的讲话。问题严重的单位，上级可以派出工作组，对其领导班子加以整顿。后来扩大到各系统、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检查自己的思想问题和精神污染的情况。每个党员都要检查自己近几年的言行。某省的社会科学单位党委觉得要清理的文章太多了，决定凡是论文题目中带"人"的先检查。有人开玩笑说：现在是"谈人色变".邓小平强调说过："整党不能走过常"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整党能不受干扰吗？幸而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建设精神文明，反对精神污染》为题的社论，其中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长期的斗争。就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来说，六十年代就受到了批判，"文革"中更在"横扫"之列。当时上纲上到了顶，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个教训不应当忘记。现在要批评一些同志在人道主义上的错误观点，绝不能采取放纵态度，但也不可操之过急。写文章要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允许被批评者说明情况和进行答辩。不允许象过去那样搞什么运动。　　那时，我已被免职了，不了解详情，只知道书记处讨论了“清污”的一些偏差。第二天，11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污染要清除，生活要美化》的文章，说不能把烫发、穿时装、跳集体舞视为"精神污染"而加以禁止。这篇文章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写的。　　后来，书记处又指示：不要因为抓"清除精神污染"而放松整党工作，不要把它扩大到经济领域，要划清政策界限，等等。这些都是书记处集体讨论后做出的决定，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见。　　然而，有些人却感到不满意，认为“清污”是虎头蛇尾，草率收常卢文是这样表述的："不久就渐渐地括起一阵风，似乎反对精神污染搞错了"，而他"发现原因在上面，这里又不能不提到胡耀邦"."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木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卢之超的叙述证实了我的一个猜测。3月26日向我们宣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前，胡乔木说：书记处已经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说要征求有关的三位同志（周、秦、王）的意见。　　我感到纳闷：为甚么不按正常程序，先听听我们的声辩再作决定？为甚么先匆匆忙忙表示同意，然后又说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事后意见会有什么用处？我猜想这是不同意见折衷的结果。原来，胡乔木邓力群要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送书记处决定，而胡耀邦提出要核对事实，听取声辩。其实，这是党章的规定，胡耀邦不过是要求按党章办事而已。另外，说胡耀邦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没有研究，也许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认为自己有权来对自己没有研究的问题做出判断，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　　卢文还提到了12月14日胡耀邦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几位负责人谈话的事，说"这个谈话明显的是批评胡乔木、邓力群两个人".胡耀邦这次讲话还是很委婉的，说乔木、力群同志也感到有些问题，所以打了几次招呼（据我所知，邓力群是在书记处讨论后出面打招呼的。胡乔木打招呼的事，我不知道）；又说这不是纠偏，也不是走弯路，是中间拐了个弯，现在要回到小平同志讲话。在谈到"走样"的原因时，他还说："万里同志说得好，主要是封建思想和左的干扰。"当然，胡耀邦说的"理论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可以理解为对胡乔木、邓力群的批评。但是，胡乔木也在我们面前批评过胡耀邦，语调还没有这样客气。　　另外，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那篇批判“精神污染”的大文章中，竟然一次都没有出现“精神污染”的字样，这是怎么回事？这就不怕造成误解吗？我写答辩文章的遭遇最后谈谈我写反批评文章的遭遇。卢之超说文章之所以没有发表，是因为“王若水以还要修改为理由要回了稿子，不久就在香港的刊物上发表了。胡乔木对此十分恼火。”“当时王还是一个党员，而香港还在英国治下。……好象那时人们脑子里党性、党的纪律、内外有别之类的观念还比现强。"，这件事过去了十五年，我本无意重提，但既然卢文把这件事端了出来，我就不得不加以澄清了。　　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中央党校礼堂作讲演，我去听了。我最注意的是结尾时他说的："不赞成我的讲话的基本观点的同志，我也恳切地欢迎他们参加争论。真理愈辩愈明。对于这样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唯有进行客观的、深入地、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不象是一般的套话，当时也赢得一片掌声。我甚至觉得这个话主要是对我说的，因为胡乔木批评的主要是是周扬和我；周扬已经作了检讨，能够出来参加争论的人第一个应当是我了。　　讲话后，胡乔木叫秘书送了一份讲稿给我，附信说，请提意见。我想处在我的位置，提意见是不方便的。但后来又说要来人，当面听我的意见。我只好写了一个书面的东西，提了几点意见外，最后说：“乔木同志说欢迎争论，我恐怕即使有人愿意出来争论，也没有什么报刊会发表。我希望乔木同志的讲话能够使大家心悦诚服，能够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想，到目前为止，这场讨论还进行得不够深入和细致，因此，作结论的时机还不成熟；而要使讨论成为真正的讨论，就不能只有批评而无答辩。如果允许我作一次公开的答辩，澄清我的观点，说明我现在的认识，然后请大家针对我的文章来反驳，这不仅对我个人有更大的帮助，也将使整个讨论进行得更深入更细致一些，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和最后结论，怎样岂不更好？不过我现在说这些话，大概没有什么用了。"胡乔木没有接受我的”暂缓发表“的意见，但他叫人转告我：你可以写文章说的是"可以".我想，为甚么不说"欢迎"了呢？我并没有立即写。2月8日，邢贲思（他是胡乔木讲稿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在社科院的一个座谈会上，再次说："乔木同志说，若水可以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上发表不合适，可以在《哲学研究》上发。"我不能去争论为甚么我的文章就不能在《人民日报》或《红旗》上发表，这种平等是我不能奢求的；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就不错了。当初周扬的文章如果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不是就不会闯那么大的祸了吗？一直到2月16日，《哲学研究》负责人终于来约稿了。我对他说，"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写一篇不能发表的文章。我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你看我的文章写出来后，能送审通过吗？"他强调说，他估计有可能登。他还告诉我小平同志有批语，除了赞扬文章写得好以外，还说”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3月中旬，我写出了《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交给《哲学研究》，并要他们送乔木同志、邓力群同志审阅。后来他们告诉我，审阅通过了，定在4月号上发表。　　对这件事，《哲学研究》和我都是严格保密的。但消息传得很快。不久，香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人民日报》编辑部很震动，报告了书记处。胡启立当天就回了电话，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以不发表为宜，请说服动员王若水同志。我说这是胡乔木同意了的。胡启立打电话问当时在杭州的胡乔木；胡乔木说没有理由不登，但可以推迟一期，到5月份发表。　　《人民日报》编委会开会，对我做工作，要我撤回。那时我受到的压力很大。会上会下，白天夜晚，同志们纷纷来劝说我。他们都是好心，担心又会引发新的一轮“清污”，但我的固执态度使他们很失望。后来有人建议，说文章读起来吃力，不如多征求意见，再改几次，改好后再说。这个意见我接受了，因为我自己也感到不很满意。我没有说撤回，但答应如果发表，一定事先给编委会打个招呼。　　与此同时，《哲学研究》也得到社科院院方的“缓登”通知。　　我把打印稿分送一些朋友征求意见。不少人来索取，我都给他们；只是叮嘱，这是未定稿，请不要外传。一共送了几十份。　　到了5月下旬，《哲学研究》编辑部告诉我，他们得到院长的通知，王若水的文章再推迟一期，到6月份发表。我不大清楚为什么又要推迟，但心想只要能发表，晚一点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乘机多改几次。　　不久，胡乔木找秦川和李庄谈话说：我和胡绩伟、王若水是多年的老朋友，请向他们致意。在他们作适当的自我批评后，还是老朋友。他没有提到写文章的事。　　这是一个信号，我应当理解其中的含义。可是我没有理会，继续改我的稿子。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香港杂志《镜报》6月号突然登出了我的文章。　　胡乔木看了很生气，把《镜报》上的文章复制了若干份，分送中央其他同志。他并向秦川打电话查询，声调很严厉。他还说他根本没有要王若水写文章。　　报社气氛紧张起来。6月20日，编委会为此召开会议。我在会上说明了事情的原委。我说，我不会蠢到这种地步，给自己找这种麻烦。我的文章不是没有地方发表；乔木同志和邓力群同志都审阅过我的稿子，并同意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当中虽经过一段曲折，但乔木同志并没有改口说不登，我也没有说撤回。既然如此，我为什么要把稿子拿到香港去呢？大陆的读者当然比香港多，而且，大陆发表后，香港也不会看不到。　　同事们对我进行严厉的批评。不过多数人相信我不至于把这篇文章投到香港去。　　胡乔木终于找到了理由，他下达指示：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既然在香港登出来了，国内就不发表了。即使他本人要求，也应予以拒绝。　　我想，这表明胡乔木并不想和我争论，批判我的观点；现在变成纯粹的政治问题了。　　7月13日，编委会开会。我在会上保证五点：一、我和《镜报》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认识该刊的主编或其他编辑记者；二、我没有把自己的文章交给《镜报》；三、我也没有委托、授意或暗示任何人把这篇文章交给《镜报》；四、我不知道是谁把这篇文章送给《镜报》；五、《镜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我还说，我不同意说这是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因为我的文章一没有反动内容，二没有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再说《镜报》也不是反动刊物（社长徐四民是全国政协委员）。其实香港登的是我的未定稿，我还要修改。经过查对，《镜报》登的正是我征求意见的那一稿。　　后来到香港去作了调查。《镜报》编辑部说稿子不是王若水送来的，是内地一读者寄来的；但他们拒绝说出这个人是谁，声称有责任保护。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不过也没有解除对我的怀疑。　　但不管怎样，“清污”已经过去了。　　※※※※※※※※※　　王若水与毛泽东(张敏采访)　　王若水：……一九六三年，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桌子的哲学》。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毛泽东看了以后还表扬我一番。这年还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就是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修正主义，当时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我。为了批判，就得让大家看材料，因此就搞了一些书、一些译文，还有原版书，让我们知道西方是怎样讲人道主义的，西方是怎样讲马克思主义的等等。结果呢，我看了这些书以后，反而感到他们讲得很多都有道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比起苏联讲的要深刻得多。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就是弗洛姆写的《马克思的人的概念》，他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也是受《哲学手稿》影响的。在写作分工时，我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到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开始批文艺问题，火烧到周扬头上了，这本书就搁浅了，没继续写下去。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停止思索。紧接著，文化大革命来了。　　张敏：在这之前的很多政治运动，您是不是都能想得通呢？　　王若水：过去有很多运动，一开始也想不通，但是慢慢就被说通了，总觉得中央不可能错，毛主席总是对的，要是有什么想不通，肯定是自己错了。但是，在彭德怀的事情上，我的确想不通，加上后来又有所谓"三年灾害"，饿死很多人，大家都吃不饱饭，更觉得彭德怀是有道理的。和很多人一样，内心同情彭德怀，但不敢说。　　张敏：您说内心同情彭德怀，那您当时是否认为毛泽东错了？　　王若水：当时就是觉得彭德怀有些冤枉，不应该对他那样。但是说老实话，我们当时思想不可能彻底，想到这儿为止，不敢往下想了。如果再往下想，毛泽东为什么要整彭德怀，是毛泽东糊涂，还是另有原因呢？就不往下想了。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问题想清楚。当时我们的思想受到很深的束缚。　　张敏：您说，遇到问题时尽量说服自己，相信党不会错，后来文革中，毛泽东提倡造反，您也曾受到鼓舞，后来您的想法有什么变化吗？　　王若水：一九七一年林彪外逃，大家确实受到很大震动，的确想不到。因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地位非常崇高，现在却成了一个恶棍。接着就是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毛泽东那么信任他？是不是毛泽东错了？　　我开始想这个问题。接着就是批林彪，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当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批林彪批不下去。批刘少奇的时候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可是要批林彪，照理应该批得更有力，但却冷冷清清。姚文元、张春桥这些人也没有下什么指示，上面也没有指示，究竟怎么批，没有人吭声。　　周恩来指示说，《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我认为很对，林彪就是极左，应该批。过了一个礼拜，张春桥、姚文元跑到《人民日报》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当时，我们就很想不通，我们听谁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开始对张春桥、姚文元产生了怀疑，我索性直接写信给毛主席，向毛泽东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没想到这封信捅了大漏子了。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看到我的信就表态了，毛泽东说："王若水这个同志，我认识他，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中讲要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嘛！"我心里想，我信中引的是周恩来的话，我说我赞成周总理。毛泽东批我，说我不高明，间接就是批周恩来，这给我的震动非常大，我原来作梦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不一致。　　接着就开始批我了，那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从报社的一楼到五楼，过道里、楼梯上到处都是大字报。我当时被迫作检讨，后来又被弄到农村劳动，一边劳动，一边还要作检讨。写这种检讨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每写一句批评自己的话，心里面就有十句反驳我自己的话，但又非写不可，实在难受。老实说，简直就是精神上的被强奸，心里一万个不同意，你还非得说自己无论如何都不相信的话，真是痛苦极了。那时候，我已看出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所以后来批周恩来是儒家，我就不感到奇怪了。我明白那并不是江青的意见，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意见。　　张敏：您经历了很大的起伏跌宕，在这样的打击面前，您内心是靠什么力量支持的呢？怎么能保持乐观？　　王若水：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受批判的时候，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简直承担不起了。那时候日子非常难熬，不是一天天熬日子，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熬日子。有时候，真觉得实在熬不下去了。这时候我就开始懂得为什么文革中很多人自杀，的确是熬不下去了。虽然我不会自杀，那时就想走到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如果有一个人跟我说："我了解你，你不是敌人，你是同志"，我就会抱头大哭。　　那时候，我认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坏人。有一天，为了一件事，江青发脾气，发话要批王若水。她的指示下到干校，干校一传达，气氛极为紧张。当时我一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干校的领导就留了点心思，跑来让我和别人住在一块儿。我懂得他们的意思，是怕我自杀，但我拒绝了。那几天，我老是喃喃自语："我要革命，要革命！"我是说革"四人帮"的命。他们当然不懂，以为我悔过。我的意思是我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是这种力量支持着我，是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我，使我能够坚持下来。有时回到报社，看到楼里满是大字报，什么"批判漏网右派王若水"等等。那时我已经被批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但是，我大摇大摆地在大字报巷子里走过，仍然精神昂扬，无所谓，我蔑视这些东西。这种感觉是过去没有的，我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　　张敏：那时候，在您面前展现的前程是什么？您当时的想法和在《人民日报》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　　王若水：转变就是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以后，清明节的时候，北京市民自发地到天安门去，贴诗、集会，人们都在那里集合。我有时也偷偷地跑去，一看：那天安门人山人海，人们都在那里骂"四人帮"，都在那里写诗。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有很多话不敢说的，可是到了天安门广场，你可以放心说，大家都同情你，大家都说江青很坏，张春桥很坏，都在那里骂。我第一次觉得，这是一个自由的地方。这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当我第一次从北平化装跑到解放区的情景。那时候蒋管区和解放区只隔一条河，过了河就到了解放区。我们这几个学生一过河就高兴的不得了，跳啊蹦啊，说："我们自由了！特务管不着我们了！我们爱怎么骂蒋介石就怎么骂！"觉得那是非常自由的土地。结果呢，几十年过去，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多心里话不能说，唯有在天安门这块地方才有自由，周围的群众都和我一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这儿，在人民之中。　　张敏：这对您后来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有没有什么影响？　　王若水：有的。使我更加坚定地认为，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尊严，精神上不应该被奴役，不应该盲目否定自己。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解放以来老是否定自己，每来一次运动，自己就批自己、骂自己一通，说如何对不起党啊，辜负了党的教育培养啦……现在我认为，是党对不起知识分子，是不是？共产党歧视知识分子、镇压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有独立意识。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性，他们要消灭这种独立精神，但是人就是要有独立思想，这是最可贵的。　　张敏：当您看到共产党的错误，您对自己几十年投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王若水：毛泽东去世时，我发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不怎么伤心。我倒感觉轻松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原有的那种威慑力量现在不存在了！后来有一九七八年"真理标准"的讨论、"三中全会"等等，我们的思想越来越解放，越来越看清过去走了一条错误的路。当然，看清真相以后也有痛苦，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智慧的痛苦》，就讲的这个意思。我的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么一个事业，而这个事业实际上是基于一种错误的理论。当然，仅仅简单谴责是不对的，我们走上这条道路也是有原因的，在开头不可能认识得这么清楚，经过这么几十年痛苦的教训，才开始不糊涂、才开始明白了。但同时就有一种失落感、幻灭感，有如大梦初醒。　　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无忧的梦中人".糊里糊涂当然不会痛苦，但我们是人，应该有思想，即使痛苦，也比糊里糊涂的快乐属于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