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凌源绥远岳平津战役地图杨罗耿兵团与35军相差一日的路程，毛泽东担心抓不住35军，将对未来战役形势产生不利影响，7日下了严厉的命令：“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1]杨罗耿兵团日夜兼程，终于在8日拂晓到达新保安以东，包围了35军。傅作义闻讯万分焦急，一面向35军空投粮食，一面命令怀来的104军西进解围。没想到强大的东北野战军四纵向西猛进，12月11日堵住了104军，将其全歼。军长安春山等幸免逃回北平。待四纵前进到张家口，与围城的华北第3兵团会合后，解放军统一发起了歼灭张家口、新保安之敌的总攻。郭景云突围不成，绝望自杀，35军被歼灭。守卫张家口的11兵团司令孙兰峰23日弃城逃往绥远，105军等部被全歼。短短几天内，解放军连续歼灭傅作义嫡系部队三个军10万之众，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傅作义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华北国民党军变成一盘死棋。是战还是和？傅作义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他环顾左右，没有替他排忧解愁的人。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秘谈，事后有人透露，傅问计于胡适，胡送了八个字，即“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而胡博士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就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机飞到南京去了。[2]傅作义对胡极为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费了半天口舌，说自己是送陈寅恪教授去南京，才得以脱身。[3]傅作义又与身边亲信商量。他提出几个问题：1．和谈是不是投降？2.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3.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多数部下认为打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但是谈能谈到什么程度，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们，谁也说不准。这时，北平地下党通过多种渠道，对傅作义进行说服。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学[1][2][3]《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方正之：《平津战役记略》，《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9页。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5页。委书记佘涤清找到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要她出面试探，看傅作义的反应如何。当时傅冬菊在天津《大公报》工作，由王汉斌领导。佘涤清向傅冬菊交代任务：“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能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当即去找她父亲，向他转达共产党的意思。傅作义怕是“军统”特务的圈套，问女儿：“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傅冬菊说：“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员，不是‘军统’。”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问佘涤清如何回答。佘明确告诉傅冬菊，叫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12月15日，他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记者李炳泉秘密出城，找到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阵地，会见贺晋年司令员，说明来意。贺立即将情况报告林罗刘，并转报中央：(一)由北平地下党南方局支部关系人李炳泉来接头称：他们经过李腾九(傅之联络处长)、傅冬菊(傅的女儿，系准备吸收的党员)劝说傅作义投降。八日开始，十日傅答复条件：(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十四日晚的条件：(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上述过程已于十三日晚由电台报告了华北中央局。(二)参加此事的还有傅之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该员已与李炳泉到了我部，他们带有电台(留在城内)、密本与傅通报(报务员、译电员与李、崔均已到我部)。[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第177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东北野战军入关（8）中共中央认为，傅的基本立场是对等谈判，组成联合政府，这是不能接受的。16日中央军委答复林罗刘：“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具体策略现在不作决定。”12月19日当崔载之再次来访时，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代表解放军明确表示：和平解决平津问题，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对方同意我方条件，可以保障傅本人及其部属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系顽固军官反抗，可先将其逮捕。[1]12月22日新保安战役结束，35军被歼，给傅作义以沉重打击。为了表示自己的和平诚意，他于23日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毛先生：(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将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傅作义12月23日[2][1][2]苏静：《回忆北平和平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第626页。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第315页。毛泽东不为所动，25日，中共中央公布国民党43名战犯名单，傅作义名列其中。这使傅大受刺激。他对参谋长李世杰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1]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不在战场上见个高低，和平解决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双方都没有把路堵死，还是明里准备打，暗中继续谈。在双方相持过程中，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北平城里各方面的动态，特别是傅作义的一举一动，都在掌握之中。崔月犁同志回忆：“我作为共产党代表与傅方谈判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刘仁同志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解放后，有一次刘仁同志谈起这事，说：“聂司令员(聂荣臻同志)还表扬了你们的情报工作。聂司令员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在战场上，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对我军作出正确判断，定下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和傅作义谈判过程中，傅冬菊是一个好情报员。由于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准确及时，中央在组织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在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的配合上，结合得非常紧密，在用武力解放北平已毫无问题的情况下，掌握了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放北平的主动权。”[2][1][2]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中我的经历与见闻》，《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70页。崔月犁：《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华北军区敌军工作史》，第540页。5解放军兵临城下，北平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头，何去何从，不仅是对傅作义集团官兵的考验，也是对北平众多高级知识分子的考验。从11月开始，南京方面就预感平津不保，蒋介石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将北平的一批名教授接到南京来。并策划北大、清华等学校南迁事宜。并派曾任北大训导长、教授的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飞到北平承办此事。事关重大，各校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清华校长梅贻琦约了冯友兰等几位教授请陈雪屏吃饭。陈当场宣布，南京派了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如果愿意走，可以同他一起出发。在座的人反应冷淡，不置可否。几天后，梅贻琦在家里召开了最后一次校务会议。散会后他对冯友兰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梅贻琦已被孙科内阁任命为教育部长，不走不行。而冯友兰等教授都看清了局势，决心留下来。梅走后，冯以校务会议主持人身份管理清华，等待解放。[1]北大接到国民党“抢救”教授的名单后，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事情难办，于是公开征询意见。结果名单上的教授大多数不想走。当时大家最关心校长胡适的态度。因为12月17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胡适没有说要走。一天，季羡林教授到办公室找胡适说事，忽然有人来告诉胡适：昨天夜里解放区广播电台有专门广播，劝胡适不要走，并说将来仍然让他当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而胡适微笑着反问了一句：“他们要我吗?”季羡林感觉胡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跑。但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在政治上，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裳。胡适的立场与北大教授学生不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同，使他作出了投奔南京的决定。[1]北平是文化古都，还有大量珍贵文物。南京行政院下命令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故宫的珍贵文物装箱运往南京。这时，在故宫工作的朱家接到中共华北局城工部的密信，要他坚守岗位，保护文物。当马衡指示他“抓紧准备，但不要慌”时，他与同事商定，尽量拖延。其实当时装箱的器材很充裕，几天就可以将文物装妥。然而朱家他们登记目录就用了好几天，马衡也不催问。当行政院再次催促起运文物时，马衡表示飞机场不安全，文物暂时不能运，以后派专人押送。到北平解放，这件事也没办。后来朱家问马院长：“是不是有意拖延？”马笑答：“会心不远。”原来他也接到了地下党的通知，要他保护文物，留在北平。但是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迁移到南京的2972箱国宝(其中大部分是故宫的珍品)，则在南京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政府运到台湾。[2]在城里的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徐悲鸿也接到南京要他们迁校的通知，并汇来一笔“应变费”。徐悲鸿召集校务会议，在会上第一个发言，提出不迁校的主张，得到吴作人、叶浅予等多数教授的赞同。虽有少数人反对，在表决时赞成不走的占了压倒多数。于是徐悲鸿将南京汇来的钱给全校教职员发了生活费，并留下一部分钱给学生会，购买一批粮食，预防围城期间可能出现的饥荒。徐悲鸿不仅自己不走，还动员齐白石等艺术家也不要走，大家一起迎接解放。[3]当解放军的炮声在北平城外响起的时候，乘飞机离开北平的只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同礼、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等极少数人，国民党“抢救”名单上的教授绝大部分都没走。梅贻琦等搭乘的第二架飞机到了南京，教育部官员到机场去接，以为有许[1][2][3]蔡德贵：《季羡林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东北野战军入关（9）朱家：《遵照党的指示完成保护故宫文物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页。廖静文：《徐悲鸿一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多名教授过来了。不料大失所望，下来许多不相干的人。因为飞机有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傅斯年一怒之下，通知停派飞机。[1]胡适的出走是临时决定的，家中的藏书、信件、日记全都扔下了。12月15日下午飞机到达南京后，教育部长朱家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和蒋经国等都到机场迎接，蒋介石还设宴款待他。但这些礼遇都没让胡适感到高兴。17日是北大校庆，在南京的北大校友举行纪念会。胡适致辞时痛责自己是“北大的逃兵”，“而且是一极不名誉的逃兵”。他在台上声泪俱下，在座的也神色黯然。[2]与此同时，北大也在举行校庆。原本准备大操大办的盛事，因胡校长的飞去而告吹。城外炮声隆隆，城内惶惶不安。大家都在猜测，学校会不会受损失，还有谁会飞走。主持学校行政事务的秘书长郑天挺教授对学生发表谈话，表示他绝不走，一定和大家一起保护好学校。他说他平生注重“敦品”，即信守诺言，不会说不走而又走了。郑天挺的表态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学校照常开课，行政工作井然有序。为了表达对郑先生的敬意，校庆那天，学生自治会向郑先生赠送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北大舵手”四个大字。[3]在南下的少数教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史学家陈寅恪。12月12日，浦江清教授去拜访他，陈已表示南下之意。陈说：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一旦形势变化，“那时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4]当天夜里，清华园北面炮声隆隆，陈寅恪一家迁入城内中央研究院宿舍躲避。两天后傅斯年来电话，说有专机接他们去南京。15日晨，陈寅恪、胡适两家在中南海勤政殿前上车，去南苑机场上飞机飞往南京。[5]他在南京只住了一夜，便乘火[1][2][3][4][5]浦江清：《清华园日记》，第265页。《申报》，1948年12月18日。张守常：《怀念郑天挺先生》，《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1页。浦江清：《清华园日记》，第223页。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陈寅恪车到上海，再乘轮船南下广州。如果说陈先生是响应了国民党“抢救教授”的号召，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陈先生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早已看透。1940年春，他到重庆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蒋介石宴请各位学者。这是陈第一次与蒋接触，“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诗中写了“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句。[1]1948年金圆券风潮后，一向言行谨慎、很少评论时政的陈寅恪在1949年夏写了长诗《哀金圆》，辛辣地讽刺“睦亲坊中大腹贾，字画四角能安排”的王云五(王曾发明“四角号码字典”，大发其财)和“指挥缇骑贵公子，闯户掘地搜私埋”的蒋经国。他以历史学家的春秋笔调写道：“金圆数月便废罢，可恨可叹还可。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至非兵灾。”[2]陈寅恪一生久经战乱的颠沛流离，渴望过上安定生活。1948年夏，他接受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的聘请，已经决定离开清华，到广州执教。所以他事先就将书籍等物托运南下，可谓是有备而去，不像胡适仓皇出走。但是离开北平之前，他还是充满了伤感。在《戊子阳历十二月十五日于北平中南海公园勤政殿前登车至南苑乘飞机途中作并寄亲友》诗中写道：临老三回值乱离，北平卢沟桥事变、香港太平洋战争、及此次[1][2]《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同上书，第59页。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成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去眼池台成永诀，销魂巷陌记当时。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匆匆更可悲。[1]既然如此，非走不可么?陈寅恪矛盾心情是很复杂的，他写的一份自述中说：“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2]但是对新中国，他又感到陌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1950年3月广州解放后，他写了《庚寅元夕用东坡韵》：过岭南来便隔天，一冬无雪有花妍。山河已入宜春槛，身世真同失水船。明月满床思旧节，惊雷破柱报新年。是夕有空袭。鱼龙寂寞江城暗，知否娥换纪元。[3]在“换纪元”的历史时刻，陈寅恪却表现出一种失落，如同船离开了水。当中国进入一个新纪元的时候，就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士也会产生分化和动荡。有的兴高采烈，有的黯然伤神，还有的虽然感到了变化，还想置身在外，静静地观察一下，陈寅恪显然属于最后一类。梅贻琦、陈寅恪走了，清华留下来的众多教授学生却在兴奋的心情中等待解放。12月16日早晨，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到城里，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燕京大学所在的海淀镇这一带成为“真空”地[1][2][3]《陈寅恪诗集》，第55页。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47页。《陈寅恪诗集》，第63页。带。可是社会秩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清华校内，也很平静，师生们生活照常。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淀。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有一个解放军在那里站岗。清华的师生都出去欢迎解放军，同他们谈话，很是亲热。冯友兰的夫人也出去了一趟，回来对冯说：她看见在校门口站岗的那位解放军同志，是赤着脚穿鞋，她打算送他一双袜子。冯说：“你去送试试，恐怕他们不要。”她拿了一双袜子，去了不久，回来说：“他果然不要。”冯友兰想：“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可能过去是没有的，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我还想到，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后来才知道，称解放军为‘王者之师’还是不恰当的，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1]12月19日，国民党的飞机打破了西郊的平静。那天下午，清华和燕京大学都遭到空袭。国民党飞机一共扔了十几个炸弹。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大家都表示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愤恨。中外教授联名写了抗议信，送到城里去。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日晚上，张奚若教授带了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梁思成、林徽因教授家里，他们向梁思成、林徽因行着标准的军礼，自我介绍说；“梁教授，我们受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来向先生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请你在这张地图上标示出来，以便我军攻城的炮火能够避开。”梁思成和林徽因激动了，他们顾不上多说什么，在两位军人带来的那张军事地图上一一标出北京市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建筑群落，那是他们视为生命一般宝贵的文化遗存。临走时，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那天，梁思成、林徽因久久不能入睡，他们感到：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军队，是值得信赖和拥护的。[2][1][2]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123页。张清平：《林徽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将革命进行到底（1）1当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全面溃败，在经济上全面崩溃的时候，蒋介石把挽救败局的最后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总数为4.83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3.63亿美元是商品援助，包括农村和工业的重建项目。1.2亿美元是赠款，用于总统认为可行的“中国政府所决定的任何用途”，就是军事援助。这些援助将在15个月内陆续给予国民党政府。[1]蒋介石急切盼望这些援助能及时到位，但是美国政府却像一个吝啬的施舍者，迟迟不肯兑现自己的承诺。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感到：“1948年初，中美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美国政府似乎对中国政府本身所处的困境已毫无同情的地步。他们勒紧钱袋。不肯对中国扩大军事援助与经济援助。对中国政府处理中共问题的态度和政策存在着明显的不满，对军事情况更加不满。在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对中国扩大经济援助，但绝不扩大军事援助。就是在经济援助方面，也好像仅着眼于纾解人民所受的苦难，而不愿为减轻政府及共国库的财力重负而提供经济援助。”[2]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博士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失败，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给几个钱就能解决的，关键是国民党必须革除腐败，实行民主改革。美援就是他迫蒋改革的一张牌，中美关系史专家邹谠先生写道：在华的美国官员们与国民党政府之间在政治目的上有矛盾，可[1][2]《顾维钧回忆录》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28页。同上书，第331页。能这是在援华法令下装运军火到中国发生迟滞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一个时期内，司徒雷登大使企图用美援为工具对蒋委员长施加压力，促使他任用适当的人担任关键职务，并执行改革的方案。最高统帅的手腕比司徒雷登大使更高明，他呼吁美国国会内支持他的力量对政府施加足以迫使它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压力，迫使它提出对蒋的经济援助方案。正如司徒雷登在5月10日给国务卿马歇尔的一封公文司徒雷登中所灰心地论述的：“当国会通过了1948年的援华法令之后，一切能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和回旋余地，全都消失了。”但司徒雷登大使在执行这个法令的过程中，不是没有希望对蒋施以一定程度的压力的。按法令条文，美国经济援助的使用应按两国政府签订的协定进行管理。因此，司徒雷登在同一公文中对马歇尔说：美国应利用双边谈判援助协定的时机，压迫中国政府采取某些自助的和改革的措施。司徒雷登建议说，美国政府在谈判时不要急于求成，至少先要知道他们委派哪些人在直接有关援助方面的各部委任职，并使谈判期限延长，以便运用美国的压力。[1]司徒雷登运用各种努力，在国民党内扶植反对派。他不止一次劝蒋介石交出军事指挥权，不要使已经很不利的军事形势继续恶化下去。他在6月24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我曾一直希望，任命了何应钦将军为国防部长之后，军事调度的实权将交托给他，巴大维将军可以与他密切合作。我曾力劝总统这样做，他也确切表示同意。不料总统恰恰发布了一个命令：一切调度均须按照他自己的指示，通过参谋总长——不称职的顾祝同来执行。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其后他被指派担任指挥黄河长江间五省军队的重要任务，在犹豫许久之后，他接受了这个委任，但是他又获悉不准在该地区组织民团——这是他一贯强烈主张的事情——并且某些地区，如武汉周围，将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他因此不愿就职，并怏怏赴沪。总统并无遗憾之意，并说这无关紧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的有效合作。[1]面对司徒雷登不断施加压力，蒋介石因为有求于美国，表面上认真听取，但实际却不实行。当7月份司徒雷登获悉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会议，组建新的联合政府，16日他紧急约见蒋介石，要他认真团结反对派，并明确点出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傅作义的名字。但蒋依然不予考虑。蒋介石的态度使美国朝野都对他失去了信心。军援所以迟迟不落实，是因为谁也不愿将大批的武器弹药交给一个不可信任的军事统帅。司徒雷登与美军顾问团自作主张，把部分武器装备给了华北的傅作义。8月30日，司徒雷登、顾问团巴尔将军与何应钦在一次会上议定：从美国运来的全部装备的60％送到上海，30％送到傅将军指挥下的华北的天津;10％送到青岛，供山东半岛的防务之用。这是第一次越过蒋介石，把美国军援直接交给国民党战区指挥官。[2]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天天在华盛顿游说，催促军援。但他不止一次地遭遇这样的尴尬：美国朝野对蒋冷嘲热讽，对中国共[1][2]《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18页。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416页。产党人倒是印象不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美国官员不止一次说过，中共并不那么坏嘛，他们不是俄国式的共产党人，他们是农业改革者，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利益的政府。另一方面，他们也屡屡发现，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或大部分治国之策，并非良策，同美国民主政府、民主政治的概念相去甚远。这是不幸的一面。共产党人是很善于宣传的，他们利用了美国的这种思潮。当我出使法、英、美三国期间，在新闻报道和记者采访中遇到许多对国民政府很不利的宣传；它们不仅出自像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杰出代言人之一——孙中山夫人这样富于辩才的宣传家，而且也出自像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1]马歇尔国务卿也是这种态度。7月15日顾维钧拜访他的时候，他强调了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的问题。“国务卿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具有古老的文化。但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建成民主政府。但作为开端，需要有几个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监督其政策，制止其极端行为。他在中国时建议把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其故在此。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会给中国树立一个有效的对立面，有助于实行民主政治。……马歇尔断定，就中国而言，他仍然相信把共产党纳入政府中使其在会议桌上争论问题，比将其留在外面，为实现其目的而诉诸武力要好得多。”[2]1948年4月批准的1.2亿美元军援，到9月底尚未交到国民党政府手里。这时，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已经展开。9月29日，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要他转交杜鲁门总统的急电，请他采取紧急措施，加速军用物资的采办和运输。但是这件事办得极不顺利。装运军火武[1][2]《顾维钧回忆录》第6卷，第314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将革命进行到底（2）器到中国的计划，在美中两国的官僚烦琐手续的迷宫中，两国官员们互相矛盾的意图中，缓慢地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耽搁了一个月的时间。11月16日，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首批总值约200万美元的1200吨的轻武器和弹药，才运到天津。规模最大的一批价值1600万美元的武器弹药，于1948年12月1日抵达上海。但这已经来得太迟，无法扭转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颓势。所以，尔后运往中国的军火，应蒋介石的要求被转送到台湾。在美国批准的1.2亿美元的军援中，1948年内支付的只有609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军援问题上的消极，是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已经看得太多，不相信军援能起到什么作用。美国驻华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一致认为：即使军援能提前几个月到达中国，仍不可能避免自6月开始执行援华方案以后的七个月内，国民党军连续的四个大败仗。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及淮海战役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共同原因——缺乏斗志和士气。巴大维将军在1948年11月16日报告说：“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按我的看法：他们的军事败绩完全是由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及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了战斗意志的彻底丧失。”当魏德迈将军在听证会上被问到他认为什么是中国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时，他回答说：“先生，我在军事上的看法是:缺乏意志。主要是缺乏意志，而不是缺乏装备。”当它的政权的政治基础已被侵蚀掉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又怎么能有战斗意志呢?[1]11月6日，在巴黎的联合国大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蒋廷黻将国民党外交部长的一封信交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封信提出了四点要求：1.美国是否同意任命美国军官以顾问名义实际指挥中国军队?2.美国可否任命一高级军官领导特别代表团，主要为对于紧急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416—419页。情况提出意见及计划?3.美国是否将加速军火之供应?4.中国因苏联训练并装备日本军人与朝鲜人而向联合国提出呼吁一事是否可行?马歇尔和美国政府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马歇尔表示：“派遣一位高级美国军官赴中国是不合时宜并不起作用。即使无中国政府在过去屡次不接受美国劝告之情形，当此中国政府在民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权威分崩离析之际，美国从事如此荒唐不经之冒险，实是勇而无谋之举。”[1]美国政府的严厉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低声下气，运用各种方式向美国乞求援助。当辽沈战役败局已定，淮海战役形势恶化的时刻，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赴美求援。1942年，宋美龄曾应罗斯福总统的邀请正式访问美国，呼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以生动的演讲和频繁的外交活动，倾倒了美国朝野。但是时过境迁，美国政府拒绝了宋美龄以第一夫人身份公开出访的要求，而是让她以“马歇尔夫人的朋友”身份作私人访问。并且规定了苛刻的条件。[2]非正式的身份和低调的接待，使宋美龄的美国之行充满了辛酸和屈辱。当她到达华盛顿的时候，马歇尔国务卿称病住进了医院。宋美龄只得去医院看望马歇尔，这种做法不符合正常的外交礼仪，引起了新闻界的议论。当宋美龄去医院与马歇尔进行了45分钟谈话后，出来沉着面孔一言不发。她要顾维钧代她向记者发表一个声明：她来美国未经两国间正式商量，因为只有尽心报国，心神才得安宁。她特别强调：“我访问的后果由我个人负责，而且由我一个人负责。”[3]宋美龄到华盛顿后，就等待杜鲁门总统的接见。但是美国官方一再拖延，不定具体日期。除了少数的社交活动外，美国国会的参[1][2][3]《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0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6卷，第560页。议院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都未要求宋美龄去发表演讲。12月10日，在宋美龄到华盛顿的第十天，杜鲁门才会见了她，宋美龄渴望商谈美援大计的会谈只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短短时间就结束了。当等候的记者们围上来问有何结果时，宋美龄表示无可奉告。白宫新闻秘书打着官腔发布消息说：“蒋夫人陈述了中国的情况，总统同情地予以倾听。”[1]尽管国民党官方舆论还在那里遮遮掩掩，《申报》在12月15日发表了驻美记者发来的通讯《蒋夫人美国行》，披露了真相。文章说：蒋夫人的内心是伤感的，比二千多年前的楚国大夫申包胥更要难受，申包胥当年在秦国痛哭，对他个人，还是有生以来第一遭。蒋夫人今天为了祖国而来华盛顿承受各种各样的难堪，虽说出发点跟申包胥当年相像，但就她个人的际遇来说，不是一个平常的女性能胜任的。时光仅相隔短短六年，六年前的同一天日子，同一个飞机场上，蒋夫人被美国朝野像宝贝一样前呼后拥。六年以后的今天?还是同一个蒋夫人，却遭遇到这样难堪的冷遇。全美国的报纸，都用“冷淡”一个字描写蒋夫人的“秦廷”之行。杜鲁门平常万事都含含糊糊的，惟独对中国问题，斩钉截铁，态度非常倨傲。杜鲁门全力支持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亚洲呢?费用太大了，暂时冷观吧。就这样，杜鲁门发表了一连串对华政策的声明，借款不借，麦克阿瑟不派，侨民撤退，甚而至于发表声明“官方没有邀请蒋夫人”!勇敢的蒋夫人，她跑去医院找马歇尔，作了两次长谈。内容还没有发表，ABC广播电台报告说：马歇尔态度之傲慢，如若接见德国和日本的人民代表。WBC电台幽默地报告说：杜鲁门这几天正忙于重新安排美国的宝藏，让勇敢的蒋夫人找不着美国的金银何在。宋美龄访美的失败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内议论纷纷，司徒雷登感到应该表明立场了。蒋介石12月13日派张群约见司徒雷登，想打听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告诉张群，大多数美国人确实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感到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他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12月17日，司徒雷登又对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表示：“如果劝告总统放弃他的紧急权力，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行政院，那对于总统是有好处的。要是这样过于难堪的话，则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他所信任的而能真正地代表或至少是表达人民的意志的一小群人。”[1]美国政府摊牌了，要蒋介石下台。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的战争也打不下去了。12月31日晚，蒋介石召集李宗仁、白崇禧、孙科等开会，多数人认为蒋应当下野，把权力移交给李宗仁。在国民党内反对派和美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承认“戡乱”的失败，转而呼吁和平。他表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2]为了表示“诚意”，1月4日，蒋介石来到李宗仁的官邸，宣称自己要引退，请李出面与共产党谈判。李宗仁坚决推辞说：“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蒋说：“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李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第二天，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就找到李宗仁，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将革命进行到底（3）司徒大使愿知道李将军的意思。”傅氏的话使李大为吃惊，美国大使馆的情报远比他灵通。原来蒋介石要李宗仁在前台当替死鬼，自己已经在安排后路了。[1]那些天，南京政府的“和谈”之声高唱入云，一些“第三方人士”也随声附和。继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之后，1949年2月12日，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表示：“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他“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他“承认今日国内腐恶势力仍然遍处都是，终须加以铲除。但武力却用到今天这样恰好，不可再用”。他表示：“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他援引1938年1月在延安对毛泽东讲过的话，指出中共“过去最大错误”：一是(民国)十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的武力不知小过那时全国军阀的武力多少倍，而北伐卒能成功。这成功全是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并非成功于军事。对照来看，过去十年间(1927—1937)共产党革命之无成，甚且党命几乎不保，即证之其在政治上失败了——政治路线错误。若在政治上是适合时势需要的话，那配合你们的军事早当成功了。又一是自抗战前夕到现在(指谈话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试问这何尝靠武力得来，只为倡导团结抗日，放弃了对内斗争，适合人心要求，政治路线上走对了，所以就成功。对照来看，则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恃军事维持一条党命者，显然是政治路线不对可知。2面对这些言论，共产党人如何应对?毛泽东胸有成竹，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开门见山地宣告：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毛泽东回顾了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路程，总结了1948年战争的特点：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毛泽东笔锋一转，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和平”阴谋，表示了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心。他写道：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说明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性，毛泽东生动地引用了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毛泽东豪迈地宣布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任务：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将革命进行到底（4）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1]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揭露了南京政府和美国方面的“和谈”阴谋，澄清了民主人士的模糊观念，鼓舞了战斗中的中共党员、解放军官兵和广大群众。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和危险，过低估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主张在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下实现中国的统一，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推翻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斯大林直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中共不要反对蒋介石，不要打内战，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这种立场当然给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了困难。在得不到苏联任何援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粉碎了蒋介石的进攻。1947年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曾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谈话，要她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介绍给各国共产党。斯特朗到了苏联后，却发现苏联人都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斯特朗一有机会，就向苏联人宣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她的话。她丈夫前妻的女儿也说中《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2—1379页。共“已经失败了”。并且说，“他们不会战胜的。他们没有工业，没有无产阶级”。[1]毛泽东一直希望有机会向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求得苏联的支持。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几次提出访问苏联，都被斯大林拒绝。1948年4月，毛泽东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打算亲自访问苏联，就解放战争胜利后的一些重大问题同斯大林商量。他对秘书叶子龙说：“太阳出来了。我要与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的问题。”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当电询斯大林的意见时，斯大林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再次谢绝了毛泽东的要求。毛泽东把电报扔在桌上，说：“随他去吧。”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毛泽东才踏上了访问苏联的路程。在火车上他看到一轮初升的红日，若有所思地说：“这个太阳在延安没看到，在西柏坡也没看到呢。”[2]毛泽东憋了一口气，他要让斯大林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凭着自己的力量，凭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打败了美式飞机大炮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一个新中国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战斗的号令。几天之后，淮海战役发起最后的总攻，彻底消灭了杜聿明集团。傅作义还打算固守天津。他指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打才能和。”1月13日他派邓宝珊与林、罗、聂谈判，再次提出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等条件，遭到林彪、聂荣臻的严词拒绝。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林彪说：“是，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邓宝珊问：“你们打天津准备打几天?”[1][2]《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页。《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林彪说：“三天。”邓宝珊笑着说：“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傅作义、邓宝珊根本不会想到，林彪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30个小时拿下天津。1月14日，东北野战军主力以排山倒海之势总攻天津，陈长捷还没来得及组织有效的抵抗，就当了俘虏。天津战役仅用了29个小时。在解放军强大威力震慑下，傅作义终于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方案。人民解放军整齐列队，从前门大街进入北平，群众夹道欢呼，古都北平和平解放了。[1]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了。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把红旗插在“总统府”上。南京政府如鸟兽散，李宗仁逃到广州，蒋介石则乘军舰逃往台湾。毛泽东兴奋地写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再次表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949年10月1日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照耀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人们欢呼万岁之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还在紧张地向西北、西南和东南沿海进军，为扫荡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最后的残余势力，将革命进行到底而奋勇作战。[1][2]苏静：《回忆北平和平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征引文献（1）一、文献、日记、档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评论集(1945—1950)》，新华通讯社1980年编印。《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陕西省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季星如等主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丛书——财经工作资料选编》，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黑龙江省档案馆编：《黑龙江革命历史档案史料丛编——城市工作》，1987年内部版。《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阵中日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卜广恩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高恩显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冶(一)、(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军事(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4辑，中国人民大学1959年印。《王恩茂日记——解放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9月版。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三联书店2002年版。二、文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邓小平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刘伯承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陈毅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景晓村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印。《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征引文献（2）三、报纸、刊物《解放日报》(延安)《东北日报》(哈尔滨)《大公报》(天津、上海、香港)《申报》(上海)《中央日报》(南京)《民主》(上海)《观察》(上海)《时与文》(上海)《群众》(香港)《群众》(中共中央东北局编)《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四、回忆录、口述历史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伍修权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陈士榘著：《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郑维山著：《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薛暮桥著：《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张治中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版。《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顾维钧回忆录》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谭云鹤著：《见证历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李新著：《回望流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赵俪生著：《蓠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李新农著：《书生革命》，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征引文献（3）程思远著：《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赵荣声著：《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董竹君著：《我的一个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谢泳主编：《追寻储安平》，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美)舒衡哲著：《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美)司徒雷登著：《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五、综合资料红旗飘飘编辑部编：《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进攻·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战争战略防御·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1988年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辽沈战役纪念馆、《辽沈决战》编审小组合编：《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斗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文史资料选辑》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共大连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连建新公司兵工生产史料》，《大连党史资料丛书》之五，1988年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图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画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老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老战士摄影》，辽宁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美）杰克·伯恩斯摄影，吴呵融译：《内战结束的前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六、传记、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1989年版。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穆欣著：《陈赓大将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郑建英著：《朱瑞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李辉著：《萧乾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江南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杨者圣著：《胡宗南这个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杨者圣著：《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王泰栋著：《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张新吾著：《傅作义一生》，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蔡德贵著：《季羡林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廖静文著：《徐悲鸿一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张清平著：《林徽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王成斌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征引文献（4）七、专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道平等著：《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2卷，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袁德金：《西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袁德金：《华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何晓环等著：《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美)邹谠著王宁、周先进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周雨：《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王芝琛：《百年沧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韩丁：《翻身》，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版。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八、工具书《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星火燎原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姚夫等编：《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金冲及著定价：36.00元本书引用丰富的资料和图片，清晰地描述了1947年在中国大地上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变化的过程，这一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成为历史性的转折。作者不仅使用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资料，更大量采用国民党方面当事人的说法和回忆，并广泛征引当时媒体报道和评论，真实地复原了当年的历史场景。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刘统著定价：38.00元1948年是国共决战之年，也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本书以主要篇幅叙述了1948年政治和战争的重大事件，但与以往党史和近代史著作不同的是，作者还通过对当年经济资源、金融体制、政治教育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探讨，透视国共双方实力转换中潜移默化的细节。书中使用了相当分量的历史档案，既有助于揭示问题的复杂性，更使本书增添了史料价值。三联新刊咸丰皇帝奕苦命天子茅海建著定价：24.00元鸦片战争再研究天朝的崩溃茅海建著定价：32.00元晚清的政局与人物天公不语对枯棋姜鸣著定价：29.80元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龙旗飘扬的舰队姜鸣著定价：38.00元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全八卷）王芸生编著定价：158.00元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唤醒中国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刘平校定价：2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