邳县华东1、6、9纵张公店砀山国丘清泉兵团国徐州“剿总”敌44军9“绥区”商丘中原4纵碾庄新安镇国黄百韬兵团河黄口徐州八义集运河大伊山萧县窑湾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部队华东1、12纵国李弥兵团江苏蔡凹华东3、4纵华东11纵江淮军区部队青龙集曹村陈桥大王集宿迁苏北地方武装永城陈官庄鲁中南两广纵南运亳县中原1、3、9纵国107军睢宁华东2、8、9、10、11纵时村浍符离集《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8）泗阳国1“绥区”中原2、6纵陕南军区部队国4“绥区”宿县河淮阴中原4、9、11纵军区部队河灵璧涡阳中原1、3纵华东13纵花庄集华东2、6、10、11、13纵涡洪双堆集江淮军区部队国孙元良兵团固镇泽安徽西蒙城中原6纵华东3、7纵陕12旅湖图例国黄维兵团河中原2纵河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歼敌地区解放军阻击阵地国民党军集结地域国民党军第一阶段增援及退却方向国民党军第二阶段增援及退却方向淝华东6纵豫皖苏、豫西军区部队蚌埠国刘汝明兵团国李延年兵团河淮准海战役沂1948年11月－1949年1月淮海战役地图手榴弹声一阵紧似一阵。各种颜色的曳光弹像无数流星，在阵地上空飞来飞去。李弥伤心地说：“炒豆子的时候到了，我早就知道有今天。”9日这一夜，被华野司令部称之为“迅速、惊人、巨大的发展，是全战役最重要、最紧张、最精彩的一个阶段，也是接近最后一幕最生动的场面”。华野三、四、十纵三支强大箭头都指向陈官庄。10日拂晓，华野司令部见国民党军已呈总崩溃之势，命令各部队立即实施总攻击和总追击。“全线战场于10日拂晓前后战斗的气氛更活跃起来，战斗的情绪更高涨沸腾，达于极高的高度。陈官庄及陈庄分别为十纵及四纵的勇士们插上了红旗，解决了敌人，于是全战场的敌军各部失却了指挥的中心，而四面八方强大的解放军又排山倒海压境而来，匪军的官兵们见大势已去，到处慌作一团，纷纷整师整团的放下武器要求投降。”[1]9日二十二时，邱清泉分别打电话给70军军长邓军林、74军军长邱维达等，大喊大叫：“我没有办法了!你们自己打定主意突围吧!我放弃指挥权，马上离开指挥部。”挂了电话，邱清泉对杜聿明和掩蔽部中的其他官员们说：“现在陈庄三面被包围，只有西南方一个缺口可走，大家突出重围后，谁能到达南京，谁就向总统报告这次全败经过及今晚的情况。”说完，杜聿明、邱清泉等在200师工兵营的掩护下，在茫茫黑夜中四散逃命。他们出陈庄后，因人马拥挤，很快失去联络。邱清泉这时精神失常，到处乱跑，高声大叫：“共产党来了!”他被子弹击中，倒地毙命。72军军长余锦源率残部向十纵投降。邓军林、邱维达等在突围中被俘虏。原70军军长高吉人重伤在身，被部下抛弃。解放军将他收容，送往后方治疗。高吉人隐瞒了身份，伤愈后逃跑了。《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9）李弥离开杜聿明后，不敢回兵团指挥部，随着溃散的部队东跑西跑，半夜才摸到9军3师师部。师长周藩希望李弥能领着大家冲出去，李弥疲劳不堪，对周藩等说：“你们都当过参谋长，还想不出办法吗?”周藩看到解放军已经突破他们的阵地，就要打到师部来，便与部下商量投降。10日天亮，周藩派人把投降书送给当面的解放军部队。中午得到答复：要3师立即投降，主官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不得延误。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你们哪一个愿意去?”他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若能回去，一定照顾你们的家属，你们都可以放心。”周藩见他这样怕死，心想解放军知道他们的部队番号，身为师长是跑不了的。索性自己去报到，给李弥逃脱的机会。他向九纵的一位团长投降，整理自己残存的部下离开战场。[1]李弥换上伤兵的衣服，混在人群中，乘天黑人乱逃跑。狡猾的李弥没向南逃，因为他知道解放军肯定会封锁道路，清查俘虏身份。他向北跑到解放区后方，化装成老百姓到了济南，又到青岛，在那里上船逃往上海，是淮海战役中惟一脱逃的兵团司令。9日夜里杜聿明与邱清泉失散后，带着副官和卫士十来人仓皇向北逃跑。跑到夏砦，躲进一条战壕。副官给他剃掉胡子，化装一番。他们看着解放军大部队从路上经过后，又向北跑。大约走了二十里路，天色大亮。副官看到附近村庄都有解放军，问杜聿明是跑还是投降。杜聿明还想继续逃，正商量时，迎面来了两个解放军战士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副官瞎编说：“送俘虏的。”解放军战士看他们手里都有武器，命令他们缴枪。杜聿明等只好放下武器，被解放军战士带进村庄。吃了一顿饱饭，杜聿明等被带到政治部门分别接受审查。负责审查的干部是四纵一位姓陈的政治部主任。询问杜聿明的身份，他自称是13兵团军需高文明。陈主任很有经验，笑着问道：“13兵团周藩：《掩护李弥化装潜逃概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99页。杜聿明被俘有几大处?请把处长的名字写出来。”杜聿明顿时傻了，手里拿着派克金笔写不出字来。陈主任看他使用的高级金笔和手表，猜测他不是低级军官。向他交代政策说：“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说完就命令战士把他们带到广场上，与大批13兵团的俘虏们一起听候处理。杜聿明看到许多熟悉的老部下，又羞愧，又恼火。知道早晚会被揭发出来，与其被枪毙，还不如自己了结。乘解放军战士不在身边，杜聿明捡起一块石头朝脑袋上砸，砸得皮破血流，自己也晕过去。四纵的干部见俘虏们骚动不安，传说“总司令死了”。从俘虏中找到这位“高军需”，为他包扎了伤口，单独关押起来。第二天陈主任再来问：“你叫什么名字?”杜聿明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他被送到四纵指挥部，陶勇司令员等对他以礼相待，但杜聿明态度消极，不愿谈任何问题。1月11日，粟裕、陈士榘电告军委：“匪首杜聿明确已被我四纵俘虏，邱、李正继续搜查中。”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作战，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华野经过最后四昼夜激战，全歼杜聿明集团2个兵团、8个军、22个师，共176000人。华野仅伤亡17870人。对比一下，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国共双方伤亡比例为2.8∶1；第三阶段国共伤亡对比为9.8∶1。所以华野司令部称：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是收获最大与消耗较小的一个阶段。”51月9日，蒋介石与杜聿明的电台失去联络后，他在日记上沉重地写道：“杜聿明部今晨已大半被匪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无已。我前之所以不能为他人强逼下野者，为此杜部待援，我责未尽耳。”当杜聿明集团被彻底消灭的信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上下人心震动。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从上海到南京求见蒋介石、宋美龄，蒋介石不敢见，只批示“杜已被俘，着速厚慰其家属”。曹秀清大为不满，便到总统府找蒋介石的原侍卫长、军务局局长俞济时，又哭又闹地说：“我丈夫身体有病，还要他率部突围，他走不动，突什么围呀!不是明明要他的命么?”在场的国民党官员看到家属的悲伤，个个感到寒心。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关押。1956年初，公安部设立战犯管理所，将全国重要战犯都集中到北京，进行学习改造，杜聿明也来到这里。在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康复直至痊愈。在思想上，杜聿明逐渐转变觉悟，在再生之路上自觉迈进。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罪犯，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十名战犯被特赦，杜还作为代表在特赦大会上发言。1961年，杜聿明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后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1年5月7日病逝于北京。1955—1956年，杜聿明托人转信给在美国的女儿杜致礼、女婿杨振宁。这时，杜家的人才知道杜聿明仍活在人间。1957年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派张文裕(杨振宁的老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前往祝贺，并带去杜聿明给女婿写的一封言简意赅的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1963年，杜聿明夫人曹秀清谢辞女儿、女婿，离开美国。到北京与丈夫团聚，开始了新的生活(曹秀清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女儿、女婿将她从台湾接到美国去的)。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到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人民解放军参战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以及鲁中南、苏北、冀鲁豫等军区部队共60余万人。国民党军参战的有徐州“剿总”的7个兵团、2个绥靖区、34个军约80万人。解放军以伤亡136000人的代价，歼灭了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主要战略集团，共歼灭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000多人。在兵力和武器装备都不占优势，战场情况复杂多变的条件下，解放军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总前委的正确决策，华野、中野密切配合，各部队首长卓越指挥，广大人民群众全力支援的结果。而国民党方面统帅部一再改变决心，各兵团之间互不配合，见死不救，在陷入重围后人无斗志，乃至整师整团放下武器。这说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不是武器和兵力多少，而是蒋介石的内战彻底失去人心的结果。淮海战役的结果是国民党军队在中原和华东战区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解放军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蒋介石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1）1淮海战役双堆集战斗结束后，黄维、杨伯涛等12兵团的将领们被解放军俘虏，从战场押送到后方的临涣集。杨伯涛回忆：经过几十里的行程，举目回顾，不禁有江山依旧，面目全非，换了一个世界之感。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而且铺面上有卖馒头、花生、烟酒的，身上有钱的俘虏都争着去买来吃。押送的解放军亦不禁阻，他们对馒头、花生是久别重逢，过屠门而大嚼。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有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在强烈的对照下，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不正视铁的事实，承认共产党、解放军所在的地方，和国民党、国民党军队所在的地方，有两个世界的天壤之别。我当时就大为感慨：认为18军的最后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1]《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杨伯涛所见的场面，只是淮海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一个缩影。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过程中，人民群众支援前方作战的规模之巨大，后方勤务任务之繁重，动用人力物力财力之众多，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人民解放军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取得的一系列胜利，都是和解放区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的群众就帮助部队送粮食、当向导、照顾伤员，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在哪里，住在哪里。解放军过去没有健全的后勤部门，战争中的后勤保障都是依靠根据地政府组织，取之于民。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作战行动越来越频繁，战役规模越来越大，对后勤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陈毅1947年底在《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中说：“过去采取抗战时期临时就地动员的办法，这次战争证明不行了。临时就地动员无论如何不够用。在山东时，部队每天要80万斤粮食是无法供给的，临时只能动员民兵来捉俘虏。且弹药、粮食都在数百里外，运来后有时部队因情况变化又走了。运粮大车达两万辆，走起来长达二百余里，比野战军走起来还长。壮丁民工30万人，就需要组织领导。”一个战役打起来，“民工担架前方需要很大，弹药、粮食、菜蔬、伤员、鞋袜等都要运输”。陈毅高度评价山东解放区群众对华野作战的支持：“把落后的农村工具条件来供应现代化大兵团作战，这是自卫战争中最伟大的一面。”2辽沈战役是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能不能打这样大规模的会战，对后勤保障是全面、严峻的考验。当时解放军已控制了东北大多数城市和70％的铁路线，具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确定先打锦州的方针后，要将北满、西满的主力部队秘密输送到前线，铁路运输是最理想的方式。在罗荣桓政委和东北局指挥下，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富春总抓运输工作，军工部部长何长工负责调运军火弹药，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负责组织车辆调度。野战军后勤部在阜新车站设立前线指挥所，后勤部参谋长李聚奎负责接收和分发作战物资。8月下旬，东北铁路总局接到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紧急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秘密的情况下，把驻在东丰、辽源地区的二纵、东北人民积极修复铁路三纵、六纵和炮纵部队，运到西线的新立屯、西阜新地区作战。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运两千万斤粮食和大量作战物资到前线。为代替主力纵队继续包围长春，要从后方向吉林、四平运送19个独立团。吕正操局长和铁路局党委研究后认为，要想运送大军，必须先做到线路畅通无阻。总局组织铁道纵队(又称铁道修复工程局)二万六千多干部、战士、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抢修沿线铁路。从西阜新到清河门一段30公里的铁路多处被毁。枕木被烧，钢轨翻到路基两侧，13座桥梁也都被破坏。铁道纵队一支队干部战士顶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骚扰，顽强奋战，终于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将这段线路修复，保证大军向锦州前进。第三支队担任修复陶赖昭松花江大桥的任务。这座大桥全长987米，桥墩被炸断7座，钢梁也受到严重损坏。因为缺乏工程机械和施工经验。东北局领导与苏联方面协商，此时苏方对中共的态度已有明显好转，派来了工程列车和机械、技术人员，与铁道纵队的干部战士一起抢修。大桥竣工通车典礼的那天，陈云亲临讲话，称赞“陶赖昭松花江大桥的修复，为东北人民修通了一条胜利之路”。他号召铁道纵队的干部战士继续勇往直前，保证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1]从9月10日起开始了大规模的输送部队和军用物资的行动。当时铁路运输线主要有两条：为主的一条线是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白城子、郑家屯、通辽、彰武、新立屯到阜新。另一条线是从哈尔滨经吉林、辽源、四平、郑家屯到阜新。火车运到的物资再用卡车、大车运往前线。为了隐蔽解放军的战略企图，铁路运输兵员物资都在夜间，白天则是空车回返。修好的15辆日式坦克在火车上目标太大，何长工叫人把它们都蒙上白布伪装，国民党飞机很难分辨出是什么东西。郭维城：《辽沈战役中铁道兵部队战斗片断回忆》，《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3页。9月12日，三纵、二纵5师、六纵17师和炮纵部队在四平、梅河口等车站秘密登车，向辽西开去。运送部队的列车全用棚车，开车前车门加锁，贴上封条。列车运行时看不到部队人影，听不到说话声音，就连铁路员工也不知道运的是什么。在九天之内，共运送64个军列，将十万大军安全、迅速、秘密地运到西阜新。其他参战部队是步行赶往前线的。他们昼伏夜行，连续行军十二天到十五天。地方政府动员的民工队赶着大车、扛着担架，与部队形成一条平行的队伍。从火车上卸下的物资，又经过他们人拉肩扛运到前线。辽沈战役前，后勤部门和各地政府共筹划和运输粮食7000万斤，油料11000多吨，子弹1000万发，手榴弹15万枚，炮弹20万发，炸药5万斤，棉衣、棉帽、棉鞋等冬装近百万套，各省共动员民工160万人，其中76000民工直接随部队参战。抢修道路4370公里，搭架桥梁385座，出动担架13800副，马车6750辆，有力地保证了战役的顺利进行。辽沈战役打响后，国民党军发觉解放军行动意图。9月22日后派出大批飞机对铁路狂轰滥炸。这时，运输大兵团的第一批空车还没返回，而西线的作战物资和民工列车，东线的炮兵纵队和后勤部队列车共69列又从北满接连发出，密集运行到郑家屯一带，造成堵塞。29日空袭更甚，彰武、通辽、西阜新等站先后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通讯、给水中断，情况非常紧迫。铁路总局采取紧急措施：一是迅速组织抢修，白天躲避飞机轰炸，夜间照常通车；二是组织特别运输机车大队，由昂昂溪、北安，把军列一直送到郑家屯前线;三是组织“赶羊式”运输，即向着一个方向连续发车。很快疏通了堵塞，扭转了被动局面。由于国民党飞机的封锁，运往锦州前线的军火列车连续被炸，连汽车车队也不断遭到空袭，而攻打锦州的部队又急需弹药补充。《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2）九月下旬，总部决定在昂昂溪组织一列秘密军火列车——三○○五次，抢在国民党援军出来之前运到西阜新车站。三○○五次列车乘务组的16人都是党员和可靠的先进工人，9月28日军列开出，30日晨到达彰武附近。彰武是国民党飞机重点轰炸的目标，乘务组决定就地隐蔽。列车开到站外一处两侧有土岗的地方，押运战士和乘务员一起将列车分散到十三处，间隔百米左右，砍树枝、找高粱秸把车厢遮蔽起来。隐蔽了一个白天，夜晚继续前进。机车需要上水时，车站的给水设施被炸坏了。附近只有一个小村庄，共有三眼水井。乘务员和押运战士在村子挨门逐户借水桶，乡亲们知道是给前线解放军运货物时，都不约而同地来帮忙了。全村男女老少都跑出来了。有肩挑大水桶的，有手拎小水桶的，有端大饭盆的，也有端脸盆的，寂静的山村顿时热闹起来。一个多钟头，三眼井的水淘干了，机车上够了水，天黑时继续前进。在行程中又与敌机遭遇，司机跟敌机打游击。列车时开时停，时快时慢，敌机子弹不是打在列车的前方，就是打在列车过后的线路上。车开到一个小山坳里戛然停住。两侧高山耸立，把整个列车遮挡起来。这一下敌机不敢低飞了，只好高空盘旋，盲目扔下炸弹飞走了。经历最后的惊险，军列终于在10月2日凌晨到达西阜新的清河门车站。前线指战员们盼望的弹药安全地送到了，这一车弹药保证了锦州战役的胜利。[1]在辽沈、平津战役的后勤保障大军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参加战地救护的东北野战军三十多个野战医院、后方医院，是以日本籍医生、护士为主组成的。1945年解放军进入东北时，没有带医务人员。因为作战的伤员急需治疗，临时征用各地医院的日本医生护士。这些人当时既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又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带着临时解决生计问题和雇佣思想为解放军服务。卫生部长贺诚要求对日本医务人员政治上帮助、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尊重，制赵同济：《三○○五次列车和特殊包乘组》，《辽沈决战》上册，第612页。定了相应的优待政策。解放军干部吃粗粮，保证日本人吃大米。解放军干部是供给制，日本医生拿薪金。黄克诚同志主持后勤工作时，特别提出了优待日本博士的问题。他说：我们在东北的专家大概不够500人，专门的博士100人也不到。我们应当尊重他们，爱护他们。至于政治学习，思想信仰，都可以让他们自由些。[1]这五千多名日本医生、护士在随部队征战过程中，受到解放军优良传统的熏陶，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被雇佣者逐渐转化成革命战士。辽沈战役期间，各医院随部队行动到达前线，进行紧张的战场救治工作。攻打锦州时，由于彰武被国民党军占领，一些后方医院不能及时赶到指定位置。伤员大批下来，日本医生护士昼夜工作，有的连续做了五天五夜手术。前线卫生部提出“村村办医院，家家设病房，人人当看护”的口号，动员老百姓支援医疗工作，挽救了许多伤员的生命。[2]平津战役期间，四野的医疗救护工作达到能够从容救治大批伤员的新水平。当时第9后方医院驻独流镇，负责救护塘沽方面的伤员。在那滴水成冰的严寒冬季，指战员常在水中作战，伤员下来，被寒风一吹，棉衣冻成了冰的盔甲。医院一到独流镇，就搭起一个大席棚，一次可容纳150至200副担架。棚内设装满水的两口大铁锅及一排排的红砖。将砖烧红，放入水中一浸，立即用布包好，放在伤员腋下和脚下，为伤员保暖。中、日工作人员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为伤员换上，做全身按摩防止冻伤，伤员们万分感激。遇到失血过多的重伤员，很多医护人员踊跃献血。几位血型适合的日本同志脱下棉衣袖，露出胳膊，拥在最前面喊着：“我身体好，来我的。”此情此景，感人肺腑。前线打响后，成百副的担架把伤员抬来。日本医师护士紧急进[1][2]《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孙仪之：《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人民军医出版社2000年版，第749页。跟随四野南下的日本医生护士行止血或扩创手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地工作。四个手术台中三台是日本医师主刀的，他们和中国医护人员一起，日以继夜地做手术，困极了，靠墙打个盹儿再干。主治医师山田守患着较重的胃病，须用超出常规剂量的小苏打才能抑制过多的胃酸。他站在手术台前主刀，护士在旁帮助他服药。做完手术就去巡视伤员。这种忘我的带病坚守岗位的精神，令人敬佩。重伤员不能进食，日本护士们用滴管顺着牙缝，将蛋白水、米汤、牛肉汤、稀藕粉等注进嘴里。护士班长金子每次抢救破伤风患者都进行口对口的呼吸，争取救活的一线希望。护士少伤员多。她们昼夜巡回，走街串户，尽职尽责地护理伤员。伤员们称她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是“不辞辛苦的人”。[1]把日本医生护士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是解放军创造的一个奇迹。除了说日本话以外，他们在思想上、工作上都与中国战友毫无区别，艰苦奋斗、大公无私、英勇献身。辽沈战役结束后，几个被俘虏的新6军国民党军医被补充到第五纵队野战医院，向主刘御：《第九后方医院的日本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756页。任医师新井侃博士报到。他们说着流利的英语和日语，显示他们的留学身份。但是新井博士发现他们在棉衣中藏着金条，顿生鄙夷，感觉他们“这种样子倒是很像国民党”。他向政委反映了情况，而政委表示宽大，没有命令他们上缴。这个事情虽小，但却反映出巨大的精神境界的差别。这些日本医生护士一直随四野行动，打到了海南岛和大西南，为解放战争立下卓越功勋，直到1953年后才陆续回国。[1]3中央军委和华东野战军负责人在酝酿淮海战役计划时，充分考虑到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性。9月28日中央军委给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的电报中说：“这一战役规模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电报要求华野“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淮海战役的规模有多大，事先谁也没有准确的估计。11月16日战役开始后，毛泽东给中野、华野负责人的电报说：“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2]根据华东局和华野的部署，淮海战役的后勤和支前工作的分工是:前方由华野后勤部负责，后勤部部长刘瑞龙随华野指挥部行动，负责掌握部队的情况和需求，对送到前方的粮食弹药和各种物资进行接收、调度和分配。后方由华东局支前委员会负责，傅秋涛为主任，负责筹划、征集和调运物资，组织民工和车辆、船只运送到前[1][2]新井侃：《我在解放军中的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资料选编》，第774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3）方兵站。为转运伤员，华东支前委员会组织了四条转运干线。隔30里设一小站，60里设一大站。每个纵队配备随军担架500副，每副配民工5人。还有机动担架7500副以供急需。各县都在交通要道上设立民站，供运输粮食物资的民工编组往来休息。民工根据任务不同分为三种：一线随军常备民工，每期三个月；二线转运民工，每期一到三个月；后方临时民工，每期一个月。民工以县、区、乡为单位，按军队编制为团、营、连，由各级干部带队。淮海战役发起后，随着华野主力的南下，后方七条运输干线上车轮滚滚，人流如织，像七条大血管向前方输送物资。这七条干线是：由临朐向北转经沂城、临沂、郯城到新安镇、睢宁；由日照、沭水、大兴庄、李埝、陈镇到新安镇；由诸城、莒县、十字路、井家店至郯城；由曲阜、邹县、滕县、枣庄至邳县；由曲阜东绕泗水、平邑、向城，转向南至台儿庄、宿羊山、贾汪；由临沂的丰程镇、磨山、铁佛寺、道河站、土山、占城至双沟；由新安镇向西经炮车、运河站、曹八集到徐州，然后到萧县、瓦子口、大吴集(这条路线是徐州国民党军西逃后开辟的)。[1]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方支前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以承受任务最大的山东鲁中南分区为例，各县民工们先用小车将粮食运到泰安火车站，由火车运到兖州；再用小车运到济宁，装船经运河运到韩庄，再用小车分别运送到各纵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线迅速向前推移，后方运输线延长，物资运输量大，转运工作日益紧张起来，许多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都发生了。用小车、火车、船只进行联运，过去从未经历过。大批粮食运何晓环等著：《淮海战役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1页。到，如何迅速装卸、转运，就成了大问题。后勤干部没有经验和专业知识，起初是“热情有余，科学不足”。从兖州运到济宁的2000万斤粮食要经运河南下，最初没有统一计划和周密安排，“开始是有船无粮运，随后是有粮无船运，最后是有粮无船拥挤不堪，卸不下车，装不上船。民工卸粮要等两天两夜，牛无草喂，人车露宿，街道阻塞，交通不便”。济宁地委及时总结经验，改进调度。将小车合理组织，事先经过联系和计算，确定火车的运载数量和到达时间，将任务分配给各县民工。每日火车到达兖州车站，由各县民工分头装卸指定的车皮。迅速卸粮装车，运往济宁。这样大大提高了效率，节省了不少人力物力。[1]11月10日后，韩庄、台儿庄解放，运河从济宁至台儿庄一段完全通航。船只运粮载重大，损耗小，远比小车效率高。但当时运河的情况比较复杂：微山湖地区土匪的活动造成湖上的封锁状态；船民逃亡失散，不易征集船只；运河台儿庄至韩庄段有几道船闸，河道复杂，水流急，需要有经验的船工指引才能通过；新区船民对运粮有顾虑，怕用船搭浮桥，怕不给运费，因而逃避征用或藏匿船只。支前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打消船工的顾虑。用运粮提成的办法给船工一定的收益，一面动员他们支援战争，一面又使其有利可图，调动了船工的积极性。政府将船只组织起来，派干部和部队武装押运，保证船只的安全。船只因大风或过船闸损坏，政府根据损失轻重予以补偿。一次装载400万斤粮食的船队因严寒被冻在湖中，政府对损坏的船只进行了赔偿。共产党的政策深得人心，大运河上舟楫往来，一片繁忙景象。战后统计，淮海战役期间共用船2841只，运粮2000万斤。每只船用4个船工，往返12天，可运粮4000至上万斤。而小车仅载300斤，两个民工运送往返需20天。相比之下，船运的高效率和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2][1][2]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粮食供应工作总结》。华东支前总结委员会：《关于淮海战役中运河、汽车、火车运粮的总结》。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野在徐州以东同时进行围歼黄百韬兵团和阻击国民党援军的作战，中野和华中、豫皖苏地方部队也前来参战，战斗空前激烈。对弹药和粮食的需求剧增。华东局11月18日在济南召开干部会议，饶漱石号召华东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向前线运送粮食弹药，保证作战的全胜。他强调：要及时迅速地把运输搞起来，保证弹药供给；把大量的粮食运上去，使我们战场上的指战员不要饿饭。他估计前方一个月作战大约需要1亿斤粮食，六个月就需要6亿斤。饶漱石说：“要有足够的民夫，足够的担架，足够的挑子，使前面的伤员能够及时地运下来，使粮食运输到前面。过去的民夫我们临时动员的时间很短，现在必须动员更长时间的民夫。过去我们估计一个纵队500副担架，应付这样大的战役是不够用的，现在初步提出要800副。常备民夫大量增加，加上部队运动非常迅速，失去联络，军需不能及时，对部队影响很大。加上战斗很残酷，猛烈的炮火，天上的飞机，没有经过训练的民夫逃亡很多，因此按我们原有民工的数目，差不多加倍才够用。”他要求各分区进行最大限度的动员，调集大量的干部、民工支援前线，后方要做好接收伤员、修复道路的工作，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战争。11月20日，华东局发出紧急指示：“1.一切后方机关汽车应服从后勤司令部调动运输弹药及其他军需供给，以保证前线供给。2.抽调大批地方基干团及大批县区武装，补充主力，并保证扩军及归队任务的完成，使主力得到源源的补充。3.动员足够民工担架、小车、挑夫及民兵子弟兵团到前线服务。4.运输大批粮食供给前线，保证前线战士及民工不饿饭。5.抽调足够医院到前线接收伤员，予伤员尽可能的救护及照料。6.修筑铁路、公路，架电话线，保证运输及通讯及时。”晋冀鲁豫、豫皖苏、华中、华北解放区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动员，一个更大规模的支前热潮在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开展起来。4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斗完成后，华野部队未经休整即投入第二阶段作战。部队调动频繁，一直处于运动之中，很少在一个地点停留上几天。战局瞬息万变，后方粮食、弹药运输跟不上，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情况。华野后勤部总结说：“当战役发起，我前线部队当即展开跟踪追击，后续粮库、担架一开始就跟不上了。特别是在第二阶段，部队迅速南进淮海，迎击李、刘兵团之际，即形成前后方接不上气、找不到头的脱节现象。使前线弹药消耗、粮食补给、伤员后送上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困难。而就战役总的进程来说，当第二阶段全期中，因战局几经变化，部队纵横转战，是后勤补给上最紧急、最忙乱的时期。”粟陈张12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说：杜聿明集团被华野围困于萧县以西，“战斗规模甚大”。要求华东军区“急运八二迫击炮弹30万发，山炮弹5万发，炸药30万斤及七九步枪子弹两个基数到徐州大湖车站附近”。15日华野给刘陈邓和军委的报告中反映:“战役第一阶段之供应，因事先粮食布置均从战区在运东这一情况出发，华东粮食在临(城)沭(阳)，山东粮食在临城以北。战役开始战局速移运西后，运不过来。江淮干部少，大部系新收复区及新区，又经敌人抢掠，开始就地筹借，但筹借有限，拮据万分。”当时中野、华野部队随军转运民工共120万人，加上牲口和俘虏的消耗，每天需要粮食280万斤。华野后勤最大的转运站韩庄、窑湾兵站存粮有5000万斤，转运到前线需要时间和运力。附近江淮存粮不多，豫皖苏地区运力不足。华野后勤部的总结说：“战役发展迅速，调运粮食不及，后方粮食赶不上部队。敌迅速西逃，追击中随军之民工、挑子掉队，筹粮工作队未很好开展工作，加之该区连年灾荒，敌长期盘踞勒索。部队拥挤，筹粮政策掌握得不够，个别人发生了强派硬翻，将群众窖存的地瓜干子也吃光了。个别部队每天吃一顿或两顿菜煮稀饭。到围歼碾庄之敌时，后续粮食才源源运到运河、窑湾、占城、土山之线。”《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4）粟陈张指出：要将战争进行下去，必须投入更大的力量，向前方运送粮食弹药。这时，后勤运输成了决定战役胜利的关键。[1]为了保证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的胜利，华东局调动人力抢修兖州至徐州的铁路，冀鲁豫军区抢修开封至徐州的铁路。徐州军管会征集城里的公私车辆，为前方紧急运送粮食弹药。徐州刚刚解放，只能征用私营运输公司的车辆。华东支前委员会的干部回忆：“在开始组织时，抛弃了原有公会，不分车主和工人，统统采用集中管制，结果形成了他们的对抗与恐慌。有的竟开了小差，或将车故意弄坏，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后来转为利用原有公会，组织了公司，我们派干部分别掌握与进行教育，对工人主要进行以支前为主的阶级教育，开展立功运动，扭转了其对支前的怠工态度，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为了保证私营运输公司出车运粮，支前委员会付了很高的运费。“在18天的时间中，共动员汽车257辆，除破旧外，参加运粮者共169辆。自徐州至萧县路程95华里，共运粮415万斤，解决了前方的粮食困难。”为了解决前方弹药的燃眉之急，徐州军管会清查了国民党军未带走的库存弹药，迅速运往前方。有各种炮弹53000发，子弹520万发，炸药10万斤，防毒面具7500个。给中野子弹120万发，炮弹3000发，汽油1000桶。这批军火为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的胜利起三野后勤部：《1949年工作报告》。了重要作用。在后方粮食供应不及时，只能在战区附近就地筹粮。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后勤供应分工是山东负责北线部队，华中负责南线部队。据11月27日华中工委向华东局的报告，淮海地区已运送粮食2000万斤，江淮地区运送3500万斤。而南线部队和民工用粮尚有1600万斤的缺口，需要就地筹借。到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山东粮食一时运不上来，华中区的压力明显增加。为了确保战争供应，华中工委于12月13日发布了《关于筹借公粮确保战争供应的决定》指出：“目前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已达一百数十万人，每月所需粮食在百万担以上;而战场又大部在新解放区，久经国民党掠夺，民穷财尽，困难就地取食，必须从数百里甚至千里以外(渤海、胶东、盐阜、苏中等产粮区)连续转运，才能满足前线供应。中间如稍有脱节，稍有疏忽，战争就会立刻直接受到影响。”《决定》说：“目前供应线以华中距离较近，而战场主要是在华中地区，毫无疑问，拿出一切力量来保证前线的给养，应该是我华中党和人民当前最紧急也是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但是目前华中存粮情况，离前方需要相差很远，现在运送到前线的粮食加上运耗已有90余万担，冻河以前仍须继续抢运加工粮50万担，运出以后，江淮和第二、五、六专区就几乎不再有存粮。”华中工委研究了形势与任务后，“认为除号召各地组织力量积极在新区征收公粮，加强老区粮食保管、运输工作，减少损失，各后方机关部队尽量节约减省开支以外，必须在全华中范围内筹借100万担粮食，才能确保前线的供给和军事发展的需要。”江淮地区饱受国民党摧残，部分地区又遭受自然灾害，要在短时期内筹措100万担粮食，绝非易事。华中工委要求各地干部做好动员工作，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负担，使群众的总负担率不超过30％。在动员宣传时要让老百姓了解目前形势，“把前线将士如何忍饥耐劳浴血苦战告诉他们，把战区群众如何在国民党严重掠夺之后，还在继续借出粮食供给解放军作战讲给他们听；把山东人民如何交出细粮，自己吃粗粮甚至吃山芋叶子，忍受一切物质上的痛苦来支援前线，讲给他们听”。华中工委发出号召：“咬紧牙关忍受一时的痛苦，拿出一把力争取全华中人民的彻底解放!”在各级组织领导下，华中解放区迅速征集了上千万斤粮食，运往永城地区前线。在新区借粮，要比老区困难得多。在群众情绪不稳，对共产党政策不了解的情况下，必须灵活掌握政策，采取适当的办法。起初个别部队在新区借粮，自行划分地主富农，叫民兵去起粮。结果只搞到3000斤，就引起当地群众恐慌。上级及时制止了这种搞法，指出：“必须要很好地动员教育群众。尤其是因为任务急，地区生，干部少，容易忽视教育，而采取简单化的办法硬摊、硬派、硬借，或封粮扒粮，或押人、打人，因为这些办法，其结果只能引起群众的恐慌，加深群众的顾虑，破坏我党的影响。假如予群众以形势教育，打破变天思想。以政策教育打破各种顾虑，认为公平合理。对地富个别户则召开单独会议，使群众能认识我之政策，自动的踊跃交粮。”在萧县、永城地区，支前委员会调动了支前干部、民工、部队到各村宣传借粮，并利用原有的保甲长协助工作，短短五天内就借粮300万斤。12月17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解放军进入休整阶段。华野首长以部队连续作战，日夜不停，经常吃不到油盐，甚为疲劳。建议华东局组织慰问，让指战员每人能分到香烟五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他们电告中央军委，周恩来代军委复电说：“粟陈钟张所提，亟应照准。兹由军委决定，凡我华东、中原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以每人猪肉1斤，香烟五包。凡不吸香烟者，得以其他等价的物品代替。此项款物由华东、中原两军区按所属范围分担。”华野、中野后勤部门立即落实，决定中野所需由豫皖苏分区负责，华野所需由山东购买两批。第一批39万斤猪肉很快在1949年新年时运到，发给各部队。油盐和纸烟也陆续送到，让前线战士在战壕里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华东局负责调运猪肉80万斤。支前委员会决定分两批收购调运。当鲁中南分区接到第二批征调猪肉40万斤的通知，已是1949年1月中旬。为了完成任务，鲁中南分区决定动员干部统一收购，以免猪肉涨价。他们一面从老百姓家里直接收购，一面到集市上以4斤麦子换1斤猪肉。那些天从城镇到乡村，到处屠宰生猪，收购猪肉。群众宁愿自己春节不吃肉，也要慰劳前线将士。仅用八天时间，鲁中南就完成征购40万斤猪肉的任务，用火车、马车运送到前线。新安镇和徐州的铁路职工看到堆积如山的猪肉，都感叹老区人民的革命热情。[1]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解放军的后勤保障水平在短时期内有了明显的提高。淮海战役前期粮食、弹药供应上出现的紧急和混乱状态，使支前干部感到原来的一套已经不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必须学会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和管理手段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以铁路运输为例，华野支前干部总结说：“火车、汽车、船只运粮，在战役第二第三阶段，成为运粮之主要工具。以前没有使用过，无经验少常识。干部往往把我们农村习惯了的一套办法经验机械地搬去应用。如韩庄粮站主要是收卸河运粮与装粮上火车，搬运完全是使用三百余民工，有码头车站工人，也不知使用。后使用工人的效率比民工大三倍，还不误事。黄口车站收卸粮食使用工人，最初实行日工制，效率非常低；后改按件计薪的包工制，效率马上增加数倍。”高克亭：《鲁中南支援淮海战役回忆片断》。《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车轮滚滚的支前大军（5）要提高效率必须实行科学管理。“首先是装粮工具于火车运粮之不相称，用小车、小挑运粮，大部是民工自带工具(口袋、席包、篓子等)，后来虽购置不少面袋、麻袋，但都是大小不一、重量不一，每次装卸都得逐袋过秤和除皮，浪费时间，减低效率。如韩庄向徐州运粮时，五天时间还没有卸完一列车，粮食数目最后也没有查清。后改为适应火车运粮的科学办法，即粮食加工之后，按等量定量装袋子，划上斤数，转运起来，按袋折算，免去过秤，不管转运多少回，一劳永逸。在开始装卸火车时，一片混乱，粮食常被人偷走。用了很多干部指挥不了卸车工人，结果影响了工人的装卸速度，彼此埋怨。在不断地向工人学习后改为包装包卸、按件提成后，在效率上大为提高，装卸才有了秩序。”掌握了火车运粮的运输、管理之后，效果是明显的。“济南至徐州750里，一列车即可运200万斤，一晚时间即到。如用小车运输则须6666辆小车(每车300斤)，13332人至少需半个月(每天50里)才能到达。两相比较，其经济节约是明显而惊人的。在战役第二阶段时我们以全力突击抢修铁路，因而增强支前力量，是非常正确的措施。”[1]5淮海战役支前工作最动人的场面，是几百万推着小车运送粮食的民工大军。从后方到前方，从乡村到城镇，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都为支前作贡献。据战后统计：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前后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随军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华东支前总结委员会：《关于淮海战役中运河、汽车、火车运粮的总结》。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口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000万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万斤。战役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后方支前民工的比例为1∶9，大大超过战役初期1∶3的概算。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是鲁中南地区。根据鲁中南六分区的统计：该区人力动员为49万人(常备民工17万人，临时民工32万人，许多临时勤务尚未计算在内)，占该区总人口300万的16％多。按照以往的战争统计，人民的负担能力一般不超过总人口的12％，即八个人里抽一个民工。去掉年龄和性别差距(老幼、妇女)实际上大多数青壮年的男性都参加了民工队伍。淮海战役对民力的动员，山东已经超过负担能力的最高点。解放战争期间，山东一直是华野的主战场，经历多次战役。每一次都需要老百姓付出巨大的代价。莱芜战役时，贫困的沂蒙山群众就提出“破家支前”的口号。淮海战役是空前大规模的动员，要完成出人出粮出车的任务，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以莒县为例，有自1947年以来常年出民工的，一年负担二三百个工，自己家里土地荒芜，春天挨饿。一个叫杨家圈的穷村子，出了36头驴，支前时死7头，病6头。受到这些损失，上级再动员支前时就出现叫谁去谁不去的现象。出工多的嫌吃亏，出工少的耍滑头。有的家确有困难，有人无车。有的家是有车没粮食。针对这些情况，华东局认真制定政策，既要保证战争需求，又要照顾民工的切身利益。这些政策归纳起来有三条：1.人工合理负担；2.工具合理顶工；3.照顾民工家属和生产。所谓合理负担，就是根据各家实际情况，合理摊派任务。积极分子要带头，但是不能让他们老出工。对有条件出工的，要防止他们找借口不出工。只要公平合理，干部带头轮流去，群众也会跟上出工。对于群众出的车和牲口，要折工计算，损坏要折价赔偿或给予维修，总之不让出工具牲口的群众吃亏。对出工的家庭，由村里的变工队代替耕田，由耕作到收割一包到底。如果耕作不认真，由村里评议降低工值。这样出工的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实行这三项政策，群众支前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莒县一个区原来计划出900辆小车，估计已经到顶。县里让再出200辆，区里召开动员会后，群众又出了500辆车、700条麻袋，超额完成任务。[1]随着战线不断南移，民工也随着部队越走越远。华东支前英雄唐和恩的小车队是模范的典型。他用的一根竹棍，上面刻着他们支前五个月内经过的路线：从家乡山东胶东区的莱东县(今莱阳万第镇)出发，经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直到濉溪口。跨越三省88个城镇和乡村，行程上千里。他们跋山涉水，日夜奔走，自己吃的是高粱米、萝卜干，车上的白面、小米一点不动，留给前线战士们吃。这支小竹棍，拉车时拄着它走路，过河时用它探路，它不仅为支前作出了贡献，还作为历史的见证被收藏在博物馆里。苏北地区小车队支前，正是寒冬腊月。白天有国民党飞机轰炸，民工都是夜里运输。每天太阳落山，一队队的小车就行进在条条公路上。小车上的油灯在漆黑的原野上星星点点，一望无际，非常壮观。华中五区的民工运送一批大米到前方，原来规定的终点是宿迁。到宿迁时部队已经西进，要他们运到睢宁。到睢宁还是没赶上部队，他们又跟到符离集。最后一直到达濉溪口，才将这批大米交到部队手中。这次运粮行程长达700里，民工出来时没想到走那么远，有的没带棉衣，有的鞋走烂了。[2]民工支前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三纵炮兵团与渤海民工团并肩战斗，互相关照。部队和民工住在一个村里，战士们总是让出房子给民工住，自己在露天搭棚子睡。前方作战很难找到饭锅，部[1][2]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人力支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总结》。陈国栋：《华中人民支援淮海战役》。队总是让民工先做饭。他们派人给民工讲防空防炮知识，指导民工挖防空壕，避免伤亡。民工没有棉衣穿，部队就将缴获的棉衣送给民工。[1]人民的支援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中野司令部在《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中指出：“这次作战中的物质供应，是达到较完满之要求的，无论在粮食弹药的接济与医术救济诸方面，都未感受到意外的特殊困难，这是此次作战胜利的有力保障。没有这种保障，要想取得这次的完满胜利，是不能设想的。”1951年2月陈毅在南京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起淮海战役的胜利时说:“支前民工达500万，遍地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这是我们真正的优势。人民群众用小车、扁担保证了部队作战。”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淮海战役证实了这个真理。华东局支前办事处调研室：《淮海战役支前民工政治工作总结》。《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东北野战军入关（1）1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写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他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1]在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期间，华北解放军对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和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集团也发起了攻势。徐向前指挥第1兵团围攻太原。第3兵团举行察绥战役，攻占包头，包围归绥；这些作战配合了东北战场的决战，进一步削弱了华北国民党军的实力。傅作义和阎锡山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在国民党军的几大集团中，华北“剿总”傅作义的情况算是最稳定的。因为华北解放军的力量相对薄弱一些，难以组织大规模的战役。傅作义则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也不轻易出战。当东北、华东、中原各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之时，华北则战事不多。傅作义集团60万之众，分布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北到承德、西到张家口、南到保定、东到唐山的区域内，绥远是他的老基地，由董其武分兵把守。原来傅作义依靠北有卫立煌，西有阎锡山，可以相互呼应支援。现在东北国民党军全军覆没，阎锡山困守孤城，傅作义顿时变得孤立无援，而且形势越来越严峻。《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北平是文化古都，属消费型大城市。城里两百万居民、几十万军人和公教人员、大学生，生存就是一大问题。国统区报纸称华北是个“偏枯”地区，粮食物产都不丰富，而且远离江南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国民党经济危机也影响到华北，百姓生活每况愈下。像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朱自清教授因贫病交加去世，陈寅恪教授出卖自己的藏书来换取冬季的取暖傅作义煤。学生的伙食团，主食一律改吃混合面。大家都知道日子会越来越苦，学生也学会了囤积粮食。学生自治会发起了“储粮运动”，短时期内就吸收了600个户头，存了两千袋面。家长汇来的金圆券，学生们到黑市换成美元，放在身边，以防不测。享受公费的大学生尚且如此，平民百姓就更不行了。最困难的是那些从东北逃到北平的流亡学生，在临时居所度日如年。由于得不到妥善安置，北平市政府要将他们“集中军训”，实际就是要抓壮丁。东北学生激愤之下，1948年7月5日到市参议会游行请愿，砸了参议会的牌子。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下令208师到场镇压，开枪打死打伤学生三十余人，酿成“七·五”惨案。东北士绅对傅作义大加讨伐，傅作义又赔钱，又赔罪，把陈继承调离，将208师调往唐山，才将众怒平息下去。各地学潮和抗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8月中旬，国民党特别刑事法庭向各大学发出传票，并出动宪兵到各学校抓人，再次激起民愤。8月21日下午，当北平军警来到燕京大学，校方表示不与搜查者合作后，开了大门。陆志韦校长对在场的学生、教职员和军警们发表了沉痛的讲话：这样的聚集，在燕大的历史上还是头一回。从前有一回，跟今天的情形有点相像的，那是民国卅年十二月八日上午的聚集。所不同的，那一天来的是仇敌，是日本人，今天来的是我们的同胞。是同胞，将来共患难的日子多着呐!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林团长来校，跟我商量搜查的手续。他的态度十分客气，他说是为执行公事来的。各位，我的处境的困难，就不说，你们也能明白了。拘票上传票上的学生，早已不在这儿了。受搜查的全都是跟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人。我当然可以用种种推辞把这件事情拖些时候，可是我不愿意借外势，也不愿意求人情，打官话。我并不怕事，我出生入死，是为中华民族经过患难的。我为你们选择了对于你们最少损失的一种方式，就是说开了条件，让宪警进学校来搜查。我要是做错了，我个人负责。我对我的同事负责，特别是对西籍的教职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见看不惯的事情。我做中国人，只有惭愧。[1]警察虽然进校搜查，但在全校同学和教职员的保护下，他们一无所获。在地下党安排下，一些进步学生脱离学校，投奔了解放区。《观察》有篇报道描述清华的课堂：教室里的座位愈来愈空了，教授拿着名册叫着：“×××!”“……”“哪里去了?几堂不见上课?”堂下默不作声，相互而笑，仿佛有什么秘密，心照不宣似的。“跑啦!”一句流行的口语，真的不少的人跑啦!这现象其实早在七月大逮捕时便已开始，不过今日更厉害罢了。有的固然由于逼迫，但大半都是为着实现他们的憧憬，他们的理想，暂时搁下书本而出走的。其中包括不少成绩优异，服务热心的高才生，一位只差几个学分便登“学士”宝座的，也忍耐不住最后五分钟了![1]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10月，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长春和平解放，整个辽沈战役已近尾声。为了摆脱不利的局面，蒋介石、傅作义在北平制定了偷袭石家庄的计划，企图扭转战局。石家庄是1947年11月解放的。从此，石家庄即成为华北解放区的中心城市。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石家庄西北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说过：“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蒋介石打算像1947年进攻延安那样袭击西柏坡。因为当时人民解放军在石家庄地区的兵力不多，就命令傅作义实施偷袭计划，企图打掉解放军的中枢指挥机构，借以缓和东北和华东的局势。10月23日上午，傅作义在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部召集军事会议，调集94军三个师的兵力，外加百余辆汽车，大批炸药，由94军军长郑挺锋指挥，准备27日在保定集结，分三路向石家庄进攻。当这项秘密的军事行动即将实施时，北平地下党得到了情报。《益世报》采访主任刘时平借着职业的便利，经常接触国民党将领。23日晚，他与绥远同乡、骑兵第12旅旅长鄂友三吃饭。酒过三巡后，鄂友三说：“委座下令要老傅明天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为兄的要大显身手了，老弟等着瞧吧。”刘时平为之一惊，摸清情况后，当夜赶到《平明日报》社，与采编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党员)紧急前往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崔月犁那里汇报。崔月犁和地下电台工作人员冒着被特务监听的危险，破例在上午开机，将这份加急情报报告了中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2][1][2]《烽火边沿的清华园》，《观察》第5卷第16期。张新吾：《傅作义一生》，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东北野战军入关（2）与此同时，华北军区安插在傅作义总部里的一个刻蜡板的文书甘霖也看到了偷袭石家庄的书面命令。看完这份文件，他当天秘密搭车到了徐水，从徐水县政府给华北军区打了电话：接电话的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唐永健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向聂荣臻报告。10月24日晚上，西柏坡大院正在放映露天电影。任弼时和周恩来坐下不久，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急电，任和周当即回到办公室。这份电报是北平地下党城工部发来的，具体报告了傅作义部队的偷袭计划和北平西直门火车站匆忙运输的情况。周恩来和任弼时立即报告毛泽东，并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联系，核实情况，作出紧急部署。[1]当时的情况确实危急。保定以西只有华北军区第七纵队，这是冀中军区部队组建的，武器装备都不强。主力部队距离最近的是郑维山的第三纵队，正在涿鹿一带作战。保定以南直到石家庄，就只有地方部队和民兵了。这形势真像“空城计”，如果国民党军行动迅速，后果不堪设想。聂荣臻命令三纵向满城方向急行军，五百里山路限三天赶到。命令七纵司令员孙毅、政委林铁在保定以南进行阻击，坚持到三纵到达。如果七纵堵不住，就在正定以北的滹沱河放水抬高水位，还命令各分区、县区领导组织民兵在公路上布雷、破路，组织村村联防，用一切办法迟滞国民党军。这时，毛泽东显示出大智慧。他给傅作义唱了一出《空城计》。自10月25日至31日，他为新华社写了三篇新闻稿，让秘书胡乔木送到广播电台公开播送。第一篇名为《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26日播出。全文如下：新华社华北二十五日电：确息：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介石和傅匪作义，妄想以突击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1页。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匪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两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傅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冒险的匪军。[1]这是要告诉蒋介石、傅作义，他们突袭石家庄的计划中共中央已经知道了，并已作好了一切准备。第二天早晨傅作义看到秘书为他抄录的新华社电讯，大吃一惊。兵力尚未集结，人家就全都知道了。军事机密不保，偷袭又岂能成功?!傅作义拿起电话找秘书长王克俊：“德明，昨天夜里中共方面广播了我们的‘援晋’行动，你听到了吗?看来不妙，人家既然了如指掌，就会有所准备，我们的行动，将难以成功。你要通知郑挺锋，一切行动要谨慎小心，不要中了共军的埋伏……”这天郑挺锋正在保定集结部队，部下看到从石家庄乘火车过来的商人手里拿着《号外》，知道他们的计划已经泄密，郑挺锋等大骂司令部里共产党太多，估计此行成功的可能性已不大了。[2]虽然毛泽东公开表示不怕国民党军偷袭，但必要的防范措施还得抓紧。在周恩来、任弼时的指挥下，中央机关作好了疏散准备。同时命令驻石家庄的华北局机关和所属单位，紧急撤离到安全地带。在正定城里的华北大学接到通知，高级知识分子和科研人员要撤退到邢台的华北大学原驻地。用解放区的习惯用语，叫“逃情况”。通知说：大家的日常生活用具和书籍，暂留原地不动，由留守人员保管。大家都轻装转移。历史学家赵俪生教授夫妇和成仿吾副校长、何干之夫妇同乘一辆大马车，经元氏、高邑、赞皇，走了几天，才[1][2]袁德金：《华北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5页。由竹生：《偷袭石家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到达邢台。在那里安顿下来。日子过得轻松悠闲，感觉不到什么战争气氛。两个月后再返回正定时，北平都快解放了。[1]转移最艰难的是石家庄国际和平医院。这是华北军区建设的第一个现代化医院，10月24日举行开院典礼。大家高兴地一起会餐、看电影。电影刚演完，华北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突然到来，马上召集党委会说，驻保定的敌人准备奔袭石家庄。医院明天就要往衡水备战转移，已与铁路局联系好，明天中午医院全体伤病员必须上车运走。这真是意外而又紧迫的任务。事关重大，院长李新农立即召集干部，连夜布置。派人到附近农村要大车，装运伤病员。各科的技术装备，能够携带的重要装备装箱运走，笨重的分别坚壁清野。简单布置之后就开始行动了。幸亏大家都有战争经验，不用多说，都懂得任务的严重性和时间的紧迫性，于是彻夜奋战，赶快收拾，很多医疗设备刚刚搬来，还未完全装好，现在又突然拆下装箱搬运，真是忙上加忙、乱上加乱。派出去找大车的人，大部分空手而归，因为当时石家庄全市各机关都要搬家，各村的大车都被征用了，只好自己再想办法。医院原有两辆大车和10副正规担架，远不够使用，于是自己动手，拆门板，绑担架，用以抬重伤员，轻伤员则或是自己走，或是各病房的医护人员背、扶而行。铁路局在极困难的条件下，设法为医院腾出几节车皮，使伤员乘火车安全转移。行动仓促，重伤员只能躺在稻草上。但是经过战争考验的人有极强的适应能力，没有人叫苦发牢骚，全院在互相帮助和体谅中完成了转移。[2]10月28日，在保定集结的国民党军开始南进。因为知道走漏了消息，解放区已有准备，郑挺锋等指挥部队小心翼翼地前进，行动缓慢。29日左翼鄂友三的骑兵进到正定以北的唐河，刚要进村宿营，突然遭到七纵和地方部队的猛烈袭击。经过一番激战，国民党军骑兵被迫北撤。步兵在行军途中几次踩上地雷，迫使他们边探雷[1][2]赵俪生：《蓠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李新农：《书生革命》，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边前进，行动更加迟缓。从10月26日下午，郑维山率领三纵开始急行军。他们翻山越岭，日行百里，途中不顾疲劳，一再轻装，向望都急进。当他们按时赶到望都时，聂荣臻司令员告诉他们国民党军已经南进，要三纵赶到沙河与七纵会合。三纵没有休息，连夜上路，终于在31日凌晨赶到沙河的指定地域。傅作义得知解放军主力已经赶到，怕部队遭到夹击，连忙下令郑挺锋等撤回保定。偷袭石家庄的计划就这样失败了。2经历这一场有惊无险的较量，毛泽东决心尽快解决傅作义集团。在年初，毛泽东提出先东北后华北的战略构想。东北解放后，华北就成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中心问题。主要目标是消灭傅作义和阎锡山集团，解放北平、天津和太原等大城市。毛泽东原来的方案是先阎后傅。先取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继取太原。绥远、山西解放后，集中华北和东北野战军主力，解决傅作义集团。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休整一个月，再入关攻击平津地区。10月31日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1]毛泽东的计划本来是比较从容的，但形势的发展比毛的预料还快。《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东北野战军入关（3）就在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时，华野和中野打响了淮海战役。蒋介石鉴于东北国民党军灭亡的教训，与傅作义加紧商讨华北是撤还是守的问题。辽沈战役后，蒋介石一方面承认东北的失败，另一方面又认为，“东北军事虽然失利，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东北战事虽告失利，但共匪主力尚难遽予华北局势直接威胁。”傅作义虽然意识到，“东北不保，华北亦难独存”。但他自恃还有相当强的实力，解放军一时对他还无可奈何。他说：“日前局势严重，但其严重程度还不至于威胁华北的生存。”由于蒋介石与傅作义对华北战局的估计尚存有幻想，加上蒋、傅之间的矛盾，在华北作战方针问题上，又陷于或撤或守的两难之中。傅作义对平津退守问题是早就有考虑的。他就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即去太原与阎锡山商量。阎作为傅作义的老上司，纵论华北形势后，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筑坚强碉堡1万个至2万个，密布于唐山至塘沽及天津一线，以阻止东北林彪部进关；中策是退守北平，守张家口至包头一线，与山西形成犄角之势；下策才是坚守北平。在东北局面未逆转之前，傅作义基于华北的兵力优势，采取了“以机动战术保北平”的方针。即以北平为中心，以平津保三角地区为作战重点，在北宁、平绥、平保各线往返机动作战。辽沈战役《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56页。开始后，傅作义感到华北面临危机了，平津退守问题务必尽快定夺，即指示参谋部速拟行动方案。参谋部提出三个方案：一、适时放弃热、察、冀，将全军转至绥远省境附近，以便控制西北，休养生息，便于尔后作战；二、适时放弃承德、张家口、保定各大城市，以一部兵力暂时控制北平，将主力集中于天津、塘沽而坚守之，确保华北的滩头阵地，以便尔后行动自如；三、必要时将原来察、绥军转退绥远，将中央军集中于天津、塘沽，分别守备该地区，以便尔后运动。傅作义征求各兵团司令官和军长们的意见，他们比较倾向于第二案。傅作义不愿意撤往江南，因为傅作义的根据地在绥远，其嫡系部队绝大部分是绥远人，故土难离。傅作义深知蒋的为人与秉性，也不愿退到江南依附于他。所以，傅作义采取了坚守平津张的决策。从11月中旬起，他调整部署，主动放弃承德、保定，将部队沿唐山、张家口、天津一线展开。利用铁路、公路的便利交通，形成呼应之势，确保平津安全。在部队分布上，傅系部队摆在北平以西，国民党中央军摆在北平以东。其目的是：先让蒋的嫡系部队去抵挡林彪，挡不住就让他们从塘沽南逃。自己的部队保存实力，不行就西撤绥远。[1]就在蒋、傅研究对策，调整部署时，徐向前、周士第正指挥华北第1兵团围攻太原。太原是阎锡山的老巢，城防坚固，一时攻不下来。徐向前向中央建议增兵，以打破僵局。中央军委认真地分析了华北形势，认为应该同意徐向前的要求。这样，“可助徐、周攻下太原，并使徐、周早日南下接替刘、邓在中原的任务，以利刘、邓明年渡江”。毛泽东还估计，在解放军攻太原时，傅作义“可能按兵不动”，也有可能乘我华北兵力较空虚之际，“再度进扰石家庄”。果真如此，对我攻克太原并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保地区是有利的。王道平等：《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1月15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他们认为，淮海战役发起后，徐州国民党军已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在我刘(伯承)陈(毅)大军的进攻下，该处敌人已有迅速被歼和瓦解的可能。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必更加企图将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调至南方增防和避免在平津地域遭受歼灭。而傅作义则为了保存自己，可能企图向西逃回绥远，使东北我军入关将会扑空，不能发挥歼敌作用。”为避免这种可能情况的发生，建议除华北第3兵团暂不攻归绥外，华北第1、第2兵团目前“亦可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除留一部监视太原外)，在这两处中何处敌人较多可能达到包围的目的，则包围何处，切断其与北平的联络。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既不能撒手南下，亦不能撤退绥远，亦不能集中兵力守天津或守北平”。等到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与华北部队会合，全歼傅作义集团。至于太原，“在我军歼灭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后，届时可随时轻易拿下。故太原之敌横直可歼灭的，并可有意留在打了平津之后作为无仗可打时的目标”。[1]林罗刘的建议立即为毛泽东采纳。16日，毛泽东致电太原前线的徐向前、周士第，建议推迟攻击太原。但是毛泽东认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这一系列欲擒故纵，以退求进的做法，只能在心理上起减轻傅作义迅速决定逃跑的作用，如果傅作义主动放弃平津，华北部队难以阻止其逃跑，这是毛泽东最不放心的。毛泽东认为，华北的第2、第3兵团集结在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嫡系部队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蒋、傅两系部队向海上撤退。淮海战役打响后，对华北国民党军震动极大。他们很可能迅速作出决策，如果向江南撤退，将会给以后的解放战争造成重大困难。因此，东北野战军主力需要尽快入关，切断国民党军从海上南撤的道路，与傅作义决战。《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60页。3原来毛泽东计划让东北野战军休整到1949年1月再入关，没想到战争进程是如此之快，只能让林彪结束休整，提前入关了。11月6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提出“傅部主力均在北平附近。我们曾考虑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1]林罗刘次日复电，表示“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一是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某些干部已开始滋长享受情绪;二是新兵与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为严重；三是部队冬装(大衣、棉帽、棉鞋)尚未发下。他们认为要解决部队思想问题，解决实际困难，都需要时间，而且各纵队的指挥员“均提出要求延长休整时间”。对于东北野战军大战后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周恩来是完全理解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淮海战役已进入紧张时刻，华北国民党军有迅速撤退可能，必须予以阻止。否则就会丧失时机，犯最大的错误。基于战略上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18日电令林罗刘：“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19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中央：“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傅作义当然会预见到林彪大军入关这步棋。为了争取主动，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6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东北野战军入关（4）希望与中共中央对等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华北问题。11月下旬，他通过关系，委托毛泽东的同乡符定一去石家庄，试探中共的口气。傅来谈判，毛泽东表示欢迎。但在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共产党是不会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的。谈判不过是稳住他的一个策略。11月26日毛泽东在给林罗刘的电报中说：所谓傅作义反正问题是傅之策士侯某与李济深代表彭泽湘谈的，彭有信托符定一带来给毛，据符面谈，在大势上看，傅无出路，有与中共谈和保存实力可能。惟傅本人尚未与彭泽湘见面，据说傅称一见面就要行动，我们已用聂荣臻名义致信彭泽湘表示欢迎傅派代表来石家庄谈判，同时由聂找一傅部俘虏军官，数日内派往北平见傅谈此问题。这些做法都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但在尚未解决蒋系以前，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但不给傅以任何政治上的借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计划。同时我们也准备第二个计划，即在有某种确定需要时真正允许傅作义反正，但现时不作此项实际决定。[1]从23日开始，东北野战军开始了进关的大进军。10个步兵纵队和特种兵纵队70余万人，火炮1000门，坦克100辆，装甲车130辆，随军民工15万人告别战斗过的东北，踏上了新的征程。浩浩荡荡、绵延不断的炮车人马，在黄尘滚滚中一路开进。三纵副政委刘西元回忆：“夕阳西下，晚霞如火。我和纵队几位领导同志站在大路旁，深情地注视着眼前那动人的场面。只见通往关内的一条条山路上，到处是满载物资的汽车、马车，威风凛凛的火炮，全副武装、步伐矫健的战士，赶着大车、挑着担子的民工，一眼望不到头。那《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川流不息的行军队伍，似滚滚铁流向前奔腾。”当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已在平古线上打响的时候，它的后尾还在沈阳。为了不使蒋介石、傅作义过早发现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行动，达到出其不意的目的，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伪装措施。他要求部队夜行晓宿，不走山海关，而走热河境内经冷口、喜峰口出冀东。他还要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锦州各地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他指示林罗刘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纸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彪还在沈阳的新闻，由新华社广播。他还命令沈阳附近的部队推迟出发时间。这一系列的伪装措施，还真的迷惑了国民党。30日，林罗刘乘火车由沈阳出发，到锦州后改乘汽车，经义县、朝阳、建平、平泉、宽城，从喜峰口入关，12月7日到达了蓟县南的孟家楼村。这时，国民党空军终于发现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的行动，已无密可保。林彪当机立断，命令各部队改为白天急行军，日夜兼程。由沈阳出发的三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取捷径，由山海关向冀东猛进。事后他向中央军委报告：“由于山海关以北地区及平泉至遵化这条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部队已经长途行军南下，每日每夜均有敌机侦察轰炸，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后三个纵队经山海关入关。”东北野战军像洪流一样涌进了山海关，极大地震动了傅作义。华北国统区惊呼：“东北虎”入关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这个战役怎么打，中央军委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电报往来，认真磋商。傅作义集团的部署是个长蛇阵，蛇头在唐山、天津，蛇腹是北平，蛇尾在张家口。11月18日，中央军委给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命令中规定，第一步目标是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国民党军，重点是防止津、塘、唐地区的国民党5个军从海上逃跑。只要抓住了这一地区的敌人，就达成了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华北的主要目的。俗话说，打蛇先打头。林彪主张先打唐山，但毛泽东认为不够妥当。因为在没有将傅作义集团的退路尤其是海上退路切断，在东北野战军主力距离唐山、天津尚远的情况下，先以一部兵力去打唐山，无异于打草惊蛇，会促使“敌以中央系在北平附近各军甚至加傅军一部或大部或全部进至津、塘、唐线，而以主力位于塘沽，则可以接出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我军入关很难歼灭该敌”。所以，毛泽东认为平津战役应首先从西线开始，即歼灭北平、张家口一线之敌，包围张家口。因为绥远是傅作义的根据地，平绥路是他从平、津地区退守绥远的惟一交通线，张家口是其军事基地，它西连绥远，东接平、津，在东北野战军尚未到达平、津、唐地区之前，从这一线开刀，傅作义势必由平、津地区增援张家口，确保该线畅通。这就是先揪蛇尾，迫蛇回头的打法。傅作义要保护与绥远老巢的联系，就来不及从海上逃跑。西线的攻击可以掩护东北野战军主力在平津地区的展开和分割包围行动，到时候傅作义部队既不能东逃，也不能西窜，就达到了解放军的战略目标。后来的战役进程表明，从西线打起，是一着绝妙的好棋！[1]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完成战役的部署，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加速向平津地区推进。在两个星期内，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围而不打。以便吸引平津国民党军，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对平津、通县等地之敌则是隔而不围，隔断傅作义诸部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以待部署完成后各个歼灭。遵照上述指示，东北野战军于12日开始行动，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纵队和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分别由顺义、怀来和涿县地区出发，至17日先后占领海淀、门头沟、南口、通县、南苑等地，完成对北平的包围。第一、第六、第十纵队由蓟县地区南下，至20日先后进抵宝坻附近和廊坊等地，隔断了平津之间的联系。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则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并隔断了津塘联系。至此，华北和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东起乐亭，西至张家口的600公里战线上，完全封闭了傅作义集团西逃和南逃的道路，将其分割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地区，傅作义集团从“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战役第一阶段的目的顺利达到。[2]12月16日左右，北平国民党军总部得到惊人的情报，已在颐[1][2]王道平等：《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第216页。胡哲峰、于化民：《毛泽东与林彪》，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7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东北野战军入关（5）和园附近发现东北野战军的前锋部队。傅作义怕解放军从西山插过来袭击他的司令部，便紧急决定总部立即撤入北平城内。这次是轮到傅作义的部队“逃情况”了，北平城里城外所有能动用的汽车，都开到了公主坟。大家你争我夺抢着上车，乱成一团。大官的家属住城里，不用着急；狼狈的是那些小官的家属。她们住集体宿舍，突然通知搬家，车子一来，大人喊小孩哭，好像大难临头。由于仓皇撤离，笨重东西几乎全扔了。就是警卫部队，除了武器弹药随身带，所有粮秣被服全丢了。当晚，解放军就进占了公主坟。傅作义总部撤入北平城里，在中南海原国民党北平行辕办公。但是几百家属却无法安置。大杂院里人满为患，深宅大院虽然空房很多，但多是阔人的府第，不让住。军官们拖儿带女到处乱碰，大街小巷行李乱堆，吵吵嚷嚷，一片混乱。傅作义军队进入北平城内以后，首先要加强城防工事。北平城郊没有坚固的永久性工事，除了古老的城墙外，可以说无险可守。为了扫清射界，总部勒令将紧靠城墙附近的房屋全部拆除，引起城外居民的强烈反对。起初答应折价赔偿损失，或战事结束重新修盖，均遭居民拒绝；后来干脆施用武力，强制拆除，引起百姓的极大愤慨。西直门外居民自动组织起来把守家门，坚决抵抗，引起冲突，还有死伤的。最难解决的是给养问题。此时北平内外隔绝，二百多万军民，每天要吃要喝。百姓买不到粮食、蔬菜、煤炭，贫苦市民眼看处于绝境。每天各城门拥挤着大批市民，要求出城。当局最初一律不准出城，后来看到如不让出城，不仅粮、菜、煤的问题不能解决，城内治安亦成严重问题。最后确定只许出不许进。部分居民固然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军队补给就成了大问题。几十万军队只好靠空运解决。起初南苑机场可以使用，自解放军合围后，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飞机不能着陆，空运受到很大限制。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乃开辟了天坛机场，参天古树损坏了几百棵。机场跑道刚修成，就遭到解放军的密集炮火轰击，飞机不敢降落。不得已又开辟东单机场，利用柏油马路作跑道，勉强让小飞机起落。但是不拆除东单牌楼飞机是无法起落的。这个牌楼是明清建筑，非常宏伟壮丽，是北平有名的古建筑。傅作义不愿承担破坏文物古迹的罪名，于是他想了个两全之策，决定招商拆除。合同规定拆不许损坏一砖一瓦，战事平息之后照原样修复。东单机场虽然修成了，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个临时飞机场只能起落轻型飞机，重型运输机则不行。最后只好采取空投的办法，在城里选了几个空投场，可是满载大米白面的运输机一飞临北平上空，就不敢低飞。只能利用降落伞投掷。由于空投技术很差，一袋一袋的大米白面投到北海中喂了鱼。傅作义的官兵痛骂空军是孬种，不负责任。[1]412月21日，平津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开始，解放军先打“蛇尾”，消灭新保安、张家口之敌。为了吸引傅作义主力，华北军区第3兵团于11月底包围了张家口。傅作义错误判断形势，认为这是华北解放军继察绥战役之后的又一次局部行动。他决心乘东北野战军尚未入关，华北解放军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以主力第35军驰援张家口，集中兵力给华北解放军一个“歼灭性打击”，回过头来固守平、津。于是命令驻丰台的35军主力与驻怀来的104军一个师星夜赶赴张家口解围。35军军长郭景云受领任务后对部属们说：“总司令要我们去救援孙兰峰,我想不会有什么麻烦。不过你们要注意，北方正之：《平津战役记略》，《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0—24页。平没有我们35军，总司令是不放心的。所以他要我们快去、快打，打了快回来。”11月29日下午，35军分乘400余辆汽车出发，30日下午全部抵达张家口。35军出来后，华北解放军主动撤离。就在35军等候傅作义命令时，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攻克密云。国民党中央系的13军抵挡不住，狼狈溃败下来。傅作义听说林彪主力来了，大惊失色，命令35军火速撤回北平。这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指挥的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正由涿鹿向下花园急进，阻截35军。双方的机会相等。如果郭景云不轻敌，不恋战，完全可以突围回北平。但是他舍不得丢弃400辆卡车，还是走大路东返。12月7日晚到达新保安城，郭下令休息一夜，犯下致命的错误。平津战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热河察哈尔凌源北张北东北1、5、6纵绥远岳承德部赤城东北野战军队张家口冀热察军区部队1、2、6纵华北3兵团东北4纵古北口柴沟堡宣化新保安延庆密云天镇康庄涿鹿华北2、3兵团东北4、11纵喜峰口《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东北野战军入关（6）东北3、8、9、10纵怀来辽宁阳高河怀柔滦东北4纵华北野战军镇边城昌平顺义蓟县东北7、2、12纵、特纵南口北平(北京)三河迁安临榆桑干白羊城通县国华北山玉田（山海关）4、3、8纵华北2兵团良乡宝坻“剿总”国35军国92军唐山国87军昌黎西国101军武清河涿县永廊坊国94军宁河华北7纵河杨村芦台定天津河国86军杨柳青北塘沽国17兵团司令部国87军渤图例保定静海《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四部分东北野战军入关（7）解放军围困敌军地区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歼敌地区国民党军集结地区国民党军第一阶段开进和退却方向国民党军第二阶段海上逃跑子渤海湾牙冀中8分区部队青县河海山东黄河平津战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热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