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读了陈的遗书后，颇为伤感，为他写下了“古今完人”的匾额。陈布雷的葬礼也办得隆重风光。在大敛和公祭仪式上，蒋介石两次率领政府要员出席，说明他对陈是有感情的。他还特派蒋经国与陈氏遗属一起护送陈布雷的灵柩往杭州安葬。《观察》以“特约记者”身份的知情人透露：廿年来患难相随，忧乐与共的职掌总文案和内府机密的陈布雷之敢于在自杀前以“停止戡乱，放弃独裁，绝交孔宋”三事直言相谏，谏之不从，则以死明志。这件事在政局发展的研究上是颇值得参考的。……陈乃觉国运不绝如缕，而他的“领袖”又是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硬干到底，既倒之狂澜已无挽回的余地，终于以死谏之。[1]陈布雷之死是一个象征。当年北伐时，像他这样的一批立志救国的人投身国民革命，希望能为国家的复兴贡献力量。他们曾为蒋介石政权尽心竭力，不辞辛苦。但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独裁，国民党官僚在经济上的腐败，使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民心。经济的崩溃，军事的惨败，使陈布雷这样的人彻底绝望了。旧道德的束缚使他无法解脱，只能选择自杀的下策。惟一可以安慰的是，陈布雷的灵魂安宁了。他静静地躺在西湖边上，不用再看到半年之后，蒋介石仓皇逃离大陆，南京政府如鸟兽散的惨状了。观察特约记者：《大局外弛内张》，《观察》第5卷第16期，1948年12月11日。《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1）1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组织后，国统区内的民主政治团体不复存在。一些坚持民主信念的知识分子，运用他们掌握的报纸、刊物，继续同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抗争。当时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两家：储安平主持的《观察》和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储安平储安平的《观察》周刊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他们大多数有留学欧美的背景。虽然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各有不同，但却信奉“民主、自由、进步、理性”的基本立场。他们没有党派，被称为“自由思想分子”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储安平的自我定位是：“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1]与民盟等积极参政的做法不同，这些“自由思想分子”尽可能地模糊“政党”或“组织”的概念，表示他们的文章和见解都是个人行为。他们不依附于任何政党，也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他们希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第2卷，1947年3月。望能走第三条道路，将中国引向民主。1948年1月10日，萧乾为《大公报》起草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明确表达了这个立场：自由主义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帜，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骚专家，失意政客。自由主义者不是看风使船的舵手，不是冷门下注的赌客，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得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尤其应该弄清的是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调，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立场是否太理想化了？在当时国共尖锐对立的状态下能做到吗？这种“自由主义”实际上并不空洞，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如同毛泽东所说：“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1]毛泽东的分析，一针见血。储安平在新中国成立后复刊的《观察》第6卷第1期上，回顾了自己在国统区办刊的经历，反省道：《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坦白言之，我们在政治上不是没有理想的。在那个时候，消极地，我们认为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反动政权是绝对要不得的，绝对没有理由让它继续存在下去；积极地，我们希望改造我们的社会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我们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境界。但是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上述的理想，走怎样一条道路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在我们内心是空洞的、彷徨的。我们有理想，但是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这种矛盾的心理集中体现在储安平的代表性论文《中国的政局》中。“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思想使他对双方都不认同，对国民党是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则是充满疑虑。他写道：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苦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苦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生气和生命的力量的。就后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思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端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与“无”的问题了。这反映了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真实立场。他们一边在批判现实，一边在探索中国的出路。至少在1947年，他们自信有能力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这就是走“第三条道路”。从政治立场来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自认为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人民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改革，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必能安定中国。然而，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高压，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种种变化。他们一面同国民党作斗争，一面在思想上接近共产党。他们自己也经常争论，在作不同的政治选择。21947年是转折的一年。国民党由强大走向衰败，国统区经济的恶化，迫使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起来斗争。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就连平日最温和的学者，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奋起抗争了。朱自清教授在《观察》上发表文章说：“狗急跳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样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涨，老百姓本能地不顾一切地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些希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是‘造反’”。[1]但是知识分子温和的本性，使得他们不会去参与“造反”。吴晗教授这样描述朱自清：“整饬、谨慎、周到、温和、宽容、高度正义感，加上随时随地追求进步，这些德性的综合，构成了佩弦先生的人格。不过，在有的场合，他会告诉你：‘请原谅我，也许是年岁太大的关系，太刺激的文字于我不适宜。你们要斗争是可敬的，不过，我得慢慢的来。’事实上，几年来他确实是在向青年学习，他出席每一次学生主持的文艺座谈会，讨论《李有才板话》、《赵家庄的变迁》、《王贵和李香香》，提出极精到的意见。”[2]从幽雅的《荷塘月色》到山药蛋味的解放区文艺，这位走出象牙塔的学者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革命。《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2）[1][2]朱自清：《论不满现状》，《观察》第3卷第18期，1947年12月27日。吴晗：《悼朱佩弦先生》，《观察》第5卷第1期，1948年8月28日。一向以“民间”、“中立”自诩的《大公报》，为了维持生存，从蒋介石宣布“戡乱”起，《大公报》就慎言慎行，社评的语调尽量温和，报道的消息尽量不与《中央日报》差距过大，副刊尽量登一些闲适的散文。惟一可取的，就是还报道一些人民群众在通货膨胀、战争动乱中饥寒交迫、饱受煎熬的见闻，以期使当局看到民众的呼声。《大公报》的这种骑墙态度，受到了激烈的抨击。首先是1947年5月20日南京学生的大规模抗议国民党政府的游行，遭到军警的镇压。《大公报》轻描淡写的态度引起了储安平的愤慨。他在《观察》的评论中写道：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现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5月20日南京发生了这样壮烈的惨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了强烈政治意义的新闻，大公报还不肯编在第二版要闻中，这是什么编辑态度？同时，像南京5·20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闻，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轻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编辑技术？至于说到评论，该报5月21日的短评论南京惨案说：“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率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们同意大公报的话，承认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们这批青年的意思吗？你们承认，当有人用木棍铁棍在你们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们的表现吗?在8月19日的社评中，认为学生的请愿为暴力的革命？认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认为“青年人太简单了”，认为学生在请愿中“充分表现其行动的儿戏性”，并且甚至认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读大公报前后几十年，实在从来没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违反民心的评论。紧接着的一件事是1947年5月24日，上海警备司令部下令查封《文汇》、《新民》、《联合》三报。查封的罪名是“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1947年2月20日《新民报》上海版副刊“夜光杯”上，刊登了一首《冥国国歌》歌词，作者采用了国民党党歌的词调，借以讽刺国民党政府。这件事令当局暴跳如雷，指令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追究《新民报》的政治责任。这个事件刚刚平息，《新民报》重庆版在3月16日又登出一篇题为《无题》的杂文，说一个国民党军人买了一大篮青菜，不但不照市价给钱，反而肆意辱骂毒打菜贩。于是，文章结论说：“枪就是强权，也就是公理，就能够一意孤行。有枪阶级是何等令人羡慕呀！我要大声疾呼：枪是伟大的！武力至上！强权至上！”结果，文章登出当晚，几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代表”就开到报社，割断电话线，包围编辑部，冲入印刷厂，对报社员工进行武力威胁。《新民报》、《文汇报》、《联合晚报》经常发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言论和新闻报道，被当局查封是早晚的事。三家报纸被封后，激起了舆论界和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抗议。而《大公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它对三报的被封，没有表示明确的抗议和同情。当年《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回忆：据解放后所见档案，从那年(1947年)3月以后，新闻界党(国民党)团(三青团)联席会议即讨论和决定，相机查封这三家报纸。拖延到5月，国内局势日益紧张，作为国民党经济、文化的心脏——上海，由于政治上的白色恐怖，经济上的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腾，一日数变，激起工潮、学潮之不断发生，此起彼伏，如申九罢工、交大学潮，最后发生复旦大学学生被军警、特务搜捕事件。前去采访的我报记者麦少媚被特务围殴。翌日——5月25日《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三进步报纸被反动政府封闭。被封前一天的《编者的话》，对市当局提出抗议和质询，是我和宦乡等商酌后执笔的。过了一天，《大公报》刊出了一个短评，题为《请保障正当舆论》。大意说：“三家报纸已被封闭了。今后希望政府切实保障正当舆论。”这是一支冷箭，射向手脚已被缚住的对手。很明显，它是影射这三家报纸是不正当的舆论。明白说，是“为匪张目”的报纸。这是《大公报》历史上罕见的卑鄙评论。我看了真是又伤心，又痛心。第一个站出来抗议的是《密勒氏评论报》。它提出“中国今天只有两张真正的民间报，一张是中间偏左的《文汇报》，一张是中间偏右的《大公报》。应彼此扶持、支援，而不应冷眼旁观，更不应投井下石！”第二个起来严正抗议的是《观察》的储安平先生。他以个人署名撰文说：“《大公报》的短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太违犯起码的新闻道德了!”[1]《大公报》何以会如此？国民党政府要控制舆论，就要消灭一切不听命于它的报刊。《大公报》为了生存，不得不保持低调。另外还有原因。抗战胜利前夕，《大公报》老板胡政之从国民党中央银行以官价兑换了20万美元，购买设备发展事业。在当时外汇极为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笔优惠的巨款。蒋介石是不会白扔钱的，他认为这是政府对《大公报》的“津贴”。[2]吃人家东西嘴软，受人之惠，当然不好意思再骂人家。《大公报》在政治问题上就不敢那么尖锐了，胡政之还参加了南京的“国大”，替蒋介石捧场。但是他心里明白，《大公报》这样下去是自毁招牌。他一生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是将20万美元大部分投到香港创办港版《大公报》，在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环境开辟新的阵地。[1][2]《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5页。王芝琛：《百年沧桑》，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所以，1948年初，《大公报》在上海学潮、舞潮、工潮的风暴中，表现得相当软弱，不但不支持人民群众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反而高唱“社会需要祥和空气”，这是典型的“小骂大帮忙”。与此同时，又连续发表社论，倡导“自由主义”，对内战要做“填土工作”。这些行为招致了左派的严厉批评。也为进步的知识分子所不满。1948年3月出版的《时与文》杂志发表《近年来的〈大公报〉》一文指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起码条件，当是明辨是非。可惜的很，大公报在这一方面是非常欠缺的。统观它的言论，除了对日本问题尚能严守立场以外，其他问题，尤其是国际及国内政治问题，有时看来看去，简直不知它说些什么。看惯大公报的人，有两个公式可以概括它，其一我名之曰“糊涂县官”式：糊涂县官问案，上堂不问青红皂白，原告被告各打四十大板。大公报谈问题也是这样，甲方这样这样不对，乙方那样那样不该，支吾一通，结果不知所云。其二我名之曰“允执厥中”式：诸如“命固不可以不革，而亦不可以太革”之类。《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3）不辨是非，不愿辨，不肯辨，不敢辨，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真令人怀疑。[1]“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言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月14日他电告香港、上海地下党和文化机构：“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1]在香港，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界首先对《大公报》的言论发起了猛烈的批评。胡绳的文章《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写道：公然为旧势力歌颂，诋毁和侮辱新势力，这是一种说法；以较含蓄的语句说，旧的纵然不好，新的也何尝合于理想，真正的“理想”还远得很呢，这是又一种说法。后一种议论虽装出是超然独立的姿态，但其实际企图仍走在损害新势力和新中国在人民中的信心，而给旧中国统治者寻觅苟存的罅隙。大公报近一月来先后发表过两篇社论，提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又论什么“自由主义者的时代使命”，就是这类议论的代表。[2]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直接点出萧乾、朱光潜、沈从文的名字。在这篇充满了大批判语言的文章里，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以红、黄、蓝、白、黑等颜色，将萧乾等人定性为反动文艺的代表。这是萧乾完全没有想到的。他不理解左派们为什么要把自己与自己所憎恶的国民党政权划等号。当时萧乾主持文艺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散文《芷江的熊公馆》。今天来看，这是一篇文字优雅、闲适的作品。他描述了前国民政府元老熊希龄在家乡的老宅，湘西的田园风光和安贫乐道的当地百姓。但是这篇文章遭到了左派严厉的批判：作者描写熊公馆仓库里面储藏的东西，可以开出一张无穷尽的清单来。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值得津津乐道的宝贝，但是翻身农民打开了地主的这些仓库，发现了那么多见所未见的东西，又看见“坏掉的自然也不少”的时候，他们只有感觉愤怒的。人世间的幸与不[1][2]《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李辉：《萧乾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80页。幸，在作者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地主收租，农民纳贡也是天经地义，这里没有什么剥削可言。整个作品所要说的就是一句话，地主是慈悲的，他们不剥削。拿这种写法来遮掩地主剥削农民的生活现实，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这就是沈从文写“熊公馆”的主题。沈从文之所以写这作品，并且安置这样的主题，显然并不是无意义的。土地改革运动的狂潮卷遍了半个中国，地主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了。地主阶级的弄臣沈从文，为了慰娱他没落的主子，也为了以缅怀过去来欺慰自己，才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然而这正是今天中国典型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1]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你可以写田园风光，但要看时间和场合。当时解放区农村正是土改的暴风骤雨，《熊公馆》这样的文章可谓不合时宜。今天看来，对沈从文先生的批判过于苛刻，近乎于“左”，那么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提出的一个原则就很能说明问题：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大别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2]在国共双方决战的时候，在旧中国与新中国交替的历史时期，阵线是分明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仅共产党方面是这样划分，国民党当局也不能容忍。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1][2]冯乃超：《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香港生活书店1948年版。言论偏激，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王芸生提出警告，但王不听。陈布雷怒不可遏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在两大壁垒的夹击下，《大公报》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狭小了。1948年5月30日《大公报》发表了题为《论宣传休战》的社评中说：说来可怜，《大公报》一非“国特”，二不“尾巴”，在这天下滔滔，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情形之下，《大公报》实在落于一条极狭的夹缝当中。我们咒骂内战，愤恨内战，要安定，要进步。这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大公报》的中间路线，明摆着走不通了。王芸生心里明白，跟着国民党走是没有前途的。《大公报》开始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明确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1948年7月10日，《新民报》在短期复刊后，再次被国民党当局“永久停刊”。这次《大公报》不再沉默，王芸生撰写一篇社评《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抗议查封《新民报》，批判国民党当局制定的“出版法”。社评说：“中国王芸生新闻界立言纪事，向来有一种极其畸形的现象，就是对政府大官极不自由，动辄受到停刊封门等处分；而对社会个人则极度自由，造谣中伤，恶意诽谤，受害者无可奈何。这种欺软怕硬的情形，是极丑陋无光的。”他大声疾呼：中国应该进步了!《大公报》这一吼，马上招来了国民党的围攻。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在社论《在野党的特权》中先说：“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7月19日又在题为《王芸生的第三查》的社论中说：“我们大可发起三查运动来检讨王芸生君。我们第一查，查出1946年7月至1947年3月，王芸生君致力于国际干涉运动，为莫斯科会议作准备。我们的第二查，查出自1947年2月以后至今日，王芸生君以大公报贡献于反美扶日运动。今天我们等待着第三查，本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响应共产国际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我们等待着王芸生君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特别是狄(铁)托元帅的论文和通讯，在大公报发表，作为他效忠共产国际的证明。”社论最后说:“王芸生向主张反对党有颠覆政府的特权，指摘我政府是袁世凯政府，可谓已尽其响应新华社之能事。上面所举国际干涉运动与反美扶日运动，更是王芸生君‘查思想’‘查作风’良好的资料。只这两查，已足证明他是双料的新华社应声虫。”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公愤。《观察》发表署名文章反击《中央日报》，称这篇“阴辣”的社论是“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文章揭露国民党当局“不仅是向王芸生君，抑是向整个文化界和知识分子挑战、示威。它采取‘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的方策，向一人以外的众人恫吓，从迫害一人开始迫害众人”。[1]国民党的大棒挥下来，王芸生知道自己在《大公报》的日子也不长了。那些日子，王芸生的心情十分苦闷，不知何去何从。这时，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手。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做好团结中间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他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方秋苇：《评南京中央社对王芸生的攻击》，《观察》第4卷第22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4）同冯玉祥、李济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1]中共中央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驻美记者杨刚被调回国内。杨刚此次归国负有的重要使命，是促成《大公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出留在内地，并把中立立场改为拥护共产党的重大转折。当时王芸生主持日常社务，杨刚直接住进了王芸生公馆。一连几天，王与杨刚作竟夜长谈。早在重庆时期，杨刚就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她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王芸生把杨刚当作共产党派来的“使者”，详细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王芸生最关心的是《大公报》的前途和命运，杨刚代表党组织表示：《大公报》现有四馆，即沪、津、渝、港四馆不易名、不换人，照原样出版。王芸生得到了这个承诺，决心摆脱国民党的束缚，投向共产党。《大公报》另一位地下党员李纯青又转达了毛泽东邀请王芸生赴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口信。王芸生得知此消息，并经过印证后，才最后定下决心。1948年11月5日王芸生取道台湾，11月8日到达香港。11月10日香港版《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撰写的社评《和平无望》，标志他本人和《大公报》立场的转变。[2]3《大公报》的转变绝不仅仅是一张报纸的事，它反映出国统区内相当大的一部分“中间派”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这些“中间派”有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国共双方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两极。在这两极中间还有一大片，就是中间势力。[1][2]《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5页。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中间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也多种多样，并不一致。但他们共同的希望就是寻求结束动乱，使中国走上安定发展的轨道。在政治立场的选择上，他们不可能一开始都自动跟共产党走。像北京大学教授、心理学家朱光潜，曾当过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左派认为他是亲国民党的学者，但他本人说：“我的政治态度，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1]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使中间派人士对其丧失了信心，但是要让他们选择跟共产党走，还要有一个转变过程。中国革命能胜利，解放战争能在1948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共产党把中间势力争取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依然站在国民党一边，共产党就不可能夺取全国的胜利。中间势力的特点就是动摇、不断分化。这个分化的过程既有国民党的压迫，也有共产党的争取。分化的结果，大多数站到共产党一边，只有极少数人跟国民党去了台湾。19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写照。《大公报》的转变是历史潮流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王芸生出走香港，使《大公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则是在劫难逃，储安平是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曾留学英国。他崇尚英国的民主政治，希望以超脱党派的独立身份来参与政治，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代表民意，影响政府的决策。《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以来，每周一期，主要内容是对时局的评论和分析，风格以文笔犀利，敢于揭露黑暗著称。在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观察》在全国发行，不仅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朱光潜：《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7日。海四个大城市打开了局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到1948年底的时候被封杀前，发行量已达到10万份。据一位老北京说，这份杂志非常流行，就连一些在他们家门口胡同里停车待客的人力车夫也经常阅读。据《观察》自己的统计，它的读者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知识界，学生和教师；政府雇员，包括中下级职员和军官；工商业和金融界人士。储安平曾自豪地提到一件事，以证明杂志的成功：1948年夏天，清华、南开和北大的入学考试中，有一道时事政治题目，让考生写一篇关于他们经常阅读的报纸或杂志的评论，当时绝大部分考生写的都是《观察》。[1]1948年的《观察》最吸引读者之处是它的军事报道。每一期都有“特约记者”写的军事述评，内容和观点都是国统区报纸上看不到的。如导致陕北战局转折的宜川战役，当时正是南京“国大”开会期间，国民党政府为了粉饰太平，严格保密。《观察》发表《宜川之役的检讨》，把胡宗南战败、刘戡阵亡的消息透露出来。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观察》即时跟踪热点，无论是东北、华北、中原，哪里打了大仗，必有军事评论为读者道出来龙去脉。在分析国民党高层战略部署和人事动态上，这些评论写得相当准确，一看就是熟悉高层内幕的人透露的消息。早已不相信国民党报刊上吹嘘“胜利”、“前进”消息的公众，将《观察》作为获知战争进程惟一准确的消息来源。当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相继展开时，《观察》的军事报道更为频繁。11月27日出版的第5卷第14期上，连发《徐淮战局的变幻》和《徐蚌会战的分析》两篇评论，将国民党的消极防御部署和没有后备兵团的弱点一一点出。蒋介石读后，大发雷霆，严厉训斥国防部将领：“我们的军事秘密都被人在杂志上泄漏了，还打什么仗!”他悬赏30万金元券，搜捕这个神秘的“观察特约记者”。[2][1][2]［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观察社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经过追记》，《观察》第6卷第1期，1949年11月1日。1948年7月，当《新民报》被永久停刊，王芸生遭到《中央日报》攻击后，很多人预料《观察》将与《新民报》遭到同样的命运。储安平做好了被查封的准备。他写了《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的“告别辞”，表明自己不妥协、不低头的立场。他写道：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们愿意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于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虽然思想上有随时被封门的准备，《观察》的同仁们还是抓紧最后的时间，保证每周按时出刊。眼见上海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储安平也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措施，他很少到社里露面，行踪飘忽不定，有事打电话与助手林元、雷柏龄联系。这时进步人士纷纷离沪去了香港。在大家劝说下，储安平决定到北平去避避风头，顺便为刊物约稿。12月21日，他乘飞机离开上海前，对助手作了最后的交代。12月23日，上海一家夜报以《观察封门》为标题刊登了当局的“永久停刊的勒令”。社内同仁都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24日是《观察》发行第5卷第18期的日子，编辑部一片忙乱。为了作者的安全和读者的利益不受损，《观察》的员工们一面焚烧往来信件与名册，一面紧张地办理本埠和外埠的发行。《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5）没人号召、没人约束，也没有中共地下党员暗中领导，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岗位。下午四时，林元、雷柏龄等人正忙着打最后一包《观察》，准备托运南京，三名特务闯进来，自称受警备司令部派遣，宣读了对《观察》的“勒令永久停刊”命令。雷柏龄签字后，请求允许出一期休刊号，以便对社会和读者有个交代。因为前些日子《时与文》杂志被封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特务哼了一声：“休刊号?别做梦了，现在是追查编者和南京那个特约军事记者的问题。原稿呢?账簿呢?拿出来!”大家都推说不知道，特务们把准备发行的5000本杂志当“战利品”抢走，向上司交差去了。特务走后，林元、雷柏龄紧张地处理文稿和账目，不给特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他们最担心的是那位“南京特约记者”，听说他就在上海，很可能会到编辑部来。当初储安平为了确保新闻来源的秘密，对于《观察》在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汉口、成都、昆明、迪化、兰州等地的特约记者，其真实身份和联络方式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为了工作上的机密，林元等人也从来不问储安平。但警备司令部一定要找到这个神秘的“特约记者”，事情后来的发展很像一部惊险小说。特务们从林元身上搜到了《徐淮战局的变幻》一文的部分原稿，又找到一个南京国防部史政局的信封，这使他们摸到了一点“特约记者”的线索。于是特务在观察社布下了个“口袋”，把凡是去联络工作的人都捕了进去，大约捕了一百多人。笪移今先生刚进门，见势不妙想逃，特务们喊着：“你总算中彩了。”扑上去把他抓住。在北平，储安平也不得不躲起来，他与编辑部约定的北京联络点——大公报驻平办事处被包围，特务照老规矩也作了“口袋”，联络人徐盈被软禁。特务还不放心，因为北平的户籍记录共有3个叫徐盈的，于是那两处也布下网。碰巧第二个徐盈有一位身材高大如储安平的朋友来访，马上抓起来，还动了刑。多亏北平外围很快解放，储安平躲过了这场劫难。上海编辑部的林元、雷柏龄被打入大牢，从提篮桥解到南京，他们从押差那里看到公文，才知道是蒋介石亲自给顾祝同下的手令，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执行的。他们算是“重犯”了。直到1949年4月25日南京解放，管监狱的国民党官员逃跑，他们才获得解放。至于那位“南京特约记者”，他的真名叫张今(金)铎。张是山东东平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大革命时期到了广州，在黄埔军校任教，与周恩来相识。北伐时到冯玉祥军中任职。1935年他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后来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与著名的学者范文澜、台静农、黄药眠关在一间牢房里。他生性耿直，经常痛骂蒋介石。黄药眠的印象：张虽然不是共产党，却是坚定的反蒋人士。不久张今铎被保释出狱，抗战中曾到过延安，后来在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前离开。[1]后来到昆明的盟军机构中任职。张本人阅历丰富，对军事很有研究，在国民党将领中有很多关系，也与中共地下党保持着联系。这样一个游离于国共两方之间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被储安平看中，向他约稿后，张今铎积蓄多年的能量终于释放出来，发表了一系列分量很重的文章。他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上，以老到锋利的文笔，揭开了国民党军连连战败的内幕[2]。当国民党特务追捕时，他正好在上海，但没有露面。因为林、雷二位[1][2]《黄药眠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483页。唐宝璋：《民主杂志〈观察〉封闭前后》，谢泳主编《追寻储安平》，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拒不招供，给他提供了时间逃出上海。在朋友帮助下，他化装一路经杭州、南昌、衡阳、广州，最后逃到香港才获得安全。上海解放后，张今铎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在“晴朗的天空下”，他可以向林元当面道谢。这也是林元第一次认识这位神交已久的老朋友。[1]4《大公报》与《观察》的政见并不相同，它们之间还经常发生争论。但是最后却走上了同一条道路。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例如北平一批教授创办的《新路》杂志，曾提出23条纲领，幻想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建国之路。《新路》对国民党的批评要比《观察》温和得多，有人猜测这个杂志背后有司徒雷登的支持。但是《新路》也没有避免遭到国民党当局查封的下场。在国民党的高压和恐怖手段之下，这些“自由主义”的舆论显得如此无奈。海外历史学家汪荣祖以“夹心饼干”来形容他们的处境，这样评论：回顾历史，战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固有其严重的弱点，但对情势的发展，看得很清楚，并无幻想，只是他们的命运并未操在自己手中，万分无奈。自由与民主为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所欢迎，反对内战更是极大多数国人的共识。但自由主义者无法将此一共识，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更起不了领导作用。所以如此，除了自由主义本身的问题外，外在的恶劣环境，更不可忽视。国民党的专政固不利于自由主义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亦属不利。至于内战爆发之后，日渐恶劣的社会与经济危机，更迫使自由主义者放弃许多自由民主的原则。最后在内战中成为“夹心饼干”被迫放弃中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选择左倾，其实，他们对共产主义，并不曾一厢情愿地接受，只是觉得战乱中的中国，自由主义已不相干。与社会主义妥协，不仅可行而且是正确的。就储安平本人而言，当国民党政府通缉他时，已别无选择。1949年以后，储安平及其自由主义伙伴，大部分留在内地。他们的命运，很可以说明自由主义在战后的命运。张申府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从“第三条道路”投向了革命。然而却有个别人在这个历史重要关头栽了跟头。值得一提的是张申府。这位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因为不赞成暴力革命、武装斗争而中断了他的革命路程。此后他作为民主人士，在国共之间周旋。他一贯主张民主，反对内战，这个立场在1947年以前，被视为是进步的。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观察》杂志的头版发表了《呼吁和平》，引起轩然大波：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事，消极地说，就是打破现状；积极地说，就是恢复和平。假使战事还不设法结束，和平还不速谋恢复，必致全国人，至少东北人与华北人，或至少在东北华北大城市住的人，都不得活，国家更将丧尽了元气，丢尽了脸。事实上，这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犯了一个极大的毛病，就是把是非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其实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畏首畏尾，真是身其余己。接着，张申府陈述他个人对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看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公式：前几年，我曾鼓吹过一个全国公认的口号，那就是“民主”、“和平”、“统一”。这个次序是有意的。意思就在：必须先民主了，然后才能和平；必须先和平了，然后才能统一。今日实际，我相信也还不过如此。《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从“第三条道路”转向革命的知识界（6）下面，张申府说了一段最不合时宜的话：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会转移他们的战志，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戡乱不能止于乱，革命不能止于革。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也许会出师更有名，也许会打得更起劲。如此，作战的双方既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可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可是当其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1]如果这篇文章在一年半前发表，正是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区的时候，是可以被大家接受的。但是1948年10月底正是国共双方大决战的时刻。辽沈战役已经以解放军的胜利而结束，淮海战役即将展开。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时候，张申府呼吁停战，只能对国民党有利。结果此文两面不讨好，国民党方面说他“扰乱民心”，民《观察》第5卷第9期。盟同人则谴责他“有违民盟的政治主张”。11月15日，民盟在香港开会，作出了开除张申府盟籍的决定。理由是：“张申府最近于《观察》杂志第五卷第九期更复发表《呼吁和平》的荒谬言论，公开承认蒋府的‘宪政’，拥护蒋介石的‘戡乱政策’，污蔑人民解放军为匪。”[1]12月16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民盟发表时局声明，重申为民主奋斗决心”的报道，副题为“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夫人刘清扬的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此时，刘清扬带着子女和北平的一批民主人士到达石家庄，奔向解放区。孤单的张申府依然留在北平。在历史大转折的时刻，他却被排除在外。晚年的张申府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一方面归咎于他对解放战争进程缺乏了解，另一方面，他说：“我写这篇文章，赚了3000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教授们那时都断粮断饷，吃饭是一个问题。储安平向我索稿，我怎能拒绝？他的杂志是当时民主刊物中销路最广的，同时一交稿就有稿费。我大概是他稿酬最高的作者之一。”[2]真令人啼笑皆非，张申府搞了30年政治，居然还没摆脱他的书生气。建国后他为此背了40年的政治包袱，这代价未免太沉重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芸生到达香港，有如脱出樊笼的感觉。他恢复了犀利的文风，在11月10日香港《大公报》写了《和平无望》的社评：人类历史虽已进步到20世纪的现代，而中国尚迟留在剥削重重的农村经济中；世界政治虽已演进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最后较量短长之时，而中国的政治形态尚迟留在家长封主的时代。康梁维新[1][2]《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页。［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页。未曾损其毫毛，辛亥革命未曾挫其根株，北伐只完成一瞬的统一，抗战仅于挣脱了一具近侧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政协未曾解消内在的矛盾，三年战乱又扯开了一切疮疤，到现在，石走悬崖，箭已脱弦，其势已无法挽转，再难得简易的和平了。那么，难道就这样乱下去了吗?人类虽然不免战乱，毕竟是需要和平生活的。而且战乱是变，和平是常。我们所付战乱的代价已甚高，希望历史的轮子是向前进，在战乱纷纷痛苦重重中，让我们获得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和平既已不可遽得，且也不能廉价取得，那么我们便惟有忍痛挣扎，以争取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了。大局板荡，生民涂炭，身在水火，忧心曷极。但要知道，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违逆了人民大众的生存轨道，必无治，摧折人民大众的求生欲望，必乱；明白了这基本的道理，则如何拨乱返治，自可不言而喻。看目前中国的乱局，人民真是痛苦极了，目前纵然和平无望，人民大众终会走上合理生存之路。我国挥泪跋涉，总希望这条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之路已不再远!王芸生期待的和平之路，就是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一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一天，毛泽东委托潘汉年转交了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主持民盟工作的沈钧儒先生的一封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民主党派合作，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愿望。中共中央的号召很快得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8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在香港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大多数还在国统区。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一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先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集中到香港，再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烟台、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汇合。护送民主人士去解放区的秘密行动历时半年多(从1948年底到1949年3月)，从香港乘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总共有350人左右，王芸生也在其中。他们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奔向解放，奔向新中国!《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1）1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之为“九月会议”。这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号召“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并就加强经济工作，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大城市，学习工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做了部署。会议结束后，各战区的中央委员们迅速返回。随后济南、辽沈战役相继举行，既是对中共中央指示最坚决的贯彻，也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步伐。济南战役结束后，粟裕于9月24日向中央军委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电报中说：“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1]9月25日，毛泽东复电华野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等(邓小平出席中央九月会议正在返回途中——作者注)，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筹划了战役的三个阶段：1.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2.歼灭两淮、高邮、宝安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3.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毛泽东指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2]在粟裕和毛泽东的往返电报中，首次提出了“淮海战役”的设想。这个设想把战役范围定在徐州以东的苏北地区，打击对象主要[1][2]《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92页。《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是黄百韬兵团。可以称之为“小淮海”的作战计划。10月9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从西柏坡返回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地曲阜后，就与粟裕、谭震林及各纵队首长举行作战会议。会议研究了两个方案，一是运用“围城打援”战术，以一部攻打连云港、海州，调动黄百韬东援，在运动中歼灭之：二是直接对黄兵团进行分割包围，力求全歼，并以一半以上的力量组织打援。10月11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重要指示，对战役的设想和部署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他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消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方面作战。针对国民党军徐州“剿总”主力集结于徐州附近，随时可能增援的情况，毛泽东着重指出：为达成第一阶段的任务，应采取“攻济打援”那样的部署，以一半以上的兵力担任牵制和阻援，对付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使其不敢全力以赴东援黄兵团，这样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刘邓陈迅速部署攻击郑州至徐州铁路线，牵制孙元良兵团。毛泽东指出：“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发出上述指示后，经过与华野的商讨，毛泽东于14日对战役作了更具体的部署。他强调华野打援部队应放在侧面，造成围攻徐州的态势，使徐州国民党军“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决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时间歼灭黄兵团”。他强调要“以一、四、六、七、十一、鲁中等六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三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并以刘邓主力在淮海战役发起前就进攻郑州、开封，吸引刘汝明、孙元良兵团停留于郑州、开封之间，不能东援，以配合华野作战。[1]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为淮海战役设计了更大的方案。淮海战役成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执行的任务。当初谁也没有预见到淮海战役后来会打到那样大的规模，取得那样辉煌的战果，但是毛泽东提出的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的方案，不局限于歼灭一个黄百韬兵团，而是力求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的主力。这就使原来设想的“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开阔了华野、中野首长的眼光，使他们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就在毛泽东运筹帷幄之际，国民党统帅部也没有闲着。济南失守，对国民党统帅部是极大的震动。作为徐州国民党军机动兵团的指挥官杜聿明，更是深深自责。他考虑要扭转国民党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必须主动出击。以国民党军的武器优势，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寻找华野主力决战。9月下旬，他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放弃郑州、开封、商丘等城市，集中机动兵团，在鲁西南寻求与华野主力决战。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原则上同意这个计划，10月2日，杜聿明到北平请示蒋介石，获得批准。杜再飞南京，与参谋总长顾祝同商讨实施方案。顾祝同犹豫不决地问：“你们发动攻击，有没有把握?”杜说：“关键在于黄维兵团是否能将刘伯承牵制住。如果能牵制住的话，徐州方面打华野的各纵队都是有胜算把握的。”顾问：“万一刘伯承过来，又怎么办呢?”杜说：“我们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法，集中主力形成圆形态势，让共军钻不了空子，吃不掉我们。一旦抓住共军一部，即迅速猛攻，将其包围消灭。万一共军主动先撤，我们采取‘钓鱼’战法，诱其来攻，再行包围。万一这期间刘伯承过来，我们可以阻击华野于微山湖以东，配合黄维先击破刘伯[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版，第66、76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2）承部，再回头击破华野。”顾祝同觉得杜聿明的计划尚属稳妥，表示同意。7日，杜聿明在徐州召集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开会进行部署，并决定15日开始行动。[1]如果国民党军先于华野开始行动，淮海战役的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历史就是这样地巧合，10月15日早晨，杜聿明正要上车去前方指挥部，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叫他乘飞机去东北。东北野战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辽沈战役，杜聿明奉命去指挥东北国民党军的行动。这样，徐州方面的作战计划被搁置，直到华野发起淮海战役前，国民党军一直没有主动出击。这20天的时间，为华野进行战前准备提供了充分的保证。南京国防部于10月22日召开军事会议，顾祝同等根据情况判断，认为共军可能进攻徐州、蚌埠，进逼江淮。与会者坚持“守江必守淮”的战略方针，决定放弃陇海线上郑州、开封等大城市，集中重兵集团于徐州外围，调黄维兵团东进，对华东共军采取“攻势防御”。此后，南京国防部开始调整部署，将郑州的孙元良（第16）兵团调往涡阳、蒙城地区；邱清泉（第2）兵团调到砀山地区；黄百韬（第7）兵团在运河以东的新安镇；李弥（第13）兵团在运河以西的曹八集；台儿庄、贾汪是冯治安的第3绥靖区部队；海州是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部队。此外，命令驻确山的黄维（第12）兵团出周口，策应徐州方面作战。从地图上看，国民党军在徐州方面是沿津浦铁路摆了个“一字长蛇阵”，他们的意图是依托坚固据点，可以及时调动，进可攻，退可守。杜聿明得知徐州方面的部署后，大为不满。他认为：“自徐州到蚌埠间二百多公里的铁路两侧，摆了数十万大军，既弃置徐州既设永久工事而不守(徐州那样庞大纵深的据点工事，只留一两个军，几乎等于不守)，又将各兵团摆于铁路两侧毫无既设阵地的一条长形地带，形成鼠头蛇尾，到处挨打的态势。据我了解，古今中外的战史中还找不到这样一种集中会战的战略先例。”白崇禧也意识到这个部署的危险性。蒋介石打算让白崇禧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部队与共军决战，白10月30日从汉口来南京开会，也满口答应承担指挥职责。但他与李宗仁和桂系将领研究之后，第二天开会时突然改变态度，坚决不肯指挥徐州方面的行动。只同意将黄维兵团调给徐州配合作战。与会者对白崇禧的出尔反尔感到不解，猜测白是怕蒋做成圈套，准备在会战失败后委过于他。也有人认为是李宗仁、白崇禧合谋拆蒋介石的台，如果战败就逼蒋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大战尚未开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就显现出来了。[1]10月22日，郑州、开封的国民党守军开始撤退。刘邓部队抓住时机，迅速占领郑州、开封。25日，毛泽东指示刘邓南下蒙城，直取蚌埠。刘邓表示他们在永城、涡阳地区集结，无论是打孙元良还是攻蚌埠都更有利。毛泽东批准刘邓的计划，同时要求华野在进军中要注意隐蔽作战意图，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对黄百韬的主攻和对邱清泉的佯攻最好在同一天发起，使国民党军难以判断。10月28日，华野首长确定了作战部署：以一、二、六、九、十二纵及鲁中纵队、中野十一纵共七个纵队主攻新安镇，消灭黄百韬兵团；四、八纵和苏北的十一纵南北对进，突击运河车站，分割黄百韬、李弥兵团的联系；七、十、十三纵出台儿庄、贾汪，歼灭或促使冯治安部队起义；三纵和两广纵队归中野指挥，向商丘、砀山出击，牵制邱清泉兵团。30日毛泽东复电粟裕等，同意华野的作战部署，强调战役应在11月7日或8日“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但又因为我各部均已迫处他们面前，又已无法互相增援，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的必要时间，郭汝瑰：《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淮海战役亲历记》，第54页。极为重要”。毛泽东对战役寄予厚望：“此战打得好，可能歼灭黄兵团八个师，李兵团两个师，冯治安两至三个师，接着不久并可能歼灭东海及两淮之敌，则长江以北之局面便可展开。……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1]这时，辽沈战役已接近尾声，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蒋介石马上考虑到徐州的危机，11月4日，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徐州，与邱清泉、李弥、黄百韬、孙元良等商议徐州会战。邱清泉说鲁西南发现共军大部队，先头已到曹县、城武。黄百韬则说郯城以北有共军主力南下，可能要向他进攻。众将领一致认为，徐州“剿总”各部队在陇海线上的“一字长蛇阵”态势不利，必须调整。于是顾祝同拟订了一个“徐蚌会战”计划，6日，南京国防部正式下达命令：徐州以两个军固守；黄百韬兵团撤到运河西岸，海州方面的第9绥靖区和44军撤至新安镇归黄指挥；邱清泉兵团在永城、砀山集结；李弥兵团在灵璧、泗县集结；孙元良兵团在蒙城集结。这样，国民党军把原来的“一字长蛇阵”改变为沿津浦线两侧布防，各兵团相对靠拢。但是，国民党军队的行动迟了一步。就在他们刚刚开始调动时，华东野战军主力大举南下，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211月4日，粟裕等下达淮海战役攻击命令。6日夜里，华野中路突击集团一、六、九纵直扑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四、八纵经邳县抢占运河铁路桥。山东兵团七、十、十三纵从临城、枣庄地区向万年闸、台儿庄、韩庄进军，攻击冯治安部。三纵和两广纵队配合中野从鲁西南的单县向砀山挺进，进逼徐州。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53页。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序幕。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始终处于落后状态。战前解放军依靠国统区情报系统，对国民党军的部署和调动情况了如指掌，并根据国民党军的变化几次变更部署。而国民党军对解放军即将发起的战役行动几乎一无所知。济南战役后，南京国防部情报部门方面曾派遣104部电台，企图深入解放区搜集情报，由于解放区军民的严密组织和高度警惕，使国民党特务无隙可乘。虽然有4部电台在教会掩护下从鲁北地区潜入，却发不出报。他们只能蹲在解放区的边缘，打听一些消息。主要情报来源是靠监听解放军的电台信号。[1]到11月初，国民党方面得到华东野战军调动的消息，才判断可能是要打徐州。为此，11月4日顾祝同、刘峙在徐州会议上决定变更部署，将主力集中于徐州周围。黄百韬建议“以徐州为中心，集结各兵团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备战，各兵团互相衔接”的战法，并建议放弃海州，将第三绥靖区部队和44军西调。刘峙批准了这个计划。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黄百韬不是黄埔出身，能够当上兵团司令，是不寻常的。内战开始时他只是整编25师师长。在孟良崮战役中，他拼命救援张灵甫，事后又能主动承担责任，替汤恩伯解脱。南麻、临朐战役中，他为胡琏的11师解围。在豫东战役中，他亲自登上坦克冲锋，使25师免遭歼灭。所以蒋介石授予他勋章，任命他为第7兵团司令。当黄百韬回到新安镇布置转移时，兵团所属的三个军相距不过二三十里。刘峙5日、6日连下两道命令：将原来准备开往海州的第100军和驻海州的44军统归第7兵团指挥，要求黄带领这两个军和第9绥靖区司令部向徐州撤退。黄百韬在电话里大声问：“第9绥靖区究竟何时到新安镇?本兵团究竟何时撤退?”刘峙无法具体答复，黄只好在新安镇坐等李延年和44军到来。5日晚，第9绥靖区司令李延年正在海州的官邸里会见南京总李以:《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63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3）统府战地视察官李以，议论撤退的问题。突然一家盐店的经理唐某来见李延年，说刘峙总司令有电报告诉他与李延年一起回徐州。李延年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唐某说：“不要海州了。”原来，刘峙私下做盐生意，唐某是他的经纪人。李延年大为不满地对李以说：“刘经扶（峙）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这样泄漏军事机密，不败何待!”李延年连夜部署撤退事项。海州城内顿时乱作一团，第9绥靖区的司令部和直属部队、44军、国民党各县政府官员、商人、学生等，乱哄哄地向新安镇方向撤去。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攻击郯城王洪九部，打响了淮海战役的第一枪。王洪九是临沂地区的土匪武装，抗战结束后被国民党收编为山东保安1旅。济南战役后，他放弃临沂逃到郯城。郯城是山东与江苏交界的一个小县城，南距新安镇25公里，王洪九在此为黄百韬充当前哨。华野鲁中南纵队临沂出动，6日黄昏到达外围。经过一夜激战占领郯城，歼敌三千余人。王洪九带少数人南逃。6日晚间，李延年、李以从海州到了新安镇。黄百韬向二李说明形势：“陈毅的部署(国民党军情报不灵，一直以为华野是由陈毅指挥——作者注)是先打7兵团，现在兵团的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打则孤军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我已命令63军从窑湾镇强渡，其余各军明早西行。转进太迟了，要掩护44军从海州西撤，不能贻误戎机。否则全兵团将被包围。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才，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果垮掉，就什么都输光了。”午夜，黄百韬紧急把睡着的李以叫醒，告诉他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郯城，肯定是来打7兵团的。黄百韬情绪激动地对李以说：“请你告诉刘总司令，要其他兵团快点集结，迟了就会误大事。如果我被包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与以前的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到存亡。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隆，生死早置之度外，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你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最后，黄百韬又沉重地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他已经预感到末日的来临。[1]7日中午，王洪九蓬头跣足，只剩一只鞋，满身泥斑地逃到新安镇黄百韬兵团司令部，大家才知道情况紧急。这天，黄兵团的五个军开始渡过运河。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部队行列太长，拥挤不堪。黄百韬命令工兵在铁桥以北架一座平行的浮桥，加快过河速度。63军军长陈章主动请求到南边的窑湾镇渡河，避免拥挤，率部队南去了。即使如此，估计也要到10日，兵团主力才全部渡过运河。8日下午100军正在渡河时，华野四纵的先头部队已经赶到运河车站以北，与100军后卫部队交火。7日，华野主力突击兵团一、四、六、八、九纵分路南下，向运河东岸的新安镇、官湖镇、运河车站等地挺进。当天四纵占领邳县，从俘虏口中知道，黄兵团已经渡河向徐州靠拢，有逃跑的可能。8日早晨，粟裕命令四纵不顾一切，于今晚午夜攻占运河铁桥；命令九纵主力由新安镇以南渡河追击。四纵、九纵接到命令，立即展开急行军。四纵指战员不顾天气寒冷，徒涉水深及胸的河流，向炮车、运河车站之间猛插。许多战士在行军中跑掉了鞋，光着脚继续行军。8日黄昏，四纵12师36团在运河车站以北的八家杨村与黄兵团100军后卫部队遭遇，激战一夜。到9日天明，华野主力部队赶到，逼近运河铁桥。9日这天，黄兵团25军在100军掩护下通过运河桥，下午100军军长周志道命令后卫44师撤退。在一座狭窄的铁桥上，步兵、卡车、马车拥挤不堪。还有许多从海州逃过来的国民党官员、地主、李以:《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69页。商人也要过桥，运河两岸一片混乱。守在桥头的25军工兵怕共军逼近，想提前炸毁铁桥。周志道来到桥上，跳脚大骂：“老子一个师没有过河，哪个敢炸!等仗打完了，非和黄百韬到国防部打官司不可!”44师军官也骂25军：“我们打了一天，掩护你们过河，现在你们过去了，就要炸桥。真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25军工兵见军长发火，没敢炸桥。44师师长刘声鹤率领一个团匆匆过河，周志道才一起离开铁桥。当44师担任掩护的部队撤下来，接近铁桥的时候，桥东的一辆弹药车突然起火爆炸。25军工兵以为共军到了，慌忙将桥炸毁。44师近3000人被隔在运河东岸，急得团团转。[1]四纵没有与国民党军纠缠，主力向西强渡运河，追击黄百韬兵团。10日天明，后续部队上来，将滞留运河东岸的44师人员消灭，占领了运河铁桥。桥破坏得不十分严重。解放军找来木板，铺成桥面。10日晚十八时，八纵两个师渡过运河，向西追击。九纵从新安镇继续南下，追击国民党63军。在沂河边的埝头集追上了63军后卫的两个团。九纵27师立即分成几路渡河。79团1营2连走在前面，命令3班火速架设浮桥。3班找来一些木板和两架梯子，架起一座简易浮桥。由于战士们通过时容易落水，国民党军火力已经开始封锁渡口，为了不延误时间，在副排长范学福和班长马选云带领下，全班一齐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十人分两排扛起浮桥，保障全营顺利通过。这个“十人桥”的故事广泛流传，并写进了建国后的小学教科书中。63军军长陈章惊慌失措，率领残部逃向窑湾，成了黄兵团中惟一被丢在河东的军。[2]鉴于徐州国民党军有总退却迹象，11月9日十六时毛泽东电令华野：“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只要以上几点办[1][2]谭冀平：《44师在八义集的覆灭》，《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36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他告诉华野：“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1]毛泽东再次扩大淮海战役的规模，把目标定为歼灭徐州国民党军主力。粟裕等研究了敌情，认为当务之急是主力兵团渡运河西进，与山东兵团会合，围歼已经到达碾庄圩的黄百韬兵团。9日，粟裕命令四、六、八、九纵迅速渡河，消灭运河东岸敌63军的任务，留给一纵。一纵经过一昼夜近百里的急行军，终于在10日傍晚赶到窑湾镇外围，完成对63军的包围。黄百韬到达碾庄后，本应继续前进，向徐州靠拢。但是兵团渡过运河后，部队相当疲劳，建制混乱。黄百韬打算在碾庄休整一天，10日再行动。军长们多数主张不要停留，兼程前进。25军军长陈士章说：“西走一里好一里，豫东之战，我们25师和72师只相隔20里，炮火相接，但终于冲不开共军的隔绝。现在留在此地，万一被围困，梦想邱清泉远道来援，恐怕不可能。”黄百韬说：“相隔5里，他也不会来救我们。”但64军军长刘镇湘反对。因为64军最早过运河，没有损失，他们已经构筑好阵地，舍弃可惜。如果在行军中遭遇共军，后果不堪设想。黄百韬考虑63军还没过来，丢掉也不好，还是决定在碾庄停留一天。这一天耽搁，就为华野包围黄兵团创造了有利时机。[2]8日，当华野山东兵团向台儿庄、贾汪地区进军时，驻守当地的国民党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队第59、77军，在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率领下举行起义。这两个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官兵[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82页。陈士章：《第7兵团的覆灭》，《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92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4）不愿打内战。淮海战役前夕，官兵急于寻找出路。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何基沣抓住时机，在华东局国军工作部的杨斯德等同志的配合联络下，策动了这次起义。11月8日下午，当华野山东兵团到达贾汪、台儿庄后，59、77军让开大路，使解放军顺利通过第3绥靖区防地，挥师南下。随后起义部队二万三千余人在张克侠、何基沣带领下到达鲁南解放区，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行列。[1]第3绥靖区部队在运河前线的起义，使华野山东兵团顺利通过运河防线，直插陇海线的宿羊山、曹八集地区，切断了徐州“剿总”和黄百韬兵团的联系，为包围黄兵团赢得了时间。粟裕事后曾说：“只要我们在贾汪多呆四小时，我们的战机就丢失了。”这次起义对保证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有不可低估的作用。[2]11月10日，驻扎在碾庄以西20里曹八集(今八义集)的李弥兵团接到徐州“剿总”的撤退命令，不等黄兵团来到，即全部撤往徐州。致使黄兵团被单独甩在碾庄地区。如果黄百韬这天坚决西撤，华野可能来不及形成合围。但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错误判断，他认为以徐州几个机动兵团的力量，完全可以和共军决战。他指示徐州“剿总”：“应本内线作战之原则，集中全力先求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匪而击灭之。黄百韬兵团应在原地位置固守待援，其余各部队不应再向后撤，应协同邱兵团夹击运河以西、徐州以东之匪。邱清泉兵团应以主力转用于徐州以东，协同黄兵团之作战。李弥兵团应抽出一个军参加攻击。”[3]蒋介石企图在徐州以东和华野举行决战。黄百韬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把兵团部设在碾庄，以此为中心，25军在北，64军在东，44军在南，100军在西，形成一个环形防御体系。10日早晨粟裕得知一纵已将63军包围。黄百韬的四个军仍在碾庄地区。他立即调整部署，除三纵配合中野作战，一纵在河东歼[1][2][3]何基沣：《运河前线起义》，《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34页。谢有法：《山东兵团在淮海战役中》，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南京国防部：《华东战场作战指导检讨》。灭63军外，华野其余十一个纵队都向碾庄方向前进。“战役第一步应以完成包围黄兵团，不使其西逃为主要任务。待我包围后，则分割聚歼之。如敌西逃，各部应不受战斗地境限制，坚决追歼之。”国民党第100军的44师在运河东岸被解放军消灭一大半，残余部分由师长刘声鹤带领下向徐州撤退，10日下午到了曹八集。这里原来是李弥兵团的驻地，修筑了大量的地堡工事。围墙、外壕、鹿砦、铁丝网形成层层障碍。44师本来想继续西进，但是听到北面有密集的枪声。他们不相信共军会来得这样快，有的主张赶快走，有的主张留下据守。等侦察部队回来报告，真的是共军大部队来了，刘声鹤才赶紧部署防御。来到的是华野十三纵，在通过运河防区后，经过一昼夜急行军，38师的三个团于10日下午赶到曹八集。纵队首长指示：“哪个团先到，哪个团发起攻击。”114团在黄昏时首先发起攻击。突击部队冲进圩子，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刘声鹤亲自督战，组织“敢死队”与解放军争夺突破口。双方都打得很艰苦。11日十三纵投入更多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两个团南北夹击。刘声鹤见大势已去，举枪自杀。下午战斗结束，44师被全歼。曹八集战斗，华野十三纵切断了碾庄圩与徐州之间的陇海线，将黄百韬、李弥兵团分割开。11日七纵向大许家、单集等地进攻，十纵占领韩庄。黄百韬西去道路被华野山东兵团四个纵队切断，东路主力四纵占领碾庄以北的大杜庄、太平庄，六纵占领碾庄车站西面的孔庄、曹家楼，八纵占领碾庄东南的天启庙、小古庄，九纵占领碾庄车站以南的徐井涯。黄百韬兵团被包围在碾庄方圆1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陷入华野主力的合围。黄兵团63军被一纵包围在窑湾。窑湾位于邳县以南运河、沂河汇流处，小镇三面环水，东面有一道围墙。墙外有断续的外壕和水塘相连，地形开阔，外围有许多零星小村落。居民听说国民党军来了，早已躲避逃跑。63军到镇中连粮食也找不到，军长陈章和师长们靠从地里挖来的芋头充饥。11月9日夜里，一纵三个师开始围攻63军。63军是仓促转入防御的，工事修得很差。一纵干部决定大胆突破，插入纵深，迫使63军全线动摇。经过一夜战斗，一纵肃清了外围，把63军残余的近万人包围在窑湾镇内。11日十六时一纵开始总攻，解放军重炮向窑湾镇猛轰，小小的镇子硝烟弥漫，到处起火。炮火准备后，l师2团炸开围墙、鹿砦，由小东门突破。63军组织三次反冲锋失败后，全军陷入混乱。陈章见部队失去控制，带领卫队向运河边逃去，企图抱块木板顺流而下。后面的士兵大骂：“丢那妈，叫死守阵地，怕死鬼先跑了!”陈章等刚到河边，就遭到解放军对岸密集火力扫射，陈章中弹毙命。窑湾战斗到12日凌晨结束，一纵全歼63军一万三千余人。[1]13日一纵全部渡过运河，配合兄弟纵队阻击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援军。3淮海战役打响了三天，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还没摸清解放军的主攻方向。直到11月10日华野主力合围黄百韬兵团于碾庄地区，国民党统帅部才如梦初醒。蒋介石以刘峙指挥不力，紧急召杜聿明来南京出席军事会议。杜刚指挥东北国民党军残部从葫芦岛撤退，就被召到南京，心里预感到徐州战局不妙。他先去找参谋总长顾祝同打听情况，得知黄兵团被包围。他问顾祝同：为何不按原来制订的“徐蚌会战”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顾祝同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啊！李延年还没撤回来，共军就发动攻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刘峙10日下午蒋介石主持军事会议。国防部官员报告：根据情况判断，共军目前是以有力之一部牵制徐州国军主力，而以主力包围消灭黄百韬兵团。因此建议：以李弥兵团和72军守徐州，集中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主力东进，解黄百韬之围。蒋介石当即表示：“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并指定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顾祝同还答应杜聿明在指挥时可以机宜行事，不必完全按照国防部的指令行事。当天深夜，杜聿明飞抵徐州。刘峙想解黄百韬之围，又怕丢了徐州，束手无策。杜聿明一到，立即与刘峙和参谋长李树正研究情况。杜根据自己与共军作战的经验判断，他认为共军不会直接进攻徐州，而是要集中主力消灭黄百韬兵团。他们又得到情报，黄维的12兵团正向徐州方向前进，刘邓主力有南下阻击黄维的迹象。杜聿明感到必须解救黄百韬，但是黄维的援军不到，他没把握战胜华野主力。因此他提出两个作战方案:1.以黄百韬兵团坚守碾庄，李弥兵团守徐州，集中邱清泉、孙元良兵团会合黄维先击破中野的六个纵队，再回头解黄百韬之围。2.以孙元良兵团守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为黄百韬解围，命令黄维兵团向徐州急进。刘峙、李树正认为黄百韬兵团不可能坚持很久，西进如果扑空，两头落空。执行第二方案，又怕邱清泉不听调遣。找邱清泉前来商议后，11日下午，刘峙才下达命令：以邱清泉、李弥兵团东进解黄百韬之围，邱兵团在南路，5军向林佟山以北攻击，70军向潘塘一线攻击。李弥兵团在北路，8军向团山方向进攻。徐州空军配合轰炸。同时将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改为第6兵团，辖三个军。将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改为第8兵团，辖两个军。两个兵团在蚌埠集结后，沿津浦路北上宿县。黄维的第12兵团向阜阳进军，然后向蒙城、宿县推进。孙元良的第16兵团进至符离集。命令下达后，各部队于12日开始行动。[1]至此，国民党军摆出了决战的架势。徐州“剿总”集中了七个兵团及其他直属部队共80万人，在人数、装备方面均占有优势。蒋介石希望黄百韬能够坚守碾庄，配合邱、李兵团使我军两面作战。蒋介石派空军给黄百韬投下亲笔信：“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之最大关键。务希严督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12日上午，顾祝同乘飞机到碾庄上空与黄百韬通话，为他打气。国民党空军的通讯科长抱着电台跳伞降落在碾庄。黄百韬得意地说：“天助我也。”他有了电台，可以随时要求空军支援，并与南京保持密切联络。粟裕得知国民党军的部署后，仍然没有动摇先打黄百韬兵团的决心。为了阻击徐州东援的国民党军，华野再次调整部署：以山东兵团的七、十、十一纵在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带进行顽强防御，阻挡邱清泉、李弥兵团。以苏北兵团的二、十二纵和中野十一纵、鲁中南纵队进至徐州东南的潘塘，切断邱、李兵团的退路，会同山东兵团围歼之。以四、六、八、九、十三纵继续包围碾庄，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这个部署是打援部队多于攻坚部队。因为能否阻挡邱、李兵团是保障华野取得胜利的关键。碾庄地区区域狭小，难以展开更多的部队。华野以五个纵队围攻黄百韬兵团四个军，兵力上没有绝对优势，碾庄攻坚，必定是极为艰苦的战斗。[2]碾庄地区位于江苏邳县境内运河西岸，陇海路北侧，地势平坦。[1][2]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9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5）《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资料》，1958年初稿。因历年河水泛滥，居民都将村庄地基筑高(高出2—3米不等，居民称为“台子”)。每个村庄由几个台子组成，台子之间是水塘、洼地。大部分村庄有围墙和外壕，村庄外是开阔地。李弥兵团原来在这里驻防时修了工事，黄百韬兵团利用村庄台地和原有工事，逐村设防，形成圆周形的野战防御阵地。以台子为依托，地堡群为核心阵地，壕堑和交通沟纵横连贯，设置大量鹿砦，将每个村子构成具备独立防守能力的支撑点。在村与村之间也构筑地堡群，控制间隙，防备解放军突破分割。[1]11月11日晚，碾庄外围攻坚战斗打响。六纵是在长途追击后马上投入战斗，对地形和国民党军配备并不熟悉。有的干部以为黄百韬是溃退之师，有轻敌思想。六纵是华野中攻击力很强的部队，在前三天的战斗中虽然集中了兵力，每天只能占领一个村子，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其他几个纵队也打得不轻松。八纵政委王一平回忆：“我们两个团12日打进村子后，冲破敌人一层层火网和一座座堡垒。敌人的射击孔大都紧贴地皮，很难发现。就是匍匐前进，也多遭杀伤。有几处工事，敌人构成夹墙式，我们部队冲过去，敌人却从我们背后开火。我们两个团遭受重大伤亡，经过一夜激战，攻下半个村庄。”[2]在前三天的碾庄攻坚战斗中，华野干部战士感到黄百韬兵团相当顽强。华野战后的总结中这样写道：“敌野战阵地以各集团家屋为基点构成支撑点，每个支撑点均采取子母堡式交通壕散兵坑，散兵壕内外连接，并将各村庄之间空地普遍修筑野堡式的阵地，形成犬牙交错、纵横贯通、蜘蛛网式的以堡垒群为骨干的野战阵地。敌人四个军八个师九万多人即依此集中守备于碾庄周围纵横十里的狭小地区，使我困难实施楔入分割、各个解决之态势。敌军在战术上[1][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60年初稿。王一平：《华野八纵在淮海战役中的日日夜夜》，载《中国共产党历史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291页。以上述阵地为依托，分区固守，逐村逐屋逐堡顽抗。并组织炮火协同白天空军大量轰炸摧毁我之攻击阵地，掩护其步兵反击。尤以64军(广东军)守备比较顽强。善于避开我之炮火轰击(散兵坑多，房内均修了地堡)与小组爆破，地堡里面不放部队，主要部队放在两侧之散兵壕内隐蔽，待我爆破组接近爆破时，由两翼遂行小部队反击，捕歼我小部队。待我占领某一小村庄后，适时集中炮火，乘我初占阵地立足未稳之际，实施集中轰击，使我无法控制该点为进攻依托。其最大弱点为部队多，地面狭窄，便我集中火力毁灭杀伤。此次战役俘虏较少，毙伤数字约占三分之一以上，个别整连整营即被我全部同阵地一同毁灭。”[1]14日晚，粟裕召集攻坚各纵队司令员在邳县土山开会，研究敌情，调整部署。粟裕指示要“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集中兵力先消灭44、100军。利用夜间搞近迫作业，隐蔽接近国民党军；进而实行对壕作业，突破其网状阵地，大胆插入各村之间，逐个消灭之。毛泽东非常关注淮海前线作战。得知碾庄攻坚进展不顺利，徐州国民党军开始东援的报告后，14日电告中野、华野负责人：“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为了争取战役的胜利，毛泽东下了最大决心：“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2]毛泽东的电报坚定了华野消灭黄百韬兵团的决心。粟裕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的总结报告中说：“战役第一阶段中，在打64军时，有些部队发生气馁叫苦，‘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后来军委来了一个准备伤亡十万人的电报，才将这种情绪克[1][2]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碾庄圩地区歼灭黄百韬兵团野战村落攻坚战术经验教训初步总结》，1948年12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15页。服了。”[1]华野调来了重炮和坦克，配合各纵队向黄百韬兵团发起新一轮更猛烈的进攻。4为了给黄百韬兵团解围，杜聿明亲自上阵，指挥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于11月11日开始行动。李弥兵团部署于运河以南、陇海线以北，8军进攻寺山口，9军进攻团山。邱清泉兵团部署于陇海线以南，5军进攻魏集，70军进攻邓家楼。国民党军集中了最精锐的四个军，拥有几百门重炮和数十辆坦克，还有空军支援。杜聿明等认为共军不会打硬仗，也不会打持久战。只要他们猛攻几天，共军就会撤退，为黄百韬解围是有把握的。华野山东兵团已经做好了阻击的准备。十纵于北面防御团山、寺山一线；七纵居中防御魏集一线：十一纵在南防御邓家楼一线。三个纵队由宋时轮司令员统一指挥。徐州以东地区地形开阔，除少数丘陵小山，基本无险可守。华野这三个纵队装备不是很强，要挡住国民党军的进攻是非常困难的。在战前准备时，大家充分估计到敌强我弱的现实，提出有重点的防御，把有限的兵力和火力集中在几个核心工事，切忌单线阵地和无重点的配备。防御要有纵深，掌握机动部队实行运动防御，不断出击，将失去的阵地夺回来，将国民党军死死拖住。11月12日，国民党军发起全线攻击。李弥兵团的8军向寺山口(今孤山村)、团山(今大黄山)进攻。守卫寺山口的十纵28师83团奋起阻击，一天打退了国民党军的十余次冲锋。13日天亮，国民党空军对团山、安子村十纵阵地狂轰滥炸，8军也集中重炮猛轰。团粟裕：《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1949年六大任务》，《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页。山是一座秃山，无法隐蔽，被国民党军的炮火和炸弹打成一片火海。解放军为避免伤亡，主动撤出阵地。第二天夜里，十纵突然向团山发起反击。国民党军不善夜战，丢了团山附近的两个村庄。杜聿明亲自到李弥的兵团部督战，李弥命令8军军长周开成千方百计夺回这两个村子。杜聿明目睹了双方激烈战斗的场面，对李弥说：“今天攻击部队虽然完成任务，但伤亡太大，以后应设法减轻伤亡。”杜聿明计算了一下，国民党军一天进展少则3公里，多则6公里。他估计共军阻击几天后，会因伤亡大或弹药不足而撤退。13日邱清泉的5军沿陇海线以南向十纵的大庙阵地发起攻击，受到28师82团的顽强阻击。大庙车站以东陇海线与房亭河交汇处有座铁桥，河东岸几个村子。十纵把这一带称为“夹河套”，由82团2营防守。桥旁修筑了桥头堡，在村外河岸挖了多道战壕。《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6）13日晨，5军以猛烈炮火轰击82团阵地，桥头堡因目标明显，很快被炮火摧毁。5军在进攻上是有一套的，十纵战后总结说：“敌进行攻击时善于集中其炮火与兵力，多采取宽大正面的而有重点的攻击。在主攻方向集中炮火轰击一点，集中坦克与步兵攻击一点。突破一点巩固一点，再行伸展。在攻击队形上采取前接头的三角队形，并有纵深的配备。在战术上善于寻我侧背或接合部，实行迂回攻击。如正面攻击不利时即就地停止，进行近迫作业，判知我翼侧薄弱时，即以一部实行大胆的翼侧攻击。待翼侧成功后，正面即行攻击。”[1]十纵与5军是豫东战役时的老对手，他们也有对付5军的办法，国民党军炮火准备的时候，2营都藏在战壕里，地堡里不留人。当5军步兵前进到阵地前沿200米时，炮火停止，2营战士们从两个侧面以猛烈火力封锁其前进路线，使国民党军伤亡很大，狼狈溃退。十匹骡马拉着一门炮跟在后面，解放军的射手打死牲口，让这门炮停留在开阔地上失去作用。5军正面进攻无效，又施展迂回进攻的战术。下午开过来六辆坦克，攻击82团与88团的接合部，解放军在接合部兵力不足，被迫后撤，桥头主阵地东侧暴露，形势危急。82团首长赶紧把预备队派上去，恢复了桥头阵地。82团2营坚守夹河套阵地一整天，打退5军的多次进攻。邱清泉、李弥兵团强攻了三天，前进不到二十里。蒋介石见援军进展甚慢，焦急不安，命令邱清泉：“黄兵团危险万分，本晚恐难支持，尤以碾庄东北更为艰难。希倾全力东援，星夜挺进，务于本夜挺进碾庄附近解围，免误大局。”邱清泉认为自己部队已经付出了惨重代价，大发牢骚。15日顾祝同到徐州督战，一见杜聿明就问：“敌人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杜聿明解释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也在陆续增加，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才能攻占。”顾祝同、刘峙非常着急，杜聿明下了狠心，将总预备队74军从徐州九里山调到潘塘方向，由邱清泉指挥，企图迂回华野阻击部队后方，以求突破防线，为黄百韬解围。局势的发展非常巧合，毛泽东看到黄百韬兵团即将被歼灭，邱李兵团又受到阻击，于是设想以奇兵出击邱清泉兵团侧后，包围消灭邱兵团。14日他电令粟裕等：“令韦吉兵团于本夜切断邱匪退路，完成对该匪之包围。否则该匪一闻黄匪被歼，将迅速退回徐州。”[1]同日粟裕、张震命令苏北兵团二纵、十二纵、中野十一纵向徐州东南的侯集、赵圩方向出击，楔入邱清泉兵团后方。韦国清指挥苏北兵团兼程北上。15日夜，二纵在行军途中与国民党74军遭遇。双方发生激战。当时都不清楚对方是谁，第二天天亮后，二纵先头部队6师俘虏两名电话兵，了解驻潘塘镇是74军。74军是新组建的，战斗力与孟良崮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的原74师不是一个档次。军长邱维达信心不足，出发前就问邱清泉是不是存[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15页。心让他们孤军深入。兵团参谋长李汉萍答复他：“这是总统的命令，不去要军法从事。”74军与苏北兵团在潘塘遭遇后，发现共军越打越多，才知道是与华野主力碰上了。邱维达赶紧收缩兵力，固守潘塘镇，并向邱清泉呼救。邱清泉得知后非常紧张，因为74军不是他的基本部队，能否顶住没把握。如果潘塘失守，74军被歼，不仅徐州保不住，连自己的退路也被切断。邱清泉一夜没合眼，亲自用电话指挥74军作战。并要求空军派飞机轰炸扫射。17日苏北兵团与74军打得难解难分，邱清泉对参谋长说：“现在预备队都用光了，到晚上共军必然会对邱维达发动更猛烈的进攻，74军顶不住怎么办?”参谋长只好将战斗力最强的70军96师及32师从主攻方向撤下来，用汽车运到潘塘镇救援74军。邓军林率96师于当日黄昏到达后立即投入战斗。鉴于国民党军力量增强，苏北兵团楔入后方的任务不易实现，粟裕决心放弃歼灭邱清泉兵团的计划，指示苏北兵团主动撤退，另寻战机。18日晨，96师师长邓军林发现共军有撤退迹象，立即报告邱清泉。邱清泉在电话中大喊：“敌人是溃退！赶快要部队猛追，千万不要让敌人跑掉!”邱清泉兴高采烈，向刘峙报告“徐东大捷”的消息。[1]就在华野为围歼黄百韬兵团，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苦战的时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野战军在南线为阻止黄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上增援，也在紧张地战斗着。11月9日毛泽东指示中野，要他们直出宿县，切断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间的联系。宿县是徐州、蚌埠间的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攻占宿县，就孤立了徐州，堵塞了国民党军的退路。中原野战军出动四个纵队，15日攻克宿县。中野的行动对配合华野作战，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5战役的规模越打越大，已经形成了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与解放军华野、中野两大主力的战略决战。华野和中野需要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兵力使用、指挥关系、后勤保障等方面必须统一行动。11月16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指示两大野战军：“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1]淮海战役进行到11月18日，形势相当严峻：黄百韬兵团虽然已被歼灭一半以上，但仍固守碾庄顽抗，华野等待补充弹药，才能发起新一轮攻击。原来设想以苏北兵团楔入邱、李兵团后方，切断他们与徐州的联系，因国民党军力量强大，难以完成任务。中野同时对付黄维等三个兵团，也感到力不从心。粟裕18日给谭震林的电报中，最担心的是“在黄百韬未全歼，对邱李出击正进行，同时兼顾，恐都成胶着状态。”刘陈邓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同时想消灭几个强敌，不切实际。19日他们致电军委和粟裕，建议集中兵力，先解决黄百韬，再打黄维。电报分析战局和我军行动说：徐东作战据我们观察，歼黄百韬使用了华野六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历时已十二昼夜尚未解决战斗。如再以其余部队，其中只有两三个较能攻坚的纵队，加以部队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以之歼击较黄为强的邱、李诚非易事。我们认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必须分作三、四个战役阶段，每阶段都需要有休息、整补俘兵才能保证必胜。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个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如我们不这样，过低估计本身困难，而在南线又无保障，两路大敌不断北进的情况下，我们六个纵队，除四纵均六个团，九纵只来五个团，平均每纵不到两万人，炮兵很弱，故只能用于一处。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1]中央军委同意总前委的意见，于是华野集中兵力部署对黄百韬兵团的总攻。中野则对黄维、李延年采取牵制，阻挡南线敌军北上，暂不主动发动进攻。黄百韬在碾庄天天盼望援军来给他解围。国民党空军不断向碾庄投送粮食、弹药，南京和徐州方面也不断打气，总是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14日，六纵、十三纵猛攻彭庄，战斗力较弱的100军在华野的穿插打击下被分割成零碎小块，军长周志道被打伤，逃往44军，副军长杨诗云以下大部被俘。黄百韬眼看阵地越缩越小，部队伤亡越来越多，援军就是迟迟不来。15日下午，他打电话给几个军长：“你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独立作战，以尽军人天职。有些人看我黄百韬是青天白日勋章获得者，他们是不会全力支援的。我们也不会给别人看笑话。”但是部下除了64军军长刘镇湘以外，其余都已近乎绝望。11月16日，经过重新部署后，华野再次发起攻击。《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7）六纵负责打前、后黄滩，歼灭44军。前、后黄滩是几个独立的民居聚落，相互间隔几十米远，工事比较坚固，44军军长王泽浚亲自指挥两个残缺的师顽强抵抗。六纵17师先以一个团进攻前黄滩，特纵调来坦克配合作战。17师没有配合坦克攻击的经验，战士们都等着坦克给他们开路。结果坦克走错了方向，步兵开始攻击时受到火力封锁，初次进攻没有成功。17日黄昏，六纵再次发起攻击。17师师长梁金华登上坦克，开到44军阵地前进行侦察。他们化装成国民党军主动喊话：“我们是第2兵团来与黄司令官取联络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兵团部在哪里?”44军以为是援军到了，纷纷爬出战壕来打招呼。一个营长大喊道：“情况不清楚，不准和他们讲话。”梁师长坐着坦克在前、后黄滩转了一圈，看清了44军阵地才回来。当夜24时，六纵发起总攻，炮火准确摧毁了44军前沿的大多数工事。44军军部所在的地堡也被摧毁，军长王泽浚几乎被活埋。他从废墟中爬出来，向后面村庄逃命。到18日早晨，六纵把前黄滩的44军分割成三块，进行围歼。王泽浚逃到炮兵阵地，解放军从四面八方逼近。炮兵打不了炮，又无路可走。王泽浚叫部下各自逃命，一个连长来通知他:“共军已经解除了我们的武装，叫我们去集合。你也同我们去吧。”清点俘虏时，王泽浚谎报是个排长。虽然他外面穿的是士兵棉大衣，里面却是中将制服，无法蒙混过关，被送往六纵司令部。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会见了他，并把他送往后方。黄滩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44军150师师长赵璧光形容当时的场面是：“通讯设备全被击毁，军、师之间通信断绝，火力猛烈，炮火连天，火药气味辛辣刺鼻，房屋着火，火势熊熊，墙壁倒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烟尘弥漫，对面几乎不见人。已伤者再伤，死者重遭炮击，尸横遍野，目不忍睹。”150师残存的军官聚集在指挥所里，商量是打还是降。一个营长大声说：“要打，叫师长、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了。孤儿寡母哭起来可怜!”赵璧光表示：“不打就投降吧，不过，这怎么对得起军长啊。”团长肖德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也跑不掉。”于是赵璧光写了信，派人与六纵联系。他聚集了150师残部2500余人，向六纵的一位教导员移交阵地。到18日中午，前、后黄滩被六纵攻占，44军被全歼。[1]顾祝同于17日飞临碾庄上空，用电台与黄百韬通话。顾祝同说了许多打气的话后对黄百韬说：“邱、李两兵团在陇海路两侧被阻截，无法前进，你们如能突围出去与邱、李会合也好。”黄百韬知道外援无望，就说：“我总对得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顾祝同飞机走后，黄百韬对25军军长陈士章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送狼狈样子给邱清泉看吗?不如在此地打下去，最后不过一死。叫黄埔同学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钩心斗角只图私利。”19日，华野把黄百韬兵团压缩在碾庄圩一带狭小区域内。碾庄圩是个百余户人家的村庄，有两道圩墙和水壕。两道圩墙之间有近百米的开阔地，国民党军修筑了地堡和工事，组成严密的火力网。碾庄圩内有黄百韬的兵团部和部队近万人。粟裕下令八纵由东南、九纵由南面、六纵由西面、四纵由北面总攻碾庄，并调七辆坦克助战。19日22时，总攻开始。华野集中上百门重炮，对碾庄进行猛烈轰击。几千发炮弹把碾庄打得浓烟滚滚，房倒屋塌。九纵负责从南面突破，连续两天战斗进展不顺利。国民党军死守南门外水壕上的一座小桥。九纵25师挖的交通沟距离外壕有几十米远，从交通沟向外壕进攻中暴露时间过长。国民党军摆上20挺轻重机枪，严密封锁桥头。九纵战士成班成排地被打倒在桥上。聂凤智司令员亲临主攻的“济南第一团”73团了解情况，1营长董万华告诉他：有个战士曾经徒涉趟过水壕，证明水不深，不一定非要从桥上突破。聂凤智弄清了情况，改变战术，战斗发起后以突然的动作徒涉过壕，实施突破。同时指示纵队炮兵一定要压制敌军火力，步兵突击部队要紧接着炮弹的硝烟冲进圩墙。战斗开始后，47团2连战士跳进寒冷刺骨的水壕，徒涉过去，变助攻为主攻，仅用15分钟就在西南角突破第一道圩墙，打开了突破口。73团1营进行正面攻击，也涉水过壕，冲进第一道圩墙。突破前沿后，国民党军依据两道圩墙之间开阔地上的工事地堡，用火力封锁前进道路，并组织反冲锋，双方拼杀得非常激烈。这时，八纵的一支突击分队也加入战斗，向73团右翼展开攻击。73团在兄弟部队支援下经过四个小时战斗，终于冲开第二道圩墙，突入碾庄圩内，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与此同时，八纵从东南角突破第一道圩墙。后续部队三个团迅速跟进，扩大突破口，向纵深发展。国民党军开始慌乱起来，纷纷向北逃跑。黄百韬命令由碾庄圩东口突围，25军军长陈士章、100军军长周志道混在伤兵当中逃掉，是黄兵团中漏网的两个军长。黄百韬本人率参谋长魏翱、25军副军长杨廷宴等一千多人逃到大院上村64军军部，他的兵团部被九纵占领。粟裕命令：“攻碾庄部队即行由碾庄圩出发，继续向东直捣大、小院上，三里庄之敌。”20日白天，四纵主攻尤家湖村，九纵攻击大院上，八纵攻击小院上。驻守尤家湖的是25军40师残部约4000人。四纵在攻击开始前共挖交通沟7条，总长4000多米，迫近至国民党军阵地30米处，形成对村庄的包围。鉴于前一段战斗中伤亡较大，陶勇司令员交代要多抓俘虏，补充部队。21日十六时，四纵集中火炮29门，在4辆坦克配合下开始攻击。30分钟内将40师前沿地堡摧毁，战士跟在坦克后面冲锋。国民党军外围工事被突破后，村内工事不坚固，顿时陷入混乱。经过三个小时短兵相接的搏斗，战斗于19时30分胜利结束。四纵歼灭40师4600余人。陶勇下令将4100名俘虏立即补充进四纵各团。[1]黄百韬的胸章和照片21日黄昏，九纵攻击大院上，八纵和九纵77团攻击小院上。64军军长刘镇湘见突围无望，命令部队作困兽之斗。华野集中了所有炮火猛轰这些村子，连昨天在碾庄圩刚缴获的迫击炮都用上了。激战一夜，到22日上午10时，九纵攻占大院上。黄百韬、刘镇湘等逃往小费庄。八纵、九纵穷追不舍。黄百韬自知气数已尽，叫刘镇湘突围。他说：“我年老了，而且多病，做俘虏我走不动，而且难为情。我死之后，使别人还知道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或可使那些醉生梦死的人醒悟过来，国民党或者还有希望。”他对杨廷宴痛心地说：“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44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1]黄昏时刘镇湘、杨廷宴拉着黄百韬由小费庄向西突围，在野外遭到解放军追击。黄百韬跑不动，举枪自杀。杨廷宴坐在黄百韬尸体旁痛哭，一个解放军战士过来询问，杨说：“我是伙夫，死的是我哥哥。”这个战土颇有同情心，帮助杨廷宴掩埋了黄百韬。刘镇湘被俘，杨廷宴侥幸逃脱。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黄百韬、刘镇湘“自杀成仁”。战斗结束后华野即撤离战场，没有找到黄百韬的下落。一个月后国民党军回到碾庄找到黄百韬的尸体，运往南京埋葬。《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一）徐东大血战（8）邱清泉再说邱清泉向蒋介石报告“徐东大捷”的消息，谎报“消灭共军20万”。蒋介石非常高兴，下令授予邱清泉“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奖金20万元。并发给刘峙奖金100万元，赏赐其他部队。南京派出“慰劳团”到徐州，采访杜聿明、邱清泉，慰劳伤兵。国民党报刊发布黄百韬与邱清泉兵团“会师”的消息，着实热闹了几天。蒋介石认为共军既已被打垮，催促他们尽快为黄百韬解围。11月19日，邱清泉兵团向大许家、狼山、鼓山一线进攻，李弥兵团向团埠、麻谷子一线进攻，又遭到华野阻援兵团的顽强阻击。李弥的8军进攻麻谷子，攻击一昼夜没有进展。20日，李弥要求空军轰炸麻谷子，国民党飞机投掷500磅的炸弹和燃烧弹。李弥的炮兵又向麻谷子猛轰，把村子打成一片火海。李弥认为共军肯定都被炸死了，命令部队搜索前进。接近麻谷子时，不料又遭到七纵21师的猛烈反击，仓皇败退下来。李弥感叹地说：“他们是人不是神，就是钢铁都要熔化，为什么能这样顽强呢?”8军军长周开成建议：附近的5军、9军都没有跟上，8军不宜孤军深入，应该稳住阵地才好。李弥以蒋介石有命令，不能停止攻击。结果8军打了一天，付出很大伤亡，夜晚七纵主动放弃阵地转移，国民党军才又前进了一步。[1]邱清泉直到22日才攻占大许家，距离碾庄圩仅20里。这时碾庄方向枪炮声渐稀，黄百韬兵团已经完了。23日黄兵团的100军军长周志道、25军军长陈士章先后逃到李弥那里，杜聿明、邱清泉、李弥都傻了眼。继续东进已经没有意义，杜聿明下令撤回徐州。蒋介石得知黄百韬兵团覆灭的消息，11月25日发出训令，大骂徐州东进兵团：“此次徐州会战，我东进各兵团行动迟缓，未能彻底奉行命令，致陷友军之覆没，有乖军人武德。刘总司令、杜副总司令、邱、李两司令官及依次各将领不能辞其咎。另据统计，此次作战共耗各种炮弹12万余发，我军每日进展尚不及1公里，如此消耗浪费，不计战效，亦我革命军人之奇耻大辱。”[1]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从11月6日至22日历时17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兵团部、8个军部(含起义、投诚各1个军部)、18个整师(含起义三个半师、投诚两个师)。毙伤国民党军50500人，俘虏96600人，加上起义、投诚，共计178000人。其中华野歼灭国民党军14万人。缴获大量火炮、枪支弹药、汽车和军用物资。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华东野战军在围歼黄百韬兵团和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战斗中共伤亡49000余人，部队打得极为艰苦。粟裕1948年12月31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当碾庄圩作战一周时(11月12日到18日)，参战各纵至少已伤亡5000人，原有战斗人员所剩无几，且大部为纵、师、团、营之非战斗人员及半战斗人员(如司号、通信、侦察员等人员)。虽然九纵、十纵、十三纵人员较其他各纵为多，但各该纵于济南战役中伤亡较大(九纵伤亡11000人，十三纵伤亡7000人)，元气未复，亦颇有影响。因此骨干及干部在此战役中伤亡极大，不少连队只剩十余人(连部伙夫、上士、司务长在内)，一般班排里每班只剩下一个至多两个老的(济南俘兵即算老兵)，而这剩下的老的在即俘即补后不是班长即为班副，其余全为新俘(碾庄圩打黄百韬的俘虏)。虽然这些俘虏兵基本表现尚好(上午补，下午即打仗)，但在部队实质上起了极大变化，故有进攻时拉不上去(俘兵不会打夜战，同时由于骨干太少，无人诱导其前进)，后退时撤不下来的现象发生。各级干部由于战术素养不够，以及兵员不充实等原因，伤亡较大，尤以班、排、连级为最严重，营级伤亡亦不少。在此次战役中，班、排、连级已有因伤亡更换五六次者。这些新提拔的干部由于无时间进行教育，指挥能力弱，因此更增加了伤亡。在某些人数原来极不充实而伤亡极大的纵队中，几乎有不能继续作战的严重情况。……为解决干部问题，各部教导团几已全部补充部队外，团、师、纵各级通信、侦察、笤卫人员及参谋等几已绝大部分调充部队干部，而在侦、通人员中亦有不少新俘虏成分。野直各部门除警卫团(较老)各级之正职干部全部调到部队提升一级使用(如警卫团连长调至纵队任营副，警卫团原来副职则提升正职)，并由司、政、供、卫各部门中抽出1000老的人员(包括警卫、侦察、通信及勤杂人员)，分别送往各师、团充任下级干部或连队骨干人员。司、政、供、卫抽出后所缺乏之各种人员亦以新俘补充之。野直各机关之指导员则全部调往各师、团工作，其缺职或行政首长兼任，或以女干部接充。参谋人员及各部之科员、干事、文工团员亦大量调往战斗部队工作。虽然我们想尽各种办法，抽出一切可能抽出的干部前往战斗部队，但仍感不足。[1]各纵队战后的总结和指挥员的回忆录中，也一致认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是极为艰苦和空前残酷的。四纵的战役总结说：“此一时期，经历时间之长，战斗类型之多，情况之艰苦复杂，战斗之激烈频繁均较前期为甚。”而华野各部队都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发扬了英勇顽强、艰苦奋战的作风，贯彻“即打即补”的原则，开展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立功运动，“因而部队经常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意志及坚强的战斗力，经得起伤亡，经得起连续战斗和残酷战斗的考验。”[2]《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二）歼灭黄维兵团（1）1毛泽东在设计淮海战役作战方针时，就设想这次战役是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协同作战。10月22日，中野占领中原重镇郑州。24日开封国民党军也弃城而去，毛泽东又构思了一个新计划。25日他指示陈邓：“你们不要去开封，也不要去商丘附近。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以你们全军四个纵队十一个旅(只留九纵一个旅守郑州，秦基伟率九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如那时孙元良好打，亦可向北打孙元良。如黄维跟踪东进，亦可回头打黄维。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在你们到达蒙城以前，敌人亦不知道你们究竟要打哪一点。”[1]组织一场大战役，战前的筹划犹如在棋盘上布局。部队动起来就是千军万马，选择一个最佳的集结地点非常重要。如果战斗打响后再调动部队跑几百里，必定延误战机。陈毅、邓小平考虑再三，当天复电军委：“第一步集结地点建议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由郑州到达上述地区约十天。……挺进淮南，非到万分必要以不采取为好，因为该地区狭小，滨湖、山地则缺粮缺水，大兵很难机动，同时对部队情况亦不适合。现在鞋袜、棉裤、帽子、绑带尚未补齐，财政上毫无准备及辎重不能携带。……总之实行此着，我们很难打到仗，而且可能有较大的消耗。”[2]邓小平吸取了跃进大别山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向军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毛泽东向来尊重野战军指挥员的意见，26日他复电陈邓，[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5页。《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1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同意中野的方案。27日，陈毅、邓小平随四纵指挥部离开郑州，沿陇海路东进，一、三、四纵主力经开封南下，奔赴淮海战场。粟裕到达华野前方指挥部后，得知中野不出淮南，而是与华野配合作战，于31日请示军委：“淮海战役当遵令于（11月）8日晚同时发起战斗，但不知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8日晚发起战斗，请陈邓复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毛泽东指示陈邓、粟裕、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1]刘伯承当时在豫西指挥牵制黄维、张淦兵团的任务，得到将举行淮海战役的通知后，于5日动身，乘坐吉普车从宝丰出发，会合陈邓。11月6日夜，华东野战军大举南下，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中野主力向陇海路商丘、砀山以南挺进。驻商丘的邱清泉兵团已向徐州收缩，留下刘汝明的55军181师担任后卫掩护。邱清泉一贯牺牲别人保全自己，在物资基本撤完时，就命令5军工兵将砀山以西的铁路桥炸毁。181师撤离时没有火车坐，只好徒步行军。6日夜181师到了虞城县境内陇海线上的小站张公店(今张公房)，被中野一纵抓住。一纵司令员杨勇决定乘其立足未稳，迅速实施分割围歼。181师师长米文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7日清晨派老百姓给胡庄的解放军送来一封信：“驻地友军鉴：南面不断打枪，究系匪军捣乱，抑或与我部发生误会，望告师部。”一纵根据181师的通报，当天包围张公店。8日，友邻三纵、九纵一部配合一纵发起攻击。181师被全歼，米文和以下6000人被俘。[2]11月10日，刘伯承赶到永城以北的中野指挥部，与陈毅、邓小平会合。这时，陈邓接到毛泽东的指示：“你们主力是否已达宿县附近，并开始向宿县攻击。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6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9年初稿。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等部，切断徐蚌路。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至要至盼。”[1]11日夜，刘邓陈在安徽境内的临涣集召集各纵队领导会议，邓小平政委强调：夺取宿县，对配合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防止徐州之敌南逃，阻击东援的黄维兵团，都有重大意义。我们占领了宿县，控制了徐蚌两侧地区，就有了战场，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黄维。他命令各纵必须全力以赴，不惜代价地坚决夺取战役的胜利。[2]12日，中野三、四纵冒着大雨行军，分别进至宿县、夹沟沿线。这时，孙元良兵团奉徐州“剿总”命令，正由宿县向徐州撤退途中。宿县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津浦线上，扼南北交通要冲。它是徐州“剿总”的后方补给基地，囤积了大量武器、军火、被服等军用物资。宿县城墙高大坚固，环城有宽阔的护城河，易守难攻。但孙元良兵团北上后，留守宿县的国民党军战斗力并不强。11月12日，中野三纵炸毁了铁路桥，切断了徐州与宿县的交通。司令员陈锡联和阎红彦副政委带领各旅的旅长到前沿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明确各旅的任务。当天晚上发起攻击，经过一天战斗，夺取火车站，完成了对宿县的包围。15日三纵总攻宿县。国民党军因番号繁多，指挥不统一，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很快被各个击破。16日凌晨，宿县战斗结束。三纵俘虏国民党官兵12000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解决了中野的急需。与此同时，张国华率豫皖苏独立旅和豫西军区部队攻占固镇。中野控制了宿县至固镇间100公里的铁路线，切断了徐州与蚌埠的联系。中野占领宿县，对华野集中力量歼灭黄百韬兵团是一个有力的保障。11月23日毛泽东给中野、华野指挥员的贺电中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88页。陈锡联：《截断徐蚌线，会战双堆集》，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认识)。”[1]2完成攻占宿县的任务后，中原野战军的主要任务就是阻击东进的黄维兵团。黄维兵团是华中“剿总”白崇禧手下最强大的兵团。其前身是整编第18军，原来辖整编11、3、10三个师，军长是胡琏。整编11师是胡琏的骨干部队，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组建机动兵团时，将整编师升格为军。11师为18军，3师为10军，10师为14军，后又调入85军，并配属第4快速纵队。这样，黄维兵团共有4个军、一个快速纵队，总兵力达12万人。当兵团组建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司令官一定是胡琏的。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在用人问题上大搞任人唯亲。白崇禧不喜欢胡琏，陈诚则推荐自己的亲信黄维，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黄维是黄埔一期，曾到德国留学。1938年任18军军长，是胡琏的上级。抗战结束后任武汉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当任命黄维为第12兵团司令官的命令下达后，18军上下舆论哗然。胡琏的部下愤愤不平，胡琏本人也撂挑子不干了，18军军长杨伯涛也称病住院。黄维为了笼络人心，上任时就表示：他与共军作战是外行，这次来当司令官是过渡，几个月就走，司令官还让胡琏当。兵团组建之始，内部就矛盾重重。[2][1][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63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二）歼灭黄维兵团（2）《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11月8日，黄维兵团奉命向徐州进发。部队由河南驻马店、确山出动，集结之后按照指定路线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前进。这一带没有铁路和公路干线，而且要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浍河等大小淮河支流。一个庞大的兵团，带着众多榴弹炮、战车、卡车和辎重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军，又要架桥渡过一道道河流，其艰难可想而知。当黄维兵团到达安徽蒙城时，已是11月18日了。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刘邓陈，严令中野二纵、六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15日前赶到黄维前头，阻止黄维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不得误事”。要求豫皖苏分局书记宋任穷动员一切力量，破坏桥梁道路，迟滞黄维兵团的行动。此时，中野二、六纵正在日夜兼程地急行军。二纵走的路是最长的。从9月到11月初两个月间，他们在中原牵制张淦兵团，刚结束了长达3000里的行军。11月6日接到刘伯承司令员的命令，要二纵以急行军速度超越黄维。部队再次上路，进入淮北地区后，天气突然转冷。部队极度疲劳，干部战士体力衰弱，生病的很多。13日二纵到达鲁台集，豫皖苏军区为他们补充了棉衣和鞋，有些棉衣是军区干部战士从自己身上脱下来送给二纵的。二纵继续前进，18日夜终于赶到蒙城以北小涧集、西阳集，协同一纵参加堵截黄维兵团的战斗。二纵的顽强作风受到中野首长的高度评价。中原局11月20日给军委的《两个月综合报告》中说：“二纵于戌(11月)初破击平汉路后，经过大别山北移。虽然部队无菜钱，尚未穿上棉衣，日行十几里以上的急行军，实甚疲惫，但仍遵守时间，不误行动，沿途纪律很好，给大别山人民以极好的影响。”淮海战役开始一周后，整个战局变得复杂起来。在徐州以东，粟裕指挥华野主力两面作战，一面逐步压缩碾庄包围圈，争取全淮海战役总前委，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歼黄百韬兵团；一边顽强阻击东进的邱清泉、李弥兵团。在徐州以西以南，刘汝明兵团重占固镇，黄维兵团已到阜阳。中野一方面要配合华野阻击由蚌埠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一方面要集中主力堵截黄维兵团与徐州“剿总”会合。任何一个方向搞不好，都会造成战局的恶化。11月16日，毛泽东指示两大野战军统一行动，由刘、陈、邓、粟、谭组成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11月18日，黄维兵团进至蒙城。先头部队18军11师迅速控制了涡河南岸。这里地形平坦，国民党军发现北岸有共军构筑的工事，即进入战斗状态。当天，18军向中野一纵发起攻击。一纵只有两个旅的兵力，依托涡河北岸顽强阻击。原打算阻击三天，但是情况出乎意料。涡河河水不深，可以徒涉的地点很多，沿岸还有不少桥梁。解放军很少打阵地防御战，在“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面前表现出明显的弱点。黄昏，18军11师开始在蒙城以西强渡，被一纵8团击退。18军转换地点，以一个营兵力在上游八里处二次强渡，占领北岸的黄家。一纵多次组织反击没有奏效，改为扼守阵地。21日，黄维令14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一纵板桥集阵地猛攻，并用重炮和火焰喷射器摧毁解放军阵地。一纵以劣势武器顽强防御，阻击了整整一个白天。黄昏后才向五沟集以北转移。初次打阵地防御，一纵缺乏经验，付出很大代价。他们后来总结说：“对优势敌人防御，除预先构筑工事外，必须是梯阶纵深配备。由于发现敌有从蒙城以东迂回企图时，则于18日晚将1旅主力调往双涧集对岸。结果仍变成一线，使敌突破一点，既无纵深又无反击力量。敌突破黄家后，使我沿河北之全线失掉作用，被迫转移到第二线。……漫长的河流，尤其是劣势对优势敌人与能徒涉的河流，要想根本不让其突过河是不可能的事。特别像18军(那样)有战斗力和携带渡河器材的敌人。在防御中，对河流依靠只能是有一定程度，防御配备上同样不能过宽。此次涡河北岸防御以不充实的2旅(不足2500战斗兵)担任30里正面防御，结果处处设防，处处薄弱。”[1]黄维兵团虽然渡过涡河，但四天只前进了30公里。18军军长杨伯涛感到这次共军作战与以往不同。他认为：“过去解放军一贯采取避实击虚、侧击、不意袭击，变化多端的运动战方式，这次对我军北进则采取迎头堵击，利用河川障碍有利地形，设置整然的防御阵地，涡河以北俱发现解放军在构筑阵地，堡垒式的坚固掩体星罗棋布，这样规模前所未有，似有大打硬仗之势，以主宰战场。”他向黄维建议：应迅速调整部署，站稳脚跟，以应付严重情况。黄维接受了他的意见，拟定了“核心机动”的作战计划。即“以蒙城为核心，构筑坚固工事，囤积弹药，把触角远远地伸出去，同解放军保持接触。把拳头抱起来，瞧准目标再打下去”。他命令各部互相策应，如此逐次跃进，稳扎稳打。整个兵团抱成一团，滚动前进，让解放军抓不住空隙，无法分割歼灭。当时吴绍周的85军还在后面，黄维命令各军在蒙城等几天，待85军靠拢后再前进。[1]毛泽东起初对战役形势的估计相当乐观，他在18日给刘邓陈的电报中说：“敌在防御时，虽尚有相当战斗能力，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我军抓住敌人这个弱点，可以分离敌军各部，给予各个歼灭。”他指示中野“一纵在蒙城、宿县间作正面防御，以二、六纵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后尾，只要能歼其二三个师，就可停止其前进”。以九纵对付刘汝明，以三、四纵加华野一纵对付李延年。“应尽一切努力，控制徐蚌路一段与我手中，务必隔断南北两敌，使之不能会合。”[2]毛泽东的指示使刘邓感到为难，当年中野为了挺进大别山，在过黄泛区时舍弃了绝大部分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的过程中，部队始终没有得到补充，兵员装备都不足，战斗力大受影响。现在要与拥有坦克、大炮的国民党机动兵团打正规战、阵地战，是非常困难的。19日刘邓陈复电军委：“以我们现有六个纵队，单独对付两路大军困难颇多，如取正面防御，必须分散兵力，不能歼敌，且仍有一路透过增援徐州之危险。如采取机动作战，不受保障徐州作战之限制，则可逐个歼敌，但对粟陈张作战不无影响。《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二）歼灭黄维兵团（3）如果实行钳制黄维，打李延年五个军，至少须五个纵队，但以一个至两个纵队防御黄维均无把握。”他们建议：只以中野九纵与李、刘兵团五个军周旋，集中五个纵队先歼黄维一两个军，再协同华野对付李延年。此时，华野主力总攻碾庄的战斗已到最关键时刻。鉴于华野部队已相当疲惫，“刀锋似已略形钝挫”，刘邓陈认为想同时歼灭黄百韬、邱清泉和李弥三个兵团是不实际的。19日他们再次致电中央军委，决心先打黄维。毛泽东采纳了刘邓陈的建议，20日指示华野：“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对李延年兵团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中野无法派兵。”粟裕等20日复电：“我们完全同意刘邓陈指示，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三个纵队，协助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他们从碾庄前线撤下六纵，令其急行军南下至安徽固镇，接替秦基伟的中野九纵阻击李延年兵团，使九纵可以西去参加对黄维的作战。一纵在涡河虽然没有挡住黄维，却为中野争取了宝贵的四天时间。刘邓审时度势，决定在浍河阻截黄维兵团。中野后来的总结追述：“当时因敌进攻正面很宽，我一纵队防御纵深薄弱，且我军主力尚未赶到，更兼涡河、淝河间地区狭窄，不便大军作战。故我决定在淝河、浍河之间歼灭敌人。21日我主力全线转移至浍河北岸布阵，各纵队只以小部队接敌进行移动防御，以求消耗迟滞敌人，创造战机。”一纵在五沟集、二纵在白沙集、三纵在孙集、四纵在南坪集、六纵在曹市镇、九纵在蕲县集，各纵赶挖工事，纵深配备，严阵以待。[1]蒋介石因碾庄形势紧急，严令黄维兵团迅速东进，夺取宿县。黄维不敢怠慢，他不待85军赶到，就命令10、14、18军行动。22日，黄维兵团先头部队到达浍河南岸。侦察部队报告在前方南坪集至孙集一线发现共军主力的阻击阵地。黄维指示18军占领南坪集，强渡浍河，打通前往宿县的道路。18军军长杨伯涛以118师为主攻，11师为助攻，配备榴弹炮营、重迫击炮营的强大火力支援。23日拂晓开始攻击。118师对南坪集的进攻采取炮兵、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据四纵战后的总结说：国民党军“攻击前以坦克由正面及两侧接近我阵地，发现我阵地之薄弱部分后，即引导步兵前进。坦克进至我阵地前百米以内，对目标明显的阵地(大部为我机枪阵地)行依次逐个摧毁射击。步兵接近后坦克即转至我侧后封锁交通，拦阻我出击部队，并由侧后向我前沿阵地射击。但发现我爆炸物、燃烧物或伪装阵地，则不敢前进，而行迂回运动。遇我浅窄单线之交通壕，即将积土推至壕内超越而过。但对我较复杂宽深之交通壕，则一般不敢轻易突入，只作火力摧毁”。“其步兵攻击精神极差，与坦克协同不好。往往经过坦克几次接引，才敢前进。前进时队形密集，行动迟缓；坦克掩护进入我阵地后，又多人猬集一处，发展极慢。遇我反冲锋，只以火力射击，不敢肉搏。”四纵依照司令员陈赓的指示，不是采取单线防御，而是根据地形，选择要点，形成周围百米的三角形阵地。以机枪为骨干，各阵地之间以交通壕相连，在前沿形成浓密的交叉火力网。阵地前数十米设置燃烧爆炸物(地雷、炸药包等)。当敌军突破阵地时，立即组织短促有力的反冲锋，歼灭突入之敌，夺回阵地。[1]23日一天，中野四纵在南坪集顽强阻击18军，战斗进行得残酷激烈。18军军长杨伯涛亲自指挥20辆坦克，分数拨向四纵阵地冲击，国民党军的榴弹炮也把南坪集打成一片火海。中野四纵在司令员陈赓指挥下坚守阵地，在缺乏重武器的不利条件下，与国民党军展开近战。当坦克突破正面阵地，解放军就出动小部队迂回到两侧，打退国民党步兵进攻。用炸药包、集束手榴弹打坦克，或点燃预先堆好的柴草，迫使坦克退回。18军118师攻到黄昏，两个团遭受重创，仍然无法突破南坪集。黄昏前杨伯涛命令11师在侧面的李庄强渡浍河。四纵两侧防线比较薄弱，被11师突破。但当时天色已暗，国民党军怕解放军夜战，又退回对岸，夜晚，杨伯涛命令工兵架桥，实行偷渡。国民党军悄悄过河，迅速展开占领滩头阵地，却发现解放军早已撤走，不知去向了。3原来，刘邓改变部署，为黄维设置了一个大口袋，等他钻进来。23日夜里刘邓陈致电华野粟陈张：“我决心放弃南坪集，再缩到南坪集十余里处布置一个囊形阵地，吸引18军过河展开，而以四、九纵吸住该敌，并利用浍河割断其与南岸三个军之联系。同时于明夜以一、二、三、六纵及王张纵向浍河南岸之敌出击，求得先割歼其两三个师。”电报指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因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外，请粟陈张再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1]这时，华野主力结束了碾庄战斗，全歼黄百韬兵团。部队经过连续十几天的战斗，非常疲劳。23日，毛泽东致电中野、华野领导人，祝贺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伟大胜利。同时告诫他们：徐州方面敌军尚有50个师的兵力，“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三个月至五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的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夫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三个月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至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左右、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在电报中最后说：“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新的大胜利。”[2]毛泽东的指示显示了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到底的决心。也使华野指挥员放弃了打一仗歇一歇的思想。中原野战军在战役第一阶段成功地攻克宿县，阻截黄维，配合了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现在，中央军委要求消灭黄维兵团。24日，军委电告刘陈邓：“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相机处置，不要请示。”军委赋予总前委指挥全权，避免因电报往来贻误战机，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11月24日，黄维兵团渡过浍河，向宿县攻击前进，逐渐进入中野预设的袋形阵地。这天，18军派出的便衣侦察人员报告：宿县公路上发现共军大部队运动。11师的先头部队在浍河以北的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并发现共军的大纵深阵地。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他们的侧后，有形成包围的态势。85军军长吴绍周也告急说蒙城被共军占领，兵团的后路已被切断。黄维意识到情况严重，当天晚上召集各军军长开会。《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二）歼灭黄维兵团（4）介绍情况后，黄维说：“兵团的任务是打到宿县，与徐州杜聿明会合。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打法，才能完成任务?”杨伯涛说：“兵团所处境地，形势非常严重！共军大军云集，布置了天罗地网，有意识地放弃涡河、浍河。现在我们已经陷入圈套，但还没有到四面被围的绝境，还有相当的主动权。如果按照国防部和刘峙的瞎指挥，不加灵活变通地闯下去，那就是死路一条。”他建议趁东南方还没有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西南靠拢。南坪集到固镇只有80里，急行军一夜就可赶到。到固镇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黄维初任兵团司令，不请示国防部就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负重大责任的。他迟迟下不了决心。到后半夜，才下达向固镇转移的命令。杨伯涛接到黄维的命令一看，上面说要14军由南坪集东南到浍河南岸，85军到南坪集，掩护10军和18军转移。10军和18军与共军脱离接触，10军沿浍河南岸向固镇前进，18军由双堆集向固镇西北的湖沟集前进，兵团部随18军行动。他感到这个命令真是莫名其妙。两个战斗力差的军上去掩护两个战斗力强的军撤退，完全是浪费时间。10军和18军完全有能力自己撤下来，14军和85军原地不动，同样可以稳妥地掩护兵团转移。杨伯涛虽然不满，还是按照命令将浍河北岸的部队迅速撤回南坪集，集合好队伍准备向双堆集进发。25日早晨他到兵团部请黄维下命令开始行动，黄维神态焦急地说：“兵团转移的命令让一个参谋给吴绍周送去，结果连人带吉普车都失踪了。正派人寻找，等一等再说。”杨伯涛认为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重要的是部队赶快行动，不要等着挨打。但是黄维在这紧要关头，既不进也不退，就在南坪集干等。整个兵团部队荷枪列队等待，心急如焚。[1]就在黄维召集会议的24日夜晚，中原野战军从各个方向开始了包围12兵团的行动。在黄维兵团西边，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迂回至黄维兵团背后的双堆集。浍河北岸的中野四纵、九纵和豫皖苏独立旅进攻南坪集。位于蕲县集的中野十一纵由东向西攻击。华野南下参战的各纵队则兼程前进，集结于蕲县集、桃园集地区，切断国民党军向固镇的去路。25日凌晨，中野二纵在向双堆集行军中俘获一名国民党军官，缴获吉普车一辆，就是黄维派往85军传达命令的参谋。缴获了黄维的命令，刘邓了解了国民党军动向，各纵队加快行动步伐，向黄维兵团扑过去。[2]黄维在南坪集干等了一个白天，不见参谋的音信。到25日16时才命令各部开始行动。到了双堆集，已是日暮黄昏。本来可以夜间继续行军，甩掉解放军。但是兵团的战车和上百辆卡车行动不便。这一带没有像样的公路，战车和卡车都是在田野中行驶。白天还可以横冲直撞，到夜间水沟洼地都成了障碍，动弹不得。于是黄维决定在双堆集宿营。没想到这一住下来，就再也跑不掉了。黄维的撤退部署被事实证明是自乱阵脚。14军本来可以直接向双堆集转移，却奉命去浍河南岸掩护10军撤退。27日14军接管10军阵地后，布防尚未完成，中野各纵队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冲杀过来。解放军自东、南、西三个方向，向黄维兵团实施钳形合围。据四纵战史记载：“27日，本纵队发现敌以密集队形向东南移动，当即根据战役指挥首长对敌实施突击的指示，以10、11、22三个旅及第九纵队一部由南坪集至东坪集之线向敌侧背猛烈突击。此时，敌14军担任左翼，该敌在我突然打击下，措手不及，仓皇败退。我连续攻占王庄、丁庄、罗庄等十余个村庄，将敌14军之部署完全打乱。并歼其指挥所，生俘其军长熊绶春、参谋长梁岱(熊、梁二敌被俘后，又在战斗混乱之际乘机逃跑)。但因本纵队对情况判断错误，当发现敌军密集移动时，误以为敌全线溃退，因而使各旅突击过猛，部队拥挤，陷于混战，无法统一指挥。尔后又因受敌纵深炮火及坦克的拦截和反击，致造成很大伤亡。然而本纵队这一突击行动毕竟是适时的、适机的，它有力的打击了敌军的突围企图及其士气。”[1]27日的混战，原14军参谋长梁岱回忆：“兵团命令以未接战的14军、85军分别在浍河南岸南坪集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正在激战中的10和18军脱离战场。这一来，所有四个军，谁的头上都着了火。要脱的未能脱，要走的不能走，几乎全兵团都与解放军胶着在一起了。14军本来是可以先走的，但此时却奉令担任掩护，仓促布防，阵地未稳，解放军已涌入，先我一步渡过浍河南岸，抄袭了14军右翼。当时我在浍河南岸前线指挥所，看见解放军由后面包抄过来，前线部队不支，纷纷向后溃退，顿时乱作一团。本来14军是掩护10军和18军后撤的，这时被解放军打得七零八落，反而要依靠他们来掩护和收容了。我在这次混战中，被解放军俘虏了。”他谎报自己是书记官，被释放后又回到14军。军长熊绶春见梁岱死里逃生，抱着他哭了一场。[1]解放军在追击中也发生了混乱。四纵的总结说：“当时对整个情况判断，误认为敌已全线溃退，认为一、二日即可解决战斗，敌已丧失战斗力等，故作毫无顾忌之追击。”在追击过程中，“各级干部不能掌握部队，形成建制紊乱，无一定攻击目标，到处乱撞乱碰。又与友邻部队挤在窄小地区内，形成大乱战局面，并不断发生误会。通讯联络中断，上下情况不明。部队十九时出击，直至二十四时始和我前指通话。前后整日无联系无指挥，纵队找不见旅，旅找不见团，团找不见营，各自为战，互不相关。因急进混乱，使后续部队及重火器失去联络，重火器亦因飞机轰炸不能前进。先头部队亦未赋予必要的重火器，遇敌有工事与有组织的抵抗，即无法克服，造成重大伤亡。”[2]到11月27日，中原野战军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堆集东西15里、南北4、5里的狭小地区，形成了合围。双堆集地处淮北平原，在北淝河与浍河之间稀疏地分布着十几个小村庄。双堆集南北有两个小土岗，一个南边的叫尖谷堆，北面的叫平谷堆，双堆集即以此为名。时值秋收过后，这里是一片毫无遮蔽的平原。村子里只有土墙茅草盖的小房，老百姓早已跑光。当地不仅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燃料和牲口饲料都极为困难。惟一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是，开阔的地形便于他们发扬火力。4黄维虽然被包围，但他尚未惊慌失措。12兵团毕竟是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用汽车构筑的防线的精锐部队，重武器多。黄维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构筑环形集团工事，以坦克、火炮、轻重机枪组织层层火力网，使解放军无法将其分割歼灭。他们自称这是“硬核桃战术”，让共军啃不动，吃不掉。解放军观察黄维兵团阵地情况是：“淮海地区村落尚称稠密，但颇不均匀。双堆集附近西部村庄稠密，西南部则较稀散。地形低洼，挖一公尺即可出水，土工作业相当困难。村庄都很小，且多为数户至十余户，分散独立互不连贯之家屋组成。敌即利用此筑成防御核心，火力互相交叉，村与村亦均能火力联系。村中树木均为敌砍作鹿砦，村南部大多有水池，村周皆有洼沟环绕，形成自然战壕。村四周平坦开阔，不易接近。”[1]黄维不想在双堆集坐以待毙，经与南京方面联络，26日得到总长顾祝同指示：“贵兵团应不顾一切，以全力向东攻击，击破当面之匪，与李(延年)兵团会师，俾利尔后之作战。”当天下午，黄维将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等召到兵团部，部署突围。廖运周痛快地请求打头阵，黄维非常高兴，着实夸奖了廖一番。他根本没想到，廖运周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二）歼灭黄维兵团（5）廖运周是黄埔五期，1927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110师前身是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1947年师里就成立了地下党组织，与邓小平政委保持联系。此时廖运周等认为起义的时机已到，连夜派人去与解放军前线部队联系。110师的正面是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政委杜义德听说110师来联系起义，非常高兴。立即将这个消息汇报给刘邓首长。并为110师画了行军路线图，规定了联络信号，派了向导，保证起义万无一失。27日晨，廖运周率领110师的两个团从双堆集出发，向解放军指定的大吴庄前进。两小时后，他们顺利通过中野六纵阵地，起义圆满成功。110师通过后，解放军立即封锁了通道。黄维不断用电台询问情况，回答都是“沿途畅行无阻”。[1]跟进的国民党军在突围时遭到中野六纵的猛烈阻击，全被打了回来。黄维还奇怪110师是怎样突出去的，为了妥善安排好110师官兵，刘邓首长命令对起义的事保密三天。当12兵团得知110师起义的消息，士气大受打击。军长、师长们都上下猜疑，互不信任。黄维把85军军长吴绍周请到兵团部居住，名为照顾，实为监视。廖运周起义极大地鼓舞了中原野战军的士气。各纵队不失时机地向黄维兵团发起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11月27日刘邓陈给军委的电报中乐观地估计，“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但是实际情况并非想像的那么容易。黄维兵团依靠优势的火力顽强抵御，而中原野战军重武器非常缺乏，战斗力最强的一纵仅有三门山炮。无法压制国民党军火力，攻击不能奏效。中野后来在总结中说：“从11月25日到12月2日这七天，一方面是我们逐步压缩敌人，完成严密的封锁包围阵地，一方面是敌人调整部署收缩成了纵横十华里地区极坚固的防御阵势，在最初两天，我们对敌人战斗力的消耗和混乱的状态估计过高，对敌人防御坚强能力估计不够，故在作战上，实行了过于猛烈的突击，我们的伤亡这两天也最大，而收效则甚小。”[1]根据这种情况，刘邓陈决定改变战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但是战役的时间要延长，不可能速战速决。在淮海战役中，集中优势兵力的战术原则一方面体现在人数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武器上，即以优势的炮火压制对方的火力，为步兵的攻击提供保障。二者缺一不可。中野顺利地完成了对黄维兵团的包围，由于火力不占优势而无法达到迅速歼敌的目的。在这方面，中野与华野的实力有明显的差距。作为指挥员，粟裕是深有体会的。他在淮海战役总结中说：“有些同志认为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多少天未打下，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忘记了：中野最先担负了外线出击的最艰苦的任务，我们同志忘记了人家的装备，人家的情况。在消耗方面来说，我们打杜聿明，打手榴弹很少。中野打黄维兵团，打了很多手榴弹，每门炮只打几发炮弹。而我们打杜聿明，几乎用炮火推平村庄，一个村子打几千颗炮弹和成千成万斤炸药。中野一个纵队只有一两万人，而我们华野每个纵队至少有两万人。敌18军比5军强，不弱于74师，而10军、14军、85军也都不弱，以中野那样的装备，消灭最强的敌人，是不容易的事情。人家发挥了我军作战的长处，我们应该向人家虚心学习。”[2]毛泽东关注着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11月29日他指示刘邓陈：“从敌人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击，准备以十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66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30日他命令华野：“七纵炮兵已[1][2]二野司令部：《淮海战役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1949年9月。粟裕：《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1949年六大任务》，《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55页。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惟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12月4日他又指示刘邓陈：“打黄百韬和打黄维两次经验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中野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坚决持久围歼敌人”的方针，采取稳步的攻击作战，攻占一村，巩固一村，构筑坚固的攻防阵地，与国民党军斗战术，斗技巧，同时等待华野的炮兵和增援部队前来参战。蒋介石见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徐州三个兵团南下受阻，蚌埠的两个兵团又不能北上，黄维兵团日益危急，28日将杜聿明召到南京商量对策。杜聿明见到顾祝同说：“目前挽救黄维的惟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与共军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也危险。”他提出了放弃徐州，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西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的方案，得到蒋介石同意。11月30日，徐州国民党军开始撤退。12月1日，华野首长得知杜聿明集团已放弃徐州，粟裕立即下达命令：以一、三、四、八、九、十二纵、两广、鲁中南纵队向永城、萧县急进截击，十纵经宿县向永城进发，渤海纵队占领徐州。一场围追堵截杜聿明集团的行动开始了。华野九个纵队不顾敌机的扫射轰炸，不分昼夜沿着公路急进，追赶敌人。九纵走在最前面，12月3日拂晓，九纵先头部队在陈官庄以西超越了敌人。跟进的部队于3日夜占领薛家湖、芒砀山，切断敌军西进的去路。4日，华野各追击纵队陆续赶到，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3日，蒋介石派战地视察官李以到蚌埠，要李延年、刘汝明集中力量北进，救出黄维兵团。李、刘兵团战斗力不强，根本没有信心。刘汝明说：“尽人力以听天命。”李延年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什么可说的?我看，围是解不了的。”蒋介石惟恐他们不肯出力，特派自己的次子蒋纬国(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亲率战车2团到蚌埠以北的曹老集、鲍集前线，配合李延年兵团行动。蒋介石勉励蒋纬国，要他像当年淝水之战那样以少胜多。这样，淮海战役的大局面为之一变。华野、中野在淮北平原相距60公里的区域内包围了两个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蚌埠北上的援军距离黄维兵团也只有40公里。12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对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和李延年兵团分别采取攻歼、围困和阻击的不同方针。在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刘伯承司令员随手将口杯、砚台、电报纸摆成三堆，对参谋们说：“这就像我们面临的三股敌人。军委电令我们吃掉已围的黄维兵团，围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阻住北上的李延年兵团，这叫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要保证挟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再歼灭杜聿明、李延年。”能否歼灭黄维兵团，就成了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1]5从11月28日中野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到12月5日总攻之前，双方的战斗进行得相当激烈。陈赓的四纵从11月30日起，对双堆集以北的沈庄、李围子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攻击，四天未能拿下。据四纵后来总结说：国民党军阵地布防比较严密，火力运用合理。“当我进行火力准备时，敌人火器及部队进入隐蔽部躲避。待我火力停止射击或延伸射击时敌再进入阵地实行射击，常以数挺机枪封锁我突击路口，当我突击队进至敌鹿砦附近时，各火器一齐开火，用短促交叉的火力逆袭杀伤我突击部队于其阵地前。其火焰喷射器亦向我突击队喷火。”解放军“准备不充分，因急求解决战斗，未构筑交通沟与抵近工事。第一次攻击沈庄、李围子使部队在400公尺的平坦开阔地上向敌冲锋，部队伤亡很大”。[1]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在严酷的军纪监督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顽强。《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二）歼灭黄维兵团（6）如14军命令各部与阵地共存亡，否则以军事连坐法惩办。因此迫使士兵逐沟逐堡地顽抗，不敢轻易放弃阵地。即使逃走，其他阵地的国民党军一律不许其进村。如中野九纵突破小张庄后，国民党军一个连逃到旁边的张围子，但因不准进村，他们只好停在野外，直到被解放军全部消灭。所以中野政治部在总结中说：“敌人在最初阶段上，连、排、班长对士兵的控制较严，打的也较为顽强，政治攻势在这时成效很小。每一据点的攻破，几乎极大部分敌军官兵非伤即亡，活捉的很少。”原来的优待俘虏政策无法执行，迫使解放军提出“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没有活的也行”和“给敌人毁灭性打击”等口号。这些又增加了战斗的激烈和残酷程度。[2]在缺乏重武器、火力不如国民党军的劣势条件下，能不能消灭敌人?刘邓指示部队多动脑筋，扬长避短，与国民党军斗战术、斗技术。双堆集地区地形开阔，最利于国民党军发挥火力的优势。如何避开火力封锁，突破前沿阵地，是克敌制胜的关键。11月27日，中野九纵27旅在攻击小张庄战斗中，有三个战士冲到国民党军鹿砦前，遭到火力压制，上不去下不来。为了隐蔽自己，他们就地挖起坑来。先将卧射掩体挖成跪射掩体，再挖成立射掩体，再将掩体用壕沟连通，居然在前沿坚持了一天。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很受启发，利用夜间开始了大规模的近迫作业。各连连长背着石灰口袋匍匐前进，战士们顺着白线一个接一个跟在后面爬行。到达距离国民党军阵地几十米处，战士们先卧着挖，再跪着挖，然后站着挖，到天亮时，各连都挖成了通向国民党军阵地的交通沟。攻击开始后，突击部队在炮火和重机枪掩护下突然跃出壕沟，出现在阵地前沿，很快完成了突破。经过一天战斗，九纵攻克小张庄，歼灭10军一个团。邓小平政委表扬了九纵的攻坚战术，号召全军推广。[1]中野司令部将其总结为“依托壕堑前进，沿着交通沟发展，掩护连续爆破，先剥皮后挖心”的新战法，在各纵队普遍运用起来。这种战法使黄维兵团受到致命打击。杨伯涛回忆：“解放军没有硬拼，而是机智地采取了掘壕前进，近迫作业的沟壕战术。一道道的交通壕如长龙似的直伸我军阵地边缘。然后利用夜暗，调集兵力进入冲锋准备位置，在炮兵火力配合下，一声号令，发起猛烈的冲锋，当者很难幸免。这样使我军拥有火力的优势，无从发挥。在人力方面，我军是被动挨打，士气低落，而且战斗伤亡一个就少了一个，没有补充，远不如解放军拥有广大的后备力量，可以源源补充。这在第12兵团是致命的劣势。”为了弥补火炮不足的弱点，中野部队在围歼黄维兵团战役后期，普遍使用了一种土造的“炸药发射筒”。这是依据民间烟花爆竹的原理，用空汽油桶改造成筒身，内置炸药包。筒身下用铁管制成发火装置，点火后如同迫击炮一样将炸药包射出，在百米外落地爆炸。一个炸药包可以摧毁一个地堡，并震塌附近的工事。邓小平政委在1949年1月3日致军委的《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总结》中说：“因我炮火较弱，我们曾大量地使用了土造的炸药抛射筒，收效极大。这种武器须要制式化起来，大量制造，携带亦极方便。”国民党军惊呼共军有了“飞雷”，被炸得魂飞魄散。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解放军将包围圈逐渐缩小。但中野部队也打得十分疲劳，接近极限。眼看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就是吞不下去，刘邓首长和各级指挥员都很着急。秦基伟回忆：“四纵开始的几次进攻不太理想，谢富治政委把旅长们叫来，一个个训得脸皮发黑。他号召干部破釜沉舟，烧床铺草(一方风俗，准备死的意思)。”真是豁上老本了。这时，华野七纵、十三纵赶来参战，加强了中野的力量。12月5日十一时，刘陈邓下达了对黄维兵团总攻的命令。12月6日16时，总攻黄维兵团的战斗打响。以中野四、九、十一纵及豫皖苏独立旅、华野特纵炮兵一部组成的东集团，由四纵司令员陈赓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东地区进攻；以中野一、三纵，华野十三纵和特纵炮兵一部组成西集团，由三纵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西地区攻击；以中野六纵、华野七纵和陕南军区12旅组成南集团，由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南地区攻击。被包围10天后，黄维兵团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2万人的粮食，近2000头骡马的草料，一百多门重炮、上千挺机枪、数万步枪、冲锋枪每天消耗的弹药，不下上百吨。出发时带的物资只够兵团使用五到七天，最初战斗时不计消耗，拼命地打，几天后即弹尽粮绝，全靠南京空投接济了。黄维在双堆集修了个简易跑道，飞机还可以降落。12月5日，兵团副司令胡琏从南京飞来，传达蒋介石的指示。黄维与胡琏商量，认为只有突围才是惟一的出路。但是要想突出去，一要空军投下足够的弹药和给养，二要有援军接应。胡琏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蒋希望能把黄维和杜聿明两大集团都救出来。9日胡琏又飞回双堆集，传达蒋的决定。黄维感到自己突围没把握，需要与杜聿明一起行动。解放军开始总攻之后，双堆集处于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内，胡琏也跑不掉了。国民党军士气低落，12月10日，防守双堆集外围小王庄的85军23师师长黄子华在解放军争取下，率师部及所属三千余人投诚。黄维的双堆集阵地东南方完全暴露在解放军面前。一天胡琏、杨伯涛在18军军部刚吃完饭走开，一发炮弹落在饭桌上，将收拾碗筷的卫兵炸死。胡琏、杨伯涛吓得躲进掩蔽部，再也不敢出来。总攻的战斗进行得很艰苦，双方寸土必争，形成拉锯战。12月9日，刘邓陈报告军委：“截至现在，我6、7、8三日攻击，已使敌防御体系开始残破，如陈谢集团能于三四天内将双堆集东北之杨围子、杨庄地区攻占，则黄维兵团直属队即完全暴露，尔后作战当更易奏效。敌现集于上千的地堡网内，故我只能稳步钳击，只要交通壕迫近，加上密集炮火，必能成功。”10日陈谢指挥东集团猛攻双堆集东北的杨围子，这里是14军的军部。陈赓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攻击杨围子，10日首先扫清外围，11日拂晓，14军以坦克、步兵向解放军右翼实施反冲击，与四纵在野外肉搏格斗，激战达九个小时。四纵13旅38团有三个连在与国民党军坦克的拼搏中全部牺牲，但是解放军没有退缩，血战到底，终于挫败国民党军的反冲击，将他们打了回去。17时，解放军的总攻开始。密集的炮弹倾泻到杨围子村内，把14军打得死伤惨重。军长熊绶春精神失常，冲出掩蔽部逃命，被炮弹炸死。14军士兵纷纷向村外逃命，被中野四纵包围消灭在野外。当天，杨围子被四纵攻占。14军参谋长梁岱躲在掩蔽部里不动，当了俘虏。在去后方的路上，一位戴眼镜的解放军首长骑马经过，问梁岱是哪个部队的，又问军长熊绶春在哪里。梁岱告诉他熊已阵亡，首长要梁岱留下熊的卫士，吩咐道：“我派人协助你去找，一定要找到，好好埋葬，立个牌，让他家人好查。”熊绶春的尸体被找到埋葬，还立了“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之墓”的木牌。解放军的人道主义使国民党军俘虏都很受感动，后来才知道这位首长就是陈赓将军。梁岱到了后方收容所，接收的干部还认识他。说：“原来又是你，你怎么变成参谋长了?”梁岱说：“上次不敢承认，这次算坦白了吧。”梁岱受到高级战俘待遇，每天有白米饭和肉吃，还保留了一个卫士。过了几天，卫士对梁岱说：“我要参军去了，不能照顾你了。”[1]梁岱大难不死，两次被解放军俘虏，是12兵团中幸运的。尽管已到穷途末路，黄维、胡琏、杨伯涛等还在坚持。双堆集以南的大王庄和尖谷堆，是18军的主阵地。中野六纵和华野七纵于12月10日联合攻击大王庄。解放军把条条壕堑挖到国民党军阵地前，在夜间发起突击，以近战和肉搏把18军挤出大王庄。第二天18军用猛烈炮火轰击大王庄近一小时，然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在坦克掩护下进行反扑。解放军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打坦克，与国民党军一个一个地堡、一条一条壕堑地进行争夺，战斗的激烈和残酷是空前的，双方伤亡都很大，杀了个三进三出。到黄昏时，七纵投入最后的预备队，与中野六纵重新组织进攻，终于攻克了大王庄。中野部队连日苦战，为了消灭黄维兵团，刘邓下了最大的决心，邓小平政委说：只要歼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中野各纵队在总攻中不停地向黄维兵团攻击。但黄维兵团的抵抗相当顽强，国民党空军支援的弹药，使他们能够保持炮火上的优势。中野部队一时还不能结束战斗。总前委研究了形势，决定从华野再抽调部队来加强南集团攻击双堆集的战斗。10日，刘陈邓打电话给粟裕、谭震林，粟谭当天回电：“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该三个纵队可等于两个纵队的战力)，外加一部炮兵，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华野援军和炮兵的到来，为彻底歼灭黄维兵团加上了一颗举足轻重的砝码。《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二）歼灭黄维兵团（7）6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发布《促黄维立即投降书》，指出黄维及其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要求黄维“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但是黄维等拒绝投降。大王庄后面、双堆集东南有个制高点叫尖谷堆，是座25米高的土堆子。黄维兵团的炮兵的观测所就在上边，因此为双方必争之地。12日黄昏，华野七纵部队推进到尖谷堆下，18军军长杨伯涛命令发射毒气弹，解放军被迫后退，当夜没有再进攻。国民党军使用后才知道，所谓的“毒气弹”就是催泪瓦斯弹，并不能致人于死地。国民党的军工厂并没有生产剧毒瓦斯的能力，所谓的“毒气弹”是吹牛的。邓小平政委在战后的报告中也说：“敌人曾多次使用催泪性的瓦斯弹，因为我们曾事先教育部队防毒，使战士们在精神上产生了紧张状态。某部在攻击杨庄时，就因为敌人放毒发生混乱，直到明了其作用不大时才安定下来。”[1]14日，华野三纵以攻坚能力最强的8师归中野六纵指挥，进入大王庄阵地。陈士榘集中了纵队炮兵团和华野特纵的重炮团的火力，压制双堆集。当日黄昏，中野六纵、华野三纵部队对双堆集东北的18军核心工事发起总攻。这个工事由胡琏的骨干部队114师54团守备，该团号称“威武团”。解放军的攻坚部队是中野六纵49团1营(“襄阳营”)和华野三纵23团1营(“洛阳营”)两个英雄部队，来个以硬对硬。18时，解放军集中强大炮火对国民党军阵地进行毁灭性轰击。上百门炮发射的炮弹和火药抛射筒发射的炸药包倾泻在阵地上，近1小时的炮火准备，将国民党军工事完全摧毁。国民党军士黄维被俘兵被打得逃出工事，“襄阳营”和“洛阳营”并肩突击，经过短兵相接的格斗，“威武团”大部被歼。与此同时，华野七纵21师和中野六纵47团在8门榴弹炮支援下，攻占尖谷堆，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和工兵连。18军调上了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向尖谷堆反扑，可以说用上了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也被解放军一一打退，尖谷堆阵地牢固地掌握在解放军手中。[1]尖谷堆的攻克，使黄维兵团的司令部、炮兵阵地、快速纵队的车辆和临时机场完全暴露。胡琏和杨伯涛指挥18军的剩余部队将战车、大炮转移到兵团部附近，收缩阵地。把200辆卡车排列起来，堆上泥土，构成城墙式的防御工事。胡琏把保卫兵团部的警卫营调给18军充当战斗部队，并将逃散的14军零散官兵千余人组织起来补充18军，凡是可以拿枪的人都用上了。对于退却的团长、营长，不问理由，一律枪决。这样还是阻挡不住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解放军的炮火可以直接打到黄维的兵团部，炮弹从黄维、胡琏的头上呼啸而过，落在掩蔽部附近爆炸。黄维、胡琏躲在掩蔽部里一筹莫展。黄维感到再也坚持不下去了，14日呼叫南京方面，表示15日要突围，要求空军配合轰炸。15日九时，空军副司令王叔铭飞到双堆集上空，对黄维说：“不能照计划实施。”黄维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断然处置了。”他和胡琏召来10军军长覃道善、18军军长杨伯涛，命令各部队破坏重武器和电台，抛弃伤员，于当日黄昏开始分路突围。黄维、胡琏求生心切，分头爬上坦克，在11师和战车营掩护下提前行动。他们从双堆集西边打开缺口冲出去后，黄维因坦克发生故障，只好混杂在溃兵中奔跑，被解放军追上生俘。杨伯涛冲不出去，跳入小河自杀，河水冻得他受不了，又爬上岸来，被两个解放军战士架到指挥部里烤火。10军军长覃道善也在乱军中被俘。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比较明智，黄维、胡琏乘坦克先逃，把浮桥压坏。吴绍周乘坐的坦克不能通过，他索性带着参谋长、师长和卫士坐在附近的小庙里，等着解放军来收容。只有胡琏逃到鲍集附近，被李延年兵团部队救起，送到蚌埠，算是漏网之鱼。到16日，黄维兵团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共十万余人全部被歼。[1]从12月4日起，蚌埠北上的李延年第6兵团指挥96军对曹老集发起攻击，54军从左侧迂回仁和集，39军在周家口以西牵制。刘汝明的第8兵团在后面跟进掩护。中野二纵担任固镇以西何集地区防御，华野六纵担任鲍集地区防御。国民党军重点进攻鲍集，蒋纬国率战车2团二十余辆坦克向鲍集阵地轮番冲击，华野六纵依靠当地多河渠的地形，层层阻击。8日以后，豫皖苏军区张国华率地方部队五个团、渤海纵队11师相继赶到，增强何集、鲍集地区防御。解放军顶着天上飞机轰炸，地上火炮轰击和坦克冲锋，顽强阻击12天，三次转移阵地，付出重大伤亡。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付出13000人伤亡的代价，只前进了几十里。还是不能为黄维兵团解围。蒋纬国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是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勇敢牺牲能挽回战局的。”当16日获悉黄维兵团被歼灭的消息后，李、刘兵团连夜撤退到淮河以南。7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以黄维兵团被歼，杜聿明集团被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溃退而结束。歼灭黄维兵团，是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打得规模最大、最为艰苦的战役。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歼灭国民党军10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解放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各纵(不含华野)阵亡及失踪约8500余人，负伤2800余人。由于伤亡太多，部队都经过两三次火线整编。九纵司令员秦基伟回忆:“淮海战役结束后，当地政府发动群众清理掩埋国民党军人马尸体，埋一人尸发高粱5斤，埋一马尸发高粱24斤，张围子群众共得政府发粮万余斤。也由此可见，这股死多活少的敌人是相当顽固的，我们的仗也是打得很残酷的。”[1]虽然打了胜仗，政委邓小平的心情却相当沉重。1949年1月11日他给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中原自10月下旬至歼黄维，作了50多天的加油作战，一般部队都很积极，问题很少。其原因是经过去年8、9月整党，对各级干部教育均大，官僚主义大大减少，干部责任心大大提高。因为干部负责，战士逃亡的也大为减少，在战斗中从上到下均颇顽强。一纵歼181师，三纵攻宿县均能迅速解决战斗。歼黄维时各部均下了最大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消灭黄维的意志一直贯彻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然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但是在总攻的时候，中原各纵伤亡达二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战斗。而在中野各纵中，四纵、九纵及六纵比较充实，伤亡虽大(四纵9000余，连同淮海第一阶段约11000余，九纵6000余，六纵5000余)尚能一直攻到底，战功亦较大。三纵在淮海战前仅16000人，攻宿县伤亡1500人，打黄维又伤亡4500余人；一纵战前三个旅、九个团仅17000人，打181师伤亡1500人，打黄维又伤亡3000人，故在最后均已丧失攻击能力。二纵及十一纵，在战前均仅万二、三千人(所有人员在内)，就更难担负艰巨任务。战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同时这次还暴露了中野现有火力，打这样的仗实嫌太弱，幸弹药充足，补给及时，特别是战场范围不大，我能交换集中使用，且有华野一部分火器加入，才勉强应付过去。歼黄维后，部队虽伤亡较大，干部伤亡比例更大，但士气甚好，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攻坚作战方面过了一个重要的关，这是一个极大的收获。淮海战役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使中野部队经历了大战的磨炼，在作战各方面都有极大的提高。刘伯承司令员非常重视总结经验，责成各纵队及时总结经验，并由司令部汇总为《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刘伯承在总结的题词中写道：“淮海战役乃毛泽东军事学说中各个歼灭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三军的范例，而双堆集歼灭黄维军一战，则乃承先启后的关键。由于我在津浦西侧从黄维的外翼开始围攻，而杜聿明军则欲从徐州西南拊我外翼，以《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1）1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覆灭后，徐州方面的国民党将领怨声载道。蒋介石的“特派战地视察官”李以到徐东前线督战时，邱清泉对他大发牢骚：“总统派你来视察督战，视什么？察什么?冯治安部队造反，事前为什么不知道?这种杂牌部队再多有什么用!妈的，害得我们好苦。总统只知道写手令，打电报，战场情况他老人家不清楚。共军围点打援，是一种消灭生力军的手段。对黄百韬我是出死力相救的，结果伤亡这样大，黄兵团不免于败，上了敌人的当。国防部是打糊涂仗，是亡国的国防部。敌人主力那么强大，我们能在徐州孤注一掷么?”李弥说得更为具体：“敌军的人海战术是围点打援，这次陈毅同刘伯承集中力量来干，就是想把我们的主力打垮。如果在徐州我们不早撤出，将来就是陷入重围。那时敌人再用人海战术来打一点，任何部队都挡不住。敌人的政治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会鼓动，把老百姓组织动员起来。我在山东三年和这次作战中，看到敌人抬担架、运粮弹、修工事，要人有人，我们这一套就不行。所以归根到底，我们的政治就是不行。”但是这些话蒋介石都不爱听，说：“当将领的不能服从，不能任劳任怨，还行么?不着眼大局还行么?见危不救还行么?”[1]黄百韬兵团被歼后，11月24日，蒋介石把刘峙、杜聿明召到南京开会，国防部提出新的作战方案:以打通津浦路徐蚌段为目的，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黄维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夹击共军。蒋介石批准这个方案，要杜聿明回去部署。杜聿明乘飞机回徐州时，特地飞经双堆集上空。见地面上炮火连天，战斗激烈。他与黄维通话，黄维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这样打不是办法。”杜聿李以:《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被歼概述》，《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明说：“今天老头子已决定大计，马上会下命令，请你照令实施好了。”11月26日，杜聿明指挥孙元良兵团沿津浦线两侧向孤山集、官桥(今属安徽萧县)地区进攻，邱清泉兵团向潘塘以南的二陈集、刘塘一线进攻。74军在二陈集、仁和集方向遇到强大的华野一纵，打了两天，被反击回来。70军寻找华野较弱的鲁中南纵队进攻，27日占领官庄、刘庄等六个村庄。鲁中南纵队虽然装备远不如国民党军，仍以顽强的意志且战且守，迟滞国民党军的前进速度。74军军长邱维达回忆:“各军第一线部队展开以后，大家认为成败在此一举，必须集中一切兵力与火力。26日拂晓，战斗信号刚一发出，炮声轰鸣，全线进攻部队即与当面的解放军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战斗。双方的火力、冲击、反冲击都发挥到最高度，逐村争夺，寸土不让，甚至争夺一村庄或一据点，必须反复争夺四五次，有的六七次之多。以致使70军和74军伤亡惨重，虽然有些进展，也是很迟缓的。战斗一天，前进速度仅3公里。次日清晨又继续发起进攻，战况与昨日比较，则大有逊色，这显示进攻的锐气已经走下坡路了。28日‘剿总’还是强调要继续进攻，但第一线部队已呈现精疲力竭的状态。迫于军令和‘总统’视察官监督之下，只好放些枪炮装装样子，部队都在原地不动。截止到28日，第2兵团的第一线还停止于褚兰、张集之线，不能前进一步了。”[1]鉴于徐州国民党军倾巢南下，华野迅速调整部署，以山东兵团主力增援徐州以南的阻击作战。以九纵增援两广纵队担任津浦路西侧防御；以八纵接替鲁中南纵队，担任津浦路正面防御；以四纵增强一纵、十二纵方面的防务，担任津浦路东侧防御。三个强大的阻击集团在孤山集、后官桥、褚兰一线，构筑工事并组织反击。29日九纵接替广纵阵地后，当夜就对孙元良兵团发起反击，收复两个村邱维达：《邱清泉第2兵团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页。庄。30日八纵收复严庄等地，72军两个营进攻范庄，遭八纵包围，仓皇撤退。徐州“剿总”组织的打通津浦线的计划又失败了。正如华野总结中所说：“敌曾企图乘我主力在徐州以东未及转移，及一部南下作战，在我薄弱的部分沿津浦线两侧南犯，妄图寻找我弱点乘机突进。但在此七天中敌前进约30里至10余里，遭我强力反击退回约10余里，实际敌人前进仅20余里至10里。故杜聿明所辖之邱、李、孙兵团倾巢南犯，图沿津浦线取捷径南下靠拢黄维，以便在李延年兵团策应下合股南撤江防之企图，遭严重打击，已使该敌由津浦南下之决心动摇。”[1]蒋介石见徐州三个兵团南下受阻，蚌埠的两个兵团又不能北上，黄维兵团的形势日益危急，28日将杜聿明召到南京商量对策。杜聿明见到顾祝同说：“目前挽救黄维的惟一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与共军决战。否则黄维完了，徐州不保，南京也危险。”顾祝同丧气地说：“老头子也有困难，一切办法都想了，连一个军也调不动。现在决定放弃徐州，出来再打，你看能不能安全撤出?”杜聿明说：“从徐州撤出问题不大，可是要放弃徐州，就不能恋战。只有让黄维守着，牵制敌人，将徐州部队撤出，经永城到达蒙城、阜阳间地区，以淮海为依托，再向敌人攻击，可以解黄维兵团之围。”蒋介石批准了这个方案。杜聿明匆匆飞回徐州，当天晚上召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司令开会，部署撤退行动。杜聿明命令：30日发动全面进攻迷惑共军，当日晚上开始向萧县、永城方向撤退。李弥兵团以一个师在前面开路，其余作为掩护部队在最后撤离。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居中，各兵团以“滚筒战术”(即以各部形成圆形态势，防备解放军包围)逐次掩护前进。为了保证撤退的安全，杜聿明下了严厉的命令：1.各部行动要严格保密，务使大军撤退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不能让解放军明了撤退的企图，如有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泄密，军法从事；2.责成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会同李弥部队，在部队撤离徐州后，彻底破坏徐州车站的所有火车头和无法带走的弹药物资，烧毁全部军用地图和档案；3.命令徐州警备司令部征用城内的所有车辆供撤退之用，并将徐州公私银行的现金集中，随军押运。29日下午，邱清泉在徐州机场召集手下四个军长部署撤退任务。三个军长从前线匆匆赶回来，听说要撤退，都感到意外。他们提出众多的伤员和带不走的军用物资怎么办，邱清泉干脆地说:“这些问题我没有办法处理，你们自行决定吧!”杜聿明的“保密”根本保不住。29日黄昏，徐州城内就开始骚动起来。国民党官兵到处抢购绳索、扁担，征用车辆，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军队要跑了。文强派保密局特务爆破队与李弥的工兵营共同破坏徐州车站的火车头，原定等30日晚国民党军撤离徐州后进行，李弥部下逃命心切，提前半天开始行动，隆隆的爆炸声传到数十里外。徐州“剿总”院内烧档案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徐州警备司令谭辅烈带人到各个银行去查封拿钱，谁知一连走了几家，都是人去楼空。不但现金全部转移，连职员家属都已乘飞机逃走了。银行的行动比军队还快，肯定是得到了南京方面的消息。杜聿明得知后拍案大叫：“老头子(蒋介石)钱就是命，连泄露军情都不顾，叫我怎么能打胜仗!”[1]11月30日，徐州国民党军开始撤退。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在前，李弥兵团殿后，加上国民党党政人员和家属，共约30万人，由徐州沿徐(州)永(城)公路向西南方向撤退。由于各兵团撤退前切断了电话线，杜聿明对各部情况一无所知。12月1日晨，他带领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的少数人员上路。西门外的公路上人马拥挤不堪。军队的卡车、大炮与马车、小轿车堵塞道路，动弹不得。各部队完文强：《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淮海战役亲历记》，第93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2）全不顾秩序，争先恐后地超越穿插。有的见公路堵塞，就从田野里开路前进，从徐州到萧县数十里的公路上是一片拥挤混乱的景象。杜聿明指挥不灵，命令参谋指挥车队出徐州南门，绕道凤凰山向萧县前进。出城不久因道路堵塞，杜聿明的吉普车也无法前进，卫士们只得搀扶着杜聿明，在泥泞的田野里跌跌撞撞地步行。这一天只走了几十里，到萧县以西的大吴集宿营。李弥是最狡猾的。他奉命掩护全军撤退，但他只留下8军负责破坏徐州的仓库和火车头，自己在30日下午就带领兵团部和9军出动了，比杜聿明走得还早。他为了保存实力，故意不与杜聿明、邱清泉联系，带着部队一股劲地向西走，对部下说：“不要同他们主力兵团粘在一起，兵团越大越不易行动，一有情况大家就会牵连着走不了。”还说：“如果他们(杜、邱)没冲出去，我们冲出去了，那我们就成功了。”国民党军将领损人利己之心态，暴露无遗。12月2日中午，9军军长黄淑在萧县以西的孟集附近休息，与杜聿明的总部不期而遇。杜聿明两天没与李弥联系上，见9军走在了他的前边，当即责问黄淑：“你们为什么走到总部一起了，徐州后续部队通过萧县没有?”黄答：“还有少数没有通过。”杜问：“你们司令官在哪里?谁叫你们撤退的?”黄答：“现在不知道他在哪里，昨晚司令官用报话机指示我们撤退的。”杜聿明怒气冲冲地说：“他敢不听命令吗?你马上带部队回去占领原来的掩护阵地，直接归我指挥。等部队通过完毕后，再告诉你撤退。否则不论哪一个单位受到损失都由你负责。”黄淑很不高兴，只得带领部队掩护了一天。[1]到达孟集后，杜聿明与李弥接通了电话。杜聿明责备李弥两天来未与总部联系，以致总部对13兵团情况完全不了解。李弥支吾黄淑：《淮海战役第9军被歼经过》，《淮海战役亲历记》，第285页。推托。杜又责问他为什么不按书面命令行动，李说没接到(实际上是13兵团参谋长接受的命令)。杜聿明也无可奈何，只是告诉他在前面宿营，等待命令。这天，邱清泉兵团的74军也到达孟集。74军经过三昼夜行军没有休息，官兵都十分疲劳，只要停下来就呼呼大睡，掉队的不少。邱清泉对军长邱维达说：“部队太疲劳了，这样拖下去，不要打，拖就拖垮了。我已报告杜聿明，同意收容整顿一下再走。”于是当天74军在孟集宿营，休整一天。邱维达回忆：“这一停顿，如同黄百韬在新安镇的撤退，恰好弥补了解放军迟一天发起追击的缺陷。这样解放军就赢得了一夜的时间，缩短了几十公里的追击，使强大的追击纵队由平行追击超越于我军退却兵团的先头，终于到达了大回村、薛家湖附近，把退却兵团的道路完全遮断了。”[1]2在国民党军放弃徐州之前，华野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粟裕回忆：“当时华野除了参加打黄维的三个纵队外，其他部队放在徐州南面，防敌突围。要打李延年兵团恰好未打上，如果打上了李延年，一时又解决不了战斗，部队转移不过来，则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可能向西走掉。”[2]解放军战史写道：“当时，华东野战军要在三个方向上作战，即以一部兵力协同中原野战军直接参加歼灭黄维兵团，又在南北两个阻援战场上，阻击和钳制国民党军5个兵团的40余万人马，是淮海战役中最紧张的时刻。”[3]12月1日，华野侦察部队报告：国民党军正在破坏徐州的工厂、[1][2][3]邱维达：《邱清泉第2兵团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粟裕：《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1949年六大任务》，《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54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仓库，中午有600辆汽车由徐州西开砀山方向。电台监听到国民党军向西开进的信息，华野首长判断杜聿明集团已放弃徐州西逃。粟裕立即下达命令：以一、三、四、八、九、十二纵、两广、鲁中南纵队向永城、萧县急进截击，十纵经宿县向永城进发，渤海纵队占领徐州。中央军委得到华野报告后，毛泽东2日指示华野：“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歼，不要单靠尾追。”一场围追堵截杜聿明集团的行动开始了。华野九个纵队不分昼夜沿着公路急进，九纵原来在徐州以南的孤山集作战，位置靠西，走在最前面。12月2日晚，九纵25师到达安徽萧县以西王引河与徐永公路汇合处，74团在一个叫官路口的村子宿营。3营长披着一件缴获的美式军大衣回到住处，发现一个士兵在卸门板。他问：“你是哪个连的?”士兵立正回答：“报告长官，我是8连的。”营长一听这种不顺耳的答话，以为是个俘虏兵，就命令他：“叫你们连长跑步到这里来。”不一会儿，3营长只听一声“报告!”一个戴大盖帽的国民党军官站在面前。两个人都愣住了，幸亏营长的通信员机灵，扑上去缴了国民党军官的枪，一问才知道是邱清泉5军45师的，同解放军混住在一个村子里。3营当即投入战斗，村子里枪声大作，混战一场。国民党军突出包围，向西逃去。聂凤智司令员听说追上了国民党军，命令不许恋战，向西展开平行追击。3日拂晓前，九纵先头部队在陈官庄以西的大回村与国民党军遭遇，歼敌一个营，超越了国民党军。聂凤智命令后面跟上来的27师向北切断国民党军西进的去路。27师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于3日夜里占领薛家湖和芒砀山。[1]4日，华野各纵队陆续赶到指定位置。经过三天艰苦追击，华野完成了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12月3日对杜聿明集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天。如果杜聿明聂凤智：《敢打敢拼，英勇奋战——记华野九纵参加淮海战役始末》，《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页。坚持要走，解放军追赶他们是不容易的，毕竟国民党军有汽车，四个轮子总比两条腿跑得快。那天上午，杜聿明在孟集正准备出发，突然接到飞机空投的蒋介石亲笔信。信中说：“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杜聿明读后，感到蒋介石又改变了决心。他想：如果不听蒋的命令，继续向淮河前进，再解黄维之围，尚可将功补过。如果沿途遭共军截击，损失惨重，又不能解黄维之围，失败的责任就大了。杜聿明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要部队停止前进，召各兵团司令来孟集开会。大家看了蒋的命令，多数沉默不语，只有邱清泉狂妄地说：“总座，可以照命令打。今天晚上调整部署，明天起第2兵团担任攻击，13、16兵团在东、西、北三面掩护。”杜聿明说：“大家再把信看看，考虑一下，我们敢于负责就走，不敢负责就打。这是全军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慎重。”大家都不敢抗命。于是杜聿明决定按照邱清泉的意见，调整部署，向南攻击。这一下，杜聿明集团就陷入华野的重围，再也爬不出来了。[1]当12月4日杜聿明准备向濉溪口前进时，华野各路大军已云集萧县、永城、砀山三角地带，对杜聿明集团形成包围。在追击过程中，解放军抓住国民党军的尾巴猛打，造成国民党军的混乱，汽车和物资被遗弃得遍地皆是。但是解放军追得太急太快，对许多突发情况来不及应付。道路窄、部队多，也发生了拥挤堵塞的现象。因为是轻装急进，火炮都在后面，遭遇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不敢轻易发起攻击。2日拂晓，一纵在萧县以东和国民党军接触。当时如能大胆猛插，可能会有大的战果。但听到汽车、坦克马达声音隆隆，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淮海战役亲历记》，第34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3）又见其部队太多，情况把握不住，一纵未下决心投入战斗。待情况查明，国民党军已退过萧县。[1]12月4、5两日，华野一纵由袁圩向西南的王白楼、孟集攻击；四纵向李石林、陈阁方向攻击；九纵向芒砀山、山城集、倪小楼方向攻击，三纵向刘楼、杨小乔方向攻击，十纵攻占大回村后，将阵地移交给二纵，转移到青龙集东南地区。各纵队努力向前压缩，收紧包围圈。杜聿明集团陷入重围后，邱清泉兵团打了两天才前进到青龙集以西的陈官庄一带。李弥、孙元良的阵地多处被解放军突破，纷纷向杜聿明告急。12月6日，杜聿明的指挥部转移到李石林，邱清泉、孙元良来找杜聿明，请他重新考虑行动方案。他们一起来到李弥的兵团司令部开会，孙元良说：“我们攻击进展迟缓，掩护阵地又处处被突破，再战下去前途不乐观，现在突围尚有可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目前只有当机立断，才能拯救大军。”杜聿明心情沉重地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三天前大家按这句话办，就可以全师而归，对得起老头子了，今天做恐怕晚了。敌人重重包围，能杀出一条血路还有希望，否则重武器丢光，分头突围，既违抗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呢?”邱清泉、孙元良仍然主张突围。李弥沉默不表态。杜聿明最后只好说：“只要大家一致认为突围可以成功，我就下命令。各兵团要侦察好突破点，重武器、车辆非到不得已时，不能丢掉，笨重物资可以先破坏。”十五时散会，各兵团准备突围。李弥召集军、师长开会，布置各军在黄昏时分三个方向突围，到阜阳集合。与会的各军、师长都表示时间过于仓促，部队现在都在一线，不要说突围，就是脱离阵地也不容易，最快也要在7日拂晓才能开始行动。邱清泉、孙元良要走，就让他们先走。李弥本来20军司令部：《淮海战役纵队作战经过及主要经验汇集》。就信心不足，见部下都这样说，表示同意。邱清泉向各军长部署时，大家情绪消沉，突围要抛弃重武器，这个兵团等于就完了。74军军长邱维达听说要突围，顿时咆哮如雷：“你们怕死!想突围逃跑，那是办法吗?为什么不集中力量硬打出去?突围有被各个消灭的危险，应该考虑这个不利的后果，我们74军包打第一线!”他这一闹，大家都没有话说了。邱清泉考虑丢了重武器，回去也无法交代，于是改变主意，与杜聿明商量暂缓行动。坚决要跑的只有孙元良。6日下午他开会回来，对各军、师长说：“指挥部已决定离心退却，邱清泉部向南突围，李弥部向东突围，16兵团向西突围。我们集结的地点：第一步到商丘的朱集，第二步到信阳，最后到武汉会合。”(事后大家才知道，杜根本没有下这样的命令)部署完后，他就带领参谋人员赶到黄庄的47军125师，这个师是快速纵队，配备了战车，战斗力也较强。孙元良指示125师师长陈仕俊掩护兵团部突围，同时命令将所有电话线截断，电台停止收发报，特别嘱咐指挥部来的电报一概不收，惟恐杜聿明变卦不准突围。国民党军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真是无所不用其极。[1]6日晚二十时，孙元良兵团开始行动。炮兵先乱轰一通，把炮弹打光，然后开始破坏大炮和重武器。杜聿明与邱清泉在陈官庄密切注视动向。邱清泉本来不想走，让部队象征性地试探了一下，就向杜聿明报告说：“西面、南面敌军阵地重重，无法突围。我仔细考虑了孙元良的主张，简直是自我毁灭，如何对得起老头子!”杜聿明与李弥通话，李弥大骂孙元良破坏武器，准备逃跑，表示他也不走。杜聿明要孙元良兵团的电话，怎么也要不通，于是对邱、李指示：不管孙元良兵团情形如何，邱、李兵团不突围。迅速调邱兵团的预备队来填补孙兵团遗留的阵地空缺。如果孙元良能突出去，他魏煜昆：《第16兵团就歼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41页。们再跟着走。孙元良自作聪明，实际上被杜聿明等抛出去了。孙兵团突围时根本没有侦察突围路线，也没有选择突破口。几万人分成多路纵队落荒而逃。不久部队互相拥挤，乱作一团。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41军和47军混在一起，建制完全打乱了。大家都朝着人多的地方跑，无所谓方向和道路。在通过第2兵团警戒线时，突然村里枪声大作，密集的火力把16兵团的官兵都打得卧倒在地，死伤不计其数。47军军长汪匣锋派人联络，才知道是5军200师向他们开枪。交涉了半天，5军才停止射击，他们的行动早已惊动了当面的华野八纵。当国民党军来到刘集、郭营八纵阵地前，解放军猛烈开火。16兵团在前后夹击之下，全线溃乱，密集的人群在村庄之间的旷野里四散逃命。孙元良跳下吉普车混入乱军中，兵团副参谋长熊顺义则带领一批人掉头往回跑。八纵全线出击，枪炮声和“缴枪不杀”的呐喊声震天动地。经过两小时战斗，16兵团大部被八纵和友邻部队歼灭，41军军长胡临聪、47军军长汪匣锋等被俘。副参谋长熊顺义收容逃回的官兵7000多人，被杜聿明编入邱清泉兵团的72军。只有孙元良化装成老百姓，与少数人侥幸逃脱。12月18日，孙元良逃到信阳，被张轸部队收容。[1]首次突围没有成功，杜聿明仍然争取在南边突破与黄维兵团会合。他命令邱清泉兵团集中炮火和战车，以一个军向南进攻。李弥兵团坚守李石林、青龙集地区，以“滚筒战术”跟进。邱兵团前进一步，李兵团就接替邱兵团的阵地，巩固后方。他们把十几万部队收缩在陈官庄一带南北十余里，东西二十余里的狭小范围内，防止解放军的突破和分割围歼。华野指挥部察觉到杜聿明集团的意图，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一、四、九纵由北向南积极攻击；以宋时轮、刘培善指挥十、十二纵，以韦国清指挥二、八、十一纵、广纵采取熊顺义：《孙元良兵团被歼经过》，《淮海战役亲历记》，第425页。正面阻击和东西两侧夹击，坚决阻敌南逃。激烈的战斗从12月8日起再次展开。邱清泉兵团的主攻方向是鲁楼。鲁楼村位于引河岸边，是国民党军南下的必经之路。粟裕特地向十纵交代：“守住了鲁楼，就等于堵住了引河的口子。”从6日起，邱清泉就派70军两个师轮番猛攻鲁楼。十纵29师顽强防御，以迫击炮、火箭筒向坦克抵近射击，使国民党军伤亡惨重而退缩。邱清泉见鲁楼攻不下，命令70军32师进攻鲁楼东南的窦凹。邱清泉亲自指挥，集中火力猛轰窦凹，支援32师的进攻。自12月10日起，南线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华野战后的总结中记载：“宋刘集团：十纵10日击退敌向窦凹之进攻，11日又击退犯窦凹敌两次猛攻，12日敌70军之96师及32师全部，附坦克8辆，自4时向我窦凹阵地猛攻，激战一天，得失八次，卒为敌占。毙敌副师长以下2000余人，俘百余。13日晨因窦凹阵地失守，鲁楼阵地突出，决同时放弃，上午九时敌占鲁楼阵地。十一时96师两个团附坦克8辆，分三路向我李楼阵地攻击，激战至十四时，我前沿阵地被敌突破，反复争夺至十六时，敌后续跟上，遂为敌占领。次日徐小凹亦为敌占领，我确守张庄、耿庄、后刘园之线阵地。十二纵14日攻入陈阁、王林庄、吴楼，敌四次增援，因我突击部队伤亡过大，即停止进攻，毙伤敌300余，俘20余。”[1]国民党军拼尽全力，只占领了几个村庄，邱清泉手下最能打的96师元气大伤，师长邓军林回忆：“窦凹的战斗，是在邱清泉的顽强压力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宣告结束的。部队的攻击精神，已是一蹶不振，一听到攻击任务，官兵都感到惶恐不安。”十纵六天顽强的防御，堵住了杜聿明集团南下的道路。粟裕、谭震林给十纵的嘉奖令中说：“此次聚歼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匪部，会战初期，你们贯彻了这种坚决顽强英勇奋战的战斗作风，给予妄图夺路南窜之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关于淮海战役经过概述》。《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4）杜聿明、邱清泉匪之70军以连续迎头痛击，毙伤敌数千以上，确保了鲁楼、李楼阵地，对于完成全歼杜聿明集团任务，起着重大作用。”[1]从12月6日到14日，华野在南线坚决地阻挡了邱清泉兵团的突围，在北线不断推进，压缩包围圈。但是部队苦战多日，并未达到分割围歼的目的，双方打成对峙局面。一纵叙述这段时期的作战情况说：在攻击手段上，我仍采取过去一般对村落的攻击办法，先炮击，再爆破，最后是突击，按此三步来攻。其实当时敌人已开始全部转入村落四周之野外，已经不是过去一样集中兵力固守村落的防御，而是散开四周形成蜘蛛网式的防御了。如仍采取过去的攻坚经验，即不能取胜。具体表现：一是炮火使用，过去攻坚多用曲射，集中炮火打一点，可压制敌人，掩护部队前进。但现在敌人全部散开，隐蔽地堡交通壕内，那样打法只有浪费弹药。二是突击与爆破分成两个部分担任，不适合当前攻击。因敌已分散各工事中，几包炸药不能解决问题，如炸后突击队再上去，敌人反会封锁爆破口。三是攻击队形，如仍采取集团队形，爆炸一响后，即将部队向内塞，企图与敌进行纵深战斗，但敌主力不在村子上，这样使用部队结果伤亡反大，到处受敌地堡火力之杀伤，而不能取得胜利。必须采取小组动作，先求肃清地堡交通壕之敌，才能取得胜利，这些经验都是从实战中碰到钉子后体验出来的。[2]杜聿明集团一时吃不掉，总前委又要华野抽调部分兵力协助消灭黄维，粟裕不免心里焦急。12月14日粟陈张给总前委和军委的[1][2]李曼村：《淮海战役中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淮海战役》第2册，第329页。20军司令部：《淮海战役纵队作战经过及主要经验汇集》。电报中说：“三日来杜匪对我战法，采取东西北坚守，以主力一部配合第二等部队与我纠缠，而集中其主力向五户张集、固上之间突击。在战术上采取绝对优势兵力(三个团至五个团)，在战车(5辆至15辆)与空军和炮火掩护下，用密集队形反复猛扑我一个村落(如窦凹、李楼均经过四次以上之争夺)。在敌人此种攻击手段下，敌虽付出很大代价，我也伤亡消耗颇大，且不便集中更多兵力反击。因此，敌集中攻我一点时，我亦很难守住。我曾对北线采取攻势，因敌均坚工固守，每晚仅能歼敌一个团左右。而每个村守备均成敌之据点，分割不易。”粟裕建议在南边设一袋形阵地，引诱国民党军突围而歼灭之。3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集中在平津战役上。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傅作义集团南下，将其留在华北战场，12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提出：“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接到粟陈张14日电报后，毛泽东当即复电：“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1]接到命令后，华野各纵于16日进入休整，战场出现一段沉寂状态。自淮海战役开始以来，华野各纵队已连续作战40天，部队普遍出现极度疲劳和因伤亡严重减员的现象。以四纵为例，战役开始时全纵队为18704人，第一阶段他们伤亡5306人(伤3974人，亡133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401页。人)，第二阶段伤亡4056人(伤2707人，亡1349人)。也就是说，一个月内拼掉了半个纵队。有的纵队伤亡更大，因此，各纵队都在战斗中随时调整编制，实行以俘虏补充部队的措施。对不带伤的俘虏基本上是一个不放，“随俘随补”。上午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士兵，下午就补充到连队参战。各纵队还通过“边打边提”、“随缺随补”和“火线提拔”等办法，解决了基层干部的损失，保证了作战。从黄百韬兵团补充来的俘虏半个月后已经有当班长或副排长的了。据四纵统计，此时“连队解放成分已占80％”。开始华野政治部指示各纵队根据伤亡情况，缺一补一。到后来各纵队抓住俘虏都不放，几乎全部补充到连队，所以各纵队人数是越打越多。到战役结束时，四纵已达到43072人，为战役开始时的两倍多。华野全军从战役开始时的36万人发展到46万人。在休整期间，华东支前部门和华野后勤部门集中大量民工和运输车辆，将徐州缴获的物资和解放区支前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前线，改善了部队生活。使部队战士“穿暖、吃热、吃饱、吃好”。部队实行轮番休息，在前线的部队大力改造战壕，把战壕和阵地变成能休息、能做饭、能活动的场所，真正做到“以阵地为家”。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战士们吃着解放区人民慰劳的猪肉，抽着送来的香烟，送走了1948年，迎来了1949年。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即将结束时，毛泽东已经开始酝酿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进军江南，夺取全国胜利的总体规划。12月12日，毛泽东给总前委领导人发出指示：“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当时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在永城南临涣集的小李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在萧县西的蔡凹村，两地相距近百里。刘邓陈决定前往华野司令部开会。12月17日早上，他们乘车来到蔡凹华野指挥部，淮海战役总前委五位领导人第一次共聚一堂。这次会议也是淮海战役中总前委惟一的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开了一天，鉴于杜聿明集团歼灭在即，未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他们主要研究了渡江战役的计划和部队整编方案。当天晚上，刘伯承、陈毅驱车北上，前往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邓小平回到小李庄，谭震林回到山东兵团指挥部。被围困的杜聿明集团则处境悲惨。近20万人的粮食弹药，都要依靠空投补给。刚被包围时，蒋介石为了抢救这支“王牌部队”，命令空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杜聿明集团的生存。平均每天要出动120架次，空投粮食肉类食品240吨、弹药和其他物资160吨，才能满足需要。从12月16日起，南京方面以两个空运大队为主，并租用了中国、中央和陈纳德三个民用航空公司的运输机，昼夜不停地空运。开始空投大米，被围困的部队缺柴禾，烧不了饭。杜聿明来电要大饼、饼干、罐头等熟食。南京城里城外各食品厂和作坊都日夜赶制大饼和饼干，忙得不亦乐乎。开始的时候天气正常，空投频繁。12月18日以后陈官庄地区雨雪交加，天气恶劣，民航飞机都撤出了，只有靠空军负担。包围圈越来越小，国民党飞行员怕解放军射击不敢低飞，在1000米高空就顺风投下去，结果这样少的物资，还有相当一部分落在解放军阵地上。雨雪天气持续了近十天，杜聿明集团饥寒交迫，到了崩溃的地步。[1]杜聿明起初冥思苦想，寻求突围之计。16日黄维兵团覆灭的消息传来，杜聿明的心更凉了。现在共军可以全力来对付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死守待援了。17日蒋介石要他派人到南京商程藩斌：《陈官庄地区空投记》，《淮海战役亲历记》，第107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5）议，他派参谋长舒适存乘小飞机从陈官庄起飞去南京。19日下午，舒适存带回来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中说：现在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军牵制，无法抽调；目前惟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突围。杜聿明对突围信心不足。他与邱清泉等商量了三个方案，写信请蒋介石决定：1.必要时放弃武汉、西安，集中力量与共军决战，这是上策；2.各兵团持久固守，争取和谈，这是中策；3.如果突围，绝对达不到希望，是下策。当他将信写好，请舒适存再次飞往南京时，不料连日风雪大作，飞机无法起飞，一耽搁就到了28日。寒冷恶劣的天气把陈官庄变成了人间地狱。国民党军互相抢夺空投的粮食，空投场变成了厮杀的战场。杜派官员监督空投场，依然不能制止乱抢的混乱局面。没有粮食吃，国民党士兵杀光了牲口。为了烧火做饭取暖，先拆了房子，又扒出地里埋的棺材，最后将阵地的鹿砦也偷来烧了。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外，尚有不少的闲散国民党军人员、机关公务人员以及由徐州盲目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既不在建制之内，连最少量的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强迫将他们编入部队，在快饿死的情况下，只要有点吃的，没有不顺从的。”[1]华野前线部队不失时机地展开政治攻势，瓦解国民党军。有的向阵地喊话，宣传政策。有的乘夜间将食品、香烟送到国民党军阵地前沿，让他们来拿。74军58师官兵收到解放军送的一口宰好的大肥猪，肚子里装满了给国民党军官兵的劝降信和宣传品。邱维达不能禁止部下吃肉，也就无法禁止大家看宣传品。只能哀叹共军攻心政策的厉害。在解放军的政治攻势下，饥饿的国民党官兵不断越过阵地投诚。开始是零星的，以后越来越多。据四纵12月26日报告：“昨晚文强：《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淮海战役亲历记》，第99页。收容8军、9军87人，均零星散出，枪械没前几天多了。据供：特务和当官的较过去监视更严，晚上除放哨者外，把当兵的枪支收起，实行集体睡觉。步枪由排长看管，机枪由连长看管。发现士兵向我阵地方向跑即打枪，昨晚就打死好几个。跑出者均借口大小便，或利用放哨时偷跑。很多人是偷人家的枪过来，说：‘不带枪来恐怕不大好。’敌军除营长以上还有大米吃外，连、排长均与士兵一样吃榆树叶、山芋藤，士兵都不愿意再打。想过来，没办法，我送去的饭都收到，吃了，但不敢作声。如向我阵地讲句话，甚至笑一下都杀头。”27日报告：“昨晚来之108人中，有十多人途中跌倒，头昏眼花，四肢无力，实在饿坏了。”[1]李弥得知这些情况，无可奈何地对9军军长黄淑说：“要秘密地向师、团、营长说明，士兵愿意到共军那里，就随他去吧，吃饱了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惟一的要求是不准带武器去。”从12月16日到1949年1月5日，投诚的国民党军官兵有14000余人，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这些人投诚后，先要求吃饱饭，然后讲述内部的情况。杜聿明集团的一举一动，都被解放军详细掌握。为了体现解放军的宽大政策，四纵、十纵在包围圈东面的青龙集地区开了一个放人的口子。他们选择一条便于控制的隘路，部署好兵力，然后就大张旗鼓地号召包围圈内的难民和散兵出来。听说解放军网开一面，难民和散兵蜂拥而来。国民党军为了减轻包袱，少些没有用的人吃饭，也睁眼闭眼地随他们走。这些人中有从徐州逃难的百姓，也有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地主。一些国民党军官兵也化装成老百姓，拖着枪想混出包围圈。有几次大队人流向口子涌来，搞得警戒部队十分紧张，轻重机枪一齐开火。这也挡不住人们求生的渴望。到了路口，人群好像受过训练，自觉排成一队，一个个放下武器，举着双手，接收解放军的检查和收容。据华野司令部阵中华野司令部：《淮海战役阵中日记》。日记的记录，12月27日十纵报告：“鲁老家跑出敌四五百人，内大部是民众学生，仅十分之三是当兵的，现我全部收容。”1949年1月3日四纵报告：“由青龙集放出老百姓、学生、伤员、太太等一千多人，正在政治部审查。”12月17日，毛泽东为中野、华野司令部写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广播稿，义正辞严地指出：“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惟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1]但是杜聿明、邱清泉等仍然拒绝投降。杜聿明回忆：“当时解放军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我未看到，就是看到，令‘全军放下武器’，仅保证‘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我也不会投降的。国民党军官对个人生命固然看得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部队实力，因为他是靠这个升官发财的。”邱清泉私下对参谋长李汉萍说：“只有欧洲人打仗最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降。不像我们中国，明知道不能打，也非打下去不可。”12月29日，陈官庄地区天气转晴。杜聿明立即打发舒适存上飞机，带上他的建议去见蒋介石。次日蒋介石来电说：“听说吾弟身体有病，如果属实，日内派机接弟回京治疗。”邱清泉力劝杜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9页。明回南京。杜聿明心里很明白，丢了部队逃生，绝没有好下场。他拒绝了邱清泉的建议，复电蒋介石说：“生虽有痼疾在身，行动维艰，但不忍抛弃数十万忠勇将士而只身撤走。请钧座决定上策，生一息尚存，誓为钧座效忠到底。”其实蒋介石是无计可施，黄维兵团被消灭后，蒋介石于12月18日密令刘峙将蚌埠的主力转移到长江以南。这说明蒋介石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出兵来救杜聿明集团，只能看着他们被消灭了。29日南京方面恢复了对陈官庄地区的空投。国民党官兵如同饿狼一样到处奔跑抢粮。有的跟着空投伞一直跑到解放军阵地前，不顾死活地抢大饼和生米吃。有的互相冲突，械斗残杀，秩序大乱。李弥兵团得不到粮食，大骂邱清泉。杜聿明命令邱清泉调出若干包大米，分给李弥的一线部队，矛盾仍无法平息。华野抓住天气晴好和国民党军混乱的机会，下午集中各纵队的火炮二百余门，向国民党军前沿工事进行了全面炮击。猛烈的炮火持续了一个小时，由于解放军已经全面掌握了国民党军工事的分布情况，炮弹打得又猛又准。这是总攻前的一次试射，炮击进一步摧毁了国民党军的信心，使其士气低落，人无斗志。1949年1月3日，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电令：“照第三案实行，自5日起投足三日粮弹。”这是杜聿明建议的下策——突围。杜聿明复电陈述粮弹不足，将士饥饿，无法执行命令，请继续大量空投。5日蒋介石复电，也是最后的命令：“准再投三日，务必遵照实施。”杜聿明不走也得走了，他与邱清泉、李弥在陈官庄召集军师长会议，部署突围行动。突围时间定在1月9日。各部队根据命令，开始了准备。《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6）4国民党军的行动比解放军慢了一步。自12月29日国民党军恢复空投以来，华野就密切注视动向。据投诚士兵说：他们29日开始吃马肉，还让吃饱。投诚的人数也逐渐减少。电台监听不断收到国民党军相互联络的信息，部队集结和汽车、坦克调动的噪音也明显增加。种种迹象表明，杜聿明集团准备突围。华野经过20天休整，部队已经完成整补，战士体力充沛，士气高昂。特纵炮兵和后方补充的弹药也已经到位。华野首长认为：总攻的条件已经成熟。经中央军委批准，1949年1月2日，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联名发出了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命令。具体部署是：以三、四、十、渤海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旅为东集团，由宋时轮、刘培善指挥；以二、八、十二纵为北集团，由谭震林、王建安指挥；以二、八、十一纵为南集团，从三个方向发起总攻击。另以六、七、十三纵、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等为预备队，拦截围歼溃逃之敌。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近迫作业，以壕对壕，以堡对堡，一条条战壕挖到距国民党军阵地的前沿仅30米处，有的楔入国民党军阵地侧后，对其前沿阵地形成三面包围。国民党士兵眼看解放军的战壕挖到身边，也饿得没有力气抗拒了。1月6日十五时三十分，华野的总攻打响了。各纵队集中绝对优势的炮火，将国民党军阵地打成一片火海。在突破前沿阵地时，解放军没有像以往那样采取集团冲锋，而是以灵活的战术，以班为单位，实施小组突破。战士们利用交通壕的掩护，接近国民党军地堡，一边爆破一边前进，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歼灭敌人的目的。国民党军士气极为低落，已经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解放军攻占每一个村庄，都是在两三个小时内解决战斗，这天占领13个村庄。李弥兵团受到最沉重的打击，他7日命令兵团各部放弃阵地，向邱清泉兵团靠拢。上午解放军还没有完成攻击准备，李弥兵团各部就从青龙集等11个村庄不战而逃。当天晚上，东集团各纵队占领了这些村子，杜聿明集团的整体防御被打破了。解放军的强大炮火把邱清泉打得失魂落魄。三年来的作战，他都是以优势炮火而骄横不可一世的。今天解放军的炮火完全压制了邱兵团的火力，使他真正尝到了挨打的滋味。邱清泉自言自语地说：“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7日晚上战况发展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喝的醉醺醺的蒙头大睡。参谋长李汉萍来请示办法，邱清泉怒气冲天地说：“让它崩溃好了。”7日杜聿明连续向南京方面呼叫，要求空军支援他们在9日突围。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答应9日早晨出动上百架飞机投掷毒气弹，掩护杜聿明部突围。杜、邱决定以5军打头阵，在空军掩护下杀开一个缺口冲出去。5军是邱清泉的王牌，在陈官庄地区被围困后，尽管战斗激烈，邱清泉始终没有把5军派上第一线，就是为了保留这支力量在最后关头使用。9日上午，王叔铭果然指挥大批轰炸机飞临陈官庄上空。5军军长熊笑三只等空军投下毒气弹，就指挥部队突围。谁知投下的毒气弹只有少数几个爆炸，根本没有用。5军分头向郭营、左砦等村进攻，企图向西突围，遭到华野九纵、八纵的阻击。5军仅占领了华野两个纵队接合部的左砦，其余都被打回来。邱清泉气得暴跳如雷，熊笑三也垂头丧气地通知后续部队取消突围行动。杜聿明、邱清泉策划多日的突围计划落空了。当天下午，解放军再次发起强大攻击。到黄昏时，邱清泉、熊笑三催促杜聿明赶快下决心突围。邱清泉说：“趁早突围总可以突出去，还可再干。如果迟疑不决，那就整个完蛋，一网打尽。”杜聿明仍坚持10日上午突围。大家都认为白天突围没有希望，杜聿明说：“如果你们要走的话，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在这里守到底，以免耽误了大家。”熊笑三对杜聿明极为不满，天黑时不辞而别，自己先逃跑了。李弥也来到杜聿明的掩蔽部请示下一步行动，杜聿明看到各位兵团司令、军长都不愿坚持，只好说：“既然都是这样主张，只有分头突围好了。”邱清泉见杜聿明表态，立即打电话通知各军。李弥还想和杜聿明等一道走，杜聿明说：“这不是让敌人一网打尽吗?我们就这样走，如何对得起部下?赶快通知他们自找出路。”李弥走出掩蔽部，见阵地周围炮火映红了夜空，轻重机枪和准海战役沂1948年11月－1949年1月黄华东野战军一部冀鲁豫军区部队临沂滕县沭山渤海纵东河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部队赣榆海鲁中南纵华东3、两广纵冀1旅冀3旅临城（薛城）峄县连云单县河丰县微华东7、10、13纵华东2、12纵中原11纵山韩庄郯城东海《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三部分淮海战役（三）风雪陈官庄（7）华东4、8纵苏北地方武装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