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4日早晨，东总列车到达阜新。因前面的铁路尚未修通，林、罗、刘与大家下车，乘汽车前往锦州。攻锦的决心既已确定，林彪等详细研究了敌情，对攻城和阻援作出具体部署，上报军委。报告中说：“1.锦西敌阵地北至塔山东南之大小东山，锦州敌阵地南至松山街附近村庄为止，故两锦间空隙地区只三十余里。我军决以第四纵和十一纵在此地区，采取攻势防御(不是运动防御)，顽抗和消耗敌人。并控制主力准备在阵地前反击和消耗敌人，乘胜尽量扩大战果。另以两个独立师在锦西、葫芦岛向敌侧后面进攻，以拖住敌人。估计敌在我未正式攻锦以前，不会向锦州前进。我十一纵目前已到兴城附近，我四纵明日即可转至两锦之间防御。2.沈阳之敌，目前有四个军到五个军的兵力在新民以南、辽河以东地区集结，大约亦必在我正式攻锦以后，才会出动。我军拟以第十纵及第一纵的一个师担任抗击该敌，以我六纵两个师，及五纵、十二纵全部担任策应十纵之作战。采取运动战方式，从敌侧后歼灭敌人和争取时间。”这个东、西两头阻援，主力攻锦州的方案，很快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四纵打下兴城后，10月5日下午，吴克华司令员和莫文骅政委接到总部命令：“四、十一两纵队及热河两个独立师，阻击由锦西向锦州增援之敌。四纵在塔山、高桥地区布防。”四纵的三个师经过一夜行军，第二天早上到达塔山。塔山不是山，它是锦西和高桥之间的北宁铁路上一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南有一条干枯的河滩，宽约30米，叫饮马河，北宁铁路经过处有个铁路桥。塔山村地势低洼平坦，有公路通过。从东海岸到白台山脚下，整个防御正面有8000米宽，看上去无险可守。东面紧靠渤海，岸边有个小山包叫打鱼山，涨潮时就是个小岛，退潮后中间露出大片沙滩。塔山村以西地势渐高，有个海拔二百多米的制高点叫白台山。白台山连接虹螺岘山，就是连绵的丘陵地带了。塔山是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增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先头部队已经到了距离塔山很近的营盘车站。进驻塔山村的是四纵12师。江燮元师长把34团摆在塔山村，35团在白台山，36团与师部在稍后一些的潘家屯。师、团首长到前边看地形，大家都皱眉头。这样平坦的地方，一点天然障碍都没有，怎么防御兵力和火力都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呢?师首长根据经验，决定把防御重点设在白台山。占住这个制高点，就能用火力封锁塔山村一带。如果国民党军攻进塔山，解放军可以居高临下，从两翼包抄消灭他们。所以塔山村不准备重点防守，摆上两个连，而把主力放在后面。[1]此时，林彪心里也在考虑塔山的防御。国民党军队增兵锦西、葫芦岛，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东边的廖耀湘离锦州还远，暂时不会构成威胁。而西边的侯镜如兵团离锦州近在咫尺，万一顶不住将对整个战局极为不利。他对罗荣桓和刘亚楼说：“攻击锦州最重要的保证，是要把锦西方面的敌军挡住。据报告，葫芦岛方面又增加了五个师，我们的饭菜只够请一桌客，现在突然来了两桌客人，两锦相距约五十多公里，万一堵不住敌人，攻锦部队就要受到很大威胁。”回到指挥所，林彪立即口授电报给第二兵团司令程子华和四纵司令员吴克华：“锦西以北大、小东山，锦州以南松山街皆为敌阵地，两锦敌仅距三十里，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必须采取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进行英勇顽强的防御战。必须死打硬拼，死守不退，抵抗敌之飞机、大炮、步兵的猛烈冲击，利用工事沉着地、准确地大量杀伤敌人，使敌我阵地前尸横遍野。”林彪以严厉的口气告诉他们，塔山阻击战“完全是一个正规战，绝对反对游击习气，必须死打硬拼，不应以本身伤亡与缴获计算胜利，而应以完成整个战役任务来看胜利。”[1]林彪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谁也不敢掉以轻心。10月8日，程子华、吴克华来到塔山视察阵地，看了12师的布防情况后，程子华坚决地说：一定要守住塔山村，要以塔山村、铁路桥和刘家屯北侧高地为防御重点。他强调“守山必守村”，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江燮元师长命令把34团最强的1营摆在塔山村，把炮兵向前推进，连夜在塔山村前的河滩地上抢挖工事。为了解塔山防御准备，向四纵交代清楚总部的意图，8日林彪、罗荣桓把参谋处长苏静找来，派他到塔山去走一趟。林彪说：“锦州地形有利于我发扬火力，攻取锦州看来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守住塔山一线阵地，挡住援敌。你告诉四纵的领导，希望他们死打硬拼，坚决地守住阵地，创造模范的英勇顽强的防御战例。”罗荣桓叮嘱说：“塔山这个方向很重要，有的部队打仗对部队伤亡大了会有些顾虑，但这次不能怕大的伤亡，要坚决挡住。有些同志过去打这种防御战经验不多，你要去四纵和他们研究，并告诉他们这个仗要打好，有什么情况可以及时和我们联系。”苏静向吴克华、莫文骅传达了林、罗的指示。四纵首长表示：四纵一向猛冲猛打惯了，这次奉命来守塔山，打防御战，确实很多同志感到不习惯，但是四纵已经提出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我们准备以牺牲一万人的代价，决心打好这一仗。[2]在战前政治动员中，四纵党委发出了《告全纵指战员书》和《告全纵共产党员信》，要求指战员坚决贯彻林、罗首长的指示精神，在紧急关头不负党的嘱托，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执行任务。全纵普遍进行了阵地宣誓，纵队提出了“死守阵地”，“寸土必争”，“与阵地共存亡”的三大口号。战士们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机关干部和民众搬运枕木、铁轨，帮助部队构筑工事。经过两昼夜的紧张劳动，塔山村和高家滩阵地初具规模。10月6日，蒋介石率领东进兵团司令侯镜如、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等高级将领，乘“重庆”号巡洋舰来到葫芦岛，在国民党54军军部布置援锦行动。蒋介石对团以上军官训话：“这一次战争胜败，关系到整个东北的存亡，几十万人的生命，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有杀身成仁的决心。这次集中美械装备的优势部队，兼有空军助战和海军协同，是一定可以消灭共军的。”他命令侯镜如马上去唐山调动部队，塔山前线先由54军军长阙汉骞指挥，海军配合用重炮摧毁塔山阵地。部署完后，蒋介石又与锦州的范汉杰通话，告诉他援军马上就到，让他放心。下午，蒋介石登上“重庆”号返回塘沽。[1]担任主攻的54军军长阙汉骞是黄埔毕业生，在山东战场还没吃过大亏，骄横自负。他说：“总统亲来葫芦岛，比增加十万大军还强。”蒋介石的督战官罗奇也认为他们的兵力比共军多两倍，拿下塔山不成问题。不等侯镜如的援军到达，他们就决定10日提前发起进攻。10日天色微明，塔山大地在猛烈的炮火声中剧烈地颤抖起来。54军数十门重炮向四纵塔山、白台山前沿阵地猛轰。国民党军的炮火几乎摧毁了四纵前沿所有的工事。地堡掀掉了，掩体炸塌了，铁轨飞上天，枕木碎成片。54军打了几千发炮弹后，见解放军阵地上静悄悄的没了动静，阙汉骞便命令步兵开始冲锋。8师向塔山村正面，暂62师向铁路桥和高家滩，62军的151师向白台山的刘家屯、泉眼沟阵地，气势夺人地冲过来。《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辽沈战役（一）攻克锦州（2）守卫刘家屯前沿阵地的是12师36团警卫连的2排，仅有43人。当炮火袭来时，排长机警地招呼大家疏散到阵地后方的坟地里隐蔽。等炮火打向纵深，大家一跃而起，进入阵地。不一会，约一个营的国民党军分成几批冲上来。排长让大家保持镇静，直到国民党军到达阵地前二十米时，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国民党士兵在开阔地上找不到隐蔽的地方，死的死、伤的伤，后面的只好趴在地上。排长命令两个班从侧面迂回，一串手榴弹扔出去，炸得国民党士兵掉头就跑。第一次进攻被打退了。就这样反反复复，解放军依靠近战，拼手榴弹和刺刀，这天一共打退国民党军九次进攻。[1]暂62师这天以三个营的兵力轮番冲击铁路桥和高家滩阵地。吴克华司令预料到塔山村和铁路边的平坦地区将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将纵队炮兵团的110门大小火炮都对准了这里。下午国民党军开始冲锋时，解放军用密集的炮火打向他们的身后，将国民党军第一梯队和后续部队隔断，前沿的轻重机枪也一齐开火。国民党军进不得退不得，只好趴在地上。34团组织队伍从侧面迂回包抄，在阵地前俘虏暂62师二百多人。国民党军对塔山的第一天进攻失败，伤亡1100多人。解放军第一天伤亡319人。第一天战斗结束后，四纵战士们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工事没搞好。地堡不结实、战壕太浅，阵地前障碍物太少，国民党军的炮火一来，把四纵的工事几乎全破坏了。从那天起，白天作战，夜里积极修工事，成了大家自觉的行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有了坚不可摧的工事，才能守住阵地。四纵的老战士很少打防御战，开始不知道工事怎么搞。一些新解放的战士原来在国民党军里经常挖工事，显得很有经验。一个新战士在交通壕边上挖个洞，敌人炮击时就躲进去。只要炮弹落不到交通壕里，就伤不着他。大家深受启发，把单人掩体都挖成“烟斗式”，炮一响，每个人都进洞藏起来，大大减少了伤亡。交通壕要挖到一米五深，地面上看不到部队运动。地堡上盖两层枕木，蒙上一米多厚的浮土，就可以防御重炮。就这样，打了六天防御战，修了六天工事。根据战斗的具体情况，形成了白台山、塔山村和铁路桥头堡三处重点防御体系。阙汉骞第一天攻击失败，11日以四个师的兵力再次向塔山进攻。从早晨七时起，国民党军的大炮把塔山打得浓烟滚滚，足足倾泻了几千发炮弹。海军司令桂永清坐镇“重庆号”巡洋舰，用152毫米的舰炮向塔山轰击。舰长邓兆祥是位爱国将领，对打内战十分厌恶。他借口军舰吃水深，不能靠近海岸，距离远得看不见目标，只能依据地图上的标志打炮。桂永清感到效果不佳，下令停止射击。国民党海军的配合实际上没起作用。炮火准备后，两个营的兵力向塔山村34团1营阵地发起冲锋。解放军待国民党军接近到二三十米时，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对方溃退下去。阙汉骞又集中几十门重炮，对塔山村轰击了半个小时。这时国民党空军五架飞机也来助战，向塔山投下一串串炸弹、燃烧弹。34团前沿工事大部被毁，阵地上硝烟弥漫。国民党军一个营再次冲锋，解放军坚守不退，但因伤亡过大，国民党军冲到塔山村边占领了几座房子。在这危急关头，1营副营长鲍仁川冒着炮火冲进塔山村，把1连零散人员组织起来拼杀。团政委带领预备队也冲了上来，形成优势兵力，在34团反击下，经过二十分钟的搏斗，国民党军在村边站不住脚，败退下去。战后清理部队，34团1营1连由战前的170人仅剩下了7个战士。国民党军对铁路桥、白台山和杨家洼阵地的进攻也被一一打退。两天进攻均遭惨败，阙汉骞变得垂头丧气。11日下午，侯镜如从唐山到达葫芦岛。来自华北的独立95师也已到达。侯镜如召开会议，听取阙汉骞两天来作战的汇报，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身为东进兵团的司令官，侯镜如对作战有自己的想法。会上研究了两个进攻方案：一个是54军提出的，以主力攻击白台山以西的山区，那边地形广阔，工事稀少，可以迂回到塔山背后，突破共军防守。另一方案是兵团参谋长张伯权提出的，仍然按前两天的打法，从正面推进，依靠优势兵力攻下塔山。张伯权的建议实际是侯镜如授意的，侯对他私下说：“按我们目前的情况，对塔山和锦州是不能打进去的，若打进去也出不来，如果不打进去还可以多维持几天。”表现了侯镜如保存实力的意图。卫立煌这天也飞到葫芦岛，见到侯低声说：“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再三嘱咐他要谨慎。卫的观点与侯镜如不谋而合，这样侯镜如就更不愿意冒险了。[1]54军提出的迂回塔山是惟一正确的方案，这是阙汉骞他们用两天血的教训换来的。但是侯镜如的方案通过了，阙汉骞的方案被否决。如此奇怪的结果是督战官罗奇决定的，他以为有这么多兵力，又有自己的老部队——号称“华北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前来参战，还怕拿不下塔山!罗奇坚持正面进攻，并且自告奋勇，要亲自指挥95师从正面主攻塔山。其余部队则由62军军长林伟俦统一指挥。10月13日清晨，国民党军的炮火开始向塔山猛烈轰击。独立95师与8师从两个侧面向塔山铁路桥和高家滩阵地冲来。95师使用“波浪式”的冲击战术，每个营为一波，轻、重机枪集中火力，掩护步兵连前进。第一波受挫，第二波接上去。更少见的是他们的营、团军官走在队伍前面，很有一股“敢死队”的味道。四纵28团等待国民党军前进到阵地前的障碍物，各种火器突然开火。95师一个连打光了，又上来一个连，但28团没有一个人后退，宁肯成班成排战死在阵地上，与塔山共存亡。95师的进攻终于被遏制。95师朱师长向罗奇报告：他们的第一拨部队几次冲到共军阵地前，都被共军火力阻止，头都抬不起来，伤亡很大，进退不得。林伟俦在白台山方向也打电话告急：62军各师进攻受挫，营长以下官兵伤亡很大，死的没人抬，伤员没人救，非常影响士气。罗奇要95师不惜一切代价，再组织进攻，今天非拿下塔山不可。《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辽沈战役（一）攻克锦州（3）更残酷的厮杀又开始了。国民党军如黄色的潮水一般涌上来，解放军用机枪、手榴弹把他们一排排打倒在阵地前。在铁路桥和高家滩之间有片坟地，守在这里的是28团2连1排，由指导员程远茂指挥。他们在这里构筑了五个地堡，摆上一挺重机枪和三挺轻机枪。13日早晨国民党开始炮击时，这个阵地并没有被发现。天亮后，95师像羊群似的涌上来。程远茂一声令下，机枪步枪一齐开火，国民党士兵成片地倒下去，两次进攻很快被打退了。第三次攻击开始后，95师的炮弹向冰雹一样落在这个小小的集团工事上。中心地堡被打塌了，惟一的重机枪被打坏，排长也负了重伤。程远茂重新组织了队伍。当国民党军前进到离阵地30米远的地方，程远茂下令开火。机枪夹着手榴弹，又把国民党士兵打倒一片。这时95师的督战队提着冲锋枪，驱赶着士兵掉过头来继续往上冲。经过几次拉锯式的战斗，程远茂他们的弹药快打完了。后方弹药运不上来，怎么守阵地呢?程远茂让大家从牺牲和负伤的同志身上把弹药集中起来，平均分配。在战斗中节省子弹。黄昏前，95师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程远茂已经两次负伤，他高喊着：“同志们，守住阵地！援兵快来了！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他和仅存的几个战士拿起石头，准备作最后的拼杀。在这危急时刻，增援部队上来了。国民党士兵惊惶失措，开始向后撤退。这一天程远茂和1排一共打退了九次进攻，自己也付出巨大的牺牲，连程远茂本人在内，1排阵地上只剩7个人。[1][1]四纵司令部编：《锦州战役塔山阻援战斗典型战例》。10月13日是塔山阻击战最残酷的一天，四纵表现出极其顽强的战斗作风，在绝大多数阵地被炮火摧毁的情况下，前沿一线阵地的部队顶住了国民党军四个师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许多阵地都像程远茂他们一样，一个连、一个排打得只剩几个人，但是没有一个阵地被主动放弃。这天解放军共毙伤和俘虏国民党军1245人，自己伤亡1048人，可见战斗之激烈。看到10师28团伤亡很大，吴克华命令28团当夜撤下来休整，由10师30团接替他们的阵地。28团的顽强战斗，当夜得到林、罗的嘉奖。四纵的浴血奋战，为总攻锦州提供了坚强保证。此时，攻锦部队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准备工作，总攻即将开始。林彪知道，越到这个时候，塔山就越显得重要。为了保证总攻锦州战斗顺利进行，他甩出了最后一张王牌——将最强大的一纵调往高桥、杏山地区，作四纵的预备队。就在四纵最艰难的时刻，吴克华接到一纵李天佑司令员的电话。他告诉吴克华：“我们奉野战军首长命令来做你们的预备队，现在高桥一带。你们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随时可以支援上去!”吴克华非常激动，表示感谢一纵的支持。国民党军那边却是一片垂头丧气的景象。13日晚上侯镜如、罗奇召集师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对策，独立95师朱师长发言时，与早晨那种骄横自负的形象判若两人。他说：看地形的时候，塔山没什么动静，以为共军兵力不多。但炮火延伸射击后，步兵进入共军的有效射程内，共军突然集中火力向我们射击，打得部队抬不起头来，只有白白牺牲，这是在华北战场从没遇到过的。其他各师师长也纷纷抱怨，有的骂海、空军支援不力，有的要求调坦克来。罗奇站起来严厉地说：“开会前接总统来电，锦州战事非常激烈，这一战关系党国存亡。我奉命前来督战，如有执行命令不力者，将报请严办。”见大家沉默不说话，罗奇又自作主张，要95师进行夜间偷袭。54军的人表示反对，说夜间战斗将使我海、空军优势全部失去作用，只能与共军拼刺刀和手榴弹，很难占到便宜。但罗奇根本不听，固执己见。14日凌晨，天还一片漆黑，95师两个营的敌人经过长距离匍匐前进，悄悄接近塔山村34团1营阵地，挖了一夜工事的战士们正在休息，一个战士沿着交通沟到后面去取子弹，迎面发现戴有帽徽、扛着机枪向前爬的敌人。他冲上去掏出手榴弹砸在敌人头上，夺下机枪跑回阵地。这时阵地前传来低沉的“冲啊”的口令声，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开始了。铁路桥头堡被95师偷袭得手。天色渐明，95师占领了铁路两侧阵地和地堡的全部顶盖，34团仍然坚持战斗。危急关头，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将国民党军打退，解救出困在地堡里的战友。当罗奇得知已占领铁路阵地和接近塔山村时，连声高呼：“突破了，突破了!”命令后续部队发起集团冲锋。这时解放军炮火开始反击，95师接近塔山村的部队又被打了回来。几个回合之后，95师已经伤亡惨重、疲劳不堪，难以继续进攻。朱师长向兵团司令部求援，要求把预备队21师派上来。62军军长林伟俦不愿拿自己的21师去送死，竟命令已经开始向前运动的部队停下来，由151、157师向塔山右侧和常家沟发起进攻。这个损招使95师关键时刻得不到增援，陷入孤军作战的悲惨境地。而151、157师的迂回进攻，也在解放军的顽强阻击下失败。13、14日的战斗，国民党军独立95师损失最为惨重，三个团打得只剩下三个营，基本失去了战斗力。迟至14日黄昏，国民党的坦克才海运到葫芦岛。罗奇建议15日休战一天，16日用坦克一定能把塔山攻下来。然而这一切都为时已晚，15日锦州的一个国民党军副团长逃出重围到了塔山，报告了范汉杰集团全军覆灭的消息。大家顿时精神紧张，现在不是东进增援锦州的问题，而是锦州方面的共军主力会不会乘势西进来打锦西和葫芦岛。侯镜如下令各部队巩固阵地，转攻为守。16日蒋介石从沈阳乘专机来到葫芦岛，锦州的惨败令他极为震惊和沮丧。当听取罗奇汇报进攻塔山失利的经过时，蒋介石大骂道：“塔山如此靠近，敌人怎么能够这样快就修了这么多的坚固工事和障碍物呢?阙军长驻在葫芦岛，早就应该发现这些情况，为什么不进行破坏呢?”他痛骂阙汉骞不是黄埔学生，是蝗虫，声言要枪毙他。吓得众将领都立正低头，谁也不敢出声。过了一会儿，罗奇才慢慢地说：“将士是用命的，独立95师打得只剩下三个营，此次作战海陆空军得不到协同，战车又赶不到，部队已经伤亡很重。”蒋介石这才转移了话题，研究锦西部队下一步的行动。在离开葫芦岛的时候，蒋介石紧握拳头，眼含泪水，低声自语：“我和他们拼了!”[1]塔山阻击战至今还是军事家们研究的话题。国民党军有九个师的兵力，以五个师集中进攻守卫塔山的一个四纵，激战六天，从人数上、装备上、海空军支援上，国民党军都占有绝对优势，但付出了六千多人的伤亡，却未能拿下一个小小的塔山，原因何在呢?应该指出：作战不仅是人数和武器数量的对比，最重要的是谁能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而战斗力是由指挥员的战术、士兵的士气和各部队的协同等多方面因素组成的。国民党军在进攻塔山过程中数易主帅，互不配合，更谈不上齐心合力了。正如一位国民党将领所说：“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是协同一致，才能发挥出战斗力来，这是人所尽知的。但他们进攻塔山，在最紧急关头，头两天侯镜如还没有来，阙汉骞指挥不了林伟俦，罗奇又妄加干扰。即便以上诸人能够和衷共济，试问有谁敢对海空两军那批骄兵悍将发号施令。当时的海军头子桂永清、马纪壮，空军头子王叔铭等买过谁的账！”[2]54军挨打“塔山英雄团”战士在阵地前之后，提出迂回塔山的合理建议。罗奇为了让95师立功，仍然坚持从正面硬攻。结果再次遭到惨败，把95师也断送掉大半。62军为了保存实力，不肯派21师增援95师。致使95师已经突破正面，又被解放军打了回来，前功尽弃。国民党军尽管有兵力和火炮的绝对优势，但却形不成合力，这就是为什么攻不下塔山的原因。《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辽沈战役（一）攻克锦州（4）四纵在塔山阻击战中，充分表现出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防御战他们过去没打过，但在战斗中无论炮火有多猛，冲击有多凶，他们都拼死守住阵地，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决不后退一步。34团2连一个通信员把坚守的命令错传为撤退，一位班长立刻指出：“你传错了，我接受任务时，只有守，没有撤!”战士们斗志高昂，干部身先士卒，党员冲锋在前，这种精神甚至感动了国民党军俘虏。36团5连坚守泉眼沟，10月13日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七次进攻，并与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战。一个刚被俘不久的士兵看到解放军这样勇敢，也积极投入战斗。他准确地打出几十发迫击炮弹，为打退国民党军进攻立了大功。在战斗中各部队互相支援，一个团一天战斗下来伤亡很大，另一个团立即顶上去，轮番战斗。前方部队在浴血奋战，后方机关干部、兄弟部队和地方群众源源不断地把弹药、饭菜、修工事的木料运往前线，把伤员及时送往后方。当四纵撤离塔山后，国民党军官来到空无一人的阵地上看来看去。只见堡垒星罗棋布，障碍物纵深，交通沟连贯。他们环顾四周，几十里内树木很少。实在想像不出解放军怎么能在短短十天内筹集运输这么多木材，建造如此牢固的阵地?塔山阻击战后，12师34团被东总授予“塔山英雄团”称号，36团被授予“白台山守备英雄团”称号，10师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四纵炮兵团被授予“威震敌胆”锦旗。仅12师就有2026人立功，鲍仁川、程远茂成了全军闻名的战斗英雄。塔山阻击战作为四纵战斗历程中最光辉的一页，被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史册中。2说完塔山再回头来说锦州。1948年10月7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到达锦州北郊的牛屯。在一个简陋的农家小院刚刚安顿下来，林、罗、刘就急着要看地形。他们在攻锦部队首长的陪同下，徒步登上四百多米高的帽儿山山顶，观看着锦州的情况。锦州城，背山面海，坐落在小凌河、女儿河的北岸，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北宁和锦承两条铁路在这里交会，使其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这里原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明末满人在关外兴起，成为与明朝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为了阻挡满族骑兵冲入华北平原，明朝在辽西走廊锦州至山海关一线部署重兵，层层设防，建起一座座军城要塞。锦州是双方角逐的前沿，也是明军最重要的据点。1641年，清太宗皇太极亲率清军主力与洪承畴的明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十几万明军的惨败导致形势的剧变。清朝极为重视锦州，称其为“山海要冲，边关锁钥”。三百年后的历史竟然也如此相似，锦州又一次成为大会战的焦点。正如范汉杰所说：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着东北，一头挑着华北。现在解放军要把这条“扁担”从中砸断，堵塞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的退路，将其彻底消灭在关外。日本人占领锦州时期，构筑了不少工事和坚固的建筑物。国民党军来后，又经过几年经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城北的亮马山、大疙瘩，城东的大、小紫荆山，城南的罕王殿山(就是清军与明军会战的松山)等制高点是外围阵地，山顶上修了工事。以女儿河、小凌河为天然屏障，以锦州老城和环绕新市区的土城墙为骨干形成了环城阵地。城墙下有二丈宽深的壕沟，壕外又有铁丝网、鹿砦、地雷。城墙上布满了明暗火力点。范汉杰的指挥所设在锦州铁路局大楼上，守军有卢浚泉的第六兵团所属93军、新8军等七个师、冀热辽地方武装约十万之众。无论从兵力和防御体系的坚固性来看，锦州都远远超过了四平。林彪在帽儿山上拿着望远镜一边看一边想，锦州这个仗该怎样打。他看着地图琢磨选择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的问题。回到牛屯驻地，听取参谋处长苏静汇报义县攻城作战经验。当苏静说到攻城部队为了减少伤亡，采取近迫作业，大挖战壕、交通沟时，林彪立刻重视起来。问道：“要用多少兵力挖?”苏静答：“据二纵5师汪洋参谋长说，除尖刀连外，要用绝大部分的兵力日夜抢挖，多挖几条交通沟，直到冲锋出发阵地前。”林彪马上叫来参谋，口授电报发往攻锦各部队：一、每个师需以六个营的兵力(三分之二的兵力)全部用于挖交通沟，只留下担任尖刀部队在后面进行充分的突击准备。绝不可只依靠少数部队挖交通沟。二、挖交通沟时，要有不怕伤亡、不怕疲劳的精神，大胆进至距敌五六十米处，沿途摆开由前向后挖，前后同时挖。三、每个师要挖五条或三条交通沟。四、每条沟须高宽各一米五。五、挖沟时先须以卧倒姿势挖卧沟，然后逐渐挖成站沟。要不怕疲劳，只要我肯挖交通沟，则不管敌火如何激烈，工事如何坚固，都将使其大大丧失作用。六、以上指示必须坚决执行，不可懒散怕疲劳不执行。今后东北全军的基本任务是攻大城市，故各部须在此次挖沟中，在思想上与作风上，打下坚固基础。这样，今后作战就增加了重大的必胜因素。[1]电报指示如此之细，口气是如此坚决。东总《阵中日记》10月9日记录：“攻锦部队今晚开始挖交通沟。”解放军的步兵一下变成了工兵，黑夜里连刨带挖，分段包干，战士们一个个干得挥汗如雨。到第二天天亮时，平坦的田野上已经布满了纵横交叉的交通沟。国民党军大吃一惊，眼睁睁看着共军挖到他们阵地前沿，说话声音都听得见，就是打不到人。总攻开始后，这些交通沟就变成了突破国民党军阵地的尖刀。可以说，锦州攻坚战的胜利是挖沟挖出来的。在锦州外围战斗中，八纵出现失误。10月6日凌晨二时八纵68团打下城东南小紫荆山后，团长下山吃饭去了。不料上午国民党军来个反冲锋，把阵地丢了。八纵想马上夺回来，就没向总部报告。国民党电台广播“紫荆山大捷”的消息，总部才知道此事。紫荆山是城东南的制高点，林彪大发脾气，罗荣桓与刘亚楼在8日夜里赶到八纵指挥部，严厉批评纵队司令员段苏权和政委邱会作。罗荣桓说：“毛主席专门来电批评了这件事，指出‘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这不是件小事，你们要作深刻检查。”[1]《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辽沈战役（一）攻克锦州（5）最深刻的检讨就是马上夺回阵地。邱会作翻身上马赶到紫荆山下的68团，当着全团的面宣布将团长和副团长撤职，那个丢失阵地的连长被当场枪毙。这样严厉的处罚在解放军中是极为罕见的。10日6时，23师向小紫荆山发起猛烈进攻，战士们个个死打硬拼，仅用一小时就夺回了阵地。完成任务之后，邱会作回到指挥部向罗荣桓报告，罗才离去。为了充分吸取教训，保证总攻锦州的顺利，林彪就此事向各部队发了一个通报。根据东总的部署，攻锦各部队从8日起陆续开始外围战斗。经过两天战斗，七纵和九纵11日打到锦州城下的小凌河边。八纵收复小紫荆山后不停顿地进攻，10日早晨攻占城东南的百官屯和北大营。锦州城南的国民党军也退缩到锦州城内。在这紧急关头，范汉杰居然想不出任何办法来挽救败局。当初他对解放军进攻锦州缺乏思想准备，当解放军出现在锦州城外时，他向蒋介石和卫立煌连连呼救。10月6日他就想弃城突围。8日卫立煌来电严厉制止，如果锦州丢了，东北国民党军就断了退路，这也是蒋介石绝对不允许的。范汉杰只好临时召集军官会议部署防御。长官如此消极，下级就更无信心。当10月10日塔山方向传来隆隆炮声时，范汉杰尚存一线希望，等援军来给他解围。毛泽东密切关注锦州战局的发展，10月10日他致电林、罗，要他们集中精力打好锦州这一仗。电报说：“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1]林彪把攻击重点放在城北。三纵负责进攻配水池、大疙瘩这两个国民党军最坚固的阵地，二纵从城西北方向进攻。在这两大主力的后边，林彪又调来一个强大的预备队——号称“攻坚老虎”的六纵17师。配水池位于城北二里处一个高地上，与东边二里远的大疙瘩形成呼应的两个制高点，作为城北的屏障。配水池是日本人搞得钢筋水泥建筑，守在这里的是暂22师1团的一个加强连。他们自称“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要把配水池当作“第二个凡尔登”。为了拿下这个小小的高地，三纵派出了战斗力最强的7师20团，并配备了炮纵的9门野炮、11门山炮，突击营集中了12挺重机枪。12日8时解放军开始攻击，猛烈的炮火打得配水池小高地一片火海。但是国民党军的火力点修得很隐蔽，炮火未能将其彻底摧毁。当20团1营发起冲锋后，国民党军的暗火力点突然射击起来，解放军战士遇到地雷和铁丝网的障碍，在密集火力下遭到伤亡。第一次突击没有成功。解放军的炮火向配水池再次进行猛烈轰击，20团1营冲上高地，占领了一个独立房子和西部的大地堡，但是核心地堡群没有拿下来。国民党军在团长带领下，乘两辆装甲车冲过来，想把解放军从配水池上挤下去。双方展开了硬碰硬的对攻战。一辆装甲车被炸毁，国民党团长当场丧命。20团1营也遭受重大伤亡，在赵兴元营长“一人一枪，战斗到底”口号激励下，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冲击，到最后全营只剩下二十多名负伤的战士，终于保住了阵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7师于黄昏时再次发起强大攻击。炮兵集中火力射击国民党军地堡群，四发命中。20团3营如猛虎出山，向地堡冲去。国民党军战斗一天，伤亡严重加上弹药不继，终于丧失了战斗力。3营冲进地堡，俘虏二百余人，坚固的配水池终于拿下来了。韩先楚司令员立即将他的指挥所移到配水池，炮兵也将阵地推进到这里，占据了总攻最有利的阵地。[1]8师打大疙瘩也极为艰苦。12日一天发起多次进攻，伤亡很大。13日早晨，距离总攻的时间越来越近，这个大疙瘩还拿不下来，韩先楚也着急了，他亲自指挥进攻大疙瘩。三纵集中炮火朝大疙瘩猛轰，24团1营发起进攻，发现地堡群下面有条盖沟，国民党军就是从这条沟里对地堡群进行支援。几个战士冲上去炸塌了盖沟。到下午二时，大疙瘩顶上的地堡群终于被24团攻克，锦州外围最后一个钉子被拔掉了。几天的外围战斗，国民党军被全部压缩在锦州城内。林彪看到范汉杰的部队战斗力并不像原来估计的那样强，更加胸有成竹。11日夜里他向军委汇报情况，坚定地说：“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12日，他下达了总攻锦州的部署：以二纵、三纵、六纵17师为北突击集团，统归韩先楚指挥。以七纵、九纵为南突击集团，统归邓华指挥，由南向北并肩突破。八纵为东突击集团，由东向西进行辅助突击。总攻时间定为10月14日上午十时。为了总攻的顺利进行，林彪调集了最强大的炮火。炮纵主力加上各纵的重炮(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共三百多门，再加上各部队的小口径炮多达六百余门。特种兵战车团的15辆坦克，也从后方千里迢迢运到锦州前线。用这样多的重武器攻打一个城市，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第一次。锦州外围的国民党军队退入城内后，陷入一片混乱状态。众多官兵食宿无着，在城内乱抢乱闹。范汉杰构筑的工事主要在外围，城内尚未形成体系，各部队就在驻地附近修建临时工事。炮兵团退入城内后，拥挤在邮电局大楼的第六兵团司令部旁。由于城内楼房的遮蔽，炮兵没有合适的观察所，等于失去作用。炮兵指挥官怕卢浚泉把他们赶往城边，隐瞒不报真相。卢浚泉下令开炮，他们就朝城外漫无目标地乱打。范汉杰、卢浚泉望眼欲穿，侯镜如、廖耀湘的援军就是来不了。锦州城内国民党军士气低落，人无斗志。14日九时三十分，总攻开始。解放军的炮火齐声怒吼，打得锦州城内烟雾弥漫，火光冲天。范汉杰为了安全，把自己的指挥部迁移到中央银行地下室，与卢浚泉的兵团指挥部相隔几十米远。此刻，他感到共军的炮弹都倾泻到自己头顶上，虽然这是心理作用，可见解放军的炮火之猛烈。30分钟炮火准备后，各路攻城大军同时发起突击。九纵因炮火支援少，未等炮火延伸射击，突击部队两个连就从交通沟里冲出，涉过齐腰深的小凌河，冲到城墙下，打开突破口。76团5连战士朱万林第一个登上城墙，刚刚竖起红旗，就中弹牺牲。班长赵洪泉负伤，忍痛爬上突破口，第二次竖起红旗，一个手榴弹在身边爆炸，旗杆炸断，赵洪泉再次负伤倒地。排长刘金第三次举起红旗，召唤战友们前进。当他又负伤倒下，战士李玉明第四次举起红旗。三分钟内九纵战士四竖红旗，成为锦州战斗中感人的英雄事迹。七纵与九纵并肩突破，杀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七纵沿大凌街、小凌街前进，攻克中央银行、陆军医院等重要据点。在锦州电影院，一个营的国民党军依托工事拼命抵抗。七纵几次攻击没奏效，决定采用重量爆破。战士们冲到电影院墙边，一包又一包码上六七百斤炸药。一声巨响，里面300多国民党官兵全被炸死或震昏。[1]《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辽沈战役（一）攻克锦州（6）总攻的主要方向在城北。二纵5师14、15团不到十分钟就突破了城垣。当15团10连冲到铁路路基北侧时，受到火力封锁，前进受阻。10连两次爆破均未成功，2排5班战斗组长、共产党员梁士英挺身而出，冒着枪林弹雨冲到地堡前，将爆破筒从枪眼塞进地堡。里面的人拼命向外推，梁士英拾起冒烟的爆破筒再次塞进地堡，并用身体死死顶住。排长急得高喊：“梁士英快回来!”话音刚落，一声巨响，国民党军的地堡被炸上天，梁士英壮烈牺牲。他虽然比董存瑞炸碉堡晚了一百多天，但他舍身为部队铺开前进道路的英雄行为被人民永远怀念。[1]在二纵、三纵的攻坚战斗中，解放军的坦克大显神威。14日十一时，炮火延伸向锦州纵深，配合二纵进攻的坦克从隐蔽的草堆中吼叫着钻出来，分成两路向城里冲去。其中一路顺着洼地向大铁桥开去，步兵看到坦克为他们开路，士气大振，抱着炸药包紧随其后。有一辆坦克是解放军在东北接收的第一辆坦克，因样式老旧，大家叫它“老头坦克”。驾驶“老头坦克”的董来扶是个机灵的年轻人，坦克速度不快，他乘着烟雾行进，躲避炮火。前边一辆坦克被炮击中出了故障，董来扶时进时退，在运动中寻找目标。炮手李群瞄准桥洞两侧的碉堡，几炮把它们打烂。后续部队在“老头坦克”带领下，勇猛地攻进市区。在城里激烈的巷战中，坦克因为没有无线通讯设备，不能统一指挥，只能依靠坦克兵的机智勇敢，主动配合部队单车作战。“老头坦克”沿着大街向前冲击，机枪手武佩龙站在炮塔上向前面的国民党军工事猛烈射击。打得国民党军纷纷逃窜。在进攻锦州老城时，因为事先没有机会侦察地形，有三辆坦克不慎掉进城边的壕沟里，退出战斗。“老头坦克”沿着壕沟边缘，一边消灭地堡工事，一边寻找进入城内的突破口。炮弹在坦克身边爆炸，震得车内的人眼冒金星，耳朵都聋了。但大家仍然坚持战斗，为步兵开辟前进道路。战斗结束后，“老头坦克”被上级命名为“功臣号”，今天还静静地安放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大厅里，让人们一睹它当年的风采。[1]解放军像多把尖刀，从四面八方刺入锦州市区。中午，韩先楚见一线攻击部队疲劳，放出“攻坚老虎”六纵17师。17师49团于十五时攀登城墙突入城内，担任突击的3营一边爆破，一边前进。20分钟消灭21个地堡。到黄昏时，各纵已突入锦州城内五个师的兵力，他们分割穿插，不停顿地进攻。正如林、罗10月18日向毛泽东报告的那样：“先头部队与主力不顾一切，横直向敌纵深猛插、猛进。对坚固据点，以后续部队进行有组织的进攻和爆破。”“不少连队原有人数一百三四十人，打得只有二三十人，但仍继续攻击。有的师、团长、副团长全部伤亡，营级干部伤亡更大。突破后，部队不顾侧射，拼命多路向敌纵深猛烈穿插，迅速将敌人分割，把敌指挥系统打烂。”十七时半，总部又下达命令：“今晚各纵队应继续作通夜之作战，打得敌人没有机会重整已烂的部署。”这一夜，飞向天空的照明弹和爆炸的火光映红了锦州城，清脆的机枪声和喊杀声彻夜不断。在解放军四面合击之下，范汉杰、卢浚泉等被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军的军、师指挥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通讯联络中断，各部队只能自己顾自己，失去协调和指挥。下午，锦州旧城内的弹药库和火车站附近的地下汽油库均被炮火击中，火焰冲天。范汉杰见大势已去，匆匆赶往卢浚泉的指挥部商量对策。其实卢浚泉也早就想逃跑，他派人到城边侦察情况，发现东南角比较平静，路还是通的。(这里是八纵、九纵的接合部——作者注)十六时左右，范汉杰带着老婆子女、参谋长和亲信随从来到卢浚泉的地下室，与93军军长盛家兴、18师师长景阳等商量。范汉杰说，在目前情况下，坚守下去只能是坐以待毙，不如向锦西方向突围求生。但是怎样突出去，几人都想牺牲别人保全自己。范、卢表示：突围由盛军长和景师长指挥，黄昏开始行动。盛家兴则表示18师正在战斗，很难收得拢，要范、卢先行动。长官要逃跑的消息，很快就在司令部中传开。炮兵官员桂协华是卢浚泉的亲信，当卢要他准备走时，他问：“盛军长走不走?”卢说：“他们都表示不走，人越少越好嘛！”桂协华想拉上一位朋友一起走，没想到这位老兄气愤地说：“这种情况，出得去吗?是出去找死！实在没办法，就把白旗扯出去。”当范汉杰、卢浚泉离开第六兵团指挥部时，所有的人都冷眼相待。等范、卢刚走，盛家兴马上叫景阳集合队伍向城西突围。原来他们想甩掉范、卢自己逃命。[1]战斗到15日拂晓，攻城各部队在锦州市内的中央大街、白云公园、中央银行和邮电局等地会师。范汉杰、卢浚泉的指挥部都已被占领。尚有一万多残存的国民党军退入锦州老城内顽抗。当日中午林、罗命令七纵由西南攻击，二纵由东北攻击。在高级长官均已逃跑，失去指挥的情况下，国民党残兵有的投降，有的企图跳墙突围，被解放军截获俘虏。到十八时，解放军攻克锦州老城，锦州战役结束。再说范汉杰、卢浚泉在几十名士兵掩护下，沿着交通沟向城东南角行进。爬过土墙、外壕到了女儿河边。卢浚泉命令部下把枪扔到河里，分散逃命。这时天色已晚，范、卢一行摸到南山脚下，被山上的解放军发觉，打了几枪，他们顿时慌乱起来，范汉杰与卢浚泉跑散了。卢浚泉派人找了一阵没找到，也顾不得许多，钻进山沟隐蔽起来。范汉杰带着夫人，向东南摸黑跑出十多里地，回头看看锦州枪声越来越稀，估计锦州已经完了。他想向塔山方向跑，在老乡家躲了一夜，脱下中将军装，换上破旧衣服，16日早上沿着小路到了一个叫谷窝棚的地方。这里有解放军九纵的后方机关，干部们发现这三男一女形迹可疑，上前盘问。女人讲福建话，大高个男人说广东话，自称是“沈阳难民”。当盘问他们几人的关系时，大高个说：“我没话可谈，你们枪毙我吧。”把他们几人拘留后，随从的人交代自己是范汉杰的副官。大高个男人就是国民党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中将主任范汉杰。[1]卢浚泉一行在山沟里躲了一阵，又借着月光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南跑。他们扔掉了手枪和身上所有的军用品，饿了就拔地里的白菜充饥。天亮后他们又钻进高粱地，看着一队队的俘虏从城里出来。到了一个窝棚，桂协华用金子向当地农民换了五身破衣服和早饭。化装后卢浚泉命令分散走大路。到了一个村子边，这五个陌生的男人立即引起当地人的怀疑，在村口被解放军哨兵拦住。问他们：“老乡，站住!哪里来的?到哪里去?”桂协华支吾说：“沈阳逃难来的。”一个干部走上来说：“一口云南口音，哪里是沈阳逃难来的，一定是锦州逃出来的。军人要坦白。”这样，他们到底也没跑出九纵的地盘，当了俘虏。卢浚泉被查出身份后，送往野战军总部。在牛屯，林彪、罗荣恒分别接见了范汉杰、卢浚泉。范汉杰沮丧地说：“这一着（打锦州)非雄才大略之人是做不出来的。你们炮兵的炮火之猛烈，出乎意料。我们的炮火全被压制住了，我们走到哪里，你们的炮火就跟到哪里。你们部队的近迫挖壕作业很熟练，我们在地面上看不到部队运动，无法组织反击，这是我们未曾料到的。你们的部队勇猛攻击，势难抵挡呀。”出于人道主义，解放军释放了范汉杰的家属，18日她们逃到葫芦岛，向侯镜如等报告了范汉杰被俘的消息。31个小时的锦州攻坚战，解放军将锦州城内的10万国民党军全部歼灭。缴获各种炮1121门、枪支4万多及大批物资。解放军也付出了24000人伤亡的代价。攻克锦州，就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撤退的通道，为辽沈战役的胜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1]《东北日报》，1948年10月27日。《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1）11948年10月，长春在东北野战军的长期围困下，国民党守军冻饿交加，突围无望。郑洞国虽然坚持死守的方针，但部下都纷纷在寻找出路。这时，蒋介石下令突围，大家都认为部队官兵体力衰弱，根本走不到沈阳。在解放军政治工作人员的努力争取下，60军军长曾泽生决定率部起义。10月17日，60军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后，开出长春。国民党嫡系部队新7军见大势已去，也同解放军联络，协议放下武器，并促请郑洞国投降。21日凌晨，当郑洞国被部下拥簇着从中央银行的地下室走出来的时候，解放军战士已经持枪列队站在两边恭候他了。“不战而胜”是战争中最理想的结局，长春的解放是解放军用不流血方式占领大城市的第一次成功范例。这一胜利为正在进行的辽沈战役解除了后顾之忧，大大加速了东北解放的进程，也对解放战争后期许多省市的和平解放起了典范作用。这时，廖耀湘率领的东北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还按照原定计划由辽西的彰武向新立屯进攻。10月15日早上，在徐州的杜聿明突然接到蒋介石急电，要他飞到沈阳去。杜预感到东北形势严峻，当天下午就赶到了沈阳，蒋介石也从南京到达这里。第二天，锦州方向没有任何信息，估计范汉杰兵团大势已去。蒋介石匆匆飞往葫芦岛，杜聿明则到新立屯召集廖耀湘和各军军长开会。当杜聿明与他们见面时，发现这些与他一同进东北的老部下情绪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北形势的逆转，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使廖耀湘和几位军长都感到震惊和恐惧。当初蒋介石命令廖兵团西进，卫立煌坚决反对。廖耀湘占领彰武后，表面上看是切断了解放军的后方供应线，有所进展。卫立煌仍然不许廖兵团继续西进，要廖把主力部队摆在新开河以东。15日这天与锦州联络中断后，卫立煌和参谋长赵家骧都反对廖兵团继续西进，要求杜聿明见到廖耀湘后，让他把大部队撤回沈阳来。廖耀湘也觉得西进无望，但是他又有自己的算盘：回沈阳要越过三条大河，万一被共军抓住，后果不妙。即使退回沈阳，也无法扭转局面。他早就向蒋介石建议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从营口撤退，这是惟一的生路。摆在西进兵团面前有两条退路：一条路是由巨流河车站南渡辽河，经辽中退往营口。这样要经过四条大河，行军速度慢，如果共军得知他们的企图，很可能在半路拦截或抄近路直取营口。另一条路是由新立屯南下，经黑山、大虎山以东撤往营口。这条路是一条狭长的走廊，没有像样的公路。但距离短，没有大的河流障碍，如果抓紧时间，两天半急行军就可以通过。廖耀湘考虑：“实行这一案，首先须争取时间，其次需要占领黑山，以掩护兵团主力通过走廊。不能占领也要猛烈攻击黑山，以免被截断走廊。同时，造成我继续向锦州进兵的假象，以迷惑敌人，掩护我向营口撤退的企图。”[1]杜聿明见到廖耀湘，向他传达蒋介石的西进命令。廖耀湘摆出种种理由，力陈西进的危险和南下营口的可行。杜不敢违背蒋的命令，又拉他回到沈阳与卫立煌商量。卫立煌认为，此时绝不能再西进，但是对撤回沈阳还是南下营口犹豫不决。他让廖马上回去集结部队，作好进攻黑山的准备，等蒋介石批准就开始行动。蒋介石18日再次飞抵沈阳，听取卫立煌等下一步行动的汇报。参谋长赵家骧汇报了情况后说：“敌军兵力超过我军近两倍，而且无后顾之虞，可以集中兵力同我决战。而我军既要保卫沈阳，又要收复锦州，有被敌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继续向锦州攻击，是杜聿明值得慎重考虑的。”蒋介石顿时大怒道：“我们有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仍旧坚持要廖兵团西进。杜、卫、赵三人都不表态，蒋只得说：“你们再研究研究。”当日又飞往北平。当日廖向卫报告一切准备完毕，请下达前进命令。卫说要等蒋介石的决策，廖耀湘进攻黑山的行动就这样被延迟了。十万大军进不进、退不退，白白浪费着一天又一天的宝贵时间。卫立煌与杜聿明又被蒋召到北平，与傅作义共商对策。19日的会议开了四个小时，仍然争吵不休。蒋介石坚持要夺回锦州，卫立煌要集中兵力守沈阳，杜聿明、傅作义则不表态。蒋介石见众将领都不支持他的意见，急得拍桌子瞪眼，先骂卫立煌，后骂马歇尔。说：“马歇尔害了我们的国家。抗战胜利后，我决定军队进到锦州后就不再向前推进，以后马歇尔一定要接收东北，把我们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到东北，弄得现在连守南京的部队也没有了。真害死人了!”这时，杜聿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东北国民党军有计划地向营口撤退，放弃东北。二是要廖兵团继续西进，攻击黑山、大虎山，打得下就进而收复锦州，打不下来就逐次向营口撤退。蒋立即表示同意第二方案，并把东北的指挥权交给杜聿明。杜聿明顿时感到沉重的压力。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败局已定，谁都看得清，惟独蒋介石还仗着空军和炮火的优势，执意要收复锦州。杜聿明只得搬出《孙子兵法》，作最后的劝说。杜问：“校长看收复锦州有几成把握?”蒋说：“六成把握总有。”杜说：“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杜咽下了‘而况于无算乎’这句话)现在我们只算到六成，只会失败，不会胜利。”蒋说：“你看如何才可以收复锦州?锦州是我们东北的生命线。我这次来时，已经和美国顾问团商量好，只要我们保全锦州，美国就可以大量援助我们。现在应研究如何把锦州的敌人打退，将沈阳的主力移到锦州，保全锦州。以后我们一切都有办法。”蒋介石对杜聿明说了实话，杜只好答应指挥东北战事。他不愿和卫立煌搞僵，蒋就任命杜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保安司令，指挥部设在葫芦岛。他向杜聿明面授机宜：要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守沈阳，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率主力部队进攻黑山，收复锦州，52军军长刘玉章夺取营口。蒋介石说：“你们对共军作战都丧失了信心，我料定只要我军主力从沈阳出来攻击，与葫芦岛各军南北夹攻，共军必退，我们就可以收复锦州。万一共军打不退，有52军占领营口掩护后路，再令廖耀湘撤退也不晚。”当天下午蒋介石再次召集卫立煌、傅作义、杜聿明开会，宣布了杜的任职和收复锦州的决定。会后，卫、杜同乘飞机回沈阳。在飞机上，两人谈起蒋介石的策略，卫立煌气愤地说：“这不是今天的事，从今年春天起，蒋就三令五申要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我一直顶着。蒋几次来沈阳都是不顾大家反对，不分皂白的骂人。我不同意就不参加意见，也不执行他的命令。”杜也左右为难，在飞机上发了电报，叫廖耀湘、刘玉章来沈阳商议。廖耀湘在新立屯等着命令，但一天又一天过去，上边总是扯皮。他急得不得了，19日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南下营口。20日他接到杜聿明的电报，夜里赶到沈阳卫立煌家中，听杜聿明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廖耀湘、刘玉章都表示：攻下黑山、营口没有问题，可以马上行动。杜强调说：“你们行动要快，施行这一计划主要在于行动迅速，能战就战，不能战就退。”卫立煌、杜聿明睡不着，还在商量。他们感到蒋介石的决策隐藏着危险。杜说：“廖耀湘要是行动迅速，打得机动，将黑山、大虎山敌人牵住，还有可能从营口撤退。否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卫说：“沈阳怎么办呢?”杜说：“沈阳久守是无望的，你看出老头子的意思没有?但是我现在不能提从沈阳撤退的意见。老头子预计我们夹攻之下，共军会撤退。如果共军真退了，我们不是成了放弃沈阳的罪人?”卫立煌肯定地说：“共军不会退，你看着吧!新立屯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耀湘退不到营口，也还可以退到沈阳。”杜表示同意，交代参谋长赵家骧去办此事。[1]国民党统帅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蒋介石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锦州战役后解放军伤亡很大，林彪必定要用一段时间休整补充部队，才能准备下一次行动。因而要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廖耀湘则充满自信，认为林彪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吃掉他这十万大军。他虽然想撤往营口，总觉得时间还很从容。谁也没有想到：就在10月16日到21日这几天中，毛泽东和林彪已迅速决策，调遣主力来歼灭廖耀湘兵团了。直到廖被俘之后，他才痛悔自己为什么不当机立断，迅速南下。在新立屯等待的五天宝贵时间，断送了他们求生的最后机会。《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2）林彪、罗荣桓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蒋介石的错误决策给他们提供了全歼廖耀湘兵团的机会。报告说：“徘徊于彰武与新立屯地区之廖耀湘兵团，既未达到解锦州之被围，也没有达到策应长春之突围。如果按卫立煌之办法，锦州一被打下，即缩回新民，或退守沈阳，可以不致失败到如此之快。但蒋介石误认为刚攻克锦州之师，必不可能迅速继续作战。同时，我将锦西附近两个独立师和十一纵一个师向南佯动，并通知沿铁路线到山海关地区，准备军房舍及粮草，虚张声势。这更促成蒋介石决心以廖兵团继续沿北宁线攻击前进，企图重占锦州。”锦州战役结束后，攻锦部队仅仅休整了三天。10月17日，林、罗、刘向中央军委请示下一步行动计划。毛泽东复电让他们准备打锦西和葫芦岛，争取11月完成任务。这时，长春解放的消息传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日林、罗向中央连三封电报，决定放弃打锦西，全力以赴回头打廖耀湘集团。毛泽东彻夜不眠，连续发出四份答复和指示林、罗的电报。20日凌晨四时，他在给林、罗的复电中说：“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建议，如廖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征象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三个小时之后，毛泽东又指示林、罗、刘：“以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共九个纵队二十七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1]辽西大会战的计划，在短短三天内就酝酿成熟，付诸实施了。没有任何争论，大家各抒己见，谁的意见正确可行就照谁的办，充国60军（起义）国1兵团部、新7军（投诚）图例长春吉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阻击阵地解放军歼敌地区国民党军集结地区国民党军行动方向国民党军海上逃跑方向通辽12纵九个独立师辽北林辽源(双辽)四平科尔沁左翼后旗东北野战军主力热清原5、6纵(欠17师)法库开原彰武铁岭12纵国廖耀湘兵团独1、3、4、10师阜新河新立屯1、新民沈阳3纵2纵(5师)3纵抚顺新宾2、1、2纵浑河《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3）厉家窝棚国东北“剿总”8兵团辽黑山大虎山朝阳义县凌北镇辽中河独1支队(独14师)安大8、台安12纵辽凌源9纵牛屯7、7、8纵独2师辽阳本溪6纵17师8纵9纵9纵鞍山3纵2、7纵锦州4纵高桥9纵国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6兵团河国52军凌南1纵(欠3师)海城江4纵锦西冀察热辽独4、6、8师东绿国十一个师葫芦岛营口大石桥11纵兴城塔山东鸭河盖平宁绥中辽湾安东(丹东)迁安11纵、骑兵师《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4）辽沈战役北临榆（山海关）1948年9月—11月秦皇岛滦县昌黎国60军（起义）国1兵团部、新7军（投诚）图例长春吉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解放军阻击阵地解放军歼敌地区国民党军集结地区国民党军行动方向国民党军海上逃跑方向国廖耀湘兵团独1、3、4、10师11纵、骑兵师辽沈战役北临榆（山海关）秦皇岛辽沈战役地图分体现了中共高层指挥机关的高效率和团结协作精神，与国民党统帅部的争吵扯皮，形成了鲜明对比。收到毛泽东的复电后，林、罗、刘立即定下歼灭廖耀湘兵团的决心，并于20日十时向各纵队发出命令：十纵并指挥一纵3师进至黑山、大虎山一线，组织坚守防御，阻止廖兵团南下和再占锦州。原在彰武的六纵(缺17师)、五纵进至黑山东北的厉家窝棚、郑家窝棚、二道岗子一线，切断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主力一、二、三、七、八、九纵、六纵17师及炮纵，由锦州向辽西急进。“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务求全歼廖兵团。锦西方向仍由第二兵团指挥四纵、十一纵牵制侯镜如兵团，阻其北上。十二纵和一兵团十一个独立师由长春南下，拖住沈阳国民党守军。东总命令强调：“此次大战关键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如敌退路已断，则沈阳之敌将亦被拖住。”总部要求“目前各部应忍受疲劳，奋发精神，坚决歼灭廖兵团之五个军，并继续歼灭沈阳周围之敌，解放全东北。”同日，林、罗、刘谭颁发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政治动员令，指出：“东北局势已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我应乘敌连遭惨败，极端恐慌混乱，企图作东北总撤退的时机，连续作战。为此，首先抓住沈阳出来的廖耀湘兵团，与敌决一死战。此战成功，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之大变，还将引起全国政治形势之大变，促成蒋介石的覆灭。”动员令还指出：“此战我军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军必须有连续打胜仗的决心，一口吃掉敌七八个师、十数个师，一次俘虏七八万、十数万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1]10月21日，驻在黑山县城内的十纵司令员梁兴初、政委周赤萍接到总部命令，要十纵立即到黑山、大虎山“选择阵地，构筑工事，进行顽强死守，以掩护我军主力到达后歼灭前进之敌。”梁、周马上找来各师首长，部署任务，进行动员。梁兴初在纵队党委会上表情严峻地说：“要想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现在野司首长在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也在看着我们。打好了就是全东北的解放，又抹掉了蒋介石的十万大军。打坏了，十万敌军就要逃入关内，我们就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各师首长都表了决心，党委会提出“死守黑山，抗击敌人，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当天夜里，各部队紧急出发，向指定位置奔去。《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5）黑山、大虎山是北宁、彰武两条铁路的交会处，又有公路交错，黑山以西是医巫闾山脉，山高500米以上，像一堵大墙挡住西行道路。大虎山以东是绕阳河沼泽地，水网交错，不宜大军行动。大山和沼泽之间是一条宽20公里的狭长走廊。黑山以北3000米长的丘陵地带，把公路限制得更加狭窄。千军万马到这里也使不上多少劲，能够展开作战的部队是很有限的。22日早晨，十纵的三个师都到达指定地区。黑山到大虎山的正面约16公里，十纵装备不好，除了机枪、步枪，只有30多门炮。要防御这样宽大的正面，就只能把三个师一线摆开。梁兴初到担任正面防御的28师去察看构筑工事的情况，这里西侧是大白台子，东侧是高家屯，丘陵地带突出部是“一零一”高地。这个制高点是个寸草不生的石头山，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形。战士们挖工事，根本刨不动。梁兴初与28师贺庆积师长商量，果断决定在地表上堆起工事来。当地老百姓扛着木板、拉着钢轨，浩浩荡荡前来助战。两千多军民扛起装满泥土的麻袋、草包，在高家屯一带堆起十个火力发射点。在二十多个小时里修起壕堑、机枪掩体、指挥所、观察所、救护所等。大虎山阵地前还挖了一道防坦克壕。大家严阵以待，一场血战就要展开。就在同一天，廖耀湘下达了攻占黑山的命令。23日早晨，国民党军先头部队从芳山镇向尖子山发起进攻。守山的7连与敌人短兵相接，硬是坚持到黄昏，在人员大部分伤亡后，退出阵地。7连的英勇战斗，为主阵地防御赢得了宝贵的一天准备时间。24日清晨，国民党军以四个师的兵力、五个炮团的火力向十纵黑山、大虎山阵地发起全线进攻，黑山阻击战打响了。梁兴初在纵队司令部询问各师情况，29、30师还没有什么情况。28师贺庆积师长报告：国民党军避开黑山正面防御工事，向侧面的高家屯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梁兴初心里一沉，高家屯阵地因工事难修，原来没有作为防御重点。国民党军企图进攻十纵的薄弱环节，冲破防线。想到这里，梁兴初一跃而起，到前方28师指挥部亲自坐镇。国民党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炮火，打烂了高家屯三个高地上的大部分工事，防御部队也遭受重大伤亡。梁兴初从望远镜里看到高家屯阵地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密集的炮弹不断落到三个高地上。他告诉贺庆积师长：要把防御重点放在一零一高地，坚决守住阵地。就是丢了，也要马上夺回来。要82团作预备队，随时准备上前接应。国民党军的进攻开始了，冲在前面的是207师，展开三个营的兵力，呼喊着向一零一高地和侧面的石头山发起冲锋。十纵的84团两个排守在一零一高地上，连续打退两次进攻。但是进攻石头山的国民党军不顾伤亡，反复冲击。解放军一个排在激战中大多数伤亡，援兵不继，十四时国民党军在第四次进攻时占领了石头山。石头山失守，九二高地的4连侧翼暴露，受到两面夹攻。十六时国民党军占领九二高地后，又向九零高地进攻。84团2营经过大半天战斗，阵地失守。这时，一零一高地上仅剩下6连的10个战士坚持战斗。国民党军又向一零一高地冲上来。解放军战士已经没有阵地可以依托，只能在弹坑里滚进滚出，投出一个个手榴弹。很快手榴弹也打光了，只有拼刺刀作最后的搏斗。十六时二十分，一零一高地也失守了。情况万分危急!高家屯阵地失守，国民党军将突破黑山防线，打开南下的缺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28师师长贺庆积表现出了高度的沉着。他不给国民党军丝毫喘息机会，立即命令集中全师的12门山炮，向一零一高地猛轰。高地上密集的国民党士兵正准备修工事，解放军的炮弹就劈头盖脑落下来，炸得国民党军伤亡惨重。贺师长又命令82团的1、3营统由84团团长蓝芹指挥，迅速向高家屯阵地冲去。经过半小时激战，夺回高家屯阵地。国民党207师耗尽三个团的兵力，猛攻了一整天，就这样惨遭失败。这天，向黑山西北十纵29师阵地进攻的国民党71军，向大虎山30师进攻的新6军22师，在解放军的顽强抗击下也未能前进一步。廖耀湘兵团对黑山、大虎山第一天的进攻，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第一天攻击失败，廖耀湘极为愤怒。他以最精锐的新6军169师代替207师进攻，新6军军长李涛傲慢地说：“207师打不下黑山，看我们新6军给他打下来看看!”在二线的49军军长郑庭笈预感到了危险，建议不要在黑山久留，改道后撤寻找退路。他在电话中警告李涛：“你要走不走，这样的打，我们都要到哈尔滨扫茅房去(即当俘虏)!”但是廖耀湘坚持认为能打开黑山，命令新6军不计牺牲，占领黑山走廊。并要新1军以全部炮火支援，作最后的努力。25日清晨六时，新6军169师一个团向高家屯阵地发起进攻。他们接受了207师失败的教训，不从正面硬攻，而是迂回到一零一高地东南侧，然后配合正面的主力，发起多路进攻。守卫石头山的6连虽然顽强防御，但在国民党军炮火下伤亡大半，阵地也基本被摧毁。在人员大多伤亡的情况下，前沿阵地于十一时被国民党军占领。207师的助攻部队，也迂回攻占了九四高地。82团军事教导队队长张国率领全队一百多名学员，向九四高地发起反冲锋，半小时内收复了九四高地。但是一零一高地受到国民党军炮火的不断轰击，82团2营战斗了大半天，阵地上的部队基本打完了，在弹尽人寡的情况下，一零一高地于十六时再次失守。高家屯阵地失守，又一次打开了黑山的门户。师长贺庆积在电话中请示梁兴初，能否等到晚上再反击?梁兴初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定要黄昏前反击!我们现在虽然极度疲劳，有伤亡；但敌人的伤亡比我们更大。晚上攻，敌人就喘过气来了，工事也修好了，当然是现在就进攻划得来!”贺师长马上组织反攻，集中82团全部和84团3营，于二十时在炮火支援下，分四路直扑高家屯阵地。82团1营主攻一零一高地，82团的2营和3营分头收复石头山和九二高地。解放军所有的山炮、迫击炮和轻重机枪都向高地猛烈射击，掩护步兵前进。担任夺取一零一高地任务的82团1营1连在战斗英雄倪恩善的带领下，巧妙避开敌人火力，十多分钟就冲到一零一高地上。经过一小时战斗，高家屯又回到十纵手中。梁兴初听到报告之后，一块千斤重石才从心头落下，长舒了一口气。[1]10月25日是黑山阻击战最残酷的一天，廖耀湘集中了新6军、71军和207师五个师的兵力、全部重炮火力，发射了近万发炮弹，发起数十次猛烈冲锋。十纵与国民党军死缠烂打，寸土必争。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绝不放弃阵地。阵地丢失后又马上组织反冲锋，坚决在当天把阵地夺回来。三天的战斗，黑山前沿硝烟弥漫，尸横遍野。国民党军伤亡8000余人，十纵也付出了4100多人伤亡的沉重代价。黑山三天攻不下，使廖耀湘完全丧失了西进锦州的决心。情报机关向他报告，共军主力已经到达北镇地区，行动之迅速出乎意料之外。廖耀湘决定放弃进攻黑山，向东南方向退却，准备逃向营口。他请示卫立煌，马上得到批准。卫立煌还告诉他：“万不得已时可退回沈阳。”廖耀湘命令25日黄昏停止进攻，队尾变排头，新3军和49军作先头部队向东南方向的台安、大洼前进，71军殿后掩护大军行动。此刻，十纵也打得筋疲力尽。梁兴初正在为明天如何组织战斗苦苦思索，26日凌晨三时，野战军司令部发来急电：“北上主力已到达。敌已总溃退。望即协同一、二、三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梁兴初万分激动，这真是他日夜盼望、期待已久的“一声春雷”!他立刻命令将总部指示传达到各部队，让大家分享这胜利的喜讯。黑山阻击战，是辽沈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十纵以顽强的战斗精神，顶住了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封闭了他们的南下之路。为东北野战军主力从锦州北上赢得了宝贵时间。3当十纵在黑山顽强阻击廖耀湘兵团的时候，一、三、八纵为第一梯队，由锦州分三路向东急进；二、七、九纵为第二梯队跟进；长春的十二纵和各独立师也兼程南下，从四面八方向廖耀湘兵团逼近。但是究竟在哪里与廖兵团决战，情况尚不明朗。因为林彪不清楚廖耀湘将向哪个方向移动。在野战中吃掉国民党十万精锐部队，在以往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为了打好这一仗，林彪、罗荣桓于23日九时给各部队发出重要指示：以下指示，请仔细阅读。《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6）一、沈阳、新民、彰武、新立屯之敌，正全部经打虎山、黑山向南总退却。二、我军决全力乘敌撤退中，与敌决一死战，以连续作战方法，求得歼灭全部敌人。此战成功，则不仅能引起全国军事形势的大变，且必能引起全国政治形势之大变，促成蒋介石的迅速溃灭。我全体指战员须振奋百倍勇气与吃苦精神，参加此一光荣的大决战。不怕伤亡，不怕疲劳，不怕遭受小的挫败，虽每个连队遭受最大伤亡(每个连即打散，或剩几个人，也不害怕)，但对全国革命来说，仍然是最值得的。三、争取此战完全胜利的基本条件有三：1.在干部和战斗员有充分之认识和动员。2.各级干部每次攻击之前，均须走在部队前面，亲自侦察地形和布置攻击准备，但并不是随便暴露目标；或在部队冲锋时，也跑在前面，这仅仅是个人勇敢，对战斗指挥无大益处。3.须严戒沙后所、王道屯的打法，那种打法是在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大部队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即仓促的乱打乱冲。此次大战只要我各级干部遵守准备好了再猛攻的原则，则必然横直打胜仗。23日早晨，六纵奉命进攻彰武。原以为廖兵团的主力和后方应该在这里，结果扑了个空。当天晚上，总部命令六纵南下进军到泡子地区。司令员黄永胜拉起队伍就走，第二天早上到达泡子，又扑了个空。黄永胜等判断廖兵团应在新立屯以南，请示总部继续前进，然而却接到总部停止待命的命令。黑山阻击战打响后，林彪并没有马上下命令要各纵队合围廖耀湘兵团，其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果十纵顶不住，就在黑山以南阻击；如果廖掉头回沈阳，就在新民一带阻击；或是等廖兵团在黑山打得疲劳了，各部队再一齐围上去。也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廖兵团的行动方向还不明确，所以林彪还要观察一下，再定决心。然而就在25日这一天，围歼廖兵团的大会战却由辽南独立2师和六纵16师主动打响了。此前，总部给独2师布置的任务是从盘山南下进攻营口，阻止国民党军从海上增援或逃跑。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林彪特地派参谋处长苏静带领一个重炮连从锦州去独2师指挥。22日苏静出发两天后，总部发觉国民党军没有向营口撤退，于是令独2师去新民和半拉门一带。23日，当独2师到达盘山时，苏静也带重炮连赶到了。他与左叶师长研究了情况，认为应该在大虎山以东地区阻击国民党军。25日中午，总部还没有命令来。苏静果断地对左叶师长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敌人昨天占了营口，今天廖耀湘肯定南逃。你师于三点半出发，目标是打虎山以东地区。遇见敌人就马上迎头痛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苏静以主动求战的姿态下达了命令，事实证明是十分正确的。独2师刚出发不久，林彪就向各部队下达命令：“五、六、七、八纵应即由现地向台安急进，独2师应即至台安东大胆猛击退却之敌。”独2师经过急行军，夜里到达大虎山至台安公路与绕阳河交汇处。先头部队发现大批戴钢盔的国民党兵。他们看来十分疲劳，有的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解放军一拥而上，没开一枪，用刺刀将他们解决了，一问原来是49军105师的前卫团。抓住了国民党军主力部队，左师长下令将部队展开，阻击后面的国民党军。105师的跟进部队不知前卫团出了事，仍无战斗准备，直到解放军手榴弹、机枪一齐打响，他们才发现已经受到围攻。顿时惊慌失措，四下逃散。独2师没有追赶，而是继续向后方插去。26日凌晨，他们在三家子附近发现大批国民党军，正在集合站队，解放军悄悄围上去，在三十米内突然开火。抓住俘虏询问，原来这是新6军22师。[1]独2师在台安的截击，使国民党军大为慌乱。他们以为遭遇林彪的主力部队，遂改变方向向沈阳撤退。按廖耀湘的命令，49军应作为前卫，为南下营口打开通道。但49军军长郑庭笈胆小，竟然跟在新6军22师之后行动。所以105师遭受打击他竟然不知道，也没有向新6军军长李涛和廖耀湘通报。廖事后认为，他们的失败，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郑庭笈没有执行他们兵团战略前卫的任务，没有使用他的主力对敌攻击或继续向翼侧搜索，看看解放军的包围圈究竟有多大。反之他却在新22师之后和在新22师掩护下，停止于大虎山以东陈家窝棚地区(在大虎山至老达房往沈阳的公路上)。他直接报告卫立煌，卫竟要他立即率该军两个师和在他近旁的新6军的新22师与新3军的第14师经老达房退回沈阳。也是直到26日黄昏，我到新22师师部时才知道这一重要情况的。”[1]玩忽职守的不仅是郑庭笈，还有廖兵团的参谋长杨。25日下午，国民党空军侦察机向廖兵团司令部报告：“在彰武以南发现一个长约五华里的大行军纵队，向无梁殿方向前进。是否我们自己的部队，如果不是，我们就轰炸了!”杨答复：“不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你们轰炸、扫射吧!”说完，杨接通新3军军长龙天武的电话，告诉他这个情况。但却忘了将这一极重要的情报报告廖耀湘。更要命的是龙天武也没当回事。25日夜里，新1军军长潘裕昆来到新3军军部，进门就说：“你们还不走?我军奉命来这里接防的。”龙天武说：“慌什么，明早天亮了再走不迟。”没想到天还没亮，六纵就已经赶到，与新3军打响了。原来，六纵司令员黄永胜于24日夜接到总部命令，要他们以强行军速度由彰武以南插到半拉门地区，防止国民党军向西南撤退。六纵连夜行动，25日中午赶到预定位置。正构筑工事准备作战，黄昏时又接到命令：要他们向台安以东急进，途中遇敌则歼灭之。六纵行军途中，又接到总部命令，要他们立即向大虎山前进，切断新6军退路。半天之内几道命令，行军和攻击方向一变再变，说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稍有迟疑就可能失去战机。黄永胜来不及给总部回电，部队也来不及作片刻休息，当夜出发，向大虎山方向急行军。26日凌晨4时，六纵16师46团通过北宁线，进至腰家窝棚，先头部队与敌新3军14师遭遇。46团团长从枪声判断村里最少有两个连国民党军。他当即拉上来四个连，摆上三门迫击炮，开始向村子里猛攻。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46团占领了腰家窝棚，全歼新3军一个营，自己也付出了很大伤亡。[1]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79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7）九时，六纵首长到达16师指挥所于家窝棚。黄永胜亲自审问了一个刚投诚的国民党军少将。据其供称：因黑山、大虎山路被截断，廖耀湘决定由半拉门退回新民，固守辽河东岸。廖兵团主力新1、新3、新6、71共四个军正集结于黑山东北胡家窝棚一带，准备沿公路东进。前卫部队新3军已经到了这里。六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强敌。能不能堵住国民党军的东进之路，关系到能否全歼廖兵团。这是对六纵严峻的考验。来不及请示总部了，黄永胜与政委赖传珠、副司令李作鹏当即决定：不再按总部命令组织突击，而是改为阻截，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也不放跑廖耀湘。16师正当国民党军退路，由李作鹏负责指挥战斗。[1]六纵强行军两天，又紧张投入战斗，一直没来得及向总部报告情况。林彪25日一天没得到六纵的消息，既不知道他们堵住廖兵团没有，也不知道他们到了什么地方。一向不动声色的林彪也沉不住气了，不断催问谭云鹤秘书六纵有电报没有。刘亚楼比林彪还急，两人越说越生气。林彪沉着脸说：“这个黄永胜，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要让廖耀湘跑了，非严办不可!”刘亚楼起草了一个电报，于26日五时三十分发往六纵。命令他们立即向大虎山东南地区追击，迅速前进，寻敌攻歼。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应受处分![2]26日十八时，六纵的电报终于来了。黄永胜告诉林彪：六纵为了堵住廖兵团，强行军两天一夜，走了二百多里。为了减轻负担，加快行军速度，他们扔掉了行李和干粮袋，只留下枪支弹药。部队二十多个小时没有休息，有的战士累得吐血。既没时间埋锅做饭，也没时间架设电台。现在六纵已经堵住了廖兵团主力，正在进行决战。六纵决心以16师死守阵地，18师向东北突击，绝不让廖兵团跑掉。林彪、刘亚楼看了电报，顿时精神振奋，连声称赞六纵做得对，干得好。部队都有这种积极主动的作风，仗就好打了。林彪亲自复电给六纵和16师：“26日十八时电悉，盼你们顽强固守，勇敢反击，保持阵地歼灭敌人。我各纵队均可陆续加入战斗。”新3军14师在腰家窝棚遭到截击后，龙天武与新1军商量，企图绕道翟家窝棚向东北突围。六纵首长闻讯，抽调18师54团跑步占领段家窝棚，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营，将翟家窝棚的国民党军也堵了回去。为了加强防线，黄永胜决定将16、18师统归李作鹏指挥。防御的重点是北宁路上的厉家窝棚火车站。26日黄昏，廖兵团大部队潮水般涌向厉家窝棚车站，18师52团坚守有利地形，打退多次冲击。国民党军集中炮火，猛轰六纵阵地，并以步兵两面迂回进攻。48团1连遭受重大伤亡后，国民党军占领张家窝棚。六纵全线防御有被冲破的危险，48团立即调遣主力在朱家窝棚、崔家窝棚一线展开防御，坚守不退。这一夜厉家窝棚地区各个村子都在激烈战斗，许多村庄房屋倒塌，草垛起火，映红了黑夜的天空。六纵许多连队打得只剩不到十人，仍然坚持战斗。许多指战员被炮弹掀起的泥土埋住，又爬出来；一些战士身负重伤还咬着牙奋勇作战。52团2营一昼夜连续打退国民党军十四次进攻，终于没让他们越过北宁线。战至27日凌晨四时，国民党军突然全线溃散。原来是五纵、十纵等兄弟部队赶来围歼。与六纵分开一个月的“攻坚老虎”17师，也从锦州赶到这里，加入围歼廖兵团的行列。六纵在厉家窝棚阻击廖兵团主力一昼夜，为东北野战军各部队迅速赶来围歼廖兵团创造了条件，立了大功。特别是16师迅速捕捉廖兵团主力，顽强坚守，受到总部的高度赞扬。10月31日东总传令嘉奖16师的电报说：“十六师此次堵击廖兵团向新民东南突围的战斗中，表现了无上的英勇。勇敢顽强的抗击了敌人绝对优势兵力的汹涌反复冲锋，使敌突围企图未遂。你师虽有九个连队每连打得只剩六七人至十余人，但这是光荣的和壮烈的，单是你师就俘获了敌人一万八千余人。由于你师的顽强抗击和其他各师的勇猛进攻，使廖兵团十二个师及两个团全军覆没。你们的这次胜利是由于你师在政治工作及党的工作上有很大的转变，因而军事教育也大有进步。但师级首长作战决心勇敢顽强则是有直接意义的因素，纵队首长此次战斗中的决心与指挥也是好的。”[1]三纵7师21团3营，竟然摸到了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打烂了国民党军的指挥中枢。三纵原来的任务是向正安堡方向进攻，24日黄昏赶到那里时，发现国民党军已向东南方向撤退。7师一夜行军，25日六时追到黑山以北的尖山子与8师会合，决定向胡家窝棚一带搜索，寻找国民党军主力决战。这时，廖耀湘还不知道解放军正从各个方向向他包围过来。由于兵团参谋长杨和新3军军长龙天武的疏忽，没有向他通报发现共军大部队运动的情况。所以他下达停止攻击黑山的命令后，还从容不迫地率新3军和新6军向胡家窝棚撤退。25日夜晚，廖耀湘命令71军接替新3军和新6军在胡家窝棚的防区，71军军长向凤武提出部队连续进攻黑山，十分疲劳；夜间换防容易引起混乱，要求26日早晨再行动。廖想想有道理，就答应了。新3军和新6军急于南下，也放松了警戒。没想到就在这一夜，胡家窝棚的接合部正好成了三纵的突破点。26日早晨，胡家窝棚西边高地突然枪声大作。廖耀湘在村中的兵团司令部大惊，连忙往新3军挂电话问情况。龙天武军长回答：他的军部附近发生了战斗，71军部队正在纷纷向后撤，共军快要打到军部门前了。廖耀湘要他尽快脱离危险区，去掌握部队，仍按原计划向营口撤退。龙天武口头答应，不久就与廖耀湘中断了通讯联系。[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3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原来，龙天武惊慌失措，临阵逃脱。他抛下军部官员不管，跳上一辆吉普车，带上一辆拉行李的卡车逃出村子。出村不远，两辆车都陷在一条小河中，龙天武等只好弃车徒涉过河。水深没膝，河面上结着薄冰，他的军裤和皮鞋都泡了水，冻得瑟瑟发抖，真成了光杆司令。他这一跑，新3军便陷入混乱之中。廖耀湘又呼叫新1军，军长潘裕昆也不见了踪影。廖耀湘扔下话机就往新6军军部跑，只见村里村外秩序大乱，街上挤满了卡车、大车、骡马，一群群的溃兵向潮水一样涌向村东，谁也制止不住。廖耀湘跑到新6军军部，所幸李涛军长还没跑。廖要李涛务必收拢部队，稳住阵脚，占领胡家窝棚西头的高地。然后掩护兵团司令部转移到新22师那里去。当廖耀湘到胡家窝棚以东的开阔地区观察形势时，只见胡家窝棚西面的高地正在进行激烈战斗，解放军眼看就要打进村子。胡家窝棚以东有条小河，解放军部队正沿着小河向新1军军部所在的村庄运动，切断新1军和新6军的联系。当时解放军距离廖耀湘本人不过四五百米，枪弹就在廖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廖吓得不敢再返回新6军军部，落荒而逃，向东南方七八里外的新1军30师驻地跑去。半路上回头看看，胡家窝棚已经笼罩在战火之中，他的兵团部和新6军军部都被打散了。[1]冲向胡家窝棚的是三纵7师21团3营。他们黎明时行军到这里，发现村里村外到处是卡车、吉普和大炮。料定是国民党军主力，根本没想到廖耀湘就在这里。当时新3军部队正在公路上向东南撤退，3营战士冲上去突然开火，将对方打得乱成一团。随后他们在19团配合下冲上村西的高地，向村里扫射。3营8连2排从胡家窝棚南边迂回过河，发现村东有国民党军的重炮阵地。他们冲上前去，俘虏近百人，缴获155毫米榴弹炮十八门和数十辆卡车。国民党军为了争夺重炮，集合两个营的兵力向2排反扑。国民党军骑兵也扔下战马，与解放军战士肉搏。因增援部队未能赶到，2排在与绝对优势之敌激战之后，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三纵的这场遭遇战虽属偶然，但是他们猛冲猛打，打烂了廖耀湘的兵团部和新3军、新6军的军部，使十万国民党大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三纵事先没有想到会打出这样的战果，但确实为解放军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1]林彪获悉部队在胡家窝棚与国民党军主力激战的消息，立即发电报给二纵和六纵17师：“黑山以东之敌正向东南退却，二纵及17师立即出发向胡家窝棚(黑山东北)东南地区猛追敌人。”一旦抓住了廖耀湘的行踪，他就插翅难逃了。这天中午，廖耀湘逃到新1军新30师师部，这里尚未受到攻击。廖耀湘惊魂甫定，立刻呼叫各军军长向他靠拢。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6军军长李涛、71军军长向凤武和兵团参谋长杨先后来到。被打散的兵团指挥部官员也陆续来会合，聚在一起商量出路。此时的廖耀湘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自信，惊慌失措，全无主张。他用无线电话呼叫各军长时，竟用明语直接喊。参谋长杨大惊，这不是等于向共军暴露自己的目标吗?他再三劝说廖不要性急，要用密语，廖也不听。[2]这天黄昏廖耀湘转移到唐家窝棚的新22师师部，与49军军长郑庭笈通话。郑汇报说：他的军部位于大虎山至沈阳铁路线上的陈家窝棚，目前还没有行动。从陈家窝棚有一条公路直通老大房，过了辽河就可以到达沈阳。目前这是他们的惟一通道，沿途还没有发现共军。他还告诉廖耀湘：卫立煌命令49军退回沈阳，要走就快走，晚了就来不及了。听郑庭笈这样一说，廖耀湘南下营口的决心动摇了，回沈阳又觉得没有前途。其实郑庭笈也不知道，他的退路早已被八纵堵住了。八纵经过两天两夜急行军，终于按总部规定的时间赶到预定地点，[1][2]《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初稿。《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8）杨：《辽西战役补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92页。接替了独立2师的阵地。49军的前卫团已经被歼灭。这时，卫立煌给廖发来电报，说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辽西的部队应该迅速退回沈阳。廖耀湘拿着电报发愣，一脸痛苦羞愧的表情，感到没脸回去见卫立煌。杨焦急地催促道：“现在正是万分紧急的时刻，卫老总要你回沈阳，你就依照他的命令办好了!是他要你这样做，责任由他承担。”廖耀湘觉得有道理，就开始算计还能拉出去多少部队。照目前情况，只有新22、新30、14师和49军的一个半师能拉出去，其余的部队就很少有希望了。廖耀湘越想越痛苦，命令接通新1军潘军长的电话。他命令潘率领新1军、71军和169师及兵团重炮部队，于27日拂晓沿大虎山至新民铁路向沈阳撤退。在老大房地段渡过辽河。重炮和车辆如果带不走，可以毁弃。潘接受命令时也很痛苦，声音颤抖地说：“我将尽我的能力去做。”410月27日是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的日子。26日下午林彪命令各纵队：“六纵已在二道境子以南地区击溃敌人，现敌已成混乱。我各部队速向二道境子、半拉门方向猛追，乘机歼敌。”夜晚二十一时，林彪又命令各部队：一、今夜及明日、后日各部队均应勇敢主动寻敌攻歼。二、应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最好以三个师围敌一个师，以二、三个团歼敌一个团。三、应各抓住一股敌人，先包围后，经过几小时准备再发起攻击；对溃退的敌人立即发起冲锋。[1][1]《第八纵队司令部作战日记》。东北野战军在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最后的总攻开始了。一纵、十纵从黑山向胡家窝棚，二纵、五纵向无梁殿、半拉门，三纵、六纵向厉家窝棚，七、八、九纵向姜家屯，把廖耀湘兵团十万大军包围在方圆几十里的狭小范围内，进行分割围歼。各纵队都下了命令：今夜不许吃饭、睡觉和休息，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追。各纵队发起攻击后，枪声、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国民党军溃不成军，根本无法组织战斗。廖耀湘等随新6军军部和22师行动，在一片开阔地被解放军隔断包围。东边枪响，人群往西逃；西边枪响，人群又往回跑。廖耀湘、杨、李涛等坐在吉普车上，颠颠簸簸坐不住，又下来跟着汽车跑。只见大炮、卡车、辎重被扔得到处都是，官兵们四下溃散。杨等分头向人群大喊：“你们不要跑，组织起来吧，帮我们突围出去!司令官、军长都在这里，你们保护着出去，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啊！”此时谁还理睬他们，顾命要紧。廖耀湘等眼睁睁地看着22师逃散，只剩他们几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也只好分散开，各自逃命去了。此时的战斗，已经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各纵队的建制也跑乱了。27日一天林彪没有再下达命令，把权力下放各部队。解放军人人上阵，捉俘虏、缴武器，忙得不可开交。这天有三四百国民党军骑兵闯到六纵司令部驻地的村子，六纵全体机关人员，包括男女宣传队员、医生护士，人人投入战斗。国民党军反而惊慌失措，人马全部被俘。这一天六纵总共俘虏两万人之多。27日十七时，林罗刘向中央军委和东北局发出告捷电报：“廖耀湘兵团五个军已全部被包围和击溃。已俘敌数万，俘虏中已查出副军长一名、师长一名，目前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毛泽东于23时回电，表示“极为欣慰”。并要他们指挥部队向沈阳、营口进军。10月28日早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斗基本结束。各纵队陆续退出战斗，清理战场。算起来，他们连续战斗了四十多小时，如果加上行军时间就更长了。战斗中猛烈追杀和胜利的高度兴奋，使指战员们忘记了疲劳和饥饿。战斗结束后，五纵14师41团王团长在刘屯向老百姓买了一只鸡，收拾好用面粉裹住油炸，做了个香喷喷的“虎头鸡”，请吴瑞林副司令员和师政委丁国钰来尝个鲜，大家喝杯庆功酒。几个人围在一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王团长刚吃了几口，手里的筷子不觉滑落到地下，趴在桌子上打起了呼噜。大虎山以东的辽西平原，硝烟散去，又恢复了平静。解放军战士在村里村外收集战利品，拉大炮、推汽车，一箱箱弹药堆积如山，垂头丧气的国民党军俘虏，排着长长的队伍，被押送到后方。成千上万的民工在地方政府组织下，帮助部队运送伤员，搬运物资，掩埋阵亡者的尸体。一大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获。49军军长郑庭笈带着195师一个团，27日在厉家窝棚从上午打到夜里，也没有突出去。28日凌晨他带着师长和少数随从想过辽河逃往沈阳，走了二十多里被七纵俘获。71军军长向凤武混在俘虏群中，也在台安被解放军查出。廖耀湘、李涛带了部分卫兵仓皇逃命。周围村庄都已被解放军占领，廖为了缩小目标，遣散了卫兵，与李涛、22师副师长周璞等躲在一个洼地里，等到天黑再行动。他们向南徒涉绕阳河，周璞不慎掉进一个深坑，大呼救命，招来了解放军的巡逻队，李涛又跑散了。天亮后廖耀湘、周璞走进一个村庄，没想到村里也住满了解放军，幸亏天还不太亮，他们躲过哨兵，又钻进一个高粱秆堆里藏身。白天他们看着解放军大部队向各个方向行军，等解放军过完了，他们才找当地农民用钱换便衣和吃的东西。廖原打算逃回沈阳，走到辽河边上，听说沈阳已经解放，遂决定掉头往回走，进关去找出路。他们混在逃难的老百姓中，走走停停，11月6日到了黑山西南的中安堡。辽西围歼战结束后，东总政治部就给各部队发出电令缉拿廖耀湘。并指出廖是湖南口音、矮胖、眼睛近视。这天，驻在中安堡的解放军某部后勤部的战士发现街上来了两个身穿破衣、肩披麻袋的“南方商人”，其中那个头发花白的胖子，特征与通缉令上说得一样。后勤部将两人扣留，李股长负责审问。矮胖子自称姓胡，在沈阳做生意，战乱中被人抢了，只好逃难回老家。这些话当然骗不了人，李股长命令把他送警卫连看管，却把周璞给放了。到了连里，连部卫生员是个解放战士。他指着廖问：“你不是廖耀湘吗?在西安阅兵时你还给我们讲过话呢!”廖慌忙否认，脸涨得通红。警卫连林指导员看在眼里，心想八九不离十了。行军时廖将帽檐拉得盖住脸，只露两只眼，生怕原国民党军士兵认出他来。林指导员劝告他：“你最好自己承认，不然新解放的战士也能认出你来。”他还是否认，并乞求给他开通行证，放了他。后勤部让他坐卡车，司机是新解放战士，一看就说：“没错，他就是廖耀湘!”在无法抵赖的情况下，廖耀湘终于低头承认了自己的身份。[1]新6军军长李涛是最后被俘获的。他与廖耀湘失散后，装成“乞丐”东躲西藏近半个月，11月14日，他穿着破棉裤经过北镇南关，见到解放军岗哨就躲躲闪闪。卫兵见其形迹可疑，上前盘问，一听他是南方口音，立即将他扣留，送到政治部去。李涛又累又饿，看到桌上的高粱米饭，抓了一把就往嘴里塞。审讯时他自称是铁岭县政府文书，但是要他写出县政府科长以上名单时，他犹豫半天写不出来。干部问他：“你看这次东北解放军打得好不好?”他马上回答：“贵军战术颇佳，装备优良。”满口的军事术语，更暴露出他的身份。当干部向他要证件时，他脱口而出：“丢在胡家窝棚了。”干部向他交代政策，告诉他廖耀湘就是刚刚在这附近被俘的，现在很平安，要他坦白承认。这位“文书”双手颤抖，含着眼泪请求给他换身军官服装，承认自己就是李涛。[1]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除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3军军长龙天武带少数残部冲出重围，在新民乘火车逃回沈阳外，就这样全军覆灭了。短短的三天辽西大会战，表现出东北野战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和连续作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顽强精神。是东北解放战争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偌大一个国民党战略机动集团，因为蒋介石的错误决策和最高统帅部的迟疑不决，长时间徘徊，无用武之地，失去了战机和撤退的时间，再加上廖耀湘临阵慌乱，导致陷入解放军合围，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陷入混乱而被分割歼灭。对胜利者来说，这是解放军战史中一次成功的大兵团运动战的范例，对失败者来说，也有深刻教训可以总结反思。《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辽沈战役（二）辽西大会战（9）5歼灭廖耀湘兵团后，林彪指示七、八、九纵南下解放营口和辽东半岛，一、二、十二纵向沈阳急进，解放这个东北最大的城市。10月27日以后，卫立煌就再没得到廖耀湘的报告，急得派出飞机到辽西上空侦察，只见地面上一片混战，卫立煌知道廖兵团算是彻底完了。28日上午，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3军军长龙天武率少数残兵，疲惫不堪地逃回沈阳。听了他们的报告，卫立煌愤慨地骂道：“我早就向委员长说过，一出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相信。我画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们看，我不是说中了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然而一切牢骚都已无济于事，他们都清楚大势已去，问题是如何逃生。杜聿明在葫芦岛也是忧心如焚。30日蒋介石命令他去沈阳布置防务，当他飞到沈阳上空时，空军通知地面机场已经失控，千万不要降落。杜无可奈何地飞向北平，在机场正遇到蒋介石。杜向蒋汇报了东北的情况，蒋窘态毕露，沉默不语，只是要杜回葫芦岛等命令。空军司令王叔铭请示蒋：“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蒋答：“叫他到葫芦岛指挥。”说完就登机飞回南京去了。此时的沈阳一片混乱，国民党军政大员纷纷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命。卫立煌把沈阳防务交给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于30日下午与参谋长赵家骧等乘汽车赶往东塔机场。机场上挤满了想要逃跑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吵吵嚷嚷，乱作一团。等了约一小时，降落了两架运输机。卫立煌在卫兵保护下第一个登机。参谋长赵家骧和军长潘裕昆、龙天武等也争先恐后地爬上飞机。这时秩序大乱，人们你争我挤，卫立煌的副官把守舱门，把从舷梯往上爬的人一脚一个都踹下去。有的爬上飞机翅膀赖着不动。赵家骧见无法起飞，急中生智，在舱门口向下喊道：你们不要着慌，马上有四架飞机来到。他假装宣布名单，哪些人乘第一架，哪些人乘第二架。然后又说：等一会飞机来了，都按排定的次序登机，我保证大家都走得了，不要乱抢!这一着果然把飞机下面的人都蒙住了，飞机翅膀上的人也下来了。于是飞机立即起飞。黄昏时飞机在葫芦岛降落，杜聿明、侯镜如前去迎接。卫立煌一下飞机，长叹一声：“差一点见不了面!”[1]在葫芦岛稳住神，卫立煌越想越窝火。简直不明白他们怎么会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杜聿明、赵家骧与他一起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卫立煌说：“蒋介石的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我在东北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蒋介石当然不会负责，他拿卫立煌当了替罪羊。1948年11月10日，他发布命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从“东北王”沦为阶下囚，被宪兵、特务软禁家中。幸亏战局变化快，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之职，恢复卫立煌的自由，并听取了卫的申诉。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果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1]卫立煌逃跑后，沈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还有8万人。除了207师有些战斗力，其余部队都军心涣散。在兵团会议上，周福成宣布要固守待援，副军长赵国屏、130师师长王理寰等纷纷反对，说这个仗是打不了啦。散会后王理寰和新1军暂53师师长许赓扬就开始各找门路，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在辽北军区答应沈阳国民党军各部的起义要求后，沈阳国民党军政官员组织了“和平解放沈阳委员会”，以王化一、王理寰、许赓扬、秦祥征等为委员。10月31日，他们到周福成的司令部，严肃宣布：“大势已去，不能再打，我们不愿无辜替蒋介石去死，决定放下武器。”周福成像泄气的皮球，颓然坐下，仍拒绝投降。大家决定把他送到“世合公”银行大楼，沈阳解放后周被解放军俘虏。11月1日，东北野战军一、二纵由铁西区进入沈阳。新1军暂53师奉命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开出城外。其他部队集结在指定地点和大楼内，等待接收。重炮11团官兵守护着十八门美式155毫米重炮，交给解放军说：“这是国家的财产，现在要交给国家了。”汽车11团将全部车辆排好队，司机端坐车上等待命令。到了中午，老百姓都涌到大街上，热烈欢迎解放军。遗憾的是营口方向解放军慢了一步，国民党第52军一万多人乘船从海上逃跑。11月4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领东北野战军总部乘火车到达沈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军47万余人。其中毙伤55000人，俘虏32万人，投诚起义9万人。解放军也付出了67000人伤亡的代价。11月12日，锦西、葫芦岛和承德的国民党军分别从海上和陆路向关内撤退，东北全境解放。毛泽东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兴奋不已。11月1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指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基地，共产党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战胜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陈布雷之死（1）1948年11月1日，南京行政院宣布放弃限价的经济管制政策，蒋经国在上海的“打虎”行动也以失败告终。顿时，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急速暴涨。“金圆券”引起的通货膨胀，更动摇了普通百姓的信心。国统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上海放开物价后，不但没有起到物流畅通、供应丰富的效果，反而引发了新一轮的抢购风潮。老百姓用自己的金银美钞换来的金圆券，转眼间贬值数十倍，叫人如何不痛心！情急之下，只有将手中的金圆券尽快抛出，换成实物，还能弥补一些损失。最实惠的东西莫过米面油盐，于是市民们便蜂拥而至米店。而米店饱尝前段限价之苦，存货无多。到乡下进货，农民怕上金圆券的当，都不肯把余粮出售，出多进少，又造成了米价的飞涨和抢购风。上海《大公报》11月10日的社评分析：这几天上海抢购配给米辄起风波。升斗小民饥肠辘辘，恐慌万状，有些机关，将告断炊。更由于米市没有做开，米价暴跳，一石米从几十元喊到几百元，人心受此刺激，益发慌张。买不到米的，买不起米的，俱感苦恼，恍若大难将到来。其实像上面我们所说的一样，米荒是人为的。现在还不是有无问题，四乡存米是有的，问题在不来——不肯来及不能来。因为农民卖出存米，买不到所需的东西，物价看涨，市场窒息，上海抛不出物资，农民也就不愿保存金圆券，眼看着受贬值的损失。另方面，最坏的是现在抢米成风，秩序欠佳，以致商贾裹足，米源硬化。这样在事实上和心理上，都加甚了米荒的程度及挤米的混乱。就在这天，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石鼓路的一家米店首先被抢，闻讯赶来的警察开枪镇压，愤怒的民众纵火焚烧了米店。如同连锁反应，城里多家米店都被饥饿的市民抢劫，直到深夜才告平息。据南京警察局给上级的报告说：“抢米饥民二三百人或数十人一伙不等，见有米店，即将店门冲开，一拥而入，强行取走。抢米群中男女老幼士农工商各色俱全，宪警干涉亦未见效。”当日统计，被抢米共2505石，米店被抢者22家。[1]雪上加霜的是，随着国民党军队的不断溃败，大量的难民从战区涌向国统区的后方，尤其是江南的沪宁地区，令国民党当局大为头痛。《观察》的一篇文章分析说：“从这些流动人口的身份说，除了学生、公教人员以外，大都是达官贵人，尤其是贪官污吏，以及豪门、富商、大地主和他们正式与非正式的眷属及仆从等。从经济的立场说，这些人都是只消费而不生产的人。具体地说，解放区骤然地减少一大批这样的人，所以解放区减少一大重负担；政府控制的区域骤然地增加一大批这样的人，所以政府区增加一大重负担。这些人之中，只有少数人是诚心要追求所谓‘思想自由’的人，然而大多数的人，都是怕留在解放区里受清算(如贪官污吏、豪门、汉奸等)或不愿留在解放区勤恳工作并稍微降低生活程度的人。一个社会之中，这种人越多，这个社会一定愈腐化，愈瘫痪，愈接近于崩溃的边缘。”[2]1948年初，国共两军逐鹿中原，就有大批苏北难民南下上海。济南战役后，大量山东难民沿津浦路南下。至于东北的难民，一开始跑到北平、天津，到辽沈战役结束后，又有大批难民沿铁路和海路逃到南京、上海。一时间，江南大小城镇，到处是难民，更加剧了国统区城市的混乱。各地报纸上天天是难民的悲惨消息，天天呼吁政府救济安置。救济没有钱，不救济难民就请愿、骚乱，[1][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3编政治(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刘绪贻：《狂澜》，《观察》第5卷第17期，1948年12月18日。搞得当局焦头烂额。这些“难民”，情况复杂。起初国民党教育部为了安置来自苏北的流亡学生，在丹阳开办了“淮北联合中学”。谁知苏北沿江城镇学生知道了，以为只要渡江，政府就给安置，可以免费读书。于是上千人南渡到丹阳，其中夹杂有逃避兵役的壮丁、商店小开，他们伪造证件，都冒充学生。国民党江苏教育厅不胜其烦，严格审查，结果合格的难民学生只有274人。当局还要发一笔路费，打发这些“难民”回家。山东临沂来的学生千余人长途跋涉到芜湖，被当局安置在一个农场里。只发了200套棉衣，结果多数学生只能裹着棉被上课。救济的饭费是每天70万法币，连稀饭都喝不上。[1]上海是难民聚集最多的地方。1948年初，流入上海的难民已达数万人。他们在窝棚里度日，时有冻饿倒毙者。当时社会各界曾发起“劝募寒衣”活动，各校大学生都积极参与。但难民有增无减，情况日益严峻。社会局想了个办法，把难民迁移到江西去垦荒。《大公报》10月4日报道：“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决定组织难民垦殖大队，到江西去垦荒。江西可垦的土地，计有78万亩，每人可垦10亩，共需78000人。本预备移难民5000户，共2万人。现因经费的关系，改为3500人。自16岁到45岁没有显著病象的，又不愿去垦荒的难民，限期返回原籍”移民江西的计划果然实行了。在战乱的年代还能组织移民垦荒，听起来怪不错的。实际情况如何呢?1948年11月10日《大公报》载：“国立大梁临中学生已有2700多人到了铅山，并已开始上课。这批学生因不服水土，加以营养不足，害疟疾、痢疾的人已有500多，这几天已有很多死了。”而《观察》披露的真相则令人震惊。它刊登一封江西铅山县的读者来信说：铅山是赣西南隅的一个三等县，县域虽小，风景却幽美，人民安居乐业，和平相处。自从××中学学生奉命来铅后，凭空给百姓带来了滔天大祸。他们光临后，老百姓的橘子、甘蔗、蔬菜、花生、鸡子都被他们抢光、吃光、杀光。不但不给钱，还要时常打骂老百姓。城内的铺子，不知给他们捣毁多少家了。弄得本地百姓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因为县城太小，突然来了两千多人，本地粮食本来不多，物价自然上涨。而学生以为是奸商抬价，出官价硬要买到食米油盐。可怜无辜的百姓，有苦无处诉，因为种种原因，学生百姓间结下了深仇。10月17日，一颗炸弹终于爆发了。原因是学生十余人到乡下买米和老百姓发生冲突，结果学生13人被百姓掳去，四五人重伤回来。这样可不得了!一声号起，成千的学生集合起来，团团围着县政府，声言要冲入县府解除县府武装，并定全体学生到乡下报仇。后经校长与县长百般劝解，决定县府派二十余武装弟兄，会同学生代表八十余人，到乡下去了。可是到了乡下，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当地四五个村的老百姓连财产一股脑儿搬走了，据说到深山中去了。据说城东15里以内的百姓都搬光了，未来的发展，不敢想像。先生，按说百姓与学生是很容易和平相处的，然而为什么会闹出这样大的冲突?这个责任谁负?政府当局满以为学生离开了首都，一切事情就算完全解决了，别的都可不管，这是可能的吗?看到这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孩子，虽然已是深秋了，穿的盖的都是单衣单被，住的是潮湿的地铺。他们从小都生在北方中原，骤然来到了多雨的江南，在这深山里的秋天，早晚的天气和冬天一样。病魔围上了他们，前天病死一个，今晨又病死一个。学校当局说，他们每天都有电报到南京要被服医药，然而首都的要员们是否想到了这一点，却成问题。老实说，这些问题不及时解决，这些学生的前途是不可想像的。[1]《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陈布雷之死（2）11月1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东北“剿总”的精锐部队47万人被歼灭，东北全境解放。这是国民党空前的大失败，引起国统区人心的震动。虽然人们还未能预料以后的淮海、平津和渡江战役，但是已经预感到大难临头。《观察》刊登了季明的《五十天军事局势的总检讨》，反映出国民党内部的种种心态：局势演变至今，对于政府，显属不利。于是一部分“中间人士”和国民党的“开明分子”有“重开和谈”之说。姑无论共方是否接受“和谈”，即令接受，其所提出之条件如何，政府“容忍”之程度又如何？明眼人以为“东北易手”不能压垮政府，正如延安攻下，不能屈服共军一样。今日政府所考虑者，“苦撑待变”而已。既然苦撑待变，变的途径不外乎“对内”与“对外”两种。对内的变，两年来人民已经看够，由训政变宪政，由法币变金元，变来变去，越变越糟。甚至政府对自己的“变”也失去了信心。[2]兵败如山倒，引起连锁反应。上海百物腾贵，惟有一物价格下跌，就是房地产。有钱人看形势不好，纷纷卷起资产，逃往香港或国外。11月25日《大公报》报道《豪富纷纷离沪，房地产跌价了》的新闻：“随着大批豪富的离开上海，最近本市房产业又冷落了，报纸上召顶和出售的广告也热闹起来，这与一二个月前争购居奇的情形刚巧成一对照。11月1日限价放开后，过去竞购房地产的游资都涌向物资，房地产生意就转呆滞。再加战局紧张，许多显要豪富纷纷离沪，房地产更乏人问津，市价也日益跌落。照金条计算，比限价以前要跌掉一半。从前要20条的地产，现在只要10条就够了。”短短时期内，迁到香港的上海人就有一万多。11月29日的《大公报》说：“这一万左右来港的‘难民’，他们对一般旅店的影响并不大。理由很简单，这些都是高等的难民，他们用不着去一般中下级的旅店居住。最倒霉的是一般居住在港的人民，他们眼见香港政府征用房屋后，满以为可以自己掏荷包租一层廉价屋了。哪知来了一批上海人把房屋顶手费一冲，已比上个月上涨了45％以上。新楼的房租因为没有限制，更上涨了70％多。”上海市参议会开会时，许多议员忿忿地说：“逃到香港去的高等难民，不外乎军政要员、豪门资本。平时他们高喊安定，现在自己反而扰乱人心。”还有人建议：“豪门要员眷属，不准逃往国外。家眷疏散须限于国内，以还乡为原则。现已逃难去港的，必须叫他们回来。若不回来，应查封他们在当地的财产。”[1]这话不过是泄愤而已，能走的都是有门路的，谁能把他们怎么样!2在这混乱动荡的时候，11月14日，南京又传出一条惊人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委员、蒋介石的国策顾问陈布雷自杀了!陈布雷，名训恩，浙江慈溪人，1890年生。早年从事新闻业，曾在上海《天铎报》、《时事新报》担任记者和主笔，积极宣传国民革命。1927年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蒋看重他的才学人品，将其召至幕下。从此，陈布雷作为蒋的大笔杆子，开始了长达20年的幕府生涯。蒋的文告讲话，多出自陈的手笔。蒋对陈也非常器重，尊之为“先生”。在国民党人中，陈布雷是一个克己奉公，廉洁方正的人。他身居重地，从来不谋私利，更痛恨贪污腐败的行为。自己做了半辈子官，身处机要，但从不搞特权。生活上清苦俭约，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具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三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陈布雷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心为党为国的”，国民党所以弄得这样糟，主要是下面这批人把事情搞坏了。他除了开会等公开场合不能不与孔、宋、二陈等人周旋外，私下很少接触，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兄弟和朋友说：“只有德操相同的人，我才与之交往，孔、宋一批人即使到我家来，我也是不接待的，因为无话可谈，话不投机半句多。”1943年，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职务，陈布雷是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有事须与孔祥熙联系。一天谈毕公事，正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陈一个信封说：“布雷先生，你身体不好，子女又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小意思，聊表微意。”陈布雷脸孔一阵红，立刻把信封退还给孔。对于CC派，陈布雷坚决不参与其派别和小组织，尤其是抗战以后，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更渐渐疏远。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陈布雷为名誉顾问，有干薪可支取。陈布雷退还聘书，对部属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钩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中央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1]翁泽永：《我的舅父陈布雷》，《从名记者到幕僚长——陈布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1]陈布雷对蒋介石，可以说达到了愚忠的程度。尽管身体瘦弱，长期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为蒋介石起草文稿，从来都是夜以继日，一丝不苟。他几次想辞职休息，为了辅佐蒋介石，总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在抗战期间，他曾为蒋起草了几篇鼓舞全国军民抗战，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文章，振奋了国人的士气。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时，见到陈的外甥翁泽永。周恩来对翁说：“请你传话给布雷先生，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服务。”而陈则不止一次表示，他要报答蒋的知遇之恩，只能从一而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对抗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宣传攻势，于1945年11月成立了一个“宣传小组”，成员有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宣传部长李惟果、教育部长朱家骅、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等，召集人是陈布雷。内战爆发后，这个小组又改名“戡乱宣传小组”，控制了国统区的宣传舆论大权。陈布雷为了维护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声誉，效尽犬马之劳。1947年3月，胡宗南占领延安，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达到顶点。与此同时，国民党一手包办的“行宪国大”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这时，陈布雷认为“民主建国”的目标即将实现，情绪极为乐观。4月25日，他与三青团负责宣传工作的杨玉清漫谈，讲了很长的一席话。陈说：“自从政府改组以后，国家前途极有希望。关于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的问题，在十六年(1927年)以后不久，我即问过胡(汉民)先生。胡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介石)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惟在未提出此问题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的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极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过去对此问题不敢谈，现在竟已成事实，而无敢再怀疑者！此系国家一大进步。”6月，陈布雷在南京召见《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二十年天下还能维持。”[1]但是1947年形势的变化却令陈布雷始料未及。5月，华东野战军全歼蒋军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战争局势发生逆转，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奉蒋之命，陈布雷数次召集中央宣传小组会议，讨论修改“全国总动员案”。此后，在他的主持下，宣传小组起草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对外颁布。此时，各界舆论对国民党当局的批评和不满日益加剧，陈布雷对这一时期的新闻舆论抓得很紧，维持国民党的声誉和地位。他认为《大公报》在王芸生的主持下，对政府的批评恶意多于善意。陈布雷曾对人说：“我如果年轻10岁，就下海再做记者，和他们周旋，不让这般人如此猖獗!”因王芸生不听劝告，陈布雷愤怒地对陶希圣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2]《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陈布雷之死（3）陈布雷的忠诚，一次次遭受现实的打击，令他陷入痛苦的深渊。他主持宣传小组，当局拨法币100亿元作为宣传经费。当时这是一笔巨款，有人建议换成黄金、美钞，以免贬值。但是他无论如何不答应，认为这与国家法令相抵触。他指示把这笔经费存在几大银行，“如须开支，动用利息”。他经手的公款，手续极为严格。支票和印鉴由他自己亲自管理。秘书蒋君章把每笔应该支出的钱和报告，合成一个卷宗呈上，他自己开出支票，由蒋君章转交受款机构，取回收据，再次呈报他，才算完成手续。他有一本支票开出的记事簿，蒋君章有一本收支详细的账目和卷宗。他真的可以说是做到了“涓滴为公”，与贪污盛行的官场形成鲜明对照。[1][2]《徐铸成回忆录》，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8页。杨者圣：《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币制改革会议之后，陈布雷顺道去上海，对夫人王允默说：“我家的金器、银元，可以整理出来，去兑换金圆券。”“金圆券?”王夫人不明白。“关金、法币，怎么一下子又出来一个金圆券?”“这是挽救经济危机的措施，马上就要颁布，我们要遵纪守法。”没想到金圆券发行不久，物价就直线上升。10月物价的批发指数上涨到17.5倍。这一情况已经不用下属汇报，王允默也对他说了：“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员、工人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一块肥皂。蒋经国先生在上海打老虎，现在也偃旗息鼓了。”陈布雷用私人积蓄兑换的金圆券变成了一堆废纸。中央宣传小组的公款100亿元法币只换成几千元金圆券。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直接影响到陈布雷周围工作人员的生活，连伙食费都付不出了，陈布雷只得先拿自己的钱给大家垫伙食费，至月终结算时，名曰归还，而实际上再移作下个月的垫款，不足时，再由他垫付。陈布雷长叹一声：“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1]军事上连连失败，经济形势又是一片混乱，如何是好，出路何在？国民党中不少人认为，失败的关键是丧失了民心。一方面是局势这样困难，而那些拥有特权的豪门却照样发横财，过着奢侈腐败的生活。蒋经国尚且扳不倒他们，国民党还有什么希望？11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提出清算豪门的问题，代表了国民党内多数人的意愿：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便是倚势豪强如故。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的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目前少数人这样享受一切特权生活，骄奢淫逸，没有一个人去当兵，一文钱也不肯出，而却完全要穷苦老百姓抽丁纳粮，如何使人心平气服?国事演变到这个地步，势必牺牲极端少数人来挽救最大多数的人。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用人唯才，疏远小人，罢黜一切害民之官，严办豪强特权之辈，减轻人民的负担。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令民困得以稍苏，那么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前方军心立即因而大振。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后，大量难民随着涌入关内，风餐露宿，无家可归。陈布雷显得更加焦虑不安。他叹道：“已有二千万百姓流离失所，再打下去真不得了。”“国将不国，一片废墟，三民主义还有何希望?”他向同僚表示：“我一定要劝劝委员长，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跟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陈的副官陶永标回忆：辽沈战役后，蒋介石因伤心过度又连续吐血。陈布雷曾去蒋的官邸探望过两次，并密谈良久。因为陈布雷知道，这种劝和的意见是不宜在蒋召集的会议中公开提出来的。有一次，陈同蒋介石密谈至深夜，蒋送他步出总统府大门，我从侍卫室出来跟随在后，听见蒋介石对陈布雷断断续续讲的几句话：“战局……不利，我们……被打败，不会被消灭，你悲观。”“谈判也保不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如今，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事后我发现陈布雷的脸色很难看，回到寓所还自言自语叹道：“成败在天，成败在天。”一连数天抑郁不欢。[1]1948年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仍然决心贯彻“戡乱”方针。他说：自东北军事失利以来，共匪谣言攻势的猛烈已达于极点。不但一般民众受了谣言的煽惑，感到恐慌，就是知识分子也不能认清国家真正的利害，而在心理上发生动摇。前几天南京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最近共匪指使一班徒众提出两句口号，一是“求温饱”，一是“求和平”。这完全是抄袭苏联内战时代“土地、面包、休战”的三个口号，他们要以此来迷惑全国的同胞，瓦解剿匪的精神力量。……现在的问题就是看我们内部能不能坚定信心，团结一致，能不能振作精神，集中力量。希望中央各部长负责同志坚忍镇定，在军事第一的原则之下，拥护整个决策，共同一致认真执行。蒋所斥的主和派，当然主要是指那些审时度势、深知内战打不下去而主张和谈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在陈布雷看来，无异是当着和尚骂贼秃。像陈这样一个忠实追随蒋介石二十多年、自尊心极强而且士大夫气节很重的人，受到蒋介石公然的指斥，精神上打击之巨大是可想而知的。陶副官回忆：陈布雷生前的最后一些日子，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紧锁眉头，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着香烟；他的胃口也大为减少，以前每餐能食近两小碗饭，现在只能食一小碗，菜吃得更少。晚饭后到寝室，也就是他晚上的工作室，时而伏案批阅文件，时而翻翻报纸又放下，时而又衔着支烟在屋里来回踱步长叹短吁，或吟着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烟灰缸的烟蒂不到半天就满了，一天要倒二三次。陈布雷的精神和体质已经差到这个地步，蒋介石还催他起草“战时体制”的方案。一向提笔行云流水的陈布雷，这时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他写什么呢？还能再愚弄全国人民吗?连他自己都被愚弄了，怎么还有脸再自欺欺人！他感到心力交瘁，11月11日写了一篇“杂记”：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遇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而今我是为了脑力使用得实在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总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紧要的问题应早些提出方案之交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至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经是油尽灯枯了。[1]《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陈布雷之死（4）陈布雷报效国家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他为国民党兢兢业业地干了二十年，没想到国民党现在的威望已经扫地。他毕生忠于蒋介石，现在却形同路人，政见已无共同之处。哀莫大于心死，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此时的陈布雷，反而从容了。他的副官陶永标记录了陈布雷最后的日子：11月10日晚，他提出要同我共进晚餐，饭后，他不时询问我家庭生活开支和孩子等情况，问我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我说总能应付。他叹口气说：“物价暴涨，工薪阶层困难哪!”末了，他用深情的语气说：“陶副官，你忠心耿耿跟我这么十多年，任劳任怨，患难与共，你也知道我两袖清风，你和你的家属也从来没有沾到我什么光，我总过意不去，不知该怎样谢你。”我听了这话，泪水差点滚下来。他又叹了一口气道：“近年来我身体愈来愈差，自己也觉得一天比一天难以支持，倘然有个三长两短，请你自己保重，并望能时常去看看我的太太，她也是一个老实人。”我心中难过，便劝他：“主任不要想得太多，千万要爱惜自己身体，一俟战事结束，主任便可向委座告老还乡，著书作文。”他听了，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恐怕等不到这一天了。”11月11日上午，布雷先生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这是他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开车接他回公馆已是下午三点钟光景，几位秘书还在等他吃午饭，大家看他脸色不好，可是在饭桌上，布雷先生一反近来沉默寡言态度，从容地作了一次长谈。他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北伐战争，一直谈到眼前局势，又忆及自己青年时代加入同盟会，办报、教书一些轶闻，最后语重心长地要我们保重身体，免得像他那样未老先衰。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活动他请假不参加了。这天，他反而比往常从容。上午请了理发师，替他理发修面，他女婿陪着他聊了一通话。随后又去洗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和一双新布鞋。午饭后，他叫我驾车去郊外散散心，我们绕着玄武湖兜了一圈。我只见他两眼发愣地凝视着窗外的湖光山色出神。在离中山陵不远处，他示意我将车子停住，他下了车，吃力地攀上附近一个山丘顶极目望。中山陵在夕阳的映照下，气象万千。他眼角中流出了泪珠，一直呆呆地望着，直至夜幕开始下垂，临上车回家时，他问我：“陶副官，你还记得我以前讲过的一则笑话吗?”我回答：“主任莫非指有朝一日辞官隐居，到灵谷寺或鸡鸣寺做和尚?”他点了点头说：“和尚做不成，死在这里也好。”回到公馆时间已不早，我叫伙房快上饭菜，不料他一口推却说：“我觉得没有胃口，一点也不想吃。”我劝他：“不吃怎么行，多少吃些吧，半碗也好。”可是，这次他态度很坚决：“我实在一点也吃不进，你们去吃吧，不用管我。”接着他又吩咐：“我今夜要赶写一些重要东西，任何客人不见，电话也不接，一切改日再说，你也不要上来催我睡觉，我写好自己会服药睡的。”他上了一半楼梯又转过身来重复一遍：“一定不要让人来打扰我，让我安静些!”“让我安静些!”这是布雷先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1]陈布雷会见的最后一位家人是他的女婿袁永熙。袁是中共地下党员，与陈的次女陈琏结婚。夫妇两人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于1947年9月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陈布雷托人把两个人保出来，调到南京工作。由于他们在狱中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陈以为他们是思想激进，总是劝他们安分守己，不要惹麻烦。在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陈布雷最不放心的就是陈琏夫妇。他对袁永熙意味深长地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以至不能自拔。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到里面去。”意思是让他们好自为之，自己保护不了他们了。这些话，也是陈布雷对自己一个惨痛的总结。[1]这天夜里，陈布雷在灯下，一连写了十一封遗书。其中两封是给蒋介石的。第一封遗书说：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无丝毫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毫无价值之一生。[2]在这封遗书中，可以看到陈对蒋还有割舍不去的感情，但是遗书中没有一字谈到“戡乱”，也没有一个字提到国共之间的战争，而借自己“结束毫无价值的一生”，对国民党的历史作了根本的否定。在第二封遗书中，笔调为之一变，通篇都是自谴自责之词。他引用“瓶之倾兮惟垒之耻”，表示国民党的失败也是自己的耻辱和罪恶。但他又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他引用唐朝诗人韩愈的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婀”，这是韩愈指斥朝中权贵都是老练圆滑、老奸臣猾之徒，一个个只知依违随人，献媚迎舍，而不知感激、奋发。陈布雷一语骂尽了蒋身边那些只知揣摩逢迎、醉生梦死的官僚。除了给蒋介石的两篇遗书外，其余九篇有四篇是写给同僚及友好的，即《致张道藩》，《致洪兰友》，《致潘公展、程沧波》，《致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两篇写给部属，即《留交蒋君章、金省吾两秘书》，《遗副官陶永标书》。三篇写给夫人、兄弟、子女，即《遗夫人书》，《遗训慈、训忿、叔同诸弟书》，《遗诸儿书》。陈布雷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细心的人，他要向这个世界作最后的告别，并将后事一一安排妥当。《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二部分陈布雷之死（5）写完十一封遗书，已是11月13日凌晨。陈布雷吞下一瓶半安眠药，倒在床上永远地睡去了。上午九时，陶副官接到电话，催陈去开会。陶到卧室敲门，没有反应，而且门从里面上了闩。陶感到异常，从窗户中钻进去，才发现陈布雷已经僵硬气绝。陶大惊失色，赶忙叫来蒋君章秘书，一面找医生来抢救，一面向有关方面报告。陶副官亲自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大吃一惊，匆匆赶到陈布雷寓所。望着陈的遗容，蒋的表情悲哀，他脱帽肃立，并嘱咐手下好好料理后事。如何发布陈布雷的死讯，成了一大难题。当天来看望吊唁的官员和客人络绎不绝，每个人都问蒋君章秘书是怎么回事，蒋知道事情严重，不敢直言，只得说假话：布雷先生原来有失眠症和心脏病，经常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有时候半夜醒来再服一些，也是常有的，这几天精神特别不佳，可能加服因而中毒。次日《中央日报》发的消息，就说陈“以心脏病突发逝世”。第二天，陈布雷的好友、上海《新闻报》主笔程沧波从上海赶来，看到陈留给他遗书后，严厉指责蒋秘书等人的说法。他认为这样就抹杀了布雷先生为党、为国家的苦心，至少他个人不同意病死的说法。这时，外界对于布雷先生死因传说纷纷。治丧委员会在审阅全部遗书以后，经蒋介石批准，决定全部发表。19日，各报口气为之一变，公布了陈布雷自尽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