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1）1948年1月，陈毅从华东前线长途跋涉，到达陕北米脂杨家沟中共中央驻地。毛泽东让陈毅来陕北，一方面是听取华东野战军情况的详细汇报，另一方面是和陈毅商谈1948年作战的问题。1月27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陈毅商讨华野下一步作战的任务，提出要华野主力向江南跃进。华野主力挺进江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一个战略设想。1947年7月23日他给刘邓和陈粟谭的电报中明确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同时，华野的一、四纵也向江南进军。他设想：刘邓和华野两大主力南下，必将打乱蒋介石的进攻部署，迫使国民党军大量回援，解放军可以转守为攻，在各个战区集中兵力歼灭敌人。1948年初，蒋介石鉴于对陕北和山东“重点进攻”的失败，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制订了以固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兵力进剿中原为目的的“分区防御”战略。将徐州顾祝同、九江白崇禧、西安胡宗南三个集团在中原战场的37个整编师约66万人，除以一部分配属绥靖区担任防御外，以主力组成六个机动兵团和四个快速纵队。蒋介石要以陇海、平汉铁路为依托，集中兵力对付刘邓大军和华野进军中原的部队，并加强长江防线，确保南京和江南地区的安全。这时，刘邓大军进至大别山区已有四个多月，长期无后方作战，部队的弹药、服装和粮食越来越困难。1948年1月，国民党军出动5个师对大别山区进行清剿，刘邓大军又面临险恶的局面。1月26日，刘邓向军委报告：“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11师(胡琏)全部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近日按原战役计划，先以纵队为单位集结。敌即部署全力寻我作战，致又被迫分散。而在分散时，敌则以师为单位，寻我分散之旅作战，使我无法休息。两个月来减员不少，长此下去，士气将受很大影响，战力更加削弱，极端被动。而我不能集结作战，使三大野战军陷入跛足状态，尤属不利。改变此不利局面，则有赖于友邻协助和新兵早日到来。”从电报中，可以体会到刘邓当时的艰难和他们迫切需要友军支援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扭转局面的最好办法，就是派一支精锐的主力兵团向长江以南作战略跃进，迫使国民党军回援，使中原战局出现重大改变。华野过江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这次毛泽东是下定了决心，并征得陈毅的同意。1月27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要他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中央拟订了三个方案，请粟裕“熟筹见复”。电报最后说：“此事只先由前委几个同志及叶、王、陶作极机密讨论，不让他人知道。”[1]1月31日，粟裕给中央军委发了一封长长的复电。电报中将叶、王、陶三个纵队的现状作了如实汇报，说这三个纵队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减员很多，干部配备、物资装备也很不足，马上出动确实有困难。在电报中，粟裕谈起过江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当年他随红七军团北上失利的教训：“我军渡汉水后，敌亦可能加强该段的江防；且渡江后须经较长时间，才能转至闽浙赣地区，如是恐将有半数之减员。此种减员，沿途无游击区安插，只能任其置于民家则几全部抛弃，甚为可惜。忆1934年七军团北上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领导干部之不团结，但沿途无处安插伤员，故好仗亦不敢打。每战必须转移，士气日低，同时不打算在沿途有基础之地区停脚生根，使减员更大，元气大损，加以当时整个战局不利等原因，故此失败。”他建议：“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1]在这封电报中，粟裕表达了他在战略问题上的独立思考。毛泽东、陈毅研究了粟裕的电报，2月1日复电同意粟裕的方案，以华野一、四、六纵队组成华野第一兵团，到陇海线附近休整，补充新兵，准备渡江；华野其他纵队由刘邓指挥，采取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粟裕率华野一兵团于1948年3月上旬转移到河南濮阳进行整训，作渡江南进的准备。在濮阳那些日子，粟裕每天都在思考渡江的问题。反复权衡利弊，他认为：“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运用，粟裕认为：“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强大的野战兵团。在一个战役中，既要有足够数量的兵力担负突击任务，又要有相当数量的兵力担负阻援和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四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六个主力纵队，共十个主力纵队。再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师），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打掉敌人的优势，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关系，也发挥不了他们善打野战的长处。”这样想来想去，粟裕认为华野三个纵队不过江，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1]他决定把自己的意见逐级报告，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没有什么可顾虑的。4月初陈毅回到濮阳后，立即召开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在对一兵团干部进行渡江南进动员时，他特别强调毛泽东的跃进战略方针，并引用毛泽东的话：“转入外线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很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式的。”陈毅兴致勃勃地说，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然而在会议间隙，粟裕却把自己的设想完整地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大感意外。毛泽东制订的战略决策，陈毅是完全赞成的。一个战略区负责人要求中央改变战略方针，在解放军历史上尚无先例。陈毅不可能出尔反尔，但很尊重粟裕的意见。他认为粟裕可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2]《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2）粟裕也是考虑问题很周密的人。在向中央报告之前，他于4月16日向刘邓发出一封长电，陈述自己的建议，征询刘邓的意见。18日，粟裕以个人名义向“中工委并请转中央军委”发出电报，全面陈述他对南进战略的意见。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行长途跋涉，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晋察冀军区驻地。毛泽东仔细阅读了粟裕的电报，陷入深深的沉思中。21日，他以军委名义发出电报，请陈毅、粟裕来开会。陈粟感到事关重大，匆忙动身，于4月30日到达阜平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城南庄会议开了七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详细听取了粟裕关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战场情况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并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中央领导人听完汇报后，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一致同意了粟裕的方案。5月5日，毛泽东致电刘邓和华东局，通报了中央领导与陈粟商讨的结果：“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5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1]城南庄会议上，中央决定陈毅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协助刘邓工作。粟裕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负责华东野战军的作战指挥。会议结束后，朱德总司令在陈粟陪同下来到濮阳，看望华野一兵团的指战员。5月14日，华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并通报了华野领导调整的决定。晚上，朱德作了重要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华野在解放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提出了华野下一步的作战任务：争取消灭国民党的两大主力——邱清泉的5军和胡琏的11师。在华东和中原战场上，5军与华野部队多次较量。中央军委指示下达后，华野一兵团上下群情振奋，士气高昂。但是，作为指挥员的粟裕却不轻松。陈毅走后，他的担子更重了。他向中央提出不过江，在中原地区歼敌，是向中央立下“军令状”。对5军的作战能否打好，将对今后华野作战乃至中原战局产生重大影响。这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获悉粟裕部渡黄河南下的消息，大为震惊。他原打算让5军进至淮阳地区，寻机与解放军决战。5军刚刚出动，顾祝同看到粟裕部南下，惟恐中原有失，又命令邱清泉马上率5军返回商丘，并从苏北地区调来四个师的兵力，企图在鲁西南与华野决战。粟裕原来设计的战场是在鲁西南的城武、曹县一带，没想到5军迅速收缩，与鲁西南国民党军抱成一团。华野如果仓促投入战斗，把握不大。作战之前的运筹，往往比战争过程更为复杂。粟裕决定观察一下再行动。6月2日，他向中央军委发出请示电，毛泽东3日复电，要求“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1]26月初，陈唐兵团配合刘邓主力结束了宛西战役，遵照粟裕的命令东返，准备打5军。6月15日，陈唐兵团到达睢县西北，粟裕当机立断，决定以陈唐兵团进攻开封，自己率领一、四、六纵实行运动防御，阻止邱清泉西援。这叫“先打开封，后歼援敌”。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人口约40万。这座古城有高大坚固的城墙和六门四关，守城的是国民党军66师的13旅和地方部队两个保安旅，共3万余人。全城防卫名义上由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负责，但正规军由66师师长李仲辛指挥。两人互相扯皮。他们认为共军不会来攻开封，城防工事都没完成。6月17日陈唐兵团将开封城团团包围，刘、李二人才着了急，急征大量民夫赶修工事，并向郑州方面请求增援。陈唐兵团到达开封城下，立即投入战斗。他们有洛阳攻坚的经验，大城市攻坚动作一定要快，稍迟疑一天敌军的工事就可能大大增强，造成攻城的困难。三纵、八纵分别主攻各城关和城外要点。经过一夜激战，扫清外围。19日凌晨，解放军以连续爆破炸开城门，突击队冲入城中。与敌军进行巷战。李仲辛原以为解放军会把主攻方向定在城北，没想到解放军主攻方向在城南和城东。国民党军在城内制高点设置的炮兵观察哨也被解放军打掉，他们的火炮变成瞎子。而解放军炮兵指挥所就设在城外禹王台高地上，把城里观察得很清楚，解放军的炮火指哪打哪。国民党军只得收缩到省府、龙亭、铁塔等核心阵地内，作最后的抵抗。[1]在开封守军的不断呼救下，20日国民党空军从徐州、郑州方向出动大批飞机，对开封城进行残酷轰炸。成吨的炸弹、燃烧弹倾泻在开封的街道和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著名的相国寺、河南大学都成为一片废墟。老百姓死伤遍地，许多群众为了逃生，前呼后拥冲向城门。秩序大乱。陈士榘、唐亮当机立断，下令打开城门放群众出城。有的干部着急地说：“这城门好比华容道，开了门，敌人就要乘机逃跑了。”陈、唐解释说：“为了使人民少受残害，只有这样做了。”解放军干部战士在城门扶老携幼，引导群众到城外隐蔽疏散。国民党河南省省长刘茂恩化装成老百姓混出城外，逃脱了被俘的命运。到21日晨，开封城内只剩下龙亭这个最后的核心阵地。龙亭坐落在宋代故宫遗址上，雄伟的台基高13米，四周围墙环绕，三面临水，易守难攻。陈士榘等在城内制高点——教堂钟楼观察敌情。研究既能解决战斗，又能保护古迹的攻击方案。炮兵指挥员提出：将火炮推进到前沿，进行近距离抵近射击，虽然炮兵有生命危险，但可保证准确命中堡垒工事。当日黄昏，解放军的炮火集中轰击龙亭。残存的国民党军被解放军炮火轰得丧失斗志，从地堡和山洞中爬出来投降。师长李仲辛想从城北逃跑，被击毙在城墙上。22日白天国民党飞机在开封上空盘旋侦察，报告说“龙亭附近遗尸甚多，并有汽车向南门开。全城已无我军符号，东、南两门开放，城内沉静”。说明战斗已经结束。当解放军进攻开封时，南京城里也闹得不可开交。听说开封城破，在南京的河南籍“国大代表”、监察委员、立法委员都急了，大家一起到总统府求见蒋介石。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和参军长薛岳出来应付，代表们哭的哭，骂的骂，跪的跪，尤其是女代表们号啕大哭，场面一片混乱。20日蒋介石乘飞机亲临上空视察，并督促郑州、徐州方向派部队救援。胡琏的18军、邱清泉的5军分别从上蔡、城武增援，遭到中野、华野部队的阻击，未能前进。《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3）开封是中原地区解放的第一个省会城市，攻克开封打乱了国民党军中原作战的部署，使解放军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粟裕密切注视战役的进展。到20日夜里，开封城内龙亭虽未攻下，但胜利已经在握。粟裕马上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他与张震副参谋长赶到开封南郊陈唐兵团指挥部，督促大家不要恋战，除留下足够的兵力攻击龙亭外，迅速撤出其他部队，把兵力集中起来，准备下面的作战行动。陈唐即组织部队和民工搬运缴获的武器物资，运到黄河以北的解放区。6月26日，华野主动撤离开封。开封之战，南京、上海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国民党军统帅部的无能。蒋介石决心收复开封，寻找华野主力决战。6月26日解放军撤离后，邱清泉率5军先头部队进入开封。国民党统帅部分析：共军经过大战，必定疲劳不堪，可以乘机寻求决战。遂命令：以邱清泉5军主力南下通许追击；以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区寿年指挥第72、75师组成第7兵团，由民权经睢县、杞县迂回；命令上蔡的胡琏第18军迅速北上。试图从三个方向包围华野。粟裕预料到了国民党军这步棋。这时战机又出现了。南京国防部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华野。邱清泉急于立功，将开封守备交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给刘汝明，率主力尾迫陈唐兵团。多疑的区寿年认为解放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在睢杞地区举棋不定。这样，两个兵团一路急进，一路踌躇不前，一下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粟裕抓住了这一有利战机，不待查明区寿年兵团的具体部署情况，即于27日下达围歼区寿年兵团的命令，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开始了。区寿年是广东罗定人，原属蔡廷锴将军部下。曾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他知道解放军的厉害，行动比较谨慎。6月27日，他指挥72、75师进至睢县西北的龙王店、陈小楼、杨拐一带，得到情报说西面发现共军，于是命令各部就地构筑工事，准备固守，等待邱清泉前来会合。当日黄昏，华野一、四、六纵组成的突击集团就发起对区寿年兵团的围攻。28日完成了对区寿年兵团的包围，一场“瓮中捉鳖”的围歼战开始了。经过夜以继日的激烈战斗，到7月1日，解放军相继攻占陈小楼、杨拐等村庄，对区寿年兵团部驻地龙王店形成包围。龙王店地处睢县西北，是豫东平原上一个比较大的镇子。镇子周围有厚实的围墙。当6月28日区寿年兵团刚刚被华野包围时，75师师长沈澄年曾建议：乘共军立足未稳，赶快组织突围，以免坐以待毙。区寿年想固守待援，夹击共军，反败为胜。他不听沈澄年的劝告，命令挖壕沟，设鹿砦，构筑起纵横交错的防御工事。区寿年自信地说：“龙王店不是陈小楼，这里有一丈高的围墙，有上万人的兵力，还有上百门大炮，加上坦克，共军想吃掉我们，没那么容易。”华野虽然包围了区寿年兵团，但形势相当严峻。在蒋介石的督促命令下，西线的邱清泉5军从开封方向压过来，虽然遭到华野三、八、十纵的顽强阻击，仍在7月1日推进到过庄、官庄、张阁一线，距离区寿年约10公里。在东边，整编第25师与第三快速纵队组成一个兵团，以黄百韬为司令，到达距整编72师所在地铁佛寺以东10公里的帝丘店。华野一方面包围区寿年兵团，同时又受到强大援敌的两面夹击，面临严峻考验。是坚持还是改变原来的战役决心，需要刻不容缓地决断。粟裕和指挥员们对敌我形势作了全面分析，认为阻援部队能够顶住国民党援军的攻击，为歼灭区寿年兵团争取时间。粟裕决定：原战役决心不变，1日晚间发起对龙王店总攻，一举歼灭区寿年兵团。豫东战役菏泽广纵、(中)11纵河北(华)4纵1948年6月17日－7月6日国55、68师山定陶河国5师封丘河(华)6纵黄城武(华)1纵国丘清泉兵团兰封曹县(华)4、6纵开封国83师(华)1纵郑州中牟(华)8纵(华)3纵(中)11纵18师东国75师国孙元良兵团(华)3、4、广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4）国72师民权豫皖苏军区一部(中)9纵杞县蒙堤岭国72师董店通许(华)10纵新郑尉氏(华)8纵(华)6纵宁陵商丘睢县国黄维兵团虞城豫东战役菏泽广纵、(中)11纵(华)1纵贾涡柘城(华)3、8纵太康鲁许昌安河亳县南河河图例(中)1、2、3、4纵颖解放军开进方向解放军进攻方向解放军阻击阵地解放军歼敌地区国民党军集结地域国民党军增援方向沙周口市河(中)1、3纵(华)10纵漯河洪徽西洪桥河上蔡注：代字华－华东野战军；中－中原野战军国吴绍周兵团国胡琏兵团豫东战役地图1日晚8时，华野开始总攻龙王店。炮火猛轰一小时后，突击部队沿着近迫作业挖成的战壕迅速接近国民党军阵地，爆破队连续炸毁三层鹿砦，并将围墙炸开大口子。很快攻破第一道防线，向村子纵深发展。区寿年眼看大势已去，与兵团参谋长林曦祥爬上坦克突围逃跑。华野六纵的战士正在进行巷战，突然看到四辆坦克向东门冲去。印永鑫排长从围墙上飞身一跃，跳到一辆坦克的甲板上。他用手榴弹敲着坦克的上盖，高声喊道：“快停下来，缴枪不杀，不停我就炸死你们!”坦克缓缓停下，只听里面叫喊：“别炸，我们缴枪。”第一个爬出来的是个瘦高个中年人，肩章是中将军衔，他就是区寿年。7月2日拂晓，龙王店战斗结束。75师师长沈澄年在突围时也被俘虏。至此，区寿年的兵团部和75师被全歼。《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5）区寿年兵团被包围后，蒋介石万分焦急。7月2日，他在空军司令周至柔陪同下，乘飞机亲临战场视察。并给邱清泉写下手令，要他全力救援区寿年，并与黄百韬会合。手令中说：“龙王店失陷，区寿年、沈澄年二同志若非阵亡，必已被俘。中原战局，严重万分。两日来连电令弟全力东进增援，而弟违令迟滞，视友军危急不援，以致遭此最大之损失。得报，五中惨烈，不知所止！故今午特飞杞县，甚望与弟空中通话，以救榆厢铺与铁佛寺友军之危。此时，惟有弟军急进，一面救援75师在榆厢铺之一旅与铁佛寺之72师，一面与西进之25师会合，方能挽坠势，亦所以保全弟军不致孤危被歼也。”[1]焦急之情，跃然纸上。如果说邱清泉对区寿年见死不救，确实冤枉。从6月27日到7月6日，华野三、八、十纵在杞县以东地区顽强阻击，使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5军付出沉重代价。尤其是华野十纵在桃林岗一线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区寿年（左）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的防御作战，打得十分残酷。邱清泉虽然距离龙王店不过20余里，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区寿年兵团全军覆灭。另一支国民党军主力18军在胡琏指挥下到达太康，受到中原野战军的有力阻击。刘邓向阻击部队下了严厉的命令：粟裕部队为了歼灭敌人，已经使用了所有的力量，再也没有预备队。我们一定要配合粟裕部队作战，绝不让胡琏增援。中原野战军一、二、三纵队在编制不满员(三个纵队总数42000人)，弹药缺乏的困难条件下，紧紧咬住胡琏，使其无力北上。陈唐兵团和十纵的西线阻击，中原野战军的配合，有力保障了粟裕指挥东线兵团的歼灭战。国民党统帅部尽管调兵遣将，无奈该增援的来不了，该突围的出不去。在咒骂感叹之余，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豫东之战是一个转折，华东野战军的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南京国防部在战后的一份报告中说:“此次豫东会战，匪军所表现特异三点：1.敢集中主力作大规模之会战决战;2.敢攻袭大据点，如开封、兖州、襄樊等；3.对战场要点敢作顽强固守，反复争夺。如桃林岗、许岗、董店等。以上诸端，在在足征匪军之战力逐渐强大，吾人应作加深一层之认识与努力者也。”[1]7月2日清晨，华野全歼区寿年兵团后，粟裕认为预期的战役目的已经达到，部队连续作战，减员较大，十分疲劳。下一步任务是如何组织部队顺利撤出战斗，转入休整。到下午东面形势突然发生变化，黄百韬的25师突破防线，推进到距离龙王店二十多里的帝丘店。粟裕听到报告，心头为之一震。黄百韬的到来对华野威胁较大，如果不给予有力打击，华野携带大批伤员，难以顺利撤出战场。想到这里，粟裕下定决心，乘黄百韬长途跋涉，部队尚未全部展开，即先声夺人，给25师以歼灭性打击。当天，华东野战军首长发出给全体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战役进行到现阶段，是全战役的重要关键。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就可以全歼守敌。”“部队伤亡、消耗、疲劳是事实，但敌人伤亡更大，消耗更多，疲劳更甚，处在四面包围，随时准备就歼的恐怖中。我们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不要让吃到口边的东西给溜掉了。我们对敌人要狠，要有全歼敌人的雄心，要善于打落水狗，要把一次可以消灭的敌人，不留给以后再麻烦。”[1]豫东战役最后阶段的作战于7月3日中午打响。4日，华野一、四、六纵分别攻占各村庄，完成了对黄百韬的包围。黄百韬为挽回局面，亲自登上坦克，指挥三个营部队从帝丘店北门反攻。双方激烈战斗，黄百韬身边的卫士和一个团长也都打成重伤。但黄百韬困兽犹斗，终于将田花园、刘楼阵地夺回。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双方都付出沉重代价，疲劳不堪。[2]经过三天激战，黄百韬的部队收缩在帝丘店周围十里的几个村庄里。帝丘店是个方圆三里的土圩子，村内只有一眼水井，一个小水塘。时值盛夏，天气酷热。数万国民党军只能喝带泥浆的水解渴，粮食告罄，空投的食品药品还不够近万名伤兵使用。7月6日中午，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乘飞机到上空视察，找黄百韬通话。黄对杜说：“民国22年庐山训练时，我们是上下铺，当时我叫黄新。我从未叫过苦，但是今天我不能不告急，免误全局。”他请求杜聿明转告邱清泉火速增援，并令空军加强支援。杜聿明飞走后，黄即下令焚烧文件，枪杀俘虏。他在电话中对前沿阵地的一个团长说：“到现在为止，你不要希望我有一兵一弹之增援。黄昏后空军更是爱莫能助。共军由何处突入，你就在该处死拼到底。”他已经完全绝望，不抱生还的希望了。[3]到这天太阳落山，解放军并未对帝丘店发起总攻，枪炮声反而稀疏下来。原来西线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蒋介石、杜聿明的严厉促下，邱清泉孤注一掷，冒险开始了迂回行动。华野阻击部队没有发觉5军的变化。到6日下午，粟裕才得到5军突破防线的报告。此时，胡琏的18军已经到了太康，刘汝明部也从开封到了商丘。华野有被合围的危险。粟裕看到部队连续战斗多日，确实已经疲劳不堪。他果断地于18时下达命令：停止战斗，各纵队向陇海路以北转移，豫东战役结束。战斗结束后，黄百韬与邱清泉的部队会合。黄为大难不死感到庆幸，悲喜交集。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开军事检讨会议，表彰黄百韬努力前进，顽强抵抗的功绩，并亲自为他佩戴青天白日勋章。邱清泉则因作战不力，坐视区寿年兵团被歼而受到训斥。邱清泉一气之下，请假回浙江永嘉老家“休息”一个月。豫东战役是解放军同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会战。直接参战的部队有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冀鲁豫地方部队20万人，国民党军约25万人。解放军20天里连续作战，攻克开封，歼灭区寿年，重创黄百韬，削弱了邱清泉。解放军以伤亡33000人的代价，歼敌94000人。粟裕精心组织了这场包括城市攻坚战、运动战、阵地防御战在内，被他称之为“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役。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豫东战役显示了解放军高度灵活的战略战术，善于集中兵力，创造战机，把握战役的主动权。在城市攻坚和阻击作战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豫东战役是一个转折，标志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全面转入战略进攻。3陈毅、粟裕带领华东野战军主力转战鲁西南和豫皖苏的同时，留在山东解放区的许世友、谭震林率七、九、十三纵组成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兵团切断济南至青岛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将胶东、鲁中、渤海解放区连成一片，支援陈粟主力在中原的作战。3月，山东兵团集中优势兵力攻坚，连克张店、周村和潍县。解放了鲁中地区十几个县，使胶东、渤海、鲁中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解放军控制了山东主要的粮棉产区，还控制了200公里的胶济铁路，济南、青岛国民党军的联系被切断，成为孤立据点。《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6）不利的态势使困守济南的王耀武受到极大震动。他感到分散兵力，处处设防，早晚会被各个击破。5月15日，王耀武飞往南京晋见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将他的部队撤到兖州，与徐州“剿总”的部队连成一片。蒋介石一口拒绝。并对王说：“你不从大处着眼，我们必须确保济南，不能放弃。”他指出：济南是山东省会，华东战略要地，为了不让华东、华北“匪区”打成一片，不让他们掌握铁路交通大动脉，就必须守住济南。蒋介石为王耀武打气说：“济南如果被围攻，我当亲自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增援。只要你能守得住，援军必能及时到达，我有力量来解你们的围。打仗主要是打士气，鼓励士气，首先自己不要气馁。你要知道，我们的失败是失败于士气的低落，你们如不奋发努力，坚定意志，将死无葬身之地。”王耀武怀着悲观失望的心情离开南京，他明知守济南是一步死棋，却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1]山东兵团结束潍县战役后，5月挥师南下，发起津浦路中段战役。连克泰安、兖州，解放了曲阜、蒙阴、邹县、泗水等一批县城。50天内，山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解放军完全切断了济南与徐州的联系，也切断了华北傅作义集团与中原国民党军的铁路交通。山东解放区则连成一片，并与华北、中原解放区打通了联系。[1]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解放区人口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为支持华东野战军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可靠的后方。毛泽东对华野的战绩非常满意，并认为应该不失时机地连续作战，争取更大的战果。华野指挥员认真考虑下一步的作战方针。8月10日，他们给军委发出长电，提出攻济打援等三个作战方案。1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攻济打援，并预计了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1.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既攻克济南，又歼灭5军等大部援敌；2.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攻克济南，又歼灭部分援敌；3.济南既未攻克，援敌又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毛泽东强调指出：“你们第三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区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办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1]毛泽东高瞻远瞩的“攻济打援”战略决策，为华野指挥员树立夺取济南的信心。粟裕等华野指挥员于8月20日前往曲阜，与山东兵团指挥员研究济南战役的作战方针。这是自1947年“七月分兵”以来，华野两大集团领导的重新会合。华东局情报部门和中共济南市委广泛搜集情报。编写了《济南蒋匪部队调查》、《济南工事情况研究》等四个文件，供与会的指挥员研究。有如此详尽、准确的情报，对华野部署济南战役提供了可靠保证。与此同时，国民党统帅部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议，鉴于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军在作战中损失多达70余万人，丧失了洛阳、开[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66页。封、四平、兖州、临汾等一批中等城市，蒋介石感到他的“分区防御”战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大小城镇都要分兵设防，无法集中兵力与共军作战。在进行战役时，一个军或一个师的机动兵力经常被共军几个纵队包围，救援不及而导致被歼。蒋介石决定修改战略，裁并“绥靖区”，扩编新的机动兵团，每个兵团配备少则五六个旅，多则十几个旅，具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使共军“吃不掉，啃不烂”。济南是国民党的山东省会，它与北平、天津、青岛、太原等大城市构成蒋介石支撑华北局面的重点。蒋介石意识到，共军要在中原与国民党军决战，就一定要先拔掉济南这个“钉子”。国民党军则必须死守济南，维持这个政治、军事、地理上都十分重要的据点。1948年8月间，王耀武获悉华东野战军粟裕的主力已经由豫东返回鲁西南，他认为共军十有八九是冲着济南来的，迅速开始了备战行动。他请求蒋介石将苏北的整编83师空运济南，并向济南大量空运弹药、粮食，可供济南守军支持两个月。他命令各部增强工事，在千佛山脚下修筑飞机跑道，以防西郊机场失守后应急使用。将城北小清河水闸加宽加高，待共军攻击时开闸放水，将城北变成泛滥区，阻挡共军攻击。将城中居民百姓编为壮丁队、纠察队、担架队、输送队等，协助国民党军守城。这时，王耀武掌握着正规军三个师九个旅，非正规军五个旅，加上特种兵和保安团队共11万人。这些兵力守一个济南城，不能算少。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三部分，构成基本防御地带。外围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73师师长曹振铎担任黄河铁桥至千佛山一线的东区防御，96军军长兼84师师长吴化文担任泺口镇至马鞍山一线的西区防御；对济南郊区制高点鹊山、白马山、茂岭山、燕翅山、四里山、千佛山、黄台山为重点设防。在市区沿商埠和外城挖掘宽深各六米的壕沟，为第一阵地；外城墙为第二阵地；内城墙为最后一道防线。城墙上修筑了子母堡和众多火力点，形成交叉火力，易守难攻。王耀武认为外围能坚守半个月，城区至少能坚持一个月。他与刘峙达成默契：如果共军进攻济南，王耀武负责坚守，刘峙指挥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以南北27万人的兵力夹击华东野战军，来一场决战。[1]华野曲阜会议开了五天。指挥员们认真研究济南的敌情，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粟裕设想了几种方案，与中央反复交换意见。毛泽东对济南战役可能出现的情况也作了多种估计。8月26日他致电粟裕，强调指出：“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分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和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2]毛泽东强调一定要真攻济南，华野指挥员们共同商定战役部署，将部队分为攻坚和阻援打援两大集团。攻坚集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分为东、西两个集团：以三纵、十纵、鲁中南纵队、两广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组成西线集团，由十纵宋时轮司令员统一指挥，担任主攻济南任务；以九纵、渤海纵队和渤海军区部队组成东线集团，由九纵聂凤智司令员统一指挥，担任助攻。攻打济南的总兵力为14万人，占华野参战总兵力的44％。阻援集团由粟裕统一指挥，于运河以西的巨野、金乡、嘉祥和运河以东的邹县、滕县地区阻击北上国民党军。阻援的总兵力为18万人，占参战总兵力的56％。《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7）[1][2]南京国防部报告：《济南会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80页。济南战役河渭渤海军区部队1948年9月16日－24日小卧牛山河冀鲁豫军区部队黄北洛口国保6旅渤纵国19旅历城国保8旅洛口周官屯(王舍人庄)东齐河国保4旅●2绥靖区国15旅敌特务旅辛店集国73师玉济南茂岭山团筐李庄国155旅国96军独立旅（起义）砚池山国77旅国211旅国84师（起义）千佛山回龙岭9纵马鞍山府陵沟桥东山西国161旅郭庄国213旅10纵长清河集3纵大涧沟东泉卢村王府庄崔马庄13纵国57旅团图例两广纵队三个团野司警卫团仲宫镇解放军行动方向解放军攻城行动方向解放军歼敌地区解放军围困敌军地区国民党军集结地域国民党军行动方向国民党军退却方向国民党军阻击阵地《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8）济南战役河渭1948年9月16日－24日小卧牛山国211旅国84师（起义）千佛山回龙岭9纵马鞍山府山郭庄国213旅10纵长清集13纵国57旅团图例两广纵队三个团野司警卫团鲁中南纵队四个团济南战役地图9月1日，华野发布《攻济打援政治动员令》，提出响亮的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华东局在曲阜成立支前委员会，调集冀鲁豫、鲁中、胶东、渤海根据地的五十多万民工，出动数万辆小车、担架，为部队运送维持三个月作战的五千多万斤粮食以及弹药、柴草、蔬菜、麻袋等物资。这样大规模的支前工作，在山东解放区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战役开始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王耀武以飞机场为防御重点，集结了五个旅的兵力。华野以原来的兵力部署攻占机场有一定困难。是以西集团为主攻，还是改变计划以东集团为主攻，指挥员意见不一。9月11日，毛泽东指示许世友：“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1]8月下旬，南京国防部判断共军有攻打济南的迹象，命令王耀武加强济南防务，并指示徐州“剿总”在共军攻打济南时，派邱清泉、黄百韬、李弥三个兵团北上增援，与华东野战军决战。遵照南京方面指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飞到济南，与王耀武等商量协同作战的问题。王耀武认为：共军力量强大，要想守住济南，必须调74师或83师来增援，否则没有把握。杜聿明不以为然，说：“如若打起来，只要你们能守住十五天，我指挥的部队一定可以到达济南，为你们解围。”王耀武不相信，说：“增援部队必定受到共军截击，我看十五天绝对到不了济南，所以必须增加防守部队。否则济南守不住，增援部队再多，也无济于事。”王耀武的部下七嘴八舌，都要求增加守城部队，杜聿明遭到众人反对，感到大丢面子，很不高兴地离开济南。因为意见不合，徐州对向济南空运部队一直很不积极。王耀武见援军迟迟不到，非常着急，15日亲自到南京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答应王耀武的要求，调74师增援济南，同时指示王耀武：共军的战法是猛打猛冲，只要头几天稳得住，他们的攻势就会受到挫折。已经准备了强大的部队增援济南，如果共军一旦攻济，援军会迅速前进；待援军到达兖州时，济南方面要抽出两个师出击，以南北夹击打败共军。王耀武得了指示，稍觉定心，匆匆飞回济南。就在他回到济南的当天夜里，华野部队就在外围打响了。[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1948年9月16日，正值阴历中秋节。月明星稀，秋高气爽。根据攻城指挥部的命令，进攻济南的战斗从午夜时分开始。华野西集团的主攻方向是济南机场，力求尽快切断济南与徐州的联系。王耀武接到郊外守军的告急电话，17日紧急命令总预备队第19旅向机场增援。这时，华野东集团也发起了猛烈进攻。指挥东集团的九纵司令员聂凤智虽然担负的是助攻任务，但他决心积极进攻，打开局面。在向师团下达作战命令时，他把“助攻”改成了“主攻”。师团指挥员纷纷打电话问是不是写错了？聂凤智坚定地说：“不错！”他向大家解释说：助攻不是佯攻，是真攻而不是假打。你能先攻进济南不是更好吗?东面攻得紧，对西线部队的攻击就更有利。[1]九纵25师经过一夜激烈战斗，连续攻克了东郊的茂岭山(今五顶茂岭山)、燕翅山两个国民党军重点守备制高点。《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9）王耀武得知倚为屏障的茂岭山、燕翅山失守，大为震惊。一怒之下，命令将丢失茂岭山的朱营长枪毙。17日白天，他一面指挥向茂岭山、燕翅山反扑，又判断解放军主攻方向在东面，紧急调遣守卫机场的预备队增援城东，并将守卫机场的部队收缩至城西的商埠区。两天之内，王耀武把预备队调得东奔西跑，表现出兵力不足和捉襟见肘的窘迫。部下也是怨气十足，参谋长罗辛理被俘后说：“在外围作战上，我们处处都在顾虑机场的得失。假如我们根本没有援兵与粮弹来，把机场作为一个独立守备点也就算了，然而我们在部署上却要坚守这个不能守的地方，因此我们深感飞机场是个累赘，守它不但没有好处，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他还说：“我们原来预计在济南外围至少能坚持七、八天，不料解放军战斗发展太快，茂岭山与燕翅山未怎样打，很快的被占领了。使得预备队过早投入战斗，从而牵制了整个兵力的布置，这是影响战局的主要关键。”[1]占领飞机场后，华野西集团迅速推进，使防守济南西区的国民党整编第96军吴化文部的阵地，完全孤立和暴露在解放军面前。在此之前，中共地下工作者早已打入吴化文内部，对其进行争取。吴一直犹豫不决，脚踏两只船。当解放军的炮火打到他的阵地上，他才感到已经没有退路。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在解放军联络员的争取之下，吴化文于19日晚率部起义。争取吴化文部起义，为济南战役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谭震林1948年10月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吴部起义，我即攻入商埠，十纵机动攻入车站，迅速攻至普利门以北，造成了提早攻击外城的有利条件。使整个战役中各个阶段形成连续作战，陷敌无喘息机会，迫敌处在由吴部起义所引起的部署缺陷无法调整的恶劣条件下作战，这也是迅速解决济南的重要条件之一。”当吴化文部起义的消息传到城里王耀武的司令部时，国民党军内部陷入慌乱之中。王耀武紧急向蒋介石和刘峙发报，请求突围。南京方面很快回电，要王耀武退守旧城，仿照去年陈明仁守四平的办法，死守济南。19日夜里吴化文部移交阵地后，华野三纵、十三纵迅速接近商埠。与国民党军争夺一座又一座大楼。三纵8师师长王吉文身先士卒，督促部队迅速前进，不幸被炮弹击中牺牲。22日拂晓，三纵9师突击“绥靖区”司令部以西的银行大楼。国民党军居高临下猛烈扫射，解放军不顾伤亡，以爆破开路，前赴后继，终于占领了银行大楼。随后，突击部队从两面包围了王耀武的“绥靖区”司令部大楼(原德国领事馆)，国民党军六百多人在这座混凝土三层楼房内拼死顽抗。不断从楼里往外扔手榴弹，战斗中有人伤亡，活着的士兵就把死尸从窗子扔出来。9师把大炮推到楼前抵近射击，[1]许世友：《攻克济南》，《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第443页。突击队在炮火掩护下连续爆破。将大楼里面炸开一个个缺口，后续部队冲进大楼，与国民党军展开逐屋争夺，战斗到黄昏结束。当晚，商埠被解放军完全占领。[1]20日，济南东郊国民党军放弃黄台山、全福庄、洪家楼等外围阵地，向城里收缩。我军步步紧逼。这时，东郊还有两大据点：一个是历城，一个是千佛山。历城据点位于王舍人庄北，守卫的是保安部队一千五百多人。这些人原来都是伪军和土匪，凭借外壕、碉堡、鹿砦构成的坚固工事，死命顽抗。聂风智得知历城战斗的情况后，指示留下两个团围困历城，主力绕过历城，直接向济南城推进。这时，千佛山还有国民党军一个营把守。是先攻城，还是先攻千佛山?有人担心绕过千佛山直接攻城，可能腹背受敌。聂凤智认为千佛山国民党守军孤立无援，不敢贸然出击。决心置千佛山于不顾，抓紧时机攻击外城。许世友完全同意东兵团的部署。[2]商埠被解放军占领后，王耀武还有四个旅集结于外城和内城。他判断解放军可能要休整三天才能攻城。为了不给济南城内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和加强工事的空隙，许世友、谭震林决心连续进攻。22日黄昏，东、西集团同时向济南外城发起攻击。九纵25师进攻东面的永固门。聂凤智调来4辆坦克协同作战。这些坦克是15吨重的美式轻型坦克，鲁南战役中从国民党军快速纵队缴获的，性能良好。王耀武只有12辆日式坦克，还不如解放军的坦克好。当坦克怒吼着向国民党军阵地冲去时，对方目瞪口呆，有的高喊：“别误会!”有的从工事里爬出，调头往城里跑。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永固门外国民党军工事基本被摧毁，跟进的战士一拥而上冲进城内。西兵团的十纵占领火车站和天桥后，也突破了普利门。十三纵攻占外城西南最坚固的建筑群——红万字会(今山东省博物馆)，盘踞在齐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解放战争战史》，1952年初稿。聂凤智：《充满活力的人民军队必胜——回忆解放济南战役》，《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山东重要战役资料丛书——济南战役》，第487页。[1][2]大学的国民党军被十三纵包围缴械。22日夜，九纵与十三纵会师，攻击外城的战斗仅用了一天。[1]这时，王耀武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济南内城。他不断向南京和徐州方面呼救，蒋介石焦急万分，一面严厉督促杜聿明率邱清泉、黄百韬兵团北上，一面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出动空军轰炸。23日白天，国民党空军轰炸机对济南商埠、外城狂轰滥炸，许多民房建筑被炸塌起火，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这天上午，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在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陪同下飞临济南上空，与王耀武通话。刘峙说：“你们的困难我知道，援军进展很快，几天就可以到济南。你们必须坚守待援。需要什么可以空投。”国民党的援军在哪里呢？按照杜聿明的计划，他打算在济南作战开始五天后——当共军强攻济南不下，受到重大伤亡，攻势减弱之后再率军北上解围。并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扬言从津浦路北上，实际从微山湖以西北上，以邱清泉兵团为先锋，冲开共军防线。但是济南战役刚开始，蒋介石就发觉形势不妙，严令杜聿明迅速北上增援。杜聿明匆忙集结部队，命令邱清泉兵团自商丘北上，黄百韬、李弥兵团自徐州北上。偏偏又赶上阴雨天气，部队前进缓慢，一天只走20公里。《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从豫东之战到济南战役（10）在粟裕指挥下，华野主力在兖州、邹县地区严阵以待，准备打援。邱清泉等得知华野主力集结的消息，深知北上凶多吉少，有意拖延，济南战役结束时，邱清泉兵团才到达城武、曹县一带，未与解放军接触即迅速后撤。有人认为粟裕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预定的阻援计划实际上没有实施，济南就解放了。粟裕认为：“虽然，在豫东战役中，我军一度攻克当时河南省会开封，但是，济南守城的兵力和构筑的工事，都比开封为强，打这样坚固设防的省会，我们还是第一次。毛泽东同志以攻打临汾费去72天的事实，告诫我们谨慎从事，这是正确的、必要的。尤其是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攻济能否成功，与战略决战关系很大。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次是战略决战阶段的序幕，必须谨慎从事。在以往攻城失败战例中，有些是正当守敌已经精疲力竭，再经受不住最后一击之际，可是各路援敌已蜂拥而至，我军背后受敌，以致只得被迫撤围，这种‘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事情，决不允许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时刻重演。必须谨慎从事，以最坏情况作根本的出发点。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贸然进犯。敌人增援部队不敢前来，正说明军委、毛泽东同志攻济打援方针的正确。”[1]解放军攻占外城后，连日作战已十分疲劳。许世友决定不给王耀武以喘息之机，连续作战。指示九纵由东南角攻击，十三纵由西南角攻击。九纵担任主攻的是73团，济南内城城墙有14米高，城墙上有三层火力网，东南角城墙上有一坚固建筑物——气象台，是全城的制高点。护城河宽5米，水深2米。大家看了地形，都感觉从这里突破十分困难。可是这里护城河比较窄，便于架桥。一旦登上城墙，占领气象台，就可以控制全城。23日18时开始炮火准备。一小时后，突击队开始行动。王耀武的主力部队以密集火力封锁和反突击顽强抵抗。前两次攻城都失利了，而且造成73团重大伤亡。聂凤智调整了部署。24日凌晨1时30分，九纵的全部炮火向内城东南角猛轰。73团7连突击队迅速登城。第一突击组刚登上梯子，就受到城上侧面火力的射击，大部伤亡。这时，2班长李永江奋不顾身，率领全班再次登城。云梯比城墙矮了一截，李永江扒住墙砖，飞身跃上城头。占领了气象台，控制了制高点。当7连全部上去后，国民党军开始反击。伤亡过半的7连与数倍的国民党军殊死搏斗。在这千钧一发之际，8连、9连也登上城墙，投入战斗。73团经过三小时的战斗，终于巩固了东南角突破口。[2]与此同时，十三纵攻击济南内城西南角的坤顺门。37师109团于19时10分登城，首先突破。国民党军实行猛烈的反击，企图封闭突破口。109团大部分牺牲在城墙上。面对不利形势，110团在炮火支援下奋力登城，城墙突破口处到处是牺牲的我军战士和敌军的尸体，他们来不及搬运，踩着尸体向上冲。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到24日拂晓，37师控制了坤顺门近100米长的城墙，实现了突破。九纵、十三纵像两把尖刀，冲开了王耀武的最后防线，插入了济南内城。[1]九纵73团和十三纵109团的英勇战斗，为济南战役的最后胜利开辟了道路。战役结束后，73团打得仅剩三个连，109团也是“建制破坏甚大”，十三纵37师师长高锐也在战斗中负伤。为了表彰九纵73团和十三纵109团的功绩，山东兵团首长于1948年10月10日颁布嘉奖令，授予73团“济南第一团”，109团“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建国后济南进行城市改造，拆除了旧城墙。惟独保留了73团战斗过的内城东南角，并在气象台的旧址上建起一座雄伟的建筑。陈毅元帅亲笔题名“解放阁”，以纪念济南战役中的英雄们。9月24日晨，济南城内的国民党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王耀武在大明湖的北极阁指挥部里，和各旅的通讯联络都已中断。解放军四个纵队与国民党军展开巷战，向大明湖畔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逼近。眼看大势已去，王耀武把指挥权交代给参谋长罗辛理，自己带领卫兵于11时由北极阁通往城外的坑道向北突围逃跑。在内城最后的战斗中，面对丧失斗志、慌乱逃窜的国民党军，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巨大作用。在战前兵团政治部就指示各纵队，对战斗中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要实行“边打边补充”的政策，动员他们就地调转枪口。把俘虏立刻补充进部队，省去了看俘虏的人员，解放军越打人越多，越打士气越旺盛。一个指导员说：“当时补充了一个小伙子，经过简单的教育后，他便告诉我们敌人的警备司令部在哪里，从哪里打合适，里面的兵力布置等，给我们的指挥以很大的便利。”渤海纵队攻入东关后，在围墙外壕捉到一个班的俘虏。这些人原是挖战壕的，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军关闭了围墙出口，把这一班人扔在外边不管了。他们只好在散兵坑里躲避两边的炮火，渤海纵队攻上来，他们就缴了枪。解放军马上把这些俘虏补充到各班参加战斗。24日攻进内城后，国民党败兵满街道乱逃。这些刚解放的战士到处喊话，宣传政策。这对瓦解国民党军斗志，迅速解决战斗起到了极大作用。[1]24日14时，解放军四面包围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省府地下室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参谋长罗辛理等绝望之下，派人出来接洽投降。黄昏时，内城战斗结束。城外马鞍山、千佛山的守军也于26日放下武器。历时八天的济南战役结束。9月22日战斗尚未结束，毛泽东就指示华野首长：“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2]23日，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命令鲁中、渤海各分区的地方部队、干部、民兵在济南外围的各交通要道布置警戒，搜捕王耀武和外逃的国民党残兵。9月28日早晨，寿光县委机关驻地屯田村民兵刘金光等三人正在值勤，从西边公路上来了两辆大车，车上坐着五男二女。民兵查问他们的来历，说是济南逃难出来的。化名乔坤的王耀武躺在车上装病，用白毛巾盖头，棉被遮身。民兵见他们说话不是济南口音，形迹可疑，便将他们扣留，送到县公安王耀武被俘局。审讯干事王洪涛挨个盘问，见王耀武脸的上部皮肤很白，很像戴军帽的痕迹，于是认真盘问起来。王耀武自称开饭馆，却说不出饭馆的字号。与其他人的关系，口径也不一致。到下午提审时，王耀武表情恐惧，态度失常，刚问了几句，他就说：“我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干脆就说了实话吧。我是王耀武呀！我要找县长谈谈。”听说捉住了王耀武，张县长马上赶来。王耀武交代：24日中午他从济南北门出城后，在外围的一道工事里隐蔽到天黑。当夜下雨，他们在村子里化装成商人，25日走到周村。在周村雇了大车，27日到益都，当夜赶路想逃往青岛，没想到28日一早就被抓住。此后，王耀武被送到华东局驻地，又转至华东军区高级军官教导团。[1]济南战役，华野全歼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共84000人，俘虏王耀武等将级军官23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并策动吴化文部20000多人起义。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中伤亡26991人。济南战役后，驻烟台、临沂、菏泽的国民党军先后弃城逃跑，至此，山东境内除青岛外，均获得解放。济南战役是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攻克有国民党军重兵防守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济南战役的胜利，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动摇了国民党军企图依托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济南战役中，解放军连续作战，在城市攻坚、步炮协同的战术和技术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粟裕在1948年10月4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指出：济南战役的胜利“证明蒋介石的任何防御，皆挡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人民解放军能够攻占任何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人民解放军不仅能够在运动战中，于很短的时间内歼灭大量敌人，而且在攻坚战中，于很短时间内亦能歼灭大量敌人。仅就此次济南战役来说，歼灭敌人的数量就比战争初期全国各战场一个月歼敌的总数还要多”。[1]寿光县公安局：《捕获王耀武经过情形》，1948年9月28日。《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战略决战前的运筹（1）1到1948年7月底，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的运动战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并继续在内线作战，收复失地。经过洛阳、襄樊、晋中、豫东等一系列战役，国民党军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其中用于一线作战的正规军只有174万人，分布于东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五个战场，在战略上已处于被动地位。解放军从战争初期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在正规化建设和技术装备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具备了进行大规模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的能力。同时，收复与解放土地面积15万平方公里，使解放区面积达到235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700余万，使解放区总人口达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7％。解放和收复县以上城市182座，其中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7座，使解放区的城市达604座。从当时的版图看，华北、华东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东北除少数大城市外，绝大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东北解放区的巩固与扩大不仅摆脱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不利战略态势，并使东北野战军获得了巩固的后方。中原解放区在大别山、皖西、豫西、陕南、桐柏、江汉、江淮(即皖东一带)，创立了七个军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使中原地区由原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西北解放区也在巩固逐渐扩展。这些变化，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1948年9月8日到13日，毛泽东在河北平山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称之为“九月会议”。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01页。[1]“九月会议”是为加速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动员会。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报告。他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何消灭国民党军主力?毛泽东算了算账:“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向前)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有可能的。”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加强经济工作，加强训练干部，准备接管新解放区和大城市，学习工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新中国的雏形，已经在毛泽东的胸中勾画出来了。[1]会议结束不久，华东野战军就发起了济南战役。而东北战场的大会战，则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为什么战略决战首先在东北进行呢?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攻克四平，结束了冬季攻势后，东北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86％以上的人口获得解放。东北野战军由战争开始时的11万人，发展到100多万人，装备改善，士气旺盛，牢牢地掌握了东北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东北国民党军虽然还有50余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长春与沈阳的铁路交通被切断后，全靠空运补给。卫立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采取了“固点——连线——扩面”的方针，即第一步收缩兵力固守大据点，第二步在时机成熟后再打通各点之间的联系，第三步扩大占领区，但在解放军的打击下，做到第一步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谈不上第二步第三步了。这时，摆在东北国民党军面前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据[1]《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4页。点，一是撤出东北，将数十万“精锐之师”撤入关内。早在这年3月，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即向蒋介石提出撤退东北军队的建议。他分析东北形势后认为，“继续据守被孤立的满洲城市是徒劳无益的”，沈阳和长春两座孤城，“不能永无止境地由空运供给”。因此他坚决敦促蒋介石，利用解放军冬季攻势后休整的机会，“渐进的撤出满洲”。巴大维的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当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正猛的时候，蒋介石心中十分焦虑，他有过作“破釜沉舟”打算，即以积极的行动，从东北撤退，保全东北50万官兵不致成为瓮中之鳖。但当时正要召开“国民大会”的背景和国统区舆论反对放弃东北的压力，使蒋介石不敢作出这样重大的战略退却决定。4月9日，他在国民大会上作施政报告时，还说今天东北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存在”。为了空洞的“国家力量的存在”，蒋介石不惜几十万大军困守孤城，陷于被歼的境地。东北将领的态度也制约了蒋介石。4月初他将卫立煌等召到南京商议。蒋介石提出：长春、沈阳交通断绝，单凭空运无法维持，卫立煌还是将主力部队撤到锦州，沈阳、长春只留少量部队防守。卫立煌坚决不同意，说部队尚未整训完毕，不可能打到锦州，有中途被消灭的危险。其实卫立煌心里明白，他手里只要有实力，就有地位。大军撤入关内，谁知道结果会怎样？老蒋惯会嫁祸于人，丢了东北，追究起责任来，他卫立煌还不是要当替罪羊?所以卫立煌力陈坚守沈阳、长春的必要性，并向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要了四个师的装备。卫立煌用这些装备补足了四个师，编成两个军。[1]既然卫立煌坚持守东北，蒋也不能不让他守。6月间，他电令锦州守将范汉杰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声称：“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7月19日，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召开作战会议，参加者有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对东北作出如下决策：“暂取守势，待秋收后作以大吃小之远程奔袭，长春仍固守，北宁路暂不打通。”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卫立煌提出：维持东北至10月底，以观时局变化，原则上不放弃沈阳。这次会议决定：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半年来在东北弃守上，国民党内部争论不休，迁延时日，而占上风的始终是固守东北。这个错误的战略方针为解放军将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2]与国民党蒋介石在东北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样，在毛泽东和林彪的面前也有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予以各个歼灭，一是将国民党军赶出东北。关键是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定在哪个方向，如是前者，就要将作战方向定在北宁线，重点是锦州；如是后者，就要从长春打起，步步推进，迫使国民党军主力向关内撤退。在这两个不同的方案中，毛泽东和作为东北主帅的林彪之间，既有一致，也有分歧。将帅协谋，各抒己见，经过反复交换意见，终于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创造了震撼世界的辽沈决战。1948年2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对我军的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设想。如何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有许多具体的问题要商量。先来看一下当时双方的态势。东北国民党军的情况是: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廖耀湘率两个兵团、八个军、二十四个师又三个旅约30万人防守沈阳、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两个军、六个师又三个旅约10万人防守长春。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一个兵团、四个军、十四个师约15万人防守锦州、山海关、葫芦岛，维持着与关内的铁路和海上交通。林彪、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此时已发展到十二个纵队，加上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共五十三个师，75万人。《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战略决战前的运筹（2）加上地方部队，总数已过百万。经过冬季攻势后的大练兵运动，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思想觉悟都提高到新的水平。东北野战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已形成优势，具备了彻底消灭东北国民党军事力量，解放全东北的实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局和野战军领导就在考虑何时、何地与国民党军展开战略决战的问题。当时东北已经没有小仗可打，只能在长春、沈阳和锦州这三个地区中选择一个。偏偏卫立煌又采取保存实力，坚守不出的策略，在运动战中歼敌的机会很难找到。这就需要解放军主动出击，打大城市攻坚战。东北局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1948年4月18日联名致电中央，提出先打长春的战略部署。为什么要打长春，而不是锦州或其他地方？林、罗、刘的电报强调了决策的理由和多方面的考虑：如我军攻锦州，则所遇敌人更较长春强大。如我军等候敌人打通锦、沈线，则不知要等到何时。且即令敌人出来打通，但我主力一向锦、沈线前进时，该敌必自动收缩，使我军扑空。如我军向锦州、唐山之线或冀东、平绥前进时，在敌目前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兵力固守大城市的方针下，则必到处扑空或遇到四、五个师兵力守备的城市。且大军进到那些小地区，衣服、弹药、军费皆无法解决。同时东北战士入关，经长途跋涉，士气必降，逃跑必发生。在我主力南下情况下，长春之敌必能乘机撤至沈阳，打通锦、沈线。如我军以小部兵力(如三个纵队)入关，沿途仍不易求小仗打；遇大的战斗(又攻城又打援)则又吃不消。而留在东北的部队既不能打大仗，又无小仗可打，陷于无用武之地。故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较好。[1]虽然这个决策与毛泽东2月7日电报的意图不合，但4月22日毛泽东复电东北局领导人，同意先打长春，并准备派华北的杨得志等三个纵队到承德以东地区配合东北的行动。但毛泽东以批评的口气告诉东北局领导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长春万一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2]1948年5月，东北野战军开始了攻击长春的作战。防守长春的郑洞国为保证飞机场的安全，并尽可能多抢些粮食运回城内。21日派新7军新38师主力和暂61师出西门，由大房身机场向西北方向进攻，占领了小合隆镇。林彪得知长春城内国民党军出动，认为机会来了，立即下令一纵、六纵出发，夺取大房身机场，并切断新7军的退路。5月24日一、六纵队赶到长春西北郊区，干脆利索地全歼守卫机场的国民党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1]郑洞国听说大房身机场失守，极为震惊。下令新38师反击，夺回机场。25日中午，新38师师长史说指挥两个团向机场发起进攻。双方酣战之际，一纵主力突然从侧翼杀来，在右翼担任掩护的暂61师当即被冲垮。国民党军招架不住，师部官员都劝史说下令后撤。史说考虑如果自己跑了，前方进攻机场的两个团必遭歼灭。只有硬着头皮顶住，或许还有希望。他喝令炮兵还击，让后卫团跑步前来增援。部下还是想跑，史说又气又急，命令卫士就地打开铺盖，躺在上面怒吼：“我就睡在这里了，看你们哪个要退?!”这才把部下镇住，大家返身抵抗。待后卫部队赶到，史说才收拢部队，匆匆撤回城内。这场恶战，国民党军暂56师约两个团被歼，暂61师也损失了两个营，只有新38师基本保全。粮食没抢着，反而把机场丢了。从此，长春与沈阳之间的空中交通彻底断绝，只能靠空投接济。[2]林彪听取了一纵、六纵关于长春外围战斗的汇报，眉头紧锁。看来长春的国民党军队并非想像的不堪一击，还有相当的战斗力。如果硬攻长春，目前没有绝对把握。他与东北局领导人商量研究，于5月29日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使我主力转至热南承德、古北口一带作战的方针”。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感到林彪反映困难太多，对进攻长春的信心不足。6月1日早晨他给林彪发出一封电报，一口气提了十个问题：对长春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是否实行了军事民主，你们指挥所在何处等等。最后列举徐向前指挥攻克临汾的战例，说明敌军顽强的防御也不是坚不可摧。6月3日，毛泽东又提出三个问题要林彪回答，中心内容还是能不能攻坚。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等经过认真的研究，6月5日复电军委，提出了东北野战军行动的三个方案:一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二是目前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但南下作战可能到处扑空，粮食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逃回沈阳，可能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是用二到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期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的办法。他们的意见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估计敌人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敌也有可能被迫增援，因而我们以长春为钓钩就可能求得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6月7日复电同意了围困长春的方案。但他只是“基本上同意”，并要林彪“主要应从攻城方法方面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也就是要他们立足于打，而不是围而不攻。经过一番争论，围困长春的决策算是定了下来。[1]2光阴如流水，一个多月很快过去了。关内的华东、中原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东北战场静悄悄的没有战事。围困长春两个月了，一时还看不到大的变化，卫立煌守在沈阳死不动窝。这样僵持下去不是办法，7月中旬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常委会，决定放弃先打长春的计划，大军南下作战。7月20日，林、罗、刘向军委报告：“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这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意图，7月22日毛泽东复电林、罗、刘：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前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1]虽然林彪同意南下作战，但在总的战略意图上与毛泽东仍有相当的差距。林彪的意图是打辽西走廊北宁线上的几个小城市，但是长春、沈阳、锦州这三大据点怎么打，林彪没有说。1947年四平攻坚战失利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心。《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战略决战前的运筹（3）因为城市攻坚战斗对部队的损伤太大，林彪打仗一向算计很精，战役打起来他会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但在战前的筹划时他总是算计怎样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毛泽东认为，林彪现在有百万之众，武器装备又是最好的，在这关键时刻，必须要给林彪压担子，要他敢于去同东北国民党军决战。毛泽东把南下作战的目标，定在了锦州。7月30日他指示林、罗、刘：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毛泽东的指示使林彪感到为难，他没有理由拒绝毛的指示，但也不愿意直接打锦州。那些天的往来电报，林彪一会儿要求华北兵团先出动，他们才能决定行动时间。一会儿又说华北敌情有变化。8月11日的电报中又说南下大军的粮食没准备好，铁路桥梁又被洪水冲坏，总之一句话：“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这下可把毛泽东惹火了，8月12日他起草一封电报，严厉批评林彪：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1]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很少用这样严厉的口气批评一个野战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与林彪密切的关系，说话可以无所顾忌。但也反映出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寄予极大的期望。林、罗、刘研究了毛泽东的电报，感到事情严重。为了向毛解释清楚，他们于8月13日给毛泽东发了一份长电，委婉地说明了情况。主要的原因是洪水冲垮了铁路和桥梁，使大军不能按时出动。但他们表示：“只要雨势不继续上涨能逐渐下降，则仍可能做到按时出动。”毛泽东看到林、罗、刘态度明确，心情才平静下来。考虑到这是一场大战，林、罗、刘认为必须亲临前线指挥。8月7日请求中央军委将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机关正式分开，各司其职。14日军委批准他们的报告，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后方军区机关工作交给高岗、陈云、李富春、伍修权等负责。8月29日，林、罗、刘、谭向各纵队、各师首长下达了战斗动员令：“以部分兵力围困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前进，以奔袭的动作，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各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使两处敌人彼此完全陷于绝望的孤立中，并求引出长春之敌突围，而在突围中歼灭该敌，由此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之早日到来。”这个仗怎么打，林彪有自己的考虑。他预测解放军进攻北宁线和锦州之后，沈阳的国民党军一定会出来增援。那时候就可以在广阔的辽西平原上与国民党军决战。9月3日他向军委报告了预定的作战计划：以十一纵和热河三个独立师进攻北宁线的昌黎、绥中等地，切断卫立煌集团与傅作义集团的联系，防止华北国民党军北上增援。以三、四、九纵攻打义县，二纵也到北宁线作战。以一、七、八、十四个纵队在新民以西地区，监视和准备打击沈阳西进的国民党军。以五、六纵在长春、沈阳之间，防止长春守军突围。以十二纵和六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林彪的重点是摆在锦州与沈阳之间的地区，准备消灭沈阳出动的国民党军，而锦州方向反而成了配合作战，反映出林彪不愿倾其全力去打锦州。这与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一致。9月7日毛泽东给林、罗发出指示，明确提出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他指出：“你们应当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于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毛泽东要林、罗确立两个决心：“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1]经过几个月的反复商讨，毛泽东终于一锤定音，确定先打锦州，与东北国民党军队展开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历史实践证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在大战之前下这样大的决心，是需要非凡的胆略的。39月初东北铁路运输是一片繁忙景象。当时铁路运输线主要有两条：主线是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白城子、郑家屯、通辽、彰武、新立屯到阜新。另一条线是从哈尔滨经吉林、辽源、四平、郑家屯到阜新。在政委罗荣桓和东北局领导指挥下，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李富春同志总抓运输工作，军工部部长何长工负责调运军火弹药，铁路总局局长吕正操负责组织车辆调度。野战军后勤部在阜新车站设立前线指挥所，后勤部参谋长李聚奎负责将火车运到的物资用卡车、大车运往前线。为了隐蔽我军的战略企图，铁路运输兵员物资都在夜间，白天则是空车回返。为了保证运输油料和军火的安全，运输车队拉开距离，一辆油车后边跟一辆军需车，再跟一辆弹药车，照此顺序一字排开行进，避免在空袭时引起连续的爆炸或燃烧。从9月下旬起，国民党空军发现辽西地区铁路夜间运输繁忙，白天也有大量人员运动现象。但是这些并未引起国民党方面的高度警觉。卫立煌对长春的前途极为忧愁，但对锦州却是十分放心的。[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战略决战前的运筹（4）锦州是交通枢纽，一旦有事沈阳、北平都可以出兵救援。1946年初国民党军占领锦州后，就陆续修筑城防工事，构成了环城十余里的土城墙。卫立煌上任后，命令增修外围工事和地堡群。1948年8月卫立煌到锦州视察，满意地说：“在江西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哪里有这样的水泥工事?那时都能打胜仗，现在有了这样的工事，更没有问题了。”那时锦州是一片太平景象，范汉杰上任后，还把家眷接来，打算长住下去。8月下旬，范汉杰从南京开会回来，召集部属开会讨论锦州前途。有人认为锦州是关系东北全局的要地，可能会成为共军的主攻目标。锦州一旦陷落，东北全局就会瓦解。但范汉杰不这样想，虽然早在6月间蒋介石就给他发电报，警告他共军即将进攻锦州，要他早作准备。范汉杰以为老蒋神经过敏，锦州有关内和海上的增援，沈阳还有30万大军可以西进，共军缺乏坦克，炮火也不甚强大，攻坚力量还不足拿下锦州。如果共军越过沈阳，远来辽西，交通补给不易，顿兵于坚城之下，必定陷入困境。他料定林彪断不敢走这步险棋，肯定还是先打长春。所以锦州国民党军上上下下都沉溺于和平气氛之中，谁也没想到辽沈战役的重拳会首先砸在他们的头上。[1]1948年9月10日，林彪、罗荣桓下达命令：以三、四、七、八、九、十一纵、二纵5师、炮纵主力出击北宁铁路锦州至唐山段，切断东北国民党军与关内的联系。以一、五、六、十纵和独立2师集结于彰武、新立屯地区，准备截击沈阳出动的国民党军。十二纵和五个独立师继续围困长春。9月12日，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的十一纵及三个独立师在北宁线上首先打响。连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并包围兴城。秦皇岛港与锦州之间的联系被切断。四纵、九纵于16日包围了锦州以北的军事重镇义县。几天之后，乘火车赶来的三纵、顾祝同二纵5师和炮纵主力到达义县外围，接替了四纵、九纵的任务。四纵、九纵挥师南下，在锦州外围打响。9月24日夜，九纵奇袭锦州东北帽山屯。锦州外围北部的亮甲山、白老虎屯等阵地也被解放军占领。此时，国民党统帅部才如梦初醒，明白了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是锦州。9月26日，蒋介石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沈阳，向卫立煌、廖耀湘等传达他的命令：一、立即空运49军增援锦州。二、由沈阳派出得力兵团向锦州攻击前进，以解锦州之围。卫立煌答应第二天就开始空运49军援锦，但对第二条持有异议。他说：“根据情况判断，目前共军主力部队在辽西走廊的彰武、新立屯一带集结。如果沈阳出兵，中途必遭覆灭，正中了共军的围城打援之计。现在由沈阳空运一个军援助锦州，已经是迫不得已，再把沈阳主力拿出去，置沈阳于不顾，这是失策的。希望华北增兵葫芦岛，由锦西增援锦州。”廖耀湘则建议乘共军集中力量攻锦州，辽南空虚，抢占营口，将长春和沈阳主力一起撤往关内。顾祝同断然拒绝了廖耀湘的建议，说：“总统的命令，主要不是如何安全撤退沈阳主力的问题，而是要你们出辽西，东西对进，夹击锦州地区的共军，以解锦州之围的问题。”廖耀湘指着地图对顾祝同说：“我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背三条大河，远出锦州，确实有被节节截断、分别包围、各个击破的危险。”卫立煌也说：“按照总统的办法做，很可能锦州之围未解，先送掉沈阳的主力。总统早就答应我抽调军队增援东北，以打通锦沈交通，现在正是时候。”顾祝同见他们不肯出兵援锦，只好答应把卫、廖的意见报告蒋介石，听候指示。一天时间就在扯皮中浪费掉了。27日下午蒋介石回电，仍然要沈阳主力出辽西。卫立煌把廖耀湘找来说：“总统一定要我们立即出辽西增援锦州，你看怎么办?”廖也不同意单独出辽西，要锦州、葫芦岛方面配合行动才行。卫立煌自言自语地说：“不能单独出辽西，这是真理!”然后愤懑地说：“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再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说完他就拉上廖耀湘一同去见顾祝同，一见面卫立煌就激动地说：“我们两个是多年同事和共患难的好友，我的事情就像你自己的事一样。我这次遇到平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的困难，无论如何希望你帮忙解决。我们不是不愿执行总统的命令，也不是不愿意行动，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配合的问题。我们只是要求葫芦岛与锦州的部队会师后，东西两方同时并进，以避免被共军各个击破。”顾祝同一口拒绝说：“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电告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然要你们执行他原来的命令。我是奉命来监督命令执行的，不能再向总统说话。”卫立煌着急地说：“因为你代表总统，所以我再一次请求你负责向总统进言，采纳我们的意见。这是关系几十万人命运的大事，你我都有责任，要很好地商量。”顾祝同见卫立煌逼得紧，也火起来，说：“这是总统命令，不能违背。”卫立煌高声说：“我们不是不愿意执行命令，只是要求葫芦岛与锦州会合后，再东西对进，共同行动!”顾祝同也提高调门说：“但总统命令你们立即行动!”卫立煌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站起来厉声说道：“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画十字(意为写军令状画押)!”说完，彼此不欢而散。28日早上，顾祝同单独召见廖耀湘。因为廖是蒋介石的忠实门廖耀湘生，又比顾祝同低一辈，总是好说话一些。他对廖施加压力，说:“总统比任何人更关切东北部队的命运，总统要你们经辽西出锦州，就是要把你们救出去!你们反而坐着不愿意行动，企图回避战斗，这是不行的。我已把你们的意见电告总统，总统仍要按照原命令执行，我不能再代你们打电报。你们已经耽误了好几天时间，这样贻误战机，我不能再代你们负责任。你们必须服从命令，先开始行动，才能再说话。”廖耀湘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又不敢冒险出辽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建议先令部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作出准备出动的样子，再请顾祝同回南京向蒋介石进言。卫立煌感到这样僵下去也不是办法，同意这样做。宝贵的三天时间，又在扯皮中消耗掉了。[1]如果卫立煌坚决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放弃沈阳，集结大军出锦州，林彪尚未部署完毕，很难挡住国民党军。东北国民党军一旦入关，与华北傅作义会合，战争的进程就很难说了，至少解放战争的时间会延长。但是地方将领为了各自集团利益，置大局而不顾，使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一次又一次落空。就在国民党军将领们为西进锦州争来争去时，解放军却在北宁线上不停顿地进攻。9月27日，七纵攻占了锦州以南的高桥和西海口。四纵进占塔山，二纵5师、三纵和炮纵主力完成了对义县的包围。29日，四纵再克兴城。北宁线唐山至锦州的要地都被解放军占领，切断了东北与关内国民党军的陆上联系。关内与锦州的联系，只剩下了一个葫芦岛海军基地。要打锦州，必须先打下义县。义县是锦州北面的交通要道，解放军南下攻锦州，主力部队和后勤运输都要经过义县。拔掉这颗钉子，才能免除攻锦的后顾之忧。10月1日上午9时，对义县的总攻开始了。解放军的大炮怒吼起来，密集的炮弹把义县打成一片火海。短短四小时，战斗结束。《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战略决战前的运筹（5）4战场情况瞬息万变。9月30日，林彪决定将野战军指挥部迁往锦州前线。他与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及精干的前线指挥部机关乘火车从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出发，10月2日到达郑家屯。在郑家屯车站，林彪要刘亚楼通知参谋人员下车隐蔽，架起电台与中央军委、各部队联络，收集新情况。很快，一条重要情报送到林彪手中。原来，顾祝同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汇报了卫立煌等不肯出兵辽西的情况，蒋介石极为愤怒，决定亲自出马调兵遣将，与共军在锦州决战。9月30日，他带领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一行飞到北平，与傅作义研究抽调华北兵力增援锦州。蒋介石命令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华北的62军、92军一个师、独立95师由塘沽海运北上，守卫烟台的39军两个师也渡海北上，在葫芦岛会合原驻那里的54军共十一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在海军、空军配合下由锦西登陆，增援锦州。傅作义从唐山召回侯镜如，要他作好准备。塘沽、烟台港一艘艘军舰升火待发，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士兵列队上船。看到华北动起来，蒋介石于10月2日飞到沈阳，召集师以上军官开会。声称：“我这次来沈阳是救你们出去，你们过去要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东北共军主力已经集中在辽西走廊，这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发挥过去作战的精神，与关内部队协同动作，是一定可以成功的。万一你们这次不能打出去，那么，来生再见。”会后，蒋介石单独接见了廖耀湘，训斥说：“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不容廖耀湘辩解，蒋就下了命令：“这次沈阳军队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你负责。如有贻误，也惟你一人是问!”蒋介石架空了卫立煌，直接命令新1军、新3军、新6军、71军、49军主力和三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廖指挥，向彰武、新立屯攻击，切断共军的后勤补给线后，再向锦州前进，与华北兵团夹击锦州的共军主力。蒋介石告诉廖耀湘：“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东北主力的问题，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产党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否则华北就有问题。当大将，一定要顾虑全局，你应该考虑到整个局势，好好努力完成这一次任务。”廖耀湘服从命令，表示一定尽力。蒋介石与他研究了行动细节后，象征性地见了卫立煌，便飞回北平去了。卫立煌对蒋做法极为不满，向部下发牢骚说：“委员长的用人，人人可以通天，谁也无法统一指挥。东北局势恐难收拾!”[1]华北国民党军增兵葫芦岛的情报，在10月2日送到林彪手中，情报不是非常准确，只说是增兵四个师。这个消息使林彪感到压力很大，准备的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他还一直担心后方补给的问题，部队南下的时候，只带了单程的汽油，后方运输线太长，万一傅作义兵团北上，锦州打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会因为没有汽油撤不出来，那样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林彪越想这些不利因素，就越不安，翻来覆去下不了决心。考虑到夜里，林彪把秘书谭云鹤喊来，口授给军委的电报：军委：一、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有与守敌会合的可能。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四、长春之敌经我数月来围困，我已收容敌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延迟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林、罗、刘谭秘书记录后，将电报稿交给罗荣桓、刘亚楼阅过，22时以特急绝密电发出了。深夜，东总列车继续向锦州方向开去。在列车上，罗荣桓再三考虑，觉得发这封电报不合适。作为政委，他在大政方针上一贯尊重林彪，作战的具体问题他基本不干预，而且千方百计地配合工作。但这一次是关系到解放全东北的大决战，攻锦计划已由中央军委批准，南线攻势已经全面展开，部队士气正旺。临时改变计划，不仅违背军委意图，大部队往回返，也可能影响士气、造成混乱。事关全局，他不能再保持沉默。3日早上，他与刘亚楼一起去找林彪。罗荣桓委婉地说：“打锦州的事，这是主席、军委坚持的意见。葫芦岛敌人虽然增援了四个师，但我们还是有办法阻击敌人的。估计锦西方面我们再增加一个纵队或再加一两个独立师即可，是不是打锦州的决心还是不改的好。”刘亚楼也表示了相同的意见。林彪也觉得那份电报不合适，想要追回。但电报已经发出，这时估计已经送到中央首长面前了。罗荣桓建议：“为了补救，是否重新给中央发个电报，还是继续打锦州。”林彪同意，于是三人坐在一起，共同拟定了电报稿。东总列车到达彰武以北三十里的冯家窝堡，停车后机要人员于九时发出了林、罗、刘的第二封电报。[1]一、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且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二、我们拟采取如下的部署：以四纵和十一纵及热河的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八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林彪10月2日夜里的电报，到3日上午才译出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看林彪想回头打长春，非常生气。这天他连续起草了两封电报，于十七时和十九时发给林、罗、刘。3日十七时的电报说：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战略决战前的运筹（6）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3日十九时的电报说：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了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林、罗、刘3日九时签发的电报，中央军委的电台直到晚上20时十五分才收到。译好交到毛泽东手里已是半夜。这个时间差使毛泽东着急上火。但这两封电报中，更清楚地体现了毛泽东为何从一开始就坚持打锦州的战略意图。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抓住了要害。“文革”中曾把这场争论作为林彪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罪证，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在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确定大的战略方针时，中央领导人与战区指挥员反复讨论、争论的事，时有发生。这正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团结一致的，有争论表现了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作风。与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不与将领商议就下命令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毛泽东看到林、罗、刘3日九时的电报后，顿时转怒为喜。一切烦恼、焦虑都烟消云散。他4日六时致电林、罗、刘：“你们决心攻锦，甚好甚慰。”“你们决定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事实上未发生影响)。”“在此之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1]毛泽东的三封电报，也使东罗荣桓北野战军指挥员坚定了信心，打消了顾虑，对迅速打下锦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在重大决策过程中，中央与战区指挥员之间产生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属正常。但罗荣桓心里总是感到不安。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在沈阳起草给毛主席、东北局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中，就这个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后由蒋介石飞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95师、62军全部、92军之21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葫、锦原有之四个师共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些情况，对罗荣桓在辽沈战役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病逝后，毛泽东写了《吊罗荣桓同志》诗一首：“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诗中的意思是：1935年9月，张国焘要求越过草地的右路军南下。在一、四方面军面临分裂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决定率中央和一方面军先行北上。罗荣桓当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代主任，担任后卫警戒，保护中央的安全。但那毕竟是党内的斗争，所以“不是难堪日”。而辽沈战役则是国共双方大决战的第一战，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我们读了以上的情节，就能够理解毛泽东诗句的深刻含义了。《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第一部分辽沈战役（一）攻克锦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