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月23日讲话，完全是个人临时决定，事前没有通过中央，连刘少奇也不知道。　　毛泽东自己说：“7月22日晚，听大区区长汇报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才讲了那么一篇话。”（董边、谭德山、曾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光美回忆：“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对于这第二波浮夸风的发动，刘少奇虽在一线，却不但没有决策权，连知情权也没有。　　1959年9月，“敢讲真话”、“贯彻（毛）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在无为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抢救病人、制止死亡，帮助群众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被打成“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毛泽东亲自作出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后，刘少奇“提出了正确意见：批判彭德怀的事，不应向下传达。可惜不能从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话说刘少奇》，第112页）。结果，庐山会议后，就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将“敢说真话”的干部、党员、群众打成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数量高达“600多万”（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95页）。楼主：点子牛1 时间：2014-01-17 10:40:05　　九个月五次会议左右不了头脑发热的局势，毛泽东就召开庐山会议。　　毛主席说：“让大家来庐山，把脑子冷静一下，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开一次神仙会。毛在庐山会议前说：“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毛泽东当时头脑很冷静，就是压缩计划指标，要不就出现死人的情况了。开始的会议是和谐的，大家也认同、认头，有共识。　　当时会议主流是啥观点呢？会议从7月3日至10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黄克诚七月十九日在发言中说：“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北戴河决议是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七里营、徐水那一套”是一线领导刘少奇等领导抓的典型。黄克诚的发言观点，在参加会议的人中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许多人是认可的。　　彭老总7月14日上万言书，大会讨论。毛泽东自我批评，担责任，他说：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顶了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7月30日毛安排聂、叶两位老帅做彭的工作，第二天也就散大会，各个部门及地方政府，按会议精神压缩经济产量指标，经济热的降下来，目的也有达到。第二天就出大岔子了！结束会议上，彭做最后一排了，第一个走出去了。中央领导集体出去后，彭回来拿东西，和中央领导们走了个对面。毛泽东停下来，挺和气地和彭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彭德怀的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把手一甩，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毛泽东望着走去的彭德怀，态度仍然很客气：“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彭德怀：“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　　彭德怀此举激起众怒：毛泽东身边皆是一些中共的高层人物。毛两次向彭提出要和他谈谈都被彭拒绝的过程，这些高层人物都看在眼里。毛泽东虽然没说什么，高层人物不干了。为啥？一是毛主席都这样给你说了，你还是这个态度，就连同情彭的人也感到他“太不像话了”；二是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当着主席面就敢这个样子，主席要是不在了，谁还能管得了他？彭德怀目的是啥？是个问题，是个谜。庐山会议初次安排到15日结束，到14日会议进程是顺利的，纠正”左'错误，有共识，也算达到预期目的。彭德怀会议上不说，14日写信给毛了，对大跃进不依不饶：“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就得来一场斗争了。”和谁斗争呢？毛曾在大会上问他：“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这个几个问题，彭一直到死没有回答。当时嚯的一下子站起来就说了一句话：“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毛泽东一直敢于自我批评，这次也是如此并承担责任，也让会议代表有责任的要讲出来。但，有责任的人人家未必都和毛一样自己站出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并自我批评。有人不讲，彭自然不满意，责任担多大？该接受哪些处分？是不是有些人该下台？这应该是彭德怀要的结果。但，毛泽东没给他，也给不了他。他就对毛说：“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甩手而去。　　甩手而去，众人恍然大悟，会议不能结束了。就连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都明白了：“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要是追究责任的话，就要追到刘少奇。毛泽东让两位老帅去做工作，结果是，彭总面对主席，甩手而去，谁的面子也不给啊。庐山会议开下去就是针对彭的辩论了。　　聂荣臻在八月三日的小组会上，介绍了劝说彭德怀时的情况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毛泽东没有参加彭德怀的辩论会，是刘少奇、周总理主持的，李银桥回忆，当时晚上都吵得很厉害，毛主席都睡不好觉。王光美回忆说：“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毛泽东当时要的是降温，不能做热锅上的蚂蚁，自己担责就够了：”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而不是追究责任扩大化。因为，八大确定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总理是主角。庐山会议前，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举成为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人大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八大后，邓小平57年就是总书记，毛主席是中央主席，中央第一副主席是刘少奇，按计划九大后，中央主席也要退出来。　　61年9月，毛泽东讲，以后“两个主席都姓刘”，指的就是中央主席也是刘少奇的。毛泽东对邓小平一直很看重，按毛泽东的思路，应该是刘少奇之后，那就是邓小平的了，年龄及总书记、副总理位子在那里摆着呢。毛也在小范围场合说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直到毛最后的两年，邓给毛写信后，邓回到北京，毛也曾单独约见邓小平。不过，邓的一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令毛改变主意，选择了华国锋。毛主席说过，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历史证明，他是战略大家！有时候，民主与真理的对决，真理还未必就是胜利者。　　大跃进、庐山会议时期的毛泽东错在哪里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人评说。　　新中国建设的探索之路是何等的艰辛，你是毛主席，你该咋办？　　媒体舆论是文化，能影响、左右政治、经济。　　媒体讲政治、宣真实，更要讲科学。　　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丢不得。　　随大流是传统中庸文化　　有时会误国滴　　儒家思想　　在作怪　　此次庐山会议本来是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错误，降温会议；但彭的不依不饶，令会议转变了，直到62年的大会，人们的热度才被降下来。正因彭的信要求，要在庐山“一场斗争”，毛主席看信后的“苦笑”，意味深长。　　在6年后的65年，毛主席当着四个人的面，对彭德怀的一句支持的话“ 真理也许在你那边”。 一语双关，透漏了，毛泽东欲绝地反击——文化大革命。（请看第三篇）庐山会议，毛泽东自我批评。62年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某些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容小瞧，全国干部取得共识，地方书记回去后，鼓足干劲，摆脱困境。但毛泽东与刘少奇也有分歧，包产到户与合作社的分歧。　　62年首先对庐山会议后的右倾者进行平反。彭总也回到北京了，当时他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当时这一点与会代表也是满意的。但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随后，上了《八万言书》。刘少奇的这些话，同时证明了一点，毛主席当时顾全大局，彭的事不是他一人说了算，他有责任，也有无奈。　　毛泽东多次自我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党委的领导，是集体的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现在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他讲了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霸王别姬”的故事，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　　周恩来评价道：“这里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周总理也做自我批评：“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毛泽东的检讨不仅使党内人士，也使党外人士感动和钦佩。张治中听后，感慨万分：“我当过十几年国民党的中央常委，从来没有听到蒋介石讲过自己的缺点、错误。蒋介石不论在大会、小会上，都是骂这个，骂那个，从来不骂自己。”大跃进，也不是一无是处，许多的钢铁企业就是在那时候建起来的。像山东钢铁就是如此，前身是几家公社的炼钢厂。邓公也曾说过，大跃进运动，当时许多人都有些头脑发热。看来，所有的错误，一点不漏的全扣在毛的头上，也是不恰当。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当今事实摆出来了，钢铁行业是不是过剩了？这算不算大跃进呢？是左还是右？刘志军的高铁算不算大跃进？鄂尔多斯的建城空置房是不是大跃进？许多地方当今也有浮夸政绩，这又该咋理解呢？扣在谁头上呢？任何时代，都有欺骗高层的行为，这是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毛曾写过《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当时官僚主义也是有的，毛也有觉察。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从来不怕反对的声音，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群众的高层的，都会让你说出来，甚至让你做出来，让你理论与实践才加上一个时间段来验证。他错了，会自我批评，你错了，他会批评，更会让群众批评，甚至让你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批评，也就是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总是让他的对手活着，进行言行教育或改造。蒋介石的部下投诚过来了千千万，当大官不少，枪毙的极少。毛泽东曾这样对省市党委书记讲：“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作者：余汉谋字幄奇 时间：2014-01-17 11:53:20　　——事实很清楚，刘少奇走上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大跃进使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从毛泽东1955年提出粮食产量浮夸高指标，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刮五风，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到1959年闹春荒，进入困难时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都不是刘少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好的，比如要“敢讲真话”，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信中以举例的方式，提出了1959年可以达到的增产幅度，经计算，其上限平均值是63％。而1959年实际粮食指标是10500亿斤，比公布的1958年产量7500亿斤增长29％。这样，信中所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比信中批评的“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居然高出34个百分点。　　大跃进第二波更猛烈的浮夸风，源于3个月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7月23讲话。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　　——这个7月23日讲话，完全是个人临时决定，事前没有通过中央，连刘少奇也不知道。　　毛泽东自己说：“7月22日晚，听大区区长汇报时，有两位区长都说，现在小组会反对三面红旗的话多了，有些人开小差了，我该出来讲话了，否则队伍就散了，没有兵了。这才使我感到问题严重，想了一夜，第二天才讲了那么一篇话。”（董边、谭德山、曾自：《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光美回忆：“7月23日早晨，会务组突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大会，毛主席讲话。原来会议没有这个安排，所以少奇头一天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我一听是主席召集的会议，赶紧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还在起作用，他迷迷糊糊的就走了。”（黄峥：《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对于这第二波浮夸风的发动，刘少奇虽在一线，却不但没有决策权，连知情权也没有。　　1959年9月，“敢讲真话”、“贯彻（毛）主席《党内通讯》的六条指示，在无为县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干部思想作风，抢救病人、制止死亡，帮助群众安排生产和生活”的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被打成“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毛泽东亲自作出批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后，刘少奇“提出了正确意见：批判彭德怀的事，不应向下传达。可惜不能从愿（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话说刘少奇》，第112页）。结果，庐山会议后，就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将“敢说真话”的干部、党员、群众打成右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进行批判斗争，数量高达“600多万”（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95页）。64年毛泽东与刘邓产生矛盾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观察也不是一两年了，毛多次谈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不听或听不进去。话，你说出来了，事，你也做出来了，过头了，他认为你不对，那他就开始反击了。　　64年政治局开会，邓小平对毛说：如果工作忙，可不必参加。后来毛在讲话时，只讲几句就被刘打断。这两件事毛泽东不满意，甚至是暴怒，因为，自己的发言空间及发言权出现问题了，他认为很严重。对我都这样，那别人又会是啥样呢？　　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会场。这次他带来两本书放在桌子上，一本是《党章》，一本是《宪法》。然后发言。再次提出社教运动的性质问题。他还联系到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说：“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　　毛接着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讲这些话，当时许多人摸不着头脑，不知指谁。刘少奇、邓小平沉默不语。会场的空气近乎凝固了，矛盾公开化了。毛泽东为何提及了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刘少奇到寿张县视察说的是：“苦干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8年9月，刘少奇到常熟视察，面对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报出亩产一万斤的高产，信以为真地问：还能再高吗？如此等等，事例很多。无疑，刘少奇在“大跃进”中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对这些事毛泽东是知道的，称刘是说“胡话”。　　但，59年11月，刘少奇到海南万宁视察，却说了这样一句鼓励的话：“给农民一些自由，如搞自由市场、自留地、包产到户等。”万宁开始试点包产到户。62年安徽试点包产到户，邓子恢派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调查后，给邓子恢信中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邓子恢当即汇报刘少奇，刘说可以试行。邓小平知道后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它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邓子恢对包产到户之法，得到刘邓肯定后，视若灵丹妙药。三个月后，他呢，又跑到毛主席那里去了。在邓子恢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毛泽东只是倾听，没有讲一句话。直到邓子恢临走时才说了一句：“把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事后，毛泽东对董必武说：“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7月下旬，邓子恢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前拜见了毛泽东，再次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各方面的好处。毛泽东这次，不再沉默不语了，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翌年就会（贫富）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波兰闹自由化，还不敢公开解散合作社。邓子恢强调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毛泽东的确是预言大师，现在小三盛行了，可不就是小老婆嘛。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　　之相反的是，毛赞赏的大寨模式的领头人，陈永贵却遭到了冲击、清查，多亏了周总理亲自发话过问，陈永贵才过关。要不，陈永贵会是啥结局呢？这事也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经济政策的新看法。1964年，毛泽东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一些人不下去。刘少奇叫中央组织部长具体安排说：“不下去的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连公社书记也不能当。”好家伙，一听不能当官了，许多人竞相下乡了。毛泽东认为，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出现了问题，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思想又有所抬头，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及走群众路线方针出现了问题。这也就是说，62年副总理邓子恢，要在全国事实包产到户。有人说，早那样，中国比现在要富裕。按你的说法，新中国一成立，搞公私合营，是错误的；战争都会来的钢铁企业，也搞私营，中国富裕的更快；靠个体户，中国早就发现大油田、两弹一星也早早的造出来了；大三线，要是靠私企，也早就发展起来了；私营经济会让中国多数人富得流油。我不信，许多人不信，没有自己的轻重工业，洋人不会和我们合资，只有独资；欧美不会给我们造两弹一星。　　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说，包产到会会导致两极分化，有人会讨小老婆。分田单干，分的是啥？文化，集体思想的文化；个人顾个人，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农业单干了，当时的厂矿企业呢？也会步入后尘。正是毛泽东的坚决反对，直到毛主席离开我们，中国的国企、集体企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为80年代开发，打下了雄厚的基础。难道不是如此吗？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看了薄一波转报的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批示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显然是有所指的。64年根据中苏中美等国际气候，毛泽东提出大三线建设经济国防战略，周总理很支持。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有些人不同意，毛泽东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泽东说的“你们不搞攀枝花”，指的是谁呢？为啥不同意呢？　　但是，公有制的优势就在于它能集全国之力，干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个体户们难以想象的事情。据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线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停止。经过这次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穷乡僻壤，陆续出现了一批工业、科研、国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车城等等。毛泽东大三线战略错了吗？毛主席与刘邓的矛盾在哪里？其实就是一个发展中国的套路不同，在农村经济模式问题上格格不入，经济及国防战略战术问题上，有巨大分歧。　　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召见彭德怀，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安排彭总担任三线副总指挥。这个“真理”，毛泽东指的是庐山会议上那封信的“要来一场斗争”，这个斗争，今天看来，正如王光美所说，彭在庐山会议上指的是刘少奇。　　虽毛刘二人都是为中国富强目的是一样的，然治国理念不同，价值观不一样，探索中国未来之路就出现了三岔路口。毛泽东还是一贯作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文化大革命已经箭在弦上。毛泽东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他要向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宣战。　　毛泽东，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在晚年明哲保身、颐养天年、珍惜自己名誉的羽毛。他可能思考过很久，是不是从庐山会议上，看完彭总的信开始的，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位老人似乎使出全身最后的力量，奋力一搏，他是为自己吗？似乎不是。　　只有靠实践、时间来读懂这位“不要四个伟大”的历史老师之良苦用心。功过皆有，都是后人的财富；是的，过失错误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财富。　　未完待续文化大革命众说纷纭，不过，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就是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维护党的信仰、纯洁，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是有共识的。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批评教育警告不听让，你先跑三千里，全都漏出来才好。　　他对省市委书记是这样讲的：“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象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65年的毛泽东开始反击了，因为，他不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农业个人承包、国企也个人承包、西部大三线贫困地区无国家投资、无轻重工业。他出手了...部署战略经济，开发建设大三线，惠及今日大西部。西部人民应该感谢毛主席。因为，毛主席走后，大三线几乎停止了。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总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个“真理”是不是指的庐山会呢？应该不难猜。一九六五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解释中国为何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这是批评、警告、教育，更是战略预言。　　他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今天，各行各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切身感受，无需多谈。南海岛屿、钓鱼岛、朝鲜半岛烽烟四起，美国宣布进军亚太战略，围遏制裁我们，华盛顿航母黄海演习。因此，网友就说，毛泽东走了，华盛顿来了。也想起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再来一个八国联军，也敢和你打出一个真理来！”　　为何毛泽东热起来了？文化改革让毛泽东思想深入民间了，许多话印入脑海，书籍流传民间，当时认为是天方夜谭，过去式了。今天，感同身受，猛然间想起来了，豁然开朗了，当时我们穷，毛主席做了那么多大事，很了不起。议论多了，可不就热了嘛。按精英之市场观点看，毛泽东思想需求多了，也是民意的反映。这时候，部分专家就不谈市场论英雄了，他们就是如此的虚伪。　　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他认为最大的力量、不可战胜的力量只有一个——群众。为何文化大革命能搞起来？为何许多群众学生会响应呢？毛泽东的自信是不是来自事实？那时有没有人宣扬资本主义呢？大造楼堂馆所自我享受？是否有一些封建官僚主义思想的官员在欺压百姓？无视百姓利益强拆大建呢？原来引用了一些例证，思前想后还是删掉了，因为，当时许多报纸还在，许多人还活着，人证也在。毛泽东的一生都在探索中国的道路，伟大的探路者，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　　毛泽东的自信来明历史、知己彼、知群众：“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邓小平曾这样说：“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　　王光美讲：“平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68年12月，在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决定将“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保留了党籍。后来，也就有了邓公的三起三落，恢复职务，代理总理、中央委员、军委参谋长。直到毛最后的数年，邓给毛写信后，邓回到北京，委以重任。毛最后也曾单独约见邓小平。不过，邓的一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令毛改变主意，选择了华国锋，也是毛无奈之举。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从来不怕反对的声音，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群众的高层的，都会让你说出来，甚至让你做出来，让你理论与实践才加上一个时间段来验证。他错了，会自我批评，你错了，他会批评，更会让群众批评，甚至让你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批评，也就是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总是让他的对手活着，进行言行教育或改造。蒋介石的部下投诚过来了千千万，当大官不少，枪毙的极少。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曾作过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并要求“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当时针对武斗，中央发布了一些措施，也令文革稳定的许多，十年文革不是打砸烧的十年，还有知青上山下乡，北大荒变成了中华大粮仓。红卫兵也不都是混蛋、王八蛋，绝大部分都是好的；知青更是如此，绝大多数都是好样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就是例子，（即《七·二三布告》）。布告指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抗拒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布告》列举了这些人的7条罪行，决定实行8项重大措施。命令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专业武斗队，撤除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保护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物资装备；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逮捕法办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依法严惩霸占、抢掠银行、商店、仓库等国家财产的主犯；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和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要严肃处理等等。布告严正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中央的命令，不许违抗。凡分裂革命的大联合、破坏革命的三结合的行为，另立的山头，一律视为非法。重新拉起的山头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七·二三布告》对制止各地武斗、稳定局势发挥了重大作用。《七·二三布告》时，还发出《关于动员离开工作、生产岗位的革命职工迅速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规定：凡没有正当理由和未经领导批准不上班的职工，在未回到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之前一律不再发给工资。中央《七·二三布告》和地革委的《通知》发布后，被派仗、武斗所笼罩的混乱局面基本得到扭转，各县进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相对稳定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求“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由此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李敏不愿意去，毛泽东拒绝她参加自己的生日。80年代知青返城，在城市里许多人没有工作，再加上受港台片的影响，许多青年走上犯罪道路，社会治安有问题了。83年开始的严打，24000多人因犯罪被枪毙，判刑者更甚。因此，许多事情要实事求是，为何知青下乡？城市里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农村又有荒地，农村要发展集体经济。因此，当时的许多集体企业，几乎都是知青发展起来的。这些都是知情的骄傲，当然，最后在改制的大潮下，私有化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也是得益于知青的创造。但，个别人还是骂毛主席让他们下乡，真正的有志知青，往往以自己有知青经历资本而自豪。白衣天使医疗队也上山下乡：莫言的母亲两次病危，都是靠白衣天使免费治疗救过来的。莫言不感谢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合作医疗，他不知道全民齐动员造出了两弹一星，令美苏望而却步；他只记得毛泽东没有让他天天吃上咬一口冒油的水饺，写文章抱怨不止。个人主义万岁的《丰乳肥臀》式的小说，令他得了文学奖，他更没有感谢培养他学知识学文化的军队和免费教育。文化改革中哪部分人最不值得原谅？投机者，有的投机权力，有的投机利益，更有甚者借机报复私仇。这部分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自私自利者。当然，糊涂者也是有的。　　文化改革中的投机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毛泽东思想实现个人私利，但骨子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改革在当今依旧是个雷区，文革是失败的，毛泽东也评价过，功过三七开。其实，那个运动有历史时势因素，那个时代的红卫兵、红小兵，大部分都是好的，立意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其中的投机分子是有罪的，他们违背了毛泽东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和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精神。暴力行为只不过，为了自己突出自己，能在红卫兵队伍当中当官而已。这部分人道歉，应该先到毛泽东前深刻的忏悔，而不是今天叫嚣审判文革。不要全部否定那个时代的红卫兵、红小兵，因为，那是两代人，人人都是混蛋、王八蛋、土匪，我不信。人家有的人还说，我们家里的红卫兵，还是雷锋、王进喜、时传祥、焦裕禄式的人呢。越南自卫反击战时，这些人在战场上胸前挂着”光荣弹“，那也是舍生忘死、保家卫国、顶天立地的英雄，毛主席的好战士。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实录：“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王光美同志说错了吗？人家可是前后30年的亲身经历者。　　毛主席完美吗？不完美。　　谁还比他更完美？　　谁懂他的无奈？　　都是问题。　　谁来答　　那个时代，我们需要详细调研，从数千年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历史及未来的大角度大视野，结合前后三十年当前的拜金淫乐奢靡文化价值观，总结得得失失。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前后三十年都是我们在探路，都有成功，也都有过失，谁是裁判？群众！　　大跃进、合作社、文化大革命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财富呢？看终结篇。哪些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呢？从哪里找？　　从历史中找，党史中寻，读毛选，看现实，一目了然。　　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是思想观点上的差别，人各有志，信仰价值观、世界观不同，志不同道不合导致的。　　观历史，毛泽东早有三起三落。当时，我们党的目标是一样的，方法、策略、路线不同，党内意见不统一。在上海一帮，想复制苏联模式，在城市重武装夺取政权。但中苏是有差别的，俄国工业相对发达，工人一夜之间胜利了，我们不一样。再说了，蒋介石也不是沙皇嘛。　　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绝大多的，也有强烈的翻身愿望。走群众路线的井冈山这一部分，发展起来了，拥兵30万。这时候，上海一派失败了，到了井冈山一看，哇塞，这么多兵，完全可以打出去。海归一派也会来了，这部分人更觉得自己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代表，有背景，有学历，有理论。三方皆认为真理在自己手里，矛盾是免不了的，斗争也就情理之中。当时，有人就说，有苏联这样的成功模式不照搬，军事顾问也来了，你毛泽东标新立异搞什么“农村包围城市”的前所未有观点。这时的毛泽东在高层对比中，无疑成了绝对的弱者。毛泽东连续被贬，成了闲散之人。第一落是1931年11月在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当时他任红四军总前委书记，遭到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党内错误批判，失去了在红四军里“党的领导权”，被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核心。　　第二落是翌年十月，中央局一味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再次对毛泽东的策略横加指责，解除了其军事指挥权。几个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作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给予了肯定，毛又被请回红四军。　　第三落是1934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积极推行王明路线，听从军事顾问李德，他们对毛泽东的路线横加指责、无情批判，说什么“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说毛“顽固对抗中央”。毛泽东在“全苏二大”，被无端的撤掉了他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失去在政府中的领导权。　　好家伙，就这样，毛先后丧失党权、军权和行政领导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毛在延安时曾对人讲过，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毛泽东咋恢复领导地位？还是靠实践与时间。　　错误的路线导致反围剿失败，被迫战略大转移。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进北京，28年的战斗历史。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我们党人才济济。开国元帅、将军哪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才、人中龙凤？从理论到实践，胜利的事实证明，唯有毛泽东担任领导时，才能令我们党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建国后，也是如此，五十六个民族团结的像亲兄弟，轻重工业全面建成，大三线也起来了。面对美苏越印来犯，胜利总与我们相伴，国际地位从无到有，领袖级的。原因只有一个，我们有毛泽东的领导。朱老总总结得好：“我们党有了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刘少奇也说过类似的话，并首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勇于探索，敢于实践，伟大的革命家，以身作则，光明磊落。他从不违反党的纪律，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虽然，他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仁慈之心，海纳百川般的胸怀。然，从前天、昨天，到今天，乃至明天，毛泽东受到的质疑从未停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大有人在。可怕吗？不可怕；坏事吗？有坏的一面，更有好的一面。因为，在辩论、讨论中，毛泽东思想会愈发崇高伟大、晶莹剔透、光芒万丈。哪些人反对毛泽东思想呢？简单地说，毛泽东思想理论中反对批判的观点，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的观点。因为，毛主席批评他，他不服气嘛。　　毛泽东崇尚批评与自我批评，他多次自我批评，也批评过许多人。许多人一时间也转不过外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的证明，许多人当中大多对毛泽东观点就有了新的认识，甚至佩服之极。王震临终就发出了，毛主席比我们看远50年的感慨。毛主席记恨报复反对他的人吗？没有。即便是美国人炸死了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日后也丝毫没有影响中美建交。他心中想的是国家民族利益大局，胸怀是何等的宽广。就这样，他也遭到个别人的造谣、污蔑。这是群啥人呢？又有哪些特征呢？观历史，读文件，评现实。　　贪污腐败者：这部分人表面不说，然骨子里强烈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毛对腐败深恶痛绝。腐败猖獗，中国就会上演周规律。在处理腐败问题上，毛泽东毫不让步。不要三点水的刘青山，毫不妥协，刘被枪毙了。这部分人就背后说，毛泽东杀功臣云云。毛泽东解释说：“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事实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毛周时代的政府是廉洁的，廉政指数名列世界前茅。　　毛泽东是仁慈的，八届二次会议，他说的很明确：“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我们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　　咱们听听也明白，毛主席是仁慈、人道的，也是人性的，治病救人为目的。那你，警告不听，死活不改，置若罔闻的腐败下去，还能咋饶你？视而不见？群众举报充耳不闻，毛就是英明的领袖？没有这样的逻辑、法律。贪腐者，往往自有一套“逻辑真理”，用张维迎的观点说，就是18大以前贪污的就算了，既往不咎，收点税，以后还腐败的再处理。还恐吓说，反腐会导致贪官造反滴。腐败，不自首，还理直气壮，可笑的逻辑。他还当过北大的院长，能教出啥学生来？误人子弟，培养贪官尔。这样的人每年在经济论坛上指点中国经济江山，谁在支持他呢？是个问题，物以类聚是个代言人的角色罢了。封建官僚主义者，不宣扬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人的行为与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观点极其明确，反封建破迷信，也曾作《论官僚主义二十种表现》。摘录数条，毛泽东刻画的官僚活灵活现：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心中无数，又不愿意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画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毛泽东的文章，我们公务员读一读，有人会脸红的，脸皮厚者也会出出汗。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者，反对毛泽东的集体主义思想：毛泽东在37年就论证过《反对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再摘录几条：“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有没有呢？心知肚明。举了例子　　去年918，钓鱼岛舰船对对碰，部分人好心情远赴到日本，与日本人搞焰火联欢会。当时许多人出来质疑、反对。好家伙，捅了马蜂窝，个别媒体记者呼吁，个人自由万岁，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云云。对质疑反对赴日旅游者大声斥责。爱国反日游行，韩德强教授对一高喊汪精卫，辱骂毛泽东的老头。扇其两耳光，韩也被揍的眼角出血。立马有人出来指责韩德强无权干涉别人言论自由，毛泽东只是个历史过去的人而已，甚至说韩德强是汉奸。其实，这部分自由主义者是独裁者，只有他的自由，无集体观念、民族情感和国家利益。亲美哈日和极端的崇洋媚外一族，反对毛泽东思想：因为，毛泽东不但反封建，还反对帝国主义。极端的崇洋媚外的一派受不了。这部分人呢，往往指责毛泽东闭关锁国。其实，毛泽东领导建立新中国是伟大的改革者，对外有原则，坚持平等贸易，国家建交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和平共处。当时，抗美援朝打得天崩地裂，你和人家做贸易，美国人会不会说你脑子有问题呢。你不信，你把你的贸易伙伴打断腿，看看他还边打边给你业务不？！其实，这部分人明白得很，他们就是无视历史环境，颠倒黑白，乱说一气，证明自己的很了不起而已。毛泽东57年也说过，对帝国主义，我们要团结那里的人民，争取和平共处，做些生意，但不可以对他们抱有不且实际的想法。毛泽东也说过，我们希望有外援，但不能依赖它。他也说过，我们以后会利用外资，但主张自力更生，要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非洲很开放，富裕了吗？不但没有，南非的曼德拉因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含冤入狱27哉。这部分人是知道的，但视而不见。蒋介石独裁主义的追随者，反对毛泽东思想：这部分人赞扬蒋介石，污蔑毛泽东。但实际呢？蒋对毛极其佩服，他的手下去挖毛家的祖坟，毛泽东则没有；蒋介石对我们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建国后，我们俘虏了多少蒋介石的将军级部下，枪毙了又有几人呢？极少。毛对他们进行教育劳动改造。抗美援朝战争，美国战俘我们以诚相待。美国则相反，对我们志愿军惨无人道的折磨。当今，蒋介石的追随者对外依旧没有脊梁，对内造谣我们党，污蔑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其实，这部分蒋介石的追随者，也是假的，是自私的。　　因为，蒋介石对蒋经国毛人凤是这样说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是他们又怎样呢，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毛泽东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更是一名奇才。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唯有毛泽东把我挤到这个小岛上了。盟国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他接着又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蒋介石的追随者，不会听蒋的话，是极端自私者，这是群啥人？骂你，都怕脏了自己的嘴。资产阶级的个人民主主义者，反对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不怕大民主，赞成大民主：　　当时针对部分人说大民主的问题，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讲：“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反对照搬苏联模式，当今当前有木有本本主义者，照搬美国样子呢？有，还不少。这部分人，也抵触毛泽东思想，崇尚拿来主义，不寻求民族民牌和自主创新。文化改革中的投机分子，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毛泽东思想实现个人私利，但骨子里也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改革在当今依旧是个雷区，文革是失败的，毛泽东也评价过，功过三七开。其实，那个运动有历史时势因素，那个时代的红卫兵、红小兵，大部分都是好的，立意出发点也是好的。但其中的投机分子是有罪的，他们违背了毛泽东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暴力行为是为了自己突出自己，能在红卫兵队伍当中当官而已。这部分道歉，应该先到毛泽东前忏悔。不要全部否定那个时代的红卫兵、红小兵，因为，那是两代人，人人都是混蛋、王八蛋、土匪，我不信。人家有的人还说，我们家里的红卫兵，还是雷锋、王进喜、时传祥、焦裕禄式的人呢。越南自卫反击战时，这些人在战场上也是舍生忘死、保家卫国、顶天立地的英雄。那时有没有人宣扬资本主义呢？大造楼堂馆所自我享受呢？无视百姓利益强拆大建呢？许多人还活着，实事求是的论证那个时代才是最主要的。那个时代，我们需要详细调研，从民族文化价值观历史及未来的大角度大视野，结合当前的拜金淫乐奢靡文化价值观，总结得得失失。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修正主义等一切脱离群众，不为人民服务，自私自利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的思想。有这些思想者在中国原来是极少数的，现在在拜金主义、奢侈享乐主义下，比原来多多了。但我相信，这部分人从心底里也在佩服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粉丝太强大了，美国多名总统都推荐毛泽东文选。这部分人是极其虚伪的，因为，他们不敢公开反对美国总统读毛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四五年的七大会议，是极其重要的会议，四年后新中国诞生了。当时，毛泽东针对党内外的杂音是这样说的：“同志们！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就要揩一点油。”　　时至今日，我们也该大喊一声：“什么是不要毛泽东思想？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劳苦工农！”反对毛泽东的人，你能把毛泽东思想体系颠覆了吗？你做不到；你能把毛周时代创造的卓越成就抹掉吗？你更做不到。因为，毛泽东是人民领袖，人民群众心中有杆秤，毛泽东诞辰被誉为——人民节！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继承伟大传统，专家该上山下乡出海！　　作者：点子牛　　时下，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活动，搞得红红火火。为啥？群众期盼已久、高兴、支持。当然，也有质疑反对的，谁呢？自私自利的人。公与私的博弈从未停止，也永不停息。　　当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各项惠民强国政策，群众盼望专家“上山下乡”，讲明白透彻，群众期盼惠民政策尽快落到自己身上。这两项不矛盾，完全可以也应该结合起来。　　我们党为何短短28年取得执政地位？上山下乡走群众路线是致胜法宝。我们党发展壮大的法宝在于，一直与群众血脉相连，为群众谋福祉，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毛泽东是国家领袖，是党的领袖，最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人民领袖。　　在井冈山山沟沟里，毛泽东讲：“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就要真心诚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要组织、领导和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解决油盐柴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读书上学的问题、生疮害病的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七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党员干部说：“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杨善洲历经两个时代，他退休后还是与群众在一起，绿化大凉山，产值3亿多，受到群众的爱戴，百姓不会忘记这样的好书记。　　毛泽东也告诫过：“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应该受到尊敬。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袁隆平在毛泽东时代是一名普通的教员，正是有颗为国为民的心，成了杂交水稻之父。毛主席说的在理，但老人家的这句忠告也得罪了知识分子当中，信奉自私自利万岁的那部分人。　　毛主席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有人对此说三道四，这不满意、那不满意，其实就是他个人不满意。因为，知青当中许多人骄傲的讲：“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当今的干部中许多人以自己有知青经历而自豪。北大荒变为北大仓，那是知青作品。当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村办集体企业的建立（集体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昔日北大荒，今日中华大粮仓 知青作品，值得骄傲。　　当时的上山下乡完美吗？不完美。世界上有完美的东西吗？也没有。只有利与弊的考量。这个运动来源于50年代的前苏联，60年代的美国肯尼迪也搞过，至今还有影响力。崔永元就曾把不远万里来华，到边远农村支教的美国青年，邀请到了央视。这样的活动，是国际性的。不拿美国说事，咱们镇不住那部分砖家。为啥专家要到群众中去？一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这个传统是正确的；二是当先政治经济群众的需要——共识；三，专家有上山下乡出海的责任，职责所在，责无旁贷。四，治国需要人才，群众慧眼识英才！　　当下，共识是关键：好的政策需要宣讲，更需要实践。首要的一条，需要全国群众、各界民主人士、专家教授学者的共识，有共识才能攥成一个拳头，有凝聚力、执行力、落实力，畅通无阻。惠民政策，要变成果实，阶段性的果实。群众吃到嘴里，那个是苦的、涩的，摇摇头，不知一声，他就走，不愿意跟着我们党走。这个是香的、甜的，嗯，好吃，他就会叫好，招呼一群人来吃，不由自主的紧紧地团结在我们周围，众星捧月般的跟着我们党走。群众拥护就是强大，土豪、洋人就会害怕，虽不情愿，但也会随声附和。　　现在，不同声音的专家在媒体上不停的解读，各执一词，谁去落实呢？先让这些专家中的代表到群众中落实！　　当下的群众盼望专家干部们上山下乡，帮他们解决教育、医疗、房子、教育、民主、腐败、治安等等现实问题，发展难题。专家要兑现自己的建言、诺言，专家开会往往呼吁我们走群众路线嘛。部分专业人士，说话建言脱离实际，建言违背事实，有意或无意中制造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专家们一致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你就把你的理论到实践中检验一次，是否正确。总之，专家下乡势在必行！今天，专家上山下乡出海该干啥呢？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带着问题下乡。哪些问题？往下看　　1、市场能否根除腐败？无论你喊的如何声嘶力竭，不如你到基层实践中干一干、转一转。腐败，有行贿和索贿。这个调查，你到监狱中转转会有收获。你到招投标里面实践几次，看看哪些人、哪些行为更容易中标？公不公平？潜规则是个啥？微服私访化个妆，依我看《爸爸去哪儿》的化妆师就挺不错。村民选举是否是姓氏大户的天下？有没有贿选行为？贿选是不是市场行为？你再到美国去看看，竞选资金的来处与总统上任后的政策，有无瓜葛？一年半载后，你对市场铲除腐败会不会发出新感慨？你再回来做个节目，再看看网络留言，你就知道，百姓不可欺这句话是真理。群众监督官员，民能治吏，吏必为民服务，是不是比你的市场消除腐败更有道理？2、市场决定论，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公私交叉持股，土豪们干不干？《改革决定》说的极其明确，国有经济是主导、主体，有控制力、影响力，国企集体私企交叉持股。部分专家把土豪入股国企喊得底气十足，理直气壮。让这部分专家再给私企上堂课，国企集体能否持股私企？两成没问题吧。股东有权提出审计，了解公司这些年来的经营状况，审计完，看看是否有违法行为？私企老板不是整天咋呼，法治社会、民主自由。你违法了，那就对不起了，严惩不贷没商量。为啥？现代化的企业制度首要的一条就是依法经营。什么成本不能公开？股东有权知道，税务机关征收所得税、增值税也应该知道你的成本、利润！你造假账，那就依法处理，是不是应该如此呢？所有的企业都没有法外的特权。　　3、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市长？部分专家一直要求政府不要干预市场，那你就到市场上转一转。江苏省曾有600多家私企老板向省政府求援，为何不去找市场？你要了解清楚。市场上的假冒伪劣、有毒产品、废水废气是咋出来的？是企业违法，还是市长不作为？企业违规违法了，为何爱找市长，而不是改过自新？市场为何没把劣迹斑斑的企业，淘汰掉？哪些市长把企业当成唐生肉？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专家、教授？市场需要什么样的市长？市场自由“度”的标准是个啥？你调查完了，列个市场与市长关系的标准温度计，我认为利国利民。4、土地私有化问题：部分专家鼓吹私有化一旦实施，中国农民一夜奔小康。建议这部分专家，对了，到，在垃圾箱里死了四个孩子的故乡去，最合适。据我了解，那里的农民住茅草屋，极其穷困。看看哪里的土地，任志强能出多少钱一亩？农民卖了地，到楼房里城市里能干啥？别只看到北京城乡结合部，你到太行山区、戈壁荒漠再转转看，农民把土地集中到几个人手里，这些地主能雇佣多少原村民？能发多少钱的的薪水？给不给缴纳五险一金？秃山荒漠如何致富？你得给村民出个主意与群众并肩奋斗。在农村待上三五年，把你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一下，让实践、时间来检验，时间也能检验真理。　　5、农村的未来，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因地制宜，哪一个模式更适合？小岗村富裕的根源考得是啥？周围的村都和小岗村一样富裕吗？听听乡亲们咋说的。你再到南街村、大寨村、华西村转一圈，他们周围的村能否比得上他们，小岗村与大寨等等这几个村成功的经验是啥？你专家当回农民，你选择哪个村？你要写个详细的调查报告，有数据、有村民的精神面貌，综合出来，一目了然。因为，这关系到农村的未来及城镇化的蓝图。6、住房及小产权问题：农村的房子流传千百年了，一辈一辈、不停的翻盖，到今天成了小产权房。与时俱进，再次进行翻盖楼房，违法了，不行了。但，交一大笔钱后，变成70年期限，合法了。如果你是农民，你愿不愿意。再问一个问题，70年期限，你说短了点。我们改成120年，再让你一套房子拿上二三百万，再给你发个本本，你愿不愿意？你不拿钱，那就是违法，那把你的70年的小产权房子充公或拆除，你干不干？专家到农村去转一转，看看农民的生活、收入到底咋样？有多少农民能买起楼房？村民们集资盖个楼房行不行？政府牵头，让工人集资盖个楼房自己住行不行？若不行那是为何？我们的职责、宗旨是啥？房价低了，群众生活水平会不会提高？城乡结合部的十年、二十年建设规划有木有？有了，村集体开发行不行？个人观点，小产权房，村民自己住，应该行。　　7、延迟退休问题，这是热点关系到几亿人的事：部分人急不可耐，想立即实施。那你就到人才市场走两步，看看哪些单位、公司招聘条件达到60岁以上的。再到各类产业工厂转一圈、干几个月，试试60~65岁的人能否出满勤、干满点、身体允许否？能达到私企老板的要求否？再到城市家庭转一圈，看看谁家招收洗衣工，你用人家自己的全自动洗衣机，洗衣服，看看谁用你，又给你多少钱？给不给你交五险一金？养老院里60多岁的老人，给66岁的人洗衣服，能否胜任？调查一下不同的工种与寿命有多大关系？工人有流动性，失业、上岗不会稳定，断断续续凑够20年，应该行，为何不行呢？为何公务员大江南北调动，不影响养老金？谁在阻拦工人养老金，跨地区转移？这些东西都应该量化明细出来，不能全国平均，应该精确到县级、行业级，东西南北中的地区差异也要有。作者：只会转贴456 时间：2014-01-18 13:01:34　　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教育，我们知道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已经死了的、被毛主席表扬过的孙中山、鲁迅、张思德、白求恩、雷峰等少数几个人外，其他人都很坏。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这些历届党的领导人很坏，那些旧中国的统治者、军阀、地主资本家就更坏，全都是没有人性、敲骨吸髓、卑鄙无耻、卖国求荣的大坏蛋。其实他们都是正常人，和害死几千万同胞的恶魔相比有本质区别。请看：　　“大卖国贼”李鸿章的最后岁月　　庚子事变战事一开，形势便朝着有利于列强的方向发展。慈禧害怕了，她的“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1900年7月8日，慈禧只好致电李鸿章，要求其马上来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在为其日后和谈大臣的政治身份进行准备。慈禧想借这个三朝重臣、外交能手来处理直隶局势。12日，又命令他兼程北上，勿得停滞。7月21日，李鸿章自广州抵达上海，但又感到此次议和非同以往各次，极为棘手，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谈，谈结局不好，不谈结局会更糟。如果和谈结果导致全体国人痛恨，弄不好慈禧就会使他成为替罪羊。于是便以“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为词，“难以迅即北上”。但不久，国都沦陷，朝廷逃亡，“两宫西狩”。慈禧再也等不急了，朝廷的电报再一轮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本来已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年7月17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以何办法让国家少受损失，李鸿章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9月，李鸿章等上了一个“为款局急宜挽救，不可再失时机”的密陈奏片，大意是要朝廷向列强认错，以便与各国和议。9月8日，慈禧照允，以光绪名义颁发了“罪已诏”。14日，发布“剿拳上谕”，称义和团是“祸端”，“即著痛加剿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正是这个谕旨，使日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渐有端倪。　　11月初，李鸿章到达北京。列强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6项条款：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6项条款，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也终于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自己根本无法使大清国逃脱厄运。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慈禧难脱其咎，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日理万机，忙得焦头烂额。一天，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旋即病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刘坤一就认为这个大纲，“实与亡国无异”。只有袁世凯表示唯有“委屈应允”，全部接受列强所强加的条款。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止无休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似乎只有袁世凯比较理解李鸿章的心情。李鸿章认为，在权衡国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只要能不把慈禧作为祸首惩处，其余条件不在话下。当各省在分配摊派赔款问题时，各督抚都纷纷说明困难，要求少承担或不承担，也只有袁世凯一马当先，主动承担摊派山东90万两。　　后来，“议和大纲”果然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也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闻之，咯血不止。他是有心爱国，而无力回天。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便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使自己几近“濒危”。即使如此，病中的李鸿章还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异常耻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但于后世的外交不无启迪意义，只有自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　　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煌煌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4]　　（摘自百度百科《庚子赔款》）作者：只会转贴456 时间：2014-01-18 13:04:41　　段祺瑞的晚年　　1926年4月20日下午2点，在张宗昌两个营士兵的护送下，段祺瑞率其子段宏业以及亲信、老友多人，乘张学良调派的一趟专列前往天津。在天津，段祺瑞通电全国，表示引退下野。为期一年零五个月的临时执政府从此寿终正寝。　　段祺瑞一生在宦海中几度浮沉，但这一次沉没后，他再也没能浮起来了。　　大江南北烽火燃遍，然而这一切都跟段祺瑞没什么关系了。　　在1926年4月至1927年4月这段时间，段祺瑞一直住在天津日租界的须磨街。　　段祺瑞在台上的时候，尽管曾经管辖过大半个中国，按说为家里谋取一点小小利益对他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甚至根本用不着他费心，只要他不加以阻拦，自然会有大把的人给他送上。但段祺瑞从不为自己谋利，家里没有置办过任何田产房屋，就连袁世凯送给他居住的房子，他都退还给原来的主人了，就因为房契在人家手里。人家上门来要，堂堂国务院总理让人堵在家里要账可不是什么有面子的事情，搁在别人身上恐怕就动粗了，但段祺瑞没有这么做，相反还劝手下人不要计较，自己主动搬离了这栋房子，另外找了人地方租住下来。这点确实是难能可贵！　　所以当了那么多年官下来，段祺瑞家虽然说不上是家徒四壁，但日子确实是不怎么宽裕。在台上的时候，还经常有人接济，家里遇到点什么困难，还是有人帮忙的，所以倒也没有特别困难过，现在不一样了，人走茶凉，来看他的人也少了，家境显得入不敷出。　　下野后的段祺瑞生活上更简单了，加上没有了收入，家庭开支更是捉襟见肘。为了节省开支，段祺瑞搬到了一所小一些的普通住宅，因为缺钱麻将也不能打了，一日三餐就是米粥、馒头、素菜。家里的仆人走掉了一大半，实在看不下去的魏宗瀚后来邀约一些老兵自愿前来帮助段祺瑞料理家务。就个人操守而言，段祺瑞为官清廉，从不聚敛钱财，在黑暗的民国政坛确实异数（摘者言：现在看是不是黑暗要打个问号，因为像段祺瑞这种清正廉洁的人能在总理位置上几上几下，不论皖系、直系、奉系谁得天下都支持段祺瑞出任政府总理，除了一些学生、工人因为被忽悠不知情以外，段祺瑞受到普遍一致的尊重。这样的社会不像是一个黑暗的社会）。　　留在天津的段祺瑞是一个威胁！这是蒋介石的判断。南京国民政府早就注意到日本特务对段祺瑞、溥仪、吴佩孚等人的拉拢利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的侵华步伐加快了，华北的局势也已经危在旦夕。　　1932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召集“国难会议”，段祺瑞、吴佩孚是蒋介石指定的国难会议议员，但两人都没有出席会议。很快，段祺瑞与陈炯明联合反蒋的消息就传来了，国民党方面紧急行动起来，蒋介石看段祺瑞留在天津很有被日本人利用的危险，便提出将段祺瑞等一干下野的北洋元老们全部接到南边去，以防日本人利用他们的资历与威望，再在北方搞什么傀儡政府。　　蒋介石积极调动各方面力量争取段祺瑞，他让上海市商会主席王晓籁致电段祺瑞，要他认清日本人所用的“以华灭华”之计，先得东三省，再谋华北。王晓籁还希望段祺瑞能以文天祥为榜样，粉碎日本人的阴谋。段祺瑞接到这样一个电文后，当即回电，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对东北事变痛心，自己虽然是下野之人，但爱国心仍在，绝对不愿意被日本人利用作为侵略中国有工具。　　段祺瑞的态度出现了转变，是因为人终于意识到，日本人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只是来捞点好处就走，看到日军攻破榆关，又攻热河，他就知道日本野心显然在于变全中国为殖民地。日本外务省次官吉田茂到天津找到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要他请段祺瑞出面，沟通中国军方，先商量两军就地停战之事。段祺瑞明确表态：“我们在野之人，出来调停，说话要有根据，当局若问到东三省，我如何答复？就地停战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吧。你们应该先退回东北，再来商量就地停战的事情。现在中国军队气焰之高，不亚于关东军，即使停战也应该日本先停，因为是日本先开战的。”　　段祺瑞的态度明确了。国民政府派特使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乘专列前往天津，请段祺瑞南下。蒋介石知道段祺瑞的为人，料到他家境不如意，同时让特使钱新之给段祺瑞带去了5万元作为生活费和搬家费。吴光新与段宏业有了不同意见，段宏业反对南下，段祺瑞考虑再三，说：“现在华北的局势非常复杂，我看还是先离开这里比较好。”一锤定音！　　当天，段祺瑞在吴光新、魏宗瀚等人的陪同下乘专车南下，长子段宏业因为反对南下，没他们一起去。　　第二天上午九点，专车到达济南，前来迎接他的有各路记者，他就在车站发表了一番讲话，大意是说蒋介石多次想来北方与他会面没有成功，最近又派人来邀请我南下，说要跟我共商时局，所以我不能不给面子。这番话倒是给足了他自己的面子。　　稍事休息，第三天上午八点，段祺瑞反乘专车抵达南京浦口。当时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队伍，军政要员们从南京过江到浦口车站迎接。段祺瑞下了火车就登上早就准备好的渡轮，早就等候在这里的蒋介石率先登船拜见。两人见面，好一阵寒喧，段祺瑞对蒋介石表示即日要到中山陵谒陵。蒋介石说：“老师不累吗？”段祺瑞说：“不累，不累。”蒋介石称段祺瑞老师是因为他曾就读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段祺瑞曾是该学堂总办。下船后，段祺瑞由蒋介石亲自送到位于中山东路的下榻处励志社。　　其实所谓共商国事，蒋介石明白，段祺瑞更明白：没有什么好商量的。所以段祺瑞在南京只停留了两三天时间，这几天他的主要活动就是去中山陵祭拜已故的孙中山先生。在前往陵园的途中，蒋介石手扶段祺瑞，边走边谈。蒋介石保持了自己的学生礼节，而段祺瑞则是坦然接受，似乎在他眼里，蒋介石仍然是自己的学生，而不是现在的中国是高军政长官。　　段祺瑞不愿留在南京，正好他住在上海的小女儿段式荃有病，他就以探病为由谢绝了蒋介石留他住南京的建议。两天后，段祺瑞就结束了南京之行，前往上海，他将在那里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蒋介石待段祺瑞还是非常周到的，特别指示军政部总务厅每月拨出40000元，作为段祺瑞隐居期间的生活用度。　　段祺瑞在上海生活期间，主要从事佛法研究，还给自己取名“正道居士”。　　1936年11月2日，因肠胃疾病，医治无效，段祺瑞逝于上海，享年72岁。　　……　　11月5日，国民政府以退休元首的最高礼仪，决定为段祺瑞举行国葬。　　段祺瑞去世的消息传出，各方吊唁纷至沓来，既有北洋故人的，也有南京政府的，各国驻沪领事也前往吊唁。关于安葬问题，蒋介石有意将其葬在南方；但段宏业表示，段祺瑞生前曾说他一生功业多在北京，百年之后愿归葬京郊西山。于是段祺瑞的灵柩便在12月5日公祭之后运往北京。　　12月10日，灵车抵达天津。天津市市长张自忠主持公祭，曹汝霖、李思浩、陆宗舆、王揖唐以及齐燮元、何丰林等北洋旧人全部都来了，连以前的老对手吴佩孚也带病前来，给昔日的老师和政治对手送最后一程。　　摘自元坤编著《北洋总管段祺瑞》另类军阀吴佩孚：不忘糟糠之妻 拒绝做卖国贼　　本文来源：《学习时报》2013年4月1日第9版，作者：郭玉琴，原题：《另类军阀吴佩孚》　　原文编者按：民国时代是乱世，也正因此出现了很多极富个性的人物。以往对民国人物的评价，往往简单地对他们冠以“反动”的头衔，一概否定。有很多人物具有多面性需要重新审视，比如吴佩孚。他在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这件事上确实犯了错误，杀了人，有不可抹灭的历史污点，但其他方面需要对其另作评价。　　在多数国人的印象中，军阀就是对军人贬义的代名词，它是造成政局动荡、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但是在民国年代里，有一个军阀却例外，他就是北洋军阀吴佩孚。他的为人做派在当时可算是另类，特立独行，为人所称道。　　吴佩孚与同时代的军阀不同。其一，他是个学者军阀。北洋军人多不读书，但吴却是秀才出身。吴佩孚成为威风八面的“孚威上将军”后，军政界多当面以“玉帅”、“吴二哥”恭维之，吴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他也常以此自豪。在吴的鼎盛时期，他军中的军歌歌词正是由他填的一阕《满江红缐登蓬莱阁》。　　其二，发达不忘糟糠之妻。吴佩孚发迹后，始终与其糟糠之妻张佩兰相敬如宾。两人一直没有子女，张佩兰多次劝吴纳一小妾，不要断了吴家香火。但吴佩孚始终没有答应，这在妻妾成群的民国实属罕见。　　1923年4月，一个叫露娜的美女，是德国驻华公使馆的工作人员，久仰吴大帅大名，曾多次造访他并且含情脉脉，微露爱意。吴佩孚却无动于衷，并且给她回信写了“老妻尚在”四个字加以拒绝。　　其三，廉洁爱国，深明大义。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但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代的那些腰缠千百万的军阀，总算难能可贵。他还对自己提出四戒：“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　　其四，通电保护过故宫。20世纪20年代，忙于征战的吴佩孚还做了一件无关军政、功在千秋的义事。那时，挤在宣武门内象房桥国会厅里争吵不休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昏了头，竟要拆除紫禁城里的三大殿，在其废墟上另建议会大厦。身居洛阳的吴大帅惊闻此讯，立马直接把一封电报拍给了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而偏偏不给当事者——参众两院院长，电文依然是掷地有声的吴氏风格：“……何忍以数百年之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各报刊登载了吴佩孚的通电后，颂扬吴帅之声鹊起，抨击国会之议潮涌，让“主拆派”噤若寒蝉，故宫的三大殿方幸免一劫。　　其五，不畏强权，拒绝做卖国贼。吴佩孚败走南阳、亡命巴蜀后，于花甲之年北上养老，并带着几百名卫兵在北京深入简出、颐养天年。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击碎了吴佩孚的残梦，日本人希望他出山助其做奴役中国的春秋大梦。吴佩孚却提出要日本人退还包括山东省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最后，被日本人设计陷害蹊跷死亡。　　综观吴佩孚的一生，他博学有涵养，明大义重夫妻患难之情，有气节，廉洁爱国，不可不谓是军阀反面人物中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另类。尽管他在历史教科书上被定位为反面人物，放在今天的官场，亦是值得世人借鉴的一面积极意义上的镜子。　　《时代》盛赞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　　本文摘自：《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1月16日第7版，作者：潘启雯，原题：《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或许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怀旧的阅读口味，有关民国掌故趣闻的书作在坊间一直颇为流行，特别是学者陈丹青提出“民国范儿”以来，更是引发了新的“民国热”研究和书写高潮，赴其后尘者众，至今方兴未艾———当民国知名人物纷纷蜕变为一种文化符号时，就连曾因创作出版《非常道》、《中国男》、《老子传》等而被人们所熟知的学者余世存也终于按捺不住，开始关注和研究民国人物，并推出了《大民小国》。其实，对于包括余世存在内的众多学者作家来说，反思书写民国的时政、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事实上是一次精神文化的“苦旅”。　　陈寅恪、梁漱溟、黄侃、邵飘萍、顾维钧、唐绍仪、陶成章、章士钊、晏阳初、宋耀如、阎锡山、黎元洪、张作霖、陈光甫……在《大民小国》中，余世存对不同类型的知名的、次知名的“民国人物”所走过的不同道路进行了细致分梳和研讨，同时以漫谈形式，勾勒人物肖像，探寻心灵历程，再现了这些民国人物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字里行间，是对书中人物传奇经历和人生态度的探寻，更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温与回顾———在鉴往知来之间，这样的记录可贵而意义深远，许多看法令人震惊、发人深省。　　众所周知，对历史人物的解读和评论是一件冒险的事，极易囿于时代和社会的偏见或误判，或谬托知己。但在研究民国历史人物时，余世存却常常试图找出这些历史人物与当下现实的联系。譬如，从“民国首任总理”到一县县长，唐绍仪都做得有声有色。在县长任上，唐绍仪甚至一除旧时奢华习气，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百姓实际问题，因此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绍仪没想到的是中国官场的不断恶化，1934年10月，粤系军阀代表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职，最后死于非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曾几次用唐绍仪“当了总理再当县长”的例子，来教育干部“能上能下、安居其位”。同样是1950年代，美国第三十一任总统胡佛出版回忆录，其中多次提到好友唐绍仪，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正直，有才干，对中国的未来怀有远大的抱负。”可见，唐绍仪虽然死于非命，但他的人格意义仍有待今人挖掘。　　与唐绍仪或辉煌或凋落的跌宕人生相比，阎锡山、邵飘萍、张作霖等几位也是令人喟叹的民国风云人物。　　回溯那个年代，政治、军事、文教人才如恒河之沙数不胜数，但隳败消亡亦如此之迅速，可知经济问题方是贯穿整个民国历史的关键因素。这或许是余世存在《大民小国》中把阎锡山推崇为是“未被大陆中国人认知的‘先知先行者’”的根源。按照作者的分析，在民国一众赳赳武夫中，阎锡山出人意料地对工业建设、货币政策、财税体系乃至整个经济运行规律有了深入而切实的把握。在他几近四十年的全盘掌控下，山西这样一个无论地理方位和资源禀赋都无明显优势的内陆省份，在整个民国时代的满目疮痍之中仍然保持了相对的富庶和平静，可谓是全盘失败的民国经济财政史上一抹微弱的亮色。“作为山西的‘模范督军’，阎锡山实际上处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尽管当时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锡山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富裕，因而他便显得出类拔萃。”这些溢美之词出自美国《时代》杂志，也从侧面证实了阎锡山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实绩为外界所公认。　　当下人们纪念邵飘萍，主要因着他的烈士身份和悲剧命运，即使新闻从业者向邵飘萍学习，也仅赞许他抢新闻的本领，称道他“反专制、反蒙昧、敢嘲笑军阀”的勇气，赞美他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后人总是说，邵飘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楷模。但在余世存看来，邵飘萍在新闻史上的位置被“虚化”了———他的新闻追求恰如其名，可东可西，亦正亦负。正面评价，是战士，是理想主义，是“自由主义者”；负面评价，可能就是生事者，是不择手段的“新闻至上主义者”。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对余世存来说，追寻大变局时代里一代中国人的遗踪，所要做的就是还原那些历史细节，那些曾被“掩埋在地底的声音笑貌”，交付读者风貌各异的原生态的“故人”。如果《非常道》等捍卫历史正义有“凿空”之功，时至今日，其《大民小国》对历史人物的解读更像是在传播常识。比如学人对陈寅恪、梁漱溟等人敬而远之，好像今日中国无其土壤。但在作者那里，却能让人们联想起顾则徐、梁卫星、毛喻原等文化麦田里的守望者。比如邵飘萍，一般人只记得他的“勇气”和“胆识”，此书则让人联想起当下知名新闻人士的担当和坚守，如程益中、王克勤等，而这些人所做的要比邵飘萍健康、理性得多。因此，近代史绝非今天一些人所以为的那样，是精彩绝伦、高不可攀的时代，只要回归平易健康，我们就能理解更多的“陈寅恪们”、“陈光甫们”、“阎锡山们”……并为他们的存在发出“一声叹息”。　　（《大民小国》余世存著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官打送礼的】　　二十多年前，一个当事人提出要给某官员送礼，我说不合适，说不定会弄巧成拙。那当事人说：官不打送礼的，我在江湖上混了那么多年，还没遇到过礼送不掉的时候。果然，此后的许多年里，我还真的没听说过官打送礼的事儿。　　昨日看报，说民国时期的冯玉祥以执法严格而称著。有一次，一个县长给他送礼，被他狠狠地打了一顿，消息传来，再无人敢给他送礼了。　　1938年9月，冯玉祥的二女儿冯弗伐结婚时，许多达官贵人纷纷借冯玉祥不在家之机送礼。冯玉祥回到家中，得知详情后，把所有礼金换成救国公债券，并附上一封感谢信，返还给送礼者，言称：为了抗战，你们就多出点钱吧。据说这是冯玉祥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破例收礼。　　冯玉祥不收礼，当然也不送礼。唯一的一次送礼是给宋美龄的同学、南京市市长刘纪文的“新婚大礼”，那是南京中山路拆迁受害居民的几百件诉状，弄得刘纪文在新婚大喜之时尴尬万分。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与时俱进的官场已今非昔比，像冯玉祥这样级别的官员哪一个不是日进斗金？许多人不仅在国内外银行都存了款，还把老婆孩子早弄到国外以防万一。民国也许是因为有冯玉祥这样的官员而灭亡。当朝也许是因为有许多“裸官”而长治久安。　　参阅文献：《冯玉祥收礼送礼都怪异》，见2012年6月20日《文摘周刊》。蒋介石抗战期间严刑反贪处死多人　　1942年，抗战处于艰难时期，蒋介石为整顿吏治，曾以严刑峻法和军法审判两手，从重、从严惩办贪官污吏。他不顾姻亲、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说情和反对，毅然判处孔的两个亲信一死刑，一五年徒刑，且不许缓刑，企图由此祛除贪污，修明政治。此后，蒋介石也曾多次、多方设法，甚至企图开展“肃清贪污运动”，借以解决弥漫于国民党官场的严重贪污现象。在他主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制订《当前组织纲领》，规定党员应登记财产，凡拒绝登记者不得成为国民党员。　　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因贪污150万元而被蒋介石下令枪毙。抗战期间，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从严从重惩处贪污犯的案例尚有多起，仅以1942年为例：　　1月，四川云阳南溪乡粮食征收员毕巨卿等大斗浮收、倒卖公谷案，主犯处死刑，其余处无期徒刑。　　2月，万县粮食征收员雷仲纯征粮舞弊案，判处死刑，追缴赃款。　　7月，长沙警备司令部特务组长孔松涛等6人贪污案，均予枪决。　　8月，贵州师管区司令胡启儒浮报名额，扣饷不发，擅权杀人，行使贿赂案，死刑。判决后，有重要军官二十余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改判无期，免其一死。蒋介石批称：“此何等事，妄加干涉，置国家法纪于何地。其列名者，均记过一次示儆。”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委座之整饬法纪，毫不假借，作奸犯科者，应知所戒惧也。”（《何成浚战时日记》）　　9月，成都航空站站长马祯祥代商人运货，有舞弊嫌疑，蒋介石命军法执行总监部讯究，何成浚因不能查得犯罪证据，以“行为不检”签请予以行政处分，蒋介石不准，再签请监禁一年，蒋介石批示，改为监禁十年。何成浚感叹道：“现一般公务员作奸犯科者，日益加多，委座采刑乱世用重典之主张，亦子产所谓‘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之至意焉也。寓宽仁于严峻，用心良苦矣。”（《何成浚战时日记》）　　10月，桂林办公厅科长黄勋、荣誉军人管理处副处长秦开明假借职权、营私舞弊案，蒋介石批交讯办，判秦无期徒刑，黄有期徒刑十年。蒋介石亲批，一律枪决。　　10月，运输统制局昆明检查站站长朱孝仪倒卖查扣鸦片及货物，潜逃被捕，处死。　　军法执行总监部办公厅特检股股长俞浩兴假借职务便利，取得中国工业服务社顾问名义，月支顾问费300元；钟元昭夫妇受贿900元，均令处死。　　以上各例，或见于《大公报》报道，或见于何成浚日记。其中8、9、10月（桂林）三案，均经蒋介石批示，从重从严惩处。当年4月18日，蒋介石日记云：“贪污案必须将其上官与保要连坐处分。”6月29日日记云：“所见所闻皆多被侮受凌、阴险谋叛与贪污腐劣之事……思之危岌，言之痛愤。”9月30日日记云：“与康兆铭（泽）谈澄清贪污计划。”。李子迟：张自忠挥泪枪毙强奸民女的手下爱将　　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张自忠，在军纪原则与爱惜部下的两难选择当中，最终还是选择了军纪原则，公正严明，不徇私情，忍痛割爱，大义灭亲，像当年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一样，先后两次毅然做出决定（因前一次未获成功），挥泪枪毙了自己的手下爱将、救命恩人——警卫营营长孙二勇，就在于他强奸了一个农家姑娘，天地不容。　　这是摘自作家刘亚洲一部作品中的某个片段。抗战初期，台儿庄战役前夕，在津浦铁路旁边，张自忠的大军在疾进。大雨如注，被千军万马碾踏过的土地全是泥泞。突然有令：“雨中，全军肃立。”　　张自忠宣布说：“昨天夜里，我军驻扎在田各庄时，一个弟兄竟然到民房里去糟蹋人家姑娘。16岁的黄花大闺女呀，日后要嫁人要当娘，如今全毁了。”　　张自忠目光如剑，喝道：“男子汉敢做敢当。这事是谁干的？站出来，算你有种！”　　空气凝固了。风声，雨声，人却没声。　　“那好吧。”张自忠笑了，笑得很冷，“我只好不客气了。那姑娘说，她把那个人的大腿根抓伤了。今晚宿营后，以连为单位，全部把裤头脱下来，检查大腿根！一个也不许漏，包括我！”　　宿营以后，真相大白：干下那丑事的，竟是警卫营营长孙二勇。当军法处长请示张自忠如何处置时，将军竟足足沉吟了5分钟，才说出一个字：“杀。”　　张自忠怎能不沉吟？就算孙二勇是一条狗，那也是一条“功狗”啊！孙二勇曾是张自忠手下驰名全国的“大刀队”成员之一。当年在喜峰口长城上，有18颗鬼子的头颅像皮球一样在他脚下滚过。“七七”事变中，他率一个半连扼守卢沟桥，与日军一个旅团搏杀。桥不动，他也不动。　　尤其是，他是张自忠的救命恩人。1年前，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是汉奸们的眼中钉。一夜，张自忠路遇刺客。担任贴身警卫的他奋身扑到前面，把自己的胸膛当作了盾牌。3颗子弹竟未打倒孙二勇，刺客先自软瘫了半边。　　枪毙犯人的号角在鲁南的荒野里震响。　　一天晚上，张自忠正在灯下读《春秋》。突然传令兵跌跌撞撞地跑进来：“报，报告军长……他……他……他回来了。”那小兵一脸惶恐的神色。　　“谁回来了？”　　“孙、孙营长。”　　“什么？！”张自忠霍地站起。　　门开了，走进来的果然是孙二勇。　　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归来的，面容枯槁，头发蓬乱，军衣几乎烂成破布条。他向张自忠敬了一个礼，未曾说话，眼圈先红。　　“你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