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倒了，很痛；爬起来后，第一反应往往是自问为何跌倒？在同一地方跌倒的人是可悲的。　　我们中华民族在同一地点,跌倒过好多次，却浑然不觉。毛主席来了，他看清了，想铲除掉，但...　　无论，中国还是欧美，都在探索未来之路。山姆的发展与危机结伴而行，美国人没有对总统不依不饶。跌倒了，爬起来，查原因，完善自我，继续前行，尽可能的避免同一地方跌倒。　　前后三十年都不是完美的，其实我们党自成立以来，错误的决定有许多次，教训是深刻的、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选择了毛泽东，至少我们的祖父辈选择了毛泽东，我们就要勇敢的担当起来。前后三十年，建党九十年，敢于直面错误，我们才能胜利前进。喋喋不休，埋怨不止，不是强者所为，也会被世人耻笑。　　前后三十年的过失与错误，往往是政策落实中“扩大化”。这个错误，归根结缔，其实都来自一个——文化，封建官僚儒家思想文化，崇洋媚外依美靠美欧的思想文化。中国的民族儒家治国思维的文化不改掉，周规律就与我们如影相随，不期而遇。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陈独秀们，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打倒孔家店”，令毛泽东茅塞顿开。但2000多年的封建文化，对我们民族而言已经深入骨髓，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与毛泽东一样看清封建思想，坚决的与其斗争。毛的一生都致力于反帝反封建、批判儒家思想、反对官僚主义、教条本本主义、宗派主义...。文化革命，普及毛泽东思想。这源于，毛泽东舍我其谁的自信与实力。　　然，毛泽东得罪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利益集团——上层官僚文化之儒家。　　谁用儒家，谁家灭亡！封建官僚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拦路虎，这个事不是小事，我们得找个“大家”来讲。谁呢？张仪。纵横家，杰出的外交大家，是秦帝国霸业的奠基人之一。　　孟子与张仪有过交锋，孟子对张仪说三道四，不屑一顾。张仪三言两语，令孟子哑口羞愤，被扶而出。　　当时张仪站在当殿，用手中铁杖直指孟子：“儒家大伪，天下可证：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墨子兼爱，你孟轲骂做无父绝后。扬朱言利，你孟轲骂成禽兽之学。法家强国富民，你孟轲骂成虎狼苛政。老庄超脱，你孟轲骂成逃遁之说。兵农医工，你孟轲骂为未技细学。纵横策士，你孟轲骂作妾妇之道。你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凭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你孟轲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惟知大话空洞，欺世盗名而已！　　国有急难，邦有乱局，儒家何曾拿出一个有用主意？尔等竟日高谈文武之道、解民倒悬，事实上却主张回复井田古制，使万千民众流离失所，无田可耕！尔等信誓旦旦，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事实上却维护周礼、贬斥法制，竟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使万千平民有冤无讼、状告无门，天下空流多少鲜血？如此言行两端，心口不应，不是大伪欺世，却是堂堂正正么？儒家大伪，更有其甚：尔等深藏利害之心，却将自己说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观其行，却是孜孜不倦的谋官求爵，但有不得，便惶惶若丧家之犬。　　三日不见君王，便其心惴惴；一月不入官府，便不知所终。究其实，利害之心，天下莫过儒家！趋利避害，本是人性。尔等偏无视人之本性，不做因势利导，反着意扼杀如阉人一般！食而不语、寝而不语、坐怀不乱，生生将柳下惠那种不知生命为何物的木头，硬是捧为与圣人齐名的君子！将人变成了一具具活僵尸，一个个毫无血性的阉人！　　儒家弟子数千，有几人如墨家子弟一般，做生龙活虎的真人？有几人不是唯唯诺诺的弱细无用之辈？阴有所求，却做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求之不得，便骂尽天下！更有甚者，尔等儒家公然将虚伪看作美德，公然引诱人们说假话：为圣人隐，为大人隐，为贤者隐；教人自我虐待，教人恭顺服从，教人愚昧自私，教人守株待兔；最终使民人不敢发掘丑恶，不敢面对法制，沦做无知茫然的下愚，使贵族永远欺之，使尔等上智永远愚弄之！险恶如斯，虚伪如斯，竟大言不惭的奢谈解民倒悬？敢问诸位：春秋以来五百年，可有此等荒诞离奇厚颜无耻之学？有！那便是儒家！便是孔丘孟轲！　　“自儒家问世，尔等从不给天下生机活力，总是呼喝人们亦步亦趋，因循拘泥。天下诸侯，从春秋三百六十，到今日战国三十二，三五百年中，竟是没有一个国家敢用尔等。儒家至大，无人敢用么？非也！说到底，谁用儒家，谁家灭亡！方今大争之世，若得儒家治国理民，天下便是茹毛饮血！孟夫子啊，千百年之后，也许后辈子孙忽然不肖，忽然想万世不移，忽然想让国人泯灭雄心，儒家僵尸也许会被抬出来，孔孟二位，或可陪享社稷吃冷猪肉（宰相），成为大圣大贤。然则，那已经是千秋大梦了，绝非尔等生身时代的真相！儒家在这个大争之世，充其量，不过一群毫无用处的蛀书虫而已！”张仪说完，大笑三声；孟轲无言以对，两腿瘫软，被扶而出。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贯通古今的毛泽东，精炼之语点评历史帝王，直击要害，实力也。毛泽东思想是政治军事经济哲学集大成者，完全可以PK儒家思想、普世价值。　　儒家思想来治国，必然导致周规律：世界上第一个法制国家是我们的秦帝国，那时的欧洲还是奴隶制呢。儒家弟子大殿之上慷慨陈词，建议秦始皇恢复到周朝的制度。嬴政坚决反对，儒生就满石井嚷嚷，结果，焚书坑儒400多人。汉随秦制，他们却不骂汉朝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儒生的特点，也是其奴性的表现。“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汉武帝，略输文采，他哪里知晓，选择了儒家，祸及子孙数千年——周规律。　　儒家“羊文化”令中国跌宕起伏：唐朝佛教文化开创了盛世唐朝，世界有了至今都繁衍不息的唐人街；宋朝儒家文化极盛，琴棋书画样样在行，但面对外敌已经没有汉唐之气，只要乌纱帽，何惧岳飞亡，北宋变为南宋，直至被元替代。明朝迎来短暂的辉煌，清兵入关，狼文化迎来康乾盛世，但蜕变到甲午海战、八国联军，满族血性的马上功夫再次被“之乎者也”战而胜之，剩下的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帝国之欢心！”面对列强，皇帝信奉儒家学说，那国家之奴性就会国际化，向强者卑颜屈膝，割地赔款求和。　　日本侵华，蒋不抵抗、签订卖国条约，只求位子：不料想，日全面侵华，危及宝座这才全面抗战，念念不忘剿灭我们党，他脑袋瓜子里想的就是位子、权利。蒋死后传位于儿子，也是封建帝王思想，哪有点三民主义的味道。汪争不过蒋，投敌甘做汉奸，也是为了弄顶乌纱帽。国民党勾心斗角皆是为了那位子与利益。段祺瑞、袁世凯等等何尝不是如此，为了位子不择手段。封建社会的许多官员，既不是为君也不是为民而是为了自己，拉帮结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不是儒家的天下，还有法家、墨家、道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当楚国的铁骑踏上儒家思想治国的鲁国时，满嘴之乎者也的儒生望风而逃。中国历史就是如此，儒家求和，其他的诸子百家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或一统天下，然，和平时期，儒家往往再次走向前台。历朝历代就是这么个规律，儒家善于巧取豪夺。鲁迅有言，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精练到两个字——吃人。鲁迅也有言，中华的脊梁是劳动人民。现在的鲁迅在课本中也受到压迫、排挤、删除。为何？鲁迅对儒家太犀利，儒家恨之、官僚恨之。　　毛泽东能取得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上的胜利，但文化战场想取胜是极其不容易的，晚年的一系列事件，令其痛定思痛，竭尽全力为中华民族之未来，老人做了最后一搏，文化大革命。就是想令中国彻底铲除封建官僚文化、崇洋媚外思想。毛泽东批林批孔，但他也称赞孔子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提出要“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卷”。这就是毛主席，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我们再回首，封建儒家思想自建国以来，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麻烦、损失。　　建国后的儒家思想：历朝历代治国往往是儒生的天下，在局部形成大多数，山东有齐鲁两国，儒家治国的鲁国早早的被楚国所灭，齐国五霸之首、战国七雄，名满天下，但山东却简称鲁，文化使然。家乡人来京要官，毛主席给他们解释，拒绝了。　　政策走样，地方官员邀功思想。57年，毛主席签发的中央文件，要求反右不能超过3000人，第二次要求不能超过6000人，结果，一出来几十万人。为啥这样？部分人就是想邀功，争取政绩而已。这是千百年来的“为官之道”在作崇。现在也一样，人还是那个人，转变的特快，其实儒家根子一点都没变。毛泽东的《论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刻画的活灵活现，跃然纸上，今天再读，感慨万千。为啥？尽在眼前尔。　　58年大跃进，毛泽东是当时少数的清醒、冷静者，九次会议也没能制止住狂热。毛泽东当时在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来，会死五千万人，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有高层领导，不但相信亩产万斤，竟然鼓励公社书记，还要多产些，竟然还树立了榜样。高呼亩产万斤的地方公社书记，被毛主席打倒后，竟然也平反了，成了冤枉者，胜利了。反右扩大化，有错；平反咋也扩大化？实事求是咋就这么难？这也是文化，宗派主义、圈子主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家从根子上，讨厌走群众路线。　　随大流是中庸之道也是文化：回忆起一九五八年的情况，吴冷西（当时新华社社长）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我还是比较慎重的，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毛泽东）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　　为何随大流？刘少奇、邓小平是中国的第二三代领导人，许多人就开始为了自己的仕途打算，这是封建文化带来的。宣传部长、人民日报也跟着起哄，亩产万斤。毛主席压不住的根本原因，在于接班人公布太早。毛主席开庐山会议，让大家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的目的，也付之东流。北戴河会议，毛主席说，高兴的会议开的不高兴。庐山会议的结果，毛主席说，不满意，没办法。最后，毛主席就此事多次自我批评，承担责任，也批评相关责任人。四人帮、林彪拉帮结伙、歪曲事实、打击异己，为的是啥？也是乌纱帽。许多人又跟着四人帮跑。乌纱帽在中国能令一些人疯狂。时至今日，也是如此。毛主席当时也数次批评四人帮。晚年的他，很孤独，选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好接班人，太不容易啊。政客好找，雄才大略、敢得罪人的政治家难觅。老人感叹：“江山靠谁守？”　　个别红卫兵把人打死了，他（她）当时，背语录那是哗哗的，但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却忘的一干二净了。今天，道歉的是他，叫嚣审判文革最凶的也是他（她）。这是投机分子，当时，把人往死里打，想好好变现自己，在红卫兵中谋个一官半职。出了问题，一推三六五，全部推给毛主席。还有部分人为了借机报私仇，把人往死里整。当时中央《七二三》文件严禁武斗，文革稳定了许多，但个别人置若罔闻。这部分自古至今都存在者，爱国反日游行，这部分人打砸最凶。这样的事，往往有极糊涂的人跟着打砸。这是文化传统导致的。　　文革运动最大的错误，脱离了法制的监管，许多打死人的凶手逍遥法外，没有及时依法惩处，对文革运动来说是最大的失败。毛主席也要求过，凡动手打人者，依法处置。若依法守法大鸣放、大辩论、大字报，会好许多。个人崇拜热度高了，的确值得后人警示。任何时候，依法治国是必不可少的，法律是强制力约束恶行；文化自律治国，是约束心灵，心治，需要长期的文化沉淀积累。中国的法律若沾染了铜臭气，案子的公正性就大打折扣，依法治国无疑是空中楼阁。文化价值观也会左右影响法律的公正，因为，法律掌控在法官、律师手里。　　文革也有积极意义：国际而言，当时苏美都对我们虎视眈眈，文革十年，我们奇迹般的没有受到外敌入侵。因为，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人，看到一车车激情燃烧的红卫兵，说，此刻中日开战，日本被灭，弹指一挥间。美蒋的特工也没少进来，但，不是被捉，就是立马回家。因为，当时宣传反共思想、普世价值，无异于飞蛾扑火，红卫兵、人民群众这一关，他就过不了。苏联被英美的文化演变了，当时的中国安然无恙。毛主席语录与毛选普及千家万户，当时许多人囫囵吞枣了，但时间与实践再次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也是抵御外来文化的最强武器。文革让日美国人，记住了有压迫就要反抗：当时日本也受文革的影响，工人“造反”，让日本财团明白许多道理。今天，你问日本老板，企业是谁的？他会回答：“工人的。”巴菲特说，公司是股民的。我们的老板呢？往往毫不犹豫地说，我自个的！国企老板呢？有的也在想，国企啥时候变成是我的呢？这也是文化，私有文化代替了集体思想。当时的美国黑人也背诵毛主席语录，占领运动，美国人打出毛主席像，也是有渊源的。　　儒家文化，没原则、随风倒：45年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列入党章；56年的八大，毛泽东思想在党章中被删掉，八大会议无人提及；69年的九大召开，毛泽东思想再次被列入党章。80年有人再次想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但毛泽东思想已经普及，否定毛泽东思想过不了人民群众这一关。这部分人，毛主席在的时候，喊毛泽东思想万岁，劲头也不小；毛主席走了，删掉毛泽东思想的还是他。其实你，这部分人，唯一宣扬的就是儒家文化。再举个例子。教师节谁定的？无人承认，也无人知晓。其实，是儒家，与损遍诸子百家一样，他也排斥毛泽东思想。难怪纵横家张仪说：儒家大伪，天下可证！　　不是这部分人有多么坏，而是其思想信仰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封建思想在作怪。当下反腐打老虎，打得好，但立马有人拿文革叫嚣个不停，也是这个原因。儒家眼里，毛泽东思想不完美，有过失错误，谁是正确完美的代名词——他们儒家、孔子，仅此而已。孔子才是九五之尊，弄个雕像九米五，就是例子！结果被诸子百家好一通炮轰，跑到旮旯里凉快去了。　　儒家思想正如张仪之言：“在儒家眼里，人皆小人，唯我君子；术皆卑贱，唯我独尊；学皆邪途，唯我正宗。张扬刻薄，出言不逊，损遍天下诸子百家！却大言不惭，公然以王道正统自居。凭心而论，儒家自己究有何物？一言以蔽之，尔等不过一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整天淹没在那个消逝的大梦里，惟知大话空洞，欺世盗名而已！”张仪之言有点夸张，但不无道理。重复了，重复也是力量！毛泽东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全人类。我们部分人对毛泽东的污点吃毛求疵，美国人拍案而起！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人家不怕被扣上毛左、余孽的大帽子，仗义执言：“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美国为何强大？这就是原因，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毛选，美国总统也喜欢读。美国总统是毛粉，儒家不敢给美国总统扣帽子。为啥？世人皆知，奴性。毛泽东为何反右？儒家的投靠思想，儒家弟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靠啥打压诸子百家？皇帝，也就是权力。因为，孟轲辩论完败于张仪，儒家最害怕大辩论、大讨论。毛泽东思想不怕大辩论，毛主席说过：“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毛泽东看到过段祺瑞、袁世凯的投靠主义，也亲身经历了陈独秀依靠国民党之忍辱负重，带来的巨大损失；更切身感受了，博古依靠李德导致中央苏区彻底丢失，被迫万里长征。苏联撤走专家，带来的损失。57年当时国内的部分专家教授的舆论，大肆攻击社会主义。因此，他致力于独立自主，靠全体军民创新。他也担心中国以后会依靠欧美，仰人鼻息，所以，他对反右看得很重要。　　依靠思想，日本人早看出来了，所以今天的安倍，有恃无恐：日本人是了解我们的，因为，他时刻想侵占我们的河山，研究我们。日本人敬佩毛主席，人家日本NHK电视台也制作毛泽东的纪录片，其结束语令人难以忘怀：“在中国越来越依赖外国的今天，或许不难理解，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中国人从那段自力更生的历史中获得了自信、力量，继续建设自己的国家，这就是毛泽东精神之所以不死的原因。”　　说说大学生文化价值观吧：毕竟中国的未来属于他们这一代，2012年夏，哈佛教授来中国考察一圈，到清华大学演讲问：“假如发生了雪灾，每个人都需要雪橇铲雪，商店能不能加价把雪橇卖出去？”中国九成学子举手支持。“这真太有趣了。当我在加拿大、德国和瑞士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绝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加价，他们觉得这既不公平也不可接受。”桑德尔看着台下沉默的学生，笑了起来，“现在我明白了，看样子，中国真是无可否认的市场经济。”　　社会从拿市场经济做工具，最终变成被市场价值所操控，资本所操控。这些学子到美国留学后，再回来，他的价值观会是啥样呢？不言而喻！时下，不懂英语，在中国还能称得上是人才吗？改革开放，80、90后是咋说的？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我们自己花的钱，上完大学自谋职业，养老医疗也是自己买单，免费医疗是幻想，还要延迟退休。我们如何让这两代人自动的团结在我们党周围呢？是个大问题。　　我们已经是低智商社会：土豪被洋人称之“不伦不类”，其实，人家就是说咱——没文化，就知道钱钱钱，即使会讲英语，人家也瞧不上。人家还说：“中国人作为个体而言大都自认为冰雪聪明，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一个高智商社会应该具有以下特点：拥有思维独立、成熟的规模化个体群、公共意识强烈、有创新的想法、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大于对信息的需要。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读书的耐心，很难想像作为一个整体它还会有追求更高境界的动力和执着。”——《华尔街日报》　　“低智商社会的原因，因为有三类人：一部分人为了利益而干脆不要脸，一部分人为了利益对不要脸的人装糊涂，还有一部分人真的是低智商，看不明白前两类人的表演！”“在当今中国这个大万花筒里，匪夷所思的事情一个超一个的给力，但这个国度仿佛依然和"创新"二字无缘，即使民间有些类似的劲头也大都用来山寨和造假了。中国在走向低智商社会吗？我担心，但没有答案。”——《华尔街日报》有人说，整风就是整人！不整风了，吃喝风来了，三陪风来了，三陪不过瘾，小三来了，三公消费来了。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受害的不仅仅是国家、人民、党的威信，还有这部分官员，迟早会进监狱。这不，有的贪官被抓，人家就埋怨，为何不早制止我，我也不会落到这副天地。你看看，贪官都不满意了。贪官说，皇帝都三宫六院，我有几个情妇，不算啥。为何厚颜无耻的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脑子里的那根弦，不是马列毛，而是封建官僚。我们党就是要整风，弘扬毛泽东思想，这是正能量。　　改革开放，合资外汇之风狂刮：景泰蓝是唯一的，结果，也号召合资，结果，现在的日本也造景泰蓝，白白送人了。谁合资多，官升得快，大批国企低价卖给洋人。集体、国企改制也是一股风，工人下岗了，国企变个人的了。一部分的确富了，这部分当中许多人是靠集体、国家财产富裕的。厂长咋就下不了岗呢？封建思想，自己先富裕。开放，默克尔前年访华，我们的稀土，德国可以开采。美国稀土咋就不对我们开放呢？我们的女人已经卖到全球各地了，人家说咱价格太低，扰乱市场价格。我们还得意，国外没人受保护费或罚款。悲哀、愚昧、可怜的中国女人，已经被儒家文化糟蹋成啥样了？...。　　国企行业寥寥无几了，还在下降：农业承包到户，工商业随后也承包到人，现在就剩下金融、石油、铁路、通信、钢铁等几家屈指可数的基础型国企了。国有经济仅占23%，外资占21%。私企老板正在移民，身份变了，企业性质也会变。一旦外资控制这几大行业，私企更不是对手，我们开全国经济企业家会议，是不是八国联军呢？谁说了算呢？一个经济危机的浪头打过来，失业人员会对政府施加压力，我们求谁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真理。　　中国有右派、走资派吗？有！因为，有的学者都跑到美利坚，与美国党派讲，我们内外夹击把共产党改造成民主党。茅于轼也说，自己是走资派。这部分人为何有恃无恐？你说他，他就说你搞文革，大帽子、大棒子一个劲的折腾你。文革时期，难道没有一个右派、走资派？天知道。我们把自己手脚捆起来、嘴巴堵起来了，人家可不就——有恃无恐。三中全会政策的落实，要高度警惕这几种人：中国历史及前后三十年的实践与时间业已证明，极左往往消灭商品流通，全民配给制，令中国经济失去活力；另一种，则全部西方市场化还不行，要极端市场化，要政府袖手旁观，最后，导致政治经济文化被资本所掌控。贫富两级亦极端分化，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还有一种，投机者，往往把中央的富民政策曲解转化，变成个人私利最大化，改革，就是把国家的财富，改到自己腰包里；一旦拿不到，他就把政策故意推向极端，把好政策给你做死、失败，然后全部责任推给中央，改到适合自己发财的路线上。三中全会政策的落实，这几种人万不可用，为一己之私，祸国殃民，祸害子孙。　　我写文章也有数年了，从不否定文革，更不否定改革开放。改开是正确的，但精神文化建设不能丢，至少我们党员、干部要信仰马列毛，保持纯洁。任何改革，都要以人民群众、国家民族的利益为目的。我不反对引用外资、技术，但反对依靠外资和洋人的技术，因为，我们没有驾驭力、也靠不住。中国对外贸易平等相待，汇率不能美国人说了算，美元更不能在中国流通。中国官员的信仰文化只有一个——毛泽东思想。　　为啥？中国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叛乱不停，文征武讨、嫁女和亲政策，只是扬汤止沸。然，新中国成立后，这千年定律被打破了，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亲如兄弟。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了。这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没人否认，但儒家却视而不见。日耳曼民族素以近乎呆板的严谨、认真闻名，对于德国的工业产品而言，正是日耳曼民族的严谨与认真造就了德国产品卓越的口碑。严谨、认真也让德国在金融危机中笑傲江湖。啥秘诀？宗教般的虔诚！德国人用宗教般的虔诚，看待自己的职业和生产的产品，而不完全是受金钱的刺激。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给德国人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天职”——上帝安排的任务。文化的自律，让德国人法律执行也是刻板、认真的，因为，文化价值观能左右法官律师，进一步作用于法律。我们共产党员也该如此，对党的事业的追求当做一生最神圣的任务，每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反对封建思想、官僚主义。我们党是最讲认真的，不知啥时候，不再被提起了。钱学森历经前后三十年，晚年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教授专家们这个猜，哪个揣摩！你以为人家钱学森，真的不知道？他比谁都清楚，透亮着呢！　　钱学森同志九十年代初期，他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张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四个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强调说过：“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这就是钱学森的答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如此的伟岸挺拔，光彩夺目。　　至于毛主席的过失与错误，毛泽东晚年有许多讲话、文稿，应该汇集成册，普及民众，看看他的哪些决议在当时是错误的。即使有错误，不会影响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毛泽东自己说过，过失与错误伴随他一生。至于大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毛主席有错误，刘邓也不完美，因为，1980年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讲：“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毛泽东是我们的民族英雄，瑕不掩瑜。为何愈来愈伟大？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毛泽东形象，部分人污蔑他，往他身上泼脏水。群众就读毛选了解真相，然后给毛泽东擦洗。来来往往，擦来擦去，毛泽东的形象在今天，愈发崇高伟大、晶莹剔透、光芒万丈。毛主席的“过失错误”，我们既要理解更要担当，因为，选择了，既要享受成功，更要承担失败，我们中华儿女担得起、扛得动。　　毛主席是一颗恒星，誉满全球；习主席是一颗新星，光耀华夏；中华民族好幸运！　　看今朝，习主席执政一年，整顿党风党纪、批评与自我批评、八项规定得民心；倡导勤俭节约、停建楼堂馆所；反腐，抓铁留痕，苍蝇老虎一块打，正能量文化越来越强；党中央习主席的向心力、凝聚力、执行力与日俱增。《改革决定》国有经济是主体、主导、增强控制力、影响力，国有集体私企交叉持股，打造现代企业制度，确立农民土地集体产权，这一系列政策是惠民共富强国的好政策。当然，公与私的博弈是激烈的，斗争也是艰苦的，但我们有理由，有信心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一定会实现。祝福我们心爱的祖国。　　毛主席的“过失错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细细回味，竟然如此的悲壮凄美，令人感怀！　　为何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巨变？缺了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化。　　谁用儒家，谁家灭亡！儒家治国理民，国家民族四分五裂，千百年之铁律也！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常青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员的天职！　　这个“天”就是人民群众！　　点子牛的观点有些片面，姑妄言之，姑妄听之；错误之处，恳请赐教，写这些皆因爱国。毛主席“过失错误”是如此的悲壮感怀，我们既要理解更该担当。第一部分　　作者：点子牛　　为何还要谈毛主席的过失错误这个问题？部分人不依不饶，绕不过去嘛。　　因为，十八大前，外媒放风说，毛泽东思想有可能在这次会议上被修改或者被删除。　　这仅仅是洋人在造谣吗？也未必，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我们国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有人在。　　事实证明，党中央、习主席是英明的：毛泽东思想不但没有被删除，还带领政治局委员，于12月26日去了毛泽东纪念堂，并做了重要讲话。洋人惊骇之；中国绝大多数人，欢喜之，奔走相告，无不拍手称颂。　　洋人为何极其渴望鼓动中国删除毛泽东思想呢？民族文化决定国家的强弱及未来。　　文化自律是治国、强国之根基：十年强国看的是经济制度，三十年强国靠的是社会制度；千百年的强国唯有只有——文化。日耳曼民族精神能让德国两次战败都奇迹般的崛起，当今欧洲的大佬，世界第一圆桌除了五大常任理事国，德国进来了，比英法更具分量。以色列这个弹丸之地的国家，没有宪法，一部《圣经》治天下。不得了，美国都让让其三分。为啥？文化的力量，民族精神信仰的力量。唐朝的盛世，仅仅靠李世民是远远不够的，靠的是佛教文化的兴盛，民众拜佛自律了，社会就好管理了。这也是文化的魅力。　　列宁有言：“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中国呢？也是如此，儒家与墨家是对立的。儒家是上层文化，受封建统治者青睐；墨家则是平民文化，大众喜爱，但受到封建打压，沦落为除暴安良的侠客。留学苏联的蔡和森有言，列宁只不过把墨子的理论升华后变为了现实。蒋介石也说过，马克思与墨子思想差别不大。毛泽东赞赏墨家文化，曾评价墨翟：“墨子，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当今，中国敢于与儒家思想PK者，唯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为何排名高过华盛顿？我们中华民族，曾被冠以“东亚病夫”，被任人欺凌、宰割、欺辱长达一百零九年之久！我们奇迹般的取得民族独立自主，这在上世纪世界格局中是一件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的大事。中国人凭什么，靠什么取得民族解放独立？靠什么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思想。这是洋人的答案，所以，自50年代开始，洋人来华，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欧美政治家评委，一致认为，毛的思想对人类的贡献要比华盛顿、亚历山大、拿破仑要大得多，影响更深远。这些政治家按中国个别精英的观点，是傻瓜。可能吗？美国总统研读毛选，深知，欲亡我中华，必先将毛泽东思想从中国文化中剥离、删除，抽筋剔骨，让我们腰杆挺不起来。因此，他们内部学习毛泽东，号召青年学雷锋当志愿者；对华则喝令走狗污蔑毛主席，忘掉集体主义思想，宣扬拜金自私个人私有主义万岁，历史虚无主义，金钱是一切的标准，皆可买。然，毛是战略家，未雨绸缪，30多年前的十年文化改革，起码的一点，普及了毛泽东思想，埋下了种子，现在已生根、发芽、开花... ...。今日，纪念毛泽东诞辰，群众的热情就是例子嘛。这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　　当然，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封建官僚个人自私主义者，是极其害怕毛思想滴，许多学府立个孔老夫子，让大家学。他们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靠儒家文化来影响愚昧禁锢学子民众的思维。但是，孔子的教育精髓“因材施教”就不提了，一门心思全民靠英语，不懂英语不是人才，绝不用你。令孩子们在英语面前，心理上先自矮三分。　　希特勒有言：“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要消灭这种语言，首先先从他们的学校里下手。”真不知，学生们刚刚读完《最后一课》，接着朗读ABCDEFG，是茫茫然？豁然开朗感？还是无可奈何？。分分分，学生的命根，一分一记杀威棒，打在孩子们的身心上，苦不苦？都知道，但绝对不会改。我们的英语出题难度，已经是天下第一，因为，洋人都做错了，中国人做对了。郑和下西洋，没通过四六级考试，皇帝竟然同意他当一把手？专家知其理，却皆不敢言之。毛泽东的一生都在理论与实践中，探索适合中国的道路。　　就文化改革而言（我的个人观点），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仅仅靠社会主义制度，远远不够，唯有也只有文化，才能看透民族历史周规律问题，才能解决中国未来道路上面临的诸多问题、难题。因为，文化能作用影响政治、经济。就个体文化而言，文化是思想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等等，也影响、支配人的思维与行为，价值观决定人的未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这位老人，毫不顾忌自己毕生之盛誉，用尽最后的气力，奋力一搏，向影响中国发展的数千年的封建官僚文化，发起最后的冲锋。有得有失、虽败犹荣，因为，他给我们，指明了中国文化的未来，埋下了强国文化的种子。　　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呢？简单、深奥。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没有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毛泽东的临终遗言。　　“只有天知道”五个字，道出了主席无奈，他走的并不踏实；拉着元帅的手那一声重托，永远的绝唱，也是不放心，可谓是壮志未酬。对未来的中国，他也有二三四代的预言，再往后，他没有说。两弹一星，轻重工业全面建成，城市免费医疗、农村合作医疗，大油田大飞机核潜艇，外交改变世界格局，第三世界领袖等等这些，在他眼里似乎都不是最拿得出手的。反倒是文化改革，成了第二件大事。看历史事实，重读毛选，因为，历史事实会说话嘛。毛泽东在建国后探索中国未来之路上，他面临着数次的无可奈何和生死两难的抉择。　　45年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也形成了共识。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写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个共识当时仅仅局限于中高层，但却形成了强大的合力。民众最多只有个感官，不知晓毛泽东思想的详细内容。但，就是这样我们风卷残云般战而胜之，仅仅四年多，新中国成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是在边打仗边建设的情况下超额完成的。　　53年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中央领导如何交替的问题，提出了中央要分一线、二线。这种设计有了，就开始培养、考察接班人，刘少奇与邓小平逐步走向前台，毛泽东开始给他们加担子，看能力瞧水平。毛并不是一下子全部退出，因为，有理论设计而无实践，也就没有形成明文制度。中国未来之路有标准答案吗？没有。当时也就是尝试与探索，这是毛的特点。到了56年八大来了，这是一个关键点。　　56年的八大，取消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中共七大正式宣布的。然，八大党章中却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只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此外，在刘政治报告、邓修改党章报告和八大决议中，都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一词。毛泽东当时对外国友人说，这次大会，我就是跑龙套的，唱主角的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周恩来。排列顺序也说明，毛想把刘邓放在重要的位置。为何删掉毛泽东思想呢？众说纷纭。起码有一点，党内或多或少有共识，要不通过不了嘛。毛泽东同意党章删掉自己的思想，是想给刘邓减少压力呢？还是看看刘邓如何在建设国家中，如何发展建设适合中国马列主义呢？这也是一种探索。这只是揣摩，根本原因，不得而知。党章中修改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透漏出来强烈的信号。那时候的干部专家教授也会解读。只要不糊涂的官员，都明白，中国未来领导核心是谁？这与当年延安毛周与朱德刘少奇分开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的国际环境中苏、中美也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天窗还没有关闭，美蒋飞机不让我们安稳。　　当时的国内、党内外的环境不是顺风顺水的太平盛世，舆论阵地的斗争及矛盾也很尖锐。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能反映当时的官员思想动态及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问题，这个讲话入情入理，意味深长。　　党内干部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是这样讲的：“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这样的言论今天也有，还不少，你说他，他不辩论，指责你是文革余孽，干涉言论自由。当今德国合作社占农业的85%，这部分人咋就不去给德国上上课，让德国解散合作社呢？他们不敢。他们知道合作社才能规模化，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一人二亩地，一万年也不会实现现代化。部分精英至今反对我们搞合作社，整天宣扬大户种植、农场主模式，其实就是地主经济，换个叫法而已。部分地区城镇化，只不过是因城中村土地值钱了，低价收购，高价出售，村民得套楼房小利而已。老少边穷地区咋就不见给村民，免费盖楼房呢？土地不值钱罢了。城镇化还需合作社、集体经济。　　57年的问题，毛主席说得对不对呢？是不是实事求是呢？邓小平是这样说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也就是说，毛泽东反击是对的，但错误也是明显的。邓认为毛，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全国范围内有的人受冤枉了。其实，许多事很难拿捏，比如，改开三十年，腐败问题到了危险境地，说明我们就没有抓好。谁来负这个责任呢？我们同样不能把错误全加在邓公头上。反腐是不是懈怠了？这个“度”我们也没拿捏好，是不是许多官员在腐败中升迁呢？比如刘志军、张曙光。　　57年反右是成功的，58年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来，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往往是以58年为分水岭。有何看点，毛泽东又有多少无奈呢？彭老总的万言书到底是啥意思？请看下篇。（本来想一篇文章写完，但总觉得不够，写着写着成了，一二三四五篇了）　　点子牛的观点有些片面，姑妄言之，姑妄听之；错误之处，恳请赐教，写这些皆因爱国。毛泽东预言中国死5000万人：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看到水利建设指标，又十分不满，并警告说：“这样一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毛主席是不是冷静者，这样的会议开了九次。这是有记录的。你是知道！　　看事实。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泽东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国民党报纸）。毛泽东的话是有记录的。　　有的人还是不信。咋办？再看武昌会议，毛泽东又专门找吴冷西（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就《人民日报》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等问题做了五点指示，主要是强调“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毛告诉吴冷西：“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陆定一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听了吴冷西转告的毛泽东的话后，咋说的？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云云。最后就不了了之。(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　　你敢说，武昌会议是假的，吴冷西是造谣？。你能让大家信吗？这可是人家的亲身经历，也有会议记录的。毛主席“过失错误”是如此的悲壮凄美感怀，我们既要理解更要担当。（第二部分）　　作者：点子牛　　大跃进、人民公社、庐山会议，这两年是一个极其重要影响中国的关键节点，把左的错误发展了，更为文化改革埋下了地雷。后来，对毛泽东的功过的评价，往往是以58年为分水岭。　　57年反右是成功的，58年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当今部分人认为责任都是毛泽东　　的，毛头脑发热了。事实呢？恰恰相反，毛泽东是冷静的，也要让大家冷静下来，但毛主席更有无可奈何之处。　　孰是孰非，是非曲直，针锋相对，较量的开始，一封信，一颗地雷。　　邓小平公道之言：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的极其明确：“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这是公道话，但今天许多人至今把邓公的话置若罔闻，这部分人，咋就连邓公的话也不信呢？有人说，毛主席的错误过失在58年后越来越多。他也对邓公的话充耳不闻。　　回顾历史，让事实说话，这样大家容易取得共识：　　当时毛泽东在58年就发觉问题的严重性了，但毛泽东的讲话，在中央到地方之间，许多人已经阳奉阴违，甚至个别部门置若罔闻了，一个毛泽东左右不了走势。为了纠正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左问题，毛泽东从五八年十月份起到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之前，九个月内接连不断地召开了五次会议。毫无作用。举个例子：58年的北戴河会议，这是起点：农林部门汇总，全国地方上报的粮食计划总产量讲，今年计划超过万亿斤。毛，不同意，说，我们搞不了那么多，建议压缩到五六千亿斤（平均亩产300—350斤）。你猜农林口的负责人咋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这个事的责任全是毛泽东的错？　　毛泽东预言中国死5000万人：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毛看到水利建设指标，又十分不满，并警告说：“这样一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毛主席的话当时若落实了，会是啥样呢？今日部分人造谣污蔑毛泽东，他们咋就不把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警告说出来呢？功劳是自己的，责任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是这部分人的拿手绝技，极其虚伪。　　再看看59年2月的毛泽东在干啥？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他不放心，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为此，毛泽东又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毛泽东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　　毛主席还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主席真急了，《决议》没人落实，媒体及部分官员依旧我行我素、置若罔闻。当时的媒体是干啥的呢？推波助澜，亩产万斤。毛主席拦都拦不住。　　那位不信？看事实。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泽东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国民党报纸）。毛泽东的话是有记录的。　　有的人还是不信。咋办？再看武昌会议，毛泽东又专门找吴冷西（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就《人民日报》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等问题做了五点指示，主要是强调“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毛告诉吴冷西：“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陆定一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听了吴冷西转告的毛泽东的话后，咋说的？夏天太忙秋后再说，云云。最后就不了了之。(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有人说，武昌会议是假的，吴冷西是造谣。你能让大家信吗？这可是人家的亲身经历，也有会议记录的。作者：余汉谋字幄奇 时间：2014-01-17 09:32:46　　文革史，就是一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利用史，一部为我所用的、改头换面的帝王史，一部英雄主宰群氓的愚弄史，一部失去理智的狂热崇拜史。所谓阶级斗争云云，只是千遍一律统治术的代名词而已。只是毛泽东将这一切做到了极致。　　文革的无以复加，便是儿女眼前的父母遭凌受辱，父母面前子女集体“学坏”和“自愿的”被葬送前程，亲人罹难时，亲朋好友间的一片声喊打，挚爱遭劫时，落井下石。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满目皆然。人性降到人类文明史的最低点。如果儿子稍有异议，便与母亲一样受辱，父亲略加反抗，便打入十八层地狱。罪恶在阶级的神圣名义下肆虐，阶级成份在领袖的定义下，覆盖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领袖所言，即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至高无尚，那怕是民族的浩劫，人民的浩劫，不少人心里知道这是明明是祸国殃民，也要大声附和和喝彩，拼命捧埸。母亲只生了我的身，而毛泽东给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是身体以外的所有。　　文革的一幕，只是中华民族莫非王候的千年不变的延续。他打的是含情脉脉的“人民”牌，行的是无所不为的帝王事。在山呼万岁，早请示，晚汇报的祈祷声中，在“四个无限”、忠字舞的疯狂表白里，我似乎看到了当今毛粉丝们贴上去的歪歪斜斜的几个字：反腐反贪，“阳光灿烂的日子”。。。。。。。。。。　　文革的理念，如同疯子的逻辑思惟，真有点不可思议。大串连的浪潮后，揪斗的狂风顿起，继则两派的刀兵相见，死亡枕藉。杀人的是以保卫毛泽东的名义，被杀的也是以保卫毛泽东的名义。那些夹着尾巴做人多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老九”，还有阶级异己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脱化变质分子，叛徒，特务，内奸，走资派，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五一六分子…..一顶顶帽子漫天飞舞，随时从天而降，谁只要被其中一顶帽子套牢，就意味着失去人生的自由，人格的尊严，以及生命的保障，甚至累及家人，家里被查抄，财产被没收，妻女被被牵累，被查三代，打入另册。　　当今鼓吹文革“反腐出发点”的吹鼓手们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既要标榜毛主政时的廉洁无私，又要辩白毛泽东发动文革基于反腐严峻形势的情非得已。既然社会腐败，又何来社会清廉，既然廉洁，又何需以大清洗，玉石俱焚方式搞文革运动来反腐败？不能自圆其说，偏要颠倒黑白地编造那一段“阳光灿烂的时代”，制造毛泽东热、文革热云云。　　热，更多的时候，并非好事。诸如五十年代的“学苏联“热潮，五八年的大跃进热潮，十年浩劫的大批判的热潮，大串连热潮，造反的热潮，深入批林批孔的热潮。热，一旦昏了头，只会阻碍当今社会的经济发展，断送现在刚开始的政治改革。　　原来没有争议的东西，现在有了争议，当然不完全算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更多的是基于对社会腐败、不公的痛恨和无奈。不否认有人说过，毛泽东在就好了，再来一次文革就好了，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真的渴望重回毛的人人自危时代，大浩劫和大动乱的文革时代。就象人有时控制不住情绪，恨不得地球爆炸，战争爆发。其实，这恰恰说明了MZD的文革破坏性，如同地球爆炸，战争爆发一样可怕。人们提到这些，有情愿与腐败和不公同归于尽的意思，也就是“予与汝偕亡”。这一种热，仍只是情绪的自我发泄，仍是“借古攻今”，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毛泽东热，文革热。至于出现的那些出租车悬挂毛像，在家里贴他的像，祈求他冥冥之中的保佑，这类事情更不是进步社会，文明时代的正常现象，说句不中听的话，中国的门神，宅神，哪个不是凶神恶煞的？　　不过，也有人真希望锨起毛泽东热、文革热，甚至不惜耍手段，编假话，伪造情节，大肆粉饰他，和他的文革。即便如此，他们也不好意思否定文革中的种种罪恶，便在毛泽东的动机上做文章，并拿所谓的廉洁作陪衬。于是他的“廉洁”，走过反右，走过大饥荒，进入文化革命。他的廉洁仿佛是无坚不摧的法宝，有了它，言而无信搞“阳谋”抓百万右派时理直气壮，造人祸饿死几千万人时理直气壮，搞文革大浩劫时依然理直气壮。我们不禁要问，他老人家真的廉洁么？　　他老人家的那些个私生活且不去说它，各地的那些行宫且不去说它，任人唯亲且不去说它，文革期间，撰稿人被迫“破四旧”立新风，不能拿一分钱稿费，而那个时代发行的，那些必须人手一套的"毛选"和“语录”发行稿费,他照拿不误，直到一九七七年二月查其个人存款达七千五百八十二万之巨，这事情也不去讨论它，就谈一谈神话编造者的所谓吃野菜的事。以下是冈田芳政给何应钦的信：　　何将军阁下：　　本人系陆军士官学校第36期毕业生。昭和10年（即1935年）曾在北平陆军武官室拜会阁下，未悉尚有印象否？同年3月，本人奉调在南京陆军武官雨宫中佐指导之下，从事中国研究，例如当时所称的“何梅协定”等事件。数日前，矶谷阁下在千叶一宫地方患病。本人前往探视，当时病况适值小康，其回顾中国的往事和追忆，完全为日本方面故意宣传，让后人误会，似真有其事的印象，目前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正在编纂《大东亚战史》，有关此点应该特别注意，必须明确的证实一下。当面对本人如此说，并再三催促本人迅速与何将军连络，且强调战史必须要正确的编纂，方可流传后世。适因陈杏村女士返台湾之便，托其将此信代为呈阅。为中日两国着想，希望中国方面将当时的“何梅协定”的观点，并请披露真相于世，以明史实。如有失礼之处，敬请谅恕。伏颂，阁下康健常在。　　七七事变后，日方为制造扩大战争的口实，重提何梅协商之事。7月19日，日本陆军武官喜多诚一曾为此事在南京军政部内与何应钦辩论。时军政部文书对此次辩论的记录如下：　　喜多：民国24年了解事项（注：此指所谓的“何梅协定”）中日两方解释不同，日本以为51军第2师及第25师调离河北后，中央军不得进入河北省。　　何应钦：我方对于民国24年并无此项了解。我方当时对于51军第2师、第25师亦未有不得再开入平津之言。　　1965年《河北事件口头交涉全卷》在日本发表，内称：“何梅协定乃日方有意造作之名词，除何应钦一函（按即1935年7月9日函）外，别无任何文件。”　　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IPS证件1866号上及1955年日本外务省《外交年表竝主要文书》中都在“何梅协定”名词前加“所谓”二字。因为何梅协定主要是日方造假炮制出来。　　既然提到1935年7月9日函，我们来看看这个函件的来历和内容。6月9日，日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大佐和北平日本使馆副武官高桥坦中佐与何应钦会面。酒井向何提出四点要求：1、省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应完全取消；2、51军撤退日期，应先通知日方；3、中央军必须撤出河北省；4、排日行动必须全国禁止。并限何必须于12日前答复。会后留下日文文件三页：第一页上写：第一、至今中方依据交涉所承诺之事项：1、蒋孝先、丁昌、曾扩情等之罢免；2、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3、25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4、天津市党部之解散；5、宪兵第3团之撤回；6、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处解散；7、蓝衣社类似机关之撤废。第二页上写：1、所撤除各组织及可能再对日关系赞成妨害之人物或组织均不得进入；2、省市职员之人物之件；3、约束事项监视纠察手段。第三页上写：第二、未着手事项：1、河北省党部之撤退；2、51军之撤退；3、中央军之撤退；4、全中国排外排日行动之禁止。　　由于酒井与高桥皆无谈判之资格，故而向何应钦索要回函。何应钦拖延不理，高桥见中方不卖他的帐，为了向日本当局交差急为何代拟一函交给何手下的鲍文樾。其内容翻译过来是：军分会何委员长所提对梅津司令官之通告：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以及有关履行此等事项之附带条款，吾人一概加以承认，并可望将此等事项及附带事项自动付诸实施，特此通告。　　但何应钦以文件措辞难以接受为由，拒绝接受。因此，高桥无奈另拟一稿，其内容是：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出之各事项期望，均予承诺且自动加以实施，此致梅津司令官宛何应钦。　　此稿于7月1日交军委分会周永业处，并通过鲍文樾转给何。何命人将函件内容翻译成中文后，将之电告汪精卫请示。电文内容是：上海汪院长钧鉴：密。关于河北问题，日方请用书面通知事，冬日有壬兄曾面禀钧座，兹由鲍文樾转来高桥将来之最后文稿，译文如下：迳资者。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等语。可否乞示。职应钦，支申秘。　　很明显，何应钦根据中方的立场，对高桥的函稿进行了修改，内容相当含混。汪精卫认可了何的函件内容。何遂命人于7月9日将此函交与日方。后来，日方以此为基础，大肆散布谣言宣传何梅订立协定。从以上可知，何应钦并未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也没有让手下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何梅协定根本没有正式签署，当然包括大陆在内的许多史书也说明何梅协定并没有正式签署，只是那些不善于分析问题，也不爱看书，只看片面欺骗性质的宣传书的人士，以及那些毛左人士抓住这子虚乌有的事大肆意攻击。毛泽东和蒋介石，究竟是谁挖了谁的祖坟？　　我在报刊上和网上看到许多关于蒋介石刨毛泽东祖坟，而毛泽东把蒋介石的住宅坟墓保护得很好的文章和帖子。　　看着、看着觉得有的说法不是事实，有的说法很不公正、很不客观。　　作为奉化溪口的本地人，觉得有必要出来说一说事实真相。　　几次命令刨毛泽东祖坟的是湖南省主席、地方军阀何键，但何键的手下人没有找到毛泽东的祖坟，结果刨错了坟。毛泽东的祖坟一点儿也没有刨着过。　　而蒋介石的祖坟在文化革命当中，是实实在在的被彻底的挖掉了；而蒋介石的故居以及财物也不是保护得很好。　　关于蒋介石的祖坟被破坏的真实过程：　　1968年4月的一天下午，余姚中学的红卫兵30多人，来到了奉化溪口，在溪口中学红卫兵接待站打听了情况之后，就直奔溪口区委，找到了区委书记张正树。余姚中学红卫兵责问张正树：全国上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而你们溪口却按兵不动，人民公敌蒋介石家族的坟墓至今还是没有触动过，你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　　区委书记张正树说，红卫兵小将们，我要学习你们的革命精神。但是，我们是按照上级的指示，保护蒋介石家族的坟墓，不能随便破坏。没有保护好，破坏了，我就有责任。　　余姚中学红卫兵：你真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你真是蒋介石的孝子贤孙！你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次到奉化溪口来，就是要横扫四旧，我们就是要砸烂人民公敌蒋介石家族的坟墓！不达到目的，决不收兵！　　张正树：我很敬佩你们的革命热情，但是你们要去砸蒋介石家族的坟墓，我要请示上级，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随便行动。这样吧，我去发两份电报，请示上级机关，上面同意了，才可以行动……　　第二天一早，余姚中学红卫兵打着红旗，扛着崭新的锄头和八角榔头，来到了溪口区委，呼喊着革命口号，区委书记张正树出来了，说：我昨天下午发出的电报，还没有回电。我们下级要服从上级，我们要听从上级的指示……　　不行，我们立即要采取革命行动了！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　　打倒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打倒蒋介石的孝子贤孙！毛泽东是大跃进运动的主要责任人和发动者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6000亿斤”。“毛主席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21页）　　1955年11月，毛泽东先后同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归纳了《农业十七条》，其中最重要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800斤。还要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回顾》，第524页）　　——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实际上，从1949-1976年，粮食最高产量是1976年的5726亿斤，从未超过10632.8亿斤的54％。这个“四五八”，即1967年粮食10632.8亿斤，就成为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粮食浮夸高指标。　　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由《农业十七条》扩展成40条形成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言，说《纲要》（草案）是“给农村生产和农业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奋斗目标”。农业部长廖鲁言根据毛泽东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全国的粮食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回顾》，第526－527页）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这个浮夸高指标，就这样以文件形式确定下来。　　毛泽东以为做到1962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1962年实际产量3200亿斤，只占53％），1967年生产粮食1万亿斤（1967年实际产量4356亿斤，只占44％）是可能的，并“把那些坚持以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但“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回顾》，第529、530页）　　“1956年初，来自各部专业会议的消息，使他（刘少奇）感到这么做（按《农业十七条》做）不行，于是就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一道，从防止冒进到反对冒进。”（《回顾》，第531页）　　1956年6月10日，在刘少奇主持下，政治局基本通过国家预算报告初稿，指定胡乔木根据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加以修改，将初稿中涉及指导方针的那几句话改成：“……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回顾》，第536页）　　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八大前设想的远景规划，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现在看来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步子可以放慢点。”（《回顾》，第557页）　　“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从年初开始，大力压缩基建指标，从防止冒进到明确提出反对冒进，一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否则，“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到来”。（《回顾》，第539、540页）　　“到了1957年，周总理、胡乔木、彭真到杭州去，毛主席对他们讲，1956年反急躁冒进，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人民领袖刘少奇>>回忆怀念.　　1957年9、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他认为，现在一人三亩地太多，将来只用几分地种粮就够吃。”（《回顾》，第680页）　　——也就是说，要在1962年达到总产13459亿斤，年增幅超过28％。而62年实际粮食产量只有3200亿斤，不到要求产量的24％。1976年产量5726亿斤，不到62年要求产量的43％。　　1958年6月25日，谭震林在农业协作会议总结中说，“毛泽东要求做到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的任务，可能3年，至多4年就能完成。”（《回顾》，第688页）　　——这证明毛泽东要求5年内人均粮食2000斤，确有其事。　　“1958年1月举行的南宁会议，开得相当紧张。毛主席对周总理的批评非常尖锐，甚至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少奇同志支持总理，主持通过的《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批判对象。”“会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坚持要长期反右倾，是后来一些地方大放“亩产万斤”、“亩产十几万斤”高产卫星的原因所在。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还要冒得厉害。”1958年3月9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4月8日，毛泽东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回顾》，第644、641页）　　——这些话都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动员搞冒进浮夸，也证明所谓“大跃进”，就是“大冒进”，“大跃进”本身就是左倾冒进错误。　　从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开始，“不能不说毛主席已有些居高临下，已离开了他自己曾经一贯倡导的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能以理服人，而不能以势压服的民主原则了”，“使得被批评者（都是职务很高的领导同志）欲辩不能，造成党内生活中的一言堂”。（《回顾》，第654－655页）　　——此后，其他领导人除在适当时机设法弥补大跃进损失外，只要谈及大跃进，基本上只能说毛泽东说过或想说的话，包括被毛泽东批评的话也是这样，因为毛泽东自己的观点也在不断变化：今天主张“这样”，大家只能说“这样”；明天主张“那样”，马上批评别人说“这样”，却不提“这样”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说“那样”；后天又回过来主张“这样”，马上批评别人说“那样”，却不提“那样”曾是自己的主张，大家又只能重新说“这样”。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家庭是原始社会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曾看到此点。”（《回顾》，第774页）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消灭家庭”，第一次把康有为的《大同书》作为搞人民公社化的依据之一。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　　1958年6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的第二颗“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3530斤。　　1958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4353斤。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回顾》，第702页）　　——15年赶上英国，一下子变成了3年。　　195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　　1958年7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2亩小麦创亩产7320斤的记录。　　1958年7月18日，《人民日报》报告福建省闽侯县连坂农业社2.6亩早稻试验田亩产5806斤。　　1958年7月25日，新华社报道，江西省波阳县桂湖农业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195斤。　　1958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种的早稻平均亩产10597斤。　　1958年8月4日，毛主席在徐水听了关于粮食产量的汇报后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粮食多了，“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毛主席到了徐水》，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相信“亩产万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第一次提出粮食已经多得找不到出路，需要少种。　　毛泽东视察徐水、在徐水讲话的消息发布后，掀起了更大的浮夸浪潮。徐水向全国宣布将放出各种骇人听闻的高产卫星：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1958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36900斤。　　在1958年8月17日开幕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回顾》，第741-742页）——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　　“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同上）——这是党内第一次提出“穷过渡”。　　毛泽东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李春峰：《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博采》2006理论版第二期）。——又一次提出“穷过渡”思想。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谈人民公社时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并赞扬唐朝惠能和尚一切皆空的观点，说是“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大跃进”。（《回顾》，第774页）——这是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搞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严厉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连县1.73亩中稻亩产60437斤。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说：“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15年计划，2年基本完成。”（《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381页）　　——15年赶上英国才变为3年，不到1个半月又变成了2年。　　在同一篇文章中，毛泽东说：粮食“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到四千亿斤。”（同上书，第389页）“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同上书，第394页）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从1958年起，粮食可以连年翻番，每年增加100％，两年后只因粮食找不到出路，才只好“放低步调”。　　截止1958年9月25日资料，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会议开完，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问题：“老婆还是不是自己的？”这位乡党委书记说：“这一条嘛，还得请示上级。”（《回顾》，第754－755页））作者：余汉谋字幄奇 时间：2014-01-17 10:39:31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文件时，曾加写过一段话，提出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将现有全部用于种植农业作物的十八亿亩耕地（等于一亿二千万海克托），用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左右，种农业作物，三分之一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种树造林。”“其所以能够只用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粮棉等类作物，是由于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例如亩产万斤粮、千斤棉之类。”（《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文稿》第7册，第575－576页）　　——毛泽东将“亩产万斤粮”作为能够实行耕作三三制的根据之一。　　就在毛泽东主持的这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还通过了一个现在鲜为人知的文件，就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初稿）》，居然要求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5000至10000万斤。对于这个文件，毛泽东写了两个批语，作了12处修改，说“至迟在1961年春季，这个草案就可以公开发表，交给全党全民展开讨论，然后，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予以通过。”（《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　　——如果1972年全国粮食平均亩产能达到10000斤，按18亿亩耕地计算，总产就是180000亿斤，而1972年实际产量只有4810亿斤，不到《纲要》指标的3％。　　“主要的毛病是两个‘急’，一个急于求成，一个急于过渡。毛主席说：再有五六年或者三四年，就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了。对此，他后来又讲过：有的时候想，五六年、三四年是不是时间短了？有的时候又想，五六年是不是说得时间太长了？更多的情况，他想的是：五六年、三四年说得太少了，五六年、三四年怕实现不了。思想里反反复复。”（邓力群：《我为少奇说些话》）　　——难以摆脱的“穷过渡”情结。　　1958年11月6日，对于提出1960年粮食产量“保证亩产二万斤，争取三万斤”的《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报道，毛泽东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文稿》第7册，第494页）　　——这是热衷搞“穷过渡”的实例。　　195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标题报道：广东又一个实现粮食平均亩产1000斤以上的省份。平均亩产粮食1600斤，30多万亩晚稻特大丰收，比去年亩产增加2.2倍。　　由于1958年大跃进违背客观规律大折腾，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实际粮食产量4000亿斤，但在武昌会议上由毛泽东决定公布为7500亿斤。（人民出版社《彭德怀自述》，第265页）　　——虚报47％。高估产导致高征购，1959年就进入困难时期，春季即发生“15省2517万人无饭吃大问题”（毛泽东：《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1959年4月27日，在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龙德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通鉴》，第167页）　　——事实很清楚，刘少奇走上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在大跃进使国家进入困难时期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从毛泽东1955年提出粮食产量浮夸高指标，到1958年发动大跃进，刮五风，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到1959年闹春荒，进入困难时期，主持中央工作的，都不是刘少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致六级干部的《党内通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好的，比如要“敢讲真话”，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信中以举例的方式，提出了1959年可以达到的增产幅度，经计算，其上限平均值是63％。而1959年实际粮食指标是10500亿斤，比公布的1958年产量7500亿斤增长29％。这样，信中所说“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比信中批评的“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居然高出34个百分点。　　大跃进第二波更猛烈的浮夸风，源于3个月后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7月23讲话。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敢讲真话”、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批评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