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张闻天就根据同毛泽东在路上商定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会议开始后，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博古做了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军过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于强大的客观原因。张闻天随后发言，做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从而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使绝大多数到会者开始清算“左”的错误。会议后期，张闻天负责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成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光辉文件。　　十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明君”曾经三让总书记　　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常委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宿营后，中央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书记）。　　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有人劝他不要“交权”，博古还是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　　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书记，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四脚朝天滚下山”，却能深入浅出讲精神　　张闻天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在长征中自然备感艰难。进入湖南后在山路行军，有一次他在马上打瞌睡，连人带马跌进沟谷，幸而没有受伤。毛泽东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同张闻天逗趣，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多年后只记得“四脚朝天滚下山”一句。　　当时行军虽然艰苦，领导人却充满了乐观精神。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同刘英结婚，毛泽东到洞房致贺，自称没钱没东西可送，只是写了一首诗相赠，内容是夸奖“明君”讲民主。　　担任党的总负责人后，张闻天在征途中不仅起草了大量文件和宣传材料，还亲自做了不少讲解和动员工作。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时，结果还暂时保密未向下传达。2月间到达扎西后，张闻天向中央红军的营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说明反“围剿”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还是迟了，思想又没有明确转移是为了打仗，而不是避难搬家，结果坛坛罐罐全带上。他的讲解和分析，对端正部队的认识起到了很大作用。　　割青稞、搓麦子，带头筹粮　　除了主持会议和做宣传动员工作外，张闻天在征途中还起带头作用鼓动指战员。过草地前为了筹粮，他亲自拿着镰刀带领中央机关同志去割青稞，收获后因缺乏工具，又用手搓麦子。无法加工的麦粒吃下去后很难消化，然而看到中央领导人与大家同甘共苦，广大指战员就毫无怨言地忍受艰辛。过草地时，张闻天和其他人一起在泥泞中步行，也起到了表率作用。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张闻天留在后方瓦窑堡主持中央机关工作。看到当地贫困供应困难，他自己的生活也非常简朴。张闻天以党的总负责人身份接待从共产国际秘密派来的代表、过去的老熟人张浩，只是留到家里一起吃饭，不要求供给部多加伙食费。张浩搬走时，还是把化装货郎潜入苏区时担的那些小孩衣服、帽子一类杂物卖了，得了两块光洋，才算交了伙食费。张闻天为人严肃认真，始终公私分明，显示出他一丝不苟的精神。　　【点评】理论卓越更重实践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主要精力投入实际斗争，加之文字翻译艰难，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比较薄弱。张闻天则是党内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因理论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共产国际的重用，也曾经迷信过苏联的教条。然而一旦深入实践后，便很快认识到一些教条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符。自遵义会议以后三年多时间里，党内曾建立了“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在长征和后来的岁月中，张闻天一向敬重毛泽东，却又从不盲从，自己有独立见解并愿意不断探索。他在征途中写下的重要决议和文件，至今还可看到追求真理的火花。张闻天是理论工作者与实际结合的典范。　　第五章 意志坚如铁(1)　　——王稼祥的“关键一票”之谜　　在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有一位带着重伤坐担架走完全程的领导人，那就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负伤的肠子整天流脓，又没有麻药和止痛药，可不仅挺过长征的全程，还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并参与了随后的军事指挥。　　留学苏联五年，担任中央苏区重要职务　　王稼祥面容消瘦，总带着一副金丝眼镜。他是安徽泾县人，在家乡读小学后又入教会中学。1925年赴沪入上海大学附中并加入共青团，同年10月赴苏联。他留学苏联五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在留学苏联期间，他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此时的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国内的实际工作，拥护过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不过他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　　1930年王稼祥回国后，于翌年4月由秘密交通员护送潜往中央苏区，随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　　担架上与毛泽东达成共识　　1933年4月，王稼祥遭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他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巨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以致最后虚脱，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为医疗条件差，医生无法取出全部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　　翌年1月，王稼祥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长征出发前，有人主张将他留下，周恩来提出抬也要抬走，并安排了几名体力强的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上路。王稼祥后来回忆说，随军长征才保住了生命，若留下来在苏区，沦陷时断无生路。　　长征初期，王稼祥看到部队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因生病也坐担架，他们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马上得到支持。接着，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　　第一个提出由毛泽东领导红军　　经过王稼祥的积极努力联络，多数领导人都赞同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军事领导问题。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张闻天、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系统分析批判了此前的错误领导后，又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此后多年间，毛泽东曾一再称赞王稼祥的“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后不久，中央红军于1935年3月成立了最高统帅机构——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当时红军大都在白天行军，夜间宿营后三人小组才能研究对策并处理指挥事务。　　由于坐担架行走不快，每天王稼祥先于中央纵队的行军队伍出发，纵队到了宿营地很久他才能跟上来。到住地后，他又马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研究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处理文电，几乎夜夜难以休息，只有白天行军时才能躺在担架上睡一会儿。　　几经病危，神奇地坚持完长征　　坐担架行军存在的最大危险，便是突遇空袭时不便迅速隐蔽。别人跑到路边躲藏，王稼祥只能坐在担架上，看着敌机投弹和扫射。过夹金山后，有一次敌机投下的炸弹落到他的担架旁边，主治医生不幸牺牲。过草地遇风雨交加，又没有房屋，王稼祥便打开担架上那块仅有的雨布，让担架员、警卫和卫生员同他挤在一起，用体温相互取暖。不过王稼祥仍在担架上草拟并交代了对敌军宣传和鼓动部队的一些纲要，使征途上的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　　参加长征的王稼祥，是中央领导人中唯一的重伤员，腹腔内的一些弹片和腐骨无法取出。长征途中，王稼祥腹部一直流脓，只好插上一个橡皮管子，使脓液排出体外。由于没有止痛药，只能用盐水消毒，每天换药时往往疼得大汗直流。　　长征途中的很多道路艰难，到了险要路段，王稼祥为了减轻担架员负担，经常硬撑着下来自己行走或骑马。爬雪山，他就坚持在警卫员搀扶下走了过来。一次他自己起来活动时，橡皮管子掉进伤口，到贵州时蛔虫还从伤口中爬出，病情演化成脓败血症发高烧。他几经病危，又都被抢救过来，但身体略有好转又继续坚持工作。　　长征到达陕北后，当时是美国籍的医生马海德来到红军中。他检查了王稼祥的伤口，非常吃惊：“这么重的伤，居然能长征过来，要有多么顽强的意志啊！”由于陕北苏区没有根治条件，他被秘密送到上海，1937年春又秘密搭乘轮船去了苏联。到达莫斯科后，医生打开王稼祥的腹腔，发现有掉进去的纱布、橡皮管等遗留物，他们为这位中国红军的领导人能坚持下来感到惊讶和敬佩。　　用俄语训斥闹事的李德　　作为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还制定了长征途中遵守纪律的要求，并严格监督执行。　　遵义会议后，已基本无事可做的洋顾问李德被安排随红一军团行动，他不服气，经常借故发脾气。一次到达宿营地后，李德就在房东家杀鸡吃并喝酒，前来检查纪律的中央纵队秘书长刘英对这种违纪现象进行了批评。李德见一个小个子的女红军敢来批评自己，暴跳如雷地骂起人来，争吵中竟然对房顶放了两枪。王稼祥得知后，马上赶到现场，用俄语把李德严厉训斥了一番，这个洋顾问一声不吭，从此不敢再借故闹事。　　王稼祥到苏联治伤时，又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斯大林介绍了中国红军长征的情况，特别着重讲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如何转危为安的过程。这对于争取苏联领导人支持遵义会议后中共新的领导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王稼祥接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秋天他经新疆回延安，出发前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嘱托，要求全党拥护毛泽东为领袖，王明不要再争了。回到延安后，王稼祥马上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后来形容六届六中全会是第二个遵义会议。　　【点评】意志顽强作用关键　　王稼祥是一个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年轻时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到外国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王明等完全不同。他立足于本国特色进行探索，在关键时刻，能提出真知灼见。　　王稼祥作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在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一生为人耿直，真诚地拥护毛泽东。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伤痛完成长征并在途中坚持工作的事迹，更成为革命者的光辉榜样。　　第六章 老成持重(1)　　——“党内的老妈妈”任弼时长征之谜　　1934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两个月，在湘赣苏区独当一面的任弼时便率领红六军团作为“探路”部队，先行向湘西进发。这一行动，其实是长征的最早起程。　　两年多以后，任弼时又作为二方面军的领导核心，率部最后到达陕甘宁，从而结束了红军长征。在红军长征的三大主力中，任弼时、贺龙所率的部队是征途中减员比例最小的。　　消除恩怨，红二、六军团人数翻一倍　　红军是在被敌人分割的各个根据地中进行活动的，这一特定条件，使得红军中不可免避地出现了各个“山头”，复杂的党内斗争又造成了诸多矛盾。任弼时处理问题公正周到，待同志和蔼可亲，被誉为“党内的老妈妈”。干部有问题都愿意找他谈，许多受过错误处理的人也得以伸冤。在红军长征期间，任弼时妥善处理了各种矛盾，促进了全党全军的团结。　　红军时期，任弼时年纪不大，资格很老。他是建党时期的党员，并赴苏联留过学，又是共青团的创始人之一。1921年，任弼时只有17岁，便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刘少奇等一同到苏俄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后，他长期代理共青团中央书记。　　1933年，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到湘赣苏区主持工作。1934年夏，中共中央电令他率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会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原红二军团）。此时任弼时虽不完全了解中央的意图，却义无反顾地从井冈山下的永新起程，离开原有根据地，同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一起，率部经过两个月转战，到达黔东与贺龙会合，并以中央代表身份宣布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　　此时，二军团内正因过去的错误肃反造成严重混乱，不少干部战士对原来的政治领导人表示愤慨。任弼时从大局出发，将民愤很大的夏曦调到六军团，自己去二军团兼任政委，同时要求大家不计旧怨、团结对敌。此后，两个军团统一指挥作战，发起湘西攻势，牵制了湖南敌军主力，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在一年间两军团兵力由8000余人发展到17万人。　　耐心周旋，促成三大红军主力会师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退到川康边区之后，任弼时感到自己这支江南仅剩的主力红军孤悬湘西，非常不利。他与贺龙等领导人商议后，在国民党即将以重兵进行新“围剿”之前，于1935年11月主动进行长征，开辟新根据地。　　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在贵州西部开辟了一片根据地。这时朱德、张国焘来电希望他们能向四方面军靠拢，同时又要任弼时等视情况决定。任弼时认为红军主力应集中北方，于是放弃黔西，于7月间到达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会师后，任弼时得知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分裂红军，马上表示反对，并进行耐心说服，加上朱德等人的努力，最终成立了中共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同时，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合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司令员1938年任弼时与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任弼时任政委，二方面军成立后又联合四方面军一同北上。　　三大主力会师后，任弼时因在各支红军中都有很高的威望，被中央委任为前敌指挥部政委，同总指挥彭德怀一起指挥全军作战。任弼时不仅促成了红二、六两军团的联合，也努力促成了三个方面军的会合。　　巧妙运筹，说服军阀为红军让路　　长征是一场在退却中求生存的战争，毛泽东后来称赞红二方面军长征减员少“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这也是对任弼时、贺龙的高度评价。在长征路上，任弼时是红二、六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者，他同贺龙一起巧妙运筹，利用敌军的矛盾避实击虚，最大限度地保存了部队的实力。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时，利用蒋系和湘系军阀的矛盾，挺进湘中后再折向贵州。当时蒋介石利用追击中央红军之机派兵进入云贵川，吞并地方势力，西南军阀同南京政府的矛盾激化，甚至出现了“畏南京军甚于畏红军”的情况。任弼时利用这一点，在进占了黔西、大定、毕节及其周围地区后，对当地的政府专员莫雄及周围的各派势力展开统战工作。他还动员担任过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的当地知名人士周素园向云南军首领龙云、孙渡写信，说明蒋介石让其拦阻红军并派中央军尾随，是想造成两败俱伤，最后乘机谋滇。　　经过陈说利害，云南军果然按兵不动，红军在毕节地区得到了较长时间休整，并招收了5000名新兵补充部队。57岁的周素园受红军精神感召，还一直跟随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期间才返回原籍做统战工作，解放后又曾任贵州省副省长。　　政策严明，顺利通过千里藏区　　红二、六军团长征进入藏民区后，任弼时又特别强调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着重对上层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强调对少数民族必须讲政策，讲团结，不能蛮干。他同贺龙专门了解了藏胞的风俗习惯和军队进入藏区必须注意的事项，接着对各部队作了以下规定：一、我军人员一律露宿街头，不住民房，不进经堂，不撕毁藏胞门楣挂着的红布和门板贴着的佛像；二、不进寺庙，不侵犯僧侣利益，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三、公买公卖，态度和蔼，爱护藏胞牲畜、庄稼；四、这一带吃水困难，要帮助藏族老人背水；五、上街刷写保护藏胞的标语。由于各部队对此认真执行，因而顺利地经过了千里藏区。　　长征结束后，任弼时撰写了《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对红二方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原因进行了总结，其中特别强调了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重要性。　　“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　　任弼时做地下工作时曾几次被捕，受过电刑摧残，此后经常感到头晕和身体虚弱，加上日夜劳累，血压高，看东西也时常眼发花。他与贺龙共同领导红二方面军时年仅30多岁，但从外貌看，人们却多以为他已有50岁。任弼时也经常同身边的人表示，自己活不长，要抓紧时间工作。　　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时，任弼时感染了疟疾，时冷时热，常冒虚汗，面色发黄。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任弼时尽量拄着拐杖行军。他的妻子陈琮英负责机要工作，已经怀了孕，也没有得到特殊照顾，仍是背着密码箱行军。由于饥饿、疲劳，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幸而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连背带拖地赶上队伍。任弼时这时才知道妻子掉队，诙谐地说：“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过草地时，陈琮英生了一个女儿，因缺乏营养，任弼时将缝衣针改成鱼钩去河边钓鱼，还抽空去打野兔、山鸡给妻子滋补身子。他亲自摘来野菜，也是老的自己吃，把嫩的留给陈琮英和女儿。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名字叫“远征”。　　长征途中，任弼时对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水准要求很低，却特别优待技术人员，例如对电台人员发给特别津贴费，伙食标准都高于自己。电台的同志也知道这一点，在他晚间来看电报时，经常用夜餐费来招待这位部队领导“开开斋”，补充一点油水。　　【点评】先锋重要收尾圆满　　在红二方面军中，任弼时是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者。他率部队为长征打先锋，最后又担任了收尾的任务，起到了支撑一个独立战略方向的重大作用。身体很差的任弼时以“骆驼精神”著称，这种精神正好体现在他勤勤恳恳的工作上。任弼时出色地组成了一个方面军并将其带到陕甘宁，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创建了不朽的功绩。后来，他成为党的“五大书记”之一，虽英年早逝，但却始终为人们怀念。　　第七章 锻炼出猛将(1)　　——“头号正直”的彭德怀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时，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到达陕北后担任了一方面军司令员。三大主力结束长征会师陕甘宁，彭德怀又担任了统一指挥一、二、四这三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长征的严峻斗争考验，锻炼出成熟的将领和统帅，彭德怀正是这一非常时期造就的杰出人物，“彭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冠于全军。　　创下红军攻占省城的唯一战例　　在红军创建时期，彭德怀就是著名的勇将，曾经率军一度攻占长沙，开创了红军时期攻占省城的唯一战例。后来他率红三军团与朱毛所率的红一军团会合，共同开创了中央苏区。　　1934年春天进行广昌战役时，李德实施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挥，造成严重损失。一向耿直的彭德怀当面指责这位洋顾问：“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并痛斥说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彭德怀坦率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把仅有的几件衣服和书籍一卷，等着被撤职，甚至对被捕公审、杀头都做了思想准备。他战功显著，临时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处分他。据当年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1934年10月，部队集结于赣南于都准备突围西进的前一晚，素不花钱的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元，拉着杨尚昆走进一家小酒铺，两人默然而饮，对即将放弃根据地都感到非常痛惜。　　在长征中打出威信　　长征开始时带得坛坛罐罐太多，作战部队全成了掩护队。彭德怀气愤地仰天长叹：“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样子?”为摆脱被动，他向军委建议，自己率三军团插向长沙方向以吸引调动敌人，红军主力甩掉笨重物迅速去湘西建立新根据地。因为，红军通过广西边界，同战斗力较强的桂军作战，是很不利的。可惜这一意见未被采纳，部队缓慢地直线前进，遭蒋桂湘军夹击，损失过半才冲过了湘江。　　红军渡过乌江后，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了中央会议，在会上谴责了李德的错误指挥，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因前线出事他提前离会，得知会议结果后表示“一切都高兴”。此后在长征途中，彭德怀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因人数大减编为陕甘支队。此时朱德率总司令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到彭德怀的威望和指挥才能，让他接任最高军事指挥员，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自己任政委。到达陕北后，彭德怀又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东征山西，又返回陕北进行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　　三大主力会合后，他作为军委任命的前敌总指挥，同周恩来一起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部队作战，打退了追敌。彭德怀在长征中建立的功绩和树立的威信，也使他后来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也仅次于朱德而位居第二。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进行了东征战役，恢复和发展了陕北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粗中有细切掉“尾巴”　　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后，彭德怀身为高级指挥员，却总出现在第一线。通过湘南汝城时，部队遇敌人碉堡拦阻，炮兵连续打几炮未中。曾经当过炮兵的彭德怀这时正在前沿，他不顾危险赶去亲自执炮，只一发便轰掉了敌堡。红军过湘江时，红三军团负责阻击广西军从侧面实施的进攻，彭德怀把指挥部设在渡口边几百米的一个祠堂里，指挥这场恶仗，部队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掩护中央机关过了江。　　当年有人形容彭德怀性格类似“张飞”，其实在预定实施的各次战斗前，彭德怀非常细致，总要到战场亲自勘查。到达陕北后为打好直罗镇这一仗，他和徐海东跑遍了战场附近每个山头，看了每条道路和河流，打响后又靠前指挥。由于经常靠前指挥并认真勘察战场，使他不仅能适时下达命令，也激励了部队的　　士气。　　1923年彭德怀在湖南省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时年25岁　　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毛泽东非常称道。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时，西北马家军和东北军追来，彭德怀指挥了一场吴起镇伏击战，击溃敌5个团，俘敌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切掉了“尾巴”。毛泽东接到胜利消息后，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接到这首六言诗后，将末语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以表示功劳应归于全军指战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指挥的第一军紧随追来。彭德怀决定以伏击消灭其先头部队。为了选择战场，他又到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的山城堡一带观察，发现在此干旱地带，只有这里有一股泉水，敌军肯定会到此。于是彭德怀把部队埋伏在山城堡周围，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和两个团，打赢了长征的最后一仗。　　军团长常饿肚子　　彭德怀一向以生活简朴著称，对腐化和违纪者非常严厉，对下级干部和战士却非常关心。红三军团教导队长孙毅说：“彭总那颗朴实善良的心，清澈可见。”在征途中，大家分到一份干粮往往非常珍惜，彭德怀看有的人未分到，就会马上拿出自己的一份与之分享，并说“见面分一半嘛！”警卫员抱怨说，军团长因此常饿肚子。　　彭德怀在行军中只有一匹黑骡子，他平时不骑，用来驮伤员或运文件。过雪山时空气稀薄，警卫通讯班长邱荣辉倒了下去，彭德怀马上让他骑上骡子。邱荣辉坚决不肯，于是彭德怀便喊：“抓住尾巴！”就这样把他从死亡线上拖过了雪山。　　过草地时，周恩来、王稼祥都在重病中，彭德怀断然命令：“抬！”他让迫击炮连丢掉一些装备，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由陈赓指挥，分组轮流抬着两位领导人走上了这段长征中最困难的路途。走了一半路程，部队就已断粮，彭德怀下令把军团部仅有的六匹牲口杀掉，饲养员坚决要求保留那头黑骡子，而他坚持杀了骡子才能走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杀了牲口之后，彭德怀让军团部留下一点杂碎，肉全给了部队，救活了不少战士。他自己全靠步行，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泞中跋涉，还指挥排队渡险情，用拉绳子的办法把陷进沼泽的指战员救出来。　　红四方面军作战地点之一——四川省安县观音梁子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甘当地的红军会师并重组红一方面军，将原来的红一、三军团缩编为一个军团。采用哪个番号，成为涉及到部队感情的大难题。已担任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认为，为了保存朱毛从井冈山起亲自创建的部队的旗帜，还是用红一军团的番号，而撤销自己领导创建的红三军团番号，三军团剩下的四个团都并入一军团。这体现了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　　【点评】雷霆之威赤子之心　　彭德怀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元帅之位的典型。他出身苦难家庭，从小养成了刚强的性格，脾气也有些暴躁。他因家贫无出路投奔湘军当兵，以战功升为团长，又因憎恨旧军队黑暗而找到共产党。　　彭德怀一生性情耿直，嫉恶如仇，虽然得罪过一些人，却深受绝大多数指战员拥戴。陈赓大将曾评价彭德怀说：“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他表现出的高尚品格，长久地受到人们怀念。他在斗争异常艰难的长征中先后担任军团、方面军和全军的指挥员，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功绩也永远与长征的辉煌同在。　　第三部分 会议之迷　　第一章 经受考验(1)　　——长征路上“边走边议”之谜　　翻开长征的史册，人们会看到中共中央在万里征途中召开过一个又一个会议，如今保存下来的红军长征遗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会议旧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当年中共中央随红一方面军远征二万里，沿途的一次次会议使中国革命的航线绕过了险滩，最终驶入通向胜利的正途。这些会议充分体现了毛泽东领导的英明，同时也是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　　苏区不开会，毛泽东很难发表意见　　中国共产党从创建之初起，便确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强调以党内会议决定大政方针。从1921年至1927年间，党内就召开过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开展武装斗争，党中央长期隐蔽在上海法租界中，秘密领导全国的白区地下党和苏区的红军。　　在严重白色恐怖下集中领导人开会非常不易，中央会议明显减少。1931年发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叛变的事件后，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生存环境恶化，主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1933年春，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也潜行进入江西瑞金。这样，当时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除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外，其余的人都会集到了中央苏区。　　尽管中央领导成员大都汇聚到瑞金，总负责人却缺乏民主作风，在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后就很少召开党中央会议。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时，又盲目听从洋顾问李德的指挥。当时毛泽东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却很难发表自己的意见。　　博古　　遭受重大损失后逐渐转为集体决策　　1934年秋中央红军长征前，对撤出根据地这样的大事，中央政治局居然没有开会研究过，多数领导人在红军出发前才得知此事。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准备出发时只有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小会，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这种带有很大盲目性的个人专断，导致战略决策严重脱离战争实际，使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了惨重损失。　　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的一个半月间，临时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在途中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也不听取他人意见，一意孤行，让部队带着大量坛坛罐罐缓慢地近乎直线前进，根本无法摆脱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　　12月上旬突破湘江后，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在此红军接近覆没边缘的危急关头，博古痛心疾首却又一筹莫展，李德则威信扫地而遭中央负责人群起反对，周恩来就此负起主要领导之责。此时，毛泽东为挽救红军提出一系列意见，周恩来认真听取并召集大家共同研究。据当事者回忆，晚间中央纵队行军到达宿营地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就经常提着马灯聚集到一起开会，共同研讨对策。　　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改变了原定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入贵州。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会议，决定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召开会议，通过了进入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重大方针改由党内会议研究决定之后，红军面临的危局马上得到缓解，这也为随后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半个月的休整期促成了遵义会议　　通过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受到严重损失的教训，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拥戴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这类临时举行的“飞行会议”，原先的错误领导逐步得到纠正。此时中央大多数负责人认为，有必要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全面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并最终树立正确的领导。但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期，成为召开会议的前提条件。　　1935年1月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遵义城，此后第四天、第五天，中央机关陆续入城。在这座黔北的最大城市里，红军休整了半个月。　　此时黔军师长柏辉章逃跑，他原先的豪华住宅人去楼空，正好成了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也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由于红军处于转战之中，强调涉及机密问题的一字一纸都不能落入敌手，遵义会议没有记录。在中央随军携带的铁皮箱子里只留下一份会前起草、会议期间通过的决议案。对遵义会议的时间，有人回忆开了三天，有人回忆开了一个星期。不过对会议的基本内容和形成的决定，当事者的回忆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清算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并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相继发言，系统批判了前一时期错误的军事路线。朱德列举了此前领导的错误，认为不能再这样走下去。周恩来也拥护毛泽东来领导红军。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博古“让”权　　遵义会议后，中央随部队继续行军，进入云南扎西境内后，在晚间宿营地连续开会。大多数人都认为博古不能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以主要精力指挥作战而不愿担任总负责一职。2月4日至5日，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庄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除了决定反攻遵义外，大家又议定博古将党的总负责职务正式交给张闻天。　　红军二渡赤水后取得再占遵义的胜利。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县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确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三人小组，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灵活机动地摆脱了几十万追敌。　　张闻天主持中央的具体事务后，遇到重大事务，不仅首先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也注意召开会议集体商议。　　毛泽东指挥红军北渡金沙江后，有些领导人对部队往来迂回多走路不理解。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会理县城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了部队中的“右倾情绪”。半个月后红军抢夺泸定桥，5月31日中央在泸定县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中央红军过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合，并派政治局委员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陈云到达上海后见难以活动，便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的情况。　　6月间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小金县两河口召开会议，张国焘也前来参加。会议决定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却有意拖延。　　为争取四方面军尽快北上，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至22日在黑水县召开常委扩大会议，8月4日至6日又在毛儿盖地区的沙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然而红军通过草地后，张国焘却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强行要求南下。9月2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又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接着在俄界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长征中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　　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哈达铺，毛泽东等领导人从报纸上看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决定向那里进军。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作为总负责的张闻天征求到会者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到陕北落脚。万里长征中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体现出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的领导核心形成了高度团结，不仅使一方面军在陕甘地区得到了大发展和东征、西征的胜利，随后又迎来了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胜利结束了红军长征。　　【点评】民主决策经受考验　　在长征途中，中央的会议大都在紧张行军中召开，一些被当事者称为“飞行会议”。因缺乏原始记录，回忆录中说法存在着某些差异。不过这些会议确定的大政方针却很明确，并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回顾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也体现出民主决策的极端重要性，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　　第二章 转战贵州(1)　　——红军改变前进方向之谜　　1934年12月上旬，中央红军付出惨重代价突破湘江，进入了山路崎岖的越城岭地区，全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减至3万多人。部队在山区里行军，找不到粮食、房屋，所有人员只好连日在路上露营，有人在睡梦中还滚下崖去，全体指战员都极度疲惫。　　此时，国民党军十几万重兵正在红军预定的前进方向上张网以待。面对红军的危险处境，毛泽东提议改变前进方向。中央随即举行了通道会议，接着又举行了黎平会议，红军改变了行动方向才暂时摆脱了险境。　　湘江战后，红军被迫进深山　　当年为李德担当翻译的伍修权，曾写《七律?历史转折》一首，描写湘江战后的情形：“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中央红军的机关和精锐主力突破湘江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计划到湘西落脚，派出了中央军、湖南军十几万人赶到那里张网以待。不过当时中央红军有出色的无线电侦察，能够破译几乎全部的国民党军电码，马上知道了敌军的部署。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成为决定全军生死存亡的关键。　　从赣南突围时，临时中央的计划便是到红二、六军团那里落脚。过湘江后，发现城步、武冈等地都有敌军赶到，已经堵住去路，便只好向西进入越城岭再过苗岭，连续多日在山里转。这时，广西军阀虽然重在保存实力，仍以小部队侧击、袭击红军，还派了一些便衣在红军刚到宿营地的时候烧房子，使得部队无房可住，同时败坏共产党的声誉。　　红军进入广西北部山区时，不断有飞机在白天轰炸，部队只好转入夜间行军。快天亮的时候，人很容易打瞌睡、掉队。慢慢地部队形成了—个规律，晚上行军，到天亮便宿营。中午敌人追上就打几个钟头，等到黄昏再出发。　　如此循环反复，部队中的新兵、民夫很不习惯，大批掉队。剩下的骨干体力也消耗极大，有的人休息时，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如此疲惫的队伍，如果再按原计划去同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势必同预伏在那里的数量比红军多五六倍的敌军再进行一场恶战，结果只能是全军覆没。　　据警卫员回忆，周恩来对李德前一段的指挥错误进行了批评，李德不服，两人用英语争吵起来，拍桌子都把马灯震灭了。这时博古也改变了态度，表示“不要理他（指李德）”。这样，“三人团”内周恩来就负起了指挥责任。周恩来一向谦虚，具有民主作风，他掌握军事领导权后，马上听取过去受冷落的其他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也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和看法，实际上就此参与了军事指挥。　　通道会议改变进军方向，却未解决根本问题　　由于周恩来主持了军委工作，从翻越老山界直至进入贵州，中央领导人经常碰头。晚间一到宿营地，毛泽东、王稼祥等人往往就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还同一些固执己见的人争论，遇到重大问题政治局就举行会议。在行军中召开这种会议非常简单，多无记录，　　后来被称为“飞行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除“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外，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也到会，着重讨论前进方向。李德、博古仍认为应进入湘西，如会合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却坚决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贵州前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这一主张，最终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就此转兵西向，进入贵州境内。　　此时的贵州是南方军阀统治最薄弱的地区，该省军阀对南京政府有独立性，省内还分裂为王家烈、侯之担、犹国材、蒋在珍四派。黔军多是既带步枪又带烟枪的“双枪兵”，战斗力比湘军、桂军差得多。红军进入那里能得到一个休整之机，这也是当时唯一的出路。　　不过严格而论，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并非战略“转兵”。正因为如此，红军从通道出发占领黎平县城后，在那里就进军方向又发生了一场争论。　　黎平会议再起争论　　通道转兵后，红军避开敌重兵，三天后便顺利占领贵州东部的黎平县城。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此开会，由周恩来主持，李德称病未到会。博古在会上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李德也托人转达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周恩来与之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表示不服，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其他领导人也不愿再听取这个国际顾问的意见。　　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　　黎平会议只有政治局成员参加，各军团首长没有到会，不过知道会议决定后，大都表示满意。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说：“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前进。”　　猴场会议最终结束错误计划　　红军进入贵州后，各派军阀自保实力，不敢以主力拦截。1935年元旦前夕，红军顺利占领猴场这一黔东重镇。中央机关在镇中找到的住房条件很好，屋里还有电话。　　到达猴场的当天深夜，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的前进方向。会上博古、李德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红军要么在乌江南岸打游击，要么准备向东拐，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提议马上被周恩来、毛泽东和其他多数领导人否决。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下一步的立足点是“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　　猴场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既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又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这一决定还使中央红军挺进黔北、攻占遵义的正确方针有了实际保障。　　博古、李德错误主张的底线是不过乌江，因为乌江是天险，过去了就不容易再回来，折向湘西也不太可能。　　猴场会议通过的这一决定，完全断绝了实施原先向湘西前进的错误计划主张的后路，把预想的落脚点彻底改为黔北或四川。中央红军向黔北行动，又为召开遵义会议，实现党的伟大转折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准备。　　猴场会议后，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利用军阀王家烈集中主力守卫贵阳的机会，挥师北上渡过乌江，直取遵义城。当国民党中央军尾随进入贵州再逼近乌江时，红军已经在遵义附近休整了半个月，并且在那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点评】改正错误转折序曲　　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红军指战员思索的，就是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和落脚点。去湘西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那么就只能另寻出路，于是便有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　　这三个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前奏曲，已被历史证明具有重大的意义。红军在通道转变了行军方向，也标志着自此开始逐步扭转错误的军事路线。中央红军转向贵州后一时摆脱了危境，在遵义得到了休整，更清楚地证明了争论中谁对谁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就自然地在党的集体拥戴下形成了。　　第三章 指明方向(1)　　——遵义会议之谜（上）　　1935年1月，已经突围长征三个月的中央红军终于在遵义得到了短暂休息。恰逢城内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刚修起了豪华住宅，号称是遵义市区最好的房子，它就成为中革军委的办公地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的住所。这座后来出现在许多历史书籍、影视作品中的外形别致的二层楼，也成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解放后又被开辟为重要的革命历史遗址。　　决定中央红军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会议能在遵义召开，是经过了一段较长时间酝酿的。　　国民党军队被“涮”　　中央红军自赣南突围后的三个月间，总处于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1934年12月中旬，临时中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实行“通道转兵”进军贵州，才暂时甩掉了后面追敌，并吓跑了正面的守敌，赢得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时间。　　1935年1月7日拂晓，神兵天降一般的红军突然攻占了贵州北部最大城市遵义的南门，城内守敌听到枪声大作后望风而逃。1月9日以后，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从乌江边陆续进入城内。据当时的人回忆，红军入城时正在下雨，战士们满身泥污。不过他们在城外还是停下洗脸洗手，然后高唱《红军纪律歌》进了城，市民们看到他们衣衫破烂，但精神面貌很好。　　红军主力能在城内休息十二天，关键在于通道转兵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此时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打了很多胜仗，威胁常德，牵制了湖南军阀主力，未能尾追中央红军，起到掩护作用。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兵在中央红军入黔之初，仍估计红军会回头与二、六军团会合，薛岳所率的两个纵队还在湘西芷江、洪江严阵以待，直至红军渡过乌江才发现情况有变，就此追入贵州。贵州的王家烈等四派军阀既要各自保存实力，同时还要防备蒋介石的中央军乘追红军之机抢他们的地盘，一时也不肯出力拦截。　　中央红军得到这个机会在城内休息，部队招入新战士补充兵员，被服厂开工为全军每人都制作了新军衣，同时突击医治了伤病员。陈云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红军在黔北休养十二天，使红军在湘南之疲劳，完全恢复，精神一振，使以后之战争，不仅战斗力不减，反如生龙活虎。”　　开会日期难以断定　　在遵义得到休整的另一个重大意义，便是中央有时间召集政治局成员和各军团负责人坐到一起，开几天会，详细地讨论问题。由于当时处于万里转战途中，文件记录携带困难，又要防其遗失或落入敌手，因而会议没有记录，召开的时间也难以判定。遵义会议在中央的铁皮箱子里保留下的唯一文件是《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标明日期是2月8日。　　遵义会议旧址　　这个决议由毛泽东委托张闻天起草，在会议上通过。后来一些书籍曾根据这一日期，认为会议在此之前召开。不过据中央机关行军日志记录，党中央机关于1月9日至10日陆续进城，会议肯定是在1月10日以后召开。会议的时间有人回忆是三天，有人回忆开了一个星期。　　现在根据当年一些当事者所留下的行军日记，大致可判断遵义会议在1月15日正式开始，到18日结束，19日红军便开始出城北上。据当事者回忆，会议一般都是晚间7时开始，到凌晨时分结束。当时城内还有电灯，这次会议在长征期间是条件最好的一次。　　长征开始就开始酝酿这样的会议　　1月15日晚饭后，二十个人来到柏辉章公馆内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此开始。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还有七位红军指挥员虽非政治局成员，也被吸收到会。他们是：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红军报纸《红星报》的总编辑、新任命的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也出席了会议。在场的还有国际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这次会议，酝酿起自于红军长征开始时，最早的倡导者是王稼祥和张闻天。早在第五次反“围剿”连连失利时，张闻天就对博古、李德的指挥非常不满，提出：“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长征开始时，王稼祥同毛泽东一起坐担架，面对危局主张尽快更换领导，并主张召开会议解决问题。随后，王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左）、周恩来（中）、王稼祥（右）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作战行动　　稼祥又找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商谈此事，得到一致赞成。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伍修权后来总结说：“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张闻天对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也起到重要的作用。从酝酿期间，他便同毛泽东商讨了如何批判错误的军事路线，并已经事先起草了会议的决议。　　主报告、副报告和反报告　　遵义会议还是由党的总负责博古主持，他坐在一张长条桌子中间的位置上。别的参加者也没有名单座次，随便找个凳子坐下。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解决燃眉之急的军事路线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　　博古首先发言做了“主报告”，虽然对军事路线有所检讨，却主要强调客观原因，把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接着，周恩来做了“副报告”。他为人一向谦虚，以自我批评的精神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时李德坐在门旁边，垂头丧气，人们形容他是“处在一个被告位置”。　　“主报告”和“副报告”完成后，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根据事先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好的意见，做了一个系统的“反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从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出发后的错误军事指挥。这一发言，马上引起会场上多数人的同感，会场气氛马上改变。　　只有一人支持博古　　毛泽东过去参加会议时，一般总是先听大家的意见，再做结论性总结。在遵义会议上，他在张闻天做“反报告”后就马上发言，据与会者回忆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的发言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和在各方面的表现，如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特别针对李德的瞎指挥说：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他还列举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观点。毛泽东的发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受到与会绝大多数人的热烈拥护。　　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他在会上率先明确地提出应由毛泽东指挥红军。周恩来也再次发言表态，认为毛泽东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正确的，并提议毛泽东任红军总指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都发了言，林彪却没有明确表态。从到会的二十余名领导人的态度看，只有一人支持博古的意见。　　在会场上，伍修权一面听着大家对李德的批判，一面翻译给他听。李德本人只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最后神情沮丧地为错误做了一点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不论最后的责任由谁负，此前的军事指挥错误却已是会上公认的不争的事实，改变领导也就成为必然。　　【点评】根本改变在遵义　　在遵义会议之前，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已经开始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然而真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通道、黎平、猴场召开的会议，只解决了进军方向和行动路线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的路线问题。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临时中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明确了这一点，会议才能做出决定：“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正是在此基础上，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的组织领导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得到解决，并就此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第四章 指明方向(1)　　——遵义会议之谜（下）　　几十年间，对遵义会议已经有无数理论文章和文艺作品做了称颂，史书中差不多都一致说，会议树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然而到了1982年，中央档案馆发现一份当年政治局委员陈云在会议结束后的笔记。从中可以看出，会议期间，党中央总负责博古的职务并没有被撤销，会议决定周恩来是军事上的最高指挥者，而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有人阅读这份第一手记录后，对传统说法提出了一些疑问。不过深入进行研究，仍可看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领导地位一事，是可以肯定的。　　陈云笔记留下准确记载　　由于长征期间的特殊环境，中共中央要求涉及核心机密的内容不留只字片纸，以免在征途中遗失落入敌手，遵义会议做出的组织方面的决议没有留下记录。后来的参加者都是靠回忆来记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众口一词的说法是毛泽东从此树立了领导地位，不过对职务安排的情况却说法不一。到会者大都记得，王稼祥、周恩来先后在会上提议，毛泽东应该出来担任党的领袖，毛泽东却以身体不好推辞，后来是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　　不过在共产国际保留的中共档案中，却留下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在中苏关系非常友好的1956年，苏共中央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的全部资料送交中共中央。1957年1月中共中央档案馆将这批数量达几百箱的档案运回国后，原想提供给党史研究部门，然而国内随即出现了反右斗争，接着政治运动不断，这批档案就没有供研究使用，只供少数人用于搞“专案”。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档案馆才组织人清理这批从苏联运回的历史文件。1982年，清理人员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文件中发现一份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的手稿《（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辨认，是陈云的笔迹。　　陈云这个笔记本，是对遵义会议最权威的第一手记录。陈云拿到笔记本后回忆，这是会后一个月内所写，准备传达使用，内容无疑是准确的。几个月后过了泸定桥，他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并转赴苏联。根据陈云的这一笔记，遵义会议决议主要有四点：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决议上写了“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意思就是说领导班子的分工暂时还没有定。　　放弃贵州到四川去　　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后，马上又面临着选择落脚点的问题。在一个月前的黎平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　　黎平召开会议。图为黎平会议旧址意见，中央改变了到湘西落脚的计划，预定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　　到达遵义之后，中央发现当地的实际情况与想像出入很大，贵州并不是建立根据地的适宜地区。黔北盛产鸦片，粮食却很少，烟毒泛滥，严重影响了青壮年男子的体质，以致招兵有不少困难。加上黔北人口相对较少，少数民族又多，共产党的影响薄弱，地形条件也很不利，红军在此难以得到发展。于是政治局同意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改变黎平会议的决定，准备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北或川西建立根据地。　　为了便于灵活机动作战，遵义会议否定了“大搬家”，对剩下的3万多红军进行了整编。政治局委员陈云领导了整编。这次整编把过去臃肿的“红章”纵队编制取消，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愿意留下参军的补充入作战部队，不愿意走的遣散。过湘江后还保存下来的少量重物，这时或埋或丢，只剩下一个小队留有部分驮子和挑子，主要保管金银和文件。　　通过这次整编，全军完成了轻装，行动灵活，便于机动作战，这样才有了后来毛泽东指挥的出奇制胜的四渡赤水之战。　　遵义会议使命终完成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北进，到达云南东北的扎西。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连续召开会议，解决了常委分工，遵义会议的决议也正式成文，这实际上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　　鉴于博古很难继续领导下去，毛泽东又不愿出任总负责，大家就拥戴张闻天。1935年2月5日，在川黔滇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因这个村子的鸡一叫三省都能听到而得名），政治局召开一个小会，博古把装有中央文件的两个铁皮箱子交给张闻天，象征着移交权力，并胸襟坦荡地认为自己缺乏领导全党的才能。博古因缺乏实际经验犯过“左”的错误，但个人品质还是好的，后来又为党做出了贡献。　　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名义上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人，但他在党内军内具有崇高威望，会议后的中央负责人也坚信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张闻天、周恩来主要听取他的意见，这在事实上使毛泽东处于核心地位。在此后一段时间里，负总责的张闻天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互相配合，形成领导全党全军的新格局。　　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遵义会议是第一次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　　192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当时世界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共产国际的组织规定，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任命要经国际批准。直至1933年举行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召开的各次全会和重要的政治局会议，都有国际代表参加或经国际批准。　　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样大的变化不是经过共产国际提出，而是由中国共产党自己做出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政治局扩大会，只有一个外国人李德到场，他不仅不是代表，还成了受批判的对象。这一批判，恰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已经从照搬教条的错误中摆脱出来了。　　中共中央独立解决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自身已经能够成熟地处理国内问题，不需要国际代表来发号施令；二是因为红军在长征途中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　　过去中共中央设在瑞金的电台功率小，同莫斯科的联络要经过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收报后再转发莫斯科。红军从江西出发时，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这一坏事恰恰也变成了好事，迫使中国共产党下决心自己解决问题。　　遵义会议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并非政治局成员的主要军事指挥人员都参加了此次会议，像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彭德怀、聂荣臻、林彪、杨尚昆、董振堂等军团首长都参加了会议。此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是小范围讨论，到会讨论者还有不少缺乏军事知识。遵义会议扩大吸收了许多部队首长参加，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　　【点评】思想解放历史选择　　遵义会议召开前，红军已经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推举毛泽东来领导全党全军，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思想解放。中共中央能自己通过斗争实践选择领袖，而不是由共产国际指定，这本身就是独立自主的体现。　　随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领导红军走出了危境，并且开启了近代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带领红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最后又取得了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五章 南下还是北进(1)　　——两河口会议之谜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1935年6月，跋涉八省险阻的中央红军翻越雪山后，同刚刚放弃了川陕根据地而西进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两军欢呼雀跃，尤其是中央红军更是激动万分，马上唱出了一首新编的歌。　　在广大指战员表达兴奋之情时，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却同张国焘就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中央就此在两河口、黑水芦花、沙窝、毛儿盖连连召开政治局会议，一座座藏式木楼或寺堂成了激烈争论的场所。　　南下还是北进，在当时成为争执的焦点。　　两大主力没了落脚点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中央红军经过万里转战部队大幅减员，总数已不足2万人，衣衫破烂，人马疲惫。刚退出川陕的红四方面军约有8万人，服装整齐，显得兵强马壮。　　自1931年春天起主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此时自恃军力强，又以资格最老的政治局委员自居，看不起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张国焘见到周恩来，首先询问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恩来说在遵义时还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他不仅不服从中央的决定，反而提出自己的一系列主张要中央接受。　　5月间中央红军经过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已将被拖得疲惫不堪的国民党追兵甩在后面。中央在会理会议上决定尽快北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实现遵义会议提出的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中央入川时致电张国焘，只要求派兵接应，然而他却在4月间让红四方面军完全放弃了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西进开始长征。　　中央领导人同张国焘见面后，便问他为何放弃川陕苏区。张国焘回答，那里已经是一块拧干了的柠檬。他的意思是根据地内财力已经枯竭，青壮年也动员光了。其实最根本原因是他想向西部逃避国民党的进攻。这样，红一、四方面军都处于无后方状态，下一步到哪里落脚就成了当务之急。　　1935年6月26日，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大会（中央红军此时又改称一方面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会，张国焘也来参加。会后，中央政治局在当地的一个喇嘛寺内召开了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两河口会议上讨论的中心问题，便是“到什么地方建立新苏区”。周恩来分析了当地情况，认为人口少且多属少数民族，扩大红军很困难。东面成都盆地附近又集中了国民党川军和中央军主力，“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上甘肃”，然后向陕西发展，四川现有地区可作为游击区。　　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都认为，两军会师后可以迎来革命新高潮，“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张国焘却一心避战，提出或南下川康建立“川康政府”，或转向青海、新疆。若照此实施，红军将进入荒凉的绝地。尽管中央一再说服，张国焘却消极对抗，还依仗实力伸手要权，南下或北上一时成了争执焦点。　　滞留苦地，红军说服工作艰难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共有10万人，因前进的方针未定，徘徊停留在人烟稀少的汉藏交界区两个月，供给很难保障，指战员们只好割尚未完全成熟的青稞，吃了后还难以消化。中共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任命他为红军总政委，同意破例从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吸收陈昌浩、周纯全加入政治局。同时为促进两个方面军团结，中央还从兵员大为减少的一方面军抽调许多干部到四方面军任职。毛泽东等领导人同张国焘反复谈话，希望说服他尽快同意北上，并说明北上才是唯一的出路。　　毛泽东同张国焘于五四运动时便在北京大学相识，又同是中共一大代表，过去虽多次共过事，关系却长期不融洽。两军会师后二人多次长谈也总不投机。为了缓和气氛，毛泽东有一次还带着女干部刘英（后来的张闻天夫人）前往，见面就说：“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时不解，毛泽东便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由此恍然大悟，也笑了起来。不过，一谈到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两人又无一致意见。　　7月21日至22日，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县城）举行会议。在会上，中央在肯定了四方面军战绩的同时，也批评了退出川陕苏区的错误。而张国焘则指责一方面军长征中减员大。会议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一、四方面军部队，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会议决定尽快消灭占领松潘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打开北上通道，会后却因张国焘拖延避战而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为了说服张国焘同意北上，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共十一人到会。这次会议虽然提出创建川陕甘根据地，却也开始公开暴露出张国焘与党中央的政治分歧。会后，张国焘在四方面军煽动对抗中央的情绪，不愿北上而鼓吹南下。　　为统一认识，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张国焘没有出席，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北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到会的原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都表示拥护。会后，红军开始过草地，然而张国焘虽在表面服从北进主张，实际仍坚持南下路线，这又在征途中潜伏下重大危机。　　张国焘终于率军南下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有五个军，即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有一、三、五、九共四个军团（随即亦改称军，九军团改称三十二军）。在北进时，两个方面军混合编组，分为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率领的总司令部随左路军前进，下辖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随右路军前进，下辖一、三、四、三十军。8月下旬，左、右两路军经过七天艰难跋涉，通过了草地。　　右路军通过草地后，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和第三十军发起包座战斗，歼灭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大部分兵力，打开了北上通道。这时张国焘却突然变卦，率左路军南下，并要求右路军也南下。在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毛泽东对他反复说服仍无效果。中共中央为避免发生红军内部冲突，便率领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共8000余人于夜间出发单独北上。张国焘随后诬蔑中央“逃跑”，自己还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　　从1935年6月至8月，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为了说服张国焘，统一党内认识，实现北上，召开了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虽然政治局通过的一系列有关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被张国焘破坏，但是这些会议对于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争取红军各主力部队能最终会师陕甘宁，还是有着重大意义。　　【点评】北上决定富有远见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出现北上和南下的争执。红四方面军（包括留在其中的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跟随张国焘南下后，在川康边界地区几经激战也站不住脚，被迫退向甘孜藏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开拓了广大的根据地，并同东北军、西北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当时国内抗日高潮正在兴起，红军只有进入到北方抗战前线，才能发展力量。如果退到偏僻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远离抗日前线，在政治上无法争取最广大的群众，在经济上也无法长久保障供应，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事实证明，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等地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北上，是富有远见的正确决策。　　第六章 几经改变(1)　　——红军定向陕甘宁之谜　　1935年8月末，中共中央随右路军通过了有“死亡地带”之称的水草地，此时又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中央只率领8000余人的队伍向北进入陌生的陕甘地区，不能不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探索前进，并召开一次次会议研究落脚地点。于是，在中央红军长征的收尾阶段，连续召开了巴西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　　没有等来张国焘，巴西会议决定连夜北上　　8月底，中共中央跟随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左路军赶到会合，再占领甘肃广大地区。此时右路军有4万多人，多数部队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第四、第三十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负责指挥。　　到达巴西后，虽当地仍很荒凉，毕竟有了人家和房屋，部队找到了粮食，战士们也迅速恢复体力。9月2日至9日，中央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工作方针。然而张国焘所率的左路军没有到达。　　9月9日叶剑英向中央报告，张国焘来电说已率左路军南下，并致电陈昌浩要其率右路军南下。对这份电报的内容，在不同回忆录中有不同解释，不过这封电报强行对抗中央北上方针的内容却是确凿的。　　得到叶剑英的报告，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在会上，大家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　　为了坚持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一部继续北上。这次会议时间很短，在凌晨结束，到会的领导迅速各自返回宿营地，在黑暗中带领机关和部队离开，还规定不许打火把，天亮后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才发现中央已经离开。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时，又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俄界开会确立新方向　　9月11日晚，毛泽东等人带领中央机关和红三军陆续到达俄界（今属甘肃迭部县），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到达次日，政治局又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着重指出：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张国焘反对中央这个方针，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使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　　会议还决定，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肃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由于剩下的部队不多，会议决定将原有一、三军（军团）缩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　　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对张国焘对抗中央的行为都非常愤慨，不过大家认为，这毕竟还属于党内斗争。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因考虑到今后还要争取他本人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因此不对外公布，只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于1935年9月18日进占甘肃哈达铺。这个较大的镇子里回族、汉族居民各占一半左右，部队到达此地后利用三天时间休息整编。　　由于刚刚走过草地的指战员身体大多虚弱，为了尽快恢复体力，全军上下从司令员到战士、炊事员都发了一块大洋，按当地物价可以买五只鸡。当时部队连天改善生活，许多人还洗了澡、理了发，面貌焕然一新。在镇上，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正式宣布组成，下辖三个纵队：原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军委机关编为第三纵队，原来的各团缩编为大队。　　在哈达铺休整时，中共中央领导人还从报纸上了解到日本侵略我国北方的形势。尤其是毛泽东等人看到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都非常兴奋，大家议定应该到那里落脚。　　连以上干部开会，感觉要“到家”了　　9月22日，部队从哈达铺出发，毛泽东做动员讲话说：“我们目前只有8000多人，人是少了一点，但小有小的好处，目标小点，作战灵活性大。人少点，更不用悲观，我们现在比1929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东进后，于9月27日占领甘肃通渭县的榜罗镇，在当地又休整了两天。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感到，确定落脚点这样一件大事，还应由政治局集体讨论决定为好，于是又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到会者一致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那里的红军会合。　　榜罗镇会议结束后，9月28日清晨，党中央召开了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政委毛泽东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决策，并进行了政治动员。接着，支队司令员彭德怀、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先后讲了话。最后，出身陕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西的干部贾拓夫还向大家介绍了陕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的情况。转战两万里，人们此时终于有了一种快“到家”的感觉。　　毛泽东、彭德怀于9月29日率第一纵队先行出发，直向陕北前进，并打退了尾追的马家军和东北军的骑兵。　　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入一个只有十孔窑洞的小村镇。老百姓不知道来的是什么军队，大都逃避。不过先头部队发现，一个窑洞前挂着“赤安县六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他们异常兴奋，确认自己到达了陕甘根据地。　　这个地方叫吴起镇。中央派人去联系当地的苏区和红军领导人，接着于10月22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报告，正式宣告长征结束。他详细说明了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提出应在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并以陕甘晋三省为发展主要区域。他还提出，应重视同西北同志的团结；南北军队有些不同，互换领导，亦须注意；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　　会上的其他同志发言，表示了希望“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不过一些领导人感到，一时还难以做到这点。　　会议结束后，10月29日，陕甘支队发表《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号召陕甘支队指战员要迅速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吴起镇会议，为11月上旬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做好了准备。　　【点评】明确目标落脚陕北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的一个多月里，政治局在2000里的行军中连续召开会议，这对汇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最后统一思想落脚陕北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段时间里也充分体现出来。当年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藏式木楼、黄土高坡上的窑洞大都已难寻，然而那个艰难岁月中发扬民主的作风和优良传统，还是作为宝贵财富留给了后人。　　第七章 重握主动(1)　　——瓦窑堡确定大转变之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当地虽然贫穷，可毕竟伤病员有了地方安置，中央机关也有了相对固定的住所，全军还下发了根据地群众缝制的新棉衣。不过这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仍在南方长征和转战，如何确定新的政治方针，迎来全军长征的胜利，仍是头等重大问题。　　此时，一个化装为货郎的“远方”来客来到陕甘苏区的中心瓦窑堡，带来了共产国际指示。接着，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在一孔石窑洞里召开了……　　神秘货郎带来共产国际新指示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的吴起镇，11月6日又到达甘泉的象鼻子湾，同红十五军团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由于国民党军正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红十五军团的领导人徐海东等赶到前线指挥，张闻天则率中央机关北上进入中共陕北省委和陕北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瓦窑堡。　　11月10日，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这一天，陕甘苏维埃政府组织几千群众夹道欢迎，敲锣打鼓，还表演了秧歌舞，镇子里热闹非凡。张闻天进镇后，与新婚妻子刘英住进了一孔宽敞些的石窑洞，中央的一些重大事务便在那里处理。　　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后十余天，一个身穿光板羊皮袄的壮汉便找到这里，见到了老熟人张闻天。这个人就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领导人张浩（原名林育英）。他于四个月前受共产国际委派，从莫斯科回国寻找中共中央传达新精神。为防路上被敌抓捕，遭遇不测，张浩不带任何文字材料，行前背下了文件内容和新电码，化装成一个货郎，先骑骆驼后步行，跋涉千里通过内蒙古戈壁，沿途打听红军消息，最后看到陕北苏区的布告才找到瓦窑堡，一路上足足走了三个月。　　新精神与毛泽东想法不谋而合　　张浩见到张闻天后，讲述了共产国际的政策和策略的新变化。由于德国、日本对苏联的威胁日益增加，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七大上盛赞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会后到达莫斯科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又报告了红军长征的情况，使得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领导人更急于把国际新精神通知中共中央。由于中央红军长征后与莫斯科中断了电讯联络，共产国际在七大结束后便派张浩作为代表（过去派来的国际代表都是外国人），从苏联通过外蒙古进入内蒙古，前往西北寻找长征中的中共中央。　　张浩的到来，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都非常高兴。张闻天让他留在自己的窑洞里，一日三餐在一起边吃边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从前线赶来相会。毛泽东得知国际新精神正好与自身想法相吻合，马上开始制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作为中共党内老资格的革命家，又有“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张浩对团结争取红四方面军和制止张国焘的分裂也起了重大作用。他到达后便致电过去很熟悉的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肯定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迫使其收起自立的“中央”牌子，回电表示“急谋党内统一”。张浩随后又对四方面军做了许多工作，促进了三大主力会师陕甘宁，胜利结束了长征。　　新政策出台：一致抗日，争取东北军　　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聚集到张闻天家的简陋窑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窑洞只能坐下十几个人，开会时在炕前支起一张旧方桌和几条长凳，政治局委员在炕上和长凳上随便就坐。　　瓦窑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博古（秦邦宪）、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杨尚昆等十几人参加，张浩（林育英）在会上做传达。由于这次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中央也让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前来参加。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中央负责人着重研究了如何团结国内各阶层一致抗日。当时红军在陕甘战场的主要对手，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流落关内、又被蒋介石驱赶到“剿共”前线充当炮灰的张学良指挥的东北军，于是这支部队便成为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对象。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提出了新的策略。会议还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决定，重组的红一方面军尽快东征山西，争取进入华北抗日前线。　　1936年2月，毛泽东亲率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因蒋介石派十个师帮助阎锡山拦阻，两个多月后折返陕北。东征的成就如同毛泽东曾用四句话所概括的：“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　　红军主力东征期间，留守陕北的周恩来进入东北军控制的延安，同张学良在教堂中秘密会见，促进了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建立合作关系，不久便促成了以“兵谏”捉蒋逼其停止内战的“西安事变”。这些都是瓦窑堡会议新政策的成果。　　中共参加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博古（左）、叶剑英（中）、周恩来（右）　　瓦窑堡成为张学良的“战绩”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秘密前往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使此前遭受严重破坏的白区党组织开始恢复，“一二九”运动后掀起的全国抗日救亡热潮也日益高涨。　　在召开瓦窑堡会议后的近半年间，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根据地的中心，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也设在城内北侧的米粮张学良山上。1936年春，蒋介石严令东北军进兵“剿共”，并对行动不力的部队，以惩处和停发军饷相威胁。此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必须让张学良对蒋介石有所交代，于是秘密同东北军打了招呼，主动让出瓦窑堡，使其能向蒋介石报告“收复瓦窑堡”的“战绩”。1936年6月，中共中央迁往保安县城（今志丹县）。　　张浩和中共中央把新的政策方针通过电台通知了返回川康边的红四方面军。此时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中央北上陕北后打开了局面，红四方面军则在藏区陷入了兵源粮源补充极困难的窘境，部队人数由8万减至4万。任弼时、贺龙所率的红二、六军团（红二、六军团后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后，了解到中央的新政策后也坚决拥护。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终于根据中央的要求一起北上，促成了三大主力红军于10月间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点评】局面扭转焕然一新　　如今人们到陕北子长县瓦窑堡镇，还能看到城内中山街南侧，下河滩田家院的几孔坐西面东的窑洞。左起第二孔窑洞即张闻天旧居，正是在这里，召开了瓦窑堡会议。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众多的会议，大都是在紧急情况下讨论行动方向。长征到达贵州北部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路线和策略的转变。不过那时军情紧急，主要是改变军事路线。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会议上才彻底纠正了“左”的政治路线，完成了从遵义会议时开始的全党的策略转变。此后，国内形势很快焕然一新，同时迎来了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和长征胜利结束，也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日高潮中得到自身的大发展。　　第四部分 战役之谜　　第一章 喋血湘江(1)　　——红军伤亡之谜　　长征究竟经过了多少次战斗？战果是多少？根据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结束长征时由彭加伦记录、肖向荣填词的《远征曲》这样总结：“大小五百余战，计算起来，溃敌四百一十团。”这还只是中央红军的情况。　　中央红军的湘江之战是红军所有战役中最为惨烈的，这是确信无疑的。　　湘江之战，发生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时。经此恶战突围后，红军人数从出发时的8万6000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　　“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首先是言其损失的人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硬仗、恶仗、败仗并没有少打。黎川、浒湾、大雄关、广昌等战斗，红军连遭败绩。尤其是著名的广昌保卫战，红军血战18天，伤亡5000余人，最终却未能守住广昌。　　湘江之战开始前，通过前三道封锁线时，红军也遭受了一些损失。　　红军前进方向上的四道封锁线，并非同时构筑，而是随破随构。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的蒋介石虽然有时判断失误，但他作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高级指挥官，有一定的战术素养，对红军初期的行动方向判断也是准确的。　　第一道封锁线在信丰河一线，红军的对手是粤军陈济棠部，当地构筑了很多碉堡。尽管党中央已经与粤军有借道的协议，但因消息不畅，红军仍然遭到粤军一些抗击，损失3700余人，折损一员猛将洪超。洪超18岁参加南昌起义，身经百战，时任红三军团先锋第四师师长，牺牲时年仅24岁。　　通过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仍然战斗不断。战斗损失和掉队、落伍使红军分别减员9700余人和8600余人。如此算来，虽经沿途的零星补充，红军到达湘江河畔第四道封锁线的时候，不过65万人。　　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旧址之一——固陂　　中共中央在突围转移时，是想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因此携带了印钞机、石印机等大量的“坛坛罐罐”。主力一、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护卫着庞大臃肿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纵队做甬道式行军，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彭德怀对把高度机动、善打能藏的红军精兵当做“轿夫”，只能被动挨打的做法非常不满，愤怒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本来在8月上旬，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在江西界首地区顺利渡过湘江。但到了11月下旬，情况与三个月前判若云泥：彭德怀谶语成真，湘江两岸果然成了成万红军的埋骨坟场。　　丧失良机只能死拼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判断出红军是想前往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湘江是必经之地，于是命令中央军以八个师追击，并命令湘、桂两省军队在兴安与全县之间沿湘江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意图在此全歼红军。　　遗憾的是，中革军委在无线电侦知了严峻敌情之后，仍于11月25日下达了抢渡湘江的命令。这样，红军便处于蒋、桂、湘等军队的联合夹击下，态势极端不利。　　起初，红军并非无机可乘。桂军首领白崇禧通过飞机侦察发现，尾追于红军之后的中央军将原来的两日行程突然扩大为七日以上，便认定蒋介石是想让桂军与红军火并以两败俱伤，中央军好乘机进入广西，于是下令桂军主力西调阻止红军进广西，在湘江北面让开一条缺口。红军先头部队迅速渡过湘江，至11月27日晚，控制了30公里长的湘江两岸。但中央和军委纵队行军速度缓慢，用4天才走了72公里，良机就这样白白丧失了。　　从11月28日开始，在蒋介石严令下，湘军最先向守卫渡口的红军发起进攻。桂军也返身杀回发起侧击，中央军则在后面猛攻。红一、三军团为保卫湘蒋介石在江西督战江渡河点，在江边低矮的丘陵地带依托临时工事展开血战，在敌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伤亡惨重。　　在中革军委实际负指挥责任的李德，只知笨拙地实行甬道掩护战。面对战场上的严重局面，军委虽雪片似的发出“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文电，却不肯扔掉坛坛罐罐。这样既无法提高行军过江的速度，也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指挥方案，只发出了一份内容空洞的“训词”，鼓动部队死守硬拼。幸亏广大指战员的英勇，才使大队免被敌拦腰截断。　　经过五日五夜的血战，至12月1日傍晚，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并于12月3日向西进入桂北越城岭山区。至此，湘江战役以红军受到重创而结束。　　代价惨重，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　　湘江之战，红军到底损失多少人马？迄今为止，说法不一。战史中并没有公布具体的统计数字，以下数字可供读者自己分析。　　在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中统计：红一军团三个师19880人；红三军团三个师17805人；红五军团二个师12168人；红八军团二个师10922人；红九军团二个师11538人；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内含一个新兵组成的教导师）。以上共计86789人。全军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十几发，轻机枪百余发。　　通过前三道封锁线，红军共计损失22000人，但沿途有所补充。　　12月5日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检点人员，约37万人，这是遵义会议前的一个统计。　　指挥湘江战役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何键、白崇禧在讲话中均说，红军在此役中战死的连带打散的将近2万人。　　作为主力的红一、三军团都折损近半，红五军只剩一个师，而主要由长征前刚动员入伍的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仅剩1000余人，红九军团剩3000余人。　　“绞肉机”中一天阵亡两个团长　　湘江之战冠以“惨烈”之名，也是言红军将士牺牲之壮烈。红军指战员在风景如画的湘江边上，度过了梦魇般的五日五夜。　　当时在红军部队中有这样一首歌谣来形容各系军阀的战斗力：“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凶如狼。”此时的“湘狼”和“广西猴子”，一反过去“坐山观虎斗”，暂时放弃了与中央军的矛盾，合力向红军发起进攻，其总兵力达15个师，约20多万人，更兼国民党军有飞机每日扫射轰炸。　　守卫湘江河畔渡口的红军防御阵地，成了一个巨大的绞肉机。双方的兵力被不断投入，然后被不断消耗，再不断投入，再不断被消耗。这种战术对于兵力和武器处于劣势的红军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在渡口南面，红三军团抗击回头北上的桂系两个军，战况尤为惨烈。五师师长李天佑看着部队伤亡过半，一面严令坚守，一面催促机关人员“走快点”。　　在湘江渡口北面，红一、九军团主要抗击湘军进攻。第三师的团、营干部大部分牺牲或负伤，四师在一天之内竟有两位团长阵亡。　　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五军团与中央军追兵日夜激战，到达湘江边时渡口已被敌控制，军团部和第十三师只得另寻渡河点涉水而过。随红五军团担任后卫的刘伯承最后渡江时，看到路边倒下的大批红军遗体，四处散落的机器、装备，满江漂流的文件和苏维埃币，不禁长长叹息。　　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第十八团被截断在湘江东岸，战至最后大部牺牲。　　红五军团的三十四师是后卫中的后卫，在师长陈树湘的率领下，在湘江以东阻击追兵，全师6000余人仅剩300余人，与主力红军失去了联系。陈树湘负伤被俘，敌人为他医治并准备诱降时，他拒食拒医，并用手从腹部伤口处挖出自己的肠子，用力绞断而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敌人竟将他的头砍下来，在道县城门上示众三天。　　【点评】红军不死转折契机　　湘江之战战斗之烈，牺牲之惨，是红军史上从未有过的。但是，红军没有失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红军还是突破了他最重要的一条封锁线，折向湘桂边界的越城岭（老山界）山区。对此，蒋介石叹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　　血的教训使红军对“左”的错误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为人谦和如周恩来者，也坚决反对洋顾问李德再来指挥红军。这就为随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空灵奇幻(1)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谜　　四渡赤水，被毛泽东自称为军事指挥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四渡赤水是一组环环相扣的战斗，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南渡乌江，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的边界赤水河流域转了三个月，走了110个城镇。整组战斗败中有胜，胜中有败，先败后胜，反败为胜。　　四渡赤水把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毛泽东“复出”，第一仗打得并不顺　　遵义会议根据黔北条件不利和国民党40万大军逼近的情况，决定调整战略方针，令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到川西或川西北地区创建根据地。　　1935年1月20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过赤水河后从宜宾至泸州段北渡长江。　　1月27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赤水河中游东岸的土城镇前进，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的刘湘不肯轻易放弃。川军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县城，阻止红军北进，后面尾追的敌军又紧逼上来。毛泽东主张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拦阻的川军。　　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复出”后决策的第一仗打响了。　　青杠坡是狭谷地带，红三、五军团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前半段打得顺利，一度突破川军的正面阵地。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和优势装备，使作战形势立刻改变，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经审问俘虏发现，敌军不是事先侦知的四个团6000多人，而是六个团1万多人，且为川军战斗力最强的郭勋祺“模范师”。当敌军进逼到军委指挥部前沿时，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回援参战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拼死奋战，战局才得以稳定。　　战斗变成了拼消耗，但红军当时每人只有20发子弹，形势显然不利。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由赤水城北上渡江计划，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朱德、刘伯承继续指挥红军坚持战斗，周恩来负责指挥在天亮前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处理笨重物资。1月29日凌晨，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两个地段的渡口西渡，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这就是一渡赤水。　　此时红军没有根据地，消耗和伤亡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按照“没有取胜即是失败”的逻辑，土城之战先胜后败。此战国民党川、黔军损失了3000余人，而红军的损失则缺乏详细记载。根据在扎西整编期间红军实有兵力3万人的统计，等于此战抵消了在遵义一带扩军的数量，即伤亡或失散约4000多人（掉队者多是不适应长途行军的新兵）。尤其是长征前由红军学校改编的干部团学员在此役中伤亡过百，那可都是红军连、排级干部，骨干中的骨干，令毛泽东心疼不已。　　二渡赤水连战连捷，蒋介石感觉“奇耻大辱”　　此时，四川军阀刘湘为防止红军入川，集中了36个团于长江南岸，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难以实现。毛泽东决定改向云南威信县的扎西集中，并在随后的扎西会议上做了自我批评：土城之战失利，一是敌情没摸准，二是轻敌，对刘湘模范师的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红一军团北上打赤水城。他还特别强调，要吸取这一仗的教训，今后力戒之！　　时隔近20年，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在党的八大期间，毛泽东曾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他就此举例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红军改道扎西，川滇军阀随之进逼，红军此时无法按计划过长江，又陷入危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