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谁任其咎（1）陈悦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巨大的伤痕，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或多或少见到这场战争所造成的直接、间接的影响。甲午战争的结局，导致原本从近代化赛道同一条起跑线出发的中、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命运之路，现代南北朝鲜的争端、中国的台湾问题，追根溯源也都会讲到甲午，这是一段距离今天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的鲜活历史。提起甲午，很多人都喜欢追问，那场战争中国究竟为什么失败了？谁应该为失败承担责任？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从过往的岁月流痕中找寻这些题目的答案，为今天和未来提供镜鉴，以免我们再犯祖先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本书写作之初，得到这样的命题，我备感沉重，也深知这远不是几本乃至几十本书就能完全解释透彻的问题，但作为一名甲午战争历史的研究者，我又觉得有必要不揣简陋，将自己对这段历史的感触和体会，让更多的人知道。既往的某些甲午战争史研究，往往给人一种模式化的印象。大到战争全局，小到战役局部，其论调总是倾向于将广大清军将士定义为爱国者，战争失败的原因或者是朝廷高层“投降派”的懦弱无能，或者是军队、地方上有奸臣、胆小鬼偾事掣肘，再或者是清军不懂得团结、发动人民群众，从而失去了本来可以获得的胜利。这种一度非常流行的说教式总结，在今天看来显得近乎苍白无力。而随着中国崛起于世界的种种迹象愈来愈明显，国人对于自身历史的关注度也愈来愈高，对于这场在近代史上曾扭转整个民族命运、意义深远的大战，自然不能再局限于以往刻板的认识。一个国家，乃至民族，如果不能客观地认识过往的失败，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又何谈崛起和光明的未来？甲午战败的根源，曾引发无数专家、学者的激论和探究。公允地说，这场失败实际上缘于中国近代化改革的不彻底，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个领域都没有彻底近代化的中国，输给了完全近代化的日本。世界在以一种赤裸裸的近乎残酷的方式告诉中国，适者生存，只有彻底近代化才能在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找到一条生路。本书对此战中所有重大事件均有评述，将它们联缀到一起就可呈现一幅完整的甲午战争全景长卷。近年来甲午战争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每一篇中都有所体现，诸如卫汝贵是被冤杀、平壤之战败于后勤、丰岛海战“济远” 舰尾炮退敌是造假事件、威海保卫战中山东巡抚李秉衡的掣肘举动、刘永福在台湾保卫战中的表现究竟怎样，几乎都是带有颠覆性的新结论。序言 谁任其咎（2）书中一大鲜明的特点是，引用了范围极为广泛的原始史料，包括清政府的官方文书档案；相关人物的文集、日记、回忆；时人的述评；同时也本着知我莫如敌的宗旨，大量参考了战争另一方——日本的档案。近年来，借助互联网这一便捷的沟通桥梁，甲午战争新史料的发现有了急剧性的扩展。而在史学界，过去一味偏重中国单方面的史料、较少综合运用日本和其他相关第三国资料的研究现象，也逐渐有所改变。有人说，缺乏史料的历史研究，恰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些或早已存在、或新近挖掘的细节既是历史研究所必需，同时我亦深切希望，它们可使读者诸君在回顾这段历史之时，能产生亲身触摸那个时代的脉搏跳动之感。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史属于军事史范畴，以往的研究限于条件，很少能涉及和结合甲午战时的军事技术知识，而一个没有军事技术知识支撑的军事史研究显然会存在很多盲点。近年来，国内的研究者正致力于弥补这一缺陷。一些既往已有成论的历史问题，在导入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后，出现了许多结论性的变化。这种新的变化，在本书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出版方将本书定名为《沉没的甲午》，甲午年对于那时的中国，的确是一个九州沉沦、万马齐喑的岁月。原本举国皆醉、沉浸在天朝上国虚骄气里的中国社会，遭遇了当头棒喝，这段中国在近代化改革道路上跌倒的挫折故事，拿到正处在现代化改革道路上的今天来看，或许能让人产生更多的感触。陈悦2009年12月3日于山东威海导读提要（1）俄国太子在琵琶湖遇刺一事，撩动了日本敏感的神经，经此之后，在这个危机感极强的国度内，向外扩张的呼声日益高涨。1894年，朝鲜国内爆发东学道起义，日本以此借口，以诡谲的外交手段，将清廷拖入局中，意图就此吞并朝鲜。中国在最初虽以“老大”姿态应战，然而在朝鲜境内、中国东北、黄海及辽东各地大战均接连以失败告终。日本击败中国，上演蛇吞大象的一幕，甲午一战的战果着实令世人为之大跌眼镜。“寄海署（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日本屡请我兵船往巡修好，现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统‘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铁快船，于五月二十日开赴日本之马关，由内海至东京晤李公使（李经方），再商定巡阅沿境各口，事竣并顺阅大阪、神户等处。据李使回电，已转致日外务省照料，请代奏。鸿。”[1]1891年6月30日，位于日本本州东南的神户港彩旗飞扬，礼炮齐鸣，当地政府和日本海军的大批官员在岸上翘首迎候。港湾入口处，一队龙旗飘飘的战舰，正缓缓地驶来。应日本政府邀请，清政府派出北洋海军军舰正式出访日本。从6月30日到8月5日，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迎着东瀛夏季融融的暖风，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访日舰只穿行日本内海，先后访问了神户、横滨、东京、长崎等城市、港口。期间日本天皇亲自接见慰问，华胄贵族、政府要员、海军将领、地方缙绅更是纷纷设宴款待，气氛极为亲密融洽。既往两国间的种种不快，似乎随着相逢一笑，就此永远化作了历史。上述的一幕，对现代中国人来说，可以说会觉得非常陌生和根本意想不到，乃至无法理解。近代从“琉球事件”开始，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为什么突然演出这么一幕？既然出现了这段中日交往的蜜月期，为什么几年后还会发生甲午战争？这一连串问题的答案，要追溯到北洋海军1891年访日的一个多月前，日本风光秀丽的琵琶湖畔发生的意外事变。世界进入英国人统治海洋的19世纪后，远离地区的抗衡。工业文明中心的东亚，处在一种独特的博弈格局中。老大帝国中国，尽管周边的琉球、越南、暹罗等属国如落叶般片片凋零，然而借着洋务自强运动在磕磕绊绊中勉力推行，外在也俨然是一只正在苏醒中的巨龙。中国东南海外的日本，虽然小国寡民，土地贫瘠，但是船小调头快，在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中，已经变为远东不可忽视的新兴强国。中日两国围绕琉球、台湾、朝鲜问题，时有摩擦，日本视中国为假想敌，中国称日本是肘腋之患，双方间以海军为代表的军备竞赛之激烈，一度令某些欧洲国家都为之咋舌。 导读提要（2）在中日两国之外，海上连樯而来的英、法、德、美等国，也纷纷在东亚落子布阵，占有、巩固各自的利益。更不容忽视的则是第三股势力——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既有欧洲国家的外表，同时又是一个在欧亚两大陆都有利益索求的双头怪鹰。众所周知，俄国的远东地区，大部分是苦寒的莽莽荒原，不利于殖民耕种，而且缺乏通往太平洋的常年不冻良港，犹如一个躯体庞大、但总是自感饥肠辘辘的莽汉巨人。俄国对拓展远东的疆域有一种极为迫切的需求，与俄国疆界相邻的亚洲弱国朝鲜成了其志在必得的目标，而这又必然与朝鲜的宗主国中国、同样对朝鲜虎视眈眈的日本产生矛盾，俨然是东亚的一出近代三国演义。为了对远东这块各国势力消长还不明朗的土地有所认识，借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开工、绕海路前往海参崴主持开工仪式的机会，俄国太子亚历山德罗维奇，即后来的尼古拉二世顺道开始了他在东亚国家的首次游历。对俄国皇储的到来，清政府予以热情接待，特别调派包括邓世昌管带的“致远”舰在内的多艘北洋海军军舰护卫，一路护送其从广东抵达江苏，再沿长江上溯内地参观。完成在中国的特殊旅行之后，俄国太子又踏上日本的土地。接待俄国太子，日本政府也极尽殷勤。经过在长崎、鹿儿岛、京都等地的参观，1891年5月11日，日方又安排其前往著名的风景名胜——琵琶湖游览。未料，归途中，当贵宾一行路过大津市街时，路旁担任护卫的一名名叫津田三藏的警察突然拔出倭刀，劈向俄国太子，连砍两刀。事发突然，幸亏与尼古拉同游的希腊王子挥舞手杖奋力和刺客搏斗，与其他日本警察一起制服了刺客，尼古拉只是头部留下一道9厘米的小伤口而已。史称“琵琶湖事件”、“大津事件”的这一突发事变发生后，日本国内舆论哗然。刺客津田三藏接受审讯时的演说，更让日本政府惶恐不安。津田三藏坚称日本人都知道俄国要争夺东亚的利益，是日本的大敌，既然俄国的太子来到了日本，日本的爱国者就不应放弃这个斩首夺旗的大好机会。[2]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俄罗斯所持的是一种既恨又怕的心理，既嫉恨俄罗斯这个欧洲国家觊觎远东的利益，很有一番与俄国竞争的决心，因而长期在国内极力营造俄国威胁论，培养积蓄仇俄气氛；同时，日本政府因为自感实力不足，又对国土辽阔且属于欧洲强国的俄罗斯心存畏惧。突然发生俄国太子在自己国土上遇刺的大事，顿时令日本政府惊慌失措。导读提要（3）担心俄罗斯会把这件事作为借口，发动讨罪战争，侵略日本，东瀛三岛陷入极端的“恐俄症”中。事发第二天，天皇亲自出面赔礼认罪，政府则组织全国做出种种举动向俄罗斯示好，日本各地庙宇、教会全部被命令祈祷俄国太子痊愈，各种社团、人士发出的慰问电多达一万余封。更有甚者，日本山形县一个村子还通过法令，禁止姓津田的人家取名三藏。5月20日，出现了一名27岁的日本少女留下向俄国政府的赔罪信后拔刀自杀、以命谢罪的极端举动。可在极力的弥补之外，又发生了一件令日本政府感到颜面难堪的事，尽管政府一再要求将凶手津田三藏处以极刑，但法院坚持司法独立，不受政令影响，只对他判处了无期徒刑。面对日本国内一浪高过一浪的谢罪示意，俄国政府的反应非常冷淡，倒是对中国驻日公使的探望表现出了极度的礼遇，并通过电报向光绪皇帝致谢，“蒙大皇帝福庇，伤已平复，后日起程，由海参崴回国。大皇帝笃念两国友谊，前在广东、南京、湖北等处缛此优待，今复温旨垂问，贵使降临，感激无地。”[3]离开日本，俄国太子在海参崴主持了西伯利亚铁路开工仪式，同时宣布加快海参崴军港的建设，从黑海、波罗的海舰队抽调军舰加强太平洋舰队实力。[4]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意味着俄国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从欧洲调运陆军来东亚；海参崴军港的营建，则表示俄罗斯将拥有在远东驻扎一支庞大舰队的硬件条件。种种迹象表明，俄国以日本为目标，进军东亚的战车开始大幅提速了。在19世纪，日本在东亚政策问题上存在不同的呼声。围绕东亚局势，日本国内分为以当权的旧萨摩藩、长州藩人士为主的萨长派和以不直接参与政事的明治维新元老以及民间人士为核心的兴亚派，二派之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持“兴亚”意见的一派，主张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日本、中国两个同文同种的国家应该携手结盟，快速近代化，带领整个亚洲，对抗西方列强的东侵。“琵琶湖事件”发生后，日本感受到来自俄国的空前威胁，在这种危机压迫下，“兴亚论”渐渐占据上风，这才有了日本主动邀请北洋海军军舰访日，对外极力营造中日两国友好同盟的印象，从而达到警慑俄国的目的。经历了一个月的访问，北洋海军舰船在热烈的欢送气氛中转棹返回，身后留下了罕见的广泛赞誉的报道。时隔不久，日本也派出“浪速”等军舰回访天津，进一步巩固中日同盟的既成面貌。然而一股潜流，却在这段蜜月期内发出了越来越大的不同声音。萨摩藩、长州藩是近代打着“尊王攘夷”旗号，以不惜发动内战为代价，最终帮助天皇从各藩手中收取了国家权力的有功之臣。明治天皇夺取大权后，内阁主要由萨长派人物把持，著名的伊藤博文、西乡从道，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导读提要（4）萨长派从明治维新一开始就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好武特征，在东亚问题上他们向来主张的是“海外雄飞论”，即通过在亚洲的扩张，增加日本对抗西方的实力，其主要矛头就对准与日本相邻的朝鲜和中国。“琵琶湖事件”后，在政治大佬和民间人士热心推动中日同盟，以此对抗俄国的同时，当权的萨长派表面上虽与之附和，私下却在紧密地分析、检讨时局。萨长派认为，日本与俄国一战在所难免，而中国的力量并不可靠，与中国结盟根本不会起到任何阻遏俄国东扩的效果。虚弱的清政府一旦面临俄国威逼，能否进行有效抵抗，是个极大的问题。与其信赖中国，坐视俄国修通西伯利亚铁路、建成海参崴军港，将势力蔓延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陈兵日本本土对岸，不如趁早积极进取，抢在俄国之前占领战略要地，扩军备战，首先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营造日本本土外的战略缓冲地带，夺取将来日俄决战的先手。后来的事实表明，萨长派和兴亚派的辩论、争执，最终以萨长派的胜利告终。1891年之后，为购买武器、扩充军队，日本军事公债的发行变得日益频繁，1890年时日本的军费为2045万日元，1892年则猛增至3455万日元。欧洲和日本各地的著名造船厂里，几乎都出现了日本订造的军舰，日本海军在几年间便一举超越中国，成为亚洲第一。略带血腥味的武士刀利刃出鞘，已经挥举得越来越高，而刀锋下的天朝大国还是浑然不觉…… 朝鲜风雨（1）犹如是从亚洲大陆伸向日本海的一块天然跳板，朝鲜半岛是日本与东亚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前哨，自身位置的特殊性，多少会影响这块土地未来的命运。作为前朝的遗留，在李代王朝统治之下的朝鲜半岛是清末与中国保持传统宗藩关系的重要属国之一。中国与周边国家间的这种宗藩关系，不同于通过用武力手段建立的傀儡国、仆从国制度，而是在中华文化强盛期，同属中华文化圈的一些国家，与文化输出地中国所建立的一种文化、情感上的独特关系。这种宗藩制度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同一文化圈的国家予以分封，赐予名份，并承担对其政权的庇护、应援责任。作为回应，受中国分封的这些属国会定期派出使节象征性地进贡朝见。建立和维系这种宗藩关系依靠的不是单纯的武力威势，更多的是文化的归属感。一旦遭遇暴力干涉，这种看似坚强的纽带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脆弱不堪。19世纪中叶，东亚各国适逢西方文明大举东进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泛中华文化圈各国都受到外来文化前所未有的挑战。清王朝自顾不暇，周边国家藩属关系的存废，基本无力回天，但唯独毗邻东北的朝鲜，是少数几个清政府想要极力维持宗藩关系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西方文明主导的近代世界，近代意义上的国际法是规范国家间行为的法理依据，中国与属国间传统的宗藩关系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蒙昧的清政府不懂得应以国际法认可的形式来重新确认与朝鲜等国的关系，只是一味强调其属于祖宗旧制，希望以此得到国际承认。“高丽属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5]这使得中国在施行属国交涉等各类国际法并不承认的权力时，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利用，成为插足干涉的绝佳借口。近代朝鲜由李氏王朝统治，依附中国，对外奉行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1863年，国王哲宗去世无嗣，王族旁支李昰应的次子、年仅12岁的李载晃（后更名李熙）被挑选继位。新君年幼，于是采用类似中国太后垂帘听政的办法，由李熙的生父李昰应以太上王（大院君）的身份摄政，总揽朝鲜军国大权。十年之后李熙成年，按例亲政，李昰应不得不交出政权。李熙的王妃闵氏，即通过一部韩国电视剧而为国人所知晓的“明成皇后”，利用李熙性格柔弱，隐操政权，大量任用闵姓外戚胡作非为。本就国弱民贫的朝鲜，又处在国王、王妃与大院君的政治争斗中，更是满目愁云。日本政府内执政的萨长激进派，从明治维新开始，就处心积虑想要瓦解中朝两国间的宗藩关系，影响、控制朝鲜，将其变为日本登上亚洲大陆的桥头堡。朝鲜风雨（2）1876年，日本利用朝鲜内政不合，通过武力威胁手段，在日、朝间签订了第一个外交条约《江华条约》。约文中，日本处心积虑地加入了“朝鲜国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的内容。明治维新之后，对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日渐熟悉的日本，利用中国、朝鲜的蒙昧，用这段看似波澜不惊的文字，从国际法角度埋下了瓦解中朝宗藩关系的伏笔。当时朝鲜除了以高宗李熙、王妃闵氏等权贵为代表的事大派（亲华派）之外，还有另外一股政治势力。一些青年官员、文人目睹自己国家民不聊生的惨状，积极探索朝鲜本国的自强之路，相比起中国来，一水之隔的日本近代化更显成功。学习日本从而使朝鲜摆脱苦难的命运，成为这一派亲日政治势力的追求。朝鲜人为了自强的努力，立刻被日本政府视为可以利用的良机，极力培植朝鲜亲日力量，意图逐渐渗透、建立一个亲日的傀儡政权。1882年朝鲜爆发饥民和士兵暴动，随即被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守旧势力借此发动政变。虽然在国王李熙和闵妃的请求下，清政府最终派出军队予以平息，但暴动中日本驻朝使馆遭到冲击，善后谈判时，日本获得了在驻朝使馆驻扎军队的权力。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朝鲜国内以金玉均为首的亲日改革派开化党认为宗主国此时无暇东顾，在日本暗中挑唆、支持下，发动武装政变，企图推翻腐朽的政府。事发后，中国驻朝军队果断出击平息叛乱。日本虽然未能实现颠覆朝鲜政府的企图，但通过事后进行的中日两国朝鲜问题谈判，签订了附有“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条文的《天津条约》，事实上夺得了和中国对等的朝鲜问题处置权。在事关朝鲜控制权的交涉中，清政府自以为历史久远的宗藩关系牢不可破，因而对外交谈判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一再推让，以为得计。而日本则利用一切机会，步步为营，咄咄逼人。至“琵琶湖事件”发生时，日本已经获得了国际法所认同的优势地位，此时的日本想要道貌岸然地鲸吞朝鲜，只需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 开战（1）19世纪中叶之后，朝鲜出现了一个名为“东学道”的秘密宗教组织，在底层民众中十分具有影响力。东学道认为朝鲜近代任人欺凌的悲惨命运，根源在于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官僚的腐败，主张以儒家传统的东学来抵制邪恶的西学，恢复古代历史上强大的朝鲜。“在古代，我们光荣的执政者的著名大臣和参事们，为了逐渐发展仁爱和爱国的各项原则，而建立了神学校和普通学校，到处都有廉洁的吏治。现在外来宗教像蛛网一样笼罩着我们的国家，迷妄和谣言像野草一样生长起来，到处都是劣政与纷乱。你们是这些大臣和参事的后裔，你们使你们光荣的祖先蒙受耻辱，难道这不卑鄙吗？难道这不是令人厌弃的实际情况吗？……请你们遵奉伟大的教义吧，请做你们同胞的真正的人吧！……”[6]1893年朝鲜大旱，饿殍遍野，而政府的压榨有增无减，导致民不聊生，各地东学道信众开始纷纷骚动。1894年朝鲜再度大旱，贪得无厌的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强征水税，引起民变，在当地东学道首领全　准率领下，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占城市，打击贪官，开仓放粮，投奔者越来越多，声势日益浩大。“吾辈举义于此，决非他故。所望拯百姓于涂炭，奠国家于磐石。当内斩贪虐之官吏，外逐横暴之强敌……”[7]犹如天意注定，1894年必将是个不平静的年份，就在朝鲜国内东学道起义军如火如荼的时候，大海对岸的中国黄浦江边又发生了重大事变。3月28日下午2点钟时，上海美租界铁马路大桥北堍的日商东和洋行二楼一号房间内突然传出枪声，闻讯赶到的巡捕在房间内发现一具日本人的尸体，随即赶往吴淞口抓获了凶手。而后此案经租界移交给上海县进行审讯，结果令人大吃一惊。那位身中数枪毙命的日本人岩田三和实际是1885年政变失败后潜逃日本的朝鲜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而凶手洪钟宇居然是朝鲜政府派出追杀的刺客。“……金玉均是前为本国权臣，因在朝廷大逆不道，杀死几百人，我亲友也被他杀害，国王恨他有十年了。他逃在东洋，改名岩田周作。我与朋友前在东洋大阪，奉国王命，叫我们忠心下去，把金玉均杀死，以安王心……今我与他相遇来沪，他改名岩田三和，我今用六门响的手枪（可以装六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把他轰死，旋即走至吴淞，被巡捕追获的，手枪已掉弃在吴淞江内。我为国家大事起见，如将把他轰伤身死情形求电本国，自有回电来的。”[8]（摘自洪钟宇口供）根据朝鲜请求，金玉均的尸体以及刺客洪钟宇都被送还朝鲜。朝鲜政府将金玉均的尸体进行凌迟、暴尸，以示惩戒。看到亲日派领袖落得如此下场，日本国内出现强烈的不满情绪，认为中国和朝鲜的举动是对日本的极大侮辱，日本政府所想得到的侵略中国、朝鲜的舆论空气已经渐渐成形。 开战（2）与此同时，朝鲜东学道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前往镇压的朝鲜官军一败涂地。5月31日起义军攻占重镇全州，朝鲜举国震动。在中国驻朝特使袁世凯的积极主张下，6月3日，朝鲜政府正式请求清廷派兵帮助戡乱。光绪皇帝认为代属国平乱是宗主国义不容辞的责任，5日，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军队入朝。日本等待多时的良机就此到来。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原驻防在直隶（主要包括今天天津以及河北大部）周边的山海关、古北口、芦台、正定等地的淮军计2465人陆续渡海，在朝鲜牙山湾登陆。听闻中国军队就要到来，加上夏收农忙季节临近，东学道很快就退出全州，偃旗息鼓。初到朝鲜的中国军队，失去了对手，整天忙于怜恤孤苦，很有一番天朝上国天兵降临的做派，然而更大的变局就此开始。就在中国军队应邀进入朝鲜几天后，6月9日深夜由420人组成的日本先头军队在朝鲜仁川港登陆，不请自来，而且直接进据朝鲜京城汉城。紧接着，至16日，日本第五师团第九旅团长大岛义昌少将率领的7000余人混成旅团全部到达朝鲜，并迅速占领汉城周边的所有要地以及仁川港，日本海军也以优势力量的舰只驻泊朝鲜，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兵力对比出现严重失衡。至于突然出兵朝鲜的理由，日本曲解《天津条约》中“将来朝鲜国如有重大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出兵，应先互行文知照”的条文，称该条款赋予了日本同等的出兵权，日本派兵进入朝鲜是为了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安全。在亲日派领袖金玉均被凌迟示众后不久，日本军队突然大兵临境，引起中朝政府极度不安，立刻与日本展开旨在使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的谈判。突然出兵，成功迈出争夺东亚战略要地第一步后，日本政府显然不会就此收手。应对中国提出的撤兵方案，日本反将一军，称朝鲜内政腐败，乱局未定，“若不从根本上改革其弊政，就绝不可能求得永远的安宁。目下若只采取各种姑息的办法，以弥缝一时，那我国政府在领土接近的邻邦情谊上，实在一天也不能安心。帝国政府非至真正获得此种安全，不论发生如何情况，也不能撤退目前驻在朝鲜的军队。”[9]随之日本抛出一个中、日两国联合改革朝鲜内政的议案，按照这一方案，只要朝鲜内政改革一天不成功，日本就将继续在朝鲜驻军，这种近似蛮横无理的要求无非就是为了霸占这块东亚大陆桥头堡。面对日本的讹诈，清政府在外交谈判中并不让步，但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程度，再加上清廷内部意见存在分歧，导致决策步步滞后。对驻扎在朝鲜已经处于弱势的清军，清政府既不增援以制衡日军，又不果断下令单方面撤军，陷日本于外交被动，反而抱着传统的宗藩关系不放，与虎谋皮，幻想以此说服日本，并寄极大希望于西方列强的从中调停。开战（3）看到外交讹诈无法使清政府就范，几年前就为此扩军备战的日本，决定挑起对中国的战争。深谙国际法的日本政府，为寻找开战的借口，7月3日单方面向朝鲜政府提交改革内政的纲领。威逼之下，朝鲜国王李熙被迫表态将进行内政改革。旋即，日本一面逼迫朝鲜接受日本制定的一揽子旨在全面控制朝鲜的具体改革计划，一面向中国发出不要干预朝鲜内政的威胁。7月14日，收到日本声明“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的“外交绝交书”后，清政府开始意识到事态之严重，15日召开军机处会议，命令李鸿章开始向朝鲜增派军队。17日，为了适应发动战争需要而建立的日本战时大本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开战，并拟定了根据战局发展态势不同而做的三套应对方案。19日日本海军改为战时体制，编组成联合舰队。20日，日本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在22日前与中国断交、驱逐在朝的中国军队。当最后通牒期满时，日本并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便立刻按照预定计划发难，23日零时30分挥兵攻入汉城朝鲜王宫，俘虏朝鲜国王李熙和闵妃，扶植起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25日，在日本授意下，傀儡政权发布文告，授权日本军队帮助驱逐在朝中国军队。同一天上午，受命在牙山湾守卫援朝陆军登陆的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因得知朝鲜王宫被占的重大事变，没有再坚持等到最后一批运兵船到来，就在队长方伯谦指挥下返航威海，中途在牙山湾外的丰岛海面与前来寻衅的日本军舰“吉野”、“浪速”、“秋津洲”遭遇，7时43分半日舰不宣而战炮击中国军舰，挑起丰岛海战。突遭优势敌舰攻击，“济远”舰稍做还击便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亡命逃跑，“广乙”力战不屈，舰体重创后退往朝鲜海岸搁浅自焚。海战中途误入战场的运兵船“高升”被日舰野蛮击沉，另一艘误入战场的运输舰“操江”被俘虏。与海上偷袭中国舰船几乎同步，29日凌晨日本混成旅团向驻扎成欢、牙山的清军叶志超、聂士成部发起进攻，因众寡不敌，叶、聂二部相继败退，成欢、牙山落入日军之手。1894年8月1日，震怒不已的清政府正式发布谕旨对日宣战，言辞之间仍然一味坚持并不被此时国际法承认的藩属关系。因为战争爆发的1894年适值中国农历甲午，这场战争在中国又称为“中日甲午战争”。开战（4）“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近十数年来，该国时多内乱，朝廷字小为怀，叠次派兵前往戡定，并派员驻扎该国都城，随时保护。本年四月间，朝鲜又有土匪变乱，该国王请兵援剿，情词迫切，当即谕令李鸿章拨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余，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我朝抚绥藩服，其国内政事向令自理，日本与朝鲜立约，系属与国，更无以重兵欺压、擅令革政之理。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迄无成说，反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扰，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逾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系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致干罪戾。将此通谕知之。钦此。”[10]同一天，巧藏祸心的日本政府也正式对中国宣战，宣战诏书里处处可见对国际法的利用。战争爆发的1894、1895年值日本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叫作“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争”。“为保全天佑万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帝国皇帝示尔忠实勇武之有众：朕兹对清国宣战，望文武百官仰体朕意，于陆海从事对清交战，以期努力实现国家之目的。苟限于不违国际法，各应职能，尽一切手段，必期周全。惟朕即位以来，于兹二十余年，坚信为求文明之化，和平之治而决不干涉外国。故使文武常努力于友邦之笃谊，幸与列国之交往逐年亲密。孰料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对我有节节破坏邻交，丧失信义之举。朝鲜乃最初受帝国之启导与列国为伍，成为独立之国。然而，清国每每自称朝鲜为其属邦，出兵朝鲜。朕依明治十五年之条约出兵防变，更为使朝鲜永免祸乱，保持将来治安，以维护东亚全局之和平，首先劝告清国协同从事，清国反设词相拒。于是帝国劝说朝鲜改革弊政，内固治安之基，外保独立之权，朝鲜遂允诺之。但清国始终暗施百计妨碍其目的，左右托词延缓时机以整其水陆兵备。一旦告成，即以其力达其所欲，以大军派往韩土，击我舰于韩海；明则转嫁于朝鲜国治安之责。如是，则帝国率先使之与诸独立国为伍之朝鲜地位，同为此表示之条约均将因之而蒙晦，帝国之权利将为之损伤，东亚之和平将为之难保长久。就其所为，深揣其计谋之所在，实不得不谓自始以牺牲和平，而遂其奢望者。事已至此，朕与和平相始终，宣扬帝国之荣誉于中外，开战（5）不得不公开宣战。赖尔忠实勇武之有众，迅速恢复永久和平，以全帝国之荣誉。”[11]令人尴尬的是，原本因朝鲜政府请求而来的中国军队，因为朝鲜傀儡政府给日军的一纸授权，已成为不受欢迎的非法滞留者，而日军则摇身一变，成了代朝鲜政府驱逐中国军队的“仗义”之师。日本政府玩弄国际法的伎俩，不由得不令人咋舌称叹。从两国对此时世界通行规则的掌握、利用程度的不一，似乎不难预见战事的结局。得悉中日因朝鲜问题正式开战，英、法、德、美等列强立即宣布中立，唯独俄罗斯不作任何表态，犹如一只坐山猛虎在观望着什么。中日两国间的这场战争，在西方称为“FirstSino-JapaneseWar”，即第一次中日战争。至于第一次之后被西方称作“SecondSino-JapaneseWar”的第二次，就是抗日战争。海陆危机（1）牙山、丰岛海陆两次败绩，使得淮系陆军和北洋海军在朝廷内遭到猛烈抨击。统率北洋淮系海陆军的李鸿章虽然有宰相的尊称，然而清代沿袭明制，实际并不设宰相，皇帝之下的高等枢密机构是军机处，所谓宰相不过是虚名而已。李鸿章的职务仅是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北洋各通商口岸的对外交涉以及海防，直隶总督则职权仅限于直隶一省，属于地方官员。驻地在天津和保定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名义上无法直接参与中央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得擅自入京。此刻对李鸿章北洋海陆军队进行抨击的，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支极有权势的力量——清流党。不同于今天人们对党派的理解，清流党实际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甚至很多时候和被他们视为敌寇的洋务浊流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派力量以清廷中枢的京官为主，大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传统科举出仕的官员，是举国知识分子的标杆。他们平时以儒家经典为理论基础，以奏章为工具，议论时政，参劾官员。处理对外交涉事务时，这些缺乏国际全局观念、实务经验不足的书斋官员，往往既不知己也不知彼，仅仅凭着道德标准，本能地主张对外采取强硬态度。倘若有官员主张对外妥协，则通常会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甚而被诋毁为汉奸。甲午战事发生之前，深知中国军力底细的李鸿章主张以外交手段来避免冲突，不要贸然言战，在清流眼中这显然是一种畏缩的举动，引起好几位御史、言官的奏参。以军机大臣、帝师翁同　为领袖的清流党，背后倚仗光绪帝，早就对经手洋务、多与外国人交涉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心存不满。海陆初战皆告败北，清流派即对战局的不利大感愤怒，认定原因是李鸿章心存畏葸、调度无方、用人不当，各种弹劾、奏参犹如潮水般涌向李鸿章和淮系海陆军。中日正式宣战后，清廷以开战上谕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以驻扎在北洋海防线上的淮系海陆军作为与日军作战的主力，由李鸿章直接负责指挥、调遣，而其他各省则没有得到任何具体任务，大都持观望态度。甲午战争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以北洋一隅搏日本一国的奇特局面。战前，李鸿章乃至很多西方人士，都估计装备近代化的中国陆军与日本陆军实力不相上下，即使一开始偶然遭遇挫折，也有可能凭着兵力、装备方面的优势扳回局面。而中国北洋海军虽然训练较佳，然而装备过于落后，加上后勤保障存在严重问题，倘若与亚洲排名第一的日本海军决战，后果难以预料。李鸿章的战略布署，就在这一自我实力判断下展开。海陆危机（2）陆路方面，早在7月15日，李鸿章就受命抽调北洋淮军，准备增援朝鲜的叶志超、聂士成部。牙山失守，朝鲜南方尽被日军控制，面对迅速恶化的局势，李鸿章制定了以朝鲜北方的重镇平壤为战略要点，紧急增兵守住平壤，以此力挽狂澜的策略。他希望在朝鲜平壤一带集结大型兵团，守住北朝鲜半壁河山，与日军形成陆上南北对峙的局面，从而达到决战于境外，防止战火引入中国的战略意图。7月15日之后，李鸿章陆续调派往朝鲜的军队共分南北两个方向。南路，李鸿章抽调直隶淮军精锐2500人，由记名总兵江自康率领，计划分三批乘坐雇佣的外国商船“爱仁”、“高升”、“飞鲸”登陆牙山，加强身处仁川附近的叶志超军。此时，江自康援军除乘坐“高升”的那批遭遇偷袭，几乎全军覆没外，剩余两船先后登陆与叶志超军会合，经历成欢、牙山之败，这支牙山军正退逃在朝鲜的崇山峻岭间，不知所踪。李鸿章立即命令派出探骑，寻找这两支军队，令其退往平壤。北路，直隶淮军中兵力最雄厚的宁夏镇总兵卫汝贵部盛军12营6000人、分统太原镇总兵马玉昆率领的长期驻防旅顺的淮军精锐毅军4营2100人，两部均用商船分别从山海关、旅顺运输到大东沟、营口等地上岸，再步行进入朝鲜。另外，李鸿章还从东北征发了高州镇总兵左宝贵部奉军6营3526人、副都统丰升阿部盛字练军1500人，直接由陆路行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当天，李鸿章紧急电令上述部队，从速向平壤城集结，其中卫汝贵部盛军派出前哨骑兵，于2日抢先抵达平壤，控制住了这座朝鲜北方重镇。北路各军的大部随后陆续进入平壤，不久北撤的牙山军也辗转到达平壤。以各将领中官阶最高的提督叶志超为诸军总统，平壤城内集结起了兵力约15000人的兵团，依托城墙和城外的大同江天险布置防务，预备抗击日军北犯。海上战场方面，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实力不济，而且因为海军自身的特殊性，一旦遭受舰船损失，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弥补，于是制定了“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的保存舰队的战略。[12]即尽量避免与优势敌军决战，而将北洋海军作为一种战略威慑力量保持存在，保存实力，牵制敌手，寻机攻击敌方弱势舰船，使日方的海上活动始终存在顾忌。7月26日开始，奉行李鸿章的指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舰队主力数次出巡，意图寻找劣势的日舰加以歼除，但一无所获。北洋海军是清末花费重金和十余年努力建设起来的新式武装，在整个中国军队系统里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支部队。清流言官不关心北洋海军的舰船装备实力如何，只是因为建设和维护这支军队所费不赀，此刻这支花了大本钱的军队必须立刻给国家以回报。从8月1日宣战起，每一次海军巡敌不遇，都会立刻招来朝中清流一阵高过一阵的责骂。 海陆危机（3）8月10日，为了保护己方向朝鲜运兵船队的安全，始终摸不透北洋海军行踪的日本联合舰队，采用弱舰佯攻、优势主力舰在后埋伏的方式进攻威海，意图引诱北洋海军决战。此举虽然最终因北洋海军不在威海而告失败，但日本海军出现到了作为京畿门户的渤海，立刻在清政府中央引起震动。8月23日光绪帝直接干涉前敌的军事布署，严令：“……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往来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倘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13]本来根据李鸿章的谋略，多少还带有出海巡歼弱势敌舰希望的北洋海军，就此被死死锁在了渤海湾内。中日开战后，日本陆军很快编成了由第三、五师团组成的作战兵团第一军，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伯爵任军司令官，预备海运投入朝鲜，从速扫除在朝的中国军队。开战初期，日本联合舰队也和中国北洋海军一样，很多时候都在忙于护送陆军运输船队。随着抵达朝鲜的军队日益增多，从9月1日开始，日本第一军以野津道贯中将指挥的第五师团作为主力，朝北方中国军队主力所在的平壤城前进。侦获这一紧急军情，平壤守将叶志超担心日军会包抄平壤后路，威胁平壤中国军队的补给线，立即电报李鸿章请求增派援军加强平壤后路防御。9月15日，原驻守大连湾炮台的淮系铭军抽调出4000精锐兵力，由总兵刘盛休率领登上招商局轮船，在北洋舰队主力护卫下开往大东沟，准备登陆进扎平壤后路。未曾料想，就在北洋海军护送刘盛休铭军船队航行在茫茫大海上时，平壤大战已经决出胜负。依照预定计划，日军第五师团和第三师团一部分四路进发的16000余兵力在9月14日午夜如期抵达平壤城下，15日拂晓4时30分开始总攻。大同江对岸，马玉昆毅军和卫汝贵盛军各一部共2200余人抵御前来进攻的日军第九旅团3600余人，英勇奋战，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发起反冲锋，连夺日军两道战壕。平壤西南，日军第五师团主力5400余人与守卫该处的卫汝贵部盛军激战，盛军首先发起前仆后继的冲锋，遭遇重大伤亡后退回坚守阵地，战至午后，该方向日军毫无进展。平壤城北部玄武门外的牡丹台是俯瞰全城的制高点，日军在此投入第五师团朔宁支队和第三师团一部共7800余重兵，而防守该处险要位置的中国军队仅有左宝贵奉军和江自康牙山军残部共2900余人，恶战至上午8时30分，牡丹台高地失守，午后玄武门被攻破，奉军统领左宝贵在恶战中以身殉国。有鉴于平壤防御已被突破一个缺口，而且守军补给即将告罄，总统叶志超于是下令各军于当晚放弃平壤后撤。海陆危机（4）1894年9月16日午后，当北洋舰队护送刘盛休部铭军抵达大东沟登陆时，远方的平壤实际已经落入日军手中。根据北洋舰队出发时间驻华间谍的报告，并综合进攻平壤过程中缴获的一份清军重要文件，日军得知中国陆军将在大东沟一带有大规模登陆行动。由于误认为中国仅有少数军舰护航，日本联合舰队只集结了12艘舰船，便急驶大东沟。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日本军舰在大东沟外海和正在警戒登陆场的北洋舰队主力遭遇，爆发激战，史称“黄海大东沟海战”。历时5个小时的罕见鏖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凭借火力和舰船机动性能优势，占取了绝对的上风，北洋舰队广大将士虽然浴血奋战，毫无屈色，但终究无法抵消武器装备性能上的巨大差距，最终己方付出战沉4艘军舰的惨重代价，而只获得重创敌舰4艘的战果。战火烧过鸭绿江（1）平壤、大东沟海陆两场大会战，因为海军作战较有声色，且成功掩护了刘盛休部铭军安全登陆，清政府内普遍认为虽然损失了军舰，海战仍属于胜仗，清流言官对海军的指责也暂时停歇。但平壤陆战场的溃败，令大多数事前看好陆军的人大感意外，平壤城内集结了北洋淮系陆军上万兵力，竟然只防御了不到一天就告失守。中国陆军的作战力究竟怎么样？日本军队到底有多强大？一连串的问号让事前主战的清流言官也不禁感到心虚不安。兵败平壤，犹如是道分水岭，不仅使得世人对中国陆军战斗力的评估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同时清军在朝鲜北部的战略布局因此失去维系，陆战场的格局随之巨变。发源自长白山麓的鸭绿江，是中朝两国间的界河，左岸的白山黑水，就是清政府的发祥之地，陪都奉天（今辽宁沈阳）也在国境之内不远处。随着在朝军队陆续退到鸭绿江沿线，清政府龙兴重地已经处在日军兵锋的直接威胁下，陆战场的战略从与日军在朝鲜抗衡，改为此刻的严防日军攻入国境。9月20日，清政府降旨，同意李鸿章制定的“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樊篱，力保奉天以顾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战略，[14]任命以善战著称的毅军统领、老将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赶赴鸭绿江畔，直接到前线统率诸军，组织防御。两鬓斑白的老将宋庆“轻骑趱程”，从原驻地旅顺出发，在亲军小队护卫下急行4日，10月8日匆匆赶到了鸭绿江前敌接掌军务。随即，原先在鸭绿江畔忙于整顿残军、构筑工事的淮军将领叶志超、卫汝贵，因连日来清流言官针对平壤战败的参劾，被革职查办。此时，集结在鸭绿江畔的中国军队，包括从平壤撤回的盛军、毅军、奉军以及东北盛军等败兵，还有由北洋海军护送登陆不久的刘盛休铭军，以及宋庆新调来的4营毅军，不久，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率领的13营镇边军抵达鸭绿江畔，也加入到守军队伍中，总计清军各部兵力约为23750人。宋庆、伊克唐阿采取以九连城、安东两座城市为支撑点，在北起长甸河口、南至大孤山的鸭绿江沿线散布兵力来构筑防御线；又根据对日军攻击方向的判断，在被认为将是日军主攻方向的九连城—虎山一带防线右翼，集结了大部分朝鲜撤回的部队和新增援的铭、毅军，由宋庆亲自指挥。北方的防线左翼，被认为受攻击的可能性较弱，由战斗力较弱的东北旗人部队驻防，伊克唐阿指挥。虽然义州对岸的九连城一带几乎集结了直隶辖境内所有可调的淮系陆军精锐，但就是这么一支当时全中国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与日本陆军相比，在近代化训练程度上还处于幼稚阶段。而且这支军队要么是前敌败归的惊弓之鸟，要么是久经和平、暮气日深的队伍，大战未起，败迹已现。辽河平原战场（1）日本第二军在辽东和山东半岛入侵时，原计划应该准备转入冬季休整的第一军部队，不愿白白让第二军抢占风头，在辽河平原也在进行攻击作战。鸭绿江防线全面崩溃的败绩传到清廷，引起极大震动。鉴于淮军主力已经全部调用一空，清政府开始陆续征发其他各地军队赶往辽阳一带，加强宋庆部残军，以防日军进犯奉天和山海关。经清政府电令，奉天将军裕禄积极招募猎户、百姓组成新奉军、靖边军、镇东军等部赶往辽阳外围一带。吉林将军长顺调动靖边军、吉字军等部开往奉天一带。已经在前敌的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从黑龙江催调新编的敌忾军、齐字军赶往前线。除去这些东三省当地应急招募的军队外，清政府一方面是鉴于淮军已经无兵可调，一方面是受清流言官对淮军参劾的影响，决定起用湘军出关作战，采取以湘代淮的策略。陆续从内地出关的军队里，有程之伟大同军、蒋尚钧河南军这些各地派来“勤王”的散碎部队，更多的便是湘军，计有魏光焘武威军、江苏按察使陈湜部福寿军、提督陈文炳威靖军、甘肃宿州镇总兵田在田部乾字军、湖北提督吴凤柱部凤字军、道台李光久部老湘军等军队。这批军队看似名目繁多，实际大都是紧急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枪械弹药装备不足，又未经近代化的军事训练。日本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率军攻入中国东北后，并不愿意遵循冬季扎营的命令，坐视第二军攻城掠地，喊出要夺取奉天过年的口号。从鸭绿江边境重镇九连城通往奉天共有东西两条道路，分别是沿九连城、凤凰城、草河口、连山关、摩天岭、辽阳到奉天的东路正道；以及从九连城往西折向大东沟，再北上岫岩、赛马集、海城，最后经辽阳到奉天。日本军队因为从朝鲜战场开始连战连胜，显得过于骄横自大，仅仅派出少量部队就兵分两路向辽阳、奉天方向攻击前进，先后在东、西路攻占至岫岩、连山关等战略要点。不断溃退的中国军队终于凭借地势和气候优势，在东西路的摩天岭、赛马集一带先后挫败日军前锋。日军由于冻伤严重，且担心补给线被切断，东线日军遂放弃连山关，回撤至凤凰城一线。清军统将宋庆一度率部追击，意图收复凤凰城而未果。山县有朋不顾冬季作战的不利因素，以及日本大本营勒令其转入冬季宿营的命令，转而在奉天西路发起攻势。11月29日，日本大本营撤销山县有朋的职务，第一军司令改由野津道贯继任。由于第一军司令换将时，进攻奉天西路的军队已经出动，西路战斗事实上未能被制止。日军在西路方向投入第一军第三师团主力，从岫岩出发，首先击溃了清军在析木城构筑的防御线，于12月13日攻占西路重要城市海城。辽河平原战场（2）海城失守，辽阳、奉天门户洞开，东北战场统帅宋庆无计可施，只得将东北战场军队主力集中向海城周边的牛庄、田庄台等重要市镇，保证关内湘军援兵的安全抵达，随即又在缸瓦寨、盖平两地接连被日军击败。东北战场混乱不堪的战局，使清政府中枢对宋庆又失去信任，改换湘军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出关督师。1895年1月17日至2月21日间，清军调集东北战场上残存的军队，以及陆续抵达的湘军，先后四次反攻海城，均以失败告终。看到清军在海城及周边聚集重兵，不断出击，为保证冬季宿营的安全，日本大本营又命令前线日军暂缓转入冬营，继续攻击削弱清军兵团，发起“辽河平原扫荡战”。第二军编组成山东作战军登陆山东半岛后，被留下驻防旅顺的第一师团从盖平向牛庄方向发起攻击，2月24日在大平山重创了宋庆部。同时，日本第一军主力也从海城出击，分两路击溃了清军在海城周围构筑的包围圈，并攻占鞍山，直逼辽阳。3月4日，日本第一军突然改变作战路线，绕道占领牛庄。6日，日本第二军第一师团又攻占营口。9日凌晨，日本第一军第三师团向屯扎在田庄台的东北战场清军主力2万余人发起进攻，展开了决定性的会战。在东北战场兵败如山倒的这支清军兵团经历恶战，全面崩溃，宋庆率残军一路逃至锦州一带。至此成规模的清军在辽东绝迹，日军的兵锋直指山海关，京津大震。 战败山东战场失败，清政府丧失了主力的海军；东北战场雪崩，清政府又丧失了几乎全国能战的陆军，至此甲午败局已定。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召到达北京，奉派准备往日本议和。此时，满朝文武中主战的声音已经绝迹，光绪皇帝在养心殿召见李鸿章等，讨论与日本议和一事。李鸿章对割地、赔款都表露为难，称“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翁同　对答“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此前已经前往日本与日本人略有接触的孙毓汶、徐用仪则说得十分坦率，“不应割地便不能开办”。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议和特使，从天津乘船东渡日本马关。行前，李鸿章曾有一段向清政府所作的心迹流露，“……但能争回一分，即少一分之害，伏念此行，本系万不得已之举，皇上轸念生灵，不恤俯从群议，臣受恩深重，具有天良，苟有利于国家，何暇更避怨谤？惟是事机之迫，关系之重，转圜之难，均在朝廷洞鉴之中。臣自应竭心力以图之，倘彼要挟过甚，固不能曲为迁就，以贻后日之忧；亦不敢稍有游移，以速目前之祸……”[15]一周左右的谈判中，李鸿章苦苦相争，日本则寸步不让，并威胁要继续用兵。4月17日经清政府允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署，主要约文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银。5月21日，清政府颁发上谕，宣布承认《马关条约》，甲午战争就此结束。“……自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余力，而将少宿选，兵非素练，纷纭召集，不殊乌合，以至水陆交绥，战无一胜。至今日而关内外情势更迫，北则竟逼辽沈，南则直进京畿，皆现前意中之事。陪都为陵寝重地，京师则宗社攸关，况二十年来慈闱颐养，备极尊崇，设一朝徒御有惊，则藐躬何堪自问？！加以天心示警，海啸成灾，沿海防营，多被冲没，战守更难措手；用是宵旰彷徨，临朝痛哭，将一和一战，两害熟权，而后幡然定计。此中万分为难情事，乃言者奏所未详，而天下臣民皆应共谅者也。兹当批准定约，特将前后办理缘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艰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念，勿骛空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16]中日战争居然出现如此胜负悬殊的结局，大大出乎始终旁观的俄国政府的意料，日本从中国勒索到巨款，尤其是占领了与俄国接壤的辽东地域，对俄国形成了极大的刺激。很快俄国联合在远东有利益索求的德国、法国，三国一起向日本提出交涉，要求将辽东归还给中国。最终清政府以多支付3000万两的代价，赎回了辽东，俄国则借机向中国渗透政治影响，逐步通过强租的形式，控制中国东北，埋下了日后日俄决战的伏笔。马关条约提出的2亿两银赔款，以及赎辽费3000万两，完全超出了每年财政盈余不过百万两的清政府的承受能力，俄、法、英、德等国借此趁火打劫，向中国出借以中国海关、税收等权力为担保的高利贷。为了支付甲午战争战败赔款，清政府总共负担上了71748万两本息债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这笔巨额外债仍然是中国政府的梦魇。孤岛悲歌（1）台湾岛地处东南海外，清末设省治辖。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加上矿产丰富，自1874年台湾事件时，日本政府就暴露了对这块土地的野心。甲午战争中，尽管战火并未涉及台湾，日本仍然极为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予以割让。得知清政府签字割让台湾的消息，台湾岛内怨声一片，台湾巡抚唐景崧也发出了言词极为尖锐的反对意见，“祖宗缔造之艰，史册具在，传至二百余年，失自皇上之手，天下后世谓皇上为何如君？他日更何以见祖宗于地下？臣为祖宗守土，惟有与台共存亡，不敢奉皇上割台之诏。又谓弃地下已不可，弃台地百数十万之人为异类，天下恐将从此解体，尚何恃以立国？”[17]面对台民的呼声，清政府莫筹一策，无动于衷，1895年5月20日下旨命令台湾官员返回大陆，准备和日方正式签署交割台湾协议。群情激愤的台湾绅民于25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选巡抚唐景崧为总统，希望以这种假独立的方式，从国际法角度上可以不承认清政府对台湾的割让，等将来事机转变后再回归母国。日本早在辽东战场作战的同时，就已攻占台湾外岛澎湖列岛，预作入侵台湾准备，当然不会被“台湾民主国”的成立缚住手脚。1895年5月29日，日本派遣准备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近卫师团先头部队抵达台湾，在台湾北部基隆附近的三貂角一带登陆，于6月3日攻占北部重镇基隆，主持台湾保卫战的唐景崧以及刘永福等此后陆续离开台湾返回大陆，11日日军攻入台北，不久宣告成立殖民统治机构——台湾总督府，桦山资纪担任首任总督。6月22日，日本攻占台北附近的新竹，随后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下令向台湾南部全面进军。驻扎台湾的清军刘永福部黑旗军以及楚军，在台湾百姓自发组成的义军支持下，利用台湾地形复杂的特点，不断迟滞日军的进攻。但是由于军械不足、缺乏训练以及人数有限的弊端，战至10月21日，以日军攻占台南为标志，全台成规模的抗击作战以失败告终，台湾全境沦入日本控制。台湾全境沦陷的消息传来时，李鸿章正在北京奉命与俄国办理交涉。甲午战事初定，俄国又借着帮助中国赎回辽东的“功劳”，以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为名，向中国索取土地。自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国洋务运动三十年的成果付诸东流，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形象被人揭破，列强瓜分的狂潮即将来临。此刻，李鸿章不知有没有想起，甲午战争爆发之初，同文馆的学生翻译提交的一份英国报纸社论：孤岛悲歌（2）“窃观中国近百余年来国势日衰，如北之伊犁，南之暹罗、缅甸各藩属，相继而为强邻蚕食将尽。现在朝鲜势又岌岌可危，若不及时设法治之，则将来恐更坏于今日。考其致病之由，盖因中国向来之法，其官员以及士子，夙昔仅系诵读古时所载区区列国等书，其于近时欧洲各国情形毫未研究。且至今官宪百姓，究未能与外国真心和好。朝廷虽明知而不能改。故有一种人云：中国之害，系因五十年来与外国交涉并赔偿之款，发捻（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骚扰，加以洋药（鸦片）遍行，银钱全行外漏，而传教者又复各处惑乱人心之故。又有一种人云：现非另改政治不可……中国曾惧外患频来，亟思有以防御，如设同文馆翻译书籍，操练海军，建造厂坞等事。而迄今未能强者，皆因所办并非实意力行，以期自振，不过藉此防备外侮，以毒攻毒耳。今日本乃一极小之国，地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而一经革故鼎新，居然强盛若此，竟敢与大国动兵，且能水陆致胜。然究其兴起之由，亦不待外人辩论，中国试自思可矣……”[18]第一章提要日本在朝鲜四处试探、急于开启兵衅之时，代表清廷在朝总理通商事务的“第一人”，即是后来在近代史上大为出名的“伪帝”袁世凯！袁世凯为人狠辣果决，而在朝期间，特别是在大战前夕，其表现令人既恨且叹，他不但动辄以“天朝上使”自居，倨傲自大，且全无外交手段，在与日方外交人员大鸟圭介、杉村濬的斡旋之中，全然被对方“玩乎于掌上矣”！甲午战争对近代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痛的影响，关于这场战争为什么爆发，是不是有可能加以避免，战争末期开始就已经有很多中国人思考这些问题。限于信息掌握的不足，对战争爆发的远因，以及日本谋我的野心，时人很难加以涉及，人们于是就把目光主要放在中国自身因素方面。1894年春，清政府因朝鲜请求派兵入朝镇压东学党，客观上给了日本可乘之机，堕入日人圈套，日本人布下导火索，借机将中国军队拉入泥潭。清政府在宣布承认《马关条约》的罪己诏中，也曾写有充满追悔之意的“仓促开衅”之语。朝鲜政府为何在此时请援，又因为什么促使了清政府派兵，一连串的问题最后都追踪到一个人身上，就是当时清政府派驻朝鲜的驻朝通商事务总办袁世凯。发迹（1）后来以复辟帝制闻名近代史的袁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廷，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叔爷袁甲三是清末太平军、捻军战争中著名的统将，生父袁保中是项城当地豪强。袁世凯自幼过继给无嗣的叔父袁保庆，跟随任官江苏的嗣父寓居金陵，借着父辈的交情，少年时代就和刘铭传、吴长庆等淮军名将相熟。袁保庆去世后，袁世凯至北京跟随叔父袁保恒、袁保龄。时任内阁中书的袁保龄与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交情深厚，又是清流派领袖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属于在清流、洋务两派间游刃有余的人物。这些特殊的关系，使得袁世凯进入官场之初，就拥有了很多同代人无法比拟的人脉资源。从袁保龄早期的一些家信来看，他对生性“浮动异常”、“不喜章句之学”的侄儿袁世凯并不满意，经常以书信斥责、教育之。一些同代人也回忆到，袁世凯度量狭窄，工于心机，好大喜功，喜欢用金钱解决问题，很有一种纨绔子弟的习气。沿着诗书官宦人家子弟出仕的传统道路，在叔父袁保龄、袁保恒的督促下，袁世凯曾两度回原籍参加乡试，但都名落孙山。袁氏一族分家后，袁世凯独得嗣父袁保庆名下的丰厚家产，从此更是不思进取，跋扈乡里，“家居多暇，嗜酒好骑马，日饮数斗，驰骋郊游”。[1]1881年，因为“以事积忤族里，众欲苦之”，袁世凯被迫离开原籍，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密友淮军将领吴长庆，旋即被吴长庆提拔为庆军营务处会办，从此走上了有别于科举正途的另类出仕之路。清代官员选拔的途径，一种是通过科举考试逐级拔选出仕，被称为正途。另外，通过继承先辈的封荫，或者通过花钱捐官，乃至像袁世凯这样以“临时工”的性质先行任职，以待将来通过某种功绩邀得提拔转正，统统视为杂途。正途的官员十年寒窗，一朝腾龙，想要在官场上得势，需要依靠各种亲友、同籍、同乡、同年、贿赂等关系；杂途的官员则更是如此。因而清末官员的任用，并不全是以才适用，多属于任人唯亲。由此造成的恶果是，不少官员走上岗位之初，对这一岗位的工作全无头绪，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揣摩自学，其间不免误打误撞，导致行政效能低下。发迹（2）科举考试失败，借着叔父辈的关系，袁世凯在吴长庆的军中当上了官，但对于幕府工作袁世凯没有任何经验，多年间始终表现平平。直到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吴长庆、袁保龄奉命率领庆军赴朝平乱，显得不适合幕府工作的袁世凯终于展示了他在其他领域的才干。为踏勘寻找合适的登陆地点，袁世凯与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赤足履砂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汝昌不由得赞叹“纨绔少年亦能若是！”[2]庆军登陆后，“以久无战事，纪律稍弛”，袁世凯受吴长庆命整顿军纪，“公乃传令各营，有入民居及杂伍者斩。适有犯者，立斩数人”，“有韩绅控奸戮其妇者，公徒步往查，亲督搜捕，竟日夜不食，卒获犯，手刃之”。[3]甚至一名庆军官员殴伤朝鲜人，袁世凯也并不留情，吴长庆出面“乞贷其一死”，袁世凯佯装答应，“以案上图书请吴阅，潜出斩之”。[4]严刑竣法下，一时庆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因此得到吴长庆赏识，被一举提拔为前敌营务处总管。（营务处为清代临时设立的机构，主要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以及行营管理。）壬午兵变平息后，庆军留防朝鲜，袁世凯因“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获升迁候补同知（五品官），赏戴花翎。正值朝鲜政府请求清军帮助训练和武装朝鲜新军，袁世凯和朱先民、何增珠三人被吴长庆派遣，分别帮助朝鲜新军编练。袁世凯在对所部展开训练时，进一步展露其在军事方面的才干。“慰亭使译者传谕五百人云，中国练兵，非汝国儿戏比，苟不听约束者，立刻军法从事，五百人咸股栗听命。每日操演时，王教习（袁世凯调用的教官）持鞭睨其侧，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举左足，高下如一，有参差者即挥鞭痛抽，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教练甫半月，慰亭请国王及吴帅阅操，居然可观，国王大悦。”[5]从此袁世凯获得“能军”的声名。“韩人感戴若父母，妇孺亦知敬爱公……其君臣遇有重要事件，多咨商于公。期间吴公（庆军统领吴长庆）屡赴津就李相（李鸿章）议事，常数月不回，留公护诸营……”[6]1884年，借中法局势紧张，深忌吴长庆与两广总督张树声暗结同盟、私立山头，李鸿章借机把吴长庆三营庆军调回驻防金州，在朝鲜只留三营军队，并举荐袁世凯担任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以此举来分解吴长庆的兵权。袁世凯深明其中用意，立即与吴长庆切割，投向李鸿章，年仅26岁便少年得志，一跃成为清政府在朝军队的领袖人物。这一年年末，以金玉均为首的朝鲜亲日派开化党人，借着中法龃龉的时机，发动政变。得悉开化党人闯入王宫、挟持国王，袁世凯当机立断，率领庆军攻入朝鲜王宫，击退开化党和在宫中的日本人，日本使馆也在混乱中被焚毁，上演了清末中日交涉史上至为火爆的一幕。 发迹（3）事后，袁世凯还曾致书李鸿章，颇有野心地提出在朝鲜设立监国的建议，“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7]对中日外交政策，他认为“朝鲜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资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先派兵轮十数只、陆军数千，先入屯扎。日人见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必可翻然乞和。否则，日兵先至，中国落后，尤难措手。”[8]总体上这与多年后他在甲午战争前夕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是一种以兵力慑服日本的鹰派强硬主张，从中不难觉察到袁世凯个人的张扬性格。抛开时代背景，袁世凯的谋略似乎并无问题，但是回到那个时代，这个设想无疑是欠冷静和缺乏深虑的。首先，甲申事变发生时，中法战事尚未平息，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甚至提出了要联合日本对付中国的计划，此时使用简单粗暴的武力形式来解决问题，极易激怒日本，被日本寻找到干涉朝鲜内政的借口，外交局势将更加不堪。其次，袁世凯认为添加军队进驻朝鲜，就能吓得日本立刻改变朝鲜政策，显然低估了日本的军力和对朝扩张的野心。凭借在治军经武方面心狠手辣、倚仗叔父辈的人际关系而提拔起来的袁世凯，对外交事务完全不通，任用这样的官员作为独当一面的外交大员，不能不说存在极大的盲目性。朝堂上很快便有人参劾袁世凯“擅启边衅”，处事不冷静，激化了中日矛盾。有关袁世凯在朝鲜期间豢养官妓、贩卖鸦片以及挪用军饷等各种传闻也纷至沓来，袁世凯被迫请假离朝，回籍“隐居”。中日就甲申事变谈判时，日本谈判代表也极力要求中方惩治袁世凯。对冒失的袁世凯，北洋大臣李鸿章予以全力回护，平生喜好耍痞子腔的李鸿章对袁世凯的鲁莽举动颇有几分欣赏，显出想要罗致这位特殊的人才、利用袁世凯身上某些特质的迹象。同时，与李鸿章私交甚好的袁保龄也致信袁世凯，告知李鸿章从中极力转圜、保护的情形，要袁世凯为之感戴。至此，袁世凯完全投入李鸿章的幕府。经过甲申事变，根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协定，中国军队完全撤出朝鲜。朝鲜政府认为日本与中国都不可靠，王妃闵氏有与俄国联系的倾向，俄国政府也有将朝鲜变成其受保护国的野心。觉察到这一不利形势，李鸿章奏请将壬午事变中被拘捕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释放回国，以制衡闵氏，并申请将袁世凯重新派回朝鲜，出任驻朝总理交涉通商事务，意图用这位手段泼辣的人物，来震慑三心二意的朝鲜政府。发迹（4）1886年8月10日、11日，袁世凯路过天津，准备转道赴朝鲜上任。对属下嘻笑怒骂、全无架子的李鸿章，看到这位年少气盛、略现轻狂的少年官员，笑称“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请增派著名大员赴朝鲜，李鸿章则笑道“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原议诸员悉无所用，兵亦不须遣，只许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导引足矣”。语近戏谑，但不难看出甲申事变之后李鸿章心中对袁世凯所持的“拼命三郎”印象。不负李鸿章期望，袁世凯立刻给朝鲜王室来了下马威。袁世凯携大院君抵达朝鲜仁川时，闵妃深忌这位国王的本生父亲，更明白清政府将与自己不共戴天的大院君放回的用意，于是左右国王，不准派出官员到仁川迎接。袁世凯遂一面大张旗鼓与各国在朝使节、军舰拜会，营造咄咄逼人的外交氛围，一面致信朝鲜政府兴师问罪，“某奉朝廷命送尔王父，似此简亵何以对君父？”逼迫朝鲜国王亲自出汉城迎接。大煞了国王和闵氏的威风后，袁世凯又立即给大院君上了一剂清醒药，将大院君的几名亲信以乱党之名处死，让其明白，清政府之所以放其回国，无非是利用大院君在朝鲜守旧派中的影响，以及其与闵氏的宿怨，让闵氏始终有芒刺在背之感，而并不是支持大院君重夺王位。从此，袁世凯俨然以太上皇的模样驻在朝鲜，对朝鲜一切内政外交事务予以监控干涉，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任意侮辱韩廷君臣”。“袁某性情急躁，办事过火，殊欠和平，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9]利用泼辣手段、纨绔习气和痞子腔调来对付胆战心惊的属国，自然无往而不利，但对觊觎朝鲜半岛的一些海外列强，仅仅凭着这样的本事，是否也能游刃自如呢？失着（1）1894年春天，朝鲜爆发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古阜郡被起义军占领后，朝鲜政府又派遣京军壮卫营前去镇压。壮卫营就是当年袁世凯随庆军入朝时，负责编练的朝鲜新军。意在展露自己的训练成果，袁世凯特别电报李鸿章，请求派出正停泊在朝鲜仁川的北洋海军军舰“平远”号协同作战，重启中国军队介入朝鲜内务的事端。得到袁世凯的奏请，既想让朝鲜局势尽快重归平静，也想在属国面前展露一番上国军力的威势，李鸿章当即批准，电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照办。5月12日，袁世凯报告李鸿章“‘平远’初五到群山卸兵，韩乱党闻兵到即瓦解……饥寇负隅，似不能久支”[10]，李鸿章当即将这一喜报转奏清廷。然而几天过后，25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突然致电李鸿章，告知从海关税务司赫德处得到“韩兵大败”这一截然不同的消息，询问“赫言与袁道电互异，究竟情形如何？”，同时总理衙还得到了“倭以‘平远’船有华兵四十名，亦欲派兵前往”的突发消息，要求李鸿章予以查证。事实上就在前一天，前往进剿东学党的壮卫营已经大败兵溃。袁世凯不得不极没光彩地承认自己此前的判断过于乐观，“全罗道匪党势颇猖獗，韩兵练溃败”[11]，对日军准备派兵前往朝鲜这一敏感话题，则一口予以否认，称“未闻日有派兵说”。[12]按照处理涉外问题的习惯，袁世凯发回的所有报告，李鸿章都当即转电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以便高层决策判断。5月26日中午，“未闻日有派兵说”的消息顺着电报线从天津发往了北京。几个小时后，袁世凯又向李鸿章发来了进一步的消息，电文之间的内容显得极不寻常。电报称，“平远”舰运送朝鲜军队从仁川出发后，日本驻朝公使曾派人询问朝鲜政府，“‘平’去何为？”，朝方回答“以借送韩兵”，日人追问“华兵下岸否？”，在得知中国没有水兵登岸后，日方提醒“倘下岸须按乙酉约知照。”[13]“按乙酉约知照”，即按照1885年签署的《天津条约》里的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日中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14]1885年的《天津条约》，作为袁世凯在甲申事变中鲁莽行动的善后，是中日两国约定的未来朝鲜再出问题时的外交措置预案。然而约文中实际存在大量文意不明的漏洞，上述第三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一条文规定的前提“发生变乱重大事件”本身如何界定，显然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日中两国一起出兵或各自出兵皆可，所谓的知照只不过是告知对方，而并没有需要经双方协商一致的约束。也就是如果朝鲜发生事变，中日两国在告诉对方后都可以派兵入朝。至于最后的撤兵约定，怎样才算“事定”，也没有明确标准，这些都为甲午之祸留下了伏笔。失着（2）日方此时提出这一条文的举动，已经值得引起足够重视，如果稍具外交头脑，应当立刻会同日本政府积极协商，以文本形式对两国在当前形势下的举措做出具体约定，杜绝患害。然而派在朝鲜担负外交使命的袁世凯，并没有经过任何近代国际法知识的系统训练，对国与国之间的折冲交涉完全是懵懵懂懂，仅仅停留在控制住朝鲜朝廷就大为满足的层面。对日本人提出《天津条约》条款的情况，袁世凯竟判断为“倭人意在知照，亦无派兵说”。本着对日本全无警惕的心态，袁世凯在朝鲜朝廷内仍然以太上皇的姿态，大包大揽。针对当时朝鲜朝廷内出现的向中国乞兵镇压东学党的声音，5月26日，袁世凯与力主此议的朝鲜权臣、闵氏外戚、内务府督办闵泳骏秘密商谈，袁世凯首先发出“朝鲜文武官员无人”的言论，闵泳骏不解何意，袁世凯进一步解释，“方今东学党跳梁逞凶，韩廷无能制之，招讨重任仅委洪启熏孺子，怎不误国……余谓朝鲜无人即为此”，闵即问“大人可否向我国派一队兵援助剿匪”，这话正中袁世凯下怀，遂异常兴奋地称“倘若让我来谋划指挥，不出十日，必将讨灭之”。[15]拿到袁世凯的保证，闵泳骏极力游说朝鲜国王李熙正式行文请中国出兵。6月1日，朝鲜群臣会议，会上李熙担心如果中国出兵后日本也派兵前来，到时局势无法收拾．与袁世凯密议多日的闵泳骏为促成此事，尽快清除东学党威胁，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言之凿凿的袁世凯身上，称袁世凯自会有办法。在东学党势力日炽的压力下，当天朝鲜政府决定正式呈文向中国求援。自从琵琶湖事件后，日本政府中鹰派占据上风，始终进行着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多次寻找机会挑起事端。东学党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即敏锐地觉察到可能会寻找到开战的口舌良机。得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兵这一举措，6月2日，密切关注中朝动作的日本驻朝代办公使杉村濬派遣书记员郑永邦拜访袁世凯，向其散播外交迷雾，以促成中国派兵，从而为日军也进入朝鲜铺平道路。精通中文的郑永邦，之后在朝鲜的中日交涉中扮演了很有分量的角色。鲜为人知的是，他流利的中文得自其独特的身世。郑永邦的先祖是明末将领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的亲弟弟七左卫门，七左卫门清初在日本为台湾郑氏集团提供海外供应，此后家族渐渐融入日本社会，成了地道的日本人。谈话间，郑永邦以言词诱导，“日译员郑永邦以其使令来询匪情，并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云。”[16]袁世凯愚憨地表示，“虽然还没有接到公文，但双方已内定，做好了一旦接到公文便可急速出兵的准备。”[17]同日，袁世凯接二连三向国内发回报告，称朝鲜准备向中国请求援兵，日本政府没有他意。 失着（3）6月3日清晨，杉村濬亲自出马，访谈间以半开玩笑的形式通告袁世凯，“如果贵国即将出兵，我国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出兵了。”袁世凯当场面色大变，称日本不应出兵。[18]当天夜间，朝鲜政府向袁世凯递交正式请援文件，袁世凯对杉村濬的话只当作是玩笑，没有引起重视，立刻将朝鲜请援全文电报给李鸿章。“……敝邦全罗道所辖之泰仁、古阜等县，民习凶悍，性情险谲，素称难治。近月来，附串东学教匪，聚众万余人，攻陷县邑十数处。今又北窜，陷全州省治。似此凶顽久扰，殊为可虑，况现距汉城仅四百数十里，如任其再为北窜，恐畿辅骚动，所损匪细。而敝邦新练各军，现数仅可护卫都会，且未经战阵，殊难用以殄除凶寇。倘滋蔓日久，其所以贻忧于中朝者尤多。查壬午、甲申敝邦两次内乱，咸赖中朝兵士代为戡定。兹拟援案，请烦贵总理迅即电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并可使敝邦各兵将随习军务，为将来捍卫之计。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并请贵总理妥速筹助，以济急迫，至切盼待……”[19]细读这份文件，不难看出其中的良苦用心。文中首先陈明了请兵外国的急迫性，而后解释之所以向中国请兵，是因为壬午、甲申都有先例，最后声明的“一俟悍匪挫殄，即请撤回，自不敢续请留防，致天兵久劳于外也”一段，更是纯粹写给日本看的条款，以示这次请兵仅仅是为了剿匪，并不牵涉到中国军队常驻的问题。如此符合“规矩”的请兵文件，自然容易让清政府放心答应派兵。而借助清军大举来朝，平定东学党的机会，作为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声威进一步隆盛，显然是意料中事。为了促成清政府派兵，袁世凯还另外发了一份电报给李鸿章，报告与杉村濬的谈话情况，“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至于杉村濬那句中国出兵、日本也会出兵的通告，袁世凯只字不提。[20]收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李鸿章将朝鲜请援一事正式上奏，同时决定调动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陆军赴朝平乱。外交经验比袁世凯大为丰富的李鸿章，对错综复杂的朝鲜问题竟然不作更多思考，如此匆忙做出决定，显然受到了袁世凯的日本“似无他意”报告的误导。另外，李鸿章无疑是担心如果东学党事变越演越烈，会导致各国以保护使馆、侨民为由出兵朝鲜，届时事态将无法收拾。尽管他是当时中国最富外交经验的官员，在近代国际交涉领域也不过是个经验丰富的外行而已。尽管他手下不乏专门留学学习国际法的人才，但推举任用驻外大员时，他眼中的标准不过是亲疏关系和传统的胆气、权谋如何。在涉及国际法运用的此刻，他手下那些落寞的专业人才似乎集体失声了。日本政府期待已久的战争借口，就这么来到。 误打误撞（1）1894年6月6日下午6时，天津塘沽码头人潮如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古北口练军、武毅军等部910人登上招商局的“图南”号商船，踏上了援朝的征程。[21]同一天，遵照李鸿章的指示，中国驻日本公使汪凤藻向日本政府通报，“派兵援助，乃我天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22]李鸿章根据袁世凯此前报告的“日本必不会多事”的判断，认为完成了1885年《天津条约》的义务，知照日本后就不会旁生枝节。但是，就在照会发出后不久，仿佛是这次派兵举措过于仓促草率而连带的后果，一连串不寻常的事情开始出现。6日早晨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后，很快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到达天津，汪凤藻报告日本派回国述职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带领20名警察前往朝鲜。至下午，汪凤藻又致电，告知听说日本将要向朝鲜派出军队。突然听到这些消息，李鸿章预感事态有变，但仍故作镇定，回电汪凤藻加以抚慰，“韩未请倭派兵，倭不应派。若以使馆护商为词，究有限”。[23]实际上，6月1日郑永邦从袁世凯口中得知清政府有意派兵后，日本政府就已经计划将之作为挑起战争的借口，而预先准备了。2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如果中国出兵，日本就以保护使馆为名首先派遣一个旅团的兵力进入朝鲜，同时命令海军常备舰队舰只向朝鲜仁川、釜山等重要口岸集中。3日，朝鲜政府正式发出向中国求援的文件。4日，杉村濬从朝鲜发回报告，“袁氏派其书记官通知我，昨夜朝鲜政府已就请求援兵一事发出公文……据我推测，援兵可能有一千五百名左右，即将由威海卫派来，对此，我政府是否也要立即出兵。”日本政府遂下定战争决心，为适应战时指挥需要，于5日在广岛成立战时大本营。6日，当中国公使递送照会时，驻扎在广岛的日军混成旅团已经在集结中。和日方设计缜密、环环相扣的布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东学党事变开始，为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地位、加强清政府对朝鲜的藩属控制、积极促成朝鲜向中国乞援的袁世凯，对日本将会就此事有何反应，完全没有考虑。而连朝鲜国内事态发展动向、形势判断都完全得自袁世凯的李鸿章，更是两眼漆黑。在由李鸿章转告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将要带领武装警察返回朝鲜的消息之后，正在为中国军队已经出发赴朝而欢欣鼓舞的袁世凯，这时才感觉到一丝不妙，流露出“大鸟来，虑生事”的担忧。紧接着，6月7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照会总理衙门，告知日本遵照《天津条约》的约定，也将派兵进入朝鲜。同日，日本外务省照会驻日公使汪凤藻，对中国派兵照会中提及的“天朝保护属邦”等文字内容表示异议，认为中朝间的所谓藩属关系不被国际法承认，朝鲜属于独立国家。误打误撞（2）日方数管齐下，袁世凯、李鸿章步步被动。在朝鲜以往的几次变乱中，表现得异常勇武敢为的袁世凯，以匹夫之勇面对错综复杂的外交军政攻势，显得力不从心。8日上午，袁世凯致电李鸿章，称东学党溃不成军，援朝清军“似可撤兵，庶得体而免生枝节”。[24]紧接着，李鸿章又收到一份袁世凯来电，称刚刚收到日本驻朝使馆代办的密信，告知日本派兵入朝目的是“调护使馆”，“无他意”。得到日本驻朝公使馆的保证，袁世凯又立刻胆壮气扬，朝鲜国王因为听闻日本将要出兵，派人告知袁世凯，“请华兵毋遽下岸，尤毋须进兵”，袁世凯则信心万丈地称中国自有办法通过外交阻止日军派兵，如果不能阻止，中国会增兵与日军抗衡。同时，他电报李鸿章，改称“不能因倭调兵遽停进云”。此时，运送中国派朝军首批部队的“图南”轮船刚刚抵达袁世凯指定的登陆点——牙山湾，尚未实施登陆。如果袁世凯当机立断，命令其留在海面上静观时局变化，必然会让借口中国出兵、自己也可以出兵的日本陷入被动。但是袁世凯对局势判断错误，未能踩下刹车，反而一脚踏中油门。9日，聂士成率领的援韩清军先头部队在牙山踏上朝鲜土地。同一天夜间10时，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带领武装警察和海军水兵队数百人登陆仁川。听闻日军登陆的消息，袁世凯寄希望于朝鲜政府和列强驻朝外交官帮助劝阻，但全部无效，10日下午6时，大鸟圭介率领日军冒雨进入了朝鲜首都汉城。清政府派兵，凭着属国的正式邀请，但这种宗属关系并不被国际法所承认。日本政府不请自来派出军队，属于没有朝鲜政府请求的无理举动，却因为《天津条约》约文不严，拥有国际法依据。这一事前完全没有料到的局面，在清政府内被迅速提升到高层决策领域进行讨论，总理衙门的大致意见是“日乘韩乱，以兵胁议，又托言由华照会兵出，阴鸷极矣”，命令袁世凯就地在朝鲜与日本进行会商，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面临日方不顾朝鲜政府拦阻，强行进兵汉城的举动，身处汉城使馆内的袁世凯仍未引起警觉，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是因东学党占领全州，韩乱未平，所以如此。“倭与华争体面，兵来非战”“速设法除全匪，全复，华兵去，倭自息。”[25]如果说此前进入汉城的只是日本警察和军舰上的海军官兵，人数只有数百人，尚可以理解为保护使署的话，12日，日本陆军正规军——混成旅团的先头部队第十一联队一大队及工兵小队继又在仁川登陆，[26]而就在前一天，东学党因为和政府签署了休战协定，已经撤出全州，烟消云散了。这时日本还继续派来军队，显示着事态的性质已不是保卫使馆、商民这么简单。 误打误撞（3）然而对此袁世凯并不在意。6月13日正在筹划是否要向朝鲜增兵的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突如其来的一封电报，竟称日本派兵朝鲜的事端已经顺利解决了。袁世凯取得的这场“外交胜利”，实际源自当天他和来访的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一席谈话。会谈中，在袁世凯一番“华日睦，亚局可保，倘生嫌，徒自害，我辈奉使，应统筹全局，以利国，岂可效武夫幸多事”的高谈阔论后，大鸟圭介首先答词，“甚是，适有同见。我廷视韩匪太重，骤遣大兵，我年逾六旬，讵愿生事？即电阻后来各船兵”，紧接着便抛出了此次来访的真实用意，“接津电，闻华发兵两千来汉（汉城）？”袁世凯未解其中深意，顺势打包票，“果汝能阻续来之兵，我亦可电止加派。”大鸟圭介原本担心混成旅团尚未全部登陆前，中国派出大军抢先进驻汉城，可能会造成日军登陆困难的危险，于是采取了这招缓兵之计，没有想到袁世凯如此头脑简单地中招。会谈最后，大鸟抛出“我除八百外（指当时日军已经到达朝鲜的800人兵力）尽阻之，你亦电止华加兵，我二人在此可推诚商办”的约定，[27]令袁世凯大喜过望。借着叔父的关系当上官，又凭着心狠手辣和办事火爆得到李鸿章重用，以朝鲜太上皇自居的袁世凯完全不知道，坐在他对面的这个面似和善的老人，是个如何厉害的对手。大鸟圭介，1833年出生于日本兵库一个医生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学习汉学、医学和近代炮兵学，成为德川幕府的陆军军官。日本戊辰内战时，他身为对抗明治政府的虾夷共和国陆军司令，虾夷共和国败亡后被捕入狱。1872年出狱，赴欧美各国考察政治，回国后任官工部省，投身工业建设，颇有建树。此后历任工部大学校长、元老院议官、华族女学校校长、学习院院长等职，1889年开始出任驻中国、朝鲜公使，以工于谋略、遇事镇定闻名。根据东学党已散、派兵援朝前提条件已无的情况，袁世凯决定由朝鲜政府出面，提议中日两国同时撤军。接连到来的“捷报”，令李鸿章喜出望外，当即终止向朝鲜增派军队的计划，电告在朝中国军队统领叶志超、聂士成立刻停止所有军事行动。[28]6月14日，总理衙门又收到李鸿章转递的袁世凯喜报，袁世凯称已经和大鸟圭介商妥，“华撤兵伊即同撤。”阅历深厚的李鸿章，此时似乎是觉察到了一点什么，回电给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袁世凯，“大鸟既与汝约定，日兵究何时必撤？是否尽撤？须取伊信函或回文为据。”[29]对此，袁世凯并不以为然，报告“日信谣防华，遣兵太率，徒足贻笑，鸟甚急”。[30]然而到了15日，事态发生变化，驻日公使汪凤藻向李鸿章通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汪凤藻称，朝鲜驻日外交官赴日本外务省，以东学党剿平、中日两国应撤兵之事相告，而日本外务省的回复是从未接到大鸟圭介的任何这类报告。李鸿章急忙就此致电袁世凯，要求“确查电复”。数日来电报不断的袁世凯，瞬间没了声音。16日，汪凤藻再度报告了一个从日方得到的讯息， 误打误撞（4）“日派兵增至五千余，意叵测。”就在这天中午，大岛义昌率领的日本混成旅团主力2673人全部登陆仁川，日本政府一并向中国提出了极具挑衅意味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17日，混成旅团另一部登陆釜山，至此朝鲜汉城、仁川、釜山三个重要城市均被日军进占，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军力对比天平出现严重倾斜。大鸟圭介与袁世凯的所谓约定完全扯破，颜面极度无光的袁世凯急忙与大鸟圭介磋商，仍然想抓住这根他认为十分和善的救命稻草。看到日军大举临境，屯兵在牙山的清军统帅叶志超也坐卧不宁，电报袁世凯，意欲乘日军大部刚刚登陆仁川、釜山之际，急速率领清军进据朝鲜首都汉城。仍然在做中日同时撤兵迷梦的袁世凯对此持反对意见，立即致电李鸿章制止住叶志超。袁世凯与大鸟圭介谈判时，大鸟圭介态度和善，有议必应，但在和谈室外，日本军队挺进的脚步丝毫没有停滞。至此，袁世凯感到难以自圆其说，以他的知识和本领已经无法收局，决定尽快自找退路，电禀李鸿章，“是在此谈商无济事，可否乞电汪星使（汪凤藻）在倭商办。”[31]回朝（1）对袁世凯在此重要时刻竟然想要抽身事外的表现，李鸿章在回电的言辞间透露出不快，命令“汝须力阻大鸟勿调新到兵赴汉为要”。[32]此后，借着重兵临境，日本对华交涉步步威胁，丝毫不让，意图割裂中朝间的藩属联系，改组朝鲜现政府，成立亲日政府。清政府以总理衙门、驻日公使为主与日方谈判，袁世凯在朝鲜事实上处于消极怠工状态，只是虚无缥缈地称自己在联络驻朝外国外交官谴责、劝说日本，再就是不断要求李鸿章派重兵赴朝，震慑日本。6月30日，中日朝鲜问题交涉逐渐陷入僵局，日本藉着军力不断威逼朝鲜政府单方面接受日本提出的废除与中国藩属关系等要挟，朝鲜境内局势日益紧张。当天袁世凯连发数封电报给李鸿章，先是以日军到朝已近万人，“各处布置，待与华寻衅”为由，申请回国。而后又称朝鲜与日本密谋，决定不认和中国的藩属关系，日军可能会用兵押送自己出境，“果尔辱甚”，申请先回国。李鸿章于第二天回电，“日允不先与华开衅，岂能拘送使臣，要坚贞，勿怯退。”[33]7月3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提出单方面改革内政纲领，4日袁世凯又搬出不知真假的“韩廷犒赏日兵米肉甚多，韩喜日”故事，申请“应下旗回”。李鸿章将其请求转奏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回复日本政府当时只是坚持要朝鲜承认为自主之国，并没有直接剑指中朝宗藩关系的文字，此时如果袁世凯从朝鲜撤旗回国，反而显得中国与朝鲜失和，“办法匆遽失体”，要求“万勿轻动”。[34]7月5日，针对日本要求改革内政的最后通牒，朝鲜政府请求日本宽限2天回复。当天中午，袁世凯显得惊慌不已地致电李鸿章，坚决要求立刻回国，“日在韩专忤华意，凯为使，系一国体，坐视胁凌，具何面目？如大举（指清政府如准备与日本战争），应调凯回询情形，妥筹办；暂不举，亦应调回，乞速示遵！”[35]下午时分，再度电报李鸿章，“凯在此无办法，徒困辱，拟赴津面禀详情，佐筹和战，倘蒙允即行”，提出可以属员唐绍仪在朝鲜代理自己的职务。[36]6日，总理衙门作出指示，因俄国驻朝代理公使韦贝即将赴朝，有望帮助调停中日朝矛盾，要求袁世凯在“势不可挽”之前，必须在朝鲜“静候”，等待与韦贝会商。归意已决的袁世凯不得已继续留在朝鲜，对外交交涉全无心思。当天袁世凯电报给李鸿章身边的红人、津海关道盛宣怀，请他帮忙在李鸿章跟前美言，将自己调回国内。“盛大人：密。凯为华使，系一国局面。韩若华妻，被人强辱，妻急呼本夫，争无力，坐视情何以堪。况现势决非文字能详，乞求相调凯回，禀商办理，派员暂代，通消息。”[37]回朝（2）7日，日本给予朝鲜答复的最后通牒到期，朝鲜国王下令成立“改革调查委员会”的虚设机构，企图以此蒙混日本，日方极为不满。在威逼下，朝鲜国王李熙于8日颁布罪己诏，原则上同意进行日本主张的内政改革。10日，日朝代表在汉城南山的老人亭会商，日方拿出26条直接干涉朝鲜军队、国体、外交等大政的所谓改革具体方案，逼迫朝鲜于15日就是否施行，作出明确答复。预感局势即将发生剧变，11日袁世凯突然称病，“凯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犯，头目昏瞀，周身疼痛，即延洋医诊视。据云，热过百度，首置冰，始稍轻，似尚不至害事”，随即先斩后奏，以“未便晷刻废事”为词，直接将职任交给属员唐绍仪代理。[38]7月15日，朝鲜政府以日本以大兵压境，又限定日期要求改革内政，有干涉朝鲜内政嫌疑为由，婉拒日本要求。李鸿章当天得到了这条消息，不过汇报人已经不是袁世凯，而成了唐绍仪，唐绍仪在汇报中还进一步为袁世凯的病况作证。袁世凯则通过唐绍仪在电报中不露声色的“俟袁道至津稍痊面禀”等注明，准备一旦李鸿章、总理衙门对此不作公开表态，就当成是默认批准而立即返回天津。出乎袁世凯的预料，16日总理衙门转发上谕，清政府以皇帝上谕的最高命令形式，指令袁世凯“毋庸调回，切不可径自赴津”。[39]被这一命令五雷轰顶的袁世凯，立刻精神抖擞地电报李鸿章抗议，为了回国，经历多年宦海生涯，似乎已被磨灭的纨绔本性完全展露出来。“凯病至此，何可得保辱国？”，“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至能否邀恩拯救，或准赴义平待轮，乞速示。”[40]代理袁世凯职务的唐绍仪也及时佐证，“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41]此招果然奏效，7月18日，袁世凯终于盼到了望眼欲穿的调令，“奉旨，袁世凯著准其调回，钦此。”[42]旋即登轮回国，于22日夜抵达天津。[43]日军攻入朝鲜王宫，战事爆发时，袁世凯已然身处事外。袁世凯在朝鲜见难而退，不肯担负责任，尤其是最后时刻为了回国而上演的丑剧，令李鸿章异常不满，很快以其熟悉朝鲜情事为由，勒令其返回朝鲜，到平壤前线任事。近一个月后，8月16日，军机大臣翁同　的府上来了位年轻人，袁世凯的堂弟袁世勋受托，前来说情。“袁世勋（敏孙）为袁慰廷事来见，慰廷奉使高丽，颇得人望，今来津不得入国门（李相保令赴平壤），欲求高阳（李鸿藻）主持，因作一札予高阳，即令敏孙持去。”[44]回朝（3）当局者迷的袁世凯，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在对日交涉中输给了日本人，也不愿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他看到伴随着战局的恶化，淮系日薄西山，且又对李鸿章将自己重又派上前线的举动感到不满，借着叔父袁保龄曾是清流领袖李鸿藻门生的关系，私下里悄悄投向清流，寻找其他升迁的道路。对袁世凯在朝的表现，甲午战争后，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回忆往事，曾不无愤然地说到：“合肥（李鸿章）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独袁以罪魁祸首，而公论以为奇才，直不可解，花房之役（壬午事件）攘吴长庆功，此不足论。虽曰欲尊中朝，而一味铺张苛刻，视朝鲜为奴，视日本如蚁，怨毒已深，冥然罔觉，土匪之起即倭所使，电禀日数十至，请兵往剿，彼岂不知亲家翁之约者？（袁世凯与商谈签订中日1885年《天津条约》的吴大瀓是亲家）无乃太疏！”[45]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末期入都，战后的一天，恭亲王也问及此事，李鸿章的回答耐人寻味。“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嘿然而罢。”[46] 第二章提要偌大中国何以输给小小岛国——日本，且致如此一败涂地？在故纸堆中认真作一番翻检搜求，还真能找出不少线索。碍于财政，北洋海军的规模及装备在战前已远逊于对手；陆军相形之下，更为没落，募集、训练、装备、后勤，一无所长，且国内所谓“北洋精兵”仅赖地方维系，竟被划归在国家财政体系之外。在此种情形之下，以北洋一脉搏倾巢而出的日本，欲求一胜，真可得乎？！提及清朝后期中国的军力，留给今天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多达上百万的陆军，以及大海之上亚洲排名第一的强大近代化舰队。这种印象，自然而然会与甲午战争中清军兵败如山倒、百战而无一胜的实际情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很多人都难免为之困惑，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军力的清王朝，还会输给小小的日本？很多人会诅咒那些贪生怕死的将领，痛责签约割地的官僚，仿佛将这些“奸臣”们统统予以更换，或许整个战争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收局。然而细读清代的档案将会发现，纯军事层面的战败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因为那些所谓的堂堂之师，只停留在纸面上。发问清代中枢设有都察院，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监察机构，也是以评论时事、弹劾官员为能事的清流言官的重要阵地。东学党事发以来，对朝政决策，清流言官长时间处于观望状态，尽管私下议论丛生，但官面上并不多发言论。直到1894年6月22日，以都察院江西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是清代官名，负责监督所辖地区的吏政，纠参弹劾违纪官员的言官，清末也经常越区参议朝政）、浙江余杭人褚成博的一份奏折开始，正式拉开了清流言官全面监督、评论甲午战守决策的序幕。那一天，正是日本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的日子，而负责北洋交涉事务的李鸿章正积极寻求列强斡旋，想通过邀请列强派兵进入朝鲜保护商务的方式，破解日本独吞朝鲜的阴谋。褚成博奏参的矛头对准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不想方设法增兵朝鲜，威慑日本，反而寻求列强调停，“何能壮声威而折狡谋”，要求清政府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增兵和日本抗衡。7月4日，朝鲜局势进一步紧张，已升任吏科给事中（清代官名，都察院下设的言官，负责专门纠察吏制，有直接向皇帝建言的权力）的褚成博再度上折言战。除继续对李鸿章力主外交和议的行动提出严厉批评外，褚成博还专门就中日军力做了一番对比，评价日本是“岛夷小丑，外强中干，久为寰海所共知”。中国历史上对东瀛岛国日本向来小视，加上日本在朝鲜壬午、甲申两次事变中外强中干的表现，更使得在清流士子乃至中国百姓心目中，日本不足惧的印象已根深蒂固。对于中国，褚成博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的普通舆论。“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的海军和海防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武备修举，足以永靖海氛”。经过这么一番对比，褚成博表示了自我的不解，即我们既然有如此强大的武备，面对“区区一日本”，为什么要显得如此退缩？他认为应该“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兵威既振以后，办理交涉事务自能就我范围。”在奏章最后他得出结论，三军勇怯全视统帅，正是因为李鸿章怯懦才使得强大的中国面对日本的挑衅，竟然不作强硬回复，“苟非李鸿章激发天良，感励将士，恐此事终无把握”，要求光绪皇帝“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1]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1）其实对这种颇具代表性的敌我实力判断，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早在褚成博第二份奏折上递几天前，就已经表示过截然不同的看法。当7月1日时，清廷上谕李鸿章，认为中日局势“将有决裂之势”，要求李鸿章就一旦“倭兵起而相抗”后，我方该如何应对，预作准备。[2]李鸿章接旨后随即奏复，其内容大出清廷意料，在中枢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迥异于舆论普遍的军力估计，李鸿章报告称北洋海军可用的战舰仅仅只有8艘，陆军方面李鸿章虽然没有明言，但是称如果要预备战争，必须先筹饷二、三百万两，增募士兵，显示出现有兵力并不充足。这种情况，显然和陆军将兵百万、海军亚洲第一的外在形象相差得太远。接报后，清政府吃惊不已，第二天寄出密谕，由驿站用500里加急这种特殊的报信形式，快马流星送往天津，要求李鸿章做出详细解释。“该督练办海军有年，前据陈奏校阅操演情形，俱臻精密，自已足备缓急。兹据奏称，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究竟海军所练之兵有若干？此外北洋分扎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守者若干？著即逐一详细复奏！”[3]等到7月4日，就在给事中褚成博上奏凭空分析清军优于日军，不解为何对日示弱时，李鸿章的详细报告也在同一天送到了紫禁城内。这份文件，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清政府主管官员对自身军事实力所做的最明确估计，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从这里我们将看到一番触目惊心的景象。李鸿章首先报告海军的情况，说明为什么只有8艘军舰可资海战。“伏查战舰以铁甲为最，快船次之。北洋现有‘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快船五艘，均系购自外洋，‘平远’快船一艘，造自闽厂。前奏所云战舰，即指此八艘而言。此外，‘超勇’、‘扬威’二船，均系旧式，四镇蚊炮船，仅备守口，‘威远’、‘康济’、‘敏捷’三船，专备教练学生，‘利运’一船，专备转运粮械……历考西洋海军规制，但以船之新旧、炮之大小迟速分强弱，不以人数多寡为较量。自光绪十四年后，并未添购一船，操演虽勤，战舰过少。臣前奏定海军章程及两次校阅疏内，迭经陈明在案。”[4]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2）清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内兴起了创办近代化西式海军的浪潮。在清政府建设海防的布署图上，原计划由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北洋水师负责今天的辽宁、河北、天津、山东沿海防务，而南洋通商大臣管辖的南洋水师负责余下的从江苏直至南海诸岛的防务。实际操作中，因为经费有限，该项规划逐渐调整成优先发展防御京畿门户的北洋水师，而南洋水师因为辖区内福建船政上奏将部分造成的舰只编组为船政水师，分解了福建、台湾海峡的防务，两广总督又独自在绿营广东水师的基础上，改换蒸汽舰船，分解了广东、南海诸岛的防务，至使南洋水师的防区缩水到只有江苏、浙江两省，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鸿章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全力建设北洋水师，紧追世界潮流，陆续从英、德等国购买了一批先进舰船装备，并且聘请国外海军军官，模仿英国海军模式，严格训练。1888年清政府颁布了带有确定部队编制意义的重要文件《北洋海军章程》，将北洋水师正式更名为北洋海军，虽然名为北洋，实际就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国家海军。此时的北洋海军，是一支拥有25艘舰船，旅顺、威海、大沽三处主要基地，军队训练水平不亚于西方的远东海上劲旅。因为舰队中有“定远”、“镇远”2艘称雄亚洲的一等铁甲舰，北洋海军当时也被誉为亚洲第一。然而，那已是1888年的往事。从1888年之后，清政府认为海军建设已经一劳永逸，不懂得海军是一个需要连续投入、不断更新的军种，反而紧缩开支，甚至在户部尚书翁同　的主张下，严令禁止再添购新的舰、炮、军火。正如李鸿章在报告中所说，除去不能出远海作战的鱼雷艇、蚊子船、练习舰、运输舰，以及舰龄过老，随着岁月的剥蚀，已经从购买时的概念舰沦为落后老舰的“超勇”、“扬威”外，北洋海军的主力的确仅仅只有8艘军舰。至于其他3支非经制的舰队，除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的两广将广东水师3艘主力军舰借调给北洋外，南洋和船政水师或是军力不济，或是训练不足，根本无从支援北洋海军。囿于种种原因，在奏折上李鸿章只说了军舰的数量，没有交待这些所谓的主力舰当时的技术状况。铁甲舰“定远”、“镇远”和巡洋舰“济远”的舰龄都将近10年，巡洋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的舰龄接近7年，舰队中最新加入的福建船政造军舰“平远”舰龄也已5年。北洋海军日常出巡任务极为繁重，每年都要执行从北到南、沿中国海岸线巡逻和宣示主权的行动，其巡防区域最北端到海参崴，中经朝鲜、日本各港口，最南端到达南海诸岛以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长时间高强度的使用，对军舰的锅炉动力系统产生了极大的损耗，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军舰的航速变慢。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向李鸿章多次申请大修、更换锅炉，李鸿章也多次向清政府申请，但均没有下文。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3）比军舰老化更让人忧心的是军舰样式的落伍。蒸汽化军舰兴起于19世纪40、50年代，进入90年代，随着舰船技术、海军战术的不断更新，舰船设计处于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发展时期。这一阶段的军舰设计推陈出新，一日千里，往往一些建造时还被认为属于个中翘楚的军舰，等到下水服役时就已被新的设计、技术所淘汰。可以说非常不幸的是，北洋海军的军舰几乎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它们在设计建造时，几乎每一艘都是同时段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然而只过了短短几年时间，就已被宣布落伍．19世纪90年代左右，舰船设计领域内名为“新学派”的势力异军突起，专门针对既往的军舰，提出了依托于新式高射速火炮的全新理念，即不再一味追捧军舰火炮口径的大小，而采用大量的高射速的新式火炮，以密集的弹雨来击溃对手。1891年琵琶湖事件后，北洋海军应邀访问日本，提督丁汝昌在访问过程中已感觉到日本海军不同寻常的发展速度，归国后就向李鸿章提出购买快船、快炮的呼吁。1894年，北洋海军再度访问日本，短短几年间日本海军迅速扩张的势头，更令人吃惊，归国后，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也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添购新式装备。就在这一年年初，李鸿章上奏清廷要求为北洋海军更新装备，所得到的回应则仅仅只是光绪皇帝“该衙门知道”几个红字批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仅有8艘主力军舰的说法，已经让清政府内的很多人吃惊，可如果让他们知道了日本海军此时的实力，恐怕就要毛骨悚然了。日本的近代海军几乎和中国从同一道起跑线上出发，期间因为琉球事件、朝鲜壬午和甲申事件，始终呈现着一种你追我赶的军备竞赛的形势。早期，两国争先恐后从国外购买军舰，中国购买了“超勇”级，日本立刻购买同型的“筑紫”，旋即又购买从“超勇”级改良而来的“浪速”级，看到日本购买了“浪速”，中国则立刻购买从“浪速”改良而成的“致远”，然而到了北洋海军成军后，这种竞赛就渐渐成了日本的独舞。琵琶湖事件发生，日本立定要入侵朝鲜、中国的谋略后，日本海军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与李鸿章可怜兮兮的8艘军舰相比，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共拥有可出海作战的主力军舰31艘（二等铁甲舰3艘、巡洋舰11艘、炮舰17艘），其中包括专门为克制中国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而设计建造的3艘“松岛”级军舰，还有同时代全世界火力最猛、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和北洋海军军舰动辄5年以上的舰龄相比，日本海军1891年后服役的全新军舰多达9艘，其中有2艘甚至是1894年刚刚服役的军舰。这些军舰身上，充满了对付既往旧式军舰的杀手锏。[5] 海军：逝去的亚洲第一（4）1894年时亚洲第一海军的桂冠已经属于日本，北洋海军无论在舰只数量，还是先进程度上都望尘莫及，唯有的一点可弈之资，就是训练。视北洋海军为假想敌的日本也早早注意到这一点，现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891年孤本日本海军情报书籍《清北洋海军实况一斑》中，就有一段重要的评估。“（北洋海军）军纪、训练全部学习英国……从舰上官兵的活动观察，纪律极为严肃，武器保养、舰内配置非常到位……舰队内号令均用英语，舰内的布署表、日程表等文件都是中、英双文，舰上的各种训练虽然难免喧嘈杂扰，但极为迅速活泼，从持枪练习来看，姿势标准、动作敏捷。北洋舰队跨国远航活动不多，但在本国沿海的航行非常频繁，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故。1889年旅顺演习时，舰队出港动作迅速、运动中阵型保持良好，这绝对不是可以轻侮的进步。”[6]但是在技术较量几乎占据决定因素的近代战争中，人是否就一定能胜天呢？这不由得不让李鸿章为之担忧。还是在李鸿章上奏的1894年的7月4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电李鸿章，申请率领战舰深入日本军舰密布的汉江一带巡弋，李鸿章回电讥讽“此不过摆架子耳……人谓我海军弱，汝自问不弱否？”[7]陆军：纸上的百万雄师（1）甲午战争爆发前，对海军实力的估计还有少数国人保持清醒，认识到中国弱于日本，但在陆军方面，则几乎是众口一声，包括总理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在内，都估计中国陆军最终将凭借人数优势战胜日本。可在李鸿章7月4日的奏折里，并得不到这种乐观的印象。“沿海陆军，除胶州台工经始未成外，山东威海卫则绥巩军八营、护军两营；奉天大连湾则铭军十营，旅顺口则四川提臣宋庆毅军八营，又亲庆军六营；山东烟台则嵩武军四营；直隶北塘口仁字两营，大沽口炮队六百七十名。臣前折所谓分布直隶、东、奉三省海口把守炮台合计二万人者指此。其分驻天津青县之盛军马步十六营，军粮城之铭军马队两营，芦台之武毅两营，皆填扎后路，以备畿辅游击策应之师。至绿营兵丁，疲弱已久，自前督臣曾国藩及臣创办练军较收实用。无如直隶地面辽阔，与东、奉、晋、豫接壤，北界多伦、围场，皆盗贼出没之区，经年扼要巡防，备多力分，断难抽调远役。”[8]清代入关以后，以八旗和绿营军队为经制（有国家正式编制）常备军。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全国八旗兵力为250078人（其中驻防北京和直隶148200人，驻防东三省45117人），绿营兵力440413人（直隶40805人、山东17667人），总计全国常备军69万余人，直接在甲午战争前线各省的兵力超过20万人。但在李鸿章计算的北洋边海防军队数字里，却出现了八旗、绿营根本不在其内的咄咄怪事。这种怪事的缘由，是清政府官场内几乎尽人皆知、但是又说不得的秘密。自从入主中原以来，八旗、绿营的战斗力每况愈下，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缺乏更新，更重要的是吏制的腐化和训练的废弛。鸦片战争中八旗绿营被西洋列强打得疲于奔命，到了太平天国战争时，更是全无一用。甲午战争前，这支清政府的常备军战斗力早已尽丧，只能勉强充当维持社会治安的角色。可就是这么一支腐烂到极点的“军队”，因为是曾经帮助打下江山社稷的皇朝子弟兵，属于赖以维系政权存在的“祖宗旧制”，改革之刀无法触及，每年清政府并不宽裕的财政要为这支吃闲饭的队伍支付2000万两银上下的粮饷开支，相当于北洋海军建军购舰的全部费用，可谓是清政府机体内的毒瘤。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鸿章在奏折里点算出来真正能够派上用场的军队，大都来源自民兵，并不算在清政府的国家编制内。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八旗、绿营一败涂地，万般无奈的清王朝被迫起用汉族大臣回籍练兵，以名为勇营的地方自募民兵力挽狂澜。战争中，出现了几支战斗力旺盛的著名勇营部队，其中包括曾国藩一手缔造的湘军，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张曜的河南子弟兵嵩武军，由皖军演变出的宋庆毅军，还有脱胎于湘军而自立的左宗棠楚军，其中尤以湘军、淮军最为出众。陆军：纸上的百万雄师（2）这些勇营军队以乡情、亲情为纽带而凝聚，在内战硝烟中被迫努力获取近代武器来装备自己，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后，它们已然成为当时中国近代化装备程度最高的陆军，自然而然地扮演起国之干城的角色。这些并没有名分、粮饷来自地方通过捐税自筹的军队，滑稽颠倒地以民兵的待遇担负了国防军的责任。甲午战争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勇营部队，以及模仿勇营的制度挑选绿营精锐改编训练成的练军，总数为459367人。如果算上八旗、绿营，全国军队的规模看似非常庞大，达到114万人以上。在这上百万的大军中，勇营、练军是骨干，而在勇营、练军中始终保持练军习武，装备较为精良，战斗力较高的，其实只有驻扎在北洋沿线的一部，亦即清政府责令直接担当对日战守的军队，其余大都战斗力低下，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向北方集结调动十分困难。根据李鸿章的报告，结合战前日本情报机构搜集的资料，统计甲午战争爆发前，驻防旅顺、大连湾、天津、威海等地的淮军等勇营军队，计有毅军、亲庆军、铭军、盛军、武毅军、仁字军、嵩武军等番号，兵力38642人。另加上驻在奉天的勇营部队奉军，直隶练军中较有战斗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练军共14639人，总计北洋沿线的清军主力53281人，这也就是清政府全国精锐陆军的总数。[9]由于这些军队中，很多担负着守卫炮台要塞的重任，并不能随意调动，其中真正能够用作机动的兵力仅有驻扎天津的卫汝贵部淮系盛军11384人，叶志超、吴育仁、聂士成等部直隶练军、武毅军10357人、以及驻扎奉天等地的左宝贵奉军3879人，总计只有2万5千余人。在此后的实战中，北洋陆军机动兵团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作战，被人数、重火器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日军击败，为应对颓势，李鸿章不得已又把大量留驻炮台要塞的守军也投入野战场，结果仍然无法在战力上超过对手。同时守军抽调后空下的炮台防务，被迫招募新兵填充，结果在敌军临境时，仓促募集、缺乏训练的新军根本无法发挥先进武器的作用，导致重镇接连失守。随着五万余陆军精锐的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抽调各省的勇营、练军应付，却更加不是日军对手。而在同一时代，日本陆军已经全面推行义务兵制，普及军事院校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参谋部制度，全面实现了训练、制度、装备、战术的近代化。除去守卫本土各要港的要塞炮兵等部队外，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编为7个野战师团，兵力123047人，甲午战争中几乎全部投入中国战场作战。[10]日军战时兵团称为“军”，通常由两个野战师团为主组成，总兵力三万人以上，由此可见，日军每个作战兵团的兵力都要超过清政府全国精锐机动陆军兵力的总和。 陆军：纸上的百万雄师（3）在近代化陆军兵力上不敌日本的同时，军队的作战能力相比起日军，差距更大。包括精锐的北洋淮军在内，清军的勇营部队沿用的是明代戚家军的制度，最大的建制单位仅为营（步兵一营人数400—800人，骑兵和炮兵一营人数100—300人），又没有近代化的司令部指挥系统，战时大兵团指挥极易出现混乱和失控。至于近代化的后勤供应、医疗卫生，更是闻所未闻的天方夜谭。人员方面，军官阶层大都没有任何近代陆军指挥、作战知识的教育背景，仅仅是因为自己或长辈在太平天国、捻军战争中立有战功，而逐级晋升，所掌握的战争知识主要依靠以往内战中的自学摸索，长辈、同僚的言传身教。士兵阶层则更没有任何系统的近代军事知识培训，至多学习一些诸如队列和西式兵器的操法。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结束后，这些军队中的统将和兵士还算有一些实战的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成凋谢，这一点点经验也早已荡然无存。早在甲午战争爆发20年前，1874年李鸿章在一封写给大哥李瀚章的信中，就曾透露出了对这种现象的忧心忡忡，“昨过盛军，问将领皆四十以外人，不觉老将至矣！再遇艰巨，未知尚堪磨淬否？大抵欲官者多官气重，则朴风渐离，如何？！如何？！”[11]盛军是整个淮军中的佼佼者，情况已经如此，其他可以想见。如果说北洋海军虽然硬件战力不如日本，多少还有训练出色的优势外，陆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具备，兵力、战力都不及日本，白白背负了百万雄师的虚名，充其量不过是一支兵力弱小、装备了西式武器，但是仍停留在中古状态的军队。 轻于一掷（1）清末二次鸦片战争后，为处理各开放口岸和外国交涉的事务，除了在中央设立统一的外交部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清政府还分设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北洋大臣原名三口通商大臣），处理具体的交涉事务。1875年台湾事件后，清政府又分别赋予北洋、南洋大臣以督办南北洋海防的责任，负责海陆防务。甲午朝鲜事起，相关外交交涉属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职责。朝中有关备倭的主战声音出现后，李鸿章管辖下的北洋沿海驻军责无旁贷地成为战守之军，后人曾称当时的局面是以北洋一隅敌日本一国，并不为过。因为明白北洋海陆军的内情，李鸿章从日本介入朝鲜、意图生事开始，就始终不想以武力解决问题，寄希望于外交交涉。然而外交必须要以一定的国力为基础，更何况当时日本已经下定了要和中国开战的决心，因而李鸿章的外交交涉始终不得要领。看到日军不断增兵朝鲜，剑拔弩张，而担负军事、外交职责的李鸿章仍然忙于争取列强调停。以批评时政、参劾官员为职责，且满脑子天朝上国、统驭万邦思想的清流言官，自然感到无法容忍。局势渐渐紧张之际，清流言官针对李鸿章的弹劾也变得越来越多。十分微妙的是，李鸿章痛陈北洋军力不足的苦衷后，催促李鸿章备战的奏折仿佛不约而同般，在言辞与内容上都做了格外的精心设计。北洋海军之所以发展停滞，是因为清政府以节省支出为名，缩减海军投入而造成的，而直接倡议者就是清流领袖、户部尚书翁同　。所以，言官们对海军的参劾，都避开海军军力本身不谈，只是毫无来由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导致海军士气低落。陆军方面的情形更加可笑。作为清政府主力陆军的北洋沿岸驻军，清政府并不负担供养，而是李鸿章左支右挪负责养兵，由于地方财政无力维持过多的军队，不得已而一再裁撤。清政府在言官们预防地方督抚拥兵自重的议论中，对此也乐得默认，此刻一旦大敌临头，国家供养的常备军完全置身事外，而要责成地方供应的勇营部队冲先锋，申饬起来并不是很理直气壮。所以当言官们看到李鸿章有关陆军兵力不足的报告，并没有人敢于指责平日国家不修武备，同样只是空洞地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当，指责其不敢使用陆军是畏敌如虎。从小受师傅翁同　思想熏陶的光绪皇帝，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在对日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7月16日，朝鲜局势日益恶化，言官们连日来力言主战，抨击李鸿章畏缩的攻势在此背景下获得成功，当天清廷发上谕，严辞申饬李鸿章，“现在日韩情势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李鸿章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意存畏葸，著懔遵前旨，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拖宕，循致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12]清廷已不容许就军力问题再作辩白，而直接催逼着李鸿章快快把北洋的军队全部送上前线，准备作战。捷音变奏曲（1）提要丰岛遇袭，济远战舰上以方伯谦为首的官兵先是以功受奖，声震宇内，而随后不久，指责不平之声便纷至沓来。同时遇袭的鱼雷艇“广乙”上的官兵、亲历战场的多名洋人，甚至来自日本一方的证词，都指证方伯谦及济远舰并未如最初所说那般“作战激越，以尾炮退敌”，而是“升日本旗，抱头鼠窜”。更耐人寻味的是，有迹象表明，李鸿章、丁汝昌这两位直接主管的官员，似乎在第一时间就发现此案的疑点，为何他们却又同时选择了三缄其口、不置一评？捷音变奏曲1894年7月16日，鉴于日本就朝鲜交涉一事所持的强硬态度，在主战的清流派影响下，清廷做出“如势不可挽，朝廷但有主战”的决定，严辞饬令李鸿章迅速准备对日战守。针对当时日本军队已经占据汉城、仁川等朝鲜南部重镇的情势，李鸿章从北洋陆军中抽选精锐，一部从北路进军，意图进扎朝鲜北部重镇平壤，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的制衡局面，另选一部，由海路直接运往朝鲜牙山登陆，增援最初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出的叶志超、聂士成等部，希望以此和北路驻军南北呼应。7月23日凌晨，日军连日威逼朝鲜政府改革内政不成，悍然出兵占领王宫，建立傀儡政权。取得所谓驱逐在朝清军的授权后，日军又于25日在牙山湾丰岛海域突然袭击中国舰船，挑起了丰岛海战。海战中，北洋海军“广乙”号鱼雷巡洋舰力战伤重，被迫在朝鲜西海岸搁浅自焚，租用来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被日舰野蛮击沉，运输舰“操江”被俘虏，唯有“济远”号穹甲巡洋舰全身而退。26日早晨5时49分，伤痕累累的“济远”舰回到北洋海军驻泊基地威海。得到战事发生的消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急忙于当晚7时率领“定远”、“镇远”等海军主力舰只出发，前往战地一带搜寻日舰。[1]“原冀截冲寇船，麇其一二冠军者歼击之，庶微足雪死士之冤仇，泄臣民之公愤。”[2]有关丰岛海战的具体情况，则由“济远”舰管带方伯谦向李鸿章作出直接汇报。“二十三日，突有倭兵船多只，在牙口外拦截我兵船，彼先开炮聚攻，‘济远’等竭力拒敌，鏖战四点钟之久。‘济远’中弹三四百个，多打在望台、烟筒、舵机、铁桅等处，致弁兵阵亡十三人，受伤二十七人，并水线边穹甲上有钢甲处遮护，只一处中弹，机器未损；倭船伤亡亦多。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倭船紧追，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但见‘广乙’交战中敌两炮，船即歪侧，未知能保否。又运送军械之‘操江’差船适抵牙口，被倭船击掉。英轮‘高升’装兵续至，在近牙山寸峻西南，亦被倭船击中三炮，遂停轮而沉。”[3]捷音变奏曲（2）方伯谦的这份报告后经李鸿章转奏，是清政府决策层对丰岛海战所获知的最初印象。报告里除去无武装的“操江”、“高升”的损失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济远”远比“广乙”突出的奋战情形，尤其是午时用尾炮击中、击退日舰的情况，则简直是反败为胜的重大战果。北洋海军效仿英国制度，舰上都有完备的航海日志，定期还需要上缴作为重要文书档案归档备案。“济远”舰在海战当天的日志中对战事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可以视作对上述报告的重要佐证和补充。“上午四点起锚，同‘广乙’开行。依山而行，方向不定。上午五点半，看见远处有烟。上午七点，见倭船三艘前来。七点一刻站炮位，预备御敌。上午七点四十三分半，倭督船放一空炮。‘广乙’即自行驶去。上午七点四十五分，倭三船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战到十点，彼此停战。十点一刻，见‘操江’前来，即旗告我船与倭开战，令其回去，‘操江’见旗即刻转向。敌船一见‘操江’，即来追赶。行缓故不及追赶也。十一点，见倭督船又来追赶。十二点赶到，在我船之左。我船后台开四炮，皆中其要处，击伤倭船，并击死倭提（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敌，故挂我国龙旗而奔。我船舵机已坏，故亦不追赶，定向回威。”[4]从日志中的描述看，“广乙”开战后就“自行驶去”，给人“济远”独自作战的印象。另外，尾炮击毙日舰提督，以及日舰挂中国龙旗逃跑等记录进一步加深了此战反败为胜的性质。最后“我船舵机已坏，故亦不追赶”则圆满地解释了为何击伤日舰后，没有进一步追击获取更大战果的原因。时隔4天，7月30日回到威海的丁汝昌经过分别询问“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以及舰上的官兵，做出正式报告。“二十三四点，‘济’、‘乙’由牙开，七点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只剩十五生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停炮诈敌，彼欲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如果属实，查确后尚当照前定赏额划清补给，以昭信赏。”[5]捷音变奏曲（3）丁汝昌的报告表面上看是对方伯谦最初报告的补充和细化，所传递出的大致信息相仿。但如果细细推敲，丁汝昌报告里称“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但绝口不提“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推功时，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员，于情理都有不合，丁汝昌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并没有直接关系。丁汝昌为正式具文报告，必然会调查“济远”舰的航海日志，而且“济远”的舰员接受询问时，多少也会透露出一些日志所载的重大战场情况。但在丁汝昌的报告里，无论是击毙倭提督，还是日本军舰挂龙旗而奔等战果都没有着重提起，反而只将其定性为风闻，这一情况更显特殊。中午时分接到丁汝昌的电报后，李鸿章在当天下午回电表达自己的看法，电文中一语道破天机，“‘济远’接仗情形已悉。前已据方伯谦电禀，转电总署代奏。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此即表示对方伯谦电报中的尾炮击退日舰一事有所怀疑。同时李鸿章告诉丁汝昌，根据驻日公使汪凤藻在日本获得的情报，“未言提督亡，‘吉野’沉。”[6]不过无论是丁汝昌还是李鸿章，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不好的判断上呈清廷，也没有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追查。这种看似纵容的行为，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清流舆论压力。清廷责成李鸿章向朝鲜增兵之前，就已经接连有言官奏参李鸿章，清流一派亦有意争夺李鸿章北洋海防驻军中拥有国家编制、且耗费巨资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7月17日，礼部右侍郎志锐上奏参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批评叶志超和丁汝昌“铁舰不入仁川，陆军不入汉城”，是“败叶残丁”。[7]22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密奏，参丁汝昌胆怯无能。8月3日志锐上片，“请令丁汝昌来京陛见，即交刑部治罪。”8月6日褚成博参李鸿章、丁汝昌，文廷式参丁汝昌。在这种丁汝昌本人并没有任何过错，仅仅因为清流言官认为丁汝昌是在执行李鸿章的保守策略，为了将海军的指挥权从李鸿章手中夺出，而奏章不断的情况下，丰岛海上的捷音不管真伪如何，都可以用来暂时为丁汝昌抵挡一阵。倘若此时李鸿章、丁汝昌称丰岛战报有假，清流言官将会发起一场怎样的舆论攻势，则是李鸿章所不敢设想的。在清流阵营内，7月28日，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翁同　看到了李鸿章转奏的方伯谦报告，给他的感觉是“我船甚单，赖‘济远’，苦战，未至大损”。[8]30日，翁同　的门生张謇给老师写信，建议“‘济远’既能鏖战而回，当时战状其管带方伯谦必能尽悉，宜令李（李鸿章）详问以报，略嘉奖之”。李鸿章可能无法料到，丰岛的捷音实际对保护丁汝昌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甚至还起了负面作用，张謇在信的末尾暗示翁同　“（丰岛海战）丁为提督，何以并不前往？”[9]捷音变奏曲（4）7月30日丁汝昌的详细报告即因此而作，但报告中推功时不提方伯谦的情况，显然引起了清流的不满。8月11日，翁同　参与拟写的电旨寄发给李鸿章，“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著李鸿章传旨嘉奖。”[10]至此，丰岛海战在清政府内正式定性。就在丰岛海战一案定性10天前，上海《申报》上登载出了一篇明显依据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的细节编写出的报道，刻意推出方伯谦的英雄形象。是谁在给报纸投稿制造舆论，则不得而知。“（‘济远’）驶至高丽海面，遇一日本兵船，即互相战斗，自晨战至午后三四下钟时始止。初时，船上炮兵似有畏怯之状，统带方君怒以手枪击毙四五人，余遂愿为效命，奋勇争先，炮火喧天，精神益奋，弹丸飞去，击死一日本督兵官，日船大受伤夷。忽日人放一开花炮，击中‘济远’船面，毁及船首大炮，司炮之弁及两旁士卒皆及遇难，死者十三人，伤者二十七人，舵轮亦折损。统领乃将轮捩转，仍得行驶自如，船既转，突开后面巨炮以击日船，日船受伤更甚，日兵官知不能敌，急高挂龙旗乞降，并悬白旗以求免击，其时统领正在挥兵夺取此船，忽有日兵船三号冲护而至，此船胆稍壮，将龙旗放下，依然高挂日旗，‘济远’统领乃折回威海。观于此事，是‘济远’船坚炮利，方统领更谋勇兼至，虽在洪涛巨浪之中，仍有我武奋扬之概，彼‘高升’之被击，特处于不及提防耳，否则奋兹罴虎戮彼鲸鲵，区区乌合之师，何足经我扫荡哉。”[11]揭伪（1）尽管官方对丰岛海战做了最终评价，但就在方伯谦受到传旨嘉奖前后，一连串证人证言陆续出现，证明方伯谦的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所说的丰岛海战战况存在重大问题。英国商船“高升”号在丰岛海战中被日舰野蛮击沉，舰上船员和搭乘的中国陆军官兵死难者众多。极为侥幸的是，该船的船长，以及当时搭乘该船前往朝鲜帮助指导工事营建的德籍洋员汉纳根等人遇救脱险。8月6日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登出了一篇“高升”船长高惠悌和汉纳根等人遇救后对济物浦英国领事所作的证言，详细叙述了他们经历的海战情形。汉纳根说：“……九点钟，我们看见最前一只船，挂有日本旗，其上还有一面白旗招展。该船很快地向我们方面开过来，经过我们时，它把旗降落一次，又升上去，以表示敬意。”这个情景“高升”的船长也亲眼目睹，不过他判断出那艘挂白旗和日本旗的军舰实际是中国军舰“济远”，“……掠过一艘军舰，它悬挂日本海军旗，旗上再挂一面白旗——这只船后来证明为中国战舰‘济远’号。”[12]在还没有能够确认日本军舰是否挂白旗和龙旗而奔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旗逃跑的消息，已经足够惊人。很快，又有一则证据出现。“操江”是北洋海军的运输舰，7月24日下午2点离开威海，负责运送叶志超等部陆军的饷银，以及递送丁汝昌的密令给驻防牙山湾的“济远”等军舰。25日上午，“操江”误入丰岛海战战场，于11时40分被日舰“秋津洲”俘虏。被清政府委派去朝鲜接任电报局总办的丹麦人弥伦斯，当天搭乘“操江”，和舰上官兵一起被俘押解往日本。8月14日弥伦斯在日本长崎拘留地写出了一封长信，详述自己亲历的丰岛海战情况。“二十三早九点，见‘高升’轮船为日本大铁甲三号拦住。该船等与‘操江’相离约有三英里。‘操江’管驾即行转舵驶回，向西约行一点钟之久，见‘济远’兵船突由一岛之后傍岸驶出而行，与一日本兵船开炮互击。……至上午十一点三十分钟时，该船驶近‘操江’，突改向西偏北二度由‘操江’船头驶过，相离约半英里。‘济远’悬白旗，白旗之下悬日本兵船旗，舱面水手奔走张皇。‘济远’兵船原可帮助‘操江’，乃并不相助，亦未悬旗通知？……”[13]弥伦斯的说法，与“济远”航海日志中“见‘操江’前来，即旗告我船与倭开战，令其回去，‘操江’见旗即刻转向”的记录完全不同。而且“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军舰旗逃跑的情况，和“高升”号幸存者的目击竟然一致。 揭伪（2）丰岛海战中参加战斗的除“济远”外，还有一艘鱼雷巡洋舰“广乙”。但“广乙”在战斗中失去踪迹，生死未卜。“济远”航海日志称“广乙”一交战就自行驶去，方伯谦说这艘军舰“中敌两炮，船即歪侧，未知能保否”，使人很容易产生“广乙”作战并不积极的感觉。对此，“广乙”舰因为不知下落，舰上官兵也无法就此对证。1894年7月底，负责管理电报局、前敌军队后勤等要务的盛宣怀接到一份特殊的英文信，在丰岛海战后首次得到了“广乙”的消息。来信人称“广乙”作战受伤，在朝鲜海滩停泊，10余名舰员到达牙山，可能已搭乘1艘英国船只返回烟台。[14]没过几天，8月4日，9名“广乙”舰水兵乘坐雇佣的朝鲜民船抵达山东荣成成山，告知丰岛当日的情况是“三倭船将‘广乙’打坏，复打‘济远’……幸船主、大副俟船搁沉十八岛，即起岸得生。”[15]8月9日，又有一批54名“广乙”舰官兵由朝鲜地方官雇船送到荣成成山。[16]至9月初，“广乙”舰的管带林国祥终于现身，一行18人被英国军舰“阿察”（Archer）送回烟台。伴随着管带林国祥等官兵的归队，一篇采自他们在仁川时的访谈新闻稿，在不少报章上公布，而其关于丰岛海战的描述与方伯谦的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完全不同。“其时，‘济远’在前，竟过倭船之侧，倭船并未扯旗请战，及‘广乙’行至日船对面，该船忽开一炮，以击‘广乙’，‘济远’在前，见之并不回轮助战，即加煤烧足汽炉，逃遁回华……”落单之后，林国祥指挥“广乙”与优势日舰搏战，因受伤过重被迫退向朝鲜西海岸的十八家岛搁浅，为免资敌而自焚战舰，率领余部登岸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陆军，到牙山后发现叶部已经转移，此后经历颇多波折才得以辗转回国。[17]来自“高升”、“操江”、“广乙”三方的证据，共同指证“济远”不仅没有配合“广乙”坚持作战，而且遇到己方的运输舰和运兵船时还不作停留和明确示警，只顾自己逃跑，甚至逃跑时舰上还挂出了白旗和日本海军旗。 尾炮退敌的真相（1）日本海军在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舰船的军舰，是由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指挥的“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巡洋舰，当天以“吉野”作为司令舰。战后，各舰舰长以及司令坪井航三都做了相关报告，这些档案文献成为了解丰岛海战真相的另一把钥匙。坪井航三在8月8日的战斗详报中综述了海战的经过。25日战斗打响，“广乙”舰勇猛地冲入日军阵列，依次向三艘日舰发起挑战，试图采用鱼雷攻击。利用“广乙”冲乱敌阵的机会，“济远”在海战初起时略作还击后，便高速向西方逃跑。这一情况，与“广乙”舰幸存官兵所述完全吻合。“广乙”重创退向朝鲜海岸后，日方三舰集合一起追击远逃的“济远”。将近上午9时，因发现西方海上驶来两艘身份不明的船只，坪井航三下令日本三舰自由行动，于是出现了“秋津洲”回头追击“广乙”，“吉野”减速观望，“浪速”追击“济远”的局面。9时30分，判断出远处驶来的是中国运兵船“高升”和运输舰“操江”后，坪井航三从旗舰“吉野”上发出号令，召集军舰重新分派使命，决定由“浪速”捕捉“高升”，“秋津洲”捕捉“操江”，“吉野”追击“济远”。11时40分“操江”被俘，12时43分“吉野”担心驶离战场过远，停止追击“济远”而折回，下午1时“浪速”击沉“高升”。[18]“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对他的军舰追击“济远”的情况，在日记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我舰乃追击‘济远’号，彼乃在小波拉海上举起降旗。这时遇到一艘英国船，我舰鸣空炮令其投锚停船，该船乃立即停下。我舰更加紧追击‘济远’号，到了离三千多码时发射船首的大炮。‘济远’号至此举起了日本海军旗，上加白旗，表示投降。此时司令官命令我舰靠近旗舰，因此停止进击，等待司令官的命令。”[19]“济远”舰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逃跑的情况，甚至两面旗帜悬挂的位置，都和“高升”上的目击者汉纳根、高惠悌描述的完全一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情况的真实性。日本“吉野”舰舰长河原要一在战后也有一份提及追击“济远”具体情况的报告。“8时6分，以12节（12海里/小时）航速尾追‘济远’……8时10分，‘济远’发射的1颗炮弹在我舰首附近形成跳弹，打断一些信号索具。8时20分，‘济远’150毫米尾炮射出1颗铁弹，打在我舰右舷外海面上跳起，穿入舰内，击碎了一部发电机后，穿透穹甲甲板，坠入轮机舱。”“我舰重新高速追击‘济远’（指坪井航三9时30分重新分派任务后），12时38分追至距离‘济远’2500米时，以右舷火炮炮击‘济远’，我发射6弹，‘济远’回击2、3弹，12时43分我舰停止追击。”[20]尾炮退敌的真相（2）“吉野”舰就是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志中提到的那艘午后追击“济远”的“倭督船”，但是这艘“倭督船”上的倭督坪井航三在海战中毫发无损，舰上日本官兵也无一阵亡，根本不存在“济远”航海日志所说的“击死倭提（提督）并官弁数十人”的事情。根据河原要一的报告，能够与“济远”舰尾炮退敌的说法有稍许关系的，只不过是海战开始后不久“吉野”所受的几次间接损害，不仅伤情不如方伯谦所说的“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那般严重，而且发生的时间也不是午后，更不存在“吉野”被“济远”击退的情况。（丰岛海战后“吉野”与第一游击队各舰即回到朝鲜群山浦锚地驻泊，很快于1894年8月7日被派往朝鲜大同江口、大东河口执行侦察任务，之后还参加了炮击威海湾、护送日本运兵船、侦察成山头等行动，丝毫看不出受重创的迹象。）作为对日方这一记录的佐证，中国方面亲身经历“济远”参加丰岛海战全过程的一位当事人，曾有过一段十分重要的回忆。“济远”舰的英籍洋员哈富门，事后回忆当天“吉野”追击“济远”的情况是去而又返，“‘吉野’受我炮弹小有损伤，展轮迳去，待修理后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21]按照哈富门的回忆，当时“吉野”不是被重创，而仅仅是“小有损伤”，不是被击退，而是“重又折回，与我船奋力攻击”。至此，综合中日各方当事人的目击证据可以证明，方伯谦丰岛海战的报告严重编造事实，所谓的主炮退敌一说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丰岛海战当天“济远”舰的航海日志显然也是编造的，不仅制造主炮退敌的虚假功绩，而且把发生在“济远”身上的悬挂白旗和日本海军旗事件，转嫁给日本海军，情形可谓极度恶劣。余音（1）方伯谦丰岛捷报涉嫌造假的消息，通过各种途径在街头巷尾传播开来。随着一些知情人不断透露消息，方伯谦在海战中躲避到舱室内等其他丑闻，也越来越多地被曝光。李鸿章曾告知丁汝昌，在天津“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不过李鸿章本人却不愿意自找没趣，向清廷承认自己最初对方伯谦丰岛海战报告问题失察，而是颇有些推卸责任地私下斥责丁汝昌，“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忧之。”[22]面对李鸿章这份指责，目前并没有资料显示丁汝昌做过积极的反应，有一种说法认为，丁汝昌是因为考虑到丰岛海战时寡不敌众，这才饶恕了方伯谦，未进行深究。[23]丰岛海战报告存在问题的消息，清流言官们也很快知晓。对已经发出的奖赏方伯谦的圣旨，不方便撤回，一向言辞锋利的言官们对此事干脆采取了冷处理，再不提及。私下里，一些言官借此看中了在丰岛海战中作战奋勇的“广乙”管带林国祥，盘算着如何以林来取代丁汝昌。由于清政府没有明确就丰岛海战方伯谦的表现重新定论，以至于这件本来证据确凿的史实在很多时候成了糊涂的公案。方伯谦大东沟海战逃跑被处死后，在一篇为方伯谦鸣“冤”的著作中，仍然有“方管带发令将船前转看杪准，猝发后炮，一发中其望台下。该船火药炮子震裂，翻去望台，歼其提督员弁二十七人，并水勇无算；再发中其船头，火起水进；又发中其船身，船便倾侧，升白旗龙旗而遁”这类荒诞不经的文字。[24]时至今日，一些始终抱定方伯谦甲午被杀是“冤案”的方伯谦旁系后裔，仍然在根据方伯谦伪造的丰岛海战报告，不时拿出一些与之配合显得非常默契、且旁人无法考究的“自己儿时的回忆”，来证明方伯谦海战报告的真实性……“方俪祥女士记忆犹新地追述：八岁时……记得一次一位军官猜错了，主动表演‘方管带打日本兵’，他显示打炮，打呀，打呀，日本军舰逼近了，炮弹打光了，他问我们姐妹，没有炮弹怎么办？姐妹俩急了说不出什么办法，他启示地说：‘不要紧，你伯公方管带忽然想起弹药舱内还有德国造船厂试炮剩下的四发炮弹。就叫水手下舱去搬运炮弹……炮弹搬上后甲板了，迅速交给了后主炮炮手，他们借着表演将炮弹推进炮膛，炮手在瞄准敌舰，有人喊着方管带命令开炮，轰，轰，轰，三发炮弹在敌舰上爆炸了，将日本军舰打跑了。’大家拍手叫好，十分高兴地喊道：‘打胜仗了！’”[25] 奉军出征（1）提要：左宝贵，以“勇”名冠绝三军，在平壤一战中，以单薄兵力扼守牡丹台要地，与日军激战长达数小时。在战斗最紧要的关头，左宝贵身着黄马褂、顶着枪林弹雨，亲自用机关炮向日军扫射，以此激励士卒振作，最终英勇殉国。在甲午战争中，无数将士不得已地用血肉之躯拉动晚清这架老朽不堪、行将四散的战车。像左宝贵这样为国效死的勇士的热血，泼洒得愈多，愈加让人心生悲凉。奉军出征统领奉军记名提督广东高州镇台左军门勋启冠廷仁弟总戎麾下：……吉林匪党，现已肃清，前因增都护谕奏滋事情形，奉旨即令前往查办，不知复奏若何？倭人以重兵屯驻仁川、汉城，胁韩改政，迭经据约辩诘，并邀英、俄各国出为理论，现尚相持不下，如竟不肯撤退，势必至于用兵，不得不预筹战备，韩之北境，接连奉省，近闻倭人于大同江、平壤一带派人潜往测量绘图，意殊叵测，闻奉省已派队往防东边，尚望就近侦探确情，随时示知为盼！……愚兄李鸿章顿首[1]上面这封书信，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了预筹战守，调查日军行动情况，而商请驻防盛京省（今为辽宁省）的奉军统领左宝贵（字冠廷）帮助就近侦察。1894年7月3日，这封信出现在左宝贵的案头，由此可以知道，实际上在寻求国际调停的同时，李鸿章已经在预作针对日本的军事准备。左宝贵，1837年出生，回族，山东费城人。他的军旅生涯轨迹，在清朝末年中国勇营的高级军官中极具代表性。这些军官全都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大都是在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时代参加军伍。1856年，刚满20岁的左宝贵应募从军，投身于正在围剿太平军的清军江南大营。随后，他的升迁和成名，主要依赖在战争中的英勇表现。1858年初，左宝贵因为在进攻乌江太平军之战中奋战有功，获得了军旅生涯的第一个褒奖——六品军功，逐渐从普通士卒中脱颖而出。到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几乎每战都有突出表现的左宝贵，已经升任守备。捻军起义爆发后，左宝贵于1865年被蒙古亲王僧格林沁选中，担任忠勇营营官，随军剿捻。1867年受命统领河间练军，至捻军被镇压后，升至参将，调用直隶省。1871年，任古北口练军后营马队营官，隶属在直隶总督李鸿章麾下，与李鸿章的交情即从此开始。奉军出征（2）太平军、捻军战争中从军习武，并借以立功升官的这些军人，随着大规模内战的平息，在和平时代的升迁机会并不太多，左宝贵则成了众人中的佼佼者。1872年，直隶热河马贼纷起，左宝贵率部屡次歼击，并曾一度追击至盛京省境内，“匪众溃散，东荒肃清”，左宝贵“身先士卒，摧锋直前”，被授总兵衔，以副将尽先补用，“由是声誉日起”。1875年，刑部尚书崇实赴盛京、吉林办理边务，因左宝贵击溃直隶马贼的名声，遂调其率古北口练军一部同行，将骚扰盛京、奉天一带的各支大股匪患一一平息，同时左宝贵又奉命帮助盛京省训练模仿淮军军制的勇营——奉军，因功获记名提督衔。1880年，古北口练军奉命调回直隶原驻地，经盛京将军奏请，左宝贵留用于东北，率领奉军，1885年获得广州高州镇总兵实缺，成为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将。[2]左宝贵所统率的奉军，属于地方自募的勇营。勇营军队不在国家编制内，一切供给需要依赖地方，士卒们也没有八旗、绿营军队那种终身职业的国家福利保障，处于朝不保夕的临时工地位。穷苦老百姓为了谋生，可以不在乎名份、工作的性质临时与否，而投身勇营当兵，但拥有一定资历、地位的将领无疑不能接受临时工地位。为了稳固将心，勇营军官的职务编制，几乎都借用、安插到绿营编制内，在没有空缺的情况下，甚至采用记名候补的方式，列入国家编制，以使之成为国家承认的正式军人，领取国家俸禄。身在东北统率奉军的左宝贵，职务编制借用自绿营广州高州镇。同样的情况比比皆是，例如驻防直隶的淮军盛军统领卫汝贵，职务编制借自绿营甘肃宁夏镇。这种官衔和职守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可谓是晚清官场的奇景。左宝贵收到李鸿章的书信10多天后，7月15日清政府鉴于局势严峻，严谕李鸿章向朝鲜增兵。除去沿海路出发的武毅军和直隶练军，以及海运至大东沟、营口等地上岸，再沿陆路开进朝鲜的盛军、毅军等直隶省的勇、练营军队外，盛京省也担负了选派部分军队前往朝鲜的任务，奉军虽然驻扎于盛京，但盛京省的边海防属于北洋防务的战略范畴内，扮演边防军角色的临时工军队——奉军，也在李鸿章的指挥调度下，左宝贵的这支编练多年、多次剿匪获胜的能战之师，旋即被选中。开拔之前，奉军多年来主要驻防在盛京省的奉天府和通商口岸营口牛庄一带，其中驻扎奉天府的包括奉军亲军步队361人、后营步队451人、新右营步队451人、中营马队314人、右营马队314人、新练亲兵中营马队184人；驻扎营口牛庄一带的包括奉军左营、右营、中营、前营步队各451人、拨出防守营口水雷营的步队30人；另有驻扎昌图县附近左营马队314人，总计奉军全军兵力4223人。[3]奉军出征（3）在这之外，7月16日盛京将军裕禄因“奉军统领左宝贵，前于开辟东边即身亲其事，该处地势民情无不熟谙”，又将驻防在中朝边境的记名提督聂桂林部勇营军队——靖边军划归左宝贵督率。聂桂林部靖边军当时右营步队357人驻防通化一带，中营马队、前营步队、左营步队、后营步队各357人驻防凤凰城（今辽宁凤城）一带，兵力总计1785人。[4]兼统靖边军不久，左宝贵便得到率军开赴朝鲜的命令，经过与分统聂桂林会商，从奉军和靖边军中各抽选马步4营，以及靖边军炮队，组成了一支8营3500人的队伍（炮队不满1营，中国档案中赴朝奉军均自称为8营），番号分别是奉军左营马队、左营步队、右营步队、后营步队；靖边军右营步队、左营步队、后营步队、中营马队、亲军炮队，[5]对外统称为奉军，左宝贵任总统，聂桂林任分统。1894年7月21日起，营口、奉天、昌图、通化等地，一队队奉军、靖边军陆续拔营起程，根据总统左宝贵的命令，向边境城市九连城集结（由营口驻地出发的奉军乘坐民船走水路赴九连城），准备再由那里集中开进朝鲜。25日，左宝贵率剩余部队从奉天出发，踏上征程。临走前，左宝贵拜访了一些城中的好友，依依话别。一位平日与左宝贵私交甚好的外国人觉察到，平日英勇善战的左将军，临行前却很有一番易水长歌的悲壮，左宝贵向友人们说道：“这次战争与剿胡匪不同，我怕是不会回来的了。”[6]“在七月快完了的时候，那时我们的朋友左宝贵将军，接到一个由北京来的电报，命令他立刻统军由陆路到朝鲜去。左将军的军队是满洲唯一的真正军队，训练非常好，永远保持着紧张的精神，仿佛立刻就要有行动的样子，而且因为常征剿凶猛的胡匪，所以作战经验也多。一部分前队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开拔了，将军自己和剩下的部属迟一天也出发了。他未走以前，首先来与我作别。他的心绪并不好。照常理说，他已尽心竭力去训练他的军队，尽他所能去充实军队里的设备，而且士卒也非常忠心，愿为他效死，应该没有什么忧虑了，但是左将军是非常明白的，他知道他最用心最费力所训练的军队，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日本新式组织的军队相比，而且对于中国方面军官和士兵之间团结力的缺乏（这一层战前我们是不知道的）他也深悉……”[7] 守御平壤（1）根据清政府内的官方报告显示，奉军7月28日途经凤凰城，领取了清军最新下发的电报密码手册后，继续急行军。[8]29日全军到达九连城，奉军和靖边军会合、集结完毕。[9]30日黄昏，左宝贵带亲兵渡河，率先到达朝鲜义州。[10]为保证行军途中军纪整肃，左宝贵还专门下发军规，加以饬戒，在东援诸军中奉军的军纪一时最为人称道。……一、随征之人，有强奸妇女者，无论官兵，均按军法。一、随征之人，有抢夺民财者，无分首从，均按军法。一、本军兵丁，有捏造谣言煽惑人心者，按军法惩办。一、本军兵丁，如拐带军装私自逃走者，由沿途关边度卡查验无护照者，扣留送营，按军法惩办。一、本军兵丁，有酗酒行凶及聚赌滋事者，一经查出，重责割耳，轻者责革。一、本军官弁兵夫、及随从人等，均经预发薪粮以资足食，如沿途于民间买用食物等项，须先问明市价，公平议买，毋许强劝口角，违者责革，尔商民人等亦不得高招时价。……一、每日于开行之先、安营之后、打尖之时，由该管官点名三次，落后不到者重责。一、每日定四更吃饭、五更起队，各兵既饱食上道，不许中途复买零星食物致使队伍不齐，违者重办。[11]7月31日清晨，在靖边军统领聂桂林的具体指挥下，奉军左营、后营步队及靖边军前营步队、中营马队分批乘坐舟船，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当天中午时分经过义州，继续向北方重镇平壤方向挺进。[12]领先于奉军、靖边军大队，轻骑在前的左宝贵提前在8月6日赶到了平壤，与此前抵达的盛军、毅军将领卫汝贵、马玉昆会商防守大计。[13]在清政府十万火急的催令下，各路援朝清军出发时，为加快行军速度，都尽可能地选择不带或少带弹药辎重以及重武器。这些大宗物资，在军队出发之后，由各地陆续向前转运，首先通过海路或陆路汇聚到鸭绿江畔的朝鲜边境城市义州，以此为中转枢纽，再分别向平壤城运输。甲午战争时代的中国陆军，尽管通过购买和自造，已经部分装备了不弱于西方的先进枪炮武器，但无论是战术思想、军队制度，都滞留在中古时代。对待重要的后勤保障问题，进驻平壤的各支中国军队各自为政，各支军队各有一套后勤补给线的办法。勇营军队原本有长夫制度，即编制在军队里的民夫，但出征事机急迫，又为节省钱粮考虑，各军大都没有随带长夫。于是从义州到平壤运输辎重粮饷的工作，必须要由军队自行完成。和其他各军一样，左宝贵的奉军也被迫从本就不多的兵力中，分出军队担任运输队，“敝军八营三千五百人，除后路转运，只三千人”。[14] 守御平壤（2）从当时其他军队的报告里，后路转运的纷乱情况可见一斑。后路转运队，一般使用出国前自行携带的车辆，由于朝鲜境内土地贫瘠，骡马缺乏草料喂养，只能从边境城市和朝鲜就地雇牛和民夫帮助，7头牛拉一辆车，每天要支付2两5钱。[15]由义州通向平壤地势崎岖，且只有土路，各军运输队在一处拥挤，加上连日阴雨，道路泥泞，牛车行进本就缓慢，由此更显滞涩。奉军有一次冒险改走水路，从义州将军粮装上木船，沿近海驶进大同江，耗费了8天时间，左宝贵都觉得较陆路便利得多。[16]感觉到这种后勤状况既效率低下，又分散各军兵力，牵扯统兵大将的精力，李鸿章于8月底致电左宝贵等，提出各军后勤运输应该统一，集中购买2400头牛，按照驿站的模式，从义州至平壤沿途设立12站，流水接递运输，所用人员由兵力最多的盛军派出。然而正值秋收，朝鲜百姓不愿帮助军队运输，淮军大管家盛宣怀协调也不得力，直到平壤大战爆发，统一后勤的构思仍然是空谈。中国军队中并没有近代化的参谋部、司令部机构设置，所有的事务不分巨细，都要汇总到统兵大将一人来处理，尽管随行人员中会有一些师爷、幕友帮办，但这些人的知识积累面对复杂的行军、作战事务，能否适应，是个极大的问号。除去令人揪心的后勤，装备问题也是左宝贵极为操心的事情。相比驻防直隶和旅顺、大连的淮军、毅军，关外奉军因为地方财力不丰，装备稍显落后。临行前，李鸿章曾答应设法从上海筹措毛瑟枪1200支、子弹20万发给奉军，加强战力。[17]但当时很多省份都在新募军队，军械需求急迫，盛宣怀私下将这批枪械卖给了台湾巡抚，“本存上海，因钧电未定，已为台湾买去”。[18]几经周折，李鸿章才从旅顺的军械库存中竭力匀拨出了500支新式毛瑟枪、10万发子弹交给奉军。[19]考虑到赴朝奉军的重火器只装备有2门加特林机关炮和6门小行营炮，李鸿章又另拨给20门新式的毫米口径克虏伯行营炮。奉军“原只有三千五百人，兵数本不甚多，若由所带各营内再分拨炮队，则步队枪兵兵力过分”，左宝贵于是就已经解到的12门行营炮，向盛京将军裕禄申请新募一营炮队，结果在官僚公文、汇报的层层拖宕下，直到平壤大战爆发，炮队也没有组成，李鸿章赠与的新式火炮成了装饰品。[20]不过即使这支炮队组成，临时招募的老百姓能否有效操纵近代化的火炮，仍然令人担忧。平壤地处朝鲜西北方平原地区，东临大同江，有舟桥相通对岸，全城四周围绕高10米、底部宽7米、顶部宽2米的城墙。进驻平壤后，各支清军分防布置，修建工事。平壤城南是清军判断的日军主攻方向，由盛军、毅军等兵力较多的营头分布防守。而平壤城东北部山峦绵延，地势险要，清军并不懂得近代战争中抢占制高点的好处，反而认为这一位置易守难攻，在防御线中属于次要地位。 守御平壤（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