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兵农合一" 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井田制度。　　《汉书？刑法志》所说周代" 因井田而制军赋" ，正道出了这一问题的因果关系。在井田制度下，每一具有士兵身份的村社社员都得到一块由村社代表国家分配的足以维持自己和家属生活的份地，并为国家负担兵役。份地是他为国家服兵役的基础，兵役则是他因份地而产生的义务，两者相辅相成。　　" 兵农合一" 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服役人员平时散在村社为农，战时临时征集为兵。散在为民时，兵器收归国家统一保管，临事征兵时，同时发授武器，与终日兵不离手、手不离兵的常备军明显不同。这就形成临战集结和临时授兵制度。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５９４年）说：" 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乃略狄土，立黎侯而还。" 这种临时集结军队的作法，直到春秋晚期仍然存在。《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５７０年）说：" 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 襄公十三年说：" 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 襄公十八年说：" 楚将侵郑，子庚帅师治兵于汾。" 这些事例足以证明终春秋之世列国都是在战前临时征集部队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也说，齐景公任命司马穰苴为将军，率兵抵御晋、燕二国的侵袭，同时任命宠臣庄贾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定第二天" 日中会于军门".说明也是临战征召部队。　　既然临战前征召部队，当然也在战前发授兵器，这种临战授兵的事例也习见于古文献。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元前７１２年）记载，庄公准备讨伐许国，五月甲辰那天，在郑国的祖庙发授兵器，大夫公孙阏与颍考叔为争车发生矛盾，" 颍考叔挟辀（ｚｈōｕ，音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 庄公四年（公元前６９０年）说，楚武王排列成" 荆尸" ①之阵，向军队发授战戟，去讨伐随国。又，闵公二年（公元前６６０年）说，狄人伐卫，卫将战，" 国人受甲".军队的武器，战时由国家发授，战后复缴还国家。因此，国家专门设有一套保管武器的官吏和机构。据《周礼？夏官》载其《司兵》职掌" 五兵五盾" 的授受。《司戈盾》职掌" 乘车" 、" 贰车" 及" 旅贲及虎士" 戈盾的授受。《司弓矢》职掌" 六弓四驽八矢" 的授受。　　《校人》职掌" 五马之政".据《周礼？春官》，《司常》职掌各种战旗，《鼓人》职掌各种战鼓与金器，《车仆》职掌各类战车等等。《左传》襄公九年则记载，宋国有工正掌管" 出车" ，校正掌管" 出马".他们" 备甲兵，庀武守".官府收藏武器的专门场所叫做" 库".当时列国都有这种武库，如鲁国曲阜有" 库" ，高余也有库，郑国有" 襄库" 等。　　在" 兵农合一" 制度下，平时管理村社和国家事务的各级官吏，战时就是军队中的各级军官。齐国的" 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 平时治民，战时统军，正是这种村社和军旅的双重官吏。晋国的六卿，平日为政府官吏，战时为三军将佐。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平日是司徒、司马、司空，战时皆为军帅等。总之，列国的政事官也兼军官，都是文、武职责不分的。　　" 兵农合一" 的兵役制度，决定了春秋时期军事训练必然要在农闲时进行的特点。这其实也是自夏、殷、周三代以来村社生活的一般规律。　　《国语？周语上》说周代"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 务农的三时是春、夏、秋，讲武的一时是冬，属农闲季节。《国语？齐语》说：" 春以蒐振旅，秋以狝（ｘｉǎｎ，音显）治兵。" 《司马法？仁本》说：" 天子大恺，春蒐秋狝. 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这也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列国诸侯不但在冬季，就是在春、夏、秋三季中的空闲时，也要组织军事训练。这种军事训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国家组织进行。二是通过" 蒐狝" ，即狩猎的方式进行。关于这一点，春秋时鲁大夫臧僖伯讲得十分清楚：" 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 ①讲事就是习武，蒐、苗、狝、狩是四时田猎之名。这是国家组织村社居民借田猎而习武的明证。从《左传》一书看，春秋时期的蒐狝活动，的确多是军事活动。如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６３３年）说，晋" 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僖公三十一年，" 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昭公八年（公元前５３４年），鲁" 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春秋时期" 兵农合一" 制度的特点取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奴隶社会形态有两种形式：一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一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东方家庭奴隶制的特点是：其一，公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其二，专制制度基于公有制。就我国奴隶制社会存在着土地公有（井田制）和君主专制政体这两点来看，无疑属于古代东方家庭奴隶制类型。这种类型的奴隶制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农村公社制度。所以它反映到军事制度上就是" 兵农合一，军政合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这种集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 兵农合一" 制度，并不只存在于先秦时期，为华夏族所独有。在由原始的氏族制度向奴隶制转化过程中，宋代辽东生女真完颜部所建立的" 猛安谋克" 制度、明代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所建立的" 八旗" 制度，都是这种集军民于一身，" 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②的民兵制度。　　（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春秋时实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依据这种制度，服兵役者纳军赋，不服兵役者不纳军赋。军赋的基础是井田制。所以《汉书？刑法志》说这种制度是" 因井田而制军赋".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５４８年），楚国司马■掩治理军赋，就首先清丈全国各类土地，然后" 量入修赋、赋甲兵、徒卒、甲楯之数".从■掩治赋中，也可以看出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性质，因为其赋既包括车兵、徒兵、甲楯各种军械，也包括甲士、步卒等服役人员。《司马法》一书载有春秋以前的两种军赋制度。其一，" 成井三百家 "，出 "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①；其二，" 甸十六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 ②从这两种军赋制度看，也都既有甲士、步卒，又有戈楯、车、马、牛，是赋役合一的。《孟子？滕文公》谈到春秋时的赋税制度说：" 使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助" ，就是税。其时野人不服兵役，所以不纳军赋而纳税，税率是九分之一，即" 野九一而助"." 赋" 就是军赋，其时国人服兵役，所以交纳军赋，赋率为十分之一，即" 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人既纳军赋，便不再纳税。　　赋与税是有区别的。《汉书？食货志》对春秋以前赋与税的区别讲得很明白：" 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之用。" 即赋供军队需用；税" 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即税供国家祭祀，政事需用。　　但是，有些学者对于春秋时期的赋、税分制往往认识不清，误会为一，结果造成一些混乱。　　春秋时这种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制度，其实正是" 兵农合一" 的民兵制度的一个内容。它与恩格斯所说马尔克公社中的服兵役者要" 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还要在六个月之内，自己维持军中的生活" ，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正因为春秋时代的军赋与兵役是统一的，所以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 赋" 字就常被用来泛指军队而言。如《左传》隐公四年（公元前７１９年）卫州吁对宋国说：贵君要讨伐郑国，翦除贵君的祸害，" 敝邑以赋与陈、蔡从"." 敝邑" 是卫州吁对自己国家的谦称，" 赋" ，即卫国的军队。文公十七年（公元前６１０年），郑大夫子家对晋国说，如果我们得不到贵国的谅解，" 将悉敝赋以待于儵（ｓｈù，音树），唯执事命之"." 敝赋" 二字，就是敝国的军队。又《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５８９年），晋、齐发生鞌之战，战前晋军统帅郤克请求晋侯出兵，" 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 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 请八百乘。许之。" 这个" 赋" 字不但指的是军队，而且指出了这支军队所辖战车数量。又《国语？鲁语下》载，在诸侯平丘会上，晋国人捉了鲁大夫季平子。鲁子服惠伯对晋国说，过去齐乘晋乱攻晋，取朝歌，我们先君襄公不敢安居，" 使叔孙豹悉率敝赋" ，跟从晋国攻击齐的左军。《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说：" 今吾城三国，赋皆千乘。" 这里的两个" 赋" 字，无疑指的也是军队。　　在春秋早期许多诸侯国还实行两级兵役制：一级曰" 正卒" ①；另一级曰" 羡卒".《周礼？地官？小司徒》说：" 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这就是说，一家兄弟虽多，但只有一人是准备服现役的正卒，正卒以外的男子都称为羡卒。一般的" 徒役" ，一家只出一人，而当军事训练，即田猎或追捕盗贼时，则是羡卒、正卒全部出动。春秋时期的兵役是民兵制度，" 正卒" 是从服兵役者的战士身份来说的。而从他们在村社的社员身份来说，则称为" 正夫".从他们服其它劳役的身份来说，则为" 正徒" ①。" 羡卒" 又称" 余夫".他们是不服现役的" 卒" ，但参加军事训练，准备国有大敌时动用，其实是预备役人员。　　但是，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列国兵源不足，晋、鲁、郑等国已经向野人征兵征赋。所以羡卒也就被征调到战场上来了。　　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国在彭城之役前，" 发命于军曰：' 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 晋为大国，其时老幼孤疾都上了前线，一家之中往往有二人在军中服役，其他国家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当然也就突破了春秋时早期 "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 "②的旧制。《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起兵伐吴说：" 明日徇于军，曰：' 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一家有四、五个兄弟在军中服役，这当然是全部羡卒都已走上战场了。而这说明，战国时期的普遍兵役制度早在春秋末年就已在酝酿当中了。　　春秋时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作为" 兵农合一" 制度的一个内容，它决定于春秋时代存在着的井田制和村社组织相统一的制度。周代的军赋因井田而作，周代的兵役因村社而作。而井田制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村社则是井田制的居民组织形式。二者是统一的，它的统一性就决定了兵役制度赋、役合一的统一性。春秋时期，井田制和村社制虽然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例如出现了" 隶农" 、" 隐民" 、" 初税亩" 、" 作爰田" 等情况。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井田制和村社制。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的" 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实行的" 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 等等，就是统治阶级维护旧的井田制度和村社制度的证明。井田制和村社制的存在，就决定了军赋与兵役制度相统一制度的存在。　　（三）车、步兵相结合的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以战车为核心的车、步兵结合编制，是春秋时军事编制的一大特色。　　《周礼？夏官？司马》说，春秋时代列国的军事编制有六级：伍、两、卒、旅、师、军。" 伍" 由五名战士组成，是战车下的步卒，他们以战车为依托从事战斗。" 两" 由五伍二十五名战士和一乘战车组成，所以称" 两" ，说明战车是战斗核心。卒由四两，即战车四辆，卒１００人组成。旅由五卒，即２０辆战车、卒５００人组成，师由五旅，即１００辆战车、卒２５００人组成。军有五师，即５００辆战车和卒１２５００人组成。《周礼》所讲的军制，与《司马法》记载的" 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的军制，基本一致。《司马法》的这条记载，据杜预《左传》宣公十二年注说是旧编法。即由西周延续下来的春秋早期车、步兵编制法。据清代学者金鹗、孙诒让等人研究，《司马法》所说的" 徒二十人" 中包括役徒、厮养五人。专就战车而言，也是五伍二十五人。春秋时晋国的军事编制正与《周礼》所讲的军事编制相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鲁国向晋军将佐行贿时，讲到晋国有军、师、旅三级编制。《左传》成公七年载，巫臣通吴于晋说，" 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 说明晋军有两、卒二级编制。《国语？周语中》说晋国" 四军之帅，旅力方刚，卒伍整治。" 又证明晋军有卒、伍二级编制。这些材料证明，晋军编制恰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　　晋国的军队编制应能代表春秋时列国军队编制的一般状况。　　齐国的军队组织在桓公时由管仲进行改革，所以与《周礼》的记载有所不同。它裁减了" 师" 级建制，形成了" 军、旅、卒、小戎、伍" 五级。其战车一乘，即" 小戎" 较" 两" 的战斗人员增加一倍，为卒５０人。　　吴国的军队编制，也裁减了" 师" 级单位，为" 军、旅、卒、什、伍" 五级①。什由二伍组成，自什以上，卒、旅、军皆为十进制，即十什一卒，百人；十卒一旅，千人；十旅一军，万人。" 卒" 又称" 彻行" ，是战斗时排为一长队。旅又称" 旌" ，由十彻行组成。　　春秋中期以后，车、步兵相结合的编制，即古人所谓之车乘士卒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春秋早期的每乘战车" 三十人制" ，发展成为" 七十五人制".这个变化也由《司马法》反映出来，它说" 四邑为丘" 出有" 戎马一匹，牛三头" ，曰" 匹马丘牛" ；又说：" 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 据蓝永蔚先生研究，" 七十五人制" 的车乘士卒编制是" 春秋编制" ②。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是春秋中晚期的编制。其制用" 匹马丘牛" 和" 乘马" 来命名，所以孙武称其为" 丘役" ，清代学者称其为" 丘甸法" ，或" 丘乘法".而这也就表明了它是在" 作州兵" 、" 作丘甲" 、" 作丘赋" 以后产生的制度，所以系一个" 丘" 字。　　" 三十人制" 编制是春秋早期的制度，这在《左传》中还可以寻找出踪迹，如周惠王十七年（前６６０年），齐派遣" 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每乘战车甲士十人。《诗？鲁颂？閟宫》说鲁国在僖公时代有" 公车千乘，公徒三万。" 也与每乘战车" 甲士十人，徒二十人" 的《司马法》车乘士卒编制相符。而在春秋中晚期，不断出现的车乘士卒编制就与" 七十五人制" 相联系了。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说：" 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 又，《左传》定公十年记晋大夫赵鞅率军伐卫，" （邯郸）　　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 另一晋将涉佗" 亦以徒七十人"在早晨去攻击卫国的城门。《左传》中不断出现的" 徒七十人" 这个数字，蓝永蔚先生认为就是步卒 "七十二人 "的统称①，这应是正确的。　　春秋时期车乘士卒编制的变化，主要是车下步卒的增加，这表明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趋势到战国时发展成为了步兵与车兵的分离，形成了以步兵为主力，以车兵和骑兵为羽翼的编制形式。　　步兵本是最古老的兵种。《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伐纣时出动" 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但据《尚书？牧誓》，武王要求周军在交战中" 六步、七步，乃止齐焉" 、"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显然指的是步兵。可见，步兵在牧野大战中担负着主力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手段的改进，春秋进入了车战的发达时期，春秋大国争霸的战争无一不是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如《左传》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６３３年），晋、楚城濮大战，晋车七百乘。　　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其后在殽山遇晋军伏击，全军覆没，" 匹马只轮无还".宣公二年（公元前６０７年），宋、郑大棘之战，郑俘宋战车四百三十乘，战士二百五十人。　　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 楚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成公二年（公元前５８９年）齐、晋鞍之战，晋出动战车八百乘。　　成公十六年（公元前５７５年）晋、楚鄢陵之战，双方皆" 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 、" 秣马利兵，修陈固列".定公五年（公元前５０５年），秦子蒲、子虎帅战车五百乘以救楚。　　哀公十一年（公元前４８４年），艾陵之战，吴俘获齐战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结合作战方式要求交战双方选择平原旷野作为战场。《周礼？夏官？司马》说：" 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 人为主就是步兵为主，车为主就是战车为主。《六韬？犬韬？战车》也说：" 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贵知地形" ，确是对车战特点的最好概括。山区、丘陵、洼地、河沼、浚泽、殷草、横亩等都被兵家看作是战车的" 死地".只有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战车才能纵横驰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春秋时代战争所保持的某种原始形式——" 结日定地" ，即交战双方战前约好交战的具体时间、地点，届时列阵而战，也为车战提供了方便条件。韩原之战前，晋惠公派韩简向秦军请战，秦穆公说：" 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 城濮之战前，楚令尹子玉派大夫斗勃向晋军请战，说：" 请与君之士戏，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双方约定" 诘朝将见。" 鞍之战前，齐侯派人向晋大夫郤克请战说：" 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 这三次战役都是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即"结日定地" 而后交战的典型战例。　　车、步兵结合作战，要求车兵和步兵按着一定的规则排列成战斗队形，这就是军阵。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车、步兵数量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 军阵" 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说，" 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①。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国兵是排列成军阵作战的。恰如恩格斯所说：" 关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 . "②春秋时期的" 军阵" ，名目很多。仅见诸《左传》的，就有" 鱼丽之阵" 、" 左右矩" 、" 荆尸" 、" 鹳" 、" 鹅" 、" 盂" 、" 角" 等等。其基本阵形，大多为" 三阵" 或" 五阵".《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７０７年），周、郑繻葛之战，郑摆下" 鱼丽之阵"." 曼伯为右矩，祭仲足为左矩，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 杜预注说：" 矩，方阵也。" 特点是以左、右两军居前为" 拒" ，中军居中殿后，配合为" 鱼丽" 之型。这种阵式，其实就是一种" 三阵".如图所示：　　在这种进攻型的阵势中，车、步兵的排列队形是：" 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 为战车编队，每二十五乘战车为一偏。" 伍" 是步兵编队，以五位战士为一小队。车兵冲锋在前，步兵填充在战车的空隙，联结成一个战斗阵式。　　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 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 ，子西率左、子上将右。晋先轸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统率下军。阵势也都是" 三阵".又，《左传》文公十年（公元前６１７年）记载楚子与宋公、郑伯在孟诸（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田猎，楚子居中，" 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所谓" 左、右盂"与" 左、右拒" 和" 上、下军" 一样，都是军阵中的两翼。《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在诸侯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会上，排列士卒百人为一彻行，计彻行百行的白、赤、玄三个方阵，也是" 三阵" 式。　　由" 三阵" 发展到" 五阵" ，在春秋时已屡见不鲜。《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５９７年）讲楚国行军的" 荆尸" 阵法说：" 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 楚国行军的"荆尸" 阵法，创始于楚武王。其法盖" 分其军为五部，而各有所任" ①。即：" 前茅" ，就是前锋部队，以茅为标帜。" 中权" 是中军，为全军的指挥部。" 后劲" ，是殿后的精兵。" 右辕" ，为右路军，" 左追蓐" ，为左路军。合此" 前、中、后、右、左" 五部分适成一个大军阵。" 五阵" 无论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比" 三阵"更为先进。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５５０年）记载，齐庄公讨伐卫、晋二国，其行军阵法也是五阵：即" 先驱" 、" 申驱" 、" 胠" 、" 启" 和" 大殿" 五支军队。依杜预说，" 先驱" 是先锋军，" 左翼曰启" 、" 右翼曰胠" ，" 大殿为后军".这都是对的。唯有杜说" 申驱" 为" 次前军" 不确。因为据《左传》齐庄公及其副车在" 申驱" ，说明它不是" 次前军" ，而是指挥中心所在的" 中军".所以它也是一个由" 前、后、左、右、中" 五支军队组成的" 五阵".《左传》昭公元年还记载，晋军与无终及群狄在太原发生了一场战争，无终及群狄是步兵，为对付无终及群狄的步兵，晋国也舍弃战车，把车战的五阵" 两、伍、专、参、偏" 改编成了步战的五阵" 前、后、左角、右角、前拒" ，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宋人阮逸所撰的《李卫公问对》讲古代五阵说：" 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字井形，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①其配置图如下：这种" 五阵" ，自然是" 前、后、左、中、右" 五阵。说它起于黄帝时代当然没有史料根据，但它对春秋以来阵法的说解则相当精辟。　　战国时，阵法的名目和种类更加复杂，仅据《孙膑兵法》就有" 方、圆、疏、数" 等十阵。作战的五阵式也发展成为" 八阵式"." 八阵" 的阵式，与《李卫公问对》的五阵大体相同，不过把它讲的闲地也填充上了军队。其配置如图：　　刘心健先生说：" 八阵为一方阵，大将居中，八方部署兵力。' 散而成八，复而为一'." ①刘说是对的。　　孙膑讲运用" 八阵" 作战说，八阵作为一个整体，要有先锋部队和后续部队。在作战时，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攻击敌人，其余三分之二，做为预备部队，以为接敌部队的后盾。在春秋时的城濮之战中，晋下军佐胥臣以下军之一部用虎皮蒙马突击楚师。《吕氏春秋？简选》说晋文公有" 锐卒千人" ，吴王阖庐有" 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其实这些部队就是先锋军。孙膑说，部队作战时" 阵无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至也"." 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也".总之一句话，没有先锋和后续部队的军阵，在作战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总之，春秋时期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战阵则以" 三阵" 和" 五阵" 为主，而到战国时则发展成为了" 八阵".（四）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是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在西周时期，由于实行"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制度，所以鄙野的都邑不能设立武装。统治者把与国都相匹敌的大都邑看成是国家祸乱的根源①，所以严厉取缔都邑武装。　　但是春秋初期，在郑、晋、楚等国，有些势力很大的卿大夫已开始凭借都邑的力量，组建军队，严重威胁本国的政权。如《左传》隐公元年（前７２２年）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在封邑京城组建军队，" 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 ，结果被郑庄公消灭。《左传》桓公二年（前７１０年），晋国的曲沃庄伯利用曲沃的地方兵讨伐晋都翼城（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杀了晋孝侯。《左传》庄公十八年，楚武王灭权，指派大夫斗缗为权尹，斗缗率权邑地方兵叛变，为楚武王镇压。　　郑国京邑、晋国曲沃、楚国权邑建立的地方兵就是春秋时期最早的地方兵，但这些地方兵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卿大夫组建的，所以在当时是不" 合法" 的。　　最早建立由国家管理的地方都邑兵的是郑国。郑国因为领土褊小，国人兵源不足，又屡受强敌侵犯，为避免国破家亡，捍卫边疆安全，所以，首先在一些较大都邑建立了地方兵。如" 制" （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即虎牢关）是郑国的险要所在，" 栎" （在河南禹县）是郑国的别都，因此，郑国首先在这两个都邑上建立了地方兵。周桓王二年（公元前７１８年），郑国的公子曼伯与子元率制邑军队在北制打败了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的军队。周桓王二十二年，偏安郑国栎邑的郑厉公，依靠栎邑军夺回了郑国的政权。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加剧，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由于" 作州兵""作丘甲" 和" 作丘赋" 所开辟的兵源，使列国在地方都（县）邑普遍建立起都邑军队。　　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５５０年），晋赵胜率东阳之师追击齐军，俘虏了齐大夫晏■。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５２０年），周景王去世，王子朝发动叛乱，王室大乱。晋大夫籍谈、荀跞率少数民族九州之戎和焦、瑕、温、原之师把周悼王迎接回王城。晋的东阳泛指属晋的太行山以东地区，即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一带，焦、原、温在今河南陕县、济源、温县，瑕在今山西芮城县。这五邑建有强大的地方兵，说明晋国的都邑普遍建立了地方兵。" 九州之戎".就是" 陆浑戎".周景王二十年，晋灭陆浑，然后编陆浑为九州，并建立了九州戎人的地方兵。　　这是晋地方兵中的少数民族军队。　　齐国。周灵王五年，齐大夫在东阳筑城，并率领东阳之兵围莱（在今山东省昌邑县东南）。周灵王十八年，齐阉臣夙沙卫叛齐，占据高唐（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齐大夫庆封率军围高唐，不能攻克。齐襄公时，连称、管至父联合公孙无知叛乱，杀襄公。齐渠丘大夫雍禀率渠丘兵平息叛乱，杀了公孙无知①。齐国东阳、高唐、渠丘之邑的武装力量，应能代表各国地方都邑兵的一般状况。　　鲁国。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５８９年），齐顷公攻击鲁国北境上的龙邑（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龙邑人俘虏了齐顷公的嬖臣卢蒲就魁。　　顷公亲自上阵击鼓助战，经三日激战，始攻克龙邑。周敬王十八年（公元前５０２年），鲁国陪臣阳虎准备杀掉执政大夫季桓子，命令都邑的兵车在九月四日集中到蒲圃。这证明鲁国的都邑都有了地方武装。龙邑的武力甚至可以与大国相抗。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采邑费、郈、成也都有强大的都邑武装，三家的宰臣南蒯、阳虎、侯犯、公孙宿先后据三都叛乱，几乎倾覆鲁国。　　宋国。周敬王二十四年，宋景公到空泽（在今河南禹城县南）去游玩，死在驿馆。大尹发空泽的甲士千人奉景公尸体，从空桐进入沃宫。　　空泽是宋国的都邑，有甲士，有武装。又如宋国的公子鲍曾利用肖、蒙二都邑的武装力量杀掉宋昭公，夺取了宋国政权 ①。　　楚国。楚国的地方兵名为" 县" 兵。楚国的" 县" ，多是由被其灭掉的国家改设的。如楚文王" 改县申、息" 二国以后，申、息二县之师就成了楚国北进的主力。到春秋后期，楚灵王" 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 周景王十六年，楚公子比、公子弃疾等率陈、蔡、不羹、许、叶诸县地方兵杀掉楚灵王，公子比立为楚君。既而，公子弃疾又杀公子比，立为君，是为楚平王。周景王十七年，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今湖北秭归）检阅楚西部地方兵，派屈罢在召陵（今河南偃师县东）检阅楚国东部地方兵。楚国东西两区地方县邑兵最高领导权都操在楚王手中，由楚王任命" 县公" 或" 县尹" 统帅。这就形成了以郢都为中心的网络状军事体系，内可以屏障郢都，外可以捍御强敌。所以楚在春秋是武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春秋晚期崛起的吴、越二国，同中原诸侯一样，也都建立有地方兵。　　据《国语？吴语》，越大夫文种在向勾践谈伐吴策略时说，吴国自黄池退兵后，不戒备越国，越应利用这个机会攻吴。吴国边鄙的地方兵因过于疲罢而不能速至，吴王又将以不与越国交战为耻辱，所以必率国都的军队迎战，越可以战胜吴国而占有其地。如果吴的地方兵赶来援救，越国可以用" 御儿" 的地方兵抵御。这就清楚他说明了吴、越二国都有地方都邑兵。　　但是应当指出，春秋时列国的地方都（县）邑兵还只是国家军队中的辅助力量，主要职责是防卫地方。周景王二十一年，郑国遭受火灾，执政大夫子产命令国人" 伍列登城" ，保卫国都。而" 使野司寇各保其征" ①，即保卫本地安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地方都邑兵虽以防卫本地为主。但在强敌入侵时，国家会责无旁贷地出兵支援地方。如《左传》襄公十二年（公元前５６１年）载，莒人伐鲁东鄙围台（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南），鲁季武子率兵救台。昭公二十七年（前５１５年），吴公子掩余、公子烛庸率兵包围楚国潜邑（在安徽霍山县东北），" 楚莠尹然、工尹麇率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率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 等，即属这类例证。　　地方兵还要配合国中之师作战或受命单独完成某些军事任务。如晋国曾以焦、瑕、温、原之师安定周悼王，楚国曾以戎狄及丰、折二地之师逼近晋国，鲁国曾以各卿大夫家室的兵车抵御齐国等，都属这类性质。　　至于楚国的申、息、许、叶和不羹、陈、蔡之师甚至已经成为了楚国家军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卿大夫的采邑家兵其实是都（县）兵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也就是在卿大夫自己所封的都（县）所建立的地方兵。这种都邑兵建立的较早，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　　依照西周制度，卿大夫都有采地或食邑　　 ①。据《周礼？地官？载师》，卿大夫的采地一般分别在国郊以外的鄙野之地。卿大夫的采邑武装由邑人充任，由国家设" 家司马"管理，在" 家司马" 以下，于每一较大的采邑还设立" 马正" ②协助" 家司马" 管理采邑的军事事务。在春秋时代，卿大夫" 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国家遇有军事行动，执政的卿大夫要准备百乘战车随同行动。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阶段，这些卿大夫的采邑武装，是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仅由卿大夫统率而已 .所以孔子说： "臣无藏甲 ，大夫毋百锥之城 . "③但是，卿大夫作为一级封君，当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军权下移于卿大夫，采邑武装就化为他们的私家武装了。而采邑武装私有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危害公室，削弱国君的力量。如鲁国季孙氏的采邑费，始封于僖公元年，襄公七年筑城，其后就成了季氏私家的武装堡垒。孟孙氏的采邑成与叔孙氏的采邑郈，发展步骤也同" 费" 一样。三家的采邑武装成了他们专制鲁国政权的强大军事后盾。其后三家的家臣长期祸患鲁国，如周景王十六年季氏家臣南蒯以" 费" 叛，周敬王十八年季氏家臣阳虎再以" 费" 叛，周敬王二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 郈" 叛，也都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强大的采邑武装。春秋中期以后，宋国的萧、蒙，齐国的渠丘、高唐，晋国的朝歌、邯郸、晋阳、曲沃，卫国的蒲、戚等大采邑无一不有强大武装，成为公室的心腹大患。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 国有大城，未有利者" ①。采邑武装危害公室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采邑武装私有化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加强了列国卿大夫之间的火并。卿大夫之间一旦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利，就到采邑去动员和组织力量。《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在与范氏的斗争中失利被驱逐的晋大夫栾盈，依靠齐国的帮助潜回采邑曲沃。" 四月，栾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 与范氏、赵氏、韩氏、中行氏、智氏诸家展开了一场血战，失败后又退回曲沃。周敬王二十三年，晋大夫赵简子（名鞅）　　与范氏、中行氏发生火并，" 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晋阳是赵氏的采邑，有雄厚的物资储备和武装力量，范氏、中行氏不能攻克，后被赵氏消灭。后来，在赵襄子（名无恤）与智氏的斗争中，赵氏再次退保晋阳，智氏率韩、魏三家联军久攻不下。赵氏反而串通韩、魏两家把智氏消灭在晋阳城下，形成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格局。这就充分说明了采邑武装是春秋中晚期卿大夫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武装力量。　　在卿大夫的家兵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 族兵". "族兵" 是卿大夫的亲兵。西周在卿大夫之间实行宗法制度，所以每个卿大夫家族都有一套大小宗的宗法体系，有所谓宗主、宗邑和族人。　　族人负有保卫宗主、宗邑和宗族的义务，于是就形成了以族人为骨干的" 族兵".其制在春秋时仍然存在。在春秋时代的战场上，" 族兵" 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如在城濮之战中，楚军统帅子玉以" 若敖之六卒将中军".这个" 若敖六卒" 就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 宗人兵" ，亦即族兵。在鄢陵之战中，晋的栾氏、范氏二大家" 以其族夹公行" ，即以其族兵做晋厉公的左右亲兵。在邲之战中，楚军俘虏了晋大夫知■，其父知庄子率领族兵反击楚军，射死楚连尹襄老，获其尸并俘楚将公子穀臣。　　" 族兵" 在战场上是军中主力或亲兵，在平时则与卿大夫聚族居于国中，所以在与公室斗争中，或在其它突发事件中，调动起来极为迅速。　　周灵王九年，郑国的尉止等五族发动叛乱，攻杀执政大夫子驷、子国、子耳。子西听到消息后，" 不儆而出""乃归授甲".子产听到消息，立即" 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 ，召集族兵" 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 .尸而攻盗于北宫 "　　 ①。族兵如果不与卿大夫聚族而居，兵车十七乘是不可能马上集结起来的。周景王十三年，齐国陈、鲍、栾、高四氏的大火并也是这样。陈、鲍氏听信传言，说栾、高氏准备攻击陈、鲍氏，陈桓子、鲍文子马上在家中向族兵" 授甲" ，接着发起向栾、高二氏的进攻。栾、高二氏的宗族长子良、子旗正在饮酒，突遭攻击，也迅速集结族兵，与陈、鲍展开激战②。这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情况也足以说明卿大夫的族兵无疑是与卿大夫聚族而居的。在春秋晚期，" 族兵" 与" 采邑兵" 一样，统称卿大夫的私属或家兵，是卿大夫之间互相兼并的工具。　　依据周代"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 的分封制度，" 家室" 与" 公室" 一样，原本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卿大夫家兵、包括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族兵和以地域团体为基础的采邑兵，最初都是构成奴隶制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在君权强大时，它自然要为公室效力，甚至是国家军队中的骨干力量，但它由卿大夫族人或采邑居民组成，战时由卿大夫亲自统率，被称为" 私属" 或" 私卒" ，对于公室军队来说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一旦君权旁落，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卿大夫的私家军队。春秋时列国卿大夫的家兵史正是这样一部演化史。　　春秋末年，列国卿大夫的家兵的数量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前４８４年）说：" 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 ，即说鲁国各卿大夫之家的兵车总数比齐国派出攻鲁军队的兵车还多，仅季氏一家的兵车抵抗齐军已有余裕。而季氏一家还有甲士七千人。晋国卿大夫的私家军队又使鲁国望尘莫及。晋国的卿大夫多在采地设县，所以晋的采邑家兵又称县邑兵。在晋平公、昭公时代，公室的军队虽然" 公乘无人，卒列无长" ①，但其卿大夫家兵却得到了飞速发展，" 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 ②。晋的一县可出兵车一百乘，四十九县可出兵车四千九百乘，其力量之强大是其它中原国家所无与伦比的。　　春秋时期军权下移，卿大夫专权和互相兼并是促使卿大夫采邑兵普遍建立和家兵逐渐脱离国家控制转为私有化的前提条件，反之，卿大夫家兵的私有化又加剧了卿大夫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互相火并。　　（五）具有常备性质的禁卫军周代天子的禁卫军名曰" 虎贲" ，诸侯的禁卫军名曰" 旅贲".据《周礼？夏官？虎贲氏》，王在出行时，虎贲在前后警卫；王休止时，虎贲宿卫王的行宫。王在国，虎贲守卫王宫。国家在遇到大敌、大丧等非常事变时，虎贲守卫王门。此外，虎贲还可以跟随士大夫出使四方，或在道路不通时奉征令之书向四方传达。据《旅贲氏》，王在出行时，旅贲氏执戈盾在王乘车两侧随行警卫。乘车停止时，扶持车轮。凡祭祀会同，穿着斋服随王乘车左右而行。王者丧，穿着斩衰葛经的丧服，执戈盾警卫嗣王。在军事行动中，披着铠甲随行。《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驾崩，" 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 说明周礼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国语？鲁语下》记载鲁大夫叔孙豹说：" 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 证明了这个问题。说明周代的禁卫军制度在春秋时仍然存在。　　但是，春秋时代列国诸侯的禁卫军并不称" 旅贲" ，而各有自己的名称。如楚国国君禁卫军叫" 乘广" ，分左、右两广，每广战车三十乘。　　右广鸡鸣时驾车值班，至日中卸车休息。左广接着值班，至日入时卸车休息。依春秋晚期每乘战车甲士三人，步卒７２人计，６０乘战车计有战士４５００人，这是一支不小的军事力量。晋文公回国继君位时，秦穆公特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这三千人其实也是晋文公的禁卫军，所以杜预注说" 以兵卫文公诸门户仆隶之事".《左传》宣公二年说：晋灵公残暴不仁，枉杀无辜。执政大夫赵盾屡次进谏，灵公不听。灵公怕赵盾再谏，假设酒宴招待赵盾，暗中埋伏甲士准备杀他。晋侯埋伏的甲士又叫" 公介" 、" 公徒" ，其实他们就是晋侯的宫廷禁卫军。越王勾践伐吴乃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勾践的私卒君子就是他的禁卫军。依此四例可以推知，春秋时列国诸侯的宫廷，是都有禁卫军的。不但诸侯有禁卫军，有些国家，如楚国，太子也有禁卫军。在城濮之战时楚军中有一支名曰" 东宫" 的部队，就是楚太子的" 宫甲".据《左传》鲁文公元年（公元前６２６年），楚国太子商臣就依靠这支" 宫甲" 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楚成王而篡夺了王位。　　春秋时期诸侯的禁卫军多由公族或卿大夫子弟组成。他们平时警卫王宫，战时在王左右，是军队中的主力 .如晋的 "中军公族 "① ，又称"公卒　　" ②，显然是晋侯的禁卫军。" 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 ③，显然也是由" 乘广" 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部队。晋国在献公时代有骊姬，" 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 乃宦卿之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可见晋国的公族是由卿大夫子弟构成的。余子又称公路。公路与公行是主管戎车的职官，所率戎士应是禁卫晋侯的车兵甲士。　　公族与卿大夫子弟称为" 国子" 或" 贵游子弟" ，平日由公族大夫教育培训。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５７３年）说，晋悼公使" 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据《周礼》国子还接受师氏，保氏的教育。师氏教国子以" 三德" 和" 三行" ，保氏教国子以" 六艺" 和" 六仪".其六艺是：" 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驾，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其六仪是：" 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这在当时是完备的品德、文化和军事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实践形式，他们要在师、保统带下守卫宫廷。经过严格的培养训练之后，诸侯才从他们当中挑选出王宫卫士。这种挑选在春秋时虽缺无显证，但从战国时赵国左师触龙请太后先许其子" 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 ，可以得到证明。　　以" 旅贲" 为代表的禁卫军虽然是列国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又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这就是它与一般的" 师旅" 不同。一般的" 师旅" ，兵员来自国人，平日为农，战时为军，是" 兵农合一" 的。以" 旅贲" 为代表的禁卫军则不然，他们来源于国中的" 贵游子弟" ，是由卿大夫子弟组成的" 国子" ，平时脱离生产劳动，可以世袭父兄爵禄，一旦入选禁卫军的行列，就成了食禄的职官，位为士，可以继续升迁为大夫、卿，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以" 旅贲" 为代表的由" 国子" 组成的诸侯禁卫军，无疑是一支常设的部队。但这是一支纯粹的贵族军，类似沙俄时代的士官生，而且人数仅三四千余，所以它不是春秋时代列国军队的主体。因而它的存在并不能影响春秋时代列国军事制度" 兵农合一" 的性质。　　（六）吴、楚、越三国的水军春秋中期以后，在水道纵横的南方，楚、吴、越等国出现了以" 舟师" 为名的水军。　　最早建立水军的国家应是吴、越。吴、越地处中国东南，是水乡泽国，" 以船为车，以楫为马" ①，乘船弄潮为二国健儿所专擅。据《左传》，吴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５８４年）以前尚无较强的陆军，水军是其传统的兵种，但春秋初年，吴国的水军也不强大，仅能自保而已，所以它臣服于楚国。后来，由于吴楚、吴越频繁发生战争，才使吴国的水军有了较大的发展。　　吴国的" 舟师" ，即水军，由作战部队和运输部队两部分组成。　　吴国的水军虽然是陆战部队的辅助力量，但有较强的实力。《左传》定公四年说：" 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败楚舟师" 就是双方发生水战。水战的结果是吴胜楚败，吴军俘获楚国水军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七位大夫。这说明吴国的水军是比较强大的。《国语？越语》记载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越国，我要战胜它，能占据它的土地，能乘坐它的船只。又《吴语》记载越王勾践伐吴说：" 明日将舟战于江。" 在江上舟战当然是水军交战。《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４８５年），吴大夫徐承曾率领" 舟师将自海入齐" ，被齐人打败，退回吴国。这些都证明吴国确有水军，并同楚、越等国进行过水战，其水军并曾沿海北上伐齐。　　吴国水军的另一组成部分是运输部队。在春秋中叶，晋国采用巫臣通吴的建议 . "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 "②以后，就建立了强大的陆军，但吴国的陆军往往主要依靠舟师运送并保障后勤供给。从这一意义上说，吴国的舟师实际是吴国军队组织的命脉。清代学者顾栋高对吴国水军运输部队的这种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吴地利于水行，不利于陆行。诸侯平丘大会，晋征召吴来参加，吴人以水道不通谢绝了。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４８２年），吴在黄池会晋，也先在商鲁之间开挖深沟。由此知吴国一日也不能废舟楫之用①。顾栋高的说法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５３５年）载，吴楚在长岸交战，楚军大败吴师。" 获其乘舟余皇"." 乘舟" 就是吴国舟师运输陆战部队的船。《左传》昭公十三年说：" 秋、晋侯会吴子于良。　　水道不可，吴人辞，乃还。" 《左传》定公四年记吴楚柏举之战，吴、蔡、唐三国" 舍舟于淮汭" ，自豫章与楚军隔汉水对峙。楚军渡过汉水，在小别山与大别山之间排成军阵与吴国交战，三战三胜，击败楚军的吴师，正是由水军运送的。《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艾陵之战，吴师北上也是沿着汶水行军，以便仰赖水军运输部队和粮草给养。《国语？吴语》说，吴王夫差北上黄池时，也" 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沂，即沂水。济，即济水。沟通二水当然是为了保证水上交通线畅通，正因为水军是吴国军队的命脉所系，所以越王勾践偷袭吴国，" 入其郛，焚其姑苏" ，也要" 徙其大舟" ，破坏吴水军的运输能力。　　越国的水军同吴一样，也分战斗部队与运输部队两部分。上面说过越曾与吴约定" 明日舟战于江".又，《墨子？鲁问》篇说："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 越人利用这种有利特点，在水上屡败楚军。舟战是地道的水军交战。越楚两国因处江河有上下游之别，所以其水军攻守利害形势也不同 .越国水军的规模颇为可观，有 "戈船三百艘 "②，这在当时是一支庞大的舰队。　　越水军的运输部队，见于《国语？吴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趁夫差北上会盟之机，命令大夫范蠡、舌庸" 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亲自率领中军主力"泝江以袭吴".越军或" 沿海泝淮" ，或" 泝江以袭吴" ，显然是利用水上通路，以舟师运输部队。《淮南子？齐俗》说：" 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 ，也证明舟船是越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勾践袭吴出动的兵力说：" 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司马贞《索隐》解释" 习流" 说是" 流放之罪人，使之习战，任为卒伍。" 但徐天佑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 此所谓习流即是习水战之兵。若曰罪人习战，越一小国，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 ①。徐天佑的说法是正确的。习流二千人应是越国的水军。另据《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越有楼船之卒二千八百人。楼船就是越国的运输船队，其部水军几近三千人，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楚国的水军主要是为对付吴国而建立的。自晋通吴以后，" 吴始伐楚、伐徐、伐巢".吴成为了楚国的肘腋大患，使" 楚国一岁七奔命".为对付擅长水战的吴国，楚特地组建了舟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 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 这是楚国的水军首次作战的记录。昭公十九年，楚国出动舟师伐濮。昭公二十四年，楚又动用舟师伐吴，侵入吴疆。定公六年，楚舟师大败于吴，统帅被俘，损失惨重。楚的" 舟师" 自然也是楚国的水军作战部队。　　像吴、越一样，楚国也用水军运输陆战军队。《左传》昭公十七年，长岸之战，楚军沿江从" 上流" 而下，显然是用船运送军队。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前，吴、蔡、唐伐楚，楚军与吴军夹汉水而处，楚军沿汉水而与吴军对峙。由此可知，楚军也由舟师运送而来。　　从楚国的水军常败于吴国看，它的水军远不如陆军精锐，人数也不很多。定公六年，吴太子终累所俘楚水军统帅潘子臣、小　　　　惟子，爵位并不尊贵，这与陆军动辄由令尹、莫敖、司马等高级官吏统帅形成了鲜明对照，说明楚国水军的确不如陆军重要。楚的关注重心在北方，在于争夺中原霸权，所以陆军强于水军，这也　　　　是可以理解的。　　春秋末至战国初，楚国的水军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墨子？鲁问》说：" 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 钩是钩近敌船的工具。强为拒，是阻止敌船的工具。楚国水军制造钩强之器正是舟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证明。　　四、春秋时期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一）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可以考见的有《军志》、《军政》和《司马法》。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成王曾引《军志》三句话：" 允当则归" 、" 知难而退" 、" 有德者不可敌".这三条都是战术原则，言简意赅，富有深刻哲理。" 允当则归" ，是说两军力量相当，无必胜把握，就应当适可而止。" 知难而退" ，是说敌人力量强大，我方应当主动撤退。宣公十二年，晋大夫士会引作："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吴子兵法？料敌篇》同）" 有德者不可敌" ，是说政治清明，无懈可击的国家，不可与对敌。　　《左传》文公七年晋大夫赵盾说：" 先人有夺人之心。" 而宣公十二年楚令尹孙叔敖引这句话谓是《军志》所说。又昭公二十一年，宋国■邑大夫濮也引《军志》说：" 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这两条战术原则，无疑也是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先人有夺人之心" 是说先发制人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挫折敌人的战斗意志。　　" 后人有待其衰" ，是说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弱时再行进攻。《左传》宣公十七年有晋赵盾" 逐寇如追逃" 一句话，据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说也出于《军志》。是要求部队驱逐敌人像追击逃兵一样果敢。　　《左传》所引的《军志》，显然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可惜它久已亡佚，除了这一鳞半爪外，人们无法窥看它的全貌。　　《孙子兵法？军争》篇引《军政》曰：" 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军政》与《军志》一样，也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两者的不同在于，《军志》重在讲战术原则，是指导军队作战的。　　《军政》重在讲军事条令，是指导军队建设的。　　周代的《司马法》至战国初已经失传，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齐威王曾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汉书？艺文志》所载《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就是古《司马兵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合璧。　　而流传至今仅剩五篇。　　《汉书？艺文志》在" 兵阴阳家" 类中，有《黄帝》十篇，黄帝臣《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孙子兵法》下篇保存有" 黄帝伐赤帝" 一篇等。这些著作多是后人伪托或附益传说而成，不仅不是黄帝时代的东西，而且也不可能早于春秋。今天，它们已经全部亡佚了。　　（二）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战争实践的产物。从上古时代起，中原大地上就不断出现部落冲突和部落战争。进入夏、商、周三代这种冲突和战争更加激烈。　　周人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①，干脆把战争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周代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著作正是这些战争实践的总结。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间的兼并和争霸战争日趋激烈，所以在周代早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春秋时期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然，在《孙子兵法》产生以前，这些战略和战术思想还没有上升到系统化理论的高度。　　从战略思想方面看，春秋五霸所创建的霸业都有一套总体战略。例如齐桓公，他首先从政治上着眼考虑问题，打出" 尊王攘夷" 的旗帜，把华夏诸国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次，他面对"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的局势，认识到戎狄之患急切但祸小，楚国之患舒缓但祸大。所以他先北后南，从戎狄之祸入手，伐狄、北伐山戎，解决北方后再掉头南下制楚，去解决南方问题。解决戎狄之祸主要靠军事手段，而制楚则采取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战略，最后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政治目的。　　再说晋文公，他首先也" 勤王" ，通过安定周襄王，取得" 尊王" 大旗，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以团结华夏诸国。其次，在外交上联秦、联齐，拉拢宋、卫、曹等中小国家，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削弱楚国。　　第三，在军事上，则采取诱敌北上方针，坐收以逸待劳之利。完全可以说正是晋文公" 侵曹伐卫" 以救宋的策略方针，开启了战国孙膑" 围魏救赵" 的先河。晋文公的争霸战略是十分高明的。　　楚庄王创建霸业，则首先西联秦国，如周匡王二年（公元前６１１年），秦、楚、巴连兵灭庸。东北联齐，如邲战前一年。即周定王九年（公元前５９８年），楚派大夫申叔时结好齐国。其次，东联吴越，如周定王六年，楚灭舒蓼，" 盟吴、越而还".北结鲁、卫，然后讨伐郑、宋，控制黄河，阻断晋军南下之路。　　晋景公的争霸战略是审时度势，奋发图强。他面对秦、齐、楚、狄皆强的局面，首先采用士会之计，陆续消灭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解除心腹之祸。其次，发动鞍之战，败齐后联齐，割断齐、楚联盟。　　其三，采取联吴制楚方略，在楚国侧翼培植反楚力量。其四，发动麻隧战役，击败秦国，打破秦、楚联盟。经过十年努力，秦、齐、狄三强皆服，而后专力对楚，经过厉公、悼公的继续努力，终于恢复了晋国的霸权。　　吴王阖庐破楚入郢的战略，是北联晋、齐、鲁，西向灭钟离，徐国，南向征服越，又采取 "为三师以肄之 "， "多方以误之 "①的策略，最后才取得栢举大捷和入郢的胜利。　　越王勾践灭吴的战略则是" 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 ，怂恿吴国北上争霸，然后乘虚袭击吴国。　　纵观春秋五霸的创业战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能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关系上考虑问题，都把政治、经济改革放在争霸事业的首位，使争霸的军事力量有可靠的经济保障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战术思想方面看，当时列国创造出了一系列战术原则，其中较为突出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避强击弱。公元前７０７年，在周、郑繻葛之战中，郑大夫子元分析周军阵营的形势说：陈国发生内乱，人民没有斗志，首先攻击陈国军队，陈军必然败溃。郑庄公从其计，大败周军。公元前７０４年，在隨、楚速杞（在今湖北应山县）之战中，隨大夫季梁主张首先攻击楚国的右军，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　　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 主张攻击楚军的薄弱环节，隨君不从，结果遭到大败。公元前５１９年，在吴、楚鸡父之战中，吴军首先选择的打击对象，也是其" 君幼而狂" 和其" 大夫齧壮而顽" 的胡、沈、陈三军，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大败楚方的七国联军。此类例证还有很多，不再列举。这些即足以说明，避强击弱已成为春秋时期列国战争中的一条重要战术原则。　　其二、诱敌设伏。公元前７１４年，北戎侵犯郑国。郑庄公率军抵御，命令" 勇而无刚者" 率前队迎战戎人，随后设三道伏兵。前队与戎人接战后，即佯装败退，将戎人诱至伏击圈内，三道伏兵突然杀出，将戎兵截为数段，全歼伏击圈内戎兵，戎人大败。公元前７０３年，楚与巴联合侵伐邓国，楚将斗廉把军队横列在巴师中间，与邓师交战后，佯败退走。　　邓人追击，越过巴师埋伏线，楚师回军攻其前，巴师前进击其后，邓军大败。公元前７００年，楚师伐绞，利用" 绞小而轻" 的弱点，不派兵保护上山采樵的役徒，以此引诱敌人。一支大军埋伏在山下，一支大军守在绞国北门。绞人争相出城到山中去，俘获楚国的采樵役徒，遇到伏兵，被杀得大败。公元前５４８年，楚伐舒鸠，吴军来救。楚国公子强率私卒先进攻吴师，大军列阵随后埋伏，吴军见楚私卒人少，进行追击，进入埋伏圈，楚伏兵、私卒合击吴军，吴军大败。公元前５６０年，吴、楚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之战，楚将养由基率先锋军引诱吴军，楚令尹子庚设三道埋伏接迎。养由基把吴军引到庸浦，楚伏兵四起，大败吴军。　　公元前５４１年，晋与无终和群狄在太原作战，大夫荀吴改变车兵阵法为步兵五阵，即：伍、两、专、参、偏，引诱狄人来攻。狄人未及列阵，晋军伏兵突起，将狄人围困在险阻地区，然后战胜了狄人。　　从这几例可见，诱敌埋伏是春秋时期最常见的战术原则之一。　　其三，设伏截击。这个原则又与诱敌设伏不同，诱敌设伏是先用少数主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内，而设伏截击是在敌军的必经之路直接埋伏截击。公元前６２７年，秦、晋的殽之战就是春秋时代设伏截击的典型战例。晋襄公率晋与姜戎氏联军在伐郑秦军归国必经之路殽山（在今河南省济宁县西北）设伏，一举全歼秦军。公元前５１９年，修筑翼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的邾军归国，途经鲁国武城，武城人派兵挡其前，设伏其后，邾军自大夫徐鉏、丘弱、茅地以下全部被俘。鲁国打了一个漂亮的截击战。　　其四，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春秋时流传的《军志》说：" 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讲的就是在战役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问题。这是春秋继承前代的一种战术原则。公元前５９７年，在晋、楚邲之战中，楚王乘左广追击晋国的挑战者赵旃，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陷落在晋军中，即决定先发制人，命令全军列阵，突击前进，" 车驰卒奔，乘晋军" ，获得胜利。公元前６８４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庄公想抢先击鼓进兵，鲁将曹刿不允许。待齐军三通战鼓敲响过后，鲁国才敲响战鼓，大军随即冲杀过去，大败齐军。曹刿说："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说的就是一鼓作气，后发制人。　　其五，示形作伪，巧布疑兵。公元前６３２年，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晋下军将栾枝命辎重车拖着柴禾伪装败逃。楚左军以为晋下军真的败逃，挥军追击，结果遭到晋中军，上军的两面夹击，落得大败。公元前５５５年，晋、齐平阴之战，晋人命令司马多派斥侯在平阳南部山泽间的险要所在，即使部队不到，也要建起旗帜，并布列成阵势。又命令战车左实右虚建起大旗在前，大车拖上柴禾随后驰驱，使尘土飞杨，疑作大军奔驰。齐灵公登上巫山（在平阴县东北），观望晋营，误以为晋军人多势众，遂离开军队只身逃归，齐军随他连夜遁逃。这是晋用疑兵之计惊走齐灵公。　　其六、骄兵之计。公元前７６０年，楚武王伐随国，大夫斗伯比献骄兵之计说，我们在汉水东部不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扬厉军威，用武力君临他们，他们恐惧而团结起来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汉东诸国，隨国最大，如让隨国骄傲自大，它一定舍弃小国，小国同隨国离心，是楚国的大利，楚武王采纳斗伯比的建议，掩藏精兵，以老弱疲惫的士卒接待随国使臣。隨国果然产生轻慢之心，两年后楚国打败隨国。　　公元前６５８年，晋、虞联军伐虢国，灭掉虢国宗庙社稷所在的下阳邑（在今河南平陆县东北）。但虢公不知畏惧，于当年秋在桑田（今河南省宝灵县之稠桑镇）打败戎人，因而骄傲。轻视晋国又不抚恤自己的人民，所以两年后被晋国灭之。公元前６３２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以" 侵曹伐卫" 之计，引诱楚军北上。以后，晋又退避三舍以骄敌。楚军统帅子玉狂傲地说：" 今日必无晋矣。"结果被晋军杀得大败。　　其七，分兵惑敌。公元前５６４年，晋国将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三部，分别配合上诸侯的军队，轮番攻击郑国，借以疲劳救郑的楚军。　　行之三年，楚不堪疲劳，晋获" 三驾胜楚" 之功。郑国服于晋，二十多年不再离叛。　　公元前５１２年，在吴、楚之战中，伍子胥献" 为三师以肄之" 之计，即将吴军三军分作四部，轮番袭楚，" 彼出则归，彼归则出" 以疲惫楚军，待楚军"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阖庐从其计，" 楚于是乎始病" ，吴则在两国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公元前４７８年，吴、越笠泽之战，两军隔江对峙，越王勾践分其军为左右两队，在笠泽江上、下游，夜半鸣鼓渡江，以迷惑吴军。吴军获悉匆忙分兵两路去阻击越军。越中军趁机渡江，突袭吴营，吴军大败。　　当然，春秋时列国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原则远不止这七点，但限于篇幅，兹不再叙。　　（三）孙武和《孙子兵法》１。孙武生平家世孙武（约公元前　　 ５３５　　 年- 公元前　　 ４８０　　 年）　　 ①是我国春秋末世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孙武七世祖为陈国公子完。　　周惠王五年（公元前６７２年），陈国内乱，公子完逃亡到齐国，齐桓公委以" 工正" 之职，主管齐手工业生产。陈完奔齐后改陈氏为田氏，故称田完。孙武曾祖父田桓子（字无宇），在齐已位为上大夫。他以大斗借、小斗收的办法，收买人心，并成功地讨伐了栾、高氏。齐景公封给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为采邑，田氏遂成为齐国大家。　　孙武祖父田书（字子占）为田桓子次子，因在齐景公时伐莒（今山东省莒县）有功，受封乐安（在今山东惠民县）为采邑，赐姓孙氏，从此与田氏分离，另立家族。　　孙武父孙凭也是齐国大夫，后位至于卿。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即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无宇、祖父孙书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这为他后来撰写举世闻名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晚期，齐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卿族间的相互火併，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公元前５４８年，齐大夫崔杼、庆封弑庄公，立灵公，并掌齐国政权。两年以后，庆封利用崔氏的内部矛盾，灭了崔氏，独执齐国大权。次年，即公元前５４５年，齐栾、高、陈、鲍四氏又剿灭庆氏。　　公元前５３２年，陈、鲍两氏联合又消灭了栾、高氏，并瓜分了他们的家产。此后，陈氏为独掌齐国大权，陆续消灭了鲍氏、国氏、高氏（齐高傒后）。作为陈氏一支的孙氏，自然会卷入这无休止的斗争漩涡。而孙武则厌倦了这种互相倾轧，于周敬王三年（公元前５１７年）前后，离开纷乱的齐国①，至吴罗浮山之东（今浙江吴兴县西北）隐居，潜心钻研兵法，待机施展抱负。当时，楚国亡臣伍员（伍子胥）也隐居在吴国乌程台，两人相识，结为挚友。　　周敬王五年，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庐。阖庐为振兴吴国，与楚争霸，" 任贤使能，施恩行惠" ，重用伍员等贤臣。　　伍员深知孙武的军事才能，即向吴王推荐孙武。　　孙武献上兵法十三篇，吴王看后十分赏识。为考验孙武是否有真才实学，吴王挑选宫女１８０名，要孙武演练阵法。孙武把１８０名宫女分作两队，令吴王的两名爱姬分别做左、右队长。孙武对她们讲清了向左、右、前、后动作的规定，然后设置斧钺刑罚，三令五申说不听从命令者诛杀。言毕命令击鼓向右，众宫女哈哈大笑，不听从命令。孙武说：" 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 ②再把军令重复数遍，然后命令击鼓向左，众宫女还是大笑不止。孙武说，既已讲解明白而不执行命令，是队长的罪过。下令依军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要斩宠姬，大惊失色，急忙下令说：" 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斩也。" 孙子说：" 臣既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于是斩了二位队长，巡行示众。用他们下面的两个人做队长，继续演练。两队人前、后、左、右跪起等动作都符合规定，再无人敢出声。孙武请吴王下台来看。吴王说将军回客舍休息罢，我不想看了。孙武说：" 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 吴王阖庐深受触动。　　于是任命孙武为将军。　　孙武做将军后，经常与吴王讨论国家大事。据临沂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孙武曾同吴王谈论晋国范、中行、知、韩、魏、赵氏六卿实行的土地制度和税田政策的得失，从经济上分析六卿中范、中行、知三氏会先灭亡，而赵氏亩大税轻会最后统治晋国。吴王深表赞成。　　在吴、楚栢举之战中，孙武运筹帷幄，指挥吴军作战，五战五胜，然后乘势追击，获破楚入郢之大功，将吴国疆域拓展到今安徽舒城、六安、潜山、巢县一带。　　吴王夫差继位后，孙武又与伍员辅佐他南下伐越，公元前４９４年在夫椒大破越军，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山。北上攻齐，公元前４８２年在艾陵大破齐军，俘获齐军主将及战车八百乘、甲盾三千，使吴国在公元前４８２年的诸侯黄池盟会上，争得霸主地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孙武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说，吴" 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夫差在战胜越国以后，骄奢淫佚起来，不再听取不同意见，伍员反对夫差北上伐齐政策，君臣关系出现裂痕，吴谗巨太宰嚭又从中挑拨，所以夫差胜齐之后即杀了伍员。孙武与伍员为至交，伍员被杀，孙武遂告退隐，而从事著述去了。不久（约在前４８０年），一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孙武也就辞世了。孙武死后葬在吴都郊外。《越绝书？记吴地传》说：" 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２。《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末期，是我国春秋时期军事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一部继我国春秋以前兵学思想之大成的权威性著作。它着重阐述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问题。寓意精邃、论理精微，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被日本学者誉为东方兵学圣典，被美国学者誉为世界兵学之祖，被英国学者称为" 世界史上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孙子兵法》十三篇。《计》篇列为第一，主要论列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战略运筹学和用兵谋略等，可以看成是十三篇的总纲。　　篇首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开篇即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军事的重要性，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给予特殊的注意。　　其次，从战略学的高度，指出敌我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是" 五事" 和" 七计"." 五事" 为道、天、地、将、法。" 道" 讲政治问题。" 天" 讲阴阳寒暑时制气候等自然条件。" 地" 讲地理条件。　　" 将" 讲将领的素质。" 法" 讲军队建设。其中政治问题最为重要，所以列为第一。" 七计" 是"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孙武指出比较战争双方的" 五事" 和" 七计" ，谁占优势谁就将获得战争的胜利。　　在本篇，孙武还提出了" 因利而制权" 的战术原则，即善于利用客观条件采取灵活策略，造成战场上有利于我的态势。这些策略是："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即声东击西，以假乱真。要做到："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即善于分析对手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最后提出了著名的战术原则："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第二为《作战》篇，论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一切战争均以经济为后盾。他指出兴" 十万之师" 要" 日费千金".所以，战略进攻战的重要原则是" 兵益胜，不益久" ，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这也是本篇的主旨。　　第三为《谋攻》篇，论述政治战、外交战和军事战略的计谋。　　开篇即把政治战和外交战放在单纯军事进攻的前面，指出："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指的就是" 伐谋" 、" 伐交" 的政治战与外交战。在运用军事谋略时，孙武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他说："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如果兵力与敌人相等，则要" 决一死战".而如果兵力少于或弱于敌人，就要摆脱敌人，转为退却或防御。孙武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战术原则："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第四为《形》篇，主要论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在攻敌之前先要做好战略防御。　　" 形" 字，指的是看得见的军事物质要素，诸如兵员、武器、装备、营垒、要害等。而对敌我双方的物资要素，必须利用" 度、量、称" 等手段进行评估，借以做出孰胜孰负的判断。　　善战者首先要做到" 先为不可胜" ，再" 以待敌之可胜"." 先为不可胜" ，要求首先做好战略防御，使自己" 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步才是" 以待敌之可胜" ，即等待机会攻击敌人的弱点，这样才能达到" 能自保而全胜". "形" 胜者的军队作战，好像开决八千尺高山河流中的积水，一泻千里，威不可当。　　第五为《势》篇，论述在战略进攻中运用奇正相辅相成的策略，造成对敌的必胜之势。　　《势》是《形》篇的姊妹篇。如果说《形》篇着重讲战略防御，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内涵和静态；《势》篇则着重讲战略进攻，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外在表现和动态。　　《势》开篇提出四对范畴：" 分数" ，指部队人数；" 形名" ，指阵形与指挥系统；" 奇正" ，指运用常规与非常规的战略战术；" 虚实" ，指避实就虚，选择攻击敌人的弱点。在以上四对范畴中，本篇着重阐述运用" 奇正" 的策略，提出了" 以正合，以奇胜" 的著名战术原则。" 正" 是正面交战，是常规战；"奇" 是以非常手段，攻敌不备，出奇制胜。　　孙子指出"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 ，意即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互变，变化无穷。　　运用奇正的原则作战时，要善于捕捉战机，造成激水漂石的" 势" 和" 飞鸟之疾" 的" 节".其" 势险" 有如张满的弓弩，蓄劲待发。其" 节短" 有如触发弩机，短促而猛烈。　　第六为《虚实》篇，通过" 致人而不致于人" ，" 形人而我无形" 的阐发，进一步论证" 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 的战略战术原则。　　" 致人而不致于人" ，是说能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而不被敌人所左右，这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问题。　　" 形人而我无形" ，是说能掌握和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 知己知彼" ，而使敌人不了解我方情况。　　兵形如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无常形即是" 无形" ，达到" 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而虚实运用到这种程度，也就随时能做到" 避实而击虚" ，" 因敌而制胜".第七为《军争》篇，论述在两军相争中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交兵中的禁戒。　　本篇总的战略原则是后发先至、制敌先机。但这样做的难点在于：化迂回为直进，化祸患为有利。这就需要在迂回运动中，利诱迟滞敌人，以收到后发先至之效。　　行军战斗要坚持以下战术原则：其一，以欺敌立足，以利益行动，分兵合兵依形势变化。其二，战机来临，动如狂风；战机未至，静如森林；攻敌时，如烈火燎原；防御时，如山岳不动；隐蔽起来，如阴云蔽日；动作起来，如雷霆万钧。其三，侵掠敌" 乡" 要分兵数路，开拓疆土，要分守要地。深入敌国要权衡形势，相机而动。其四，先知化迂回为直进之计，即可战无不胜。　　用兵还有八戒，即："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这也是重要的" 用兵之法".第八为《九变》篇，论述临机制敌，趋利避害之策略。　　所谓" 九变" ，就是多变、善变。着重阐述要善于抓住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以变应变，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本篇教导将军们要精于变通，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应变。" 通于九变之利" ，这样才说得上是" 知兵" ，才可以" 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用兵的法则在于"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讨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通权变的将军，是" 用兵之灾" ，会导致覆军杀将之祸。用将的君主，对此不可以不省察。　　第九是《行军》篇，论述行军宿营的各种行动原则、迎敌措施和侦察判断之术。　　首先指出大军处在山地、河川、沼泽、平陆等不同地形上的行军、迎敌措施。其次，指出宿营要领：不论何种地形条件下，选择营地都要贵" 高" 、贵" 阳" 、贵" 养生".本篇还论述了行军中侦察敌情的各种方法，即敌方的营垒，敌方行动征候，敌方使者，敌方布阵，敌方士兵的表现，敌方营地，敌方将领，敌全军的表现等方面判断敌方情况。　　并指出，用兵不在于多，而在于士卒能并力，将领能料敌，这样即足以胜敌。切忌无深谋远虑而又轻举妄动。　　第十为《地形》篇，分析各种地形的优劣利弊，论述怎样选择地形用兵。　　本篇与《行军》篇所讲地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行军的角度谈的，本篇则是从交战的角度谈的。　　本篇首先将千态万状的地形划分为" 通" 、" 挂" 、" 支" 、" 隘" 、" 险" 、" 远" 六类：" 通" 是敌我双方往来方便者；" 挂" 是易往难返者；" 支"是敌我双方出入皆不利者；" 隘" 是两山相对的通谷；" 险" 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 远" 是两军营垒间较长的中间地带。作战方法依不同地形而有别：在" 通" 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控制交通要道；在" 挂" 形上，要乘敌不备，出奇兵制胜；在" 支" 形上，要诱敌来战；在" 隘" 形上，要抢先占据谷口，严阵以待。如敌已先占，重兵防守则不攻，兵力不多则迅速攻克；在" 险" 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阳面以待敌，若敌已先占，我即主动撤退；在" 远" 形上，利于待敌来攻，不利于我方进攻。了解利用地形作战的各种战术原则，是将领的职责，不可不明察。　　其次，归纳了六种常见的战败情况：曰" 走" ，即攻击十倍于我之敌；曰"弛" ，即士兵强悍将吏懦弱；曰" 陷" ，即士兵懦弱，将吏强悍；曰" 崩" ，即将吏怨怒，不服从指挥，遇敌擅自出战，将军又不了解他们的才能；曰" 乱" ，即将领软弱无威，教令不明，士卒无常法可依，布阵混乱；曰" 北" ，即将军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军中又无精锐做中坚。指出导致战败的原因，不是天灾，不是客观条件不利，而是将帅的主观过失。　　本篇又指出，地形在战争中虽然重要，但只是辅助条件，真正料敌制胜的，还是将军们的指挥艺术。所以，在战争中将军必须保持独立的决策权：" 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 将军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用兵之宝也。" 这些提法在专制的奴隶制时代闪烁着民主精神的光辉，是难能可贵的。并在最后提出了：" 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的著名论断。　　第十一为《九地》篇，论述九种交战地形的运用以及深入敌境后的用兵策略。　　本篇从战略地形学的角度，指出在九种地形上作战的战略和战术。　　是对《九变》、《行军》和《地形》诸篇的补充。　　九种交战地形是：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在《九变》的" 圮、衢、围、死" 之外，又补充五种。即：散地，是说在本国作战，距家乡近，士卒易散；轻地是深入敌方国境不远；争地是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交地是交通方便之地；重地是深入敌国之地。　　作战原则是：在散地，宜固守或将战场引入敌境；在轻地，应迅速前进，乘锐破敌；在争地，宜抢先攻取。若敌已先占，则诱敌出战而相机夺取；在交地，要各军互相连接，防止被敌阻绝；在衢地，要交结邻国，争取盟友；在重地，要夺取并保障后勤补给；在圮地，不要稽留，防敌袭击；在围地，要巧用计谋，定而后战；在死地，要奋勇死战，摆脱危机。　　不论在哪种地形条件下，都要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在九种地形上作战，不但有常规法则，也有变通法则，即九地之变的" 屈伸之利、人情之理".如：在散地，要统一将士意志；在轻地，要使各军连属相续；在争地，要善于后发先至，等等。　　在本篇，孙子谈到最高的治军理想是建立一支王霸之兵，标志是：" 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 因此，王霸之兵不争着与诸侯建交，也不在别国培植势力，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威力加于敌，攻拔其城邑，毁灭其国家。王霸之兵，士卒能"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将军能" 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在巧妙中办成大事。　　最后，本篇指出：要严守军事秘密。一旦战争发生，要封锁消息，禁止使者往来。军事行动要秘密决策。不与敌人约定战期，寻找敌人可乘之机。战争开始，要静如处女；一旦有机会，动作如脱兔，使敌人措手不及。　　第十二为《火攻》篇，论述以火助攻的各种战术，但又主张慎用火攻。　　本篇指出，火攻有五种形式：" 火人" ，焚烧敌军的营寨、人马；" 火积" ，焚烧敌军的粮草积蓄；" 火辎" ，焚烧敌军辎重；" 火库" ，焚烧敌军的军需库房；" 火队" ，焚烧敌人的行军队伍。　　采用火攻战术，要有人员、物资准备，要选好气候条件。施行火攻之后，要依据火发后的情况，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火发于敌营，要乘乱进攻。火发而敌未乱，则待机进攻。敌营设在荒草中，要从外部放火攻击。火势发自下风，不可逆风攻击。要利用白天风大、晚间停止的特点，施行白昼火攻。　　本文还比较火攻、水攻的特点、作用，说：" 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即说水攻不如火攻，水攻仅可隔绝敌人，而火攻则产生强大的破坏力。　　最后指出：战争是残酷的，"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所以明主应慎战，要做到："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这才是" 安国全军" 之道。　　第十三为《用间》篇，论述运用间谍的意义、间谍的种类和作用。　　" 用间" ，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情报工作。知己知彼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做到" 知彼" ，就要用间。对间谍要优待，要不惜金钱和爵禄。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用间，就是" 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间谍有五种类型：其一，因间，即利用和收买敌方境内的普通间谍；其二，内间，收买敌方高级贵族和官吏而形成的间谍；其三，反间，利用敌方间谍为我效力；其四，死间，是了解我方虚假情报后潜入敌境，又为敌人发现和捕获，供出假情报而被敌人斩杀的间谍；其五，生间，是我方派到敌国收集情报后可以回来报告的间谍。　　间谍的任务是收集敌方的军队、城防、人员等各种情报。特别是要侦察敌人潜入我方的间谍，并利诱他们为我所用。在" 五间" 当中，反间最为重要，待遇也应最优厚。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理论基石是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　　在天命论和鬼神观念尚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时代，孙子则提出天是" 阴阳、寒暑、时制" ，是自然的天，而非神明主宰的天。自然的天是客观的、发展运动的，" 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天地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 日者，宿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人们应善于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规律。孙子把这一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引入战争，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从调查研究关系到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将帅指挥、军队情况等各个方面，来探讨战争的规律，从而提出临机制敌的各种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所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而，他的军事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反对迷信、反对鬼神观念。力主军中" 禁祥去疑" ，一再申明判断敌情" 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占卜）　　于事，不可验（主观推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十三篇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原则，如虚实、强弱、胜败、利害、众寡、奇正、饥饱、劳佚、进退、远近、治乱、得失、安危等等。他认为这些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矛盾双方，都是可依一定的条件转化的，" 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所以要全面看问题，不但要看正面，还要看到反面。用兵要" 以正合" 而" 以奇胜" ，奇正是相生的。要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但要看静态，还要看动态，看发展变化。" 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不仅要看到变化，还要创造条件促进转化，使乱转化为治，怯转化为勇，弱转化为强。一部《孙子兵法》处处闪耀着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当然，《孙子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 兵学圣典" ，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缺点和不足，例如它不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把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一例看待。夸大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贬低士兵的作用。主张愚兵政策，说将军"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 ，才是真正的将军等，就是这种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瑕不掩瑜，《孙子》的这些局限性、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作为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瑰宝的崇高地位。　　（四）司马穰苴和《司马法》１。司马穰苴的时代与身世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完的苗裔，齐田氏家族的支庶。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大夫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景公即委任穰苴为将军，率兵去抵御燕、晋之师。　　穰苴向齐景公说，自己平素卑贱，骤然间被提拔为将军，" 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 ，希望景公派一名贵臣做监军，景公即委派了宠臣庄贾。穰苴与庄贾约定：明日中午，在军门会面。　　第二天，穰苴早到军中，立木表，设漏壶，专候庄贾。庄贾平日骄纵，现既任为监军，亲戚左右欢送，留他宴饮，迟至日暮，他才姗姗来到军中。穰苴责问他迟到原因，他说因为有大夫亲戚相送，所以来迟。　　穰苴说：" 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 依军法当斩。庄贾害怕，急派人驰报景公。使者未及返回，穰苴已斩了庄贾。三军为之震慄。景公使者持节来救庄贾，驾车驰入军中。穰苴说：" 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 随后问军正：随便驰入军中犯什么罪？军正说：" 当斩！" 使者听到害了怕。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可以杀，遂斩了车夫，砍去车左边的立木，杀了最左边的那匹马，向三军宣示。并派人向景公报告处罚结果。　　穰苴在军中亲自过问士卒的生活、饮食、住宿条件，照顾生病者，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士卒欢迎。晋、燕之军闻风退走。穰苴指挥部队追击敌兵，顺利地收复了失地。回国后，受到景公重用，任大司马之职，故后人称他为" 司马穰苴".田氏家族的势力在齐国日益发展，引起大夫鲍氏、国氏、高氏的不满。他们向景公诬陷穰苴，景公免了穰苴的官。穰苴被贬后，心情忧郁，不久病故。有兵法著作流传后世。　　２。《司马法》《汉书？艺文志》说："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 作为职官之名，在殷墟的甲骨刻辞中还未出现，而起于周代。所以，《司马法》应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宋陈师道说：" 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 ①王应麟说：" 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 ②都是对的。　　说明它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包括有军法、军礼、军事条例、条令等典章制度，具有军事教典的性质。因为它由" 司马之法" 而来，故称《司马法》。　　《司马法》到战国初已经失传，所以齐威王" 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 ，而把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编成《司马穰苴兵法》。　　因此，《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马法》的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作。　　《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司马迁说：" 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 刘歆著《七略》，把《司马兵法》归入《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它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是：" 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 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 ；其二，" 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 ；其三，" 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人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从仁本观念出发，本篇又提出："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的著名论断。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　　本篇保存着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 逐奔不过百步" ，" 纵绥不过三舍" ，" 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 ，" 成列而鼓" ，" 争义不争利" 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 不鼓不成列" 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交战双方采用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战胜者也只要求对方屈服，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战术原则就成为了过时的东西。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墨守成规，坚持" 不重伤，不禽二毛" 、" 不鼓不成列" 等" 古之为军" 的原则，既不能依据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的战术，又反对司马子鱼的正确建议，结果导致兵败身亡，遭到时人的批评。　　最后，本篇指出：在先王" 圣德之治" 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 亲制礼乐法度" 的时代，战争用来征伐不义的国家。到了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才用战争来惩罚犯有" 凭弱犯寡" 、" 贼贤害民" 、" 暴内陵外" 、" 野荒民散" 、" 负固不服" 、" 贼杀其亲" 、" 放弑其君" 、" 犯令陵政" 和" 外内乱，禽兽行"等各种罪行的诸侯国家。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进步。　　第二，《天子之义》篇，综论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通过回顾历史，本篇论述了有虞氏与夏、殷、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武力使用、军事赏罚、兵器的配备和战车、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点。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启用有德行、有道义、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残暴、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　　接着，论述军中赏罚的起源。认为有虞氏不赏不罚，是至德之世。　　夏有赏无罚，是至教之世，殷罚而不赏，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赏有罚，是德衰之世。提出军中的赏罚，宜于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　　大捷不赏，培养将士不夸功的美德；大败不罚，培养将士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　　最后提出，要让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这也是以仁为本的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统论为进行战争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资、军事和利用自然条件等各种准备以及阵法运用的原则等。　　从政治准备上说，有确定军中的爵位，制定赏罚措施，颁布治军原则与教令，征求各方意见，根据人心动向制定作战方略。　　人才、法纪、宣传、技巧、火攻、水战、兵器是军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荣誉、利禄、耻辱、刑罚是军中的四种法纪，要将士严格遵守。　　仁爱、信用、正直、统一、道义、权变、专断是治理军中乱政的原则，要运用得当。凡军中的规章制度，都要依据广大士卒的要求来制定，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反复执行形成" 法规".凡军中法制，要使人能接受，要清楚严明，要雷厉风行执行，树立法制权威。要规定军中各等级服制，并用颜色区别，坚决禁绝百官服制混乱。在军中，执法要" 专" ，不服从法纪者要制裁，从将军到士卒，上下都要" 畏法".从思想准备上说，是统一军中意志，使士卒的意志统一到将军的意志中去。军令不统一，军中有" 不服、不信、不和" 以及玩忽职守、猜疑厌战、分崩离析、推诿责任等现象，都是战争的祸患。而骄傲、畏惧、吵闹、犹豫、做事反复等则会破坏军威，要坚决制止。在军中，一切都要服从将帅指挥，将帅调动士卒应像以手调指那样自由。这样的军队才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从物资准备上说，要" 阜财" ，即广集资财，特别是利用敌国的资财。达到" 众有有，因生美" ，即民众富足、国力充沛。　　从军事准备上说，要" 右兵" ，即重视兵器的运用，了解"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 的特点，充分发挥" 长以卫短，短以救长" 的作用。　　要训练军队，熟练掌握" 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 的各种战法，以便临机制敌。要演练阵法、布阵：行进时行列要疏，战斗时行列要密。兵器使用要多样配合，士卒要训练有素。上下遵守信义，军中指挥信号系统，即金鼓旌旗等要鲜明，号令不得随便改动。要对全军进行作战教育：" 作其气，发其政" ，即鼓舞士气，颁布纪律。教育要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利用士兵的畏惧谈戒律，利用士兵的愿望谈事功。教育他们进入敌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职份完成任务。　　从利用自然条件上说，就是" 顺天、利地" ，即顺应天时，利用气候条件；利用地形，控制隘口、险要、阻绝等要地。　　第四，《严位》篇，论述阵法的构成及如何利用各种阵式作战。　　开篇提出对军阵作战的总要求：士卒在阵中的位置不可变更；阵中军政要森严，整体力量要轻锐敏捷，士气要深静，意志要统一。　　接着阐述阵法的构成：阵中要依人的不同才智，授予一定职位，编制好卒伍，固定行列，调整纵横次序，做到名符其实。阵法有坐式、立式。立阵用于进攻，坐阵用于防守。坐阵有坐、跪、伏各种姿式。击鼓是要起立进攻，鸣铎则停止前进。以赏罚调动士卒士气。　　利用军阵作战的要点是：兵力充实，阵营巩固，能持久；士气旺盛，处于危地能取胜；车兵采取密集队形，徒兵采取坐战姿式，战阵可以稳固。要用大部队攻击小部队，军阵屯驻时注意兵甲器具，行进时要注意队列严整，作战时要注意进退节奏。　　利用军阵作战要懂得：布阵难，使士卒熟悉阵法更难，而灵活运用阵法又比士卒熟习阵法难。懂得阵法不难，实际运用阵法难。军阵战斗力强不要过于恃重。但即使实力雄厚，也不要全部投入战斗，一次把力量用尽。阵中三军团结如一人，才能战胜敌人。　　凡是军中命令，下达给全军的，三天内要执行；下达给卒（百人）　　的，半天内要执行；下达给个别人的，要马上执行。军中的指挥号令为金鼓旌旗。以鼓声点数命令旌旗开合、车马驰驱、步兵进退、军队交战、改变战斗队形等各种作战形式，要牢记执行。在军中要用仁、义、智、勇、信、利、功等各种方式鼓励士卒勇往直前、克敌制胜。　　在军中，将吏要谦让和蔼，融洽团结，推功揽过，让士卒心悦诚服，奋勇效力。战胜要不骄不懈，战败要承担责任。用法令约束战士轻视死亡，用道义教育战士勇于为正义牺牲。军中教育要因地、因人而宜，重在道德教化。　　最后，提出军阵作战的战术原则：" 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 第五，《用众》篇，主要论述临阵待敌、用众用寡、避实击虚的战略、策略原则等。　　开篇以兵力的众、寡作为一对矛盾概念，提出用众、用寡的策略原则：用众要求部队严整不乱，适于正规作战，适于进攻，适于包围敌人或者分批轮番攻击；用寡要求阵营巩固，适于能进能退，适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适于出奇制胜。如果敌人占了有利地形，则佯装卷旗败退以诱敌，寻机反击。如果敌众我寡，则察明情况，准备在被包围下作战。　　如果敌兵也少，就先退让，然后乘隙消灭它。　　作战应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敌当前，可以先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试探，观察敌人的变化；可以采用或进或退的行动，观察敌人阵势是否稳固；可以逼近敌人，观察它是否恐惧；可以按兵不动，观察敌人是否懈怠；可以佯动，观察敌人是否疑惑，可以突然袭击，观察敌人阵容是否严整。打击犹豫的敌人，进攻仓猝无备的敌人，迫使敌人兵力无法施展。掩袭敌阵，造成它的混乱，利用敌人的轻进，阻断它的企图，粉碎它的计划，乘它恐惧时予以消灭。　　选择作战地点要" 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在作战中，摆好阵势后不忙于交战，看敌人怎样行动，再相应进行动作。敌人设好圈套，我方不要顺敌意进攻，等待敌军主力的行动。如敌人进攻，则集中兵力乘隙打击它的弱点。　　凡追击逃敌，不要停止。如敌人中途休息，则考虑它的企图。凡逼近敌人的都城，进攻必研究好道路，后退必考虑好计划。两军作战，行动不要过早或过迟，以免使军队疲惫或丧失斗志。在军中要禁止士兵与亲属通信，断绝他们的思家之情。在火攻时，要选拔优秀战士作前锋部队。舍弃笨重装备，少带粮食，以激励战士拼死战斗的决心。　　从上可见，《司马法》在讲论古代军政事务和战略战术原则中，是教导人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天、地等自然条件和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法则，如大小、多少、强弱、虚实、攻守、疏密、动静等，要求人们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　　这些都是符合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　　《司马法》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兵书。它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当然，由于现存的《司马法》不是一部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军事教典，更兼它在流传中亡佚很多，所以它的军事思想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又由于战国时齐威王令大夫们将古者《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合编在一起，所以它的军事思想又有前后互相矛盾之处。如：它一方面强调以" 仁" 治军，宣扬" 攻其国，爱其民" ；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 小罪乃杀" ，军中要" 政栗" 、" 位严" ，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 仁" 治军与以" 法" 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　　同时，它在论述远古的历史时，也带有一代比一代" 德衰" 的退化论观念。这些都是它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五、战国时期的战争（一）魏国的争霸战争魏文侯是战国时著名的英主，他重用李克、翟璜、吴起、李悝一批贤臣，较早地实行了变法，推行封建化运动，在战国初期国力发展很快，成为当时的霸国。魏国的争霸战争，还带有春秋争霸战争的性质。文侯争霸的战略是团结韩、赵，使三晋力量汇合为一。西击秦，东击齐，南击楚，以创建由魏国领导而由韩赵辅佐的中原霸权。周威烈王十三年（公元前４１３年），魏国开始向秦国进攻，在郑（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　　次年，魏又派公子击攻取了秦的繁庞（今陕西省韩城东南）。周威烈王十七年，魏文侯又任吴起为将，率军攻秦，在两年当中先后夺取秦在河西的列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等，并把各城寨连结起来，筑为魏西境之长城。在魏军的连续打击下，秦的河西领土全部落入了魏国手中。秦被迫退守洛水（今陕西北部）。　　周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又派将军乐羊率军越过赵国进攻中山。经过三年战争，终于把中山灭掉。　　魏国东向击齐，南向击楚的军事行动，是联合了韩、赵一道进行的。　　三晋联合作战军事力量无疑较春秋时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周威烈王二十一年，齐公孙会带廪丘（在今山东郓城县境）叛归赵，齐军伐赵。魏率韩、赵与齐大战，三晋获胜，" 得车二千，得尸三万" ①。第二年，魏、赵、韩联军又攻入齐国长城，齐国为之震动。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魏、韩、赵为抑制楚国势力北进，又联兵在乘丘打击楚国。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３９１年），文侯又与韩、赵联兵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大败楚军，乘胜追至榆关（今河南舞阳县），再败楚军，并进占了襄陵（今河南睢县），使楚国在中原受到严重挫折。大梁从此成为魏国领地。周烈王五年（公元前３７１年）魏又攻夺了楚的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扩大了魏在黄河以南的领地。　　周安王十五年魏武侯即位。武侯的才智较之文侯相去甚远。在内政上，不善于任用贤人，致使吴起离魏去楚，痛失栋梁。在外交上一改文侯团结韩、赵的方针，经常与韩、赵磨擦，三晋关系出现裂痕。周安王十九年，魏为争夺卫国与赵国冲突，在兔台大败赵军。两年后，赵联合楚国战胜魏军，攻取了魏的棘蒲（今山东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县西）。周烈王元年（公元前３７５年），魏、楚在榆关交战时，韩乘机灭了魏的与国郑。　　周烈王六年魏武侯死，国内发生了公仲缓与公子■的争位之战，引起韩、赵两国干涉。赵企图杀公子■，韩要杀公仲缓并肢解魏国。韩国因与赵国意见不和退了兵。公子■得以打败公仲缓与赵国，夺得君位，即位为魏惠王。惠王在位时，也未能修复与韩、赵的关系。虽然他们有时为了共同的利益可以暂时采取联合行动，但由于他们自身根本利益的冲突，互相争夺、互相斗争迫使他们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　　三晋分裂以后，魏因隔着赵国无力控制中山，于是公元前３８０年左右，中山乘机复国①。　　周显王三年（公元前３６６年），魏、韩联军在洛阴败于秦。两年以后，秦攻魏石门（今山西运城县西南），魏又战败，损失兵力达六万多人。　　周显王七年，魏为扩展领土再与韩、赵冲突。魏相公叔痤在浍水北岸大败韩、赵联军，俘虏赵将乐祚，夺取了赵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北）。　　同年，秦庶长国率兵攻魏大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大败魏军，俘获魏相公叔痤，攻占了庞城（即吴起夺取秦的繁庞）。　　魏在秦、赵、韩的夹击下，于周易王八年迁都到大梁。　　魏迁都到大梁后，与赵、韩交换了一些土地。魏把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浮水一带交给赵，而赵把伸入魏国境内的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交给魏。魏把鹿地交给韩，而从韩取得了平丘（今河南封丘县东）、户牖（今河南兰考县北）、首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轵首（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这样魏在中原的土地连成一片，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地位。　　但是，由于魏惠王不听相国公叔痤之计，未能信用卫鞅，又凭借祖父余威向秦、齐、韩、赵、楚四邻挑战，" 致四邻洶洶自卫，环起与之为难" ，终于导致桂陵之战，使魏在中原的霸业走上了下坡路。　　（二）齐、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魏在惠王时，位于中原东、西、南三面的齐、秦、楚相继转强，惠王又不能团结韩、赵共同对敌，所以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在惠王继位的最初十几年，为与秦国争夺河西先后交战六次。周显王元年，齐、魏又在观津发生战争。周显王七年，魏再与韩、赵联军冲突。惠王为摆脱困境，继续发展文侯事业，恃其强大武力，采取先制服赵、韩，再图争霸中原的战略方针，发动了桂陵之战。　　周显王十五年，魏惠王命将军庞涓率军八万，进攻赵国邯郸，攻势甚猛。赵国向齐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齐相邹忌主张不救，段干朋则主张救，说：" 不救不义，且不利" ①，可以先派兵去攻魏国襄陵（今河南睢县），以疲惫魏国，待魏军攻下邯郸，再乘魏军精疲力尽时救赵攻魏。威王采纳段干朋主张，派兵联合宋、卫会攻魏国襄陵②。　　秦乘魏国围攻邯郸之机，在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打败魏军，攻占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楚宣王也派景合为将率兵救赵，攻夺了魏国睢水、■水之间的地区。　　魏国围攻邯郸近一年，于周显王十六年攻克邯郸。齐见疲魏目的已达到，遂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八万精兵救赵。孙膑针对齐、魏两军的形势，提出" 批亢■虚" 之计，即大军不北上直接救赵，而直捣魏国，" 据其街路，冲其方虚" ，迫使侵赵魏军" 释赵而自救" ③。这个计谋后被人称为" 围魏救赵" 之计。　　齐国进入魏国后，孙膑又建议田忌首先派齐城、高唐两位都大夫去攻击魏国在东阳地区的重镇平陵（郡安陵，在今山东曹县西北）①。平陵南有宋、北有卫、中途有魏国的币丘，攻城军粮道易被切断。而齐军偏偏选择这颗钉子来拔，目的是向魏军示疑，给魏军造成齐将" 不知事" 的假象，齐两位都大夫未到平陵即在中途被魏军打败，起到了疑敌的作用。田忌、孙膑为疑误魏军又派轻车锐卒直攻魏都大梁，以激怒魏君，让他逼迫庞涓回军来救。同时又分少量步兵随车兵而进，麻痹敌人，而主力大军则集结待命。庞涓果然中计，他凭借胜赵之余威，率军回救，见齐军的布署大不以为然，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令大军抛弃了辎重，昼夜不停地前进，并亲率轻兵奔袭齐军。田忌、孙膑则率齐军主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设伏截击，庞涓率追兵赶到，齐军突起一战而克，歼灭魏军，活捉庞涓。　　桂陵之战是魏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尽管在桂陵之战后，魏惠王凭借文侯奠定的雄厚基业，一度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联军，稍稍挽回一些颓势，但从此走上下坡路则是确定无疑了。齐国在桂陵之战后，声威大振，开始取代魏国，成为中原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　　桂陵之战以后，魏虽然走上下坡路，但仍保持着强国的声势，卫鞅仍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对于魏国不敢掉以轻心。周显王十九年，魏国攻秦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东），迫使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王相会讲和。周显王十八年，魏与赵成侯在漳水上结盟，同时将邯郸归还赵国。周显王二十一年，魏又与刚刚继位的赵肃侯在阴晋（今陕西华阴县东）相会，与赵修好。魏在采取了与秦、赵讲和的同时，则开始打击韩国，企图对四邻各个击破。周显王二十四年，魏在马陵（今河南温县西北）击败韩国。周显王二十五年，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召集宋、鲁、邹、卫等小国诸侯相会，秦也派公子少官参加，魏惠王在会上自称为" 王".魏国称王的举动，引起了齐、楚、韩等大国诸侯的不满，以韩国的抵制为最力。　　所以，周显王二十七年，魏再次任命庞涓为将，率兵伐韩国。韩遣使向齐求救。齐威王大会群臣，商议对策。齐相邹衍说：" 不如勿救".将军田忌主张早救，说：" 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 孙膑则认为：" 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 主张待韩、魏交兵、双方疲惫之后，再发兵救韩，是" 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 ①。威王采纳孙膑意见，私下答应出兵救韩。韩仗恃齐国，与魏展开五场大战，接连败北，只好举国听命于齐。齐威王遂于次年（公元前３４１年）选派田忌、田婴为将，孙膑做军师，率兵救韩。　　齐军的行动如桂陵之战一样，仍然直捣大梁。魏惠王闻齐军出动，命攻韩之军归国，为雪桂陵之耻，大兴十万之师，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迎击齐军，想与齐军决一死战。　　齐军得到魏国起兵迎击的消息后，孙膑向田忌分析说：" 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军 .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 . "②就利用魏军急躁冒进的特点，献诱敌轻进的减灶之计。命全军在后撤的第一天建供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减为供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又减为供三万人吃饭的灶。庞涓见齐军军灶锐减，认为齐军胆怯，士气低落，大喜过望，说：" 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 于是抛开步兵，只率领轻车锐骑兼程进击齐军。　　孙膑预计魏军行程，日落时当至马陵（在今山东郯城马陵山）①。马陵山系低山丘陵地带，沟壑纵横，马陵道状似葫芦，齐军主力在这里设下埋伏，专候魏军。待庞涓率军追至马陵道，天色已黑。齐军伏兵万箭齐发，魏军大乱，自相践踏，庞涓羞愤自杀。齐军乘胜进击，消灭魏军主力，俘虏主将太子申，使魏国遭受沉重打击。　　齐在马陵之战后国势更强，后来宣王、湣王继承父祖之业保持了东方强国的地位。而魏自马陵战后，次年又败于秦，韩、赵也乘机侵掠魏国土地。魏国从此一蹶不振。　　魏二败于齐，再加上与韩、赵斗争，国力大为削弱，这就为西方秦国的东进造成了有利的机会。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二十余年间国力日强，周显王二十九年，秦趁齐败魏之机，一举夺取了魏在河西的大片领地。从此开始了秦东进中原，蚕食诸侯的局面。　　（三）秦的崛起与秦魏战争秦的强大起自孝公用商鞅变法。孝公继位时天下形势是" 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狄遇秦，屏斥之不得与中原之会盟 .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 "①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商鞅于当年和公元前３５０年两次公布新法，主要内容是：①编制户籍，居民实行什伍连坐。②奖励军功，依军功大小受爵，宗室无军功，不得入属籍。③奖励耕织，致粟帛多者，免除赋役；怠惰者收其妻子为奴隶。④招徕三晋农民垦田；⑤合併小乡、邑集为大县。⑥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⑦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是一场彻底的封建化运动，秦国随着这场运动的推进，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周显王十五年，秦攻占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同时，夺取了韩国的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县北）、山氏（今河南新郑县东北）三地。次年，秦派商鞅攻入魏的河东，一度占领了安邑。周显王十八年，商鞅又围攻魏的固阳（今陕西米脂县）。同年，又在武关（今陕西商县南）修筑要塞以对付楚国。次年，秦迁都咸阳，并东取函谷关。至此，秦已囊括了关中全部领地，控制着东进、南下的函谷关、武关两道雄关，成为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逐步展开了东进的战争。　　秦国东进的首要障碍是魏国。秦、魏两国的形势是" 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②秦、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秦自孝公时起就确立了兼并魏国的战略。　　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乘魏马陵之战失败之机，派商鞅率兵攻魏。魏以公子卬为将军，率兵迎敌。在两军相持中，商鞅设计引诱公子卬相会并俘虏了他，然后大败魏军。魏惠王见魏军屡败于齐、秦，而国内空虚，无力再战，被迫割河西之地向秦国请和。魏国领土日削，国力更趋衰弱。　　周显王三十年，秦又进攻魏的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大败魏兵，俘虏魏将魏错。魏又一次遭到惨败。　　周显王三十一年，秦惠文王即位。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但仍用商鞅之法，继续推行东进攻魏的战略。周显王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任命犀首（公孙衍）为大良造，率兵伐魏，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大败魏军四万余人，俘获魏将龙贾。次年，魏献阴晋（今陕西华阴县）向秦求和，秦更其名为宁秦。周显王三十九年，秦再次出兵围攻魏国河南的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等地，魏再次割河西土地向秦求和。　　周显王四十一年，秦惠文王任张仪为相。张仪采取" 连横" 政策，派公子桑率兵攻占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隰县）。然后，张仪又劝惠文王把蒲阳归还魏，并亲自入魏，去游说惠王。经张仪游说，魏国把上郡１５县包括少梁一并献于秦。次年，秦归还魏的焦与曲沃。周显王四十五年，秦相张仪派兵攻夺了魏国的陕城。至此，秦、魏两国之间的黄河天险已完全落入了秦国的掌握之中。两年后，秦又攻击魏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平周（今山西宁休县西）。　　面对强大的秦国，入魏为相的公孙衍倡导" 合纵" 御秦，得到东方各国的支持。于是，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３１８年），魏、赵、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发动一次攻秦战争。义渠乘秦与五国构兵之时，在李帛大败秦军。但五国实际上只有赵、魏、韩三国出了兵，而秦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将三国联军杀得大败。周赧王元年（公元前３１４年），秦利用齐宣王攻燕，三晋救燕的机会，攻夺了魏国的焦（今三门峡市西）和曲沃（今三门峡市西南）。又在岸门（今河南许昌县西北）　　大败韩军，迫使韩国屈服。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又进攻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次年，破宜阳，斩首六万。韩国遭到惨重损失。秦兵还渡河取武遂（今山西临汾县境），修筑了城池。　　周赧王九年，秦昭襄王即位（公元前３０６年- 公元前２５１年在位）。　　秦在昭襄王时代是对外大扩张时期，在对魏、韩的战争中，又取得了伊阙大捷和兵伐大梁的胜利。　　秦昭襄王即位之初，因为国内发生诸公子争位，国势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齐国孟尝君于周赧王十七年联合魏、韩二国，发动了一次三国攻秦的战争，历时三年，一度攻到函谷关。秦国被迫返回了魏国的河外封陵和韩国的河外武遂，三国始退兵。　　后来，秦昭襄王用魏冉为相。魏冉转而采取争取齐国，打击韩、魏的战略。主动拉拢齐国，齐国为灭宋，也愿对秦和解，任用秦的五大夫吕礼为相，齐、秦两国由对抗转为联合。秦见联齐战略奏效，即转而向韩、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周赧王二十年，秦派司马错率兵出武关，由穰邑（今河南邓县北）　　攻陷魏的襄城（今河南方城县东北）。次年，秦又派兵进攻魏国的解邑（今山西解县），威胁安邑。韩、魏两国即派重兵进军宜阳，企图伺机夺回宜阳，巩固西部疆界安全。　　同年，秦将向寿率兵攻韩的武始（今河南洛阳市西），左更白起率兵攻韩新城（今河南洛阳市南）。次年，韩王僖命公孙喜率韩、魏联军２４万人救新城。秦相魏冉向昭襄王推荐白起代向寿为主将。白起为战国名将，他采取出奇制胜的策略，率秦军主力绕道韩、魏联军后方，把韩、魏联军压缩到伊阙山（今河南洛阳市东南龙门）的狭隘地段，一举歼灭，斩杀联军２４万人，俘虏韩将公孙喜。并乘势攻占韩在伊洛地区的五座城邑，又涉河攻取魏安邑以东的地区。经此一役，韩、魏两国精锐损失殆尽，无力再战，从此只有听凭秦、齐等大国的摆布。　　秦乘伊阙胜利之余威，于周赧王二十三年攻克韩国的垣（今山西垣曲县东南），次年又夺取了韩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市）、邓（今河南孟县西）和魏国的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公元前２９０年，韩被迫将武遂（今山西垣曲县东）２００里土地献给秦，魏也向秦献出河东４００里土地。　　秦国侵入中原的势力，至此一发不可收拾。　　周赧王四十年，秦在破楚拔郢之后，又以魏冉为将大规模进攻魏国，兵锋直逼大梁。韩王僖见魏如果灭亡，韩亦不能独存，遂命暴鸢为将率兵救援。魏冉又大败韩暴鸢军，斩首四万。暴鸢败走开封。魏冉连克魏国三城，魏王又命芒卯率军迎敌，也被秦军击败。齐襄王见魏连败，担心魏亡齐亦不保，不得已起兵救魏。秦军乘势在大梁北击败齐、魏军，斩首四万。魏不得不再忍痛割温邑向秦求和。次年，魏、赵攻韩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秦派白起率兵救援。白起大败赵、魏联军，斩首１５万，魏将芒卯败走。魏被迫再把南阳（今河南修武县）献给秦国，秦兵始退。　　后来，魏在安■王时代，由于信陵君救赵成功，一度夺取秦的陶郡（即山东定陶）、灭卫和夺回河外部分土地。但随着信陵君被免职，河外的土地又得而复失。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改任客卿范雎为相。范雎曾向秦王献计说：" 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 ①于是，自周赧王五十年始，秦大举攻韩，连续四年，先后攻占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少水湾）、高平（即向，今河南孟县西）、陉城（今山西曲沃县东北）、太行山以南的南阳、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并割断了韩的上党与本土的联系。　　韩在秦频频打击之下，领土日益缩小。至战国末期，领土只剩下阳翟附近十数邑，韩桓王虽有王名，实际上不过一小侯而已。魏国的状况与韩一样，在战国后期，领地只有大梁附近数十邑，不过秦的一郡。　　（四）秦、楚之战楚在战国初期，为七强中领地最广大的国家，它" 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泗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 ①。吞灭吴越以后，拓地东至海，掩有今湖北、湖南、安徽全部及四川、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省之一部，号称富大。但楚国除悼王时用吴起变法，稍稍振作而外，长期走下坡路，直至灭于秦。　　周安王元年（公元前４０１年），楚悼王即位。悼王时，楚连年与三晋交兵。公元前４００年，赵、魏、韩伐楚，至乘丘。公元前３９１年，赵、魏、韩伐楚，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军。大梁从此落入魏国版图。楚悼王为改变楚国的不利形势，下令求贤。公元前３９０年前后，吴起由于在魏国受到排斥，转而投奔楚国。悼王素闻吴起贤，先用为" 苑守".一年以后，任为令尹，主持变法大计。吴起针对楚国的" 大臣太重，封君太重" 等弊端，实行变法：①削减贵族的爵秩等级，平抑贵族的禄食费用，用节省的钱" 砥砺甲兵".②裁汰冗官冗员，减少百官禄秩，封君子孙传三世者，即收其爵禄，节省的钱也用来" 奉选练之士".③禁绝私门请托，整顿楚国风俗等等 .吴起的变法 "行之期年 "①，楚国开始强盛，于是南收扬越，北并陈蔡。但是，一则由于吴起变法时间短，二则由于反对变法的贵族势力强大。周安王二十一年楚悼王死，吴起即被杀，新法亦夭折，所以成效并不显著。此后，楚国"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然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 ②因此，在秦、楚战争中，楚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秦国大规模进攻楚国，始于秦惠文王时。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３１８年），赵、魏、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并由三晋出兵伐秦。　　但秦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大败三晋联军。随后，秦采取了先制服韩、赵、魏，然后再回头制服楚国的战略。秦在具体制楚时，又采取了外交欺骗与军事进攻互相配合的方针。周赧王二年，秦派张仪赴楚，离间楚、齐关系，说楚如能" 闭关绝约于齐" ，秦则献" 商淤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得土地，答应了秦的要求，与齐断了交。待楚孤立以后，张仪竟说原答应给楚国的土地仅是商於之地六里。楚怀王受了欺骗，愤怒地派屈匄率兵攻秦。而秦国早有军事进攻的准备，即命庶长章率兵迎击。　　周赧王三年，秦、楚两军在华阳（今河南省陕县西丹水以北地区）　　展开大战，秦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匄以下列侯及执珪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并乘胜攻取了楚国的汉中。华阳之败，使楚怀王更加愤怒，再次征发大军反攻秦国 .秦、楚两军在蓝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③举行大规模会战，楚又败于秦军。韩、魏两国联军也乘楚军之败南下攻楚，直攻到邓（今湖北省襄樊市北）。秦攻占了楚国的汉中以后，造成了关中与巴蜀联成一片的形势，国势更加强大。　　秦昭襄王为专力进攻楚国，转而对韩、魏采取和平策略。周赧王十三年，秦昭襄王在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会见韩、魏之君，并归还了所占魏国的蒲阪，结好韩、魏。次年，即派庶长奂会同韩、魏联军大举攻楚，在重丘（今河南新野县东）大败楚军，斩首二万，杀其将唐昧。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３００年），秦派华阳君再次攻楚，杀楚将景缺，斩首三万。次年，秦又诱骗楚怀王入秦，并予以扣留。怀王被囚以后，客死秦国。楚国立太子横，是顷襄王。楚在秦的一再打击下，国力日益削弱。　　周赧王三十五年，秦利用韩魏在伊阙战后国力尚未恢复，齐国正遭受燕国进攻，赵在秦将白起打击下，连失数城，仅能自保的大好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破楚入郢战役。秦兵分三路大举进击楚国。　　秦将司马错率陇西之兵由蜀地攻克楚的黔中郡，然后分兵由巴郡东下，出巫峡攻击楚郢都西部地区。　　另派一路由武关东下，攻击楚国的汉北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进入桐柏山。　　次年，秦将白起统率汉北、上庸之军攻取了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县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市）、西陵（今湖北宜昌市西）。在攻鄢战役中，白起采用水攻战术，引鄢水（又称蛮水）灌城，楚军民死伤数十万，损失惨重。周赧王三十七年，白起率三路大军合围楚郢都，楚军被歼，楚顷襄王夺路东逃，都城随之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县）。楚国经此沉重打击，国势一蹶不振，再无力参与中原抗秦事业。秦国趁势兼并了楚西江、汉、湘、黔之地，在楚郢都设立南郡。　　（五）秦、赵之战在秦国败韩、魏，破楚入郢以后，中原惟有北部的赵国保持着强大地位，成为秦东进中原的劲敌。秦、赵之战也就很难避免了。　　赵国的强大始于武灵王（公元前３２６年- 公元前２９５年在位）时，赵武灵王在周慎靓王三年曾参加韩、魏、燕、楚五国伐秦联军，被秦军击败。次年，赵、魏、韩三国攻秦，又被秦击败，赵损失八万人。同时，赵的北部、东北与西北部还常常受东胡、林胡和楼烦等游牧民族的侵扰。　　为对付三胡和强大的秦国，赵武灵王下决心学习秦国变法图强。周赧王八年，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赵武灵王在大臣肥义等的支持下，说服叔父公子成，在国内变法易服，" 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后来，又破原阳改为" 骑邑".新法实行仅短短几年，赵国人民就练成个个矫捷善射的骑手。　　于是，自周赧王九年起，赵武灵王即统率精兵大举进攻中山，经过五年苦战，终于灭掉中山。　　接着，赵国向北击败林胡、楼烦，拓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建立了云中郡、雁门郡，掩有今漠南之地。自武灵王变服骑射以后，赵遂称强于北方，成为列国中的一支劲旅。　　周赧王十六年，赵武灵王自号主父，传位于太子何，是为赵惠文王。　　惠文王时，赵武灵王曾亲自伪装成使者，入秦探察虚实，准备拟定对付秦国的计划。不幸的是，周赧王二十年，武灵王死于公子章之乱，使赵国抗秦的计划未能实施。　　惠文王也是一位有为之君。他重用名相蔺相如，名将廉颇、赵奢，国富民强，保持了赵的强国地位。周赧王三十二年，廉颇率兵攻取齐的昔阳（今河北晋县西北）。三年后，赵奢又攻取了齐的麦丘（今山东商河县西北）。周赧王三十九年，廉颇攻占了魏国的几（今河北大名县东南），次年又攻克了魏的防陵、安阳（今河南安阳县西）。二年以后，赵将燕周攻占了齐的昌城（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和高唐（今山东禹城县西南）。《战国策？赵策三》说：" 今赵万乘之国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间，北有代，带甲百万，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　　由是观之，赵于天下不轻。" 《战国策》此言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山东六国中，赵确实是秦东进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派重兵奇袭邯郸西方门户阏与。赵惠文王派赵奢率兵前去援救。老将赵奢采用欺敌之计，伪装畏惧秦军，出邯郸３０里安营，但令士卒增筑营垒，准备固守，不准谈论进兵，麻痹秦军。当得知秦军果然中计，麻痹轻敌时，赵奢命令全军以两天一夜的功夫急行军赶到阏与前线，筑成军垒。秦军见赵军突至，仓猝出战。赵奢命赵军厚结阵势，并派一万人抢先攻占北山，居高临下，大败秦军，解除了阏与之围。　　次年，秦派中更胡伤再攻阏与，仍未攻克，无功而还。阏与之败是秦东进以来首次遭到的大败，秦军锋芒受到挫折。　　秦昭襄王见两次未能攻下阏与，就采纳范雎" 远交近攻" 的建议，改变了直攻赵国的战略，转而先略定韩、魏，做为攻赵的准备。　　周赧王四十七年，秦派五大夫绾伐魏，夺取了魏的怀邑（今河南武陵县），略定了南阳地区。接着于周赧王五十年攻取韩的少曲、高平。　　次年，秦将白起攻取了韩的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又次年，攻取了韩的南阳（今太行山以南地区）。到周赧王五十三年，白起再夺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把韩的上党与本土的联系切断了。　　韩上党守冯亭率上党投降赵国。赵派大将廉颇去防守。廉颇未至，秦军已攻克上党。廉颇便依据险阻扼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将王龁攻击长平。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拉开了序幕。　　廉颇是员老将，战斗经验丰富，他率军扼守险要。王龁军猛攻赵军前垒，赵军损失一裨将与四尉，但主力军仍坚壁固守。尽管秦军一再挑战侵扰，并攻陷赵军几个前垒，杀了二尉，但赵军主力仍坚守不出，秦军无法进展。两军对峙三年，不分胜败。　　秦见廉颇坚守不出，苦无破赵之计，遂派人至赵行反间计。扬言说：" 秦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廉颇易与，且将降秦矣。" 赵孝成王也认为廉颇坚壁不出是畏敌，又责备他损失了一些兵力，准备改用赵括取代廉颇。蔺相如进谏说：" 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 不可用为将。赵王不听。赵括母亲见赵王欲用赵括，连忙上书反对，也说赵括不可用。但赵王执意不从，把他派到了长平。　　秦王听到赵任用赵括为将的消息，就暗地里委任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传令军中有敢泄露白起为将的机密者，斩首。　　周赧王五十五年七月，赵括来到长平前线。他改变廉颇的部署，更换将吏，率兵出击秦军。秦将白起采取诱敌之计，佯装败走，而组成二支奇兵从后劫击赵兵。赵括见秦军退却以为败走，遂乘胜进击秦军壁垒，而秦垒坚固，赵军无法攻入。秦国奇兵２５０００人趁势切断了赵军后路，又一支奇兵５０００骑把赵军截为两部，阻绝了赵军粮道。白起派轻兵袭击赵军，赵军接战不利，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只好筑垒坚守，等待救援。　　秦昭襄王得到赵军被围的报告，亲自来到河内，下令赐民爵各一级，征发１５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长平，参加堵截赵救兵和粮食的战斗。　　到九月，赵军被围困已经４６天，疲乏饥饿，甚至出现了内部互相杀食的惨剧，就分兵为四队，轮番向秦兵冲击，仍然无法突围。赵括亲率锐卒搏击，被秦兵射杀。赵军大败，４０万士卒降秦。白起仅释放了２４０名年幼战俘，把其余４０余万赵国降卒全部用欺诈手段活埋。长平一战，赵国前后损失兵力达４５万余人，国力大大削弱。从此在东方六国中再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单独抗击秦兵的力量，这就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白起歼灭赵军后，十月，命司马梗北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县），命王龁攻武安和皮牢（今山西和顺县），亲率主力略定上党地区，准备乘胜攻击赵都邯郸。赵国派人向秦相范雎游说，请求退兵。范雎也忌妒白起的功劳，向秦王进言说：秦兵已经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求和，休息士兵吧。秦王遂命秦兵从太原退守上党。白起因此未能获得灭赵大功，所以怨恨范雎，两人产生了隔阂。秦国没能乘长平之胜攻灭赵国，并造成将、相分裂，这是它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大损失。而赵国则得到喘息的机会，一方面整顿战备，一方面建立了合纵御秦的阵线。　　周赧王五十六年九月，秦再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由上党进攻邯郸。因赵已有准备，所以王陵屡战失利，直至第二年正月，仍无进展。　　秦派兵增援，又伤亡４０００多人。秦昭襄王想重新任用白起为将，白起托病坚辞不出。昭襄王就命王龁代替王陵。范雎又推荐知交郑平安为进攻邯郸主帅。但在赵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秦军进展仍不顺利。　　邯郸被围之后，赵曾派人向楚、魏求救。公元前２５７年，楚、魏谋救赵国。楚王派春申君救赵，魏安■王也派将军晋鄙率兵十万救赵。但魏又害怕秦国势力，所以脚踩两只船，命晋鄙军驻扎在汤阴观望。魏相信陵君公子无忌为救赵国，设法盗窃了魏王虎符，假传君命，令勇士椎杀晋鄙，夺取了魏军指挥权。他挑选精兵八万，进击秦军。同时楚春申君也命景阳率军赶到。在赵、魏、楚三军的夹击下，秦军王龁部大败，引兵西退。其后军郑安平部二万人被赵军围住，郑安平被迫率部降赵。　　赵乘胜夺回太原及上党附近诸地。这就是著名的" 窃符救赵" 的故事。　　秦在邯郸之战中的失败，使其在中原的威望大为下降，赵、魏、楚诸国仰赖此役挽回了一些颓势。中原诸侯合纵呼声再起，遂有后来信陵君率赵、魏、韩、楚、燕五国联军伐秦之举。但因列国勾心斗角，互不信任，而且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形成，所以诸国的合纵御秦战略终成泡影，惟有苟且偷生，一任秦国宰割了。　　（六）齐、燕之战齐、燕是接壤的两个大国，齐在今山东偏北的大部和河北东南部。　　燕国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山西东北角。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３１４年），正当秦国势力向东发展，公孙衍在山东倡议六国合纵御秦的时候，齐、燕两国竟置合纵大计于不顾，在北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和拚杀。这就是齐宣王破燕和燕昭王破齐之战。　　１。齐宣王破燕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３２１年），燕易王死，子哙立。燕王哙昏庸无能，燕相子之专权。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３１６年），燕王哙在鹿毛寿和苏代的劝告下，主动让位于子之。子之当国三年，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发动兵变谋攻子之。燕国大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市被及太子平战死。公元前３１４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命匡章率" 五都之兵" 及" 北地之众" 攻进燕国，仅５０天就攻下燕国的都城，燕王哙被杀，子之被俘后，被剁为肉酱。燕国在七国中力量本就较弱，经此打击，势力更为削弱。齐军入燕后，残暴对待燕国人民，引起燕国人民反抗。二年后，齐军被迫撤退。　　中山国也乘机攻击燕国，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燕将。中山王■命司马■率三军攻进燕国，" 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 ①。　　赵武灵王听说燕国大乱，从韩国召来燕公子职，立为燕昭王，派乐池送回燕国。　　２。燕昭王破齐周赧王三年，燕昭王即位。昭王发誓向齐国报仇雪恨，卑身厚币以招揽贤才。郭隗虽才能平庸，但他师事郭隗，为其筑宫室而居。一时，天下贤士争相赴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苏秦自东周来归。　　燕昭王尊重贤才，一一委以重任。命乐毅为亚卿，派苏秦为使者，奔走于齐、赵、魏国之间。昭王与苏秦密计复兴燕国的外交方略：联赵抗齐。苏秦衔命在齐、赵间游说，主要目的在于破坏齐、赵关系，防止齐国攻燕。苏秦又劝说齐攻宋国，让齐国四面树敌，以造成" 弱燕敌强齐" 的局势，为着洗雪国耻，昭王伪装屈从齐国，当齐攻宋时，燕派将军张■带兵二万，接受齐军指挥。张■被齐湣王杀死，燕昭王连忙向齐国谢罪。　　周赧王二十九年，齐攻灭宋国，拓地至淮北。而这就危害了韩、魏、赵和秦国的利益。于是，以秦为首的赵、魏、韩四国形成了对付齐国的联盟。这正是燕国多年以来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燕昭王继位后，即" 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共苦" （《燕策一》）。　　经过２８年的努力，燕国" 殷富，士卒乐佚轻战".国内条件已经成熟。　　现在，四国倡议伐齐，燕国正求之不得。所以在赵的拉拢下，燕国参加了五国联军，并成为联军的主力。　　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征发全国军队，命乐毅为上将军，出兵伐齐。秦派尉斯离率兵和韩、赵、魏三师会合。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即统率五国联军攻齐。齐国任命触子为将军，统率所征发的全国士卒迎战。两军战于济西，齐军统帅触子临阵逃亡，齐军大败。齐将达子统率余部继续作战，在秦周（今山东临淄雍门以西）之战中，齐军大败，达子战死。于是，乐毅遣回秦、韩二国军队，分魏军进攻齐占宋国旧地，分赵军攻取河间，亲率燕军长驱直入，攻克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逃经卫、邹、鲁，而后到莒（今山东莒县）。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湣王遂任淖齿为齐相。但淖齿杀了湣王，而自己又被齐将王孙贾所杀。　　燕军获得大胜，燕昭王亲到济上劳军，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川县东），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进兵，要求部下" 修整燕军，禁止侵掠" ，并将燕兵分为五路：左军略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经过６个月战斗，攻下齐城７０余座，皆划为燕国郡县。齐城所未攻下者，仅即墨和莒二城而已。　　周赧王三十三年，乐毅合并右军、前军包围莒邑；左军、后军包围即墨。即墨大夫战死，邑人共推田单为将，率兵民抗击燕军。乐毅见包围两城经年不下，遂下令军队后退九里筑垒围困。乐毅为威服二城人心，下令不得俘获出城之人，赈济贫困者，让城内人民" 各复旧县，以安其心".又经三年，即墨、莒仍未攻克。周赧王三十七年，燕昭王死去，惠王即位，惠王做太子时不喜欢乐毅，齐国乘机进行反间说：" 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 .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 . "　　 ①燕惠王猜疑乐毅，遂令骑劫取代乐毅为统帅。乐毅逃亡到赵国。　　骑劫远不是田单的对手。田单诈言齐士卒害怕割鼻子、掘祖宗坟墓。　　骑劫即令燕军割齐俘之鼻和挖掘齐人坟墓。结果反而使齐人民愤怒，誓欲死战。田单又欺骗燕军，假意约期投降。骑劫信以为真，更加放松了战备。于是田单收城中牛千余头，披上缯衣，上画五彩龙文，在牛角上绑缚尖刀，在牛尾系上油脂苇束。反攻之夜，把城墙掘开数十穴，燃着牛尾，纵牛出城，选５０００士兵随其后冲入燕营。燕军见牛披龙文，尾燃烈焰，触人即死，以为神兵。更兼即墨城上战鼓、金铎，响声震天，燕军斗志全无，大败而走。骑劫被齐兵杀死，田单乘势追逐燕军至河上，将沦陷的７０余城皆尽收复。田单遂迎齐襄王（湣王子法章）回到临淄。　　襄王以功封田单为安平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火牛阵" 的故事。　　齐在战胜魏国以后，俨然以东方大国自居，与秦并称东、西帝。但就实力而论，齐并不具备灭掉燕这样一个大国的条件。所以齐宣王伐燕虽然五旬而举，但欲并吞燕国领地则招致了失败。燕昭王发奋图强，谋划洗雪国耻，经过２８年的努力，终于破齐。同样，燕也不具备吞掉齐这样一个大国的条件。所以，乐毅未获灭齐全功，而骑劫又终以失败而告终。燕国从此再没有辉煌的举动。齐虽然收复了失地，但从此也元气大伤，无力再与秦国争锋。　　（七）秦北灭义渠、南并巴蜀之战义渠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是西戎中较强大的一支，经常与秦发生冲突。周显王三十四年（公元前３３５年），义渠曾在洛水流域打败秦军。　　四年后，义渠因发生内乱，国力不振，秦庶长操率兵前去平定。周显王四十二年，义渠臣服了秦。秦对义渠的态度是：" 中国" 无事于秦，秦就向义渠拓地烧荒，进行劫掠。" 中国" 有事于秦，秦就向义渠出使纳币进行抚慰。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３２０年），秦大举进攻义渠，攻到郁郅（今陕西省庄阳东）。二年以后，韩、魏、赵等五国攻秦，秦就送给义渠君" 文绣千匹，好女百人" ，进行拉拢。但义渠君识破了秦国的手段，并不买账，乘势起兵袭秦，在李帛大败秦军，至周赧王元年（公元前３１４年），秦在击败韩、赵、魏、燕、齐以后，又回头大举攻击义渠，夺取了义渠２５城，向西北扩充了势力。　　周赧王四十三年，秦昭襄王在甘泉宫诱杀了义渠王，接着起兵攻灭义渠，尽并其土地，设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　　巴、蜀与秦接壤，在秦国西南部、物产丰富，是块富庶之地。秦惠文王时，为了向外开拓，张仪和司马错就秦军战略打击方向问题曾发生了一场争论。张仪主张攻伐韩国与周，司马错主张攻击巴蜀。他说：" 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 .利尽四海，诸侯不以为贪 . "①如果得到巴、蜀，可以从水路通楚，是" 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②。惠文王从其计。这时正逢蜀国与巴、苴二国交战，苴侯向秦求救。秦惠文王遂于周慎靓王五年派张仪、司马错和都尉墨率兵经石牛道入蜀，蜀王率兵到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迎击秦军。秦大败蜀军，杀死蜀王，灭掉蜀国。张仪、司马错乘胜进兵，又攻灭巴国和苴国，俘虏巴王。　　秦并巴、蜀以后，没设郡县，而是实行羁縻政策。" 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③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又封公子通为蜀侯。三年后，蜀相陈庄杀蜀侯。次年，秦武王派甘茂入蜀，杀陈庄。周赧王七年，秦武王又封子辉为蜀侯。七年后，蜀侯子辉反秦。秦昭襄王再派司马错入蜀，杀蜀臣郎中令婴等２７人，子辉自杀。次年，秦昭襄王又封辉子绾为蜀侯。周赧王三十年，秦又杀死蜀侯绾。从此结束羁縻政策，在蜀地设蜀郡，任张若为蜀郡守，巩固了对蜀的统治。　　秦北灭义渠，南灭巴蜀，有了一个既富庶又巩固的后方。不但秦兵东进不再有后顾之忧，而且雄踞汉水和长江上游，顺流而东，可以威胁楚国，造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又一有利条件。　　（八）秦灭六国秦自孝公发奋图强，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日益增强。孝公之世，商鞅即伐魏而取河西之地，又夺取楚的武关，掩有关中全域。" 孝公既殁，惠文、武、昭襄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①已掩有大半个中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　　公元前２４７年，秦庄襄王死，太子立，是为秦王政。秦王政初年，吕不韦执政。吕不韦继续执行孝公以来的政策：" 内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 国势已达于极盛，时刻策划吞并六国。　　公元前２３７年，秦王政罢黜吕不韦，亲自执政，信用客卿李斯。李斯也继续执行孝公以来的政策，向秦王政进献灭六国的大计说：" 今诸侯服秦，譬如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②秦王政做为一代英主，接受了李斯建议，开始规划进行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　　１。秦灭赵公元前２３６年，正当赵、燕发生战争，赵将庞煖带兵攻燕时，秦王政以救燕为名，派王翦、桓■（ｙǐ，音椅）率两路秦军攻赵。第一路由王翦统率，经由上党，攻克阙与和橑阳（今山西左权县）。第二路由桓■统率，攻取了赵国河间六城，接着又攻取了邺（今河北磁县南业镇）、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两城。赵军也分两路迎击：西路李牧抗击王翦，东路扈辄抗击桓■。两军形成僵持局面，旋即罢兵休战。次年，赵悼襄王死，子迁立，为幽缪王，是位昏愦的君主。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２３４年），秦桓■由南路迂回到扈辄侧翼，攻击邯郸东南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大败赵军，杀了赵将扈辄。赵王乃派李牧南下，进行反攻。李牧军在宜安（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和肥（今河北晋县西）两地展开激战，李牧大败秦军，桓■逃到燕国①。李牧因功受封武安君。公元前２３２年，秦王翦再次领兵伐赵，由太原进攻井陉关，并攻击番吾（今河北灵寿县西南）。李牧率军阻击，秦兵无法突破山隘，双方遂罢兵。　　公元前２２９年，赵国发生旱灾，秦乘机大举攻赵。王翦率主力军由井陉关直攻邯郸北部地区，杨端和率河内军进围邯郸。赵将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秦军受阻，无法突破赵军防线。于是，秦国展开外交活动，大搞离间计，派人贿赂赵国权臣郭开，诬陷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昏庸，不辨是非，杀掉李牧，用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为将。秦国取得了战场上未能取得的胜利。次年，秦将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颜聚逃走。秦军攻陷邯郸，俘虏赵王迁，赵灭亡。秦在邯郸建立邯郸郡。　　赵公子嘉率亲族数百人逃亡到代郡（今山西恒山以北地区），自立为代王。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将王贲领兵伐代，虏代王嘉，灭代。　　２。秦灭韩秦王政十一年，正当秦倾全力伐赵时，仅有都城阳翟附近十数城的韩国慑于秦之声威，于秦王政十四年派韩非为使者纳地奉金向秦请降。　　公元前２３１年，秦王政派内史腾到韩国受降，虏韩王安归秦，把韩地划为颍川郡，韩灭亡。公元前２２６年，韩国旧贵族在新郑发动叛乱。秦平叛后，将韩王安处死。　　３。秦灭燕秦王政十九年，王翦灭赵后，准备率兵攻燕，大军屯中山（今河北定县）。燕国形势危急。燕太子丹募得壮士荆轲，委为使者，带上秦国追讨的逃亡将军樊于期（即桓■）的头颅和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固安、新城等地）的地图，佯装请求" 举国为内臣".实则意欲劫持秦王政，逼他交还历年所侵诸侯土地，不然就杀死他，制造混乱。荆轲在秦廷借展开地图之机，把持秦王衣袖以匕首劫持秦王。秦王惊起，袖断走脱。荆轲掷匕首击秦王不中，被捕获肢解而死。秦王大怒，次年派王翦、辛胜率大军攻燕。燕、代两国出兵抵御，在易水西被秦兵击溃。是年冬，王翦大军继续北进，攻克燕国都城蓟。燕王喜与太子丹东逃到辽东。秦将李信率兵追击，燕王喜杀太子丹向秦军求和。秦军停止追击，转而向南击楚。公元前２２２年，秦灭楚后，又派王贲率兵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灭亡。　　４。秦灭魏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将王贲伐魏，包围魏都大梁。大梁城垣坚固，屡攻不下。王贲乃引黄河、大沟之水灌大梁。经三个月，大梁城崩坏，魏王假出降。王贲杀魏王，灭魏。秦在魏国东地设砀郡。　　５。秦灭楚秦破灭赵、韩、魏、燕四国以后，中原北部局势已定，于是掉转矛头南下攻楚。　　公元前２２５年，秦王政欲灭楚，问青年将领李信伐楚需要多少兵力，李信答需２０万。秦王政又问老将王翦，王翦则说非６０万人不可。秦王政以为王翦已老，李信" 果断壮勇" ，遂命李信及蒙恬为将，率２０万大军伐楚。李信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北），蒙恬攻舆（今河南沈丘县南），大败楚军。李信又破鄢郢，在城父（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会合蒙恬军。　　楚将项燕乘秦军战胜后放松戒备，跟踪反击，" 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 ①秦军损失惨重，退出楚境。次年，项燕拥立昌文君为楚王，在淮南反秦。本来，楚国已同秦约定，献长沙以西土地求和，现在乘胜向秦南郡进攻。　　秦王见李信大败，亲自到频阳（今陕西富平县）请已告老还乡的老将王翦复出，率６０万大军，以楚背约为借口，大举伐楚。公元前２２４年，王翦率军到达陈地以南的平舆一线，即停止前进，构筑堡垒，坚壁不战。　　楚将项燕也坚守不战，但楚王负刍数遣使令楚军出战，项燕被迫屡攻秦垒不破，乃引军东去。王翦下令追击，大败楚军，在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杀楚将项燕。接着，王翦令秦将蒙武率兵略定楚淮北，而自率大军直捣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公元前２２２年，王翦陆续平定了楚国江南地，降服了百越，在楚地设置九江、鄣、会稽三郡，楚国灭亡。　　６。秦灭齐齐作为东方大国，其时是齐王建在位。他是位昏庸的君主，在秦" 远交近攻" 政策的影响下，坐视秦翦灭赵、韩、魏、燕、楚五国，既不救援各国，也不修战备自强。公元前２２２年，秦既灭楚，又转向北击灭燕代。次年，王贲率军由燕南下入齐，大举进攻临淄。齐王建听信齐相后胜计，不战而降，秦虏齐王建。王贲分兵略定齐地，齐灭亡。　　秦自王政即位后，君臣即筹划统一天下大计。秦王政亲政以后，就发动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经２０年的努力，终于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秦的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国旧的奴隶制度的解体和新的封建制度的诞生。从此，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东方出现了。　　六、战国时期的军事制度战国是个大变革的社会，随着列国大规模变法运动的进行，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国变法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封建化运动，所以战国军事制度变化的特点，也正反映了奴隶制军制的解体和封建制军制的诞生。这一变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常备军的出现春秋军制的特点，一是" 兵农合一" ，二是"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这是由古老的村社制和井田制决定的。但战国时由于列国普遍实行的变法运动摧毁了井田制和村社制，瓦解了" 兵农合一" 的社会基础，因而导致了" 兵农合一" 为基础的兵役制度的改变。　　这个变化首先是由秦国开始的。商鞅变法" 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 ①破坏了传统的井田制度。商鞅又" 集小乡、邑，聚为大县" ②，以新的行政编制取代了旧的村庄体制。随着新的行政编制的出现，春秋时的国野界限完全泯灭了。于是，一种在新的国家授田制和行政编制上的军赋制度诞生了。《史记？秦本纪》说孝公十四年：" 初为赋。" 《索隐》引谯周说：" 初为军赋也。" 所谓" 初为军赋" ，与过去" 因井田而制军赋" 不同，是一种按户数按人口而征收的军赋。亦即秦墓竹简所说的" 户赋".以这种军赋为基础的兵役制度，是一种普遍兵役制。据《汉书？食货志》说是每一名到法定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役二年，即一年为正卒，" 给中都官".一年当戍卒，戍守边疆，曰屯戍。又据《秦简？秦律杂抄》有罚服徭役，戍边四年的，可见服役期限可以超过一年。据《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２９岁的喜在秦王政" 十三年，从军".这就是依法服兵役。" 屯戍" 在《秦简？除吏律》中又曰" 徭戍".这种依法应征的" 正卒" 和" 戍卒" 已不再是民兵而是常备军。表明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在新的具有封建性的授田民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以新的行政编制为单位，实行了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这种制度是与以国野分制为基础的" 兵农合一" 的民兵制度根本不同的。　　秦国的普遍兵役制是比较典型的。山东六国的情况虽因史料的缺失，没有秦国记载的这样典型，但它们在井田制和村社制瓦解的基础上，都实行了新的普遍兵役制，则是没有问题的。据《商君书？徕民篇》说，商鞅变法以后，在韩、魏、赵三国出现了大批上无户口、下无田宅的贫苦农民，这证明在三晋，井田制和村社制已均告瓦解。据《管子？问篇》，战国时期齐国也出现了一批" 未有田宅者" 、" 债而食者" 的农户，这是齐国井田制和村社制破坏的标志。孟子向齐宣王宣传的明君要" 制民之产" ，实即要恢复井田制①。滕文公使" 毕战问井地" ，孟子追述了一番井田制的优越性。这一切说明在战国中期以后，井田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兵役的负担就不能再与土地制联系在一起了，转而以户和人口为单位来计算。　　凡是适龄的男子都在可征发之列。兵役不再是一部分人独占的权利，而成为全民应尽的义务。可见，由以国野分制为基础的" 兵农合一" 制度向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的转变，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它是构成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普遍兵役制的出现是与封建军制的诞生相联系的。　　普遍兵役制的特点是全部适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如《战国策？齐策一》说：" 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 齐临淄有七万户，每户有三名男子可供征发当兵，一役可以发兵２１万，这当然是普遍兵役制。　　《战国策？魏策三》说：" 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 魏国的" 百县" ，可以征发３０万胜兵，这当然也是普遍兵役制。　　《战国策？东周策》说韩国：" 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 《楚策二》说楚国东地"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 《战国策？赵策二》说赵武灵王" 变籍而弃经" ，大胆" 破原阳以为骑邑，" 等，说的也都是普遍兵役制。　　在普遍兵役制基础上所征发的军队已经是具有职业化性质的常备军，而不再是" 兵农合一" 的民兵。它征发的范围也突破了国人的小圈子而扩大到了全民。因此，这种兵役制度能组织成庞大的军队，以适应当时各种战争形势的需要。据《战国策》所说，七国兵力如下：　　秦：虎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楚：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齐：带甲数十万。　　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魏：武力２０万，苍头２０万，奋击２０万，厮徒十万，车６００乘，骑５０００匹。　　韩：卒３０万，除守徼、亭、鄣、塞，见卒２０万。　　燕：带甲数１０万，车７００乘，骑６０００匹。　　当然，《战国策》的记载为纵横家言，其中不免有夸张成分。但是，它可以说明列国当时无不实行普遍兵役制。而依这种制度，列国可以征发境内所有适龄男子当兵。　　战国时征兵的年龄界限也较春秋时期相应扩大了。春秋时男子长到" 七尺" ，即２０岁左右，才开始服兵役。但战国时期，因战争频仍，军队人数激增，所以一些国家把服兵役的年龄提前到１６、１７岁。《秦简？编年纪》载喜１７岁即" 傅".这个" 傅" ，就是服徭役。而当时服徭役与服兵役的年龄界限是一致的。当战争紧急时，列国甚至征发年１４、１５岁的成童上阵。如长平之战时，秦曾" 发年１５以上悉诣长平".在燕、赵战争中，赵曾征召 "未壮 "的 "孤儿 "组成童子军，迎击燕军①。楚国东地大司马昭常曾发"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 "抵御齐军 . "五尺 "就是１５岁左右的成童②。列国征召全部丁壮，甚至成童服兵役，以起倾国之师，体现了普遍兵役制的优越性。　　在丁壮之外，由于战争需要，列国往往还征发妇女老弱。据《商君书？境内》篇说，秦国就曾将四境之内的男女都登记入军籍。又据同书《兵守》篇说，壮男编为一军，壮女编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编为一军。　　壮男之军主要从事战斗，壮女之军主要从事构筑工事，辅助作战。老弱之军负责放牧牛马，供给粮草。　　齐、赵诸国甚至有妇女、老弱从事战斗的事例。公元前２７９年，齐将田单在防守即墨时，就曾把" 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 ，" 使老弱女子乘城".当他纵火牛攻击燕将骑劫时，老弱又" 击铜鼓" ①助战，声动天地，大破燕军。公元前２５９年，秦攻赵国邯郸，平原君赵胜亦" 令夫人编入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以飨士" ②。田单、赵胜是二位贵族，其妻、妾尚编入行伍，一般平民家庭的妇女，则可想而知了。　　据《墨子？备城门》、《号令》、《旗帜》、《备穴》诸篇，战国时期列国用妇女老弱乘城防守，充当军中役徒，乃至直接参加战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列国的普遍兵役制能够动员各个阶层的广大群众参军、参战，从而保证了常备军组织所需要的兵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