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是怎样被推进罪恶深…成王败寇，历史多半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隋炀帝因为做了亡国之君，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唐史》中被替换成了凶狠残暴，并被戴上了“暴君”的头衔。崇祯皇帝因为做了亡国之君，他曾经的励精图治在《清史》中被说成昏庸无能，甚至被称为“傻瓜”皇帝。那些取而代之的“幸运儿”们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向世人阐述自己改朝换代是顺应天意，是众望所归。不过，隋炀帝和崇祯皇帝这种被篡权者称为“无道昏君”的遭遇，比起商纣王被周武王张冠李戴地强加上一些“莫须有”罪名的“被妖魔化”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历史上的商纣王不仅是一个容貌俊美、力大无穷的帅哥猛男，同时也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的英明天子。《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其他史料中也有“形容俊美”和“帝辛受德有倒拽九牛之威，具抚梁移柱之力”的记述。作为当时世界超级大国的国君，商纣王同历代帝王一样，固然有淫逸奢侈、骄狂拒谏、横征暴敛的昏暴一面，但这些所谓的“毛病”并不能掩盖其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主流方面。商纣王即位后，可以说是励精图治，宏振商邦。针对东夷部落经常入侵国家，骚扰掳掠百姓的现状，商纣王御驾亲征彻底将其消灭，一举解决了历代先王均束手无策的“老大难”问题；他率兵东征西战、攻伐八方，使商朝的疆域不断扩大；征伐的同时，他还不失时机地把中原文化向四海传播，进一步巩固了王朝的统治。河南北部的淇县（即商都朝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帝辛的江山，铁桶一般。”那么，固如铁桶的商朝江山，为何会“忽喇喇似大厦倾”，转瞬间就灭亡了呢？英明神武的商纣王为何会遭遇身败名裂的厄运呢？这与周文王阳奉阴违、伺机篡权地苦心经营，以及周武王处心积虑地制造“舆论”攻势、恶语中伤是分不开的。如果说牧野之战，是周武王推翻商朝的决定性战役；那么战前誓师，则是吹响商纣王身败名裂的号角。为了解决自己以臣伐君、不合礼法的篡逆问题，煞费心机的周武王多次信口雌黄，无中生有，恶语中伤商纣王，从而使商纣王的名声扫地。在与各路诸侯会师后，周武王庄严誓师，发布讨伐纣王的战斗檄文《泰誓》，历数了商纣王执政以来，“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等“自绝于天”的种种“劣迹”和“罪恶”。周武王的这一招无疑是毒辣的，但确实是奏效的。他那怒发冲冠、激烈愤慨般的煽动演讲，一下子就把以下犯上的谋反之战，变成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正义之举。为了让商纣王成为众矢之的，周武王利用牧野之战前的最后一点空挡，再次做战前总动员，宣读《牧誓》，重申商纣王的罪恶：“惟妇言是用……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经过两番庄重的战前誓师，不仅使商纣王荒淫残暴、无恶不作的腐朽统治者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埋土扎根，也使整个队伍同仇敌忾，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一场在理论上“以有德伐无德”的“人民解放战争”打响了，商朝六百年的基业轰然倒塌。不过，商纣王没有选择苟且偷生，而是选择了以身殉国，被火焚烧后的他仍是一副铮铮铁骨。“造宫室、建酒池、宠女色、囚贤人、施酷刑、害忠良”，是周武王为商纣王罗织的主要劣迹，也是商纣王国破人亡、身败名裂的重要罪行。只是，事实果真如此吗？早在春秋时期，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意思是说：“商纣王虽坏，但决不像传说中那样厉害，他之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人们把天下所有恶事都算到他的头上了。”纣王遭受诬陷，不仅子贡愤愤不平，宋朝学者罗泌对此也有话要说。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指出：“帝辛大造宫殿，建造酒池肉林，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良等罪恶，与夏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纣的罪恶，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罗泌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例如：令人发指的“炮烙”酷刑，本来是夏王桀的发明“专利”，却被人们张冠李戴在纣王的头上。“肉山、酒海、琼室、瑶台”本是夏桀奢侈生活的“必需品”，周武王却把这些“屎盆子”毫不留情地扣在了纣王的头上。真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随着商朝的灭亡和纣王的殉国，他对中华民族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几乎被周以来的史学家们全部“封杀”。就连被后人尊崇为“史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有记载商纣王的丰功伟绩，但像“好酒淫乐，嬖於妇人”“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慢於鬼神”“以酒为池，以肉为林”“重刑辟，有砲格”的劣迹却比比皆是。如果说周武王是造成商纣王身败名裂的“罪魁祸首”，那么司马迁就是他的一个“忠实帮凶”。不过，真正把商纣王推向罪恶深渊、万劫不复境地的，却是流行于明、清年间的那部虚构人物情节、诬蔑丑化帝王、内容荒诞糟粕、附和封建迷信、愚弄劳动人民的《封神演义》。在这部神话小说中，作者不惜歪曲历史、扭曲人性，在美化周武王的同时，狂贬商纣王，其残暴无道、罪大恶极的形象，在人们脑海里根深蒂固。商纣王死后，被周朝恶谥为“纣”（按：马屁股后面的革带，有损贬之意），历代史书中也不分青红皂白，人云亦云，使其蒙受了几千年的不白之冤。商纣王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英雄，他为中华民族在扩展版图、传播文明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这是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随意改写和抹杀的。毛泽东同志和著名考古学家郭沫若同志，都曾为商纣王翻案说：“商纣王文武双全，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英雄何惧骂名？！齐威王是如何“一鸣惊人”的…他，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昏君，身为一国之主却不理朝政、不思进取，通宵达旦地纵情于酒色，一度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黑暗腐败；他，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败家子，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几年时间就把一个国富民强的泱泱大国折腾得内外交困、濒临灭亡；他，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有作为的明君，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力行改革，使危如累卵的齐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冠。他就是战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齐威王。不想昏聩亡国，就要奋发图强。受到妻子虞姬的多次教导后，决心走出醉生梦死阴影，决心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决心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齐威王，信誓旦旦地向全国人民发誓，要“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尔嗣桓文，朝问诸侯”，这充分表现了他要继承和发扬父亲桓公田午的业绩，远则学习远祖黄帝，近则效法齐桓公（姜小白）和晋文公建立霸业、号令诸侯的态度，和准备做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决心。不过，因为积习难改，齐威王励精图治的雷声大，雨点小，一直磨磨蹭蹭地没有付诸行动。这时，淳于髡不失时机地走上前来。史书记载，淳于髡相貌丑陋，但“博闻强记”，滑稽善辩，寓救国大计于诙谐的谈吐中，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为了让齐威王的宏图大业付诸实施，让国君的“梦想照进现实”，淳于髡巧妙地用“隐语”劝谏齐威王说：“大王，我给您出一个谜语。我们齐国有一只大鸟，在宫廷里已经住了三年了，可是它既不飞翔，也不鸣叫，只是毫无目的地蜷伏着，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齐威王是个聪明人，一听就知道这是淳于髡用心良苦地借此劝谏自己，心中忽然有所触动。一番沉思后，他对淳于髡说：“我就是这只大鸟。不过，这只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就会直冲云霄，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意思是说，你们就等着瞧好吧。“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齐威王这话不仅说得好，做得更好。齐威王把实行改革的开端，放在了严罚重赏、整顿吏治方面。他一改过去任免干部时看材料、听汇报的习惯，而是派亲信明察暗访，了解各地官员的为政情况。谁恪尽职守，政绩突出，他心中有数；谁欺上瞒下，欺世盗名，他心知肚明。即墨大夫虽然多次遭到诽谤，但是他治理有方，为政清廉，百姓丰衣足食，齐威王知道后予以褒奖；阿大夫在朝中时常得到称颂，但是为官无道，欺压百姓，弄得民不聊生，齐威王了解后将其煮了，就连那些平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官员都被他一起煮了。齐威王这种惩奸除恶、奖良褒善的做法，大快人心，令齐国朝野震动。此后，“群臣悚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当魏国国君以夜明珠为宝的时候，齐威王却以人才为宝。正是由于齐威王把人才看做是国家的真正财富，才使齐国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尊重人才，选贤任能，是齐威王力行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他打破了官员升迁看资历、背景、声望等诸多限制，更加重视人才的实际才能和治国韬略，因此在选拔干部上也不拘一格。通过观摩邹忌弹琴，他认识到邹忌深谙治国之道，便让他做了齐国的相国。他认为淳于髡诚恳忠谏，使自己勇于改过、奋发有为，便对其格外赏识和重用。此外，齐威王还选用宗室中有作为的人为官，如任命田忌为将军，选用受过刑法的孙膑为军师，在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大败魏军，为其在战国称雄道路上扫清了障碍。为了能听到真话、实话，防止被人蒙蔽，齐威王在接受了邹忌的劝谏后，果断下令：“不论朝廷大臣、地方官吏或老百姓，能当面提出君主过失的，得上赏；用书面指出君主过失的，得中赏；在广众中议论君王过失的，得下赏。”齐威王的这道命令，使全国一片哗然。群臣纷纷前来进谏，一时间门庭若市，成排的史官也记录不过来；几个月下来，还偶尔有人来进谏；一年以后，就是想进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通过这个办法，齐威王获得了大量真实情况，许多事情得到了及时公正的处理，齐国上下正气蔚然，百官尽职，国内安定，政治清明。燕、赵、韩、魏等国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之震动，纷纷来齐国朝见祝贺，愿与齐国结成联盟。人们都说这是齐威王在朝堂上打的大胜仗。此外，齐威王还在改革军事、发展学术、发展经济等诸多方面，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革新。他撰写《司马穰苴兵法》，改善军队装备，既增强了将士的理论修养，也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他重视稷下学宫的建设，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士人以优厚待遇，培养和吸引了大批能为他出谋划策的各种人才；他实行“均地分力”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保护农业劳动力，合理征赋，奖勤罚懒，促成了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他实行“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的政策，创造良好的交易场所，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达到了“聚天下之财”的目的。到了齐威王执政的中后期，齐国要兵有兵，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最强于诸侯”，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公元前334年，齐威王在徐州会盟时正式称王，也是战国七雄中最早称王的诸侯国君，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真正霸主。昏君一旦昏开了头，百分之九十九的都会借着昏聩的惯性，破罐子破摔，一昏到底的。齐威王却能从最初的“好为淫乐、长夜之饮”和“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的昏君，摇身质变为一代雄才大略的明君，其幡然醒悟的态度，悔过自新的勇气，改邪归正的决心，以及力行改革的毅力，着实让人敬佩。“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难免有不清醒甚至犯错误的时候，关键在于他能否幡然醒悟，能否知错就改。齐威王的悬崖勒马，浪子回头，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不仅开创了他一代战国霸主的千秋大业，同时也成就了他“一鸣惊人”的万世佳话。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按照惯性思维，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的存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亿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象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一代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不过，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刘邦是怎样被推上神坛的？古代开国皇帝在坐稳了江山后，大都鼓吹自己出生时的传奇色彩。《宋史》和《明史》中就分别记载了赵匡胤和朱元璋出生时都出现了“红光满屋”的怪异现象。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无非是想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向世人宣称自己不是“一般人儿”，是当之无愧的“真命天子”。不过，这种为自己出生涂上一种传奇色彩，声称“皇权天授”的伎俩，比起司马迁把汉高祖刘邦塑造成天神、龙子的手法来，那真算得上是“小巫见大巫了”。刘邦本是一介平民，干过泗水亭长，为人好酒好色懒惰无赖，而且不喜欢读书。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近乎流氓的人，却能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不但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而且还夺取江山做了皇帝。刘邦的成就，不仅让熟知他的人感到疑惑，就连司马迁也觉得不可思议。或许是得到了西汉当权者的授意，或许是出于对刘邦发自内心的崇拜，司马迁在写《史记·高祖本纪》的时候，自然不自然地就把刘邦神化了。把汉朝的缔造者刘邦塑造成神和真命天子，这既是当时统治者进一步加强统治的政治需要，也是当时老百姓对英雄传奇人生的渴望。神化刘邦，第一步最好是从出生时就入手，哪怕是给他的父亲戴上一顶绿帽子。司马迁就是这么做的。“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司马迁不愧为大手笔，这么精彩的故事也能编得出来。刘邦可不像普通人那样是父母“爱的结晶”，而是母亲在睡梦中与蛟龙交合后的产物。换句话说，刘邦母亲怀的是“纯龙种”，出生后的刘邦不是普通人，而是神（蛟龙）的儿子。以神的名义来统治一个国家，当然众望所归。刘邦既然是龙子，相貌肯定不凡。“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在古汉语中：准，鼻也；颜，额也。这说明刘邦有着高高的鼻梁，长着一副龙的额头，同时还是个洒脱飘逸的“美髯公”。仅长得帅，并不能说明刘邦的神奇。刘邦身上最奇特的地方是他的那“七十二黑子”，竟然与赤帝（即炎帝）的七十二日之数相吻合。赤帝是与黄帝并称的华夏祖先，是日神之子，即火神。相传赤帝的母亲游华山时，看见一条神龙，身体马上有反应，回来就生下炎帝。斩白蛇后，刘邦又被老妪说成是赤帝的儿子。这样一来，刘邦是神龙后代似乎已成铁定的“事实”。把刘邦塑造成神龙的后代，总要有些龙的气象和龙的影子来衬托和验证一下，才更有说服力。所以，司马迁写道：“所居上常有云气”“其上常有龙”。刘邦在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就已经异乎常人，不同凡响。住所上空经常出现象征富贵和龙相的云气，身上也经常出现龙的影子，这就强调了刘邦取得天下并非侥幸，而是上天安排和命中所定的。刘邦能得天下，能当皇帝，是受命于天，是天神对他的委托和青睐。这样一写，使刘邦“真命天子”的形象跃然纸上。刘邦毕竟不是真正的天神，只是一个普通的血肉之躯，所以不能摆脱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可刘邦天神的形象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了，即使要死，也总会有独特的死法。司马迁在写刘邦生病临死的时候，也忘不了再次加上点传奇的作料，做到有始有终。“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自己九死一生打下来的江山，还没有坐够，就要说拜拜。我不相信刘邦面对死亡时，能有那份超然和洒脱。谁没有求生的欲望？相信当了皇帝的刘邦更甚，岂会拒绝医治？把刘邦的死说成是“天命”所为，是司马迁把刘邦由人塑造成神的又一神来之笔。司马迁对刘邦的“真命天子”论，可以说是那一历史时期的一项“造神运动”。刘邦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推上“神坛”的皇帝。继司马迁之后，汉代的儒者们为进一步发掘刘邦天神高贵血统的来源，经过二百多年的翻箱倒柜，终于在东汉初年，由贾逵好不容易在《左传》里找到了一个叫刘累的人。据说刘累是尧的后代，曾做过夏代的臣子。“尊信谶纬”近似发狂的汉明帝总算抓到了一根稻草，用来充分证明刘姓统治江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所以毫不犹豫地把高祖刘邦定为刘累的后代。这样，刘邦就可以通过尧，上溯到黄帝，被认为是具有天神血统的人。刘邦建立大汉帝国，成就了刘氏两汉四百年的基业，把汉族缔造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影响深远，无愧一代英雄。其实，真正的英雄即使死了，历史也会记录下他们的丰功伟绩，又何须这些无中生有的“噱头”呢？！汉景帝是怎样博弈灭吴的？西汉汉文帝初期，吴国与中央政府之间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吴王刘濞的太子刘贤在长安参加朝会时，由于博弈争执，无礼耍赖，而且态度十分骄横，被汉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以博局击杀。据专家考证，当时刘启玩的游戏应该是一种名为“六博”的掷彩行棋角胜的古老博戏，是一种带有比赛性质的娱乐活动，后来逐渐发展成一种赌博手段。下棋也好，赌博也好，比赛也好，不就是图个娱乐，玩个刺激，消磨时光嘛，普通百姓还讲究“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呢，更何况是皇宫贵族了。可刘启当时由于年轻气盛，因为刘贤的无赖行为而怒发冲冠，抓起刚才还是娱乐用具的棋盘，几下子就把刘贤给“毙”了。身为皇太子的刘启出此举动，就连汉文帝都有些吃惊，皇太子这是怎么了？我的儿子是不是发神经了？被刘启所杀的吴国太子刘贤，是吴王刘濞当时唯一的儿子，由于被刘濞宠爱至极，所以飞扬跋扈，品性不太好。可这么个宝贝疙瘩似的独生子，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被太子给杀了，刘濞在纳闷的同时，心中更是极为愤怒。痛失独子，面临着断子绝孙，使吴王刘濞对中央政权尤其是对皇太子刘启产生了强烈的怨恨，为子报仇雪恨的决心已下。吴国太子无罪被杀，朝廷应妥为善后，安抚人心。可朝廷的举措仅仅是“遣其丧归葬”。汉文帝派人将刘贤的尸体运回吴国后，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同时刘濞还作出了一个向中央政权“叫板”的大胆欺君举动：称病不朝。为人谨慎而有谋略的汉文帝，由于刚当上皇帝时间不久，需要政局的“稳定”，而且终归是自己的儿子打死了别人的儿子，所以对吴王刘濞的“叫板”行为采取了优容政策，只是“赐以几杖”，并准许他不用朝请。连皇帝都让步了，刘濞觉得更理直气壮了，不但没有悔改认错，反而更加骄横，竟然从此以后二十多年称病不朝。刘濞是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邦的哥哥刘仲的长子，为人极为剽悍勇猛而又野心十足，其性格与刘邦非常相似。22岁那年，被刘邦封为吴王，统辖东南三郡。授印以后，刘邦突然觉得刘濞有“反相”，非常后悔，但金口玉言岂能更改，没有办法，刘邦只好以情动之，愿其不反。《史记》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濞顿首曰：‘不敢。’”尽管如此，刘邦终究还是放心不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后来刘濞又生了几个儿子，但当时痛失爱子的愤恨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化。杀子之仇不能不报，当时的刘濞虽然有野心，但不敢轻易反抗，因为他没有雄厚的实力与中央政权抗衡。不过，儿子被杀这件事情，使本来就野心勃勃的刘濞心中的反根开始复苏。借称病期间，刘濞利用吴国优越的资源环境，在封国内大量私铸铜钱，开发海盐生产，并招纳工商，使得吴国逐渐民富国强，成为汉初最富足的诸侯国。刘濞恃此实力，政治野心便开始膨胀起来，大肆招纳各地亡命之徒和游侠之士，不断扩张割据势力，暗暗发誓要为死去的儿子报仇，同时谋划着篡夺帝位。但不管怎么说，汉文帝对刘濞还是不错的，没有因为刘濞的无礼而严厉惩治他，也没有因为刘濞的娇纵而削减他的封地，相反采取了优容政策，这让称病不朝、惶恐不安的刘濞感到很意外，也很感激。更何况汉文帝和刘濞是“叔伯兄弟”，于情于理，刘濞都没有造反的理由。汉文帝死后，刘启继任皇帝，即汉景帝。权力的交接，尤其是仇人当上了皇帝，使刘濞内心的仇恨之火进一步燃烧，夺权的欲望又一次得到了极度膨胀，但老谋深算的刘濞还在等待时机，他需要一个更为恰当的、更名正言顺的借口向刘启发难。与此同时，汉景帝因为看到分封的诸侯王日益骄横，目无法纪，对他这个新任皇帝不够重视，决心削减藩国，加强中央集权。景帝三年（前154年），刘启接受了御史大夫晁错的“削藩之策”，开始逐步削夺王国封地。当汉景帝把削藩的矛头逐步指向了吴国时，刘濞大为愤怒。旧仇未报，又添新恨，恼羞成怒的刘濞觉得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联合其他诸侯国举兵叛乱，干掉刘启，为儿子报仇，篡夺皇位，刘濞的脑海里闪过这样一连串的想法。景帝三年（前154年），62岁的刘濞联合楚、赵等七国公开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了东方诸侯王“合纵攻汉”的形势，使朝野震惊。叛乱中，刘濞也不忘了玩刘启一把，他谋划了“清君侧”的策略，以杀晁错为条件与中央政权谈判，欺骗刘启斩了晁错。可是，晁错的脑袋并没有退掉刘濞率领的叛军。受到了欺骗的刘启终于醒悟了，他想到了刘濞当年痛失爱子的咬牙切齿，想到了晁错被自己误杀时的死不瞑目，想到了刘濞当前势在必得的无礼挑衅，他决定用武力来彻底结束这场战争。刘启快刀斩乱麻，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帅三十六将军猛击吴、楚，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把挑起叛乱的吴、楚平定。吴王刘濞兵败逃跑中，被受到汉景帝策反的吴军中的东越人诱杀，首级被送到了汉景帝刘启的面前。刘启不禁仰天长叹：叛乱平定了，刘濞死了，吴国亡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对付吴国这盘棋终究还是自己赢了，高祖刘邦可以安息了。想起自己当年拿棋盘故意打死刘贤的举动，刘启笑了。汉哀帝为何不敢接受匈奴单…在历史上，匈奴是一个骁勇剽悍的民族，也是西汉王朝的夙敌。从汉高祖白登山被围困，到吕后无端被调戏，从汉文帝远嫁宗室之女，到汉景帝照例委曲求全，匈奴带给西汉人民的是战争，是灾难，是挑衅，是屈辱。热血青年汉武帝即位后，拉开架式和匈奴打了几十年，虽然一度扬我大汉威名，但同时也把西汉推到了满目疮痍之艰难处境。汉宣帝时，匈奴内部发生分裂混战，最后一分为二，实力大为削减。南匈奴单于呼韩邪为了寻求外部支援，率先归附汉朝，并由此拉开了匈奴单于向西汉皇帝俯首称臣的历史序幕。匈奴单于朝汉，是西汉人民感到最舒心、最过瘾、最欢欣雀跃、最扬眉吐气的事情。毕竟，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对两国都有好处；再者，匈奴单于一旦弯下腰去，无形中就矮了半截。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对于匈奴单于的诚意无不从容笑纳，并居高临下地慷慨馈赠。然而，到了汉哀帝时，情形却出现了重大转折。据《汉书·匈奴传》记载：“建平四年，单于上书愿朝五年。”意思是说，建平四年（前3年）冬，匈奴单于派使者上呈国书，表示想于第二年正月入汉朝拜。对此，汉哀帝却以“虚费府帑”为由“勿许”。汉朝皇帝一反常态，匈奴使者一头雾水。那么，汉哀帝为何不肯让匈奴单于入汉朝拜呢？笔者认为，这并非西汉王朝拿不出赏钱，而是汉哀帝本人不敢接受单于朝拜。这是因为，匈奴单于来朝，总会“引发”一些不详的变故。如，汉宣帝“黄龙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礼赐如初。……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汉成帝“河平四年春正月，匈奴单于来朝。……三月壬申，长陵临泾岸崩，雍泾水。夏六月庚戌，楚王嚣薨。”匈奴单于朝拜之后，不是汉朝皇帝崩，就是亲王薨，甚至还会弄出自然灾害。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说这是“匈奴从上游来厌人”。厌（yā）人，是古代一种迷信的说法，即以迷信的方法，镇服或驱避可能出现的灾祸，或致灾祸于他人。关于厌，《史记·高祖本纪》中也有记载，如秦始皇常说“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在科学知识落后的汉代，这一连串惊人巧合，确实让人感到害怕。除此之外，汉哀帝的身体也一直不太好，匈奴单于上书时，恰逢汉哀帝“被疾”，一听说匈奴单于要来，“由是难之”。一方等着回话，一方感到为难，气氛不算融洽，时间也迈进了建平五年（前2年）。西汉辞赋家扬雄闻讯后上书劝谏，力陈“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就会造成“汉与匈奴从此隙矣”，不利于民族友好，更不利于国家安定，希望皇上以大局为重。汉哀帝看了谏书后，被迫“醒悟”过来，硬着头皮准许单于推迟一年来朝，即《汉书·匈奴传》中记载的“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虽然答应了人家，但汉哀帝却很不自在。正月十五日出现日食，汉哀帝把年号改成“元寿”，好为自己消灾祈福。元寿二年（前1年）春，匈奴单于乌珠留如期来朝，“上以太岁厌胜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太岁，是古代天文学中假设的星名，按照迷信说法，太岁所在即为凶方；厌（yā）胜，是古代的一种巫术，压服人或物。《汉书·匈奴传》中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汉哀帝因为当时的太岁正好压服南方，便安排从北方而来的匈奴单于，住在了长安城西上林苑诸宫中最靠西的蒲陶宫。汉哀帝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使匈奴单于处所与皇宫在同一纬度，避免“太岁厌胜”的大忌；二是让匈奴单于尽量住得远离皇宫，以减少匈奴单于带来的晦气。这种刻意的安排，与以前大相径庭。为了防止匈奴人生疑，汉哀帝派人向匈奴单于解释，这样做是为了“加敬于单于”，是一种格外的款待。为了安抚匈奴单于，更是为了花钱消灾，汉哀帝不顾“虚费府帑”，毅然“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其他赏赐依照前例。朝拜结束后，汉哀帝还专门派人“送瘟神”，即《汉书·匈奴传》中记载的“既罢，遣中郎将韩况送单于。”为了防止重蹈汉宣帝、汉元帝离奇死亡之覆辙，汉哀帝可谓殚精竭虑，煞费苦心。匈奴朝拜团归国后，知道了内情，“单于不说（悦）”。不想要的，往往会不请自来。匈奴单于走后四个月，也就是元寿二年（前1年）六月，汉哀帝崩于未央宫。“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的怪圈，又一次在汉哀帝身上得到了“应验”。当然，这纯粹是历史的巧合。汉哀帝的真正死因，是缘于他的堕落和荒淫。目睹西汉经济的日渐衰退，面对西汉皇权的摇摇欲坠，汉哀帝既无治国之术，又无回天之力，整日在声色犬马之中寻求刺激，身体被酒色掏空。汉哀帝执政6年，活了25岁，谥号“哀”。这一谥号，既是对他英年早逝的同情，也是对他荒唐昏聩的哀叹。历史上作战最多的皇帝（1）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靠坚韧意志和人格魅力聚集起天下群雄而问鼎天下，由一介平民而成长为光耀史册的一代名君。刘秀作战非常勇敢，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昆阳大战中，刘秀身先士卒，带领13人冲出王莽42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而搬来救兵。冲出重围却未折损一兵一骑，后亲率3千人的敢死队迂回至王莽军侧后，终以2万人的军队大破王莽42万大军，创造了中国军事史的神话。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时期，群雄并起，是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刘秀的对手仅称帝号的就有王莽、王郎、刘玄、刘盆子、张步、刘永、李宪、彭宠、卢芳、公孙述等。为了消灭这些敌对力量，刘秀多年来征伐不止，无数次死里逃生。他善于把握战机；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精于避实击虚，奇正并用，运动歼敌；勤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战术；强调连续进击，不给敌人以喘息和反扑的机会；重视利用人和，唯才是举，使麾下将士能充分发挥才干。有志者事竟成，最终平定了天下，所以说刘秀又是中国历史上作战最多的皇帝。公元前6年，西汉皇室后裔刘秀出生在济阳（今河南兰考）。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一脉。史书上记载，汉景帝夜招他的妃子程姬，程姬因故不愿去，把她的宫女唐儿送去应付之，汉景帝当时喝醉了酒，睡眼蒙胧地“幸之”，于是就有了刘秀这支后裔。世事变迁，刘秀先祖的地位不断下降，从王降为列侯，到他的父亲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员了。公元3年，刘秀的父亲去世，他一家人回到故乡南阳，成了普通的平民。对年幼的刘秀来说，皇室后裔只是个传说，自己一点也没有享受到其福荫。此时，风雨飘摇的西汉政权政治腐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怨声四起。外戚王莽利用这一形势，玩弄权术，于公元9年夺取政权，建立新朝。但王莽篡权有术，治国无方，他“增重赋敛，刻剥百姓”，法令严苛残酷，并且朝令夕改。王莽曾在7年内，四次改换货币，“每一易钱，民用破产”，老百姓手里的钱一夜之间成废铜烂铁。所有这些导致社会更加混乱，矛盾更趋激化。公元17年，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在三个地区爆发：在今湖北西北有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军（因以绿林山为基地而得名）；在今山东东部和江苏北部有樊崇等领导的赤眉军（因义军均将眉毛涂红而得名）；在今河北一带则有大小数十支起义队伍，其中最大一支称为铜马军。一时刀兵群起，杀伐之声不断，天下呈军阀割据之势。《后汉书》记载刘秀的相貌是“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须眉长得很漂亮、鼻子高、嘴大、额头宽大，按古代的男性标准来看，应该算是个帅哥了。刘秀早年“勤于稼穑”，就是喜欢种菜种地啥的，常有多余的粮食到宛城（今南阳）去卖。刘秀有个好哥哥叫刘■，豪爽任侠，喜欢结交四方志士，不愿终老于林泉之下。刘■经常笑话刘秀，把自己比作刘邦，把刘秀比作乐于干实业的刘仲。在哥哥刘■的激励下，刘秀才“愤而有志于天下”。历史上作战最多的皇帝（2）公元22年，一场大灾荒向南阳郡袭来，饿殍满目，哀鸿遍野，老百姓再也生存不下去了，许多人去投奔义军。28岁的刘秀和刘■一起，借机利用宗族势力起兵，并与进入南阳的绿林军联合起来。刘秀起初在起义军中并不显眼，他的脱颖而出是在著名的昆阳大战中。公元23年，绿林军已发展至十万人，拥立汉室后裔刘玄为帝，年号更始。义军派主力围攻宛城，同时派王凤、王常、刘秀等率军两万人北上，连克昆阳（今叶县）、定陵（今郾城西）、郾县（今郾城南），缴获大量物资，供应围宛大军。王莽的都城长安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惊惧不已的王莽急派王邑、王寻调集各州郡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直扑昆阳，守城绿林军仅八九千人，看着王莽的军队铺天盖地而来，多数将领主张撤离。但此时避开敌人，正在攻打宛城的主力部队就暴露在敌人面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改写历史的关键时刻，刘秀以冷静的分析和远见卓识，说服众将坚守待援，自率13骑趁夜出城，前往郾县、定陵调集援兵。王邑、王寻依仗人多势众，不听撤围攻宛和网开一面、让守军逃离的建议，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岂不快耶！”他们发动强攻，以冲车撞城，挖地道攻城，架云梯爬城，但昆阳城小而坚固，何况困兽犹斗，守城的被逼上绝路，死命抵抗，王邑、王寻干着急没办法。六月初一，刘秀率领近万人救援昆阳，先头部队一千多人距王莽军四五里列阵。王寻派兵数千人迎战。刘秀亲自挥刀杀向敌阵，属下人人奋力拼杀，歼敌千余，击退王莽军。这时，足智多谋的刘秀又假传宛城已克战报，射入城中及王莽军营，一面鼓舞城内部队坚守，一面动摇王莽军心。接着，刘秀率3000人的敢死队秘渡昆水（今叶县辉河），迂回至王莽军侧后，冲击王寻、王邑大营。王邑、王寻认为义军不堪一击，下令各营不得擅自行动，自率万人迎战。两军激战，刘秀率精兵勇猛冲杀，王邑、王寻军阵势大乱。各州郡兵却又因王邑有令在先，谁也未敢去救援，致使王邑军溃败，王寻也做了刀下之鬼。昆阳守军乘势杀出，内外夹击，王莽军纷纷夺路逃命。这时，忽然下起暴雨，河水猛涨，王莽军涉水溺死者上万。王邑仅率数千人逃往洛阳。如此这般，创造了2万打败42万的奇迹。昆阳之战，逆转了形势，聚歼了王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队主力。大学者王夫之后来曾这样评价之：“一战而宗庙得全，未几光复天下，（光武）诚不世出之也。”毛泽东在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1938年《论持久战》也先后两次提到发生在南阳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新汉昆阳之战，对之评价很高。然而，昆阳之战最大的功臣刘秀非但没有得到升迁，反而陷入极大的危险中。原来，他那威望日增的哥哥刘■受到了猜忌和排斥，被更始帝刘玄杀害。正领兵在外的刘秀自知势孤，强忍悲痛，主动回到宛城谢罪，忍辱负重，不为哥哥举办葬礼，反而与相恋多年的阴丽华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梦想总算是实现了（《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洞房花烛夜之后，天天花天酒地，一副及时行乐的模样。刘玄对他放了心，认为刘秀不过是纨绔子弟一个，因此他得以躲过杀身之祸。为全身避祸的刘秀，白天强颜欢笑，晚上泪湿枕席，他深深明白，要成大事，必须学会忍。历史上作战最多的皇帝（3）王莽政权被推翻后，群雄逐鹿的天下仍是一派乱象，忍耐中的刘秀终于争取到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刘玄命刘秀以大司马身份，“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武装林立，刘秀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泽”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建议，“所过郡县，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逐渐形成了建立政权的基础力量。但刘秀刚刚在河北找到点感觉，王郎在邯郸称帝，势力盛极一时，兵微将寡、羽毛未丰的刘秀被逼得四处奔逃，几度陷于绝地。但刘秀再次经受住了考验，刘秀的所作所为，让人们看到了天下安定的希望，众多英雄纷纷投奔他。这些人个个能征惯战，智勇双全，带领自己的部队效忠刘秀，刘秀才在河北站稳了。组织力量一举消灭王郎势力，扫除了占领河北的最大障碍。公元25年8月5日，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县北）南的一个土坛上，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刘秀宣布即皇帝位，建元建武，将鄗县改名高邑县，正式建立了东汉王朝，这一年，他年仅31岁。不过在当时，除了刘秀的少数谋臣和大将外，大概很少有人会相信，他会在十几年后一统天下，恢复汉朝，并使之延续了近二百年。当时更始帝刘玄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称帝前的刘秀也是他的下属，更始政权一度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刘秀称帝前后存在的割据政权可谓多如牛毛，称帝称王的也不在少数：王莽的庐江（今安徽淮南西部）连率（郡级长官）李宪称淮南王，后自立为天子。邯郸（今河北邯郸）一位算命的王郎自称汉成帝的儿子，起兵称帝，得到今河北北部直到辽东一带的响应。公孙述占有汉中、巴、蜀，称蜀王，不久又称天子。宗室梁王刘永在睢阳（今河南商丘）称帝，据有今河南东南和相邻的山东、安徽一带。张步占据今山东大部，称齐王。赤眉军立宗室刘盆子为帝，不久进占长安，取代更始政权。隗嚣占有天水、陇西等郡（今甘肃陇中、陇南）称西州上将军。窦融割据河西走廊，自称河西上将军。卢芳在三水（今甘肃陇东北部和宁夏中部）称上将军、西平王，后被匈奴立为帝。渔阳太守彭宠攻下蓟城（今北京），自称燕王。南阳（今河南南部）一带有秦丰称楚黎王，还有在汉中称武安王后进入南阳的延岑等。……称帝前，刘秀虽然已灭王郎和河北各部，但实际控制的地区还不过今河北大部和一些相邻地区，既非兵力最强，也非占地最多。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位不久，大军直下，包围洛阳。固守洛阳的朱鲔因参与谋划杀害刘■，在刘秀以黄河水起誓的保证不讲仇的情况下，朱鲔率全体守城将士向刘秀投降。刘秀兵不血刃，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占领洛阳城后，刘秀拜朱鲔为平狄将军，扶沟侯。刘秀定都洛阳。此后数百年，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又在洛阳建起宗庙。在宗庙右边建立稷坛。刘秀认为赤眉军是心腹大患，先派邓禹、冯异与赤眉作战，逼迫刘盆子率百万之众请降。解决了卧榻之侧的赤眉主力，又先后讨伐刘永，定河北，灭掉朝秦暮楚的隗嚣，夷平得陇望蜀的公孙述，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统一中国。刘秀之所以能在强敌环视的形势下一统天下，除了他战略正确作战勇敢指挥得当外，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早在他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就有利于取得更多的支持。与先祖刘邦不同的是，刘秀没有杀戮功臣，而对他的功臣非常“厚道”，给他们丰厚的待遇。但为了避免功臣权力过大带来问题，刘秀“退功臣，进文吏”，把治理国家的事交给了文臣。统一全国之后，汉光武帝刘秀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不失为一个好皇帝。曹操为何要对知识分子下毒…在东汉末年这样一个时局混乱、群雄逐鹿的动荡年代，曹操之所以能够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定刘表，最终脱颖而出，统一中原，纵横朝野，把持政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实行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广泛地吸收和笼络文人名士，是曹操在用人机制上的一项重要举措，哪怕这个人曾经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一无是处。陈琳在那篇慷慨激愤、极富煽动力的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窃盗鼎司，倾覆重器”的种种罪行，怒斥了曹操的祖宗，甚至把曹操骂为“桀虏”和“人鬼”，可算是把曹操得罪透了。曹操看到这篇檄文时，不禁被陈琳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笔锋所震惊，当时虽然卧病在床，但还是忍不住一跃而起，连连称赞陈琳的文才绝佳。袁绍败亡后，陈琳被抓去见曹操，表示愿意归顺，曹操因“爱怜其才”，所以赦之不咎，命为从事，署为司空军师祭酒，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曹操在重用陈琳的同时，也经常与他在文学方面交流和探讨，对他的作品，曹操竟不能为之增减一字。对于像陈琳这样的“仇人”，曹操都可以不计前嫌，为我所用。那么，对于手下其他声名远播的文人名士，曹操应该倍加珍惜，极力推崇才是。然而，曹操却表现出了让人惊讶的言行举动，先后辱祢衡、诛孔融、杀崔琰、灭杨修，上演了一场场侮辱、屠杀文人名士的惨剧，让人不可思议。祢衡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作为一名文坛新秀，袮衡自恃其才，不知天高地厚，甚至目中无人，粪土一切，似乎带有一些狂悖型精神病症。尤其是在被孔融吹捧为“不可多得”的“非常之宝”后，祢衡更加狂妄失常，甚至有了许都城内除“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馀子碌碌，莫足数也”的感觉。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位丝毫不懂政治的文学青年，竟然在曹操面前出言不逊，大放厥词，引起了曹操的强烈愤恨和不满。对付这样一个不识时务、自命清高、蔑视权贵的酸腐文人，曹操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那就是通过“不命坐”“令为鼓吏”和“不起身相送”等方式，在礼法上有意怠慢，在人格上极力羞辱。曹操并不是不想杀祢衡，只是想到祢衡不过是一个狂傻之徒，顶多会恶语中伤、胡说八道，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再者自己霸业未成，如果杀掉祢衡就会冷了人心，一条“借刀杀人”的毒计油然而生，何不借刘表之手除掉眼中钉、肉中刺，果然，祢衡到了荆州后因出言不逊，结果被一介武夫黄祖砍下脑袋。曹操知道后得意地笑着说：“腐儒舌剑，反自杀矣！”与三国“愤青”祢衡不同的是，孔融不仅仅是文学家，更是一位政治家。作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官高名远，众望所归，顺理成章地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代领袖。名士出身的孔融向来看不起曹操，丧失地盘来到许都后，孔融认为自己是在为汉献帝做事，而不是为曹操效劳，不买曹操的账，这让大权在握的曹操觉得很窝火。孔融学问很大，但政治上不够成熟；勇气不小，但缺乏斗争经验；过于自信，以至于对时局经常错误判断。他与“高级俘虏”汉献帝来往过于亲密，甚至动不动就瞒着曹操上表，遭到了曹操的猜忌。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借机嘲讽和指责曹操。他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的比喻，来讽刺曹操把自己喜欢的甄氏让给儿子曹丕；用“肃慎氏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的话语，来嘲弄曹操不值得大动干戈远征乌桓；用“尧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的怪论，来反对曹操禁酒等，这让自以为是的曹操觉得很难堪。思想领域的不同和政治见解的分歧，以及孔融在大政方针上再三地公开与自己唱反调，使曹操心怀嫉恨，杀孔融的念头早已萌生。但由于北方局势还不稳定，加上孔融的名声远播，曹操不便对他怎样。到了建安十三年，北方局面已定，曹操在着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的前夕，为了排除内部干扰，便授意部下诬告孔融“欲规不轨”，又曾与祢衡“跌荡放言”，将孔融杀害弃市，两个儿子也未能幸免。这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与祢衡和孔融相比，崔琰算不上是一个完全的文人，但他却代表着当时整个贵族集团，也代表着聚集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崔琰虽然表面上归顺曹操，但打心眼里不服，尤其是对曹操自封魏王这种僭越行为更是义愤填膺。对于经自己举荐却赞同曹操称王的门生杨训，崔琰忍无可忍，有话要说，索性以前辈的口气给杨训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书信，里面竟有“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反句”。曹操知道后，勃然大怒，于是将其关押。可崔琰在关押期间并不老实，竟然还“通宾客，门若市人”，与那些不肯降服的士大夫阶层搞反动聚会和非法活动，这是让曹操无论如何也不能原谅的。想到崔琰平日里的阳奉阴违和关键时候的节外生枝，曹操杀心顿起，于是利用“文字狱”的方式除掉了这位爱出风头的名流。不少人认为杨修是因为他的才华外露，被曹操出于嫉妒而杀害，其实不尽然。曹操不但欣赏杨修的才华，而且对其“委以钱粮重任”，早晚“多有教诲”。如果单纯地因为嫉妒，曹操决不会把这个多次扫自己面子的人留在身边近20年。曹操之所以在死前的一年杀掉杨修，是因为杨修作为文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宫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杀掉杨修，不过是曹操为了身后接班人的安全，所采取的一种必要手段。在曹操比较欣赏的两个儿子中，杨修是站在曹植这一边的。他在为曹植能够继承王位的问题上，出谋划策，纠集势力，成为反对曹丕的政治共同体。不过曹植因为“华而不实”，并不被曹操喜欢。再者，杨修作为曹植的嫡系党羽，为其在谋取王位上出的一些馊主意，多次被曹操拆穿，是曹操对杨修由厌恶而逐渐起杀心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自己死后权力的顺利交接，为了避免曹丕、曹植兄弟二人日后的明争暗斗，所以曹操随便找了个“泄密”和“扰乱军心”的理由，便果断地砍下了杨修的头颅，防患于未然。曹操一方面实行“唯才是举”，吸收、笼络和重用知识分子，一方面又坚持“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用人原则。对于愿意臣服归顺于自己的文人，曹操可以给他们高官厚禄，可以与他们推心置腹，尊重爱护；可对于那些不肯服膺，不愿与自己合作，甚至别有用心的知识阶层精英，曹操却不惜背上屠杀知识分子的千古骂名，也要对他们下狠手、下毒手，这是他对文人惯用的一种统治手段。曹操是位大文人，他重视文化，理解文化，更知道文人是不能随便杀的，但当他的政治统治受到知识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自然就会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利用“铁血政策”，才能扫清口舌和文字障碍，实现“以曹代刘”的政治目的。对于曹操来说，杀掉几个不识时务的异己文人，是一项投资小、见效快的高压统治捷径，既能肃清耳根，又能杀一儆百，何乐而不为呢？被误读千年的“白痴皇帝”司…《晋书·惠帝纪》记载了晋惠帝司马衷的两则笑话。其一，司马衷在华林园听到蛤蟆叫，便问左右：“它们鸣叫是为公，还是为私？”随从答：“公家地盘上的为公，私人地盘上的为私。”司马衷对这种解释深信不疑。其二，国家发生了大范围的荒乱，百姓无粮可吃，乡里饿死无数，司马衷感到纳闷，“他们怎么不吃肉粥呢？”不少人根据这段文字，理直气壮地给司马衷扣上了“白痴皇帝”的帽子。作为“富二代”皇帝，司马衷身上难免带有一些纨绔子弟的特征，但仅以此来认定他是“白痴”，实乃断章取义，一票否定。司马衷果真是传说中的“白痴皇帝”吗？让笔者带您重新认识一下这位被误读千年的可怜皇帝。司马衷（259~306年），字正度，西晋第二任皇帝。司马衷是晋武帝司马炎次子，杨皇后所生，因其兄长司马轨两岁时夭折，他成为实际上的嫡长子。司马衷能够当上太子，能够顺利接班，固然有一定的外界因素，但如果他真的一无是处，英明神武、生有26个儿子的司马炎，断然不会把江山交给一个傻得没谱的白痴儿子。正所谓，知子莫如父。在医学上，白痴是一种智力严重缺陷的精神病症，同时伴有明显的生理异常，如思维滞后，手脚蠢笨，感观迟钝，说话有障碍等，生育能力也相当差。笔者通过查阅史籍，非但找不到司马衷患有此类病症，反倒觉得他是一个能读会写、情感丰富、明辨是非、生育能力不弱的正常人。每一位父亲，对自己的儿子总是放心不下，开国皇帝更甚。司马衷当上太子后，司马炎对其将来能否担当重任心存疑虑，甚至通过“以尚书事，令太子决之”的办法，来考察司马衷的理政能力。司马衷生于安乐，没有经过政治历练，自然难以应对，太子妃贾南风和给事张泓串通，由张泓事先把答案写好，司马衷依样画葫芦“书之”，结果“武帝览而大悦”。有人将这件事看做是司马衷“白痴”的佐证，其实不然。类似的政治作弊，曹植和杨修也曾搞过一次，难道能依此否定曹植在文坛上的“八斗之才”吗？此外，司马衷即位后，凡有诏命，“帝省讫，入呈太后，然后行之”；诛杀司马亮、卫瓘时，也是由司马衷“作密诏令”。由此可见，司马衷虽然不懂或不热衷政治，但读文、写字甚至拟发诏令还是没问题的。除了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外，司马衷对数字也是有概念的，甚至是很敏感的。西晋后期变故迭起，战乱不停，“及王浚攻邺，志劝颖奉天子还洛阳。时甲士尚万五千人，……俄而众溃，唯志与子谧，兄子綝，殿中武贲千人而已，……而人马复散，志于阵中寻索，得数乘鹿车，司马督韩玄收集黄门，得百余人。志入，帝问志曰：‘何故散败至此？’志曰：‘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帝曰：‘甚佳。’于是御犊车便发。”看到身边侍卫的数量急剧减少，司马衷便有“何故散败至此”的发问；听到卢志“贼去邺尚八十里”的汇报数字，司马衷觉得“甚佳”，才同意向洛阳进发。此外，通过司马衷与卢志的一问一答，我们还可以看到司马衷关心时局变化、顺应形势发展的一面。司马衷对外界感观能力较强，经常有真挚的情感表露。如，开国元勋陈骞去世“及葬，帝于大司马门临丧，望柩流涕”。建武元年，“至温，将谒陵，帝丧履，纳从者之履，下拜流涕”。光熙元年“六月丙辰朔，帝至自长安，升旧殿，哀感流涕”。能够“望柩流涕”“下拜流涕”和“哀感流涕”，说明司马衷对外界事物有较强的感知能力，并且有相应的情感表达方式。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司马衷还能够根据情况改变自己的言行举止。洛阳被大将张方攻占后，张方帅骑三千“方拜谒，帝躬止之”。司马衷被张方劫持到长安后，司马颙帅官属步骑三万，迎于霸上，“拜谒，帝下车止之”。在宗室争权夺利的混战中，司马衷身处屋檐下，能够处乱不惊，能够对臣下恭谦礼让再三，说明他不但不傻，而且还很识时务。征伐皇太弟司马颖，是司马衷生命中最危险的一次血腥经历。荡阴之战中，由于溃败，司马衷的“乘舆委地”，他本人也身重三箭。在飞矢交前的情形下，“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绍扶帝”。敌将要杀嵇绍，司马衷阻拦说：“吾吏也，勿害之。”敌将说：“受太弟命，惟不犯陛下一人耳。”于是，司马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嵇绍被杀，血溅龙袍。在自身难保的形势下，司马衷还能想着保护属下，但由于自己的权威扫地而无能为力，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事后，敌将准备为司马衷换洗沾满鲜血的衣服时，司马衷说：“嵇侍中血，勿洗也。”意思是说，这上面是嵇绍的血，你们不能洗去。司马衷用这种方式，对敌将的残忍行径表示了抗议，对嵇绍的忠心赴死表露了哀思。试想，这是一个白痴所能做出来的吗？判断一个人是否白痴，从生育能力上也可以略窥一斑。一般来说，白痴患者因为生理畸形，染色体变异，是极少能生出孩子来的。但据史书记载，惠帝有一子四女。愍怀太子司马遹，系谢夫人所生；河东公主、临海公主、始平公主和哀献皇女，则是由皇后贾南风所生。其实，司马衷原本可以生出更多的孩子。司马衷即位前，太子妃贾南风“性酷虐，尝手杀数人，或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在这种恐怖气氛下，哪个女人敢去伺候司马衷，就连谢夫人生育司马遹时，也是多亏了司马炎的专门保护，才得以顺利生产。司马衷即位后，当上皇后的贾南风更加“妒忌多权诈”，以至于“嫔御罕有进幸者”。司马衷无的放矢，所以贾南风才一人生下四女。由此可知，司马衷不仅有生育能力，而且还绝不能算低下。既然身体、思维、情感、生育都趋于正常人，那么，司马衷为何还被冠以“白痴”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朝臣的中伤。司马炎在为司马衷选太子妃时，非常看中卫瓘之女，后因种种原因选择了贾南风。国丈没当上，卫瓘空欢喜一场，于是托醉对司马炎说“此座可惜”，就很有些“吃不到葡萄，反说葡萄酸”的意思。卫瓘是资深老臣，位高权重，说话很有分量，所以朝中大臣们也纷纷说司马衷“钝质，不能亲政事”。其二，司马衷的无能。司马衷在位期间始终未能振作，先是在皇后贾南风的淫威下唯唯诺诺，又在宗室们的抢夺中颠沛流离，“权非帝出，政迩宵人”。因为一直是傀儡，是亡国之君，并由他揭开了“五胡乱华”之序幕，所以被史官们评价为“厥体斯昧，其情则昏”。司马衷虽然“钝质”“昏昧”，但他绝不是医学上所讲的白痴。司马衷不知道蛤蟆为谁鸣叫，不了解百姓疾苦，有其高高在上、不恤民情的一面，也有“其蒙蔽皆此类也”的因素，这句话往往被只喜欢看笑话的人忽视。在历史上，“富二代”皇帝和亡国之君大都受到贬低，更何况司马衷集两者于一身了。司马衷的名号，在政界上被引用得比较普遍，2007年11月6日，马英九曾在公开场合说：“现在谢先生（谢长廷）开始关心民生问题，这是好事，我记得他之前说过，人民不是猪狗鸡，不是吃饱就够，问题是人民连吃饱都有问题，如果还把精力放在入联公投，我真不知道除了叫你晋惠帝以外，还可以叫你什么称号？”马英九是一位口碑不错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深通历史的知识分子，断然不会用隐含白痴的字眼对谢长廷开展人身攻击。这个例子，再次说明晋惠帝司马衷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痴。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3岁封储，12岁登基，14岁生子，18岁禅位，23岁暴卒。这一连串的人生数字，清晰直白地勾勒出了少年天子拓跋弘辉煌而又悲愤的一生。拓跋弘是不是中国历代皇帝中最年轻的父亲，笔者没有作过专门考证；但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也是中国皇帝中一位极其伟大的父亲，却是毋庸置疑的。拓跋弘（454~476年），文成帝拓跋濬长子，北魏第五任皇帝。执政初期，拓跋弘先是受到了权臣乙浑的百般欺凌，后又受到了太后冯氏的长期压制。尽管拓跋弘“幼而神武，聪睿机悟”，但在权力欲望极强的冯太后的左右掣肘下，他的才智得不到发挥，能力得不到施展，造成二者之间的关系形同水火，且愈演愈烈。皇兴四年（470年）十月，拓跋弘因为反感冯太后淫乱后宫，便借故诛杀了其最宠爱的面首李奕。李奕之死，瞬间激化了拓跋弘与冯太后之间本来就不可调和的矛盾，恼羞成怒的冯太后扬言要废掉拓跋弘。为了逃避和自保，平日对黄老之学和佛经义理研习颇深的拓跋弘一时间看破红尘，心灰意懒，被迫决定主动禅位。皇兴五年（471年）八月，18岁的拓跋弘把皇位传给儿子拓跋宏，自为太上皇，冯太后再次临朝听政。为了把幼小的拓跋宏培养成对甘心受其摆布的傀儡皇帝，冯太后多次通过残酷手段消磨和改造他。有一次，冯太后竟然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把拓跋宏一个人关在一间黑矮的小房子里，三天三夜不让他吃喝。这一切，拓跋弘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个男人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他可以忍气吞声地选择退缩和逃避；但当自己的儿子被别人欺负时，再懦弱的父亲也一定会挺起胸膛杀出来。为了对付政治老辣的冯太后，为了给年幼的儿子撑腰，拓跋弘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了与冯太后的政治较量中。对外，他南征北战、开拓疆土；对内，他检阅军队、视察工作、整顿吏治、提拔贤能。这一系列举措，使北魏国势日盛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拓跋弘在国内的威信。担任太上皇期间，可以说是拓跋弘一生中最辉煌、最活跃的日子。然而，他越是能干，越是卖力，越是建功，越是威风，就越发引起了冯太后这位政治女强人的警觉。为了防止拓跋弘东山再起，为了把权力牢牢掌控在手中，延兴六年（476年）六月甲子日，冯太后秘密发动政变，将拓跋弘囚禁。七天后的辛未这一日，拓跋弘被冯太后鸩杀（一说刺杀），享年23岁。拓跋弘死后，庙号“显祖”，谥号“献文帝”。一位本可以安享清福、寿终正寝的父亲，为了儿子的成长和命运，毅然踏上了与虎谋皮的凶险道路，并因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不能不说是谱写父爱无疆的又一曲感人篇章。之后，冯太后一直把持着北魏朝政大权，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病逝。受父亲的影响，魏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励精图治，锐意革新，推行教育，接受汉化，不仅促成了包括鲜卑族在内的西北各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大融合，他自己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改革家。这份成就，无疑是对父亲拓跋弘最大的安慰和最好的报答了。隋炀帝与唐太宗有十大惊人…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一个是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一个是万人敬仰的贤君明主；一个被钉上了暴君的“耻辱柱”，一个被戴上耀眼的“光环”；一个被骂作“万世暴君”，一个被誉为“千古一帝”。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他们的人生历程却有着极其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他们都是英武将才，一统中华；第二，他们都通过“夺嫡”手段登上皇位；第三，他们都对父皇不忠不孝；第四，他们都广开四边，拓展中华版图；第五，他们都让北方的突厥族胆战心惊，俯首称臣；第六，他们都颇具文采，都有名篇千年流传；第七，他们都亲征高丽，均无功而返；第八，他们都通过“谶语”屠杀大臣；第九，他们都有过服食“仙丹”的荒唐经历；第十，他们都英年早逝。在年代接近、环境相仿、机遇雷同的历史条件下，其所作所为又有着如此惊人的相似，隋炀帝和唐太宗的各自人生经历，犹如一部小说的上下两部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得极其连贯而紧凑。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唐太宗是隋炀帝的“翻版”，也未尝不可。但是，历史对他们的认可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这固然有“短命王朝多暴君”的历史因素，也存在“亡国之君名声差”的人为因素，但最重要的他们在执政细节上，具体一点讲就是在争取民心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如何获取民心，关键看执政者对臣民什么态度。隋炀帝自恃其才，随心所欲，既没有把大臣们放在眼里，更没有把百姓放在心上。一句“我性不喜人谏”，一下子冷了大臣们那拳拳报国之心；几次横征暴敛，终于激活了人民的反隋怨气。平心而论，隋炀帝的历史功绩并不比唐太宗逊色，他一统中华，结束了中国接近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他修通运河，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两个文明连为一体；他打通丝绸之路，使大西北地区融入中华版图……然而，他在建立千秋大业的同时，因为丝毫不顾及百姓的切身利益，也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就在他第三次攻打高丽的时候，民众趁机造反，国内烽烟四起，在如火如荼的起义浪潮下，他和他的大隋帝国很快全线崩溃。李世民上任之初，就意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接着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政治主张，因为明白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所以他一再节制徭役、安抚民心，广施善举、笼络人心，礼遇大臣、固其忠心，从而形成了内有忠臣倾心辅佐，外有顺民安居乐业的“贞观之治”。在没有电台、电视机和互联网的年代，唐太宗的“亲民”暖流依然能够从长安散播到五湖四海。同样是远征高丽，同样是一意孤行，同样是劳民伤财，同样是无功而返，深受皇恩沐浴的百姓们却没有因此而表现出过激的言行举止，照旧一如既往地拥戴他，仰慕他，支持他。人无完人，皇帝难道就不能有失误，有过错吗？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正如温家宝总理说的那样：“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能让你坐在台上。”隋炀帝是怎么解决“台湾问题…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远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就已经传播至台湾。春秋时期，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就有关于台湾的记载，当时将台湾称为“岛夷”。到了汉代，大陆汉族人称台湾为“东鯷”，三国时代称之为“夷州”。根据《三国志·吴志》记载：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率领远征水师一万余人渡海到达夷州，由于当时语言不通，又有数千将士因为水土不服病亡，两位将军只得率部返回大陆，同时带走土著数千人。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大陆上汉族人最早的一次去台湾的大规模行动。后来，东吴庙阳太守沈莹写了一本名为《临海水土异物志》书，具体生动地记述了“夷州”和“山夷”的情况。“夷州”指的是台湾；“山夷”指的是台湾当地的老百姓。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大陆出现了300多年的分裂，政权频繁更替，战乱连年不断，各个统治集团还无力稳固政权，就更无心顾及一海相隔的台湾了。大陆和台湾的交往也只限于民间的贸易交流，一时间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因为有台湾海峡的阻隔而变得有些疏远了。见于现存历史文献上的有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第二次接触，发生在隋代。隋代称台湾为“流求”。关于台湾和大陆这时期的相互往来，可以从《隋书》的文献上得到证实。隋炀帝（569~618年），即杨广，隋代第二位皇帝，604~618年在位。在位时期，他营建东都洛阳，开掘运河，修筑长城，开辟驰道，三征高丽。隋炀帝不但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位有志于“海上远略”的君王。《隋书·流求传》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海师何蛮等言，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隋炀帝虽然没有急于表态，但内心还是蠢蠢欲动。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根据海师何蛮奏报，“命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这一次到了流求国后，因为言语不通，只是掠一人而返。对于这样一个结果，隋炀帝深感不满。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王不从，朱宽取其布甲而归。”“布甲”，流求人用苎麻纺成布后编织的铠甲。两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炀帝有些恼火，决定以武力征讨。《隋书·陈棱传》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陈棱拜武贲郎将；后三岁（大业六年，610年），与朝清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随后发生的事情，在《隋书·流求国》中有所记载：“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渝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送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带着隋炀帝对流求“先礼后兵”的方针和策略，肩负皇帝对自己的重托和厚望，陈棱再次漂洋过海来到流求。由于招抚行动受到了当时流求统治集团的强烈反对，流求王欢斯渴剌兜甚至派兵对抗，拒绝接受“招抚”。和平解决流求问题的计划破灭后，陈棱只得率军用武力迫使其臣服，结果大败欢斯渴剌兜兵。陈棱乘势攻破流求王的都城，杀死了流求王欢斯渴剌兜，并俘虏了一万七千人而还。隋炀帝杨广对台湾的征伐，不过是当时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对台湾的一种短暂的经略行动而已。隋炀帝解决台湾问题的目的在于让台湾臣服，让台湾人民知道当今天下是大隋的天下，其中多了一些天朝霸气，少了一些人文关怀，没有考虑打下台湾来以后，该怎么管理台湾和发展台湾，而只为逞一时之能，泄一时之愤，所以使隋炀帝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变成了“虎头蛇尾”，甚至有些徒劳。由于没有留下驻防台湾的军队，没有设置相应的官府机构，没有真正把台湾和台湾人民放在心上，随着军事行动结束，大陆武装离开台湾后，台湾与大陆的政治接触又重新被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所阻隔。尽管如此，隋炀帝对台湾的行动，毕竟给后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台湾军情、民情的机会，为台湾后来的归附提供了参考。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提起“黄袍加身”，很多人都会想到宋太祖赵匡胤，会想到发生在公元960年的那次著名的“陈桥兵变”。一件象征皇权的黄袍，一次精心策划的政变，使赵匡胤从后周节度使、殿前都点检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据《说岳全传》记载：“（宋太祖）自从陈桥兵变，黄袍加体，即位以来，称为真龙天子。”黄袍是事先准备好的，赵匡胤此举显然是在效仿前朝皇帝的装扮。因此，赵匡胤虽是“黄袍加身”典故的原型，但不是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身披黄袍的皇帝是唐高祖李渊。王懋《野客丛书·禁用黄》中云：“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那么，李渊为什么喜欢穿黄色的袍服呢？笔者认为有三点。一者，隋唐时期盛行袍服。二者，李渊是马上皇帝，身披战袍，更显威武英姿。三者，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遵循“终始五德说”，为自己建立的唐王朝寻找统治根据。“终始五德说”，是战国时期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一种历史观点。邹衍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交替统治，周而复始。李渊曾受爵唐国公，后建立大唐，这与曾封于唐，故称“唐尧”的千古明君尧帝，有着如出一辙之巧，异曲同工之妙。按“终始五德说”，唐尧属于“土德”，李渊有意效仿尧帝，便推当时的五行为“土德”，服色尚黄，戴黄冕，着黄袍。自李渊首穿黄袍起，黄袍正式成为皇权的象征，也称作“龙袍”。唐高宗时，重申“一切不许着黄”。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更是禁止任何人穿黄袍，否则以谋反论处。宋仁宗时又规定：一般人士衣着不许以黄袍为底或配制花样。自此，不仅黄袍为皇帝所独有，连黄色亦为皇帝专用。这种制度，为后来的历朝历代所沿袭，一直到清朝灭亡。李世民为何向突厥称臣纳贡十二年？突厥是我国北方境内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民族。早在南北朝时期，突厥族就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建立了人数多达数十万的军队。到了隋朝初年，突厥族却因内讧和斗争，统治集团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其中东突厥不久被隋朝军队打败，西突厥也因为内乱而一度衰落。隋末天下大乱之际，东西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重新振作，势力迅速发展，一跃成为雄居漠北、力控西域，甚至对中原地区也造成严重威胁的强大军事力量。与此同时，隋末农民起义的风暴已逐渐席卷全国大部分地区。从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开始，全国各地先后兴起的反隋起义军大小不下100支，参加的人数达数百万，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农民革命队伍有三支：一支是河南李密、翟让的瓦岗军，一支是河北的窦建德军，一支是江淮地区的杜伏威军。起义军经过七年的浴血奋战，到了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时候，隋朝政权的崩溃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各路起义军也遭到了严重创伤。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时机成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率军三万誓师，正式起兵，试图窃取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据《旧唐书》记载，在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时，突厥军队趁机袭击晋阳，大肆掠夺一番而去。突厥的袭击，使李渊、李世民父子意识到突厥不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而且也是他们争夺天下的后顾之忧，如果不与突厥搞好关系，自己刚刚形成的势力就会遭到灭顶之灾。为了消除突厥的威胁，李渊、李世民父子与心腹刘文静商议，由唐公李渊亲自给突厥国始毕可汗写了一封卑辞修好，并许以“称臣纳贡”的书信，又带上一份厚礼，派刘文静前往突厥谈判。刘文静到达突厥时，始毕可汗问：“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回答：“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始毕可汗听了大喜，立即派遣大将康鞘利率领二千骑兵，随刘文静前往太原，又献上马千匹表示友好。刘文静这次出使突厥，秉承了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意图，抓住了突厥始毕可汗贪财图利的弱点，许诺攻下京师长安后所有财帛金宝归其所有，正中始毕可汗下怀。这件史实，唐代历史学家杜佑在他的《通典》中也有所记载：“（突厥）又更强盛……。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打通了突厥这一关，向突厥称臣纳贡，引以为援，消除自己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巨大威胁，消除后顾之忧，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非常值得的。随着李渊势力的发展壮大，突厥人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始毕可汗经常寻找各种借口，要李渊进贡财物。“及高祖即位，前后赏赐不可胜纪。始毕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赏赐”这词用得很妙，下级给上级应为进贡，上级给下级才为赏赐。李渊是臣子，突厥始毕可汗是君王。虽然唐书颠倒主次混淆黑白但掩盖不住李渊称臣纳贡的事实。“优容”，实际上是由于实力不如突厥，而不得不满足对方的贪欲，对突厥的各种无理要求不敢有违抗。始毕可汗去世后，为了表示哀悼，李渊“为之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这是中国古代只有国君死时才能举行的隆重礼节，而李渊、李世民父子认识到由于唐朝在实力上与突厥相比仍处于下风，与其他集团争夺天下的局面还没有结束，所以只能稳住突厥，强忍怒气，与突厥新任可汗处罗搞好关系。处罗可汗死后，李渊、李世民父子仍以“臣礼”致吊，仍诏百官到其使者处吊丧。唐朝统一全国后，突厥人看到不可能像以往那样从各个割据者手中勒索财物了，因此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之际，连年进扰内地，掠夺人口和财富。突厥颉利可汗曾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掳掠男女5000余口；又曾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更于626年李世民刚刚即位之时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距长安城仅40里，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亲率臣下及将士隔渭水与颉利对话。颉利既见唐军军容威严，又见太宗许以金帛财物，与之结盟，表示臣服，才领兵而退，这就是历史上的“渭水之盟”。李世民即位后，任人唯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虚心纳谏，注重经济发展，增强军事实力，一直到贞观三年（629年）以后，唐朝对突厥的臣服终于有了改变。此时，唐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兵源极广，士兵人数也大幅度攀升；相反，突厥的实力却逐渐下降，一些属国纷纷起来反抗，突厥上层统治者中间又出现分裂，形势出现了有利于唐朝的变化。从617年到629年的这12年里，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无时无刻不在考虑如何解决突厥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为突厥问题而咬牙切齿。时机，时机，他在等待时机。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在综合分析当前形势，做好充分军事准备后，认为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出兵突厥，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彻底消除自己心中隐忍了12年的阴影，彻底改写大唐帝国向突厥“称臣纳贡”的历史，命李靖率领唐军主动出击突厥，大败突厥军，活捉颉利可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至此，李世民对突厥的臣服历史宣告结束。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作为的皇帝，他不仅以善于知人用人，勇于纳谏改过，创造出“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而名垂后世，同时他为统一全国及时调整与突厥关系的大局意识和他12年来不惜向胡狄之国称臣纳贡的忍耐能力，也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唐太宗制造“四大冤案”为哪…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称作“千古一帝”，除了他抵抗外来侵略、拓展中华版图、促进民族融合、开创盛世局面的丰功伟绩外，还在于他实行了“慎刑宽法”的清明政治。李世民在位期间，朝廷每处决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并把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假错案；他还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从贞观六年，他让近四百名死囚犯回家过年的创举，就可以领略到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文的关怀。对犯人如此，对开国功臣和社稷重臣更应当珍惜呵护，但李世民却多次制造冤假错案，让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贤能之士遭受无妄之灾。盛彦师的无辜被戮，李君羡的因谗而死，张亮的受赚殒命，刘洎的失言遭殃，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四起人命关天的案件中，李世民既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更没有遵循“三覆五奏”的程序，就草草地下达了死刑命令。这不仅使唐太宗光彩人生中多了一大污点，也让后人感到莫可名状的疑惑。盛彦师是员武将，从剿灭李密、平定王世充的两次漂亮战役中，可以看得出他在军事指挥方面是位奇才。但如果让他当劝降的说客，可就是门外汉了。徐圆朗叛乱时，李世民有意选派盛彦师为安抚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让徐圆朗束手就擒，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不料，盛彦师话还没说上两句，就被徐圆朗活捉。据《旧唐书·盛彦师传》记载：盛彦师被俘后，面对徐圆朗的威逼利诱，始终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对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然而，“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盛彦师落入敌手，有辱使命，罪过不小；但李世民策略失准，用人不当，其罪更甚。李世民赐死盛彦师，如果说是为了发泄对盛彦师的不满，倒不如说是为了推脱自身责任，掩盖自身失误。如果说盛彦师被赐死，有其自身过错的因素，那么李君羡的死就更不可思议了。一句疑神疑鬼的谶语，一道无中生有的谗言，就轻松地让久经沙场、赫赫战功的李君羡断送了性命。据《旧唐书·李君羡传》记载：贞观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语，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对大臣们的猜疑。当他得知李君羡小名叫“五娘子”，其“武连郡公、左武卫将军、玄武门守将”等一系列封号官职中皆带有“武”字，正好与“女主武王”暗合时，李君羡的霉运便接踵而至。先是被皇帝“深恶之”，接着被调出京城，不久就被御史弹劾“与妖道密谋勾结，欲行不轨”，最后李世民连审都不审，就下诏“君羡坐诛，籍没其家。”厄运来得如此迅速，如此连贯，恐怕李君羡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么得罪了李世民。刑部尚书张亮被杀的罪名是“谋反”。因为老家郑州荥阳被人传言是“形胜之地，不出数年有王者起”，因为有人发现了“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图谶，因为私下里与几个江湖术士谈论了这些敏感话题，因为老婆喜欢巫术进而干预政事对他的负面影响，使这位农民出身的凌烟阁功臣成员，很快就被推上了被诬告的风口浪尖。谋反，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无论是空穴来风还是风吹草动，除之而后快。正当李世民因为找不到过硬的证据而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又听到张亮私下里畜养五百壮士为义子的事儿，这是让李世民极其愤恨的，虽然其“反形未具”，但总算是一个现成的把柄。于是，李世民就来了个主观推断，对侍臣曰：“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旧唐书·张亮传》）于是，这位当年为了辅佐李世民争夺帝位的死党，这位刚刚从高丽战场返回长安的沧海道行军大总管，这位临死前还在苦苦哀求宽大处理的刑部尚书，被“下诏处斩，籍没其家”。能够得到李世民高度评价的人不多，除了“镜子”魏征，就应该是“性最坚贞”的刘洎了。刘洎因为忠于职守，敢于直谏，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远征高丽时，才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放心地交给他。贞观十九年，远征高丽归来的太宗，听信了褚遂良谗言，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上，草率地把刘洎给杀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出征高丽时得了“痈疽”，刘洎听到消息后，忧心忡忡，曾和同僚们说了八个字：“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这本是一句忧国忧君的肺腑之言，但被进馋者传到唐太宗的耳朵里，却完全变了味：“（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宫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谋反”，就是“传位”了。在太子人选上，太宗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立了废，废了立，摇摆不定。进谗者十分了解李世民的“心病”，在接班人问题上大肆进馋，皇帝因此才会失去理智，龙颜震怒，二话不说，即刻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对于这桩冤案，司马光在记述时直出其为“或谮于上”字，以表明是有人说坏话诬陷刘洎。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一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疑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李世民是一位贤明的皇帝，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比政局稳定更为重要。平庸之才犯了错误，他可以不予追究，一笑而过，但位高权重的臣属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点点捕风捉影的风吹草动，只要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他都会兴师动众，杀气腾腾。尤其是到了贞观中后期，随着“隋亡为戒”历史教训的逐渐淡忘，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不断滋长，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皇帝高深莫测，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游戏中，皇帝始终是赢家。难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面露忧色。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认识。唐太宗为什么要砸掉魏征的…唐太宗和魏征，一直被看做是历代贤君直臣的楷模。魏征活着的时候，唐太宗把他当作“镜子”，主动结成亲家；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废朝五日”，亲笔撰写碑文。然而魏征尸骨未寒，唐太宗就出人意料地变了卦，不但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和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一怒之下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对于唐太宗这种“雷人”的异常举动，有人认为是魏征生前大力举荐的杜正伦、侯君集接连落马，伤了唐太宗的心；也有人认为是魏征曾将自己记录的与太宗一问一答的谏诤言辞，拿给负责编写起居录的褚遂良作参考，犯了唐太宗的忌。这两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究其根源却是因为魏征屡次过火的“犯颜直谏”，使唐太宗产生“逆反心理”，推倒墓碑不过是唐太宗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发泄。唐太宗是历史上少有的开明君主，为了开创大唐盛世的局面，为了实现千古一帝的梦想，他给了魏征“无限话语权”，让魏征时刻提醒和劝谏自己。在国家大事上，魏征像一位元老，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好像在教诲一个没有主见的幼主；而在皇帝私生活上，魏征像一位长辈，苦口婆心，声泪俱下，更像是在教育一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据史料记载，魏征在为唐太宗效力的17年内，有史籍可考的谏奏前后达二百余次，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甚至连皇帝的私生活都要管上一管，很多时候都让唐太宗下不了台。魏征比唐太宗大20岁，如果放在时下，就是“60后”与“80后”的关系。年龄上的差距，代沟上的隔阂，意见上的分歧，必然会造成二人之间的冲突。魏征在呕心沥血的同时，却忽略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也是人，皇帝也有自己的主张、理想、爱好和私生活。唐太宗那种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标新立异的开拓劲，以及自由生活的做主权，在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魏征的干涉和阻挠。难怪有一次唐太宗守着长孙皇后的面大骂魏征：“早晚有一天，朕非杀了这个庄户佬不可！”能把“从谏如流”的唐太宗逼到这个分上，魏征的进谏确实过了头。爱太深，容易出现裂痕。魏征这种慈父般的过火关爱，在唐太宗眼里却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当皇帝的在很多时候说了不算，反而要看大臣的脸色，这种长期逐步积累起来的压抑，总有一天就会像火山一样突然喷发，而魏征的“荐人失察”和“谏言外流”不过是唐太宗“悔婚砸墓”事件的导火索。贞观十八年，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唐太宗在攻打高丽受挫后，不由得发出了“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的长叹，立即“命驰驿祀征以少牢，复立所制碑，召其妻子诣行在，劳赐之”。人，总是在受到挫折后，才明白“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真谛，皇帝也不例外。宋高宗为何非要杀死岳飞？…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农民。岳飞少年家境贫寒，仍然刻苦学习《左氏春秋》、孙子和吴起兵法，习练武艺。长大成人后，力气非常大，能操拿300斤的弓，能拉开8石的力弩，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抗金英雄。对于岳飞的死因，固然如多数人都认为的是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的，是一桩冤案。其实，岳飞的死，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靖康之耻”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逃往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了南宋帝国。南宋政权虽然暂时安定了下来，但外有金兵虎视眈眈，内有游寇纷纷作乱，极大地威胁着南宋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赵构不得不抛开“压制武将”的祖宗家法，注意笼络重用武将，因此武艺精湛、兵法贯通的岳飞才得以脱颖而出，崭露头角。那一年，岳飞24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1127年，赵构称帝后，职务低下的岳飞竟然越级直接给皇帝赵构上书，而且还口气强硬地要求赵构“还都开封”，还让赵构“亲征金军，收复失地”，这让好不容易从金军铁骑下逃生后心神未定，腿还在打哆嗦的赵构感到非常生气。赵构没有理会岳飞的爱国请求，反而给岳飞穿上了“小鞋”，以“越职”为由，削夺了岳飞的军职。岳飞得罪赵构的序幕才刚刚拉开。1130年，岳飞“克复建康”，被赵构授予泰州知府和泰州抚使，镇守泰州。不久，赵构又命令岳飞驻守通州、泰州，并且告诉岳飞“能守则守，不可则掩护该地百姓渡江”。什么叫“能守则守”，其实说白了还是让岳飞坚守。岳飞不但没有深刻领会赵构的意图，反而自认为“泰州无险可守”，便放弃了据守泰州，只是“率领军民渡江”算完。结果赵构以“泰州失守”为名，再次令岳飞“停职待罪”。1133年，岳飞奉命镇压了江西吉安和赣州的农民起义军，赵构非常高兴，亲笔书写了“精忠岳飞”四个字送给岳飞，并提拔岳飞为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此后，赵构不断给岳飞加官晋爵，甚至一度封到节度使，君臣之间的关系似乎得到了一定的缓和和融洽。1137年时，赵构在临安府召见岳飞，“拜太尉，授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可见当时赵构对岳飞的喜爱和信任。之后，春风得意的岳飞多次与赵构谈论“克复北方失地”的事，并力主出兵北上，收复河北、京畿、陕西失地。赵构非常赞同他的主张，表示“中兴之事，一以委卿”。但是，前几天还雄心勃勃的赵构，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竟然唆使秦桧与金军谈判，准备议和。在这种时候，连皇帝都改变主意了，岳飞居然又与张浚“商议遣将之事”，因而受到猜忌，再次被解除兵权。对赵构的出尔反尔，岳飞十分愤慨，一怒之下，竟然擅离职守，离开本军，以“为母守孝”为名上了庐山。对领导不满意就“尥蹶子”，这是让赵构非常反感的事情。岳飞毕竟是南宋在军事上倚重的大臣，虽然脾气倔强，但对国家忠心耿耿，不能就这样对他撒手不管了。后来，赵构强忍怒气，自降身份，经过“数次下诏”不断安慰他，岳飞才姗姗来迟地返朝，向赵构请罪，赵构表示对其宽恕的同时，并引用太祖“犯吾法者，惟有剑耳”的话以示警告，言语之中已经暗藏杀机。入朝后的岳飞不但没有做深刻的反省，及时地开展“自我批评”，反而一如既往地劝赵构“出兵北上，收复失地”，赵构没有答应他，只是派他驻兵江州（今江西九江），以便于随时援应两怀和两浙地区，同时也可以少在自己跟前“嘟囔”，眼不见，心不烦。1138年，吃了豹子胆的岳飞居然上言，请“无子嗣”的赵构“建储”，这让赵构很是“怒发冲冠”。因为赵构的独子赵旉八年前夭亡，自己又在扬州溃退时受了惊吓，失去了生育能力，后来赵构虽然从太祖赵匡胤一支中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由谁继承皇位。如果此时立太子，在他看来无疑是向天下暴露其难言之隐。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深深地刺痛了赵构那颗受伤的心。再者，宋朝的祖宗家法也规定“武将不得干预朝政”。所以岳飞的建议一下又触犯了两大忌讳，更加深了赵构对他的忌恨。宋高宗为何非要杀死岳飞？…1139年，赵构又和金国议和，金国归还了南宋河南、陕西等地。赵构以为和议之事已成定局，从此就可以安享太平，便大赦天下，给文武大臣加官晋爵。但是，岳飞却认为“金人不可信”，并上表不赞同赵构和秦桧的投降乞和行径，甚至拒绝接受赵构赐给他的高官，公然与皇帝唱起了“对台戏”。赵构和秦桧对岳飞切齿痛恨，除掉岳飞的阴谋已经在秘密地酝酿之中。果然不出岳飞所料，1140年，金人撕毁和议，再次南侵，岳飞又率军奔赴了抗金前线，屡败金军，收复了河南大片失地。金军冲不过岳飞这个“障碍”，只得聚积兵力准备与岳飞率领的一万五千精锐骑兵决一死战。满足于“半壁江山”的赵构闻讯后，“大为担忧”，于是给岳飞下诏，要岳飞“审处自固”。赵构不仅替岳飞的生死成败担忧，更是替自己主张的议和政策能否实现而担忧，所以给岳飞的诏书很明确，就是让岳飞“自固”，只要金军打不过来就行。可是岳飞却把赵构的叮嘱当成了耳旁风，依然每日出城挑战，于金军营前骂阵。后来，岳飞又亲率军队大败金军，数挫金军精锐主力，令金军闻风丧胆，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慨和无奈。在连战连捷的大好形势下，岳飞上表赵构，提出要诸路人马“火速并进”，继续北上抗击金军的请求，并激励部下：“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然而，以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当初令岳飞北进，并非想光复宋朝江山，只是指望他击退金军南侵，保住半壁江山即可，同时以此作为与金国议和的条件。岳家军的接连胜利当然不利于赵构、秦桧与金国和议。此外，赵构还担心岳飞等主战派抗金，金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可能会迫于形势主动和南宋求和，进而放还被他们掳掠去的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会与自己发生皇位的争夺。因此，在接到岳飞的奏疏后，赵构下令，让岳飞“措置班师”，“不许深入”。为了让岳飞尽快退兵，赵构竟然一日连下12道金牌，催促岳飞立即班师。即使这样，岳飞为了保护中原百姓南迁，竟然下令部队驻留五日，延误了回朝的期限，这是让赵构很没面子的事情，岳飞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了。1141年4月，赵构以犒赏军功为借口，把张俊、韩世忠和岳飞召到临安，任命张俊、韩世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名为升官，实际是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接着，赵构和秦桧把迫害的矛头直指了岳飞。7月，秦桧的死党万俟卨秉承上意，上章弹劾岳飞。岳飞意识到自己处境险恶，上书辞职，恳求高宗“保全于始终”，能放过自己，但高宗对岳飞的厌恶由来已久，根本就没打算手下留情。八月，岳飞被罢免了所有官职。9月，秦桧收买岳飞的部将王俊和王贵，诬告岳飞谋反，把岳飞关进了监狱。与此同时，赵构、秦桧与金国的议和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运作中。11月，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接受了称臣、割地、纳贡等屈辱的条件。同时，金国代表还提出了以杀害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1141年12月29日（公历1142年1月27日），赵构不惜违背赵匡胤“不杀大臣”的祖宗家法，亲自下旨，以毒酒赐死岳飞，张宪、岳云斩首。一代抗金名将不是牺牲在战场上，而是死于自己所效忠的皇帝手中，无不令后人崇敬和痛惜。自古以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事实上，当赵构想要岳飞死时，岳飞到底犯没犯“谋反之罪”，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时南宋已经与金国达成了最后议和，作为武将，岳飞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由于岳飞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赵构对着干，而且还有意无意地刺痛皇帝的“软肋”，赵构对岳飞的怨恨积少成多，最终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如果赵构想让岳飞死，岳飞就必须死。诚如宰相秦桧所说，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是否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此乃上意也”。《宋史纪事本末》也有记载：“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岳飞自20岁从军，到39岁被害，戎马一生，一直战斗在抗金的最前线，时时不忘以“恢复中原”“还我河山”为己任。他领导的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沉重打击了南侵的金兵。岳飞是在抗金斗争中表现最坚决、最刚猛的大将，在战场上有勇有谋，所向披靡，让人可敬可佩。但是由于岳飞是个性情中人，由于他“志坚而倔强”，个性耿直，不懂官场的游戏规则，在政治斗争中缺少心计，不善于保护自己，多次得罪群臣，甚至三番两次地冒犯天颜，而且不注意吸取教训，最终被官场所淘汰。最不幸的是，岳飞遇到的是一个“不能生育的皇帝”。根据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正常男子长时期性能力障碍，会产生严重的自卑情结，甚至有可能产生性自虐或虐待他人的行为，更何况赵构是一个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但不能生育的皇帝了。“天高皇帝远”说的是哪个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