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到武昌的黄兴在军政府集议时宣布战败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官兵不①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说：“各同志见都督（指黎元洪）态度不明，议组汉口军政分府”。见该书，页272.②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页53.③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引自《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页63.①居正：《梅川日记》。转引自《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225.用命，第二是军队未经训练，第三是缺乏机关枪和野炮。他主张放弃武昌，到长江下游去攻打南京（那时江苏、浙江等省都已经独立，但南京仍为清军防守），以后再来收复武汉。他的主张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黄兴就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有些亲身参与当时的汉口和汉阳战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中指出：武昌军政府方面本应以必要的兵力沿京汉铁路线和汉水上游扰乱敌军的后方，这样至少可以使敌军不能全力进攻汉口和汉阳，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且在武汉外围，还有不少自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武装力量，武昌军政府方面也没有很好地领导和组织这些力量来从各方面扰乱和打击敌军。北洋军是久经训练的兵士所组成，装备有机关枪和野战炮，也比民军强。包括黄兴在内的军政府方面的指挥员，眼中只看到武汉三镇，只知道在狭窄的地区内用阵地战来抗御优势的敌人，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是他们战败的重要原因。这些回忆录的作者还指出，军政府内部有许多矛盾，当黄兴担任总司令时，不但黎元洪不给以支持，而且军政府内以孙武为首的军务部和由旧军官组成的参谋部也同黄兴有矛盾。这些矛盾使民军方面不能有真正统一的指挥。这些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回忆录的作者，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的经验，所以他们还指出，当年的革命党人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说，“武汉人民拥护和支援革命的事情，我们是熟视无睹的。既看不见群众的力量，就不能依靠群众发掘他们的潜力。”群众在战争中只能从旁呐喊助威，而“革命党人……不知进一步组织民众从多方面来支持战争，以致使人民拥护革命军、反对清朝的热情无从变为强大的力量。”①他们对于战争失败的原因的分析，显然比黄兴当日的看法要深刻得多。北洋军打败了黄兴，使他灰心失望地离开了武汉，这实际上是又一次帮了黎元洪的忙。由于汉口和汉阳失陷，武昌城里谣言纷起，好像北洋军就要打过江来。11月30日（即在黄兴撤出汉阳的第四天），北洋军从汉阳的龟山炮轰武昌城，进行威胁。军政府各机关中的投机分子大多逃散。12月1日，龟山打来的炮弹落到了作为都督府的谘议局里。黎元洪这时已看清楚大势，是一定要“革命”的了。但是为了躲避风险，保全性命，他仓皇地带领少数亲信，溜出武昌城，跑到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立宪派绅士的头子汤化龙则已在汉阳失守时跑到上海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局面的是革命党人。原来的文学社社长蒋翊武继黄兴之后，出任护理总司令（代总司令）。他们又以总监察刘公的名义出安民布告，宣布由刘公代行都督职权。在危难中，他们的表现同混进了革命队伍的人还是有所区别的。袁世凯不想损害黎元洪在武昌的地位。一个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政府是对他有利的。北洋军虽然隔江炮轰武昌，但并没有发动过江进占武昌的攻势。11月26日，即汉阳为北洋军攻占的时候，袁世凯在北京和英国公使朱尔典会晤，表示愿意同武昌方面在双方满意的条件下求得停战，并要求英国人把这意思设法转达黎元洪。朱尔典立即电告英国驻汉口的领事葛福②。葛福在同①李作栋和辜仁发的回忆录。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185；第一辑，页192.②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28.冯国璋商议后，派了个英国商人带了停战条件在12月1日晚上来到武昌，黎元洪已经不在武昌。刘公、孙武、蒋翊武等人认为停战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就按照英国人的要求，也就是袁世凯方面的要求，用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在停战条约上面盖章。这个条约规定停战三天，在这三天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而且规定在此期间，民军方面的兵船“不得行驶，并将机关卸交驻汉英水师官收存”，北洋军方面的火车，“不得往来作军事上之运动，由驻汉英水师官监视”①。黎元洪对于这个停战的协议，是十分满意的。英国人和袁世凯方面都认定他是成立和议的对手，这就大大加强了他不仅在武昌政府中，而且在整个革命阵营中的地位。武昌的革命派中虽然有人认为黎元洪在紧急时擅离职守，应加以谴责，但是这种意见被否决了。革命党人没有勇气不要黎元洪，因为失掉黎元洪就意味着必须和袁世凯继续作战。他们重新把黎元洪请进了武昌城。由于不少立宪派人士跑掉了，军政府人员作了一次改组。内务部长、财政部长等换上了革命党人在起义前预定的人选。但是这并不表明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地位加强。三天的停战期满后，仍在英国人的斡旋下，又继续停战三天，接着又停战十五天。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包括全国各省。袁世凯承认黎元洪有权代表所有起义各省成立这样的协议，是进一步提高了黎元洪的地位。事实上，从此，在武汉和武汉外围再没有战争了。随着黎元洪的地位的巩固和革命派内部的涣散，在武昌政权中，革命派的力量当然不能有所增强，而且他们只能毫无抵抗地被黎元洪逐一地收拾掉。这里应该指出，在当时的革命派的心目中，文学社、共进会以至同盟会这些革命组织的作用只是为了发动起义，在起义胜利后，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武昌起义后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虽然如前所述，从总监察处的暂行简章可以看到，革命派想以“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的名义把自己结合起来，在政权中发挥某种特殊的作用。他们有时也以这种名义集会，共商大计，但是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共同政纲，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相反的，他们中不少人在开始感到胜利在握的时候就各自争夺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因而同旧势力沆瀣一气，并且在自己内部互相倾轧，互相排挤。当战事实际上已经停止的时候，旧官僚、旧军人以及君主立宪派的绅士们，以黎元洪为中心加倍地积极起来了，而革命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更紧张起来了。这样就决定了革命派的涣散瓦解。武昌军政府中一直由革命派掌握的机关是军务部。军务部的三个部长，就是原来的共进会的孙武、张振武和原来的文学社的蒋翊武，当时人们称他们为三武。三武之间互争雄长，各不相下，“如委一军官，三人都要委派，平均势力。”①共进会的刘公主持下的总监察处和三武之间也是有矛盾的。蒋翊武在汉口、汉阳失守的情形下担任总司令，对稳定局势起过一定作用，但在和局已定时，刘公的总监察处召集会议，决定蒋翊武不应再任此职。黎元洪当然接受这个意见。从此蒋翊武连军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也失去了。后来在1913年，由于参与反袁世凯的斗争，蒋翊武在广西被杀。另一个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也因和孙武相互倾轧而不能立足，由黎元洪以购置军火的名义派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页386—387.①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页287.到上海去了，到了1912年8月，黎元洪在北京借端把他杀死。军务部部长孙武则同黎元洪的亲信相勾结，巴结黎元洪而擅权跋扈，引起了革命派中许多人对他的愤恨，1912年2月，一些军官，其中主要是原来的文学社社员，为反对孙武发动了一次武装政变，当时人们甚至称之为湖北的“第二次革命”。但是这其实说不上是革命，不过是一部分新的当权者中的内部冲突。利用这次政变，黎元洪杀死和赶走了在军队中的一些文学社社员，同时也解除了孙武的职务。孙武此人，一往不返地堕落下去，后来，袁世凯在准备做皇帝时，他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与的“义勇侯”的封号。至于刘公，1912年初黎元洪任他为驻襄阳的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官，这样就把这个似乎很有权力的总监察赶出了武昌。当时所谓“北伐”不过是空谈，在这左翼军总司令官麾下，“兵不满千，官多械少”①。刘公虽然还想在襄阳招兵买马，但是不久，黎元洪就以他并不是“军事专门人员”而是“政法专家”的理由要他交出了军队。他被遣送到北京成了袁世凯门下的“高等顾问”②。革命派的人们虽然拥戴黎元洪，至少不反对他，但是这些人以革命首义有功的资格在他座位前指手划脚，仍是他所厌恶的。革命派在武昌政权中的地位终于在起义后不到半年间就彻底地消失了。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跑开，剩下的也同反动势力同化了。革命派没有能力保持住经过他们的奋斗而夺得的政权，只能听凭由他们自己扶上宝座的黎元洪来摆布他们的命运。这时，黎元洪反过来摆出了民国栋梁的功架，利用革命派的弱点而大肆攻讦说：“不意专制政治尚未尽除，而假共和以遂私图之事，迭次传闻。或假之以谋私利，或假之以报私怨，或假之以蹂躏商贾，或假之以侵损人权。种种怪状，人道何在？是又岂起义时我同志始愿之所及哉！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固有识者之言。某等敢进言曰，共和国立，革命军消。盖以破坏易而建设难。不如此，不足以收尽全国之俊杰，而共救时艰“①。照黎元洪的说法，第一步应当是”革命党消“，第二步应当是”革命军消“。他提出这样的说法是不足怪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革命的果实落到他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手里。但是应当看到，当时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办事的。①《武昌开国实录》下册，页58.②同上书，页59.①《致中央及各省消除私念》电，见《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一，上海广益书局1914 年版，页35.第二十四章革命浪潮中的各省风云（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短命政权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除湖北以外其他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由于各地方的群众革命力量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发展不平衡，由于革命力量以外的各个社会势力（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和立宪派资产阶级势力）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对付革命，所以在各个省份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一般说来，一个省的省会的情况可以代表、或起影响于全省各地，但实际上，许多省在省会以外的各地出现了各不相同的复杂情况。这里，主要根据各省在革命浪潮中省政权的演变情形，把它们分成几种类型。湖南和贵州是一种类型。在这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群众性的起义，推倒了旧政权，建立了以自己为主的政权。但是他们的政权不能保持下去，不久就被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反革命政变所篡夺。资产阶级立宪派在起义胜利声中表示和革命派合作，但随即就充当了扼杀革命派的凶手。先说湖南。长沙起义的领导者是焦达峰（1887—1911）。他是湖南浏阳人，出身地主家庭，十八岁加入哥老会，并在长沙高等普通学堂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1906年去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并且是共进会的组织者之一。共进会原来指望湖南、湖北同时发动。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焦达峰开始在长沙建立机关，主要从事联络会党，也做学界和军界中的工作。湖南的争路权的运动，像四川一样，立宪派的绅士们起了领导的作用。以谭延闿为议长的省谘议局成为争路权的中心机关。宣统三年（1911年）春，湖南的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坚持粤汉铁路商办的主张，反对清朝断送主权借外债筑路。这年四、五月间，为了抗议清朝的所谓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长沙举行万余人的集会，修筑长沙到株洲段铁路的工人停工进城，参与到巡抚衙门的请愿，各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罢课。由于清政府坚持卖国政策，立宪派中的有些人和在立宪派影响下的群众趋向于同革命派合作，接受革命的主张。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长沙时，革命派立即策划响应。这时，驻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协中，已有不少士兵参加革命。协助焦达峰做军队工作的，主要是曾在湖南新军中任排长，因有革命倾向而被开革的陈作新。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等人同省谘议局的议员董锳、左学谦等立宪派人士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发难的办法。这些立宪派人士赞成发动新军起义，但认为一定不要“扰乱秩序”，反对运用会党力量，而且主张以巡防营统领黄忠浩为起义后的都督。这种主张是焦达峰等人所反对的①。湖南巡抚余诚格感到新军内部不稳，把黄忠浩的巡防营看作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决定把全部新军限期撤离省城。这使得革命派不能不在浏阳、醴陵一带的会党力量尚未应召赶到长沙来的时候，马上发动起义。九月初一日（10月22日），即在武昌起义后十二天，焦达峰、陈作新领导长沙城外的新军几个营的士兵武装进城，占领了巡抚衙门。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听长官的指挥，不发一枪阻拦。因此，起义迅速地取得胜利。黄忠①《湖南省志》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页288.浩和其他几个坚持反对革命的官员被起义兵士杀死，巡抚余诚格逃走。立即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这些年青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有很高的革命热情，他们在能够取得胜利的时候是敢于取得胜利的。在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他们当然不应当拒绝本来主张君主立宪的绅士们来参加革命；但是他们不懂得如何在同这些并不真正主张民主革命的人们合作中保持革命果实。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宣称：“文明革命与草窃异，当与巨家世族、军界长官同心努力而后可”①。在革命派的都督府旁边成立了一个以谭延闿为院长的参议院。这个参议院的规章中说：“参议院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②根据这个规章，凡是都督府的命令必须先经参议院决定，然后都督盖印，由参议院发交各部执行；如果遇到都督和参议院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只要参议院坚持自己的意见，都督就必须让步。这个参议院实际上就是原来的谘议局，规章中并没有“议员”如何产生的规定，却写上了一条：“参议院须增加议员时必经本院之认可”，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巨家世族”以外的人参加进来。焦达峰等人承认谭延闿的参议院自己规定的章程，也丝毫没有想到改变参议院的组成。由武汉到达长沙的谭人凤叙述当时长沙的情形说：“都督府组织一参事会，总揽全权，都督欲拍一电，亦必经该会盖戳，始得发行。为会长者，即谭延闿也。参谋部亦与该会联，不归都督节制。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①。这是很有意味的事。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都把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理想，他们以为只要建立一个有权的议会，使行政机关向议会负责，那么不论黎元洪或袁世凯当政都不要紧。本着这种想法，同盟会的著名活动家之一宋教仁曾到起义后的武昌，写了一部《鄂州约法》，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的宪法（但只是一个省的）。这部《鄂州约法》并没有施行，不过是一纸空文。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时期并未见于实际。只是在湖南，出现过一个有权有势的议会。但是这个议会并不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而倒是反对这个革命的！焦达峰、陈作新虽然没有物色一个湖南的黎元洪来当都督，但是不敢反对谭延闿的参议院，为了取得有名望的绅士们来和自己合作，甚至宁愿削弱自己的领导权，结果使自己成了“笼中之鸟”。到底还是谭延闿这样的角色厉害，他们在焦达峰当都督的时候，利用议会来控制革命派，到了焦达峰被杀掉而由谭延闿任都督的时候，就把参议院取消掉了。有位历史学家在1935年所著的书中评论这段历史事实时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治”精神。他说：“湖南初奉焦达峰为都督，谘议局以其举措乖谬，谋削其权，公举谭延闿为军政部长（开始时谭有过军政部长的名义——引者），继设参议院，凡募兵给饷，任免官吏，概须经其议决，方得施行，而焦达峰无如之何。此种精神惜未充分发展，政府后亦不肯奖进，以致今日人民尚无切实参政之机会，惜哉？”②这种看法完全背离了事情的实质，把反革命的湖南参议院当成了“民治”的模范。①子虚子：《湘事记。军事篇一》。《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页148.②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商务印书馆1912 年5 月版，页8—9.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三期，页53.②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1 年版，页617—618.焦达峰、陈作新的政权只维持了十天。谭延闿勾结了新军第五十标的一个营长梅馨在11月1日发动兵变，杀死焦达峰和陈作新。谭延闿立即出任湖南部督。他采用两面派的手法，一面把焦陈被杀归罪于“乱兵”，下令厚葬死者，亲往灵前致哀，一面又出布告说：“照得焦陈都督，实为土匪巨魁。误入该贼圈套，湘省大事几危。业经就地正法，并择妥人挽回。所有都督事务，谭绅组安施为（谭延闿，字组安——引者）。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公共图维“①。在这次兵变以前，绅士们已经散布流言说，焦达峰是个土匪头子，并不是革命党；甚至说，留学生焦达峰早已死了，现在的焦达峰是光绪三十一年参加萍乡、醴陵暴动的会党头子姜守旦冒充的。焦达峰、陈作新之所以失败固然由于他们幼稚、缺乏经验，看不透谭延闿这类人的阴谋，而最根本上的原因还是在于他们并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虽然依靠一部分新军发动起义，并在起义胜利后立即以原有的新军为基础招募新兵，扩编军队，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住军队。他们所有的最大的群众力量是旧式的会党组织。湖南各地的会党组织在知道与他们有联系的焦达峰作都督后，以为哥老会已经当权，他们纷纷攘攘地拥进长沙，跑到都督府里乘。当时人描写说：“其都督署中漫无规则，有呼之为焦大哥者。”②革命派得到会党力量的支持，这使立宪派资产阶级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旧式会党毕竟是落后的靠不住的力量。在看到焦达峰、陈作新被杀后，许多会党分子跑出长沙城，散归各地。各地虽然还有些不服谭延闿的会党力量，但他们或者被谭延闿以武力压服，或者只是在当地按照他们向来的做法进行些无关大局的活动。湖北的汤化龙听到谭延闿就任湖南省都督，打电给他说：“闻公出，钦喜无量”①。谭延闿和汤化龙一样，本来是站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立的立场上的，他的手上还染着革命党人的血。以后，他在蒋介石国民党中被尊为“元老”。在贵州，革命派同立宪派间发生了更加复杂的斗争。辛亥革命前已经有贵州自治学社和贵州宪政预备会这两个带有政党性质的社会团体，它们在教育界、新闻界，并在各种社会政治活动中互相对立，互相攻击。自治学社成立于1907年，带有资产阶级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是它的骨干，也有一些官员、地主绅士、资本家参加在内，主要领袖是张百麟。它同贵州各地的哥老会组织有广泛的联系，但它本身是一个公开合法的组织。宪政预备会则是由地方上有声势的与官场互通声气的绅士们组成的，它的主要人物任可澄、戴戡出于梁启超门下，有不少会员曾在日本参加过以梁启超为灵魂的政闻社。一个回忆录的作者说：“两派成员，自治学社中寒士和青年学生居多，而宪政预备会则是官绅居多”②。两派的政治倾向，一派接近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派属于康、梁的君主立宪派。不过自治学社的领导者们只是与同盟会有联系，并不是明确地抱着革命目的进行学社的活动。他们参加了贵州省谘议局，并且经过竞争，在谘议局中取得了比宪政预备会更多的席位。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不是他们预期的步骤。上引回①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6.②同上书第二编，页5.①《辛亥革命资料》第六册，页154.②张彭年：《贵州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页444.忆录的作者指出：“细按贵州辛亥革命的真实动力，与其说是领导者的发纵指使，无宁说是群众推动领导，还符合事实些”③。贵州省城的起义，发生在11月3日，上距武昌起义二十四天。这其间，已有几省宣告独立，尤其是邻省湖南（10月22日）和云南（10月30日）的独立，震动了贵州。自治学社本来没有武装起义的准备，这时加紧在官方的军队（新军、巡防营、陆军小学堂等）中进行联络工作。宪政预备会的绅士们向贵州巡抚沈瑜庆密报可能发生事变，主张捕杀自治学社的领袖们。沈瑜庆不敢立即这样办。下层群众情绪激昂，官方可能采取镇压措施，这种情势迫使自治学社的领袖们不能不采取行动。正在他们议论何时和如何发动起义的时候，陆军小学堂学生自动宣布起义。这些学生都是十八岁左右的青年，一共有二百多人。新军第一标是当地最强的兵力，兵士们表示支持陆军小学堂的学生的行动。甚至巡抚衙门的卫队也受到革命潮流的影响，拒绝把枪口朝向起义者。巡抚沈瑜庆发觉自己手里没有任何可靠的兵力，只好宣布把军政大权交给谘议局。这样，在一个夜里，起义就轻易地取得了胜利。11月4日，自治学社的领袖者召集各方人士在谘议局讨论成立新的政府。他们提出了建立“联立内阁”的原则，由各党派团体，包括立宪派在内，推代表参加政府。正副都督由杨荩诚和赵德全担任。杨荩诚原是新军第一标的副标统（副团长）。原标统（团长）一直坚持与革命对立的态度。这个副标统虽然事先也和革命没有关系，但在起义开始后表示站到革命方面来。赵德全是新军中的一个队官（连长），和自治学社的关系较深。军队归正副都督统领，而另设枢密院总揽政务。由自治学社的领袖张百麟担任枢密院院长，而以立宪派领袖任可澄为副院长。自治学社的另一领袖黄泽霖任巡防总统。在起义成功后，全省各地和自治学社有联系的哥老会组织纷纷武装起来，他们编成巡防军，所谓巡防总统就是统率这些队伍的。原来的谘议局改称为立法院，议员和议长都是原班人马，在这中间，自治学社是占有优势的。这样，在贵州，就出现了在自治学社领导下，也就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的新的政权。但是革命派领导的政权是不巩固的。第一，在起义前夕，自治学社在全省拥有社员一万四千人之多，但是在起义胜利后，它和群众的联系不但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当权的领导者没有执行什么有利于广大群众的政治措施，他们实际上成为一个谋取私利的宗派集团。第二，自治学社的领导人根据当时流行于革命派中的所谓“军民分治”的想法，把军队交给旧军官去统领，自己放弃了军权。虽然他们以哥老会组织为底子组成巡防军，企图以此作为自己的基本武力，但是哥老会组织不经过真正的改组，是不能成为可靠的革命武力的。许多哥老会分子利用革命给他们的合法地位进行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更加败坏了革命派的信誉。而且立宪派绅士们也大肆联络哥老会，公开提倡成立“公口”（当时贵州的哥老会的组织称为“公”，如“皇汉公”、“斌汉公”等），一时造成了在省城和外县“公口林立”的现象。立宪派这样做是为了搞乱自治学社领导的政权。这种情形更证明哥老会这种落后组织是可以为反革命所利用的。第三，如何对待立宪派，在自治学社里开始时有两种主张：有人主张排斥立宪派，有人主张合作，张百麟支持后一主张。但是所谓合作，实际上成了纵容反革命势力的发展。在起义以前，清朝巡抚曾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页445.根据立宪派的建议，为镇压革命而组织了一个保安营，又从兴义调来地方豪绅刘显世所率领的民团。由于起义迅速发动，保安营和刚开到贵阳的刘显世的队伍都还来不及武装起来。自治学社的领导人竟容许刘显世和保安营的组织者郭重光都参加到新政府中来，而且以充分的枪械发给这两支队伍。郭重光是个退职的官僚，他纠合一些大地主、大商人成立了一个名为“耆老会”的组织，表面上酒食征逐，实际上进行政治阴谋活动。革命派也有人主张取缔耆老会，而张百麟却说：“民主国家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区区一会，即怀异志，亦何足患”①。郭重光为立宪派出谋画策，鼓动他们起来推翻自治学社的政权，耆老会实际上成为反革命势力的核心。自治学社领导的政权维持了三个月。根据郭重光的主意，立宪派花钱收买了黄泽霖所统巡防军中的一些官兵，他们在1912年2月2日袭击张百麟和黄泽霖的住宅，黄被惨杀，张侥幸逃脱。这时都督杨荩诚已带兵出省，代行都督职权的副都督赵德全却和立宪派相勾结。于是张百麟只好只身逃离贵州。自治学社的主要领袖一死一逃，自治学社的政权就开始瓦解。也是根据郭重光出的主意，立宪派派人到云南求援兵。云南独立后，当权的是立宪派。在杀死黄泽霖的事变的一个月后，唐继尧率领的云南军队以假道入川进行北伐的名义开进了贵阳，并且立即实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把所有还在贵州军政府中求苟安的自治学社的人以及接近自治学社的人都赶下台来，连已经背叛自治学社的赵德全，不但也失去了代行都督的地位，而且还被捕杀。在贵阳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政府。耆老会的郭重光、宪政预备会的任何澄等人都担任要职。和自治学社有关系的军队全部相继被解散，属于自治学社的人，许多逃亡出省。在省城和各县，当局按名册逮捕自治学社社员，许多人被杀害。贵州自治学社在取得政权以前，是虎虎有生气的一个组织，但是掌握政权三个月后却一败涂地，在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前面毫无一点招架之功，这里充分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起义期间，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因此他们显出巨大的声势，但是到了民主共和在形式已经产生的时候，他们就再没有什么足以引起群众热情的口号和行动，这时，君主立宪派也表示可以承认民主共和的形式。所以，究竟是革命派当权还是立宪派当权，群众对这样的问题已经漠然置之了。资产阶级立宪派从革命派手里夺取了权力以后，是否由自己独占呢？并不是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后面站着封建地主阶级。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利用立宪派来篡夺革命派的政权。贵州的耆老会和立宪派的关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湖南的谭延闿以立宪派的身分混入革命，在他以狡诈的手段登上都督的宝座以后，他就成了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立宪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将进一步谈到。①黄济舟：《辛亥贵州革命纪略》。见《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页165.（二）资产阶级立宪派也不能保持自己的政权云南、浙江、四川有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力量，也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二者间没有像湖南、贵州那样发生流血的冲突，而是合作地进行了起义和独立运动。因为立宪派愿意参加推翻清朝的统治，所以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合作是有基础的。但是革命派没有能在这种合作中掌握领导权。虽然在省内局部地区建立了以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就全省来说，居于领导地位的是立宪派，革命中产生的政权也就直接落到了立宪派的手里；而且由于立宪派也没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政权，一些代表旧势力的实力派迅速地利用局势，取代立宪派而成为当权者。这是第二种类型。在云南，西部的腾越（今腾冲）先发生了革命。革命的领袖张文光是当地的巨富，曾在缅甸经商，1908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他联合当地驻军中营以下的一些低级军官，在10月21日举行武装起义，杀死了清朝的腾越镇总兵等官员。起义胜利后正式建立政权，张文光称为滇西军都督。这是一个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政权，但不是全省的政权。三天后，10月30日在云南省城里也响起了起义的枪声。昆明的起义是由新军中的军官们发动的。云南有新军第十九镇，下辖第三十七协驻昆明，第三十八协驻大理、腾越一带。第三十七协协统是梁启超的著名学生蔡锷（1882—1916）。他领导了这次起义。他是一个有初步民主思想的爱国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同他的老师一致的。和他合作组织起义的有一群团营级的军官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有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会员在云南新军中进行活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五百多人中，早已秘密传阅同盟会的宣传革命的书刊，并有同盟会的秘密组织。要求革命的风气也感染到新军的士兵群众中。当时人的回忆录中说：在武昌起义两个月前，有个新军中当排长的同盟会会员向蔡锷“直说革命情形，望蔡锷同情”，蔡锷表示，“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一到绝对同情”。这个回忆录的作者认为，“由此可见，蔡锷当时对同盟会员进行的革命活动，内心虽然拥护，但仍留有余地”①。到了武昌起义后，蔡锷认为时机已到的时候，同盟会组织支持蔡锷的领导。讲武堂的教官和新军的军官有不少是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蔡锷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三期士官生。1905年后，在学军事的留学生中，参加革命组织成为风气，第四期以后各期士官生有很多人随大流地加入同盟会组织。但是他们并不都是真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立场，在回国后一般地与同盟会脱离关系。他们中有些在革命后掌握军权的人，成了代表反动势力的军阀。由于他们曾和革命党有过关系，因此他们懂得在革命浪潮起来时要抓住时机。在云南参加起义的军官多半就是这样的人。例如上述率军到贵州镇压了自治学社的唐继尧就是在日本参加过同盟会的第六期士官生，他在云南起义前是蔡锷的新军第三十七协中的一个营长。昆明新军的起义很顺利地取得了胜利。第十九镇镇统（师长）锺麟同抵抗失败，被杀。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俘，后来被礼送出境。成立了云南军政府，蔡锷任都督。这时，腾越的政权和昆明的政权形成对立的局面，双方在大理附近发生了军事冲突。经过协商，张文光承认昆明的省政权，由昆明方面委①詹秉忠、孙天霖：《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册，页432.派张文光为腾越地区的军政长官。在日本的梁启超曾寄很大希望于他的学生蔡锷，以为他既夺得云南，就有可能开辟一个立宪派的天下来，他授意蔡锷“运用滇军，兼并川鄂，雄踞长江上游，以观天下之变”①。蔡锷的军政府虽然在省内并吞了革命派的滇西军政府，在省外还派兵到贵州消灭了那里的革命派势力，又派兵到四川，在川西南扫荡下层群众的“同志军”的力量，但是梁启超的希望没有能实现。蔡锷渐渐控制不了部下的各抱野心的军人。贵州的唐继尧固然已不受他节制，他在云南也受到部下的两个师长的挟持。所以人们说：“蔡锷形同傀儡，而当权者为李鸿祥、谢汝翼”①。李、谢二人都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辛亥革命起义时是营长，起义后迅速升任为师长。滇西的张文光因为李、谢二人的排挤，不安于位，在1913年5月自请解职，在他快要离开腾越时，唐继尧、谢汝翼派人把他杀死在澡塘里。这年冬天，蔡锷也被迫离开云南，他只当了两年云南都督，一些新起的封建军阀代替了他的位置。浙江省也是由革命产生了以立宪派为都督的新政府。革命派的光复会在浙江影响较大，但自经1907年秋瑾、徐锡麟的失败后消沉下来了。1909年后，有些老光复会员又在浙江活动起来，他们除了像过去一样联络会党分子外，又加强了同军界的联系。新军第二十一镇所属第四十一协驻在杭州，在辛亥革命前夕，它的团、营级军官都表示赞成革命。11月4日，即在武昌起义后二十多天，这些军官领导全协士兵发动了起义。浙江巡抚增韫被俘，镇统、协统逃跑。这次起义并不是光复会有组织地准备的，参加起义的军官们也只是看到大势所趋，想从革命中找个人的出路。起义的第二天，就由地方士绅们把当时在上海的汤寿潜请来，当了都督，宣告革命的胜利和军政府的成立。汤寿潜原来是浙江省谘议局的议长，又是正在修建的沪杭甬铁路的总理。他是请愿立宪运动中的一个知名人士。在一些光复会会员和参加起义的军官们的会议上讨论都督人选时，和秋瑾合作过的会党头子认为汤寿潜曾赞同杀害秋瑾，不应当推他当都督。一个在起义前夕参加光复会的知识分子坚持推汤寿潜，他说：“湖南焦都督就职三日（其实是十天——引者）即被推倒，舆论颇多批评，浙省若再演倒督恶剧，国人将视光复义举为争夺权利，有碍革命进行”①。这是说，如果浙江由类似焦达峰的人当都督，将难免“再演倒督恶剧”；也就是说，从湖南的立宪派人篡夺革命果实的悲剧所取得的教训，是本来应当把政权交给立宪党人。但是手里没有军权的汤寿潜上台后两个多月就自动辞职了。都督的位置辗转落到了朱瑞的手里。此人在起义前是新军第四十一协的一个标统（团长），他利用参加起义而使自己上升为实力人物。在浙江省省城起义后，全省十一个府相继成立军政分府。把持各军政分府的，有的是旧军官，如宁波是原第四十一协的协统（旅长），有的是当地的地主绅士，也有原来和光复会有关系的会党头头。鲁迅那时正在绍兴，他描写绍兴光复时的情形说：“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①陈恒安：《贵州军政府枢密院电稿摘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71.①新加坡《国民日报》，《记云南张君文光死事》。转引自《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页126.①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资料》第七册，页156.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②绍兴先是本地士绅成立军政府，然后从省里来了王金发的军队。王金发是和光复会有关系的一个会党头子，所以鲁迅文章中说他是“绿林大学出身”。他当上了“王都督”以后，完全溶化在旧势力中间，说不上是革命派了。但他仍不容于省里的当权势力，不久后他被朱瑞所杀死。在四川，情形复杂得多。前面说过（见第二十二章第四节），在武昌起义前，四川已发生资产阶级立宪派领导的争路权的运动，这是进步的爱国群众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拘捕了为首的九个绅士，并在省城内造成了屠杀群众的惨案，这样就激起了全省各地的“袍哥”为主力的群众性骚动。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乘机进行活动。分散在省城和各地的同盟会会员虽然不少，但他们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力量。成都的新军第十七镇有一个排长叫夏之时，在日本留学时加入过同盟会，回国后仍和同盟会有联系。11月5日，他在成都东南约五十里的龙泉驿鼓动了几个排的士兵宣布革命，夏之时被推为革命总指挥。他们往东经简阳、乐至、安岳、潼南而奔向重庆。有一些参加同盟会的知识分子在重庆城里活动，里应外合，把夏之时的部队迎入城里。这样就在11月22日光复了川东的这个重要城市。在这里成立了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军政府都督是同盟会会员，原任中学堂监学的张培爵，副都督是夏之时。蜀军政府的宣言文告完全是用同盟会的主张。这个军政府虽然渐次把统治权扩展到了附近若干州县，但还不是一个全省的政权。在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五天，省城里也出现了政权的更替，但这里一点也没有革命气息。四川总督赵尔丰在10月30日已把扣押起来的立宪派绅士们释放出来。这些绅士们得到自由后立即发表《告全川人民请停止战斗》宣言，他们说，由于政治局面已发生很大变动，向外国借款筑路的合同当然作废，所以保路同志会的预定目的已经达到，“现在惟应力返和平，以谋将来之幸福而已。若犹冒进不止，必至使祸毒日延日广，大局日坏日甚，川人身家之灾，愈久亦愈惨，则岂当初之宗旨哉！”①在群众的斗争已经远远越出“保路”的范围的时候，立宪派绅士想以这种呼吁来熄灭革命的火焰，当然没有任何效果。各路保路军继续紧紧围困着成都城。赵尔丰看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方法控制四川的局面，就和立宪派绅士们进行谈判，在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下把政权转让给这些绅士们。11月27日，赵尔丰发出文告，说是“特与将军、都统、提督军门、司、道以下各官，绅商学界诸人，协商一致，以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谘议局议长蒲殿俊，设法自治。”②就在这一天，成立了“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这个军政府的文告中说：“基于世界之公理，人道之主义，组织共和宪法，以巩固我大汉联邦之帝国”③。既说是“共和”，又说是“帝国”，这是最明显的君主立宪派的口吻。军政府的都督由蒲殿俊②《朝华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页282.①《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489—490.②同上书，页509.③同上书，页511—512.担任，而副都督是赵尔丰的亲信，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这实际上是立宪派绅士和封建势力的联合政府。为了使赵尔丰愿意出让政权，蒲殿俊等绅士还同意赵尔丰带兵到川西打箭炉（今康定）去“办理边务事宜”，并承担给以兵饷和行政经费。不但如此，他们还同意，在宣布四川独立后，赵尔丰可暂不离开成都，“以便（新政府）遇事商求援助指导”④。赵尔丰的这一着是很狡猾的，他把烫手的栗子交给立宪派绅士，而使自己处于超然地位，还可以根据局势发展，在可能时重新取回出让的政权。他的这一着又有对付奉朝廷之命率军入川的端方的作用。端方的军队这时已到达重庆、成都之间的资州（今资中），朝廷默许他到达成都时接替赵尔丰的职位。不过在成都宣告独立的后一天，资州发生兵变，端方的脑袋被士兵们砍掉了。蒲殿俊只当了十天都督。12月8日蒲殿俊检阅巡防军，在赵尔丰唆使下，士兵当场哗变，散到全城各处抢劫。当时在成都的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说：“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①驻扎在城外凤凰山的新军，有一部分被调进城弹压，但他们一进城也跟着一起抢劫。城里“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了所谓“自卫团”，既参与抢劫，文自称“保卫街邻”，捉拿满身载着赃物分散的士兵。接着各县的“保路同志军”也成群结队地拥入成都。郭沫若这样描写“同志军”的军容：“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锏、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以至“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②。这些同志军本来是由于立宪派绅士们倡导保路运动而唤起来的，但它起了远远超过绅士们预期的作用。郭沫若指出：同志军手里的可笑的武器事实上是“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葬送了清庭的原动力”③。但是这时没有人能够领导这种自发的力量。立宪派的绅士固然不能，在四川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领导不了，不能赋予这种自发的力量以明确的斗争目标。自发的群众无秩序地拥进成都城里，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要干什么。在这种无政府的状态下，蒲殿俊的政权垮了台，朱庆澜因为指挥不动新军，跑掉了。赵尔丰虽想乘机复辟，也做不到。成都有一些知识界中的同盟会员，在蒲殿俊的政权成立时就开会发宣言反对，现在是他们上台的好机会来了。问题是他们依靠什么力量。立宪派的失败的经验使他们看到必须有实力，但也使他们不敢号召群众力量。他们投身到了一个拥有实力的叫做尹昌衡的当权者的身旁。此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六期毕业生，在日本时参加过同盟会，因此算是同革命有点因缘，但正如郭沫若所说：“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①尹昌衡乘此时机攫取了都督的宝座，而以立宪派绅士的领袖人物之一，原谘议局④同上书，页504.①《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页251.②同上书，页252.③同上书，页253.①《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页256.的副议长罗纶为副都督。同盟会会员董脩武、杨莘友等人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要职。这个政府形式上好象是实力派军人和立宪派、革命派的联合政府，但它其实是从革命风潮中产生的反革命政权。在这个政府中的立宪派已不成其为立宪派，革命派也不成其为革命派，他们一致拥戴尹昌衡这个实力人物，因为只有他有能力稳定秩序，镇压那些使地主、资产阶级如此恐惶不安的自发的群众力量。尹昌衡的政府成立后一方面杀掉了赵尔丰，一方面发出了“坚决镇压破坏分子”的文告②。它用镇压和收编的双重方法把在成都和省内各地的同志军平息了下去。剩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对待重庆军政府。当时在四川也象其他有些省一样，群雄蜂起，同时并列着许多都督，但在省城外最重要的是重庆的军政府。成都方面用军事威胁和政治谈判终于使重庆方面让步。1912年3月，重庆的蜀军政府取消，都督张培爵到成都取得了个副都督的名义，副都督夏之时卸任出洋。于是四川在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风潮后终于统一到了代表封建地主、买办的军人尹昌衡的手里。不久后，尹昌衡为另一军人胡景伊所排挤，那是实力派互斗，同辛亥革命无关了。在最早换旗号的湖北和湖南这两个省份中，革命派的起义胜利后，立宪派都被邀参加政权，这个事实大大地鼓舞了各省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他们本来以为，向清朝朝廷请愿、要求，是进入政权的方便道路，现在他们发现，在新的形势下，完全可以利用革命而进入政权。有个历史学家在评论辛亥革命时写道：“还有一件大可注意的事，就是各省的响应独立，虽由革命党人运动发难，而各省谘议局的立宪党人，无不加入革命动作。除了他们的言论指导者梁启超，尚在海外发‘虚君共和制’的议论以外，国内立宪派的人物，或任革命政府的民政长（如汤化龙），或任革命政府的都督（如谭延闿），或任其他职务，竟没有一省的立宪党人与革命党作敌对行动的。”①现象确是如此，但只说出这种现象，并没有表明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真正作用。中国的地主阶级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中，他们不但积累了许多镇压农民革命的经验，也积累了许多篡夺农民革命果实的经验。资产阶级立宪派同地主阶级联系密切，他们很多人是从地主阶级脱胎而来的，他们继承了地主阶级的政治经验，并且把这些经验和从西方资产阶级学来的一些东西结合起来。他们在辛亥革命中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一方面他们又不是那种“初出茅庐”的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很容易得到一切旧社会势力的信任。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而成为辛亥革命中的重要角色。在上一节所说的湖南和贵州，立宪派充当杀戮革命派的刽子手；在这一节所说的云南、浙江、四川，立宪派抢先使革命的果实落到自己手里，甚至抢先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但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毕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用立宪派来欺骗革命派，并且利用他们的手来攫取革命的果实。看到革命浪潮汹涌难挡，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就后退一步，让资产阶级立宪派暂时站到第一线去起抵制革命的作用。某些拿到了一省政权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虽然野心很大，但他们的政权并不能较久地保持，②《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513.①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3 年版，页188—189.就因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革命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他们卷土重来，需要更强有力的工具，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政权也就被他们抛开了。云南的蔡锷虽然有军权，但也免不了这种命运，浙江的汤寿潜，四川的蒲殿俊就更不用说了。四川的情形最足以表明资产阶级立宪派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开始是因为同封建统治势力有利害冲突而想利用群众的力量，但他们所唤起来的群众运动却使他们吓破了胆。他们被封建统治势力利用来作为结束革命的工具。他们所主持的政权只能是短促的、过渡性的，过渡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反动的、合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需要的军阀政府。　　　　　　　　　　　　　　　　　（三）套上革命外衣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陕西和山西，革命后的政权直接落到类似于前面所说的从云南到贵州的唐继尧、浙江的朱瑞和四川的尹昌衡那样的军人手里。在革命前他们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地位，他们沾过革命党的边，靠革命而起家，成为割据一省的当权者。陕西的新军第三十九协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于10月22日在西安起义（和长沙起义同一天），协统手下的一个参谋官张凤翙成了大统领（以后和别省一样，改称都督）。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毕业生，虽加入过同盟会，但随即脱离，并没有参与革命活动。在就任都督后，他以原谘议局副议长郭希仁作为谋士。在陕西，有些知识界的同盟会会员进行活动，领袖人物是井勿幕，他们对新军的起义，起了推动的作用。但在新成立的省政权中，他们没有什么地位。陕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哥老会的势力很大。张奚若有个回忆录写了当时的情形。张奚若是陕西同盟会会员，在起义胜利后从外省回到西安，他写道：“到了西安之后，最感到意外的是除了张凤翙之外，所有要位都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中，……张凤翙没有实权，财政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①井勿幕等人原来和哥老会有许多联系，但这时当权了的哥老会头子已不把革命派放在眼里。张奚若说，他在西安待了两三个月，很失望，“同同盟会的人谈，大家都认为革命失败了。”这些同盟会分子曾利用哥老会群众所具有的革命性，但没有能力领导这些群众，克服由于胜利和当权而在他们身上滋长起来的弱点。井勿幕等人寄希望于黎元洪和黄兴，想“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当然这只是幻想。张凤翙既利用了哥老会的势力，以后又伺机杀死了几个不听他话的哥老会头子，逐渐把哥老会的力量改编成为七个旅又一个独立团，这样他就成了控制陕西的实力派。陕西省独立后，山西巡抚陆锺琦害怕波及山西，命令新军第八十五标从太原出发，去防守河东。这个标的第二营官兵多有受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的。他们领到子弹后，在10月28日夜里首先发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枪杀了陆锺琦和协统谭振德。城里还驻有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采观望态度，没有让他的部队参与起义。起义胜利后，军界人士和绅士们在谘议局召开会议，讨论成立新政府。由于立宪派人士、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的提议，阎锡山被推为都督。他是张凤翙同期的日本士官生，也曾在同盟会里挂过名。当时人记载说：“晋省自光复后，军政府一切计画及筹款事宜，阎都督必先商之梁君善济，斟酌再三，然后开议”①。十月下旬，清朝官军攻入娘子关，占领太原后，梁善济又倒到清朝官方那面去了。阎锡山向进攻的清军求和不成，采取了逃避战斗，保全实力的政策，放弃太原，带领部队仓皇逃往晋北。清朝虽然夺回了山西省会，但是山西各处仍有群众性的自发的起义行动，有些同盟会会员也坚持进行了斗争。依靠这种革命形势，阎锡山终于使袁世凯承认他为山西都督，在1912年4月回到太原。此后他成为从北洋军阀时期直到蒋介石国民党时期长期统治山西的土皇帝。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人物是很复杂的。有些城市中的流氓头子也混入了革命队伍。在上海、福州、广州，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用这种挂着革命招①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154.①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04.牌的流氓政客做他们的代理人，乘着革命的浪潮，攫夺了权力。在上海这个敏感的城市，革命的消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没有一家报纸敢违反群众的情绪而刊载革命失利的消息，如果刊出这样的消息，报馆立刻就受到群众的包围和责难。在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控制下的“租界”以外，清朝在上海的驻军只有淞沪巡防营等少数部队。这些部队的统领看到大势所趋，也不敢公开采取反对革命的立场。但是革命派向来只是把上海作为向全国其他地方进行活动的一个据点，并没有在这里做过群众组织工作。11月3日，带有自发性的以帮会力量为主体的群众起义攻占了江南制造局，由此上海就宣布了光复。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即陈英士）是上海帮会集团（所谓“青帮”）的一个头子，他又得到商界的领袖李平书（即李锺珏）等人的支持，一跃而成为上海军政府都督。陈其美还对江、浙两省抱有野心，但他并不去同已经在革命风潮中控制了这两省的旧势力作斗争，却把光复会著名领袖陶成章看做眼中钉。陶成章虽然有缺点，然而不失为一个忠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2月，他在上海遭到暗杀。暗杀的主使人是陈其美，执行人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是陈其美的部下，又是租界捕房的包探头目、著名流氓黄金荣的门徒。在福建，革命的果实也落到了有同盟会会籍的流氓政客手里。福州在光复时，当地的新军和旗兵（满洲军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满洲人将军朴寿战死，闽浙总督松寿自杀。12月5日成立的新政权表面上看来完全是由同盟会掌握的。都督府大纲规定：“都督府以都督一人、参事员十人组织之，概由中华同盟会推举”①。担任都督的孙道仁是驻福建的新军第十镇统制（师长），他在起义前三天参加了当地的同盟会组织。担任参事员的十个同盟会员中为首的是彭寿松，其人本是缉捕局局长。他既是同盟会福建支部的主持人之一，又另组了一个名为福建军警同盟会组织，这是旧式的帮会组织。彭寿松原来就是个帮会头子，他把城市中的流氓势力组织在自己周围。手里有军队的孙道仁在夺取政权前匆忙地加入同盟会，就是为了要使自己有一点革命的色彩，并取得彭寿松的流氓势力的合作。光复后不久，同盟会福建支部和福建军警同盟会宣布合并，由彭寿松担任会长。政权机关的参事会改组为政务院，政务院的总长仍是彭寿松。以孙道仁和彭寿松为首的政府，除了改变旗帜以外，并没有什么新气味。所以，这个政府刚成立不久，就觉得有必要发布这样的通告：“照得本军政府在闽起义，历经宣布树立共和政体宗旨，想尔等人民均所周知，现在假定设立省政府，（意为设立临时的省政府——引者）一切办理进行方针，仍以蕲达共和目的为准。查有少数之人，妄滋疑虑，散布谬言，甚至胆敢指本军政府办理方针与所宣布树立共和宗旨不合。……此等造谣生事，自示之后，悉应息绝，否则自干咎戾，本军政府决不姑恕。”①广州的独立是广州的绅商们在12月9日宣布的。在这天以前，省城以外各地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当时通称为民军）纷纷起来，都有奔向省城来夺权的趋势。广州的绅商们十分惊惶，他们在谘议局开会，决定“宣布共和独立”，并且请求两广总督张鸣岐担任都督。张鸣岐拒绝，他和其他一些主要官员都逃跑了。于是绅商们又决定请在香港的同盟会的名人胡汉民来当都①郑祖荫：《福建辛亥光复史料》，福建建国出版社1942 年版，页62.①《福建辛亥光复史料》，页89—90.督。半年前，同盟会曾经用武力夺取这个城市，遭到惨败，现在却由绅商们打开城门向革命派举起欢迎的旗帜了。胡汉民在10日到广州就任都督。绅商们本来以为有个革命党名人当都督，可以使各路民军安定下来，但他们立刻发现，胡汉民不过是个没有实力的空头革命家。各路民军的头子抱着个人野心，带领所部，纷纷进入广州，他们完全不受胡汉民的控制。其中最强的是陈炯明。他曾是广东省谘议局的议员，加入同盟会后，参与黄花岗起义之役，临阵脱逃。以后他到惠州一带联络帮会组织，自成一军。在广州，他和其他民军头子组成军团协会，他当会长。广州绅商看到陈炯明是个实力派，就把他推举为广东省的副都督。胡汉民在都督位置上只坐了一个多月，就辞职跑了。陈炯明继任都督。他利用军团协会的力量排挤胡汉民，而在他当了都督后立即解散了军团协会，并运用各种权术使各路民军的头子互相猜忌，逐一地解散了这些民军。陈炯明固然算是列名同盟会内的革命派，但实际上他的政权不过是广东绅商利用来结束革命形势，稳定原有的社会秩序的工具。以上这几个省都是套上革命派外衣的军阀和流氓政客在革命的浪潮中上升为当权派，这是各省风云中的第三种类型。　　　　　　　　　　　　　　　　　（四）旧巡抚穿上了新都督的外衣还有第四种类型，那就是原来的当权者，即清朝的地方的军政长官，在当地的地主绅士的拥戴下，摇身一变，变成了新政权的首脑。在武昌起义的影响下，江西九江的新军中的一些下级军官和兵士企图响应起义，但他们没有领袖，就请五十三标标统（团长）本来同革命毫无关系的马毓宝当领袖。有了湖北的黎元洪的先例，马毓宝同意了。于是他就成了宣布独立的九江军政府的都督。这是在10月23日，武昌起义后十三天。江西省城南昌的绅士们看到形势紧张，为了防止发生革命，劝告清朝巡抚冯汝骙宣布独立，但他不敢做这样的“大逆不道”的事。10月31日驻南昌的新军兵士和陆军小学、测绘学堂的学生们宣布起义。于是绅商兵学各界代表人士开会集议，推举新军第二十七协协统（旅长），也和革命党毫无关系的军人吴介璋为大都督，成立江西军政府。他们把原巡抚冯汝骙恭恭敬敬地送出了南昌。军政府通令全省说：“各道府厅州县所属各官，仍著照旧视事。……所有民事、刑事暨习艺所、监狱、学堂，一切地方行政，均著照常办理。“①也就是说，行政制度、官员、社会秩序一切照旧。在这个军政府成立十天之后，由于军界内部的倾轧，吴介璋的都督位置坐不稳了。测绘学堂教员彭程万当了都督。拥戴他的人声称是黄兴在武昌委派他当江西都督的。但他没有军队，所以他只在都督宝座上坐了九天。九江的马毓宝率兵到省城，受到绅商的欢迎，彭程万只好辞职，马毓宝成了全省的都督。属于这一类型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和广西两省，这两省都是由清朝的巡抚，本省最高的军政长官宣布光复。在苏州的江苏巡抚程德全10月26日报告北京清朝政府说：“自武昌失陷，苏省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既虑革党之构煽，又防伏莽之窃发”②。他接受当地绅商领袖的要求，11月5日在巡抚衙门前挂上一块“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招牌。巡抚改称都督，革命算是完成。既然巡抚已经革了命，就不准别人革命了，所以这个新都督第一批发出的告示中说：“照得私藏军火，军法应干斩决；苏省独立告成，防范尤宜严密”③。程德全是个善于投机的官僚。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他以候补知县的身分在黑龙江，对于占领齐齐哈尔的俄国侵略军殷勤接待，侵略军对他很满意并表示信任。他在官场上由此发迹，一步步升到江苏省的巡抚。在辛亥革命中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民国创立时的一个要人。广西各地会党力量很多，在革命风潮中，他们纷纷起来进行武装活动。巡抚沈秉坤同其他官员和谘议局的绅士们商议，决定抢先宣告独立。11月6日夜里，他们在桂林城里竖起几百面黄旗，上写“大汉广西全省国民军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二十四字，第二天，这个清朝的巡抚就成了谘议局公推的都督，他宣布：“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改谘议局为议院”①。但沈秉坤没有掌握军权，三天之后都督职位被广西提督陆荣廷夺去，陆是一①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1.②《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页49.③同上书，页63.①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185.个地方实力派。安徽和山东也属于这一类型，但局势的发展有一些曲折。在安徽的省城安庆，11月8日，由谘议局的绅士们宣告独立。安徽巡抚朱家宝当都督，谘议局议长窦以珏当民政部长。安庆的军界和知识界中有些同盟会的革命分子，他们不承认这个军政府，推出了留日士官学生王天培当都督。朱家宝表面上退让，但迅速地组织力量赶走了王天培。革命派在安庆没有实力，就去江西请求援助。从九江来的军队和本地的军队在安庆互争雄长，造成了混乱的局面。朱家宝的都督也做不成了。绅士们一时甚至找不出一个可以当都督的人来，他们组织了一个“皖省维持统一机关处”作为临时行政机关。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当都督的人，那就是在上海的孙毓筠。此人是安徽人，清朝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1906年回国在南京被端方逮捕，态度立刻软化，投靠官方。虽然如此，革命派仍然承认他是老资格的同盟会员。这样的“革命家”当然是地主绅士们所可以接受的。12月下旬孙毓筠到安庆，以他为首的政权其实还是旧军人和地主绅士的政权。当时安徽省城以外各地已成立了好几个军政分府和类似的机关，它们都拥有武力，以革命的名义各自割据一方。它们的头领有真革命党，也有假革命党。为了发号施令，造成统一局面，在省城里有一个以假革命党为首的政权对于旧官绅来说，自然是有利的。济南绅商学各界人士，11月5日在谘议局开会，讨论“预备独立”。山东虽然有些同盟会员在活动，但并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势力。他们也有人参加谘议局的这次会议。会议的决定是请求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孙宝琦向北京政府报告说：“闻谘议局集会时，激烈党已形暴动，昌言即日宣布独立。经和平党劝解，改为劝告政府，以冀转圜。”①所谓“和平党”就是指上层的立宪派绅士。孙宝琦决定接受“和平党”的请求，11月13日宣布：“山东全省人民，自今对于清朝，断绝一切之关系”，“以山东全省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②。他在同一天电告北京朝廷诉述他的苦衷：他已被推为“总统”，“坚辞不获，且恐别滋事端，权宜俯允，冀保一时治安。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③。袁世凯当时已控制北京政权，正竭力保持他在北京的势力，所以除了直隶、河南二省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以外，又出兵山西占领太原，对于山东的即使形式上的独立也是不甘心的。他派了官员去协助孙宝琦，11月24日，孙宝琦宣布取消独立。因此，山东又回到了清朝的旗帜下。①《孙宝琦九月十六日致清内阁电》。见《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一期，页125.②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二编，页231.③《孙宝琦九月二十三日致清内阁电》。《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一期，页128.（五）“不准革命”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散布的革命思想，他们所发起的革命斗争，不能不在社会最基层的被压迫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革命动乱的时间越是延长，在广大基层群众中郁积着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积极性就会愈加迸发出来，以至完全搞乱现存的社会秩序，这是各地方的地主绅商所最害怕的。许多地方的起义的枪声一响，甚至起义的枪声还没有打响，原来的君主立宪派绅士们就表示赞成革命，地主阶级、买办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清朝的军政官员也摇身一变主张民主共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懂得，为了制止下层群众的真刀真枪的革命，不这样做是不行的。鲁迅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而写的《阿Q正传》这部小说中，特别写了“不准革命”一章，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真实。赵太爷、赵秀才、假洋鬼子等等，都不准下层群众革命，并为此迅速地设法弄了一个表示革命的“银桃子”挂在自己身上。为了发动革命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需要从下层群众中找力量，但是在他们感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时候，就不再理会这种力量，甚至也加入了不准下层群众革命的行列。从河南省的情形可以看到，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下层群众的革命热情，但并不能深入地、持久地进行组织和动员的工作。开封、洛阳等地的知识界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他们主要通过办学校来传播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后，他们也曾想依托新军军官的力量举行起义，但没有成功。当时的一个同盟会会员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河南的同盟会组织在辛亥年前本已在新军中建立了一些联系，但是在袁世凯重揽大权后，“倾向革命的带兵官多踌躇不前”，这是因为他们以为袁世凯当权就是汉族人当权，而且“袁世凯又是河南人，在军政界中不免沾亲带故，封建观念也就从中作祟”的原故。由于新军军官们不愿参加起义，同盟会组织“不得不转而依靠绿林力量和地主武装”①。11月下旬，同盟会河南组织计划发动一次进攻洛阳的行动，主要想依靠在嵩县的羊山占山为王的绿林的力量，他们为首的叫王天纵。嵩县的一个小学堂堂长石言是同盟会会员，他在豫西绿林中颇有声望，经过他的关系，同盟会组织派了在河南府中学堂当教员的刘春仁上羊山。刘春仁向王天纵和他的弟兄们宣说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武昌起义的情形，以及这次攻取洛阳的计划。和刘春仁一起上羊山的吴沧洲回忆说：“听了刘的讲话。他们都欢天喜地谈开了。有人说：”先杀洛阳知府，再杀河南巡抚，赶走北京皇帝，孙文坐了天下，我们都要当官，没有人敢说我们是土匪啦！‘有人说：“六哥（指王天纵）当了都督，我们就可以出头啦！’”②他们从这种认识出发，同意和同盟会合作进攻洛阳。由于清朝官方已经增兵防范，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发动①吴沧洲：《河南的两次军事行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五集，页369.②同上书，页363.起来。在洛阳地区有一个名为“在园”的农民组织③。建立这个组织的是住在洛阳东关下园的南大定，他是个菜农，并以染布为副业。他的住处同河南府中学堂相近，这个中学堂的教员和学生中有不少同盟会会员。他因此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染。他在下园创立的这个组织渐渐扩展开去，不但在洛阳城四关，而且在洛阳以外，直到伊川、孟津等县境内部有了这个组织。它的基本群众是农民，下园农民参加的达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些知识界中的同盟会会员也参加了它的活动。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影响下，南大定领导的这个农民组织确定以推翻清朝为奋斗目标。但是这个组织的性质基本上仍是一个旧式的江湖会党，所以它也叫大刀会或小刀会。接受新成员时采取“摆堂”的仪式，饮血酒宣誓入盟。首领是“大哥”，以下依次排下去，直到“老十”。各地组织，每月逢三、六、九或二、五、八等日集会，练习武功。“在园”组织的声势越来越大，引起了清朝官方警觉。1911年洛阳知府察知“在园”组织有在洛阳发动起义的苗头时，立刻向省里告急。从开封派来了军队实行镇压。南大定被捕，英勇不屈地就义。许多参加“在园”活动的积极分子或者被捕，或者逃亡，组织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这事发生在武昌起义的前夕。同盟会组织在11月下旬约定王天纵的部队进攻洛阳时，也同时发动了参加过“在园”组织的农民群众。但是没有任何同盟会员继承南大定把这里的农民运动坚持下去。这次进攻洛阳的计划流产以后，“在园”这个农民组织消失了，这里的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联系也断绝了。至于王天纵的那支部队，它以后活动在豫西一带，曾同陕西军政府所派一度打出潼关的张钫部队合作。在全国政权被袁世凯篡夺以后，羊山下来的大部分力量被编入分驻豫西各地的地方武装，称为镇嵩军。原来在河南的一个同盟会会员刘镇华任豫西观察使兼镇嵩军统领，他利用这些武力作为资本，投靠和效忠袁世凯，成了一个封建军阀。王天纵的几个大弟兄当了这个军阀的爪牙。王天纵本人被召到北京，当了袁世凯手下的官员。这种情况表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用革命呼声唤起了由破产的游民而变成的绿林好汉们，却不可能引导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河南是在袁世凯控制下一直没有宣告独立的一个省。至于那些宣告独立的各省，在革命胜利的欢呼声中，下层群众所遇到的也是“不准革命”的禁令，这种禁令甚至是伴以武力镇压的。在动乱程度最大、历时较久的四川，下层群众的革命力量所起的作用最明显，遭到革命后的新当权者的镇压也最厉害。在其他各省，都在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的不同形式的革命骚动。对于这些大量出现的、分散的、小规模的革命骚动，要一一加以叙述是不可能的。这里举几个典型事例也就足够说明问题了。江苏省城是和平光复的。但江苏各地却并不那么和平。在扬州发生了以孙天生为首的城市贫民和兵士的武装起义①。孙天生本是扬州的手工业工匠，失业后流亡到上海，接触到革命党。他在革命潮流高涨③杨依平：《略谈“在园”活动》。同上书，页375—381.①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的《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中有《孙天生起义调查记》一篇，这篇调查是访问了五十余位当年亲历扬州光复的老人后写成的，执笔者是祁龙威。同一书中还有其他几篇有关的记载。　　　　　　　　　　　　　　　　　的时候回到扬州，利用江湖会党关系，把驻防当地的旧式绿营军中的一些士兵鼓动了起来。在11月7日（苏州光复后两天）他率领城外的士兵们，杀官起义，鼓噪入城。许多城市贫民和游民聚集到他的周围。几个小时内，起义者摧毁了城内的全部统治机构。他们打开盐运使的库房和大清银行，让群众来分取银钱，又打开监狱放出了狱囚。第二天，孙天生以扬州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示，宣布三年不完粮，诸捐杂税全免，还禁止商人抬高米价肉价。没有知识界的人参加他领导的革命，为他写告示的是个做古董买卖的小商人。新都督孙天生身缠白绸，骑马巡街，并且传见巨商富户。封建性的盐商在扬州势力很大。恶霸、豪绅多半同盐商相勾结。他们本已准备象苏州一样地实行和平光复，孙天生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他们一面假意同孙天生商谈合作，一面散布孙天生是“冒充革命党”的流言。同时，由商会会长周树年出面邀请在镇江的徐宝山带兵来扬州。徐宝山本是盐枭头目，受清朝招安为缉私营营长。由于他凶狠残暴，绰号“徐老虎”。这时镇江已经光复，原新军第十八协的一个营长当了镇江的都督。徐宝山的部队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但已算参加了革命。他很想乘革命之机捞个地盘称雄一方，周树年的邀请正合他的意。扬州有些地主和商人不信任他，责问周树年说：“孙天生是假革命，徐宝山是否真革命？”但是周树年和其他巨绅豪富觉得孙天生比徐老虎更可怕一些，宁愿承认后者是“真革命”。徐宝山的军队进入扬州后，杀死起义军民七十余人，孙天生也被捕杀。徐宝山成为扬州军政分府的都督，周树年等人筹饷供养他。苏南的无锡、常熟、江阴三县的边界地区在1911年发生“千人会”的农民起义①。这年七月里这个地区大雨成灾，被剥削的饥饿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绅商囤积的粮食。在抢米风潮中产生了千人会这个秘密组织。武昌起义的风声传来，农民中间传说：“皇帝已经没有了，租米可以不交了”，千人会渐渐公开活动。三县交界处方圆二十里范围内的贫苦农民纷纷参加这个组织，他们宰猪喝血酒结盟，盟辞的主要内容是：“同心抗租，临阵退缩者当众处罚”。在江苏省城和平光复后，这三县也迅速成立了由地主、资本家、旧官员组成的新政府，无锡军政分府的首脑是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同盟会会员。这些新政府都采取保护地主阶级、反对造反的农民的立场，它们催迫农民照常交租。12月间，常熟的军警下乡到王庄逮捕了千人会领袖人物周天宝。千人会以锣声号召群众集中到王庄，捣毁了王庄的几个恶霸地主的住屋和他们所开设的商铺，并且在王庄城隍庙里成立司令部，张贴出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的布告。孙二、孙三都是兼做裁缝的贫苦农民，樊文涛是穷苦塾师。这时，江苏省境内自称都督的到处都有，但千人会产生的贫苦农民的都督是不被承认的。无锡、江阴、常熟三县的新政权，在苏州和上海的军政府的支持下派兵围剿千人会。手中只有锄头、钉耙、鱼叉、鸟枪的农民群众遭到了惨酷的镇压。千人会失败了。在群众的掩护下，孙二、孙三、樊文涛始终没有被捕，但是他们的声音再也听不到了。还可以拿山西省东南部的长治、高平的干草会为例①。干草会是当地农民自发的组织。“群众手持木棒，随带干草，黑夜行路，手持火把”，因此称①《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有《千人会调查记》一文及其他几篇有关资料。这篇调查记是1960 年扬州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乡土贤料调查队进行调查后写的，执笔者是祁龙威。①据1962 年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四辑中的《长治、高平的干草会》。为干草会。武昌起义、太原起义的消息传来后，两县的各乡干草会“用鸡毛传信，沿村传送”，号召会众，集合起来，要求免粮免税，并且放火烧毁了许多大地主的家。这时两县还是清朝的旧县官。不久，民国的新县官上任，地主们向县里省里控告干草会。官方根据他们的控告进行镇压。各乡被认为是干草会头头的人，很多被捕，受到酷刑，被判罚款，有的还被杀头。　　　　　　　　　　　　　　　　　（六）交战与议和前面已经说过（见第二十三章第四节），在袁世凯的军队占领汉口和汉阳以后，武昌军政府接受了袁世凯的停战建议，先是两个三天的武汉地区停战（12月3日晨到9日晨），接着是包括全国各省的十五天的停战（12月9日到24日）。除武汉以外，发生战争的地区，主要是北方的山西、陕西，南方的皖北和南京。清朝的两江总督驻南京。在江西、江苏、安徽三省都已宣告对清朝独立后，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剩下南京一个城。这时南京城里有江防营、缉私营、巡防营共四十多个营的兵力，其中主要的是江南提督张勋所统的江防兵二十营。由于张勋坚决主张效忠清朝，张人骏不敢接受南京绅士们提出的宣告独立的请求。南京本来还驻有以徐绍桢为统制的新军第九镇，张人骏担心新军中官兵有革命倾向，在武昌起义后，把第九镇全部调离南京城。第九镇的司令部移驻到南京城以南四十多里的秣陵关。徐绍桢本不是个主张革命的人，但看到大势所趋，决定站到革命方面来。11月8日他指挥所部进攻南京，失败了。他的部队退集镇江一带。驻镇江的第九镇第三十五标的兵士们已先一日（9月7日）宣布起义，成立了军政府，营长林述庆当了镇江都督。徐绍桢到上海和各方面联系，决定成立江浙联军，再次攻打南京。江浙联军的总司令由徐绍桢担任。参加联军的除徐绍桢的部队外，有镇江的林述庆的部队、苏州程德全派出的刘之洁统带的部队、从浙江来的朱瑞统带的部队，还有从上海吴淞来的黎天才的数量很少的部队。他们参加作战各有自己的打算。清朝朝廷曾指派当过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以宣抚使名义到四川去，岑春煊从广东把黎天才部调到上海准备做随他入川的卫队。武昌起义发生，岑春煊放弃了入川的打算，这支部队在上海无所依归。黎天才参加进军南京不过是想乘机捞一把，找个出路。江浙两省派出的军队也都是为了扩充势力。各个部队在作战中并不能很好地协同合作。就是原来属于第九镇的军官林述庆，现在也自立门户，不愿受徐绍桢的节制。但是南京已是一座孤城，进攻的联军兵力大于守军，优势是在联军这方面。从11月22日起经过十天的战争，联军分路占领了南京城外各个据点。张勋无力抵抗，南京的美国领事为他出面求和。在议和的条件尚未商定时，张勋率所部逃出了南京城，渡江到浦口往北走了。两江总督张人骏和城内其他主要官员也都逃走。这一天12月2日，是武昌宣布停火的前一天。在皖北有一支由一些同盟会的革命分子领导的淮上军。在安徽省城宣布独立后几天，淮河南岸的寿州（今寿县）发生了起义，为首的是同盟会会员，曾经留学日本的张汇滔和省谘议局议员王庆云。在占领寿州后，他们以原来组织的民团和一些会党力量，再加上收编了当地的部分清朝官军，组成淮上军，分路进兵皖北各地。张勋逃出南京北走的途中，遭到占领了凤阳、蚌埠等地的淮上军的截击。淮上军企图消灭张勋的部队，没有成功。张勋到达徐州，在袁世凯的支援下扩编队伍，盘踞在那里。由张汇滔率领的一支淮上军向皖西北地区推进，先后占领了颍上（阜阳）、太和、蒙城、涡阳、亳县等地，他们还准备乘胜进军河南省，由豫东的沈丘、淮阳等地攻向京汉铁路中段地区，以扰乱湖北清军的后路。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形，就命令河南布政使兼武卫军左翼长倪嗣冲进攻皖西北。12月10日倪嗣冲夺占太和。虽然武汉　　　　　　　　　　　　　　　　　方面已和袁世凯商定从12月9日起全国停战十五天，但倪嗣冲仍继续进兵阜阳，这里是颍州府城。淮上军据城坚守，经过三天激战，敌军攻进城内，张汇滔率军突围。淮上军死于此役的有五百多人，被俘三百人。倪嗣冲除把这三百被俘人员枪杀外，还把阜阳城内所有不是本地口音的人一律当“乱党”杀死。倪嗣冲自己是阜阳人。在攻占阜阳后，倪嗣冲接着又从淮上军手里夺取了皖北其他许多地方。在1912年以后，倪嗣冲成为统治安徽的军阀。淮上军领袖张汇滔在上海被人暗杀，暗杀的指使者就是倪嗣冲。北方的陕西省和山西省，在宣布全国停战以前和以后都有战争。袁世凯在提出全国停战时表示，陕西和山西是不算在内的。陕西省的军政府组织了东路军，由张钫统率，在11月中旬夺占潼关，进入豫西地区。袁世凯派赵倜率领名为毅军的部队在豫、陕边境同张钫部反复交战。张钫还得到了豫西的王天纵的部队配合。12月中旬，全国已经停战的消息传来，张钫派代表到敌营去议和，代表们都被杀。战争仍然继续进行。终于在1912年1月20日，赵倜的毅军占领了潼关。张钫的陕西军队被击溃，因而西安以东的通道完全向敌人敞开了。同时，西安还受到从西面来的威胁。在陕西宣告独立后，清朝朝廷任命在甘肃平凉的满洲官员升允为陕西巡抚，驻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拨给他一部分精兵，并且派陕甘提督张行志率兵和他配合，分路攻入陕西境内。不顾外边的停战协议，升允攻到乾州，张行志攻到凤翔。陕西军政府在作战中主要靠哥老会的力量。由于哥老会的弟兄们死守硬拚，使敌人没有能占领乾州和凤翔。但是在1912年2月上旬敌人占领了醴泉，并进逼咸阳。在东西两面形势危急的情况下，以张凤翙为首的陕西军政府有过放弃西安，退到陕南的打算。最后，由于全国政权已经落到袁世凯手里，张凤翙在陕西的地位为袁世凯所承认，升允和张行志的部队才退出了陕西。太原在10月30日成立了军政府后，清朝朝廷派新军第六镇的统制吴禄贞率部由石家庄向西攻打太原。吴禄贞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中国学生。他虽没有参加同盟会，但有资产阶级革命的倾向。由于他花钱贿通了庆亲王奕劻，所以能够挤进为袁世凯的亲信所把持的北洋六镇。但是第六镇的军官们几乎都是袁世凯系统的人，吴禄贞并没有能真正掌握他的部队。第六镇下辖两个协，第十一协在武昌起义后拨给了荫昌，随着他南下。吴禄贞带到石家庄的只有第十二协。他派人同山西军政府暗中联系，11月4日他同阎锡山在娘子关秘密会晤，商定合作，共组燕晋联军。吴禄贞还同驻冀东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一向互通声气，他的计划是以燕晋联军和冀东的军队一起进兵北京。袁世凯对吴禄贞早已抱有戒心，把他看做是必须铲除的异己分子。为此，他派人以重金贿买了吴禄贞所亲信的卫队长。11月6日的夜间，吴禄贞被这个卫队长杀死。接着，滦州的张绍曾也被清廷调离军职。吴禄贞死后，袁世凯改派北洋新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及所属第五协协统卢永祥进攻山西。12月中旬，曹锟、卢永祥的军队攻陷娘子关，并且进占太原。与此同时，晋北的大同也发生战争。在大同的同盟会支部领导下，11月30日发动起义，成立了大同军政府。清廷从直隶派出部队围攻大同。以续桐溪为首的革命派分子坚守大同四十多天，弹尽援绝，放弃了大同。清军占领太原和大同，都是在全国停战的协议成立以后。曹锟、卢永祥的军队在占领太原后，还北到忻县，南到临汾，以“剿匪”名义镇压各地的革命力量。从以上所说的情形可以看到，袁世凯提议停战议和，是为了麻痹对方、　　　　　　　　　　　　　　　　　束缚对方的手脚，但并不妨碍他自己在需要的时候动用武力。当时，在南方已经宣告独立、主张共和的十二个省内反对议和，要求北伐的呼声很高，有的省还出动了北伐的军队。虽然有些呼声不过是空喊，有些所谓北伐军并不真是打算北伐（例如云南唐继尧就是以北伐军的名义进入贵州，霸占贵州的），但是如果战争的状态继续保持，从南方各省总会有些军队由各种不同动机出发而侵入到仍在袁世凯控制下的北方几个省来。用停战议和的空气冲淡北伐的呼声，这对于袁世凯是极为有利的。在独立的各省中当权的，除了虽不能彻底进行民主革命但坚持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革命派以外，是些穿起革命外衣的君主立宪派绅士、旧官僚、旧军阀、流氓政客。他们都已经把宝押在民主共和上，因此他们也坚持清王朝必须下台，国家必须得到民主共和的形式，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作为建立民国的功臣和元勋而保证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但是对于他们说来，革命和战争状态愈早结束愈好。如果能不经过战争，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一个民主共和国，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所以袁世凯抛出来的停战议和的诱饵对他们是十分可口的。11月9日，湖北的黎元洪通电各省，要求派代表到武汉来举行会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同时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也在11月11日共同发出号召，要各省代表到上海集会。结果，有几个省的代表到了武汉，多数省的代表集中在上海。在上海的代表们成立了一个“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于湖北军政府方面以首义的资格力争以武汉为中心，上海的联合会在11月23日决定搬到武汉。11月30日，代表们在武汉开始集会。这时，冯国璋的军队已经占领汉口和汉阳，正在炮轰武昌，所以会议躲到了汉口英租界，在一家洋行里举行。会议虽然通过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并没有根据这个组织大纲产生临时大总统，组成临时政府。会议只是重申了在上海已经作出的决定，说是各省“公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要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①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适应于袁世凯的要求而作出的。在袁世凯通过汉口英国领事向湖北军政府提出停战三天的同时，也提出了长期停战的问题。英领事把这个信息传达到在汉口英租界内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并且说，黎元洪须能代表各省，方能议及长期停战。因此，使黎元洪具有“执行中央政务”的身份，正是为进行和议创设前提。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开到12月7日。会议决定接受袁世凯所提出的在第二个三天停战后，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停战十五天的建议，并同意袁世凯派唐绍仪为代表同黎元洪或者他的代表“讨论大局”。他们还确定了和平解决的四个条件，这就是：“一、推倒满洲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②有的记载说，会议还有这样的决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③。根据其他记载，会议虽然没有明确地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与会的代表们对这点是有默契的④。正因为已经有了这样的决定或默契，当然就更不急于成立临时政府了。而且在成立全国政府的问题上，在长江下游三都督和湖北军政府之间还①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244.②同上书，页246.③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页391.④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页282.有矛盾。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一个是旧巡抚（江苏程德全），一个是立宪派（浙江汤寿潜），一个是流氓政客（上海陈其美），他们虽然同黎元洪没有什么原则问题上的对立，但是他们主张在上海开各省代表会议，是有他们的野心的。会议虽然从上海移到了汉口，但每省仍留下一两个代表在上海。正在汉口会议举行期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了南京，这就大大提高了这三个都督的发言权。4日，他们嗾使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这三个都督也参与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并且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他们把黄兴当作一张牌打出来，是利用他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声望来压倒具有“首义”资格的黎元洪。事实上，黄兴在汉阳战败以后到了上海，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所以他表示推辞。由于武昌处于对方的炮口之下，黎元洪无法反对以南京做临时政府所在地。同时，黎元洪还遭到另外一个失败。袁世凯派的议和代表虽然到了武汉，但是和议却没有能在武汉举行。黎元洪所指定，各省一致同意的议和代表是伍廷芳。伍廷芳在上海，表示不愿意离开。特别是为这次议和拉线的英国人也主张在上海租界里举行和议。对此，黎元洪也无法反对。但是对于以黄兴为大元帅，他提出了抗议，表示不能承认。在汉口和在上海的各省代表，12月11日都到了南京。江苏、浙江、上海三个都督在最初召集这些代表时，是要求各省的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各省的旧谘议局也各推代表一人。因此，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多半是立宪派的人物和投革命之机的政客。这些代表中也有同盟会会员，但他们在成立中央政府的问题上并没有独立的主张。例如在汉口开会时担任议长的是老同盟会会员谭人凤，他坚持主张要成立临时政府只能以黎元洪为首脑。12月14日，各省都督府会议在南京开始举行。会议决定根据在汉口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这时从武昌传来消息，说是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武昌向黎元洪表示，袁世凯也主张共和，而且唐绍仪即可到上海同伍廷芳开议，于是会议又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由大元帅暂时担任大总统的职权。黎元洪一派的人反对把黄兴摆在黎元洪之上，而黄兴自己也力辞，于是12月17日，会议又把这两张牌颠倒了一下，让黎元洪当大元帅，黄兴当副元帅。但是所谓大元帅、副元帅都不过是个名义。各省的代表实际上是在等待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会议的结果，把大总统的职位空下来留给袁世凯。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局势发生新的变化。　　　　　　　　　　　　　　　　　第二十五章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遭到失败后，孙中山仍继续在美国各地华侨中宣传革命。闰六月十七日（8月11日）他在一封信中说：“现时各省民心切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入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①但他没有料到两个月后，他所想望的胜利就在湖北省会开始了。他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旅途中，从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孙中山后来在他的回忆革命经过的文章中说，当时他如果经太平洋回国，二十多天就可以到上海，但是他认为，他应该“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②他又认为，外交方面的关键是在英国。因此他从美国到了英国。这时外国报纸上已经有中国革命胜利后，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将由孙中山担任的说法。他在英国为阻止四国银行团对清朝政府的巨额贷款进行交涉，并且想同银行团商谈革命政府借款的问题。英国方面表示，不再贷款给清朝政府，至于革命政府，那要等正式成立后才能开议借款问题。孙中山又从英国到法国，然后登轮回国。 12 月25日他到达上海，已经是武昌起义后两个半月了。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倡在中国通过革命实行资产阶级理想的人，他为此已经坚持不懈地斗争了十多年。从1895年起，他被清朝政府通缉，从此他不可能回到国内活动。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但是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武昌起义的胜利和各省的迅速响应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多年间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斗争所结出的果实。孙中山是作为公认的革命领袖而回到国内的。孙中山回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就在革命党人中也有人不赞成他回国，例如坚持主张黎元洪担任临时大总统的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就以为孙中山最好还是在国外活动。谭人凤的自传说，他当时的主张是“黎既冒首义功，自应俾之过渡”。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他又认为，“中山不悉国内情形，临时政府初起事艰，决难胜任，不如以全权大使历聘列强，备为异日正式选任。”①……革命势力由于孙中山的回国而有了一个有力的中心人物，这使反对革命的方面感到震惊。袁世凯派到上海进行和议的代表唐绍仪在12月27日电告北京的内阁说：“默察东南各地民情，主张共和，已成一往莫遏之势”。“孙文来沪，挈带巨资，……声势愈大。正议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根本之计。且闻中国（指清政府——引者）商借外款，皆为孙文说止各国，以致阻抑不成“②。当孙中山快要到达上海的时候，许多报纸说，他带来了“巨资”，支助革命军。孙中山在他自传中这样说：“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所问者亦以此。予答之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①《复美国某埠华侨郑泽生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33.②《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09.①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 年第三期，页59.②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页7.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①但是和议已经在12月28日在上海开始。袁世凯派出议和的全权代表唐绍仪，是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的留美学生，在袁世凯手下任职多年，1900年后在清朝先后任外务部、邮传部的侍郎、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他既是袁世凯所信任的官员，又是个老留学生，因此被派为代表。袁世凯还派了各省籍的官员和名流多人随同唐绍仪南下。唐绍仪谈判的对手伍廷芳，也在上一世纪七十年代留学英国，曾在香港充律师，又做过清朝的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和刑部的侍郎，并且担任过两任驻美国使臣。他第二次出任驻美公使，1910年初回国后，住在上海，和立宪派的张謇等人接近。武昌起义后他宣布赞成共和。伍廷芳有几个参赞，汪精卫是其中的一个。前面已经说过（见第二十三章第三节），汪精卫在北京出狱后已为袁世凯所雇佣，他是随着以唐绍仪为首的代表团一起到上海的，但是到了上海以后，却又一变而成了南方代表伍廷芳的参赞。由于他既同袁世凯关系密切，又被认为是同盟会的革命家，所以他在议和进行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代表袁世凯的唐绍仪急于要求南方，也就是革命方面承认停战状态继续保持下去，虽然事实上在安徽、陕西、山西等地主要由于清朝军队发动进攻，还有战事。南方认为，既要停战，就不应有例外的地区。唐绍仪接受了伍廷芳的建议，双方通知交战地区的军队一律停战。伍廷芳接受了唐绍仪的主张，在预定的停战期满后继续停战七天（1911年12月24日到31日）。唐伍间的上海会议所讨论的并不只是和战问题。袁世凯在会议开始时通电各省说：“此次派唐绍仪赴上海议和，实为商谈改革政治问题。本大臣向来坚持君主立宪政体，即英、德、法、俄、日本，亦均赞成君主而反对共和。故此次上海会议之结果，可预料其决无改为民主之理。“①维持清朝皇室而实行君主立宪，这是袁世凯公开表示的政治主张。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想维持清朝，而是要取而代之。他的代表唐绍仪显然摸透了袁世凯的用心，在会议上表示，不但他自己不反对共和立宪，而且似乎袁世凯也并不反对，只要袁世凯能够当上总统。唐绍仪还表示，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使清廷易于下台，使袁氏易于转移“②。12月20日的会议上，唐绍仪提议，由南北各省，加上内外蒙古、西藏，各推代表，举行“国民大会”，来决定君主或民主的问题。这就是他所说的“和平解决”善法。伍廷芳表示同意。这两个官员，尽管各自作为一方的代表，但是他们本来气味相投，当然很容易得到一致的意见。清朝朝廷，经过御前会议讨论后，12月28日发布谕旨，同意上海会议上两个代表的协议。但是对于上海会议达成的这个协议，在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的当权派以及集合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们中间，引起了疑虑和反感。这是因为：第一、袁世凯虽然再三要求停战，却乘机派兵侵入山西、陕西，这使人们认为他是实行“南和北战”的策略，在和平烟幕下争取时间，加强他在北方的地位，以便进一步用武力对付南方。如果再要推举代表召开新的会议，那就使他得到更多的时间。第二、袁世凯公开主张维持清朝皇室、实行君主立宪，①《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11.①《中国革命记》第十三册《记事》栏，时事新报馆1912 年1 月版，页4.②《南北代表会议问答速记录》，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77、79.这就使那些愿意袁世凯来担任民国总统的人们怀疑他是否有此决心。第三、如果还要举行一个新的会议来决定君主或民主的问题，那就是否定了已经在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的地位。孙中山正在这时候回国。在他到达上海后四天，12月29日，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进行临时总统的选举。与会的有十七省代表，每一省投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只有浙江省代表没有投他的票。12月31日，孙中山率领一些随员从上海到南京。次日，孙中山就任临时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一天就是1912年1月1日（阴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前面说过，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各省都督和各省代表会议已经酝酿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但是他们找不出一个公认的有威望的领袖人物，而且他们在企待袁世凯来担任总统，因此，他们只是推举了黎元洪和黄兴做为大元帅、副元帅，暂代临时总统的职权，而这两个人又都没有就职。只是因为袁世凯迟迟不作出最后决定，他们才感到有必要迅速把中央政府成立起来。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不能长久保持下去，这固然是他们要成立中央政府的一个原因，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有两点：第一，他们认为，成立了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得到外国的“承认”。当时参加革命的所有人，包括真正的革命派，更不用说投机分子了，都把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看做是首要的事。第二，他们又用成立中央政府来向袁世凯示威，但并不是同袁世凯决裂，而是企图迫使他早下决心抛弃清皇朝。因此，他们只愿意把新政府称为“临时政府”，孙中山只是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虽然反对用“临时”的名义，但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不回避他出任大总统所可能遇到的风险，毅然地到南京就职。他在就职宣言中说：“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①但是他不能不受到……漫在革命队伍里的那种并不想彻底进行革命，要把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的思潮的影响。他的就任大总统誓词中说：“至专制政府既例，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②他又致电北京的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组织临时政府，并且说，“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③这种情形决定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命运。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政府，它所担当的任务不是把革命进行到底，而是用妥协的方法来结束革命。①《总理全集》，近芬书屋1944 年版，宣言页4.②《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8.③《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576.（二）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的阴谋袁世凯在1911年11月16日组成以他为首的内阁以后，迅速地把清朝的全部政权、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摄政王载沣（皇帝溥仪的生父）已不起任何作用，12月6日自请退位。载沣的弟弟载涛是军谘府大臣，又是禁卫军训练大臣，也接着请求解除军职。袁世凯立即以他的亲信徐世昌任军谘府大臣，并且以另一亲信冯国璋来统率禁卫军。残余在皇族手里最后一点军权由此而全部丧失。皇族中有些人如庆亲王奕劻早已同袁世凯相勾结，有些人虽然对袁世凯不满和猜忌，但也只能坐看大权为他所独揽。从皇太后（光绪皇帝的妻子，称为隆裕太后）到所有亲贵，都已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依仗他来挽救清朝命运。在北京城里的官员们，有些看到形势不妙，弃职离去，留下来的都依附于袁世凯的周围。袁世凯虽然拥有当时最有训练、最强的北洋军队，但是在全国几乎三分之二的省份已经宣布对清朝独立的情况下，他显然不可能靠兵力来扑灭革命的火焰。当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成立时，全国除内蒙古、外蒙古和西藏以外，二十二个省中只有直隶、河南、山东、甘肃、东三省和新疆还没有改换清朝的旗帜。但在这些省份里也存在着动乱的因素。山东在清朝巡抚孙宝琦取消了独立（见第二十四章第四节）以后，袁世凯派去的官员对革命实行严厉的镇压。济南城里凡剪了辫子的男子都有被拘留的危险。但是山东巡抚已不能完整地统治全省。革命党人在胶东发动起义，占领了烟台、登州（蓬莱）、荣成、文登等地，并在烟台成立了军政府。在胶济铁路东段沿线地区，也有人组织革命军，先后占领即墨、高密、安丘、诸城等地。清军在即墨和诸城实行了残酷的杀戮。袁世凯以重兵控制的河南省也总是不太平。同盟会组织在11月下旬进攻洛阳的计划流产（见第二十四章第五节）后，省城开封学界中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又联络了城里的陆军学校学生等力量，准备发动起义。但因为这时正是黎元洪和袁世凯协议停战十五天的期间，他们没有即时发动（由此可见停战协议是起了麻痹革命的作用的）。由于延期，起义计划被官方察觉。在12月23日这个预定起义日前夕，同盟会会员张锺端等十一人被捕杀，他们大多数是留日学生。死于此役的还有不少不知名的劳动群众。河南的清军在西面同陕西的革命军作战，在南面要保障在汉口方面的清军后路，并防御可能从几个方面来的北伐的革命军。陕西的革命军在得到各地民间的武装力量的配合下一度攻入豫西。豫南南阳、邓州一带也有许多民间武装力量，等待时机，跃跃欲试。从鄂西北出发的北伐军在1912年1月间攻入河南，占领了新野、邓州、南阳等地。因此如果战事延长，袁世凯对河南的控制是并没有把握的。统治甘肃的是效忠于清室的陕甘总督长庚，他只能起牵制陕西的革命军的作用。新疆巡抚袁大化仍站在清朝方面。 1912 年1 月7 日同盟会会员冯特民等人在伊犁地区联络了当地的新军发动起义，成立了都督府。已卸任的伊犁将军广福（蒙古族）被推为都督。因而在新疆形成了两个政权对立和交战的形势。革命的潮流也激荡到东北三省。早在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为了给人以独立的假象，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都由清朝原来的军政长官主持成立了所谓保安会。这三个省，特别是奉天省的不少地方，革命党人联合当地的绿林力量举行起义，都迅速失败了；只有在辽东半岛的庄河、复县　　　　　　　　　　　　　　　　　一带，起义队伍站住了脚跟，维持了几个月，为首的是在北洋军中担任过协统的蓝天蔚，他号称关外大都督，但他的势力没有能发展到较大地区。虽然如此，关外清军也穷于应付了。就在北京近畿和直隶省，也埋伏着危机。一些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为响应武昌起义，在天津秘密成立了北方革命协会。 1912 年1 月2 日，在冀东的滦州，新军第七十九标以营长王金铭、冯玉祥等为首的下级军官和兵士们宣告起义，并向天津进兵。袁世凯派出较强的兵力阻击围攻，起义军遭到歼灭性的失败。北方革命协会还在通州、天津等地图谋发动起义，但没有实现。这些情形都表明袁世凯的脚底下是很不安定的。拿革命方面全部力量来和袁世凯相比，优势是在革命方面。就全国人心向背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已经宣告站在共和方面的十四个省的武装力量，在统一的部署下，目标一致地进行战争，那么，还在清朝统治下的地区内部必然发生更大的动乱，清皇朝连同袁世凯的覆灭可以说是指日可待的。正因此，袁世凯必须用议和来使革命力量踏步不前，以至向他屈服。袁世凯的后台帝国主义者极力要阻止革命战争的延长，促成有利于袁世凯的议和。上海的议和会议是在英国人的牵线下开始的。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实际上的导演。英国在上海的一个商人李德立出面做交战双方的调停者。李德立以传教士身分在中国活动多年，又是英商卜内门公司的代理人，他向来同官场交结，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上海就住在他的家里。他还出席唐绍仪和伍廷芳的议和会议。李德立在致黎元洪的电报中说：“战延不和，中国前途，不堪设想。”①在会议刚开始时，英、美、德、法、日、俄六国驻上海领事一起到唐绍仪和伍廷芳两人住处，代表他们的政府提出了意见书，意见书中表示：“中国如果继续战争，不特有危于本国，并有危于外人之利益安宁”，因此，“愿两议和使设法将战争早日消灭”②。袁世凯之所以能在劣势下取得他所需要的停战，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位回忆录作者说：“辛亥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显然抱着这样的态度：一、不赞成革命，二、同意推翻清廷。”③。这个观察是符合事实的。这就是说，袁世凯要的是推倒清朝由自己取而代之，但决不使它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当时，袁世凯向人说：他是有“良心”的人，“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①。（孤儿寡妇指小皇帝和皇太后）但谁也不相信他真是要维护清皇朝。他之所以不象革命阵营方面的人所希望的那样，立即把清皇朝搞掉，是因为他不愿因此而在北方造成内部冲突，这种冲突将使他在同南方的力量对比中更处于劣势。他宁愿利用革命形势造成清皇朝不得不自动让位的局面，同时又利用清皇朝的存亡问题作为他同革命阵营讨价还价的筹码。革命阵营方面不认为自己有力量推倒清朝，迟迟不成立自己的中央政府而把大总统的宝座留给袁世凯，这显然是极大地鼓舞了袁世凯及其党羽们，使他们相信，再等待一下，革命阵营因为要仰赖袁世凯推倒清皇朝而承认他当皇帝，也不是不可能的。正因此，袁世凯并不急于把大总统的宝座作为南方的礼物①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页411.②《中国革命记》第十四册，《记事》栏，页4.③汪彭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操纵时局的几点见闻》。《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页429.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131.接受下来，而要停战议和，争取一段时间，进行各方面的安排，以实现自己的阴谋。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成立政府，对于袁世凯是一个打击。袁世凯对此立即作出了一系列的反应。袁世凯打断了唐绍仪和伍廷芳在上海进行的会议。这时他们已经在具体商量如何召开所谓国民会议的问题。袁世凯宣称，唐绍仪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达成了他所不能承认的协议。按照袁世凯的旨意，唐绍仪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即1912年1月1日，辞去代表之职。1月3日，袁世凯的党羽，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个将领联名电告伍廷芳，声称他们坚决反对共和，拥护君主立宪。所谓反对共和，当然就是反对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南京政府。这是袁世凯发动他的部属对南京政府的一次示威。1月5日，面对武昌前线的清朝军队从汉阳撤退，接着又从汉口撤退。袁世凯在攻占汉口、汉阳后，已同武昌的黎元洪心照不宣，和平共处。现在在南京的中央政府成立后，他又把军队撤退到离汉口约一百里的孝感，并经过英国人通知武昌方面不得进占汉口、汉阳，黎元洪表示照办。黎元洪虽然口口声声讲北伐，但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拢到袁世凯方面去了。袁世凯加紧在革命阵营中做分化工作，以求孤立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汉阳、汉口的撤兵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行动。袁世凯还指使在徐州的张勋的部队向南发动进攻以威胁南京。但张勋的进攻不但没有收效，而且在对方的反攻之下，他被迫放弃徐州，退到了济南。张勋的部队不属于正牌的北洋军，战斗力比较差。但他的迅速败退也可证明，用战争解决问题是对革命阵营有利的。因此，袁世凯仍然主要采用战场以外的方法来对付南京政府成立后的局势。虽然他使唐绍仪和伍廷芳的会议停止下来，但他并不放弃停战议和的旗帜。他自己出面同伍廷芳通过电报继续进行谈判。首先就达成了从1912年1月1日起继续停战的协议。袁世凯和伍廷芳的来往的公开电报中虽然还在谈召开国民会议的问题，但这不过是迷惑人心的烟幕，其实这时谁都不准备召开这样的会议了。实质性的谈判，他们是经过密电来进行的。继续留在上海的唐绍仪也和伍廷芳秘密联系。他们之间谈判的实质问题就是：在什么条件下结束清皇朝，同时取消南京政府，使一切权力都归于袁世凯。同这种谈判相配合，袁世凯的后台帝国主义和他在革命阵营中的朋友们一致动员了起来，从各方面造成南京政府的困难，迫使它只能走到袁世凯所设计的圈套里去。当袁世凯确实弄清楚了南京政府不可能独立地有所作为的时候，他就反过来对清朝施加压力。1月16日，他以内阁总理的名义提出奏折，竭力申说以现有兵力财力，无法作战，“常此牵延，必有内溃之一日”，而且“彼众若狂，醉心民主……人心涣散，如决江河，莫之能御”。他说，作为总理大臣，他无权决定“帝位去留”的问题，只能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速定方策，以息兵祸而顺民心”①。在提出这个奏折的前三天，他让手下的将领们致书朝廷的亲贵们威胁说：“查亲贵王大臣财货寄顿外国银行者数千百万，若不尽买公债以抒危难，非但财不能保，杀身之祸且在目①尚秉和编纂《辛壬春秋》第二十六，《清室禅政记》，页17—18.前。”②从1月16日起，袁世凯托称生病，不再自己上朝，而由他的内阁中其他成员代表他和朝廷联系。皇太后召集王公贵族，开了几次御前会议。他们不愿意立即作出使自己退出统治地位的决定。皇族载泽、溥伟等人慷慨激昂地反对袁世凯，斥骂他是“私通革命的奸细”。虽然他们有的只是慷慨激昂的空谈，但毕竟使问题成为僵局。1月26日，贵族中的少壮派领袖人物良弼在上朝回家时，被人用炸弹杀死。这次暗杀是在京津的同盟会会员组织的，由革命青年彭家珍执行。彭家珍因此英勇牺牲。良弼是禁卫军中的协统。禁卫军虽已由冯国璋任总统，但军官和士兵中很多是满族人，良弼在这里面还有相当的影响。袁世凯和良弼之间是有矛盾的。良弼的命运使那些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王公贵族更不敢出头坚持维持帝制，反对袁世凯。袁世凯利用革命分子的力量除掉良弼，既是清除了一个心腹之患，又是借以恐吓那些王公贵族。对于这些养尊处优、贪生怕死的寄生虫，这一着是起了一定效力的。也就在1月26日，跟着袁世凯的指挥棒转的将领们联名奏请，吁请皇帝立即退位，确定共和政体。列名在这道奏文中的是二十三天前通电反对共和的原班人马，只除了冯国璋一人，因为他统率禁卫军，不便参与这样的吁请。到这时，袁世凯的态度是很明确了。清皇朝既已经把袁世凯当做唯一的支柱，除了退位，没有任何别的路可走了。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虽然已经承认以袁世凯使清皇朝下台为条件，推他为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并不打算来当南京政府的大总统。他要求清皇朝和南京政府一起取消，而由他来组织统一南北的全国政府。早在1月16日，他向朝廷提出“帝位去留”问题的时候，他也经过伍廷芳向南京政府提出，在清皇朝退位的时候，南京政府应该立即解散。1月26日袁世凯的将领们的奏文中提出的主张是：“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府，以现在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担任条约国债及交涉未完各事项，再行召集国会，组织共和政府。”①这就是说，在清朝皇帝退位后，袁世凯的内阁还存在，它将是清皇朝合法的继承人，在这样的安排下，南京政府是没有任何地位的。这也就是说，与清皇朝退位同时，南京政府也应该消灭。袁世凯暂时放弃了他当皇帝的想望（他将在三年以后重新谋求实现这个想望），但他要以清皇朝的继承人的身份，而不是靠南方的推戴，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对此，南京政府表示愤慨。1月27日，孙中山电致各国公使说：“本总统甚愿让位于袁，而袁已允照办，岂知袁忽欲令南京临时政府立即解散，此则为民国所万难照办者。盖民国之愿让步，为共和，非为袁氏也。……袁氏之意实欲使北京政府、民国政府并行解散，俾得以一人而独揽大权也。”①②同上书，页15.①《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卷174.①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 年版，页19—20.（三）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汉口开会时制定了一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京政府的成立，就是依据这个组织大纲。这个组织大纲中只规定有大总统，没有副总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三天，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又作出了添设临时副总统的决定，把在武昌的黎元洪选做临时副总统。按照这个组织大纲，临时政府在大总统之下只有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个部，其人选都由大总统提出。孙中山在组织政府时，为了使各派势力都得到满足，扩大为九部。九个总长中只有两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是陆军总长黄兴，教育总长蔡元培。担任外交总长的王宠惠是美国耶鲁大学1905年的毕业生，他在欧洲时虽曾同孙中山接近，参加了同盟会，但他的政治倾向是属于温和的立宪派的。此外的六个总长都是立宪派和旧官僚。江苏的立宪派大资本家张謇被任为实业总长，浙江的立宪派绅士汤寿潜被任为交通总长。孙中山原来想让同盟会的宋教仁当内务总长，遭到人们反对，结果由旧官僚程德全担任。财政总长陈锦涛、海军总长黄锺瑛、司法总长伍廷芳也都是原来清朝的官僚。这些总长，还有次长的名单都在1月3日确定了下来。黎元洪欣然接受了副总统的职位，但并不离开湖北的地盘而到南京来。那些担任总长的社会名流和旧官僚也一概不来上任。南京临时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他们是不愿来分担艰巨的。孙中山的主要助手是陆军总长黄兴，他还兼任参谋总长。参加南京政府工作的各部次长和其他职员，固然有些是猎取官职的投机政客，但多数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年青人。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还规定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所派的参议员组成。这样的参议院在1月28日成立。这样，这个临时政府的机构就都齐备了。在1912年初到南京在总统府的秘书处担任工作的吴玉章，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这个临时政府，既有立宪党人，也有官僚军阀；但革命党人还是占主要地位。它是一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①就这个政府的领导者和参加工作的多数人员来说，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这里还需要补充说，在这个政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色彩并不多。在革命爆发前，资产阶级已经在政治上分为立宪派和革命派两个部分。革命一爆发，立宪派纷纷放弃他们的君主立宪的旗号而主张共和，表示参加革命。但是立宪派还是立宪派，他们的主张是绝对避免用革命的方法，而要用改良主义的方法，用向地主买办阶级妥协迁就的方法来实现共和。立宪派的这种主张在以为革命的胜利已经取得，或至少已经在望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得到了同情的响应。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区别好象已经不再存在，许多革命派分子已经不认为自己同立宪派有什么原则的区别了。形式上是立宪派顺应了革命潮流，实际上却是革命派在思想与政治上在很大程度上为立宪派所同化。南京临时政府这个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政权，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联合政权，在这种联合中，占优势的思想却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思想。①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 年版，页146.这时的同盟会，已经不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起领导作用。吴玉章指出：“同盟会自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趋于涣散，而至武昌起义以后，几乎陷于瓦解状态。章太炎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两句话虽是极端错误的，但用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倒很合乎事实。“①有些同盟会会员跟在立宪派后面，在同样的乐器上奏同一曲调。例如1911年冬在上海，以伍廷芳、张謇为首发表了一个《共和统一会意见书》②，列名为发起人的有些是当时有名的同盟会会员（其中包括已在暗中投降了袁世凯的汪精卫）。这个意见书虽然表示主张”共和政体“，而且主张”即速北伐“，但是表示十分担心民主自由空气盛行，将难以”恢复秩序“，宣言书说：”一紊不复，或久乱不治，纷扰相寻，必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是共和改造时代之殷忧巨患也。“宣言书又认为战争延长，必然招致列强干涉，”夫欲免列强之干涉，莫利于速期革命之成功。“在革命不过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惟恐革命过头，认为革命如不速胜必有大祸的说法，不过是上层资产阶级害怕革命，谋求早日结束革命的思想的表现。有些原来的同盟会会员另组政党。章太炎在1912年初以一部分光复会会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不久，这个组织同立宪派的名流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人和旧官僚程德全等人联合成立“统一党”。湖北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孙武、张振武等人则拥戴黎元洪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民社”。章太炎是首先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的人，黎元洪非常赞成这个说法，还发展这个说法而提出“共和国立，革命军消”（见第二十三章第四节）。他们所组织的当然不是以革命为宗旨的党。他们的党是主张同袁世凯妥协的党。陷于瓦解状态的同盟会，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只是以同盟会本部的名义在上海发表过一篇宣言①。这篇宣言虽然说，还要“长驱河朔，犁庭扫穴，以复我旧邦，建立民国，期得竟其始志”，但在它的一大堆华而不实的文词中，对于武昌起义后的形势和同盟会到底要起什么作用，没有作出任何具体论述。当时各种旧势力在社会上制造舆论说，革命党无非是为了做官当权。这篇宣言只是作了这样的辩白：“（革命党人）功成事遂，则散处朝市，或悠悠林野，各得其所”，决不会“傲睨群伦，大执政权，而家天下”。孙中山回国后，在上海召集党员开会，又发布了一个宣言②，这个宣言比前一篇宣言，内容实在一些。它指出，在党员中存在着“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良恶无从而辨，薰莸同于一器”的状况。它认为，现在“胜败之数，未能逆料，设一旦军心瓦解，民气销沉，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则冒锋镝，捐肝脑为前驱，以争其最后者，舍吾党其谁属”。所以“必先自结合，以成坚固不拔之群”，才能“结纳”、“罗致”各方面的力量。对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说法，这篇宣言进行了驳斥，并且认为“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这篇宣言虽然提出了要“改造”同盟会，但实际上并没有能做到。南京政府成立后，1912年2月间，同盟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新的会章，进行选举。孙中山任总理，而被推为①吴玉章：《辛亥革命》，页145.②见《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页76—82.①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二册，页491—493.②同上书，第一册，页79—81.协理的二人，一个是黄兴，另一个却是自己根本没有表示要参加而且已另外组党的黎元洪。当时存在着南京和武汉对立的形势，所以同盟会觉得不但要给黎元洪以副总统的地位，还要把他拉到党内来，似乎更好一些。这次改组并没有使同盟会的组织比较健全和坚强一点，就是它的领导机构——同盟会本部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是时吾党革命已初步成功。一经公开为政党，一班官僚政客及投机分子纷来入党，而从前同志，有因成功放弃责任者，有因不满所期另组他党者。”①但是也应该指出，当时在还处于清朝统治下的各省，在南京和已脱离清朝统治的各省，都有不少参加了或未参加同盟会的有志之士，他们怀抱着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新中国的善良愿望，进行着斗争和工作，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对于这些积极力量，同盟会本部却并不能领导和组织起来。他们眼看着现实和愿望不相符合，或者逐渐消沉下去，或者终于为旧社会势力所同化。至于在劳动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中酝藏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如何发动和组织起来的问题，同盟会在它的宣言和章程中更是丝毫也没有考虑到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没有能力解决它面临的许多困难，处于极其软弱的地位。孙中山回国之初，虽然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可言”，但是他在就任大总统时只能承认议和的事实。1月2日他致电袁世凯说：“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事，并不反对”②。在袁世凯让唐绍仪辞职后，南京政府仍承认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和伍廷芳通过电报商定继续停战，南京政府也表示承认。南京政府之所以不能不承认停战议和，是因为它没有作战的能力。各省的军队都在各省的当权派手里。虽然有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等省的部分军队由于本省内部矛盾而跑出省来，以北伐的名义来到南京一带，但是，他们只是伸手向南京政府要索粮饷，并不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基本上是一个空头司令。南京政府提出了一个六路进军的计划：“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前进；宁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前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前进，会于济南；秦皇岛会合关外之军为第五军，山陕为第六军，向北京前进。一、二、三、四军既达第一目的之后，复与第五、六军会合、共破虏巢“①。议和局面既然始终没有破裂，这个看起来很宏伟的计划也就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如果和议破裂，能否实行这个计划呢？在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的李书城的回忆录中说：“黎元洪认为袁世凯对他有意维护，对袁感激不尽。其他各省都督如谭延闿、程德全、庄蕴宽、汤寿潜、陆荣廷、孙道仁等，各省统兵大将如沈秉坤、王芝祥等，本系清朝大官僚和地方大绅士，在他们看来，拥戴气味相投的袁世凯，自然比拥戴那些素不相识的革命党人要好一些。当时如和议破裂，要他们听革命党人的命令对袁世凯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②但是湖北的黎元洪、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广西的陆荣廷、沈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页84.②《总理全集》，文电页26.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 号，页12.②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页201.秉坤以及其他拥有军队的地方当权派，却又慷慨激昂地致电南京政府，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继续停战，坚决主张立即出师北伐。他们以空谈代替行动，而又把议和怯战和由此而来的对袁世凯屈服的责任全部加在南京临时政府的身上。南京政府一经成立，就不得不呼吁说：“中央财政匮乏已极”①。它不可能从各省得到财政上的任何支援。当时海关是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收中用以偿还外债以后的剩余，是清朝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南方各口岸的海关洋税务司，用维护各国债权为借口，把收入的全部税金控制了起来。南京政府不能由此得到一文钱。南京政府想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筹款，也失败了②。在别无出路的时候，就只好向外国借债。但外国的银行并不认为南京政府有借债的资格。为了供应军队的粮饷（这是南京政府的主要支出），陆军总长黄兴“只是求助于上海的资本家张謇等暂时应付急需”③。经过上海的资本家，南京政府才向日本大仓洋行借到了二百五十万元。到了1912年2月底（这时清朝皇帝已经退位，南京政府即将结束），袁世凯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得到了五百万两的借款，而将其中的二百万两交给南京政府，作为维持费用。南京政府为解决它的财政问题，只能求救于张謇等人，甚至弄到只好分润袁世凯从外国借来的钱这种地步，这样，它的腰杆当然硬不起来。南京政府存在的三个月期间，发布命令，禁止刑讯、体罚；禁止买卖人口，革除清朝官厅称呼，还宣布学校中一律废除《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精神”的科目，小学中废除“读经科”，又发出了一些有关“振兴实业，改良商货”的通告。禁止买卖人口的命令中说：“其从前所结买卖契约悉予解除，视为雇主雇人之关系，并不得再有主奴名分”①。承认雇佣关系而废除主奴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另一通告有关“人权”的命令中说：“自专制者设为种种无理之法制，以凌躒斯民，而张其毒焰，若闽粤之蛋户，浙之惰民，豫之丐户，及所谓发功臣暨披甲家奴，即俗所称义民者，又若薙发者及优倡隶卒等，均有特别限制，使不得与平民齿。一人蒙垢，辱及子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②解放这几种人，承认他们享有“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当然是种进步，但以为这样就算实现了资产阶级的平等理想，这不过表现了这些文件的起草者对于在中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着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视而不见罢了。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命令中有关农村的只有一条：“所有中华民国元年以前应完地丁、正杂钱粮、漕粮，实欠在民者，皆予除免”③。这道命令，如同其他有些命令一样，并没有能实行，但即使实行，也并不能触动农村中的封建关系。孙中山在南京的总统府设在原来的两江总督衙门，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的南京政府，相距半个世纪。从单纯的农民革命发展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历史大大地跨前了一步。但是对于孙中山的南京政府说来，没有能把千百万农民的反封建斗争积极性发动起来是它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 号，页12.②南京政府在一月八日发行一万万元的“军需公债”，所得无几。③《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页198.①《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二十七号。见《近代史资料》总第25 号，页216.②《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四十一号，同上书，页302.③同上书，页308.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而这件事是太平天国在有限的程度内做到了的。　　　　　　　　　　　　　　　　　（四）清皇朝的覆灭和南京政府的结束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由此不但结束了清皇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而且结束了二千多年来的皇帝专制制度。这是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的巨大胜利。在这个胜利中包含着失败。固然，没有革命浪潮的冲击，清皇朝不可能下台，但是，革命阵营并没有表现出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推翻。操纵着整个局势的袁世凯，在革命方面作出重大妥协让步的条件下，迫使清皇朝自动宣布退位。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早在汉口开会的时候，已经提出了“推倒满洲政府”而“礼遇旧皇室”的原则。以后在伍廷芳和唐绍仪的谈判中，具体谈到了在清朝退位后如何“礼遇”皇室的问题。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袁世凯又就这问题同伍廷芳进行洽商。终于，南京的参议院根据袁世凯提出的方案决定了“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其内容主要是，清帝仍旧保留皇帝的尊号，并仍住在宫庭内；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而且每年供给四百万元的费用；宫内各项执事人员照常留用，民国对皇帝原有的私产特别加以保护。此外，还规定了对皇族的待遇，他们的王公世爵照旧保留，他们的私产一律得到保护。由于这种荒谬的条件，清朝的统治虽然结束了，但在紫禁城里，仍然合法地存在着一个小朝廷，溥仪仍然住在紫禁城里以皇帝的名义封官授爵，受着一小撮怀抱着复辟清朝的愿望的旧官僚的拥戴。后来，在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把这小朝廷赶出紫禁城后，这个小朝廷还继续存在于天津日本租界内。长期间，它成为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野心家制造中国变乱的一个工具。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把溥仪搬到了长春，建立了所谓“满洲国”。袁世凯所依靠的是外国帝国主义、是本国的大地主和大买办阶级，他心须使他们相信，虽然他表示赞成共和，但他是清皇朝的继承者，而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所以他要如此“好心”地为清朝皇帝和皇族争取到这种优待条件。南方的革命阵营既然不认为自己有力量推翻清皇朝而要借助于袁世凯，他们就不能不接受袁世凯的条件。混在革命队伍中的伍廷芳、黎元洪之流都极力拥戴袁世凯，他们完全赞成优待清室的条件。黎元洪为此致电伍廷芳说：“优待清室条件，于共和主义，毫无妨碍，敝处极表同情。即令各省反对，亦不过外交之后劲，非与公为难也”①。由于这种优待条件明显地同革命宗旨相违背，当时有不少反对的呼声。在黎元洪看来，这些呼声并不是真反对，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对于各省的当权派所发出的反对呼声，确是可以这样看的。革命阵营的妥协、让步，还不只是对清室的优待。更大的妥协、让步，是按照袁世凯的意愿在取消清皇朝以后也取消了南京政府。前面说过，袁世凯在开始胁迫清皇朝退位的时候，已经通过伍廷芳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在清帝退位后，立即解散的要求。对于这种要求，只有孙中山进行了抗拒。在弥漫着妥协空气的革命阵营中，孙中山处于孤立的地位，因而他的抗拒极为软弱无力。南京政府毕竟还是解散了，不过总算不是像袁世凯所要求的那样立即解散。它在清帝退位后还维持了五十多天。①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 年版，页314.孙中山在1月18日到20日间，连续有几个电报给伍廷芳，要他向袁世凯方面提出如下三点：“一、清帝退位，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民；二、在北京不得更立临时政府；三、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①在这以前，孙中山表示过，在袁世凯使清帝退位后，他立即辞职，那么为什么这时又提出这三条呢？他向伍廷芳解释说：“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能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日举袁。嗣后就历来各电观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组织一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自谓为民主政府，又谁为之保证？故文昨电谓须俟各国承认后，始行解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②孙中山的三条是针对袁世凯而设的防线，但他的防线多么不中用！既然革命阵营是要依靠袁世凯的力量来结束清皇朝，那么，怎么能指望袁世凯不从清皇朝手里取得政权呢？又有什么办法使袁世凯不在北方成立与南京相对立的政权呢？孙中山为了保证南京政府成为统一全国的政权，所能设想的一着棋，就是依靠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他重申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诺言，但他把自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位的时候推迟到“各国承认”民国政府之后。他以为，一旦帝国主义列强承认南京政府是统一全国的政权，袁世凯就只好老老实实地来当民国的大总统而不能再有什么别的打算了。袁世凯和北方、南方一切拥护他的人们，都没有把孙中山的三条放在眼里。以清朝皇太后、皇帝名义发布的退位诏书，是袁世凯委托在上海的张謇起草的。这个文件中说：“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①。袁世凯立即以这个退位诏书为根据宣布自己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首领，将他的原内阁中的各部大臣，改称为各部首脑。他发出布告说：“窃念政府机关不容有一日之间断，现值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②这显然完全违反了孙中山提出上述三条的前二个条件。恰恰是清帝退位时把政权“私授”给袁世凯，恰恰是在北京出现了一个继承清政府并且企图吞并南京政府的“临时政府”。孙中山只好委婉地向袁世凯提出异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若果行之，恐生莫大枝节。执事明于理势，当必知此。”③袁世凯答辩说，他在北方“维持秩序”，并不是因为清帝的委托，“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清帝委任，无足再论”④。这是说，如果接受清帝的委托不算合法，那么还有北方各省军队的推戴，我袁世凯当大总统并不一定要靠南京的选举。①孙中山1912 年1 月20 日致伍廷芳电。见《总理全集》，文电页10.②孙中山1912 年1 月22 日致伍廷芳电。见《总理全集》，文电页11.①尚秉和纂辑《辛壬春秋》第一上，《辛壬政纪》，页16.又见《中国革命记》第二十七册。②《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187—188.③《总理全集》，文电页28.④袁世凯2 月15 日致南京政府及各省电。《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页292.在革命阵营中的袁世凯的朋友们响起了一片歌颂袁世凯的噪音，似乎靠了这个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革命才终于取得了胜利。他们所制造出来的空气迫使孙中山实践立即辞职让位的诺言。汪精卫是伍廷芳进行和议的一个主要助手。他对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是舍不得总统吗？”他邀约了一些同盟会会员发表宣言提出所谓“五不”主义，“五不”的第一条就是“不做官”，借以攻击孙中山：如果孙中山不立即辞职，那就是贪恋做官①！2月14日，孙中山为形势所迫向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又被推为副总统。参议院通告袁世凯的电文中称他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②。南京政府成立以后，两次呼吁帝国主义列强予以“承认”，列强都置之不理。孙中山不得不放弃了他曾提出过的要等各国承认南京政府以后才辞职的主张，但他在2月14日辞职时申明了三条办法：“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③。按照这三条办法，孙中山把他的“辞职”和“解职”分成两件事。虽然他辞职了，但是并没有“解职”，在新选出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还没有到南京就职以前，以他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存在着。袁世凯在南京的参议院选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在对内对外文告中自称“新举临时大总统”，并在北京成立了临时政府筹备处。南京政府虽然宣布举行南北统一的庆祝，但是事实上，南京和北京各自存在着一个临时政府，南京政府并没有统一全国。而且就实际情形说，在已经宣布共和的各省中，南京政府也不能统一行使政权。孙中山虽然还没有“解职”，却已是辞了职的临时大总统，他的政府在等待着袁世凯来接受。袁世凯一方面接受了清皇朝的政权，北方各省的军队在他控制之下，一方面又为革命阵营推戴为临时大总统。全部优势到了袁世凯手里。按照孙中山辞职时的三个附带条件，民国的首都应该设在南京，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孙中山以为调虎离山，使袁世凯脱离北方的实力根据地，就不至于为害于民国了。他显然过高估计了选择首都所在地的意义。当革命力量不断地向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妥协的时候，中央政府无论设在哪里，其实都改变不了形势。但是这样的条件，袁世凯也不接受。他拒绝到南京来做临时大总统。南京专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八人组成代表团到北京。他们又让了一大步，不谈首都问题，而只是要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一面盛大地欢迎专使，“恳谈”南下问题，一面密令他的亲信曹锟的部队在北京哗变，劫掠商民，造成混乱，借以证明非由他坐镇北京不足以稳定北方局势。天津、保定也接着发生兵变。外国帝国主义者立刻配合行动，京津一带列强驻军纷纷出动，日本军队且在秦皇岛登陆，形势好象只要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内忧外患”马上会接踵到来。革命阵营中的袁世凯的朋友们齐声为袁世凯帮腔。黎元洪在清朝皇帝还①吴玉章、李书城的回忆录，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118、200.②《辛壬春秋》第一下，页3.③《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十七号。见《近代史资料》总二十五号，页132.没有退位时曾主张南京政府和袁世凯“各派代表到鄂，公同组织正式共和政府”①，这实际上是主张南京政府和清皇朝同时消灭，并乘机抬高他自己的地位。他的这种意见既未得到南京方面的同意，也不为袁世凯所欣赏。孙中山辞职后，他不再想以武昌做中心，而完全唱袁世凯要他唱的调子了。他在首都应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通电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胜于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①这就是说，如果在首都问题上南京政府不迁就袁世凯的主张，中国一定会亡国！南京政府再一次让步，承认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月6日，南京方面提出的办法是，袁世凯致电南京参议院宣誓就职，并且把拟派的国务总理和国务员的名单电告参议院征求同意，然后由国务总理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这时孙中山就解职。对于这种办法，袁世凯当然不反对。袁世凯身上穿的大总统的礼服，应该由南京政府授与，而不应该由退位的清朝皇帝赐给他。——南京政府所争取到的不过是这一点。2月14日孙中山辞职时所说三条办法中第三条提到“临时政府约法”，说得很含糊，因为那时约法尚未制定。到了3月11日，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由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如同毛泽东所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②这个约法被认为是在正式宪法制定以前的临时性的宪法。孙中山以为有了这一纸约法，就能控制住袁世凯，保证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又是一个空想。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大总统任命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须得到作为立法机关的参议院的同意。3月13日袁世凯任命他的老朋友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唐绍仪到南京提出了各部总长后，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大总统之职。从革命中产生的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了它的三个月的短促生命。在这三个月中，始终存在着南北两个政府的对立。4月2日，参议院按照袁世凯的意愿决定迁往北京。这就最后在形式上也表明了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袁世凯。①《黎副总统致伍廷芳电》，见《中国革命记》第二十七册《记事》栏，页14.①《黎副总统书牍汇编》卷一，广益书局1914 年版，页8.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页708.（五）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的破灭在南京的临时政府解散，孙中山解职，让位给袁世凯的时候，辛亥革命就宣告结束了。帝制的中国换上了民国的招牌，但是，就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目的来说，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十二年后，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回顾辛亥革命的教训说：“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其所挟持之势力初非甚强，而革命党人乃不能胜之者，则为当时欲竭力避免国内战争之延长，且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①站在袁世凯背后的是帝国主义。向袁世凯谋妥协也就是向帝国主义谋妥协，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时，1月5日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对外的文告，其中说：“恐世界各邦或昧于吾民睦邻之真旨，故将下列各条，披沥陈于各友邦之前。我各友邦，尚垂鉴之。”这以下历举了八条，前三条是：“（一）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而止。其缔结于革命起事以后则否。（二）革命之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兴以后者则否。“这个文告最后说：”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深望各国既表同意于先，更笃友谊于后，提携亲爱，视前有加。当民国改建一切未备之时，务守镇静之态，以俟其成，且协助吾人，俾种种大计终得底定，盖此改建之大业，固诸友邦当日所劝告吾民而满政府未之能用者也。“①这个文件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主观上是想使中国独立，能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他们的革命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但是他们却无条件地把帝国主义者同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卖身契一律承认了下来。对于刚成立的革命政府说来，立即做到废除这一切固然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以为，既然他们保证不损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既得权益，帝国主义列强就会来支持他们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是个幻想。这种幻想迅速地在事实面前破灭了。南京政府不但没有从帝国主义列强得到他们所企望得到的承认，而且经常感受到列强武装干涉的阴影。害怕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是南京政府向袁世凯妥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南北和谈过程中，袁世凯系统的各地军阀官僚，左一个电报、右一个宣言，都说国事危急，外国干涉的危险迫在眼前，以此来胁迫南方让步。革命阵营中的许多人也竭力渲染这种恐怖。例如由伍廷芳、张謇等和一些同盟会员组成的共和统一会发表的意见书说：“今日列国之对于（革命）军兴，①《总理全集》，文电页18—19.亦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22—23.尚未干涉也，固也。今不干涉之果否可恃，可否持久，智者能测而知之。……彼今之尚未实行干涉者，一则战祸之为日浅也，久乱不治，斯干涉继之矣。……一旦干涉提出，而军国之步调乱矣。“①南京政府派到北京请袁世凯南下的以蔡元培为首的代表团，受到了袁世凯和帝国主义的恐吓，电告南京政府说：”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设使再有此等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将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以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②这就是说：如果一定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难免遭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因此只能向袁世凯妥协。南京政府不是靠自己在国内站稳脚跟来使得外国不能不承认，而是想靠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来提高自己在同北方政府谈判中的地位。凭这种姿态，它不可能得到它所渴望得到的承认。在武昌起义后，列强虽然一般地停止了对清朝政府的贷款，但仍应清朝政府的要求而给以少量的贷款。同时，南京政府想要向外国借款来解决它的财政困难，却遭到了各国的拒绝。南京政府不能依靠广大人民自力更生，结果帝国主义就能够用不承认的政策来把它扼杀。在清皇朝宣布退位，袁世凯接收了北京政府以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开始同北京政府进行数额巨大的借款谈判，并且在总的协议没有达成以前，先行垫支部分的款项。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之所以能并吞南京政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得到帝国主义的财政援助。孙中山的南京政府所希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各国承认，袁世凯的政府得到了。1913年5月2日，美国首先宣布承认中华民国。到了这一年10月6日，国会正式选出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时候，其他列强也宣布承认。他们不愿意承认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而只愿意承认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用意是很明显的。俄国、日本、英国在承认袁世凯政府时，都附有意在分裂中国领土、加强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势力的条件。利用辛亥革命的形势，沙皇俄国嗾使外蒙古的封建领主脱离中国宣告独立。1912年到1913年间，俄国政府同外蒙古擅自订立了一系列的条约，实际上使外蒙古完全落到俄国控制下。对于这种公然分裂中国的行动，袁世凯政府不得不提出抗议。俄国政府拒绝废除它同外蒙古订立的条约。它虽然表示承认外蒙古是中国完整领土的一部分，但要求袁世凯承认外蒙古“自治”。这实际上是俄国承认袁世凯政府的交换条件。日本利用时机和俄国协力共同加强它们在东北三省的地位，并且和俄国划分在内外蒙古的势力范围。1912年7月日俄密约中规定日本在内蒙古的东部有特殊利益。1913年10月初，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满蒙五条铁路的修筑权”的要求，这五条铁路中有三条铁路都是以伸展势力到内蒙古东部为目的。袁世凯政府为了取得日本的承认，立即接受了这个要求。英国在辛亥革命时，正在阴谋控制中国的西藏。 1912 年8 月间，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实际上是使西藏逐步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要求，并且说，中英间应为此订立协定，“然后英国始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①。①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第三编，页78.②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0 年版，页240.①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页101.袁世凯政府既不敢公开放弃对西藏的主权，又不敢得罪英国，对这问题只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②。袁世凯在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时所发宣言书中说：“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③袁世凯以这种姿态表明了他的“民国政府”是清朝政府的卖国传统的继承者，帝国主义列强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应该指出，在辛亥革命时，帝国主义列强不要孙中山而要袁世凯，这点是值得资产阶级革命派引为骄傲的。虽然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能力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因而和世界各国平等相处，虽然他们对帝国主义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归根到底，他们所想使中国走的路是和帝国主义者愿望相反的。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虽然皇帝换成了大总统，中国却仍然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通过辛亥革命这一场剧烈的阵痛，没有能产生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但是这场阵痛并不是白白地度过了的。把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推翻，在中国的国土上树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从此以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辛亥革命，如同毛泽东所指出的，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革命①。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者具有他们自己克服不了的弱点的原故，是由于中国广大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得不到正确和坚强的领导，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的原故。人民，首先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从失败中受到了教育。辛亥革命的失败预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将要进入新的阶段，在更高的水平上继续展开。②后来在1913 年10 月—1914 年6 月，袁世凯政府派人同英国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关于西藏问题的会议，但没有达成协议。③《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新中国图书局1914 年版，页8.①《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60.第五编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渡第二十六章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和反袁世凯的斗争（一）1913年国民党反袁世凯的失败虽然辛亥革命的果实已经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所篡夺，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是立刻就认识到这一点的。在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有些表面现象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相信自己并没有失败：第一，袁世凯不得不表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根据这个约法，国家行政的权力主要不在总统手里而在内阁手里。第二，袁世凯任命的内阁总理唐绍仪是一个多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官僚，他甚至愿意参加同盟会。第三，唐绍仪的内阁的十个部长中有四个是同盟会会员。第四，在由南京搬到北京去的临时参议院（按照临时约法，它具有议会的性质）中，同盟会占有相当多的席位（在一百三十个议员中，同盟会议员有四十多人）。此外，当时在经过革命风浪的各省中，当权的实力派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这些表面现象似乎可以表明，袁世凯当大总统无碍于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他解职后不久，1912年4月间发表演讲说：“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紧要。……仆此次解职，即愿为一人民事业之发起人。”①他又说：“我中华之弱，由于民贫。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②。孙中山当时认为，他此后的任务是从事社会事业，振兴实业。事实上，在民主共和国的招牌下，袁世凯正在一步步加强他的独裁统治。“临时约法”、“责任内阁”、“临时参议院”都不能对他起什么限制作用。在参议院议员和各省的当权派中的同盟会会员，有许多其实并不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由同盟会会员主管的司法、农林、工商、教育这四个部，在当时说来，都不过是闲散衙门；重要的关键性的部，如外交、内务、陆军、海军等部则都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中。而且唐绍仪的内阁只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迫下台了。唐绍仪虽然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他加入同盟会也是袁世凯所同意的，但是因为他要求行使责任内阁的权力，不为袁世凯所容。在他辞职时，同盟会的四个阁员也同时辞职。6月底，袁世凯任命他所更信得过的原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内阁总理。到了9月里，内阁总理又改由原任内务总长的赵秉钧（他是袁世凯的心腹）担任。对于内阁的这种变动，同盟会的领袖们仍没有感到不安。同盟会的领袖人物之一宋教仁，特别醉心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他主张改组同盟会，扩大其组织，以求能在将要成立的正式国会中占多数议席，从而能自己组成内阁。他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等人的赞助。1912年8月间，同盟会改组成为国民党。国民党仍奉孙中山为领袖，但以宋教仁为核心人物。①《在湖北军政界代表欢迎会上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335.②《兴发实业为救贫良药》（孙中山民国元年四月十七日在上海实业联合会欢迎会演讲大意）。见《总理全集》，演讲乙页1.　　　　　　　　　　　　　　　　　当时在临时参议院中占有席位数和同盟会大体相等的一个党叫做共和党。它以黎元洪为领袖，它的骨干分子是张謇、程德全等人。这是个拥护袁世凯而反对同盟会的党。此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和其它名义的一些政团，其组成分子也大多是旧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宋教仁组织国民党时，把统一共和党和几个小政团拉了进来。吴玉章的回忆录中指出：宋教仁“以为国民党只要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就可以组织责任内阁，中华民国即可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而得到长治久安，袁世凯的大总统就只剩下一个元首的空名了。他为了在选举中取得多数，不惜把大批的政客和封建余孽拉入党内。他为了使这些人能够接受，又不顾许多同盟会员的反对，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平均地权’被改为‘注重于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被改为‘维持国际和平’，这就是说，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完全被抛弃了。甚至连‘男女平权’的主张也被取消，因此更遭到女同志们的反对”①。关于当时国民党滥收党员的情形，一个回忆录作者说：“简直是拿着本子乱填，谁要进党都可以登记，大批因势趋利的投机分子都混了进去”②。袁世凯的赵秉钧内阁的阁员中，除陆军、海军、外交三总长外，都挂名于国民党，因而这个内阁竟被称为“国民党内阁”。这样，同盟会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得到成功时，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倒退为以争取议会席位为唯一宗旨的、无原则的政党。由于当时正处于革命热潮之后，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拉拢孙中山和黄兴这样有声望的革命领袖来给自己装点门面。1912年8月下旬，他先把孙中山请到北京，待以上宾之礼，共商国家大计。经过会谈，袁世凯使孙中山完全相信他可以做很好的民国元首，并且完全同意他所提出的八条“内政大纲”，那其实一点也没有民主气息，完全是为建立袁家天下打算的。孙中山表示希望袁做十年总统，而他自己则将全力从事铁路建设。袁世凯给孙中山以全国铁路总办的名义。黄兴也被邀请到北京。在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黄兴负责南京留守府，这个机构的任务主要是处理集合在南京一带的十几万各省军队。袁世凯利用他遣散了这些军队中的大部分。他到北京主要是谈了建立政党内阁的主张。孙中山、黄兴在和袁世凯会谈后都仍回到上海。袁世凯表面上对孙、黄十分推崇，暗中却派人编造孙、黄的所谓“阴私”，印成小册子，在各处散发，对他们进行造谣诋毁①。孙中山在到北京前以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为号召，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袁世凯派人在北京也成立了个铁路协会相对抗。不久，北京的铁路协会竟要求解散上海的铁道协会，并终于以两个协会合并的名义来取消了铁道协会②。孙中山的这个对手是在军阀官僚专制统治集团中翻过好些斤斗而爬上来的角色。这个集团虽然极端腐朽落后，但是它积累下了狡诈、狠毒，耍阴谋、弄权术的丰富经验，用来对付本身具有很大弱点而且很少政治经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时还能奏效。读一下孙中山当时在同袁世凯会见后的言论，可见他是多么深地落进了袁世凯设立的陷坑。他在北京演讲说：“鄙人之意见，现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鄙人从此即不厕身政界，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年版，页98.②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488.①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489.②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同上书，页165.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鄙人所计划者非他，即建筑铁路问题是也。”①他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的演讲中更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颇入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甚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但办事本不能尽采新法。……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就是袁世凯——引者），并不谬误”②。对于国民党的知名人物，可以收买的，袁世凯就进行收买。汪精卫就是一贯从袁世凯那里领取“特别费”的。被“软化”的还有若干老同盟会的人，如刘揆一。刘早在华兴会时是黄兴的得力助手，又是同盟会总部在东京时的重要干部。在陆征祥和赵秉钧的内阁中他都担任工商部总长③。赵秉钧内阁被称为国民党内阁，其实并不是袁世凯的人投靠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人被袁世凯拉过去了。袁世凯对于他所收买不了而又容不下的人，采取卑鄙的暴力来对付。1912年底，各省开始进行正式国会的议员的选举。经过用各种方法竞争，国民党获得了国会议席中的大多数。这时在湖南参加竞选的宋教仁非常得意，他认为大局已定，可以成立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的内阁。他从湖南转道上海、南京回北京，一路上宣传他的政党内阁的主张。1913年3月20日他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伤重致死。这个三十二岁的有才干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由于迷信议会选举死于袁世凯的毒手。虽然很快就发现了确实证据，证明暗杀的主使人是袁世凯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但是整个国民党已笼罩在妥协的空气下，只是采取“静待法律解决”的办法。孙中山毕竟是个敢于和反动势力相对抗的革命家，宋教仁被杀事件立即使他开始清醒过来，他主张组织兵力，声讨袁世凯。黄兴和其他领袖们不赞成这个主张。各省当权的实力派虽然有不少在名义上和同盟会、国民党有关系，但他们的统治和旧军阀、旧官僚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中不少人还为袁世凯所收买，例如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凤翙①都已跟着袁世凯走了。南方的有几个省中，还有些不是完全顺从袁世凯的国民党的武力。在刺杀宋教仁的同时，袁世凯正在同帝国主义列强的银行团进行大借款谈判。1913年4月间，大借款成立。袁世凯有了财政上的后盾，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军事上也作好了布置，于是在6月间，先后下令罢免国民党的三个都督（江西的李烈钧、广东的胡汉民和安徽的柏文蔚），并且出动军队南下。只是到了这时，国民党才被迫应战。在上海的孙中山、黄兴号召南方各省力量，起来反对袁世凯，这就是国民党人所说的“二次革命”。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的反袁军事行动，以江西和南京为中心，所以①孙中山民国元年九月二日在北京报界欢迎会演讲。《总理全集》演讲乙，页4.②孙中山民国元年十月五日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演讲。同上书，演讲丙，页3.③刘揆一（1878—1950）在1913 年7 月失去袁世凯政府的职位，转而采取反袁的立场，但也没有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1934 年他发表文章，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致为国民党当局不满。从此他隐居湖南乡间。全国解放后，他被聘为湖南军政委员会顾问。①张凤翙（1881—1958），他在1914 年为袁世凯调离陕西，到北京后仍依附于袁世凯。1916 年袁死后，他多年间没有参与军阀政治，并有过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活动。他的后半生表现进步。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坚持抗日爱国的立场，并在1946—1949 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拉拢。全国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又称为“赣宁之役”。7月12日李烈钧据江西湖口炮台宣告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成立讨袁军。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虽都有国民党的力量表示响应，但多半是虚张声势。在袁世凯的南下军队压力下，江西、南京的反袁武力迅速瓦解，响应的各省也自动收场。不到两个月，赣宁之役就以袁世凯的全胜而结束了。袁世凯派他的亲信部队进驻南京、湖北、广东，把他的势力伸张到原来在国民党军人和其他派系控制下的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经过辛亥革命后一年半的时间，国民党已经使自己的形象褪去了革命的色采。这时，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罪恶尚未被全国人民所认识。因此，赣宁之役不过是少数国民党人的单纯军事行动，没有能成为一次群众性的革命，和辛亥革命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是一系列的反袁世凯的斗争的开始，就这点说，它是有积极的历史意义的。在取得军事胜利后，袁世凯露出他的真面目来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派了。5月下旬他已经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也是捣乱，右也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之托，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① 7月间他又发出布告说：“暴徒擅自宣布独立，破坏民国统一。政府依约法上之统治权，有以兵力平定变乱责任”②。原来是想用来束缚袁世凯的临时约法，现在却成了他用以镇压革命的合法依据。孙中山、黄兴等人都成为被通缉的“暴徒”。他们不得不离开了由他们的革命奋斗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再一次出国流亡。当时的一个流亡者在许多年后的回忆录中说：“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年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这种苦闷，正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所无法逃避的悲哀！”①在赣宁之役发生时，国会已经开幕。留在北京的国民党的议员们向袁世凯表示，孙中山、黄兴等不过是国民党的名义上的领袖，这次江西、南京的发难，是他们个人的行动，“与本党无关”②。袁世凯又用收买分化的方法使不少国民党议员退出国民党，另组小党派，这样，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多数地位也就失去了。7月底，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内阁总理。这个内阁中外文、内务、陆军、海军、交通几个部仍由袁世凯的亲信把持，其余几个部的总长都是进步党人，其中有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也是进步党人。所谓进步党，是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为了压倒国民党在国会中的优势，在1913年5月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三个党合并而成的。共和党，前面已经说过，是在临时参议会中和同盟会对抗的一个党。统一党是由共和党分裂出来，以章太炎为领袖的一个小党。而民主党则是梁启超在1912年10月从日本回国后，纠合一些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子组成的。梁启超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坚持反对革命，但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后，他回到国内，却自认为有权同革命派分庭抗礼。他说：“现在之国势政①《时报》民国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载。据白蕉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49.②马震东：《袁氏当国史》，中华书局1932 年版，页228.①何遂：《辛亥革命亲历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页495—496.②《袁氏当国史》，页234.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以云有功，则两俱有功；以云有罪，则两俱有罪。”“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①就历史的发展来看，辛亥革命是从戊戌变法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结果，因此，立宪派对于辛亥革命未尝不是有功的。但是，辛亥革命之所以成为极不彻底的民主革命，固然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有关，而立宪派在“参加”革命中所起的坏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一点，梁启超是不愿意承认的。梁启超的回国使原来的君主立宪派分子们有了个带头的人。在清末的君主立宪运动中很活跃的汤化龙、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等人就推选他为领袖组成了民主党。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统一党合并而成的进步党中，民主党人占据重要的位置。以梁启超为政治代表人物的上层资产阶级利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但是他们既不愿意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也没有能力独立取得政权。他们宁愿依附于袁世凯，以为这是他们爬上政权的捷径。果然，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物被认为暴民、叛党而流亡出国的时候，梁启超、熊希龄等人被袁世凯邀请入内阁，取得了显赫的地位。但是袁世凯所要建立的是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代表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独裁政治。他不但不需要“激烈”的资产阶级政党，也不需要“温和”的资产阶级政党。在赣宁之役以后不久，1913年10月6日，在袁世凯的指挥棒下，国会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这个国会中还有一部分议员不愿意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意旨写票，因此，在一天中连续进行三次投票，袁世凯才得到了法定当选的票数。黎元洪仍被选为副总统。在袁世凯看来，这个国会并不是得心应手的工具，既然它已经使他“合法”地成为正式的大总统，它的作用已经完毕了。 11 月4 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把隶属于国民党的议员资格全部取消，以至国会无法召开会议。熊希龄的内阁接着也就只好下台（1914年2月12日）。进步党的梁启超等人在被袁世凯利用了一下以后终于也遭到了排斥。①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词》。《饮冰室文集》之二十七，页4—5.（二）袁世凯独裁卖国真相的暴露袁世凯所解散的国会，是根据民国元年制定的“临时约法”而产生的。在既已解散这个国会之后，袁世凯就来着手废除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原来被一些人认为具有“紧箍咒”的作用，是能够用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来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的。在解散国会以前，袁世凯已成立了一个完全由他亲信的官僚、政客组成的“政治会议”，作为他的“谘询机关”。按照他的意旨，政治会议建议成立“约法会议”来制定一个合于他需要的约法以代替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的成果的一个标志，为了把它废除，袁世凯采取了看起来似乎很郑重的手续。袁世凯在1914年3月召开了他的约法会议，并且为这个会议规定了“约法增修大纲”七条①，这七条的主要内容是：“外交大权绝对归于大总统”，“官制官规制定权及官吏任免权”也都属于大总统，都不需要经过议会，而且大总统有权不经过议会“发布与法律同等效力之政令”，有权“以教令为临时财政处分”，这就是取消了议会制；不设国务总理，而使政府各部总长“均直隶于大总统”，这就是取消了责任内阁制：“关于人民的权利，其褫夺恢复等，得由大总统自由行之”，这就是根本否定了民主的概念。按照这些原则制定的约法在1914年5月公布。这个约法赋予袁世凯的个人独裁以“合法性”，只不过还保留着中华民国的名义罢了。袁世凯的约法规定要成立一个类似议会的“立法院”（但它无权监督大总统而只能听命于大总统）和一个叫做“参政院”的谘询机关。实际上他只成立了参政院，其组成人员是些原来清朝的官员和各地的地主绅士，也有一些进步党人和变节的国民党人。这个参政院适应袁世凯的需要制定了一个“大总统选举法”（1915年1月1日公布）①。按照这个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并可连任。选举大总统是由参政院和立法院各推五十人来进行，而且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可以“议决现任大总统留任”而不用进行选举。再有一项奇特的规定是，继任大总统的候选名单由现任大总统预先确定，写在“嘉禾金简”上，密藏于“金匮石室”中；到选举时，打开石室，取出金简，人们只能照单“选举”。所以当时舆论就认为，袁世凯不但有了终身任总统的保证，而且由于有权指定继承人，因而能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到这时候，袁世凯实际上已经取得了和皇帝同样的权力，所差的只是个名义。 1915 年下半年，袁世凯和他的党羽大肆制造民主共和不适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的舆论。还伪造了全国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民意”。 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宣布实行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且象历代皇帝颁布年号一样，规定次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政权，在国内依靠的是封建主义的旧势力，加上同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的买办阶级的势力。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彰德一带占有土地四万亩左右。他手下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倪嗣冲等人都是占地数万亩的大地主。他的官员的班底是原来清朝的官僚。其中主要又分为两个派系，一个派系是老官僚派，他们在清朝做过尚书、侍郎、总督、巡抚一类大官。徐世昌是这一派系的代表，此人曾当过军机大臣、协办总理大臣，①《袁氏当国史》，页354—355.①《袁氏当国史》，页384—387.在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朝，不做民国的官，但到了1914年临时约法被废除后，出任袁世凯的“国务卿”。另一派系被称为新官僚派，他们在清朝时的官职较低，入民国后渐据显要地位。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梁士诒，清末是邮传部的官员，由袁世凯任为总统府秘书长，还兼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参与铁道事务，因而同外国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他是称为“交通系”的财阀的头子。比起老官僚派，新官僚派更多带有买办性。袁世凯力求以武力实现全国的统一。以北洋六镇为基础，大肆扩充他的嫡系力量。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长江流域各省落到了北洋军人手里。对于南方的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浙江等省的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袁世凯通过收买和武力威胁，使他们表示服从和效忠。这样，在形式上他好像已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实际上，不仅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而且他的嫡系将领们在各自占得一块地盘后，也互相倾轧，竭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在袁世凯统治下，开始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并没有真正的统一。资产阶级革命派本来设想，经过革命，建立民国后，资本主义就能发展起来，国家就能走上富裕的道路。事实恰恰相反，在袁世凯和其他大大小小军阀统治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显出了萎缩的趋势。1914年张謇任北京政府的农商总长，提出“棉铁政策”，主张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也只能是纸上谈兵。袁世凯能够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主要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他的政府实行卖国政策，和清朝相比，有过之无不及。1912年4月参议院首次在北京开会，他发表宣言说：“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①。到了他就任正式大总统时，又向各国公使外交团致词说：“本大总统深愿履行条约，循守成例，与友邦敦睦为唯一之基础”②。他说的是老实话，他的“唯一基础”就是取得帝国主义的信赖。因此，不仅遵守清朝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且遵守一切不成文的“成例”，不仅已办的事全部承认，而且未办的事也要快办。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巨额借款，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经过一些周折。日本、俄国参加了进来，美国则中途退出，所以达成借款时，四国银行团变成了五国银行团。这笔借款总数为二千五百万英镑，以盐税收入为担保；规定四十七年还清，本利合计六千七百多万英镑。借款合同规定，由五国银行团派员稽查盐务，并监督贷款之使用。这完全是奴役性的政治贷款。袁世凯实际得到的数目是借款总数的84％，即二千一百万镑，其中一半以上用以支付各国到期的借款、赔款，还要以二百万镑作为“各国因革命所受损失的赔偿”，剩下来的约八百万镑，袁政府用来做军费和行政费用。靠了这笔借款，袁世凯才能在1913年以压倒优势战胜国民党势力。1914年欧洲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分成了两个营垒，互相厮杀，这使袁世凯政府感到很为难。8月6日它宣告中立。德国在胶州湾租借地（青岛）驻有军队，而同英国有同盟关系的日本随时可能参加战争，乘机夺取胶州湾。这是当时中国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国内舆论界有人主张，应该同德国协商，把胶州湾还给中国，以免为日本夺去。德国由于无力顾及远东，也曾表示可以这样做。但是日本发出警告说，如果①《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1936 年上海版，页4.②同上书，页27.中国从德国人手中接受胶州湾，日本将视中国为自行破坏中立而站到德国一边。在这种威胁下，袁政府不敢采取任何行动。8月23日，日本向德国宣战，封锁胶州湾，并以进攻青岛的名义出兵。日军从相距很远的山东北部的龙口以二万多人登陆，进兵黄县、掖县、平度、莱阳、即墨等地，把沿途的城镇和邮电机关全部占领，征发物资，役使人民，如同进入敌国一样。袁世凯政府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却自行宣布按照1904年日俄战争先例，把龙口、莱州、胶州湾及其附近一带划为“交战地区”。日军行动甚至超过了这个所谓交战地区。 11 月7 日，日军才打败德国在青岛的驻军，占领青岛；在这以前，日军已占领胶济线上的潍县等处，并沿铁路线西进，一直打到济南，10月6日占领济南车站。显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要从德国手里夺取胶州湾，而且是要控制胶济铁路全线以至整个山东省。袁世凯一向主要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支持，和英国的关系尤其密切。由于西方列强都卷入欧洲战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它独占中国的好机会。它在对山东进行军事侵略后，以解决中日间的“悬案”为名向中国提出一系列的蛮横无理的要求，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日置益把这些要求当面交给袁世凯。这些要求列为二十一条，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四条，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第二部分七条，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第三部分两条，要把已有日本资本渗入的汉冶萍公司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变成中日合办的企业；第四部分一条，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部分七条，包括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某些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间，南昌至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以及在福建省内修铁路、开矿山的投资优先权许与日本等等。对于日本方面无端提出的类似于对战败国的条件，袁世凯政府竟派出代表同日本公使进行秘密谈判。它的两个代表之一的曹汝霖向参政院报告说：“政府兢兢业业，既不敢意存挑拨，以速危机，又不敢轻言让步，自丧国权，惟苦请日使速行开议而已。”①在谈判中，袁世凯方面做了许多让步，仍不能使日本满意。这年5 月7 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政府全部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有第五部分中的有几条除外，但也承认“容日后协商”）。袁世凯用中国积弱已久，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说明他的屈服是无可奈何的，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的。对于商、学、工各界中兴起的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袁世凯严令禁止。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使中国更加陷于贫弱和混乱。他在山东问题上，特别是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使他的卖国的面目充分暴露于全国人民的面前。在接受了二十一条后，他加紧进行复辟帝制的活动，以为可以利用中国社会中迷信皇权的传统习惯势力来稳定自己的统治。而且依仗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也不怕国内有人出来反对帝制。袁世凯及其党羽过高估计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政治的作用，过低估计了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民主共和的潮流，也过低估计了由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迫而在中国人民中形成的爱国情绪和憎恶卖国贼的情绪。公然宣布实行帝制，不①《袁氏当国史》，页465.但不能增强袁世凯的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只是加速了它的崩溃。　　　　　　　　　　　　　　　　　（三）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黄兴及其他国民党人在1913年反袁世凯斗争失败，流亡出国时，已有了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经验。这次革命虽然取得了推翻清朝的大胜利，却在袁世凯手下遭到了惨败。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决定下一步怎样做，成为他们的重大课题。在流亡的国民党人中，思想是很混乱的。当时的情形是：“精神溃散，相继败走，扶桑三岛遂为亡命客集中之地矣。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二十年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于一蹶不振。”①后来，孙中山还追述说，那时亡命于日本的人，“大都垂头丧气”，“以为日日言革命，究竟有何势力，有何方法。彼等以为当二年前吾党已是成功，据有十几省地盘，千万之款可以筹集，三四十万之兵可以调用，尚且不能抵抗袁氏；今已一败涂地，有何势力可以革命？革命进行究竟有何办法？“②黄兴是领导者中对革命表示沮丧的一个人。孙中山这时在给黄兴的信上批评他说：“中国当此外患侵逼，内政紊乱之际，正我辈奋戈饮弹，碎肉喋血之时。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机以起。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①孙中山坚决反对失败主义的情绪。当时他“再三苦劝各同志说：……从前吾党当推翻满清时，何尝有力量？大家皆是赤手空拳。当武昌革命党发动时，亦未有何种方法。不过大家皆明白满清一定要推翻，人人皆有此种信仰，人人皆明白此种道理，但尚未有何种事实可以证明。今日吾等虽失败而亡命，然吾等信用益大，经验益富，而且有事实可以证明。故今次失败，比之三年前，较有信用，有经验，有证据。何以在三年前遇有失败，无不继续奋斗；在三年后，便尔灰心，不肯继续奋斗呢？”②本着他的革命信念，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开成立会）。从他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方案中，可以看到，他是认真考虑了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变为国民党一败涂地的这段经验，企图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以利于再次兴起反袁世凯的斗争。但是究竟如何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却不能认为是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的问题。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有一个通告向党员们说明“国民党失败之真相，新党再造之苦心”，其中说：“试思国民党之失败，自改组（指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引者）以来，即伏阴毒。份子既属复杂，官僚因之侵入（赵秉钧亦入国民党），将吾党之本来主义抛弃，对于国家，不敢直负责任。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③。为了改变国民党这种面貌，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中说：“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屏斥官僚，二、淘汰假革命党，以收完全统一之效，不致如第一次革命时代（指辛亥革命——引者）异党入据，①《中华革命党宣言》（1914 年7 月）。《总理全集》，宣言页18.②孙中山在1923 年11 月25 日的演讲。《总理全集》，演讲丙页32.①孙中山1914 年3 月致黄兴书。同上书，函扎页148.②孙中山在1923 年11 月25 日的演讲。同上书，演讲丙页32—33.③中华革命党的《第四号通告》。见邹鲁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页272.以伪乱真。”①中华革命党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按指模，立誓约，誓约的中心内容是：“为救中国危亡，拯民生困苦，愿牺牲一已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②。这是把是否愿意立誓服从孙中山看做是真假革命党人的唯一标准。孙中山对此申述理由说：“不论何党，未有不服从党魁之命令者，而况革命之际，当行军令，军令之下尤贵服从乎？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人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若口是心非，神离貌合之辈，则宁从割爱，断不勉强。务以多得一党员即多一党员之用，无所浮滥，以免良莠不齐。此吾等今次立党所以与前次不同者。“③中华革命党成立宣言说：这个新成立的党”为秘密团体，与政党性质不同“④。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当时人们是完全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来理解政党的性质和作用的：政党就是要在议会选举中争取席位，以求在取得多数席位时组织内阁。按照这种理解，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是革命党而不是”政党“，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就是改组成了政党。既然经验证明，在成为政党后，发生了党员”浮滥“，”良莠不齐“，以及党内意见分歧，步骤凌乱等等弊病，所以孙中山认为必须确认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与政党性质不同“。而且也不说这个党是像同盟会那样的革命党，这显然是因为感到同盟会的分子过于复杂，并不服从一个人的原故。这样，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性质就被确定为一个”秘密团体“。辛亥革命中发生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现象，这在当时人看来，纵然不是理所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有了革命军，有了新政府，那末，以联络会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现政府为宗旨的革命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要变成争选票的政党了。鉴于革命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蜕化变质，国家政权为旧势力篡夺的教训，孙中山在成立中华革命党时提出了划分“军政”、“训政”、“宪政”这三个时期的说法①。《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军政时期是“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训政时期是“以文明法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等到“地方自治完备之后”，才创制和颁布宪法进入宪政时期。总章认为，“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在此以前，都叫作“革命时期”。在革命时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总章中又把党员分为三等，明确规定他们各自享有不同的权利。在革命军未起义以前入党的是“首义党员”，他们在革命时期都称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革命军起义后入党的是“协助党员”，在革命时期称为“有功公民”，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革命政府成立后入党的是“普通党员”，称为“先进公民”，那就只享有选举权利了。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②①《总理全集》，宣言页19.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页159.③孙中山致南洋同志书。见上书，页265.④《总理全集》，宣言页19.①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有“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这三个时期的说法，但和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说法不尽相同。②《中华革命党总章》。《总理全集》，方略页119—120.孙中山提出这一套办法主观上是为了使下一次革命不致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防止在革命军起和革命政府成立时，革命成果为投机分子和旧势力所篡夺。他以为，推迟宪法的颁布，而把“革命时期”的全部政权掌握在革命军兴以前就宣誓效忠于他的一小批“元勋党员”，至多再加上那些“协助党员”的手里，就可以保证革命的胜利。却没有想到，如果真是按照这样做法，将只是使那些“元勋党员”和“协助党员”成为一个狭隘的宗派，使他的党和所要进行的革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中华革命党总章说：“本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他们的最高目的就是建设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后三年的经验使人痛感到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在中国行不通，丝毫不能起遏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的作用。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的思想是这种矛盾的反映。他解决不了这个矛盾。他为解决这个矛盾而采取的办法使他走向了民主的反面：他所建立的党以是否绝对服从领袖个人作为党员之唯一标准，并且预约给予最早宣誓服从的党员以“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他所设想的革命时期成了少数“元勋党员”和“协助党员”统治全体连公民资格都没有的人民的政治！中华革命党在1914年7月成立时，以孙中山为总理，并要黄兴担任协理。黄兴表示不赞成以“附和孙先生革命”为誓词，拒绝参加。不少知识分子和军界的旧党员也对按手模宣誓的方式表示反感，以此为理由拒绝参加。欧洲战争爆发后，一些在日本的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国民党人（其中多数是军人）成立了“欧事研究会”的组织。它虽然用研究会的名义，其实是中华革命党以外别树一帜的政治派别。他们和黄兴一样，不主张对袁世凯采取“急进”的革命手段，而主张“缓进”。在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后，1915年2月间，黄兴和欧事研究会的若干主要成员联名发表通电，认为当前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应该暂停反袁活动，一致对外。由于黄兴和列名通电的另一些人（如柏文蔚、李烈钧）是1913年赣宁之役的重要人物，所以他们的看法颇有影响。对于这种看法，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他在一封为这问题答复北京学生的信中说：“袁氏以求僭帝位之故，甘心卖国而不辞。祸首罪魁，岂异人任？”他把袁世凯比做已经升堂入室的大盗，“大盗在室，乃如取如携。祸本不清，遑言捍外？……而乃望以一致为国，相去万里，何止迳庭！“①孙中山认为，对甘心卖国的袁世凯，必须坚决斗争，谈不到合作一致对外。在这个问题上，孙中山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活动方式都成了脱离群众的“秘密团体”，它不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较大的影响。在1916年反袁世凯的斗争高涨的时候，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能够站在领导地位。①《总理全集》，函札页165.（四）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和西南几省的地方军阀，充分利用了袁世凯由于对帝国主义屈服和实行帝制而遭到全国人民反对的形势，为自己取得了反袁世凯的领导地位。在熊希龄的内阁时期，梁启超和其他进步党人是支持袁世凯的。1914年1月袁世凯解散了国会，在国会中同国民党相对抗的进步党也就不存在了。但是进步党中的主要活动分子，仍然可以视为一个政治派别。他们大体上就是清末的君主立宪派分子。梁启超仍是他们的领袖人物。他在反对袁世凯帝制的第一篇文章中自称为“立宪党”，虽然这样的党的组织是没有的。国会解散，熊希龄内阁下台以后，虽然袁世凯日益明显地实行独裁政治，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进步党人仍然不反对袁世凯。在袁世凯为制定他的“大总统选举法”而设的参政院中，梁启超和其他几个进步党人受聘为参政员，他们对选举法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凯的亲信们改行帝制的呼声已经公开喧嚷起来，梁启超观察形势，感到继续支持袁世凯是不聪明的事。这时，他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开始宣布反袁的立场。梁启超所说他为什么要反袁的理由，是值得看一下的。梁启超的这篇文章①首先声明：“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他把主张民主共和的人讥诮为“新进耳食者”，自命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谈国体问题。共和与君主，就是他所说的国体问题。他又说：“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他的意思是说，国体只能维持现状。在辛亥革命前，因为现状是君主国体，所以他反对鼓吹共和；而现在很不幸的（他认为是很不幸的）已经经过革命而成了共和国体，也就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不可再加以改变。他说，如果硬要改变现行国体，那就是革命，而革命是他从来反对的，所以他过去反对“共和革命”，现在反对“君主革命”。——袁世凯实行帝制，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而梁启超把它说成是一种“革命”。这固然是他有意糟蹋革命这个字眼，同时还有深一层的意思。他的文章中说，他其实是很希望能使共和“复返于帝政”的，不过“又深感君主国体之难以恢复”，而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进行“君主革命”，后果是很危险的。“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也就是可能导致真正的革命，这是他所最害怕的。梁启超的文章又说：“吾侪立宪党之政治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故以为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照这样说，他似乎是既反对改变既存的共和国体，又主张在共和的国体下实行立宪的政体。按当时人的用语，共和立宪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但是梁启超的文章却又表明，他并不真正要求袁世凯实行民主共和。相反的，他认为，在共和的招牌下实行专制是可以容许的。他说：“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其中有种种不得已之理由，犯众谤以行之，尚能为天下人所共谅”，但如果公然废弃共和，那就难免遭天下人之反对了。所以他的文章为袁世凯设想说，既然已经能够当终身大总统，而且有权使自己的儿子当继承人，那就应该满足于这种①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收在其所著《盾鼻集》中。见《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85—98.状况，“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何必一定要废弃共和而当皇帝呢？梁启超在举起反袁的旗帜时，对于袁世凯自己丢掉共和的招牌是深表惋惜的。附带说一下，这时梁启超和康有为是有分歧的。康有为也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但他认为用帝制代替共和是必要的，不过袁世凯不配当皇帝，只应该让清朝复辟。梁启超和他的老师不同，虽然在他的文章中慨叹共和对中国是多么有害，但他认为，在反对袁世凯时必须以维护共和的战士的姿态出现。梁启超还从辛亥革命中得出经验，如果抢先抓起反袁的旗帜，是对于自己一派最有利的。他在给南京的进步党人的信中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①。靠什么力量来反对袁世凯呢？梁启超找到的力量是西南几个省的地方势力：云南的唐继尧、贵州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梁启超的学生蔡锷是他的密切的合作者。蔡锷在辛亥革命时领导云南起义而成为云南都督，1913年离开云南。由于他在军界中的声望，袁世凯授与他以各种荣誉职位，把他羁留在北京。原是蔡锷部下的唐继尧被袁世凯从贵州调到云南，受封为将军②。1915年11月，蔡锷根据梁启超和他商定的行动计划，设法摆脱袁世凯的监视，离开北京，先到日本，然后回到云南。差不多同时回到云南的还有未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原国民党人李烈钧、熊克武等人（都属于欧事研究会）。他们都主张在云南宣布反对袁世凯。唐继尧起先因为自己的力量对抗不了北洋军力，对于是否和蔡锷等人共同行动是动摇的。由于蔡锷在他部下的中下级军官中威信很高，许多人赞成反袁，又由于蔡锷等人说服了他，使他看到整个形势对袁世凯不利，他终于下了决心。 12 月25日以唐继尧为首向全国发布声讨袁世凯的通电，云南宣告独立。唐继尧为云南都督。云南的军队组成三个军，号称护国军。由蔡锷率领一个军进兵四川。贵州的军阀刘显世本来是地方豪绅，在辛亥革命期间乘立宪派和革命派相争的时机掌握了省的军权。他也曾向袁世凯效忠，但这时追随云南，在1916年1月间宣布贵州独立。争取广西军阀陆荣廷的响应是梁启超的计划中的重要的一步。陆荣廷是清朝的广西提督，在辛亥革命中成为广西的统治者，袁世凯也授予将军的封号。他时常担心受到北洋军人的排挤，但是对于是否参加反袁行列还很踌躇。为了促成他行动，梁启超接受他的邀请，在日本人的大力帮助下，避开袁世凯在各地密布的暗探，由上海经过香港、越南潜入广西。1916年3月15日以陆荣廷、梁启超的名义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为广西都督。由蔡锷率领的进入四川的护国军的力量是很小的。唐继尧为了使颇得人望的蔡锷离开云南，以免危及自己的地位，所以愿意分给一部分兵力，但并不给以充分的后勤支援。因此，蔡锷在川南虽曾打败四川本省一些军队，占领叙州（今宜宾）、泸州、綦江等地，但是在袁世凯从外省调进了一些北洋军队后，蔡锷在作战中受到了挫折。袁世凯派驻四川的将军陈宧，虽受到袁世凯的信任，但并不是北洋嫡系。他不愿意战争扩大，因为如果北洋军队更①梁启超：《致藉亮侪等书》（1915 年11 月18 日）。《饮冰室专集》之三十三，页28.②袁世凯在准备行帝制时对各省的军事长官封为不同名目的将军。多地进入四川，他的地位就会动摇。在陈宧和蔡锷双方默契下，四川的战事成为僵持的局面。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的首先独立，惊破了袁世凯称帝的迷梦。因为云南用护国军的名称，这次反袁斗争被称为“护国运动”。护国运动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于企图彻底埋葬辛亥革命的独裁者袁世凯的反抗，但在运动中，立宪党人和地方军阀各有各的打算。梁启超为自己一伙人夺取反袁斗争的领导权的意愿是达到了的。由于领导权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就注定了这个运动的发展规模远不如辛亥革命，其结局也不可能高过辛亥革命。　　　　　　　　　　　　　　　　　（五）袁世凯的覆灭袁世凯虽然在1915年12月已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但是预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的“登极大典”却没有敢如期举行，而且一再推延，终于在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所谓举国一致拥戴帝制的“民意”，袁世凯及其党羽也知道是他们自己伪造出来的，但他们的确以为，皇帝的龙袍具有比大总统的礼服不知高多少倍的权威，依靠这种权威，不但能够得到旧势力的拥护，而且能够博得众多“愚民”的膜拜，因而使主张民主共和的反对派无能为力。但是，这种奇迹没有出现。利用社会各阶层中反对卖国独裁，憎恶帝制复活的情绪，西南几个省宣布独立，这对于袁世凯固然是严重打击，同时，帝国主义者看到袁世凯由于称帝而陷入困境，不愿意继续支持帝制了，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也表面化了，这就更是袁世凯所没有预料到的。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开始酝酿时，他所聘用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发表《共和与君主论》，明确主张中国应该实行君主制，认为象中国这样的“民智卑下之国”，民主共和是有害的；中国固然需要立宪政治，但“中国之立宪，以君主制行之为易，以共和制行之则较难也。”①美国博士的这种议论为袁世凯的帝制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另一个政治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也积极主张中国应当改共和为帝制，实行君主立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统治者在实行任何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动时，总是要首先看看帝国主义的眼色。由于欧战尚在进行，日本在远东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的态度如何更是袁世凯所顾虑的。日本政府通过有贺长雄和其他渠道使袁世凯相信，他接受了“二十一条”就可以换得日本对帝制的支持。因此，袁世凯当时认为他实行帝制，在外交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就是能够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承认和赞助的。实际上，日本政府对袁世凯采取的是两面三刀的态度。由于袁世凯和英、美的关系较深，日本并不愿意看到袁世凯的统治稳定。相反的，它宁愿由于实行帝制而在中国造成混乱的局面，以便于扩充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并且培植完全能为日本所用的代理人。梁启超的反袁活动之所以能得到日本的帮助就是这个原故。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以前，1915年12月15日，日本已经联合英、法、俄、意共五国公使一起向袁世凯提出警告，表示担心实行帝制能否维持国内治安。到了1916年1月间，日本更明显地表示不信任袁政府能够平息云南、贵州的局面。此外，日本还资助一些清朝的贵族和遗老，使他们进行复辟活动。总之，袁世凯逐渐发现，日本是在捣他的乱，而不是为他撑台。袁世凯的北洋军内部的分裂特别表现在他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身上。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段祺瑞一直担任陆军总长。在准备实行帝制时，1915年8月，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这个重要职务，这是因为他感到段有自己的野心。坐镇江苏的冯国璋对于袁世凯实行帝制，采取冷淡的态度，并且同反袁的立宪党人和西南军阀暗中来往。在云南、贵州、广西宣布独立后，他愈来愈表现出反对帝制的态度。他是看到袁世凯的大厦有倒坍的危险，意图以自己为中心来维护北洋军的传统势力。他的这种意图特别得到江西、湖北等省①古德诺的全文见白蕉编《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页162—174.的北洋军阀的声援。北洋军内部分裂的表面化使袁世凯更处于困难的境地。而且长江流域这几个军阀的动向又是英国态度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