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界中革命思潮的发展，出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1903年，在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反对沙皇俄国军队霸占东北的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并由此产生了个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用意是要在学生中进行军事训练，学会搞军事。但军国民教育会只是个松散的群众组织，没有存在多久。其中有些人回国作进一步的活动。1904年在回国的留学生推动下，分别成立了华兴会和光复会这两个革命团体。华兴会由湖南的留学生黄兴、刘揆一、杨毓麟、陈天华等人发起，成立会在光绪二十九年除夕（1904年2月15日）在长沙明德学堂的一个校董的家中举行，到会的有从本省各地和从外省来的，共百余人，大多是学界中人。他们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1874—1916），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县学生员出身，肄业武昌的两湖书院。1901年官费到日本留学，进师范学校，但还学了点军事。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页110—111.光复会在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成立于上海。参加的人是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在狱中的章太炎也参加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铨是推动成立这个组织的主要的一个人。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推为会长。在这个组织成立后一直起主要作用的中心人物则是陶成章。陶成章（1878—1912），浙江绍兴人，年青时当过塾师，在1900年前不久开始读新书而有仇视清朝统治的思想。1902年官费到日本留学，想进成城学校学军事，受到清朝官方的阻挠。1903年回国活动。华兴会和光复会都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抱着推翻清朝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黄兴在华兴会的成立会上发言，谈到发动革命的地点和方法问题。他援引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法国的革命经验，但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不同，不能从首都开始，而要“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他认为湖南的“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而且还有“洪会党人”（也就是江湖秘密结社）也抱有“排满宗旨”，一旦发动起义，“不难取湘省为根据地。”①在严重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面，抱着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农民革命的武装斗争传统。上述邹容的书主张“文明之革命”，但并不是不要武装斗争，他的书名就叫《革命军》。邹容认为“野蛮之革命”是不可取的，所指的是义和团那样的自发的斗争。这些初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认为，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在他们的引导下才能走上“文明之革命”的轨道。1903年留日学生的一个杂志上说，中国历史上从汉朝的赤眉、铜马、黄巾到明朝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都是“云兴鼎沸，糜烂生民，不可收拾”，“其责不在其民族之好言革命也，在其民族无善言革命之教育也。”这个作者实际上是认为，只有资产阶级出了世才能够有“善言革命之教育”，只有资产阶级能够教育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群众去进行“有意识之破坏”，“有价值之破坏”。所以这个作者认为：“下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①有个主张革命的湖南人杨笃生（杨毓麟），在1902年写了本《新湖南》小册子，他声明他的书是写给“湖南中等社会”的。书中说：“诸君在于湖南之位置，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絜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②这都是说，中等社会要靠下等社会干革命，并站在下等社会前面引导他们。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而出现的青年知识分子们懂得，要造反，要革命，没有群众的力量是不行的。他们自以为能领导下层社会，但其实他们并不理解下层社会。他们没有也无意于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做艰苦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他们今天组织革命团体，就想明天发动起义，后天获得成功。他们需要立即可以利用的力量。哥老会、三合会之类的现成的组织就成为他们所看中的力量。杨笃生《新湖南》中说：“近二十年来，下等社会劳动之生殖益穷，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277.①《游学译编》第十期上的一篇无署名的文章，《民族主义的教育》。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407、409.②同上书，下册，页615.而秘密社会之势益盛。”③以贫困失业、流浪江湖的游民为主体的秘密会党确是日盛一日，他们在别无生路时就占山为王，沿路打劫。杨笃生描写说，出长沙十里“多为盗薮”，而“由湘入粤行宝庆一路，由湘入黔行辰州一路，由湘至江岸行澧州一路”，都往往要遇到土匪劫掠。湖南如此，其他许多省份也是如此。当时，知识分子的革命家们在说到革命所可以运用的“下等社会”的力量时，所指的首先就是这种秘密会党。华兴会打算在成立的九个月以后就在长沙发动起义。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1904年11月16日）是慈禧太后七十生辰，他们的计划是，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会集行礼时，爆炸起预置的炸弹，由省城内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而哥老会在省城外各地响应，并分路进军长沙。华兴会的副会长刘揆一，也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原来同湖南哥老会的一个大头目马福益相识，他积极主张运用哥老会的力量。为此，黄兴和刘揆一约会马福益商谈合作办法。三十年（1904年）春，黄兴、刘揆一同马福益在湘潭第一次会晤。刘揆一描述这次会晤情形说，为了避免官方耳目，他们二人短衣钉鞋，头戴斗笠，从湘潭城冒雪行走三十里路与马福益相会于茶园铺矿山岩洞中。哥老会徒众防守在矿山各处。事先还在山际雪地掘了一个土坑，准备了几只雄鸡。夜深时，他们三人用柴火烤鸡，边谈边吃，直到天明。他们议定了有关起义的各事，并商定由黄兴为起义的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在他们心目中，经过这一晚的会议，起义的成功就完全在握了。因此黄兴在归途兴奋地作诗道：“结义凭杯酒，驱胡等割鸡”①。到了这年八月，黄兴、刘揆一和其他几个华兴会的活动分子又到浏阳，趁浏阳河边的普迹市举行牛马交易大会时同马福益和他属下的主要头目会面。黄兴送给马福益长枪二十支，手枪四十支，马四十匹。这时，华兴会已派人在上海收买枪械，打算在大批枪械运到时提前发动起义。但是普迹市的这次会晤立即由混在华兴会中的一个内奸报告给了清朝官方。这个内奸是马福益的部下，但早已依附长沙的著名豪绅王先谦，并受湖南官方收买，充当耳目。官方立即下手逮捕有关人士。会党的几个小头目被捕。黄兴靠基督教会里的朋友的帮助逃出长沙，到上海去了。刘揆一等也都逃脱。为这次失败的起义，黄兴、刘揆一等人破家筹措了四五万元的经费。马福益遭到官方通缉，逃亡到广西。但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初他又回到湖南，准备重新发动起义，并派人到上海和黄兴联系。但不久他在湘乡被官方捕获，三天之后被杀。马福益身受酷刑，至死不屈。留日学生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光复会成立后同华兴会有联系，准备在长江下游发动起义以响应湖南的华兴会。华兴会的起义既然流产，光复会的配合行动也就中止了。光复会也进行了联络会党的工作。浙江省南部丽水一带的一个会党头头、拳师出身的王金宝，和华兴会约定，号召他所能影响的会党力量，打算袭取遂昌做根据地。清朝官方发觉了这事。王金宝被捕，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被杀。光复会里做联系会党工作的主要是陶成章。光复会的发起人龚宝铨和另一个留日学生魏兰等人也积极参加活动。他们在1904年遍历浙西浙东许多地③同上书，页621.①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277—278.方，和许多会党组织联系。陶成章根据他接触秘密会社得到的了解，著有《教会源流考》一文，是有系统地论述这方面的情形的最早的著作。从马福益、王金宝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作为游民无产者的代表的会党人物是有革命性的。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有文化、有较高水平的思想，社会上的身份地位也比较高，而且有财力，所以他们能够把要求革命的会党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是他们满足于同几个会党头头建立联系，只是一时地利用会党分子的拚命精神，而并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所以他们并不能由于做会党工作而使他们的革命活动真正在下层群众中打下牢固的基础。除了华兴会、光复会以外，同时在武汉知识界中也有革命组织。那里知识界中的一些革命青年注重在当地军队中做工作，联络士兵和下级军官。他们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成立了“科学补习所”这样名称不显眼的组织。由于他们同华兴会有联系，在华兴会的起义计划暴露时，他们也受到牵连，科学补习所解散。它的成员后来又以“日知会”等名义组织起来。他们的组织对于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首先从武汉爆发是有关系的。以后我们还将有机会谈到这些组织。以上这些情形都表明，在1903年到1904年间，已经可以从知识界的革命潮流中看到，一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新时期是迅速地酝酿成熟了。　　　　　　　　　　　　　　　　　第二十一章同盟会初期（一）同盟会的成立和它的纲领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次年他到了欧洲的几个国家，然后又一次到了日本。他在美国的华侨商人中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在比利时、德国、英国和法国，有一些中国留学生表示同情革命事业，愿意参加他所领导的革命组织，但人数很少。这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已很多，他们给孙中山以热烈的欢迎。在有近千人参加的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讲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在这个演说中，孙中山表示有充分信心能够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而使中国迅速地进步起来。他指出，那种以为中国”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的说法是谬误的。他说：”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这是指清朝统治——引者），至今无有能光复之，而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者，岂非可羞之极者乎？“①当时，已经存在的各个革命小团体分散活动，不能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客观的形势要求汇集各革命团体的力量，在政治上、思想上提出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孙中山这次到日本后，首先同华兴会的成员黄兴等人商量联合起来共同建立这样的革命组织。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筹备组党的会议。这次会有七十多人参加，会上孙中山提议建立革命同盟会，经过一番争论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为宗旨。七月二十日（8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的有几百人，除甘肃一省那时没有留学生外，全国各省籍贯的人都有。这次会议通过由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还确定执行会务的其他人员。同盟会把原有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带有地方性的小团体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同盟会筹备会时，到会的人除宣誓参加外，由孙中山口授所谓“秘密口号”，例如“问何处人，答为汉人，问何物，答为中国物，问何事，答为天下事等”②。这是沿袭江湖秘密结社的传统办法，这办法以后并没有继续用下去。同盟会的性质毕竟已完全不同于旧式的秘密会党。它的组织形式，它的组成人员的成份，它的纲领都说明了它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在同盟会成立时，其领导机构除总理外，还选举产生了二十八个议员，组成议事部（也称评议部）。会章规定，“议事部有议本会规则之权”。又设立了一个也是选举产生的司法部，其作用似乎是为了执行会内的组织纪律。还设立了一个执行部，执行部的人选则由总理指定。这种组织形式，很明显的，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鼎立”的原则。评议部是议会的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82.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页47.性质。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是同盟会的革命家们所憧憬的目标，同盟会的组织形式也反映了这一点。不过事实上，所谓评议部、司法部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同盟会设总部于日本东京，国内有东、南、西、北、中五个支部，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国内支部下按省设立分会，推定了在各省负责的人选。同盟会成立一年后，列名参加的有一万多人，以留学生和国内知识界人士占很大比例。这就使它同国内社会的联系，比在侨民中建立起来的兴中会大大地增加了。参加同盟会的成员，就他们的政治思想的总的倾向来说，一般地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的代表，他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是他们中许多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对于革命的目的，革命所应采取的方法等等问题，事实上抱着不同的观点。在革命高潮开始掀起的时候，他们结合到了一起，暂时地承认了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同盟会这个名称也表示了它是具有不同色彩、不同程度的革命倾向的人们的一个同盟。孙中山之所以能够成为同盟会的领袖，不但因为他闹革命资格老，有声望，而且因为他是当时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倡导者。在同盟会筹备会上讨论这个组织的名称时，有人建议叫“对满同盟会”，孙中山用“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理由否定了这个建议①。虽然也有人对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的主张表示怀疑，但这一点仍然列入了同盟会的纲领中。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机关刊《民报》的发刊词（1905年10月）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当时孙中山把民族主义解释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权主义是指“建立民国”，至于民生主义的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孙中山自己和他的一些同志又把“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等同起来。《民报》的每一期都刊有《本社简章》，宣布“本杂志的主义”共六条，其中关于国内的有三条，就是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清朝统治，是同盟会的基本主张。同盟会刚成立时，就确定了组织国民军的规划，预拟了军政府的宣言。虽然在实践中，同盟会会员们对于如何进行武装斗争渐渐地有了不同的看法，但是，总的说来，当时凡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都一致认为：要使中国摆脱受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瓜分的命运，独立强盛起来，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而要推翻清朝统治，只有实行武装斗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同盟会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鼓吹反对清朝统治。清朝的统治在实质上并不是满族的统治，而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对这一点，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并不是充分认识到的。他们根据皇室是满族的爱新觉罗氏，满洲贵族有较多机会担任重要官职，而且在社会上满族人也居于特殊地位，许多满族人一生下来就取得国家的一份俸银，可以终身过不劳而获的生活等等事实，强调革命的性质首先就是反满的民族革命。他们中有些人所宣传的民族主义变成狭隘的排满主义，甚至发散着大汉族主义的臭味。《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的汪精卫，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他日我民族崛起奋飞，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锧”，而对于残余的满人，应待之以“特别法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页47.律”，要像白种人对待美洲的“红夷”（指印第安人）那样对待他们①。孙中山在这个问题上则采取比较正确的态度，他在1906年《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②。孙中山强调指出，他所主张的“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他说：“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去，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因此，他认为“政治革命”要同“民族革命”同时进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③他所说的政治革命，实际上也就是要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不过，究竟怎样才能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孙中山没有能作出完满的答复。在孙中山看来，要解决的困难只在于如何处理革命过程中“兵权与民权相抵触”的问题，他所担心是在革命战争中，军政府倚仗“兵权”而压抑“民权”。他以为在革命军起后，由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并且要制定军政府必须遵守的“约法”来保障民主制度的推进④。革命不能限于“排满”，而应当从此结束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这虽然是同盟会公认的纲领，但是事实上，有些同盟会员并不真正坚持这一点，例如章太炎在1903年的驳康有为的文章中固然说过这样的意思，但四年后他在《定复仇之是非》一文中却又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他还说，他之所以也谈民主共和，是因为“不能不随俗而言”罢了①。较多的同盟会员把“政治革命”看成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是随着“排满”的“民族革命”的胜利而自然达到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当前中国社会都缺乏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的原故。例如《民报》的撰稿人胡汉民这样说：“吾国之贵族阶级，自秦汉而来，久已绝灭，此诚政治史上一大特色。（其元胡满清，以异种为制，行贵族阶级者，不足算）今惟扑满，而一切之阶级无不平。（美国犹有经济的阶级，而中国亦无之）“②。根据这种错误的看法，就自然得出了在推翻清朝政府后，实行民主立宪政治不会遇到什么社会阻力的结论。汪精卫也说：”驱除异族，民族主义之目的也，颠覆专制，国民主义之目的也，民族主义之目的达，则国民主义之目的亦必达“③。朱执信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采取激进立场的一个人，但他当时也说：”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二者固相连属。第一目的既达，第①《民族的国民》，《民报》第一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95.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324、325.③同上书，页325.④《民报》中一些作者的文章转述了孙中山的这种看法。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13、377；参看同盟会预拟的“军政府宣言”，见《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15.①《民报》第十六期。转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770.②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同上书，上册，页376.③《民族的国民》。同上书，页97.二目的自达。何则？其难既已去也。“④……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同盟会的成员们都不懂得，“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实质上是地主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上的。不触动这个基础，是不能保证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的。“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的主张，虽然是接触到了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问题，但是孙中山和其他一些同盟会员却认为这是“政治革命”以外的另一种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按照他们的说法，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西方的Socialism，可以译作社会主义，也可以译为民生主义。见《民报》第四期朱执信和冯自由的文章）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是极为混乱的。《民报》上虽然有人提到马克思，片段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但他们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至多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可以并存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种。他们把无政府主义，把社会改良主义，把西方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社会改良政策，甚至把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实行的某些土地政策都看作是社会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经验中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那么美妙绝伦的。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发生尖锐的阶级斗争，引起许多社会问题，以致引起新的革命。这个事实反映到同盟会的会员中，得出了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可以章太炎为代表，他在1907年写的《讨满洲檄》中说：他很担心“新学诸彦，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之社会革命。”①他的意见是说，为了避免将来的革命，最好不要步西方的后尘，发展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章太炎在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思想是徘徊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与农民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之间的，当他单纯强调排满而认为革命的结果是否实行民主政治并不重要，以至认为最好不发展或少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他就更多地反映了小生产者、小业主的观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多数同盟会员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以提倡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的名义来表达他们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想，并且以为，只要及早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就可以预防资本主义发展的祸害，也就可以避免下一次的革命。 1905 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说，在欧美各国，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到了“民生主义跃跃然动”的时代，“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他以为中国“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①。一年以后，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说：“凡有识见的人，皆知道社会革命，欧美是决不能免的。这真是前车可鉴”。他认为，“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他所谓“文明进步”，其实就是指资本主义的发展。孙中山表示不赞成“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种说法，而认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他说：“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④《论满洲虽欲立宪而不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19.①《民报增刊。天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712—713.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88、289.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②孙中山其实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革命是什么内容，却以为“社会革命”就是他所谓平均地权。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说明平均地权的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①孙中山曾给以具体解释说：“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有，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②这实际上是意图在地价上涨时，国家按较低的价格把私人所有的土地收买下来，使国家成为全国土地的主人，由国家收取地租，因此，这也就是实行土地国有。孙中山以天真的态度宣传他的这种主张，力图表明，按照他的办法，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或在这以后，实行“社会革命”，就永远不会发生“少数富人专制”的现象。列宁评论过孙中山的这种主张。他指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他又指出，孙中山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带有民粹主义的特色，因为它“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是小资产阶级空想，列宁称这种空想是“反动的”，即违反历史的发展潮流的。但同时列宁又指出了孙中山的这种带有小资产阶级反动空想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因为这个纲领实际上是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的封建制度的纲领，是要打碎封建主义的枷锁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的纲领。由资产阶级实行土地国有，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恰恰是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开辟道路。列宁是在1912年读到译载在外国报刊上的孙中山一篇文章时写下这些评论的①。这些评论也适用于同盟会初期孙中山及其同志们发表的包含着类似内容的文章。孙中山及其同志们不能明确地认识以封建剥削制度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的实质，但他们提出了实际上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纲领。他们看到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事实，于是他们把自己的民主主义的纲领加上社会主义幻想的外衣，自命为能够造福于全体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因而认为可以理直气壮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种情形是中国资产阶级还处于初兴的阶段的表现。但是中国资产阶级又是极其软弱的阶级。虽然资产阶级最激进的民主革命派感到，要实现彻底的反封建的纲领，必须把农民大众这个最强大的反封建力量动员起来，但他们对于早已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民中的平分土地的革命要求（这种要求曾在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中得到鲜明的反映）视而不见，却从外国搬来亨利。乔治这类资产阶级学者的以推行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的说法。他们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和土②同上书，页327—328.①《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97.②同上书，页329.①列宁所读到的孙中山的文章题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那其实是孙中山在1912 年4 月《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的演说》的节录。见《孙中山选集》，页93—99.列宁的评论文章是《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见《列宁选集》第二卷，页424.地国有的纲领，但他们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纲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统治，也正是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同盟会的成员们都对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实感到愤慨，热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国获得独立。有些同盟会员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廷”的陈天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报》上撰文的汪东认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①。这是说，用革命推翻清朝政府是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唯一办法。他又说，“外人所以乐存此旧政府，以其为桃梗土偶，便于窃盗”②。这是说，清朝政府已成了外国帝国主义所利用的傀儡。这种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同盟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民报》所宣布的“本杂志的主义”六条中，有三条是对国外而言的，这三条是：一、“维持世界之真正之平和”，二、“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三、“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这三条的含意至少是含糊不清的。《民报》上发表的解释这六条“主义”的文章（它的作者是胡汉民）力求使“各国”相信，用不着担心因为清朝政府的颠覆而丧失掉它们在中国的既得权益，文章说：“于国际法，旧政府虽倾复，而其外交所订之条约，则当承认于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新政府当继续其债务及一切之义务。……吾人革命军起，必恪守国际法而行，其遂逐满政府，则新立政府必承认其条约，即分割数省，而宣告独立，于各国之债权，亦断许其无损失也。”③在同盟会成立时预拟的《国民军》的《对外宣言》中虽然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这样的条款，但同时又有如下的条款：“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①。既然资产阶级革命派如此明确地向帝国主义者表示可以承认他们加与中国的一切枷锁以换取他们的“赞成”，当然不能指望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在反帝方面有一个坚决的彻底的纲领。革命靠什么力量？——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在同盟会的成员中至少有两种说法。孙中山说：“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②《民报》的一个署名“扑满”的作者说：“中国之革命军则与欧洲殊（指与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引者），非市民的革命，乃一般人民的革命也。”③……这是一种说法。《民报》上还有另一种说法。汪东说：“革命之主动，皆中等社会而无乱民也”。汪东把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起义看成是“乱民”。他以为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造成了过多的混乱，而中国的革命将能够完全“有秩序地进行”。他说：“中国异是（即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①《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30.②《革命今势论》。同上书，下册，页798.③《民报之六大主义》。同上书，上册，页383.①《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33.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326.③《发难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384.据汪东的回忆录，”扑满“是汪精卫的笔名。引者），半出于诗书大族，痛心沦亡，思驱东胡杂种，是以枕戈待旦，皆抱刘琨之志，请缨击敌，或当终军之年，精诚交孚，合谋大举，或有悖德之行，则与众弃之。法之乱也，自下而上，今乃反之，则秩序可保“④。由此可见，汪东虽然也主张要发动革命军，但他认为，革命的”主动“一定要由”中等社会“掌握，而他所企望的”中等社会“，主要是反满的”诗书大族“，这种观点明显地表现着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恐惧，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右翼的观点。上述前一种说法中所谓”平民革命“、”一般人民的革命“，虽然是很模糊的概念，但这是属于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观点。抱这种观点的人企图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来掌握革命领导权，但他们至少在主观上要求发动下层人民群众的力量，而自居于全体”平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者的地位。同盟会成立之后，立即在革命的宣传和革命的实际行动上展开了一系列的工作。同盟会的纲领，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它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以及中国社会在其发展道路上的迫切要求。根据这个纲领而进行的一切工作，带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在思想上战胜了不久前还居于先进地位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同盟会的重大业绩。这个胜利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的基础。但在叙述这个以前，我们必须先来看一下清朝的所谓预备立宪和康梁一派在这时的表现。④《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上书，下册，页645.（二）清朝的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立宪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七月间，清朝朝廷决定派出大臣到外国去“考察政治”，说是“为将来实行立宪之准备”。这时，有一些派驻外国的公使和朝廷中的官员，还有一些地方上的督抚，其中包括最有实力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提出了“变更政体”的请求。他们所谓“变更政体”，就是由清朝朝廷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他们企图用这个办法来消除革命危机，而维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统治的国体。慈禧太后迟迟疑疑地表示接受了这种请求。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起，空喊了几年“变法”“维新”，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其势不得不再耍一点新的花招。但是如果实行立宪，是否会妨害清朝皇室和满洲贵族的权力，慈禧太后还拿不准。当时的一个革命刊物记载她向一个大臣这样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①派大臣出国考察，就是为了查明这一点。被派出国的五个大臣，在八月二十六日北京火车站上遭到吴樾的炸弹的袭击。这一袭击只炸毁了车壁，吴樾自己却被炸死了。吴樾是保定高等学堂学生，受革命书刊的影响，决定以暗杀手段来反对清朝政府。他和同盟会的个别会员有联系。他的遗书中说，决不能相信满洲政府的立宪，“满洲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飏汤止沸，抱薪救火。”②由于这次炸弹事件，五大臣出国延期到十一月方成行。这五个大臣中有两个满洲贵族，三个汉族官员。他们在一批官员随从下先到日本，然后分两路到美国和英、法、德、俄等国。第二年六月，他们回国以后，向朝廷提出了立即“宣布立宪”，但把实行立宪的时期推到十五年或二十年以后的主张。这种主张是迎合慈禧太后的意志而提出的，当然立即被接受。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十三日，由皇太后和皇帝发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这个谕旨中说：“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但谕旨中说，“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所以什么时候实行立宪，现在还不能定，现在先从釐定官制着手，然后制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设制巡警，作为立宪的准备，“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①这年九月里，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使用了度支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农工商部等新名目。各部堂官规定设尚书一员（相当于部长），侍郎二员（相当于副部长），并规定满汉不分。但实际上派任军机大臣和各部尚书的十三个官员中，汉人只有四个。清朝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抵制革命。出国考察的五大臣中为首的满洲贵族载泽的奏折中把“内乱可弭”看作立宪的“大利”之一，他说：“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① 1905 年9 月出版的《醒狮》第一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70.②《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433.①《光绪朝东华录》，总页5563—5564.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②。另一个满洲贵族端方在奏折中极力申述他在国外“明访暗查”了解到革命党影响之大，“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所至欢迎，争先恐后，人心之变，至是而极”。他又说：“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这就是同盟会——引者），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窃以为今日中国，大患直在腹心”。他认为，只靠严峻的镇压将无济于事，“逆说横流，如疫传染，从逆愈众，肃清愈难”。因此他主张用另一种办法来消除革命的危机。在他看来，宣布实行立宪，就可以“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也就可以达到“解散乱党”的目的了。端方还主张取消在中央各部中满洲族和汉族的官员并行的老制度（例如，每一个部中设二尚书，满汉族各一人），并且撤消在各省省会旗兵驻防的制度。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满汉间的隔阂，使革命党失去排满革命的理由了①。清朝作出要实行立宪的姿态，在开始时，倒也在一部分革命党人中引起了震动，甚至惊慌。他们担心，清朝政府将由于实行立宪政体而能长久维持其统治，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也就没有可能了。但是事实上，清朝政府宣布仿行立宪不过是个空洞的诺言，作为预备工作的改革官制又那样地连骗人的作用都没有，而且以后几年中没有采取什么引人注意的步骤，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宣布了要用九年的时间来完成筹备工作。因此，清朝政府用立宪的武器来使革命的火焰不再蔓延开来的希望是完全落空了。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那一派保皇党人，清朝的立宪的诺言，确是起了“于政治上导以新希望”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起在海外华侨中以“保皇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他们把光绪皇帝说成是受慈禧太后残害的最贤明的圣君，而他们自己则是受到光绪皇帝特殊知遇，并且是受皇帝的秘密委托来到海外活动的。康、梁很巧妙地利用了华侨商人中还存在着的迷信皇权的习惯势力和他们对于慈禧太后的倒行逆施的愤慨，曾经把相当多的华侨商人吸引到了保皇会的旗帜下来。甚至在孙中山最早建立兴中会的檀香山，梁启超也曾奉康有为之命跑去活动，使那里的许多商人，包括孙中山的哥哥孙眉都参加了保皇会。康有为周游日本、南洋各地和欧美各国，所到之处，都自居于皇帝的师傅的身份，招摇撞骗。《民报》的《天讨》特刊（章太炎编）揭露说：“康有为在南洋时，商人欲与一见，须行三跪九叩首礼；若拜盟称弟子者，出二百元为贽见，便可免礼”。康有为还让各地华侨商人出钱给他做活动费，他的说法是：“皇帝至圣至仁，虽大彼得、华盛顿不能望其项背。振兴中国，非光绪皇帝不可。尔等纳捐最多者，他日复辟（指光绪皇帝重新取得权力——引者）以后，或为尚书，或为侍郎，或为总督，或为巡抚，皆可由我指名题请。”①康、梁的保皇会除了竭力在华侨中散布其影响外，在国内也有和他们气味相投的社会力量，这点将在后面讲到。康、梁的政治立场显然是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本对立②《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29.①《请平满汉畛域密折》。《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41—44.① 1906 年以中华国民军政府名义写的《谕保皇会檄》，原有注：“保皇会即新改之国民宪政会”。见《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360.的。他们的保皇会，按本来宣布的宗旨，是拥戴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太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愈来愈壮大，他们愈来愈公开地表示出他们坚决反对革命的立场。对于清廷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发布的预备仿行立宪的诏书，在美国的康有为立即表示热烈的响应。他向各地保皇会员发出“布告”，要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②。康有为把清廷这次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说成是他多年来进行运动所达到的结果。他的布告中说：“顷七月十三日明谕，有预备行宪政之大号，以扫除中国四千年之秕政焉。薄海闻之，欢腾喜蹈。民权既得，兆众一心，君民同治，中国从兹不亡矣。”他还说，据他所得到的情报，慈禧太后对于戊戌那一年破坏维新运动很是懊悔，近来同光绪皇帝“相得甚欢”，皇帝现已“日渐有权”。所以保皇的目的已经达到，不需要再用保皇会的名义了。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向慈禧太后屈膝求降。他还说，他的国民宪政会要“禀呈”御前大臣和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存案”，以求得合法地位，而在内地各省各府各县设立分会。在宣布更改会名时，康有为对革命党的主张大肆攻讦。他说他向来“以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能行共和革命”，如果实行革命，只能造成内讧纷争和被外国瓜分的局面。他自夸凡他所曾主张的，无不一一实现，因此他所反对的革命，是必然归于失败的。康有为也不忘记利用立宪的名义来向华侨敛钱。他说，国民宪政会就是国民宪政党，是“中国最先最大之政党”，而“各宪政国，不论君主民主，其通行之例，一国大致俱归政党执权，……政党之权利大而且专，实为可骇”，所以现在对他的党投资愈多的人，将来所得的权利就愈大。明年起入会费要增加，但在本年内入会的人“暂从宽大，不增入会之费”。这简直像是江湖上摆地摊、卖假药的骗子，无怪乎同盟会的《民报》痛骂康有为的布告，说他是“无耻极矣”。不久后，康有为又把国民宪政会改称帝国宪政会。他是如此迫切地向清朝统治者表明“忠义”，企待着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由于清朝的立宪不过是空谈，康有为成立国民宪政会的这套做法，连他的在日本的大徒弟梁启超也觉得不便加以响应。康有为的直接影响只是在美洲一部分华侨商人中，而且这种影响没有因此而扩大，反而逐渐缩小了。梁启超采取的说法和做法和他的师傅有所不同。他对于清朝的预备仿行立宪的诏书不像康有为那样立即欢呼颂扬，也不在他所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转载康有为的上述布告，虽然康有为声称这个布告要在包括《新民丛报》在内的属于保皇会系统的所有刊物上发表。梁启超知道，在革命派声势很大的留学生界中，这样的布告只能遭到讥笑和唾弃。梁启超还在他的刊物上攻击清朝的预备立宪并不能真正做到革新政治。他写道：“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借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①他这篇文章说，革命党之所以产生，是由于现政府之腐败，像这样的在立宪的空名下行腐败的政治，只能为革命党提供借口。所以，他的意思②布告原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纽约出版的保皇会机关报《中国维新报》。《民报》第十三期全文转载，并加以评论。①《现政府与革命党》，原载《新民丛报》第89 期，亦见《饮冰室文集》之十九，页48.很明显，如果清朝政府认真地实行立宪，那才能达到使革命党不再能存在的目的。怎样能使清政府真正实行立宪呢？梁启超说，这要靠“人民”，他说：“无论政府之言预备立宪，未必出于诚，而实行未知在何日也。即使其出于诚矣，旦暮而实行之矣，然立宪之动机起自政府而不起自人民，则其结果必无可观者，此不可不熟察也。”②他的意思是说，从来专制政府不会自动实行立宪，而必须人民去积极地“求”它。人民如果不是诚心诚意地去求，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立宪。这样，他就在重视“人民”的名义下把清朝的假立宪归罪于人民要求不力。本着这个精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下半年在日本成立了一个叫做“政闻社”的团体，这个团体自称是要致力于提高“国民”的程度，来推动立宪政治的实行。梁启超没有列名为这个团体的领导成员，但他是这个团体的灵魂。政闻社的“宣言书”是由他执笔的③。宣言书表明，政闻社希望能使自己发展为一政党，并能在国内各地进行活动。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种跪在专制统治者面前乞求立宪的丑态，足以说明梁启超同样是迫切企待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在国内，清廷的宣布预备立宪在许多地方的地主、绅士、资本家中得到了相当热烈的反响。首先是在上海，张謇、郑孝胥、汤寿潜、曾铸等人组织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张謇是中过状元的纺织业资本家，这是前面（第十五章第四节）已经说过的。他与官场有密切关系，他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就曾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作《拟请立宪奏稿》。郑孝胥举人出身，曾充清廷驻日本长崎的领事，又在广西、广东、湖南当过边防督办、按察使等官职，这时他在上海是从事实业的绅士中的头面人物。据《民报》当时记载，郑孝胥曾说：“要中国文明，除非把中国一切地方尽行开放，同外国人杂居”①。可见他有强烈的买办意识（此人后来是以清朝遗老而成为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汉奸）。汤寿潜就是汤震，是个老维新派，在1890年就写过《危言》一书，主张变法，曾任安徽青阳知县，辞官后，成为浙江省的有名绅士，浙江绅商准备集资修铁路，推他为总办。曾铸则是前面说过的一度领导抵制美货运动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继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后，湖北成立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政筹备会，湖南成立以谭延闿为首的宪政公会。汤化龙，中过进士，又官费留学日本，回国后成为汉口银行公会、湖北商团联合会中的头面人物。谭延闿是曾任湖广总督的谭锺麟的儿子，也中过进士，他在湖南办学堂，并与本省的矿业资本家关系密切。此外，在广东还有在中日甲午战争时从台湾跑回来的绅士丘逢甲等人组成的自治会。这些组织的性质与宗旨都同政闻社类似。其主要成员属于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虽无当权的重要官职，但是以绅士实业家的身份而同官场有联系。他们都从清朝的宣布立宪中看到了他们走上政治舞台的新希望。他们是既不满清朝统治的现状，要求有所改革，又反对革命的立宪派。他们是康梁一派在国内的社会基础。②《政治与人民》。《饮冰室文集》之二十，页17.③《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105.并见《饮冰室文集》之二十，页19.①《论立宪党》。《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366.政闻社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在上海出版刊物，设立办事处，进行和各地立宪团体的联系。但是这年七月里就被清廷查禁。上谕竟如此说：“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①于是政闻社的活动不能不收场。官方不愿意让康梁一派成为立宪运动的中心，所以对政闻社采取如此严厉的措施，但对于各地立宪派资产阶级的上述各个组织，则没有加以制止，它们仍能继续进行活动。①《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页5967.（三）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孙中山虽然曾经想同逃亡到国外的康梁一派合作，但在看出合作不可能的时候，光绪三十年（1904年）孙中山断然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并且说，在他和梁启超之间，“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②。另一方面，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了一趟美国，回到日本后，标榜自己“宗旨顿改，标明保皇，力辟革命，且声言当与异己者宣战”③。他明确宣布以反对革命为自己的任务。到了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的好处。这样，在1906年到1907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派和立宪派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①。当时在香港和在国外各地如新加坡、檀香山和美国的旧金山，也都有保皇派的报刊和革命派的报刊相互论争。在国内，主张立宪的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也有过一场辩论。维新派以新生的锐气在思想上压倒了封建主义的洋务派和守旧派。时间只过了不到十年，当年的维新派，也就是此时的立宪派，实际上成了封建主义的同盟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有许多弱点，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是要把中国按照历史发展的轨道推向前进，他们在同立宪派的辩论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成为思想和实践上最先进的一个政治派别。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这在实质上涉及到所谓“国体”和“政体”的问题。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②当年的革命派当然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明确地解释国体和政体的意义，但他们所争的确不仅是政体，而且是国体。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中说：“吾人之目的，将以改造现政府，而不欲动摇国家之根本。……革命党则因现政府之腐败，并欲变更国家之根本组织。”①这所谓“国家之根本”，实际上就是国体。在1907年初，在日本东京有一些中国学生出版了一种名为《中国新报》的杂志。杨度撰的发刊词宣称，按照中国的事实来看，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不能实行民主立宪，由此杨度断言说：“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页232.③《答和事人》。《饮冰室文集》之十一，页45.①光绪三十二年五月，署名壁上客的一个人收集《民报》和《新民丛报》的主要论战文章，编辑出版了一本《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69、670.①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613.②。杨度的主张遭到《民报》的攻击，而梁启超是加以赞扬，引为同调的。杨度把国体问题说成是君主还是民主的问题，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当时，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制度，就是保持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而把君主改为民主，就是要动摇“国家之根本”，改由民族资产阶级做统治阶级。杨度和其他立宪派分子不企望国体的改变，而只要求政体有所改变，就是要求继续保持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而只把它的政权组织形式改变一下，颁布宪法，召开议会，建立所谓责任政府，这样来让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多少能够参与政权。——这就是当时立宪派的共同主张。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是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反对清朝统治，这是他们立论中的一个弱点。梁启超抓住这个弱点，指责革命派是狭隘的“排满复仇主义”。但是梁启超在向革命派提出这种指责时，丝毫不去指责清朝统治者一贯竭力保持满洲贵族的特权。他还说，现在重要的并不是汉族与满族间冲突的问题，而是汉族、满族和国内其他各族一起来对付外国侵略者的问题，他的这种说法虽然言之有理，但是他在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也不提到清朝统治者正在天天乞求外国帝国主义保护的事实。因此，立宪派没有能靠这些言论来打乱革命派的阵脚，而只是遭到革命派的加倍的反击。何况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表示得很明白，他们不仅是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从此结束两千年来的君主政治。他们虽然不能说得很明确，但他们是要求通过推翻清朝统治而实行改变国体的革命，这就使他们在这一场论战中居于立宪派所无法抗御的优势地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为了摆脱给清朝统治辩护的不利地位，又从另一方面来向革命派进攻。他们说，要推翻清朝统治，实现共和，就必须进行暴力的革命（梁启超称为暴动革命），但是这样的革命是行不通的，是很危险的；因为现在的“国民”并没有实行共和的能力，因为革命只能造成“内乱”，而且还会引起外国的干涉，造成中国被瓜分的局面。立宪派企图证明，革命不能救国，只会亡国。梁启超在同《民报》辩论中明白揭示出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今日之中国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而所以下此断案者，曰，未有共和国民之资格”①。革命派的观点同这种议论相反，他们说：认为中国国民能力差，因而“欧美可以言民权，中国不可以言民权，欧美可以行民主，中国不可以行民主”，这是对于中国国民的侮辱。中国人的能力并不逊于世界上别的民族，只是“被压制于历来之暴君污吏，稍稍失其本来，然其潜势力固在也。此亦如水之伏行地中也。遽从外观之，而即下断语曰：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一若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为马为奴为隶者，何其厚诬吾民族也！”②革命派又指出，梁启超一方面轻视国民之②杨度：《〈中国新报〉叙》。同上书，页872.①梁启超：《答某报第四号对于本报之驳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240.②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同上书，页121、124.能力，一方面却认为清朝政府可以实行开明专制，并进而实行立宪政治，这显然是“以为政府之能力优于国民”。但事实上，“所谓皇帝，以世袭得之，不辨菽麦”，“所谓大臣，以蝇营狗苟得之，非廉耻丧尽，安得有今日？”他们其实是“一国之中至不才至无耻者，何足与言能力”？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寄希望于“今日之皇帝”和“今日之大臣”，“而谓全国之人，非顽固之老辈，即一知半解之新进，不足言共和，只宜受专制，何重政府而轻视国民，至于如此也！”③革命派指出这两点：中国人民决不比欧美各国人民低劣，应当把希望寄托于人民，而不能寄托于没落腐朽的统治者。他们说得理直气壮，梁启超及其一派人对此无法作出像样的反驳。但梁启超所说的“今日中国国民”，其实并不包括广大劳动人民。他根据什么来论证中国“国民”没有当共和国民的资格呢？他说，第一，中国不可能实行健全的“议院政治”，这是指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第二，也不会“有发达完备之政党”，这是指资产阶级政党①。所以，从实质上看，梁启超是在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以自己为主体的民主政治。在这一意义上，他是说对了的。但是梁启超并不能因此而在辩论中占优势。这是因为，他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的事实出发，得出了宁可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体的反动结论，而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初生之犊的目光向前眺望，自以为能够打破这种旧的国体而代之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体，这虽是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但是他们为此而进行革命斗争，是符合于历史前进的轨道的。立宪派认为革命只能造成国内巨大的混乱，而不能有什么好结果，在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的是革命会把“下等社会”的力量呼唤出来。康有为论述法国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说：“革命之举，必假借于暴民乱人之力，天下岂有与暴人乱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终亦必亡，不过举身家国而同毙耳。”②梁启超论述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以为中国历史上有“下等社会之革命”而没有“中等社会之革命”。他说，“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他认为，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用最善良之市民”，而不是靠“下等社会”这些“盗贼”，才能有好的革命。所以他说，他对于革命主义感到无限的恐惧，就因为要搞革命“必赖多数人”，而“吾见夫所欲用之以起革命之多数下等社会，其血管内皆含黄巾闯献之遗传性也”③。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攻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把“居民中最大多数”的“无恒业无学识之人”煽动起来，“非煽动人民之好乱性，举现在秩序而一切破坏之，则不能达其欲至之目的。”①可以看到，这些立宪派老爷们是多么仇恨，多么害怕农民革命，而农民正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如果资产阶级要把民主革命彻底进行下去，就势必把农民大众的力量发动起来，这正是立宪派老爷们所最反对的。立宪派在这样地咒骂革命的时候，又是以熟知世故的前辈的身份在向一般是比较年轻幼稚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警告，其意思是说，你们的用意尽③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472.①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80.②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308.③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同上书，第一卷下册，页805、811.①梁启超：《新出现之两杂志》，刊于《新民丛报》第八十八期。管很好，但你们不知天高地厚地把革命闹下去，就会得到你们所不想得到的结果，会造成你们自己控制不了的局势。梁启超引用一句西方的谚语说：“改革之业，如转巨石于危崖，非达其目的地则不止”②。立宪派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看到中国社会的“改革之业”，如同在危崖上转动的巨石一样，将无法阻止地继续转动下去。但他们总想使它转得慢一点，不要转动到过于超越自己的阶级所可以容忍的程度。因此他们觉得不能不向基本上属于他们同一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劝告，使他们也懂得这一点，不要毛手毛脚地去加速推动这块巨石。立宪派提出来这些说法，没有把革命派吓倒。革命派用朴素的逻辑，根据驳不倒的事实回答了这些说法。“内乱”难道是革命造成而不是清朝的统治造成的吗？难道不正是腐朽而恶劣的清政府造成了到处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的情势吗？革命派说，革命固然难免“杀人流血之惨”，但是当权者不能进行“推诚布公之改革”，“则其改革之权，势不得不操之于在下者之手”，而且“时机相迫，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而势殆有所不及也”。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害怕流血惨祸而不敢革命，那“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①。革命派还指出，爱革命与爱和平其实是一致的：“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②立宪派还提出外国帝国主义会实行军事干涉来恐吓革命派。在梁启超看来，由于革命将不可能在“中等社会”的控制下面进行，必然弄到“自然的暴动陆续起”，“秩序一破，不可回复”，这样，外国的军事干涉就必然发生，所以他说，“革命军有自取干涉之道”③。立宪派认为，革命即便一时得到成功，但在外国的军事干涉下，也必然失败，或者是旧政府复辟，或者是中国被瓜分。因此，还是不革命的好。为反驳这种说法，革命派指出，是清朝的统治使得列强已经成为中国的主人，造成了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只有革命才能创立新的社会秩序，使中国避免亡国之祸。《民报》的一个作者说：“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之政府之敝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败，而瓜分之途塞。”④革命派没有能力进一步说清楚在革命中的各社会阶级的关系问题，也说不清楚中国革命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问题。他们只是简单地从“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有中等社会主持其事”，①推论到中国革命在“中等社会”主持下也就一定能够成功，而且革命将是所谓文明的、有秩序的、建设性的，因而同历来的农民革命不同，他们并没有想到真正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他们以为，由于帝国主义各国相互牵制，而且由于他们所进行的革命不②梁启超：《敬告当道者》，刊于《新民丛报》第十八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页225.康有为早在1898 年的《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说：“天下民性可静而不可动也，一动之后，如转石于悬崖，不至于地不止也。”①寄生（汪东）：《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同上书，第二卷上册，页127、129.②思黄（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一期，页53.③梁启超：《暴动与外国干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284、290.④寄生（汪东）：《革命今势论》。《民报》第十七期，页45.①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民报》第一期，页52.是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因此不会发生列强的武装干涉。虽然他们的有些文章敢于说，即便来了武装干涉，中国也将能够依靠人多地广而进行坚决的抵抗，但他们毕竟把主要的希望摆在列强不来干涉上。而且他们看不到，除了武装干涉外，帝国主义列强还会通过其他途径来破坏中国革命。——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弱点的表现。但是无论如何，比起那种因为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而要他们放弃革命的立宪派，他们的主张革命的立论是光采得多的。梁启超在同革命派辩论中又说，他只反对暴力革命，并不反对革命，而且认定“政治革命为救国之唯一手段”，也只有他，才懂得用什么方法来进行政治革命。他说：“要求必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且非要求万不能达政治革命之目的，是要求者，实政治革命之唯一手段也。”②梁启超还特别说明，向清朝政府提出的要求“必须为彼所能行”，那才是正当的要求。他想使人相信，通过“正当的要求”，就能达到立宪的目的，他把这称为政治革命。前文已经说过，一九○七年梁启超为“政闻社”写的宣言书中就是这样说的：“以秩序之行动为正当之要求”。梁启超这种跪着“革命”，要求君主立宪的主张，当然遭到革命派的嘲骂和驳斥。《民报》的汪精卫指出，向清朝政府要求，是达不到人民的目的的。“彼政府之所以能专擅者，以其权力足以束缚人民也。人民苟不能脱其束缚，则其发言悬于政府之听否，无丝毫自主之权也。不汲汲养成民力，而惟望其要求，各国政治革命之成例恐无此儿戏也。”①但是汪精卫不是从清朝政府的阶级性质来说明革命的必要性，而是说，因为这是个“满洲政府”，所以采取劝告要求的方法是无益而有害的。他又说：“使今日之政府，非异族政府，则劝告要求，亦未始非一种之方法。”②这里又表现了汪精卫这样的革命党人的动摇性。这场论战还涉及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立宪派特别仇恨革命派提出的社会革命和平均地权的主张。梁启超说，革命派以为土地国有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这是“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因为“必举一切之生产机关而悉为国有，然后可称为圆满之社会革命。”他认为，中国现在还要“奖励资本家”，所以谈不到社会主义③。当梁启超发这样的议论的时候，虽然好像他对社会主义的知识还比革命派准确一些，但是他并不能因此而在这问题的辩论中占上风。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真是要实行社会主义，而梁启超其实是在反对社会革命的旗帜下为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而斗争，是害怕反封建的斗争会把农民群众动员起来。梁启超指斥革命派讲平均地权是“利用此以博一般下等社会之同情”，而且他以特别加重的语气说：“虽以匕首揕吾胸，吾犹必大声疾呼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即土地国有制），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①和他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按照自己的理解，论述了社会革命与平均地权之必要性。有的说：“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②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237.①汪精卫：《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同上书，页417.②汪精卫：《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469.③梁启超：《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中国所必要乎？》。同上书，页340—342.①梁启超：《开明专制论》。同上书，页189.今同为一国之民，乃所得之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②有的说：”社会革命宜与政治革命并行“，”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他所说的细民是指包括农民在内的劳动者③。立宪派虽然对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封建主义的思想进行过战斗，但从来不敢触动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这是他们听到讲社会革命就害怕的原故。在这点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言论，显然是站在更先进的地位。对于这场在革命派与立宪派进行的论战，究竟谁胜谁败，立宪派的《新民丛报》在1907年自己做了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而人士之怀疑不决者，不敢党于立宪。遂致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为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④革命派之所以有如此压倒之声势，并不在于他们的法理论、政治论多么高深。立宪派方面像梁启超这样的人，比起革命派来，还更善于谈资产阶级的政法理论。阶级斗争的实际形势越来越紧张，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论证革命的必要性，虽然流露出许多弱点，但却能对广大群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是必然的。②韦裔（刘师培）：《悲佃篇》。同上书，下册，页752.③悬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440—442.④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原载《新民丛报》第九十二期，同上书，下册，页607—608.（四）1906年湘赣边界的起义同盟会成立后的最初三年间，在同立宪派进行论战的同时，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首先是光绪三十一年（1906年）在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的起义。这次起义的力量主要是当地的旧式会党（哥老会组织），但有同盟会会员在里面起了领导作用。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哥老会的有些头目原是已死的马福益的部下，马福益曾与黄兴、刘揆一的华兴会合作而被官方捕杀（第二十章第六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暑期，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刘揆一的弟弟）和蔡绍南回到湖南。他们经过长沙明德学堂的学生魏宗铨而同醴陵、浏阳、萍乡一带的哥老会组织建立了联系。魏宗铨家在江西萍乡的上栗市（在萍乡县城以北九十里，靠近湖南浏阳境），他是个富商的儿子，曾与当地哥老会交结，在明德学堂受到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影响。刘道一和蔡绍南让他回家乡开设“全胜纸笔店”，作为联络哥老会的机关。他们把这一带的哥老会头目一百多人组织了起来，用旧式会党开山堂的方式成立了洪江会。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农民出身的龚春台，当过炮竹工人，当过兵，不识字，是当地哥老会的一个头头。蔡绍南和魏宗铨留在上栗市帮助龚春台主持会务。刘道一则在长沙从事对外联络的工作。洪江会的组织完全按照哥老会的传统，分设各路“码头官”。入会的人饮雄鸡血酒宣誓，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入会的人还要宣读口号：“六龙得水遇中华，合兴仁义四亿家，金相九阵王业地，乌牛白马扫奸邪。”又规定内口号是“同德”，外口号是“擒王”。对入会的人发给布票一张，票面横书“还我河山”，左边写“忠孝仁义堂”，右边写“第几路第几号”，中间写上本人的姓名。票底还有四句话是：“一寸三来二寸三，六龙得水遇奇奸，四五连一承汉业，全凭忠孝定江山。”①这一套全是哥老会的语言，但是加上了中华民国这个概念。依靠哥老会原有的底子，又吸收了许多贫苦农民参加，洪江会的组织发展得很快，几个月内，除醴陵、浏阳、萍乡外，其势力还发展到萍乡以东的宜春、万载、分宜。萍乡的安源有大煤矿，那里很早就有人土法采煤，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起，张之洞和盛宣怀向德国人借钱，进行洋法开采，还聘请了德国技师。安源煤矿的工人这时约有五千人。在工人群众中除了秘密的会党组织外，没有别的组织。有个矿工领班肖克昌是哥老会的一个头头，也是洪江会成立时的成员。在安源煤矿中有半数以上的工人渐次加入了洪江会。洪江会的领导人认为自己已有雄厚的基础，决定在当年阴历年底发动武装起义。但是由于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性，洪江会要造反的消息早已在社会上流传。在浏阳的麻石镇（这里正当浏、醴、萍三县交界，是洪江会的中心活动点之一），洪江会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遭官兵追捕时跳水溺毙。重阳节，洪江会众一千人在上栗市为李金奇设醮超度，官兵又来查拿，捉去了一个头目。那时，为运输安源的煤，已经修筑了从萍乡到株洲的铁路。在铁路线所过的醴陵县，群众加紧铸造刀矛等武器的情形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十月中旬，醴陵县署派兵进行搜捕，发现了一个收藏大批武器的地窖，捕杀了洪江会众①均见《魏忠铨传》，载《中国国民党史稿》第四篇，页1277.多人。洪江会在醴陵的领头人李香阁，感到形势紧迫，不能不赶紧动手。十月十九日，李香阁率领所部杀了一名俘获的县署侦探“祭旗”，仓卒地发动起义。醴陵先期发动，使总机关非常慌乱。龚春台、蔡绍南、魏宗铨立即在浏阳高家台深山召集各路码头官会商对策。许多洪江会分子闻风而来，形成了一个群众大会。蔡绍南、魏宗铨因为同长沙的刘道一联系断绝，无法得到军械的供应，对于是否立即发动起义，还在踌躇不决。码头官们认为，洪江会能号召的群众为数已很多，再把当地哥老会系统的其他组织发动起来，是可以打开局面的。会议通宵进行，得不到一致决定。这时，有个洪江会头目廖叔保，集合了二三千人，举起“大汉”白旗，到麻石镇宣布造反，麻石镇农民踊跃参加。在这种情形下，洪江会的领导者不能不向全体会众发出起义的号召。起义群众迅速地在十月二十一日占领了上栗市。成立了军事领导机构，龚春台称为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都督，蔡绍南和魏宗铨为左右卫统领。他们以都督的名义发布檄文，自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继承太平天国的事业。檄文历数清朝统治的“十大罪恶”，并且说：“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①这个檄文用的完全是孙中山的语言，使这次基本上依靠旧式会党的起义，取得了新的面貌。这时，浏阳有一个会党头子姜守旦没有参加洪江会，自号洪福会。他率领所部响应龚春台的起义，但他另以“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的名义发布檄文。檄文中表示，目的只在于推翻清朝满族统治，“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也是大家所拥护的②，这就完全是旧式会党的口吻了。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中，一时纷纷攘攘起来参加起义的群众，约有三万多人。他们从地方团防局抢得了二三千条枪，此外只有大刀长矛。虽然他们只占领了几个县的农村地区和若干集镇，但是所造成的声势使得这两个省的省会感到震动。洪江会的军事行动的计划是怎样的，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考。据清朝官方文书说，他们预定在十二月起事后“军分三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援应长江”③。这可能就是他们预定的计划。但是行动的时间在仓促中提前了，领导力量又很薄弱，这样的计划当然不能实现。对于姜守旦那种另立旗号的部队，洪江会固然指挥不了，就是在洪江会旗帜下的力量，也因为是以组织散漫的哥老会为基础，并不能在统一指挥下拧成一股绳子，而是在各地分股活动。这种情形是这次起义没有能得到较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事先，清朝官方非常担心安源煤矿发生动乱，所以这里防范甚严。起义发生后不多天，官①陈春生：《丙午萍醴起义记》。《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477.当时起义时是否确有这个檄文是可疑的。有的史料研究者认为它是同盟会会员事后写的。②同上书，页479.③两江总督、江西巡抚的奏折，同上书，页492.方就诱捕了洪江会在安源的领袖人物肖克昌，把他杀害。虽然有一部分矿工跑出去参加起义，但是整个煤矿并没有能发动起来，否则，起义的声势还会更大一些。江西巡抚吴重熹和湖南巡抚岑春蓂立即出动兵力，分别进攻萍乡、浏阳各处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时聚时散，伺机反击，官军不能取得全胜，反而屡受挫折。于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湖北，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又派出一部分兵力，会同作战。在官方优势兵力的围剿之下，这次起义在十月底就被镇压了下去。在这次起义中，死于官军屠杀下的群众至少有千余人。起义的领袖人物，蔡绍南在战争中被敌人捕去，魏宗铨在部队打散后，躲在萍乡亲戚家中，也被官军搜获。他们先后都被杀。龚春台则在危急时逃出了部队，此人以后流浪江湖，在辛亥革命时又出现于一支起义部队中。参加起义的哥老会的许多头目，如上面提到过的醴陵的李香阁，浏阳的廖叔宝，都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另立旗号的姜守旦，也死于此次起义中，他的部队攻打浏阳县城，没有成功，反而被敌人包围击败。起义初发生时，湖南巡抚报告朝廷说，起义的“会匪”有“革命先锋军”的名目①。江西巡抚也根据萍乡的情况奏报：“逆匪所过地方只索军械，令供粮食白布，所抢劫焚杀者皆向办警察保甲绅士人家为多。到处出有伪示安民，收买人心。”②这些情形使官方明显地看出，这次起义不是单纯的“会匪”行动。在起义地区以外，官方又拿获了不少同盟会会员，知道这次起义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关，更感到事情的严重。两江总督和江西巡抚在总结事变经过的奏折中说：“此次匪乱……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系由逆匪孙汶（指孙中山——引者）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济精械，后患何堪设想”①！在长沙的刘道一本想与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但用密语写的电报都被扣发，他随即被官方捕获杀死。在湖南被杀的还有个有名的同盟会员禹之谟。他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湖南办过毛巾织造厂和学校，由于积极参加1905年的抵制美货和争回铁路权的爱国运动而成为学界和商界知名人士。他在这次起义前四个月已被官方借故加以逮捕，判处十年徒刑，监禁在靖州。官方怀疑他是这次起义的策动者，加以种种酷刑，终于把他绞死。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是从报纸上才知道这次起义的。孙中山和黄兴立即派出一些会员回国，分赴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各省，企图组织力量，响应此次起义。但这些回国的人几乎都在各地被官方查出来了。他们被捕后，有叛变投降的，如在同盟会本部任干事的孙毓筠，他是大学士孙家鼐的侄孙，他在南京被捕后立即向两江总督端方摇尾乞怜，招供了同盟会的一切组织情形。多数英勇牺牲，如杨卓林，他是小贩出身，又当过兵，在日本留学时加入同盟会，这次回国后想联络江苏、浙江的会党，却在上海结识了两个由端方派出的冒充会党头目的密探，他被骗到扬州遭捕后，表示宁死也不放弃革命立场，因而被杀。这次短命的起义，是在同盟会成立后，由同盟会会员领导，或至少是与①②《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500、508.①《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496.他们有联系的第一次起义。在这次失败的起义中，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虽然表现得很英勇，而且努力从下层群众中寻找可靠的革命力量，但是他们不是艰苦地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因而仍然只能依靠现成的旧式会党组织，在这点上，这次起义在以后同盟会所领导的多次起义中是有代表性的。　　　　　　　　　　　　　　　　　（五）1907—1908年孙中山领导的六次武装起义1907年到1908年间，在孙中山的策动和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广东、广西和云南进行了六次武装起义。孙中山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也就是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这十次中不包括上一节所说的1906年在湘赣边界的起义。在他领导下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失败，指1895年和1900年的那两次，第三次到第八次就是同盟会成立后1907年到1908年的这六次。光绪三十三年四月（1907年5、6月间），孙中山在广东的黄岗和惠州的七女湖发动的两次起义，完全是依靠当地旧式会党三合会、天地会的力量。有个广东潮安人许雪秋是新加坡侨民中的商人，他的父亲因商致富，留下遗产很多。他受到革命思潮影响，在1904年就回国联络潮汕一带的会党头目，企图发动起义，而未成事实。他重到南洋，在1906年见到孙中山，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看到他有很多会党的关系，能够发动他们的力量，就授他以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的名义。他又到汕头活动，在他认为事机成熟时，孙中山派了一些同盟会员去协助他。这是在光绪三十三年初的事。按照孙中山的设想，潮汕的起义应当等到惠阳和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等地起义准备也成熟时一起发动，互相配合，但是许雪秋控制不了他已经号召起来的会党力量。四月十一日，黄岗的以余丑等人为首的会党自行行动，占领了这个小城。黄岗属于潮州府的饶平县，地当广东、福建间的孔道。在会党占领黄岗后，清朝地方当局派兵来争，十四日双方在黄岗以西进行了一次激战，互有杀伤。会党力量退回到黄岗后，认为自己方面“械劣弹乏，粮食不足，久守无益”，也并不作打出去的打算，就自行宣布“解散”了。在汕头的许雪秋等人得到这个消息，也就停止了在附近各地组织响应的工作。许雪秋在这里经营了几年的联络会党力量组织起义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孙中山又命曾在香港、新加坡营旅馆业的商人邓子瑜在惠州依靠当地会党力量组织起义。起义部队从四月二十二日开始，在归善（今惠阳县境）和博罗二县之间，同惠州官方的巡防营交战了十天后自行解散。据说这是因为同盟会接济的军械未能按计划运到，而清方用来进攻黄岗的军队正在转移到惠州这边来的原故。——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他的第三、第四次武装起义的失败。有一个记载说：许雪秋失败后向孙中山说：“土炮不敌洋枪，为黄岗一役失败之主因”①。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家说来，要总结失败的经验，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同年（光绪三十三年）的七月（1907年8、9月间），孙中山在广东西部的钦州、廉州地区（现在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了一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孙中山给王和顺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头衔。王和顺是1903年到1905年的广西的会党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那是一次单纯的会党起义，另一个领导人陆亚发已死，王和顺则于失败后流亡到香港和越南的西贡。孙中山在1907年初到越南，吸收他参加同盟会，并委以军事行动的责任，想利用他在会党中的号召力量。这年夏天，钦州、廉州的农民群众自发地起来反抗苛征糖捐并反对在灾荒时高抬粮价。钦州的那黎、那彭、那思这三墟农民以刘思裕为首组织了一个万人会。两广总督派统领郭人漳和标统赵声率兵①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45 年版，页202.前来，会同地方部队对农民实行了血腥的镇压。郭、赵二人都和同盟会有联系，孙中山派人到他们的军中，说服他们打起革命的旗帜。他们表示在革命军起来后，可以响应。但是等到王和顺率部发动后，他们却借故推诿，不采取任何行动。王和顺在七月下旬率所部二百余人袭取了钦州的防城县。这一行动虽然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支持，但他并没有把自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的农民，包括刘思裕的万人会组织起来，而只是一心企望郭人漳和赵声的“反正”。这种企望既然落空，王和顺孤军奋战，进攻钦州以北的灵山，没有成功。八月十日左右他解散了他的部队，自己跑入越南境内。这是孙中山所说的他的第五次失败。在钦州、廉州方面遭到失败后，孙中山又向广西边界的镇南关（今称友谊关）进行活动。受孙中山的指派，曾在清朝军队中混过的黄明堂、关仁甫等人通过会党关系，买通了镇南关的一些守兵。十月二十七日（12月2日），他们一举占领了镇南关的三座炮台。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领袖曾到过炮台上面。他们回到越南境内正在张罗筹款购买枪械，以便加强兵力，从镇南关向北进攻的时候，炮台失守的消息已经到来了。这是第六次的失败。镇南关之役后，清朝官方向法国交涉，不让孙中山再留在越南。孙中山离开越南时，又布置了在广东钦州和云南河口的两次行动，这就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第七次、第八次的失败。第七次军事行动由黄兴领头。他从参加前一年的防城之役和镇南关之役的会党分子和越南的华侨中集合二百余人，用孙中山派人设法买来的枪械武装了起来。二月二十六日（3月28日）这支部队越过中越边界，向钦州方面出发。一路上遭遇到清朝的一些零星的地方部队，打赢了几仗。这时，郭人漳的部队仍驻钦州，他前一年曾在王和顺起事时约定“反正”而悔约，那时黄兴是作为同盟会的代表到郭人漳那里去联系的人。这回，郭人漳又和黄兴事前讲好，要接济他弹药并相机反正。但是等到黄兴的队伍进入钦州后，郭人漳又一次违背诺言，而且凭他的优势兵力围攻黄兴的部队。黄兴的部队在四十天里转战数十乡镇，打不开局面，也就自行宣布解散了。黄兴自己重入越南，其部下则多数散入十万大山。第八次军事行动的执行者是原来的会党头头，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他们也是上述第五次、第六次军事行动中的主要角色。他们这次行动是在云南的河口，这里和越南老街相邻。三月二十九日（4月29日）他们率部百余人偷袭河口，因为事先已买通清方守军中的一些官兵内应，所以一举占领了河口城。清军仍驻守着当地的四个炮台，也被起义的部队战胜。由于招收了一些投降的兵士，起义部队数目大增，但组织性和作战能力很差。他们虽然分兵沿铁路向蒙自方向和经新街、蛮耗向个旧方向进攻，但都在中途停止下来，没有多少进展。清方除由云南总督锡良派出军队外，还从广西方面调兵来围攻。在四月下旬，清军各路军队都开到，起义队伍中有些降兵又反水过去，余众退集河口。他们曾想向东转移入广西，没有成功，都退入了越南。法国人缴了他们的械，并把他们遣送出境。此役先后历时一个月。同盟会方面认为此役的失败，第一个原因是在于没有能干的军事领导者。黄兴在同盟会中是被认为最擅长军事的人，他曾到河口企图指挥起义军队迅速实行进攻。由于几个会党头头领导的部队都不听从他的指挥，他返回越南境内，另组部队。但是他没有重到河口，却跑到新加坡去了。第二个原因是经费没有筹足。胡汉民这时在越南担任河口方面的支援工作。他给孙中山写信报告占　　　　　　　　　　　　　　　　　领河口后的情形，极力申说，由于有哥老会的力量可用，又有许多投降官兵，云南的形势十分乐观，但是一定要有大笔款项以保证供应粮饷和补充弹药，否则军心不能维持①。他所认为必需的款项没有能够筹足。1908年这两次起义，在钦州寄希望于早已靠不住的清朝将领，在河口靠花钱来收买会党和清朝投降官兵，这都是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带有单纯军事冒险性质的行动。①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编，页217—218.（六）1907—1908年光复会发动的起义1904年成立的光复会（见第二十章第六节）的多数会员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他们实际上仍自行独立地进行活动。 1907 年光复会会员策动了一次起义，这次起义的主要人物是浙江的秋瑾和安徽的徐锡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出身于地主家庭，因父母之命而同一个富绅家的纨袴子弟结婚。在她的丈夫花钱买得个小京官的职务后，她虽随他入京住了几年，终于因为意气不相投，和丈夫决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于是下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她后来给友人的书信中说：“吾自庚子（1900年）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②。1904 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筹旅费到日本留学，这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非常行动。她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成为在日本留学生界中的活跃分子。她还参加了洪门组织。1906年初回国，先在上海和一些光复会会员一起活动，参加办学校，并创办《中国女报》杂志。她在这个杂志的发刊词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①。她在《敬告姊妹们》一文中，揭露中国妇女在封建礼教压迫下，是“沉沦在十八层地狱”，成为“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她写道：“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②……由于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的介绍，秋瑾和浙江各地的会党建立了不少联系。在湘赣边界的起义发生后，在上海的光复会会员们集议如何起兵响应。秋瑾回到她的故乡浙江绍兴，企图以浙江为据点发动军事行动。在绍兴有个大通学堂，是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1905年创办的，他们利用这个学校交结浙江各地的会党，还在学校里暗藏了一些枪支弹药。秋瑾这时成为大通学堂的主持人。由于湘赣边界的起义已经失败，她决定独立地发动起义。她奔走浙西各地使许多会党组织答应参加起义，并接受她的指挥。秋瑾规定了“光复军”的组织系统。光复军的统领由那时还在安庆的徐锡麟担任，她自己任副统领。其军事行动计划是首先在金华发难，并以绍兴方面的会党配合，袭攻杭州。如果杭州打不下来，就把浙江的各路军队集合起来，由浙西打出去到江西、安徽。秋瑾最初是想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间起兵，因为准备不及，改为五月初，再改为五月二十六日。但是许多地方的会党跃跃欲试，放出了就要发动的空气。五月中旬，绍兴府的嵊县已有一部分会党部队集合起来，树起了革命军旗帜，遭到清朝官兵的进攻。五月二十六日起兵的命令下来时，武义、金华等地社会上谣风更甚，愈加引起官方警惕，在这些地方都有预定参加光复军的会党分子被捕杀，这种情形使起义很难如期举行。秋瑾派人去安庆把这种情形通知徐锡麟。徐锡麟（1873—1907），少年时由自学而精通数学，曾任绍兴府学校算术讲师。1904年去了一次日本，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1905年参加了光复会，仍在绍兴活动。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曾集议花钱买官职，以求深入清朝官场，②《致王时泽书》。《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页47.①《秋瑾集》，页13.②同上书，页14—15.掌握军权，从官场内部闹革命。徐锡麟实行了这个计划，筹款捐了个道员的官衔，并经过他的姻亲、原任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关系进行活动，竟得到了安徽巡抚恩铭的信任，在安庆成了巡警学校的主持人，继又被任为警察会办。他在巡警学校中虽然受到许多学生爱戴，但并没有组织起足以发动起义的力量。1907年得到秋瑾的消息后，他决定实行一个冒险的计划。五月二十六日巡警学校有一班学生毕业。巡抚恩铭和其他省里的官员照例要到学校来进行检阅。徐锡麟在靠近恩铭案前作报告时，拔出手枪打倒了恩铭。和他合作的只有二十六岁的陈伯平和二十四岁的马宗汉二人，他们是在秋瑾和徐锡麟之间来往联络的人。他们这时也持枪在现场，和徐锡麟一起动手。除恩铭外，还有几个官员被打死。其他在厅堂内的官员们都逃散了。集队在厅堂外的学生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徐锡麟号召他们随他一起革命，但跟从他的只有三十多个学生。徐锡麟原来设想，在杀死所有主要官员后，他就能掌握安徽政权。这个设想没有能实现。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率领少数学生到军械局，虽然加以占领，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可用的枪支弹药。他们凭借军械局的房子同进攻的巡防营官兵，抗击了几小时，终于被攻破。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他们都被处极刑。清朝官方从徐锡麟住处搜出了光复军告示，知道这次行动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做背景，并很快就发现了秋瑾与徐锡麟的关系。秋瑾这时仍在绍兴大通学校，知道了安庆的事件后，她还在学校中与前来联系的会党分子相约重订起义日期，改在六月十日发动。四日省里派到绍兴的军队已来包围大通学校，有少数学生开枪抗拒。和秋瑾一起被捕的有教员和学生六人。在敌人刑讯前，秋瑾坚定地拒绝答复任何问题；第二天就被处斩。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在杭州的有名绅士汤寿潜当时曾怂恿清朝官方杀死秋瑾。汤寿潜是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见本章第二节），浙江巡抚向他征询如何对待秋瑾时，他说：“这等人，不杀何待？”①在这个立宪派绅士看来，这个出身官宦人家的妇人，居然昌言革命，同江湖上的强盗来往，是理应杀死的。牵连到这次光复军起义计划而被官方杀死的革命党人和会党分子有百余人。在秋瑾死后的几个月内，在绍兴、丽水、金华等地有些预定参加光复军起义的会党分子，自发地零星地发动暴乱，但都只是闪烁的火花了。徐锡麟和秋瑾被害后的第二年（1908年），受他们的影响，熊成基又在安庆发动了一次起义。熊成基（1887—1910），江苏甘泉（今邗江）人。十九岁参加新军（当时清朝编练的新式军队），在安徽的武备学堂和南京的南洋炮兵学堂学习。毕业后担任江南炮兵排长，不久调任安徽炮营队官（连长）。他在新军中，接受革命思想，立志要推翻清朝政府，改革腐败的政治。徐锡麟在安庆牺牲后，他不胜悲愤，决心继承徐锡麟的事业。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他乘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人心惶惶的时机，率马炮营新军一千多人起义，进攻安庆。革命军同清军激战一昼夜未能得手，不得不向集贤关退却，改变战略，拟取庐州为根据地。在清军追击下，熊成基率部抵抗，但部队到庐州时，已不满百人，其中还有通敌企图谋害熊成基的。年青的熊成基（这时只有二十一岁）缺乏经验，掌握不了局势，只身逃走，起义失败。参加这次起义的军士学生被官方拿获杀害的不下三百人。1910年，熊成基在①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页41.哈尔滨被捕遇害。徐锡麟、秋瑾的光复军起义，主要靠会党力量。熊成基所依靠的却是新军中的士兵。当时的革命派渐渐感到以旧式的会党作革命的主力是不可靠的，于是转而从新军中寻找革命力量。熊成基是第一个依靠新军士兵来发动起义的人。　　　　　　　　　　　　　　　　　（七）个人暗杀行动从孙中山、黄兴到秋瑾、徐锡麟，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把革命看做是和武装斗争不可分的。他们蔑视清朝的所谓立宪，也绝不相信那种认为“政治革命”可以用劝告、请求的方法来进行的说法。他们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优良传统。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这问题是他们所没有解决的。孙中山说：“由黄岗至河口等役，乃同盟会干部由予直接发动，先后六次失败。经此六次之失败，精卫颇为失望，遂约合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拚命。”①军事起义的多次失败至少在一部分同盟会会员中造成了悲观绝望的情绪。以在《民报》上写政论而著名的汪精卫就是抱着这种情绪转而采取个人的暗杀手段。他到北京意图进行暗杀，被官方抓住后可耻地投降了。——那是1910年的事。当时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很有些人以为暗杀是最好的手段。1905年在北京前门车站炸出洋考察五大臣的吴樾，就留下一篇题为《暗杀时代》的文章，文中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①这是以为还没有足以发动革命的群众力量，所以只能使用个人暗杀手段，并且以为可以靠暗杀引导出革命来。《民报》有一个作者在1907年说：”若乃事之简易可行而恒能操胜者，今世惟爆裂之弹而已。“这个作者以为，无须劳师动众，只要准备几颗炸弹，就能成功，所以是最简易可行的②。1900年，二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兴中会会员史坚如（他是广州格致书院学生），在广州暗设炸弹炸毁巡抚衙门，企图杀死巡抚兼署总督德寿，他被捕就义。他是想用这一行动来配合孙中山、郑士良在惠州发动的起义。以后在1904年，上海有万福华枪击舆论指斥为卖国贼的前广西巡抚王之春，又有王汉在河南彰德车站枪击朝廷派出的专员、户部侍郎铁良。他们都没有成功，万福华被捕，王汉自杀。虽然万福华是黄兴、刘揆一的朋友，王汉同武汉的革命分子有联系，但他们的暗杀行动都是独立地自发地进行的。这几次暗杀行动都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当时最著名的暗杀者吴樾也是个独立行动的人，他的炸弹是在同盟会刚成立时响起来的。同盟会成立后，会员刘师复1907年在广州计划施放炸弹暗杀水师提督李准。这个计划得到同盟会组织的支持。当时正在准备发动潮州、惠州的起义，他们以为杀死李准可以有助于起义的成功。但刘师复的计划没有实现。他在寓所装配炸弹时发生爆炸，他自己受伤，并因而被捕。两年后，他的朋友把他营救出狱。他到香港，约集了若干人成立了个支那暗杀团。这时，他的思想已沉溺在无政府主义中。这个暗杀团成为同盟会以外的一个小组织，在它存在的两年期间，参加者先后一共只有十二人，他们策划过几次暗杀的行动。可以看到，进行暗杀的，主要是这两种人：一种是游离于革命团体以外的人，刘师复的暗杀团其实也是属于这种情形；另一种是经受不住革命的失①《孙中山选集》，页205.①《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715.②运璧（黄侃）：《专一之驱满主义》。《民报》第十七期，页22.　　　　　　　　　　　　　　　　　败，铤而走险的人，汪精卫是个代表。总之，对个人暗杀手段的崇拜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找不到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表现。崇拜个人暗杀的人对于俄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产生的民意党很感兴趣。以暗杀沙皇为宗旨的民意党人的活动，在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出版物中受到歌颂。例如《民报》第二期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苏菲亚。皮罗夫斯卡雅是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第二。她成了辛亥革命前许多革命青年所膜拜的偶像。他们不知道，民意党人的活动对俄国革命的发展并不能起什么积极的作用。同盟会，作为一个革命组织，是不把个人暗杀作为主要手段的。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也没有产生像民意党这样的组织。这是同中国长期的农民革命的传统有关系的。在农民群众中，暗杀从来只用于个人报仇，例如在同治九年（1870年）张文祥用一把短刀刺死两江总督马新贻，这是当时轰动社会的案件。张文祥是个江湖好汉，他因为某种原因而和马新贻有深仇大恨，所以才蓄谋暗杀。当农民群众起来夺天下时，却从来不指望靠个人暗杀手段，而总是聚众结盟，揭竿而起的。　　　　　　　　　　　　　　　　　第二十二章辛亥革命的前夕（一）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撼动了清朝统治的基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皇帝的上谕说：“现值时势多艰，人心浮动”，“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事起一隅，动关全局”①。十月的一个上谕又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①。这里说的“乱党”、“匪徒”，除了革命党的活动以外，还包括到处蜂起的群众的自发性的反抗斗争。高高在上的朝廷也感到“人心浮动”，“人心不靖”，可见的确是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了。义和团式的反对外国人的教会的斗争仍然继续发生。三十三年八月的一个上谕说：“近年来各省焚毁教堂，戕害教士，仍复在所不免”。③例如1905年广东廉州（今广西合浦）有美国人办的教堂被焚毁，教士五人被杀。同年西藏人民在巴塘（今属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焚毁法国人的教堂。 1906 年和1907年在江西的南昌、饶州（鄱阳）、南康，河南的西平，福建的漳浦，四川的开县等地都发生了教案，有的且带有群众起义的性质。饶州的群众倡立“洪莲会”的名义，进行仇视洋教的活动，并越出江西，进入安徽的徽州（今歙县）境内活动。河南西平的群众，树起反对洋教的旗帜，进入嵖岈山，受到河南、湖北两省的官军围攻，被杀死了几百人。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处于自发阶段的、低级形式的反帝斗争称为“野蛮的排外”，例如，陈天华的很有影响的宣传小册子《警世钟》中说：“野蛮排外的办法，全没有规矩宗旨，忽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尽了。”陈天华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外人的长处”，但必须保卫国家的主权，也并不排斥必要时的战争，他说：“在两军阵前，有进无退，巴不得把他杀尽。洋兵以外的洋人，一概不伤他。洋兵若是降了擒了，也不杀害。”①陈天华称自己的主张为“文明排外”，这虽然不是个准确的概念，但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想把反帝国主义斗争提到较高的水平上。当时国家的统治权掌握在卖国的清朝政府手里，革命派认为，首先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清朝统治，不要采取“野蛮排外”的手段，是有理由的。立宪派资产阶级对这问题抱另一种态度。严复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撰文说，当年发生的南昌教案和前一年发生的廉州教案，虽然有外国教士被杀，教会房屋被毁，但因官方事先“保护甚力”，事后处理得当，没有酿成大乱，由此他看出了“黑暗中渐露光明之意”。他承认这些教案的发生，“教中人皆有激变自取之道”，但仍认为主要是“吾国小民之失教而愚顽”。因此，他要求“今日聚众昌言爱国之演说家”，“且置文明排外之谈，而亟图教育之普及，则吾国庶有豸乎”①。在严复看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所谓“文明排外”也是谈不得的。就全国来说，1907年以后，单纯的打击外国人的教会的斗争是大大减少①②《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页5748、5770.③同上书，总页5743.①陈天华：《警世钟》。《辛亥革命资料》第二册，页134.①《论南昌教案》，载《外交报》第137 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页163.了。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饥饿的农民聚众抗租抗赋，抗纳漕粮，向地主大户抢米，以至进城抢米的风潮，连年不断地在许多地方发生。这是最显著地表明，群众的生活已陷于绝境，不得不为最低的生存条件而斗争。例如宣统元年（1909年），杭嘉湖地区农民因灾荒要求免征漕粮，官方拒绝，因而引起了群众的暴动。浙江巡抚奏报十一月间乌程、归安二县（今吴兴县）和德清、桐乡等县的情形说：农民们“胆敢鸣锣聚众抗漕，入城毁仓闹署，焚船夺械，拒伤官兵，实属形同倡乱”②。宣统二年（1910年），在湖北、安徽、江苏、奉天等省的许多地方发生抢米抗漕暴动，风潮闹得最大的是湖南长沙。湖南各地在宣统元年已闹灾荒，洞庭湖滨各县水灾尤其严重，当时人描写说：“每日饿殍死亡相继，卧病呻吟，几于比比皆是”。湖南的粮食本来还运销外省，这时，湖南巡抚岑春蓂不顾灾荒缺粮的情况，接受了英、美、日本商人的贿赂，允许他们继续运粮出省，还和在长沙的一些洋行订立了经北京外务部批准的合同。有些买办商人给外国洋行深入产米地区进行搜购。大量粮食经过湘江公开地和偷偷地络绎运走。长沙一带粮价由常时每升二三十文飞涨到七十文以上。长沙四乡农民“吃排家饭”（也就是吃地主大户）的一天天增多，饥饿的群众不断地涌入长沙城里。到了宣统二年三月初，粮价涨到八十文一升。岑春蓂派官员分赴城郊弹压群众，反而被愤怒的群众包围斥责。四乡进城的农民、城里的手工业工人（“泥木工人”）和其他贫民拥到巡抚衙门前面。泥木工人带头捣毁了衙门前的辕门、照壁，并且冲向内堂。岑春蓂下令巡防营开枪，当场打死百姓十四人，打伤四十多人，但也不能吓倒群众。这是三月初四日的事。当晚，城厢内外的碓坊、堆栈中的粮食，都被饥民抢劫一空。第二天，群众放火烧毁了巡抚衙门，官兵又开枪打死打伤二十多人。群众的愤怒迅速地转移到了外国帝国主义身上，因为他们知道洋商勾结清朝官方运米是这次米荒的主要原因，而且看到了停泊在湘江的外国兵舰的炮口对准城内威胁群众。群众分散到城郊各处焚烧捣毁了英商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美商的美孚洋行，德商的瑞记洋行，日商的三井、东信等洋行的办事机构和码头、趸船、堆栈等设施及法、英、美等国的教会房屋。这场乱子使岑春蓂不得不下台，由原任布政使的庄赓良继任巡抚。他上任后，整顿了本省军队，并得到从湖北调来的两营巡防营的支援，在长沙城内实行严厉的镇压，并派出兵勇分赴各乡，对“吃排家饭”的饥民“格杀勿论”和“就地正法”。在这次长沙事变中，有英国兵舰两艘，美国兵舰一艘，日本兵舰四艘开到湘江中，和清朝官方相配合①。长沙的群众暴动还影响到省内其他各县，如宁乡有群众三百余人焚毁了警察局和英、美教堂各一所，平江的教堂也被群众焚毁。益阳的农民进城，捣毁官钱分局，并把一家大地主所设米店抢掠一空。②《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页442.①关于这次长沙抢米风潮详情，参阅《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页501—516；《辛亥革命前湖南史事》（杨世骥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页130—148.　　　　　　　　　　　　　　　　　湖南虽然有同盟会组织，但并没有参与这次群众性的自发斗争。新军四十九标管带陈强和排长陈作新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的部队在巡抚衙门被群众围攻时，奉命开到长沙警戒。陈作新主张乘机起义，陈强不但不敢有所作为，反而借故把陈作新撤职。现在再说一下群众起来反对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的斗争。清朝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起宣布实行“新政”，本意是粉饰门面，欺骗群众，但是每办一件“新政”，就要筹经费，就要加捐派税，也就不能不激起群众的反对。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出使意大利回国的许珏有个奏折说：“近年因创办学堂巡警诸新政，官吏之急于自见者，但求上司之称扬，不顾百姓之憔悴，甚或假公苛派，激变地方之事时有所闻。……中国仿行宪法，本属不易，若再以多欲之吏，驭无告之民，又值财殚力匮之时，习闻革命自由之说，后患何堪设想！”①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给事中王金镕也有一个奏折，说到直隶省的情形：“自举行新政就地筹款以来，若烟酒、若盐斤，加价之大宗无论矣。其余捐项，有由地方官劝办者，有由委员经理者。旧有之捐增其额数，新设之捐极力扩充。而不肖之土人（这就是土豪劣绅——引者），见官家之志在筹款也，每假地方办公之名，以济其渔肉乡里之私。于是争赴本处及上宪各衙门呈请创设某项捐税而包办之，每年交款若干。现在民间之物，向之无捐者，官家从而添设之；官家未及议及者，土人出而包办之。彼捐米豆则此捐菜果，彼捐鱼虾则此捐猪羊，彼捐木石则此捐柴草，彼捐房屋则此捐车马。不但无物不捐，且多捐上加捐……“。这个奏折还指出，这样苛重的捐税不可能不惹出事端：”观近来各处抗捐滋事之案，亦可以鉴矣。“①当时在各地办的”新政“，包括办学堂、办警察、修铁路，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所有这些”新政“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反抗，因为群众所看到的是横征暴敛的加强，他们根据经验也绝不相信这个只知卖国的政府会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好事来。光绪三十二年到三十三年间（1906—1907年），陕西扶风的群众因反对铁路亩捐（亩捐就是在向例的田赋以外，为实行“新政”，这里是为修铁路，按亩加证的捐项）起来抗争。他们包围了扶风城，遭到官兵的屠杀。他们中有些人跑到西安以东，沿途群众纷纷参加。根据陕西巡抚奏报说：群众“指学堂为洋教，指电线为洋人所设，指统税为洋税”。这实际上是说，官方办的一切事都是为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群众在华阴打毁了学堂和税局，又进入同州府（大荔），打毁了两座教堂和官钱局、官盐局。以查户口一事而言，这是光绪三十四年八月间朝廷下令要办的事。这件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遭到了激烈的反抗。例如，广东的潮州、廉州发生了农民武装起来抗钉门牌的事件，廉州的群众为此还焚毁了一些地主绅士的房屋和美国的教会房屋。云南昭通府因调查户口，编钉门牌要抽果捐来充经费，农民集众数千人把创议收捐的几个地主绅士的房屋拆毁。据当时的《东方杂志》记载，仅在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份，“江苏调查户口之风潮，层见迭出，……计八府三直隶州，以滋事闻者几居其半”①。①许珏：《复庵遗集》1922 年刊本，奏议卷三，页3.①《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页5804.①《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页395.办“地方自治”也算一种“新政”。所谓地方自治不过是各地成立由地主绅士把持的“自治局”，官绅结合，更多地向群众勒索。例如，《东方杂志》载河南叶县在宣统二年的情形说：“叶县因新政无款，自治亟宜兴办，初时议定由各乡集款，绅士赴乡劝导，并演说自治之利益。愚民不知，群起反对。”群众中有人宣称：“自治乃害百姓之举。从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从前牛马差使，连正项每亩钱百三十文，今则每亩加至三百二十文。现在又要百姓花钱。花钱事小，将来自治办好，国家洋债，无一不在百姓身上归还，此事万不可答应。官绅串通来迫民反“②。这就是被认为”愚民“的群众对所谓”新政“、”自治“的一针见血的看法。叶县集合了二万人，倡言造反，以至省里派兵前往弹压。这年在直隶省的易州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东方杂志》记载说：”直隶易州近年来办理学堂、警务、自治等事，加捐筹款，民情久已愤恨“。”该州自治局开办后，局绅张某、祖某，竟将义仓积谷，尽行出售，共得金钱三万余吊，又陆续勒捐二万余吊，借口措充自治经费，实则分饱私囊。五月初旬，局绅张某等又借调查户口为名，按户敛钱“。这时正值春旱，愤怒的农民群众，冲进城内，”蜂拥至自治局哄闹，局绅均闻风逃窜。乡民怒不可遏，遂焚烧自治局并该州中学堂等“。应州官的要求，省里连忙派兵下去。恰好这时下了透雨，进城的农民纷纷回乡抢季节种地，官方才松下一口气来。朝廷还为此下令直隶总督说：”着即随时妥为防范，毋令再生事端。此次滋闹，有无莠民创首，并着查明，酌量惩办“①。同年五六月间，山东莱阳的县官以办理调查户口，筹办”地方自治研究所“和实行其他”新政“的名义，勒收亩捐、房捐、人口捐等，激起了农民群众的暴动。群众夺得了下乡骚扰的官员的枪械，加上土枪土炮，集合数万人与省里派去的军队搏斗。由于领导者并不是有志于造反的人，这次自发的暴动以群众的大量死伤而告终。还值得一说的是自发地起来抗争的群众对待学堂的态度。办学堂算是清朝的一个重要的维新措施。但是各地的学堂多半是在地主绅士的控制下，并不真讲“新学”，即使讲些“新学”，也与贫苦群众无关。在群众眼中，学堂也不过是官绅敛钱的一种手段。所以许多地方如上述的陕西华阴、直隶易州都发生群众打毁学堂的事件。据记载，浙江这方面的情形比较突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浙江巡抚向上报告说：“海宁、海盐、桐乡等处”都有群众“滋事情形甚重，并毁教堂、学堂”②。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绍兴、严州（建德）、处州（丽水）等府的许多州县的学堂都曾为农民群众打毁，一起被打毁的还有自治事务所、巡警局等。总之，所谓新政激起的群众反抗斗争，最足以说明，清朝统治者已经不可能用任何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腐朽的、卖国的、只能带给人民以灾难的形象。史料工作者曾经根据《东方杂志》上的《中国大事记》和故宫档案，汇编清朝的末日快要来到的几年间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的材料③。从这些不完全的材料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抗粮抢米的斗争还是反抗各种新政的斗争，在宣②同上书，页435.①《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页527—529.②《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页5814.③《辛亥革命资料》第三册中的《人民反清斗争资料》，参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统二年（1910年）发生的次数最多，地区也最普遍。这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前一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从这种斗争中看出群众的力量。孙中山在1907年发动钦州防城的起义时，对于当地农民反抗糖捐的自发斗争置之不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事实上，这种到处蜂起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客观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才能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一举而推翻清朝统治。他们不能自觉地组织和动员这种力量，又是他们虽然推翻清朝统治但并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根本原因。　　　　　　　　　　　　　　　　　（二）谘议局、资政院和袁世凯清朝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立宪”后，为了想把资产阶级拉到自己这一边来，作出了奖励资本家的进一步的规定。三十三年六月的上谕说：“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其确有成效者，即各从优奖励。果有一厂一局，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工人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①根据这个精神，农工商部提出了十条章程，其中具体规定了按照“个人资本之大小，所用工人之多寡”，给予商人以不同等级的“爵赏”，例如：资本二千万元以上的，“特赏一等子爵”，资本七百万元的，“特赏三品卿”等等，最低的是资本十万元以上不足三十万元的，“奏奖五品衔”②。在颁布这个章程后，由于还没有照顾到资本较小的人，农工商部又补充规定，“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的，分别发给七品至九品的“奖牌顶戴”①。与此同时，又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定的《奖励公司章程》修订颁布，那是对于集资开办公司的人的奖励。这次修订放宽了奖励的标准，例如原定集股五千万元以上的授予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改为二千万元以上；原定“集股三百万元以上”（不到五百万元）的，授予商部的“头等议员，加五品衔”改为集股“一百万元以上”（不到二百万元）②。这类所谓爵赏和顾问官之类的头衔，虽然提高了资本家的政治地位，使他们有权与相当的官员平起平坐，但是，对于私人资本的发展的种种妨害，包括捐税繁重，关卡林立，以至外国商品倾销，外国资本在中国享有特权等等，一切依然如故。作为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清朝当局又宣布要建立资政院和各省的谘议局。资产阶级不是主张设立议院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上谕说：“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③。一个月后，又下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谘议局，并筹划在各府州县设立议事会④。后一年六月，宣布了谘议局的章程，规定各省都要在一年内把谘议局成立起来。为了表示正式成立议会之期不会因为资政院和谘议局之设立而无限地拖延下去，八月里又宣布要在九年内完成立宪的筹备工作。上谕如此说：“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①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病死了。这个妇人统治中国几乎达半个世纪之久。在这期间，中国的主权大量丧失，日益加深地变成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她以宫廷政变起家，用尽狡诈的阴谋手段保持着自己在统治集团中的最高地位。为了维护大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她尽力保持中国社会的落后性，同时使中国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下蒙受极端可耻的屈辱。她为中①《光绪朝东华录》，总页5709.②《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页645—646.①《光绪朝东华录》，总页5738.②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页640—644.③《光绪朝东华录》，总页5736.④同上书，总页5749.①《光绪朝东华录》，总页5984.国做尽了一切坏事。在一生的最后一段时期内，她为应付革命的危机，还安排好了一套虚伪的维新和立宪的把戏。大地主阶级已经是一个如此没落和腐朽的阶级，以至它只能把慈禧太后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最适当的代表者。就在慈禧病死的前一天，光绪皇帝也突然死去。两天前，慈禧把光绪的侄子溥仪接入宫内，作为皇帝的继承者，并以溥仪的父亲载沣为摄政王。于是这个年仅三岁的溥仪就成了清朝的末代皇帝，他的年号是宣统。实际上执政的是载沣。按照慈禧生前的安排，在宣统元年（1909年）九月，各省的谘议局成立。而北京的资政院则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九月成立。资政院和谘议局虽然被说成是为议会奠基础，但它们只是谘询机关的性质，当然说不上是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过这种机构毕竟是传统的封建主义政体中从未有过的东西，而且在不久后的辛亥革命中，各省的谘议局是起了特殊作用的。各省谘议局的议员的数目多少不等。最多的是顺直（包括顺天府和直隶省），有一百四十人。最少的如吉林、黑龙江、新疆，只有三十人。议员算是选举产生的。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呢？按规定是“凡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曾在本省办理学务及公益满三年以上著有成绩者，或曾在中学或同等以上之学堂毕业者，或有举贡生员之出身者，或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或在本省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及不动产者”，以及“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二十五岁，寄居本省满十年以上，在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①由此可见，妇女是全部排斥在外的，农民（贫农、中农以及至少一大部分富农）、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直至小商贩，小业主也是全部排斥在外的。只有地主、绅士、大商人、学界的头面人物，才有成为议员的资格。官方控制下的这次选举出现了种种舞弊行贿的现象。老式的地主阶级富于保守性，他们中多数习惯于按照向来的规矩去谋求进入仕途或在本乡当豪绅，他们还看不惯谘议局这种新东西。属于立宪派资产阶级这种政治倾向的绅士们在这次选举中特别活跃；在大多数省分的谘议局中，他们占据了多数席位。拿各省的谘议局的议长来看，江苏省的张謇、湖北省的汤化龙，湖南省的谭延闿，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积极进行立宪派政治活动的人物。此外，如四川省的蒲殿俊、山东省的丁世峄、浙江省的陈黼宸、陕西省的郭希仁等也都是这一类人物。他们都是当地著名的新派绅士，也就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倾向的绅士。各省谘议局虽然并不是有实际权力的机构，但是使资产阶级立宪派有了合法地进行政治活动的据点。他们先是利用这据点向清朝当局争立宪，但随后当旧政权被革命浪潮冲倒的时候，他们就凭仗这据点去夺取革命的果实。在各省谘议局成立以前，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进行过向朝廷请愿的运动。这完全符合于梁启超所说的政治运动只能以向上要求的方法来进行的主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张謇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联络了湖南、湖北、广东及其他省份的类似团体，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清朝政府提出早日召开议会的要求。清朝政府之所以在这时规定九年的预备期限是同这次请愿有关系的。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以张謇为首的江苏谘议局发起，十六省的议员代表在上海集会，大家认为九年的筹备时间①《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69.太长，主张在两年内就应该召集国会。这年十二月，十六省代表一起到了北京，向朝廷提出这个要求，遭到拒绝。第二年四月和九月，各省谘议局加上各地的一些商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国会请愿代表团”，又在北京进行了两次请愿。在九月的请愿时，资政院已经成立。资政院是由二百个“议员”组成的一个机构。这二百人中有一半是“钦定议员”，也就是由皇帝指定的，另一半是“互选议员”，也就是由各省谘议局议员中推选出来，并经督抚核定的。钦定议员中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四十八人，“各部院衙门官”三十二人，其余是所谓“硕学通儒及纳税多额者”，这是指学界和商界中的重要人物。资政院设总裁、副总裁，由朝廷指派王公大臣担任。资政院规定在每年九月起开会。宣统二年（1910年）开第一次会。到下一年开会时，辛亥革命已经爆发了。在宣统二年，由于各省谘议局的发起，要求早开国会的呼声很高，资政院也同意这种主张。于是清廷宣布把原定九年的预备期缩短为三年，改在“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会，并且答应立即成立新的内阁，同时令民政部将各省进京请愿的代表即日解散。所谓新的内阁在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果然成立了。原来的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各部尚书的名义改称内阁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和各部大臣。组成新内阁的十三个大臣中有八个是满族人，其中五个是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是庆亲王奕劻，他是在位的小皇帝的叔祖父，他曾多年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李鸿章一起进行辛丑和约的谈判，是个办理卖国外交的老手，又以收敛贿赂、卖官鬻爵而著名。这个内阁当时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这个内阁显然没有任何欺骗作用，甚至不能使资产阶级立宪派感到是向他们所企求的政治方向前进一步。为什么成立这个内阁？其原因主要的是要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倾轧中去看。反动统治阵营内部的各种势力，在他们共同乘坐的船面临覆没的危机时，一方面要协力挽救危机，一方面他们之间为争夺权力而形成的倾轧和争夺免不了更加激化。以满族皇室为中心的中央统治势力，在为革命的风潮闹得惶惶不安的时候，又感到必须提防统治阵营内部发生动乱。他们担心各省督抚在危机到来时另打主义，另立门户。最使他们忌恨的是实力雄厚，而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时不受光绪皇帝的拉拢，出卖了维新派，因而赢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他在庚子事变中同刘坤一、张之洞站在一边，完全按照帝国主义者的利益行事，因而又为帝国主义者所中意。李鸿章在光绪二十七年死后，他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所训练和指挥的北洋军队六镇（一镇约有一万三千人，相当于师），是当时最强的兵力，分驻在山海关、天津、北京、保定以至东北的锦州和山东济南至潍县一带。他除本职外还有许多兼差，包括会办练兵、督办电政、督办关内外铁路，督办津镇铁路、督办京汉铁路、和外国会议商约等等。他的衙门设在天津，俨然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朝廷宣布预备立宪之后，第一个步骤就是所谓厘定官制。削减地方督抚的权力，把权力，首先是军权集中到中央来是厘定官制所要达到的重要目的之一。袁世凯在这种压力下，只好奏请免掉他的各项兼差，并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交给新成立的陆军部（满族官员铁良任尚书），而只保留驻在山海关和天津附近的两镇仍归自己指挥。差不多同时，湖广总督张之　　　　　　　　　　　　　　　　　洞也把他所辖的军队交给了陆军部。张之洞是当时另一个重要的地方实力人物。到了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被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这就使他离开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实力地位。与此同时，张之洞也被解除湖广总督职，调入军机，他在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病死于北京。袁世凯虽然在形式上被剥夺了军权，但是北洋六镇中除第一镇以外的军官都是忠于他的僚属，和他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例如驻北京的第六镇的统制段祺瑞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袁世凯被侵略中国的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认为是可以信赖的人。他曾依靠日本顾问来训练他的军队，他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最后几年中已使自己成为提倡新政的积极带头人。前面说过，废除科举是他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提出的。他单独或和别的督抚联名几次奏请实行立宪，他编印《立宪纲要》这样的书，分发各地。他还说是为了试行“地方自治”，在天津县成立了“议事会”，并要以天津为模范推行到全省各地。这个参与戊戌政变，手上沾着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鲜血的军阀，现在正在改变其面貌，以便时机到来的时候，攫取更大的权力。慈禧太后在安排后事时，把段祺瑞的第六镇调出北京，而以陆军部尚书铁良指挥得动的第一镇进驻北京。可见她对袁世凯是不放心的。慈禧死后，朝廷权贵更感到必须防范袁世凯。据说，摄政王载沣曾设计把他杀掉。这种打算虽未实行，但在新皇帝上台后两个月，袁世凯的一切职务都被免掉了。被赶出朝廷的袁世凯住在河南彰德的洹上村，名曰退隐，其实是在窥测时机，准备卷土重来。北洋军的将领经常悄悄地前来同他商量，而且四方奔走的官绅往往到洹上去拜访他。例如张謇在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到北京去见摄政王，路过彰德，就特意看望了袁世凯。张謇当时记下了对于他在二十八年前会晤过的袁世凯的印象说：“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①。张謇曾和汤寿潜等人联合写信给摄政王，信中“引咸同间故事，当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②，也就是要求像当年一样，重用曾国藩这样的人物。他们所属望的是什么人，是明显的。所以，在朝廷中掌权的亲贵们的心目中，如何对付由各省谘议局掀起的请愿风潮，并不只是如何对付立宪派绅士们的问题。他们担心，在这些绅士后面有地方督抚的支持，而在这些督抚后面，又隐藏着他们仍然需要提防的袁世凯的影子。宣统二年，以云贵总督李经羲为首，十八个督抚两次联名打电报给朝廷，主张内阁与国会同时设立。这些督抚的电报是同谘议局的绅士们的呼声相配合的。急急忙忙地成立那个“皇族内阁”，就是朝廷亲贵们为了防止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乘立宪的机会起来夺权的一个措施。①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1 年版，页146.②同上书，页145.（三）帝国主义列强的所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日俄战争（1904—1905年）以后的几年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地发展，它的工业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已经拥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和法国。德国资本家渴望得到更多的殖民地，为此，德皇威廉第二和他的大臣们极力扩张陆军和海军，准备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其锋芒主要是针对英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结束时，欧洲已经笼罩着以英国同德国的对立为主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的危机。由此引起的帝国主义列强间的重新组合，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它们在远东的相互关系。沙皇俄国在被日本打败后，虽然仍不失为在世界范围内参与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强国之一，但是至少在远东，它已经暂时不再是同英国争霸的对手。为了准备与德国的战争，英国已经同与俄国有同盟关系的法国靠拢，并且也需要把俄国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在日俄战争的和约尚未订立时，1905年8月，英国和日本又一次订立了同盟条约。这是因为，英国仍然需要日本作为它在远东利益的看门狗，而在日本方面，继续保持英日同盟，就可以在英国和俄国接近时，不必担心俄国会对自己发动报复战争。1907年6月，日本和法国订立了一个协定。在这个协定中，日本和法国互相承认它们在中国和在亚洲的既得利益。接着，在同年7月，日本又和俄国订立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主要内容是划分两国在中国的满洲（即中国的东北三省）的势力范围，日本承认满洲北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而俄国承认满洲南部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继这两个协定之后，同年8月，英国和俄国也订立了一个在东方划分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条约，条约的内容既涉及中国，也涉及波斯（伊朗）、阿富汗。在短短三个月中成立的这三个协定，把原来对立的英、日和俄、法这两个同盟结合了起来。这样，英、俄、日、法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就形成了携手合作，共同宰割中国的形势。七年以后爆发的欧洲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俄三国联盟也就在这时开始形成。对于英、俄、日、法四国协作共同支配中国的形势，美帝国主义是不甘心的。美国当初创议“门户开放政策”，并在订立“辛丑和约”的过程中争取领导地位，目的是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它支持日本打败俄国，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进入原来被俄国独霸的满洲。日俄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大资本家、号称铁路大王的哈里满，立即进行活动，企图收买日本刚从俄国得到的南满铁路，包括沿线的各项有关企业和矿业公司。日本政府虽然先是同意了，并已签定了初步的协议书，但随即反悔，取消了协议书。美国资本家还想从俄国手中收买中东铁路，也没有成功。沙皇俄国虽然退出了满洲南部，但仍牢牢地控制着东清铁路，占有“铁路用地”十三万余垧，相当于铁路实际用地的三倍。它把铁路沿线看成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并且把黑龙江省的全部和吉林省的一大半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俄国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也看做是它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这点也反映在1907年的日俄协定中。日本取代俄国而成为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主人以后，1906年成立了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前者名义上是个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直接管理下的一个经济侵略机构。关东都督府不但对所谓关东州（指旅顺大连地区）实行殖民统治，而且以“保护南　　　　　　　　　　　　　　　　　满洲铁路“的名义用它所统辖的关东军控制了被视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的满洲南部各地。从此，一个关东军、一个满铁，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地侵略和支配中国的东北三省的武器，一直到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为止。日本和沙皇俄国的势力分据满洲的南北部，一方面仍不能不互相防范，一方面又共同排斥对满洲有野心的第三国，在当时主要是美国。1907年日、俄间成立协定，也就因为它们间有这种共同利害关系的原故。清朝向来把东三省看作它的“发祥之地”，定为特别地区，禁止汉族人民自由移住，因而从关内各地，主要是从山东，历来有许多贫苦农民迫于生计“下关东”，都只能是偷偷地违反禁例而去的。但是清朝政府无法制止它的“发祥之地”为帝国主义铁骑所践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清朝政府决定把东三省改成和关内各省同样的体制，设制总督和巡抚。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便于把东三省开放给日、俄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朝当局看来，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引进来，是抵制日、俄两国势力的唯一办法。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省巡抚唐绍仪都是属于袁世凯系统的人，唐绍仪又是最早的美国留学生之一。美国驻奉天的总领事斯屈拉特立即利用机会向徐世昌、唐绍仪提出了由美国资本修筑一条由新民到法库的铁路，按照计划这条铁路将来还要延长到辽源（今双辽县）、齐齐哈尔，直到黑龙江北境瑷珲。斯屈拉特的后台仍是那个铁路大王哈里满。但由于当时美国正发生一次金融风潮，哈里满无力承担，于是修筑这条铁路的权利落到了英国资本家手里。这时，日本政府出来提出异议，它表示不能忍受这样一条同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英国不愿意得罪日本，这个计划也就作罢。由于日本已成为美国扩张它在远东的势力的最大的阻力，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帝国主义者的矛盾迅速地激化起来。从此，在环绕着半殖民地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争夺中，日美矛盾成为一个中心的环节。1907年左右，在太平洋上甚至浮起了日、美间可能发生战争的阴云。在1908年11月，以美国国务卿罗特和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太郎以换文形式成立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协定（即罗特—高平协定）。这个协定虽然暂时使两国间的矛盾有所缓和，但是实际上，它们之间的争夺仍然继续进行。美国不放弃在中国的东北修筑一条铁路，同日本、俄国控制下的铁路竞争的想法。1909年，还是那个斯屈拉特，作为美国几家大公司合组的银行团的代表，同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省巡抚程德全协议，由美国资本，加上英国资本的参与，修筑由锦州经齐齐哈尔到瑷珲的铁路。这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又向列强提出一个所谓“满洲铁路中立”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点是由包括日、俄在内的列强各国共同贷款给中国政府，赎回日、俄两国分别经营的铁路，使这些铁路归投资各国共同经营，而“以中国为地主”。设想中的锦瑷铁路也将由列强共同投资。这是一个打破日、俄两国垄断而由美国领头，列强共管的计划。这个计划遭到日、俄的反对，已同日、俄建立合作关系的英、法也不积极响应。美国的诺克斯计划没有实现，连同锦瑷铁路也流产了。为了共同排斥美国，日本同俄国又在1910年7月签订第二次日俄协定。在全国其他地区，各帝国主义国家也继续为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互相争夺。英国向来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也不能完全制止强盗伙伴们染指。1905年，英国和法国资本联合组成所谓华中铁路公司，主要是企图获得修筑从湖北到四川的铁路的权利，而这条铁路如果建成，将使　　　　　　　　　　　　　　　　　他们的势力能够更深地侵入四川这个大省。1909年，德国银行团也参加了进去。三国银行团协议共同贷款给清朝政府，作为修筑湖广铁路之用；所谓湖广铁路，包括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的北段。日本和俄国也想参加，但未能成功。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曾为美国取得，但于1905年由清政府备款赎回（见第十四章第三节）。美国资本家认为，他们不应该被排斥在湖广铁路之外。美国政府支持这种主张，并极力加以促成。由于美国的资本家的参加而在1910年形成了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这个银行团在宣统三年四月（1911年5月）间和清朝政府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美国还想利用这个四国银行团，在财政上全面地控制清朝政府，并且重新实行其进入东北三省的计划。在美国的策动下，宣统三年三月（1911年4月），四国银行团同清朝政府订定了一个“改革币制和振兴东三省实业”的贷款合同，合同规定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一千万镑，并给四国银行团以东三省投资的优先权。成立这个合同是美国对于日本、俄国的一大胜利。但是这时已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由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四国银行团的一千万镑的贷款没有能实现，而它的铁路贷款则成为引起革命的一个导火线。1911年7月，英国与日本缔结第三次同盟条约。中国问题是先后三次英日同盟条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一次同盟条约和1905年的第二次英日同盟条约一样，写上了这样的条款：“保证清帝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并保证列强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的原则，以维持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事实上，在上述几年中，帝国主义列强间订立的其他各有关中国的协定，也都有类似的条文。例如1907年的日法协定，说的是：“……尊重中国之独立与完整，及各国在华的商业与臣民同等待遇的原则”。日法协定在公开的协定外以秘密的换文互相承认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法国是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日本是福建和东北。同年的日俄协定，关于两国瓜分在东北三省的势力范围也是规定在秘密的条文中，在其公开的协定中则说：“两缔约国承认中国之独立与领土完整，及各国在华商工业机会均等主义，并相约各用其所有之和平方法，以扶助及防护现状之存续及对上述主义之尊重”。1908年日美间的罗特一高平协定所用的语言也大致相同，那是说：“两国政府决意，依其权限内之一切和平手段，维持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及该国内列强商工业之机会均等主义，以保列国在该国之共同利益”。这些帝国主义的协约，很明显的，无非是相约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而在实际上使中国成为受列强共同宰割和控制的半殖民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在日法协定成立后发表评论说：列强推行“机会均等”、“划分势力范围”的政策，其结果必将导致“中国之一草一木无非在各国同盟协约势力之下，然则所谓保全中国者，亦不过瓜分之一变相而已”。这篇文章结论说：“各国所标榜之主义，曰领土保全，曰机会均等，其实可一言以蔽之曰，维持东亚之现状而已。各国在东亚之地位势力，其既确定者日谋保存，其未确定者，使之巩固，则汲汲于维持现状亦无足怪。独是各国维持现状之主义，利用中国之黑暗以遂其蚕食鲸吞之野心，诚各国之利矣。若中国而亦以现状自安，长此不已，日复一日，宁能免于亡乎”。这个立宪派评论者要求“吾国民慎勿乐于居保全之空名而遂以自逸”①。但其实因为帝国主①与之：《论日法协约与中国之关系》。《新民丛报》第九十四号（1907 年6 月），页2、14—15.　　　　　　　　　　　　　　　　　义列强采取这种政策感到高兴和满意的并不是“国民”，而是清朝统治者，他们之所以高兴和满意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并不公开地采取瓜分中国的步骤，那就势必要“保全”这个腐朽而卖国的统治政权。在清朝官员中也有人在知道了日法协约、日俄协约的内容后感到愤慨的。江苏道监察御史史履晋奏陈其见解说：“夫中国之自主、土地之完全，谁不知之，岂待日本之保护者”？“以中国之疆域，竟成为各国互相赠遗之物，岂真谓秦无人耶？倘竟默而不言，我将自居于何等乎”①？！但这只是品级较低的官员的看法，大官僚张之洞就不这样看，他说，列强协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不过是“恃强得意，逞笔妄谈，无足深求”，因此不必为此“过于张皇纷扰”②。清朝的外务部虽然向日、法两国发出照会，表示“中国领土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乃中国之事，与他国无干”③，但这不过是个装门面、走过场的抗议而已。对于其后几个类似的协定，就连这样的抗议也没有了。清朝当权派早已经不但不以列强相约保证中国领土完整，实行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原则为可耻，而且倒是十分欢迎列强这样做的（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在外事方面颇有发言权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根据日本人的提议，向朝廷奏请把东三省主动向一切国家“开放”④。那时东北三省为俄国势力一家所支配，到了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之洞又向朝廷提出，在东北的“善后之法”是“遍地开放”，并且实行“变法”，把“东西洋人”都请来当“顾问官”⑤。前面已经说过，在东北三省为日、俄两国势力盘踞的时候，清朝当局认为可以采取的唯一对付办法就是把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势力也引进来。宣统三年（1910年）朝廷谕告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奉天巡抚程德全说，在东三省的方针是“广辟商埠，俾外人麇集，隐杜垄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⑥。正因此，美国提出的锦瑷铁路计划和诺克斯计划得到了清朝当局的欢迎。当时，清朝外务部对于美国主张把“利益均沾门户开放主义”实行于东三省，表示完全同意。外务部在把诺克斯计划提交邮传、度支二部征求意见的信上说：“美国倡议联合各国，共办东省铁路，此事果底于成，不特中国行政权不致再有障碍，且各国利益既平，则日、俄固无从争雄，英、美亦不致垄断。以现在东省情形而论，计亦无有逾于此者。”①美国的计划虽然由于日、俄的阻力而未能实现，但是清朝这种方针是不仅想用于东北，而且在实际上是用于全国一切地方的。帝国主义各国基本上是不愿意看到中国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盟会中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以为自己所要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所走过的路，因此可以得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情。他们天真地希望，帝国主义各国会抛弃腐朽黑暗的清朝政权而来赞助和支持中国革命。其实，帝国主义国家有时作出一些同情中国的革命运动的表示，其实质却不过是以为这也是它在侵略中国中所可以利用的一着棋子。①《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一，页2—3.②《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电牍》七九，页13—14.③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五卷，页70.④《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十五，《奏议》五五，页3.⑤同上书，卷八十五，《电奏》十三，页21—22.⑥《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九，页33.①《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十二，页20.日本的黑龙会是成立于1900年的一个军国主义的组织，它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宗旨，广泛地进行间谍活动。与黑龙会性质相似并与它相联系的，还有一个玄洋社，其成立时间更早。这两个组织的头子平冈浩太郎、头山满、内田良平都在同盟会成立前就同孙中山相结识，同盟会的领导者们也把他们看做是朋友和支持者。黑龙会供给同盟会以举行会议的场所，内田良平参与了同盟会的成立会。在同盟会的历次起义中，他们的徒众帮助购置和运输军械。日本政府在公开的场合扶持清朝政府，而在暗地里让这些浪人组织插手到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中来。1907年3月初，日本政府接受清朝官方的请求不准孙中山再留住在日本；后一年九月，又禁止《民报》出版。但是那些浪人组织仍不放弃和同盟会保持一定的关系。法国官方也曾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表示兴趣。孙中山这样叙述发生于1905年冬天的事：“予从南洋往日本，船泊吴淞，有法国武官布加卑者，奉其陆军大臣之命来见，传达彼政府有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之好意，叩予革命之势力如何。予略告以实情。又叩以‘各省军队之联络如何？若已成熟，则吾国政府立可相助’。予答以未有把握，遂请彼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彼乃于驻天津之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予调遣“。这些法国武官中有一人到了武汉，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分子组织的会议，被清朝官方所察知。”清廷得报，乃大与法使交涉。法使本不知情也，乃请命法政府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政府饬彼勿问，清廷亦无如之何。未几，法国政府变更，而新内阁不赞成是举，遂将布加卑等撤退回国“①。孙中山在1907年能够身居越南而发动在中国境内的起义，是法国殖民当局所默许的。镇南关之役中，还有法国的”退伍军官“参加。经此役后，法国人也接受了清朝政府的请求而把孙中山逐出越南，不过仍允许同盟会的其他干部留在越南进行活动。从1902年以后，香港的英政府不再允许孙中山到香港。孙中山虽然有一些英国朋友和美国朋友，但他的革命活动较少得到同英国、美国官方接近的人的赞助。这是因为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觉得，保持在清朝统治下的统一中国的外貌，是对它们最有利的，也就最不愿意看到这种统治秩序为革命所打乱。总之，在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日益迫近的时候，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基本政策是维持清朝政府，暂时保持各国在中国的均势。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是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决不是独立的、民主的中国。帝国主义者有时对革命运动表示同情和赞助，只是增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①《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02.（四）争路权的爱国运动第二十章第四节已说到，为反对帝国主义攫夺我国铁路和矿山，在各有关省分里展开了收回利权的运动。这多半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为首的一个运动。在清朝覆灭前最后几年间，争路权的运动在有的省分发展到了高潮，成为促进清朝统治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光绪三十一年到三十二年间（1905—1906年），浙江省和江苏省的绅商分别集股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准备各自开工兴筑在江苏境内从上海到嘉兴和在浙江境内从嘉兴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英帝国主义出来干涉。它以1898年清朝的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曾与英商怡和洋行议订过一个苏杭甬铁路的草合同为根据，认为这条铁路的权利已经让给了英国，因此要求制止商办公司修筑这条铁路。虽然盛宣怀所订的草合同内容极为含糊，而且事隔七、八年，早已说不上有什么合法的效力，但是英国公使坚持要照这个草合同办，清朝当局不敢说个不字。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外务部大臣们在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商谈这个问题时说：“现在百姓多半醒悟，时势不同，今非昔比，如何能概用压力？只有遇事设法劝导，总期入和平一路，若操之过促，设或激成变故，亦岂各国之益？”①清朝大臣们用这种婉转陈词来使英国同意把办法稍稍改变一下，就是由英国资本家借款给邮传部，而由邮传部转借给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这样，“商办”的名义还算保持，英国资本却能通过清朝政府而操纵这条铁路。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为此事发出的上谕说：只有这样做，才能“以昭大信而全邦交”，上谕还说，已经同英国公司商量好，“仍许江浙绅商分购股票，用示体恤。”①这就分明是说，以英国资本为主，而“江浙绅商”只是被允许搭股而已。清朝政府轻易地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激起了江、浙两省的铁路公司和商界、学界的强烈的抗议。他们纷纷集会，宣言反对。浙江省还成立国民拒款公会，召开全省联合大会，号召群众踊跃投资，坚持商办铁路。浙江的铁路公司经理汤寿潜致电军机处，斥责盛宣怀，要求罢他的官。朝廷反而下令，“汤寿潜着即行革职，不准干预路事”。浙江铁路公司以“全体股东”的名义宣称，汤寿潜的话不是他个人的意思，而是代表了全体股东的，并且说：公司经理是由全体股东推举出来的，朝廷无权把他革职②。可见路权问题造成了资产阶级和代表封建买办势力的清朝当权派之间的尖锐的对立。清朝政府这时已很懂得铁路的重要性，它不愿意看到在它控制以外的“商办”的铁路，因为这将使资产阶级的势力和地方势力有所增长。帝国主义者也愿意通过清朝政府来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点上，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当时的《民报》有个作者说：修铁路、开矿，“民间要求自办，政府则有驳无准，即千百中而允其一，亦未开办而先定制限，既开办而多方留难，深恐民间得其利益。若外人一要求，则写条约、盖御印，直顷刻间事耳，一切利害，皆不甚顾。”①沪杭甬铁路的上述情形，就是一个例证。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他们要集合足够的资金来办①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48.①《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56.②同上书，页844—846、885、886 等处。①《民报》第十八期，页103—104.铁路这样的事业是很困难的，而且上层资产阶级和封建的社会关系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所主持的铁路公司也摆脱不了腐朽的衙门习气，免不了浮支浪费、贪污中饱种种现象。从督抚以下层层地方官员也总是要插手到这些商办的公司中来，更使这些公司难以实行资本主义的经营。江、浙的铁路公司虽然经过斗争，在一个时期内坚持了商办的性质，但铁路却迟迟不能建成。其他有些省份的商办铁路公司也多半是这种情形。因此清朝政府觉得有理由认为商办不如官办。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的一道上谕说：“近年各省官办铁路，皆能克期竣工，成效昭著；而绅商集股请设各公司，奏办有年，多无起色，坐失大利，尤碍交通”②。一方面，清朝官方以商办公司不得力为借口要加以吞并，一方面，资产阶级则有力地回击说，所谓官办，其实是靠借外债，是出卖主权给洋人。这样，在铁路问题上的斗争就愈演愈剧烈。如果仅仅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争权，在清朝当局看来，还是不难对付的。在上述江浙争路风潮高涨时，朝廷通知两江总督端方和江浙两省巡抚说：“现在人心不靖，乱党滋多，近因苏杭甬铁路一案，各处绅民纷争不已，难保无该党匪徒布散谣言，从中煽惑，阳借争路为名，实则阴怀叵测”③。而端方等人也向朝廷报告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苏、松、嘉、湖，枭匪方炽，设若附和，深为可虑。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在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①在革命危机严重的时候，以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首的争路权的运动，很可能激起广大下层群众的骚动，那是清朝统治者所最害怕的。这种情形在江浙两省争路风潮中虽没有严重地出现，但稍晚一点在四川是发生了。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湖北也发生争路权的运动。湖南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了一个商办的铁路公司，集股准备修筑粤汉铁路在湖南省境内的一段。清朝当局不愿意把铁路交给商人办，坚持实行“官督商办”。依靠全省征集到的股款，在宣统元年到二年（1909到1910年）筑成了长沙到株州间的一百一十里的铁路。湖北省也在光绪三十二年为修筑本省境内的粤汉路和川汉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主持下进行过招股。当时的张之洞表示赞成由各省的绅商投资办铁路。到了宣统元年，张之洞已调任军机大臣，并受任为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他认为这些铁路的修筑非靠外国力量不可。正在他同英、法等国酝酿借款成熟的时候，湖北、湖南两省绅商学界起来反对。他们主张拒绝借外债，要求“商办及自营自办”。在湖南，除主持铁路公司的绅商外，新产生的谘议局的议员谭延闿等也积极参与这运动。在湖北，谘议局的议员、教育会、宪政筹备会，武昌和汉口的总商会等机构的代表，还加上留日学生为此事派回的代表，一起开会，组织了一个铁路协会，“专以拒借外债，集股自办为目的”。他们又设立粤汉川汉铁路公司，进行招股。当时有人说：“湖北人之拒债，虽在湖南人之后，然其慷慨激昂，则百倍加于湖南人”②。这时革命党人詹大悲（1888—1927）在汉口办《大江报》，在报上著论反对铁路国有，并且认为中国和平改革已不可能；他发表了以《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为题目的文章，号召革命。湖广总②《光绪朝东华录》，总页5930.③《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74.①《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页877.②铸铁：《湘路纪事》。《辛亥革命资料》第四册，页547.督瑞澂查封报纸，逮捕詹大悲和协助他办报的何海鸣，激起了各界人士集会抗议。各界推出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还进行绝食斗争，但是没有结果。招股办铁路的成效也很少。所以，虽有湖南、湖北两省的绅商反对，清朝政府在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仍按照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的意愿签订了关于借款筑路的合同。就在这个合同订立的前十天，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朝廷发布了一道上谕，宣布确定铁路国有政策。这道上谕指责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的商办铁路这几年来毫无成效，因此“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①。这显然是直接为四国银行团控制粤汉、川汉铁路扫清道路。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绅商学界中都立即有人表示反对，而特别在四川形成了巨大的风潮。四川这个大省虽然直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寸铁路都没有，但是早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已经有了个铁路公司。这个公司由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发起，开始是官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成了商办的公司。公司的计划是要修建东起宜昌，经万县、重庆而西达成都的铁路，但从官办时期到商办时期，始终只是纸上的计划。公司的资金先后募集到大约一千六百多万元。它的资金主要来自所谓“抽租之股”，就是“凡业田之家，……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该年实收之数，百分抽三”①。这种强制性质的募股，当然不靠官方势力是做不到的。公司成为商办时仍然沿袭这办法。反对这办法的人认为这无异增加田赋，公司的主持人则说这不是捐税，因为是给股票的。由于采用这样的集股方法，所以四川全省的大小地主形式上都成了公司的股东，但把持着公司的则只是少数与官方有联系的绅士。按照宣统三年的所谓铁路国有的政策，四川的铁路公司必须清理结束。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向北京政府报告说，公司现存的款子只有六百三十多万元，历年支出约一千万元，收支情况一时无法算清。他说：“公司开办八年，账卷山积”，现在要全部结算，“愈理愈棼，不特精密难得，即约数亦猝不易举”②。这实际上是说，公司的收支是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王人文的态度是偏向于公司的，但是清朝政府坚持一定要执行铁路国有的政策。这就同把持着铁路公司的绅士们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这些绅士们不甘心失去公司这个财源，并且害怕因清理账目而暴露出公司财政中的一切弊端。清朝政府的所谓国有其实是把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这就使他们有了号召群众起来反对的充分理由。在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后一个多月，五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城里铁路公司举行股东会议，实际上是有关的绅、商、学界头面人物的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谘议局的议长蒲殿俊和副议长罗纶被推为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和副会长。保路同志会利用铁路局的经费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出版报刊，散发印刷品，向全省各地派出讲演员，还派人到外省和进京进行联络请愿。①《愚斋存稿》卷十七，《奏疏》十七，页4.①《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 年版，页35.②《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71.保路同志会发出宣言说：“政府铁路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共二十五款，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四十年内，购一铁钉，用一厮役，亦不许国人置喙”①。它宣布“以保路、废约为宗旨”，就是说，要求废除和四国订立的合同，使铁路不致落到外国人手里。所以保路会又特别申明：“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②这样，他们就赋与这个运动以强烈的反对卖国、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主义色彩。发起和领导这个运动的是蒲殿俊、罗纶这些立宪派的绅士和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一开始就竭力想使这个运动限制在合法的范围内，因而再三要求参加这个运动的人，“坚守破约保路之主旨，不必涉及其他问题”③。他们把“卖国贼盛宣怀”（这时任清政府邮传大臣）当作集中攻击的靶子，以示他们并不是反对整个清朝统治。他们抬出了已死的光绪皇帝做护符，大量印发写着光绪皇帝“神位”的长条黄纸，并且从光绪的上谕中摘下了“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二句话，写在黄纸条的左右两侧。郭沫若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当时的成都的情形说：“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而且“每条街道都要扎札‘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①。保路同志会号召在全省举行讲演，对于讲演会应召集什么人参加，和在什么场所举行都作了很具体的规定。按照规定，“会所须觅宏厂公所，切不可在空阔坝子”。因为“若在空坝演讲，则无识者杂羼其中，不免生意外之事”，而在公所内开会，并且要求入场者都登记姓名、住址，这样虽然“不能十分拒绝”不被邀请而硬要参加的人入场，但是“有此限制，则无识者之入场必少。而被招请者又大半身任地方公事，于生命财产观念甚重，即演讲语涉激烈，不过同生感泣，而急欲得一挽救之力，万不至有暴动”。其所以要有这些清规戒律，同志会的文件中说得很明白：“本会所最重者，一在防暴动，二在有秩序……”②。一方面想发动群众的力量来造成声势以对抗清朝政府的压力，一方面又想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不“犯上作乱”的范围内，这是立宪派资产阶级所陷入的矛盾。七月初一日，成都全城罢市、罢课。省城外各地也都已纷纷成立起保路会来。迫于群众的高昂情绪，以颜楷为会长、张澜为副会长的川汉铁路股东会在七月初九日发出通告说：“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上兑，未解者不必解”③。绅士们仍然并不是要造反。他们提出的最高口号叫做“川人自保”。七月十三日他们散发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主张立即一律开市、开课、开工，并且要对“乱民”实行“弹压”，但同时主张①《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84.②同上书，页221.③同上书，页187.①《反正前后》。《沫若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5 月版，页229、230.②均见《四川保路同志会讲演部“讲演及组织同志协会办法”》。载《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185—186.③《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294.“由保路同志会会同谘议局”来“维持治安”①。这却有点像是要由谘议局和保路同志会来做地方政权的中心了。所以朝廷根据新上任不久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报告说：“川人抗粮抗捐等情，已属目无法纪，兹复倡言自保，意在独立，尤属罪无可逭。”②七月十五日清晨，赵尔丰突然把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等九个他认为是“祸首”的绅士拘捕起来，这是这些绅士们没有料到的。赵尔丰原想强制这些绅士把运动平息下去，他也没料到，这一来，反而使矛盾大大激化了。就在当天中午，几千群众拥到总督衙门，要求释放这些被拘捕的人，赵尔丰下令向群众开枪，杀死了三十多人。从此，在四川各地的保路运动越出了温和的绅士领导者们所制定的轨道。当时，同盟会会员虽然有些人在四川活动，但他们没有比较坚强的组织。从1906年以来，四川的同盟会会员曾多次在川北的江油、川南的叙州（今宜宾）、泸州、川东的广安、川东南的黔江图谋发动起义，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会党，都没有得到什么成效。在四川的城市和乡镇中，会党势力相当大，他们被称为“袍哥”。他们的成分，特别是他们中的头头们的成分极为复杂。参加各地的保路同志会的，很多是会党分子。在赵尔丰制造出成都惨案后，省城附近各县的同志会就以会党分子为主力武装起来，号称同志军，有些同盟会员参加在内。同盟会员龙鸣剑是在成都的保路会初期就参加活动的。这时他到荣县，联合会党力量，组成一支同志军。赵尔丰用武力镇压各地向成都进军的同志军，虽然一时做到使成都没有被同志军攻入，但无法平息全省各处的骚动。龙鸣剑领导的那支同志军也没有能够到达成都，他们和赵尔丰的部队在仁寿、成都之间作战失利，转向嘉定（今乐山）方面。龙鸣剑病死，余部由另一个同盟会员王天杰率领回荣县。从日本回来不久的吴玉章是同盟会派来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他和王天杰等人一起夺取荣县的政权，宣布独立。这是在武昌起义前半个月。四川以立宪派资产阶级为首的争路权的运动，实际上已经在七月十五日总督衙门前的枪声中结束，转为全省蜂起的武装斗争。到了武昌起义以后，四川省内的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又展开了新的局面。这是要留到后面去讲的了。①《四川保路运动史料》，页305.②同上书，页308.（五）同盟会内部的涣散和它在广州的两次起义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和行动，是同革命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当革命条件愈益成熟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因为没有能立刻看到预期的胜利而感到焦躁和失望。同盟会本来是由若干小团体联合而成，原有的小团体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在它内部日益出现了意见分歧和派别倾轧，甚至发生了组织的分裂。以章太炎为首的光复会首先和同盟会分裂。章太炎于光绪三十二年五月（1906年6月）在上海出狱，到了日本，受到同盟会会员和学生界的热烈欢迎。同盟会的机关刊《民报》改由章太炎主编。当时，除孙中山外，黄兴、章太炎也是在同盟会中有声望的领导人物，章太炎作为“有学问的革命家”①在知识界中有很高的威望。1907年，在孙中山和黄兴相继离开日本后，章太炎和陶成章在东京鼓动了一些同盟会会员，主张召开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举黄兴继任。这时，在东京主持同盟会会务的是同黄兴接近的刘揆一，却不赞成这种做法。孙中山在叙述他的革命历史经过时说，正在他进行钦州、廉州的起义时，“东京本部之党员忽起风潮”，②就是指这件事。这个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从此孙中山和章太炎之间再也不能合作。1908年陶成章和光复会的一些人到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各地进行活动，他们重新恢复了光复会的组织，表示反对同盟会的领导，而以仍在日本的章太炎为他们名义上的领袖。有的原来不属于光复会的人，如曾接受孙中山的指挥在潮州发动起义的许雪秋也参加对孙中山的攻击。孙中山派遣到荷属东印度各地华侨中筹款的人，和光复会一派人互相排斥。章太炎、陶成章作为革命活动家而言，较多地代表小生产者的倾向，他们同孙中山的分裂，既有一些人事纠纷，又是保守的小生产者拒绝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的表现。还有一部分长江流域各省的同盟会员，对于孙中山致力于在华南发动起义不满，1907年秋天，他们在日本成立了“共进会”。共进会的会员虽然并不算是脱离同盟会，但它实际上成为和同盟会并行的组织。它的章程中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人权”四句话为宗旨，把同盟会所说的“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这样的更难以索解的话。共进会发表了一个白话文的和一个文言文的宣言，前者说：“若是守我们的本会正大宗旨去驱逐满人，世界上就称我们为革命的英雄”。后者说：“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①两篇宣言没有提到民主的问题。共进会的组织形式沿袭旧式会党的“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它的一些会员虽然在不久后爆发的辛亥革命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这个组织，总的说来低于同盟会已达到的水平。还有一些同盟会会员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日本有刘师培（刘申叔）、何震夫妇，他们在1907年办了个名为《天义报》的杂志，刘师培还和曾主编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年版，页443.②《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页203.①《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共六集，中华书局1961—1963 年版、页499、501.《民报》的张继一起以“社会主义讲习所”的名义宣讲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刘师培在刊物上大唱高调，以为讲民族主义，讲民主政治都只能增加人民的痛苦，必须“政府既无，人民共产，无统治被治之分”那才是最好的制度。但在他的高论中已经露出反动的尾巴，他以为中国向来的专制政府其实是种“放任政治”，还比资本主义制度高明，因此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将是很容易的，而且他竟然说，“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②。刘师培夫妇讲无政府主义是在1907年，第二年他们就由一个姻亲介绍而把自己出卖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甘愿充当清朝官方的暗探。他们回到上海，仍然和革命党人来往，探听消息，报告官方。有人就因刘师培的告发而被捕。张继后来则成为国民党中的反共极右派。也在1907年，在法国出现了个讲无政府主义的《新世纪》杂志，一直出到1910年。其主要撰稿人后来多数成为国民党的反共极右派，如吴稚晖。出钱办《新世纪》的张静江，曾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中任随员，继在巴黎上海间做中国古董生意，发了财。他既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又加入同盟会，并不吝投资供应孙中山。他的这种投资果然后来使他在蒋介石国民党中成为一个有地位的“元老”。清朝官方开始对革命党内部实行收买政策。两江总督端方专门派人到日本在留学生中进行这种活动。担任民政部尚书的肃亲王善耆还把参加过同盟会的程家柽收为幕僚，派他带了一万元到东京，意图和同盟会联络。汪精卫就是经过善耆而变节投降的。前面说过，汪精卫在几次起义失败后，抱着绝望的情绪去从事暗杀行动。宣统二年（1910年）他和黄复生等几个人，潜入北京，准备了炸弹，计划炸死摄政王载沣，事未成被官方发觉。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善耆亲自处理这个案件，没有按例杀掉这两个革命党人，而在监禁的名义下给以优待。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汪精卫被释放时成为一个变节投降的两面派。革命党人在遇到挫折时的沮丧情绪，他们中的思想分歧和组织涣散，使他们不能以强大的统一阵营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清王朝覆灭的大变局。孙中山在宣统元年（1909年）又到西欧和美国，设法从华侨中筹集经费。他后来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予自连遭失败之后，安南、日本、香港等地与中国密迩者皆不能自由居处，则予对于中国之活动地盘已完全失却矣。于是将国内一切计划委托于黄克强（黄兴）、胡汉民二人，而予乃再作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之进行”①。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主要做广州的新军中的工作，企图运用新军的力量发动起义。继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后，各省也相继成立新军。清朝曾有全国编练三十六镇新军的计划，但实际上直至清朝末年编成的新军有十四镇，二十协（清朝新军的编制：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一镇含二协）。与新军并存的半新式的军队，称为巡防营。至于旧式的绿营，只剩下很少数了。新军中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有些是从巡防营中选拔出来的，有些是从各省新办的陆军中、小学堂中出来的，较高的军官多半在国内或到外国受过新式的军事教育。由于新军的官兵中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所以同盟会在各地渐渐较多地注意做新军工作。广州的新军有三个标（标的编制相当于团），曾经在两江总督端方手下②《论新政为病民之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页974、969.①《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页205.当过炮兵军官而加入同盟会的倪映典，受同盟会南方支部之命，在广州设立机关，吸引新军中的官兵参加革命。预定的计划是在宣统二年正月间发动起义，以广州郊区的新军为主力，还有东、西江和潮、汕方面的会党力量的配合。但是在起义日期还未最后确定时，风声已经泄漏。有一部分新军在阴历新年时因细事和巡警发生冲突，自动鼓噪起来。倪映典不得不率领这部分大约一千多人的新军仓卒地宣布起义。他们进攻省城，对抗两广总督袁树勋调集起来的十倍于他们的兵力。有的已报名参加同盟会的军官却站到了清朝方面。经过两天的孤军作战，倪映典战死，参加起义的士兵死伤和被捕的共三百余人，其余的溃散，有些逃散到了香港。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九次之失败”。这时，孙中山在美国的旧金山，他听到失败的消息后，就横渡太平洋，经檀香山而回到东亚。在马来亚的槟榔屿，他和黄兴等人相会。孙中山描述当时大家的情绪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叹息，相视无言”①。在孙中山的鼓舞下，大家决定重振旗鼓，再在广州发动一次起义。为了使这次起义不致再遭失败，他们以为，最关紧要的问题就是筹足经费。鉴于过去依靠会党力量和最近一次依靠新军力量都不行，所以这次起义准备集合各地同盟会会员中最坚决的分子五百人——后又增加到八百人——作为“选锋”，也就是做起义的基本队伍。孙中山又到美国向华侨募款，结果从南洋各地和美国的华侨中为此次起义共募集了近二十万元的经费。黄兴等人在香港组织了一个“统筹部”，作为组织这次起义的领导机构。黄兴被推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赵声（赵伯先）考中过秀才，又学过点军事，曾先后在江苏新军和广东新军中当过标统（团长），与同盟会有联系。前面说过1907年郭人漳同他都奉命率部到钦州、廉州压制当地的民变。孙中山在那时发动起义，曾指望他们响应，他们都没有遵守约言。在那一事件中，郭人漳固然是玩弄两面派手段，赵声的态度也不是坚决的。后来，由于受到郭人漳的排斥，赵声不能继续在广东军队中立足，离职流亡到香港。由于他懂军事，并且他还有一些旧部下听从他指挥，所以他在1910到1911年间成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组织的起义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们的起义计划是由那八百名“选锋”在广州城内首先发动，占领两广总督署、水师行台等重要衙门，取得城内的枪械，然后打开城门，引进驻扎城郊的新军。他们还设想，在占领了广州后，将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趋湖北，由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虽然为准备这次起义，也进行了在新军和巡防营中的联络工作，进行了广州外围各地的会党力量的联络工作，以至还派人到长江中下游各省，要那里的同盟会会员们准备接应，但是被视为成败关键的是那八百个“选锋”。黄兴、赵声和其他几个预定在行动中分别担任各路指挥的人，各自召集自己认为最可靠、最勇敢的人充当“选锋”，把他们临时从广东各地和从福建、广西、江苏、浙江、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从南洋各地召唤到香港。为了使他们能进入广州城内立足，事先在城内以商店和住户的名义设立了许多机关。起义的经费，主要的是用来在国外各处购置枪械偷运来武装这八百个选锋。以一群外地来的人想一举而占领广州，这本来已是军事冒险的性质，而①《建国大纲》。《孙中山选集》，页206.事实上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实行了起义计划的又只是八百“选锋”中的一部分人。整个起义工作没有统一的坚强的领导，发难的时间既一再改变，临时担任各路指挥的有些人又主张延期，已经到了广州的几百个“选锋”中大部分退回香港。黄兴这时在广州城内，他认为在这紧要关头，敌方已经有所发觉，戒备越来越严，如再延期，无异解散，又重新决定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发动。香港方面的人接到消息，再赶到广州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在这天下午五时半，就只有黄兴率领的一百六十多人突然发动，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袭攻两广总督署。起义部队攻进了只有少数卫队防守的督署，但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较高级的官员。总督张鸣岐已经逃出了衙门，转入水师行台。他和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这些起义的英雄。黄兴把他的部下分成三路，企图冲出城外，与新军和巡防营中预定参加起义的力量相会合。他们在城内各处遭到敌人的阻击，被打散，成为人自为战的局面。有的战死，有的被俘，有的看到形势无望，化装逃走。黄兴本人就是当天晚上受了伤后躲藏起来，逃出广州的。有少数人，在起义的第二天还分别地和敌人进行巷战。另外有几支“选锋”，如陈炯明、姚雨平所率领的队伍，虽然已经到了广州，却袖手旁观，从黄兴事后所作的报告书来看，显然不仅是因为指挥联络不灵，而是因为这几个指挥者怯懦动摇的原故①。赵声所部有一百五十人，起义时绝大部分还在香港，赵声在三十日才到广州，这时黄兴的起义已以失败而告终了。参加起义行动的绝大部分人都表现得很英勇。被俘的人，如留日学生林觉民、喻培伦等，从清朝官方留下的审讯材料来看，是坚贞不屈的，他们都被杀害了。事后有人将死于此役的七十二人的尸体，合葬在黄花岗。但实际上，牺牲的人不止此数。这次起义是孙中山所说的“吾党第十次之失败”。由于这次的组织者主观上是动员了自己所能动员的最大财力与人力，和敌人作决死的一战，所以他们因失败而遭到的心理打击是极为严重的。黄兴等的报告书中说：“此番以党之全力举事，中外周知，而事机坐误，不能有成。粤省一失，各处都不能发”②。他们以为，这次广州起义失败，全国各处都没有指望了。①见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三篇，页850.②同上书，页852.（六）从日知会到文学社在国内的有些地方，革命派进行着比较深入的群众工作。武汉的情形就是这样。前面（见第二十章第五节）提到，武汉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有过用科学补习所名义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因受黄兴的华兴会在湖南没有发动起来的起义的牵连而停止活动。科学补习所的主要成员是当地新军中的士兵，也有一些学界的人参加。湖广总督张之洞这时在湖北省编成了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了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有些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投入新军，如张难先、胡瑛当了第八镇的工兵营士兵，刘静庵到黎元洪部下当文书。他们在新军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后来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进行活动。日知会本来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供教徒阅读报纸的机构。已经离开军队的刘静庵（1875—1911）在1905年当了这个机构的主持人。他和他的一些革命同志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传布革命书报，开会讲演。他们的秘密组织也用日知会的名义。他们仍特别注意在新军中做工作。1906年孙中山派了几个同盟会会员和一个法国军官到武汉，日知会会员们集合欢迎，因此引起了官方的警觉。这年秋天，湘赣边境萍乡、浏阳的起义发生后，同盟会派到湖北策划响应的人同日知会联系。因此刘静庵被捕，死于狱中。还有几个日知会的骨干分子也同时被捕。日知会的活动就此中止了，但它在新军中散播的革命种子仍在暗暗地发芽成长。到了1908年夏天，一些有革命要求的兵士发起组织“军队同盟会”，虽然开了会，但没有正式成立。这年十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去，整个局势发生动荡。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就在这时成立了一个名为群治学社的组织。1910年，这个组织又改组称为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的章程只写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讲求武学”为宗旨，但实际上是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从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历时两年的活动中，可以看到两个特点：第一，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同盟会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广东虽然也抓新军的力量，但一般只满足于把几个军官吸收到革命组织中来，以为一旦发动起义，只要军官领头，就能把士兵们带起来了。而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却是直接组织兵士。有些革命知识青年当了兵，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被推为振武学社社长的杨王鹏就是一个为革命目的而投入军队的知识青年。他是湖南人，先在湖南当兵，因为宣传反对清朝统治而被军队革除，1908年到了武汉，又在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中当兵。群治学社成立时特别做了一条规定：“本社同志介绍新同志入社时，不得介绍官佐，以防不虞”①。杨王鹏由士兵升任一营左队司书生，因而和队官潘康时接近，潘康时成为破例吸收入社的军官，而他不过是个排长。第二，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都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所以当时有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中的《群治学社之始末》，页147.人说：“湖北党人，自成风气，类皆埋头苦干，不以外观相夸耀者也”②。群治学社在1910年曾作过发动起义的部署，这是因为当时长沙发生抢米风潮，这个消息在湖北被误传为革命军已经占领了长沙的原故。当他们发觉消息不确时，立即停止行动计划。虽然有几个领导人仍因此在部队中站不住脚，但整个组织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在改组为振武学社后，他们更加强了组织的严密性。振武学社的主要人员是在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中。黎元洪渐渐有所察觉。杨王鹏在1910年冬天被革除出军队，他离开了武汉。但整个组织也仍能保存着。第二年阴历的新年，这个组织又改用文学社的名义重新活动起来。文学社以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蒋翊武（1885—1913年）是湖南人，曾在常德师范学校和上海的中国公学读书，这都是在同盟会革命思想影响下的学校。他在1909年同他的同志刘尧澂一起到湖北，与群治学社建立了联系，并一起投入黎元洪所属的第四十一标当兵，参加了振武学社的工作。王宪章（1885—1914年）是贵州人，初时曾想花钱捐个县官，以为有了权就可以为国家办好事，后来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觉得这个办法不对，听说武汉新军中颇有些志士，便投入张彪所属的第三十标当兵。文学社继承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传统，在军队中积极而慎重地发展社员。张彪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各标、各营几乎都有了它的成员。参加文学社的也有军队以外的人，当时在武汉主办《大江报》的詹大悲是文学社的发起人和主持人之一。他在争路风潮中被捕没有影响到文学社，在武昌起义后他才得到自由。文学社及其前身的几个组织都接受同盟会的思想影响，它们的个别成员参加过同盟会，但它们的活动与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在1908年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虽然同群治学社有过联系，但开始并不注意做新军工作，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企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停顿了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这时，它除了吸收学界的人参加并在各地同会党联系外，也在新军中做工作。它把有些参加过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以至现在还参加文学社的人拉到自己的组织里来。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新军各标营中发展自己的组织，为此它们之间虽然互通声气，但也发生了些磨擦和争吵。由于文学社在新军中有比较雄厚的力量，共进会觉得，要发动起义，还是需要同文学社合作。1911年初，同盟会在准备发动广州的起义时，派人到长江流域各省策动响应。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也跃跃欲试。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动长江流域各省起义。它派人到武汉，既同那里的共进会联系，也同文学社联系。但这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只是提出一般号召，并没有比较深入地开展群众工作。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在文学社和共进会合作下发动起来的。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同上书中的《胡瑛传》，页63.第二十三章武昌起义和起义后的武昌政权（一）革命的士兵一夜间的胜利1911年10月10日，武昌的革命士兵们一夜间取得了起义的胜利，为清朝统治敲响了丧钟。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为了发动起义而商谈合作，进行得并不很顺利。他们“首先比力量，争领导”①，很难谈得拢。共进会方面，打着从日本回来的革命党人的招牌，又有较多的经费，实际上是以合作为名想吃掉文学社。文学社方面，对此显然有许多顾虑，社长蒋翊武曾向同社的人说：“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②。经过几个月的协商，这两个组织在宣统三年七月里（1911年8月）决定合并起来。八月初三日（9月24日）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有双方负责人和各标、营的代表六十余人参加，他们讨论和决定了发动起义的计划，并且确定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负责干部人选。蒋翊武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一说其名义是临时总司令），孙武被推为参谋长。在政治方面，刘公被推为“总理”。刘公和孙武是共进会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在共进会单独准备起义时，曾预定刘公担任湖北省都督。他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生，家庭富有，共进会在武汉的活动经费就是靠他提供的五千两银子。孙武，湖北省武备学堂出身，当过军官，参加过1900年唐才常的起义，又到过日本。他原名葆仁，在湖北从事活动后，改名为武。实际的起义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也不是在预定的领导机构率领下进行的。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因为准备不及，延期到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但是起义的风声已经泄漏出去。官方加强了戒备。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认为武汉一地发动靠不住，必须等待南京、上海同时发动。黄兴也有十一省同时发动才能取得成功的说法。这些说法传到武汉，更使武汉的一些领导人犹豫不决。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孙武在位于汉口俄国租界内的机关里制造炸弹，不慎起火。俄国巡捕闻声来搜查，炸伤的孙武和其他在场的人逃走了，机关内的文件都被巡捕搜去。同这个机关相邻的刘公住的房子也连带遭到搜查，刘公自己逃掉，他的妻子、弟弟和其他若干人被捕。俄租界捕房立即把搜查到的东西和被捕者送交清朝官方。在武昌的机关里的蒋翊武和其他几个负责军事的人当天知道了这个情形，十分紧张。他们感到如果不赶快动手，就将坐以待毙，于是派人分头通知各标、各营的同志，在当天夜里十二时听到中和门外炮声时发动起义。但是给中和门外炮队的命令没有传达到。炮声未响，起义也就没有能实现。就在这个夜里，蒋翊武所在的机关遭到军警的袭击。蒋翊武和其他若干人逃脱，但又有多人被捕。在被捕者中间，刘尧澂（和蒋翊武一起投军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振武学社和文学社的骨干，在这以前，他曾到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彭楚藩（也是知识青年，进过宪兵学校，因而当了宪兵，他先后参加日知会、群治学社、①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页126.②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同上书，第一辑，页71.振武学社和文学社，并为共进会吸收为会员）、杨宏胜（出身农民家庭，由绿营兵士而进入新军第三十标，是文学社社员）这三个人当夜受到审讯，坚贞不屈，在十九日早晨被杀。但另外有些人在受审中立即叛变，招供了所知道的一切。官方从搜获的文件和变节者的口供中知道了革命组织的全部情况。湖广总督瑞澂宣布戒严，调集比较可靠的巡防营、守卫队、教练队分途搜捕。革命党人在武昌、汉口的所有机关都被破获，先后被捕的有三十多人。由于从查获的名册中看到有大量的新军兵士，所以瑞澂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兵士出入，把兵士手中的子弹一律收缴，要各标、营的军官负责巡查。瑞澂在十九日向朝廷报告这次事件，说是“所幸发觉在先，得以即时扑灭”①。他没有敢报告新军中的情况，他以为起义的行动及其领导机关已经粉碎，新军中的兵士们的问题不难逐步解决。清朝官方没有料到，就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夜里，武昌城内外的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兵士们自己发动起来了。张彪统率的第八镇和黎元洪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一万八千多人。这时已有一部分兵力被调到四川（为镇压四川的保路军起义，清廷派端方入川，第八镇所属的第十六协大半为端方带走），又有一部分兵力分驻在湖北省外县和汉口、汉阳等地。在武昌的兵力有十四个营，分驻城内外，约七千人。其中参加文学社等组织的约有三分之一；有的营，如第八镇所属的第三十标的两个营，多半是满洲兵，革命力量很小。十九日白天，各营中纷纷传说，瑞澂要派巡防营到新军各营中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形势十分紧张。就是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们也感到有牵连受祸的危险。到了这天晚上，驻在中和门内的第八镇所属工程兵第八营营房内首先发生士兵哗变。这个营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较多，他们以熊秉坤为首，把士兵群众发动了起来。有几个军官被士兵打死，其他军官不敢拦阻。士兵们夺取了营房中的弹药，一哄而出，到了附近的楚望台，这里设有储藏枪炮子弹的军械库。驻防楚望台的本营左队士兵起而响应，反对革命的军官逃走了，因此军械库轻易地为起义士兵所占领。起义的士兵有三百多人，其中多数本未参加革命组织，在占领楚望台后，他们议论纷纷，秩序很乱。熊秉坤虽然在革命组织中有营代表的名义，但是掌握不了局面。有人把事变发生时躲避起来的左队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找了出来。兵士们，特别是临时参加的兵士们要求吴兆麟当总指挥。吴兆麟曾经是日知会的干事，但以后没有参加过任何革命组织。熊秉坤等人只得顺应多数兵士要求有一个军官来指挥的情绪。这样，吴兆麟就成了起义军的指挥。他命令一部分兵力警戒附近驻扎的与革命为敌的部队，同时派人去同其他有革命力量的部队联系。这时，在城外的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工程兵营和辎重兵营中也有一部分兵士发动起来，他们有七十多人设法进了城来到楚望台。接着，属于第八镇的城外的三个炮兵营的几乎全体兵士和城里的第二十九标、第三十标各一百多个士兵，还有陆军测绘学堂的学生近百人，知道了起义的消息也起而响应，他们都集中到了楚望台。特别是炮兵营的兵士们拖了三门大炮进城，参加起义，更使军心大振①。①《辛亥革命资料》第五册，页290.①关于工程兵第八营起义的具体情节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这里主要根据熊秉坤的《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一文，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当天午夜，集中起来的起义军向湖广总督署发起进攻。在楚望台的炮声响起来后，武昌新军各标、营中更多的士兵参加起义了。新军的营级以上的绝大部分军官都感到自己部队内部不稳，为保全性命，各自离营躲避。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开始时还企图组织镇压，并且亲手杀死了一个进行联系的革命士兵。到了楚望台炮声响起来时，他看到自己在武昌的部队有的已经起义，其余他也控制不了，就躲到一个参谋的家里去了。但并不是所有的新军部队都参加了起义，有一部分仍在反动军官控制下，有一部分采取中立观望的态度。直到天明时，参加起义的部队为数共约二千人。湖广总督瑞澂，新军第八镇统制兼巡防营提督张彪，督办公所总办铁忠等官员听到兵变后，立即命令所属各部队长官制止内部响应，并且组织可靠的兵力保卫督署，会剿造反的士兵。起义军队由于缺乏坚强的统一的指挥（吴兆麟实际上只能指挥工程兵第八营），进攻督署开始时遇到挫折。他们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开炮击中督署。吓破了胆的瑞澂和铁忠等官员携带家小细软，打破督署后墙，出城逃上了长江上的一只兵舰。张彪仍然在他的司令部里继续顽抗（第八镇司令部与督署相邻）。起义士兵经过三次反复进攻，终于在天明前攻占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渡江逃到了汉口。藩台的衙门也差不多同时被士兵占领。这样，经过一夜，到了八月二十日（1O月11日）早晨，武昌已经在起义的士兵们掌握中了。但是，这些取得了胜利的士兵们没有坚强的领导者。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的人都不在现场。被推为革命军总指挥的蒋翊武在十八日脱险后离开武昌往西向京山、天门方面跑走了，“参谋长”孙武负伤后在汉口的一家日本医院里。还有刘公，这个预定担任都督、总理的人也躲藏在汉口。蒋翊武是在武昌起义的士兵们取得胜利后的第五天回到武昌，刘公和孙武甚至更晚一点才出头露面。没有多年间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工作和前赴后继的斗争，不会有10月10日①的武昌起义；但这一夜间的胜利是武昌的革命士兵们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而取得的。他们独立地取得了胜利。为了保持这个胜利，他们面临着更严重的考验。①这以后记月日，都以阳历为主。（二）“谋略处”的领导及其演变在当时的革命士兵们的心目中，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革命就是要以一个新的政权来代替清朝统治。既然已经夺得了湖北的省会武昌，就应当建立一个向清朝宣布“独立”的湖北省的政权，以促进其他各省的响应，而达到全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的目的。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来建立这个政权。躲在一个参谋家里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在11日早晨被起义的兵士们发觉了。兵士们强迫他到楚望台。在楚望台担任指挥的吴兆麟以对待长官的礼仪迎接他。当天下午，革命士兵中的骨干分子们发起在谘议局召开会议，来解决建立新政府的问题。黎元洪在士兵们的枪口的威胁下来到了会场。革命士兵们所以选择谘议局做会场，是因为他们把谘议局看做是一个能代表“民意”的“新”的机关。谘议局的绅士们这时还不敢出头，在士兵们几次催请下，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和其他几个议员才不得不到会。汤化龙被推为会议的主席。这个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绅士面对着刚从战场下来的兵士们，不能不表示赞成革命，但他说，清廷一定会继续用兵，他不是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大家筹划，他是一定尽力帮忙的。在这次会议上，吴兆麟提议，由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他的建议得到了谘议局的绅士们的赞成，也得到了到场的士兵们的赞成。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早年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中供职。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之战中覆灭后，他成了张之洞的部下。张之洞很赏识他，曾派他到日本学习，逐步把他提拔起来，在1905年成立第二十一混成协时任他为协统。他是一个和革命毫无关系，而且从来敌视革命的旧军人。当时参加起义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中说，在参加起义的部队中，“非革命分子而临时同情革命的占多数”，“在谘议局开会推举都督的时候，新参加的人数超过革命党人”①，这的确是给了黎元洪上台的机会。多数的兵士们，由于习惯势力，总认为要成立政府，就要有黎元洪这样地位高的人来带头才象个样子。就是革命党人也没有能摆脱这种习惯势力，他们想依靠黎元洪、汤化龙的“声望”来号召群众，因此至少并不反对。而且共进会和文学社虽说是合并了，但门户之见仍然存在，他们并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原来商定的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负责人蒋翊武、孙武、刘公都没有在起义的过程中露面，他们中任何一个即使被提名，也不可能得到一致赞成。在产生了都督的后一天，10月12日，又在谘议局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军政府下所属四个部的人选，汤化龙被邀请担任民政部长。那末，是不是在武昌起义胜利后，政权立即就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呢？事情却也不是这样简单。这是因为，至少在武昌起义后最初几天里，黎元洪和汤化龙还不相信革命真能胜利，他们还不敢马上来享受奉送给他们的政权。据汤化龙后来说，他最初有过出任都督的打算，但其他立宪派绅士认为，“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所以劝阻了他①。在起义①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第二辑，页159.①李廉方编：《辛亥武昌首义记》，湖北通志馆1947 年出版，页103.者给了他民政部长的名义后，他没有推辞，但也不就任。他和他的朋友们还要观望一下。如果汤化龙可以暂时采取超然态度的话，黎元洪在被安上都督头衔的时候，感到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他实际上是被士兵们软禁在谘议局里，——当时，都督府就设在谘议局。他担心他的脑袋可能搬家：或者由于附和造反的罪名而被清朝政府砍掉，或者被认为不顺从革命而被士兵们砍掉。他在谘议局里采取不言不语的办法，既不敢拒绝担任都督，但也不出任何主意，对于用他的名义发表的文告不发表任何意见。在把黎元洪推举为都督的那一天，还成立了谋略处。谋略处共十五人②，……为首的是蔡济民（1887—1919），新军中的一个排长，是日知会、文学社的成员。在10月10日夜里的起义中，他是二十九标中的革命士兵的带头人。其余我们所知道的人，除几个排长外，都是士兵。他们是文学社或共进会的成员，并且大多是在第一夜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在最初几天里军政府的一切大事都由谋略处决定。虽然军政府还成立了四个部，但都有名无实。谋略处实际上是军政府的核心。可以说，政权实际上是掌握在谋略处手里。革命幼苗刚刚出土，它是否真能成长起来，不但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官僚、旧军官，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立宪派绅士，甚至连革命派中的那些原来的领袖人物都还觉得没有把握。在这时候，扶育幼苗的工作落到了代表革命士兵的这些年青人手里。组成谋略处的十几个人都是没有政治经验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不自觉地掌握着革命的政权。他们在最困难的阶段把革命幼苗扶育起来，完全没有想到革命的果实立刻就会为反革命和假革命所吞噬。武昌虽然说是光复了，许多在起义的夜里没有参与行动的新军兵士们也来参加革命了，但是长江上还泊着三艘清朝的兵舰（逃走了的湖广总督瑞澂就在兵舰上面），汉口方面还有张彪及其残部，武昌城内外也还有潜伏的反革命兵力。就在11日下午，逃匿蛇山上的原第三十标的百余满洲兵，在反对革命的军官率领下，突然偷袭谘议局，虽然他们立即被革命士兵所歼灭，但足见武昌的局势并不稳定。第二天，盛传清军即将大举反攻的谣言，满城风雨，军政府内有些办事人员悄悄地跑开了。在这种情势下，谋略处这个核心的存在，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分散在武昌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实行了镇压，并且在13日布置炮兵阵地，对长江上的三艘清朝兵船进行了炮战。革命的炮兵打得很好，清朝兵船受了伤，不得不远远撤退。这时，汉口和汉阳，由于驻扎在那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发动起义，也光复了。汉阳由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李亚东担任知府，李亚东是日知会会员，1906年被捕，已经坐了五年牢了。汉口在光复后成立了一个军政分府，由詹大悲和何海鸣分任正副主任，他们两人也是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张彪手里只剩下两个营，退到汉口郊区的刘家庙。武汉以外，湖北各地也动起来了。10月13日共进会的刘英等人在鄂中的京山、天门间起兵，占领了这一带地方。刘英是共进会预定做湖北省副都督的，他所依靠的是会党的力量。同一天，群众武装占领汉川，推举从汉川狱中出来的日知会会员梁锺汉为总司令。16日，黄州、蕲春一带也由革命党②当时人的记载和回忆录中所记谋略处的组成人名单大体相同，惟有一、二人有出入。综合各种较可靠记载，共得十二人，即蔡济民、张廷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邓玉麟、王宪章、牟鸿勋。好几种记载说，一共是十五人，但都未提供完全的名单。人宣布光复。到了18日，驻宜昌的新军中的革命士兵起义，迅速地获得了胜利，属于文学社的年青的士兵唐牺支被推为司令官。这样，武汉的两翼，长江的上下游都有了保障。谋略处决定扩充军队，成立四个协。武汉城乡群众报名参军的人极为踊跃，五天就已足额。新军的兵士们分别担任新成立的四个协的各级军官。四个协统是吴兆麟、杜锡钧（原三十标的一个营长，是起义胜利后投诚的）、林翼支（原四十二标的一个兵士，文学社社员）、张廷辅（原三十标的一个排长，文学社社员）。在这四个协成立后，接着又成立了第五协，协统由发动武昌起义的工程兵第八营的革命士兵代表熊秉坤担任。旧的衙门打倒了，群众是高兴的。新产生的政府和军队一开始确也有些新的气象。宣布了废除苛捐杂税。军官和军政府办事人员一律每月“仅支车马费二十元”，兵士的待遇则有些提高，“兵士每月支十元，头目十二元”①。军队的纪律很好，兵士们意识到自己应当和旧军队有所不同。社会上有了讲平等的空气，不许唤“老爷”、“大人”，不许坐轿。汉阳兵工厂正常地开工，工人们积极地生产枪械，供应民军。商会为军政府代筹经费。军政府没有能在军事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他们本来可以占领汉口往北直到武胜关的铁路线，把武汉北方的大门守起来，但是没有这样做。清朝政府派出的讨伐造反者的部队的前锋，在武昌起义后一个星期开到汉口附近。谋略处部署民军阻击。新编成的军队虽然缺乏训练，但是他们一般地打得很勇猛，并且得到了农民和铁路工人的支持。 10 月19 日把敌人逐退到离汉口四十里的滠口以北。初战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武汉的军民。看到武汉的军政府有可能站住，有些原来新军中的比较高级的军官出来投效革命了。由于民军中缺乏军官，他们受到录用。其中有的人不但是投机，而且起破坏作用。还有些和黎元洪有关系的官僚政客也跑出来了，他们包围着黎元洪，给他出坏主意。革命党方面的一些头面人物也出来了，但他们一般地没有起好作用。蒋翊武从逃亡途中回到武汉后，据当时和他接触的张难先回忆说，他所担心的不是黎元洪当都督，而是黎元洪不肯承担这个职务①。从上海来了居正，他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共进会的领袖人物，还来了同盟会会员谭人凤，他们都是革命党中的知名人士。他们一到武汉，就和汤化龙一流人相结合。刘公、孙武也相继到了武昌。所有这些人都认为黎元洪当都督是适当的，并且无一例外地都把黎元洪是否真正愿意当都督看成似乎是成败的关键。黎元洪逐渐变得“积极”起来了。在居正等人推动下，10月16日演出了由黎元洪登坛祭告黄帝并誓师阅兵的仪式。经过这个仪式，革命人物开始放下心来，黎元洪到底真正当起都督来了。这时，居正和汤化龙一起编制了一个《湖北军政府内部组织条例》②。根据这个条例在17日产生了各部部长，算是正式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根据组织条例成立的军政府称为都督府。都督是军政府的首长，被赋与了很大的权力。都督府设四个部，司令部总长由都督兼任。另外三个部是军务部、参谋部、政务部。被任为军务部长的是孙武，副部长是蒋翊武和张振①曹亚伯：《武昌起义》。《辛亥革命资料》第五册，页157.①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 年版，页274.②郭孝成：《中国革命纪事本末》，页10—14.武（共进会的一个会员）。参谋部长是杨开甲（原新军第三十标标统），副部长是吴兆麟、杨玺章（新军中的一个营长，起义胜利后投效的）。政务部部长是汤化龙，政务部下设外交、内务、财政、司法、交通、文书、编制七个局，都由原谘议局的议员们主持。由此可见，这个新政府的政务部完全归立宪派的地方绅士控制，参谋部交给了旧军官，只有军务部是在革命党人手里。立宪派绅士们也积极起来了，一切混入革命的旧势力都积极起来了。由革命士兵的代表组成的谋略处从10月17日起不再存在了，由谋略处实际上当政的短暂的时日（一个星期）过去了。组成谋略处的成员们一般地不再在武昌军政府中起什么重要作用。他们中有些仍在军界活动的人，在民国初年先后直接或间接地被袁世凯、黎元洪杀死。湖北省军政府到了10月26日又作了一次改组。根据这一天颁布的《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①，司令部改称军令部，原来的政务部下所属七个局，除文书局外，都改成部（内务、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编制），再加上原有的军务、参谋二部，共为九个部。由政务部分化出来的六个部仍由立宪派绅士们把持。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是黎元洪所亲信的原新军的一个营长。参谋部也仍由旧军官担任。这样，革命党人所掌握的仍只是军务部一个部。这个条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规定了军政府的都督的“僚属”中有秘书、顾问和稽查员这三种人，并且规定：秘书和顾问“由都督自行任用”，而“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请都督任命”。就在这个稽查员制度的基础上不久又成立了一个总监察处。总监察处设总监察一人，下分稽查、参议二部。总监察处的暂行简章①中规定：“总监察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选，呈请大总统亲任。稽查、参议二部人员，亦由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共同推举，会同总监察呈请大总统加扎委任”。这个总监察处是干什么的呢？“本处系奉全国大总统之令，监察鄂军政府各部用人行政而设”：“本处有监察军政府全体之责，虽都督有负职等事，亦得禀请大总统核办”。这里提到的大总统，是指全国的大总统，但当时还没有全国的政权，简章中的这种规定，显然是为了表明，总监察处的地位很高，它不由都督任命而是有权干涉都督的。简章还规定，湖北军政府的各部正副部长都要由监察处“公议推举”，然后“商请都督委任。”其所以在《军政府改订暂行条例》中规定了稽查员的制度，并且进一步成立了总监察处，看来是因为革命党人发觉作为都督的黎元洪的权力太大的原故。他们想以“开始组织起义机关诸人”的资格而取得对都督和以都督为首的军政府实行监察的地位。总监察处是成立起来了，共进会的领袖之一的刘公担任总监察。但是总监察处显然并没有能起它的简章所规定的作用。这只要看参与当时军政府的人的回忆录极少提到这个机关就可知道了。不少人把它的名称误为总监察部，以为它是同军政府各部相并列的。事实上，总监察处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机关，丝毫不能扭转政权、军权逐步完全落到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的手上的趋势。①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1948 年刊本，页46.①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1948 年刊本，页74—76.（三）袁世凯成了内外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人物在武昌起义胜利的十二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起义的潮流不可遏制地泛滥开来，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这些省分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朝的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方面。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这些复杂情况将在下一章内叙述），但总的说来，它们都不再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存在了。为了应付武昌起义所造成的局势，北京的朝廷紧急地采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措施，发出一道又一道的谕令，后一个措施往往否定了前一个措施，后一道谕令往往同前一道谕令相矛盾。这种情形充分表明面临末日的清皇朝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10月12日（八月二十一日），朝廷下令抽出北洋六镇中的两镇，由陆军大臣荫昌统率经河南南下，“赴鄂剿办”①。只隔了两天，即14日，又有一道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②。武昌新军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叛变对于清朝说来是一个危险信号，表明在各省的新军都有可能出现同样情形。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镇是它最可以指靠的兵力，但是在这六镇的官兵中袁世凯的潜势力很大。而且袁世凯在各省的督抚和立宪派绅士中也很有影响。因此在朝廷中立刻就出现了起用袁世凯的呼声。摄政王载沣在两年前把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赶出朝廷，是不甘心看到他东山再起的。但是皇族内阁的总理奕劻，多年来已为袁世凯用贿赂买通，竭力为袁世凯说话。奕劻还有一条重要论据：“东交民巷（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区——引者）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①。这就是说，只有袁世凯，才是帝国主义信得过的人。“隐居”在河南彰德的袁世凯以“足疾”尚未痊愈为理由拒绝出任湖广总督。这时荫昌带领南下的军队以第四镇和第五镇为主力编成两个军，由荫昌自己兼任第一军统领，而由冯国璋任第二军统领。冯国璋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根据袁世凯暗中的指示有意放慢军事行动。袁世凯的计划是要让清朝朝廷更多地受到革命火焰的熬煎以至不得不向他交出更多的权力。朝廷在10月20日（八月二十九日）派出袁世凯的老朋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到彰德敦促袁世凯出山。袁世凯提出了六个条件，这就是：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汉起事的人员，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全权，六、保证饷糈的充分供给。这六个条件的基本内容是要清皇朝向他交出军事和政治上的全部权力。从这六条中，又可看出，袁世凯是想用武力以外的办法来对付革命势力。清朝朝廷不得不逐步地接受袁世凯的这些条件。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另一个亲信大将，这时担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奉令到湖北，冯国璋改任第一军统领，段祺瑞任第二军统领。接着在10月27日（九月初六日）清廷下令召①②见《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293、294.①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58 年出版，页108.回荫昌而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由他统率水陆各军。袁世凯这时仍然留在彰德不出来。但是按照他的指示，冯国璋的第一军向汉口发动了猛烈的攻势。民军方面错误地任用了一个旧军官，原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为前敌总指挥。由于这个总指挥怯战通敌，冯国璋在10月28日迅速占领了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汉口军政分府的詹大悲即时处决了张景良。黄兴于29日到了武昌，担任起总司令的职务，但是他也没有能够挽回民军失利的形势。11月1日（九月十一日）北洋军完全占领了汉口，民军退到了汉阳。袁世凯之所以发动进攻，既是为了向清政府证明只有依靠他才能收拾局面，也是为了向革命阵营显示一下他的力量。北京朝廷想以立即实行宪政来逃脱革命危机。10月30日（九月初九日），以六岁的小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书责备自己说：“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府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佥壬①，则动拂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政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②同一天，又根据资政院提出的“速开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的请求，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构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要求他们“抒发忠爱，同观宪政之成，以示朝廷咸与维新之至意”③。这是向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在内的一切君主立宪派人士，以及一切看到清皇朝的船即将沉没而转上了革命的船的黎元洪之类的人所发出的求助的呼吁。资政院按规定于阴历九月初开会，它奉命急忙制定一个君主立宪的宪法。但是等不到宪法条文制定出来，11月1日（九月十一日），朝廷宣布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内阁免职，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命令他“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事宜”，但湖北前方的军队仍归袁世凯节制①。袁世凯提出的六个条件实际上完全实行了。他在10月31日从彰德到信阳督师，然后又到了汉口。但他并不急于按照朝廷的要求立即回京，而且对总理大臣的任命表示“谦辞”。他要先向革命阵营进行一些试探。象黎元洪在武昌的革命政府中当权并受到革命派拥戴这样的事实，当然是袁世凯满意的，这使他相信既可以利用革命来迫使清政府向他交权，又可以从革命阵营中找到他自己的人，从而由他来摆布革命。他向朝廷奏请停止用兵，同时派人和黎元洪联系。他的幕僚刘承恩，代表他写信给黎元洪，建议“和平了结”，并且要求革命方面承认君主立宪。黎元洪11月11日在武昌接待了袁世凯派来的代表。由于黎元洪周围有着认为革命必须推翻清朝统治，实行民主共和的力量，由于革命已经得到各省的响应，声势愈来愈大，黎元洪表示不能同意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立宪。但是黎元洪又表示希望袁世凯来赞助共和，要他相信这样做比继续支持清皇朝是对他更为有利的。在黎元洪以他自己和“同① ”路事蒙于佥壬“是说在铁路政策问题上受了奸佞的人蒙蔽。这里是指盛宣怀，九月初五日清廷革除盛宣怀邮传大臣的职。②《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36.③同上书，页338.①《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39.志人等“的名义写给袁世凯的信中说：”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②另一信中还推崇袁世凯是”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①同时，革命派的领袖人物黄兴也致书袁世凯，竭力颂扬他的才能，并且说，只要他参加起义，推翻清朝，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②黄兴之所以这样推崇袁世凯，是和汪精卫有关系的。已经为清朝的肃王善耆所收买的汪精卫在武昌起义时仍在狱中受着优待。不久他被释放。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在北京活动，很懂得这个有名的“革命家”的用处，立即为他的父亲加以收买。这时，汪精卫写信到武昌，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朝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国总统，他是愿意同革命党一致行动的。从此，汪精卫成为袁世凯手下得力的工具。袁世凯在到了北京后和他直接联系。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几乎毫无对于内奸的警惕，汪精卫放肆地在京津间的秘密革命组织中活动，并且竭力把推戴袁世凯的思想输送到南方去，以后他又带着这种思想到上海、南京活动③。袁世凯对武昌政府的和平试探虽然没有立即收到成效，但是他开始摸清楚了革命阵营中的政治脉搏。根据资政院的奏请，朝廷在11月3日（九月十三日）发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当时资政院的奏文中说：“伏查革命举动，业已四方响应，逐渐蔓延四川、广东、湖南、江西、陕西、山西、湖北等省。全国糜烂，时势日非。欲济时艰而平国乱，只有改良立宪之一法”。但是因为时间匆促，所以只能先提出一个宪法的纲要，这就是所谓《宪法信条十九条》。按照这个“十九条”，国号称为“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但“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十九条》中规定，成立国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长官“①。这样的立宪当然不足以消弭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潮流，但是对袁世凯却是有利的，因为这使他出任全权的总理大臣，组成以自己为首的内阁，有了合法的根据。”十九条“中还规定在国会没有成立以前，它的职权由资政院代行。资政院在11月9日举行了个选举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的手续。袁世凯不再推辞了，他在11月13日（九月二十三日）由汉口到达北京。三天后他组成了一个内阁，其中除了他所亲信的旧官僚以外，还有一些著名的君主立宪派的绅士和名流，张謇被任为农工商大臣，梁启超被任为法部副大臣，不过他们并没有到任。这时，清皇朝已经把袁世凯看做唯一能够指靠的救星。袁世凯利用革命的形势而使清皇朝逐步地把权力移交给他的目的开始达到。袁世凯之所以迅速地上升到权力的中心，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起了重要的作用。②这封信的日期不详，见张国淦编著《辛亥革命史料》，页281.①这封信的日期是九月二十二月，即阳历11 月12 日。《近代史资料》1954 年第一期，页72，载有据原件的文本。该刊编者说，“经几位老先生按笔迹判断”，原件是汤化龙手书。②《黄兴致袁世凯书》（九月十九日即阳历11 月9 日）。见《近代史资料》1954 年第一期，页71.③李书城的《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说到汪精卫这时期的活动，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页200.参看胡鄂公：《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华书局1948 年版，页82、87 等处。①《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40—341. 10月12日，武昌起义胜利后新建立的政权，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统帅”的名义向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发出一个照会，这个照会声明：“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承认保护”，“应付之赔款或外债，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这个照会同时也声明：“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事用之物品者，一概没收”，“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于此次照会之后，清政府如与各国立有条约，无论何种，军政府概不承认”①。这个照会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同盟会预拟的“对外宣言”（见第二十一章第一节）。革命派本来以为由革命军政府发出这样的宣言，就可以争取各国来同情革命以至“承认”革命政府。武昌起义后最初的日子里的事实就已证明这不过是个幻想。俄国人是最早知道革命派的这种对外政策的，因为武昌起义前在汉口俄国租界破获的革命派机关的文件中就有这个照会的底稿。俄国驻北京公使立即通知在汉口的领事：“如果革命者有任何正式宣言，拒绝答复”②。英国驻北京公使在接到驻汉口的领事的有关报告后，也立即通知“该总领事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③。在10月18日，驻汉口的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这五国当时在汉口都有“租界”）发出一个布告，其中说：“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准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④。这个布告使革命阵营方面的人非常高兴，他们把所谓“严守中立”解释为列强已“承认”他们是与清政府有对等地位的“交战团”。其实这完全是误解。英国公使朱尔典11月8日在致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就说明，革命军方面“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⑤。原来列强把它们在中国领土上设立的所谓“租界”当成是“国中之国”，它们的所谓“中立”，实际上不过是指租界的地位而言。在武昌起义后六天，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兵舰相继驶入长江，停泊到已为革命军占领的武汉江面上的有十三艘，四天后又增加到十六艘，其中有一艘还开往举起了革命旗帜的宜昌。京汉铁路上的法国工程师“命令将所有的机车及车厢预先调到北方”，不让它们“落入革命军之手”①。帝国主义列强都不愿意看到，也不相信正在中国发生的革命会取得胜利。虽然革命阵营方面竭力表示他们并不打算得罪外国，并无“排外”的意思，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不无理由地担心，打在他们的走狗清朝政府头上的革命大棒有可能直接打到他们的头上来。在武昌起义后八天，俄国驻北京公使向自己的政府报告说：“主要的危险在于叛乱可能延长，或具有敌视外国人的性质”，他甚至认为清朝政府在无法平定“叛乱”的情形下“可能试图把反清朝的运动转成反外国人的运动，正如1900年时它所做的一样”②。稍晚一点，日本驻华盛顿的代办也向美国政府表示，“如任此种情形（指中国国内的革命形①《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08—309.②《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329.③《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265.④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中华书局1930 年版，页110.⑤《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42.①《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页335.②同上书，页341—342.势——引者）继续发展，不仅影响商务，恐将爆发类似拳乱之排外运动”③。清皇朝这艘船在革命的风浪中迅速地沉没下去，这对于帝国主义列强是出于意料之外的。他们担心局势的发展会损害到他们的既得的权益，同时，他们又从中国国内的动荡局面中竭力寻求对他们有利的机会。沙皇俄国认为这是它在东三省北部和蒙古、新疆加强自己地位的时机，它和日本约定，如果满洲发生革命，两国共同出兵干涉，它还乘机派兵到库伦（今乌兰巴托），勾结那里的王公活佛，制造了外蒙古的独立。日本也曾考虑对中国局势实行武装干涉，它向列强探询，可否由它就近出兵中国，以“保护各国在中国的权益”。英、美等国反对这种做法，它们认为，如果必须进行武装干涉，就应当由列强协商一致，共同行动。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侵略中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中立”的烟幕下武装协助清皇朝把革命镇压下去，1900年，八国联军公开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革命。但是现在的形势既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大不相同，也同义和团运动时期大不相同，帝国主义列强不可能沿用老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忧虑的问题了。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深深地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相互冲突中间，它们很难在中国实行共同的军事行动。而且如果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最靠近中国的日本和俄国必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是西方列强所不甘心的。这些固然是帝国主义列强没有对辛亥革命武装干涉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中国国内形势方面。从武昌起义以后，革命的火焰迅速烧遍全国。清皇朝的统治已经在人民中普遍地失去信任。尽管这个革命有许多弱点，但它的基础是在卖国腐朽的清朝统治下活不下去了的几亿人民。许多本来与革命毫无因缘的官僚、政客、军官、绅士纷纷跑到革命旗帜下来投机，这固然造成了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情形，但也是革命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的一个表现。用少数的外国军队来扑灭这场革命火焰，不但不可能，而且还有促使这场革命发展为远比义和团运动广泛得多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也就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形下，袁世凯的出场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欢迎。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英国、美国推动清皇朝起用袁世凯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是袁世凯的好朋友。他在袁世凯前往汉口途中时报告他的政府说：“袁此行形式上虽系军务，其实乃调和此事。以彼之声望，或能设一通融之法以拯朝廷而令乱民之要求满意。此次革命蔓延如是之广，如仍欲以武力镇压，袁之识见，或知其不能有大效。且欲选一调和汉人者，除袁外，无更相宜而又为人信从者。”①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欢迎袁世凯，就因为他们企望，他能够起拯救清皇朝而使革命软化的作用。在袁世凯已经受任为内阁总理大臣时，英国外交大臣致电朱尔典说：“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愿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巩固之政府，与各外国公平交际，并保全内地治安及美满情形，使在中国之商务进步。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②可见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在袁世凯身上看到了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新”政权。依靠袁世凯来收拾革命造成的危险形势，甚至为此在必要时可以完全抛③《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489.①《辛亥革命资料》第八册，页318.②同上书，页314.开清皇朝那匹老马，这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导的政策。一个美国作者在1912年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中说，当袁世凯到了北京时，“他立即成为这个帝国的事实上的独裁者。对于他重新当政，外国人公开地表示欣慰。”③这样，袁世凯就成了一切内外反革命势力，包括侵略中国的外国帝国主义者，面临末日的清皇朝以及混在革命阵营中的黎元洪这类的人，共同寄以希望的中心人物。③ A.J.Brown：TheChineseRevolution，页173.（四）武昌的政权落到了反革命的手里以黎元洪为首的反革命势力在内部篡夺武昌政权，袁世凯则从外面来和他配合，给他协助。当时汉口有一个军政分府，以刚从狱中出来的詹大悲和何海鸣为主任和副主任，其余的负责人也多半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他们之所以称为“军政分府”，表现了他们对于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武昌军政府的不信任。①面对着袁世凯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军政分府首当其冲，它支援前方战争，守卫汉口，起了很大作用。黎元洪出于忌恨，曾想取消这个军政分府，而只给以“驻汉鄂军支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义②。在北洋军攻入汉口时，自己手里没有军队的詹大悲、何海鸣离开汉口，逃到九江方面去了。据汉口军政分府的成员之一的温楚珩说：黎元洪与詹大悲矛盾很深，詹如不走，必被杀③。北洋军的攻占汉口，起了帮助黎元洪消灭对他不利的汉口军政分府的作用。在北洋军攻入汉口时来到武昌的黄兴是革命党中的著名人物，在湖南湖北尤其有很高的声望。武昌起义后，曾有人提议请黄兴来当都督。他到了武昌，立即过江到汉口，指挥仍坚守市中心区的民军，组织反攻。民军进行了英勇的巷战，但没有能突破具有优势兵力的北洋军的包围。北洋军的统领冯国璋下令放火焚烧汉口街市，使残余的民军无法立足。这样，汉口终于完全被北洋军占领。但是汉阳仍为民军所防守。黄兴作为总司令继续在汉阳同北洋军作战。革命派中有人主张，黄兴的名义应该是“南方民军总司令”，对湖北省都督黎元洪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削弱黎元洪的地位的主张为立宪派绅士汤化龙等极力反对。他们说，为了团结一致，黄兴只能是黎元洪委任的“民军战时总司令”。加上“战时”二字，带有暂时的含意。已经和立宪派一鼻孔出气的有些革命党人如居正，完全赞成这种主张。居正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志有不以委任为然者。余曰：军政府须有体系，非委任不可。但当慎重其事，请都督登台拜将。”①于是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场，搭起了“拜将台”，举行由都督黎元洪任命黄兴为总司令的仪式，据说这是仿照汉刘邦拜韩信为将的故事。这种可笑的仪式好像是推崇黄兴，其实是为了抬高黎元洪的地位。黄兴率领下的民军，其中包括从湖南开来援助的两个协的军队，在汉阳同北洋军隔河对峙。黄兴的计划是以全力渡过襄河（即汉水）收复汉口。11月17日，汉阳的民军按照黄兴的命令发动进攻，但因各路部队不能很好地互相配合，没有得到预期的战果，在敌军的反攻下全线溃退。这时袁世凯已经在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为了迫使南方的革命势力屈服，汉口的北洋军从11月21日起向民军发动猛烈的攻势。黄兴率领全军死守汉阳，经过七天的激战，汉阳终于被北洋军占领。11月27日，民军残部和总司令黄兴本人都过江到了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