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平军乘击溃江南大营的威势迅速进兵东下时，不少江南大营的官员率领残部投降，例如在占领苏州城时，李文炳、何信义、周五等开城迎接太平军，他们都是原在江南大营中的有候补道员、候补知府之类官衔的角色。他们立即在太平军中得到了官职，如李文炳受封为“江南文将帅”，管理昆山县的政事。清朝地方官员向太平军表示归顺的，也很不少，他们一转身就变成了太平军在当地的主管官员。例如太平军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占领杭州时，即以原来的清朝钱塘县令袁忠清担任钱塘监军，袁忠清本是袁甲三手下的勇目出身。被任为仁和监军的李作梅也就是清朝的仁和县令（清朝的杭州分为钱塘、仁和二县）。在苏州、杭州一带除地主阶级为抗拒太平军而组织的团练外，还有不少凭藉水网地带驾船活动的“枪匪”，他们霸占码头、开设赌局、劫掠行旅，在太平军统治下扰乱社会秩序，与太平军敌对。他们的头子或其后台就是各地的豪绅恶霸。地主的团练大多很快涣散，而“枪匪”成为太平军很难加以消灭的力量。太平军对于坚持捣乱的地主团练和枪匪往往采取收编的办法，例如对于在苏州附近的永昌的团练头子徐少蓬、荡口的团练头子华翼伦、周庄的枪匪头子费玉成都采取了这种办法。徐少蓬还被太平天国封为抚天侯。他们在形式上归附于太平军而实际上仍保持其原来的立场和活动。李秀成派在苏州管理民政的熊万荃，派在常熟管理民政的钱桂仁，同徐少蘧、费玉成先是约定互不攻击，终于互相勾结，进行叛变活动。钱桂仁的经历很可以说明混入农民革命队伍的地主阶级分子如何利用李秀成的信任而放肆地进行活动。钱桂仁初到常熟时，曾“广收金器，打成金狮一对、金凤一对，献媚于忠王。忠王大悦，在天王前特为保举陞慎天安兼佐将”①。但钱桂仁这时的官职还不大，他在常熟只能管民政方面的事。咸丰十一年（1861年）此人和上面提到的李文炳、熊万荃、徐少蘧等人串通，乘李秀成离开苏、常一带出征的时候，秘密与上海的清朝官方联系，约期里应外合。但李秀成恰好于十二月十七日由新克服的杭州回到苏州，这个叛乱计划被打乱了，未能执行。李秀成虽然对叛乱阴谋有所察觉，却只是把原在苏州的熊万荃调开到平湖、乍浦间①，对其他人未做任何处理，对钱桂仁仍然深信不疑。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钱桂仁为了博得李秀成的欢心，在常熟南①《海虞贼乱志》。《太平天国资料》第五册，页373.①熊万荃后来又被派管海盐县，在海盐投降清朝官军。门外修建一大石坊，叫做“报恩牌坊”，刻石立碑。这果然使李秀成十分高兴，把他保举提升为“天军主将”，常熟的军政民政都归他掌管。在这年李秀成奉令出兵援救天京后，钱桂仁又遣心腹向清军接洽投降，而且让清军派人潜入常熟城，准备相机行事。钱桂仁的部将骆国忠也参加这个密谋，但他企图排斥钱桂仁，独吞叛变的果实。在十一月里当钱桂仁到苏州去进行活动时，骆国忠把常熟城献给了清朝，杀死了城内反对投降的太平军的一些军官和战士，连钱桂仁的儿子也被他杀了。常熟的这次事变在江南战场上造成了极为不利于太平军的形势。钱桂仁仍然留在太平军内，而且居然又进一步升官，被封为王（称为“比王”）。这个内奸终于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在浙江杭州被围攻时投降了敌人。钱桂仁在常熟为李秀成建立的石坊的牌刻说：“盖闻参旗井钺，神霄扬奋武之威，剡矢弦弧，羲易大行师之义”，“忠王荣千岁仰副天心，上承圣算，三方围合，百道梯攻……行见海色河声，齐入元音之奏；琴风镜月，同沾化雨之滋”等等②。这种封建文人的歌功颂德的滥调，只是代表地主阶级的虚伪的捧场。前面说过，太平军在苏、杭间，克服一地后，也按照其传统，设立各级乡官，但在象熊万荃、钱桂仁这样的人管理地方民政的情形下，乡官必然会由地主绅士和他们的爪牙充任。熊万荃在苏州：“令城中每门召集耆老至其馆中，举为乡官”①。在钱桂仁的常熟是：“军帅请当地有声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②。这时，乡官的主要任务就是筹饷。太平军的传统办法本来有所谓“进贡”，也就是勒令地主富绅交出他们的财产。但现在担任乡官的人利用“进贡”的名义把负担分加到所有的居户身上。关于浙江慈溪和奉化（均在咸丰十一年十月为太平军占领）的记载可以作为代表：在慈溪“勒限各乡，按都图进贡”。进贡的多少“以村落大小，户口贫富为等差”。完成进贡的责任就落在新设的军帅、师帅、旅帅各级乡官的身上。“土豪猾党”都当上了乡官。他们“各假庵寺为公馆，擅理词讼，桁杨鞭朴，严若长官。乡曲无赖，尤复争献妇女，为进身之地。附从益众，而勒索益酷。”③在奉化，军帅、师帅、旅帅也都“胁令绅富充当”，“且令各村进贡。编立门牌，一牌出番洋三元五角（原注：时番洋每元计钱一千八百文）”④。当时，很多地方实行“编立门牌按牌出款”的办法，贫户也不能免于这种负担。一些地方，太平军不但允许地主收租，而且支持地主们设局催租，甚至在佃户起来抗租时不去支持佃户反而保护地主的收租的权利。咸丰十一年（1861年）管理浙江桐乡的钟良相（他的官衔是“符天福”）出了一个告示，其中列出的规条中有这样的几条：“清朝官宦依旧报名录用，其不愿仕者，给廪禄听归林下”。“被难之后，倘有房屋货物田产，准归原主识认收管，侵占者立究”，“住租房、种租田者，虽其产主他徙，总有归来之日。该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①。这个太平军地方官甚至对于逃亡地②《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87.①《苏台麋鹿记》卷上。《太平天国资料》第五册，页275.②《海虞贼乱记》。同上书，页37O.③见《慈溪县志》卷五五，页27.转引自郭廷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1947 年版。页830.④《剡源乡志》。转引自《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828.①沈梓：《避寇日记》，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四册，页74.主的产业和他们的封建剥削权利也要加以保护！苏州的熊万荃宣布，仍照向例，佃户向地主交租，地主向政府交纳地丁、漕粮；还规定，地主如果逃亡，由佃户代完地粮，等地主回来后，“照租额算找”。长洲（苏州的一部分）的官员黄某在同治元年（1862年）的布告重申熊万荃的规定，并说，有的地主收不到地租，是由于“佃户畏强欺弱，亦由乡官弹压不周”。布告中声称：“如有顽佃抗还吞租，许即送局比追。倘有豪强业户，势压苦收，不顾穷佃力殚，亦许该佃户据实指名，禀报来辕，以凭提究，当以玩视民瘼治罪。”②这还算是既警告抗租的佃户，又警告压迫农民过甚的豪强地主。对于商业，完全采取了自由政策。虽然在战争的条件下，江南那些本来很繁荣的城市，人口减少，市面萧条，但是许多集镇上的商业更兴旺了。值得注意是有些材料说明太平军官员和商人合作经营商业，甚至进行高利贷剥削。例如，嘉兴城南的濮镇有一个商人和太平军合营丝绸庄，由太平军出资本，而由这商人经理。也是在嘉兴南的王店有个乡官同太平军合开当铺③。材料中虽然没有说清楚，但看来出资同商人合作的是太平军的当地的首领。这种情况也足以表明，农民革命军队已难以保持它原来的朴实单纯的状态。（五）打着别的旗号的造反太平天国的影响激动了全国各地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人民。在太平军没有到达或只是路过的许多地区，发生了打着太平天国以外的旗号的群众造反，它们有的同太平天国有联系，有的没有什么联系。分地区看，比较重要的有以下这些。一、上海的小刀会在太平军占领南京后半年，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上海的小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坚持了十七个月。清朝官军得到外国干涉者的协助而攻下了上海县城，使这次起义失败。这是前面（第六章第二节）已经说过的了。上海的小刀会是天地会系统的组织，它的成员主要是城市贫民，包括手工业工人、水手、无业游民、裁遣的兵勇等等。他们中以广东人和福建人居多。他们和当地的农村联系较少，始终采取死守城市的办法。太平天国没有给他们以积极援助，固然因为太平军这时还没有由天京东进的打算，也因为小刀会的旗帜和口号是和太平天国不同的。小刀会群众中，旧式的行帮观念很重，有福建帮和广东帮的对立，这使他们内部不能很好地团结，也是他们失败的一个原因。二、广西、广东、湖南的天地会太平军离开广西后的最初几年，咸丰元年到五年（1851—1855年）间，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仍然在省内各地分股活动，他们活跃于广西南部从贵县到梧州的浔江两岸，南宁、永淳、横县一带的邕江两岸，以至丽江沿岸的扶南、崇善等地。在广西东北部有以朱洪英、胡有禄为首的天地会起义军，②《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145—146.③均见沈梓的《避寇日记》。咸丰四年一度占领恭城和灌阳，建立国号称“昇平天国”，用“太平天德”年号。这些天地会力量都没有能形成很大的声势。咸丰五年（1855年）有一股较强的天地会力量从广东进入广西。在广东省，天地会的秘密组织向来在下层社会中很流行，但一般地还不戕杀官员，劫夺城市。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第二年，咸丰四年（1854年）他们公开造起反来了。这年五、六月间省城四围的东莞、花县、三水、佛山等地都为天地会起义群众所攻占或围困。从六月下旬起，各股起义力量互相配合进攻省城。省城广州被围攻半年多。在此期间，全省几乎所有的州府都有会党起义，他们占领了许多城镇，切断了省城和各地的交通。前面（第六章第二节）说过，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依靠洋人力量的支援，才守住了广州城的。叶名琛在咸丰五年渐次遂退了围攻广州的起义军，并且发动了各地的地主武装，从天地会手里收复了许多城镇。这个面对外国侵略者不鸣一枪的两广总督，在同天地会起义军作战中先后杀戮了近十万人民。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军一部分往北进入湖南，一部分往西进入广西。到广西的是在广州附近的佛山镇开始发动起义的陈开、李文茂所率领的一股力量。陈开是船夫出身，李文茂原是走江湖唱戏的人。他们同本来活动于广西浔江上的三合会头领梁培友合作，率领部队，突破清军在梧州的堵击，溯江而上，咸丰五年八月占领浔州。他们建“大成国”，年号“洪德”，把浔州府城（桂平）改名秀京，作为他们的京城，起义的头领们都称为王。咸丰五年到十年（1855—1860 年）间，他们以浔州为中心，分兵占领了几十个府、州、县城，势力达到广西省的大部分地区。许多本来在广西省内活动的天地会头领，或者同大成国发生联系，或者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例如在省内西南部的太平府（府治在今崇左县，辖左江流域各地）有以壮族人吴凌云为首的起义部队，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 年）初占领府城，建国号叫“延陵”，自称延陵王。广西官方的绿营兵毫无作战力量，有一部分湘军在咸丰七年（1857年）由蒋益澧统率进入广西。陈开、李文茂、梁培友等虽然建立了大成国，但仍不能摆脱天地会的各立山堂，互不统属的积习，他们抵挡不了战斗力较强的湘军。李文茂、梁培友相继战死。从太平天国分裂出来的石达开于咸丰九年（1859年）七月从湖南退到了广西，他和大成国的力量不能建立很好的合作关系，有时还互相冲突。为了追逐石达开，湘军的刘长佑部也到了广西。广西的官军力量更增强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蒋益澧的湘军攻占污州，陈开退出秀京，被俘遇害。同治二年（1863年）延陵王吴凌云也战败被杀。大成国余留下来的范亚音、黄鼎凤、姚新昌等人，吴凌云的儿子吴亚忠，以及其他天地会力量虽然还继续在广西省内活动，但已不能发展为较大的力量。在咸丰五年（1855年）五月间，从广东的韶州、乐昌、乳源等地分股进入湖南省的天地会起义部队很多，他们占领了湖南南部的宜章、郴州、桂阳。其中较强的是在东莞发动起义的何禄。同时，广西的号称昇平天国的朱洪英、胡有禄也进入湖南，占领东安。湖南南部各地的天地会头头们纷纷起兵响应。这些在湖南南部的天地会力量往北进攻，大多遭到湘军的阻击而败退。只有来自广东的一部分天地会力量进入江西和太平军会合。三、福建的双刀会、红钱会福建南部名为双刀会、红钱会的秘密结社也属于天地会系统。咸丰三年（1853 年）四月间以同安县的黄得美为首的双刀会发动起义，占领了厦门，同时发动的有以永春县林俊为首的红钱会。双刀会的起义很快失败了，厦门被官兵夺回，双刀会余众退到海上，坚持斗争到咸丰八年（1858年）。红钱会的起义队伍在闽中山区仙游、永春、德化、安溪一带与官军和地方上的地主武装作战数年，但不能打开局面。咸丰八年，他们北上想和路经闽北的石达开队伍取得联系，中途为地主阶级的团练击败，红钱会的领袖林俊战死了。四、淮河以北的捻军和山东的白莲教系统的起义军在淮河以北，活动于河南、安徽、山东地区的捻军，在本章第二节里已经提到，他们是和太平军有合作关系的。以后还有机会提到他们。在山东民间秘密结社中，白莲教有长期的传统。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他们也零星地在各地活动，但大举起义则比较晚。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间鲁西北的临清、丘县、冠县一带的白莲教发动起义，迅速占领了十几座县城，但他们内部没有统一的组织，两个主要领袖张善继和杨泰都自称皇帝。清朝立即以优势的兵力把这次起义镇压了下去，两个皇帝都失败被杀。起义军的余部仍然分散活动。和白莲教起义军有联系的宋景诗率领的黑旗军是一支比较强的力量，在作战失利时曾接受清朝官方的招抚，但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又举起造反的旗帜，成为官方在鲁西的大敌。后来，宋景诗会合到了捻军里面。五、贵州、云南、四川各民族的群众起义咸丰五年（1855年），贵州苗民群众发动起义。苗民大多居住在贵州的古州（榕江）、台拱（台江）一带（现在在这地区设立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汉族的豪绅地主不断侵夺他们的土地，清朝官员又通过土司头子向苗民进行勒索，这些土司头子借官府的势力压在苗民的头上。苗民群众不但被迫把他们的微薄的劳动产品供应官员和土司的需求，而且还得随时自己携带粮食来为他们服役当差。在造反的苗民中，最著名的领袖是张秀眉，他们靠简陋的武器，进行群众性的争生存的斗争，虽然遭到官兵的清剿，但势力发展得很快。贵州东南部的丹江（今雷山）等地和东北部的思南等地的汉族贫苦群众，以“教军”和“号军”的名义发动起义，和苗民起义相配合。石达开的部队在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年、1861年）曾到贵州，对贵州的群众起义起了促进的作用。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边覆灭后，还有一些他的余部退到贵州和当地起义群众结合在一起。贵州的邻省云南，在同一时期发生了彝、回等少数民族的起义。云南省向来有许多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生活。同治初一个云南巡抚说：“综计通省人数，汉居十之三四，回仅十之一二，而夷则居十之五六。”①这里所谓“夷”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污蔑称呼，泛指彝、哈尼、傣、白、纳西、景①云南巡抚奏。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此书以后简称《回民起义资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 年版，页379.颇等族。在云南省西南部，澜沧江以东的哀牢山地区，当时居民大多数是彝族。咸丰六年（1856年）这里爆发了以彝族的贫农英雄李文学为首的起义。在起义前两年，太平军战士王泰阶（四川汉族农民）和李学东（四川彝族奴隶）来到这地区发动群众起来“应援天国”，他们同李文学和哈尼族的田四浪等一起领导了这个地区的起义斗争。起义军最初只有五千人，逐渐扩展到哀牢山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起义的领导权看来是一直掌握在贫农的手里。他们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发，提出和实行了团结各族贫苦群众同地主阶级作斗争的方针。李文学当过二十年长工，他的起义檄文中说：“……驱逐满贼（清朝统治者——引者），除汉庄主（汉族地主），望我彝汉庶民（各族贫苦人民）共襄义举”；他还说：“汉与彝为敌者，豪强也，贫无与也。”起义军执行了“庶民原耕庄主之田，悉归庶民所有，免租薄赋，按岁所获，课赋二成，荒不纳”的政策①。这个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简单易行的反封建纲领，鼓舞和团结了彝汉各族的贫苦人民。云南省的回族同汉族杂居。早在道光年间，已常发生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械斗、仇杀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是由于回族中的上层分子利用宗教信仰煽动狭隘民族心理而造成，更多的则是由汉族中的恶霸劣绅挑动起来的。地方官员在处理这些事件时，一般都是偏袒汉人，甚至还同地主恶霸勾结在一起故意制造回、汉冲突，以便混水摸鱼，为自己谋利。在回民中积累起来的愤懑不平，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就爆发成了规模相当大的起义。当时云南各地武装起来的互不统属的回民队伍有许多股，其领导者们的成分和动机是很杂乱的。昆明以南的临安（即现在的建水）一带的回民的主要领袖是马如龙，地主阶级出身，考中过武秀才。他在咸丰七年（1857年）联合其他回民部队围攻并几乎攻占了省城。到了咸丰十一年（1861年）马如龙投降了署理云贵总督徐之铭，带兵进入省城，反过来成了清朝官方镇压起义的回汉各族群众的得力工具，被任为云南提督。和他一起投降的一个回族的掌教马复初还一度署理云贵总督。昆明以西的回民起义各部队在咸丰六年（1856年）攻占了大理，他们推戴杜文秀做领袖，号称“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出身于世代经商的家庭，本人读过书，是个“庠生”，但因家道中落，曾当过小商贩。杜文秀承认太平天国的领导，他“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①，反对狭隘的民族观点，在他领导的起义部队中注意吸收汉族和其他各族群众参加。贵州的苗民起义，云南的哀牢山起义和杜文秀起义，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都还继续坚持了若干年，所以关于它们的结局，留到以后去说。咸丰九年（1859年），在云南东北部昭通府的牛皮寨有蓝大顺、李永和等人拜会结盟，这年八月间他们以一百多人的小队伍进入四川省境，先后攻陷川南一些城镇，力量迅速壮大起来。第二年，进兵岷江以西，前锋达到新津、灌县，使省城成都大为恐慌。清朝政府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率领一部分湘军入川。当湘军入川时，以蓝大顺、李永和、卯得兴等人为首的起义军已经不仅在川西，而且纵横在川北、川中广大地区了。湘军的前锋在重庆西北的合川遭到惨败。但是这支起义军进行的是低级的流寇战争，他们最盛时虽然①夏正寅：《哀牢夷雄列传》。《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二期，页24—28.①《大理县志稿》。见《回民起义资料》第一册，页29.拥有三十万人，但是分兵四出，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政治目标。他们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在川北的绵州（今绵阳）被骆秉章的湘军击败，同治元年（1862年）又在川西的丹棱、青神一带被围困，全军溃散。这支历时三年的起义军主力就此失败。李永和、卯得兴被俘牺牲。他们曾企图和同治元年初由湖北进入四川长江以南的石达开合作，但石达开始终没有能到达江北。这种合作没有实现。他们的一些残部在蓝大顺等人率领下突围北走，在川北、川东与鄂西活动，后来加入到了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的进军陕西的队伍里。以上所说的情形表明，在太平天国影响下，的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但是，把这些在天地会、白莲教等等旧式组织中分散地发动起来的力量和一些少数民族中的群众斗争力量领导和团结起来，则是太平天国没有能做到的。（六）宗教的迷雾和现实的斗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外国侵略者深入京畿，但是清朝当局丝毫也没有因此而放松长江流域的反农民革命的军事，一点也没有减少这方面的兵力。在咸丰十年（1860年）侵略军已经到了京城边，皇帝已经逃出京城的时候，八月十一日（9月25日）皇帝下了命令，要远调兵力，来守卫京城。其中要曾国藩“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由曾国藩手下的大将鲍超率领，“兼程前进，克日赴京”①，曾国藩这时正在组织对安庆的包围，他于八月二十六日接到这个命令后，并不立即出兵，在他的答复中用极其狡猾的说法表达了他的政治态度。曾国藩报告说，鲍超的部队现驻皖南徽州附近，距京五千余里，要三个月才能赶到，“而逆夷（指英法侵略军——引者）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际，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所以鲍超在十一月赶到，已没有用处了。他又说，如果在京城附近还能同“逆夷”“相持数月之久”，那么，只靠鲍超这一级的将领去也不顶事。因此，他表示希望皇帝把他和胡林翼（湘军中仅次于他的一个大头头，时任湖北巡抚）两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不过他还说，如果派他或胡林翼北上，那么，在皖南、皖北的进兵就只能停下来，退守江西、湖北了②。很明显，在曾国藩心目中，头等大事还是打太平军，如果一定要为救京城而同外国侵略者打仗，就只能放弃打太平军，这是他所不甘心的。到了九月二十一日（11月3日），皇帝看到曾国藩的这篇复奏的时候，北京条约已经签字。皇帝命令说，曾国藩、胡林翼、鲍超都“毋庸来京”①，——这时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外国侵略者的问题已经解决。更是要集中一切力量去镇压农民革命了。不但如此，而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还发生了英、法侵略者正在北方进攻清朝京城的同时，南方的清朝官方向英、法求援，并且共同进行对太平①《咸丰夷务》卷六十三，页11.②《咸丰夷务》卷六十七，页46—47.①《咸丰夷务》卷七十七，页47.军作战这样的奇怪现象。这个奇怪现象发生于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在击破江南大营后，东下常州、苏州，进逼上海的时候。当时苏南的经济政治中心是苏州。苏州的地主绅士与买办商人关系较多，他们眼看清朝官兵无力抵抗势如破竹的太平军，就向地方当局提出了借助洋兵的主张。江苏巡抚徐有壬（此人在苏州被太平军占领时死了）立即派江苏布政司薛焕、苏松太道吴煦、苏州府知府吴云到上海向英国、法国的领事求救，希望他们出兵到苏州援助。不过在这些人刚到上海时，苏州已被太平军攻下来了。这时上海租界成了那一带逃亡的地主、绅士、资产者的通逃薮。他们和清朝的地方官一起纷纷通过各种关系向外国人无耻地乞求出兵帮助镇压造反的农民。两江总督何桂清也逃到了上海，他直接同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公使商谈这个问题。就在这时，何桂清并向朝廷提议赶快同英法议和，接受他们提出的一切要求，以换取他们“代为剿贼”②。虽然前文已经提到（第六章第六节）何桂清因这个主张而遭到皇帝的谴责，为此而被罢官，但是上海的官员和绅商买办仍然继续同英、法商谈合作。这时有个开设泰记银号的买办资产者叫做杨坊的人，他是四明公所（以买办资产者为主的一个组织）的董事，曾花钱捐得候补道的官衔，此人成了中国官方与外国人之间的重要的联系人。英国人、法国人这时正在把主要兵力集中到北方的大沽、天津方面去。无论从政治和军事上说，他们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在上海方面公开对清朝当局承担较大的责任。但他们表示，因为上海租界是外国商人的利益所在，他们是要用兵力来保卫的。租界在上海城外。中国地方官又通过杨坊去请英、法，一并保卫县城，其所需经费可由杨坊负责。英国公使布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会商了联合“防卫”上海的军事布置，决定共同用一千二百人的兵力帮助清军守卫上海县城，而在租界上，则由他们各自负责防卫。清朝在上海的官员们和绅商买办们不但承认外国有权用他们的武力保卫所谓租界，而且还把整个上海都放到了外国人的武力保卫之下。但英、法公使这时仍称他们在上海对中国的内战采取的是“中立”态度。布鲁斯报告英国外交大臣说：“在我看来，我们并不对（中国的）这次内战进行干预，也不对交战双方的权利表示任何态度，就可以保护上海免遭（太平军的）进攻，并协助当局维持上海城内的安定。我们这样做的根据是：上海是通商口岸，上海城的利益又与外国租界的利益密切相关，对上海城的攻击不可能不对租界造成极大的威胁。”①——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腐朽反动的政治势力而反对革命，总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把公然的直接的武装干涉称为“中立”，则纵然按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也显然是说不通的。仅仅保卫上海还不能使绅商官员们放心。这时有个叫做华尔的美国流氓经过一个美国商人的介绍结识了杨坊，一说，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中间人是个学了点英文而在上海经商的秀才丁吉昌，但杨坊始终是个主要起作用的人物。华尔自称能组织成一支洋人的军队，由他招募、训练和指挥，由中国方②《咸丰夷务》卷五十二，页7.①布鲁斯在1860 年5 月30 日（咸丰十年四月初十日）的报告，见A. Wilson.The Ever-victorious Army（1868年版），页61.面供给军费，除了给官兵以很高的饷银外，还预先讲定每攻下一城，要给一笔巨额的赏金。杨坊和他的后台苏松太道吴煦都很赏识这个计划。果然华尔很快就募得了二百多想在中国发横财的外国水手、流氓、逃兵。这一支华尔的队伍可以说是封建官僚和买办资产者的雇佣军，由杨坊出面作这支雇佣军的老板。这支被称为洋枪队的雇佣军由它的老板派出去，企图阻击正在进攻松江府的太平军，遭到大败，退回上海。但老板仍然信任华尔，让他重新招募人员，增添武器。李秀成的部下在咸丰十年五月中旬占领松江，其前锋逼近上海城郊。月底，华尔的洋枪队奉令出发，在清朝的一些部队的配合下，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了松江城。华尔的部下不但得到预定的奖金，而且在松江城大肆劫掠，这就使得华尔能够很快地招收到更多的想发财的洋人参加。他立即执行老板交下的第二个任务：进攻青浦。拿下了松江、青浦两点，就有可能拦截住太平军从嘉兴方面和苏州方面向上海的进攻。但是在青浦，华尔失利了。六月中旬，李秀成从苏州亲率军队援助守青浦的太平军，狠狠地打击了华尔的洋枪队和与它配合的清军。洋枪队死伤三分之一，败退到松江。不久，太平军把松江也夺了回来。华尔在青浦之战中受伤，离开上海到法国医治去了。但华尔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以后我们还要谈到他。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在占领了松江、青浦后，上海已经差不多在他掌握中了。他率军很快地进抵上海城附近，在城西南九里的地方大败清军。当他到了县城边时，他完全没有料到守城的并不是清军，而是英、法军队。城内的守军和黄浦江上的外国兵舰配合着向太平军猛烈轰击。从七月初二到初四这三天的战斗中，太平军伤亡惨重，仍没有能进城。初五（8月21日），李秀成率全军撤退。英、法在上海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的这一天，恰好是它们在北方从清朝手里攻占了大沽炮台的同一天。为什么李秀成从上海这样快地撤退？从军事上看，当时有一股清军猛攻嘉兴，太平军在嘉兴的守军告急。嘉兴如果失掉，李秀成向上海的进军将在后路受到威胁。但这股清军是江南大营的残部，力量并不很大，李秀成从上海回师，很快就把它粉碎了。这并不能成为必须放弃进攻上海的原因。事实上，李秀成对于英、法军防守的上海并没有用全力去进攻。英、法军所靠的不过是枪炮厉害，而兵力微不足道。以李秀成当时所拥有的实力，如果坚决进攻，是可能打下上海来的。他不这样做，其主要原因在于太平天国方面对外国侵略者一直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李秀成这次进兵上海前二年，即咸丰八年（1858年）冬天，已经订立了天津条约之后，英国侵略军头子额尔金曾带领一支舰队，驶入长江，直到汉口，据称他的目的是要视察沿江商埠，以决定那些地方最适宜于开放给外国通商。当他沿江上驶，经过太平天国占领的地区时，并未登陆，却野蛮地向太平军在天京的炮台进行了轰击。天王洪秀全发出一个诏书，派人在芜湖递交额尔金。这个诏书的形式很别致（但这是洪秀全的诏书常用的文体），全篇是七字一句的韵文，其中几乎都是讲他的宗教观念，说明他是以上帝为父，以耶稣为兄，因此他才能“扫灭邪神”，建立“天国”。诏书中以“西洋番弟”称呼对方，全篇结语是：“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朕虑弟们不知得，故降诏旨情相孚。西洋番弟朝上帝，人间恩和在斯乎”①。这个文件显然表明，洪秀全仍然认为洋人和自己信奉同一个“上帝”，因而是能够兄弟相处的。他陷在宗教的迷雾中，对于现实的国际关系完全无知。咸丰九年（1859年）到达天京的洪仁玕虽然在香港住过多年，但所接触的主要是外国传教士。他的执政无助于提高太平军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的了解。李秀成在这次进军上海前，洪仁玕曾送信给上海的英、法、美领事，并自己到苏州，把在上海的几个英国传教士邀到苏州和他会晤。他想运用自己的影响来使外国人在上海不干预太平军的进兵。但是他想错了。应邀到苏州的英国传教士杨笃新叙述他见到干王的情形说：“干王的情绪甚为激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激动的原因是由于已经听说他送往上海各国领事馆的一些信件，并未被领事们拆阅，而英、法军队又在防守上海县城。他说，前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后者是直接违反了外国人在双方交战团体之间所采取的中立原则”②。但是洪仁玕和李秀成仍不相信外国人真会用武力防卫包括县城在内的整个上海。李秀成兵临上海郊区时，又发出公函给各国公使，通知说，他已严令兵将不得扰害外人，要求外国人悬挂黄色的旗子作标志，并表示他到上海后，将与各国公使进行商谈。李秀成并没有在上海打一个大仗的准备，他率领到上海城边的部队只有三千人。这一地区的清朝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他以为外国人不会真的动武，而上海城内又有事先约定内应的一些广东人（大概是小刀会的余党），所以他本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进入上海。不料约定的内应都遭到了英、法军队的镇压。他所要对付的敌人又不是华尔那样的雇佣军，而是英、法的正规军队。从上海城边的三天的战斗来看，李秀成并没有下定决心和这样的敌人进行战争。李秀成撤兵时又给英、美、葡领事发出一信，信中说：“若我有志来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惟我仍念同教兄弟之情，恐争端一起，反被官兵冷笑。……汝中有人思及此情而悔汝前愆，仍与我等和好为美乎？”李秀成的这封信不写给法国人，而且信中大骂法国人，据他说，法国人曾要他到上海，他信以为实，不料法国人“已被官兵诱惑背誓……如此不公不义，无以复加矣。”①所谓法国人曾要他到上海，事实真象究竟如何，已无法弄清楚。一个同时期的英国作家认为这可能是法国天主教会的一个阴谋。他说：“天主教在中国的教士们是一个很强大的团体，在全国有一套地下交通系统，谁都知道，他们对太平天国极端仇恨。看来很可能就是他们派遣一些人员去欺骗忠王说，占领上海是很容易和安全的，从而引诱忠王自投罗网”②。西方资产阶级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本来是为了麻痹中国人民。太平天国把它改头换面地利用了一番，虽然对发动农民革命起了某些积极作用，但归根结蒂，基督教和其他任何宗教迷信一样，对人民的觉醒是严重的妨害。太平天国面临从来的农民战争所没有遇到过的国际关系，所谓上帝的信仰终于①原件全文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的《太平天国史料》，开朗书店1950 年版，页93—98.②吟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 年版，页223.①《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 年版，页3.②A.Wilson：The Ever-victorious Army，页66.使他们在现实斗争中迷惑和走入歧途。在太平军这一次从上海撤退以后两个月，各国侵略者同清朝签订了北京条约。从此自称维护耶稣基督之教的人也同自称维护孔孟之道的人一样公开宣布自己是太平天国的死敌。现实的斗争迫使革命的农民不能不拨开宗教的迷雾而同联合起来的一切内外敌人进行艰苦的斗争。第八章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大联合和太平天国的失败（一）强盗成了朋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皇帝的行宫圆明园被烧掉了，北京城的大门被用武力撞开了，屈辱的条约订立了。令人惊奇的是，在清朝的当权派中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这些侵略者其实倒是有礼貌的、很守信义的、可以做朋友的人！封建当权派中的这种看法并不是新产生的。这种看法不过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耆英等人提出的对“外夷”的观点（见第四章第四节）的进一步发展。这时，代表这种看法的，是同外国侵略者谈判订立北京条约的恭亲王奕诉。咸丰皇帝的这个弟弟，由于进行这场谈判而成了办“洋务”的专家，不久后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①就以他为首。他在进行谈判过程中向皇帝的报告反映了他对洋人发生的好感。例如他描写一次同额尔金的会见说：“一切礼貌，与前更驯”①。由于从热河行宫来的上谕总是担心和约虽定，还会反复，奕再三说明他的看法：“（这些外夷）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且该夷前曾有言，并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臣等屡揣该夷词意，谅不至心存叵测。”②“该夷见臣示以坦白，渐觉驯顺，以后接见数次，迥非先时桀骜情形，该夷现既撤兵，似不致再虑反复。”③有些事实使以奕为代表的一部分当权者感到，洋人简直是出乎意外地好。第一个事实是并没有占领北京城。“该二国带兵二万余，分踞京城，……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④。第二个事实是也不占领天津。”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⑤。不久后又有第三个事实，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英、法同时表示把军事占领了三年多的广州城交还，恭亲王奕关于此事报告说：”（英、法）均称深知中国诚信相待，毫无嫌隙，彼此永敦和好，并释前日猜疑“。又说：”虽其词未必实出忠诚，而此后日以诚意感孚，或可渐为驯服“⑥。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在外国侵略的武力面前实行了投降主义，出卖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但他们却认为这些外国侵略者“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他们用委曲求全来博得外国侵略者的好感，却说洋人为他们的“诚意”所“驯服”。他们发现，原来这些外国侵略者所要求的“仅仅”是那样一些①北京条约订立后三个月（咸丰十年十二月），清朝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新的机构，其职权虽然可以说大致就是外交部，但实际上比外交部大得多。用当时的语言说，它乃是总管一切“洋务”的一个衙门。习惯上它被简称为“总理衙门”或“总署”、“译署”（以后我们常用“总理衙门”这个简称）。①《咸丰夷务》卷六十八，页1.②《咸丰夷务》卷六十九，页1—2.③同上书，页8.④同上书，页2.⑤《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8.⑥《咸丰夷务》卷七十六，页21.（在这一年九月英、法占领军实际上退出了广州城）。条件，而并不是要到中国来做皇帝，并不要抛开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取而代之。所谓“与前代之事稍异”，也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耆英所说的外人并不“潜蓄异谋”同样的意思。这些“外夷”不但不打算推翻清朝皇帝，而且还愿意以实力支持清朝政府。在北京条约刚签字八天，法国公使已经向恭亲王提出：愿意帮助清朝“攻剿发逆”①。又过了几天，恭亲王说，沙皇俄国的公使也向他表示：愿意实行军事合作，办法是“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夷（俄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②。前面说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上海已经实行了这种合作。但在那时，上海的地方官对朝廷只作了很含糊的报告③，而且提出这种主张的官员都受到了朝廷的申斥④。现在，时隔不到半年，法国和俄国公使的口头表示立刻使清朝当局觉得应该认真考虑。恭亲王很快就表示愿意接受这样的合作，他的一个奏文中说：“综计天下大局，是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蜀与吴，仇敌也，而诸葛亮秉政，仍遣使通好，约共讨魏……“⑤，他已明确主张实行诸葛亮的”联吴伐魏“政策，联合法、俄、英各国去伐那共同的敌人——太平天国。根据恭亲王的建议，皇帝在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把俄国、法国提出助剿太平军的问题交曾国藩等有关地方大员考虑提出意见。江苏巡抚薛焕最热烈地表示赞成。他以为既然俄国、法国有此请求，那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表示希望他们不但出动兵船，还“能派陆军由旱路会剿”，而且“必须厚集兵力”，为此多给他们些兵费也是合算的①。曾国藩这时已是两江总督兼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他也主张接受俄国人“效顺之忧”，不过要他们缓一点出兵，因为“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所以等到要夹击南京时，再“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对于法国人也是同样，“亦可奖而允之，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求助”。当时俄国公使还提出用美国和俄国的船只给清朝运输漕粮的建议，曾国藩对此也表示赞同，还特别说了一下他对西方各国的了解，他重提美国早在咸丰三年就曾提议以兵船助剿的事实，认为“美夷于中国时有效顺之诚”。他也主张学造炮制船。他总结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②。此外，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赞成“借资外国之兵”，他居然认为俄、法“在京陈情，亦足征同仇敌忾之诚”③。①《咸丰夷务》卷六十七，页55.②《咸丰夷务》卷六十九，页29.③关于上海的这次合作，当时江苏巡抚薛焕的报告说：“贼（指太平军）逼城下，我兵与贼接仗，该夷兵（指英、法）亦上城从旁枪击，毙贼甚多，虽该夷为保护夷商起见，而其助顺去逆之意，臣亦不敢壅于上闻。唯英法夷兵无多，贼逆麇聚甚众，臣知未可深恃”云云（见《威丰夷务》卷五十九，页7）。④除了两江总督何桂清提出这种主张受到了撤职处分外，还有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在咸丰十年四月上奏请求对英、法实行妥协，他以为这样“不但可以匀出兵力，专以灭贼（指太平军），即征夷兵为用，且必乐从”。皇帝立即批驳说：“若借资夷力，后患无穷”（见《咸丰夷务》卷五十一，页40）。⑤《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8.①《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2.②同上书，页11—12.③《咸丰夷务》卷七十二，页15.但是这一次俄、法请求出兵并没有成为事实。这不仅因为曾国藩主张稍缓时日，而且因为清朝官员中仍有一部分人不完全相信以恭亲王为代表的那种“新”认识，这些人认为，请求“外夷”出兵，不但要被他们勒索军费，而且长江有被他们把持垄断的危险，他们所占领的地方也将久据不走。例如当时负责剿捻军事的袁甲三就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①但是袁甲三又认为可以由地方当局同外国人合作，他说，如果外国人急于要进（，） 入现被太平军占领的那些口岸通商，那是“夷人自为谋利起见，听其自行攻取，中国亦不给兵费。若其由上海等处图复苏、常，可令薛焕与之酌定进兵之路，借示联络“②。所以他其实也并不真是反对借用外国兵力。那时英国人对于沙皇俄国想插足到长江上来是非常不满意的，他们也不愿意法国人承揽这个买卖。所以英国的使馆参赞威妥玛向恭亲王说：“剿贼本系中国应办事件，若借助他人，不占据地方，与彼何利？非独俄法克复城池，不肯让出，即英国得之，亦不敢谓不踞为已有。”他还举英国占领印度为证③。英国人显然有意拆法国、俄国的台，他们之间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是互相勾结又互相矛盾的。虽然恭亲王等这些洋务专家不敢请皇帝立即下决心接受俄、法的请求，但是经过这番讨论，无论如何，清朝官方已经确认他们和“外夷”是可以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斗争中成为同盟者的了。问题是采取什么方式合作，如何避免他们所担心的流弊。在参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四个国家中，沙皇俄国主要力量用于鲸吞和蚕食中国北方的边疆地区，并不能到中国南方来有所作为。后来在同治元年（1862年）俄国又一次表示要用他们的海军到中国南方沿海来给清朝政府帮忙，也因为受到英、法的阻挠而未能实现。美国国内在1861年开始发生南北战争，这时无力顾及亚洲。在拿破仑第三统治下的法国虽然首先提议出兵助剿，意图抢先取得在中国的某种优越地位，但是它在中国的力量毕竟不如英国。当时环伺中国的，北方是沙皇俄国一霸，南方是英国一霸，而英国却不急于在清朝和太平天国间表示明确的态度。所以曾国藩认为：“以大西洋诸夷论之，英国狡黠最甚”①。咸丰十一年正月（1861年2月），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奉额尔金之令率领一支舰队由上海沿长江西上，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和他同行。他们之所以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准备按照条约规定，收获英国在长江内陆所攫取的权益，并且看一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当如何对待仍在长江中下游占有相当优势的太平天国。江苏巡抚薛焕奏报英国人的这一行动说：“据苏松太道吴煦密禀，闻其路过金陵，欲见发逆（指太平天国首脑——引者），与之说明，两不相犯，使洋船往来江面无碍，并欲与该逆互通交易等情。”②对于这个情报，朝廷却不大相信，皇帝的上谕对此事说：“该夷甫与中国换约，虽不助①《咸丰夷务》卷七十，页19；又卷七十一，页34.②《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36.③据恭亲王等的奏折。见《咸丰夷务》卷七十二，页10.①《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1.②《咸丰夷务》卷七十三，页28.薛焕的奏报中还说，法国的”兵头“近派翻译员面告吴煦：”英夷不愿帮助中国（指清朝政府），居心殊为叵测，请预为防范。“这又是法国在背后拆英国的台。我剿贼，亦未必遂勾通粤逆（指太平天国——引者），再启兵端。“③上谕的这种看法被事实证明是对的。英国不但不是”勾通“太平天国，而且是要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帮助清朝政府对付太平天国。何伯和巴夏礼这次在长江上往返约两个月，既到了清朝官兵驻守的汉口等地，又到了太平天国的京城。清朝地方官员向他们奴颜婢膝地表示欢迎。湖广总督官文报告何伯等到武汉的情形说：“奴才（官文向皇帝的自称）以礼款待，各皆欣悦”，由于何伯又从武汉溯流上行，“奴才当飞饬岳州、荆州、宜昌文武各官沿途照料。如英兵上岸，示谕居民，两国和好，毋须惊疑……”这就是无保留地把长江向英国军队开放，当然结果是像官文说的“英官欣喜相从”①了。而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尽管还没有摆脱宗教的迷雾，一点也不懂得北方发生的战争的意义，不懂得从这次战争中产生的条约已经把这些信奉基督的国家和清朝政府勾结在一起了，他们还是相信英国人口头上说的“中立”的谎言，但是一谈到具体问题，英国人就觉得太平天国并不能听任他们摆布。英国人向太平天国表示，他们在中国的武力只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通商口岸的利益，决不参加中国国内战争的任何一方，他们要求太平军保证不开到距离上海三十英里——即一百华里半径内的地区。巴夏礼负责在天京同太平大国进行谈判。谈判开始时，太平天国方面的年轻的没有经验的蒙时雍（赞王蒙得恩的儿子，号为赞嗣君）表示可以接受这个要求。但天王洪秀全得到报告后立即反对。他允许不伤害不帮助清朝的外国人，但是不能接受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地区的约束。经过五天的谈判后，洪秀全作了一点让步，即接受英方的要求，但只限于本年内。用赞嗣君蒙时雍的名义于二月二十三日（4月2日）发表一个对有关将领的命令，要他们在本年内不进入上海百里路程以内，命令中说：“我军于本年内并不作攻击上海吴淞的计划。”②巴夏礼虽然施展了恐吓和欺骗（在这方面，他在和清朝官员谈判中久已是老手），但只能得到这样的结果。赞嗣君的命令恰好表明太平军将在明年进攻上海，只要他们有此需要。何伯这次航行长江时还派了一个军官威司利留在天京观察了一个星期。他从观察中得出结论说：“英国当向太平军通告云：吾人再不能袖手旁观，……且吾人今已与清廷结成友善的盟约，故决助其扫荡乱事。吾极深信一经如此通告，……直向南京施以一击，则乱党全局将可于一个月内崩溃。为施行此一击，吾人现已有充分的武力在中国。“①这个低级军官提出的主张成了以后几个月英国在华公使与军事头子所讨论的问题，并且一直提交到伦敦的英国政府。英国政府及其在华官员们决定不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他们看出，向清朝政府作战和向太平天国作战是不同的事情，对前者只投入少数兵力，短期内即可收效，而对后者则是直接与讹诈不了的人民群众的革命力量对立。他们不同意那个低级军官的粗率的乐观看法，不愿意自行投入一场难以预见其后果的战争，而仍然要保持”中立“的外貌。英公使布鲁斯在咸丰十一年五月九日（1861年6月16日）致何伯信中说：”英国政府目前不应积极援助③同上书，页31.①《咸丰夷务》卷七十五，页6.②命令原文已佚，据呤唎著《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译本，页260.①威司利：《太平天国天京观察记》。见简又文著《太平天国杂记》，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页127.清朝政府，一方面因为我们已向叛军保证遵守中立，另一方面则因为这种干涉将导致严重的无限的后果“。”我们对于两方（清朝与太平天国——引者）表示不偏不袒的旁观的沉着态度愈久，他们就愈要付出高价来争取我们的友谊。“②但是能出高价的已经肯定是清朝政府，英国人这时的问题其实不过是要找出一种在保持”中立“的外貌下帮助清朝政府把革命镇压下去的方法，以免把自己投入战争风险。英国的这种态度，清朝官方是看清楚了的，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等大臣于咸丰十一年五月的奏报中说：“臣等探闻英国本有与粤逆两不相犯之约。法国虽欲剿贼以夸其勇而为英国所制，亦不敢自主。迨本年三月间，巴夏礼自长江来京，历言贼情断无成事之理“，并说，巴夏礼只表示担心清朝官兵饷项不足，武器不行。恭亲王说：”自臣等笼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就而暱我“①。到了六月间恭亲王的一个奏折中又单独说到英国：”现在贼势虽属蔓延，唯威妥玛、巴夏礼等历言其不能成事，故肯暱而就我，果能认真剿办，则各国就抚之心，亦可愈久愈笃“②。什么叫”暱而就我“？就是和我亲近，向我靠拢的意思，这显然不仅是普通的朋友了。这时，封建统治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共同镇压革命的农民的形势的确已经成熟，只是要找到双方感到适合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很快也就找到了。（二）上海周围的战争和所谓“常胜军”的出现现代资本帝国主义比历史上一切侵略者更善于使侵略行动具有“合法”的形式。它总是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预先制造出某种条约、协定、规章等等，再加上随时按照需要对既定的条约、协定、规章等进行解释和加以引申，这样，它的任何行动就总是“合法”、“合理”的了。当时，英国和法国反对太平天国进攻通商口岸的城市，并且准备在通商口岸用武力对付太平天国，是以它们同清朝政府订立的条约为根据的。但是，清朝政府被迫订立的条约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它们有这种权利。它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已经规定开放这些城市为通商口岸，这些城市的“安全”就同它们的利益有关，它们就有权为“保障这些城市的安全”而使用武力。而且既然它们有权保卫这些城市，也就应当有权保卫在这些城市周围三十英里（即一百华里）以内的地区。对于外国人这样荒谬地从条约中引申出它本来没有的含义，清朝官方不但不提异议，而且非常满意。连担心洋人因“助剿”而盘踞内地的人也很满意了：洋人的势力进入通商口岸反正已经是只能承认的事实，洋人把军事行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似乎正足以证明他们是“守法”的人！如前所说，太平天国虽然在咸丰十一年二月的谈判中作了点妥协，但丝毫没有表明他们承认外国人所说的那种“合法”的权利。到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61年12月27日）英国方面居然又②据《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11、313.①《咸丰夷务》卷七十九，页17.②《咸丰夷务》卷八十，页25.向太平天国提出了措辞蛮横的照会①。这个照会中提出了四条很无理的要求，其中不但说，太平军不能开到上海周围一百里内，而且要求太平军不开到九江和汉口的一百里内，还宣称，镇江的金山是镇江英领事的住宅所在地，不可加以侵扰。几天后，十二月二日（1862 年1 月 1 日，太平天国历是十一月二十二日）太平天国发出复照，义正同严地驳斥英国提出的全部要求。这里只摘录与上举问题有关的几点。关于不进兵上海吴淞百里内的要求：“今春我国虽然签订此项协定，但……我军肩负重任，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放弃寸土于不顾。……本年将尽，协定满期后，我国不能仅以贵国商务为念而不攻取该地。今当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率天兵数百万之众克苏州、杭州及全省之时，忽接贵国此项提议，何胜诧异！“关于不进兵九江、汉口百里内及不侵扰金山的要求：”此项提议，我等已郑重考虑。惟贵国有此提议实属谬误。……今当我国派军攻取汉口、九江、镇江、金山之际，贵国忽伪托友好，暗助满妖，派兵驻守彼等重地，籍制我军行动，宁非怪事！此项提议，我国焉能照准？俟我国军队攻克汉口、九江、镇江、金山，安抚各地之后，倘贵国愿照常贸易，再来与我国商谈，有何不可？贵国欲我军勿攻该地，目的何在？“复照最后说：”我国所欲殄除者，满妖盗匪也。我国所欲恢复者，中国也。今满妖未除，伟业未竟，我国碍难照准贵国所请。俟殄灭满妖之后，我国即予贵国提议以各种便利。“复照中固然仍表示希望对方”始终与我保持友好，坚守信用，勿存恶意“①，但是这个复照的确是对于倚仗同清朝政府订立的条约而在中国逞凶称霸的强盗的严重警告。其严重性不仅在于拒绝来照中的一切要求，而且在于根本不承认清朝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太平天国方面所说的对外友好关系并不以这些条约为基础，是很明确的。英国方面的答复充分暴露了恶霸的原形：“贵方已悉上海吴淞两地为英、法军队所占领，倘贵军再敢甘冒不韪，重来进攻，则不仅将招致以前之挫败，且将因愚蠢而获致更严重之后果。”并且说，由于太平天国不接受英方关于金山、九江、汉口的要求，那就“证明贵方所表示之友好全属空言而已，因此我国必将相应对待之”①。当时，英国和法国同太平天国之间发生争执的地方，还有浙江的宁波（这是南京条约已开放的一个港口）。自太平军在咸丰十一年三月占领乍浦以后，英国和法国方面公然再三警告太平军不要攻占宁波。到了九、十月间，太平军在浙东先后占领绍兴、余姚、奉化、慈谿等地直逼宁波时，英国、法国又加派兵舰到宁波。但太平军不理会这种警告，没有被这种威胁吓退，十一月初进兵占领了宁波。就因为太平军对宁波的进军没有能被阻止，而且这时太平军又有大举向上海方面再度进兵的表示，所以英国在十一月下旬向太平军提出了上述那样狂妄的照会。由这次照会而引起的谈判实际上是决裂了。太平军立即向上海进军。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历十一月二十八日（阴历十二月八日，即1862年1月7日）①这个照会是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通过当时停泊在南京下关的一只英国兵舰的舰长提出的，巴夏礼仍然参与此次交涉。照会原文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23.①太平天国的复文由幼赞王蒙时雍、章王林绍璋等署名。这个文件原文已佚，据《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23—326.①。英国方面要求上海的官员把这事报告朝廷，显然他们是要①《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27.发出通告说：“在上海贸易之洋商……各宜自爱，两不相扰。自谕之后，倘不遵我王化而转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②。英国、法国方面也用一个通告作出了反应：“上海县城及其周围，包括吴淞在内，现已为英法军队所占领”，太平军倘若“胆敢进犯该地，将自蹈险境”③。麕集在上海的苏、浙各地退职官僚、地主绅士首先同外国商人合作，联合成立了所谓“中外会防公所”。他们向英、法在上海的使领官员请求调兵“协助官军保守上海、克服宁波，以及江宁、苏州等地”④。英国方面要求上海的官员把这事报告朝廷，显然他们是要清朝政府正式出面邀请，这样来使他们的武装干涉中国内政更具备“合法”的形式。江苏巡抚薛焕是主张求助外国的官僚，他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和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1月和2月）连续奏报，既说这种主张是上海的“官绅商民”的共同意见，又说英国人深识大体，“亦以贼氛肆毒为恨”，还报告了太平军先头部队到达吴淞附近时，法国已经开炮轰击①。朝廷接到第一次报告后立即“伤总理衙门与英、法在京使臣妥为筹商”，接着又表示：“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并且为了避免事事经过总理衙门，转致稽迟，因此下令即著“薛焕会同前次呈请各绅士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②，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上谕又说：“英、法两国自换和约后，彼此均以诚信相孚，此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嗣后英法文武各员续有协同助剿之处，均著薛焕迅速驰奏，不得没其功勋，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③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由外国的军队直接参加战争，这就成为清朝政府和英、法等外国都认为妥善的一种合作方式。这里必须再提到美国流氓华尔，他在中外反革命大联合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前面已经说过，华尔在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受清朝官商雇用，率领一支由外国流氓、水手、逃兵组成的队伍参加作战，虽然他由此发了财，却并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他一度到法国治伤后又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回到上海。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用中国人当士兵，使用洋枪洋炮，由洋人加以训练和指挥。他的原来的老板、清朝官方和绅商买办的代表人吴煦和杨坊，很表赞成，愿意投资实行这个计划。而且不久当英国的海军司令何伯知道了华尔的这个新计划后，也表示十分欣赏并愿意给以支持①。华尔在松江按照这个新计划积极编练他的部队。在咸丰十一年底太平军向上海进兵时，华尔的部队已经有兵员一千二百人，有炮队，还配有轮船。他的炮很多是从美国买来的，英国的何伯也提供给他不少武器装备。②《李秀成谕上海、松江军民》。《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743.③《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346.④《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后简称《同治夷务》）卷三，页47.①《同治夷务》卷三，页48；卷四，页2.②《同治夷务》卷三，页49；卷四，页3.③《同治夷务》卷四，页3.①在这以前，英国方面很不喜欢华尔这个美国人的活动。1861 年5 月间英海军司令何伯甚至把他逮捕起来交给美国领事处理，理由是他引诱英国水手潜逃。但美国领事把他释放了，说他已加入中国籍，故美方无权定他的罪。美国官方对于华尔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活动至少不愿意加以干涉，而且愈到后来愈给以支持。这一次太平军对上海地区的进攻延续了五个多月（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到同治元年五月，即1862年1—6月）。它所面对的中外反革命军队包含这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英国和法国的军队，但其数量是不大的，法军只有九百人，英军也不超过三千。第二部分是清朝军队，从苏、常一带败下来的军队虽然有相当大的数量，但是几乎完全没有战斗力；李鸿章的淮军八千人于同治元年五月到达上海，是唯一有战斗力的一支清朝军队。最后第三部分就是华尔的这支军队。清朝官方无耻地把它称为“常胜军”。华尔自称已入中国籍，还接受了清朝的官衔。清朝当局连续提升他，直到戴红顶子的副将衔。名义上，这支军队是受清朝官方指挥的，但实际上，清朝官方也知道并不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军队。尽管它的兵士都是中国人，他的饷银是由清朝官方支付的，然而它还是一支洋人的军队！李鸿章对华尔军的描述是：“此军与洋人何提督（指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等谊同胶漆，但食中国口粮”，“此四千人中头目均系洋人，岂中国官所能铃制？”“该军四千五百人，以中国民勇隶外国将弁”。“英人隐然以常胜军属之外国，应当作外国人用法。”①所以这支军队具有一种很特殊的地位。它从一千二百人逐渐扩充到六千人。这次太平军进攻上海，犯了没有一开始就集中足够优势的兵力的错误，所以在同治元年正月间虽然已经迫近上海，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二、三月里，英、法军队和华尔的军队，配合上清朝军队，发动反攻，迫使太平军退却，从太平军手里夺得了上海外围的嘉定、青浦、松江各地。但是四月间，太平军又动员了精锐部队从太仓方面重新向上海进军。太平军在嘉定和南翔打败了英、法军队，夺回了这两个城市。华尔的所谓“常胜军”驻守的松江和青浦也被太平军围困。太平军攻下青浦时俘获了“常胜军”的副领队法尔思德。太平军又一次攻到上海近郊。英、法军队只能退守租界，华尔的部队也困守着松江城。由于没有能攻下松江，而防守上海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已经筑起了一系列的炮台，李鸿章的淮军又在上海近郊对太平军打了一个胜仗，这时，进攻上海的太平军统帅李秀成没有坚持打下去。五月下旬，他率部不战而退出了上海附近地区。虽然当时天王洪秀全下令要他回援天京，因为天京正受到从长江上游来的曾国藩的几路湘军的围攻，但是事实上，李秀成直到八月里才从苏州西上去参加天京周围的战争。英国、法国的军队直接参与这一次所谓保卫上海的战争证明，它们的兵力最多只能用于沿海的通商口岸。李鸿章在英、法军从嘉定退守上海租界时说：“嘉城复失，逆焰大张，西兵为贼众所慑，从此不肯出击”①，这是事实。从此以后，英、法军很少再敢出击到上海以外。附带说一下，在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1862年5月10日）英、法军队还帮助清朝夺回了已被太平军占领了的宁波，那也只是靠英、法军舰的炮轰。英国始终坚持不愿过多地用自己的军队承担作战义务。正因为这样，华尔的“常胜军”的形式不仅受到清朝官方重视，而且也为英、美、法各国十分重视。当时英国的驻华的一些文职的和武职的官员都可算是有经验的殖民主义者，他们立刻看出，为了帮助清朝政府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华尔的办法实在是一个最好的办法，这就是由外国人指挥、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办法。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致书上海英军提督斯得弗力，问他在英军压迫太平军退出上海附近后，清军能否防守；并①李鸿章：《朋僚函稿》卷一，页36；卷二，页3、5、7.①《同治夷务》卷六，页29.且建议他“协助地方当局增强华尔的军力，成立炮队，改善清军组织，其功效较英军直接参加攻战尤为巨大”②。英国不但主张加强华尔力量，而且意图推广运用这个办法。他们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这个要求，清朝当局同意在天津试办，陆续派出了四百多个兵士由英国军官在天津训练。英国方面觉得人数太少。同治元年三月间总理衙门的奏报说：“英国斯总兵（即斯得弗力——引者）以练兵必须万人，少亦五千人，方足制胜，并于来京谒见时，面呈分营练兵清单，且称练兵必须练官。”③但清朝方面既怕多费饷银，又抽不出这么多兵来，无法满足英国的要求。到了这年六月里，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发出照会向总理衙门说明所谓“同防逆贼”的问题，要求清朝政府“自行尽力筹划，妥定防守之举”，并说：“贵国官员如不能认真讲武，以御不虞，则本大臣只得遵咨本国水军，专将各口城外洋行地界分守，至于城中安置，其势悉归本城官员经理，与我军无涉”①。可见在经过上海外围战争的失败后，英国这时连所谓保卫通商口岸三十哩以内地区的口号也不愿意提了。他们宁愿采取为清朝政府练兵的办法来加强清朝官军力量。总理衙门的奏报中说：“据英国参赞威妥玛函称，伊国提督何伯，总兵斯得弗力，俱有愿在上海出力练兵之意。并据称何伯请练兵六千，每年饱需约以百万为率。又称斯得弗力请自募兵定饷，饷项多寡由中国给发”。花钱太多，是清朝政府当时最害怕的。所以总理衙门对此的意见是“唯有令上海、福建两处，仿照天津练兵之法，酌量情形，先行试办，则既不没外国献策之忱，而中国不至过耗财力，于事似属可行”②。这种办法在福州和广州都试办了一下，不过也像天津一样，当地地方当局都只能拨出极少数的兵员。法国人对实行华尔的办法也十分热心。当广州的清朝官员让英国人操练军队时，法国人抢着表示：“中国与英、法两国一律和好，练兵之事，理应分任”③。此外，法国人还完全仿照华尔的办法在浙江宁波方面成立了一支由中国士兵组成而由法国军官勒伯勒东率领的军队。根据法国人的要求，清朝当局给了勒伯勒东以署理浙江总兵的官衔④。这支军队被称为“常捷军”，它在浙东地区进行了反太平军的战争。老殖民主义者用自己的兵力去镇压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斗争，现代的所谓新殖民主义者则尽量利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部的反动势力而避免使用自己的兵力。这后一种方式，早在太平天国时期，西方列强已经发现是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最适合的方式（三）从湘军到淮军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大联合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和由它派生出来的李鸿章的淮军，日益处于显要的地位。②转引自郭廷以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885—886.③《同治夷务》卷五，页16.①《同治夷务》卷七，页5.②同上书，页3—4.③《同治夷务》卷十四，页7.④《同治夷务》卷九，页14.前面已经说过，湘军的头头们就其出身说，多数是中小地主和富农及其知识分子。他们出来积极反对农民革命，维护清朝统治的权威，这是挽救了清朝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战争过程中，湘军的声势越来越大，湘军头头们的声望越来越高，这又不能不引起清朝朝廷很大的疑虑。早在湘军初组成时，军机大臣祁嶲藻已向皇帝说：“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①曾国藩等人对于当时封建的官僚集团中已经牢不可破的腐朽习气曾进行相当尖锐的批评。例如曾国藩说：“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①对于原有的军队制度之缺乏效力，营伍中的习气败坏，更是攻击不遗余力。曾国藩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指太平军）也。”②因而他认为，为了打太平军，必须“别树一帜，改弦更张”③。当然，他并不是要改封建统治秩序之“弦”。他自称是“奉朝廷之命，兴君子之师”④，这就是说，他要在维护清朝政权的前提之下树起所谓“君子之师”的旗帜。曾国藩的湘军同原有的“绿营”除其他差别外，在体制上也大不相同：“绿营”的兵将是互不相属的，各地的绿营兵都由朝廷直接调拨，临时派将统率，而湘军从一开始就采取另一种制度，所有将官都由曾国藩自己选用，这些将官所统带的兵又都由他们自己招募、训练和指挥。全部湘军都只受曾国藩的调度和指挥，实际上成为曾国藩的私军。正因此，清朝朝廷对曾国藩的军队总是不大放心。直到咸丰十年（1860年）前，只有湘军的第二个大头头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⑤。而曾国藩自己长期只能以侍郎的空衔领兵，没有得到任何地方实权。各省长官（总督、巡抚）常常在兵饷和后勤方面给曾国藩的湘军为难。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因父丧回籍时，向皇帝上奏大发牢骚说，他几年来用的是“侍郎”的关防，不能得到地方官的尊重，“事权反不如提镇”，筹饷往往“州县故为阻扰”，他的部下有了军功，虽经保举也不能得到实缺。他说：“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他因为没有地方实权，在各省都是“处客寄虚悬之位”，所以“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因而他表示简直不想再干了①。曾国藩在这个奏折中代表他那一伙人非常明白地说出了要实权的意思。他们的要求其实就是：在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应当重新分配。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地主阶级中一部分不当权的力量（往往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某种势力）起来向当权派要求重新分配权力，引起矛盾斗争①曾国藩虽然曾在京任礼部侍郎和兵部侍郎之职，但在他开始组织湘军时已离职还乡，所以祁嶲藻说：“犹匹夫也”。①《应诏陈言诏》。《曾文正公奏稿》卷一，页2.②《与彭筱房》。《曾文正公书札》卷二，页10.③《与王璞山》。同上书，页6.④《覆王璞山》。《曾文正公书札》卷三，页18.⑤胡林翼在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 年）病死。①《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曾文正公奏稿》卷十一，页13.的情形是并不少见的。这种矛盾有时形成严重的党派斗争，但也往往能用妥协的方法解决。这是因为中小地主和当权的大地主在基本阶级利益上终究是一致的原故。当中小地主的某些代表人物（不论用什么方法）爬上国家权力的时候，往往也就使自己成为大地主利益的代表者了。咸丰七年，曾国藩虽然明确地提出了权位的要求，但仍然没有得到满足。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已粉碎江南大营，绿营几乎全部崩溃，同时，英、法军北上的危机迫在眼前，在这时候，清朝当局才任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同年六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都归节制。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宫廷内发生的一次政变，又使曾国藩集团得到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地位的机会。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行宫后再没有能回北京。十一年七月他死在热河。由年方六岁的皇太子载淳（即同治帝）继位，有两个皇太后，即东太后（即慈安太后，咸丰帝的皇后）和西太后（即慈禧太后，原为贵妃，同治帝的生母）。咸丰皇帝死前封了八个赞襄政务王大臣，都是他一向亲信和重用的大臣，其中主要的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端华的弟弟协办大学士肃顺。他们作为赞襄政务的大臣将在新皇帝即位后居于摄政的地位。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诉那时虽然在北京主持政务，但受到排斥。反对载垣等人的一派朝臣提出了由皇太后听政的主张，这个主张遭到载垣等人的驳斥。慈禧太后即叶赫那拉氏（1835—1908年）是个有政治野心的妇人，她拉拢奕诉，而与载垣等人形成尖锐的对立。双方都使用了阴谋诡计。不顾载垣等人的阻挠，两个太后带了新皇帝回到北京。九月三十日，朝廷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用新皇帝的名义发布了预先拟好的一个诏书，命载垣等八个赞襄政务王大臣即行解任。几天后，又令载垣、端华自杀，并把肃顺斩首。这次宫廷政变的结果是两个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国家权力渐渐归慈禧太后独揽。恭亲王奕诉被任为议政王大臣，仍兼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经过这次宫廷政变而上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有必要取得已成为国内能和太平军对抗的唯一军事力量的曾国藩集团的支持。十月十八日命令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以下各官都归他节制，并且要曾国藩保荐封疆将帅人员。在以后几个月内，又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并任协办大学士。他的弟弟曾国荃既赏头品顶戴，又擢浙江按察使。由曾国藩举荐的李续宜、沈葆桢、李鸿章、左宗棠分任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的巡抚。此外，在以后一两年内新上任的广西巡抚刘长佑、河南巡抚严树森、贵州巡抚江忠义，也都是湘军系统的人。在这时候，包括满洲贵族在内的大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懦弱无能，已经充分暴露，地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是完全可能的。曾国藩集团之被重用，起了防止分崩离析的作用，起了把从满洲贵族到汉族中的各种反革命力量，从大地主阶级到中小地主阶级以及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愈来愈起邪恶作用的买办资产者的力量团结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反革命事业中的作用。一八六一年的宫廷政变也牵涉到对外关系的问题。以新皇帝的名义谴责载垣、端华、肃顺等的第一个诏书中加给他们的罪名首先是“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并且说，在总理衙门已经“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的时候，他们仍然“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而阻止皇帝回到北京①。按这个上谕来看，好像载垣等人是反对议和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咸丰皇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虽然方针摇摆不定，其基调是乞和。作为咸丰皇帝的心腹的载垣等人对这种情形当然是有责任的。他们的特点只在于仍是以传统的对待“番邦蛮族”的眼光来看西方各国，有时还幻想一战而恢复“天朝上国”的威风。他们毫不了解资本主义的外国，也不认真对待外国的侵略，结果只能是投降和逃跑。他们丝毫也不反对向外国侵略者卑屈地求和。载垣等人之所以被加上“不尽心和议”的罪名，无非是因为，在这次政变中的胜利者要向外国人表示，自己是完全可以使外国人放心的。当时，英、法还有军队驻在天津。在清朝统治集团心目中，皇帝能否在北京的皇宫中坐稳，决定于“外国情形”是否反复。因此，政变的胜利者把取得外国的赞助当做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慈禧太后要同恭亲王奕诉合作，也因为奕诉当时已同外国人关系搞得很好的原故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历史上，各种反动派发动政变来攫取政权，先后发生过许多次。每一次的政变的发动者总是要看看外国侵略者的脸色，争取其赞助和支持。一八六一年宫廷政变创设了一个先例。在这次政变以后，曾国藩集团一跃而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同时他们也逐渐取得了正在为维护和发展在中国的侵略利益而公然干预中国内政的西方列强的好感和支持。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没有动用一兵一卒去对付外国侵略者，对于屈辱投降的条约没有说过一句反对的话。在战后的对外政策上，他也完全支持恭亲王奕的路线。但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前，曾国藩及其集团还没有直接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同治元年，曾国藩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到上海。李鸿章在上海立即成为这一地区的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者的总代表，并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行了直接的勾结。李鸿章（1824—1901），虽然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中了进士，但长期间没有得到什么官职。太平天国战争前期，他只是在安徽巡抚福济手下帮忙。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他才当了曾国藩的幕僚。所以他和湘军的关系并不深。不过他曾师事曾国藩，受到曾的赏识。在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决定派军队到上海方面去的时候，推荐当时挂名为福建延建邵道道员的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担当这方面的主帅。李鸿章受命到他的家乡安徽庐州（合肥），依靠当地办“民团”的地主们召募士兵，再加上曾国藩从湘军中拨出若干营给他，自成一军，号为淮军。淮军的军制完全按照湘军的传统，它是湘军所派生出来的。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湘军逐步遣散，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最大的实力派。李鸿章在安徽组成的军队，如果走陆路到上海，必须经过太平军占领的地区，是很困难的。本来朝廷命他驻兵于镇江，但他坚持要以上海为基地。上海的官绅买办与英国商人订立合同，重价雇了英国的轮船，把淮军八千人分批运到上海。李鸿章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①。他用这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他的第一次行军借用外国势力，也用来说明他为①《同治夷务》卷二，页9.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合作并没有长久维持下去。以后由于宫廷内部的矛盾，恭亲王渐渐为慈禧太后所嫌恶。同治十二年（1873 年）他的爵位被贬低，光绪十年（1884 年）他的一切职位被革除。①《复沈幼丹中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光绪三十一年刻本，页9.什么选定实际上已由外国势力控制的上海做他的基地。上海的官员、绅士、买办，例如和外国人合作成立所谓“中外会防公所”的那些绅商，同华尔合作建立所谓“常胜军”的吴煦、杨坊，是露骨的媚外主义者。他们一心一意只想靠外国兵力来消灭太平军，并以为只有靠外国兵力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当时，上海官场和社会上传说，英国即将派来大军进攻太平天国的天京，这类谣传多半是这些官员、绅士、买办制造和散布的，也正是反映了他们的希望。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曾这样评论说：“吴道（指吴煦——引者）与杨道（指杨坊）暨会防局官绅，外交之术，过趋卑谄”：“吴晓帆（即吴煦）与会防局官绅，阴主中外会剿之议，所以媚洋人者无微不至”②。李鸿章表示瞧不起这种对洋人“过趋卑谄”的角色。李鸿章和曾国藩等人对洋人的做法和这种角色是有些不同，但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曾国藩和李鸿章都不愿意外国直接出兵攻打苏、常、南京，这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实力派的原故。他们眼看太平军的势力日渐衰退，总想在自己手里“大功”告成。他们只愿意接受华尔的那种形式的“帮助”，并要以自己的兵力为主，不愿意让洋人抢去头功。他们为了供养自己的军队，对于上海的官绅买办和洋人相勾结把上海海关收入的几乎全部都用来供给上海的参加“中外会防”的洋兵和华尔的“常胜军”，很不满意，李鸿章在上海所能得到的只有厘金的收入，他极想从已为洋人把持的海关收入中分到一部分。由于他在上海同洋人直接接触，渐渐看出，固然自己要靠洋人的力量，但同时，洋人是愿意清朝官军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太平军的。这些就是李鸿章、曾国藩等人同那些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洋人身上的官绅买办不同的地方。曾国藩在李鸿章的淮军尚未到上海时已经明确地说：“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①。李鸿章到上海后，向曾国藩报告他的做法是“（对于洋人）鸿章婉言慰藉，可从则从，断不与之失和，上海总要他保护方好。然彼已与贼（指太平军）为仇，兵一动又不肯中止，百里之内时思攻剿。似当与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②。所以英、法声称他们有保卫上海百里以内地区的权利，曾国藩和李鸿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李鸿章在进兵苏、常时，上海是他的后方基地，是完全仰仗洋人的保护的。李鸿章十分重视华尔的那支兵力，但是他发现，和华尔的关系全为吴煦和杨坊所把持。在他初到上海时，华尔甚至根本不来参见他。五个月后，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说：“华尔打仗，实系奋勇，洋人利器，彼尽有之。鸿章近以全神笼络，欲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渠允为我请外国铁匠制炸弹，代购洋枪。”③李鸿章的“全神笼络”终于做到把华尔这支队伍多少能由他调度使用，不过他仍然责成吴煦和杨坊来同华尔联系。他所谓“结一人之心以联各国之好”，和吴煦、杨坊之流的做法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太平军已离开上海附近地区，而在浙东，太平军积极进攻宁波。这时，浙江巡抚左宗棠的军队在浙西，顾不上浙东沿海。宁波的防守完全靠英、法的兵力。李鸿章派华尔率“常胜军”的一部分兵力②同上书，页10、17.①《同治夷务》卷四，页28.②《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26.③同上书，页54.增援宁波。为进占慈溪而与太平军作战中，华尔这个美国流氓受重伤死去。发生了由谁来接替华尔的问题。由于美国公使坚持，英国在华官员也表赞同，由一个叫做白齐文的美国人（原来是华尔的助手）接替华尔统带所谓“常胜军”。这年九月初，已经进抵南京城外的曾国荃部队（湘军进攻南京的主力）遭到太平军的反包围，向李鸿章迫切地要求增援。李鸿章不愿意动用自己的兵力，决定让白齐文去南京助战。李鸿章向曾国藩报告说：“白齐文曾加三品顶戴，虽未改服，究与全用洋兵有别”①。曾国藩也表示同意。不料白齐文虽然先是表示愿意进兵南京，却一直拖延不出发。据李鸿章说，这是因为英国在上海的陆军司令阻难的原故。到了十一月，白齐文的队伍忽然闹起事来，还把一向经管“常胜军”饷银的杨坊痛打了一阵。白齐文说，杨坊贪污、拖欠饷银。经过这一场纠纷后，“常胜军”没有到南京赴援，它的统领也改换成一个英国人名叫戈登。戈登原是英国工兵的一个军官，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参加进攻北京，劫掠圆明园。李鸿章对戈登非常满意，他说：“英兵头戈登接管，尚循礼法，月糜饷五万，东征西剿，亦尚效命”②。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进兵苏、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戈登的“常胜军”的协助。作为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自称他对待洋人的办法同他的前任薛焕①有所不同。他说：“薛公驻沪多年，与洋人踪迹甚疏，事事讲究体制，面虽曲从敷衍，其意尚以尊朝廷为本。”②又说：“薛公每以洋酋宜疏不宜亲相规，而鸿章之营则无日不有洋人过从，实苦烦扰，然因此气脉通贯，其中遂无敢播弄胁持之者。由于不甚拘体制，若辈亦颇尽情倾吐。”③这就是说，他同洋人的相处关系比薛焕亲密得多。其实，薛焕是完全支持那些一心依靠洋人的绅商买办的，不过他还摸不清朝廷的意向，生怕过于接近外国人，会像前一时期的何桂清那样遭到斥责和惩戒，所以他宁可退居幕后，避免多同洋人直接往来。而且他没有实力，洋人也看不起他。李鸿章不同，他的淮军到上海后，证明还是比较能打仗的，他又有曾国藩的湘军做后台，没有薛焕那种顾虑。他不愿意只经过吴煦、杨坊以及其他绅商买办去同洋人周旋，而要“不拘体制”地同洋人直接接触。他向曾国藩报告说：“何伯（英国海军司令——引者）驻兵在此，与薛、吴诸公（指薛焕、吴煦）向不见面，其待鸿章之礼貌情谊，沪人谓得未曾有。”④因为何伯常常到他的营里和他见面，他就沾沾自喜，引以为荣，这恰好证明他同薛焕和那些奔走奉迎洋人的绅商买办是一路货色。何伯的确对他重视得多，就因为在何伯看来，他比那些人有用得多。李鸿章初到上海不久，就表示对洋人的枪炮十分佩服。他说：“洋兵数千，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⑤对洋枪洋炮的效用，曾国藩开始还不十分相信。李鸿章竭力说服他的老师。他说，外国兵少而强，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17.②《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页29.①在李鸿章军队到上海时，薛焕仍为江苏巡抚，不久李鸿章接任巡抚职，薛焕以办理通商事务大臣名义留在上海一个短时期。②《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页35.③《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页46.④⑤《李文忠公朋僚函槁》卷一，页20.中国兵多而弱，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枪炮窳滥”。他说，俄国、日本本来很弱，就因为“从前不知炮法”，自从他们“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雄长”。他说：“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他还说，他已在他的部队中实行这个方针：“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买造炮器具。”“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①购买洋枪洋炮，请外国人当教练，这是当时总理衙门的主张，而首先在自己的部队中实行的就是李鸿章。前面已经提到，李鸿章说，他同外国人“委曲周旋”，是为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所谓“外敦和好”，就是建立反对农民革命的联盟；所谓“内要自强”，就是要靠洋人教练和购买洋枪洋炮来加强自己的反革命武装。这当然是西方列强所十分赞成的。李鸿章的一件得意的事是，他在靠戈登的“常胜军”的助力而从太平军手里夺回苏、常地区以后，就做到了遣散“常胜军”。戈登本人虽然离职了，但他所统率的这支军队，包括一些外国人军官，都归并到了淮军里面去。外国人之同意解散“常胜军”，不过是因为李鸿章的淮军已经成了变相的而且更扩大了的“常胜军”罢了。（四）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在国内外一切反革命分子结合起来的时候，革命的农民找不到任何阶级同盟者。当时中国还没有产生能够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出现企图利用农民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阶级。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是属于地主阶级。不但大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而且中小地主阶级和富农的知识分子，都站在农民革命的敌对方面。曾国藩用维护孔教的名义反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就是为了坚定所有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农民革命的信念。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也有知识分子，洪秀全本人和冯云山、洪仁玕都是贫苦中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石达开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小地主家庭。在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小知识分子虽然有一些，但为数很少。清朝官方材料中叙述太平军的主要骨干分子的文化程度时，绝大多数都给加上“不甚识字”，至多是“稍通文墨”、“稍通文义”的考语。当太平军到一个地方时，大知识分子们大抵都早已逃跑了，但也有些较小的知识分子——用他们自己说法是，“不幸而陷入”太平军中。太平军称他们为“先生”，很愿意请他们来做文墨工作。关于这种情形，有些身历其境的知识分子留下了一些很有趣的描述。例如一个江苏金山人顾深（学问家顾观光的儿子）所撰《虎穴生还记》说，他没有能及时逃走，遇到了太平军。他向太平军表示他是“训蒙为业”，虽然应过考，却还不是秀才（他故意把自己的身份说得低一些）。太平军知道了他是“念书人”，就一定不让他走。他说：“我系文人，不能做生活”。太平军的人说：“不要你做重事便了”。接着他叙述了在太平军队伍中生活受优待的情形。当地太平军的一个头目特别关照说：“这是先生，当择一清净地方与他寝处”。快到除夕的一天，人们要他写对联，他这样叙述道（他在叙述中把太平军称为贼）：“贼围绕而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页16、19 等处。看，或为余伸纸，或为余磨墨，纸用红黄二色。一时许已就十余副，群贼相谓曰，他先生的字都不怪。不怪者，犹言不劣也。写对毕，又写拜年帖。……贼又相谓曰：他大字小字都不怪，更加见重。每有问答，必和颜悦色。二十九日，忽庥天安（这是这部分太平军的一个上级领导者——引者）有文书至，群贼围看，皆不懂，字多不识，令余阅之。……字系行书，余一一为具言之。众皆鼓掌大笑，咸曰，‘难得这位通品先生在此，不然将若之何？’自此愈见亲热，有事不明，辄曰：“呼通品先生来‘。……于是相待如一家人。”本来，他还被派打更，这时人们和他说：“打更乃是苦差，明天你不必去”。但这个读书先生却表示愿意继续打更。原来他是想利用打更的机会逃走。不久后，他果然逃出了“虎穴”①。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农民革命队伍是很欢迎知识分子来帮忙的。另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在所著《思痛记》中说：“盖贼中对于文人，大有礼贤下士之风，每得一人，辄解衣推食，延纳惟恐不周，即拂逆其意，亦柔气假借，不加呵斥也”②。可是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尽管造反的农民“礼贤下士”，对他们“相待如一家人”，仍旧把革命的农民看作是“贼”，不愿意真心给革命办事。太平天国还仿照科举考试的办法，进行考试，也没有什么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虽然还没有资产阶级，也就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已经开始有了些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来对中国进行某些改革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不理解反封建的农民革命，他们不赞成，而且反对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这里可以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人物为例。一、冯桂芬（1809—1874）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刊行《校邠庐抗议》一书③，这是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最早的著作中的一种。其中提倡“采西学”、“制洋器”，主张学习西方的“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主张学习使用机器，认为“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①他把封建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外国相比较，认为“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②。他的书中对于当时的官制，官员的升迁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官场上贪污习气等等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固然谈不上是要求根本的改革，但在官僚地主的圈子内已被认为是“立言不免稍激”③了。冯桂芬是个苏州的地主绅士，中过进士。他在咸丰十年逃到上海。他赞成借用外国力量来打太平天国。曾国藩派李鸿章的淮军到上海这件事是首先由在上海的地主绅士们推动的，冯桂芬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参与者。他受李鸿章聘任为幕僚，襄助用兵苏、常一带。在他的书中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形势是，由于俄、英、法、美四国“互相箝制”，近数年内，可以“无事”，但是“中华为地球第一大国，原隰衍沃，民物蕃阜，固宜百国所垂涎”，如果不努力“自强”，那么“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①见《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732—734，页740.②《太平天国资料》第四册，页484.③冯桂芬著《校邠庐抗议》在同治光绪年间有不少刊本。他的儿子在他死后为他编《显志堂文集》，却没有把《抗议》的五十篇全部收进去。①《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②《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③见吴云为《显志堂文集》所作的序言。鱼肉，何以堪之，此贾生之所为痛哭流涕者也。“他认为，”国家以夷务为第一要政，而剿贼次之。何也，贼可灭夷不可灭也。“④他赞成借洋兵来”剿贼“，认为反对借洋兵的人是不识夷情，不懂夷务；他说：”用夷固非常道，不失为权宜之策“⑤。在他心目中，”剿贼“——把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消灭掉是当前的急务。二、王韬（1828—1897）他本是苏州农村里的一个秀才。在中了秀才以后四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到上海，在一个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所办的“墨海书馆”中工作。英美很早就注意在中国设立出版机构，发行汉文书报，其内容是宣传基督教，吹嘘西方物质文明，以求在中国人民，首先是知识分子中养成崇外媚外的心理。聘用王韬的墨海书馆就是这样的一个出版机构。他同英国人的关系不仅是在这个出版机构中工作。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沿长江到南京和汉口，王韬还随同前往。就在这年冬天，他把他全家从上海搬回苏州，在苏州向太平军表示归顺，并上书为太平军出谋划策。约半年后他又回到上海，仍在英国人手下工作。在上海附近的一次战役中，清军从俘获物中发现了一封写给太平军“总理苏福省民务”的官员刘肇钧的长信，署名黄畹，并且很快查出这封信的作者就是王韬。清朝官方认为王韬是“通贼”的罪人，要求英国人交出来。英国人拒绝，把他送到香港了事。以后，王韬就长期在香港办报，还曾到过英国，晚年才回上海。王韬写了很多文章，出了不少书，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要求发展工商业和新式交通事业，主张改革封建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校制度，他是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早期的重要作者。但是他的著作一贯地表示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他写给太平军的长信中主要意思是，太平军不应该进兵上海，对于洋人“宁和而毋战。”他说，太平军应该主要去同曾国藩争长江上游，“能复安庆，克取黄州，然后控九江，争汉口，与翼王（石达开）通问，合并兵力，长驱大进，黄河以南非复清有矣”。他说，上海虽然并不是不可能攻下，但从此和洋人结怨，是很不利的，“虽得志于上海，而于力争上游之大局反有所阻，此畹所不取也。”①这个王韬，不久后又在上海用同样的观点拟了一封给曾国藩的信，信中说，太平军不力争长江上游而占江、浙是“失其地利”，从而向曾国藩献策说：“我之所以平贼者，要当反其道而行之，……力争上游，顺流进取，以得地利。”①把王韬给曾国藩和太平军双方出的主意综合起来，其实是要他们都放弃江、浙沿海一带，而在长江上游互相争夺。把江、浙一带放弃给谁？显然是给英国人。所以王韬到太平军中混了一下，如果不是受英国人直接指使的话，也是站在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立场到农民革命中来的投机分子。在王韬身上，我们看到了在中国这时开始出现了为外国侵略者所培养和保护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发挥在某种程度和封建传统对立的思想，但不能成为反封建的农民革命的朋友。三、容闳（1828—1912）这是一个完全由外国人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容闳出身于广东澳门附近的农家，从七岁起在澳门和香港进英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二十岁时外国人把他送到美国，在那里受了大学教育。当他回国时，④《校邠庐抗议》：《善驭夷议》。⑤《校邠庐抗议》：《借兵俄法议》。①《黄畹上刘肇钧禀》。《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766—772.①王韬：《弢园尺牍》卷六。已经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了。咸丰十年（1860年）十月，他和两个美国传教士由上海走内河经过苏州、无锡等太平军占领地区到了天京。他们受到干王洪仁玕的接见。据容闳说，他在咸丰六年（1856年）在香港已和洪仁玕相识。所以他表示此来是“探问故人”，而“无意投身太平军中”。但他向干王提出了七点建议：“一、依正当的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并且表示：“倘不以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①。这些建议表明，容闳对于农民革命并没有一点起码的了解。在他后来写的书中甚至把“揭竿而起”的农民群众能够取得那么大的胜利，都归功于“由宗教上所得之勇敢精神为之”，而他又对洪秀全的宗教并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非常不满意。他的建议是想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榜样来改造农民政权，但是他拒绝参加农民革命。干王颁给容闳一个四等爵位的印衔，意思是希望他留在天京，他不接受。他和同来的美国传教士一起离开太平军区域，仍回到上海。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容闳被人介绍给曾国藩，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曾国藩办理洋务的一个得力助手。在他的书中对曾国藩作了高度的颂扬。总之，当时虽然有个别的初步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或者仍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或者和帝国主义有较密切的关系，都是和农民革命格格不相人的。他们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身上。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钱江（约1800—1853）这个人。这个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曾带头在广州明伦堂起草和散发反英斗争的檄文（见第四章第一节），并因此受到清朝当局的严惩。他被充军到了伊犁。钱江是个浙江的监生，虽然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但他从伊犁遇赦而到了京城后，奔走于达官显宦之间，成了个颇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到了太平军占领南京时，钱江认为这是他出来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到了，便只身出都南下。他南下后干了些什么呢？有些关于太平天国的书籍记载说，钱江进入太平军中，向洪秀全上书，提出了《兴王策》，并在太平天国中担任要职。他提出的《兴王策》中包括“与各国更始，立约通商，互派使臣，保护其本国商场”，“增开女学”，“兴矿务”，“创行铁路”等等内容①。但是这些记载都是讹传，所谓钱江的《上天王书》和《兴王策》都是后人伪造的②。事实上，钱江从北京南下，就投靠了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雷以诚，雷以诚开始实行厘捐，就是钱江的主意。不久后，雷以诚以“跋扈恣肆，乱陈图谶，蓄意谋逆”的罪状杀掉了钱江，其实钱江不过是恃才傲慢，使雷以诚觉得不堪忍受，他并没有造反。厘捐是既施于行商，又施于座商的商业税。由钱江设计创立的厘金制度逐渐推广到全国，并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继续保持，成为清朝当局在衰亡时期的一个重要财源。对于民族资本的发展，厘金制度起了严重的妨害作用。钱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表现不失为一个爱国志士，但他毕竟是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投身太平天国，而且可以说他是大有功于清朝统治者的。①容闳（纯甫）：《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 年版，页66—67.①见罗邕、沈祖基合编的《太平天国诗文抄》。②参看罗尔纲著《钱江考》，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以钱江这个人的性格与作风说，是属于封建知识分子中的“狂生”这一类型的。但不论怎样狂妄自大，以至在本阶级中遭到忌恨和仇视，他还是按照自己的阶级本性而走着与农民革命相敌对的道路。（五）太平天国的内部危机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虽然保持着太平天国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但是他越来越显得丧失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能力。从韦昌辉的叛乱、杨秀清的被杀、石达开的分裂这些事情中，洪秀全没有得到积极性的教训。像历史上许多封建君主一样，他对周围的许多人觉得不能信任，因而滋长了任人唯亲的恶劣倾向。他把自己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封为安王、福王，参与朝政直到天京被敌人攻陷时。这两个人虽然从起义一开始就参加，但都是庸碌无能的人，在当权以后又贪财纳贿，胡作乱为。他们的十个儿子也都受封为王。洪仁玕，如前所述，是有见解、有才干的人，但他初到天京，未见功绩，就被封为干王，显然是洪姓一家人的原故。洪秀全的两个“驸马”也受到重用。和陈玉成、李秀成同时从较低的官阶提拔起来的蒙得恩，因为善于逢迎，得到天王宠爱，其地位还高于战功卓著的陈、李二人。在蒙得恩病死后，他的儿子蒙时雍不过是个幼稚无知的青年人，继承王爵，参与国政。太平天国后期，作为洪秀全的亲信而在天京辅助他的，除了洪仁玕外，没有任何出色的人。洪秀全的思想越来越受到他所创立的荒诞无稽的宗教信仰的束缚。李秀成这样记述说：“自六解京围之后（”六解京围“在咸丰十年，即1860年——引者），我主（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门，欲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①这是李秀成在失败被捕后向曾国藩所作供词中的话，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从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洪秀全晚年发布的一些诏书来看，他”俱信天灵“，”言天说地“是确实的。有些诏书的唯一的内容就是要人相信他是受到”上帝“和”耶稣基督“以及”天兵天将“的保佑的。例如有一个“诏旨”中说，他梦中偕二妇人同行，遇到了四只黄色大虎，他就用手打虎，这时突然醒来。“朕思此梦兆关系非小，又欠分明，故求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再降梦指明。”于是他又睡去，梦中蒙上帝指点，使他看到，他已杀死了这四只黄虎，而且又杀死了两只乌狗。这道诏旨总结说：“朕用手指算明，共打死四虎二乌狗共六兽。梦兆如此。甥胞们欢喜打江山，放胆灭残妖。命史官记诏，以记爷哥（”爷哥“指上帝和耶稣——引者）下凡带朕幼作主坐天国，天朝江山万万年也。钦此。”①这个杀死四虎二狗的梦话，在不久后的另一诏书又提到。这是个用七字句组成的诏书，其中说：“万权总是爷哥权，万能总是爷哥能。前蒙爷哥住朕头，又蒙哥恩出一言，故能烧灭死蛇兽，双蛇四虎二狗连。爷哥在朕灭蛇虎，普天铭感爷哥恩。爷哥出头①《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10、826.①这个诏旨见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编辑的《太平天国史料》，页106—107.原诏旨只记”十五日“，大概是1860 年的。妖即亡，爷哥山河万万年。信实爷哥胆自壮，尊敬爷哥天威扬。“②当安庆已被敌军包围，正在苦战中时，天王下诏说，他在一天夜间”登天“，”亲身觐见父皇“，又在另一天夜间”亲征“（当然是在梦中），据说王后还听到天上有声如此说：”尔请天王宽心胸，天下太平慢慢来，就见太平天堂通。“③洪秀全和参加这场大革命的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科学地解释他们初期为什么能那么顺利地取得巨大胜利，以及这种胜利随后为什么不能继续向前发展的原因。洪秀全既然把自己所造出来的上帝当成胜利的根源，他就只能企待上帝再次显示奇迹。在革命前期，他曾借用”天上“的语言来传达人间的革命的意志，但是到了革命的后期，他从远离实际的王宫中发出来的非人间的语言，已不可能在群众中引起什么激动了。这些语言，现在读来，使人感到好象是个神经不正常的人的呓语。天京最后被包围，濒于覆灭的日子里，洪秀全又下诏令大众安心，说是”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①。这当然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李秀成在失败后的自述中说，他和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贤早就不相信“天父天兄”这一套宗教的语言，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就太平军全军来说，后期虽然一般地仍遵行某些宗教仪式，但是这已经只是空洞的形式，不可能像前期那样，借助于宗教信仰而使全军保持统一的意志和严格的纪律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说：“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②其实洪仁玕也不能说清楚这个“奥妙”。在苏州访问过他的英国传教士说：“他（洪仁玕）表示他的看法是，尽管他们的领袖（洪秀全）有错误，但他是个虔诚信教的人。他敬拜上帝，经常诵读《圣经》。《圣经》和《天路历程》是他所爱好的两本书。”③这里所说的洪秀全的错误是指宗教观念上的问题。曾经直接向外国牧师学习过的洪仁玕企图用“正统的基督教义”来纠正洪秀全的“错误”，这当然丝毫无助于挽救太平天国的内在危机。洪仁玕的《立法制諠谕》中又说：“前此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何至于今而进寸退尺，战胜攻取之威转大逊于曩时？良由昔之日令行禁止，由东王而臂指自如；今之日出死入生，任各军而事权不一也。“④他深深感到，杨秀清当政时”号令统一“的情形已难以恢复，并且认为”事权不一“是足以导致危险的后果的。洪仁玕还指出，将领们和官员们”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足。……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①这实际上是说，大家都在谋求升官发财，争权夺利，已经失去了共同奋斗的远大政治目标。事权不一、离心离德，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除了封官赐爵以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已没有别的办法维系人心。“义、②十一年（即1861 年）正月十三日的《天王诏旨》。《太平天国史料》，页119— 120.③十一年五月十六日的《天王诏旨》。《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685.①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页1072.②《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540.③杨笃新给戴德曼牧师的报告。见《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224.④《太平天国史料》，页147.①《太平天国史料》，页147—148.安、福、燕、豫、侯”六等封爵是在天京大变乱后一两月内开始设立的（例如，陈玉成在封王以前曾封为成天豫，继升为成天安；李秀成在封王前，曾封为合天侯，继升为合天义）。人人谋求更高的封爵的情形使洪仁玕发出了如上的慨叹。但实际情形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他所说的“举朝内外，皆义皆安”。金田起义后，天王洪秀全以下，只有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五个王，其中西王、南王早已战死。进入南京后，只增加了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晄.翼王石达开出走，其他诸王先后都死去。洪秀全把几个洪姓的弟兄封为王，因为人心不服，又把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等若干人封为王。据1861年冬的记载，天王已封了一百多个王②。虽然又添设了仅次于王爵的“天将、朝将、神将”等名目，但仍抑制不住许多将领自恃有功非得王爵不能满意的情绪。而且领导者为了防止地方权力为个别将领所把持，也宁愿把更多的将领提升为王，使他们互相牵制。甚至还有纳贿于当权者，因而得封为王的。于是王爵的封赐越来越滥。在天京沦陷后被清军虏获的黄文英说，他的堂兄黄文金因有战功封为堵王，他自己只是替黄文金“管家务、管钱粮，并未管兵”，也受封为昭王。他还说：“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①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太平天国内部秩序已陷入无法解救的混乱中的深刻反映。后期太平军纪律废弛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许多官兵把虏获的财物不归公而归私，并因劫掠而滥杀无辜，这些本是太平天国所严禁的。赌博、抽鸦片的恶习也在军中出现了。这些现象使军队的作战力降低，也严重损害了军民关系。太平军不但要对付清朝的军队，而且连自己统治地区内的“土匪”也成了它所难以战胜的敌人。1862年在浙江的侍王李世贤写给他的部下的一封信中说：“我兵心散，不肯力战，势甚可危。又闻各处土匪四起，（在浙江西部）非十万精兵不足以平之。自吾思之，皆因众兄弟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从今以后，宜加意爱民，使民不以我为仇，倘时势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则，兵一失机，我与尔皆死无藏身之地”②。李世贤的这封机密的信札为清军所截获，又落到了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官手里。这个英国领事把它送给在北京的英国公使，并加以评论说，这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谈论世俗的问题”，而“把太平天国的宗教完全撇开了”；他又说：“凡是对清政府友好的人，看见信上谈到太平天国前途的地方，满是抑郁沮丧的情绪，当会感觉满意和高兴。”③（六）天京的陷落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的曾国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向太平军发动全面的进攻。他把李鸿章的淮军派到上海，又令左宗棠率领一部分湘军由江西进入浙江。他自己以安庆为大本营，用嫡系部队，沿长江向东，水陆并进，企图直扑天京。太平军在安庆保卫战中已消耗了很大的力②鲁叔容：《虎口日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795.①《黄文英自述》。《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57.②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译丛》，页33—34.③《太平天国译丛》，页32—33.量，他们还如前所述上了苗沛霖那样两面三刀的人物的当，以至陈玉成被敌人俘获牺牲。太平军在天京以西战场上，抵抗能力极为薄弱，所以曾国藩能够比较轻易地从太平军手里夺取了皖南、淮南和沿长江的一个个据点。湘军的水师控制了长江的水面。沿长江北岸进军的湘军主力曾国荃的部队，当年四月里在安徽的和州渡江，并连续攻占天京外围的若干据点。到了五月初，曾国荃的部队已进抵城边的雨花古；对岸的浦口则有投降清朝的叛将李昭寿的部队，控制了北岸的各个据点。曾国藩这时虽然造成了围攻天京的形势，但是他并不感到胜利在握。天京城防御力量还是很强的，在天京以东，太平军还有相当大的兵力，皖南也还有太平军在继续作战，而且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的远征到陕西的太平军这时又回师豫、鄂，在天京战场的上游对清军起着牵制作用。所以当曾国荃屯兵雨花台时，曾国藩说：“金陵地势宏阔，往年以七万人围攻数载（指过去的江南大营——引者），此时仅万余兵驻于南隅，洪逆（指洪秀全）见惯不惊，了无惧色。”①又说：“舍弟兵仅逾万，前逼城贼，后御援贼，单薄可虑。”②果然曾国荃在雨花台屯驻四五个月。并不能再前进一步。到了闰八月下旬，苏南以李秀成为首的太平军大举回援天京，九月初在浙西的侍王李世贤也北上与李秀成配合作战，这样曾国荃的部队反而处于被围攻的地位。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也在皖南反攻宁国、宣城，威胁湘军后方的皖南地区。这时，曾国藩非常紧张，不得不求助于湘军系统以外的兵力。他向湖广总督官文说：“大江南岸之危实如累卵，不特江西可虑，即鄂境亦处处可虑。南岸果有疏失，则乘间偷渡北岸，亦属意中之事。“①所以他这时不但担心对南京的进攻陷于失败，而且担心从安徽、江西到湖北大江南北的清军阵地因此而全部发生动摇。曾国藩找不到任何别的援军，而李鸿章答应把白齐文的”常胜军“派来也没有实现。曾国藩只能以他自己直属的兵力来应付南京城下的一场大会战。这场大会战历时四十六天。太平军的人数比敌方多，火力比敌方强，却没有能取得胜利，充分暴露了太平军这时在军事指挥和政治上的弱点。环攻曾国荃的太平军以李秀成与李世贤为主，其他还有十三个王的兵力，号称共六十万人。在他们组织这次进攻的会议上，李秀成特别强调“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失须联万心而作一心。”②其所以特别强调这点，正是因为太平天国中的许多“王”互不统属，在作战中并不能有真正的统一指挥的原故。太平军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对付曾国荃，而没有对作为湘军后方的皖南进行有力的反攻。皖南本是杨辅清、黄文金的地盘，但只靠他们自己的兵力没有能攻下宁国府。当时曾国藩曾说：“皖南十余州县几无坚城可恃”③。太平军不乘虚反攻皖南，却主要在天京城外同拼死挣扎的曾国葵打硬仗。这在军事上是不①《致官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6.②《致李少荃中丞》。同上书，页6.①《复官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14.②许瑶光：《谈浙》。《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594.②。太平军不乘虚反攻皖南，却主要在天京城外同拚死挣扎的曾国荃打硬仗，这在军事上是不聪明的。结果，到了十月上旬，各路太平军纷纷撤退。湘军的主力虽遭到严重的伤亡，却逃过了一次被歼灭的危险。天京仍然处于被包围状态。③《复左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十，页17.聪明的。结果，到了十月上旬，各种太平军纷纷撤退。湘军的主罗虽遭到严重的伤亡，却逃过了一次被歼灭的危险。天京估然处于被包围状态。接着，天王洪秀全提出了一个“进北攻南”的新计划，这就是以重兵渡江北上，经皖北、鄂北而与从陕西来的陈得才、赖文光部会合，威胁武汉，把战场扩大到长江以北和长江上游去，从而分散敌方兵力，造成在天京外围歼击敌人的可能。这本来是好计划，可惜执行得很迟缓。同治元年（1862年）十月，他们只派了较少的兵力渡江到天京对岸的浦口，虽然打败了叛将李昭寿的部队，占领了江北的一些据点，但是主力部队没有迅速跟上去。曾国藩立即警觉起来，在江北、淮南各地加强了防御力量。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以后，李秀成的大军才渡江北上。曾国藩一方面仍加强对天京的攻势，一方面在淮南地区处处坚守，使李秀成在这地区辗转各地无所作为。而且从陕西东下的陈得才和赖文光因为在鄂皖边界的大别山以西被清军拦截，无法前进，仍回向陕西南部。两军会师已不可能。这年五月，李秀成全军从江北返回江南，土气已经很不振，渡江过程中，又遭到湘军拦击，损失很重。这样，“进北攻南”的计划也宣告失败。为配合李秀成的渡江北上，长江以南有许多支太平军部队从皖南向西进入江西，但是没有统一指挥，纷纷攘攘地各自活动，并不能造成对敌人的威胁。在这时期，曾国藩在天京以东安排下的两路反革命军队乘机发动了反攻。一路是李鸿章的淮军。前面（第七章第四节）已经提到过，常熟的守将钱桂仁、骆国忠等是混在太平军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他们投降了清朝。太平军在同治二年（1863年）动用很大力量企图夺回常熟，但没有成功。李鸿章在确保了常熟这一据点后，才敢于出兵同太平军夺取苏州、常州一带。终于在这一年十月占领了苏州，并于次年（1864年）四月占领了常州。英国人戈登率领的“常胜军”是李鸿章在作战中得力的助手。但如果不是太平军内部分崩离析，李鸿章单靠洋枪洋炮和洋人训练的军队，也未必能这样轻易地取得胜利。例如，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的高级将领有五个王，四个天将，其中只有慕王谭绍光坚决地对敌斗争，其他四个王和四个天将都向敌人进行投降的谈判，他们联合起来杀死谭绍光，把苏州城献给了李鸿章。这些投降的将领立即都被李鸿章杀掉了。另一路是在浙西的左宗棠。他所率领的湘军和其他部队数量将近五万人，但战斗力并不强。和他对垒的太平军的统帅是侍王李世贤。在李世贤于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率领一部分军队去参加天京外围的战争后，留下来分别驻守各个据点的太平军不能很好地互相配合作战，甚至有互相倾轧冲突的情形。左宗棠利用了混在太平军内的一些阶级异己分子和叛徒，在浙西战场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占领了许多重要城市，向杭州进攻。至于在浙东沿海，前面已经说过，作为浙江巡抚的左宗棠本来无力顾到，地方官和地主绅士完全依靠洋人势力来抗击太平军。由法国军官率领的所谓“常捷军”是太平军在这地区的主要敌人。左宗棠在杭州外围和从浙东来的“常捷军”相会合，从此左宗棠也和李鸿章一样直接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了。他们联合在一起围攻杭州，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占领了杭州。这样，在苏南和浙江的十几万太平军，除了一小部分突围到了江西东部以外，完全处在敌军的包围中。在太平军的据点逐一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和动摇分子倒戈投降，许多部队涣散瓦解。虽然这样，被包围的十几万太平军不是敌人一口吞得下去的，敌人提心吊胆地害怕太平军突围出去，同在包围圈外的太平军相会合。当时，重新进入陕西的太平军曾占领汉中，又回过来进入湖北、河南，力量仍相当雄厚。所以太平军的事业还不能说是已经处于完全绝望的状况。在这种特别需要有正确而坚强的领导的时候，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没有能采取任何果断的行动来挽救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面。天王洪秀全在天京城内卧病两旬后去世（四月二十七日）①。他的儿子，十六岁的洪天贵福继位，所能依靠的主要助手是洪仁玕和李秀成。坚守天京的太平军又苦战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六月十六日天京被敌人攻陷。天京城内的农民革命英雄们一万多人，血战到底，一部分被敌人屠杀，其余的在混乱中分别突围而出。李秀成跑出了天京，在东南的方山被敌人擒获，他在囚笼里写了数万言供状，表示愿意出来号召太平军余众放下武器投诚。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战争后期的主要支柱，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个勇敢的战士；在遭到失败时，为绝望的心理所支配，表现了可耻的动摇和变节。但是曾国藩没有因此而饶他一死。洪天贵福和洪仁玕逃出天京，只有少数部队相随，辗转流亡，走到了江西广昌，被敌人擒获，并被杀害。在天京沦陷后，长江以南还保存着的只有侍王李世贤和康王汪海洋的部队，他们分别从江西赣江以东的地区南下到达福建西南部汀州（长汀）、龙岩、漳州一带。清朝调动了优势的兵力向他们进行围剿，他们内部又不能很好合作，汪海洋不但坐视李世贤部队在漳州地区的失败，而且还杀死了李世贤。汪海洋的部队也终于在同治五年（1866年）全部覆灭。天京的沦陷使得从陕西回师到鄂豫皖边界的那一支太平军非常沮丧。他们中的一个主要领袖扶王陈得才，因为自己的部队为清军所败，而且内部又出现了叛变瓦解的现象，绝望地自杀了。但是另一个主要领袖遵王赖文光却联合这一带的捻军，重新振作起来，又把农民战争的火焰在长江以北，东至山东，西至陕西的广大地区内燃烧起来。赖文光是广西人，他在二十四岁时参加金田起义，是在太平军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个英雄人物，很有组织和领导的才能。他把他所率领的太平军全部和本来分成许多小股各自活动于狭小的地区内的捻军联合起来，成为有组织的强大队伍。和他合作的是皖北捻军的头领，主要有号称梁王的张宗禹（总愚），号称鲁王的任化邦。虽然可以把他们看做是太平军事业的继承者，但由于他们已不再打太平天国的旗号，也抛弃了太平天国的宗教面貌，所以他们被称为捻军。又因为他们分军各在东部地区（山东）和西部地区（陕西）活动，所以被称为东捻和西捻。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清朝的有名的将军僧格林沁在山东进剿捻军，在赖文光统帅下的捻军用巧妙的战术在曹州附近将其全军包围歼灭，僧格林沁阵亡。僧格林沁的部下大部分是蒙古骑兵。这一胜利使捻军夺得了大量的马匹和军械。清朝政府惊慌地发现捻军已成为新的大敌。为了对付捻军，它调动了湘军、淮军和其他各路军队，先是曾国藩，然后是李鸿章相继被任为在河南、山东地区进剿捻军的统帅。左宗棠也受令负责进剿西捻。捻军在人员数量和装备上都不如太平军，比起他们所面对的敌人，就更差得多了。那时的湘军、淮军，特别是淮军已经有较多的洋枪洋炮。但是在同治五年、六年（1866、1867年）间，捻军在战争中取得了多次重大的胜利。湘军、淮军①据洪仁玕和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说，洪秀全是病死的（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47、856）。但李秀成“供词”和曾国落向朝廷报告中则说他是服毒自杀。的好几支精悍的部队被他们歼灭，其主将或被生擒（淮军的郭松林）或在战场上被杀（淮军的张树珊，湘军的彭毓橘、肖德扬）。在陕西的刘蓉所部湘军被歼灭。湘军曾国荃所部，淮军刘铭传所部，都曾被打得溃不成军。捻军在作战中的特点是，他们从不攻打敌方坚守的城池，也从不固守任何阵地，总是避开敌人的锋芒，以变幻不定的迅速行军来使敌人只能尾随追赶，疲于奔命。当敌人由于求战不能，追赶不及而松懈疲劳，出现罅隙的时候，他们就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军周围，加以包围歼灭。他们打败僧格林沁和湘、淮军的许多名将都是靠了这个方法。所以捻军的领袖之一张宗禹说：“官军能战，应不与战，专以走疲之，则（我们）可常活”①。曾国藩这样描写捻军的战术说：“有时疾驰狂奔，日行百余里，连数日不稍停歇。有时盘于百余里之内，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僧王（僧格林沁）曹县之败，系贼以打圈之法疲之也“②。左宗棠也说：捻军的惯技是“飘忽驰骋，避实乘虚”，“遇官军坚不可撼，则望风远引，瞬息数十里，俟官军追及，则又盘折回旋，亟肆以疲我。其欲东也，必先西趋；其欲北也，又先南下，多方以误我”③。所以曾国藩又无可奈何地说：捻军“狡诈多端，飘忽异常，从不肯与堂堂之阵约期鏖战，必伺官军势孤力竭之时，出不意以困我”④。为捻军的这种不守“规矩”的打法搞得焦头烂额的敌人如此感叹说：“猛一回噬（指捻军突然发动反击——引者），立见伤亡。当此之际，虽韩白复生，无所用其勇，良平复出，无所用其智。”⑤捻军采取这种作战方法，显然是接受了太平军后期失败的经验，并且充分发挥了初期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但他们仍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政治上不可能达到比太平天国更高的水平；在军事上他们虽然避免了死守坚城、专打硬仗这种不适当的做法，却又只能回到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传统。他们没有建立任何根据地，只能靠所过之处取得的资财来供养自己。无论从军事和从经济上看，如果没有贯串几个省的广大地区容他们纵横驰骋，就会发生困难。曾国藩和李鸿章看出了捻军的这个特点和弱点，力求改变紧跟追击的笨办法而采取所谓“画河圈地”的办法，即利用自然地形（主要是河流），设立防线，以限制捻军的活动地区，并逐步紧缩，以至使捻军只能在一个很狭小的地区活动，无法发挥它在作战中的长处。没有现代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不能从政治上解决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问题，也就像下围棋时不能“做眼”，在对方包围中成了“死棋”一样（这是毛泽东在论游击战争时所用过的比喻）。在这种情形下，以赖文光、任化邦为首的东捻军，首先于同治六年底（1868年初）在苏、鲁地区遭到失败。以张宗禹等为首的西捻军这时从陕北渡河向东，迂回曲折地经过晋南、豫北地区而北上过保定，直接威胁清朝的首都。他们想以此来吸引敌方的军力，从而解救东捻。但这目的没有达到。在各路清军会集围攻下，西捻折回豫北转入山东，结果他们又重蹈东捻的覆辙，在冀鲁边界沿海狭小地区内为敌人封锁围困，终致全军覆没。这时是同治七年六月底（1868年8月），上距太平天国的天京沦陷已经四年。①据李鸿章的《复陈作梅观察》。《朋僚函稿》卷八。②曾国藩：《致沅弟》。《家书》卷十。③左宗棠：《谨拟分别防剿机宜折》。《奏稿》卷二十五。④曾国藩：《官军叠胜该逆仍窜山东疏》。《奏稿》卷二十一。⑤尹耕之：《豫军记略》卷十一，引河南巡抚吴昌寿奏语。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开始的这一场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截至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沦陷，共十四年，它的余波又继续了四年。这场大革命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的第一个革命高潮。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极大地扰动了封建社会的旧秩序，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它向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显示了中国广大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不可估计的强大的革命力量，起了阻止中国殖民地化的作用。在太平天国大革命和两次鸦片战争中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性，也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反动性。从西方国家来的资产阶级侵略者，在世界的东方充当了绞杀人民进步事业的主要角色，他们和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开始结成了反革命的同盟。在洒着千千万万农民革命的勇敢战士的鲜血的大地上，国内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建立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但是一切反动势力都不能阻止由太平天国大革命所启导出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代代继承下去。第二编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形成第九章在农民大革命失败以后（一）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近代中国史前期第一次革命高潮过去了。革命的农民大众没有能够推翻封建主义的剥削制度和统治制度，但是封建主义统治者也不可能一切照旧地恢复在他们统治下的社会秩序。在遭到农民革命严重打击的封建主义基地上，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倾向。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也不可能使庞大的中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这除了由于各侵略者的互相倾轧以外，主要的因为第一次革命高潮已经显示出来，在中国被压迫人民群众中，存在着外国侵略者所无法征服的强大革命力量。在第一次革命高潮以后形成起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下，存在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封建主义统治者和以农民阶级为主的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日益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而封建主义统治者日益勾结和依附外国侵略势力，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矛盾也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这些主要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愈来愈激化，不可能不导致新的革命高潮。在光绪十年（1884 年）发生了中法战争，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又发生了中日战争。这两次战争，特别是后一次战争，大大地激化了中国外部和内部的各种矛盾。在中日战争后，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在这一编里所要论述的就是从第一个革命高潮结束到第二个革命高潮开始之间的三十年间的中国社会、政治和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动态。首先要说的是在这一次农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所遭到的深重的灾难。封建主义统治者，联合了外国侵略势力，镇压农民革命，对广大人民进行了极端残酷的杀戮，严重地摧残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以苏南、皖南、浙东地区为例。这些地区原来经济比较富庶，人口比较稠密，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后，都遭到严重创伤。曾国藩说：“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①。“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②——这是在同治二、三年（1863、1864年）湘军刚占领不久的皖南和南京附近的情况。李鸿章说：“查苏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今则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①——这是在同一时期淮军占领下的苏南的情形。左宗棠也说，战后浙江的情形是“遗黎仅存者，率皆饥疲不堪，面无人色。甚则槁死破屋之中，胔骼纵横，无人收殓，疫色流行，田土荒废。”②①《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页14.②《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四，页7.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光绪三十一年刻本，页44.②《左文襄公奏疏》卷二，页35.在太平军占领一个地区时，除了官绅、地主、富户逃亡和死亡外，广大居民或者参加太平军，或者仍在本地安居；但一经官军占领，立刻就造成了上述的悲惨状况。后期的太平军虽然纪律废弛，远不如前期，但是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是清朝官军，而不是太平军，这一点即使从有些站在与太平军敌对的立场上的人的记载中也可看到。例如，在咸丰十年到十一年间有战场亲身经历的人李圭所写的记载中承认，被他称为“贼”的太平军的基本队伍是纪律严明的，在太平军治下的社会秩序大体上是安定的。他根据他的切身经验指出：“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夺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又说：“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③地主阶级的军队在太平军所曾占领的城市和农村进行大规模的虏掠和焚杀，既是为了掠夺财富，也是阶级报复。曾国藩兄弟率领湘军攻破天京后的所作所为是个典型的例证。天京沦陷时，城里的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其中还有一部分突围出城。但是曾国藩上报皇帝说：曾国荃率所部在南京城内“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这是把全部南京居民都当成了敌人。曾国藩的报告还说：太平军方面放火焚烧，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夜火光不息”①。他又说：虽然“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但宫军占领后却没有能找到任何库藏，他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②事实是：湘军在占领南京后，把全部货财都抢掠归己，然后纵火灭迹。放火的是湘军而不是太平军。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记载破城后七天时他所目睹的情形说：“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③这就是说，湘军进南京后，除了强使一部分壮丁为他们服劳役，并把四十岁以下的妇女都抢走以外，其余不论老幼男女，几乎一概杀害。太平军和同时的其他农民起义军的活动，以及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几乎遍及全国各省。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使全国各地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太平军在最后几年中与敌人搏斗最激烈的苏、浙、皖三省的情形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所以，当时已有并不是站在同情农民革命立场的江苏人痛骂曾国藩，“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日深，如火益热”④。在湘军攻破南京后三十年，湖南人谭嗣同叙述他在南京的见闻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①③李圭：《思痛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四册，页474、481.①《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页8.②同上书，页10.③《能静居士日记》（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④《能静居士日记》（同治四年九月九日）。①《上欧阳瓣蔃师书》。《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 年版，页326.战争和官军的屠杀使人口大量减少，这种情形在苏、浙、皖三省是很突出的。例如江苏省的吴江县战前（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有五十七万多人，而战后（同治三年，1864年）人口只有二十万挂零；浙江的嘉兴县战前（道光十八年，1838年）有近五十二万人，战后（同治二年，1863年）只剩下十五万八千多人②。在这些地区，战后若干年间，许多耕地成了无主的荒地，有些流亡地主回来，找不到佃户为其耕种。清朝政府为此三令五申要地方官设法招民垦荒。同治八年（1869年）的一个上谕中说，对于垦荒的农民应“缓其通租，假以籽种，俾有归农之乐”③。有些地主为了招待佃户，先付一点开荒费用给佃户。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还流行所谓“田底”“田面”分别归地主与佃户所有的办法。当时，在那些已经抛荒的田地上，有许多外省的“客民”前来垦荒（例如，江苏、浙江就有不少来自湖南、湖北的垦荒客民）。官方虽然口头上承认荒地垦熟后归垦荒者所有，但是事实上“各处荒田，往往垦民甫经办有眉目，即有自称原主，串同局董书差，具结领回，垦民空费经营，转致为人作嫁。”④有财有势的人乘机霸占土地，垦荒的农民只能成为受他们剥削的佃户。即使垦荒农民真的成了他们所垦熟的一小块土地的主人（这些穷苦的农民没有财力从事较大面积的垦荒），他们也必须直接忍受向官府完粮纳税的无尽的负担。至于地主为招徕佃户来垦荒而给与的一点“恩惠”，总是在田地垦熟后，用提高地租来加倍地收回。所谓“田底”“田面”之分，名义上是使佃农成为他们以辛勤劳动垦熟了的土地的半个主人，实际上却是束缚佃农的一种手段。苏州的一个地主阶级分子在光绪十年（1884年）所写的书中说，佃农如果“无田面为之系累”，他就可能因不堪忍受地主的过分剥削而另找主人，所以地主们“皆以田连底面者为滑田，鄙弃不取”，宁愿只要“田底”，而“以田面听佃者自有之”。在佃户把“田面”看成是自己所有的“恒产”的情况下，“虽厚其租额，高其折价，迫其限日，酷烈其折辱敲吸之端”，就是说，听凭地主怎样加强剥削，佃户也“不能舍而之他”了①。各地的地主阶级，用各种不同形式加重了对农民的地租剥削。有的是增加了押租（即佃户在承租地主土地时所付的一笔押金），有的是要农民按谷价交钱，而在收租时高估谷价。地主们，特别是大地主利用官府的威力催逼佃户交租。例如，光绪二年（1876年）的报纸上这样记载说：“苏之业田者（即地主），遇有佃户欠租，无不送官追比，击其臀复枷其颈，或三日一比，或五日一比。比时或笞八百，或笞一千，惟业田者之所欲。每至冬间，三县头门左右缧絏而荷枷者以数百计。”②这说的是苏州三县（当时苏州城分属长洲、吴县、元和三县），全国其他地方也是相似的情形。经过十八年的农民起义战争，各个地区，尤其是在动乱较大的地区，发②据光绪三十年的《吴江县续志》和光绪四年的《嘉兴府志》。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53、156.③《同治朝东华录》卷七十七，页17.④丁日昌：《抚吴公牍》。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64.这是约在同治七年（1868 年）写的一个文件中的话。①陶煦：《租核》。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253.②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十日《申报》。见上书，页283.生了地主阶级的土地重新分配的现象。有些原来的大地主没落了，有些中小地主破产了。而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兴起来了一批新的权贵，他们依靠兵权和官权成为巨富，用收买和巧取豪夺的方法兼并土地。湘军、淮军的将领们和参加反革命战争的其他将领们都在他们的本乡或别的地方成了大地主。湖南湘乡的曾国藩家早已成了大地主，单是曾国荃就拥有耕地六千亩。安徽合肥李家（李鸿章兄弟共六人）土地更多，集中在他们手里的耕地达六十万亩之多。河南项城的袁甲三（曾负责剿捻的军阀，袁世凯是他的侄孙），占有的耕地也有四千亩到五千亩。在太平天国战争后二三十年中，由于军阀、官僚以及大商人兼并土地，许多小自耕农以至中小地主丧失了土地，沦为佃户和贫民。清朝政府在太平大国战争后，对于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地区，曾宣布减收田赋。这是因为事实上不可能照旧足额地征收田赋，同时这又是在大乱之后团结和安定地主阶级的一种措施。地主们丝毫不因为当年的国赋有所减轻而对农民少收一点租。所以当时人说：“国家之赋额减，而民间之租额未减。有田者蒙其惠，无田而佃人之田者仍不获其利”①。真正受惠的只是豪绅、大地主，他们“每遇开征（开征漕粮），随意封送银两，谓本年之所应完，就此了结，余欠概置不理”②，甚至还有根本抗不交纳的。地方官不敢“得罪于巨室”，对他们无可奈何。这样，国赋的负担势必重重地加在辛苦劳动的农民以至中小地主的身上。总之，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下，陷于更深的苦难中。中小地主和富农，虽然在农民革命中站在反革命方面，但其中除了一小部分人上升为大地主外，多数人并没有能得到什么好处，其中有些人生活愈来愈困难，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地主统治阶级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恢复和发展他们视为国民经济的根本的农业。江苏溧阳的一个举人强汝询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说：“夫四民生计皆仰给于农，国家正供亦专取于农，此真所谓财之源也。今江苏田荒未垦者尚数百万亩，合计经寇（指太平军等——引者）各省荒田不啻十倍于此，是国家岁失数百万金与数十万石米也。田之荒固由人少，然亦以农夫困甚，几不聊生，或去为商贩，或去为工匠，或去为仆隶，或穷为乞丐，或转于沟壑，甚或流为盗贼，故耕者日少。田之熟者且恐其荒，荒者又安望其熟？此事之甚可忧者也。”①光绪十年（1884年）一个江宁人徐承祖说：“查兵燹后（指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后——引者），各省荒田甚多，因升科（荒地开垦后开征粮赋）期速，折色（折钱交粮）累民，以致终岁勤劳不获温饱，而改业者有之，为匪者有之。是以承平二十余年，续垦者有限，甚有已熟复荒，职此之故。”②他们都指出了农业生产力继续萎缩的事实，也说到了严重的封建剥削下广大农民日益贫穷的事实。各地区灾荒频仍是农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根据李鸿章从同治九年（1870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任直隶总督时的奏疏中关①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六日《申报》。见《中国近代农业吏资料》第一辑，页280.②福润：《皖抚奏陈变通清赋办法疏》，见上书，页342.①《求益斋文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此书以后简称《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363.②《光绪十年闰五月初二日候选知府徐承祖呈》。见上书，页234.于灾荒的报告，这二十五年中，直隶省（即今河北省）发生灾荒的年头有十七年，其中十三年是水灾，三年是旱灾，还有一年是西南地区旱灾，东北地区水灾。这是京城所在的省份，清政府经常拨出巨款在这里治水，但是这些经费中的大部分照例为官僚所中饱。就全国范围说，这个时期最严重的灾荒发生于光绪二年到五年（1876—1879年）。二年，南方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南五省遭到大水灾；同时，在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大旱灾，北方的旱灾继续延长了三、四年。在北方数省的这几年大旱灾中死亡的人数，据一种估计有九百万到一千三百万人，据另一种估计，仅山西一省在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间就有五百万居民死亡。自然条件稍一不正常即造成灾荒，广大的小农民没有一点抵御灾荒的能力，这是除了依靠暴力进行剥削和压迫以外不能为农民做任何事情的腐朽封建统治阶级所造成的恶果。（二）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的失败在太平天国覆灭了以后，在继承太平天国的捻军也完全失败了以后，西南和西北几个省中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对于清朝统治者说来，成了主要的危险。在中国境内，从来除汉族以外，还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封建统治阶级总是对少数民族实行歧视、欺凌和压迫，有些少数民族中的剥削阶级也往往利用民族间的隔阂和纠纷来达到自己的某种野心，但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在一般情况下是和睦相处的。清朝统治者统治全国，既依靠汉族中的地主阶级，也依靠蒙古族、回族、藏族及其他某些少数民族中的王公贵族、宗教首领和上层剥削阶级；清朝统治者又竭力制造和煽动国内各民族，特别是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猜忌和仇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同样都处于严重的封建压迫之下。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时，就有不少僮族（壮族）的群众参加。在这以后几年间发生了前面（见第七章第五节）已经提到的贵州苗族的群众起义，云南彝族、回族的群众起义，它们显然是受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以张秀眉为领袖的贵州苗民的起义，从咸丰五年（1855年）开始。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的天京被清军占领时，苗民起义的力量，加上同他们配合的汉族贫苦群众的“教军”、“号军”，已经发展到几乎遍及全省各州府，并且蔓延到邻省广西、湖南、云南。贵州的清朝官兵只能主要据守省城贵阳。同治五年（1866年），湖南巡抚李瀚章（李鸿章的哥哥）受命以所统率的军队进入贵州，但仍不能取胜。同治六年（1867年），另一支由席宝田统率的湘军也到了贵州。席宝田是湘军中著名的悍将，他的部队依靠洋枪洋炮对起义群众进行了残醋的屠杀。教军和号军相继覆灭，苗民形势孤立。张秀眉率领起义群众在优势的敌军的压力下还坚持作战了五年。百分之八十的苗寨被官兵破坏，大量的苗民壮丁被杀死。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年），这场历时十八年之久的苗民起义终于被镇压了下去。爆发于咸丰六年（1856年）的云南哀牢山的贫苦彝民群众的起义在太平天国失败后还坚持了好几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李文学为首的起义军终于为清朝官军和地方上的地主武装所战败，李文学、田四浪等领导人都先后牺牲。只剩下李学东率领残部五百余人逃进了深山，虽想伺机再起，但已不可能了，两年后，李学东病死在岩穴中。据说，这次起义失败后，彝族人民在李文学的出生地弥渡县瓦卢村附近的山上树碑立庙，来纪念这个英雄人物；在哀牢山地区其他地方也有不少纪念李文学及其起义同伴的庙宇①。在太平天国已经覆灭以后，杜文秀领导下的以大理为中心的回民起义军的声势仍旧很大。他们在同治六年到八年（1867年到1869年）东进围攻省城二年多。杜文秀发布檄文，认为清朝统治是云南的“回汉彝三教”（实际上是指回、汉和其他各族——引者）发生种种纠纷的根源。檄文宣告：“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①檄文用这样的语言表达了推翻清朝统治，实现民族团结的主张。当时云贵总督劳崇光认为全省其他地方的问题不过是某些汉人、回人间的”互相仇杀，并非谋逆“，但是”杜文秀叛逆已成“，”逆匪杜文秀占据大理十有余年，沦陷府厅州县城池二十余处，亟应大举进剿“②。在全国范围内农民革命已经进入低潮的时期，杜文秀以一隅之地不可能发展成更大的局面。而且他的起义军中的领导层，大多是回、汉、白各族的商人和地主阶级分子。所以他们不能像哀牢山的起义军那样提出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的纲领。在他们的地区内所实行的只限于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保护商旅、制止民族仇杀等政策。当时，已经侵入缅甸和越南的英国、法国，对中国的云南怀抱野心。投降清朝而被往为云南提督的马如龙从法国人得到武器的供应，由此引起后来法国提出经红河进入云南的航行权的要求。法国军官安邺率领的探险队于同治七年（1868年）到大理，杜文秀不予接见，勒令他们立即离境。同年，英国军官斯莱顿也从缅甸带了个探险队进入社文秀的地区。杜文秀只允许他们订立一个双方愿意互市贸易的一般性协议。他们从社文秀那里得不到更多东西。杜文秀手下有一个书生叫刘道衡的，在同治九年（1870年）向社文秀建议结好英法，借它们的力量来推翻清朝，此人自荐充当使者到英、法去①。杜文秀在看不到自己事业的前途的情况下，曾为这种反动主张所迷惑。刘道衡经过缅甸到英国，以可耻的态度乞求英政府的援助，但已经决定支持清朝的英政府不信任他，也没有认真理睬他。刘道衡流落死在外国。虽然他在国外的活动完全不能由杜文秀负责，但是这种情形足以表明，时至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领导者如果方向不端正，脱离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卖国的封建统治势力的总方向，就有被资本主义外国侵略者的阴谋利用来实现其分裂中国和侵略中国的危险。（国外写到这段历史的有些书上说，社文秀建立了一个“穆斯林国家——平南国”，他自号“苏莱曼苏丹”，这是当时外国人编造的谣言，与史实不符。）清朝军队在击退了杜文秀对昆明的围攻，并且征服了昆明以南、以北为其他回民部队所占领的各地后，就以全力向西进攻他们视为主要敌人的杜文秀。清朝巡抚岑毓英和提督马如龙率兵步步逼近社文秀的根据地大理。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理被攻陷。仕文秀一家和部下，包括回人和汉人的将领、兵士全部都被杀死。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在西北的陕西省和甘肃省（包括宁夏和青海①刘尧汉辑：《云南哀牢山区彝族反清斗争史料》。《近代史资料》1957 年第二期。①《回民起义资料》第二册，页131.②《回民起义资料》第一册，页392、411.①刘道衡的《上杜公书》。见《回民起义资料》第二册，页165—171.的东部》许多回民和汉民杂居地方也爆发了回民起义。首先是在西安以东的渭南、同州（大荔）、临潼一带发生了回民的武装暴动，他们甚至一度包围西安。继之，起义的烽火蔓延到了西安以西的凤翔，以至甘肃的平凉、河州（临夏），直到西宁，也蔓延到了陕北各地。当时属于甘肃省的宁夏地区，回民武装占领了宁夏（银川）和灵州（灵武）。河西走廊的肃州（酒泉）也被一股回民所占领。在陕、甘的辽阔地区内，回民到处一呼百应地起来，这在根本上是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民族政策所造成的。按照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地方官员们经常地制造民族间的隔阂和冲突。当时有人指出：“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以致往往因很小的事故造成流血的冲突，官方借机“派兵剿洗”回民①。清朝官方材料还供认，宁夏一带官吏在执法时有意压抑回民，“回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赏殓葬银二十四两”②。到了受欺侮压迫的回民聚众闹事时，官方立刻实行残酷的镇压。例如在同治二年（1863年），清朝将领多隆阿在大荔附近攻打回民聚居的羌白堡，“堡破时，堡中老弱妇女哭声震天，尽屠杀无遗”③。这当然只能激起回民中的更加剧烈的反抗。太平天国后期，一部分太平军曾与捻军合作几度入陕（1861—1863年间），太平天国覆灭后，捻军（西捻）也曾在陕西活动（1866—1867年）。回民的起义虽然同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事实上互相配合，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同太平军或捻军打成一片。要说明这一现象，必须看一下回民起义的领导成分。起义的基本群众虽然是遭受重重封建剥削的贫苦的回民劳动群众，但其领导者一般的则是回族中的上层剥削分子。例如在宁夏的大头领马化龙是个封建主，又是个宗教领袖（当时回教中被称为“新教”的一派的头子）。“世居灵州金积堡，富甲一乡”，“自称总大阿訇”①。又如在西宁的头领马桂源，曾捐得同知的官衔；西宁附近的大通的头领马寿是个清朝的军官；占领肃州的马文禄也是清朝甘州提督手下的军官。这些领导者用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引导起义群众，至多只是反对当地的汉人中的豪强恶霸和某些“不公正”的官员，要求朝廷“昭雪”他们所受的冤屈，不可能提出较高的政治纲领。他们在组织上也是各自分股活动，不能形成统一的领导。当清朝军队的主要力量对付入陕的太平军和捻军的时候，这些领导者乘机纷纷发动起来，使起义的群众相信他们是可以信赖的领袖。到了官方大军压到他们的头上的时候，这些领导者很多乞求投降，以求自保，出卖了起义的群众。为了剿灭入陕的太平军、捻军和陕、甘的起义回民，清朝政府在几年中调动了不少军队到西北地区，由于征战无功而撤换更替了不少将领和督抚。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镇压太平天国有功的左宗棠被任为陕甘总督。但这时西捻还在陕西活动，左宗棠仍首先集中力量剿捻，为追逐西捻渡河到山西。在捻军全部消灭以后，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十月从西安出发，用全力分路进剿起义的回民。左宗棠以湘军大将刘松山担任北路的军事，由绥德入宁夏，而他自己率部由陕西进入甘肃的泾川、平凉，逐步消灭省城兰州附近的各股回军。针对上述回民起义的弱点，左宗棠采取了所谓“先抚后杀”①张集馨：《临潼记事》。《回民起义资料》第三册，页17.②杨毓秀编纂：《平回志》卷三。同上书，页107.③《平回志》卷一。同上书，页68.①《平回志》卷三，又曾毓瑜撰《征西纪略》卷二。见《回民起义资料》第三册，页112、33 等处。的恶毒策略，即先诱降那些动摇的头头，然后对群众大肆屠杀，往往连已降的头头一起杀掉。在北路，宁夏的那个自称为“总大阿訇”的马化龙在同治九年（1870年）请降。这时刘松山已经战死，接替他的职位的是他的侄儿刘锦棠。此人由残酷地镇压回民而发迹。他虽然接受了马化龙的投诚，但仍然杀死了他和他的家族以及他家里的雇工，并且平毁了这一带回民所居的堡寨。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进入甘肃的省城兰州，并于同年冬天派刘锦棠荡平了现在属于青海省的西宁、大通一带的回军。这时各股回军的头子纷纷请降。最后，左宗棠出兵河西走廊。占领肃州（酒泉）的马文禄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也请降，左宗棠口头上允许缴械投降，但还是把马文禄等首领九人和当地的六千多回民杀掉了。他向朝廷奏报他进城时的情形说：“环视尸骸枕藉，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①在许多本来回民聚居的地区，左宗棠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后，把余下的回民分散迁移到别的地方。左宗棠用兵陕、甘，受害的不仅是回民。当时他所对付的还有所谓“土匪”，那其实是流离失所的穷苦汉民。左宗棠奏报中承认：“有无家可归，流而为匪者，有因官军诛求无厌，无所控诉，激而为匪者。”他又说：“只分良莠，不论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②这就是说，不论汉回，只要是封建统治者看来是“莠民”的，都要诛杀。左宗棠对土匪也采取招抚的办法。有些豪强恶霸就乘机收容贫苦的群众，组成队伍，形成自己的实力，向居民进行勒索劫掠，又借以求得招抚，为自己打开升官的门径。董福祥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本是盘踞在花马池（宁夏的盐池）的一个土匪头子，受招抚后追随左宗棠，后来成了在甘肃残害压迫汉、回人民的一个军阀。左宗棠在同治八年（1869年）叙述甘肃东部的情形说：“平、庆、泾、固（平凉、庆阳、泾川、固原）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①《平定关陇纪略》一书中说：“死者既暴骨如莽，生者复转徙之他。蝗旱继之，疠疫又继之，浩劫之余，孑遗有几？方是时，千里萧条，弥望焦土”②。这些灾难是由封建统治者的反动民族政策造成的，左宗棠的军队和其他历年以回、汉人民为敌的官军是直接造成这些灾难的凶手。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已经把陕、甘的回民起义大体镇压下去以后，西北的问题还没有终结。事情又发展到了新疆。当时，清朝在新疆各处设官屯兵，天山北路设伊犁将军，南路设参赞大臣，先驻于喀什噶尔，后迁到叶尔羌。此外，还在乌鲁木齐、哈密等地设都统或办事大臣。天山北路的居民有许多是早先从甘肃西部迁来的回民，天山南路的居民大多是维吾尔人，天山南北都有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居民。清朝政府在全疆实行的屯垦政策，对于开发这里的农业曾起了积极的作用。太平天国大革命的影响也不能不逐渐波及新疆这个边远地区。清朝官兵在这里欺压各族居民，进行横征暴敛，势必引起各族居民的反抗。这里靠近国境，清朝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各方面的野心家在这里进行阴谋活动，沙皇俄国和英国又都乘机向这里伸出了侵略的魔爪。因此，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十①《左文襄公奏稿》眷四十四，页8.②《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二，页11.①《左文襄公奏稿》卷三十一，页37.②《回民起义资料》第三册，页243.分复杂的形势。当时新疆的局势足以表明，封建统治者不但造成国内各族人民的深重的灾难，而且又为阴谋分裂中国的国内某些反动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提供了可乘之机。但这些由于己超过本节的范围，将留到后面再去谈到。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也相继失败，这又证明了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同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汉族广大人民的斗争不可分的。没有全国性的革命胜利，个别少数民族的斗争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有时甚至可能被国内外反动势力引入歧途。（三）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掠夺的加紧中国人民的苦难的日益加深，不但由于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而且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加紧经济掠夺。在我们这里所说的三十年间，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它们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剧烈地展开了对殖民地的争夺和瓜分。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剥削的主要特征是掠夺性的资本输出，即伴随着政治特权的取得，投放资本到这些经济上尚处于落后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直接利用那里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攫取超额的利润。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是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才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但在这以前，它们己在香港和沿海各个通商口岸设立了一些工厂。最早在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出现于中国的外资工厂，主要是英国、美国资本的船厂，它们一般是从事船舶的修理，各厂雇用的中国工人有几百至千余人。继之，外国资本又在各地开办了磨粉厂、制药厂、制酒厂、砖茶厂、肥皂厂、榨油厂、缫丝厂、造纸厂、香烟厂、铁锅厂等等，直至“把生鸦片制成烟膏”的鸦片制造厂。一般的都是些小厂，其中较大的是英国、美国、德国资本的几家缫丝厂，最大的有工人一千多人。俄国资本的砖茶厂除设在沿海的福州外，甚至开设到了汉口、九江。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美国资本当时在中国设立了好些印刷厂和报馆，从事书籍、期刊和报纸的出版，这已超过经济掠夺的范围，而是企图在意识形态上、舆论上为奴化中国作准备。根据天津条约，资本主义国家不但在中国有沿海航行权，而且有内河航行权。美国商人1862年（同治元年）在上海成立的旗昌轮船公司，在六十年代垄断了长江上的航运。后来居上的是太古公司（1872年成立于伦敦的“中国航业公司”在上海所设的分公司，其业务由太古洋行代理）和怡和公司（即上海英商抬和洋行所设的“印度中国航业公司”，1881年成立）。这两个英商公司都兼营中国沿海和长江上的航运。首先受到这些外国轮船公司的打击的是原来从事沿海和长江航运的中国旧式帆船。许多船夫和有关的其他劳动人民在“洋船”汽笛声中失去了生存的依靠。福建按察使郭嵩焘在光绪元年说：“（外国）轮船入中国，而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侵寻而及内江，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逾半。”①中国的封建官僚①《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38.主持的招商局（一个从事沿海和长江上航运的公司）成立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但竞争不过外国轮船公司。在旧中国长时期中，太古公司、怡和公司的轮船简直成了中国水面上的主人。外国资本很早就在中国建立银行。其中主要的有英国的“印度澳州和中国银行”（即麦加利银行，它于1858年设分行于上海，它的总行在伦敦，1853年成立）和“香港和上海银行”（即汇丰银行，它在1864年设总行于香港，而于1865年设上海分行）。这两个银行渐渐成为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中心机关。它们初期的业务除了适应外国在华商人汇划方面的需要以外，还进行商业投机，对中国商人和清朝政府进行高利贷款，吸收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的资金，在中国发行钞票，控制中国的金融。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的许多中国商人的旧式钱庄，实际上渐渐地成了这些外国银行的附庸。以这些外国银行为核心，加上与它们相联系的从事出入口贸易的外国公司（“洋行”），通过中国的买办商人、买办性的钱庄等等，渐次形成了一个笼罩在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头上的沉重的剥削网。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银行和企业，没有任何合法根据。资本主义外国在已经强迫清朝政府接受的不平等条约中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就是因为它们当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的形式主要的还不是资本输出，而仍是商品输出。在这三十年中，它们在中国，除了实行直接的经济掠夺外，主要的还是由控制中国的出入口贸易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反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直接把持。前面已经说过，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在上海，英、美、法领事已经从买办官僚手里取得了当地的海关管理权。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原任上海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被清朝官方任命为总税务司。李泰国由于下面将要说到的为清政府到英国购买一支舰队的事件而于同治二年（1863年）去职，继任者是英国人赫德（他担任总税务司达四十五年之久，直到1909年）。在赫德手里建成了在外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海关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在同治三年（1864年），中国沿海十二个商埠（包括台湾的两个在内）和沿长江的九江、汉口的海关的税务司都由总税务司委派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担任，税务司以下的较高级职员也全是外国人。以后新增的海关都照此办理。税务司在名义上是清政府所派的海关监督的助理，实际上，各税务司都只向总税务司负责。总税务司设官署于北京，外交部性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授权总税务司管理全部的海关工作。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赔款”由关税收入中逐年扣交，所以这些洋税务司起着监督中国海关收入以保证对英、法的赔款如期偿清的作用。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已经偿清了这些赔款后，这种殖民地管理性质的海关制度仍然保存着，并继续起着这种性质的监督的作用，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仍以各种名义向中国进行勒索，一般都由关税收入支付。清朝官方向外国借债（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债虽然还不大，但已有好几笔）也都以关税作担保，还有向外国购买军火的钱多半也是用关税收入支付。腐朽的清朝政府丝毫无意于改变这种海关制度，他们甚至认为与其由自己的官僚机构管理本国的海关，宁可让洋人管理为好。第一次鸦片战争造成了所谓协定关税的制度，进口货物的税率已经大大降低。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列强又强迫清朝政府按值百抽五的原则进一步降低进口税率。例如，按1843年的进口税率，棉花是百分之六点五四，棉纱是百分之六点九四，1858年以后，则分别降低为百分之五点七二和百分之四点八六，印花布甚至从百分之十四点二五降到百分之四点九八。这时规定的税率一直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中国成了世界上进口税率最低的一个国家。只有鸦片烟在成为合法的进口货物以后，税率比较高，但大量鸦片仍是走私进口。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税率压在极低的水平上，航运由外国轮船公司所垄断，再加上外国人，无论是商人、传教士或任何其他人可以在全中国到处乱跑，——这一切当然是资本主义侵略国家为自己创造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对中国的商品输出逐步增加。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的速度仍然不能使那些以为被迫开放的中国将立即成为一个广阔市场的外国资本家感到满意。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的中国出入口贸易统计数字，虽然可以从当时的海关报告中看到，但是由于漏税、漏报、走私等等因素，这些报告中的数字并不可靠。大体说来，这三十年的前二十年中，进口的商品总值的增加是很慢的，出口更几乎没有什么增加，在光绪十年到十一年（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后，进口数字才有了较大的增长。下列的依据海关报告的统计数字可以表明这种情形①。出口进口差额1871—1873年（年平均）110百万元106百万元出超4百万元1881—1883年（年平均）108百万元126百万元入超18百万元1891—1893年（年平均）167百万元219百万元入超52百万元这就是说，同1871—1873年的进口额相比，1881—1883年只增加百分之十九弱，到了1891—1893年则增加到一倍以上。至于出口额，1881—1883年比1871—1873年没有增加，还减少了一点，到了1891—1893年则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多一点。所以，一个英国作家根据统计资料指出：“从1865年至1885年，中国的净入口额只显示出一种几乎可说是毫不足道的增长——由六千万海关两增至八千万海关两。同时当我们注意到银两在这个时期又由六先令八便士跌至五先令三便士这一事实，那么这种增长就比这个数字所示的更微不足道了。”②由于外国资本家渴望扩大这个数字，所以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列强竭力把他们的侵略的触角伸人中国的广大的腹地和西南、西北的边疆地区。当时中国出口贸易之所以增加很慢，在根本上是由于被束缚在封建的经济结构中的广大中国人民的贫穷。这时期的出口商品仍然主要是个体小农民生产的茶和丝。进口的各类商品总值中鸦片这种毒品经常还是处于第一位。中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死亡线上的求生挣扎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工业产品开辟中国市场的严重障碍。我们从下述的一些对外贸易简单数字中不难看到中国广大贫苦人民的惨痛的灾难，虽然外国大老板们对于他们所取得的利润总是感到不满足。①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 年版，页64.②伯尔考维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页5.茶叶在中国出口商品中长期间占最大的比重。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国茶叶出口一百八十万担。在这以前虽然出口量逐年有所增加，但由于日本、印度茶叶进入国际市场，八十年代初，中国茶叶在产区的收购价格日益降低。1886年后出口量渐次减少，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已经开始降到一百万担以下。许多为供应外销而刺激起来的小茶农在这过程中遭到了致命的严重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时人们这样说：“茶价往昔售三十余两至四十两一担者，今只售十六、十七两至十八两，其粗货竟有售至四、五两一担者。山户小民，终岁栽植辛勤，不获一饭之饱”①。又有人说：“茶货出口连年递减。茶农茶工因之辍业，饥寒迫切，转为盗贼”②。棉花曾是既有出口，也有进口；在这三十年间的初期，进口量超过出口量。中国的许多手工纺织业者不但用本国产的，而且用进口的棉花来纺纱织布。这种局面迅速逆转。在1873年棉花进口量是十二万担，出口量是一万五千担，到了1893年，进口量只有三万多担，出口量却达到三十四万八千多担。与此同时，棉纱和棉布的进口量迅速地逐年增加。棉纱，1873年进口量四万多公担，1893年增加到近六十万公担。棉布，1873年进口值二千四百多万元，1893年增加到近四千万元。在这一些数字中所包含的内容是，愈来愈多的手工纺织业者在进口时洋纱、洋布的压力下纷纷破产，同时，许多小农被迫廉价售出他们所生产的棉花以供应外国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煤油，在六十年代还只有极少量为供应外国侨民需用而输入中国。1878年美国煤油开始较大量向中国推销，这年的输入量是一千五百七十万公升。到了1891—1893年，平均每年煤油输入量已增加到一亿七千六百多万公升。从此，中国进入了使用所谓“洋油”的时代。它迅速地成为除鸦片、棉纱、棉布之外的进口商品总值中最大的一项。各种日用杂品如染料、油漆、铁、铁钉、针、火柴等等（被称为“洋漆”、“洋钉”、“洋火”等等），也逐年递增地输入中国。“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中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民生计，皆为所夺矣。”①这种议论可以代表当时的关心时事的人的看法。单拿煤油一项来说，起初人们只是拿来做灯油，很多人已感到日益通用的煤油排斥了植物油是个严重问题。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禁用煤油，他说：“粤省民间素用花生油，……自火油盛行，相形见继，销路愈滞，价值日昂。种植少则害在农，榨制稀则害在工，贩卖微则害在商。吾民生计所关，实应禁止”①。这个自命为关注民生的官僚似乎根本不知道各种“洋货”为什么能畅销于中国的原因，却说可以用禁止使用煤油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只是废话。光绪二十年（1894年），有人这样说：“溯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以前，火油尚属仅见之物，不料二十年之间，①光绪十三年《访察茶叶情形文件》。《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444.②光绪二十三年的《农学报》。同上书，页445.①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光绪二十一年刊本，页20.《纺织》。①《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七，《书札》四，页7—8.竟如此盛行，岂非出人意外哉！至将来更不知复至何所底止也。“②但是洋布毕竟还不能完全打倒土布，洋油毕竟还不能畅销于全国，其原因就是在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劳动农民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这是资本主义外国迫使中国封建统治者撤除了一切妨碍洋货进口的堤防以后所唯一剩下来的堤防。我们已经看到，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曾使得清朝官方有些人认为，外国所要求的不过是通商，而通商终究不是有大害的事。但事实不能不使人们渐渐地看出这种通商对中国的危害。光绪四年（1878年），有个监察御史的奏文中论说通商问题说：“始而海滨，继而腹地，既蚀人之资财，并据人之形胜。盘踞既久，遂唯所欲为。古之侵人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而又生财。……此洋人通商弱人之实情也。”他又具体地说：“查洋布每年售于中国约银二千六七百万两，呢毡等物每年约银四五百万两，合计约银三千余万两。年盛一年，女工之失业者不知几何，（其实不只是女工。——引者）中国之漏卮不可以数计矣。……呢绒以毛毳织成，中国羊毛驼绒运往外国者每年以五六千担计。以内地之物产予他人以取利，又从而销售之，殊非计矣。“①他算是接触了一个实质问题：中国以原料供应外国，而外国以机制品销入中国的这种通商只能使中国民穷国弱。这里必须说一下，在讲资本主义外国通过贸易来掠夺中国时，不能忘掉军火贸易这一项，而这一项是海关的通常报告所不载的。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中国已经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军火商人所看中的一个好对象了。欺诈和勒索是在对中国的军火贸易中惯见的现象。上面提到英国人李泰国曾代清朝购买兵船，这是较早的一个带有典型意义的故事。李泰国当时是清朝的总税务司，在同治元年（1862年）因病告假回国，英国人赫德暂代他的职务。在赫德的怂恿下，总理衙门委托李泰国在英国代为购买一支舰队，并且按照赫德和李泰国所开的数目付出了六十五万两银子，据说用这笔钱可以买到中号轮船四只，小号轮船三只，包括船上的炮在内。但不久，赫德说，这个数目不够，必须再加十五万两。到了同治二年，李泰国回到中国，他报告说，已经买妥了舰队，并且聘请了一个名叫阿思本的英国军官和其他船上人员共六百人，这个船队即可由阿思本率领驶到中国，但购买用费还要追加二十七万两，共一百零七万两，而且以后每月用费（包括阿思本和其他洋人的工薪）需十万两。雇了那么多人，要那么多经常用费，使清朝官方大吃一惊。清朝官方忍痛承认了新追加的购买用费，但经过讨价还价，把每月用费降低到七万五千两。这时，清朝官方还同李泰国讲定，这个船队到中国后，由清朝派官员统领，而以阿恩本任副职，所有雇用外国人员，以四年为期，在这期间中国官兵到船上学习①。使得清朝官方尤其吃惊的是，李泰国已经在英国同阿思本订立了十三条合同，根据这个合同，这个舰队只能由阿思本全权统领，所有官兵都由阿思本任用，他只接受经过李泰国传达的皇帝的诏谕，而且李泰国认为行不通的谕旨，就不给传达，等②《光绪二十年厦门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页167.①《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奏折》。《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165、167.①见《同治夷务》卷十六，页29.等②。清朝官方拒绝承认这个显然十分荒谬而且也不合法的合同，但是船队到达中国后，阿思本坚持必须照这个合同办。曾国藩本来是赞同这件事的，并且已经准备了接受这个船队的官兵，这时只好愤愤地说：“视彼七船者，在可有可无之数！”③英国公使布鲁斯出来为阿思本撑腰，美国公使蒲安臣也从中说合。花了钱买来而且还要继续花钱供养的舰队却不能真正成为自己所有的东西，甚至中国官兵上船学习都不可能，这毕竟是连清朝官方也觉得不堪忍受的。但是他们对此不敢采取稍为强硬的态度，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我们不要这些船了。于是这个舰队仍由阿思本带回英国，而清朝政府除已经按照每月用费七万五千两的规定付了几个月以外，又为遣送这些人和船回英国再付出了三十七万五千两。先后为此花的钱大约共达一百七十万两。为了怕得罪阿思本及其后台，还另外送给阿思本一万两银子。一个美国人记述此事说：清朝政府“用去五十五万多金镑，结果一无所得。”④由于此事李泰国不再当清朝的总税务司了。总理衙门通知英国使馆李泰国已经去职：“念其从前办理税务出力，赠银共一万四千两，伸得从容归国。”①为了送走这个恶棍，清朝政府又付出了一笔不小的款子。而英国政府则嘉奖此人在中国的“功勋”，授给他三等巴斯勋位。阿思本的舰队的故事，可以说明，资本主义外国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军火买卖，成为无耻的经济掠夺，竟可达到这样荒谬的程度！清朝官方吃的亏，上的当，它的“慷慨”的赠与，以及它购买军火的费用，都由中国人民用血汗来偿付，那是不用说的。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开始，外国人把枪炮弹药直至兵船卖给清朝当局，战后，这种买卖继续进行，而且越做越大。清朝中央政府和拥有军权财权的地方大员纷纷靠买外国军火来增强用以镇压人民的力量。经手的官员都能从中得到巨额的贿赂和佣金，以饱私囊。到了八十年代，李鸿章成了外国军火商人的最大主顾。李鸿章除了一直不断地买枪炮和较小的兵船以外，从1879年（光绪五年）开始以大宗款项购办大型兵舰，而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前，李鸿章靠外国的供应而拥有的，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付了钱但仍落空的那个小小的阿思本舰队，而是总吨数有四万多吨的，在当时说是相当可观的一支真正的舰队了。德国的有名的克虏伯兵工厂特别为李鸿章塑铸了一座全身的巨大铜像，运到上海，奉送给他，表示对这个大主顾的“敬意”。这座铜像曾长期地树立在上海的徐家汇附近。在这些年份中，这种军火买卖的总额多少，外国军火商人赚到了多少钱，清朝的经手的官员和商人又从中贪污了多少，这些我们在这里不细说了。中国的广大贫穷人民虽然衣不蔽体（因而不买“洋布”），甚至夜不点灯（因而不买“洋油”），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能够敲骨吸髓地把人民的点点滴滴的血汗钱集中起来，供奉给克虏伯和其他军火工厂，这当然是外国的大老板们所感激不尽的。（四）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互相勾结②这十三条合同全文见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39—40.③《同治夷务》卷二十一，页18.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45.①《同治夷务》卷二十一，页48.在武装镇压中国农民革命的反革命事业中；清朝封建统治势力和从西方来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互相勾结起来了。太平天国战争前，外国侵略者一直把以清朝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统治机构看成是他们向中国进行侵略活动的障碍物，现在他们不这样看了。他们看出，这个封建统治机构不但不妨碍他们，而且还是适合他们的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个统治机构，他们就势必直接面对中国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保存这个封建统治机构，通过它剥削中国人民，又利用它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并且要它在外国侵略者所提出的要求上签字，使这些要求取得“合法”的地位，这实在是对于外国侵略者最有利的事情。参与订立1858年的天津条约的英、法、美、俄这四大国，在六十年代采取了他们自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这所谓“合作政策”是英国、美国所提倡，而为俄国、法国在一定程度上表示支持的。英国当时在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占有最优越的地位，它不愿意其他国家单独发动侵略行动而使它的优越地位受到损害，但也不可能排斥其他各国而独吞中国。所以为了维护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它主张各国应当互相合作来维持清朝政府的统治，使中国保持独立统一的外貌。美国由于六十年代初期国内发生南北战争而在对中国的侵略行动中落后了一步。在南北战争后，它除了在中国坚持享受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以外，又积极地向太平洋上发展它的势力，为进一步加强它在中国的地位作准备。在这期间，实行所谓“合作政策”是对它极为有利的。俄国和法国各自抱有对中国的野心，俄国已经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法国则主要利用天主教会来向中国内地伸展其侵略的触角，它们都没有能力排斥英国、美国的势力，所以也就只好承认“合作政策”。在强盗们的“合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相互猜忌、倾轧和争夺，但是为了它们各自的、也是它们共同的利益，都宁愿维持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列强的这种做法的用意，清朝当权者也不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同治六年（1867年）李鸿章（这时任湖广总督）的一个奏文中说，各国对中国的做法是“欲胁各官以制百姓，胁朝廷以制官民。”①刘坤一（这时任江西巡抚）说：“洋人所重者利，所畏者民……自知非仗朝命，无以制中国之民，图中国之利。“②这些话可以说是多少触及事情的实质。清朝封建统治者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并有了依靠外国的帮助镇压人民革命的初步经验以后，已经越来越不敢违抗外国侵略者的意志了。主管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在成立后不久就这样表示它的方针：“办理外国之事，非恐决裂，即涉迁就，势本难以两全。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实未敢因避迁就之讥，致蹈决裂之害”③，这个方针就是，为了避免“决裂”，宁可一切“迁就”。从清朝政府同英、俄、美、法这四大国以外的其他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最早是瑞典、挪威，已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和清朝政府订立了条约。到了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又相继接受下列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它们是：普鲁士（咸丰十一年，1861年）、葡萄牙（同治元年，1862年）、荷兰、丹麦（都在1863年），西班牙（1864年）、比利时（1865年）、意大利（1866年）、①《同治夷务》卷五十五，页9.②《同治夷务》卷五十四，页13.③《同治夷务》卷五，页55.奥匈帝国（1869年）。清朝政府承认了这些国家同英、俄、美、法四大国一样享有领事裁判权、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派遣外交官员到京城等等特权。清朝政府同这些国家是怎样订约的呢？例如，比利时在同治元年（1862年）已由英国人介绍派出代表到上海向清朝官方提出订约的要求，并且坚持要到北京进行谈判。江苏巡抚薛焕奉令在上海进行谈判，基本上满足了对方的欲望，只求他们放弃北上。薛焕报告说：“从来洋人不遂所求，决裂甚难收拾”①。比利时虽然是西欧的小国，但这时期已因工业的发展而成为一个力求对外扩张的资本主义强国。到了同治四年（1865年）比利时径自派使臣到北京，向总理衙门提出，三年前在上海议定的条款太简单了，必须重议，结果很快地就议定了共四十七款的条约（原来只有四款），外加“通商章程”九款②，几乎包括两次鸦片战争的几个条约的全部内容。又例如荷兰，这是个自十七世纪以来野蛮而积极地进行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和并吞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在同治二年（1863年）派出使臣自行到天津要求订立条约。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总理衙门的指导下负责进行谈判。崇厚报告说，对方在谈判中表示：“该使特来天津，议立条约，拟照英法各国条款办理，以示一体优待之意。”崇厚又说：“窃思从来事涉外国，无不费尽唇舌。洋人素性巧诈，如拒之太峻则偾事，许之过轻，又恐意存奢望”③。这是说，对“洋人”的要求既不敢拒绝，又不宜轻易地承认，其实不过是经过一番形式上的讨价还价后完全按对方的意志订立条约。总之，四个大国经过两次战争才取得的权利，其他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略费唇舌就得到了。从此中国成为一切大小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侵略的对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清朝封建统治者同资本主义外国侵略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矛盾。清朝统治者虽然感到可以放心，这些“洋鬼子”并不想仿行中国历史上的换朝易代的老例，但是事实越来越明显，在不换朝易代的情形下，外国侵略势力已经进入中国内部，使封建统治者再也不能照旧完整地行使自己的统治权力。封建统治者本以为可以在已经做出的对外让步的基础上，即在已经订立的条约的基础上维持所谓“中外相安”的现状，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对既定的条约，即使逐字逐句地兑现，也不能使洋人感到满意。总理衙门的大臣们在同治六年（1867年）这样描述他们所非常难以对付的洋人说：“一事也，但使于彼有益，则必出全力以相争，不载入条约之内不止。迫至人约之后，字字皆成铁案，稍有出入，又挟持条约，纠缠不已。……彼族深险狡黠，遇事矫执，或系约中本系明晰，而彼必曲申其说。或条约中未臻妥善，而彼必据以为词，极其坚韧性成，得步进步。不独于约内所已载者难稍更动，且思于约外未载者更为增添。”①这就是说，这些洋人不但根据他们的需要任意地解释条约中的规定，而且还以武力做后盾不断地提出超出条约的要求。封建统治者本来认为自己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合法的至高无上的全权的“主人”。他们残酷地镇压否认这种权利的造反的农民。现在武装撞进来的①《同治夷务》卷七，页40.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207—208、230—240.③《同治夷务》卷二十，页7—9.①《同治夷务》卷四十九，页6.这些洋人虽然并不否认封建统治者的地位，甚至帮同镇压造反的农民，但是在实际上他们不但要分享在中国的统治权利，而且还要做中国的“主人”的“主人”。所以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官僚集团中已有人这样说：“方今夷商既分布各口，又得内地游行，天主教布满天下，夷酋住在京城。中国虚实，无不毕悉。始不过侵我利权，近复预我军事。举凡用人行政，渐形干预。……彼负其豺狼之性，事事动形掣时，稍不遂其所欲，辄以用兵挟制”①。同治六年（1867年）另一个官员说：“即使诸国遵照原约（指咸丰十年的条约——引者），一无所改，而利权事权，已在其掌握中，数年之后，必有不堪设想者矣。”②这种情形，对于封建统治者说来，是难以咽下去的苦药，而且实际上已造成了严重困难，一方面遇事屈从洋人的意志，一方面又要使广大人民承认他们仍然是合法的至高无上的全权的“主人”，这显然是办不到的事情。从鸦片战争以来侵入中国的各国，除了北方的俄国曾长期与中国直接接触以外，其余的本来都被认为是来自茫茫大洋的远处，而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了盘踞在中国大地上，势将久踞不去的势力。东南海疆固然已经敞开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而且渐渐地又形成整个中国大陆边疆都处于列强的包围之中的形势。沙皇俄国在已经强占了中国东北部的大片领土以后，还继续在北方蚕食中国的领土，而在它占领了中亚细亚的若干国家和地区后，又紧紧地逼近了中国的西北部的新疆，这样，中国的北方从东到西共约一万多公里同沙俄相接壤。其次是英国，在它已经占领了全部印度以至克什米尔，又使缅甸成了它的殖民地以后，中国的西藏、云南五千多公里的边疆就直接同英国势力相接触。最后，使越南、老挝成了自己的殖民地的法国势力也在一千多公里的边疆上直接迫近中国的云南、广西。所以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清廷派驻英、法二国的公使薛福成指出，不但俄国，而且英国、法国都已成了紧靠中国边疆的势力，并且说：“由斯以观，中国东南两面大海绕之，其自东北以讫西南，则三强国之境绕之。防于海者，动虞诸国窥伺，防于边者，日与三国周旋。”①这样，不但东南沿海地区，不但长江流域，而且东北、西北、西南广大的内陆地区都成了列强觊觎的对象。侵略者的先锋以传教士、探险队、勘察队、游历家、商人的名义和身分，足迹遍于全中国。除了通商口岸的“租界”以外，星罗棋布地到处树起来的外国教堂，成为中国各地居民直接接触到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显著标志。外国侵略势力如此深入到全国各地区不能不被封建统治者看成严重的危机。一方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感到自己的统治权力到处受到了限制，一方面这又使许多甚至非常闭塞的地区的居民也看到了这个统治者在外国侵略势力面前是十分软弱无能的。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虽然进入了低潮，但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代之而起的是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发生的群众性的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多半以反对外国教会的形式出现）。清朝统治者禀承外国侵略者的意志竭力扑灭这种群众斗争的火焰，只能使火烧到自己头上，而它的每一次对外国侵略者的新的妥协让步，更是火上加油。因为这些原因，清朝统治者在执行着一切“迁就”的总方针的前提下，①署礼部左侍郎薛焕奏语，见《同治夷务》卷十六，页4—5.②总理船政前江西巡抚沈凉帧奏语，见《同治夷务》卷五十三，页2.①《庸庵海外文编》卷二，页15.为了避免自己的统治陷入无可挽救的危机，总是想给自己的对外让步划出一个限度。虽然它在外国侵略者的恐吓、讹诈之下，经常放宽这种限度，但是这种半推半就的态度，当然又使外国侵略者感到不能满意。在六十年代以英国为首开始执行上述对华的“合作政策”的各侵略国家，曾经竭力“教导”清朝政府，使它懂得，要获得列强的支持，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资本——帝国主义支配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会遵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规矩。各国第一批进入北京的外交代表们就自居于这种“教导者”的地位。一个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的美国历史学者马士这样说：“这些代表们并没有忽视他们的首要责任——要约束中国人适当地履行条约条款，并且要保护交托给他们的那些国家利益；不过他们也认为他们还有责任去教导在崭新的国际关系中并无经验的那些中华帝国大臣，并且给以意思诚恳而且实际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①所谓“为了中国最大利益的劝告”是些什么，可以从当时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和英国公使馆参赞威妥玛专门为清朝政府写的两个文件中看到，这两个文件都在同治五年（1866年）由总理衙门送呈皇帝，并发交各省督抚讨论。赫德写的一篇，题目叫《局外旁观论》②。这个在中国创建了一套殖民地海关制度的帝国主义分子，在几十年中间，利用他的职权积极干预中国内政、外交各方面的事务。他的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之一是要清朝政府务必切实遵守条约，在对外事务中一切照“章程”办事，他所指的当然就是外国侵略者所立的章程。他恐吓说：“国中违背条约，在万国公法，准至用兵。败者必认旧约赔补兵费，约外加保方止”。“若违章，有动兵之举，国乱之灾”。他还“劝告”清朝政府及早把外国可能提出的要求主动地先办。他说：“违约者或因不肯照约，或因不能照约。若不肯，必有出而勉强者；若因不能，必有起而代行者。……是以或有应办，或有请办，不如早办，不致日后为人所勉强也”。他所提出应“早办”的事内包括“准洋商合华商会制轮车电机各等事”。当时，资本主义列强开始提出了由外国资本在中国修铁路、办电报、开矿、内河通航等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在已有的条约中并无规定。赫德的文章最后说：“若照行，泰西各国必致欣悦，无事不助，无时不合”。这就是说，这对于清朝政府是最有利不过的了。威妥玛所写的题为《新议略论》①的说帖是由英国公使阿利国送交总署的。这个说帖一方面恐吓说，如果不顺从外国的意志，就难免外国的“干预”；“一国干预，诸国从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知。”一方面又劝告清朝政府要“借法自强”，其实就是要清朝政府主动地把全中国向外国势力彻底开放。说帖中说：“类如各省开设铁道飞线（电报线），以及五金煤炭各厂开采，水陆各军安设操练，中华用项不足，约请借贷，医学各等项设馆教习，以上各等新法，中国如欲定意试行，各国闻之，无不欣悦”。为什么各国会欣悦呢？说帖中说，这除了因为要办这些新法，就会“约外国人相帮”并且要外国人投资以外，还因为“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民人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国亦可无虑。其最为欣悦者此也”。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页125.②《同治夷务》卷四十，页13—22.①《同治夷务》卷四十，页23—32.对于外国侵略者自以为根据条约有权提出的某些要求，以及超出条约而提出的某些要求；清朝政府曾不断地谋求回避和拒绝，但它并不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理直气壮地驳复和抗议，而是央求外国侵略者照顾到自己内部统治的困难，放弃或降低这些要求。在同治六年（1867年）清朝中央政府要各省总督、巡抚讨论有关问题时，从总理衙门到地方的实力派几乎都认为，拒绝外国侵略者提出的新的要求的最好的理由是，政府如果接受这些要求，只会激起人民群众的反抗，结果就会造成对于外国人说来也是很不利的国内形势。当时任大学士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说法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①列强支持清朝政府的政策中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方面它们要使清朝政府保持腐败与懦弱的状态，因而只能屈服于外国的压力，遇事妥协让步；一方面又想使它具有足以镇压亿万人民群众的力量，以造成有利于外国侵略者的内部安定秩序。它们不断地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使它对外作出新的让步，然而，这也就不断地削弱了它对“亿万小民”的统治能力。清朝官员用他们无力压服“穷极思变”的“亿万小民”为理由来乞怜于外国侵略者，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在以下各章中，我们将从1864—1894这三十年间的一系列事实中，看到清朝封建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这种既互相勾结，又互相矛盾的情况。①《同治夷务》卷五十四，页2.第十章封建统治者的“办洋务”（一）洋务运动的产生六岁即位的载淳（同治帝），在位十三年，实际上掌权的是他的生母慈禧太后（见八章三节）。他在开始“亲政”的时候，突然死去。这为慈禧太后提供了继续掌权的机会。载淳没有儿子。慈德大后排除了皇族中的其他主张，选择了醇亲王奕误的儿子载淳为继位的皇帝，这就是以光绪为年号的皇帝，他这时只有四岁。奕误是道光帝的第七子，也就是咸丰帝的弟弟，载淳的生母又是慈禧的妹妹。按辈份说，载泥不是同治帝的继承者，而是咸丰帝的继承者。慈禧太后之所以要这样安排，是为了继续保持在同治帝时的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如果新皇帝是继承同治帝的孩子，她们成了“太皇太后”，那就失去了摄政的权利。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死去，就更加确立了这个十分擅长在宫庭中行使阴谋诡计的慈禧太后独掌国权的局面。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共达四十七年，即同治帝的十三年（1862—1874年）和光绪帝的三十四年（1875—1908年），其中包括这里所说的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到中日甲午之战之间的三十年（1864—1894年）。慈禧太后是顽固地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的代表，她尽可能坚决地拒绝任何危害这种统治秩序的新的事物。但她也善于适应日益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的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某些统治形式和政策。她支持一切出卖中国权利的投降主义的主张和行动，只要有利于镇压反抗封建统治的人民力量。她的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开始形成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统治政权的时期。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以联合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镇压造反的农民大众而开始。“办洋务”的热潮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来了。当时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情，以至一切与外洋来的事物有关的事情。因此，外事交涉，订条约等固然是办洋务，派遣留学生，学习外洋来的科学，购买洋枪洋炮，使用机器，开矿办厂，雇用外国军官，按照“洋法”操练军队等，也无不属于办洋务的范围。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因此他成为办洋务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些从事洋务活动的封建官僚，可以称为洋务派。在近代历史上，最早注意洋务的，应该算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那时，不叫洋务，叫“夷务”。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就这点说，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但是洋务派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这是同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林则徐不同的。林则徐的朋友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林则徐的主张。但这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做不到的事，因此林则徐只能受到排斥。洋务派的官僚承认西洋“船坚炮利”，必须向洋入学习，并且认为，为了维护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只能容忍外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以便依靠洋人的帮助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在封建官僚集团中也有人怀疑和反对这种主张，但是洋务派的命运同林则徐遇然不同，他们成为当权派中有势力的一个集团。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月），在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的奏文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①按他们的看法，同太平天国、捻军相比，外国侵略势力不过是“肘腋之忧”和“肢体之患”。所谓“治俄”、“治英”，是欺人之谈；其实是要联俄、联英。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的机构，也就是在奕訢等人的这个奏文中提出的。随即成立起来了的这个机构，其地位相当于军机处，成为凌驾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上的专办洋务的内阁。奕訢等的奏文把它说成好像是个临时性的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日制”②。其实它并没有“即行裁撤”，而是继续存在了四十年。但是由此可见，总理衙门这个总管洋务的机构开始设立时就是为了“军务”，也就是联合外国力量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及其他农民起义力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增加，又设立南洋、北洋通商大臣。营口、天津、烟台三个口岸归北洋大臣管理。山东以南各口岸，包括长江上的儿个口岸归南洋大臣管理，南洋、北洋大臣不仅办理通商事务，也要就地办理其他各项对外事务；光绪初年起，还负责督办南洋和北洋海防事宜。南洋大臣一直由两江总督兼任。曾国藩曾任两江总督，他在同治十一年死后，洋务官僚沈荷桢、曾国荃和刘坤一等先后担任两江总督，曾、刘是湘系的重要人物。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海和天津成为湘系和淮系势力倡办洋务，并同外国侵略者联系的基地。洋务派官僚打着“自强”的旗号，说他们向外国购买枪、炮、兵船，并且自己设立军人工厂和其他工厂都是为了“自强”。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就说：他的主张是“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其具体办法是：“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①总理衙门自成立后，也一直主张聘用外国人教练军队以及“习机器、制轮船”等等，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总署奏文说：自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后，“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他们在这时提出了六条“紧急机宜”，认为认真照这六条做去，就能“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②。这六条紧急机宜的主要内容仍不外是建立海军，设厂造船，购置最新式武器等等。采取这些措施，对封建统治势力说来，固然是一种改进，但这种皮毛上的改进，并不能使腐朽的封建势力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强起来。封建官僚的洋务运动虽然自我标榜为“自强新政”，但始终不能表现为自强的事实；他们在对外事务上，总的说来，实行的只能是迁就、妥协、投①②《咸丰夷务》卷七十一，页18、19.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页34.②《同治夷务》卷九十八，页19、20.降的方针。在同治年间，由于内部的人民起义一个个被镇压下去，封建统治者自夸为“同治中兴”。但是即使封建统治者自己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中兴”不过是充满了危机的虚假现象。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这样描写当时的时局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矣。”又说：“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虞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在这段话里，他把面对着外国侵略势力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说得如此地软弱无能，他把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吹嘘得如此地不可抵御。他的这种害怕外国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槽太后统治时期的整个官僚集团中的经常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所谓“中兴”，所谓“自强”，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关于洋务派的官僚们在外交和政治各方面的活动，将留到以后的几章里去谈，在这一章里我们主要从经济方面来考察一下洋务运动。（二）官办的军事工业在办洋务的封建官僚们主持下，中国开始有了一批官办的企业。这些企业因为是使用新式机器，雇佣了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来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所以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中很大部分是军事工业，它们的产品供应给国家和军队，并不作为商品而出售，更不投放到市场上去。这些企业不但为封建官僚所控制，而且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依赖性。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封建官僚们办的军事工业。早在太平天国战争尚未结束时，同治元年到二年（1862—1863年）间，两江总督曾国藩已在安庆设军械所（制成过一艘小轮船），江苏巡抚李鸿章在苏州和上海设洋炮局，但是规模都极小。第一个像样的官办军火工厂是在同治四年（1865年）成立于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它是在曾国藩支持下由李鸿章主办的，除了生产枪炮以外，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前还造过军用船只。同治四年，李鸿章又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他把他在苏州办的洋炮局搬移过去，以后又有所扩大。在北方，同治六年0867年）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了天津机器局，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天津机器局也归他主持，它主要是生产火药与子弹以配合江南制造局所造的枪炮。闽浙总督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马尾造船局（又名福州船政局），也是当时规模较大而历时较久的一个工厂，它主要是制造军用船只。正在筹办时，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清朝政府特派船政大臣主持造船局。第一任船政大臣沈藻帧，原任江西巡抚，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全国许多省份，包括陕西、甘肃、广东、福建、山东、湖南、四川、吉林、山西、浙江、台湾、云南、湖北等都以“机器局”“制造局”之类的名义相继设立军火工厂，它们都是由各省督抚动用官资设立的。但一般的规模都很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O、11.小，有些维持不久就停办了。其中有的如广州机器局（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创设），湖北枪炮厂（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创设）发展到较大的规模。这里主要用江南制造局和马尾造船局等几个较大的厂的情形为代表来说明这些官办的军事工业的特点。这种官办军事企业的产品，因为不是商品，所以是不计算成本的。企业不管盈亏，所以没有从利润转化而来的资金积累。它的扩展和停滞取决于负责官方拨款的多少，而不决定于市场的需要，也同企业经营的好坏无关。这些军事企业的开办经费一般是军阀官僚们从他们所掌握的军钩中拨出一部分，或从当地的关税收入、厘金收入中攫取一部分来充当的。李鸿章办江南制造局的有一部分经费的来源尤其特别。他让一个“因案革究”的海关通事唐国华和“同案已革”的两个扦手（即海关上的检查员）拿出四万两银子来“赎罪”，他就用这笔钱买进上海虹口的美国人办的一个小机器厂，作为他的工厂的基础的一部分①。这些官办军事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必须每年支出大量经费（由于下述各种情形，这种经费支出是很大的）。在同治六年（1867年）前，各地海关收入中每年要提出二成偿付对外国的赔款，在赔款偿清后，李鸿章就把上海海关收入中的这两成用作江南制造局的经常经费。天津机器局的经常费用是从天津海关收入中提取四成。福州船政局的经费也主要是从福州的海关税收入中取得的。这种官办军事工业在技术和生产资料方面极大地依赖外国。创办这种军事工业的军阀官僚都靠外国人做他们的顾问，为他们到外国购买机器材料，雇用“洋匠”。李鸿章在苏州、南京开始办军事工厂时所依靠的主要是一个英国人马格里，此人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军中的一个军医。江南制造局在开办时依靠的是两个美国人，直到它创办三十多年后，仍由两个英国人分别“负责全部工程事务”和“负责制炮装炮。”①崇厚开办天津制造局时交给密妥士全权办理。密妥士是个英国商人，又当过美国和丹麦的领事官。左宗棠开办福州船政局则以他在反太平天国战争中的老朋友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为正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该两员承办”②。他们又以高薪雇用不少外国人做技术工人。作为顾问、监督和技术工人的这些外国人，很多其实并不是这方面的内行，也并不真有高明的技术。总理衙门在光绪六年（1880年）批评马尾船政局说：“当初雇募洋人日意格等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③。这些官办的工厂固然生产出了船只、枪炮、军火等等，然而不但机器全部是买自外国，而且原料、材料，以至产品的许多部件、零件都是从外国买的，这点从江南制造局的各年收支报销中就可看到。试举光绪十年（1884年）的报销为例。这年共支出银七十万两多一点。其中购买“外洋炮位，炮弹等件”，“购买外洋大小机器及一切机器”，为制造枪炮子药，为制造机器，为添建厂房、修理船坞而购买“外洋物料”，以至力行船而购买“外洋煤油”等等，总之，购买一切外国的东西，共达四十五万二千多两，占总支出的近①见《李文忠公奏稿》卷九，页32.①见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 年版，页276、282.②《左文襄公文集。奏稿》卷二十，页64.③《洋务运动资料》第五册，页247.百分之六十五④。所以李鸿章说：“沪局（指江南制造局——引者）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详匠主持”⑤。他又说：福建的厂和上海的厂“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①福建的马尾船政局在光绪二年（1876年）前，先后造过十九只小型的汽机木船。这些船是日意格买了法国的破旧机器装成的。以后开始造所谓铁胁船，光绪八年（1882年）造出了第一艘二千二百吨、配炮十尊的兵舰。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后又造了几艘。这些兵舰是怎样造出来的？船政大臣裴荫森的报告说得很明白：要“设法购置”“外洋钢铁、栖木各料……及轮船应用之电灯水雷、应用之电缆各件”，要“由英国采购康邦新式机件全副运回工次，镶配合拢”，还需要“外洋定购之船身钢板并轮机水缸、钢料等件”，要“在法国科尔苏制厂定购钢板料件”等等。这些船上配备的“炮械药弹”也都是从德国克虏伯厂买来的②。再看一下崇厚开办天津机器局的情形。他说：“顷据密妥士面称：现接英国来信，所有制造火药、铜帽机器均已买妥，共用二万一千余金镑，核银约七万余两。应雇大船三只运送来津，每船需雇价三千余金镑，共需船价约三万两上下”，还同时买了一千几百吨的煤，据说：“英国煤斤用作机器甚为合用，而较中国煤价值又廉”③云云。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奇怪。在采掘工业、金属冶炼工业、钢铁工业、一般机器制造工业毫无基础的情形下，这些军阀官僚想搞出他们所需要的军事工业，当然只能一切都靠向外国买。这样的军事工业当然不能成为独立的民族工业。这种封建性的、买办性的官办军事工业，经营管理是极其腐败的。无例外地，都是用封建官僚衙门的习气来办企业。管理机构庞大，讲究排场，不顾实效。企业中的官员们坐食高俸，而且还有许多凭一张八行书而挂名支薪的人员。至于采办各种洋货中的虚报贪污，那就更不用说了。光绪初年有人说：“外洋工料尤易浮冒，报价每至四五倍之多。……故人谓机器局管事一年，终身享用不尽”①。六十年代官办的军火工业之兴起，本来是为了对内镇压人民的需要。这些军阀官僚宣称，有了自造的枪炮轮船，就能够抵御外侮，只是句空话。光绪五年（1879年）一个以办洋务著名的官僚丁日昌承认：“江南制造局之轮船以及福建船政局之轮船，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②李鸿章对江南制造局自我吹嘘得很厉害，但其成绩其实是不足道的。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议论江南制造局（已在建厂近四十年后）说：“沪厂枪机不能全备，必须兼以人工判磨，并非全系机器所成，故费工多而出枪少。近来陆续添机，渐次整顿，每日仍只能出枪七支，一年只能出枪二千余支”③。同时又④《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59.⑤同上书，页33.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页17.②《洋务运动资料》第五册，页318、320、354.366.③《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237.①刘锡鸿：《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洋务运动资料》第一册，页289.②《洋务运动资料》第二册，页393.③《张文襄公全集）卷六十，页5.有人这样说：“此次派员将该厂（指江南机器局）所造之械，整件零件逐细考察，疵累甚多。以如此巨厂，岁糜经费一百四十万金，而各械无一完善者，殊为可惜。至于员司之冗滥，工作之宕延，各物购价之浮开，各厂用料之虚耗，种种积弊，又复不一而足”④。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那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皇帝的上谕根据户部的奏议说：“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购军人”⑤。六十年代起三十年间的官僚资本的军事工业的结果就是如此。（三）官督商办的企业在洋务派官僚们办军事工业遇到一连串的困难的时候，他们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办起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来。他们的意思是，为了求强，先要求富。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这类企业办了二十多个。比较重要的有下列这些：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李鸿章主管下，开始创办轮船招商局（经营轮船运输，习惯上称为招商局）。它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较大的一个。光绪三年（1877年），李鸿章又创办了开平矿务局，这是我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一个大型煤矿，它就是现在的开滦煤矿的一部分。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间，在山东峄县、台湾基隆、江苏铜山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官方也曾设局使用机器开采煤矿。八十年代在热河、黑龙江、山东、贵州、云南，官方还设立开采铜、金、铅、铁等金属的企业，有的还附有冶炼的设备。最著名的是九十年代初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主办的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在当时是个规模相当大的钢铁冶炼工厂。在纺织工业方面，陕甘总督左宗棠向德国购买毛织机器运到兰州，光绪六年（1880年）成立了甘肃机器织呢厂，光绪十六年（1890年）李鸿章主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投产，光绪十九、二十年（1893、1894年）张之洞在湖北相继办起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个局。在上述这些企业中，甘肃的织呢厂是官资办的，产品供应军队的需要，并不作为商品销售。因此，这个企业的性质同官办军事企业是相同的。它的产品质量不高，而且厂址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兰州，如果把它的产品运到沿海地区去销售，加上运费，是无法同外国进口的毛织品竞争的，所以它不可能转化为商品生产。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这个工厂开工两年多后就停产了。招商局及其他一些企业的性质与官办企业有所不同。招商局是经营民用的航运的，采掘冶炼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产品全部或大部分是作为商品出售的。这一批企业中，少数完全由官方投资，大部分除了官资外，还召募私人资金入股。例如，李鸿章办的招商局、矿务局、织布局都有商人资金参加。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种被称为官督商办的办法很流行。因为生产的是商品，而对于私人投资入股，必须预约给以红利，因而就要计算盈亏，牟取利润。这类企业带有较多的资本主义性质。所谓“求富”，也就是赚钱，牟取利润，通过利润的积累扩大再生产。④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洋务运动资料》第四册，页178.⑤《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 年版，总页3637.既然外国人在中国办轮船航运能够大赚其钱，中国自己办为什么不能同样赚钱呢？土法采矿，已有长久的传统，加上新式机器，看来是能够赚钱的。至于纺织业，中国有原料，有廉价的劳动力，更应该提供较高的利润。由只办那种不计盈亏，很大地依赖于外国，不啻沙上建塔的军事工业，转到这种求富的企业，是一个进步的趋势。洋务派官僚在办理这种求富的企业时，虽然不敢说就能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曾自以为能多少起一点这样的作用。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奏报他试办招商局的情节说：“若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力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①后来招商局还试作远洋航行，光绪六年（1880年）李鸿章又奏报说：“商船能往外洋、俘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①光绪八年，李鸿章筹办上海织布局的奏招说：“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口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臣拟谨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②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建成投产后三年遭火灾，全部被焚。由于看到织布厂是可以赚钱的，所以李鸿章又急谋恢复，重新建立了华盛纺织总厂，他奏报说，他的目的是”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③在九十年代初以前的二三十年中，帝国主义经济势力虽已深深地侵入中国，但还没有获得在中国自由设立工厂的权利。清朝当局虽然已经财力竭既，但还能筹措一些款项来办新式企业。不少下台的官僚、地主、封建商人和买办商人手中拥有相当数量的货币财富；在封建经济趋于破落的情况下，受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并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先例，他们有意于投资新式企业。在中国的外国银行、外国贸易公司、外国轮船公司乘机吸收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资金。洋务派官僚提出官督商办的主张，企图集合私人资金来创办求富的企业，在开始时是很受到一些为自己手中的货币财富找出路的人士欢迎的。中国自己的技术力量这时固然极为薄弱，但已经有若干懂得些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也已经有少数技术工人。可以说，这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时机。但是这时，封建落后势力仍居于统治地位。发展新式企业的领导权落到了洋务派官僚手中。在他们的军事工业中通行的封建官场习气，全部照样地搬到了非军事的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中。这些企业，享有某些特权，例如招商局能够承包清粮的运输，纺织厂在运销中能够减免内地税和厘金。虽然如此，许多企业还是由于经营不善而亏折倒闭。有些企业虽然赚钱，但也很少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无论亏本还是赢利，承办的官员们都从中发了大财。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吸收私人股金，但完全由官方主持，认股的商人对于企业的管理没有任何发言权，一切权力都由官方指派的总办、帮办等人掌握。在企业开办时拨给的官款，是规定要分年收回的。招商局就是这个办法，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页33.①《李文忠公奏稿》卷三十九，页32.②《李文忠公奏稿》卷四十三，页43.③《李文忠公奏稿》卷七十七，页38.官方的资金由漕粮的运费分年抵还，“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