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口通商后，买办成了外国商人所雇用的人，他们给外国商人经理买和卖的业务。但逐渐地买办的职能扩大了。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年叙述中国商业情形的书上说，开始时，买办只是代外国商人经理劳务，取得一定的报酬（薪俸），但后来，买办们以自己的名义设店营业，承办外国商人所要进行的业务，外国商人“所欲买入或卖出者，皆委托买办，而买办乃体其意旨，与各商人直接交涉”①。这样的商人，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完全依附于外①《道光夷务》第一册，页190—191.②“孖毡”其实是英语商人（Merchant）的译音，林则徐关于此问题的奏折说：“查夷语有孖毡名目，音同‘马占’，即华语所谓‘买卖人’也。”见《道光夷务》第一册，页264.①《道光夷务》第二册，页1104.②同上书，页1147.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422.①两湖总督署译印的《中国经济全书》第二辑，页246.国资本。由于外国商人需要把农村中极其分散的农产品收集起来，并且要把进口的商品销售出去，尤其是要销售到五口以外的地区去，没有中国商人的中介是不可能的。“买办”的含义也就随着实际生活的发展而扩展了。不少商人为了把农产品供应给通商口岸的外国公司而向各地的直接生产者或小商贩收购农产品，也有不少商人把外国商品运销到通商口岸以外的地区，他们虽无买办的名义，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对外国商人有了很大的依附性。他们实际上成了买办。一个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起着极其反动作用的买办阶级就这样开始生长起来了。（三）“租界”——国中之国在鸦片战争后新开放的通商港口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其重要性迅速地超过了广州。上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居于特殊的地位，它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最大的桥头堡垒，也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同国外反动派长期搏斗中的一个最激烈的漩涡。它在成为通商港口的最初的年代里，很快地显出了它在对外贸易上的优越条件，因而受到侵略中国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别重视。上海不但在地理条件上接近产茶和产丝的地区，而且附近的地区本来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上海在开始成为通商港口的最初年代里，它的出口贸易已增长得很快，它在全国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是七分之一，咸丰元年（1851年）增长到三分之一，而在紧接着的以后几年中已达到一半以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土上，不少城市里有所谓“租界”，那里的统治权完全属于外国人。他们设立法院、警察、监狱、市政管理机关和税收机关。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武力恫吓，实行政治和经济侵略的基地，起着极其凶恶的作用。大部分租界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租界在鸦片战争后首先形成。英国、美国、法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完全用欺诈的办法从清朝封建官僚手里取得了在上海建立租界的权利。这是用狡猾的骗术补充公开的抢劫的一个典型例证。英国领事巴富尔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到上海。他和上海道台宫慕久交涉，把上海县城外黄浦江边的一百三十亩荒地租了下来，英国领事馆就设在这里。然后他又使得这个道台同意把该地区逐渐扩大到（在1846年）一千零八十亩，规定在这个地区内英国人可以向中国的土地所有者以私人契约租得土地。到此为止，还算是有条约根据的。因为虎门条约中有这样一条：“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许英人租赁……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①。但是很明显，虎门条约不过是说，在通商的港口，英国人可以在规定地区内向中国人租赁房屋或租地建屋而已。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上海的英领事使得上海道台同意订立了一个《上①《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35—36.海租地章程》①，这个章程一共二十三条（以后在道光二十八年又补加了一条），粗看起来似乎不过是些事务性的规定，也并没有取消中国在出租土地上的主权。但是英国人很巧妙地使这个章程成为上海的“租界”制度的奠基石，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点：第一，有一个条文规定，洋商租地建屋后，可以停租，也可以转租给别人，但“业主不得任意停租”，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永租制，外国人只要花微不足道的一点租费，就在实际上永远享有租地了。第二，又一个条文规定，“租地租屋洋商应会商修建木石桥梁，保持道路清洁，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挖沟排水，雇用更夫。领事官经各租主请求，召集会议，公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当时的清朝官员显然认为，洋人们愿意花钱修桥铺路，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却不料英国人在这里是为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法权以外的王国，初步制造了“合法”的根据。第三，章程中有一处规定：“他国商人愿在划归英商承租之洋泾浜界址内租地建房或赁屋居住、存货者，应先向英国领事官申请，藉悉能否允准，以免误会”。在当时的清朝官员，一定是以为免得自己去处理英国人和别国人之间的纠纷，让这些洋人自己去解决，其实这无异于承认了在所谓“划归英商承租的地区”内，英国领事官具有最高的权力。当时上海的外国商人为数很少。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连领事在内共二十五人，到了三十年（1850年）增加到一百四十人。有了《租地章程》后，英国领事就召集租地的外国商人按年开会，推选出最初只有三个人的“道路码头委员会”，向居民抽税，办理道路和码头事宜，这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市政机关的雏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英国领事又向中国地方官要求把这个“租界”扩充到二千八百多亩地。美国人本来住在英国人的租界内，到了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美国的文惠廉牧师向道台要求在虹口地区（英租界北面）建造教堂，并把这一带划为美国租界。上海道台立刻同意了。虹口地区的租界逐渐扩展，最后达到近八千亩地。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上海官员又应法国人的要求把英租界南面的地方给他们做租界，开始是五百多亩地，以后逐渐扩展到一千二百多亩（1863年）。美国租界和英国租界在同治二年（1863年）合并，就成了所谓“公共租界”。这个公共租界最后扩展到八万亩地以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比最初英国领事从上海道台租得的一百三十亩地扩展了六百多倍。所谓法国租界最后也扩展到二万多亩地。“租界”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远不能用它所占的面积来表示。我们在以后的历史叙述中不免常常要提到上海租界。这里，只说一下公共租界最后形成的统治形式。所谓公共租界的前身英租界在咸丰四年（1854年）形成了一个被译称“工部局”的机关，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市政府，一个政权机关，它设立各个机构办理“警务”、“税务”、“财务”、“学务”等方面的事，另外还有法院。外国人根据什么能够在中国国土上建立他们的政府呢？根据就是上述道光二十五年的《上海租地章程》！对这个章程，在咸丰四年（1854年）、同治八年（1869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又作了修订补充，使之更符合于外国侵略者的需要。按照侵略者的说法，“工部局”这个政府，并不是英国、美国或任何外国政府派来的，它是根据中国地方官所承认的章程，由住在上①《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65—70.海的外国人“民主”地产生的。在公共租界里建立了一个所谓“外人纳税会”，由它产生出“董事会”。董事长就是工部局的首脑。这是非常“民主”的制度，因为凡是住居上海的外国人而又占有至少值五百两银子的地产，每年缴纳捐税至少十两银子的，都是纳税会的会员，而凡是每年纳税到五十两银子的人都有资格被选举为董事。这里所说的税金并不是交给中国政府，而是由工部局统一收的。所谓“公共”，原意就是“国际的”，所以上海的公共租界，乃是一个住在上海的各国大老板的“民主共和国”。而其后台，不用说，就是各个侵略国家。那么在这外国大老板的“共和国”里有没有中国人呢？在道光二十五年的章程中规定，在租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当时中国官员和英国领事部认为不让“华洋杂处”，可以避免纠纷），但是在咸丰四年（1854年）修改章程时，外国的领事们和大老板们决定让中国人住到租界里来。显然，只有大老板，是形成不了一个“共和国”的。这以后，在租界里中国居民越来越多。同治四年（1865年）公共租界的第一次户口调查是，中国人，九万人；外国人，二千三百人。（以后的增长情况，举几个年份为例：1895年，中国人，二十四万人；外国人，四千七百人。1905年，中国人，八十一万人；外国人，三万人。）到了1920年（民国九年）公共租界中除了外人纳税会以外，又设立了一个华人纳税会，其成员也要符合至少拥有五百两银子的地产等等条件，他们就是所谓“高等华人”，主要是买办资本家。从他们中也产生了几个董事，参加这个“国际的”“民主共和国”的统治机关。所以最初本来是侵略者用明火打劫的方法取得了在上海设立一个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居留地，结果他们却在上海创立了一个国际大老板（和作为他们的附庸的极少数中国大老板）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不但是在中国国土上的独立王国，而且它在长时期中掌握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经济命脉，吮吸全中国人民的血汗来养肥自己，而成为国际大老板们的一个真正的天堂。（四）积水深潭中的初步激荡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好像是在其内部深处正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一潭积水，鸦片战争则是投入了一块大石，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而终将使整潭积水激荡起来。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处于十分腐朽的阶段，没有能力对于他们所面临着的历史变局作出灵敏的反应，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已模糊地感到，南京条约的订立并不是一件事的结束，而倒是一系列的难以预测的事件的开始。给事中董宗远在南京条约订立时上奏皇帝反对和议，认为屈膝求和，将招致严重后果：“国威自此损矣，国脉自此伤矣，乱民自此生心矣，边境自此多事矣”。董宗远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着想，他所说的“国威”指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政权的威望。他担心的不仅是对外的威望丧失，而且是对内将难以控制人民，也就是所谓“乱民自此生心矣”。他说：“恐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所谓“国脉自此伤矣”，是指经济而言。他是因南京条约中的赔款而担心对方的需索将无止尽，“民穷财尽，殆不可支，将何以裕国用厚民生乎”？①董宗远的这些议论代表了本来已经深①《鸦片战争资料》第六册，页77.感内部危机的封建统治者在经过鸦片战争后的无穷忧虑。封建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感到为了认真对付西方来的陌生人，必须对他们有一番切实的了解，因而开始寻求有关世界各国的新知识。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林则徐，他在道光十九年到二十年在广州时找人翻译了一些外国书报上的材料，他除利用一部分材料写成了一卷《四洲志》外，又把这些材料给了他的朋友魏源。魏源继续收集材料，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出版了一部五十卷的《海国图志》，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扩充为六十卷，最后在咸丰二年（1852年）又经补充，成了一部一百卷的大书。差不多同时，在福建的徐继畬也根据他所收集到的外国人出的地图和其他书籍，经过五年的辛勤努力，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出版了一部十卷的《瀛环志略》。魏源和徐继畬的著作是在中国系统地介绍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历史和地理情形的最早的两部书。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于欧洲各国，虽然已经通商多年，但是它们究竟是怎样的国家，甚至是在哪里，并不了然，而且有一些荒诞不经的观念。现在，魏源、徐继畬的书第一次提供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这些新书大体准确地说明了地球上大陆、海洋和各个国家的位置和各国的地理形势，也粗略地叙述了各国历史，还企图说明欧洲各国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虽然说得很不清楚，也不免有不少误解。徐继畬的书说：“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由其善于操舟，亦因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①这当然还不能给人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明确概念。书上又说：“英国……都城有公会所（按指议院——引者），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按指上议院和下议院）。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稣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照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大约刑赏征代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同，不独英吉利也“①。这算是提供了关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度的模糊图画。关于英国，徐继畬说：”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眸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②这算是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扩张。他的书盛赞欧洲人的船坚炮利，但终究说不明白他们的本领从何而来。“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造舟尤极奥妙……，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③。作者不能从社会经济制度上来说明问题，只能把欧洲人的“船坚炮利”归因于他们似乎具有“性情”和“运思”上的什么特殊才能。《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把了解世界情况看成有重大意义的事，他说：“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他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的人中的一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①徐继畬：《瀛环志略》卷四，清道光庚戌年（1850 年）刻本，页12.①徐继畬：《瀛环志略》卷七，页44.②同上书，卷七，页46.③同上书，卷四，页8—9.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了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他所要学的主要是“船坚炮利”。他说：“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④。因此他主张在广州官办“造船厂”、“火器局”各一所，其余各地，“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的书还介绍了一些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如书中刊载了四季寒暑图、日月蚀图等等。他以为只要靠官办一所船厂，一所枪炮厂，就能解决中国海防问题，以为只要一声号召，各地商民就能办起船械厂来制造民用的船舶和机器，这不过是书生的空想①。他的呼声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得到多大的反响。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说，只是在鸦片战争的刺激下吃了一惊，并没有认真地从这里接受教训，认真地对付资本主义外国的侵略。在战争结束后，一种使他们感到可以苟安下去的想法在他们中占着上风，这想法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耆英等人在订南京条约时所说的“该夷……虽系贪得无餍，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以后不少人发表了类似的说法。例如广东巡抚黄恩彤作《抚夷论》，其中说：“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指英国）者，惟在通商……其国中一切经费全资商税……其所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②。福建巡抚刘鸿翱说：“臣莅闽四载，略识夷情，今之英吉利不同于前明倭寇。倭寇志在虏掠，英吉利志在通商；该国去中国八万余里，彼断不于八万里以外或有他图。彼亦知即有他图，亦断不能据守。”③这些人都自认为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的企图有了新的了解，以为它不过是为了“通商”，并不像历史上所遇到的入侵者那样，要来进行掠夺，占领地方，直至当中国的皇帝。因此，只要抓住通商这一个题目，就可以加以“羁縻”“控制”，不致于出什么大乱子了。两广总督徐广缙说：“驭夷之道，不外羁縻”①。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徐广缙能做到使英国人放弃进广州城，这被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功。朝廷和广东官员都认为这一成功完全证明羁縻和抚绥的老办法还是行得通的。既然这样，对付外国人，似乎也就不是了不起的问题了。因此，一切的忧虑还是集中在内部的问题上。经过鸦片战争，国内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间的矛盾是更加尖锐化了。战争暴露了封建专制政府在外国侵略者面前的无能，暴露了它的外强中干。战争中国家军费开支增加，战后付出巨量赔款，这些负担最后都落到了农民群众身上。从道光二十一年（1341年）起连续三年黄河三次决口，使河南、山东、安徽很多地方被淹没，死亡的人以百万计。道光二十六——三○年（1846—1850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省连续遭到严重的水、旱灾，尤其是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水灾之重，为这些地区百年④《海国图志》卷二，清咸丰二年（1852 年）刻本，页4—5、15.①1842 年有一广东的行商潘仕成“捐造”兵船，据说是“仿照夷船作法”（《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395），得到皇帝嘉奖，上谕说：“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船只，着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员涉手，仍致草率偷减”。（同上，页2397）道光皇帝倒很了解，靠他的官僚机构是办不成任何新事业的。潘仕成后来得到了布政司的官衔，他的仿造“夷船”的事业也没有下文了。②《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435.③故宫博物院1931 年出版《史料旬刊》第三十六期，页329.①《道光夷务》第六册，页3158.来所未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广东、广西大旱。这些所谓“天灾”，很大程度上是在腐朽贪污的封建官僚机构把持下水利失修的结果。统治者自己也承认，封建官僚机构已不能做任何对人民有利的事。两江总督耆英在道光二十三年上皇帝密折中说：“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内不自安，何暇攘外？“他又说：”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良民与莠民亦成水火“。他把这种现象的产生说成是由于坏官员造成的，但他承认”好“的官员实在很难找到。他所说的实际上是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尖锐的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是封建统治者自己解决不了的。道光皇帝看了他的奏折，只好批道：”所论一切情形均非虚妄，朕翻阅再三，倍觉可叹可恨！“①当然，他也提不出任何解决办法。被压迫的农民大众为解决这个矛盾站起来了。在鸦片战争后的几年内，全国许多地区农民骚动以聚众抗粮、持械戕官等各种形式零星地爆发，各种不同名目的秘密结社在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中十分活跃。特别是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以后，发生了若干次的农民武装起义，虽然规模还是比较小的，至于纯粹经济性的盗群更几乎是所在都有。——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就在这样的革命形势中酝酿发动起来了。①《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页291—293.第五章太平天国的兴起（一）农民革命中的各阶级、阶层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革命，既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也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年，新产生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才开始注意到农民的力量，但他们没有能力在革命中实行对农民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来把农民发动和领导起来，是更晚的事情。历史实践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发挥到最大的程度，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革命才取得了真正的胜利。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长时期内，中国农民的革命斗争仍然同过去的封建时代一样，得不到比它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受着严重的封建剥削的农民群众，是封建社会中的巨大的革命力量。他们中革命性最强的是生活最贫苦的贫农阶层。在历史上每一次农民大革命中，贫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骨干，有时成为领导者。“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①毛泽东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作的这个论断，也完全适用于过去的封建时代的农民革命。但是只有贫农，还形成不了广大的农民革命队伍。事实上，封建时代的每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总是在封建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与压迫，使得中农群众，首先是比较贫苦的中农也感到无法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才爆发起来的。在封建社会中，文化为地主阶级所垄断。过着最贫苦生活的贫农几乎完全没有机会接受最起码的文化。比起贫农来，中农有可能稍微多一点文化，也较有可能对于本村、本地区以外的世界多一些见闻，因此，贫农往往和贫苦中农联合在一起领导和进行农民革命，他们在历史上曾多次地把革命火焰燃遍了中国大地。城镇和农村中的小手工业者、小贩、水路和陆路的船夫、车夫和其他运输工人等的生活地位和贫农、中农差不多，他们大多本来就是贫苦的农民，也能够成为农民革命中的基本队伍。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使得下层广大人民生活十分不安定的时候，社会上往往存在着大批游民。他们得不到比较固定的、正常的职业，为寻求生存条件而流浪各处，经常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本来是贫苦的农民，但是江湖放荡的生活赋与他们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格。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种游民更加大量存在。毛泽东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时多次提到游民的问题。毛泽东在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著名论文中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 年版，页22.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①毛泽东在1939年的著作中，论述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的各个阶级、阶层时又说到“游民”，他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②。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以前，没有人能够完满地解决如何引导游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防止和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这一个困难的问题。在封建社会里，各式各样的游民，有时被反动势力所收买，成为封建统治者雇佣的兵勇和地方豪绅组织的武装的一个主要来源。但是反动势力不可能完全吸收他们。流离失所的游民们，为了争取生存的条件，自发地组织起来，发泄对现社会秩序的仇恨，但他们的行动往往只限于经济的要求，缺乏远大的政治目的，因而形成所谓土匪和强盗。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条件下容易接受所谓“招安”，也就是接受反动势力的收买。当革命形势出现的时候，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成为勇敢的先锋。他们多半是来自贫苦的农民，所以很容易和革命的农民找到共同的语言。比起株守在一小块土地上，通常是忠厚朴实的贫苦农民来，他们富于社会经验，见多识广，更多权变和机灵，所以在农民革命队伍中能够起很大的作用，有时甚至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有了他们参加，大大增加了农民革命的声势。但同时，他们也往往把无组织性、无纪律性、流寇主义、单纯破坏性这些坏东西带进了农民革命队伍。他们既是农民革命中的勇敢分子，又往往成为革命中的不坚定分子；既给农民革命涂上了绚烂的色彩，又成为败坏农民革命并使农民革命终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广大劳动农民起来革命，是向地主阶级造反。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封建皇朝曾经多次被农民战争的暴风雨所推翻。农民革命能够给封建统治秩序以严重的打击，但是农民阶级不具备新的生产力，不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消灭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他们所做不到的。造反的农民在意识形态上也摆脱不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毒害。每当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地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因而形成革命形势的时候，有些在政治上失意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跑到农民队伍中来寻找出路。他们带来了地主阶级的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同时也带来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和思想的影响。他们中有的在农民队伍中成为起重要作用的谋士，或者甚至成为领袖人物。他们既在农民队伍中，不能不在某种程度内根据农民的意志行事，但也往往是按照地主阶级的本能来利用农民的力量。农民阶级没有彻底独立的世界观；完全排斥进入自己队伍的地主阶级的坏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农民革命胜利在望的时候，从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力量越来越多地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这种情形不能不导致①《毛译东选集》第一卷，页8.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40—641.农民革命的变质。农民革命纵然取得了推翻一个旧的封建皇朝的胜利，但是胜利的果实却总是为地主阶级用这样那样方法所窃取。新起的皇朝仍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权，农民仍然处于封建的压迫下。所以，总起来说，在还没有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时代，活动于农民革命内部的主要社会力量就是：贫农、中农、游民和某些地主阶级分子。在封建时代的每一次比较大的农民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几个阶级、阶层在起着它们的作用。它们的力量对比的状况，它们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排斥，它们为争夺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染成了每一次农民革命的特色。我们现在所要考察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是领导权掌握在贫农和贫苦中农手里的一次大革命，他们是在和游民的破坏性进行了必要的斗争而建立和保持自己的领导权的。参加革命的也有地主阶级分子，但是人数很少，在革命的初期，不足以形成影响运动发展方向的力量。广西黔江和郁江合流处的桂平以及得江北岸的平南等县的山区是太平天国的摇篮。当太平天国的创立者在这个地区进行活动，从传播一种新的宗教开始，酝酿着他们的伟大运动的时候，还有其他许多农民造反的队伍像无数火花一样进发在广西省和相邻近的湖南省、广东省的各地。最初的太平军，不过是同时并存的许多股农民造反队伍中的一个。在太平天国革命发动前的道光二十七年到三十年（18471850年），见于文献记载的广西农民起义队伍多达二三十支。官方对他们的活动情形的描述是“随起随灭，随灭随起”，“忽起忽散”，“东奔西突，此拿彼窜”①。他们一般立有“堂”的称号，如大胜堂、得胜堂、含义堂、聚义堂等等。这种称号是天地会的标志。官方又称之为“堂匪”，说他们“立一堂名，互相纠集，义取平等，以兄弟相呼，有大哥、晚哥之号。聚则众数十或数百，合党竟至逾千逾万。散则如鸟兽，无一定之巢穴，一定之头目”①。道光三十年有广西的南宁、柳州、浔州、梧州、思恩等府的举人和绅士到北京的都察院“呈控广西匪乱情形”，都察院据以上奏说：“贼皆用红布裹头，所竖旗帜，上有‘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字样，枪炮、器械、马匹俱全。”“逆匪横行，延及七府一州”②。这里说的“匪”、“贼”，都是指天地会。“反清复明”、“替天行道”是天地会在造反时所用的口号。天地会这个秘密组织早在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就产生了（据这个组织的内部传说的故事，它的成立是在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到我们现在所论述的这个时期，一百几十年间，这个组织特别在福建、两广、湖南等地区秘密地蔓延。它自称为“洪门”，在有些地区又改称为“三点会”或“三合会”③。天地会的组织形式是所谓“山堂”，每个山堂有自己的头子（称为“大哥”），经过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这样的形式来组成，参加天地会就是参加某个山堂。在江湖上有一定资历与号召力的就可以自为头子，自建山堂。他们有一些口口相传的隐话和暗号，因而不同山堂的人在江湖上相遇时可以互相①《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前言，中华书局1978 年版，页1.①民国二十六年《邕宁县志》卷三四。转引自《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页95.②同上书，页42—43.③以后，天地会蔓延到更多地区，变为各种不同的名称。毛泽东在关于游民的论述中提到的“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 ‘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是天地会这种组织变化而来的。招呼，有相互协助的义务。这个秘密组织的基本群众和它的领导者主要是江湖游民。他们的生活条件使他们特别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他们依靠这种组织来争取生存条件，对抗官府的压迫，进行各种对封建统治秩序说来是非法的行为。在社会阶级斗争形势激化的时候，他们也用这个组织来对封建统治者进行武装造反。所以清朝政府一贯严格禁止天地会。按天地会内部流传的对本组织的历史的叙述，它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推翻清朝，恢复明朝）。这个口号是清朝初年，明朝残余力量在南方沿海地区进行最后挣扎的时期留下来的。但是经过一百多年，天地会的组织并不总是在这样的宗旨下进行活动。只是在发动公开对抗清朝统治者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反清复明”这个传统的口号往往仍然成为他们的旗帜。他们只能使用这个传统的口号，似乎他们反对清朝统治，不过是为了要代之以一个汉族的封建皇朝，这就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足以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口号。天地会的组织形式也是他们的一个很大弱点。各个山堂互相独立，没有隶属的关系。威信高的“大哥”有时可以使别的山堂俯首听命，但也难免旋分旋合，不能形成统一的巨大力量。每个山堂自成一股势力，也就成不了大气候，所以往往不敢公开打出反清的旗帜，而只能在局部地区内戕官劫库，占山称王。由于缺乏远大的政治目的，缺乏统一的组织，所以他们的行动往往带有很大的投机性，在形势不利时从他们中很容易产生叛变行为——把自己出卖给封建统治者。也有些地方，豪绅恶霸参加到天地会里去，成为某些山堂的头头，更使这个组织的政治面目不清。例如有名的张嘉祥，是广东高要人，流落到了广西贵县，在县城的一家卤货铺当佣工，又经营过鸦片烟馆。道光二十六年开始当强盗，在横州集众竖旗，称雄于郁江上。他属于天地会的组织，立堂名“怡义”。他以“杀官留民，劫富济贫”的口号号召群众，最盛时拥众万余人，但是到了二十九年，他受招安，改名国梁，当了清朝官方得力的走狗。在太平军起义后他是追击围剿太平军的大帅向荣的部下，成为太平军的一个劲敌。天地会的弱点充分反映了游民这一个阶层的消极因素。在广西及其附近的地区与太平天国发动起义的同时，天地会发动了许多股的起义，但是它们都是随起随灭，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所具有的这些弱点。天地会在广西各地的起义，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客观上起了掩护的作用，起了分散敌人力量的作用。比起天地会来，太平天国是一个新起来的力量，初起时的声势还比不上天地会。虽然太平天国运动仍是一个自发的农民革命，但是它有比较明确的斗争纲领，有严密的统一的组织，从各方面说，它达到了天地会所没有能达到的水平。太平天国最后也是失败了，但是它起自一个狭小的地区，发展为全国性的巨大势力，成为中国在无产阶级产生以前的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二）金田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早的组织者是洪秀全（1814—1864）和冯云山（1822—1852）。他们两个都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生于离广州城北约一百里的名叫官禄……的一个小村子里，他家世代是农民，有少量自耕的土地，他的父亲和两个哥哥耕田度日。只有他这个小儿子从七岁起入私塾读书，但在十六岁时即因家贫辍学，参加家庭的农业劳动。他从十八岁起，十几年间在本村和邻村当蒙馆的塾师。多次到广州考秀才，都没有考上。就在当塾师的期间，他开始建立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冯云山是他的最早的同志之一，也是一个乡村塾师。太平天国正式的官书中说他“家道殷实”①，看来他和洪秀全一样，是个从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在鸦片战争及其以后的时期，广州是中国的对外关系和内部社会关系剧烈震动的中心。出生于广州附近的这两个青年成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不是偶然的。按照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和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的记述，洪秀全的早年有一些神奇的故事。洪秀全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即鸦片战争前四年）到广州应考时，偶然从街头两个不相识的人得到了一部叫做《劝世良言》的小书，带回家中，粗读了一下。第二年他又到广州应试，仍然失败，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病中他感到被天使接到了天堂，一个庄严的老人向他指出妖魔迷惑世人的情形，并给予他宝剑，令他把闯上高天的妖魔一一逐落地狱，又有个年轻的人帮助他斩妖，如此等等。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这已是鸦片战争以后），他重读七年前得到的那部小书，感到书中所述与那年“升天”时所见情形很多地方相符。原来他在天上遇到的就是书上所说的上帝和上帝的儿子耶稣，而他自己乃是上帝的次子，由上帝赋与他以一种神圣的使命。……现在我们知道，洪秀全所得到的那几本题为《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是一个叫做粱阿发的人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所写的。这个梁阿发生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年轻时是给外国传教士印刷《圣经》的工人，因而同外国传教士接近，成了基督教徒，一生以传教为业。他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得到了洪秀全这样一个读者，当然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洪秀全的所谓升天不过是他病中的幻觉，他浏览那几本小册子所得印象是这种幻觉产生的来源，这种幻觉在事后的描述中显然是被几倍地渲染和加工了。洪秀全完全不了解基督教是什么回事，他真是把《劝世良言》看成一部专门为他准备的“天书”。这部“天书”中着重论述的只有上帝是“独一真神”而一切偶像都应废弃这一点受到他特别注意。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撤除学塾中的孔子牌位。“天书”中引用了基督教《圣经》中的某些语句，例如：“神乃选世界所以为狂者，以愧智；亦选世界之弱，以愧强；又神选世界之卑贱见轻忽者，且为无者，以败为有者”①，这类从原始基督教遗留下来的语句，多少反映了被压迫的奴隶的反叛思想。这个年轻的塾师从这类语句中受到了很大的激动。这几本粗陋的基督教宣传小册子中传达的一些离奇的神话和某些含意暧昧的鼓动语言，通过洪秀全而对即将爆发的农民大革命起了触媒的作用。①《天情道理书》。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此书以后简称《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2 年版，页371.①这是基督教圣经《哥林多前书》中的话，在《劝世良言》中用的是当时的《圣经》汉语译文。这段话在后来的汉语译本中是这样的：“上帝却选了世上愚拙的，教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教那强壮的羞愧。上帝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洪秀全为这样的语言所激动。见韩山文的《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849.洪秀全在道光二十三年“读懂”了那部小书以后，以为上帝给了他启示，使他负起宣传一种新的宗教信仰的使命。他本来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而愤懑，从此他放弃了从考场中找出路的打算。他在广州和家乡一带的见闻，使他痛感到这个社会充满了腐朽、黑暗、不公正的现象。他把他的新的宗教信仰看做是医治这个社会的“福音”。这时他只是一个宗教宣传者，而不是已经立志于推翻清朝统治的农民革命家。这种宗教宣传，虽然是他走向革命的始端，但只是在这种宗教信仰和实际的阶级斗争相结合的时候，它才真正成为革命所利用的武器。洪秀全开始在本乡传播他的上帝的信仰时，只得到很少的同情者，其中有他的家庭成员和个别的亲属和朋友。他和也是塾师的冯云山撤除孔子牌位的大胆行动以及他们所传播的新信仰遭到乡村中一些人的反对，因而失去了教席。他们两人在道光二十四年二月（1844年4月）一起离开家乡，辗转来到广西的贵县山区。他们在贵县几个月间吸收了一百多个农民为信徒。洪秀全在当年十月回到广东花县。冯云山则到了贵县邻近的桂平的紫荆山区。冯云山在荒僻的紫荆山区，开始时靠拾牛粪过活，并为人雇作短工，这样逐渐深入山区，成了一家富户的塾师。他在这里进行了艰苦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即道光二十五年到二十七年（1845—1847年），他从山区的居民，主要是贫苦农民中，组成了拥有三千多信从者的“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的重要领袖人物很多是由冯云山在这时团结起来的。洪秀全和冯云山的离乡出行，特别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深入工作，对于他们的宗教宣传发展为革命斗争是重要关键。洪秀全回到故乡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洪秀全的这些作品虽然大部分是道德的、宗教的说教，但已包含着超出这个范围的内容。他发挥农民的纯朴的道德观念以启发群众走向严肃的斗争，要人们“勿拜邪神，须作正人”①；他又在宗教的外形下为苦难的农民展示出值得为之斗争的美好前景：“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于今夜退而日升矣，……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②。道光二十七年七月（1847年8月），洪秀全也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他被尊为这个新宗教的教主和领袖。从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斗争形势来看，一场农民大革命的客观条件是成熟了。但是原有的可以供农民革命利用的组织形式和口号旗帜，例如天地会，不能满足一场农民大革命的需要。它要求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口号和旗帜。洪秀全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带来的基督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必然性的历史通过这个偶然的事件而实现了。并不是基督教俘虏了洪秀全，影响了中国的革命农民，而是洪秀全按照中国农民革命的需要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形式。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洪秀全曾到广州向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但是这个美国传教士拒绝给他施“洗礼”，不承认他是真正的基督教徒。这个美国牧师在1852年的一个报告中叙述他对洪秀全的印象是：“在述其异梦时，彼之所言实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从何处而得此种意见，以彼对于圣经之知识无多也。”①难怪这个美国牧师不能承认和理解①《原道救世歌》。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87—90.②《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91—92.①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简又文译），见《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824.洪秀全的信仰。洪秀全的“上帝”并不就是这些传教士的“上帝”。他不过是从那几本基督教小册子中拿来了一个“上帝”，使在封建重压下的中国农民革命取得了一个新颖的形式。“拜上帝会”的组织，表现了这样几个特色：第一，这个宗教宣布说只有“上帝”是真神，其他一切向来为人所崇礼的对象都是妖魔，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这种思想使农民群众在精神上大大解放。在封建社会里，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孔夫子、菩萨、阎罗王、龙王等等都是地主阶级权力的象征，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精神势力。现在既然这一切都不过是妖魔，那么，农民为什么不该站在上帝的一边去同站在妖魔一边的人作战呢？既然一切人都是有平等权利的上帝的子女，那么，为什么农民不该起来粉碎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呢？第二，这个宗教所包含的一神论的思想起了把习惯于散漫生活的农民结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的作用。第三，这个宗教要求严格的道德生活（绝对禁止奸淫、嗜杀、贪财、赌博、吸烟、酗酒），最能响应这些要求而组织起来的群众主要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成为整个运动的骨干力量。拜上帝会的活动首先引起了地方上的地主势力的敌视和迫害。在同这些反动的地主势力的斗争中，拜上帝会的势力迅速发展，到了道光二十九——三十年（1849—1850年）时已有众万余人，分布在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博白、陆川等县，最远的还有一部分在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在广西各地天地会的组织纷纷攘攘地进行武装活动的形势下，拜上帝会也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在编组军队和制造武器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后，号召所属的群众集中到桂平的金田村。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一月间，他们在桂平县的新墟、平南县的思旺墟和在金田村附近，先后击败了清朝官军的几次进剿。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他们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公开宣告同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处于武装对立的地位。参加太平天国武装起义的群众主要的是各地的贫农、雇农。紫荆山上的“烧炭佬”是最早参加的骨干，他们是没有或绝少土地的贫农。最早参加的还有贵县的龙山山区的矿工和桂平码头的担夫，他们也是破产的农民，有些是从外地流浪来的。除了贫苦的农民以外，有一些经济地位属于地主富农的人家，由于发迹不久，没有功名，或其他原因而社会地位很低，受到当权的地主绅士欺凌和排挤，因而也卷进了革命的农民队伍中来。在起义后，洪秀全称为天王，他是最高的领袖。在他下面，有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他们形成最高的领导集团。在他们中间，按其阶级成份说，杨秀清、肖朝贵是贫农，而韦昌辉、石达开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在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杨秀清在革命中的地位。在封王诏中明确提出：“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①。在金田起义的十个月后，东王掌握了全军的军权。杨秀清（约1820—1856），生长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内，十岁以前就没有父母，以种山烧炭为业，不识字。他和肖朝贵都是“烧炭佬”中的领袖人物，他们在参加运动后，很快就被吸收在以洪秀全为中心的领导集团中。在金田起义以前，杨秀清曾多次假托上帝下凡，附在他身上说话，因而他成了“天父”的代言人。肖朝贵也用同样方法成了“天兄”（耶稣）的代言人。①《天命诏旨书》。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680.杨、肖虽然因此而取得某种特殊的地位，但这并没有使运动的创始人洪秀全、冯云山大权旁落。杨、肖的确是利用了闭塞的山区本来流行的鬼神附体的巫术的形式，这和洪秀全的梦魂上天的说法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别。他们之所以能在群众中建立威信，并不是因为他们利用巫术的形式，而是因为他们假借“天父”“天兄”的名义所说的话常常是在重要的关头（而且最初几次还是在洪秀全、冯云山因事不在当地的情况下），起着稳定人心，指明方向，打击敌人的作用。正因此，拜上帝会的创始人洪秀全、冯云山承认了他们具有为“天父”、“天兄”立言的特权，这种特权的被承认，并没有破坏天王洪秀全和其他诸王之间的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在杨秀清掌握全军军权的时期，太平天国迅速地取得巨大的胜利，这充分证明，这个出身于贫农的统帅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在天王以外的五王中间，地位仅次于东王的是西王肖朝贵和南王冯云山。但这两个人都在起义的一年后于征途中牺牲。一直到太平军进入南京后，杨秀清始终在军事和政治的全局上是洪秀全的主要助手。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核心的组成，是贫农和贫苦中农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居于优势这一基本事实的反映。（三）向南京的进军太平军在金田村起义以后，经过连续两年的艰苦战斗，从广西省打进湖南省，并穿越整个湖南省，而于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攻占长江中游的重镇武昌。然后，全军由武昌沿长江东下，迅速地占领了南京城，这是在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长江下游的这座古都城被宣布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这两年多的进军，总的说来，是胜利的进军，但其间经历了多次严重的风险。在金田村起义以前，清朝朝廷已经因为广西的官员和军队无力扑灭本省各处造反的烽火而从外省调遣军队到广西来，并把以善战著名的湖南提督向荣调任为广西提督，又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但这时官方所注意的还只是所谓“堂匪”、“会匪”，即天地会的各股起义力量。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遣戍到伊犁后曾在新疆办理开垦。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被赦回京，先后受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二十九年因病请假回籍，三十年十月在奉令前赴广西的途中病死了。朝廷改派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主持广西的军务。李星沅到达广西正是金田起义发动之时。官方立刻认定金田村这支初起的起义军是他们的最危险的敌人。李星沅集中了本省和从广东、福建、湖南、云南、贵州调来的军队共约万人，由广西提督向荣为前线指挥，来对付太平军。金田村在紫荆山区的南麓，太平军起义后，立即占领在金田村以东约三十里的大湟江口，打算由此经水路转入更广阔的区域以至进兵桂林。向荣先是以全军分路进攻，企图一举歼灭太平军，但在太平军的有力的反击下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向荣改变办法，死死堵住太平军的出路。于是太平军转入紫荆山区改从西北方向的武宣、象州地区冲出去，但仍然遭到清军阻击而未能实现。太平军又及时转移，折回到金田村这一带，终于向东北由山间僻径突出重围，经过思旺等地而到了蒙江上游的山城永安。这样，在紫荆山区一带的狭小地区内东突西奔，一共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太平天国在开始发动时就称王宣布国号，固然造成声势，但因此而过早地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集中注意。这时，领导者还没有军事经验，他们没有能在敌人兵力尚未集中的时候，迅速地转移，也没有能寻找敌人的弱点，集中力量歼灭其中的某一部分。这就使他们几乎被敌人扼死在摇篮里面。经过这八个月的战斗，他们开始初步取得了机动作战的经验。但是在太平军到了永安的时候，他们又据城筑防坚守，遭到敌方的更大的兵力的包围。全军长期株守一个山城，当然不是聪明的办法。在半年后，他们才寻找到机会突围北上。接着他们去围攻桂林，用了一个多月，没有成功，便移师向湖南进兵。在经过全州的时候，冯云山这个在运动创立过程中起了特出作用的领袖，被敌方的炮火击中而牺牲。在全州城北湘江上的蓑衣渡，太平军遭到敌人的袭击，蒙受了严重的创伤。为了整顿补充自己的队伍，他们不得不在湖南的道州、江华、永明间徘徊了两个月。在这支农民的部队中，初出省界，就发生了怀土恋乡的情绪，一部分人要求由永明、灌阳打回广西。以杨秀清为首，坚持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把从广西追来的敌军抛到后面去，继续前进。于是他们东进到郴州，北攻长沙。围攻长沙一个多月未能得手，却在这里又牺牲了先行部队的司令西王肖朝贵。在撤去长沙之围后，他们向西由宁乡到益阳。在洞庭湖边，他们得到了数千条民船。这使他们能够回过身来越过洞庭湖而占领岳州（今岳阳）。清朝从各方调集来的大军都还蜂聚蚁集在长沙、益阳一带，而太平军已经迅速地由岳州直扑汉阳和武昌了。太平军在武昌停留了不到一个月，就沿江东下，在二十多天的时间内，先后攻克九江、安庆、芜湖，直趋南京。太平军的领导者，各级军事指挥员和战士绝大多数是从来没有打过仗的。他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清朝政府调动了几倍于太平军的军队来实行围剿追击。统帅这些军队的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遇到了这些在不久以前除本村以外没有人知道名字的贫贱的农民，却一一地败下阵来，无法阻挡他们的前进。在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共约二万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不足万人。它的兵力逐步扩大。在永安时全军有四五万人，有战斗力的人约近二万。经过蓑衣渡一战的损失后，进入湖南时，剩下不到一万。他们在湖南、湖北逐步有了十几倍的扩充。从武汉东下时已经号称拥有五十万之众了。太平军从广西山区向武汉、南京的进军过程中，虽然遭受过若干挫折，但全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意志，始终保持着在统一指挥下的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始终能认真执行对一般老百姓“秋毫无犯”的纪律。它的行动表现出它真是能够扫荡人间一切“妖魔”的革命军队，它所要扫荡的妖魔就是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势力，因而受到了广大的下层人民的拥戴。所到之处，许多贫穷的和已经失掉土地的农民，许多本来已经流离失所，没有什么“恒产”可以留恋的劳动者，例如湖南的郴县、桂阳一带山区的开矿采煤的工人，湘江上的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许多城镇中的铁匠、木匠、小贩、轿夫等等像潮水一样涌进了太平军的队伍。因此，太平军就能够像滚雪球一样地不断地扩大起来。也有许多已经“落草上山”的穷人成群结队地加入太平军，他们大多是属于天地会的组织。怎样对待天地会的组织，从阶级关系上说，就是怎样对待江湖游民。江湖游民是太平军扩充其队伍的一个主要来源。在广西、湖南、湖北，天地会的组织是非常多的。如果拒绝天地会参加，太平军就不可能扩大自己的队伍；如果让游民的坏习气支配自己，太平军就不能维持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维持它的严肃的政治面目。这是太平军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早在金田起义时，就有不少天地会的人参加，其中有的人像罗大纲，在向南京的进军中已经成了太平军中的重要的将领。但是也有些人三心两意，例如张钊、田芳等，他们原来是罗大纲的同伙，都是浔江上的“艇匪”的头头。太平军方面派人和张钊等建立了联系，但是他们中除了罗大纲以外，一则因为害怕拜上帝会的严格纪律，再则因为清朝官方这时正在向他们“招安”，他们终于没有参加太平军，反而跑到了敌人方面去了。一些和他们接触的拜上帝会的人还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发生动摇。在几年后，太平天国的官书《天情道理书》中提到这件事说：“时有大头妖（张钊的外号是大头羊——引者）在江口，全无一点真心，借名敬拜上帝，于沿江一带地方滋扰虐害，肆行无忌，只图目下快心，不顾后来永福。我们兄弟间有不知天父权能凭据者，因一时困苦，遂易其操，欲改其初志，同流合污，跟随大头妖，利其货财，贪一时之衣食，几为所诱。蒙天兄下凡（这是指肖朝贵以耶稣的名义说话——引者）唤醒弟妹，指出大头妖乃是贼匪，实非真心敬拜上帝之人……于是众兄弟聆天兄圣旨憬然醒，恍然悟，因之不敢前往“①。张钊等人率所部投入清官军去后，参加进剿太平军，号称”大头军“，所以太平天国官书称他为”大头妖“。《天情道理书》中还提到1850年广西武宣的“土匪陈亚癸”，说他“聚党数千，掳掠乡村，扰害良民，奸邪淫乱，无所不至”②。这个陈亚癸也是天地会的一个头子，也曾经表示要同太平军合作，但他的行动仍然保持着脱离群众的那些作风，结果很快就被敌人消灭了。所以在太平天国的官书中提到他作为一种鉴诫。这一类初期的经验使得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提高了警惕。太平天国要求参加自己的队伍的人必须成为拜上帝会的教徒，也就是必须完全接受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服从在这种宗教信仰基础上的组织纪律。为了使自己的队伍既能扩大，而又不致受足以败坏农民革命的坏习气的影响，他们是采取了他们所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宗教迷信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的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但是在没有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以前，农民即使是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这个负担。他们没有科学的政治的语言来表明他们的造反的目的和方向，来论证他们的造反的合理性，所以，往往只能借助于宗教的语言。太平天国的英雄们创造了农民的上帝来对抗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愚弄人民的一切鬼神，并且在这个上帝的名义下激发群众和组织群众。他们宣布，造反的目的不是为了一时的吃喝享受，而是为了保证一切穷苦人民的长远福利的神圣目的；也不仅是为了推翻满洲人的皇帝，而是为了建立一个符合于上帝意志的天国，这就比天地会的号召具有更深刻得多的内容，真正激动了一切被压迫的农民群众。由此，他们就使得为进行这样的斗争所必要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具有神圣的色彩，成为对一切参加者必须接受的约束。谁要参加太平天国的事业，谁就必须承认太平天国的上帝，并且按照上帝所要求的一切去做，①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367—368.②同上书，页376.否则，就不是真正可靠的同伴。这在太平天国的革命者看来，是非常明白的事情。有的历史评论者对此表示惋惜说，如果太平天国不坚持他们的宗教信仰，只讲反清，那就会吸收更大量的天地会群众，甚至招来许多地主阶级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说法是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所起的积极作用缺乏足够的估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太平天国这个单纯农民革命，是依靠他们所建立的宗教信仰而表达反封建的斗争目的的，也是靠这种宗教信仰而保持了贫农和贫苦中农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就对以天地会为代表的游民阶层的关系来说，正因为太平天国坚持了只有在崇仰同一的上帝的条件下才吸收他们参加，所以它能够在其进军过程中吸收了属于天地会的大量游民群众，并把他们溶化到自己的队伍中来，而不为他们所同化。但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从宗教迷信中寻找他们的革命的语言和思想武器，这当然又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下列两点：第一，正在进军中的太平天国虽然依靠宗教的力量来保持了自己队伍内部的统一性，但是对于在他们以外的各种农民革命力量，他们的宗教却成了一个狭隘的宗派。在太平军北上后，在广东、广西，继续出现一股股的农民起义，其中主要是天地会组织领导的。他们有的声势也还不小，但是他们仍只能重蹈已往的覆辙，每一股各行其是，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被敌人消灭。太平军虽然也派人和他们进行一些联系，但不可能对他们实行领导，帮助他们提高，也就只能坐看他们自生自灭。第二，就太平天国内部来说，靠宗教为武器终究不能真正改造游民的习惯势力以及参加到农民队伍里来的地主阶级分子。在打到南京以后，形势显然和以前有了变化。天京已经建立，“天国”似乎已在眼前。在这以前的打天下的过程中，太平军成功地抵制了足以破坏农民革命的游民习惯势力和其他势力，在所遇到的各种挫折的考验下证明了自己的力量。现在，胜利又要来考验它了。虽然仅仅打下南京远不是全国的胜利，但这考验对它已经是十分严重的了。（四）北伐和西征毛泽东在论述游击战争中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时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①封建时代的农民战争的历史条件造成了这种流寇主义。特别在游民群众中，流寇主义有着深厚的基础。揭竿而起的农民在广大地区内流动作战，冲破强大敌人的围剿、堵击，因而能在一个时期内保存自己和发展自己，但是流寇主义不能使他们得到最终的胜利。在太平天国的队伍内部有大量的游民成分，它所处的历史条件使它不可能摆脱流寇主义的战争的传统，它不能正确地解决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紫荆山区是太平军的发源地，但并不成为它的根据地。太平军从广西出发，进行的是无根据地的战争，一路占领的乡村和城市，都迅速地自动放弃。它的进军虽然大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势力，但它在进驻天京以后，不能不面临敌人倾全国的力量来进行的围攻。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409.这时太平天国派出了一支有二万人左右的军队继续北上。这支军队在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从扬州出发，迅速地穿越安徽、河南，在郑州以西的地区渡过黄河，迂回到山西境内，而在八月下旬进入了直隶省。这支军队和天京完全隔绝，甚至消息不通。当时洪秀全、杨秀清给予这支军队的方针是乘虚而入，直捣清朝的首都。他们显然因为有了占领南京的经验，以为用一支不大的力量孤军深入，就能同样地占领北京。但是这样一支部队在流动作战中，能够使腐朽的封建统治军队无可奈何，疲于应付，而要攻下坚守的重城却是困难的。这支部队越过黄河后曾围攻豫北的怀庆府城（今河南沁阳县治），五十多天没有打下来。当它进入直隶后，发现从保定方向正面进攻北京不可能，就折往东去，攻到天津城边。这是这一支勇敢的军队到达的最北的地区。它从长江边上打到这里，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在这里，它面临敌方的严重阻力，严寒的冬天也增加了它的困难。它在咸丰四年正月（1854年2月），不得不南撤。这支军队的指挥员是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他们都是广西人，贫农家庭出身，在金田起义时就参加了，林、李二人在这以前都曾在外地当过兵。他们在指挥这次进军中，极其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地一直战斗到死在敌人的囚笼里，他们是太平天国的英雄人物。这支军队在两年内驰骋六省，转战几千里，震撼了清朝统治的心脏地区。但是他们所执行的军事方针使他们很难避免失败。北伐军没有能在所到之处充分发动可以发动起来的群众，没有能在天津附近受阻以至撤退的情形下防止自己的士气的涣散。在撤退之后这支军队就失去了机动作战的能力。退到阜城被围困时，吉文元战死。林凤祥和李开芳从阜城突围后，各带一部分人分别死守直隶省的连镇和山东省的高唐（后又撤至在平冯官屯），被敌人围困了十个月和一年的时间，终于全部覆灭了。太平天国虽然从天京几次派部队北上去接应和援救，但都没有成功。就太平天国的战争全局来说，这次北伐的失败只是局部性的。这个局部战争虽然是流寇式的，但战争的全局这时已经转为与流寇主义相反的另一极端了。为什么他们不能用更大的力量进行北伐呢？原因是很明白的，因为已经有了“天京”这个大包袱，他们把主力用来保持这个大包袱。这本来是农民战争的所不能解决的许多矛盾中的一个。如果只是东奔西窜，虽然能够在敌人面前有很大的主动性，但是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为了急于求得成功，又会犯相反的另一种错误：过早地占领中心城市，而一旦取得了中心城市并企图巩固地守住的时候，他们逐渐地丧失主动性，逐渐丧失了主动地进攻敌人的能力，也就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优势（如果北伐军当时竟能达到占领北京的目的，也将难以避免陷入这一矛盾。如果以为太平军要是全力北伐打下北京就能取得完全的胜利，这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如何能既保持灵活地打击敌人的地位，而又不断扩展自己的根据地以至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历史上农民战争没有能解决的问题。这当然不只是军事问题，而首先是个政治问题，农民战争的政治上的弱点使它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里就军事形势看。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之后，在天京外围，它只占了镇江、扬州几点。在南京城外，有一支清朝的庞大军队屯驻在孝陵卫、紫金山一带，这叫做“江南大营”；而江北还有一支称为“江北大营”的清朝军队，以扬州城外为中心。所以，天京是处于敌人包围中。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当然只能用一支偏师去进行北伐。他们的主力除了用来对付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外，还用来向南京以西的长江上游地区进兵。争夺长江上游地区，是为保住天京所必要的。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在出动北伐部队的同时，太平军发动了西征。在这方面，太平军进行的是争城夺地的战争。它首先在安徽，当年内占领了安庆、庐州（合肥）这些重要城市和其他许多地方。同年，它在江西同清军激烈地争夺南昌，随后撤围北上，于八月间占领九江。到了咸丰四年，太平军又进入湖北，再度占领武昌，甚至更往西一度占领了荆门、宜昌，这是太平军沿长江达到的最西的地区。同年，太平军进入湖南，在这里，它遇到一个最凶恶的敌人，这就是曾国藩的湘军。湘军在靖港一战遭到失败后，重新整顿，在这年下半年和其他清朝部队一起进行反扑，从太平军手里夺回了湖南的岳州和湖北的武昌，并且进而围攻太平军占领的九江。被迫退出两湖的太平军集中了主要的乓力来对付湘军，十二月在湖口、九江附近给了湘军以巨大的打击。于是太平军又在咸丰五年二月中旬第三次占领武昌。这时湘军主力仍在江西，太平军和从广东方面北上的一部分天地会的起义力量相配合占领了江西的大部分地方，使曾国藩只能龟缩在赣东北的一隅。到了咸丰六年五月，太平军又击溃了钦差大臣向荣统率的江南大营。这时长江千里，西自武汉，东到镇江，都在太平军掌握中。虽然北伐军完全失败了，但在长江中下游太平军却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从咸丰三年到六年的太平军的西征，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就其总的战略意图来说，是为了确保天京，所以它基本上只是在长江沿岸活动。它一次次打败了敌人，占领了一个个城池，却因此分散了自己的兵力，始终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敌人仍然能依靠它所控制的全国的力量逐步地重新组织力量来进行反攻。这里我们要说一下太平军所遇到的最凶恶的敌人——曾国藩的湘军。清朝的正规军——“绿营”在过去对内的白莲教战争和对外的鸦片战争中都已证明了它的腐朽和无能。在太平天国初起时，清朝调动了全国的绿营的主力对太平军尾追堵击，完全无效。向荣算是当时最有名的将军，他带领了绿营兵从广西跟着太平军，一直“送”到了南京，南京城边的江南大营就是向荣统领的。以绿营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守在南京旁边几年，只能坐视太平军进进出出。封建统治者已不可能指靠绿营来战胜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出来组织了一支新的反革命军队——湘军。在反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曾国藩渐渐地成为中心人物。曾国藩（1811—1872），出身于从富农而成为地主的家庭，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以后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升任到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因为母亲病死回到湖南湘乡家中。朝廷命令他在本省办团练。由此他开始了反太平天国的事业。向来的所谓“团练”只是各地方的分散的地主武装。对付太平军这样的大规模的、有坚强组织的农民武力，分散的地主武装是无用的。曾国藩打破了办团练的老办法，组成了一支在绿营以外的正规军，它具有与绿营不同的特点。曾国藩湘军的骨干是以保卫封建传统思想为职责而没有做过大官或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这些人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知识分子。他利用同乡、师生等关系把这些人结合在一起。他主张要在山僻地区招募兵士，按他的说法是：“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①。其所以选择山僻地区，是利用其还未受到外界革命风波的影响，其所以看中所谓“有农夫土气者”，是利用其落后性，不觉悟性。湘军招兵，多半是由营官亲手在他自己的家乡中招募，这样来造成一种深厚的封建隶属关系。兵士的待遇，比绿营略高。对所招兵士，都令其取具保结，把里居、家属姓名，指纹都登记下来，以利于控制，防止逃亡反叛。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确是用了深心来组织这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的。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封建统治势力固然已经十分腐朽，但是地主阶级有两千多年统治中国的历史，它的政治经验是极其丰富的，它绝不会束手待毙。当太平天国横扫半个中国，而一支偏师也能直逼京畿的时候，清朝政府确是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它像一个垂死的有机体一样把它内部一切潜藏的活力都动员起来。组织湘军的曾国藩、江忠源、罗泽南、胡林翼等人就是在这危急时刻被动员起来的力量。他们多半不是出自世代簪缨的高门华第，虽然中过举人、进士，但还保持所谓“书生”的面目，因此比久处高位的官僚对于群众有较大的欺骗性，也比那些纨袴子弟能干得多。他们比较熟悉世情，能够把小地主、富农的兢兢业业地向上爬的那种劲头用到反革命事业上来。通过他们，清朝统治者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前团结了中小地主、富农及其知识分子，并利用了为他们所影响的落后群众，这是清朝统治者能够渡过这场难关的一个重要原因。湘军于咸丰三年（1853年）初开始在湖南组成，次年出省作战。曾国藩用自己的名义发出了一道檄文。这个檄文的措词是很狡猾的。他称太平天国为“粤匪”，企图利用地方观念来动员“三江两湖之人”。接着申诉太平天国的罪状是把“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扫地荡尽”，号召一切“读书识字者”来保卫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名教，他说：“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这就是说：不仅是为了保卫清朝政权，而是为了保卫封建主义的全部传统。为打动被封建迷信蛊惑的下层群众，他又列出太平天国的另一条罪状是不尊重关庙、岳庙以及一切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据说太平军的行动已为“鬼神所共愤”。于是孔、孟、关、岳直到城隍老爷、土地公公都被这个卫道之士请了出来作为讨伐叛逆的农民的后台了。决不可以认为这些自命为“卫道之士”的“书生”比职业的武夫善良一些。曾国藩开始在长沙办团练时，已经得到了“曾剃头”的绰号，因为他杀戮很多。他当时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酝成今日流寇之祸”①。他明确认定，对不安分的老百姓，杀得太少太迟了，这些“书生”自以为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为了保卫封建主义之道，都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所以在屠杀造反的农民时是极其心毒手辣的，用曾国藩自己的说法是：“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②。咸丰四年（1854年）湘军在湖南、湖北对太平军的反扑，是从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朝军队第一次得到的比较象样的胜利。虽然接着湘军又遭到挫折，但清朝政府已不能不承认湘军的战斗力超过原有的绿营。到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战争中，湘军就愈来愈成为请朝的唯一的主力了。①《初定营规二十二条》。《曾文正公杂著》卷二，页2.①《与冯树堂》。《曾文正公书札》卷一，页16.②《与江岷樵》。同上书，页18.（五）《天朝田亩制度》农民革命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从封建剥削下争取解放的农民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呢？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的每一次农民革命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企图回答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英雄们第一次给这个问题做出了一个农民阶级在没有比它更先进的阶级的领导下所能够做的最完整的回答。他们不停留在“四海之内皆兄弟”“扫尽妖魔，天下太平”这一类笼统的含糊的语言上，他们力求对农民的理想社会作出一个具体的规划。——这就是太平天国在定都南京后宣布的一个文件：《天朝田亩制度》。我们不知道这个文件的作者是谁。这个文件是通过革命的烈火从千百万在封建桎梏下的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中提炼出来的。这个文件由已经有了三年的革命战争经验的英雄们写出来，不是偶然的。没有这样的经验，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因为只有这样的经验，也就只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设立了完密的军事组织。五人为一“伍”，其中一人为“伍长”；五个伍长上设一“两司马”，四个两司马上设一“卒长”，五个卒长上设一“旅帅”，五个旅帅上设一“师帅”，五个师帅上设一“军帅”，每一军帅共辖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再以上则由全军统帅（“正军师”）派出“总制”“监军”以指挥各军帅。这样的军事编制把散漫的农民队伍组成为有严格纪律的统一战斗集体。前面已经说过，在最初起义时，参加太平军的人，多半是全家参加的。他们的田产——如果有什么田产的话，都要变卖了交给“圣库”。富户们参加时都实行了这一条件。在作战中，一切缴获的财物都必须交公，绝对禁止“私取私藏”。在全军中实行一种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度，这种制度维持相当长久。敌方这样描写说：“伪官虽贵为王侯并无常俸，惟食肉有制。伪天王日给肉十斤，以次递减，至总制半斤，以下无与焉。其伪朝内各官一切衣食，皆向各典官衙取给，军中亦然”①。可以说，太平军全军中，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这种对于维持这个军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的军事组织的经验，成为《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的一种依据。这个文件说的是整个社会组织，而并不仅是“田亩制度”。它之所以采用这一标题，反映了劳动农民在革命中最关心的就是土地问题——土地归谁所有，如何分配，而这问题也正是推翻封建社会制度的最中心的问题。《天朝田亩制度》②在这问题上提出的原则是平分土地，其办法是按每家人口（包括男女老幼）平均分配耕地，人多的多分，人少的少分（十五岁以下的孩子比大人减一半）。文件规定把田地按产量多少分为从上上等到下下等共九等，这是为了做到分配均匀的原故。文件又规定，每一家还要栽桑树，养蚕纺织，缝衣。甚至具体规定，每一家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这样的分田办法的前提，很明显的，是剥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没收地主所有的一切土地。文件中并没有明白说出这一点来，其作者显然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完全没有地主的地位。“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①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7.②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318—326.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这个农民革命的纲领就是这样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土地归“天下人”共有，否定地主阶级的所有权的主张。《天朝田亩制度》进一步画出了它的理想社会的结构。它把太平军中已经行之有效的组织系统移到了社会上来。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家由军帅一人统管，在军帅下逐级设师帅、旅帅等，其基层是每二十五家（五个伍）设一个两司马。文件说：“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谓国库，每二十五家设一个，但两司马要把国库收入上交到军一级，而只是“存其钱谷数于簿”。“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至于“鳏寡孤独废疾”，“皆颁国库以养”。“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伍卒为之，农隙治事。”所以，由一个两司马统管的二十五家就成为理想的公有制社会的经济单位。这个文件要人们相信，只要按照上帝意志实行这样的公有制，几千年来贫苦农民所梦想的人人饱暖幸福的社会就实现了。“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以两司马为首的每二十五家是公有制经济的单位，同时也是执行文化教育、武装自卫、司法行政的职能的单位。每二十五家中设一“礼拜堂”，由两司马在那里“教读圣书”，“讲听道理”。还设立类似民兵的制度：“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时参加杀敌捕贼，无事时为农耕田。民间诉讼由两司马处理，解决不了，逐级上报，直到军帅一级以至上奏天王。两司马还有责任每年一次把所属的各家中“有能遵条命及力农者”①向上保举，经过层层上级审核后由天王任命为官。对于已经做官的人，这个文件也详细规定升和贬的制度：每年一次由各级“首领”审查他们有无“贤迹”与“恶迹”，逐级上报，最后由天王决定加以“超升”或“谴谪”。还规定：“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子女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则出一人为兵”。这是指正规军，与伍卒不同。这些就是《天朝田亩制度》所画出来的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图案。这个图案的确画得十分粗糙，但其轮廓和线条却也十分清楚。这是一幅交织着现实和幻梦，交织着彻底的斗争性和不切实际的空想的图画。这里面既有由革命的烈火燃起来的大胆的想象，又充分暴露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际主义；既闪耀着历史的远见，又覆压着旧时代的沉重的阴影。这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它宣布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之后，要建立起不容许任何剥削制度的公有社会，因此它表现了高度的革命彻底性，没有一点同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妥协的余地，一点也不寄希望于地主阶级发“善心”，甚至同农民作为小所有者的私有性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决① “遵条命”就是遵守太平天国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各项基本规定。有的历史学者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中有把官“黜为农”、“贬为农”这样的说法就以为这是贱视农民的表示，甚至因此认为这个文件并不代表农民的观点，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文件中明确地说道：“民能遵条命及力农者则为贤为良，或举或赏。”力农被认为是做官的一个条件。官被证明不能称职的则应“黜为农”（仍旧当农民）。这同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官与农民的关系的看法恰好是对立的。裂。这些小农民已经抛弃了他们的一小块土地而参加到太平军的洪流里，战争的烈火使他们突破了小私有者的圈子，创造性地提出了未来的理想社会的设计，并且以为可以用自己的手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天国。但是，他们毕竟只有小生产者的经验。他们从诚朴的农民的实际主义出发，并不描绘“江湖好汉”所憧憬的“大斗分金，大秤分银”的浪漫主义图画，而不过是每家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婚娶弥月时给钱一千，谷一百斤等等。在他们的天国中不过是两千多年来小农民过惯了的结合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生活，不过是闭塞的狭隘的农村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在封建剥削制度下，他们要想安定地过这样的劳苦生活也办不到，而现在他们说，天国将保障所有的人一律过这样的生活。他们把理想社会想象得好像很美好，其实很暗淡。他们没有想到，靠这种平均主义绝对建立不起理想的天国，而只能是人间的贫穷世界的继续。事实上，他们的反封建斗争越是彻底，将越是为新的阶级分化创造条件，为一系列新的阶级斗争打开道路。他们不能预见还有漫长道路的阶级斗争的远景，也不知道，在这漫长道路上他们走的不过是最初的一小步。这些在残酷的战争中的农民不做“桃花源”的幻梦，他们丝毫没有沾染上不要国家，不要军队，不要政府的愚蠢妄想。他们要建立的是以天王为首的统一集中的国家，并试图以农民所能设想的方法给这个国家加上民主的色彩。当然，他们也想不到，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为基础，除了产生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在这幅小农民画出来的理想国的图案中，没有城市，没有商业，没有独立的手工业。他们无法把这些东西安插到《天朝田亩制度》里去。这些东西在一个农民的自给自足的社会中没有存在的余地。实际上，太平军在进入南京后，曾一度解散原来的城市和取消商业。他们在没收天京城里所有的官僚、退休官僚、大地主的住宅和所属的一切财产的同时，也在实际上没收了各种商店中的一切物资。所有的物资都被集中起来，分类储存，成为军队，即国家所有的财富。居民都被分别男女编组起来，全部纳入太平军的军事组织。手工业者被编入军队所属的“诸匠营”和“百工衙”中。这样，整个城市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军营。他们宣布：“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商业也就很自然地被废除了。这样的做法，应该说，是符合于《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的。这种政策是农民所能想出来的对待城市的最革命的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剥削农村，城市中盘踞着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城市的繁华是积累了农民的血汗而形成的。起来造反的农民用他们所能采用的办法向城市实行报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城市抢光烧光，而要有秩序地把它纳入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去。在这点上，太平天国虽然高出于单纯的流寇主义之上，然而还是把现实社会拉向后退（绝对的自给自足比哪怕是稍许的商品经济还是倒退）。当时中国一些地方，特别在太平军到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消灭商业是不可能的。不久太平军在天京城外特准设立各种商店，开店的人要得到批准，领取天朝的“文凭”，所卖的货物是由“圣库”发给，这可以说是一种公营商店。但是这样的公营商店没有能长期存在，显然，“圣库”不可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货源。他们纵然能用强制办法消灭城市中的商业，却怎样也消灭不了农村中的集镇贫易。只要军事局势略一安定，集镇贸易又自行恢复起来。太平军在初期对所占领的其他一些城市，也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对南京城的办法。但是在这些城市中的商业消灭或衰落以后，在其附近农村集镇上的商业反而更加繁荣了。在后期，太平军在江南地区更无法实行初期的商业政策，只能在城市中也开放市场。他们发给商铺以称为“商凭”的营业执照，允许在遵守法令的条件下自由贸易。事实证明，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消灭不了、也控制不住商品经济这个“魔鬼”。虽然在《天朝田亩制度》中不承认这个“魔鬼”，但他们终究无法在实际生活中否认它的存在。太平天国的城市政策显然带有致命的弱点。他们所设计的整个社会由废除剥削制度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组成的方案，也就很明显的不过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空想。《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来的社会制度事实上从未真正实行过，也不可能真正实行。在未到南京以前，在流动作战中，说不上实行他们的田亩制度。当时情况按清朝官方记载是：太平军每到一处即发布告示，“令富者贡献资粮，穷者效力”。清朝官方记载，在咸丰三年初进入武昌时，“亦如此出示，设馆收贡，仅行一日，见所获无几，遂逐户搜括”。当然是搜括富户。官方记载又说：“此时盖专掳城市，仍不扰乡民”。“不但不掳乡民，且所过之处，以攫得衣物散给贫者”①。专掳城市，当然是因为城市财富比较集中的原故。在既入南京并重回江西、湖南一带时，就不能不进一步来解决管理农村的问题了。清朝官方记载说：太平军派人入各村庄，“勾通富户奸佃劣仆，访问窖藏所在，许掘得分给”。这是在经济上打击农村中的地主富农。不久后又在乡村中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设立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各官。有些地方并出示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货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②。这也是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精神，但如果认真这样做，就成了剥夺一切农民和小商贩的所有，而由国家负起供养全部人口的责任，这是行不通的。显然，他们并没有真这样做，因而“遂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责交钱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册籍”①。曾国藩后来在同治二年（1863年）的奏疏中也说：“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②。清朝官方的这些记述虽然未必很准确，但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实际做到了在经济和政治上打击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农民们不交租给地主，而直接向国家纳税。也就是说，《天朝田亩制度》中的革命的方面是在一定程度内实施了的。至于土地的绝对平分，并把除维持最低生活需要以外的一切多余的粮食、财产都归“国库”这种想法，是并没有实行，也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太平军西征的时候，东王和北王、翼王会奏天王说：“建都天京，兵士日众，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③。天王批准了这个建议。据此，可见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当时认为立刻去实行平分土地等事是不适当①《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0、271.②同上书，页272、275.①《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5.②《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一，页15.③《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03—204.的，还是要用“交粮纳税”的办法来解决军队所需要的粮食问题。必须指出，太平天国在其所占领的农村中对于地主的统治权力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打击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甚至在不少地方是很不彻底的。太平军到达一个乡村时，对地主富户给了经济上的打击，再加上当地农民起来斗争，就在事实上造成了农民不承认地主的土地所有制的情形。但在这种斗争比较薄弱的地方，地主的地位就动摇不大。有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乡官制度，实际上并没有消灭地主在当地农村中的统治地位。所谓乡官（即两司马、卒长）都是从当地居民中选拔出来的。在地主势力确已受到严重打击的地方建立起来的乡村政权，固然较多具有革命的性质，但在不少地方的乡官的人选却往往还是旧的地主和地主的狗腿子一类人物。清朝官方记载说：“（太平军）胁田亩多者充伪官，而以贫户充伍卒”；“尽有乡官本刁健讼棍，饶有机阱，每备礼物入城献于贼目（太平军的官员——引者），与之款洽，倚为护符”①。“（乡官）皆以本乡土人为之，其中以土匪充数者固多，然因留恋家产佯为应承者亦不少”②。这些记载表明，当时有不少地主阶级分子混入太平天国的乡村政权中。依靠这类乡官，当然不可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秩序。上述情形都表明，太平天国并不能成功地管理农村和城市。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单纯的农民革命好象一场暴风雨，可以给封建统治秩序以严重的毁坏，但是并不能保证建立一种能够代替旧秩序的新制度。要彻底推翻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制度而使农民群众再也不过被剥削的生活，要彻底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而代之以农民群众的真正的民主制度，要把本来是建筑于对农民的剥削制度上的城市经济转变为真正对农民有利的城市，这都是十分艰难的任务，这样的任务不是单纯农民的革命所能完成的。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提出的方案，固然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他们所作的试验，固然终于是失败了的，但是他们的经验使得中国革命中的这些复杂问题所包含着的各种矛盾更加鲜明地显示了出来。只就这点说，也是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重大贡献。（六）天京城内的大变乱当太平军向南京进军过程中，好象用筛子把旧社会筛了一道一样，筛出来的跟着它一起走了，剩下的照旧留在本地。但当太平军发展到长江下游，占领了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有了比较固定的地区时，除了一些逃走了的地主阶级分子以外，它不得不听任整个社会中的一切成分都包罗在自己的队伍里面，因而它的内部成分的复杂性大大地增加。城镇给它带来了更多的浪荡游民。城镇中不少地主分子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商人、手工业者，因为无路可走，不得不表示顺从太平军。农村基层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地主阶级分子，还有许多被打败溃散了的清朝军队中的兵勇也参加到太平军内来了。在这种情形下，特别需要一套如何在革命队伍中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措施，以及如何在革命中对待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策。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不能提出这样一套政策和措施。他们的宗教帮不了他们忙。《天朝田①《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273、275.②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资料》第四册，页642.亩制度》这样一个只能对封建秩序起破坏作用而带有很大空想成分的纲领，也显然无济于事。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胜利面前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相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思想愈来愈多地侵蚀到革命队伍内部。他们模仿封建统治阶级的排场和作风，在天京大兴土木，建筑王宫，过着养尊处优、豪华奢侈的生活。清朝官方的情报说，天王洪秀全临朝时，只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几个王可以进见，其他官员都排列在大门内，按照仪式跪拜，呼喊“万岁”。天王同其他诸王的关系（更不用说同其他官员和将士的关系）再也不是兄弟关系，而是君臣上下的关系。每个王都有千人以上的僚属和侍从人员。杨秀清每出府，“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以钲鼓随之，其次则绿边黄心金字衔牌二十对，其次则铜钲十六对，……役使千数百人如赛会状”①。封建等级制度甚至搞到极端繁琐的地步。以“天王诏令”的名义颁布的《太平礼制》，规定了“臣下”对天王的子女和其他各王的子女的不同称呼，天王长子称“幼主万岁”，第三子称“王三殿下千岁”，天王的长女称“王长金”，次女称“天二金”，其他各王，如东王的长子称“东嗣君千岁”，第二子称“东二殿下万福”，东王的女儿称“东长金”，“东二金”等等。对王以下各级官员以及他们的子女的称呼，也有规定，如丞相至军帅称“大人”，师帅至两司马称“善人”；丞相子至军帅子称“公子”，师帅子至两司马子称“将子”；丞相女至军帅女称“玉”，师帅女至两司马女称“雪”。在公子、将子、玉或雪中，又有等级区别，如丞相子称丞相公子，军帅子称军帅公子，等等②。官员们出行都坐轿，天王的轿夫六十四人，东王的轿夫四十八人，下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高级官员坐轿时，小官和兵士都要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就要受到惩罚。这些情况说明，太平天国领导者进入大城市以后，失去了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他们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并西征占领长江两岸时，有些原来执行的政策实际上已不再坚持。咸丰六年（1856年），和太平军同时进入江西的一部分从广东来的天地会部队，保留着原有的组织，打着自己的旗号和太平军一起作战。这虽然增加了太平军的声势，但这些天地会部队带有严重的游民习气，所起的影响是很坏的。可见太平军已丧失用自己的严格的组织和纪律来溶化游民势力的能力了。当太平军初起时，地主富农分子是舍弃了自己的财产，同造反的农民一起来打天下的。太平军实际上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容纳他们。情况变化了，当然不可能再这样做。在安徽、江西、湖北各地，许多富绅、地主接受了太平军的任命，担任各级乡官，却是为了保持自己在农村中的统治地位。太平天国的敌人在战场上打不败太平军的时候，不会不想到使用内奸的传统老办法。例如有个江宁府学廪生张继庚在天京假作归顺，暗中联络党羽，秘密同江南大营的向荣通消息，企图里应外合，在咸丰四年被破获。这还是从内部进行破坏的比较低级的方式。愈来愈多的阶级异已分子混在太平军内，似乎为太平军工作，其实是以各种手段腐蚀农民队伍。这种“看不见的敌人”成了太平军最危险的敌人。①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三册，页179—180.②《太平礼制》。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一册，页103—105.就在这样的形势下，天京城内发生了咸丰六年八月到十月（1856年9月到11月）的大变乱。太平天国中地位最高的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还有地位次于这几个王的秦日纲（在定都天京后受封为燕王），都卷进了这场大变乱。矛盾首先发生在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杨秀清不但实际上掌握着军政大权，而且还不放弃他代“天父”立言的特权。当他自称“天父”附在他身上的时候，洪秀全只能按习惯下跪听令。咸丰六年，在已经把清朝的江南大营击溃以后，杨秀清更加居功自傲；七月里他假托“天父”的意志，要洪秀全封他为“万岁”。这实际上是不承认洪秀全具有至高无上的君主的权力，至少是要求平起平坐。这时，在江西前方的韦昌辉乘机率三千兵力赶回天京，深夜进城，在杨秀清没有戒备的情况下，攻进东王府，把杨秀清杀死。这一天是咸丰六年八月四日（1856 年9 月2 日）。接着的两个多月中，韦昌辉在天京实行恐怖的统治，杀死了东王部下和群众二万多人。这时，清朝官方的报告说。看到长江上有无数“长发”的尸首顺流而下。韦昌辉（1823—1856），广西桂平金田村人，家庭富有，是兼营典当业的地主。他虽然花钱捐得监生的资格，仍遭到当地官绅的欺压，因而为冯云山所说动，率全家参加起义，并成为太平天国领袖人物之一。起义从金田村开始，就是因为韦昌辉在那里毁家发难的原故。在定都天京后，韦昌辉对掌握大权的杨秀清表面上很恭顺，竭力逢迎谄媚，但心怀不满。有的记载说，他杀杨秀清是受了洪秀全的指使，这大概是可信的。他是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洪秀全的名义而使谋杀杨秀清扩大为一次大屠杀，则无可考。贫农出身的燕王秦日纲，广西贵县人，金田起义最早参加者之一，是个头脑简单而勇于作战的焊将。他追随韦昌辉，参与了谋杀杨秀清和天京大屠杀的暴行。在大屠杀正进行时，翼王石达开从武昌前线回到天京，反对韦昌辉的这种行动。韦昌辉又想杀死石达开。石达开匆匆逃出天京，并且从安徽组织兵力，准备打回天京。这时，洪秀全已经在天京城内控制局势，经过两天交战，迅速镇压了韦昌辉的力量，所杀的只有二百人，就把局面稳定下来。秦日纲也在这时被杀。石达开（1831—1863），虽然很年轻，但在西征中是重要的统帅之一。他在战场上的勇略和才智使敌人畏惧。江西和安徽的一些地区在他管理时，对待地主绅士比杨秀清和缓，这曾使杨秀清对他不满意，他也对杨秀清擅权不满。而且他对于洪秀全、杨秀清的那一套粗陋的宗教迷信，不大附和。在韦昌辉死后，石达开到了天京，成为主要的执政者。但他不能得到洪秀全的信任。到了第二年五月（1857年6月）他跑出天京，率领所部，离开太平天国而独立行动。他带走了不少精兵，使太平天国的力量在韦昌辉的屠杀后又一次遭到很大的削弱。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因为个人恩怨和权力争夺而互相猜忌，以至发生火井，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这种火并当然会损伤自己的力量。韦昌辉就是利用了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而掀起了一场大变乱。他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已成为农民革命的敌人。他在天京城内进行的这样大规模屠杀，在自古以来的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农民领袖互相火并的性质。在以后的太平天国文书中，仍然尊杨秀清为东王，并把他被杀的日子定为东王升天节，而韦昌辉则再不被称为北王。这是太平天国自己对于这场天京大变乱所作的结论。在这场大变乱发生时，太平天国还远没有达到预期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但是领导者们已经从草莽英雄一变而为他们所说的“小天堂”的主人。洪秀全和杨秀清陶醉于既得的胜利中，为争夺权力而争斗起来，这既是小生产者的狭隘观点的表现，又是受地主阶级意识侵蚀的结果。他们当然无法防止在自己内部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而恰恰为它创造了机会。这场天京大变乱成为太平天国从飞跃发展的形势转向下坡路的标志。干部的损失、军事力量的削弱，固然是直接造成的后果，但更严重的后果是政治和思想上的危机的加强。过去，人们是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建立人间天国的号召下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这种号召在太平天国领袖集团的分裂和相杀中黯然失色了。过去，太平天国的革命政治和革命思想是以宗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自经天京大变乱后，这些宗教的语言也不能不丧失其魅力了。但是，由金田起义和向南京胜利进军而兴起的革命势头还没有因这次天京大变乱而完全被打断，韦昌辉的破坏活动以失败而告终。农民革命的主导力量（虽然它所具有的弱点愈来愈严重地表现出来）战胜了这次政变。所以，在这以后，太平天国在总的衰落过程中还能取得某些胜利，并且继续维持了八年之久。第六章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外国侵略者在太平天国初期的态度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以后，也就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侵入中国的时候。这是已往的农民战争所从未遇到过的一种历史条件。太平天国最后是被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合力扼杀了的。但是外国侵略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表示他们同太平天国处于敌对地位，而且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外国侵略者和清朝统治者之间还发生了战争（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的军队甚至打进了清朝皇帝的京城，给了封建统治者以它所难以忍受的打击，而这二者之间的合作却正是后者受到这种打击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太平天国初期取得胜利的时候，清朝的有些地方官员已经无耻地请求外国侵略者帮助。苏松太道吴健彰代表署两江总督杨文定在上海向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请求派海军入长江，帮助清军击退太平军，这还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下南京前几天的事。吴健彰其人本来是广州同顺洋行的行商，又是上海美国资本的旗昌行（一个贩卖鸦片的有名的商行）的合伙人。他是一个道地的买办官僚。美国在咸丰三年也曾通过某些关系向清朝追击太平军的主帅向荣表示了愿意在军事上给以援助的意思。但这时，清朝政府还不认为有必要求助于外国，而英国、法国、美国也不愿在清朝政府还没有明确表示态度的时候立即用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们需要对他们还很不熟悉的中国由于太平军的惊人的胜利而造成的复杂形势观望一下，才来决定采取什么政策对自己最为有利。因此，他们觉得比较聪明的办法是对中国国内战争暂时采取“中立”的态度。英、美、法三国公使在咸丰三年和四年（1853年和1854年）先后从上海访问天京，直接与太平军领袖接触。这是为了了解这个突然兴起的政权的底细，同时也是对清朝政府的一种姿态。清朝在上海的官员向朝廷多次发出警告，说这些外国可能正在暗中帮助“叛党”。这些国家用这种姿态作为对清朝政府进行讹诈的资本。在咸丰三年首先到天京访问的是英国公使文翰，三月间他在天京会见了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并与东王杨秀清交换了信件。接着，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在同年十一月到了天京，燕王秦日纲和他进行了会谈。第三个去的是美国公使麦莲。麦莲的前任公使马歇尔上校在咸丰三年已曾想到天京，但因为他的船在镇江搁浅而未能到达目的地。麦莲在咸丰四年五月虽然到达天京，但他拒绝了天京官员向他提出的“觐见”东王杨秀清的要求，却把他所乘的兵船上驶芜湖，然后就返回上海。这些外国公使都是乘坐自己的兵船进入长江的。当时清朝政府固然不敢阻拦外国船自由行动，而太平天国政府也还不懂得外国船是无权在长江航行的。太平天国领袖除洪秀全和其他个别将领（如当时驻守镇江的罗大纲、吴如孝）外，过去谁都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他们的确还非常缺乏国际知识，也不免受到封建统治者留下来的“万邦来朝”之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又以为这些外国人和自己宗教相同，供奉同一个“上帝”，有共同的宗教语言，因而把他们称为“洋兄弟”，这又显得过于天真。但是总的说来，太平军的领袖们对待这些外国使者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表现了农民革命家的本色。例如，英国公使向太平军的领袖们声明英国“绝对保守中立，不助满人”，得到的是“充满自信心的冷静态度”的答复：“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天父帮助我们，没有谁能与他作对的啊！”①这种态度和清朝的官员恰成鲜明的对立。这些外国使者从天京除了带回一些太平天国的出版物外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太平天国是否承认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这些外国使者急于要弄清楚的问题。英国的文翰到了天京后特别把南京条约等文件抄送太平军领袖，甚至在其致东王的信中威胁说：“我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有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岸经商之权利。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施以抵拒；彼时曾将镇江、南京及其附近各城占据，并签订和约”②。法国与美国公使也同样地向太平军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美国公使麦莲向国务院报告中确定地说：“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这个中华帝国的主人后，是不是会承认清朝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这是极不可能的”③。太平军严禁鸦片，这一点也是各国十分注意的。一个随同美国公使到天京去的人记载说：“吸菸不特严禁，而且禁令有效。抽鸦片之禁当然更为严厉执行了”①。英国的米赫斯牧师也说：“此革命运动如能成功……，鸦片将被严厉禁绝，非同现在只有禁烟之虚名，将必实行禁绝”②。对于仍把鸦片作为对华贸易的重要项目的英、美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当时，有些外国传教士认为，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取得胜利是对西方各国非常有利的事。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向外国报道他所知道的洪秀全的革命的美国牧师罗孝全说：“与外国战争（指鸦片战争——引者）之出人意外的结果乃是中国之开放，如今，倘此次革命将推翻偶像之崇拜而开放（中国的）门户，使（基督教）福音得普遍传播于全国，则其结果岂非同样奇妙耶？”③对他的意见表示同意的米赫斯牧师（此人研究了文翰公使访问南京所得的材料）说：“如果革命军成功后，吾人所可预料之利益，乃是大开海禁以便传教和通商，及输入种种科学的改善，此在授受两方，均受其益”④。这些传教士建议自己的政府实行真正的中立。他们同情太平军的出发点是：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将极大地有利于西方国家，它们由1840年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取得的地位将因太平军的胜利而大为巩固和发展。这些传教士的想法，不能为他们的政府所接受。这些政府派在中国的公使经过亲自考察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英国公使文翰向政府报告说：“我曾说他们（太平军）已创立一种新宗教，可以称之为一种伪造的启示。这个宗教大概是以旧约和传道小册子为基础。但他们已掺入迷信及谬误成分于其①《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03.②同上书，页910.③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2 年版，页413.①原文见1854 年6 月24 日《先驱报》。②《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17.③罗孝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同上书，页825.④《英国政府蓝皮书》。同上书，页917.中，足令一般毫无成见者怀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诚意，抑或只是几个首领徒然利用其做为政治势力之工具，借此蛊惑众教徒之心而望其矢忠不变“①。美国公使麦莲的报告更直截了当：”他们（太平军）几乎完全由内地的无知识的、没有思想的群众所组成。……他们的来源是内地的强盗群……他们是不值得文明世界之重视的。而且，他们也许不能在他们所夺取及劫掠的城市之外，组织政府机构，这些城市之夺取与劫掠，是由广大群众受了最高度的煽惑，对于一切握有财产的人恨入骨髓所致“②。公使们的见解显然要比那些传教士实际得多。他们不承认中国的造反的农民和资本主义侵略者所信奉的是同一个上帝。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阶级斗争的问题。以这些公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在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时就明确地认识到，他们在中国只能同“一切握有财产的人”站在一起，不管这些人多么愚昧，多么落后；他们也明确认识到，由太平天国所代表的贫苦劳动群众是他们在中国的真正敌人。清朝政府已经在鸦片战争中证明是一个禁不起讹诈的政府，它已经在南京条约和其他一系列条约上签了字，对于这些条约，虽然侵略各国越来越感到不满足，但如果清朝的覆灭就是这些既得权益的丧失，是它们不甘心的。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都提出了修改1842到1844年订立的条约的要求，它们所要的修改，不用说就是扩大它们的既得的利益。它们要利用清朝政府因为太平天国革命而陷入严重的内部危机的时候进行更大的讹诈。所以它们决定不摒弃清朝政府，也不轻易地答应帮助它，而要表示“中立”，甚至作出可能支持太平军的姿态，这无非是向清朝政府表示：你不出好价钱，是做不成买卖的。（二）在上海和广州的虚伪的中立英、美、法的所谓“中立”的虚伪性，咸丰三年、四年（1853年、1854年）在上海和广州已经充分表现出来了。太平军在咸丰三年占领南京、镇江后，并没有立即向东往上海方面进兵（以后有七年之久没有这样做）。但是上海一带的群众受到革命的影响，发生了激烈的动荡。这使得在上海的所谓“租界”里的外国人十分恐慌。在英、美、法的领事的主持下，成立了外侨的武装组织，准备与他们的海军（当时，有四艘英、美、法兵舰停泊在上海）合作，进行“防卫”。前面已经说过，租界本来就是非法的。他们现在公然认为他们有权用武力来对抗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防卫他们所诈骗得来的东西！在上海一带，有一个属于天地会系统的群众秘密组织，叫做小刀会，它在咸丰三年八月初（1853年9月初）发动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并在县城里建立政权，其首领刘丽川称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小刀会起义后曾占领上海、嘉定等六个县。他们虽然同太平军有过联系，但是双方不能实行必要的合作，太平军这时还没有致力于开辟南京以东的地区。小刀会在苏州企图发动的起义失败后，它所已占领的除上海以外的几个县先后为清朝军队夺去，到了九月底成了孤守上海县城的形势。但即使是这样，清朝官军①《英国政府蓝皮书》。《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896.②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111.围攻上海县城仍然达十五个月之久，最后还是靠外国武力的帮助，才于咸丰四年年底（1855年2月）使小刀会在上海失败。外国租界是和上海县城紧相邻近的。围攻上海县城的清朝官军也就必然要在租界边缘活动。咸丰四年四月借口有几个官军兵勇进入租界地区，英国、美国联合发动了一个军事行动，以他们的兵舰上所能用的武力为主，向清朝军队进攻，把它赶到距当时租界边缘较远的地方。清朝军队并没有认真作战，而是立即后撤。这一战，在英、美资产阶级历史书上称为“泥城之战”（因为英军是从南京路向泥城桥进攻）。当时英国外相表示完全赞同英国在上海的领事的“勇敢与判断”①。这一战的结果并不是恶化了英、美等国同清朝当局的关系，反而使这种关系融洽起来，从而使这些侵略国家不但能够进一步扩大了租界的地区，确定了租界的独立地位，而且能够在上海攫取了对全局有重大关系的利益，即控制中国的海关。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买办官僚苏松大道吴健彰在这时又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人物。在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时，他在城里被俘获。当时正在上海的美国公使马歇尔和美国传教士晏玛太亲自到城里设法帮助吴健彰脱逃出来②。以后，吴健彰就一直在租界里以清朝官员身分进行活动。在所谓泥城之战后，皇帝对于上海官员们发出谕令，表示担心“夷人”与“上海叛匪”勾结，并且提出对付“夷人”的方针是：“着怡良（两江总督）许乃钊（江苏巡抚）督饬吴健彰设法羁縻，妥为控制，仍当责以大义，杜其奸谋，一面赶紧设法攻剿，迅图克复“③。于是由吴健彰代表清朝当局向英、美、法赔札道歉，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前文（第四章第三节）提到所谓《上海租地章程》在咸丰四年曾进行一次修订，这次修订就是在泥城之战后由吴健彰和英、美、法三国领事商定的。根据新的章程，租界更加成为一个由外国资产阶级统治的具有完全独立的政权的地区。在小刀会起义后，清朝政府设在上海租界内的海关立即被群众所捣毁。吴健彰本来兼任上海海关监督，但他要想重建海关受到英、美等国的阻挠。各国领事提出这样的一种奇妙的说法：清朝政府要在此重新设立海关，势必要有一定的保卫力量，而如果容许这些保卫力量进入租界，那就破坏了租界的“中立”。因此，在上海的海关就无法恢复起来。外国商人对此当然十分高兴，上海对于他们实际上一时成了个不收进出口税的“自由港”。上海海关收入对于清朝政府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在那军事开支庞大的时候。这个问题到了泥城之战后才算解决了。吴健彰和英、美、法三国领事在咸丰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订立了一个协定，由苏松太道聘任外国人来担任上海税务司。根据这个协定，法国、美国、英国各一人共同组成了一个上海的关税管理委员会。这样，就开创了中国海关由外国人管理的这种殖民地制度，这种制度在几年以后由上海一地推广到了全国。在泥城之战以前，这些怀有阴谋的外国侵略分子有时故意向清朝官方表示他们同情小刀会的起义，例如美国公使麦莲曾向两江总督怡良说：“我们承认这一个革命运动（指上海小刀会——引者）是一个有力量的、够尊敬的运动，有资格向外国政府要求享受交战国的权利，不管他们所控制的土地是①《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年出版，页432.②《太平军纪事》。《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页928.③《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此书以后简称《咸丰夷务》）故宫博物院1932 年刊本，卷七，页23.大是小”①。但这不过是借以进行要挟讹诈的伎俩。经过泥城之战，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清朝当局无一不使侵略各国满意之后，假面具就完全不需要了。咸丰四年六月间，在美国公使麦莲参加下，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采取措施企图强迫小刀会起义军退出上海县城。他们与清军合作，完全断绝了租界和上海县城之间的交通，使在城内的起义军不可能从外面得到任何接济。最后则由法国人直接向起义军作战，法国租界是与县城紧相邻近的。法国的海军陆战队同清朝官军相配合，攻破了上海县城。小刀会领袖刘丽川和其他许多战士牺牲在城内，突围出城的一部分到了别的地区参加起义。有些逃到租界内的起义者被租界当局“引渡”给清军。清朝政府为了感谢法国人的重大帮助，承认十六铺一带的沿江地段划入法租界内。但法国官方还虚伪地表示，他们只是因故而同小刀会起义者发生冲突，并非有意要帮助清朝官军，他们的立场仍然是“中立”的。咸丰四年在广东，天地会也纷纷发动起义。几乎全省郡邑都被各个堂号的天地会势力所占据。广州附近各城镇的起义军包围广州，企图加以占领。十月间，陷入困境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致函英国的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要求英国海军帮助官军共同来摧毁进攻广州的“叛党”。包令表示不能接受这种请求，并且正式发布公告，说是英国人对于发生在广东的内战严守中立，不得参与内战的任何方面。但是英国绝不愿意广州城落到造反的群众的手里。他们在中立的名义下实际上在广州实行了干涉。英国人吟唎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说：“1854年包令爵士使英国海军与罪恶昭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联合，共同蹂躏广东。广州几乎是清朝政府在广东全省唯一据有之地，清朝政府是依靠英国人的力量才保有这座城市的”①。吟唎的书和别的外国作者的记述还具体记载了英国海军帮助清方打破天地会党对广州城的水上的封锁，以及英国海军攻击驶出海岸的天地会党的武装船只并用海盗名义把俘获的会党分子交给清朝官方等等情形。使英国人恼火的是叶名琛并不因为他们事实上的帮助而改变他拒绝同外国人接近的态度。一个英国作者记载说：“（对于叶名琛的求助）包令当然回答说，他无权干预中国的国内事务。但是他带了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去保卫广州的洋行，无疑的，这支海军的来到对压平叛乱是起了作用的。包令本来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叶会邀请他到他的衙门内进行会晤。但事实上什么会晤也没有。”①叶名琛是当时极端守旧的封建官僚的一个代表，他对外国人常常表现得十分倨傲，而在面临人民的造反时，却又把向外国人乞援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根本不考虑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对付外国侵略者，因而在不久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作出了极其可耻而又可笑的表演。咸丰四年在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广州天地会起义的过程中，英、美等国所谓的“中立”显然是虚伪的，不过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在公开放弃“中立”的伪装而站到清朝政府方面去以前，还要狠狠地先把清朝政府揍一顿，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虽然这种情形看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上面我们已①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146.①《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译，页131.①S.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第一卷，页221.经讲到在上海经过所谓泥城之战而实现了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镇压小刀会的起义，这其实已经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个局部地区的具体而微的预演。（三）所谓修约问题咸丰四年（1854年）英、美、法为了扩大它们既得的权益而向清朝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照它们自己的说法，提出修改条约是有“合法”根据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订立的中美望厦条约中规定，“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①。在同一年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也有类似的话。根据这种规定，美国、法国认为有权在咸丰六年（1856年）按照它们的需要提出任何修改条约的要求，虽然按照原来规定，至多无非是说，可以按具体情况作些个别修改而已。英国和清朝订立的条约中甚至根本没有修改条约的话，但是它认为，根据所谓“最惠国的待遇”，它也有把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订立的南京条约在满十二年时，即咸丰四年（1854年）进行修改的权利②。同样，根据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既然英国可以要求在咸丰四年修改条约，美国、法国也都有权在这一年提出修约要求了。——强盗们的“合法性”原来是可以按照这样的逻辑而制造出来的。清朝官方最初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知道英国可能提出修约的要求。这年三月两广总督叶名琛奏报说：“据密探禀称，该国王（指英国——引者）因道光二十一年间定条约时，曾许给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议，本年正计届期，亦难保其不乘此内地匪扰兵分之际，从旁窥伺，别有要求“③。这个消息颇使已遭到太平军严重打击的清朝官方感到恐慌。但这个昏庸糊涂的叶名琛始终没有查一下，对英国的条约中根本没有”曾许给有十二年后再行更易之议“！他还把道光二十二年订的条约误为二十一年。英国政府当时指示它的驻中国公使向清朝政府提出修改条约时所应达到的目的，其最主要的几点是：一，争取广泛地进入中国的整个内地和沿海各城，至少也要争取长江的自由航行，并进入直到南京的沿江各城以及浙江省沿海各大城；二，实行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三，废除对外国的进口货和为向外国出口而购买的货物的内地税①。美、法政府都分别训令它们在中国的公使对英国的要求予以支持和合作。不过英国政府在对其驻中国公使的训令中又表示，在提出这些要求时不必急于求成，“把修约延迟相当的时间，确乎是会有一些好处的。”主要的一点好处是，“我们将会有更好的方法来推断变乱（指当时的太平天国战争——引者）的可能结果，并能据以策划我们的谈判”②。这就是说，再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看一下。咸丰四年三月（1854年5月）英国和美国都更换了驻华公使，在新的公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6.②见英国外相克勒拉得恩于1854 年2 月13 日致驻华公使包令的信件。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附录16，页765.③《咸丰夷务》卷六，页8.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767.②同上书，页765.使包令和麦莲来到后，叶名琛又奏报说：“该两国公使同时更易，其中必各有因。初来颇觉秘密，追至再四查询，始知皆由于道光二十二年，前在江南订约时，有十二年后再行重订等语。本年闰七月初六即已届期（按，这是1842年南京条约满十二年的日子——引者），该国王等分遣各酋来粤，即专注意于此。”咸丰上谕对此的答复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以防范，届时，惟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诰诫也”③。按当时清朝体制，两广总督同时是负责一切“夷务”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曾多年任广东巡抚，咸丰二年升任两广总督，但他对外国情形其实毫无了解，他的“不动声色加以防范”的办法就是，一概拒绝接见这些外国公使。在英、美、法三国公使共同坚持要求下，叶名琛派了一个知州和一个知县传话说：“叶总督并未奉有谕旨办理变通事宜。”①所谓变通事宜即指修改条约。三国公使改而到上海去活动。他们会到了两江总督（怡良）和江苏巡抚（这年上半年是许乃钊，下半年是吉尔杭阿），并且表示，如果在广州和上海都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自己到天津去。吉尔杭阿向皇帝报告他和三国公使会谈中曾驳复了修约的要求：“当答以英夷原定章程，名为万年和约，本无十二年变通之文，即当永远遵行，包酋（指英公使包令——引者）不应有此不经之谈。美、法二夷，虽有十二年变通之约，而无另定新章之语”②。在这点上，吉尔杭阿比叶名琛高明一些，他至少把条约原文查了一下。但是吉尔杭阿向皇帝建议不妨接受修约的要求。他说：“兹麦酋（指美公使麦莲——引者）固执十二年变通之约，欲由长江直至汉口设立码头，势将无从阻止。莫若将机就计，钦派资深望重之大臣，前来议定妥协章程，允其所请。……否则一朝决裂，乘金陵未复之时，闯入长江，诸事不复受商，动辄为所挟制，一误再误，长江中又添一巨患矣”③。原来这时三国公使已先后访问天京，他们中，特别是美国很明显地表示愿意给清朝政府以军事上的帮助来换取条约权利的扩大。据两江总督怡良说，美公使麦莲交给他的照会中有“如蒙奏准，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④等语。所谓“自行设法办理”则又包含着威胁的意思。一般说来，当时在上海的清朝官员与买办资产者的关系最深。吉尔杭阿就是最早主张对修约要求全面妥协，以换取外国的帮助的一个官员。但吉尔杭阿的主张遭到朝廷的驳斥。皇帝的上谕说：“著吉尔杭阿相机筹办，示以抚绥之恩，折其虚骄之气，俾不致更萌妄念，方为妥善”，同时命令长江上的军事长官“于江路下游圌山关一带，扼守海口，毋令夷船阑入，致与贼匪勾结”①。可见清朝政府这时仍怀疑“外夷”和太平军“勾结”，所以虽然不愿意惹怒洋人，但认为吉尔杭阿的建议是不可行的。咸丰四年八月英、美公使乘兵船到大沽口，法国公使没有同去，只派使馆秘书同行，这是因为法国的兵船这时正在修理的原故。他们声称，北上的③《咸丰夷务》卷八，页4.①②《咸丰夷务》卷九，页2.③《咸丰夷务》卷八，页35.④同上书，页20.①《咸丰夷务》卷九，页5.目的是要面见皇帝和大学士，提出要求。清朝政府连忙派出官员到大沽口外拦阻。英国公使包令书面提出了十八条要求，美国公使麦莲也提出了十一条要求，其主要内容就是上述英国原定的方案，一句话，就是要使中国按照西方侵略国家的利益全面地向它们开放。清朝政府看了这些要求后，认为“所开各条，均属荒谬已极，必须逐层指驳，以杜其无厌之求”，只有关于“民夷相争”要求“秉公办理”的问题，上海外国商人要求减免欠税的问题，广东茶税要求减轻的问题，这三条，还可考虑，但也只能到广东去具体商量②。英、美公使这次北上虽然未得到任何满意的结果，但他们并没有坚持要到天津和到北京，而是悄悄地又回到了上海和广东。清朝政府认为这是他们并没有多大伎俩的证明，却不知道，这些国家本来想对中国国内形势发展再观望一下。而且，当时英国和法国由于同俄国间的克里米亚战争尚未结束，不可能在远东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它们在中国暂时避免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以免使自己反而处于窘困的境地。广东的叶名琛在英、美等国公使北上时向皇帝报告说：“该夷酋等如果经抵天津，无论所要求者何事，应请敕下直隶总督，仍令该夷酋等速行回粤，臣自当相机开导，设法羁縻，以期仰慰圣廑”①。似乎他很有办法来对付“夷酋”，但事实上他的“设法羁縻”仍旧是封建官僚惯用的推托、拖延的老办法。到了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叶名琛又奏报英、美、法三国重新提出修约问题，虽然他仍说不出任何对付办法，但他自信地说：“嗣后该夷酋，无论行抵何省，总令其回粤听候查办，臣（叶自称）自当……随时驾驭，设法箝制，庶可消患于未萌也”②。咸丰六年提出修约要求的三国中，活动最积极的是新任美国公使巴驾。巴驾本是个传教士，多年在中国活动，并当了外交官。巴驾带了以美国总统名义写的信到中国。他竭力主张用兵舰做后盾来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但是美国政府当时并不可能用较多的兵力到远东。巴驾先在广州与叶名琛交涉无效，随后到福州想经过闽浙总督投递总统的书信，也遭到拒绝。他又到上海，想经过买办官僚吴健彰做媒介来使清朝官方同意进行全面修约的谈判。这时，吴健彰已被革除苏松太道的官职，但仍为官方所倚重。两江总督怡良在巴驾到上海后向皇帝报告说：“该护道（摄理上海道）蓝蔚雯，邀同吴健彰往晤巴驾，询其来意，据称该国王因十二年之期已满，给与国书，须入京面告大皇帝，有酌办事件”。怡良评论说：巴驾的“言词要挟，居心实属叵测”①。巴驾究竟说些什么，在外国文献中有记载。他说：“到了今日，只有让叛乱的人们（指太平军）知道，英、法、美三国联合一致，同情并支援清朝政府。这样叛军将会看到，他们是无力抵抗这一巨大力量的”；但是“如果大皇帝拒绝西方国家之友谊的表示，则将来的发展是难于逆料的。而且，如果太平王今后对外国公使建议签订条约，各国公使接受他的建议，大皇帝是不能埋怨我们的了。”②《咸丰夷务》卷九，页40.①《咸丰夷务》卷十，页14.②《咸丰夷务》卷十三，页13.①《咸丰夷务》卷十三，页28—29.②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160.巴驾在上海用空言要挟没有能达到目的，他因为没有兵力，只好回到了广东。英、法两国虽然都支持巴驾的活动，但他们认为根据咸丰四年北上的经验，不使用武力是不会有效果的。所以它们的公使没有同巴驾共同行动。英国公使包令当时向政府报告说：“我的意见仍然是以单独行动，而没有一支堂皇兵力助其声威，欲求从中国人方面取得任何重要让步，是毫无希望的。”③英、法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在1856年结束，它们已有可能调动兵力到远东。当巴驾由上海回到广州的时候，英国开始动起手来了。（四）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和入侵天津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英国突然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击，其借口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只名为“亚罗”的快艇上捕了十二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只快艇的主人是中国人。为了便于走私，船主聘用一个英国人当船长，并曾向香港政府登记，但在出事时登记已经过期。英国方面竟认为，中国无权在英国船上抓人，还说，船上悬有英国国旗，被中国兵勇扯下了。因为是以这样的借口挑起的战争，西方的历史书上称为“亚罗战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这一事件采取了妥协态度，把被捕的水手都交给了英国人，并辩解说，当时船上根本没有英国旗。其实在这样一只暧昧的船上即使扯掉了一面英国旗又算得了什么事！英国发动这次战争的根据是如此薄弱，以至当时英国议会在应否为此而与中国作战问题上发生了激烈辩论。下议院通过了对于帕麦斯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不信任案。帕麦斯顿解散议会，在新的议会中他得到了多数。帕麦斯顿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走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中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①。很明显的，并不是因为有了亚罗船事件才发生这一次战争，而是帕麦斯顿政府需要发动对华战争，才有了这个所谓亚罗船事件。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借口亚罗船事件向叶名琛发出了最后通牒，接着派出军舰三艘，闯入珠江口内，占领了几个炮台，并炮轰广州城。叶名琛虽然从来没有认真备战，但是广州的民间武力和一部分兵勇进行了抵抗。而且英国方面这时也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占领广州，所以侵略军在骚扰了一阵后就撤退了。叶名琛立刻上报皇帝：“防御英夷获胜”。但这并不能使皇帝感到放心，上谕说：“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来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①在清朝政府方面，力求同侵略者妥协了事，力求避免决裂，这是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特点。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初，听说英国派到中国来的新的代表正在途中的时候，上谕说：“倘此次派来之人，尚讲情理，即应以理相接，勿使再有借口，俾得自为转圜。”②他们不知道，这时，英国帕麦斯顿政府已经在国内完成了舆论准备，新派来的全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787.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页155、161、162.①《咸丰夷务》卷十四，页15.②《咸丰夷务》卷十五，页10.权特使额尔金是带着军队来的，他所负的任务并不是“转圜”，而是要用武力来迫使清朝政府就范，达到进一步侵略中国的目的。这时，法国的篡位的皇帝拿波仑第三也决定参加对中国的战争。法国人说，咸丰六年正月，有一个法国传教士（马神甫）在广西西林县进行传教活动，被地方官吏杀死。但西林县的知县否认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清朝官方并向法国人指出，按照条约外国传教士是无权到通商五口以外的地区去活动的。在这一所谓“马神甫事件”发生后一年半，法国以此作发动战争的借口，派出了全权特使葛罗，率领它的远征部队与英国共同行动。英、法政府又邀请美国合作，但美国政府决定不参加战争。在咸丰七年（1857年）春受任为驻华全权公使的列威廉奉行的政府训令是“在一切和平的方式上同英、法两国公使合作”③。根据这个方针，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是以劝和者的姿态支持持械行凶的强盗以达到共同分赃的目的。以英国为首的这次战争虽已一切准备就绪，但是咸丰七年（1857年）下半年印度军队爆发民族起义，以至不得不调用额尔金率领到中国的军队去印度，所以对中国的战争又延迟了一些时候。在咸丰七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广东海口大体上平静无事。这年十月，叶名琛收到英国的额尔金和法国的葛罗到任的照会，其中包含着明确的武力威胁的话，并且限期答复。但是叶名琛向皇帝报告说：他已在回照中驳斥了“英夷法夷”的要求，“其鬼蜮伎俩，饕餮潜谋，谅亦不过如此”，而且吹嘘说，可以乘此时机，把他们历来提出的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皇帝十二月二十七日上谕欣慰地表示：“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①但实际上，在这道上谕发出之前，广州的局面已经急剧地变化了。十一月初一（12月16日）英法兵船驶进了省河。叶名琛这时传谕，“该夷如无动静，兵勇毋许挑衅”②。其实是听任敌人从容作攻城的准备。到了十三日，侵略军开始发炮轰击，其部队立即登陆，两天后，广州就被占领。所有的在广州的清朝大员都被敌人俘虏。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国人捉到船上，以后被遣送拘留在印度（咸丰九年死于加尔各答）。与叶名琛同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描写这个钦差大臣说：在“夷务方兴之时”，“叶名琛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祐”③。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讥讽叶名琛的说法，说他实行的是“六不”，即“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叶名琛虽然没有公开地投降敌人，但是他实质上和投降主义者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他常常以虚骄的自大来掩饰他的投降主义罢了。当封建统治者的妄自尊大越来越被迫放弃，许多当权者面临外国侵略者就求和乞降，实行逃跑主义的时候，叶名琛就成为一个罕见的怪物了。仅仅占领广州不是侵略者的目的。英国的额尔金和法国的葛罗立即率领舰队北上，他们先在上海投递照会作为一个过场，然后直奔大沽口。和他们共同行动的不但有美国的公使列威廉，而且沙皇俄国的公使普提雅廷也参加进来了。沙皇俄国利用清朝政府进行反太平天国的战争和应付英、法等国制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546.①《咸丰夷务》卷十七，页37.②《咸丰夷务》卷十七，页39.③《咸丰夷务》卷十八，页11.造的麻烦的时机，单独地在中国北部边疆进行了野心极大的侵略活动（见下一节）。普提雅廷于咸丰七年九月到了香港决定同英、法、美共同行动，一起北上。英、法已经同清朝政府处于战争状态，而美、俄则装作是清朝的朋友，但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很清楚的。当时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也这样说：“美、俄二夷则乘衅附和，希冀坐收现成之利。”①咸丰八年三月，这些敌人和“朋友”都到了大沽口外。虽然英、法已经宣战，并已占领广州，但清朝政府丝毫没有诉诸武力的打算。当各国使者到上海时，上谕说：“现在中原未靖（指太平天国——引者），……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其实就是对外妥协）”②。两江总督何桂清也竭力说，不能“轻言用兵”，因为“就天下大势而论”，“内寇外患，交并而来，又将从何措手”③。所以他认为现已无法阻止这些“外夷”到天津，那就只好“钦派大臣（在天津）与之接见，稍加以词色，使无衅可寻，与之筹定大局，令其缴城（指广州城）息兵”①。上谕同意他的意见。皇帝派出直隶总督谭廷襄等人到大沽口外，他们先同俄、美两家接触（这两家为了表示与已开战的英、法不同，先到了大沽口外）。后到的英、法二家则借口谭廷襄不是全权大臣，拒绝同他谈判。这四家分别装成红脸和白脸，向清朝政府进行诱骗和恐吓。清朝方面虽然知道它们是互相串连的，但仍企图对俄、美两家进行所谓“牢笼”，要他们“从中说合”②，来使杀气腾腾的英、法愿意和解。清朝政府打算做出的让步是减税，甚至“必不得已，于闽省粤省附近通商海口之地，酌加小口各一处”③。这样的让步和四国的要求相距极远。侵略者已经看穿了清朝政府害怕对外战争的弱点，当然不肯就此了事。皇帝的上谕向直隶总督谭廷襄等说：“该督等切不可以兵勇足恃，先启兵端，天津固不难制胜，设其窜扰他处，恐非天津可比”④但事实立刻证明，就是在天津方面，清朝也表示不出任何抵抗外敌的决心。四月初八，英、法突然开炮攻击大沽炮台。谭廷襄等奏报说：“该夷船联络直上，闯入内河，碎炮轰伤兵勇甚多，不能站立，以致退散。炮台即时被占”⑤。清朝将领们仓皇逃跑，英、法侵略军迅速地兵临天津，俄、美“和事佬”也跟着来了。这时虽然朝廷官员中有些人提出战的方针，但有的不过是慷慨的空论，有的则以为依靠地方绅士办团练就能克敌制胜。比较有特殊见解的是兵部左侍郎王茂荫，他在奏文中说：应该在北京设防，“战而胜固善，即战不胜，退之城外，亦可以守”①。但是这时清朝政府对于外敌，是除非有保证能轻易地获胜，决不敢真正抵抗。失掉京城而长期抵抗是它所根本不敢设想的。在此五年前，农民革命的太平军也曾兵临京津，封建统治者抵抗得是那么顽强，那么有决心。而这回他们对于已经侵入天津的外国侵略者①《咸丰夷务》卷二十，页4.②《咸丰夷务》卷十九，页23.③《咸丰夷务》卷二十，页5.①《咸丰夷务》卷二十，页6.②《咸丰夷务》卷二十一，页13，16.③同上书，页39.④《咸丰夷务》卷二十一，页22.⑤《咸丰夷务》卷二十二，页23.①《咸丰夷务》卷二十二，页24.是一心一意只想求和了。皇帝立即专派大学士桂良和吏部尚书花沙纳到天津，还特旨起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声名狼藉的投降主义者耆英参与在天津议和②。英国提出的条件，连皇帝看了也认为“直欲以中国地方，听伊出入，所请断属难行”③。但在继续谈判中，清朝方面只能节节退让，最后全部接受了英、法、美、俄四国的要求，签订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于咸丰八年五月十六日、十七日（1858年6月26日、27日）签字，主要内容有：英、法公使驻北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修改税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往来；中国分别向英、法赔款四百万、二百万两银，等等。俄、美两国打着“调停”的幌子，用伪善和狡诈的手腕，早在中英、中法条约签字以前（6月13日、18日）就诱逼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除了赔款以外，俄国、美国获得了英国、法国从天津条约所得到的一切。主持订立这些条约的桂良、花沙纳签约之后奏报皇帝说：“此时夷人窥破中国虚实，凡吾国家艰难困苦情状，了如指掌，用敢大肆猖獗，毫无顾忌”。——其实应该说是看破了封建统治者的弱点。桂、花二人在奏文中着重说明国内“民变”的可虑，“国家内匪未净，外患再起，征调既难，军饷不易，”所以决不能战。奏文中又申述这些外国侵略者似乎也还可信任：“观其不敢害叶名琛，知有畏忌天朝之意；观其仍肯交还广东，即时退出海口，知无占据地方之心”。“今番（这些”外夷“）感激圣恩，从此待以宽大，示以诚信，果然永敦和好，可省国家兵力，亦是羁縻一法”①。这种说法代表了一部分封建官僚（有些当权的封建官僚对这一点还表示怀疑）对于西方来的外国侵略者的“新”认识，这种“新”认识为封建官僚在政治上的买办化打下了思想基础。而且这时期，在被英、法侵略军占领的广州城，一些清朝大员已经创立了直接地、公开地为外国侵略者服役的实例。在英、法侵略军于咸丰七年十一月占领广州，把两广总督叶名琛抓走后，清政府在广州的其他大员，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柏贵等，都成了侵略军的俘虏。穆克德纳的满洲驻防军已全部被解除武装。侵略者决定恢复柏贵和穆克德纳的原来职位，并且公告说：广州城已在联军武力管制之下，但政府交给柏贵管理。由两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组成一个委员会，驻在巡抚衙门里实行管制，凡是巡抚发布的布告，都须经这委员会加盖印信。所以，以柏贵为首的广东政府，已成为傀儡政权。但是柏贵和穆克德纳仍继续向清朝政府递送报告。当然，报告中并不如实地叙述他们和侵略军的关系。他们的一个奏文中说：“奴才一身何惜，惟大局攸关，不得不苟且忍耐，曲为羁縻”②。清朝政府居然还“谕令柏贵等，宜借绅民之力，驱逐夷人，然后从而开导，示以怀柔”①。到了咸丰八年正月，湖南巡抚骆秉章查明了广州情形上报清廷后，朝廷②这回耆英没有能起多大作用，由于他在谈判进行中自行由天津回北京，受到审讯，终于被皇帝“赐死”。③《咸丰夷务》卷二十四，页39.①《咸丰夷务》卷二十七，页1—3.②《咸丰夷务》卷十八，页1.①《咸丰夷务》卷十八，页8.似乎才恍然大悟。骆秉章说：占领广州的侵略者“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月9日——引者）后，始将将军巡臣送回抚署，而令夷目率夷兵监之。收缴省城各标及近城各团军器，收省河各炮船归夷目统带，并以夷兵分守各城门。出示则用四夷酋与将军抚臣会衔。……将军抚臣等关防虽在，其公文均须由夷人阅过，始能发行。……柏贵既与夷酋商办，彼此同住一署，柏贵所陈必皆夷酋之意“②。奇怪的是，虽然知道柏贵已做了敌人的傀儡，但是清朝政府并不对柏贵作任何谴责，仍承认他是广东巡抚。到了英、法军占领大沽炮台北方形势紧张时，给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③的上谕中还说：“此时柏贵有无挽回补救之方，以赎前愆，并着黄宗汉传旨谕令知之”④。广州城在侵略军统治下达三年多之久，柏贵在这期间病死。清朝政府又派了劳崇光去当广东巡抚，他仍然进广州城（咸丰九年七月）和侵略军的管制委员会“合署办公”，继续维持傀儡政权的局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只占领过如定海那样的小城市，在那里侵略者自己担任行政长官。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广州城，侵略者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而又让它同清朝的中央政府保持联系，可以说，这是开创了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种形式。（五）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沙皇俄国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即中英鸦片战争后十年，沙皇俄国向清朝政府要求开放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都在新疆）这三处进行贸易。在这以前一百多年间，中俄间的通商只在蒙古边境，经过恰克图一地。清朝政府拒绝开放喀什噶尔，其他两处则同意了。咸丰三年（1853年）俄国政府又要求让俄国人的船到上海等沿海口岸进行贸易，这个要求受到断然拒绝。但沙皇俄国这个时期的侵略野心，主要是对着黑龙江流域。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曾受到遏制的这种野心，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重新膨胀起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沙皇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使他负起对黑龙江流域实行侵略扩张的任务。道光三十年（1850年）穆拉维约夫擅自在黑龙江口的庙街（今尼古拉耶夫斯克）树立俄国国旗，设兵屯守。因为这是公然破坏尼布楚条约的行动，采取比较谨慎态度的俄国外务大臣表示反对，但这行动得到了沙皇尼古拉第一的支持。穆拉维约夫积极扩充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军，他认为，为实现“占领阿穆尔（即黑龙江）的意图”，“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我们的懦弱的邻国（指中国）炫耀武力”①。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咸丰四年（1854年）五六月间，穆拉维约夫借口要抄近路紧急增援堪察加方面以防英、法海军进攻，亲自率领兵力相当大的②同上书，页11—12.③黄宗汉是在咸丰七年底奉令出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的，他离开北京后显然有意一路耽误，一直到次年五月才到广东境内。这已是天津条约订立的时候了。④《咸丰夷务》卷二十二，页28.①《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俄）巴尔苏科夫编著，1891 年莫斯科出版。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 年出版，页298.船队由石勒喀河入黑龙江，一直东驶出海。为了掩饰这种对于中国领土的公然的侵犯，穆拉维约夫特别通过驻在北京的“达喇嘛”①向清朝政府说明“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虽由中国黑龙江地面行走，然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且绝无出人不意，因而贪利之心。两国和好已久，此意必能相谅。……但愿中国同心相信，勿以兵过见疑。此次由中国境内行兵，甚得邻好之益。如将来中国有甚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帮助亦无不可”②。清朝政府虽然在黑龙江上兵力薄弱，不敢加以拦阻，却也没有被这一篇好话迷惑住。上谕说：“俄罗斯性情狡猾，诸事从无实话，不可不防。”③认为：“内地江面，不能听外国船只任意往来，此后断不可再从黑龙江行驶”④。可见这时俄国和清朝都明确认为黑龙江是中国的内江，因为按照尼布楚条约，中俄边界远在外兴安岭一带。只隔了一年，咸丰五年（1855年）四五月间，穆拉维约夫又以同样的借口进行了在黑龙江的第二次航行，实际上是武装示威，并且于八月间在松花江口与中国官员进行了所谓“划界”问题的会议。所谓“划界”问题原来是在咸丰三年（1853年）俄国方面提出的。当时俄方咨文说：“窃查俄罗斯国与大清国分界处所，自格尔毕齐河之东山后边系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虽经议定在案，惟贵国立有界牌，敝国尚无界牌”，所以现在要求中国方面派员和东西伯利亚总督商办“在无界牌之近海一带地方亦设立界牌”①。在得到这个咨文后，清朝政府经过慎重的考虑，认为从恰克图以东直至外兴安岭，两国边界总的是清楚的②，俄方要求仅是在格尔毕齐河边界建立界牌，这个要求可以同意③。但是当清朝政府派出划界专员通知俄方后，俄国人却又故意留难拖延了一段时间，到了穆拉维约夫第二次航行黑龙江，他的部队到了松花江口时，他才让谈判开始，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果然谈判一开始，俄国方面就极端无理地宣布：应该以黑龙江为“两国最无可争辩的天然疆界”，也就是要把黑龙江左岸全部地区以及整个沿海地区都划归俄国所有④。中国代表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并宣读了咸丰三年俄国的咨文，因为穆拉维约夫的要求显然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咨文的内容，这使穆拉维约夫无法回答，这次谈判就这样结束了。清朝皇帝在收到关于这次谈判的报告后的上谕中说：“黑龙江、松花江左岸，其为中国地界确然无疑，该夷胆敢欲求分给，居心叵测”⑤。清朝当局明知沙皇俄国“居心叵测”，一定不会罢休，但是他们始终不认真加强军事防御力量。当时的情况是如同吉林将军景淳所说：“东省兵丁①当时有俄国传教士团驻在北京，所谓”达喇嘛“即传教士团中的修士大司祭。②《咸丰夷务》卷八，页25—26.③《咸丰夷务》卷十，页31.④《咸丰夷务》卷十，页18.①《咸丰夷务》卷六，页32.②同上书，页34.③《咸丰夷务》卷七，页1.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442.⑤《咸丰夷务》卷十二，页4.军器，一概不足“⑥，景淳要求把调到南方去镇压太平天国的部队调回一部分来，”以贤防守“，但朝廷的答复是：”此时粤匪未平，正在攻剿之际，调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⑦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始终把本国的人民看做最大的敌人，所以只好说：”从来抚驭外夷，惟有设法羁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①。既然下定这样的决心，当然只能听任对方为所欲为。咸丰六年（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俄国人又公然在黑龙江上进行第三次武装示威的巡行。黑龙江、吉林的地方长官纷纷上报说，不但俄国人的兵船来往纷纭，而且他们到处上岸搭棚建屋，存粮屯兵，上谕对此仍然只说了些“不可轻启衅端，亦不可漫无限制”、“外示羁縻，内加防范”这类空话②。这时，英国已经开始在广州动起手来，俄国沙皇政府决定派出普提雅廷为专使，向清朝当局表示：“贵国内地不靖，外寇侵扰广州”，所以要派专使到北京“办理两国交涉一切事件”③。这时俄国人装成是中国最好的朋友，说他们的目的只是“祈将两国边界之事及早完结，以后情愿与贵国彼此相安相保，共防将来不测之事，两国永远相安，互相辅助。本国深知大义，非同贪利之国可比也。但愿贵国勿怀疑心，致误大事。”④清朝当局拒绝普提雅廷到北京。于是，一方面普提雅廷到香港，如前文所说，和英、法、美的代表合作行动，另一方面，穆拉维约夫在黑龙江地区肆无忌惮地进行其所谓“殖民政策”，事实上对整个黑龙江左岸进行了军事占领。他宣布，从1858年航期开始“凡留在左岸的居民，均属我国（即俄国）管辖”⑤。他甚圭表示：“我认为，如果我们被迫对中国人使用武力，那么阿穆尔（即黑龙江）将是我们的主要作战基地。在瑷珲登陆，从那里有几条平坦大道，穿过人烟稠密的地区，通向南满和北京”①。在普提雅廷到香港与三国合作以前，曾先到天津海口活动，这时他只是含糊地提到所谓边界问题。清朝当局认为，边界问题在尼布楚条约中已经明确解决，只有乌特河流域在恰克图条约中规定为两国共有，其具体国界可以会同勘定。因此要求普提雅廷到黑龙江方面去同指定的中国官员解决这问题。普提雅廷表示还要先回国请示。清朝当局这时给俄国发出咨文说明这种情形，并且说，估计明春普提雅廷会到黑龙江方面，“黑龙江大臣（将）届时前往会晤，公同查勘乌特河界址。至海兰泡等处，均系中国地界，近来贵国人船往来不绝，并自盖房屋居住，屡经中国好言晓喻。穆拉维约夫等置之不理，实属有违成约，中国与贵国和好多年，不应令属下人任意占踞中国地方……”②。所以涛朝政府这时态度很明确；认为黑龙江左岸（包括海兰泡等地）都是属于中国的地方，这是符合于尼布楚条约的。事实上，普提雅廷并⑥《咸丰夷务》卷八，页5.⑦《咸丰夷务》卷十二，页24.①《咸丰夷务》卷十二，页24.②《咸丰夷务》卷十三，页21.③《咸丰夷务》卷十五，页8.④同上书，页13.⑤《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14.①《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02.②《咸丰夷务》卷十七，页20.未回国，反而到了香港，随同英、法、美三国公使一起到上海。他在上海给中国当局的咨文中除支持英、法、美的要求外，特别提到中俄两国边界问题，公然说：“不能以兴安岭为两国边界，当以黑龙江为界”③。清朝当局在驳斥这一主张时，通知黑龙江将军奕山：“如果该夷（指普提雅廷）折回黑龙江，即着奕山据理拒绝，仍照前议，将乌特河地方会同勘定”④。这时，清朝官方又知道俄方可能会把勘界一事交穆拉维约夫负责，所以又命令奕山，根据这个精神“向穆拉维约夫详细晓喻，务期驾驭得宜，勿使该夷肆意侵占。”①这样，就发生了咸丰八年（1858年）阴历四月间（阳历及俄历为五月）清朝的黑龙江将军奕山同沙俄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之间的瑷珲谈判。这次谈判的第一天，穆拉维约夫就拿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了的条约草案，其基本点就是横蛮无理地主张以黑龙江为两国间的国界。奕山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条约。第二天，穆拉维约夫不出面谈判。俄国的档案如此记载：“为了留有余地，一旦今后产生某种误会需要作最后决定时他好再出面”，所以第二天，他就称病不出，而由他的一个助手彼罗夫斯基进行谈判②。显然，穆拉维约夫也觉得迫使中国的代表接受这样的条件不是有把握的，所以要“留有余地”，但是谈判的第五天，奕山就完全屈服了。第六天，奕山和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一个条约，这就是瑷珲条约。奕山向皇帝的报告中说，在会议期间“夜间隙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势在有意寻衅”，并且说：“势处万难，若不从权酌办，换给文字，必致夷酋愤激，立起衅端，势难安抚”，所以只好妥协，“以纾眉急”③。俄国方面的档案则说，中国官员的屈服是因为：“一则中国虚弱无力，清皇朝风雨飘摇，二则他们害怕我们联合英国”。俄国人还向奕山说：“俄中两国维持和好，实悉赖我国皇上宽宏大量。根据中国近年来的各种行径，我国完全有权采取其他行动”④。从这些简略的记载中，不难看出，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者是进行了多么凶恶和无耻的威胁和讹诈。瑷珲条约文字极为简短，但这简短的条文造成的中国领土损失是惊人的。根据这个条约，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域都划为俄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直到海边的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则被说成是中俄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乌苏里江成了俄国可以自由通行的航道。而且所谓中俄共管不过是为了过渡到俄国独占。只隔了两年，在中俄北京条约中就已实现了这个过渡，乌苏里江以东也成了俄国的属地。订立瑷珲条约的半个月后，俄国在天津以和事佬的身份同清朝政府订立了中俄天津条约。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此尚未结束，不久后，英法联军又入侵北京，俄国也跟着一起同清朝政府订立北京条约。即使不去说俄国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得到的其他好处，只是瑷珲条约就使它象恩格斯在当时所指出的“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瑶河一③《咸丰夷务》卷十八，页33.④《咸丰夷务》卷二十，页1.①《咸丰夷务》卷二十，页2.②《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27.③《咸丰夷务》卷二十五，页13—15.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页528.样长的河流”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以不同面目出现的侵略中国的强盗帮中，沙皇俄国实际上成了获取赃物最多的一个强盗。按清朝当局事先给与奕山的命令，奕山根本无权与俄国人订立这样的条约。瑷珲条约签字的时候，英法联军已经攻占大沽口，进抵天津。焦头烂额的清朝政府虽然一向对于东北边疆十分重视，但这时忍痛咽下了这一口苦药，不敢正式宣布否认瑷珲条约，而且还在天津与英、法谈判中无可奈何地寄希望于俄国这个“朋友”的“从中说合”。上谕把瑷珲条约已经成立的消息告诉负责天津谈判的桂良等人，并说：“今俄国已准五口通商，又在黑龙江定约，诸事皆定，理应为中国出力，向英法两国讲理，杜其不情之请，速了此事，方能对得住中国”①。而俄国在天津也仍然以中国的好朋友自居。桂良等奏报：普提雅廷表示：“愿送中国火枪一万杆，各项炮位五十尊，……求奴才等代奏，并云嗣后夷患极宜预防，海口炮台万不足恃。伊拟备文回国，令派修造炮台并教兵技艺及看视金银矿苗各官前来中国，代为制备一切，实系感激图报，万无他意，不必见疑”②。清朝政府尽管多么软弱，多么糊涂，但也看得出沙皇俄国这个“朋友”又来了一个新花招，越是说“万无他意，不必见疑”就越是大有可疑。上谕对这事的回答是：“其欲令人来教导技艺，踩看矿苗，均着婉言回复，勿许为要”③。（六）从天津条约到北京条约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身上显著地表露出了这样的矛盾——它不敢抵抗外国侵略者而只能屈服于它的压力之下，但又要在本国人民面前极力保持它的“尊严”，表示它还是能驾驭“外夷”而不是无力到只能受“外夷”支配。在从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到咸丰十年（1860年）的北京条约之间的形势发展中贯串着这种矛盾，因此以咸丰皇帝为代表的中央政权的发号施令是如此地缺乏一贯性，摇摆不定，常常自相抵牾，终至只能听任侵略者摆布。天津条约订立后，跟着就在上海同英国人进行修改税则的会议。咸丰皇帝这时似乎忽然发现，经他自己批准的条约中“以派员驻京，内江通商，及内地游行，赔缴兵费始退还广东四项，最为中国之害”①，他要把在敌人炮口下作出的可耻的屈服，在谈判桌上说服敌人取消掉。他甚至荒谬地主张，以免除关税来换取上述四条的修改。参加会议的大臣们不无理由地认为，免税当然是“外夷”愿意接受的，但他们在欣然接受以后仍然会按照条约索取他们所要的一切。这些大臣没有向英国提出这个荒谬的主张，也不敢要求修改那四条，尽管皇帝三令五申地催促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名义“晓谕”对方。他们只能报告皇帝说，当委婉地暗示到这几点时，立即遭到对方严拒。上海的会议断续进行了半年之后，皇帝终于无可奈何地表示：“夷情狡执，该大臣①《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十二，页662.①《咸丰夷务》卷二十五，页18.②《成丰夷务》卷二十五，页39.③同上书，页41.①《咸丰夷务》卷三十一，页31.等（指参加会议的大臣）迫于时势，亦属势处两难。该大臣之苦衷已在朕洞鉴之中。因思驻京一节，为患最巨，断难允行。至进京换约，如能尽力阻止，更属妥善”②。他这时只想能做到不让外国的使臣长驻京城这一条。他认为，让外国使者长驻京城无异于公开宣布朝廷已“为外夷所监守”③ （后来的事实确也是如此，帝国主义国家派来的外交代表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 政府的操纵者）。按照天津条约规定，一年后正式换约。咸丰皇帝不愿意在京城换约，也无非是为了想表示，这些屈辱的条约不是由皇帝自己负责的。总之，都是想为代表封建统治权威的皇帝保留点“体面”。参加会议的大臣们当然能体会到这意思，他们尝试说服英国人同意把长驻外使的地点和换约地点移到京城以外。但是，对方寸步不让。侵略者会给封建统治者及其最高代表者以“体面”的，但这时还不给，他们要在得到后者彻底屈服的保证后才给。所以清朝方面对天津条约似乎已反悔的表现，只使得侵略者准备进一步施行武力威胁。咸丰九年五月（1859年6月），预定换约的时间已到。英、法、美三国公使自行到大沽口外，他们都有兵船随行，特别是英国，来的是以海军上将何伯所率领的一支相当大的舰队。这时清朝方面决定接待这些公使，但指定他们不带武装由大沽口稍北的北塘口登陆到天津，并且预先告诉他们说，“现在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如轻易入口，恐致误伤”①。清朝方面的这些要求显然是完全合理的，是无可非议的。但英法方面不理会这些通知，它们认为在中国应该有权要走哪里就走哪里。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英法兵船蛮横地闯入大沽口，自行排除航道上的障碍物，开炮轰击炮台，并以陆战队强行登陆。他们没有料到，这时中国炮台对他们实行了猛烈而有效的反击。炮战继续了一昼夜，侵略者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英国的四艘炮艇被击沉，还有几艘炮艇失去了作战能力。登陆部队半数以上伤亡，海军上将何伯也受伤。英法侵略军被打得如此狼狈，如果没有在场的三艘美国兵船的援助，几乎无法退出大沽口。美国在这时期本来一直以中立者自居，没有参加英法的这次军事行动，但在紧急关头，却出来作了这与他的“中立”的身份不合的行动。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对于1859年的这一次意外的失败是不甘心的。但由于中国以外的国际局势的影响，英法两国到1860年初才有可能联合派出相当大的兵力，仍分别由额尔金与葛罗为专使，再一次宣布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大沽口的炮战在清朝当局看来也是一个意外的事件。这次炮战完全不表明清朝皇帝及其政府对于侵略者的政策有了什么改变。炮战后五天的上谕中说：“驭夷之法，究须剿抚兼施，若专事攻击，恐兵连祸结，终无了期。不如趁此获胜之后，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方为妥善”，并且表示担心：“惟恐各官兵，因此次获胜，总以攻剿为是，致误大局”①。所谓“设法抚驭，仍令就我范围”，其实是央求他们仍然前来北京，进行换约。美国公使这样办了，清朝当局在京城和美国人完成换约手续后，还请他们转达英、法公使，希望他们“复寻旧好，进城换约”②。俄国新派的公使伊格那替业幅也到了北②《咸丰夷务》卷三十五，页40.③《咸丰夷务》卷五十，页16.①《咸丰夷务》卷三十八，页17.①《咸丰夷务》卷三十八，页56.②《咸丰夷务》卷四十，页5.京。在咸丰九年十一月间传说英法海军即将到上海时，上谕却要上海地方当局派员“前往间其是否来此议和，于该国调兵等事佯为不知，看其如何回答，或可迎机开导，伸就范围，亦可为弭兵之计”③。朝廷虽然也命令加强海防，准备迎击，其实是没有作战的决心的，所以负责大沽口防务的将军僧格林沁向皇帝不满地说：“用兵之道，贵乎鼓作士气，不宜稍有游移，心无专主。……若今日言和，明日言抚，兵丁与该夷虽有不共天地之心，将领常存畏首畏尾之念，一旦人心懈怠，难再收拾“④。咸丰十年（1860年）初，两江总督何桂清（此人早就成了上海买办资产者的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根据皇帝的旨意，要中国商人同英国商人联系，向英国公使探听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议和。英国人当然提出了一大串新的要求。由于英法军队即将开到，二月十六日（3月8日）英、法公使分别发出给清朝当局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接受”四项条件，其中包括对大沽炮台的行为“道歉”，完全实行天津条约和追加新的赔款等项。他们明知这时清廷还不会完全接受这些条件，所以同时放出风声，说不久就要举兵北上，而且要“拦漕停税”（截夺从南到北海运的漕粮，停止交纳关税），这又是清廷十分害怕的事。在上海通过买办商人同侵略者进行求和的谈判看来是行不通了。咸丰皇帝忽然表现了强硬的姿态。闰三月初一上谕说：“该夷不自引咎，不遵开导，仍以必不可行之事，志在必行，在中国岂能俯首受其挟持。现在天津等处，设防严密。如果该夷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但此次用兵之后，该夷断非有心和好，所有前议条约，概作罢论。”①但是还不到一个月以后，由于英法的北上的恐吓尚未实现，皇帝的口气又改变了。上谕说：“如果任其带兵北来，与之决战，即我兵全操胜算，亦必至兵连祸结，后患无穷，终非善策。不若仍在上海反复开导，毋令决意北来，庶可消患于未形“②。所谓”反复开导“就是向敌人要求降低条件，赐与和平。这样的任务仍然交给上海的买办商人及其政治代表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但是侵略者还是不受”开导“。四月里，英法的一部分军队分别在浙江的定海和山东的烟台等地登陆，并且占领山东的成山角，这是南北漕运必经的海道上的咽喉。五月初，何桂清等在进行所谓”反复开导“时，却在和英法商量，请他们出兵帮同攻打太平军，原来这时太平军正在胜利地东进，已经攻占苏州。何桂清向皇帝奏报说，英法方面对天津条约的全部和今年二月提的四条一点也不肯让步，只要接受他们的要求，不但英、法军北上的危险可以消失，而且他们还可以出兵助战，所以”仰乞皇上天恩，逾格从权，可否准将英法二国原定天津条约及续请四款，淮予照办，庶几南北两衅，可期立时消释。“①这时皇帝表示反对这种主张，而且立即罢免何桂清，令薛焕继任。但薛焕其实完全是何桂清同类的人。五月下旬，英法的军队已经到齐，额尔金、葛罗二人也到达上海，并即启旋北上。薛焕向皇帝报告他的几年来办理“夷务”的经验是：“驭夷之法，全在顺其性而驯之”。他又说：“兹值我国家多事之秋，人人皆知以和为贵。……③《咸丰夷务》卷四十五，页5.④《咸丰夷务》卷四十六，页4.①《咸丰夷务》卷五十，页1.②同上书，页33.①《咸丰夷务》卷五十二，页17.若不量为变通，恐益滋决裂，惟有姑顺其性，以期抚议有成。“②在这敌兵已经进压国门，按理应该表现抵抗的决心的时候，皇帝却又表示同意薛焕的主张，下令直隶总督恒福在英、法军队到达海口时”拣派善于词令的人，询其来意。“并且”详细开导……或可稍有转机“③。敌人来意如何，难道还需要向敌人打听吗？可是皇帝居然相信薛焕的报告：”该酋等有会齐兵船，……偕抵大沽海口，察看中国如何举动，始决战和之说“，因而认为”是该夷等志在求和之说，尚非无因“④。原来求和的不是自己，反而是武装压境的敌人！在皇帝的这种方针指导下，实际上成了开门揖盗的形势。英、法军队从容地在没有设防的北塘口登陆，抄袭大沽炮台，轻易地占领了炮台。僧格林沁的部队挂了白旗撤退，而且一直撤退到通州（今北京通县）。天津被敌军占领，实际上是由清朝地方官员把敌军迎进了不设防的天津。皇帝派出了大学士桂良到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都以钦差大臣身份同英法议和，表示接受本年一月对方在上海提出的四条。但是侵略者这时的要求又提高了，要增加赔款，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等。侵略者根本不同这些钦差大臣谈判，只是迫令他们同意所有提出的要求。桂良等奏报皇帝，除了接受对方要求外别无其他办法，他们已向英法发出同意的照会。显然，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根据咸丰皇帝的避战乞和的方针。但这时咸丰皇帝忽然又变了卦，对桂良等大加申斥，认为他们怯懦无用。七月下旬，咸丰皇帝口口声声说现在只是对外夷“暂时羁魔”，一定要准备进行一次“决战”，而且“决战宜早不宜迟”①。“刻下唯有与之决战后再抚，舍此别无办法”②。而且“朕今亲统六帅，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③。就在发出“御驾亲征”的吹嘘的这一天（七月二十四日，即9月9日），英、法侵略军从天津向通州方面推进。但是人们没有看到什么“决战”，只看到皇帝又急急忙忙派出了级别更高的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同对方进行和议，想劝阻敌军不到通州。他们在给英国人法国人的照会中说：“贵国所开各款，业经允许，自无不可面定”④，皇帝深恐前方的军队轻于作战，破坏“抚局”，特别通知统兵的僧格林沁说：“现在议抚之王大臣，料已行至通州。……僧格林沁等断不可轻于一试，以期干扰局有丝毫之益，实为万幸”⑤。英法军队越来越逼近通州。咸丰皇帝已经决定对于英法的要求，除了“索要现金”及“带兵进城”（进北京城）这两点外全部接受，即使这两点也不是绝对拒绝。但是侵略者寸步不肯退让。皇帝这回又似乎真下了抵抗的决心。八月初的上偷看上去象是一个宣战的号召。其中历述了英法自咸丰七年进兵广州以来的罪行，然后说：“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进通州，称欲带兵入见，（把敌人进兵北京说成是”欲带兵入见“！——引者）朕若再事含容，②《咸丰夷务》卷五十三，页43.③同上书，页45.④《咸丰夷务》卷五十四，页13、15.①《咸丰夷务》卷六十，页7.②③同上书，页26、30.④同上书，页34.⑤同上书，页35.其何以对天下？现在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领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务各敌忾同仇，明攻暗袭，以靖逆氛”①。咸丰皇帝把作战的希望寄托在通州一带布防的僧格林沁的部队，以为他至少能在英法军队进犯时进行有效的阻击，然后能争取对方降低一点条件以达成和议。他又荒谬地以为英法派到通州的谈判代表巴夏礼是他们的“谋主”，把他扣留下来就是一个大胜利。事实上，清朝军队这时已毫无斗志，这主要是在战争中所执行的混乱的政策所造成的。八月七日（9月21日），英、法军队向通州以西的八里桥一带发动进攻，僧格林沁的部队几乎全军溃散。于是北京城就敞开在侵略者面前了。咸丰皇帝听到八里桥的败绩后，立刻逃出北京，到热河的行宫去了。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诉被任为钦差大臣留守京城，“督办和局”。英法侵略军到了北京城外，首先绕道到西北郊的圆明园，抢夺园内的金银财宝，并劫走所有能搬动的珍贵文物，九月五日（10月18日）英军纵火烧毁圆明园。几天后，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的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完全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在1861年写给朋友的信中愤怒地斥责英法侵略者这一罪行。他写道：“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雨果又正确地指出：“治人者所犯的罪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不做强盗的。”①有些官员主张在北京城外和敌人作战，但逃到了热河的咸丰皇帝说：“必须厚集兵力，一战成功，方为计出万全”②。这时有谁敢保证“一战成功”？当然唯一的出路只能求和。留在城里的一些大臣自动开放了安定门，让英法军进城。本来驻在城外的奕诉也按照咸丰皇帝的命令进城“与该夷将本年所议续约，画押盖印，并将八年天津和约互换”③。这时只能不折不扣地接受对方要求的一切，一个字也不敢驳回了。咸丰皇帝说：“业已入城，一经驳斥，必致决裂，只可委曲将就，以期保全大局”④。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间，恭亲王奕诉不但同英国、法国订立了北京条约，而且接着又同俄国订立了一个条约。沙皇俄国的公使伊格那替业幅在咸丰九年六月初到北京后，向清朝当局进行交涉，提出了些新的要求，其中主要的一点是要把瑷珲条约中规定为中俄共管的很大的地区都占为已有。清朝当局拒绝接受这些要求。咸丰十年四月间，在知道英法将再次兴兵进攻北京时，伊格那替业幅从北京到了上海。他向英法侵略者提供了关于白河沿岸清军防务的情报和俄国东正教教士私自测绘的北京详图，并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点。所以俄国人实际上成了英法侵略者的同伙和参谋。在英法军队到北京时，俄国的公使又钻进了北京城，自称来为双方调停，其实是乘机迫使清朝承认他所曾经提出的那些要求。这回清朝当局不敢拒绝了。恭亲王奏报说：①《咸丰夷务》卷六十二，页19.①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页158.②《咸丰夷务》卷六十五，页4.③同上书，页23.④《咸丰夷务》卷六十六，页14.“伏思该酋（指俄使）心怀叵测，未便过于拒绝”①，结果在十月初二（11月14日）又订立了中俄续增条约（亦称中俄北京条约），满足了沙皇俄国的要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政府被迫订立的一连串不平等条约（包括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在上海订立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的主要内容，这里综合地说一下。一、北京条约把天津条约中所规定的对英、法的“赔款”，都增加为八百万两，外加上“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二、如前所述，俄国攫取得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极其广大的领土，共一百万平方公里有余。中俄天津条约中说：“日后大清国若有重待外国通商等事，凡有利益之处，毋庸再议，即与俄国一律办理施行。”②从此沙皇俄国也得到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成为侵略中国的国际强盗帮中“平等”的一员，而且成为他们的互相竞争和争夺中主要的一员。由于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以下所说各点，虽分别写在不同的条约上，但都成为所有这些强盗可以共同享受的权利。三、除鸦片战争已开放的五口外，沿海又开放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琼州这七口，并在长江沿线开放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四口。在新疆，对俄也加开了喀什噶尔一口。四、外国船（包括兵船）可以往来于沿海各通商口岸，也可以在长江一带自由通航，外国人可以任意在内地游历、通商。五、外国教会有了在中国各地自由活动的权利。充当翻译员的法国教士甚至私自在北京条约中增加上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①的条文。六、领事裁判权有了详密的规定：中国不但无权审理在中国犯了刑事案的外国人，而且凡涉及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的民事案件都要由“中国地方官与（外国）领事官会同审办。”②七、进出口货物的税率，除茶、丝、鸦片外，一律按值百抽五的原则规定，而且洋货运入内地只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以代替各项内地税。中英通商善后条约中还有“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③这样的话，从此外国人管理中国的海关似乎有了“合法”的依据。八、鸦片烟成为合法的进口商品。九、条约中有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属地或其他外洋地方作工的规定，当时外国侵略者已经在东南沿海掠买华工，大批贩运出洋，这种暴虐行为从此得到了“合法”的保障。十、外国派遣公使以征服者的姿态进驻中国的京城。条约中的这些规定以及其他一些规定使得中国更深地堕入半殖民地化的泥坑。①《咸丰夷务》卷六十七，页10.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88.①《中外旧的章汇编》第一册，页147.②同上书，页98（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七款）。③同上书，页118（该条约第十款）。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不仅表现在这些条约上。经过这次战争，形成了外国侵略者与中国封建统治者联合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形势，使中国封建统治者开始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与工具。这是我们以后要讲到的。（七）封建统治者把谁看成真正的敌人这里我们还要说一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团练”的问题。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已经看到，封建统治者在对付外国侵略者时常常说要“借助民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十年七月二十七日的类似宣战号召的上谕中说：“近畿各州县地方士民，或率乡兵，齐心助战，或整饬团练，阻截路途……”①似乎也是在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但封建统治者的所谓组织团练，决不表示他们（，） 相信人民的力量，决不是真正想动员人民力量来抵抗外国侵略者，也决不可能真正动员人民的力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情形继续证明这一点。当英、法侵略军侵入津、沽时，清朝方面在京畿一带提倡办理团练不可谓不起劲。但是由朝廷派出的大员督率地方绅士富商组织起来的团练并不能在侵略军进攻中起拦截尾追的助战作用。绅士们的热心办团练，是借此派捐敛钱，或者作为进入官场的阶梯。他们需要有一点武力，也是为了在兵荒马乱之际，保卫自己的家业。所以僧格林沁奏报说：“现在津郡城乡，团勇不过万人，设遇有警之时，可以镇压土匪，不能调出迎敌。”②奉令回籍办团练的焦祐瀛、张之万也奏报说：“查武清之杨村，静海之独流等，均已举行团练，但均系弹压土匪而设，可以保卫乡闾，未必即能打仗”③。清朝当局在它的正规军队遇敌即溃，而且又不断地向敌人乞和的情形下却幻想由地方上的绅士们领导的团练抗御敌人，当然只能落空。焦祐瀛等的奏报中又说：“抚议一起，人心懈怠，不但兵无斗志，亦复民无固心”①。这所谓民无固心其实就是绅士地主们的心理。下层群众中蕴藏着的愤怒，在没有组织与领导的情况下，最多只能表现为对侵略军的个别的破坏行为。官员和绅士们领导组织的团练不但不能动员下层群众的积极性，反而只起阻遏的作用。所以在侵略军向北京进逼时，甚至出现这种奇怪事情：“夷人北来时，津郡为之代雇车百数十辆，途中复应付柴草。……武清县民团未奉地方官的示谕，不肯与该夷为难。”听到这样的报告，连咸丰皇帝都认为“殊出情理之外”②，但其实这种现象正是封建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所造成的。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在广东省的情形。在咸丰七年广州城被英、法侵略军占领之后，清朝政府在毫无办法中想出了这样一着：要广东的官员“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③。广东省城附近的劳动群众有三元里的斗争传统，对于占领广州的敌人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小股的敌人出城往往受到袭①《咸丰夷务》卷六十一、页3.②《咸丰夷务》卷四十六，页2.③《咸丰夷务》卷六十，页23.①《咸丰夷务》卷六十，页25.②《咸丰夷务》卷六十一，页31.③《咸丰夷务》卷十八，页5.击，如果很好地组织这种斗争，是可以困扰敌人的，甚至有可能使它在城内站不住脚，但是要求一战而逐出敌人，是不切实际的。更奇妙的是清朝当局规定了这样的方针：要把这种进攻说成是与清朝官方无关的，等到进攻得胜，“然后由地方官员出为调停”④。这时有前户部侍郎罗惇衍等三个地方上的大绅士主持办理广州城附近各地的团练，他们自称在积极准备实现收回广州城的任务。皇帝要那个拖延很久才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同罗惇衍等商量：“将攻击夷人之事令罗惇衍等专办，而该督作为局外调停”①。这真是难以思议的事，要这些绅士以人民的名义去同侵略者决战，而官方则作为“局外”人进行“调停”！到了咸丰八年的天津条约已经订立之后，皇帝要罗惇衍如果确有把握，仍可进攻广州，但谕令黄宗汉，“照会该夷，使知构兵之故，与官无涉”②。在这情形下，这些绅士们哪里会真去打仗？他们报告皇帝说：“臣等仰体圣意，自当按兵不动，遥作声威。而乡曲愚民，颇难明白徧谕。刻下沿海乡村，仍有忿然不平，不肯甘心接济夷人及为夷人服役者。该夷以势力欺压，间有民夷仇杀之案。当此万难措手之时，有此一着，便知公愤尚在人心，未始非牵制之一术。且出自百姓，与官绅无干”③。上谕答复说：“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当毋庸与闻”④这样一来，不但“官”，而且“绅”都成了“局外”人了，在侵略者面前不甘心屈服的就只剩下不懂事的“乡曲愚民”！但这些“乡曲愚民”却不承认官与绅是局外人。黄宗汉报告说：他已同罗惇衍等商量好，“攻剿之举，既不能计出万全，则且缓兵蓄威，毋使（外夷）有所借口，以免贻害沿海地方”，这实际上是说决定同占领广州的敌人和平共处，但是“无如好事之徒，安心构祸，肆口骂罗惇衍等虎头蛇尾；虚糜民间数十万银两，抚议一到，遂即按兵不动。……其催令臣督兵进剿匿名揭帖，竟贴至臣署前，并有用石块包揭帖，于夜深时由墙外掷进者。……”⑤下层人民群众对侵略者的愤怒转移到这些愚弄人民而向侵略者妥协的官绅身上，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时，办团练的绅士们的任务也就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咸丰九年初罗惇衍等奏报说：“臣等驻扎花县，……申谕北路乡民，不准仍与夷仇杀。”而且因为占领广州的侵略军表示要到花县，所以他又从花县向北撤退，“一面约束壮勇乡民，不准妄动。”①广东这一角的情形，已足够使我们看到，封建地主阶级到了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彻底地堕落；在外国侵略者的压力面前，它只能起约束人民群众的爱国斗争的作用。不管外国侵略者如何欺凌与侮辱它，它也宁愿向他们妥协，甚至想依靠他们来求自己的生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封建统治者始终没有把外国侵略者当成真正的敌人，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的敌人不是别的，而只是革命的人民——太平天国。④同上书，页6.①《咸丰夷务》卷二十六，页38.②《咸丰夷务》卷三十五，页5.③④《咸丰夷务》卷三十，页35、37.⑤《咸丰夷务》卷三十一，页10.①《咸丰夷务》卷三十一，页12、13.第七章 1856—1861 年的太平天国（一）长江中下游的争战在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城内发生大变乱时，太平军控制着西自武汉，东到镇江的长江沿线，在湖北、江西、安徽三省太平军都居于优势。但就在这时，太平军已经实际上从战略进攻转而为战略防御。太平军为了卫护天京而占领了天京以西沿长江的大小诸城镇，力求坚守这些城镇和地区。于是太平军就成了防御的一方，清朝军队反而成了进攻的一方。到了韦昌辉在天京进行的屠杀使太平军骨干受到很大损失，而石达开的分裂又带走了一部分兵力以后，在天京以西的战场上，逐渐出现了不利于太平军的局势。首先是在湖北。在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间，太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湘军的主帅之一胡林翼受任为湖北巡抚，率军进攻武昌，加以围困。石达开曾在外围与城内的太平军配合夹攻胡林翼。到了天京变乱后，石达开撤走了城外的援军，城内的太平军无力继续坚守。咸丰六年十一月下旬守军突围而出。从此太平军再没有重新进入武昌。接着，湘军以十万兵力投入江西战场。当时，除了省城以外，江西的几乎所有的重要城镇都不在清朝手里。但太平军的兵力比起敌方进攻的兵力来说，相对地较少，而又分散守御各个城镇。加以前面已经说过，在江西太平军中还杂有打着自己旗号的天地会部队，二者在作战中常常发生矛盾，不能很好地合作。例如，咸丰六年十一月初，袁州（宜春）的守将，一个天地会头子李能通开城降敌，城中二千多太平军老战士则坚持战斗到底。敌方利用太平军中的这些矛盾，经过剧烈的争战，在咸丰六年、七年分别包围攻下了江西的许多城镇。石达开在七年八月率十余万之众由安徽进入江西，但这时他已宣布“独树一帜”，当然无力统一领导在江西的军事。八年二、三月间，石达开军退出江西，东入浙江、福建，还留在江西的太平军仍然分别坚守着尚未被敌人占领的几个城市。他们所采取的消极防御的办法只能使局势继续恶化。被敌人围困了近一年半的九江，终于在八年四月失陷。太平军名将林启容全军一万七千人在巷战中全部牺牲。到了这年八月，太平军手里的最后一个城市吉安也在太平军和天地会互相倾轧中被敌人攻占。这样，整个江西省反过来成了湘军的基地。太平军在安徽的情况好得多。咸丰六年下半年，淮南地区的不少城镇也被清军从太平军手里夺去。但是太平军没有采取单纯防御的办法，他们和当时在皖北活动的另一支重要的农民起义军，即被称为捻军的部队结合了起来，在七年、八年进行了比较活跃的战斗。他们不仅在皖北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而且西进到河南、湖北的边境。在太平天国的一些名城重镇相继沦陷的情况下，形成了天京被围困的局面。清朝以钦差大臣和春接替已死去的向荣，统率江南大营，再次进逼天京，同以钦差大臣德兴阿统率的江北大营相配合，企图扼杀太平天国的心脏。八年六、七月间，太平军的将领们在安庆东北的机阳镇举行会议，作了新的军事部署，决定由陈玉成、李秀成联合作战，共同解救天京之围。于是在陈玉成统帅下，已进入鄂豫边境的太平军撤兵东征，重新占领了淮南的庐州（合肥）和其他一些城镇。陈玉成又联合捻军与李秀成会师于滁州乌衣，八月，他们乘胜直下浦口，袭击监视天京的江北大营，使江北大营全军溃退，太平军前锋东进到苏北的扬州。这时，在江西的湘军以为淮南的太平军的主力已经东进苏北，可以乘机攻进安徽。他们连续占领了安庆外围的不少城市，以其主力进攻巢湖边的三河，这里是太平军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不料实际上他们已经进入了太平军的圈套。八年十月，陈玉成统率在苏北的太平军主力迅速西回，又加上李秀成的援军和其他方面的兵力，与三河的守军相配合，使进攻三河的湘军陷入包围圈中，遭到惨重的失败。曾国藩为此痛苦地说：“李迪庵三河之挫，敝邑阵亡者达六千人，士气大伤”①。李迪庵即李续宾，他所率领的是湘军里的一支最凶狠的部队，他的部队在三河之战中被歼，他自己也死在这一战中。胡林翼也说：“三河败绩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调伤殆尽。”②三河这一战是这时期太平军进行的一次典型的歼灭战。太平军在三河的大胜，使它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湘军在一年多后才逐渐恢复元气。因此，在这期间，太平军就能腾出手来对付围困天京的以绿营兵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在八年八月被太平军击败后，清朝在江北的军务改由主持江南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节制。趁太平军主力赴三河作战时，清军又在天京附近的地区活跃起来。奉太平军之令守卫滁州、全椒、来安、江浦诸城的捻党头子李昭寿、薛之元在这年九月下旬叛变，把他们的部队和驻地都投到了敌人方面。这样，天京又遭到围困。陈玉成和李秀成的主力回师江北，到了九年十月克复六合、江浦等地，使天京形势有所改善。但是如果不彻底粉碎江南大营，还不能根本改变天京的处境。江南大营的部队虽然十分腐朽，但毕竟拥有十多万人。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以前广西土匪头子、受清朝招安的张国梁所统率的部队，还是有较强的战斗力的。江南大营统帅和春的主要助手就是张国梁。为了粉碎江南大营，太平军的领导者决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战略计划。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间，李秀成按照预定的计划，使用相当强的兵力从皖南进入浙江，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迅速进兵，突然攻入浙江省城杭州，在敌人中造成一片惊惶。正在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兵力到杭州方面增援。更使敌人出于意外的是太平军的目的并不在杭州。进入浙江的太平军在看到分散敌方兵力的目的已经达到，立即撤出杭州，大踏步地迅速回到皖南，与预定的陈玉成各路军队会合，对于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实行了反包围。发生在这年闰三月上半月的这场大会战的结果是江南大营全军崩溃。张国梁败退到丹阳，可耻地战死。和春也自杀。从此江南大营再也没有能恢复。粉碎江南大营这一战是太平军的灵活机动的战略的又一典型。当时的太平军主帅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杰出的将领。陈玉成（1837—1862），广西桂平人，贫农家庭出身。金田起义时他才十四岁，参加起义军当一个兵士。定都天京后，陈玉成随同西征军进攻武昌，他率领五百人首先以勇猛果敢的行动攻破武昌城。连续几年的战争实践的锻炼，使得这个贫农的孩子成长为太平军中的一个主将。他率领部队在安徽东西驰①《致郭雨三》。《曾文正公书礼》卷五，页2.②《夏胜克斋钦使》。《胡文忠公遗集》卷六十一，光绪十七年刊本，页29.骋，使敌人不能不处处戒备。咸丰八年，陈玉成被封为前军主将，第二年又被封为英王。李秀成（1823—1864），出身于广西藤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太平军进军永安路经藤县时参加革命。由于作战机智勇敢，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石达开分裂出走后，他和陈玉成在太平天国危急的形势下共同担负军事重任，并且一起在皖北战场上作战。咸丰八年他被封为后军主将，第二年又被封为忠王。曾国藩、胡林翼这些反革命头子把陈玉成和李秀成看做他们在战场上的可怕的对手。在粉碎江南大营后，摆在太平军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应该如何打开局面。当时，太平军占领的地区除了天京附近的不大的地区外，只有安徽省的大部分。天京以东太平军向来占有的唯一重要据点镇江已在咸丰七年十一月为敌人夺去。太平军的领导决定东进，先夺取江南富庶的地区。担任东进任务的将领主要是李秀成，他在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率部连续占领常州、无锡和当时苏南的政治经济中心苏州，很快地占领了太湖以东的地区，六月初已逼近了上海。同时，陈玉成率部进占太湖以西的地区并由此进入浙江，威胁杭州。太湖流域这个地区对于清朝政府说来，是征收漕粮的一个重要基地，夺取这个地区对清朝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由于太平天国把很大军力用在这个方面，就给了清朝军队在南京上游组织反攻的时机。从三河之战的失败中逐渐恢复元气的湘军首脑曾国藩，咸丰九年（1859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分路进兵安徽。他想以湖北和江西为后方，同太平军争夺安徽，而又特别着重安庆一点。他以为只要占领安庆，就可步步为营，向南京推进。到了十年（1860年）五月，在曾国藩亲自率领下，集中了湘军主力八万人在安庆附近，实现了对安庆的包围。于是陈玉成从浙江回师，同太平军其他部队配合，收复了皖南一些城镇，并且渡长江到了皖北。十月里，陈玉成军从安庆以北的桐城向南进攻，企图解除安庆之围，但没有成功。这时，太平军已经确定了分军两路，突入敌人后方，进攻武汉，解救安庆的计划。北路由陈玉成统率，由皖北入湖北，南路由李秀成统率，由皖南经江西入湖北。按照这个计划，陈玉成的军队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初进抵湖北的英山，并继续西进，占领黄州（黄岗），直逼武昌。这是极其聪明的战略，因为当时湘军后方空虚，连武汉也没有防御的能力。所以在安庆前方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听到陈玉成军队已迫近武汉时，惊惶失措，责备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①。由于曾国藩坚持不放松对安庆的包围，湘军不可能分出很大力量到武汉方面来。这时，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和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率领舰队到了汉口。巴夏礼特地赶到黄州会晤陈玉成，“劝告”他不要进攻武汉，以免损害英国的利益；同时还别有用心地说，九江方面没有听到李秀成等进兵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陈玉成就在快要兵抵武昌时自动退回，转向黄州以北，进攻麻城、黄安一带。这就使曾国藩、胡林翼放下心来。陈玉成看到安庆之围依然如故，就不再坚持开辟湖北的战场，于三月间以其主力回来援救安庆。在苏州、常州一带的李秀成，原来不想西征，并主张守住东南新地盘的，但在洪秀全的督责下，也奉令回军武汉援救安庆。他以主力守江南，而自己①《复左季丈京卿》。《胡文忠公遗集》，卷三十七。带了一部分兵力到皖南，与其他部队合攻曾国藩的大本营所在地的祁门，没有攻打下来。他就转入江西境内。这时作为湘军的另一后方的江西也同湖北一样空虚。李秀成军入江西后，又有原属石达开的一些部队离开石达开来同他会合，一时江西又形成了沸沸腾腾的局面。李秀成留下他的一部分兵力在江西，自己从江西进入湖北，在十一年五月间到达接近武汉的地区。曾国藩仍然坚持围攻安庆，在湖北抵抗李秀成的清朝兵力很有限。但是李秀成听到陈玉成已回师安徽，又听到太平军在江西东北部失利时，迅速地从湖北撤出。英国驻汉口的领事金执尔曾到李秀成军中与他会晤，他之所以不坚持进兵武汉也是同英国人的劝阻有关系的。李秀成从湖北撤出的部队到江西会同他留下的部队一起向东进入了浙江，占领了杭州。这样，虽然陈玉成和李秀成曾进兵湖北、江西，并且他们本来是可以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的，但湘军只是受了一场虚惊，仍然能保持着它凭以围攻安庆的后方地区。李秀成和陈玉成之间在援救安庆问题上曾发生过争论。李秀成对此的态度是很消极的。其原因在于他一心只想保持江南地区。固然在当时集中全部力量去和湘军为争夺安庆一地而进行决战，是不对的，但是把天京以西的地区置之不顾，只守住苏、杭地区显然也是错误的。反革命头子曾国藩在陈玉成、李秀成先后进兵湖北、江西时曾说：“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以外。……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①。同时他又说：”逆党之救援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江西被陷一郡五属，湖北被陷二郡十一属，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围之兵，回顾腹地之急，又有谓宜弃皖南祁黔等县（这是指他的大本营所在地，皖南的祁门、黟县——引者），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指陈玉成——引者）一意上犯鄂境，黟祁退，则江南之贼（指李秀成——引者）一意内犯抚建（指江西的抚州、建昌——引者），故始终仍守原议“①。曾国藩的这些话证明，太平军深入敌人后方已经在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意见分歧和混乱，曾国藩自己也不能不忧虑震动。曾国藩孤注一掷，集中他的几乎全部的兵力围困安庆，是为了进攻天京作准备，并把太平军都吸引到这一方面来。太平军反其道而行之，到敌人的空虚的后方纵横活动，迫使敌人分散其兵力而处于被动的地位，这本来是最聪明的策略，但是太平军不是自觉地执行这一正确的策略，因而也就不能坚持它。他们总是舍不得已经到手的一点东西。李秀成和陈玉成，一个以保持富庶的江南为满足，一个则倾全力来争夺安庆这一个城市，结果就使曾国藩这个顽强的反革命头子坚持用围困安庆来迫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的策略反而如愿以偿。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起，陈玉成以全力进攻围困安庆的湘军。湘军用水师控制了长江，它对安庆的包围已经营了几年，为抵御和击退反包围的援军作了充分的准备。这场争夺安庆的会战连续进行了五个月，陈玉成的部下虽然战斗得非常勇猛，但安庆城终于在八月初被敌人攻破，陈玉成只能率领余部撤退。英勇地牺牲在这场会战中的太平军至少有两万多人。如果太平军这时不是集中很大的兵力在安庆城外决战，而是由陈玉成、李秀成及其他部队很好地互相配合，坚持“取势于千里以外”深入敌人后方，①《曾文正公家训》卷上，页12.①《复万篪轩》。《曾文正公书札》卷八，页18.打击敌人，分散敌人的兵力，那么曾国藩的所谓“始终仍守原议”其实是坚持不下去的，不但安庆之围有可能解除，而且整个战局可能改观。他们不这样做，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算。安庆失陷后，天京以西几乎完全成了敌人的天下，而只是在苏、杭地区太平军还暂时地保持着优势地位。（二）捻军及其与太平军的合作在河南和安徽的淮北地区，早在嘉庆年间农村里就有一种秘密组织。人们认为它是起义失败了的白莲教的遗党。当地农村中迎神赛会时要搓纸燃油，所谓“捻”即由此而得名。当时人记载说：“每一股谓之一捻。小捻数人、数十人，大捻二三百人。自嘉庆甲戌年（嘉庆十九年，1814年）起，至今不绝，年丰则少靖，岁歉则横行”①。“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杀，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②可见这是饥寒交迫的农民的求生挣扎的一种组织。清朝当局虽然早就严禁结捻，但因为它只是分散的零星的活动，还不把它看成是大患。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抵达长江流域，特别是它的北上远征军队横越淮北地区时，这个地区的农民斗争就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可惜北伐的太平军没有一路就地组织和发动农民，淮北地区的农民斗争在以后几年间与太平军没有什么联系。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开封以东的铜瓦厢决口，黄河下流改道入大清河北流，使山东西南的几十个州县和皖北、苏北许多地方遭到严重的灾害。在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下，赤贫的农民和流亡的贫民更加无路可走。捻这种组织逐渐由小股合为大股，声势越来越大。张洛行成为皖北地区的捻党的大头子，自号“大汉盟主”，承认他为首领的各个部队共达几十万人。除了皖北以外，在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包括苏北、鲁南，豫东也都成了群雄竞起的局面。他们的力量大了，活动的地区范围也逐渐扩大了。有个站在清朝统治者立场上的人甚至认为“捻匪之为患有更甚于长发（指太平军——引者）者”，他说，这是因为太平军的活动没有越过长江沿岸，而捻党则“纵横于淮南北，时复东掠丰沛（苏北），北蹂曹单而频窥济宁（鲁南），其势逼矣。譬诸疾病，长发方且困我肢体，捻匪又将溃及胸腹，不可不虑也”①，捻军活动于迫近清朝北方政治中枢的中原地带，当然不能不被认为大患。捻军表现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它的声势虽大，但各股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张洛行虽然在皖北称雄，对于承认他是首领的各部队也不能实行统一的领导。第二，它总是避免和敌人打硬仗，而经常奔走流动，使敌军无法捕捉到它。用它的敌人的说法是：“捻匪啸聚成群，飘忽无常，势不利于止而利于流”②：“时时多分小股，倏东忽西，伺间旁出”③。捻军又多着重发展骑兵，所以它的机动性更大。曾国藩（他在同治四年即1865年后曾负责对①黄钧宰：《金壶七墨》。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此书以后简称《捻军资料》）第一册，神州国光社1953 年版，页378.②薛福成：《庸畬文外编》。见《捻军资料》第一册，页357.①黄恩彤：《捻匪刍议》。《捻军资料》第一册，页408.②洪良品：《平捻匪策》。同上书，页412.③《捻匪刍议》。同上书，页408.付捻军）也这样描写捻军说：“飘忽无常，伺隙则逞，稍一失势，则电掣飏去，终不得痛击而大创之。故捻匪之人多志大远不如粤匪（指太平军——引者），而其狡黠多马则反过之”④。曾国藩这段话不但说到我们这里说的捻军的第二个特点，而且说到它“志大远不如”太平军，这正是我们要说的它的第三个特点：它不象太平军那样有一个农民革命的纲领，也没有明确地提出推翻清皇朝的目标。这点又是和我们要说的它的第四个特点相关联的：它的领导者成份十分复杂。有些捻军领导者固然不愧为农民革命的英雄，他们在太平军失败以后仍然同敌人斗争到底。但也有些领导者其实是在“大乱之世”投机应变的角色，甚至有的人本来就是地方上的土豪恶霸。皖北捻军头子张洛行出身地主家庭，当过私盐贩子，他在最初聚众造反后，曾在宿州受清朝官方“招安”，不久后又造反，清朝官方再一次和他接洽，他又动摇了。他找人算卦，说是不吉利，才下决心不再受招安①。不过张洛行以后还能斗争到底。当太平军到达淮河流域时，清朝在淮北一带照例号召地方士绅组织团练。但是怕事的士绅不敢出头，愿意出头的往往就是土豪恶霸。在官军无力保卫地方上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时候，这些团练头子就利用他们的合法名义为自己攫取权力，甚至因此而与地方官员发生矛盾。他们把团练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但用以保护自己的家业，而且用以达到某种政治上的野心。为了利害关系，他们今天和捻军作对，明天也可以和捻军携手。一旦看到不能从农民队伍中实现自己的野心的时候，他们又反过来效忠于清朝②。下文将提到的苗沛霖，就是以办团练起家而变来变去的一个代表人物。咸丰七年（1857年）太平军开始在安徽战场上和捻军的张洛行、龚得树合作。捻军参加了太平军在皖南的一些战役。太平军由于有了捻军的合作能够方便地出入于皖北、豫东。这时，太平军还派出了一支由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统率的部队经河南而入陕西，企图开辟西北战场。太平军与捻军的合作对清朝造成很大的威胁。曾国藩于咸丰九年（1859年）惊叹说：“河南粤捻丛杂，东至清淮，西至确山，二千余里，无一干净之土”①！清朝官方本来认为捻军只是所谓“流贼”。负责剿捻的袁甲三说：“数年以前之贼（指捻军——引者），不知沟垒可恃，专心以野战为强。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②。对这个说法应该补充的是，坚持斗争的捻军在咸丰七年学到新的东西以后也并没有丢掉他们的善于流动作战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咸丰七年以后，太平军曾几次采取迂回运动作战的策略击败敌人，因而能够如前面所说过的在安徽战场上打出了个较好的局面，不象在湖北和江西战场上因呆板地实行单纯防御而致失利，这表明他们从捻军也是学到了点东西的。但是也不能不指出，太平军在安徽与捻军及其他地方势力合作中吃了些很大的亏。第一个明显的亏就是李昭寿的投敌。李昭寿本来是个在鄂、皖边界的捻军的小头头，他在湖北英山归降了清朝，然后又杀掉了英山的清朝官员而投④《致吴南屏》。《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页9.①据《两淮戡乱记》。《捻军资料》第一册，页285，及其他材料。②这类材料《山东军兴纪略》的《团匪》各章中很多。见《捻军资料》第四册，页416 以下。①《复郭意城》。《曾文正公书札》卷五，页14.②袁甲三致僧格林沁的信。见《捻军资料》第五册，页203.向太平军，成为李秀成的部将。太平军和张洛行的捻军合作就是李昭寿从中牵线的结果。李昭寿虽然加入太平军，但他的部下很多人抽鸦片烟，并且各自掠夺财物，据为己有，陈玉成发现后大怒，曾表示要斩他。但李秀成对他很信任。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太平军打破江北大营后，李秀成调李昭寿的部队守滁州等城市，李昭寿几乎一到驻地就向清朝的钦差大臣胜保投降了。而且他还让他的同伙驻江浦的薛之元也投降。他们的投降造成天京被围的形势，迫使在西线的太平军只能东返，这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了。李昭寿（他降清后改名为世忠）这回降清后，官做到松江提督，以至成为剿捻的大帅袁甲三的帮办。第二个明显的大亏出在苗沛霖的身上。苗沛霖原是安徽凤台的一个秀才，他在家乡组织团练，立寨自卫，和捻军进行了几次战斗，击退了向他进攻的捻军。所以他本来并不是捻军，而是捻军的对头。清朝当局因为他积极参加剿捻，封给他四川川北道的官衔，令他督办安徽省团练。苗沛霖得到这个地位后，就把皖北的团练都控制在自己手里，成为独霸一方的局面。咸丰九年（1859年）他率部随袁甲三在凤阳攻打张洛行的捻军，自以为功劳很大而没有得到更高的权位，非常不满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侵略军入北京，皇帝逃到热河的消息传来时，苗沛霖大喜说：“时候到了”①。这年十一月，他就“造反”起来了。他一面围攻清朝的安徽巡抚翁同书驻地寿州，一面派使者去联络捻军张洛行，还派使者到南京表示归顺太平天国。张洛行表示愿意和他修好，于是他才同捻军结合起来。太平天国也对他一点不怀疑，立刻封他为“奏王”。威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下旬，他攻陷寿州城。这时，清朝的新的皇帝（同治）即位后已经回到了北京，而太平军已在安庆会战中失败，形势看来不妙。苗沛霖决定采取脚踏两条船的办法。他优礼俘获的安徽巡抚翁同书，并经过他向清朝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回到清朝方面去。清朝的钦差大臣胜保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初到安徽督师，苗沛霖立即同胜保进行联系，暗中投降。在张洛行的捻军正同太平军一起围攻颖州（阜阳）时，苗沛霖向张洛行的背后突然发动攻击，使张洛行全军溃散②。这是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间的事。与此同时，陈玉成在淮南的庐州（合肥）受到敌军围攻，四月里突围北走。他这时还不知道苗沛霖已经投降清朝，以为可以经过苗的地区而到皖北。苗沛霖假意欢迎陈玉成进入寿州城，把陈玉成和随从他的人都轻易的俘虏了献给清朝当局。陈玉成这个贫农出身的青年英雄就这样牺牲在这个两面三刀的反革命分子的手里。但苗沛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清朝当局的信任，没有能官复原职。不久后，他又起兵“造反”，这回他已经完全孤立，因此，清朝当局并不太费力地就把他和他的部队消灭了。类似李昭寿和苗沛霖这样的使太平军吃了亏的人另外也还有一些。本来，不但苗沛霖这样的假捻军不应当轻易信任，就是捻军，它的某些领导人和部队中的游民习气和其他坏习气也是需要改造的。太平天国初期在从广西到南京进军途中，曾经能够把各种不同来源的农民起义力量团结到自己内部来，溶化成为一个整体。但在此以后，它基本上只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拒绝合体，例如对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另一种办法是大开门户，无条件①《两淮戡乱记》。见《捻军资料》第一册，页291.②张洛行在全军溃散后，和他的儿子投奔到宿州的捻军头领李英家的寨子，但李英家这时已投降敌人，他把张洛行出卖给了敌人。地收容。当它感到兵源愈来愈困难时，就愈来愈采取后一种办法。但这种办法，同拒绝合作一样是错误的，这是我们从天地会的问题上已经看到的了。（三）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石达开在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离开天京，脱离太平天国独立行动，在安徽带了他的部队进入江西。前面已经说过，他对江西的战局没有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当他在八年二月退出江西时反而还带走了一些太平军的部队。这样，太平天国当时大部分最精锐的部队都被石达开拉跑。石达开率领了这些部队在以后一年多中间，辗转作战于浙江、福建、湖南三省，敌方没有用很大的兵力对付他，他却始终打不开一个局面。这就是因为他的分裂行动并没有使他的部下信服的理由。在没有足以鼓舞群众斗志的政治目的的情况下，强兵也变成了弱兵。所以陆续有些跟从他的部队脱离了他，回到太平天国。等到九年七月他率部进入广西，在广西停顿了两年多的过程中，脱离他而返师江西回归太平天国的部队甚至有二十万人之多。他的部属也有一些在广西投降了清朝。石达开后来自己说，他在广西时曾心灰意懒，“想要隐居山林”。但“因到处悬赏严拿，无地藏身”①所以只好再干下去。抱着这种退坡的阴暗情绪，他在十一年又聚众数万人出广西，由湖南到鄂西想进入四川。由于清军阻拦，他无法渡过长江，被迫西趋贵州、云南，最后到了云南的昭通，由此渡过金沙江，想抢渡大渡河以进入四川腹地。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间他的全军主力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被堵击围攻的敌人所困住。这时石达开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请降，束手就擒。他以为，即使牺牲他个人，也还可以保全全军的生命。但是在他身边和他一起放下武器的部将二百多人，士兵二千多人，全部被处死，他自己也被押解到成都，被杀。石达开给骆秉章的信中回顾十余年来的戎马生活说：“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场中每致伤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身少闲时。天耶人那，劳终无益，时乎运乎，穷竟不通。阅历数十年，已觉备尝艰苦，统兵数百万，徒为奔走焦劳。”②这封信虽然未必出于石达开的手笔，但看来是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和情绪。当他在军事上陷于绝境的时候，对于他所曾参与的事业的绝望和懊丧也就达到了顶点。在石达开离开天京后，天王洪秀全曾起用蒙得恩为“正掌率”，这是当时最高的官职。陈玉成这个年轻的优秀将领被封为“又正掌率”，李秀成则封为“副掌率”。陈、李二人经常奔驰于战场，只有蒙得恩留在天京作为洪秀全处理国事的主要助手。蒙得恩虽然在金田起义前就已参加拜上帝会，但无论在军事和政治活动方面都没有显出什么较强的能力。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里，洪仁玕到达天京，这使洪秀全非常高兴。半个月后，洪仁玕被封为干王，负起了在天王领导下“总理朝纲”的任务。突然来到天京的洪仁玕是个什么人呢？洪仁玕（1822—1864）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自幼读书”，同洪秀全一样，是个农民中的小知识分子。①《石达开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781.在广西脱离石达开的吉庆元等人向天王奏报中也说：“翼王一返故乡，便有归林之说。”见《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三期，页7.②《石达开致骆秉章书》。据1945 年出版的《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九期。洪秀全决心革命时，曾与他密谋。在金田起义时，他还在广东本乡。起义发动后，洪秀全家乡中的亲属和有关的人都受到官方严缉。洪仁玕曾到广西，但没有追上起义的军队。咸丰二年（1852年）他和洪秀全派到广东的一个使者一起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起义，没有成功。他被清朝官方所逮捕，幸而逃脱，并辗转逃亡到了香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洪仁玕曾到上海，但未能设法抵天京，只好仍回到香港。他在香港接触了一些外国传教士，其中有个汉名叫韩山文的瑞典的青年教士，根据洪仁玕的口述写了本关于洪秀全的起义经过的书，是最早向世界介绍中国这一重大事件的一本书①。洪仁玕在香港期间，以给外国人教授中文为生，同时他也向外国人学了天文、历算及其他知识。到了咸丰九年（1859年），他从广东到江西、湖北，乔妆商人，经过清朝统治的地区终于到达了天京。这样一个新来乍到的人立刻被置于国家的高位上。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奔袭杭州，分散了敌方江南大营的兵力，立即回军击败江南大营，这一个英明的作战计划就是洪仁玕提出来的。在经过这一战使天京形势大为改善以后，主张出兵东进苏、杭、上海的也是洪仁玕.他当时认为东进胜利之后，应立即争取长江上游，分兵占领湖北、江西。他在发觉李秀成既得江南地区后，就以为“高枕无忧”，曾批评说：“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州渔米之地。……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①。他对李秀成的批评显然是正确的。他在太平天国负重任，一直到天京的覆灭。洪仁玕在封为干王后不久，写了一本名为《资政新篇》的书②，经天王洪秀全批准后公布。洪仁玕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条陈款列，善辅国政，以新民德”。他认为，“事有常变，理有穷通”，应该“因时制宜，审势而行”。他在这本书里，按照他的了解，叙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认为这些国家“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应该允许同外国通商；在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欢迎外国人来传授工艺技术。所以他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说，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不应当再走中国传统的老路，而应该向西方国家学习。他具体的主张是要发展工业（所谓“兴器皿技艺”），开采矿藏，发展交通（“兴车马之利”，“兴舟揖之利”，以至制造火车轮船），创办银行，发行纸币，设立邮局、报馆、医院等等；他主张准许私人投资、奖励发明创造，对那些能制造火车轮船的人，“首创至巧者赏以自专其利。”此外，他还认为应该反对“不务实学，专事浮文”，应该革除象女子缠足这类落后的习俗。在洪仁玕所设想的新国家中是有富人和穷人的，甚至是有百万富翁的。他在提到银行时说：“倘有百万家财者，……或三、四富民共请立，或一人请立，均无不可”；他认为“书信馆”（邮局）和“新闻馆”，“准富民纳饷禀明而设”。他还有一条具体主张是“兴士民公会”，就是要富人组织起来“以拯困扶危并教育等件”，但（对于穷人）“不得白白妄施，以沽名誉，……宜令作工以受所值“。所以，洪仁玕的主张就是要建立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他的主张中又有一条说：”外国有禁卖子为奴之例。家贫卖子，①韩山文所撰《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其初版本1854 年刊于香港。中文译本改题《太平天国起义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六册。①《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852.②见《太平天国资料》第二册，页523—541.只顾眼前之便，不思子孙永为人奴，大辱祖考，……故准富者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贻笑外邦“。很可注意的是他并不是责备富者买奴，反而责备家贫卖子的人。他赞成资本主义的雇佣制度的意思是很明确的。《资政新篇》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官书刊行的。书上附有洪秀全的眉批。对于洪仁玕提出的几乎每一点主张，洪秀全都作了肯定的批语。洪仁玕为了发展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提出了带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的纲领，这是自发的农民运动所不可能提出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洪仁玕没有能把他所希望的这种改革同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我们拿《天朝田亩制度》和洪仁玕的《资政新篇》相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天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我们前面已说过，《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无法把工商业和城市安排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中，这些东西在那个文件中根本没有位置。而在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中，恰恰相反，几乎没有谈到农村。涉及农村的文字只有很简单的两条，一条是“兴乡官”，一条是“兴乡兵”。他要让“公义者”担任“乡官”，“以理一乡民情曲直吉凶等等，乡兵听其调遣”，而“乡兵”的任务则是管理清洁卫生工作和维持社会治安。作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的土地平分问题，在《资政新篇》中一个字也没有涉及。在当时的中国，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如果不推翻封建主义的政权，不消灭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础的封建的土地关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国资本主义要能独立发展，还要解决怎样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问题。《天朝田亩制度》要求用革命的方法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使农民摆脱封建的土地关系而获得解放，这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天朝田亩制度》的作者不懂得这一点，却以为他们由此可以直接进入一个平均主义的新社会。而《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所设想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自由发展的新社会，但是他却又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至少在他写这本书时没有提到农民革命的现实斗争任务。洪仁玕虽然一贯地忠心于洪秀全的革命事业，但他多年间并没有参加农民斗争的行列。他从西方已经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学到了些皮毛，却不真正懂得他所投身进去的这场农民大革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因此，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虽然成了太平天国的“旨准颁行”的一本出版物，但是对于农民革命的发展没有能起积极的作用。（四）太平天国的苏杭地区咸丰十年、十一年（1860—1861年）太平军进入苏南和毗邻的浙江北部地区，使这个地区受到了一场革命风暴的洗礼。农村中的广大贫苦农民和城市中的贫民用热烈的自发行动来响应革命，进行着对腐朽的旧制度的打击。江南的许多大地主、大官僚在革命的风暴前纷纷逃亡，他们剥削积累起来的产业成为群众斗争的果实。贫苦的农民们自发地起来夺地抗租，许多大地主的地产实际上是被农民分掉了。虽然有混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支持，留在本地的地主们要想照旧收取地租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太平军在苏杭地区，按照太平天国的制度，设立军帅、师帅、旅帅……等各级乡官，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实行革命法令。整个苏杭地区也正如太平军所到达的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一次激烈的震荡。苏杭地区是商品经济很发达的富庶的地方。在这个地区的清朝军队崩溃以后的一段时期里，成了太平天国的后方。当地的一切反动势力竭力运用军事以外的方法来进行破坏活动。在这地区，对太平军起腐蚀和败坏作用的因素，比太平军所曾占领过的其他地区要大得多。太平天国和太平军抵抗不了这些外来的腐蚀。我们已经看到，太平天国并没有一套如何对待社会上和参加到革命队伍来的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有系统的革命政策，这样的弱点已表现于前期；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也没有能提供这样的政策。而且，从咸丰十年（1860 年）进军常州、苏州起，这个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李秀成抱着有了“苏杭繁华之地”，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心理，他只看到面前站着的拿枪的敌人，而对于钻在自己内部的敌人却缺乏必要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