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再版序言1995年11月到12月间，我利用养病的时候把1980年初写成、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西运动》读了一遍。自这本书完成以底，这还是第一次从头到尾重读它。《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全书约70万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体较大（4 号字）的版本，不久红旗出版社还出了这部书的简本。这三个本子都经过多次重印。据我掌握的情况，它们的印数累计共300余万册。在屡次重印的过程中，曾经对个别字句作了修改，其中有的还是比较重要的修改。例如，在最初的印本中提到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中俄边界线时本应该写“外兴安岭”，错成了“大兴安岭”。这个错误在后来的印本中已经改正了。根据出版社的规定，改正个别字眼，虽然重印也不叫新的一版。所以至今出的书还是初版本，只是有第几次印本的不同。这次通读中，不免做了较多的修改。因此，我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的第二版，并且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红旗出版社在未做相应的修改以前不再出版这书的大字本和简本。这次虽然作了比较多的修改，但毕竟不是大改。这是因为：第一，这本书的基本论点和总的体系我现在还不觉得有修改的必要。第二，如果现在来写这本书，当然全书的面貌包括材料的取舍和论述的详略会有很大不同。但是我不能把1981年以前写的书改成1995年写的书。对于这次所作的改动，在这里举几个例子。第一，在第二章第一节第四段中提到“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帮助明朝夹攻以林凤为首的中国海盗”。我看到过一个刊物上有一篇关心华侨的历史的作者写的文章。他说，林凤对于中国和菲律宾人民的友好关系是有贡献的，把他说成海盗是错误的。我在这里本来只是要说明明朝政府为消灭本国的海盗，引进了外国的侵略势力。很惭愧我对林凤的事迹并无了解。最近我读到1994年出版的《潮汕百科全书》，其中有林凤的小传。这才使我对这个明朝的海上英雄人物有了较多的知识。据《潮汕百科全书》说，林凤生于饶平县（属广东潮州），19岁参加“海上绿林”泰老翁的队伍，后继其业，以澎湖为基地，开拓海上贸易，最盛时辖舰300余艘，人员4万以上。隆庆元年（1567）率部攻占广东惠来县的神泉港。万历元年到二年（1573—1574）他的军队曾进入广东、福建、台湾沿海的一些地方。由于明朝以重兵围剿，他于万历二年十一月率领战舰62艘，战士2000名（多数是农民和工匠）、水手2000名、妇女儿童1500名，共5500人，还带了大批生产工具和种子等，向吕宋岛进发，以应菲律宾人为驱逐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邀约。他的部队曾进攻马尼拉获胜，击毙了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指挥。第二次进攻失利，撤兵北上到了邦阿西楠省（Pangasinan）的林加延湾（Lingayen G.），在那里建立了都城（包括住所、城寨、宝塔），自称国王，向当地居民传授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和手工艺。当地居民欢迎林凤，为他提供粮食、木材和其他必需品。万历三年（1575）三月，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加强兵力围攻林凤。明朝乘机派人到菲律宾与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密谈，联合围攻林凤。林凤苦战4个月，因粮械不继，于八月四日一夜间，率40余艘战舰突围，直抵台湾，并重返潮州附近海域，战舰又增至150余艘，势力复振。后来因队伍内部意见分歧，林凤离开潮州，不知所终。根据这个记述，我把书中原来说的那句话改为“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林凤的部队”。第二，书中第八章第一节原来的标题是《所谓“中外同心灭贼”》，现在改成了《强盗成了朋友》。“中外同心灭贼”这句话出自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总理衙门的一个奏报。其中说，自英法联军以后，由于“我们”的笼络，英国、法国正在和“我”亲近，向“我”靠拢。所以应当“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有个朋友向我提出这里所说的“中外”是指朝廷和地方，即中央和外省，不是讲中国和外国。我考虑了这个意见，认为他的解释是对的。在咸丰末年，清朝当局确实在考虑利用外国的助力来歼灭太平天国，但是上述奏报中所说的“中外”却不能解释为中国和外国。那是说，趁英法同“我”亲近的时候，朝廷和在长江下游统率大军的曾国藩等人应当更加协同去消灭太平天国。在上述奏报后3个月，同治元年正月十三日（1862年2月11日）清廷有一道上谕说，英法两国这次在上海帮助剿贼，“尤其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并且要地方官员随时迅速报告英法助剿的情节，“以彰中外和好同心协助之意”。这里所说的“中外”那就毫无疑问的是指中国和外国。因为这道上谕是引用在第八章的第二节里，所以，第八章第一节的题目就作了改变，并在这一节中不再引用上述咸丰十一年的总理衙门奏报中的“中外同心”那句话。第三，在书中第十二章第四节的末尾处引用郭崧秦和曾纪泽的两段话并加以评论。评论中使用了“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统治秩序是多么心悦诚服”和“合于帝国主义的需要的第一批买办外交家”这样的语言，现在作了些修改。因为在这里并不是对郭、曾二人作全面的评价。这里想说的是：对世界有所了解当然胜过瞢然无知，但有所了解后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中国是个受灾难的半殖民地国家）是否只能顶礼膜拜，心悦诚服？当时的中国人要如实地认识周围的世界和中国在这世界中的地位，的确并不是很容易的。不只是承认既成的事实，而且敢于打破旧局面开创新局面，这是更难得多的事情。中国人包括其中的先进分子，是用几代人的努力才做到这一点的。为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也的确是经过了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灌输在中国人民中的认识相斗争的过程。这段话经修改后表达得准确一些。这次所作的修改多数是由于历年来读者和朋友的提示，或者因受到报纸刊物上有关文章的启发。近十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对于中国近代史中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新的成就。可惜我不能遍读有关的材料。如果我读得更多，这次所作的修改可能会更多一些。这次通读和修改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考虑过几个问题，不妨在这里说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我写这本书是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其所以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并不是因为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才能说清楚在这里我所处理的历史问题。这本书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前半期，即1840年到1919年之间的政治史。中国在经过了两千多年基本上停滞的封建社会以后，社会政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动荡和变动。这些动荡和变化从根本上和总体上说来是表现为旧的阶级虽然衰落，但仍然存在，新的阶级虽然已经兴起，但尚未取得胜利；旧时期的阶级斗争仍然残存，而新时期的阶级斗争已经开始兴起。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更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复杂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是民族矛盾，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因为不同的阶级对于外国侵略者采取不同的态度，其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指明这些，就只能停止于描述历史现象，不能说清任何问题。如果我不是写一部政治史，而是写一部通史，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观点和方法。当然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现象都用，或者只是用阶级根源来解释，不应当把任何社会矛盾都说成是敌对阶级之间，或这个阶级和那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简单化、公式化是我们所不取的。中国近代史中发生了多次革命，这些革命几乎都不能不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即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这里说的革命是指推翻旧的统治阶级，改变旧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我在这本书中对于几次革命的论述曾遇到两种评论，一种是认为过于贬低，一种是认为估价过高。对于这几次革命，历来都有不同的看法。相对说来，对辛亥革命争议较少，但仍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以为站在更高的历史台阶上，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和它之所以不能取得较多成就的原因，这并不是加以贬低，并不是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至于根本否定辛亥革命的看法由来已久，学术界中最早当推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就反对革命。在这以后更是利用社会国家的混乱状况来谴责革命，宣告与革命告别。我的观点是，即使是有严重缺点的、不成熟的、有许多负作用的、一时没有得到完全成功的革命，如果它是适应于阶级斗争向前发展的形势而发生的，它就不能不被认为是必要的，是推进社会历史进步的。有人认为改良是比革命更好的方法，所以不应当推崇革命。但历史事实是，在社会政治发展中，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时候，才发生革命。对于革命和改良，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作抽象的价值评估。在这本书中改良和改良主义是指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步骤和方法而言的。就这本书叙述的范围而言，在和旧势力斗争中，改良主义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而且在客观上有为革命作前驱的作用。但是改良主义又有否定革命的作用。所以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改良主义常常是有两面性的。在革命的形势已经出现的时候，在革命的烽火已经兴起的时候，改良主义的立场如果不有所改变，它的斗争锋芒就不是指向旧势力，而是指向革命。旧势力也会利用改良主义来抗拒革命。到了社会主义时期，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在这个时期的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的看法，当然应当从实际出发，发生很大的乃至根本性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存在，但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矛盾的内容发生了变化，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也不同了。当我们说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也是一种革命的时候，所说的革命显然有和旧时代不同的含义。旧时代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的经验对我们现在仍然有意义，但并不是要我们重复这些经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实践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认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他们和旧社会的差异（在形式上某些方面似乎相同），如何用和旧社会不同的方法来对待和解决阶级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等等。第二个问题是对外开放的问题。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且不断地扩大开放。我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大为增加。我们取得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利用国外和境外的资金的经验，也取得了利用外国市场和资源的经验，虽然至今还是初步的经验。这些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完全新的经验。为什么说是完全新的经验呢？因为除了古代的中外贸易文化的交往外，我国历来只有闭关守国的经验和从鸦片战争后100年间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向世界开放的经验。在那100年间虽然有外国资金投入中国，但那些资金几乎都是从对中国的剥削和敲诈而来。它投入中国只是加强了剥削和压榨，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那时的进出口贸易为数很少，而且基本上是输出农产品和矿产品，进口机器制造的产品。那种开放只能使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那时的中国虽然已经被帝国主义国家闯开了大门，门户洞开毫无阻拦，但是对外开放的程度其实是很低的。这就因为那种开放使中国贫穷，而越是贫穷就越谈不到扩大开放。在那种情况下，谁也不敢梦想利用外国的资金、市场和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不久，也就是大约在1944年，那时人们正在考虑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中国，我在国民党地区的一个刊物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世界各国应该让中国富强起来，这样他们和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交往才能大大增加，这对各国才是最有利的。文章中举出了美国和欧洲各国及日本战前相互间贸易的数字，和它们与中国之间贸易来往的数字相比较，后者少得十分可怜。文章的作者举出这些材料用以证明他的论点。文章给我印象很深，虽然事隔多年已忘记了杂志的名称和作者的姓名，但仍记得他提出的上述论点。我当时认为这种论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认为依靠这种论点就可以说服帝国主义国家允许中国真正独立，并且扶助中国走向富强，那是一种幻想。帝国主义在中国历来是一面想使中国对外开放，一面又压迫中国，使中国保持落后和贫穷，因而实际上对外开放的程度极低，甚至并不开放。这是依靠帝国主义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只有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努力来争得民族的完全独立，用自己的力量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来发展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正因为中国近十几年来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的经验是完全新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旧时代的经验来解释新伪有关现象。当然也不能根据新时代的经验来重新解释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现象，以为过去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是落后的不正确的。至于1899年到1900年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门户开放政策，那和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完全是不同性质的。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已经深入中国，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美国的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是说，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应当对其他各国关起门来，而应该向各国一律开放。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我的另一本书《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历史上的对外开放问题都有些论述，当然不可能和1978年以后的情况对比来进行论述。第三个问题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我的书是在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后一年多的时候出版的。那时，大家明确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及以前一段时期中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张。在历史学界中有人因此觉得，在中国近代史中不宜着重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近代史的意见，可能和这种想法有关。虽然有过上述这种意见，但是至今尚未有以现代化为主题写出来的中国近代史（也许我孤陋寡闻未见到过）。但是我认为这种意见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在中国近代史中，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伴随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变化。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那时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没有提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当然就是中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的问题。而且还不只是国内的问题，因为这时已经渗入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可以这样看，最早促使中国走向某种程度的现代化的不是别的什么力量，就是帝国主义。说只是某种程度的现代化，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所到之处，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一切社会制度落后的民族和国家，但并不是要使它们真正成为和自己完全一样，而只是使那里发生以有利于自己实行殖民统治为严格范围的朝向资本主义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得到民族独立的那些原殖民地国家是明确的例证？它们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有的甚至三四百年。在殖民统治时期，帝国主义主人支配着殖民地及其人民的命运。从帝国主义主人的利益出发，各种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被有意地保留下来。资本主义在那里是有所发展，但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而且得到好处的只是殖民地主人和当地人民中的极少数人，在取得独立以后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至于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上土著居民已被消灭殆尽的情况也有不少的实例。某些人居然说中国如果当过几十年殖民地，就会实现现代化。这只是极端无知的昏话。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的原样，已经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的压力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帝国主义的压力也刺激了中国人民追求新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问题不可能不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在帝国主义允许的范围内的现代化，这就是，并不要根本改变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只是在某些方面在极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另一种倾向是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这两种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中虽然泾渭分明，但有时是难以分辨的。这本书曾仔细地将上个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派官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加以区别。那时的洋务派官僚是上述的第一种倾向的最早的代表人。那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后一种倾向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史上讲对外开放，就要区别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身份上的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对外开放。同样，讲现代化，也不能不区别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和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要说清楚这两种倾向的区别和其他种种有关现代化的问题，在我看来都不可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在我的书中对上述问题有所论述，虽然不够展开。近年来在我的文章中曾写过这个问题。现在摘录这些文章中的有关段落，附录在这篇序言之后，以供参考。在这篇序言的最后还有几件事情交待一下。一、有些读者和朋友从这本书的书名想到我应该续写一本《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确我曾考虑过这件事，但至今未能动手。我的精力和年龄已不允许我再写出那本书，我想委托一些朋友把它写出来。二、这本书中引文出处的注释，在1981年的初次印本中当然1用的都是在这以前的书的版本。后来几次重印时曾对有些引文根据新的版本核对。因而注释中用了1981年以后的版本，但也不是一律改变，所以显得不一致。现在没有作进一步调整的工作。三、本书初版中有一个人名索引（这是我的朋友孙洁人同志作的，他已经在两年前逝世了）。许多读者和我自己都感到这个索引很有用。不但可以查到有关各个人的记述，也可以通过人名查到事情。书中提到的欧美各国的人名的原文也可以从索引中查到。再版本中仍保留这个索引，并且作了些补充，加上了注文中的人名。再版本中又由白小麦同志编了一个《事项索引》。现在我国的学术著作中一般都缺少这类索引，所以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1995年12月末附录一、摘自1990年6月3日的《纪念鸦片战争一百五十周年》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完全隔绝。这一次战争打破了这种隔绝，中国和世界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因为有了这种联系，中国人打开了眼界，中国人民的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进步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近代中国社会发生了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也是和中国不再是对外界完全封闭的社会有关。但是，在那一百年间，中国是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即半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的。从根本上说，这种联系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诚然，到了世界的近代，没有一个民族的发展能够和世界隔绝。但是，是以附庸国的地位，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还是以独立国家的地位来和世界联系，这是关系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的大问题。帝国主义者常常以义和团为例，把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诬蔑为“排外”。1899年勃兴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激起的反抗斗争，但因为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所以带有排外的色彩。但经过义和团之役后不久，中国人民已经超越了初期的幼稚的斗争时代，懂得排外不是出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推翻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的统治，并不是要“排外”，而是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世界联系，才能在和世界的联系中不是处于被侮辱、被损害，受人支配的地位。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为什么受到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呢？就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打破了一百年来的旧例，收回了曾经丧失的全部国家主权，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社会主义中国所实行的对外开放，在性质上当然和鸦片战争后一百年间的“开放”完全不同。现在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拥有完整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平等交往。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方面的联系。中国能够为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也相信，中国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开放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的。我们无限珍视经过几代人的奋斗才争得的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伟大的中国人民过去敢于反抗外来的压力，今后也不会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二、摘目1990年8月31日的《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受到世界上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几个强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有的强国还曾试图独占中国。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被侵略、被掠夺、被压迫的历史。这段历史从1840年算起，持续109年之久。在近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几乎是完全隔绝的。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也不了解世界。近代中国和世界发生了愈来愈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其根本内容是帝国主义列强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宰割的地位。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具有作为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的国家。所以资本主义外国的侵略压迫，一开始就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在近代中国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后，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助手和代理人的斗争就愈来愈强烈。帝国主义列强曾使中国局部地区殖民地化，并且使中国丧失了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成为一个半独立的即半殖民地国家。但是，近代中国毕竟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其原因主要就在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这种反抗斗争的发展终于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命运，取得了民族的独立，恢复了全部国家主权。所以，中国近代历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历史。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剥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没有能正常地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其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政治。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是，从上个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中国民族资本处于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壮大起来。它不但遭到具有种种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抗拒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近代中国的前70年是在清皇朝统治下。帝国主义使清皇朝变成它们所利用的驯服工具；在清皇朝覆灭以后，又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官僚势力。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利用它们作为统治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这样，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的境地。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自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中的相互矛盾，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的相互矛盾，是落后的中国争取解放、独立可以利用的条件。但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把中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的力量动员和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任务，使中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枷锁，从而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宽广道路。近代中国是不是一个对世界开放的国家？这也许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即使不在受到外国军事侵略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倚仗不平等条约而拥有种种特权，中国大门的钥匙是在外国人的荷包里（这就是说，海关为外国人掌握），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列强的兵舰和商船自由地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那时，中国政府在决定对外政策时，甚至在决定重大的内部政策时，都要看帝国主义主人的指挥棒指向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什么不开放呢？1900年左右，美国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但那并不是要中国开放门户，因为中国的大门早已被列强的大炮打开了。那是按“利益均沾”的原则针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说的，是要求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地区应当向其他国家开放，而不应当封锁。虽说近代中国已经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列强所支配，但列强对中国的情况又总是不满意。其不满意大致上有两方面。一方面可以说是政治方面的。列强总是觉得他们利用来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不够强大到足以在中国人民的反抗面前保卫他们的利益，不但不能消除这种反抗，反而被人民的力量冲垮。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多说。很明显的，这是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矛盾。他们所扶植的，既然是违反中国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势力，这样的势力尽管拥有“合法”的政权，拥有强大的兵力，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有威望，不可能保持对帝国主义有利的安定的内部秩序。从经济方面说，帝国主义者不满意的是，近代中国始终不能如他们在用炮舰打开大门时所指望的那样，成为一个广阔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936年（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不过16亿元（按当时的汇率计，不足5亿美元），比1910年左右只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三十，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中国的进口在鸦片战争后70年间，最多的还是鸦片烟。直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外国能输入中国的始终主要是煤油、糖、棉布等，以及其他许多廉价的制成品。中国的出口主要也只是生丝、猪鬃、钨砂、桐油之类的“传统”外销商品。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数字是比较大的。据经济史家估计，帝国主义在华投资从20世纪开始时的15亿美元，增加到抗日战争前的43亿美元。那时，帝国主义的投资主要是商业掠夺性的，依靠帝国主义的特权可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且这种投资可以说是没有资本输出的投资，因为在巨额的投资中的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所偿付的“赔款”，其余部分是以欺诈勒索的方法占有的土地（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那时房地产构成外国人的资本的重要部分），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取得的暴利，外国银行所吸收的中国人的存款，等等。总之，巨额资本的绝大部分是从中国掠夺和赚取来的，很少从国外输入。那时，中国的资源也都深藏在地下，没有被开发。为什么近代中国已经被列强打开了门户，却并不能成为一个广阔的市场呢？原因很明显，因为中国贫穷落后。贫穷落后的中国没有多少剩余的生产品，也无力购买多少外国的产品。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虽然曾深入到一部分农村，但农村的绝大多数还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几乎没有或者只有极少量的商品经济。所以，对于占近代中国的最大部分人口的地区来说，其实并没有对外开放。沿海城市固然可以说是开放的，但在30年代人们给上海以“冒险家的乐园”的称号，就是说，外国的流氓、骗子、走私贩子可以在那里大发横财。这样，正常的贸易当然只会萎缩。近代中国曾多次兴起有商人和城市居民参加的抵制美国货、抵制英国货、抵制日本货的运动。这种排斥外国货的运动反映了人民对于侵略者的正当的仇恨，也反映了那时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只是带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以灾难。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所以可以说，帝国主义一方面打开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位。这又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而解决不了的一个矛盾。三四十年代，中国舆论界中有人说，列强应该考虑如何帮助中国富强起来，因为一个富强的中国才会和世界各国大大地增加贸易和经济联系。这种说法的后一半是对的，而前一半即指望帝国主义列强帮助中国富强，则是梦想。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争取民族的独立，恢复国家的主权，才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且作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即平等互利的对外开放，这是已经有事实证明了的。三、摘目1991年11月13日的《论中国的改革和开放》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压力下被迫开放的。从19世纪的40年代以后，中国多次受到外国的军事侵略，因而被加上种种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那时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拥有种种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中国的海关被外国人控制。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地开设银行、商行、工厂，按照他们自己的规矩设立学校、教堂。列强的军队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从清朝政府到以后中华民国的历届政府，基本上都是靠乞怜和讨好于外国帝国主义而维持自己的权力。它们的对内对外的重大政策基本上听从于帝国主义的意愿。帝国主义也以扶持这些统治势力来维护自己在中国的特殊权益。所以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是完全开放的，而这种开放是以丧失作为独立国家所应拥有的主权为代价的。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和世界交往，向外国开放的。不能说那样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但总的说来，中国人得到的是蒙受民族灾难的经验。那时中国虽然对于外国是门户洞开的，但实际在经济文化上又不是真正开放。其原因并不在于有什么封锁，简单地说来就是由于中国贫穷。那时中国的出口进口贸易的数字是微不足道的。贫穷落后的中国哪里有多少产品可以出口？绝大多数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国内有多大商品市场？那时的中国人除了由于生活无着流亡到国外做苦力的人以外，没有多少人能出国。就这些情形说，中国又并不开放。可以这样说，外国的侵略使中国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开放；同时，这种侵略又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而贫穷落后使中国实际上处于并不开放的状态。从这些旧时代的经验中，中国人得出的结论并不是中国不应当对外开放，应当闭关自守，而是中国应当首先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就是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这样才能作为独立的国家平等地和世界各国交往，才有可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取得正常地对外开放的条件。新中国初成立时，就准备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和其他经济联系。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国政府当时采取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它通过朝鲜战争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通过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企图把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美国政府的这种政策影响了其他许多国家。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和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不能完全实现，中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中国固然需要实行开放政策，但在开放政策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维护回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在历史上饱受民族灾难的中国人民，十分珍视独立自主的原则，维护国家应有的尊严。如果新中国政权放弃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原则而和世界交往，那么它就会和以往的近代中国历届统治者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说独立原则高于开放，并不是说这二者间的关系总是不能并存的对立。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二者是一致的。中国近代的长期经验证明，牺牲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而实行的对外开放，只是使中国处于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削的地位，也就不可能有正常的对外开放。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也证明，一个独立的拥有完全主权的国家，一个自身经济发展的国家，才能够正常地对外开放。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冲破了各种阻碍得到了恢复。1972年9月，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1979年1月，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西欧各国中，除法国和北欧诸国已于50年代到60年代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外，70年代中国又和意大利、比利时、英国、荷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欧洲共同体建立正式关系。中国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间一向存在的友好关系，在70年代及其以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提出和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说：“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1986年中共中央的另一个决议中说：“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他有益文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这些主张和1956年毛泽东关于提倡向外国学习的方针是前后完全一致的。1978年以后的十几年间，在实行改革政策的同时，对外开放的步子逐步加大。把广东、福建沿海4个城市和海南岛辟为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又使从北到南沿海14个港口城市成为开放城市。还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福建的厦门、泉州、樟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就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现在正在建立上海浦东开发区，又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不但沿海地区，而且内地，不但城市，而且农村，都参与了对外开放。在对外贸易方面，出口进口额逐年加大。外资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引进，以各种形式迅速地推进。对外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的规模越来越扩大。到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不断地增加。很显然，中国城乡经济的发展使对外开放的扩大成为可能，而对外开放又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在现代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得到发展。用这一般的理由来说明中国之所以实行开放政策还不够。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不是自力更生，不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而一切依赖外国，那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但是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中国是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巩固，必须有赖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经济大发展，必须以社会化的大生产为基础。所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的成果，这对于中国是特别重要的。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一开始就提出要向一切外国学习的原因，这就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原因。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以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都是两利的。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对方。按照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主权而实行开放的那种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以为中国需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可以强加给中国新的不平等条件，损害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那是办不到的。同时，要想孤立中国，使中国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也是办不到的。以上这些，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为什么一定会坚持执行下去。序言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殓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这本书没有采用《中国近代史》这样的书名，不但因为避免雷同，而且因为这只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苏联的有些中国历史研究者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上推到十七世纪中叶清皇朝建立时。这一方面是把西欧历史的分期强加到中国历史上来，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国近代史的主题说成好像是中国国内的民族矛盾。这种分期方法是非科学的，是中国历史学界断然加以否定的。我的这本书是在1973年9月开始写的，那一年的四个月里写了开头的四章。以后的几年里不可能用全部时间和精力来写这本书，因而在1974年到1975年只写了九章，即第五到第十三章；1976年到1977年又写了七章，即第十四到第二十章，其中有四章是在别的同志提供的资料和初稿的基础上改写的（苏沛同志：第十四章、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腾文生同志：第十五章）；1978年写了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共五章，1979年除了整理修改已写成的各章稿子外，写了最后的两章。总之，这本书是六年多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写成的。写这样一本书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时候就有了的。这里顺便说一下我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经过。四十年前，1940年是鸦片战争的一百周年，我写了篇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①，那是我在二十二岁时写的第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习作。以后，到了1946—1948年间，也就是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将要宣告结束的时候，由于实际的需要，才又进行了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那时，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报刊写文章，起先大多用现实的政治题目，但这样的题目的文章渐渐地发表不出来了。于是就试用中国近代史的题材写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论。除了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单篇以外，1947年写了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②。这本小书在全国解放后虽曾想加以较多的增订，但没有能这样做；几次再版，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补充。1953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时，写了四万多字的《中国近代史提纲》（这所谓“近代”，是指1840—1919年）。这个提纲没有正式出版，学校在当时和1960年、1962年印过小册子，也传到了校外。但这的确仅仅是①提出这种建议的不止一个人。例如荣孟源在1956 年写的《关于近代史分期的意见》一文中说：“有人说，中国近代史的断限应从1840 年起，到1949 年9 月止，我赞成这个意见”（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页146）。①《论鸦片战争》，发表于沈志远主编的《理论与现实》杂志（重庆生活书店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 年7 月香港生活书店出版，全国解放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2 年7②月出第一版，1978 年出第六版）。个粗略的提纲，而且有不少缺点。在写了这个提纲后，我逐渐地对这段历史形成一些看法，为初步说明这些看法，写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①，这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对这问题的一场讨论②。关于分期问题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时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几年，在这几年中发生了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是由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时期。当时我认为，“根据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阶级力量的配备和关系是各不相同的，这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的集中反映”。在有了这样的看法后，就开始想按照这种看法写出一本书来。以后多年间虽然作了些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还写了个别段落的稿子，却一直没有能动笔写这本书。到了1966年以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条件，虽然可以说曾有相当多的“空闲”时间，却又脱离了一切资料。那时，也曾忽发“奇想”，以为不妨着手考虑写这本久已蓄意要写的书，甚至写了部分的提纲，但在那样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下，写书终于不过是个空想而已。直到1973年，才获得了接触材料，进行写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这本书，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只能说由于自己抓得不紧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虽然被历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采用，但也有提出异议的。问题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说：“如果把第二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仅看做是1899—1900年的义和团的发动是不完全的”。“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思想——这是中国社会当时的带有进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涨期间虽然都存在着，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关的。追求资本主义理想的改良主义运动表现为短命的‘戊戌维新’。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帝）斗争则在悲惨地失败了的义和团运动中取得歪曲的表现”。当时有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义和团运动反帝斗争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近来学术界则有另外一种看法，以为义和团运动够不上称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来，在充分估计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斗争意义的时候，必须看到它具有的严重弱点；同时，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运动不可能发展为一个健康的反帝斗争，就把它的历史地位抹煞掉。义和团虽然是传统的农民斗争形式的继续，但是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且义和团运动时期已经有了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在内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关联的，还有对洋务运动的估价问题。在这问题上，近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进步潮流。1906年12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举行创刊周年的庆祝会。章太炎在这次会上的演说中说了这样的话：“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①。章太炎的这个演说的主旨是对“秀才造反”的不彻①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 年第一期。②这次讨论文章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出版。①《民报》第十期，页96.底性进行针砭，但我们不妨借用他这个聪明的说法。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议把1840—1919年的历史分成七个时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时期和在它以前的准备时期合并起来，那就成为四个时期了。这四个时期就是：第一，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失败（1840—1864年），本书中的第一编就是写的这个时期。学术界中有人认为这一时期的下限不应当摆在1864年而应该摆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沦陷毕竟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明显标志，在这以后若干年间虽然还有太平军余部、捻军的活动及其他农民起义，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余波，历史透镜的聚光点已经渐渐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二，从太平天国失败后到义和团运动（1864—1901年）。这一时期在本书中占了两编（即第二、第三编）。对于这一时期的下限学术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应该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我看来，1901年以后的几年，已经是从1905年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准备时期（“秀才”开始造反了）。还有人认为应该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划为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把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划到1911年。我认为如果分得过细一点，是可以把1864—1895年划为一个时期的，但这时期对于第二次革命高潮说来是个准备时期，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都是这三十年中社会政治发展的结果。至于把这一时期的下限划到1911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并在一起，在我看来是不适当的。总之，1901年是一个重要的划时期的标志，当然不是因为这刚好是二十世纪的开始，而是因为在这以前和在这以后，社会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显的变化。第三，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这是本书中的第四编。本书不采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谓“二次革命”的失败才宣告结束的看法，也不采取把这个时期一直延长到1919年的看法。因为在1912年袁世凯取得政权时，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经终结。第四，从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五四运动（1912—1919年）。这是本书的第五编。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时期，因此是不宜于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合为一个时期的。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基本结构。这本书，本来是想写成一本可供一般读者浏览而不至于感到十分枯燥的书。这个目的未必能够达到。书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尽可能吸取了学术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全国解放以后，学术界对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期间的历史做过很多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借助于这些工作成果，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从1966年起十年之久，近代史研究工作，如同其他部门的研究工作一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摧残。近三年多来，近代史研究工作复苏了。在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开始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新的看法。有些问题在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结论，但提出这些问题至少也使人得到启发。我正在这时整理和编定这本稿子，可说是件幸运的事。但是由于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见闻不周，无论学术界以往的成果，还是近几年的新成果，一定还有不少是应该吸取而没有能吸取的。写这本书得到不少朋友的助力。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苏沛、滕文生二同志外，张枬、郑惠、孙洁人、陈铭康、郑则民、石仲泉等同志，或者在本书开始撰写时，或者在全书整理修改时给予作者以协助，孙洁人同志编了附在书未的人名索引。还蒙丁名楠、戴逸、金冲及、荣孟源等同志阅读了书稿的部分篇章，提出了很多可贵的修改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陈汉孝、林言椒、邓卫中等同志也给了本书作者以很大帮助。对于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和养料的作家们，对于在写作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胡绳1980年2月绪论第一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一）经济基础清朝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年）英国侵略中国的中英鸦片战争后，封建的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中国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此以前，中国社会处于封建时代，长达二千三四百年之久。在七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唐朝、宋朝，中国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处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也就是明朝（1368—1644年）的后期和清朝（1644—1911年）的前期，西欧各国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国社会仍旧停滞在封建社会中。中国落后了。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是以个体小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紧结合在一起为其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①封建专制皇朝从来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同时它自己又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明朝直接属于皇家的田庄称为皇庄，弘治二年（1489年）畿内皇庄有一百二十八万多亩，以后不断扩大，嘉靖元年（1522年）有二千万亩以上。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分封他的许多儿子为亲王，规定每个亲王有田十万亩，实际数目还远远超过。以后明朝的历代皇帝对亲王和其他皇亲贵族往往一次“赐”田数十万亩到一二百万亩。清朝有内务府直接管辖的庄田，其性质与明朝的皇庄是一样的。嘉庆年间（1796—1820年）内务府庄田共有四百万亩。满洲贵族也各自占有大小不等的田庄，这种所谓八旗宗室庄田，在嘉庆年间共有一百三十多万亩。清朝使全部满族人都成为不劳而食的寄生者。只许他们当兵或者做官，一律不得作工经商。除了皇室和贵族圈占大量土地成为大地主以外，对其他满族人也都给以一份土地，他们并不自己耕种，而是租给汉族农民。而且每个满族人几乎一生下来就可以领取一份“饷银”。这种寄生生活不过二三十年就使得本来以剽悍著称的满洲兵失去了战斗能力，而且许多满族人越来越习惯于过奢靡生活，坐吃山空，以至不得不把他们所占有的田产典卖给汉人（按规定，是不准买卖的）。雍正、乾隆年间，朝庭屡次拨出巨款把这些典卖出去的田地赎回给满族人。直到清朝末年，许多满族的普通人民过的是类似于汉族中破落户子弟的生活，虽能靠祖业而不致有冻馁之虞，但毫无振作起来的希望。明朝和清朝的耕地都分为官田、民田两类。除了直接属于皇室贵族的官田以外，还有其他种种名义的官田。民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在明朝初年，自耕农和小地主的数目比较多。据《明史》载①，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 年版，页618.①《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中华书局版，页1882—1883.官方统计全国耕地有八亿五千万亩，但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却只有四亿二千二百万亩，相隔一百一十年耕地统计数字少了一半。万历六年（1578年）起，用三年的时间核实全国田亩数为七亿零一百万亩，仍比洪武年间少一亿五千万亩。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民田被占为官田和集中到官僚、豪绅、大地主手中的原故。官方稽核田亩数量，用来作征税根据，对于官田固然没有查清的必要与可能，对于有权势的大地主所拥有土地的数量一般地也无法核实。土地越来越集中，农民受剥削越来越严重。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以至一部分小地主，丧失了土地，变成了农奴和佃户，大量的农民在农村中生活不下去，流离失所。明朝末年连续十多年的农民大起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复了明朝所经历的过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间（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权比较分散，但是权贵豪门的兼并土地的趋势发展很快。乾隆皇帝（1736—1795年）的宠臣和珅占有土地达八十多万亩，和珅的两个家人也各有田六万多亩②。这固然是突出的例子，但各地方拥有数千亩、数万亩耕地的豪绅地主是不少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①这种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归于少数富有的地主手里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现象。自己没有土地或只有极少数土地的农民，租种皇帝、贵族、官僚和其他地主的土地。在明、清两朝，农民交纳地租，多数采“分租”制，一般以收成一半或百分之六十计算，甚至多到百分之七、八十；也有采“定租”制的，地租数额虽然稍低于分租制，但不管遇到多大天灾，都要照额交纳。地主阶级还通过高利贷剥削农民，这种剥削，有时较重租更甚。农民还有义务为封建国家和地主服劳役。明朝万历九年（1581年）改革赋税制度，实行“一条鞭法”，即把原来规定的地税、贡纳、徭役、人头税等都归入田赋里面，按亩征银。这种改革并不能使贫苦农民得到好处。地主向封建国家交纳的田赋，还是取之于佃户。而且有权势的大地主一般都有办法减轻以至逃避规定的田赋负担，而使负担“飞洒”到中小地主、小业主和自耕农的身上。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事实上也没有能贯彻执行，到了天启、崇祯年间（1621—1644年），即明朝最后二十多年间又用各种名目增加了田赋以外的“加派”。清朝一开始就宣布按照明朝万历的定额征收钱粮，废除明末的各种加派；并采取“一条鞭法”，免除徭役（对国家无偿劳动）。这些做法虽然起了使农业经济恢复起来的作用，但主要还是有利于地主，特别是大地主。大地主把负担“飞洒”给中小地主和小业主的情形在乾隆以后又渐渐盛行起来。虽然在形式上废除了农民对国家的徭役，改为官方出钱雇人去当差，但是被迫当差的贫苦农民，实际上拿不到应有的报酬，仍然是无偿劳动的性质。广大贫苦农民，对于地主，对于地主阶级的国家，处于受着沉重压迫的农奴地位。除了封建国家规定的赋税以外，各地的官员和豪绅地主还以各种名义抽捐征税，所有捐税负担，归根结蒂，都是加在农民的身上。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终岁勤劳，至多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在自己耕作的小块土地上反复地进行着简单的再生产。清朝嘉庆年间（1796—1820年）统计全国耕地面积，包括民田、官田，共为八亿零八百多万亩，还比明朝初年的田亩总数少。②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版，第一辑，页69.①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05.这些数字固然未必完全可靠，但是也可以表明，明、清两代封建的农业经济总的说来处于衰落状态中。经过明末清初战乱的破坏后，农业生产虽然逐渐恢复起来，但是始终没有超过明朝的水平。明朝和清朝，在有些地区，由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由于农民中的两极分化，也存在着雇佣长工和短工的富农经济，但是这种富农经济仍带有很强的封建性，富农往往同时出租其所有的部分土地，并力求使自己成为地主。明朝的后期，商业的发达超过了以往的朝代，有了许多繁荣的城镇。商业和手工业集中在这些城镇中。清朝中叶，这种城镇的经济重新发展起来。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从当时的城镇经济中可以看到这种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那毕竟还是“萌芽”，是在封建经济压制下远未成熟的幼苗。明朝和清朝，有规模相当大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如官营的织造工业、陶瓷工业、钱币制造工业、船舶和军火的制造工业等。它们的生产不是为了供应市场，而是专为供应封建国家的需要，供应皇家和贵族享受的。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和手工场内部生产关系是封建性的，劳动者在人身上是不自由的或不完全自由的。这种官营的工场手工业不可能直接发展为资本主义。当时的商业基本上是依附于封建的生产关系的贩运商业。这种商业也不可能直接发展为资本主义。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是私营手工业工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私营手工业工场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依赖性，其内部对劳动者的雇佣关系仍带有不同程度的奴役关系。像在边远地区的矿山开采行业，大多由地方豪强投资经营，在那里对劳动者纵然采取雇佣的形式，实际上总是实行着封建性的野蛮的强制。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有些行业的私营手工业工场，资本主义性质比较多一些。例如铁器制造、棉布漂染、榨油、碾米、造纸、制糖等业，有些地方有较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生产资料是作坊、工场的主人所有，对雇佣的工人按期发给工钱，“并无主仆名分”①。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商业资本投入手工业工场，或者以包卖商的形式直接支配农民的小手工业的情形，这也属于资本主义因素最早的萌芽。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这些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很难茁壮地成长起来。城镇中的小手工业者和手工劳动者，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转化而来的。小手工业者不能不忍受各种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依靠封建性的师徒关系和行会制度而维持着自己的生存。他们中很少人能从小业主的地位上升为手工业工场主人。手工业工场劳动者们还远没有成为现代意义的无产者。总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三四百年间，中国社会经济还是处于封建阶段，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但在数量上极其稀少，而且还很不健全。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二）专制主义的政权明朝的统治政权实现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空前的统一集中。这是一个代表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0.①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年版，页266.地主阶级利益，以压迫和剥削农民大众为任务的专制政权。以农民英雄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革命倾覆了明朝在北京的统治（1644年）。居住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满族的军队乘机进入关内。他们得到了明朝的许多汉族将军和官僚的合作，残酷地镇压和扑灭了农民革命，重新恢复了为造反的农民所扰乱了的封建统治秩序。新的皇朝——清朝，也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它完全继承了明朝的传统。清朝的皇帝是满族人，在清朝统治下满族人享有某些特权。但是清朝仍然是代表全国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满族入关的时候，只有二十万人的兵力（其中满族兵十三万人）。以这样少数的力量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征服全中国，就因为满洲贵族统治者一开始就成功地实行了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以镇压农民革命势力的政策。汉族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在南方拥戴明朝的后裔，抵抗清朝统治，这种抵抗到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基本上崩溃了。明朝的遗臣郑成功把在明朝晚年强占台湾的荷兰人赶跑，在台湾建立了奉戴明朝的政权。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死，他的继承者虽仍保持着台湾，但已无力进兵大陆。清朝在消灭南方的明朝的残余力量的战争中，主要是依靠已经向它投顺的原明朝将军们的武力。吴三桂是在清朝入关时就出了大力的一个最主要的明朝将军，清朝封他为王，以云南为领地。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于清朝已经开始采取步骤企图削弱以至消除他的这种拥兵割据的藩王地位，他以恢复明朝的名义宣布反清。吴三桂有兵十万，还得到了南方的一些省份中和他一样的投降将军的支援，其中主要的是在福建、广东被清朝封为王的耿精忠、尚可喜，所以这次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三藩之变”。这些投降将军打出来的复兴明朝的口号已不能在地主阶级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在清朝的武力进攻和政治分化下，耿精忠和尚之信（尚可喜的儿子）再次投降清朝，吴三桂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自称皇帝，不久就死去，他的孙子吴世璠继承帝位，终于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彻底失败。占领台湾的郑氏政权也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被清朝消灭。在征服吴三桂和台湾郑家的战争中，清朝所使用的武力主要已不是满洲军队，而是汉族地主阶级的军队——即被称为绿营的军队。清朝的统治者接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文化及其政治统治方式。他们和汉族大地主结合在一起，掌握着国家的权力，维护着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这个政权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戴。清朝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明朝后期的许多皇帝，多半荒淫怠情，不理朝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为宦官或权臣所代行。倒是最后一个崇祯皇帝自己管事。清朝的皇帝一般地是把专制权力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明朝和清朝的中央政权机关，都设吏部（主管文官的铨叙）、户部（主管财政）、礼部（主管典礼）、兵部（主管军政）、刑部（主管刑法）、工部（主管全国各项工程的营建）这六部，各部的正副长官称尚书、侍郎。清朝规定各部尚书和侍郎都有两人，满、汉族各一人。尚书和侍郎都可以直接上奏皇帝，向皇帝负责。明朝设内阁，作为皇帝的助手，“入阁办事”的称大学士，往往由尚书兼任。清朝的内阁是由内阁大学士满、汉族各二人和协办大学士满、汉族各一人组成。但在雍正朝以前，皇帝把军政大事都交给由满洲贵族担任的议政王大臣会商上奏。从雍正朝起，别设军机处，选派大学士和尚书、侍郎若干人充军机大臣，军机处实际上代替了内阁的地位。清朝的中央政权机关还有都察院、大理寺、理藩院、翰林院等等，所有这些机构都直接向皇帝负责。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制也大致和明朝相同。除在北京畿辅地区设顺天府（长官称府尹）外，有十八个行省和若干特别行政区。十八个行省是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此外，东北三省，即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因为是满族的“发祥地”而被视为特别区，到了光绪年间始改为一般的行省。新疆原来被视为“藩部”，在光绪年间改为行省。光绪年间还把原属福建省的台湾改为一行省。内蒙、外蒙、西藏、青海都是“藩部”。十八个行省的长官是总督和巡抚，有的省（山西、河南、山东》只有巡抚，没有总督，有的省（直隶、四川）只有总督，没有巡抚。其他省每省有一巡抚，而又有兼管两省或三省的总督（广东、广西的两广总督，湖南、湖北的湖广总督，福建、浙江的闽浙总督，云南、贵州的云贵总督，陕西、甘肃的陕甘总督，江苏、安徽、江西的两江总督）。总督的地位虽说高于巡抚，但在兼有两者的省分里，巡抚并不隶属于总督，他们共同向皇帝负责。在驻有满洲军队（八旗军）的有些省分里，又没有满将军，其地位是和总督、巡抚平行的。在每个省里还设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政、以及督粮道、盐法道、河工道等官员。在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一般有道、府、县三级。省一级的主要官员，省以下的各级地方长官，直至县官，都由中央政权直接指派。这种制度都是适应于中央集权的需要的。官员是从地主阶级中选拔出来的。除了满洲、蒙古贵族的子弟和因有特殊功勋而受爵赏的汉族大官僚的子弟有做官的特权外，一般地是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出适合于封建统治需要的官员。皇帝派出官员到各省举行考试，最高级的考试在京城举行。虽说考场中有种种贿买舞弊的黑幕，但这种考试制度使中小地主也感到有进入仕途的希望。至于贫苦农民，根本没有条件受到足以应考的教育，当然不可能通过这种制度而做官。清朝入关时的军队是“八旗”，它主要由满洲人组成，也有蒙古人和汉人。统一全国后，八旗兵除驻守京城，还屯驻在近畿和外省各冲要地方。嘉庆十七年（1812年）全国的满、蒙、汉八旗兵共五十万人。除八旗外，有“绿营”，都由汉人当兵（因为用绿色旗，故称绿营）。绿营分驻全国各省，归各省总督、巡抚节制，要用兵时由中央政权直接调度。全国共有绿营兵约六十六万人。八旗兵是世袭的军队，绿营的兵士基本上也是终生的职业兵。封建统治者需要这种完全和社会隔绝的军队，因为它的任务就是镇压在封建压迫下的人民。为了供养皇室和以它为首的全部官僚机构和军队，封建统治政权集中了庞大的国家财富，这些财富归根结蒂来自千百万小农的血汗。封建主义的国家还听任各级官员用各种方法向人民巧取豪夺。例如，各级地方官员征收田赋上交国家，在法定的数额以外，还加收归于官员私囊的一部分，在明清两代叫做“火耗”。康熙皇帝说过，所谓廉吏并不是一文不取，如果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那就算是好官了。他以为地方官员在一两正税外自取一分（百分之一）是合理的，实际上当时的火耗一般都在一钱（百分之十）以上，甚至有四五钱的（百分之四五十），这还算是合法范围内的贪污。所以民间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封建官场中，真正廉洁的官吏是极其罕见的。清朝官方统计，嘉庆八年（1803年）全国人口的总数有三万万，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达四万万。按当时情况说，全国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几是在封建剥削下的农民和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及其他贫民。以北京朝廷为中心，由散布全国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的庞大国家机器的唯一任务就是维护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制度，以保障占总人口百分之几的贵族、地主、绅士的特权地位，压制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群众，使他们服从这种社会秩序，清朝政权厉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用传统的封建宗法制的观念加上最愚蠢的宗教迷信，来束缚人民的心智，愚弄广大人民，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封建的国家机器并不做任何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工作，唯一可以算是这方面的工作是治河。为治理黄河和其他易于成灾的河流，清朝特设河道总督，其品级相当于管理两三省的总督。还有其他许多治河官员。国家支付的治河款项虽然不少，但是效果很小。河工成为官员营私贪污的“肥缺”。明朝后期，对于民间的商业、矿业加重征税，起了压制初兴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清朝实行的是类似的政策，它通过官僚机构垄断一些大商业，如盐业和进出口贸易，并且在内地设立关卡，对于运销过程中的商品，重重征税。这都是不利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的。总之，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权用它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行政的、强制的手段和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维护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极力打击和扼杀任何足以动摇这种经济基础的新因素，因为，以吸吮千百万农民的血汗来喂养自己的全部封建主义上层建筑，只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虽然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得许多农家无法继续维持“男耕女织”的那种生活，因而造成封建统治的危机，但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继续顽固地用一切手段维持固有的社会秩序。很明显，不打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权这个桎梏，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三）农民革命明朝晚期，由于田赋收入日益减少，专制皇朝极力加征商税、矿税，激起了各地商人和城市贫民的反抗。特别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以后的十多年间，朝廷派出的太监纷纷前往各地横征暴敛，许多城市，如湖北的荆州、武昌，山东的临清、江苏的苏州、广东的潮阳、江西的景德镇，都发生了激烈的民变。在这种民变中可以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出现的城市市民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知识界中，结社的风气很盛。许多在朝廷中担任过较低官职的或尚未做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讲学的名义组成团体，他们讽议朝政，评论人物，抨击贪污腐朽的当权势力，主张开放言路，改革弊政。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把持朝政的太监势力排斥，回到江苏的无锡，和气味相投的一些知识界人士在东林书院讲学，这一派人由此被称为东林党。当权的太监和依附于太监的官僚们被称为阉党。两党间的倾轧和斗争一直延续到明朝在南方最后灭亡时。这种斗争虽然基本上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但是由东林党形成的社会舆论也代表了城市市民情绪。天启年间（1621—1627年），封建统治者压制自由讲学和自由结社。东林党一些积极分子被逮捕以至被杀时，苏州、常州这些手工业、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中，都发生了群众性的抗议行动。当时的城市市民虽然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但是还远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所以在明朝统治下的危机的总爆发，仍然如以往的各个朝代一样，表现为单纯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明清之际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些对封建传统势力说来是异端的思想。有些杰出的思想家，如黄宗羲（1610—1704）、顾炎武（1613—1682）、王夫之（1619—1692）、唐甄（1630—1704），提出了带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的观点，表现了对于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对于封建的道德伦理观念的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他们的思想体系总的说来还是封建主义的老框框，他们在这种老框框的束缚下透露出来了对于某种新的社会关系的朦胧的向往。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的社会关系是他们所不了解的，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这种向往更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他们虽然一般地对于在封建剥削下过着悲惨生活的农民表示同情，但是农民革命是他们所强烈地反对的。在清朝政权建立的四十年后，如前述，从地主阶级中已经不再发生对于这个政权的有组织的反抗。敢于起来反抗的只有农民群众。乾隆皇帝统治下的六十年间（1736—1795年），就经济情况来说，是清朝的极盛时期。但紧跟着，在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开始于湖北省西部长江以北地区，蔓延到四川省和河南省的附近一带。在官军的进剿下，起义军进入四川，得到农民群众广泛的响应，全省震动。陕西、甘肃等省也随着卷入了起义的烽火中。这次起义从开始发动到最后完全覆灭，历时九年之久。为了镇压这次农民起义，清朝动员了几乎全部它所能够调动的军队，用了军费二万万两。它的将领们先后上报杀死造反的群众数十万人。这时，清朝的官军，不但八旗，连绿营也已极其腐朽了，战斗力很差。各个地方的地主豪绅组织的武装，即所谓“乡勇”，对于镇压这一次农民战争起了很大的作用。白莲教的来源很久。早在元朝末年，以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为中心的白莲教组织就是发动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力量。到了明朝，白莲教仍然在北方民间暗暗流传着。天启五年（1625年），山东西南部发生过一次白莲教的起义。清朝乾隆年间，官方发觉在河南、湖北省有白莲教的秘密活动，捉拿了它的几个首领，并且到处进行查究，但终于无法遏止它的起义。白莲教起义军是在传统的宗教迷信外衣下的一次单纯农民战争。它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在湖北发动起来的和在四川发动起来的，各有几个领袖。他们分股各自活动，旋分旋合。这一股被官军消灭以后，另一股又在别处发展起来。虽然官军疲于奔命，但是起义军也因而不可能造成更大的声势。在官方的奖励下，各地方的地主豪绅招募乡勇，结寨筑堡，坚壁清野，起义军的活动也就愈来愈困难了。这次白莲教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大大震撼了清朝的统治。这次起义不但表明了封建主义统治的“极盛”下面埋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而且揭露了这个寄生在农民身上的貌似强大的清皇朝的内在的虚弱。第二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关系（一）十六、十七世纪外国侵入者的碰壁早在十六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揭幕，欧洲的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冒险家来到了中国。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十六世纪海上的霸主。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1514年到1516年）间，葡萄牙的船开始到达广东沿海。正德十二年（1517年）有八条带有武装的葡萄牙船闯入珠江口，开炮示威。后一年，西门。安得洛德为首的葡萄牙人甚至在珠江口的屯门建筑碉堡，作为他们的据点（这些殖民强盗当时在非洲、美洲和亚洲其它地区都是惯于这样做的）。中国的史书中说他们“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掠买良民，筑室立寨。”①又有记载说他们“设立营寨，大造火铳，为攻战具，杀人抢船，势甚猖獗。”②明朝政府决定驱逐他们，正德十六年（1521年）派兵围困屯门，把西门。安得洛德这一帮强盗赶跑了。接着，葡萄牙人又到闽、浙沿海进行同样的海盗活动。明朝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在宁波，明朝官军在当地人民支持下实行了一次对这些海盗的讨伐，据西方人记载，葡萄牙人死于此役的有五百人。二十七年（1548年）葡萄牙人在浙江盘踞的据点双屿港终于被扫荡干净。后一年这些远来的海盗在福建也受到了一次重创。这样，葡萄牙人在中国就没有能像他们在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样凭借武力为所欲为。他们终于用行贿的办法，在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左右，使明朝地方官员承认澳门作他们的居留地。西班牙人在1571年（明朝隆庆五年）占领了菲律宾。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和明朝合作围攻被明朝官方视为海盗、帮助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林凤的部队，这样他们才和中国发生关系，但他们也只能在福建海口通商。1584年（万历十二年）有个西班牙商人在澳门宣称，有五千名西班牙人就可以征服中国，最少也可以占有沿海各省。两年后，一个菲律宾的总督也说，有一万或一万二千个西班牙人可以达到这个目的①。——这种狂妄的野心在早期的西班牙殖民者中是有代表性的。十七世纪中叶，在东北边疆上，中国同沙皇俄国曾发生纠纷。当时，沙皇俄国是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封建帝国。十六世纪末沙皇政府武力征服了西伯利亚西部的诸民族。进入十七世纪后，许多武装的冒险家与商人，在沙皇政府的指使下，继续向东发展。他们向散居在叶尼塞河以东直到鄂霍次克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内的各游牧民族勒索皮货及其他财富，奴役他们的子女，无情地杀戮敢于反抗的人。四十年代，正在满洲军队入关的时候，沙皇的征服者侵入到黑龙江流域。他们在这里受到了中国军队的阻击，但沙皇政府仍不放弃它吞并黑龙江流域的打算。它在黑龙江上游的石勒喀河北岸侵占了尼布楚城，并在黑龙江北岸河曲处建立了一个前哨小站雅克萨，阴谋①《明史》卷三二五，《外国传》六，中华书局版，页8430.②陈文辅：《汪公（鋐）遗爱词记》。转引自郭廷以著《中国近代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页92.汪鋐是在正德十六年进行屯门之战的一个官员。①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第一册，页175.向下游继续发展。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1685年和1686年），清朝政府两次出兵围攻雅克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派代表在尼布楚会谈，订立尼布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俄两国在这个地区的边界，以格尔必齐河、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和由外兴安岭向东直到鄂霍次克海边为界，以南是中国领土，以北是俄国领土。条约规定拆毁雅克萨。这样，沙皇俄国在这个地区的侵略野心暂时受到了阻遏。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使得中俄在以后一百多年间大体上保持了正常的贸易关系，在十八世纪俄国还经常派使者到北京。嘉庆十年（1805年），俄国的远航队曾到澳门，但清朝政府因为中俄间已有北方的陆路贸易而拒绝它在海口通商。海上的世界霸权，在十七世纪，渐渐由葡萄牙和西班牙转到了荷兰和英国的手里。荷兰是十七世纪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殖民者逐渐占领了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岛屿，在那里实行了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明朝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船只首次到广州。此后，荷兰人曾两次强占澎湖列岛，并且侵扰厦门沿海的若干地方。他们的所作所为同一百年前的葡萄牙人一样，也筑堡据守，掠夺渔船，俘虏华人，勒令修筑堡垒；他们还把俘获的中国人运送到爪哇做奴隶。天启四年（1624年），明朝官军夺回澎湖列岛。接着，荷兰人又强占了台湾。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年）中国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从台湾赶跑了荷兰人，使荷兰殖民者对中国的野心最终失败。在以后二十年间，清朝政府为了要消灭占据台湾和福建沿海的郑家势力，竟不惜几次邀请荷兰人出兵相助，并因而给予了荷兰人通商的权利。英国，在十六世纪末年已在海上击败了西班牙，而在十七世纪又在印度和东方竭力同葡萄牙争夺霸权。英国的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次到中国的船还是为葡萄牙人所雇用的，这是在明朝崇祯八年（1635年）。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人威代尔率领的舰队（共四只船）闯进珠江口，与虎门炮台相互炮击。炮台被毁，英国舰只也受到损伤退出。由于当时英国在东方主要是经营印度，它在中国海口，又受到先来的葡萄牙人的排挤，所以直到十七世纪末年，英国只是逐年有些不多的船只到广东海口从事贸易。（二）十八世纪中国方面加强防范和限制以上事实说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中国人在自己的海口遇到的西方人并不是什么要求和平贸易的商人。他们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为掠夺财富而到世界各地去进行殖民事业的冒险家。他们手里拿着基督教的圣经，他们的行为是海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①为了证明这个论断，人们可以举出十六、十七世纪葡萄牙人、西班牙人、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十三，页819—820.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对待美洲印地安人，对待非洲的黑人，对待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菲律宾人等等的无数血淋淋的事实。他们用欺诈、掠夺、奴役来对待他们所遇到的土著居民，把这些土著居民世代居住的土地占为己有，甚至用他们的暴行使整个部落、整个民族灭绝。曾任驻华公使的美国作家霍耳康在他1910年所写的著作中，概括地描绘了在十六、十七世纪中来到中国的西方人。他指出：“……这些所谓和平商业的开拓者的所作所为，说不上像友好的文明人，而只能说是海盗行径。他们不仅理应为帝国（指中国——引者）所拒绝，而且简直该被中国当局动手消灭掉。这些人不断骚扰中国南部海岸，抢劫、破坏城镇，几十、几百地杀死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然后‘和平地’扬帆而去。或者，他们登上大陆，强迫中国人给他们筑堡垒，以最粗野的兽性掳走妇女，强夺当地人的所有财物，践踏了人道与文明的一切准则。”①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各处的所作所为。这些西方的来客用他们最初到达中国的行为介绍了他们自己，从而迫使中国人采取了某些他们认为理所应该的措施。虽然中国在封建时代已有同外国进行和平贸易的悠久历史，接待外国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从来是好客和没有民族偏见的，但从十六世纪以后，中国人不得不对这一批批新来的“不速之客”实行严格的防范和限制，他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另一个美国外交家、作家科士达在1904年的一本著作中这样写道：“在十六世纪，……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忽视已经以武力占领了菲律宾、爪哇和其他海岛，并在印度和马来半岛取得了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侵略气焰。在中国自己的港口与这些民族以及英国人的早期接触中充满了暴行与杀戮，这就使中国当局在十七世纪采取了导致封闭除广州外一切港口的严重步骤，而且，即使在广州，对外交往也是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进行的“①。广州早在宋朝时就是进行中外互市，允许外国船只（主要是阿拉伯人的船）停泊的口岸。到了十六世纪中叶，明朝政府曾禁止外国船只到广州，规定葡萄牙人只准在电白、上川岛、澳门这些比较远离省城的地方进行贸易；这同前面所述的葡萄牙人的暴行显然是有关的。到了崇祯十年（1637年）发生了上述英国船炮击虎门炮台的事件后，明朝政府又下令不准外国船进入珠江口内。清朝政府初期也重申了这个禁令。这期间，中国政府只承认澳门是外国船可以停泊，外国商人可以暂时居住的地方。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政府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在今连云港附近）四个地方为通商口岸。清朝政府之所以在这时采取这个措施，一方面由于它感到内部统治秩序已经稳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来的冒险家这时已不能不以商人的身分比较地遵守规矩了。当时的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只有你遵守规矩，才可以容许你们在这里做生意（前面已经说到，在东北陆路边疆上也同样是这个态度）。在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方面，清朝政府确是定了不少严格的规矩。康熙二十四年指定的四个通商口岸中，主要的是广州。以后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政府又限定只开放广州一地。从十七世纪末年到十九世纪初年，①Chester Holcombe：A Sketch of the Rele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m World（见1910 年版George H. Blakeslee 编的China and the Far East 一书。页36）。①J.W. Foster：American Diplomacyin the Orient，页6—7.在广州的通商规矩大体上是这样的：外国商船虽准驶到黄埔停泊，但外国兵船不准驶入口内，商船中如携有炮位，在进入黄埔前须卸下，交易完毕驶出时再归还。外国商人到广州后，他们的买卖必须经过官方特许的商人（他们称为“洋行”，并组成一垄断性的组织叫做“公行”）。外国商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都由洋行商人负责约束，他们不准在广州过冬（每年五、六月进口，九、十月间出去）。他们在广州时只准在由洋行修建的所谓“夷馆”中居住，严格禁止外国入雇佣中国人和中国人向外国人借贷资本。外国商人住在广州时每月除在规定的日子可以到规定的地方游散外，不准离开“夷馆”。不准携带妇女到广州，不准外国人像中国的官员绅士那样地乘坐轿子等等。十八世纪的这些限制外国商人的规矩，一向成为西方的某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嘲笑和攻击的对象，他们想以此来证明当时中国是个“野蛮”国家，是以“不平等”态度来对待外国人，甚至以此来证明后来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合理性。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当然都有权规定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些规定并没有越出这种权利。固然其中个别次要的规定反映中国封建统治者落后的成见，如禁止“夷妇”到广州，但是，当西方殖民者正以冒险家、海盗的身分在世界上一切他们所能到的地区和国家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的时候，这些规定，就其主要部分来看，实在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把十八世纪清政府的这些通商制度仅仅看成是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不承认它起了民族自卫作用，是错误的。问题是，在国内以维护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为任务的反动统治者，不可能把对外的自卫政策认真地贯彻下去，更不可能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清朝统治者不愿意完全取消对外贸易，只是因为朝廷和有关官员从对外贸易中能得到很大的利益的原故。腐朽的、贪污成性的、在根本上同本国人民相敌对的封建统治者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的侵略者。我们已经看到，葡萄牙人用行贿的方法得到澳门做居留地，明朝统治者曾和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合力攻剿本国的海盗，清朝统治者为消灭台湾省的郑家势力还想借用荷兰人的兵力。这里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在十七、十八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荷兰殖民者在爪哇等地曾大量地屠杀中国在那里的居民，而明朝和清朝政府一概置之不问。对于上述种种通商口岸的规矩，外国商人也常常用向官员行贿和收买某些中国商人的方法来加以冲破，例如英国人的东印度公司为了争取能自由地同中国商人交易，曾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向广东总督李侍尧行贿十万两银子，使李侍尧下令解散了由洋行组成的垄断组织——“公行”（到乾隆四十五年又恢复）。其他有些规矩也往往成为具文，例如卸下商船上的炮位常常不能做到，把武器私运进“夷馆”是常有的事。所以，当时的事实并不是中国实行了过于严格的不合理的防范和限制，而是某些正当的防范和限制，在腐朽的清朝官方和狡猾的外国商人的共同破坏下并不能真正贯彻执行。由于这种防范和限制暂时起了自卫的作用，清朝统治者狂妄自大地以为这些外国商人都是来自渺不足道的蛮夷小国，而自命为高于万邦的“天朝”；他们根本不想去认真了解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情形当然是封建统治者的落后性的表现。（三）英国及其东印度公司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霸主。经历了十八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英国迅速发展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英国的大资产阶级狂热地要求扩大它的殖民地。在开拓殖民地的竞争中，英国的势力渐渐超过了衰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超过了荷兰，也超过了和它同时迅速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的法国。在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中，英国开始居于首位。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在中国从西欧各国输入商品总值中，英国占百分之六十三，为一百二十万两；在西欧自中国输出商品总值中，英国占百分之四十七，为一百七十万两。在印度，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凭借阴谋与武力占领了有二三千万人口的富庶的孟加拉。这时，东印度公司，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已经“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了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①东印度公司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以前一直垄断着英国对中国的贸易。法国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开始有商船到中国。此外，在十八世纪初期奥地利、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也都开始有船同中国通商。美国在英国承认它独立的第二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就有商船到中国来。在十九世纪初年，它对中国的贸易额已仅次于英国，居于第二位。不过其绝对数字比英国少得多。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了马夏尔尼为特使，要求到北京，马戛尔尼曾在印度任殖民地官员，这次出使的全部费用都是东印度公司担负的。所以他虽然带有英王的信件，实际上是东印度公司的代表人。他被准许到达北京，见到乾隆皇帝，但他的要求（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允许英国派官员驻北京，把舟山附近小岛和广州省城附近的一地给英国人作居留地等等）都被驳回了。到了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又派了以阿美思德为首的使团（其中主要人员也是东印度公司派出来的）到北京，重申类似要求，仍遭拒绝。以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英国资产阶级，不满足于按照中国政府制定的规矩进行正常的贸易。由于中国的封建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这种贸易是发展得很慢的，外国商品很难在中国开辟市场，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常是出口的数额大于进口的数额。英国带头用各种方法来破坏中国政府规定的那些规矩。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法间在欧洲正发生“半岛战争”，英国的印度总督借口防止法军侵略澳门，派出舰队到澳门附近登陆，并且进入黄埔。清朝政府下令广东地方官员武力对付。英国方面这时还没有对中国进行战争的准备，事态没有扩大，但是东印度公司的老板们已经打算凭武力实现他们对中国的野心了。道光十年（1830年），清朝的一个关心“夷务”的官员指出：“迩年以来，有英吉利贸易夷人，自恃富强，动违禁令。而其余各国，遂亦相率效尤，日形狂诞。”①但仅仅零敲碎打地来破坏还是他们所不能满足的。在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除美国以外的整个南北美洲（包括西印度群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的一大部分，非洲的西岸和南岸，大洋洲的一部分都已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英国在1816①马克思：《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九，页168.①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的一个奏折，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0 年出版的《史料旬刊》第十期，页362.年（嘉庆二十一年）完全统治了印度，在1824年（道光四年）占领了新加坡，并已部分地占领缅甸。1833年（道光十三年）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独占权被取消，这表示英国资本家已经普遍地对中国发生了“兴趣”。一方面是内部危机正在日趋严重的封建的中国，一方面是已经有了三百年殖民地“事业”的经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近代的历史。第一编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第三章鸦片战争（一）禁止鸦片的问题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转折点。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增加地向中国贩运鸦片。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这时每年已有一千箱鸦片输入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十九世纪初期），每年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到了鸦片战争前几年间，每年多到四万箱左右（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在鸦片战争发生时，每一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格按质量高下为四百银元到八百银元）。在战前时期的正常贸易中，英国商人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织品和印度棉花，而从中国输入茶、丝等物。由于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经济，加上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和防范的政策，英国不可能在中国为自己的商品打开市场，因而出现贸易逆差。英国商人曾努力向中国推销棉纺织品，但销路很小，改变不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是对他们最有利的商品。它的售价比成本高得多，而且它具有这样的特殊性质：人们只要吸鸦片成瘾，就不能不经常地、愈来愈多地需要它。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吸毒成风，就会成为鸦片的广大市场。因此，不顾中国官方的禁令，非法地大规模地向中国推销鸦片成为英国商人追逐高额利润，并改变对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手段。据英国官方材料，在1837年7月到1838年6月这一个年度内，中国从英国（包括印度）的进口总值是五百六十万镑，其中鸦片占百分之六十（三百四十万镑）。而这年中国对英国的输出总值是三百一十万镑，中国入超二百五十万镑。这就是说，除掉鸦片，在正常贸易中，英国人卖给中国的商品总值比它所买去的中国商品总值少九十万镑。那时，美国人也从土耳其贩运鸦片到中国来。其数量仅次于英国，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在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额四千五百箱中，美国占一千九百箱。中国方面，早在嘉庆四年（1799年）就已禁止鸦片进口。嘉庆年间，曾多次发布这种禁令。例如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上谕指出，“鸦片烟一物，其性至为毒烈，服之者皆邪慝之人，恣意妄为，无所不至，久之气血耗竭，必且促其寿命”。还指出：“其来由于番舶先至广东进关后，以渐贩往各省”。这道上谕认为在海关上认真查禁，是禁烟的比较易行的办法，“如（外国商人）仍有违禁私与中国商民交易者，查出按例治罪，杜其来源，较之内地纷纷查拿，实为事半功倍”①。但是这些禁令并没有起什么效果，鸦片仍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外国商人贩卖鸦片的船只公然停泊在黄埔。道光元年（1821年）起，在广州海口上，形式上加强了禁烟。“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①《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第四册，故宫博物院1932 年编印，页19.隐，经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②。这是把责任加于官许的经营进出口贸易的中国“行商”身上。道光三年（1823年）两广总督阮元奏折中说：“现在内港及黄埔、澳门、虎门各海口，尚无偷透”，这是说，正式进口的商品中没有鸦片。但是他承认，“外海地方，潜行贩卖，越入各省，不能保其必无”③。事实上，鸦片进口的主要途径是通过非法的走私，“鸦片趸船尽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其销数之畅如故也。”④不但“如故”，而且走私买卖的规模越来越大。英国和美国商人用来囤放鸦片的趸船，从黄埔移到了珠江口外的零丁洋（亦称伶仃洋）上，外洋运来的鸦片都存在趸船上。外国的鸦片贩子在广州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由中国人的走私船到更船上取货。这些走私船备有武器，成群结队，自由地越过关卡，把毒品输送到广东、福建、浙江以及其他沿海省份。各级官员对此不闻不问，他们从外国的和本国的走私贩子得到了大量的贿赂，有些官员自己就参与走私活动。甚至两广总督也用官船供走私贩运。许多地方官员以及在他们背后的中央大员直接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得到好处。依靠走私的途径，英国、美国的鸦片贩子无所顾忌地进行着他们的肮脏的贸易。清朝官方渐渐地发现了由于鸦片大量进口而引起的一个后果，就是现银的出口。嘉庆年间，朝廷在禁止鸦片进口的同时，也禁止“偷漏银两出洋”。但那时还不很清楚这是密切相关的两件事。按正常的商品贸易来说，中国是出超的，其所以出口现银，就是因为大量鸦片走私进口的原故。道光十一年（1831年）监察御史冯赞勋的奏折说清楚了问题：“查烟土一项，私相售买，每年出口纹银不下数百万，是以内地有用之财而易外洋害人之物，其流毒无穷，其竭财亦无尽。于国用民生，均大有关系。”①早在道光初年，已经开始出现“各省市肆银价愈昂，钱价愈贱”②的现象。一两银子在道光元年（1821年）前后值制钱一千文上下，到了道光十六到十八年（1836—1838年），值到一千三百到一千六百文了。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现银出口，内地银两短绌所造成的结果。银贵钱贱使各级地方官员感到吃亏，他们以各种名义向百姓征收的税大多是钱，而向上报销则以银两计。道光十三年（1833年）江苏巡抚林则徐说：“近年以来，银价之贵，州县最受其亏。而银商因缘为奸，每于钱粮紧迫之时倍抬高价。州县亏空之由，与盐务之积疲、关税之短绌，均未必不由于此。要皆偷漏出洋之弊有以致此也”③。由于鸦片私运入口造成了银贵钱贱，造成了对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不利的影响，所以禁止鸦片就更显得是个迫切问题了。虽然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进口和贩运鸦片，但是这些禁令都不发生效果，腐朽的官僚机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事实上，越是严厉禁止，贩运鸦片的利润越大，各级官员也越可以得到更多的贿赂。于是有的官员提出了“变通办理”的主张，其代表是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也就是让鸦片贸易合②江上蹇叟（夏燮）：《中西纪事》卷四，同治四年刻本，页2.③《清道光朝外交史料》第一册，故宫博物院1933 年编印，页41.④《中西纪事》卷四，页2.①《史料旬刊》第三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 年编印，页83.②监察御史黄中模道光二年（1822 年）的奏折。《道光朝外交史料》卷一，页14.③《林则徐集。奏稿》，中华书局1965 年版，页136.法化，使官员们从走私商人得到的贿赂变成国家的税收。他以为，嗜鸦片的人都是“游情无志、不足重轻之辈”，所以除了“文武员弁士子兵丁”以外，可以听任民间吸食。至于漏银的问题，他以为在鸦片贸易合法化后，规定“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就可以解决了①。许乃济的“弛禁”主张立即得到广州的一些大员（两广总督邓廷桢等）的响应，但也遭到了另一些官员的反对。御史袁玉麟很有力地驳斥了许乃济提出的论点。他说，政令应该是划一的，既然在民间开禁，就无法禁止“官弁士兵”吸食。只准“以货易货”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并没有那么多出口货用以同鸦片交换，“内地载出之茶叶大黄等货，与外夷载入呢羽钟表等货，仅足相抵。今每岁添入二千万两银之鸦片，则内地安得再有二千万两之货与之相抵”，因此既然准许鸦片进口，那就必然只好用银子去买②。弛禁的主张显然站不住，但是怎样才能有效地禁止鸦片，应该从何下手呢？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认为只在海口禁止鸦片进口是无效的，根本办法是禁止吸食鸦片，他主张对吸鸦片的人限期一年戒绝，过期犯禁的处以死刑。皇帝把他的奏折发交各省官员征求意见。最坚定地支持他的主张的是湖广总督林则徐。他还提出了禁止吸食鸦片的六条具体办法，并在两湖地区切实执行，取得良好效果，获得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黄爵滋强调因鸦片进口而“漏银”的危机：“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①。林则徐也认为，鸦片流行，不但吸食的人受害，而且使财富“漏向外洋”，所以必须视为严重的问题，“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②。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立论，所以道光皇帝不能不为他们的主张所打动，官员中也没有人能公开表示反对。当时，吸食鸦片很普遍，各级官员和各级衙门里的人员，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兵，嗜好这种毒品成瘾的人越来越多。所以，黄爵滋的那种逾期不戒烟的人处以死刑的主张，是许多官员不赞成的，道光皇帝也没有采纳。但是弛禁的主张没有人敢提了。提出弛禁主张的许乃济受到了降职的处分。曾经同意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表示应当禁止贩运鸦片。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一些大员是鸦片走私得利者在朝廷中的代表，他们希望维持鸦片走私，一贯地暗中抵制和破坏禁烟措施，在表面上则以“有伤国体”为名表示不同意公开买卖鸦片。道光皇帝这时下了决心禁止鸦片，他想从禁止鸦片进口来解决这个问题。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年12月31 日），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专办这件事情。（二）林则徐的禁烟和英国侵略者①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此书以后简称《鸦片战争资料》）第一册，神②州国光社1954 年版，页471—47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以后简称《道光夷务》）第一册，齐思和等整理，中华书局1964 年版，页11—12.①《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2.②《林则徐集。奏稿》，页601.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主张严禁鸦片的主要代表人，也是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官员中抵抗派的首领。他在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进入官场，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省任地方官，还在河南督修过堤工，比较了解社会的情况和民间的疾苦。他曾与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提倡经世之学，他们是一群对腐朽黑暗的现实政治不满，要求有所改革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道光十二年（1832年）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比较注意兴修水利，十七年调任湖广总督。在他受任钦差大臣离京时，他的朋友龚自珍写了一篇送行文章，文章说，在广州禁烟，外国人可能动武，应该有所准备。林则徐复信同意这种看法。龚自珍的文章还要林则徐警惕在广东的官员绅士中都会有阻挠禁烟的人。对此，林则徐答复说，他所担心的还不是在广东那边有人阻挠。这实际上是说，阻挠可能来自京城。所以他说：“如履如临，易能已已！”①他知道是冒着风险去广州的。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下旬（1839年3月）到达广州，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原来并不赞成严禁鸦片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形势推动下，转变为禁烟派中得力的重要人物，他向林则徐表示一定要“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林则徐在赴广州途中，已经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一批“汉奸”的名单，通知广东地方官迅即把他们拘拿起来。这批汉奸都是勾结外国鸦片商人从事走私贩运的人。外国商人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清朝官员都是可以买通的，官方的禁烟无非都是没有雨的雷声。他们没有料到，新来的钦差大臣表现了完全不同的作风。他到广州半个月后，通知外国商人把运抵海口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数缴出，毫无通融余地。他还指名捉拿多年来从事鸦片走私，恶名昭著的英国商人（以后改为把他们驱逐出境，不准再到中国）。由于他所采取的坚决措施，二百多英国商人终于在当年三四月间被迫交出了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二箱鸦片。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的商务监督义律，不让英国商人把鸦片烟直接交给中国官方，而要先交给义律，再由他以英国商务监督的名义交给中国政府。义律采取这种做法是为了使鸦片纠纷成为两国政府之间的问题，为下一步的阴谋作准备。他的这种做法恰好表明了英国政府是公然支持非法私贩鸦片的。当时，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一千五百四十箱鸦片烟，同样经过义律的手转交。英、美商人交出的鸦片二万多箱，约二百三十多万斤。林则徐把它们全部在虎门当众销毁。销毁的方法是在海滩上挖了池子，把鸦片浸泡在盐卤水中，再投入石灰，使它沸腾起来，最后引潮水冲入海中。有些外国商人看到了这个场面，他们承认销毁工作确是做得很彻底。在贪污成风的清朝官场中，查禁鸦片一般都成为发财致富的手段。林则徐的销毁鸦片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行动。林则徐还要求外国商人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①。义律在被迫交出鸦片之后，指使英国商人拒绝按照林则徐的要求具结，率领他们在四月十二日退①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附林则徐的《复札》。见《龚自珍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61 年版，页171.①《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243.出广州。这些商人先是住在澳门，后又都到了泊在九龙的尖沙嘴附近的海船上。义律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入黄埔做买卖。他向英国政府报告，要求派军队来准备武力解决。所以在林则徐销毁鸦片以后，中英间贸易断绝，其责任是在义律，而不在林则徐。林则徐并没有封锁广州海口。相反的，他认为，正常的贸易应当照旧进行。任何国家的商船，只要不夹带鸦片，并且具结承认以后也不带鸦片，都允许进口。在四月以后的六个月内，有四十五艘美国商船和其他国家的十七艘商船相继具结进口。英国的商船，虽然急于想把装载的货物脱手，但由于义律的命令，只能继续停泊在海上。五月二十七日，在九龙的尖沙嘴发生了英国水手行凶杀死了一个中国人的事件。林则徐要求英国人交出凶手，义律无理地拒绝。这时，义律手下有两艘军舰，七月二十七日，义律率军舰突然炮击九龙山口，那里的中国水师船和炮台发炮还击。即使这样，林则徐仍然表示，只要英国人把凶手交出来，只要英国商船具结不再贩运鸦片，广州港口仍然是向英国人开放的。林则徐还派员在澳门同义律谈判，但义律只是用谈判拖延时间，等待国内的军队到来，所以谈判没有结果。九月间有两艘刚从印度开来的英国商船不顾义律的禁令，按照林则徐规定的条件请求准予进口，这是义律不甘心的。九月二十八日，义律率领军舰闯入珠江，在穿鼻洋附近阻拦进口的英国船，并和水师提督关天培所率领的中国师船接战。在紧接着的十天内英国人又连续六次进犯驻有中国军队的官涌（九龙尖沙嘴以北的一座小山梁）。林则徐和邓廷桢在军事上已经做了些准备，所以英国人的这几次进攻都被打退了。这虽然不是取得大胜，但确也使英国人看到，在广州是有戒备的，对于侵入者是敢于抵抗的。林则徐、邓廷桢把这几次战斗向朝廷作了报告，按照官场的向例，这类报告不免有些浮夸的字眼，例如奏报中说：“旬日之内，大小接仗六次，俱系全胜”，但总的说来，这个奏报还是比较实在的。奏报中说明对待英国人的态度是：“苟知悔悟，尽许回头”，这就是说，并不准备同英国决裂。所以“他国货船遵式具结者，固许进埔（黄埔），即英国货船，亦不因其违抗于前，而并阻其自新于后”。林则徐派官员对于已经进口的一艘英商船的船长，“面加慰谕”，而对于因英国兵舰阻拦未能进口的另一艘英国商船，也准备“查明下落，护带进埔”①。林则徐这时当然不知道英国政府将要派军队来。他是紧紧抓住禁止鸦片这一个问题，采取了既有原则，又比较稳妥的政策。但是，在北京的道光皇帝的头脑愈来愈发热了。他在接到林则徐等关于七月二十七日九龙山炮战的报告时已经亲自批示说：“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②对于林则徐等“接仗六次，俱系全胜”的奏报中所说的对英国商人政策，皇帝认为是错误的。林则徐等说：“英国商人苟知悔悟，尽许回头”，皇帝批示道：“不应如此，恐失体制”。林则徐等说，对于愿意具结的英国船，许其进口，皇帝批示道：“恭顺抗拒，情虽不同，究系一国之人，不应若是办理。”皇帝下令说：“著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所有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不必取具甘结”③。林则徐不能违抗朝廷旨意，他宣布“自十一月初一日（1839年12月6①《道光夷务》第一册，页241—243.②同上书，页226.③同上书，页242—243.日）起，停止英吉利国贸易”④，十二月初一日（1840年1月5日）又进一步下令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但即使在这以后，林则徐和义律之间还交换过几次信件，并没有决裂。直到英国政府派出的侵略军队到达广东海面的时候，情势才发生了根本变化。1840年2月（道光二十年正月），英国政府决定派出所谓“东方远征军”开往中国。当时英国议会曾辩论对中国出兵是否合理的问题。议院中的“反对派以拒绝为支持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而进行战争的理由反对政府的政策”①。所谓“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当然就是指鸦片贸易。下议院中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支持政府的立场。内务大臣罗素向议会发言为政府的立场辩护，说明英国开战的目的是：“为商务监督及女王陛下的臣民所忍受的暴行与虐待要求赔偿，为英国商人们在恐吓与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要求赔偿，为英国商人们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使今后免受暴虐与残忍的待遇，并能够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经商”②。许多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著作力图证明，英国当时对中国作战虽然因中国方面禁烟而引起，但并不是为了保护鸦片贸易，而是为了要求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正常的贸易。中国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也附和这种说法。当时英国官方对作战原因的公开说明，例如上举罗素的话，的确都小心避免提到鸦片烟，但是所谓“英国商人们在恐吓和暴力之下所受到的损失”，很明显的就是针对林则徐迫使英国商人交出鸦片烟而言，所谓“为英国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获得保证”，就是针对林则徐提出的如果以后再贩烟“货尽没官，人即正法”的要求而说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不是为保护鸦片走私呢？至于说，中国的封建皇朝在贸易关系上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外国，所以英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争取“平等”。——这是一种强盗逻辑。强行进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否认这个国家有权自行规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制度，企图用武力来取得在这个国家中为所欲为的地位，而称之为要求“平等”，这是十九世纪的作为世界霸主的英国资产阶级的强盗逻辑。英、美的有些历史书说，如果不是林则徐禁运鸦片，英国对中国的这次战争也会发生。这种说法是对的。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这次战争，除了保护鸦片走私以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中热心鼓吹对中国作战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鸦片走私贩子，例如被林则徐驱逐出境的查顿和玛地臣。这两个人多年在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走私而发了财，回国后不久，都成了国会议员，玛地臣还受封为爵士。另一部分人是同对中国贸易有关的工业、商业、航运、金融等方面的资本家。他们竭力企图把英国的工业制造品推销到中国去。当时英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到处寻找新的市场。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国家自然成了他们觊觎的目标之一。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那些限制和规定是使英国工业品不能畅销于中国的主要障碍，因此他们主张用武力冲破这种障碍，使中国成为对于英国商品自由开放的广阔市场。如果没有林则徐禁止鸦片，英国资产阶级也会找另一借口来发动战争，这是可以断言的①。④同上书，页247.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 年版，页284.②Maspero：《中国》，据张雁深译文。①法国作家Cordier 论述鸦片战争说：“要找一作战的借口是很容易的。但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国家，却在一英国资产阶级在1840年发动战争是以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为其直接原因，企图用武力迫使中国放弃一切自我保卫的措施，而向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自由开放——所以这次战争，在英国方面，完全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三）战与“抚”道光皇帝无论在禁烟问题还是在战争问题上，都没有一贯的坚定的方针。以禁烟来说，他虽然曾经显得很有决心，但是一遇到阻力时，他的决心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在他的朝廷中，有许多官员本来就不赞成严禁鸦片，因为鸦片贩运是为他们带来好处的。而主张禁烟的多数官员也只能寄希望于用一种比较省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消除自己身上的痼疾。虽然事实很明显，把外国鸦片贩子运来的毒品接运入口，把鸦片运销国内各地，都与各级官员的包庇、受贿有关，而且许多大小官员就是鸦片的嗜好者。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比较显要的官员因鸦片而受到惩治。皇帝和官员们对于外国情况并没有任何了解，以为只要略施威吓，并以停止贸易为武器，就可以使外国商人再不敢私贩鸦片，从而一劳永逸地在国内禁绝鸦片了。因此他们认为，从外国的鸦片贩子下手来解决禁烟和相连带的白银外流的问题，似乎是最省事的办法，用不着同时向自己内部的贪污腐朽做斗争，就能解决问题。道光皇帝在决心禁烟时派林则徐到广东，其动机也就在此。他没有料到，在外国的鸦片贩子的背后，有着他所吓不倒，反而使他吓倒的一种力量。在封建统治集团中，林则徐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一个人。他在就任钦差大臣以前，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也是全不了解的；到达广州之后，他很重视探访外情，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他组织人编译澳门报刊上的材料，还积累资料，编辑《四洲志》草稿，以求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疆域和政治情况。虽然他所了解的还很有限，但是他渐渐懂得，对于这些国家是应该认真对待的。林则徐在广东力谋加强戒备。道光十九年（1939年）十二月初他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原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他在虎门口外海面设置木排铁链，又购买西洋大炮，添置炮台、炮位，在珠江口两岸加强布防。他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等率领水陆官兵认真操练。看到了沿海人民对英国侵略者的同仇敌汽，他认为“民心可用”，召募了一些渔民、蛋户①加以训练。根据当时的军事形势，他认为必须采取“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作战方法。英国政府派好望角海军提督懿律（义律的兄弟）统率所谓东方远征军，并委任他和义律为全权代表同中国交涉。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英国侵略舰队到了广东海面，宣布封锁广州，禁止所有船只进入广州省河。林则徐移驻虎门，校阅水师，并且张贴告示，动员人民，准备作战。懿律和义律根据英政府的训令，避免在广东拖延，率舰队主力北上。六月初侵略军在厦门海面与闽浙总督邓廷桢统辖下的水师发生冲突。接着英军乘福建以北个所谓野蛮国家的君主努力停止一种很不道德的贸易的行动上，去寻找开战的借口。是不太值得的。“（Cordier：《中国通史》，据张雁深译文）①在封建时代，粤闽沿海地区以舟为家、过水上生活的居民被称为蛋户（也写作疍户），并被视为一种贱民。防务空虚，向浙江沿海进攻，首先到舟山海面，登陆占领定海县城。一部分英军驻守定海，其余继续北上，七月十六日到了天津的白河口。朝廷一面空喊要在浙江进剿，收复定海，一面看到外国兵船迫近京畿，十分紧张，只想用温和的方法劝使他们自动退到南方去。按当时统治者的语言，这叫做用“抚”的方法。所谓“抚”，实际上成了屈服和投降的别名。直隶总督琦善在白河口像接待客人一样地接待了英国兵船。懿律和义律把英国外相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的照会交给琦善，由他送呈皇帝②。皇帝从阅读这个照会中得到的结论是，英国兵船并不是来挑衅的，只是因为林则徐等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所以才北上请求“昭雪伸冤”。其实，帕麦斯顿的照会明明包含着极端粗暴的勒索和讹诈：要求按价赔偿“所有逼夺之货物”（这是指被林则徐没收销毁的鸦片）；要求割让一个或几个岛屿；为达到这些要求，要封锁中国海口，并对某些地方实行军事占领，未得满意结果时，不能停战；而英国这次出兵的一切费用，要由中国负担等等。道光皇帝下谕指示琦善拒绝割让海岛和偿还烟价：“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至于要中国担负英国出兵费用一点，皇帝没有提到，他那时大概以为这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奇谈、根本不值得答复。但是皇帝的谕旨中又说：“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仗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着即返棹南还，听候处理可也。”①琦善在致懿律的照会中照样写上了这些话②。很明显，这是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林则徐，想以惩办林则徐来搪塞武装进犯的洋人。帕麦斯顿的照会还不敢公然指责中国的禁烟，关于要求赔偿鸦片这一点，只能含糊地说是“货物”（英文原文是这样说的）。现在，皇帝和琦善明确地把林则徐的禁烟说成是“措置失当”。英国人虽然没有因此而完全满意，但是从此禁烟宣告失败。在广东禁烟的林则徐等官员倒成了罪人了。琦善向皇帝报告说：“天津切近京畿，凡盐漕铜船皆由此来，最为咽喉重地。设使边衅一开，该夷狡焉思逞，频相滋扰，致我劳师糜饷，所关匪细。且海道处处可通，如黑沿子庄并无口门之所，该夷尚能乘坐小船，设法上岸，又安得有如许弁兵，旷日持久，无时无处，不加堵御？诚恐防不胜防“①。这是皇帝和琦善等大臣认为洋人既然到了天津口外，就只能和他们妥协了事的原因。白河口的英国人曾在附近沿海一些地方自由登陆，不但在黑沿子庄这种”并无口门之所“，而且到了山海关这样的要冲。他们在到过山海关以后，向一个清朝官员说：”因闻山海关地方，向多古迹，是以前往观看“，又说：”该处只有弓箭，并未见有炮位“。这个官员答以”此系密防，岂能令尔望见。“直隶总督琦善把这件事报告了皇帝，并且说：”该夷所恃者大炮，其所畏者亦惟大炮。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②在英国舰队到了广东海面②照会见《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82—387（这是当时皇帝读到的译文）。①《道光夷务》第一册，页391—392.②同上书，页387—388.①《道光夷务》第一册，页425—426.②同上书，页460—461.后，皇帝曾多次下诏，令沿海各督抚严加防范，各省督抚也纷纷报告，已经做了准备，其实完全是空话。这个直隶总督倒并不真是以为拿明朝的废炮可以吓倒洋人，不过是以此来证明他的辖区完全没有防御侵略者的能力。琦善在白河口同懿律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并同义律进行了两次会谈。英国人坚持包括赔偿鸦片烟价在内的各项无理要求。琦善除了承认一定重治林则徐的罪以外，对其余问题，含糊地答应，只要到广东去，一切都可商谈。这样，英国舰队就在八月二十日离开白河口，折回南方。英国舰队又到了浙江海面。英国人向琦善表示过，在他们的要求未得到满足前，决不放弃已经占领的定海。派在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丝毫没有作战布置，他向英国人求和，并且应英国人的要求向定海居民发出布告说：“务须各安耕读，自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害，尔等亦不复行查拿也。”①于是英国方面宣布浙江休战，除留下少数兵力外，全军移向广东。在“抚”的空气高涨，皇帝已表示不信任林则徐的情况下，本来反对严禁鸦片的官员们大肆造谣中伤，陷害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和抵抗派。九月，道光皇帝下谕申斥林则徐、邓廷桢，给他们加上“误国病民”的罪名，把英国侵略军沿海骚扰，各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说成是他们“办理不善”的结果②。被革职的林则徐还上奏说，为海防长久之计，应当不惜经费，“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并要求“带罪前赴浙省，随营效力，以赎前愆。”对于这个奏文，皇帝加上了“无理，可恶”，“一片胡言”等等批语③。林则徐被罢免后，在白河口“抚夷”有功的琦善接任两广总督，在广州和英国人义律谈判（懿律已经因病回国）。琦善完全不作任何作战准备，只想在谈判中用延宕的办法来使对方降低他们的要求。义律决定再度使用武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突然袭击和占领了虎门外的沙角、大角两个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统率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使敌人遭到较多的伤亡。但是琦善并不积极抵抗。义律擅自发布公告，宣称已与琦善达成初步协议，把香港割让给英国，并赔偿烟款六百万元等。英军随即强行占领了香港。道光皇帝在知道英国硬要割地赔款之后，忽然又改变方针，主张打仗了。原来他以为，已到天津海口的英国军队既然很容易地就撤往南方，可见他们并没有多么厉害；既然已就“抚”，就不应该再要求割地赔款。割地，有伤“天朝”体面，赔款，钱又从何而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皇帝下诏表示决心在广东和浙江把英国人“痛加剿洗”①。一个月后，他命令把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义律没有得到割地赔款的确实凭证，又获悉清朝政府调兵遣将的消息，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二月上旬，英军向虎门炮台发动进攻。琦善的投降政策使许多官兵丧失了战斗意志，英军轻易地占领了虎门的十余座炮台和一千余尊炮位。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上炮台率部抵抗，他在这一次战役中牺牲。英国方面由于在华兵力不足，在二月初把留在浙江定海的部队全部撤退。钦差大臣伊里布因而能够奏报“收复”定海。已经下了作战诏书的道光皇帝这时认为，伊里布一直不敢和敌军作战，不能加以剿灭，“可谓庸懦无①《鸦片战争文献》。见《国闻周报》第十卷第四十八期。②《道光夷务》第一册，页483.③同上书，页531.①《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12.能之至“②，所以也给了他以革职的处分。道光皇帝这时似乎真是有了作战的决心。他下令从湖北、四川、贵州、河南、广西、江西调动军队开往广东。他派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一起负责广东的军事。杨芳先到了广州，此人号称名将，但也和琦善一样，竭力采取“抚”的办法以避免作战，因此他受到皇帝的申斥。皇帝认为他“只知迁就完事，不顾国家大体”，训示他说：“此事更无他议，唯有进剿一法。……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③。随后，奕山和隆文也到了广州。他们在出京前由皇帝“面授机宜”，要他们“一鼓作气，殄灭丑类”。四月初，奕山在毫无切实的军事部署的情况下和侵略军打了一仗，只打了七天，广州城外炮台全部失陷，一万八千军队溃散了。正在英军要发动攻城时，奕山挂起了白旗乞降。在奕山主持下订立了新的停战条款，其中主要是奕山和中国军队于六天内退出广州城，七天内交付六百万元赔款。奕山迅速地做到了这些条款，英军在取得赔款时，四月十九日退出虎门。道光皇帝这一回批准了奕山的投降行动。原来他的作战的决心和禁烟的决心一样，是一遇挫折就迅速熄灭了。他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①，既然这些洋人已经在广东退出虎门，而且在浙江也已交还了定海，那么面子上也还算过得去，一切事情就算完了。打败仗的奕山等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惩罚反而落到了已经革职的林则徐、邓廷桢身上，皇帝下令把他们“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六月初，皇帝下令，广东和其他沿海各省在前一时期为加强防务而从外省调集的官兵一律裁撤。但侵略者却不认为战事已经告终。英国政府在知道义律率兵到了大沽口又撤回，接着在广东也未得到明确效果这些情形以后非常不满意，认为义律没有能贯彻执行原定的计划。英国政府撤回义律，改派曾在印度任职的朴鼎查担任全权大臣，同时更换了司令官，增加侵略军力。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中旬（1841年8月初），朴鼎查到了广东，立刻通知中国官方，要出兵北上以求满足去年在白河口提出的全部要求。这以后一整年中间，英军在福建、浙江、江苏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清朝当局手忙脚乱地调兵遣将，布置抵抗。但是在任何地方都显不出有抵抗的决心和能力。英军在七月间一度占领厦门，为了要进攻更北的省份，不久就退出厦门，但仍盘踞鼓浪屿。八月中旬英舰到了浙江海面，第二次占领定海，并且占领了镇海和宁波。这一回，浙江的守军进行了抵抗，但在这些抵抗失败，派去浙江的钦差大臣裕谦在镇海兵败自杀后，浙江巡抚刘韵珂就断定军事抵抗是无用的，只能寻求别的出路，也就是求和。侵略军在占领了浙江沿海这几个地方后，就在这里过冬。因此浙江变成了一个军事中心。道光皇帝派遣另一个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到浙江主持军务。奕经虽然主战，但只想靠临时从各省凑集的军队一战而侥幸取胜。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底，奕经以一万三千多的兵力反攻宁波、镇海，迅速地失败退却；紧接着，英军以一千二百多人向慈溪追击，使奕经的大军全部溃散。于是这个扬威将军也不再想“扬威”而赞同刘韵琦的立场了。这时侵略军丝毫无议和之意，它似乎还要在浙江进一步占领杭州，这使浙江当局十分恐慌。但是英军在三月下旬放弃宁波，腾出兵力到②同上书，页830.③同上书，页956.①《道光夷务》第二册，页1046.浙江以北的地区寻找更致命的打击点。在一度攻占乍浦以后，四月底英国舰队到了江苏省长江口外。五月初八日，英军攻占吴淞、宝山，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率部抵抗，壮烈牺牲。由于两江总督牛鑑怯懦畏战，清朝官兵无抵抗地放弃了上海。英国侵略者扬言要进入长江，还要更往北去。道光皇帝原来寄希望于扬威将军奕经，这个希望落空后，又转向求和的方针了。皇帝派遣原任盛京将军的耆英以钦差大臣名义到浙江，并起用被认为是善于实行“抚”的政策而能博得英国人的好感的伊里布。耆英和伊里布接受的任务就是设法在尽可能低的条件下求和。虽然皇帝下达的命令中仍然写上“相机追剿”一类的空话，其实从朝廷到地方上的官员和将军们，已经完全丧失在战场上的信心了。在战争中心移到了长江口的时候，耆英、伊里布奉派赶到江苏，立即同英方联系，要求停战言和。但侵略者拒绝，他们要在更有利的情势下才提出媾和的条件。英军退出上海，由吴淞口西驶，进入长江。历史上称为天险的长江，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的手中，对于初来的英国舰队，成了敞开的通道。五月二十八日，英国舰队进入长江，四天后，越过被认为是长江的第一重门户的江阴炮台。六月十四日，镇江被攻陷。七月初一日，英国兵舰已经停泊在南京的下关。急急忙忙赶来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鑑，在南京全部接受了朴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不敢有任何异议。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订立了可耻的城下之盟——这就是南京条约，在近代史上第一个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四）战败的原因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中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英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英国侵略军在另一方面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的“远征军”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轮船，以及若干艘运输船，其全部海陆军人数为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共载炮七百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整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的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兵力有限，不敢把战线拉得过长，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的原故。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中国的将军督抚们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战败的原因的呢？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说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做了防御的准备“而该夷乃直如破竹”，其原因他认为是：“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逆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①。认定自己无力作战的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船炮不坚，兵心不固”②八个字来说明广东的情形，他又说：“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船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③关于琦善所说的最后一点，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经也向皇帝报告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①。可见这些将军们并不认为“船坚炮利”是敌人取胜的唯一原因。他们虽然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但还举出了些使他们失败的其他因素：自己方面“兵心不固”，而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倒是兵心很固；外来的侵入者能尽知我方的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军队反而像个瞎子似地连“山势陆路”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这些奇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将军们的乱说，不过他们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兵心不固”的现象的确是严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皇帝诏书总结战争的情形说，“将弁兵丁，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溃”②。但这还是把兵心不固归因于武器。其实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到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更是腐败到了极点。徐继畲（在战争时，曾任厦门附近的地方官）这样描写官兵的情况说：“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③。黄钧宰（《金壶七墨》一书的作者）描写由各省调到广东的军队情形说：“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④琦善向皇帝的报告中提到广东水师中发生的事情：“众兵曾向提臣（指水师提督）讹索银钱，否则即欲纷纷四散。……该提臣势出无可如何，……每名散给洋银二元，甫得留防”①。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虚设，例如在定海第一次失陷时，当地县衙门里当幕僚的王庆庄说：“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缉，视为具文”②。封建统治者用这样的军队来同拥有优势武器的侵略①《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00.②《道光夷务》第二册，页655.③同上书，页628.①《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69.②同上书，页1849.③《退密斋文集》。《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597.④《金壶七墨》。见上书，页615.①《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77.②《犀烛留观记事》。《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240.军作战，当然谈不到旺盛的士气。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议不成，又空喊作战。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更谈不到鼓起坚强的军心和民心。封建统治者既然没有决心反对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仍然继续纵兵扰民，当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帮助的军队，反而不如得到一些汉好导引的外国侵略者那样熟悉“山势陆路”，这也是不奇怪的。为侵略者所收买的汉奸在居民中终究只占极少数。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在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却极度夸张汉奸的数量和作用。奕经在浙江向皇帝报告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③奕山在广东也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甚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④把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说成是汉奸，显然是瞎说，但这种说法恰好说明，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仍然认为“防民甚于防寇”！外国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动，的确经过各种途径收买了一些汉奸，到了战时，这些汉奸成了他们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统治者其实并不真是仇视汉奸，特别是一到了所谓“议抚”时，汉奸成了他们所利用的宝贝。例如有一个鲍鹏，本是在广州为英国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跑腿的走狗。两广总督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时，把鲍鹏收罗了来，使他成为一个八品衔的官员。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人的交涉，鲍鹏都参与在内。英国人关于鲍鹏的记载说：“这人原在颠地先生在广州所开的公司里当买办”，又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买办鲍鹏，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①林则徐说：“广东夷务大不可问，静老（琦善字静庵——引者）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隶守隶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②何止这个八品衔的鲍鹏是个汉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起义军作战时总是决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镇压白莲教起义，即使战争中失利，即使战争拖延不决，它也要打下去。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它这样做。但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它却那样地易于动摇，那样地经受不起挫折，这当然也是为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就有十大“可虑”。其中第一到第七项说的是敌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方面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到了第八项，③《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69.④《道光夷务》第二册，页994，995.①《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94、174.②林则徐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的家书。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563.他说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收不齐，“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匪徒聚众抢掠”的问题，他说，虽然已经多方“弹压”，但是“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最后第十项，是说，“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①刘韵珂的“十可虑”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的战争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在内部的统治。但是失败，哪怕是一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着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长时期的战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封建统治者不可能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动员广大人民的力量，只能靠有限的军力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到处分兵把口，在任何一点被突破时，就惊惶失措，除了节节败退外没有别的办法。本来是敌寡我众的形势，但是在实际战场上却成了敌众我寡的形势。在浙江兵败自杀的裕谦说：“彼可并帮来犯，我则必须扼要分守，彼可数日不来，我则必须时刻防备，已成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之势”①。本来应该是侵略者力求速战速决，旷日持久对他们是很不利的，但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却害怕战争延长更甚于侵略者，一想到“糜饷劳师，伊于胡底”就感到危机重重。封建统治者不能使敌人每取得一个胜利都付出一定的代价，也不能使敌人看不到胜利的前景而陷入困境；反而使侵略者因为轻易地取得一个个胜利，并且因为看到讹诈的手段能够生效，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威风。鸦片战争中一些主战的将军、督抚很快就变到主和的立场。道光皇帝也曾显得好像是坚决主战，但是他不断地动摇，终于接受屈辱的和约。这就因为他们在主战时都不切实际地认为可以一战取胜，当速战论行不通，马上就转到了投降主义。林则徐是一贯的坚决的主战论者，但他最多只能在他曾负责的广东地区加强防务。在封建官僚集团中虽然还出现了林则徐这样优秀的人物，但他在本集团中只能受到排挤和打击。当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已经被敌人的海盗行为所吓倒，而认为议和投降比打仗有利得多的时候，林则徐被撤职查办是不可避免的。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鑑向皇帝报告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②。封建统治者所说的“异谋”，就是指改朝换代而言。为什么封建统治者同造反的农民势不两立，而同他们也曾表示痛恨的“洋鬼子”终于妥协？这就是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前者公然有“异谋”，而后者并不“潜蓄异谋”的原故。（五）三元里的斗争英国侵略者在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时，显然不能不考虑到，以少数的“远征军”去与成亿的中国人敌对是危险的事。中国政府的外强中干和中国人民①《道光夷务》第四册，页1678—1682.①《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226.②《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262—2263.对这个政府的敌对情绪，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机会。一个有名的鸦片贩子安德森在战前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侵略计划说：“（中国的）一般人民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府”。“对于中国，和对于一切软弱的政府一样，勇敢地施用武力，可以收到意外的效果。用这手段，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但是除非等到中国政府拒绝我们的正义的要求，迫不得已时，不可对一般中国人加以损害，否则便使我们的利益与政策受到损失”①。英国政府派出的“远征军”采取了这个鸦片贩子建议的策略。侵略军初到广东时，用汉文发布一个声明书，书中“向中国人保证，这次远征对于和平居民并无恶意，远征完全由于林则徐的虐待英人而起，大军所攻击的，仅仅是政府的官员、军官、以及兵士”②。当时，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中国的皇帝和官兵们在对外关系上实行的“锁国政策”，是他们所遇到的唯一障碍，只要打碎这个障碍，庞大的中国就向他们自由开放了，因此，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最聪明和适当的。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一点印象很深，非常愤慨。耆英和伊里布报告上海一带情形说：“（英军）张贴伪示，本国与百姓毫无战争，最愿彼此和睦，广开通商之路，但大清官兵不肯议和。此等鬼域伎俩，尤令人愤满胸怀”①。但是事实的发展同侵略者的预想相反。侵略者以为能在所到之处把敌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广大人民拉到自己一方面来，这种妄想是完全落空了的。许多地方的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西方侵略者，完全不知道这些武装的陌生人跑来是为了什么，这次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们需要从亲身经验中逐渐认识这些。英国侵略军侵入中国沿海的许多地区和城市，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显示出海盗的本色，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广州城外的“十三行”，原是与外国商人贸易的场所，被英国侵略者洗劫一空。英军的铁蹄所到之处，如厦门、定海、宁波、乍浦、镇江等地，人民都遭到了摧残和劫掠，生命财产受到惨重的损失。英军的侵略暴行，引起东南沿海地区广大人民的强烈义愤。他们自发地起来为反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例如，在福建厦门近郊的乡民曾以抬枪等为武器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歼敌多人。在浙江宁波、镇海、定海等地出现反抗侵略者的“黑水党”，多次神出鬼没地狙击英军，有时用小划艇袭扰和消灭敌人。在江苏太仓等地农民埋伏击杀英国士兵，使侵略军胆战心惊，不敢上岸。靖江人民还用抬枪击中英军船舰的火药舱，敌船起火，狼狈逃窜。在台湾的台南、台北、基隆等地人民也多次击溃英军的进犯。在广东，广州三无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当时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当英国侵略者认定清朝官兵并无抵抗能力的时候，他们在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十日（1841年5月30日）在广州城北约五里的三元里遇到了他们所没有料到的敌人，打了一场特殊的仗。这时，广州的统帅“靖逆将军”奕山已经放弃抵抗，同英国侵略者订约言和，到达广州城边的侵略军官兵们正在肆行动掠奸淫。这一天，侵占四方炮台的英国军队忽然发现他们面对着数以千计的敌人。一个英国军官这样描写道：“30日上午，一大群一大群的敌人集合在军营的后面，以长矛、盾牌①英国蓝皮书：《对华贸易有关的英商给政府的呈文》。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页663.②《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63.①《道光夷务》第四册，页2024.和剑为主要的武器。……敌人散布在一哩以上的地面上，大约有五千人之众，……两小时以内，敌人增加到七千人以上，露出许多军旗和几枝火绳枪。”①原来这些并不是中国官兵，而是普通的老百姓。其中主要是农民。来自附近一百零三乡的群众越聚越多，他们打着三星旗，抱着对侵略者的仇恨，用最简单的武器进行肉搏。侵略者被分割在几处，陷入群众的包围中，很难摆脱。雷雨更使他们增加困窘。到了第二天，奕山应英国人的要求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解围，劝说群众的领袖们引导群众散开。侵略军才得以陆续撤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终于发展为激流狂涛的人民反帝斗争，可以说，最早就萌芽在三无里。只就鸦片战争的各方面形势来看，三元里的斗争也足以说明若干重要问题。在三元里爆发的斗争中，普通的农民群众不顾官方已经屈膝求和，自己起来惩罚侵略强盗，而这些侵略强盗却得到了封建官员的帮助，这决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而是深刻地表明了由这次战争引起的内外阶级关系变化的趋势。广州附近的居民接触洋人较久，琦善说：“粤省民风，浇薄而贪，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②。奕山也据此而断言“防民甚于防寇”。三元里的群众的英勇斗争用事实驳斥了这些敌视人民的封建官僚的谬说。三元里的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封建统治者不认识，更不可能发动这种力量。但是，封建统治者在企图抵抗外来侵略势力时，也并不是想不到利用人民，按他们的说法，叫做“借资于民”。封建统治者的“借资于民”的办法，有“募勇”和“团练”这两种形式。所谓“募勇”，就是官方出资雇佣壮丁作为正规军的辅助。例如林则徐在广州曾从渔民、蛋户和滨海居民中募勇五六千人。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除从各省调兵一万一千多人外，还“募乡勇二万二千人”①。林则徐有《议覆团练水勇情形折》，说明了他对募勇的态度和作法。他说：“当防夷吃紧之时，恐此辈（指”粤东渔民蛋户以及滨海居民“）被其勾作汉奸，或为盘运鸦片，利之所在，不免争趋。仍惟收而用之，在官多一水勇，即在洋少一匪徒”②。这种看法是有代表性的。浙江道御史殷德泰奏请在沿海各省招募水勇也说：“沿海一带，率多利涉之人，……其人小利自驱，招之即至，为我用则成水勇，为夷用则为汉奸。”③派到浙江的钦差大臣裕谦则说：“浙江之乡勇水勇，亦不过羁縻匪类，不使内讧而已”浙江巡抚刘韵珂曾在乍浦一带从“游民”中募勇，他说：这些“游民”，“性多犷悍，无事之时尚难冀其安分，有警之日，势更易于为匪”，所以他一面“添兵弹压，以驯其桀骜之气”，一面“将游民中之强壮驯良者，挑充乡勇以分其势，如有夷船豕突乍洋，④…… 即令协同攻击，似于安内攘外，两有裨益。”①总之，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募的“勇”①《英军在华作战记》。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页225—226.②《道光夷务》第二册，页777.①贝青乔：《咄咄吟》。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176.②《林则徐集。奏稿》，页881.③《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14.④同上书，页1266.①《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217.“乍洋”指乍浦附近的海面。是也可以成为“汉奸”、“匪类”的人，是他们所很不放心的人，只是暂时利用一下罢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其具体做法可想而知。林则徐说：“雇用此辈，流弊亦多，权宜虽在暂时，而驾驭必须得法。盖其来从乌合，非比有制之师，而又犷悍性成，每易藉端生事。……故当其招募之时，即令查明亲属，取具的保，……临事不藉冲锋，只令备为策应。……若辈久处行间，习知虚实，其中亦有所不宜，故又须加意防维，随时稽察。果能遵守纪律，出力向前，则留营酌编入伍，否则酌量资遣，妥为管束，以杜日后非为”②。可见，林则徐对于下层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属于封建统治者利用人民力量的观点，并不真是相信人民的力量。林则徐认真地执行禁烟，坚决地抵抗外来的侵略者，符合当时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他高出于其他封建官僚的地方。因此，他实行募勇，还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至于所谓“团练”，那是指农村中地主绅士自己编组的武装力量。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这种团练起了很大作用，它并不是人民的武装，而恰好是同造反的农民对立的武装。道光二十一年九月，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号召：“沿海各处乡村，均宜自行团练乡勇，联络声势，上为国家杀贼，下即自卫身家”；还提到了不久前的白莲教战争的经验：“从前三省教匪滋事，尽有由义勇出身擢至大员者”③。意思是希望各地方的地主绅士们仍能同样地出力。但是鸦片战争和白莲教战争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镇压农民革命的战争中，各地方的地主绅士同农民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而集中地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朝廷的战争决心是始终不懈的，所以在官兵失利的情形下，地主绅士们愿意竭尽全力组成武装以支援。在鸦片战争中，朝廷的和战方针是那么动摇不定，地方的地主绅士们当然也就要对战争采取观望态度了。侵略者的仅以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为敌的表示，对于绅商地主们是起了作用的。在侵略军进入长江，攻陷镇江后，扬州的盐商和绅士们竟派出代表向侵略者献银三十万五千两赎城，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事例。所以，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虽然都鼓励地主绅士们“自行团练乡勇”，但这种地主绅士的武装在许多地方并没有组织起来或者没有起什么作用。在广州方面，南海、番禹、顺德一带农村的地主绅士在鸦片战争中，通过他们原有的“社学”的组织，团练乡勇，参加抗英。这和抵抗侵略态度坚决的林则徐的影响有关。三元里的斗争，参加的除农民外，有当地的丝织工人，打石工人，人数近万，已远远超过团练的范围。一些主持社学的地主绅士参与了这次斗争，并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这些农村中的较小的地主和绅士，由于面临着侵略者的暴行，在群众自发的反侵略的斗争高潮中，也表现了斗争的积极性，但是他们的基本态度毕竟是追随地方官员的。所以他们很快地听从投降主义的官僚奕山、余保纯的劝说，停止了斗争。在三元里的斗争后，奕山为了掩饰自己对侵略者的投降行为，把这一次斗争当做自己组织团练的成就，向皇帝报告，并给其中“有功人员”请赏，得到赏的就是这些领导社学的地主绅士，其中有的由此而做了官。参与这个斗争的劳动人民中的英雄，则“名不见经传”，而只流传在当地人民的口碑上。据调查，有的参加三元里斗争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自称“生不到衙门，死不到地狱”，不②《林则徐集。奏稿》，页882.③《道光夷务》第三册，页1316.愿向官府领赏，后来参加了五十年代的农民起义军①。三元里的斗争，是中国人民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反帝斗争的最初的胚芽，它基本上是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而且地主阶级还在里面起着领导作用。当时，有些反对投降主义的人以为，如果广州的官员不去解围，三元里的斗争就能够取得很大胜利，甚至对整个战争起决定作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要发展成为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还必须经历许多曲折漫长的道路。当然，另一种否认三元里的斗争的历史意义的看法更是完全错误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国民党反动派由于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实行投降主义而对革命人民实行镇压，就对任何歌颂三元里斗争的历史记载表示极端的仇恨②。他们极力诋毁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三元里斗争，就是为了企图否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力量。这恰好证明了三元里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六）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在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订立了《南京条约》以后，由于英国的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商谈，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和八月（1843年7月和10月）又成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被称为《虎门条约》，《五口通商章程》也被视为虎门条约中的一部分）。这二者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通商口岸贸易的具体章程。这些章程中涉及的事项本来应该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己决定的，现在却都按照侵略者的利益而作出了规定。这两个条约包含着一些在南京条约没有的重要内容。综合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可以看到英国侵略者经过鸦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是什么东西：一、五口通商，即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二、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其中六百万元是赔偿林则徐在广州没收的鸦片（战争中期，英国人已在广州向奕山勒索过鸦片费六百万元，现在是又付一次），三百万元是偿还过去广州的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一千二百万元是赔偿英国这次出兵的军费。三、割让香港。南京条约规定“因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四、协定关税。南京条约中说：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根据这条规定，次年成立所谓通商章程时又同时议定了各项进出口税率。这样，就开创了关税税则中国不能自己作主的局面。五、南京条约中规定，废除原在广州实行的行商制度（即只有中国官方指定的商人有权经营出入口贸易的制度），以后英商“赴各该口贸易者，勿①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抗英斗争史料》，1978 年修订本，页171.②例如罗家伦在1931 年的一篇文章中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受了这种巨创深痛，事后还是不知发奋图强，三元里这件事的抵消力，自不在小。因为大家都相信官弱民强，汉奸急于求和；我却不相信到了十九世纪的世界，还可以执梃以挞坚甲利兵“。（郭廷以编《中国近代史》的引论）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学家是想使大家都相信，官是强的，民是弱的，求和的并不是汉奸，既然没有 ”坚甲利兵“，就只能求和，而不应该抵抗。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就是，英国按照它的需要迫使中国实行对外贸易自由的政策。六、南京条约中有这样一个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眷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①这一个条文在当时中国官方很明确地认为就是说：“汉奸一概释放”②。这就在实际上创造了外国侵略者有权保护他所收罗的和雇佣的间谍奸细的局面。七、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如在通商口岸的英国人犯罪，不能由中国处理，而“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开创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局面，开创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所谓“领事裁判权”的制度。八、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以后每一通商口岸准许停泊一只英国“官船”。这就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外国兵船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领海以至内河的局面。九、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到通商的五港口居住，虎门条约又补充说，“但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及基地，系准英人租赁……”清朝官员本以为这种规定可以避免口岸上的纠纷，但是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利用这个条文在通商口岸划定居住地区，造成了所谓“租界”的制度。十、虎门条约中有所谓“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这样的规定，根据这一条，英国就得到所谓“最惠国待遇”（一种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后来别的侵略国家也援例得到这种特权，就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中国勒索到什么好处，其他国家都可“合法”地“一体均沾”。首先利用中英鸦片战争的机会跟着英国也来同中国订立类似的条约，攫取同样的权利的是美国和法国。得到南京条约的签字的消息后，美国总统泰禄立即派了一个特使加勒。顾盛到中国，这个加勒。顾盛是曾经长期在中国经营鸦片走私买卖的约翰。顾盛的本家弟兄。加勒。顾盛在道光二十四年正月（1844年2月）到达澳门，立即同护理两广总督的程矞采交涉，他表示要到北京向皇帝呈递国书，同中国订立“永远和好条约”。和顾盛同来的有三艘美国炮舰，他模仿英国的经验，以炮舰的威胁作为提出要求的后盾。在他致程矞采的一个照会上说：“上次中英战争，实由于广州当局漠视英国官吏的权利所致。……如果在过去五年经验的前面，中国政府回复到已经招致灾祸的途径上去，我们只有把这种行径，看作中国企图再与一个大国战争的证据”①。清朝政府只得专派钦差大臣到广州和顾盛谈判，承认美国在中国享有和英国同样的一切特权。这个钦差大臣就是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耆英。耆英和①《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年版，页31—32.②例如伊里布、刘韵珂奏文中说：根据议款中的规定，他们“联衔出具告示，以历次所获夷俘汉奸，业已遭旨释放，嗣后军民人等，不得再行查拿”。见《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442.① J.B.Moore：《国际公法汇览》。转引自卿汝楫著《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60.顾盛于道光二十四年五月（1844年7月）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②签订条约，所以称为望厦条约。望厦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以外，几乎包括了英国所订条约中的一切内容。而且有些项目，规定得比英国的条约更具体、更多地损害中国主权。关于协定关税，虽然南京条约已开其端，但用的还只是“秉公议定则例”这样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而望厦条约则更明确地说：“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所以后来人们说，半殖民地中国的“协定关税”制度是由美国人确立起来的。关于领事裁判权，望厦条约中明确地规定包括一切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在内，地区上也不仅限于通商口岸。按照望厦条约，在中国的美国人，如果因事被人控告，不管控告者是谁（是中国人，或是美国人，或是其他任何外国籍人）“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只能由美国的领事官处理。所以，半殖民地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也是由望厦条约进一步确立起来的。望厦条约又有“合众国……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的规定，这也比英国的条约中的有关规定更扩大了。最后，望厦条约中同样规定了“倘中国日后……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①中美望厦条约成了法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的范本。搞成这个条约的顾盛向国务院的报告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的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②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望厦条约具有侵略性，“显现了帝国主义的色彩”③。在望厦条约签字后不久，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底（1844年8月间），法国派遣的特使剌萼尼也带了兵船七只，轮船一只来到了澳门，要求与耆英会晤。耆英先派人向法国人探问他们的来意，然后自己到澳门同剌萼尼进行谈判，终于在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双方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一个条约，被称为黄埔条约。耆英向皇帝报告说：“该夷通商章程，业经议定条款，一切均照英、米（即美国——引者）二夷新例，字句互有异同，情节尚无出入”①。这就是说，凡是英国人、美国人得到的好处，都同样给了法国人。清朝政府这时已经决心采取所谓“一视同仁”，随便那一国的“夷”都不得罪的态度，但是在与法国的谈判中仍然发生了困难，这是因为法国人还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这就是天主教的“弛禁”的问题。天主教在明朝传入中国，并在有些地区吸引到了一些信徒。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明令加以禁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处进行其“殖民事业”时，传教士常常被使用为先驱者，基督圣经被看做是和炮舰同样有效而相济为用的武器。直到鸦片战争时，从西方国家来的传教士在中国沿海不断地进②当时，望厦不属于澳门。后来占据澳门的葡萄牙当局逐步自行扩展澳门的范围，使望厦成为澳门市区的一部分。①见《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51—57.② W.F.Johnson：《美国外交史》。转引自《美国侵华史》第一卷，页79.③ Dennett：《美国在远东》。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 年版，页58.①《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879.行活动。中国官方始终把中国人信从“夷教”看做非法，这是西方国家所不甘心的。法国人和中国的贸易本来很少，他就抓住传教问题来做文章。黄埔条约特别规定了一款：“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②。这样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政府要保护法国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按照所谓利益均沾的原则，当然其他外国人的传教事业也同样受到了保护。）但是仅仅有这一条，法国人还不满足。剌萼尼坚持必须由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将天主教弛禁。到了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预定互换双方政府正式批准的条约以前，剌萼尼又表示，如果不满足这个要求，“约册即不必互换”，最后又用炮舰威胁，说是还有兵船续来，“两国之事，正未可知”①。清朝政府让步了。道光二十六年正月（1864年2月）皇帝上谕：“天主教既系动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等等②。虽然天主教在明朝已曾传入中国，但是这回的弛禁却有特别的意义。封建统治者在外国的压力下作出这个让步以后，传教成了外国侵略势力渗入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武器。总之，经过鸦片战争，英、美、法这三个西方的主要资本主义强国迫使中国开始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他们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为的是要奴役这个古老的国家。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各种恶劣制度在这些条约中初步奠定了基础。这场战争和这些条约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者完全没有能力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战前，封建统治者为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上设立的种种防范全部崩溃。从此，中国社会不可能不发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的变化。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页62.①《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34、2949.②同上书，页2964.第四章战争以后（一）广州城的斗争广州，在鸦片战争中处于遭受英国侵略的前哨，发生过三元里的斗争；在战后几年间，由于人民群众中积累起来的反对侵略者的情绪，这里继续发生了一系列的群众性的反英斗争。通过这种斗争，可以看到内外阶级关系经过战争而发生的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三个多月，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1842年12月初）发生了群众包围“夷楼”（即在广州城外历来指定给外国商人居住的地方）并火烧夷楼的事件。有一批登岸的英国水手行为蛮横，惹动公愤，群众自动集合起来造成了这场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前几天，城里的明伦堂（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贴出了一个《全粤义士义民公檄》，檄文认为跟英国侵略者议和是靠不住的，号召群众根据皇帝关于要求“团练自卫”的谕令组织起来准备进行反英斗争①。几个知识分子和绅士起草了这檄文并且把它印刷散发。曾有上千的人聚集在明伦堂议论这事情。这对于激发群众中的反英情绪显然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檄文所依据的是在战争期间的上谕。两广总督祁埙和广东巡抚梁宝常立即在明伦堂贴出布告，禁止“聚众滋扰”，表示要严惩敢于破坏和局的暴乱行为。他们认为：“皇上已准英夷就抚，照旧通商，我官绅士民当钦仰圣衷怀柔之至意，中外一体，方为孝子忠臣。”①所以官方态度是很明确的。在火烧夷楼事件发生后，他们杀了十个被认为祸首的人，不久后，又经过皇帝批准，严惩了起草和散发明伦堂檄文的钱江（一个监生）等数人。有一种说法认为火烧夷楼是升平社学领导的，这不是事实。在祁塤、梁宝常向皇帝报告这一事件的同时，还报告了在城外石井地方的绅士们所办的升平社学和江村地方的绅士们所办的升平公所的情形，要求褒奖这些绅士，他们说：“初六日夷楼被火，初七日臣等谕调该乡壮勇二千人来省以备不虞。该二处丁壮，于初八日即踊跃齐集。“②可见，在地方绅士领导下的升平社学，在这时是起着帮助官方维持秩序的作用的。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两江总督耆英，受任为办理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不久后改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他于道光二十三年五月（1843年6月）到了广东，他向皇帝报告：“粤中风气，缙绅之家，皆系读书明理，守法奉公。惟市井小民，嗜利尚气，好斗轻生。……遂有上年十一月间焚抢洋行之事。其实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③。耆英明确地区别了”缙绅之家“与”市井小民“，闹事的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战前，一向只准英国人在广州城外一定地区居住。战后，英国人提出进广州城的要求，并且认为这是南京条约给予的权利（其实条约只规定广州是①公檄全文见《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353—355.①祁埙和梁宝常的布告原文已不可见，有当时的英文译本见Chinese Repository1842 年12 月号，页686.祁、梁二人当时还为此事有一个给广州学教官的通知（见《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页2），这里的引文就是这个通知中的后。②《道光夷务》第五册，页2517.③同上书，页2640—2641.通商口岸，并没有关于进城的明文规定）。英国人一直坚持这个要求，把它当成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能实现这个要求，进不了广州城，实际上成了他们能不能在中国为所欲为的一个标志，那么究竟是什么障碍了他们实现这个要求呢？看一看在这场斗争中的形势是有必要的。道光二十三年六月（1843年7月），耆英已经对英国人的要求表示同意。这时，以何有书（他是升平公所的主持人）为首的地方绅士劝耆英不要这样做，他们给耆英的呈文说，让外国人进城很可能造成事端，“省城五方聚集，良莠不齐，诚恐烂匪凶徒，猝然干犯，夷人或不相谅，是敦和好，反致参商。”①于是耆英在关于这个问题给英国人的信上就说，他本来是愿意让英国人进城的，现在有八十多个绅士来向他表示反对，虽然他已当面告诫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的意见，但是经过连日的考察，觉得民情的疑虑确是还没有消除，所以必须再等待一段时期，让他和其他官员设法使人心安定下来云云②。这样，英国方面也就同意暂缓进城。耆英和绅士们的担心，英国人的同意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到了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6年1月）广州城里果然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骚动。这时耆英在街头贴出了一个告示，要求人民不要反对洋人进城。贴出的告示立刻就被人撕掉，引起了一片抗议。耆英向皇帝报告中这样描写：“甫经出示，即有人标贴红白字帖，语多忿激，群情汹汹。”③这些红白字帖中不但表露了对英国侵略者的仇恨，也表现了对屈服于侵略者的官员们的愤怒。群众包围了知府衙门，纵火焚烧，知府刘浔仓卒逃出，才免于被群众抓住。对于广州城里的这次骚动，英国人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坚持立即进城。相反，他们在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和耆英约定推迟进城。英国公使德庇时关于这件事向英国人发出的一个通告中说：“进入广州城的权利……的实行，经同意延期到广州地方当局更能控制人民的时候”①。英国外相阿伯丁认为采取这种做法是最适当的，他认为：“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无论做什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是十分困难的。”②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八月，有两个英国水手在广州城外被人殴打，二十七年正月，又有几个英国人在广州附近的佛山镇被当地群众用石块攻击。以这些事件为借口，英国的公使德庇时（他兼任香港总督和驻军总司令）在英国政府的同意下突然对广州进行了一次武装袭击。二月间，英国兵舰载着一千多人的军队闯进虎门，一天中间占领了所有的主要炮台，并进入城外的商馆地区。耆英与德庇时之间立即进行了反复交涉，结果达成协议，耆英保证要由地方当局对“欺凌”英国人的凶手查究和惩办，并且承认在两年后“英国官员和人民可以自由进城”③。这样，英国军队也就撤出了省河。英国人宁愿在他们认为十分重要的进城问题上继续等待，因为他们相信以耆英为代表的①《鸦片战争资料》第六册，页87.②这个信的原件已件，英译文见Chinese Repositoryl846 年1 月号，页64.③《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70.①ChineseRepositoryl846 年5 月号，页277.②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页428.③同上书，页438.地方官员们是在努力控制仇视外国侵略者的下层人民的，所以他们不想强使耆英立即开放广州城，以免削弱他的地位。——在这里，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看到了，外国侵略者维护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以便通过他们去对付人民群众。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既然对外国侵略者实行了可耻的屈服投降的政策，就不可能在内部实行有力的统治。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一条规律，在广州进城问题上已明白地显示出来了。耆英无法使人民相信让外国人进城不过是件小事，并不是又一次的屈服投降。他既不敢拒绝外国人的入城要求，又不敢像他所说的“屈民以从夷”，害怕人民的打击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无可奈何他说：“进城一节，民与夷各相持不下，虽不致即开衅端，而彼此大有芥蒂。”①在发生了英军撞入省河的事件后，他向皇帝报告说：“数年以来，于民夷交涉事件，斟酌调停，实已智尽能索，而不意犹有今日之变！”②他始终把自己摆在“民”与“夷”之间，居于调停的地位。道光皇帝批准耆英的方针：“总期民夷两安，怨……悉泯，以定民情而消夷衅”③。至于地方绅士——像上举何有书那样的人，在外国人进城问题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对于外来的侵略者，他们是温和的反对派。但他们知道，如果没有下层群众的激烈的反对，也就没有温和的反对派的地位。因此，有时他们甚至表现为广大人民的反对情绪的代表者。但他们毕竟是封建统治政权的支柱，所以耆英认为可以通过绅士们去缓和群众情绪，他说：“欲息内外之争，必先弭民夷之隙。地方绅士与民人较为亲切，开导劝谕，易于信从”。所以他“责成绅士，纠合良民，互相保卫，于民夷冰炭之处，设法排解”④。让不安分的群众由绅士们管束起来，这是对封建统治者有利的。耆英在道光二十六年说：“升平等各社学……均有公正绅士为之铃束。近年以来，不惟滋扰府署与官为仇者，社学之人不与其事，即焚毁公司馆与夷构衅者，亦并无社学之人”①。英国侵略者以南京条约为护符，无餍足地猎取他们的胜利果实，使地方绅士们也感到自己利益受到了损害。道光二十七年六月，英国人企图租占广州的河南地（即省城珠江的南岸地方），中国官方表示同意，并传令业主议定租价。业主们拒绝出租，因为这将使他们迁离本土。英国人自行到那里丈量土地，插旗立界，有强占之势。这样就激起了广大居民，包括上层绅士们的强烈反感。绅士们“会齐四十八乡，约集三千余人”同去找英国领事讲理，领事避而不见。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以“河南合堡绅耆”名义给英国领事的信件和这些绅耆把此事通告“全省绅耆及各国官商”的信件。信中表示，他们的态度是“分辨情理，陈说利害”，以达到“各守和约，相安无事，共享太平”的目的。他们向英国人说：“我等绅耆生长河南，目睹民情有汹汹之势，恐激变，故不得已会集众人，将情理利害四端，先行详晰陈明于阁下之前”。他们所陈述的利害主要是，如果英国人强占河南地，不免要遭到下层人民群众的骚扰，“民动公愤，而心甚齐，此非我绅耆所能排解，亦非大宪所能压①《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70.②同上书，页3081.③同上书，页3084.④同上书，页3093.①《道光夷务》第六册，页2994.服者也”②。很明显，这些绅士们是以下层群众的暴力来吓唬对方，而自己则保持温和的态度。这时，广州城的商人们也发出一个《告谕英商大略》的文件，其中说：“不惜苦口反复辩论，聊尽我辈之婆心，汝英商亦当三思猛省……但知安分营生，彼此视同手足，自然同享升平，均占乐利“，同时也以下层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来警告对方：”英国屡次逞强，人心已失，今不时骚扰，使有身家者不能安居乐业，人心愈加愤恨。以数百万愤极之人与汝相杀，能保其必胜乎？“还说：”中国君子，惟重礼义，最鄙强梁，故稍知义理者皆安分守己。其问有不安本分之游民，借端生事，亦所不免。今后英商等如肯以君子自居，则当自重自爱，切勿三五成群，浪游各处，至招游民之侮……“①。这里所说的”游民“就是指下层人民群众，这里所说的”中国君子“就是指绅士和富商们。在下层人民群众中郁积着的愤怒，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只能表现为自发的个别的行动。在广州的外国人“三五成群，浪游各处”时，像上述绅士们所说的那样，遭到“游民之侮”的情形是经常发生的，这种行动固然不足以给外国侵略者以致命的打击，但英国人因此在好儿年内不能实现进入广州城的企图。道光二十八年耆英调离广东，由原任广东巡抚的徐广缙升任两广总督。英国人要求按照预定两年的期限在道光二十九年三月（1849年4月）实现进城的“权利”。这个消息传出来后，广州城内群众的反英情绪又一次掀起高潮。徐广缙感到他的处境非常困难，对于群众仍然既说服不了又压服不了。他说：“广东民情剽悍，……民夷实有不解之仇……是以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群思食肉寝皮，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曲从”②。这时，地方绅士许祥光等人起来号召城市居民组织自卫。徐广缙这样说：“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同筹备经费，置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余人”。“均归晓事之人分别管带，约束严肃”①。虽是这样，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等人认为还不能保证掌握局势，如果容许外国人进城，仍然难免有匪徒“乘机煽惑”。他们认为“外患固属堪虞，内变尤为可虑，措置稍有未协”，就有“众民解体”的危险②。虽然道光皇帝这时表示不妨让外国人进城一次，但徐广缙等在仔细考虑后，认为还是不能这样办。他们采取的办法仍然是用“民情未洽，众怒难犯”的理由来婉言拒绝英国人的要求，并且由绅士们写信给英国公使，用“民情汹汹，势将激变，于贵国大为不利，于粤民亦不聊生，两败俱伤，隐忧殊切”这类话进行“劝导”③。由于徐广缙采取这种办法，果然英国人又一次放弃了入城的要求。徐广缙等人没有想到能这样轻易地解决问题，他们报告皇帝说：“何以此次官民一气，兵勇齐心，锋刃未交，梗顽顿解，亦非臣等意料所及”④。道光皇帝也②《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410、411、413.①《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页355—357.②《道光夷务》第六册，页3170.①《道光夷务》第六册，页3188、3187.②同上书，页3174.③同上书，页3182.④同上书，页3192.“龙心大悦”，对徐广缙等官员和许祥光等绅士给了优厚的褒奖。他们都以为，这样利用了一次人民群众的声势，就造成了“官民一气”的局面，并使得蛮横的洋人不得不让步。他们陶醉于轻易的“胜利”中。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总结战争的教训，实行民族的自卫，所以在面对外来侵略的时候，并没有做到什么“官民一气”。英国侵略者这时只是暂时回避一下和人民群众的直接冲突，同时还向中国政府发出了凶恶的警告，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行动作准备。（二）五口通商和买办阶级的产生鸦片战争后，对外正式开放了五个港口，不平等条约赋予外国商人以许多有利条件。战后最初的若干年头里，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况如下：首先，鸦片仍然源源不绝地输入中国。在拟定南京条约时，英国方面曾表示希望中国宣布鸦片可以依法征税输入，也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官员拒绝这样做。战后，以英国人为首的外国鸦片贩子更加无所忌惮地贩运鸦片，成了公开的走私。在鸦片战争结束的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有三万三千箱鸦片输入中国，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增加到五万三千箱，售价约在三千万元以上，到了咸丰八年（1858年），鸦片贸易终于被认为合法的贸易，那年进口的鸦片达七万八千箱之多。在这十几年内，外国商人仍然是靠这种非法的毒品输入来抵消他们对中国的正常的贸易上的逆差。战后，外国商人从中国买去的主要商品仍然是茶和丝。它们的出口额增加得很快。茶的出口，1843年（由广州一口）大致是一千三百多万斤，1844年（由广州和上海两口）是五千三百万斤，1850年（由广州和上海两口）是五千八百万斤，1855年（由上海、广州、福州三口）是八千四百万斤。这十二年间，增加了五倍多。丝的出口，1843年不到二千包，1845年是一万三千包，1850年超过二万包，1855年五万六千多包。十二年增加了二十多倍。外国资产阶级在廉价搜刮中国的农产品的同时，也要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工业产品的市场。但这方面，他们没有能很快得到成功。拿英国来说，它在战前的1836年输入中国的除鸦片以外的货物总值是一百三十万英镑。战后从1843年到1855年这十三年中，只有少数的年份超过二百万镑（1844年，二百三十万镑，1845年，二百四十万镑，1851年，二百二十万镑，1852年，这是最高的一年，二百五十万镑），其余都保持在一百五十万镑左右，有的年份还低于一百三十万镑。就拿最高年份的二百五十万镑来说，按当时比价，约合银元一千一百多万元。可是那时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三千万元以上！可见鸦片在贸易中的地位。外国资产阶级本来以为只要打破了中国的“顽固”的政府的封锁，中国就能成为他们工业产品的最广阔的市场。他们没有料到中国的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相结合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对于工业品有这样顽强的抵抗能力。贪婪的西方资产阶级对这种情形是不甘心的。他们毕竟已经用武力撞开了中国的大门，已经在中国取得了优越的地位。实际上，当他们在咀嚼着第一次战争的果实时，已经在准备着凭借既得的优越地位进行下一次的冲击了。终于在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期间，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那是我们要留到后面去谈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①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分解和破坏的过程，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京条约后的初期，还没有因以后的条约而开放更多的港口，所以可以称为五口通商时期。在这时期，中国的进出口额比起以后还是很小的，但是在靠近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开始受到了深刻的影响。由于茶、丝等农村产品愈来愈多地供应输出的需要，刺激了产区的农民更多地从事这些生产。例如福建武夷的茶，当时有人这样说：“武夷北苑，夙著茶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未业所存，易荒本业。乃自各国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争相慕效，漫山遍野，愈种愈多”①。这就是说，这里的农民愈来愈多地抛弃粮食生产，而生产这种“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商品。丝、茶和其他出口商品的生产者，仍然是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民②。每年出口几十万担的茶叶和几万担的丝是从千千万万小农家庭的点点滴滴的生产累积起来的。这些个体小生产者，“把采集的茶叶，就近在乡间市集上卖与收购商贩，收购商贩或将茶运送到通商口岸去出卖，或在当地卖与茶商，洋商又从茶商之手购买”③。丝和别的产品也是如此。这样，从事小生产的中国农民就被卷进了他们所完全不了解的市场——国际市场。他们不得不忍受从当地小商贩、中国大商人直到外国商人的重重的盘剥。伦敦和纽约的茶市场、丝市场的价格支配着他们的微薄的产品的价格，支配着他们的命运。外国的机制工业品的输入，以其价廉，而使原有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镇小手工业受到了排挤。这在若干地区的手纺织业中最为明显。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一个关心社会经济情况的作者谈到松江、太仓一带的情形说：“松大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①1847年，英国商人的一个组织的报告书中写道：“中国人所织的白而结实的布比我们（英国）的货物贵得多。我在上海发现，由于我们的布代替了他们的布的结果，他们的织布业已迅速下降了”②。固然，在五口通商时期，外国的机制布还没有能在它所到之处摧毁一切中国小农的简陋的织布机，因而当时一些英国商人慨叹他说：“土布中，不论粗细，所含原料特重，而其生产成本之低，足抵制一切外来的严重的竞争”③。但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竞争啊！这是中国的小农尽力压低自己的生活水平，几乎赤手空拳地来和以大炮为前锋，以不平等条约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0.①卞宝第：《卞制军政书》。转引自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 年版，页446.②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外国人在1888 年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说：“中国之种茶，皆零星散处，此处一、二株茶树，彼处三、两株茶树”。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445.③《1882 年—1891 年海关贸易十年报告》。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451.①包世臣的《安吴四种》。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 年版，页495.②同上。③《米琪尔致文翰的报告》。同上书，页506.为护身符的兰开厦的蒸气机工厂的“竞争”！中国的一个关于嘉定县的记载中说：“往者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赢钱百文。自洋布盛行，土布日贱，计其所赢，仅得往日之半耳”④。这种情形表明，中国农民的小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的压力下面，挣扎求生，是多么的艰难！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城乡商品经济已经有所发展，从而使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相结合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能不开始发生变化，因而中国社会经济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因素。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虽然加速了这种变化，但是其结果却不是使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使中国走向殖民地化。在五口通商时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买办资产阶级的开始出现。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①这种买办阶级的产生早于现代的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的直接产物。“买办”，即所谓“康白度”（出自西班牙语Comprador）这样的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已经有了，但是在战前和战后，买办这种人的身份有很大的变化。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它是从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其存在的历史的。鸦片战争前，在唯一的广州港口，给外国商人充当翻译员和经济事务助手的人称为“通事”和“买办”。但这些通事和买办按例要由中国的行商选派和作保，受行商控制，外国商人不能自由雇用②。而行商则是中国官方指定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商人。有些行商由于多年经营对外贸易而成为巨富，但是他们受着封建政府的紧紧的控制。他们经营对外贸易的特权随时可以被剥夺，如果官方认为他们不适合的话。朝廷和地方官员经常用各种名义向他们勒索巨款。所以这些行商虽然同外国商人有某些共同的利害，但毕竟外国商人不能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工具来利用。这些行商有时缺少现金，向外国商人借债，东印度公司和其他外国商人也乐于向他们放债，这不但为了取得利息，而且是为了用这种借贷关系使这些行商依附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中国官方认为这种借债是行商的非法行动，发现了是要加以严厉惩处的。多年间，有不少行商因为内受官方的压榨，外受洋商的重利盘剥而破产歇业。所以，鸦片战争以前的行商与后来的完全依附于外国商人的买办，其地位是不同的。那时，外国商人也偷偷地和官许的行商以外的别的人接触，进行其贸易活动。鸦片走私就是多半不经过正式的行商的。中国政府严格制裁这种非法地参与对外贸易的中国人，他们认为这种人是属于可疑的里通外国的歹徒。道光十九年（1839年）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的一个讨论“整饬洋务”问题的奏文中提到“严禁孖毡”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凡土人晓习夷语，夷人买卖从中为之说合者，名曰：”孖毡‘。其始不过受雇在洋行，藉作经④光绪八年（1882 年）的《嘉定县志》。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503.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3.②林则徐的一个奏折中说：“各夷馆所用工人以及看门人等，均责成买办保雇，其买办责成通事保充，而通事又责成洋商（按即行商）选择，令其逐层担保，仍由府县查验，给牌承充”。（《道光夷务》第一册，页264）。纪。近有‘孖毡’自出资本与夷人交易，货物出口，则搭洋行代为输税，而洋行亦利其抽分，名曰‘搭报’。此中良莠不一，遂有串合夷人，违禁售私等弊。更有卑鄙棍徒，名曰孖毡，实系汉奸，朝夕出入夷楼，所有售卖鸦片及过付银两，皆其勾串。“①骆秉章对于”孖毡“一词虽然是误会②，但是他所说的”自出资本与夷人交易“，”串合夷人违禁售私“这样的人确是有的。这种人可以说是后来的买办阶级的前身。但当时他们和外国商人的关系，被视为非法的，他们不能明目张胆地活动。前面曾提到，在鸦片战争中，向英国侵略者实行投降外交的钦差大臣琦善，手下有一个八品衔鲍鹏，是他在广州和外国人交涉中的得力助手。在琦善被撤职查办时，政府也查出了这个鲍鹏的来历。鲍鹏原名鲍聪（鲍亚聪），林则徐通缉捉拿的中国鸦片烟贩中就有鲍聪和他叔叔鲍人琼。当时只捉住了鲍人琼，“据鲍人琼供称，伊兄鲍人琯曾充夷人颠地（亦译作顿地，是英国的一个有名的鸦片烟大贩子——引者）等买办。道光十八年六月，因鲍人琯患病回家，鲍亚聪受雇代办。……鲍亚聪又曾充过花旗夷人（即美国人——引者）闭黎买办”①。鲍聪逃到了山东，改名鲍鹏。他的老朋友潍县县令招子庸把他推荐给山东巡抚托浑布。在英国兵船过山东境时，托浑布派他上船与英国人联络，以后又把他推荐给琦善。鲍鹏此人，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参加重大政治活动的买办。这个买办没有得到好下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上谕宣布把鲍鹏“照交结外国例加等发遣”，“发往伊犁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②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造成了一种新的形势。条约中既然明白规定外国商人在中国港口可以和任何中国商人交易，又实际上宣布了汉奸无罪，外国侵略者对这些条文抓得很紧。1844年底，在厦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中国官方拘捕了两个中国人，因为他们在作战期间曾出售食物给英国人。英国领事阿利国立即出面抗议，使这两个人在一个月后被释放。阿利国向他的上级得意地报告说，这件事表明了“中国当局方面明白承认我有权保护英国人所雇用的任何中国人不受无理的侵凌”③。事实上，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很少惩办在政治上里通外国侵略者的罪行，至于在商务与经济上为外国侵略者服务，那就完全成为合法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