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感到神往。但大多数人却抱有怀疑直至拒绝的态度。这种状况在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表现，在选举立法机构国民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了24%的选票。由于列宁担心革命政府会被选出的人民代表所取代，于是于1918年1月18日用武力解散了国民大会。按照他的说法，他的此举“代表了人民的大多数”——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列宁断言比人民自己更了解人民的利益，所以任何政策都可以得到辩解。布尔什维克作为少数派夺取了政权，并试图用一切手段把它维护住。由于人民的大多数不愿意这样，所以爆发了内战。沙皇的旧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外国的帮助下反对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初更名为共产党——的统治，斗争达三年之久。革命的反对者，即“白军”开始时还取得了相当的优势；1919年10月，他们的军队已经接近彼得堡。但列宁的最聪明的战友列夫·托洛茨基，却成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组建了一支具有很大战斗力的“红军”。由于“白军”的各个派别不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统一行动，所以“红军”得以把他们消灭。1920年秋，“白军”彻底失败。　　参与这场内战的双方都全力以赴，进行了最激烈和最残酷的战斗，大约有1100万人在战争中阵亡。全国经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农业和工业产品极度匮乏，无数人死于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路线。他脱离了正统的学说，在1921年的党代会上宣告了“新经济政策”。农民被允许把一部分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中小企业重新私有化，获得了生产和经商许可。这样形成的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导致了繁荣的出现，逐渐改善了这时国号已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居民的生活状况。尽管如此，列宁还是不想改变他原定的目标。“当然，我们后退了几步，但这只是为了赢得更好向前跃进的一个起跑点。”　　但这个“大跃进”，列宁没有能够看到。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他死后党内展开了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激烈斗争，最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人称斯大林（1879————1953）取得了胜利。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成功地把可能的竞争者排挤了出去。他最强大的对手列夫·托洛茨基，首先被他开除出党，然后驱逐出境，最后于1940年在墨西哥流亡地被暗杀。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作为绝对独裁者统治着党和国家。他指出：“我们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五十或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去。或者我们能够做到，或者我们被别人粉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斯大林安排了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农民的庄园被剥夺，建立了农业大企业“集体农庄”。谁要是反对集体化，谁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劳动营，或者被枪毙。在这场残酷的强制集体化运动中，大约有二到三百万人死于非命。由于集体农庄开始时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又有约1000万人不得不死于饥饿。　　在这个时期，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工业化，在苏联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乌克兰到西伯利亚，无数工业城市拔地而起。其基础就是“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由国家具体规定生产的物品、时间、地点、厂家、质量和价格。工人在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样受到压迫和剥削，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为了计划经济取得成功，他们不得不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下工作：1928至1940年间，国内工业生产有了数倍的增长；苏联在这方面仅落后于美国。尽管如此，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批评却与日俱增。为了防止反对派形成，他进行了“大清洗”。党、国家、军队内的一切真正的或强加的对手都成了这次运动的牺牲品，其中包括全部列宁的战友。很多老革命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谋杀，另一些受到酷刑，最后在大规模的审判表演中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或者被判以极刑，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强制劳动。俄国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任尼钦在他的《ArchipelGulag》一书中深刻地描绘了这种集中营的生与死。大约有1200万人死在集中营里。向人们许诺自由的共产党人，在二十年时间里，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极权”国家，只要处于领导地位的党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剥夺其公民的任何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国王、政客和独裁者，都是踏着人的尸体实现自己目标的。但一个要使劳动人民从几百年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党和领袖，变成了屠杀自己人民的刽子手，却是一切过去的历史所不及。对这样一个政治制度还能够期待什么呢？　　第四部分　　摆脱殖民桎梏的两条道路　　同样，地球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在走向二十世纪的更迭时刻也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时期。　　自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强大，一个民族反对派开始出现，把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日益增长的对欧洲依附的责任推到了皇室的身上。多次起义失败，但国内的不满情绪终于在1911年凝聚成了一场革命。皇帝不得不退位，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帝国宣告结束，中国　　成了共和国。几乎和所有这样的情况一样，各种不同的派别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这个国家。较温和的“国民党”主张进行逐步改革，改善人民的生活。《新青年》派则认为这不够迅速和不够广泛。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以后。1921年夏，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是毛泽东（1893————1976）。他虽然也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但却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载体不是数量较少的工人，而是农村的广大贫苦农民。　　两个政治阵营都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相互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时明显处于优势；毛泽东的“红军”一直处于逃逸的处境，最后导致了1934至1935年传奇式的“长征”，经历了11000公里的旅程，几乎横穿整个中国。途中，很多人掉了队，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毛泽东的队伍。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队伍由原来的十万人减少到一万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延安。在那里，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了他改造社会的事业。　　日本于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相互敌对的中国军队进行了和解，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者。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在不容日本称霸的美国的支持下，终于战胜了敌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加强。在不久就爆发的内战中，共产党得到了千百万农民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党。到1948年秋，共产党控制了这个巨大的国家；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而印度的默罕达斯·甘地（1869————1948）却完全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如果说有哪个政治家是一位圣人，那这个人不是毛泽东，而是甘地。甘地对人应该怎样生活，完全有另外一种设想，而不是世界各处流行的“现代化”。他说：“我坚信，如果印度取得了独立，它将走另外一条道路，全世界都迟早会认识到，人应该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在茅屋里而不是在宫殿中。千百万人不可能在城市或宫殿里和平共处的。我认为，没有真理和不放弃暴力，只能导致人类的毁灭。但真理和无暴力，却只能在农村中得以实现。”　　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对甘地来说，是不能通过武力达到的，因为这会丧失很多生命。对他来说，暴力和自由是不相容的。就像很多想走一条新的不寻常的道路的人一样，甘地一开始也受到人们的嘲笑和讥讽。但他却以自己的才智和超凡的忍耐，成功地使印度走向了独立。他所实行和组织的不抵抗主义，使英国人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然而，他所梦想的一切种族、一切宗教和一切等级和平共处的国家，却没有出现。在印度生活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一再发生暴力斗争。最后，政界的一些主要人士决定，把印度分为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两个部分。甘地最初反对这种分割，但却无法制止。这块次大陆上的真正和平，至今也没有到来。　　第四部分　　敌人站在右翼！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实行了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这些年轻的民主国家，战后由于经济极度困难处境都很艰难。在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兰，反民主的右翼势力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独裁统制。意大利人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发明了所谓“法西斯”的政治体制，旨在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不同的模式作为第三选择。　　墨索里尼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年轻的民主制度及其无经验的代表人物的弱点。他组建了一支穿制服的打手队伍——“黑衫党”——作为反对社会主义活动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力量。很多工业家以及市民中的中产阶级，都把“元首”看成是可以在社会党及共产党人面前保护他们及他们的财产的人物。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墨索里尼率领他的4万名黑衫党员“进军罗马”，旨在推翻政府并夺取意大利的政权。直到这时，政府才想到采取行动反对法西斯，并动用了军队。但怯懦的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却在墨索里尼的压力下退让，并任命他为首相。　　当人们问起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时，墨索里尼回答说，他不需要什么思想，行动比哲学更为重要。法西斯主义的鲜明特点，就是它并不依据自己的思想，而是依赖反对别人的思想：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反对议会和反对资本主义。全体意大利人民都应该放弃私利，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和谐地共同生活。这个目标，要在儿童时期就加以灌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反对其他民族的斗争中站稳脚跟，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成为新的巨人。“信任、顺从和斗争！”这就是法西斯的竞选口号。“元首”借助这个纲领，使意大利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变成了一个极权的元首国家。　　其他的民主国家在战后头几年里还能保持稳定。但这个时代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民主政权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和威胁：右翼的保守派政治力量，企图使局势回到民主之前的时代；左翼的力量，企图按照苏联的榜样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这些力量对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一个政治体制能够为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人们生活得越好，极端政治观点就越没有市场——或许在这里有必要对“右翼”和“左翼”的概念做一个说明。这两个概念本来是指法国议会的座席排列，保守的议员——从会议主席的角度看——坐在右侧，而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议员则坐在左侧。右和左是个相对的概念。今天，对极端的政治观点，人们一般使用激进这个词。　　我们再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那些稳定的民主国家中，经济不断繁荣，生活水平缓慢但不断提高——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在“黄金的二十年代”，生活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景象——至少是在大城市里。新的音乐形式如爵士乐，新的舞蹈如查尔斯顿舞，新的通讯工具如电话，新的生产技术如流水线，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惊奇和欢欣。“美国生活方式”变成了先进的标志。　　然而，“黄金二十年代”却被纽约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所打断。在1929年这个10月25日，戏剧性的股市爆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银行要求它们的欧洲债权人立即偿还贷款和利息。通过战争负债最多的德国，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于是发生了货币紧缺，工业生产停顿，企业破产，失业激增，与此同时，极端党派的信徒也随之增加，并拒绝“魏玛共和国”——根据宪法制定的城市而命名——的议会民主制度。尽管如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仍然占有足够的多数，可以在这种形势下对必要的经济措施通过决议。但他们却以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轻率把多数扔掉：只是因为对失业保险的资金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一个由议会产生的合法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竟然宣布辞职。帝国国会没有能力再组成新的政府。在这种危机时刻，根据宪法的规定，帝国总统就成了德国政治中的关键人物。自1925年以来就担任总统的这位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将军保罗·冯·兴登堡，却不是一个民主派，而且担任总统也不适合。他听从了儿子和一些老战友的怂恿，为德国做出了后果严重的决定。他不断任命“总统临时内阁”。这样一来，法律不再由议会制定，而是由“临时内阁”提出，由总统颁布“暂行法令”。于是，对民主制度极其重要的三权分立的体制，实际被取消。从形式上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违反宪法的规定，但那只是紧急状态时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由于这种做法自1930年就变成了正常现象，因而，魏玛共和国实际上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名存实亡。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党，很久就在德国政治中起着作用；他的飞黄腾达是从世界经济危机时开始的。他提出的口号十分明了，敌人的图象十分清晰，这很容易在这个不满和不安全的时代受到人们的欢迎。“犹太人和共产党是一切的罪魁祸首！”——谁要是赞成这个口号，谁也就会投希特勒党的票。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它获得了37。3%的选票，成了帝国国会中第一大党。　　世界大战将军兴登堡本人是反对希特勒的：“你们难道会以为，我的先生们，我会任命那个奥地利的上等兵为帝国总理吗！”这是他于1933年1月27日对他的顾问说的话。但那些顾问却劝说他，不能把议会最大政党的领袖排除在政府之外。而且，一些保守党人士，特别是工业界的代表却支持希特勒，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驯服”希特勒，并为他们所用。老总统的亲信弗朗茨·冯·巴本说：“两个月后，希特勒就会被挤到墙角去，他会被挤碎的。”这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后果最严重的错误判断。　　第四部分　　德国变成了一个元首国家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他的兴起，如果回想起来，简直就无法理解。希特勒既没有上完中学，也没有从事过一个正当的职业；青年时代他靠做临时工为生，住在维也纳的男子收容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25岁的他，就志愿参加了军队，希望最好能当一辈子的大兵。在军队中，他感到安全，在那里他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命令和服从的原则使他着了迷。　　战争失败以后，和很多有失落感和不满情绪的人一样，他参加了一个当时新成立的党派。因为他很会讲话，所以一个月之后就被选进“德意志工人党”的理事会，担任“宣传部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党的名称改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或纳粹）。党的标志是倒钩十字。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希特勒上升为党内最强有力的人物；1921年7月当选为党的主席，具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按照意大利法西斯的榜样，他组建了准军事组织的“冲锋队”（SA），身穿褐色制服，旨在威慑一切纳粹党的敌人。　　墨索里尼成功地“进军罗马”之后，希特勒也想模仿这个榜样：他召集他的“褐衫队”于1923年11月9日前往慕尼黑“进军统帅大厅”。他想和意大利“元首”一样推翻政府。他和前将军鲁登道夫一起率领队伍前进，但警察却阻止了他们前进，并逮捕了暴动者。在后来进行的审判中，鲁登道夫被释放，希特勒被判五年监禁——但他在监牢里只呆了九个月。这个时期，他写了《我的奋斗》一书，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自己的思想和目标。其中很大一部分和意大利法西斯一致。不同的是，希特勒还加进了他为之狂热的种族学说，以及基于这种学说形成的对犹太人的仇恨。他在论述中极至地把犹太人说成是“劣等种族”，必须予以消灭。此外，希特勒还要求为德意志“优等民族”在“东方寻找生存空间”。作为最终目标，他设想建立一个“建筑于奴隶制和不平等思想上的伟大的新社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全世界。然后，“雅利安优等民族”在德意志的领导下统治全世界。　　很多人都把这看成是一个失意和绝望的男子的妄语，不值得认真对待。还有些人像当年哈莫尔的孩子跟随捉鼠人那样跟随着他们的“元首”（德国传说：哈莫尔城闹鼠患，一神奇追鼠人用魔笛带走所有老鼠，由于没有得到应得的报酬，吹起魔笛，哈莫尔的所有儿童也尽随他而去——译者）。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无法想到，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成为帝国总理以后的十二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夺取政权”以后，希特勒的冲锋队和党卫军（SS）冲上了街头。一切政敌遭到跟踪、殴打和杀害。第一批集中营建立了起来，无数被随意逮捕的男人和妇女被关在里面饱受煎熬。在人们中间散布恐慌和惧怕，是希特勒维持和发展自己权势的方法；另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国家机构，造成在宪法和法律范畴内行动的假象。1933年2月27日，柏林国会大厦被焚，纳粹党人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人是纵火者。到了第二天就把显然早已准备好的一份《保护人民和国家》的紧急法案，呈到了帝国总统的写字台上。由于是反对共产党，所以兴登堡的顾问们主张签署批准，尽管这将意味着重要的基本权利“长期废除”。紧急法令一直有效至1945年，给纳粹以可能根据这个法律的条文合法迫害它的批评者和反对者。　　在这样的气氛中，为帝国国会1933年3月5日的选举进行的竞选斗争开始，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斗争”两个字。纳粹在全国散发了无以数计的宣传材料，举行了无数的竞选集会。共产党和它的报纸遭到禁止，干部被逮捕。冲锋队员出现在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竞选集会上进行捣乱，使其无法进行。新闻媒体受到很大的压力，大部分报纸都无法进行自由和客观的报道。尽管如此，纳粹党还是没有获得所希望的多数。只获得的43。9%的选票，必须和别人联合方能执政。于是他们找到了“德意志国家人民党”作为联合伙伴。加在一起，他们有了51。9%的选票；希特勒本来可以利用这个议会多数执政。但他想要的却更多。于是，他把一份所谓《授权法》法案提了上去。根据这项法令，政府将可以没有议会的参与颁布即使是违宪的法律。为了表明它的合法性，希特勒希望最后一次得到议会的配合。在1933年3月23日举行的关键的会议上，冲锋队被派往议会“维持秩序”，以便加强对反对派的震慑。81名共产党议员，首先就被排除在外，对资产阶级政党，希特勒做出种种许诺，从而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只有社会民主党顶住了压力，一致对这个法案投了反对票，但这个法案的通过，实际就意味着国会从此被废除，希特勒成了德国惟一的独裁者。他从一开始就充分利用这个权力，以自己的设想改造国家和社会。首先颁布了《各州与帝国同一法》，各州的独立性从此取消。总理的职务改为直接受希特勒领导的“帝国总督”。下一步是禁止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其领导成员被“监护”，关进了集中营。资产阶级政党，“自愿”解散。1933年7月14日，颁布一项法律，禁止成立一切新的政党。　　纳粹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德国变成了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一党专政的国家。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也接管了帝国总统的职务，从此成了帝国国防军的最高统帅。他的正式头衔是“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德国终于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元首国家。　　第四部分　　希特勒的种族疯狂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这样一些口号表明，希特勒已经把一切权力全部掌握在手中，就像过去的专制君主一样。他不仅想统治国家和土地，他还想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因此，他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养。为此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都按照不同年龄包括进去。纳粹国家的教育目的，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是这样说的：“对元首的无限忠诚和拥戴，对具体问题不问为什么，只需要默默地执行元首的命令，这就是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根基。”　　“元首命令，我们紧跟！”这就是“第三帝国”的指导性的口号。为了防止任何人产生非分的思想，禁止自由派和左翼记者和作家发表文章和作品；他们的书籍已经于1933年5月10日被公开焚烧。凡不符合“人民健康感情”的图画和音乐一律做为“非德意志和变态”遭到排斥。不愿意追随“德意志精神”的科学家，一律被开除。　　尽管如此，从一开始就有人不接受纳粹的压力和影响，并反抗纳粹政权的统治。这表现在从拒绝行“希特勒礼”，支持被迫害的人，一直到进行地下政治活动和计划刺杀希特勒。但在一个极权国家里，无时无处不受密探和告密者的监视，所有的反抗活动都面临致命的危险。成千上万的人为了正义和勇气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这样一些类似的现象也会出现在其他独裁国家。但纳粹政权和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它的种族学说及其后果。根据这个学说，世上存在优等和低劣的民族，它们相互争夺生存空间。根据自然法则，他们认为，为了人类继续向高峰发展，优等民族有义务去消灭劣等民族。根据他们的排列次序，站在最上面的是北方的“雅利安族”，最下面的则是犹太民族。这个荒谬的伪科学论据，从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在欧洲流行。在希特勒身上和在德国，早在历史上就存在的反犹情绪，成了它发展和激化的肥沃土壤。对希特勒来说，这个种族学说只不过是他进行屠杀的合法借口而已。关于犹太人，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他们是并将永远是永恒的寄生虫，一个像有害的细菌一样的寄生虫，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会四处传播。它存在的影响，同样和寄生虫相同：只要它出现，高等民族就会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死去。”从把人当作寄生虫，到必须把它消灭的思想，只需要迈出很小的一步。　　夺取政权以后不久，德国就出现了反犹的煽动和迫害行动，很多犹太人被隔离和被驱逐。时至今日，还有人质疑，在二十世纪，在一个文明民族，在康德、莱辛、歌德、席勒诞生的国家，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纳粹歧视、侮辱和迫害犹太人，以及对其他人的迫害，并不是秘密进行，而是当着邻里、熟人、朋友、同事、体育战友、同学的面前进行的。只是到了1942年以后要“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时，即集体屠杀时，才不再公开进行。为此，纳粹在波兰建立了大型屠杀场地，把整个欧洲的犹太人都遣送到那里。建立了死亡工厂，六百万其他宗教的信徒被系统杀害，这是任何历史上的屠杀所无法比拟的。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使德国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不论每个德国人知道与否，或知道多少。　　第四部分　　全面战争　　“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阿道夫·希特勒在1936年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这样要求。但对外他却表现出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为此还利用了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很多人被假象所蒙蔽，尽管希特勒实行普遍兵役制并占领非军事区莱因兰，已经违背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1938年3月14日，奥地利的“回归”也属于此例。希特勒把他的出生地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以此向不想因此发动战争的邻国进行挑衅。半年以后，他又要求有350万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这　　是我在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所有德意志人都应该“回归帝国”。　　欧洲各列强只是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些侵略行为发生，最多发表一些无力的抗议声明和试图通过退让安抚希特勒。但他是无法制止的。他想得到《我的奋斗》一书中提出的“东方的生活空间”，因而那些安抚性的“绥靖”政策，只能使他受到更大的鼓舞。当他1939年9月1日发布进攻波兰命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亦即宣告开始。　　向波兰进军是德国军队使用“闪电战”这一新战术的首次尝试；快速坦克兵团在战斗机的支援下深入敌国腹地，然后再由陆军去占领所征服的地区。德军的意图，是集中兵力打击敌人，争取速战速决，因为德国的军事准备不适合在多条战线进行长期战争。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必须通过对战败国的掠夺才能保证。　　新的战术又在进攻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时奏效。只用了五个星期，德国军队就进入了巴黎，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署了投降书。希特勒为此选择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场所：康皮也涅森林中的一个火车车厢里，就是在同一个车厢里1918年11月1日德国不得不签署了停战协议。希特勒的意思显然是要以此“洗刷凡尔赛的耻辱”；希特勒作为“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受到很多德国人的欢呼。没有什么，也没有谁能够阻止他前进。　　希特勒遭到的第一个挫折，是对英国的进攻。尽管德国空军轰炸英国城市达数月之久，但却仍然无法摧毁英国人的反抗意志。希特勒命令停止了进攻，把矛头指向了他的真正目标：思想意识上的主要敌人苏联。　　他虽然于1939年同斯大林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于1941年6月22日开始了他的“巴巴罗萨行动”：远征巨大的苏联帝国。看起来，他的闪电战术又获得了成功。到了10月，德国军队就已经在莫斯科兵临城下。但冬天却提前来临，德军的进攻受阻。和当年拿破伦军队一样，德军同样没有为俄国的冬天做好足够的准备；给养越来越困难，损失越来越严重。开始时遭到突然袭击的苏联红军开始了反攻。闪电战术随之破产。德军虽然在1942年夏再次有所前进，但到了1942至1943年冬天，三十万大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困。德军的败局已无可挽救，但希特勒却禁止他们投降；随之第六军团全军覆没。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了这次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开始了全线退却，尽管人们在德国仍在侈谈“最终胜利”。　　这时，这场欧洲战争已经变成了世界大战；和德国结盟的有法西斯意大利和企图在东南亚获得好处的日本。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在珍珠港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把美国也拖进了战争。像在第一次大战时一样，人人都知道，美国的参战会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德国及其盟国的最终失败已成定局。和当年的统帅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样，“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宁愿继续牺牲上百万人的性命，也不肯投降。他得到将军们对他的支持。　　意大利在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的命令下这时已经变换了战线，墨索里尼于1943年7月25日遭到逮捕。但在德国却还没有人敢去逮捕希特勒；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的刺杀行动没有成功。射击和轰炸还在继续，德国本土已经变成战场，很多城市遭到轰炸。红军从东方进入了德国，联军从西方。1945年春，整个德国被占领。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国当局无条件投降。欧洲的战争就此结束。在太平洋地区，战争还继续了三个月，最终在广岛和长崎遭到原子弹袭击后，才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结束。这种可怕的武器发挥了作用，迫使日本不得不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它的代价是5500万人的生命，这也以残酷的形式显示了，人的能力到底能够做些什么。美国用投掷原子弹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显示了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第四部分　　两个敌对阵营的诞生　　还在战争进行期间，反希特勒联盟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就召开了多次会议，对战后形势进行了讨论。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德国的前途是什么。但与会者更为关心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让所有国家都能在更加紧密的关系中相处，以及今后如何制止战争的发生。1945年联合国成立，开始时有51个成员国。今天的联合国已有180个成员。这个组织确定了四个主要目标：保障世界和平、保护人权、各国平等、改善世界生活条件。　　开始时，“三大国”——美、英、苏还意见一致；同样在1945年讨论“德国问题”的波茨坦会议上情况也是如此。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在会上决定“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后，在摄影机前欣然握手显示团结。他们和后来加入的战胜国法国，把德国分割为四个占领区，柏林也分为四个辖区。奥德尼斯河以东地区归属波兰和苏联管辖。对德国作为整体的管理，由四国的总司令组成的“盟军管制委员会”负责，每一个占领国都在它们的占领区中有单独行政的权力。　　如果说，战争结束前有一百多万德国平民在日益迫近的红军面前逃向西部，那么波茨坦协定以后逃亡人流简直就变成了一次真正的民族大迁徙。大约有1200万人从他们居住的东部被驱逐，不得不逃到西部寻求生计。当时的很多德国城市都处在废墟瓦砾之中，甚至连最起码的日常必需品都得不到满足，所以情况十分困难。此外，战胜国还索要战争赔偿，拆走了全部工业设施。战争中损失最严重、有2000万人死于战争的苏联，更是拿走了可以得到的一切。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得德国的供应状况急剧恶化，出现了真正的“饥饿的严冬”。为了避免整个德国经济彻底崩溃，美国改变了他们的占领政策，但并不完全像人们后来所说的是出于人道的原因。　　对美国新政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乔治·凯南对苏联及其意图的评价报告，他早在1946年初就写道：“想和俄国人共同统治德国，只能是痴心妄想。同样痴心妄想的，是认为俄国人会和我们一起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礼貌地撤出，然后在这个真空中产生一个健康又和平，稳定又友善的德国出来。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我们的德国部分建立一种独立的形式，让它具备足够的满足，足够的安全和足够的优势，不受制于来自东方的威胁……宁肯要一个分裂的德国，至少让其西部成为对付极权主义势力的缓冲器，也不要一个势力范围直达北海的统一的德国。”凯南认为，苏联仍然在谋求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所以有必要至少加强西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使其有能力承担“缓冲器”的角色。　　反过来看，苏联对美国的评价是，美国企图把德国和欧洲拉进资本主义阵营，成为它的卫星国。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形成的“不自然的联盟”业已烟消云散，东西方的冲突从此开始。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在国会的演说中宣布了新的政策，并以“杜鲁门主义”的概念载入了史册。杜鲁门认为，世界历史的这一时刻，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中进行选择：自由民主的西方和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东方。由于共产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外扩张的，所以自由世界必须建立起防护城垒，制止它的扩张。“我坚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正在抵抗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的自由国家。”杜鲁门的这种“遏制政策”，几十年来始终是美国外交的准绳。它使美国扮演了“世界警察”的艰难的角色。　　作为对立物，斯大林创立了“两大阵营理论”：一方面是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朝着一个公平社会的和平发展和它的壮大，旨在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这就是新的“超级大国”分别对事物的看法，世界被分成两个敌对的集团。很快，人们就开始谈论东西方之间的“冷战”状态。　　第四部分　　威慑的均势　　两大集团开始形成，人们对此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开始了行动。根据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的一个计划，一个援助西欧重建的纲领启动了。同样在军事上，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日趋密切，最终于1949年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NATO，即北约）。签署公约的有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冰岛、意大利、加拿大、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和美国。苏联立即做出反应，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COMECON，即经互会），并在其势力范围内，与各国签定了“友好互助条约”。开始时包括的国家有：保加利亚、波　　兰、罗马尼亚、捷克和匈牙利，后来又加上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被丘吉尔称为“铁幕”的东西方边界，同样分割了德国，导致两个德意志国家于1949年的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首任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的带领下目标明确地倾向西方阵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则发展成为苏联的最忠诚的附庸。　　1950年，北朝鲜在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下向亲西方的南韩发起进攻，目的是使分裂的国家在共产党的控制下统一，于是，“冷战”变得热了起来。西方把这看成是共产党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人们担心，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德国。为了震慑苏联，北约加强了军备。这时，要求西德也做出防务贡献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些人则警告在德国重新建立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痕迹还到处可见，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在国内的赞成和反对两派间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这个年轻的国家的所有关键性的问题一样，最后阿登纳的观点得到了贯彻。1955年5月5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加了北约，1956年1月，阿登纳向新的联邦国防军的第一支部队表示了祝贺。　　苏联试图制止西德进入北约，对这种发展当然不能等闲视之。它于1955年5月14日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除苏联外，参与国还有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一个月之后，东德建立了“国家人民军”的第一支部队；并于1955年加入了华沙条约。　　尽管苏联自1949年就已经掌握了原子弹，但美国在这个时期仍然觉得自己仍处优势，所以感到很安全；敌人还缺少可以直接威胁美国的远程导弹。但苏联却于1957年成功地把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轨道，这使美国大惊失色。现在的形势已经很清楚，对手已经有能力可以攻击美国本土。这个“卫星惊吓”导致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但双方却都无法获得决定性的优势。因此人们称这种状况为“威慑的均势”，两个超级大国相互都对军事行动采取谨慎态度。它的第一次表现，是东德于1961年8月在东西柏林之间修建柏林墙。这是一个极权国家试图防止其公民逃向经济更好、政治更自由的西方的措施。西方各国虽然提出抗议，美国甚至还派了几辆坦克前往，但这也就是全部的反应了。人们对建柏林墙的正式看法认为，这是“苏联势力范围的内部事务”。　　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苏联对“美国门前”的社会主义古巴的支持，并秘密在那里部署了导弹。美国的空中侦察于1962年10月15日发现了导弹发射架。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1917————1963）随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在岛国的周围实行了海上封锁，进行了军队动员，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立即撤出导弹。在长达13天的时间里，世界又站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然后，赫鲁晓夫做了让步，把导弹从古巴撤走。　　古巴危机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转折。两个超级大国都认识到，“强权政治”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武器，如果它不想毁灭自己和整个人类的话。也就是说，双方都知道无法战胜对方的。所有参与者都清楚，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平共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了“热线”，以便有可能在危机时刻尽快达成谅解。同时也开始了犹豫的停止军备竞赛的尝试。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从攻击性的对立变成了“和平共处”。　　第四部分　　“第三世界”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老欧洲殖民国家在世界上都失去了它们的主导地位。1945年以后出现了一股摆脱殖民主义的潮流，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国家在二十年时间里都先后取得了独立。总的说，英国基本是以和平或至少是不流血的方式放弃了殖民地，但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却均进行了残酷的战争后才获得了独立。　　然而，独立庆典刚刚过去，就立即显现出来，这些国家都面临着什么样的严峻形势。各　　方面专业人才极度匮乏：管理专家、工程师、医生和教师。此外，在很多勉强促成的新兴国家里，还很快就出现了种族、宗教和社会矛盾。例如在坦桑尼亚就有120多个部族，各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部族之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使得本已困难重重的年轻国家的局势越发举步维艰。第一批大多来自独立运动的党派和政府，都标榜主张社会革命和民主。他们决心消除社会不平等，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使古老传统和现代成果结合起来。“我们飘浮在两个文明之间”，尼日利亚的女诗人这样写道。　　但这种飘浮状态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由于缺乏民主的文化传统，专制的执政形式随之应运而生，均是由一个政党、一个部族或一个军事委员会或者一个人进行统治。由于统治者常常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看问题，所以很多国家的人民不得不又走上了苦难的历程。战争、内战、经济不成熟和贪污腐败，导致了全体人民的贫困和饥荒。　　工业国家也对这一发展负有责任。他们——特别是美国——虽然自五十年代开始就提供了发展援助，但却忽视了——就像老殖民主义者一样——对这些新兴国家的组织结构施加影响，使得它们经济上独立，能够具备生存能力。对工业国家来说，它们仍然是原料和销售市场。　　冷战期间，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被拖入了东西冲突之中。东方支持革命的集团和政权，试图推动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向前发展。对西方来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建立了一种“多米诺理论”：如果一个国家崩溃，变成了共产主义国家，它就会引起连锁反应。而这一点是西方必须竭力防止的。所以，他在反击行动中甚至支持腐败的独裁者，他的原则：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美国在认为必要时还直接插手战争。例如六十年代中期在越南，在一段时间里，它派出了五十多万军队，参与了这场残酷的反对北越共产党的战争。美国大规模的轰炸导致无法估量的破坏，最终引起了全世界的抗议，也包括在美国国内。在越南，美国这个“无限可能的国家”第一次在它的历史上痛苦地知道了，并不是什么都可能的。1973年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美国虽然撤回了军队，但战争却仍在进行。两年以后，北越取得了胜利，成功地统一了国家的南北两部分，成立了共产党统治的人民共和国。但“多米诺效应”却没有出现。　　在东西方斗争中，为了尽可能向原来的殖民地施加影响，对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第一世界”是指富有的西方民主国家，“第二世界”是东方阵营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逐渐试图摆脱两大阵营的控制，以便能够更好地追求自己的利益。1955年4月，它们第一次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会议，来拟订的自己设想。它们将在未来以第三种力量干预世界政治。它们的领导人物是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然而，尽管第三世界的不结盟国家在数量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集团，但第一和第二世界却仍然继续决定着国际政局。　　第四部分　　中东冲突　　除了东、西、南、北之间的斗争外，二次大战以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冲突也始终是世界持久关注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呢？　　十九世纪末，一个犹太民族运动产生了。1896年，记者泰奥多尔·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要求为犹太人民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以便在世界各地生活的犹太人能够“返回锡安”。锡安是耶路撒冷城中一座山丘，是犹太人神圣的象征，当年他们就是从这　　里被罗马人赶出去的。　　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第一批欧洲犹太人迁徙巴勒斯坦，他们中的很多人是遭到纳粹迫害而逃亡的。二次大战结束时，这里已经生活着约40万犹太移民。他们被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种威胁；双方之间不断发生械斗和恐怖事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联合国于1947年11月，把巴勒斯坦分为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把耶路撒冷变成了一个国际城市。但阿拉伯人把整个巴勒斯坦看成是他们的国家，因而拒绝这个分割计划。犹太人接受联合国这个决定，但不愿等待预定时间的到来，而于1948年5月14日宣布以色列国成立。各个阿拉伯邻国随即向以色列宣战。但由于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战略，所以只能在战场上各自为战，尽管人数占优势，仍然屡遭失败。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把联合国计划中的以色列的国家版图扩大了三分之一。　　这场持续了十个月的战争中最大的输家，就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即巴勒斯坦人。大约有75万人被赶出家园。随后不得不作为难民生活在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中，他们只有一个目的：消灭犹太国家，返回自己的家园。而以色列人则从一开始就把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看成是对他们生存的威胁。以色列所以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有美国对他们的支持。反过来，苏联却支持阿拉伯一方。尽管如此，以色列仍然在1956、1967和1973年的各次中东战争中保住了自己的临时边界，甚至还占领了额外的地区。　　阿拉伯国家无法战胜以色列，巴勒斯坦更没有这个可能。尽管如此，他们仍然继续同以色列国进行斗争，特别是进行恐怖爆炸行动。1959年，亚希尔·阿拉法特试图把很多巴勒斯坦地下战士收集到“法塔赫”中来；于1964年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PLO，即巴解组织），1969年，阿拉法特成了这个组织的主席。巴解组织想通过暗杀、爆炸和劫持飞机等方法引起世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并强迫西方按照他们的意志解决巴以冲突问题。　　到了七十年代，缓和政策阶段取代了冷战以后，两个超级大国都敦促他们在中东各自的盟友走向谈判桌。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前往以色列进行谈判，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当时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以色列许诺，把1967年占领的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但这个协议没有给巴勒斯坦带来任何好处；战斗继续下去。　　当以色列在被占领的地区开始修建犹太居民点时，形势立即又紧张了起来。1987年，巴解组织号召进行“INTIFADA”——原文的意思是“甩掉”和“起义”——这就意味着进行公开的反抗。甚至连儿童、青年和妇女都开始攻击以色列的军人和平民。INTIFADA运动发展迅速，它向全世界表明，在普遍的缓和形势下，巴勒斯坦的处境没有任何变化。　　美国加强了促进谈判的攻势，因为一些石油储量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向西方工业国家威胁要停止原油的供应。于是一系列协议得以签定，其中包括同巴勒斯坦，巴这时首次承认了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他们不再企图取代以色列，而是愿意和以色列并存。而以色列则接受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的政治代表，并同意它在被占领地区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机构。但这些取得的进步，却被双方后来的言论和行动一再推翻。特别是阿拉法特无法制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恐怖行动。以色列甚至断言，说阿拉法特根本就不愿意制止，因而用更大的报复行动作为对恐怖行动的回答。　　中东冲突，看起来虽然只涉及两个民族在世界上一个较小的地区的生存权利，但却具有世界政治意义，因为这个冲突已经导致那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西方世界的离异。其实，伊斯兰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集团：比如伊朗，自从阿雅图拉·霍梅尼发动革命于1979年推翻了亲西方的国王以来，它变成了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国家。由独裁的萨达姆·侯塞因统治的伊拉克，为了防止霍梅尼的思想影响伊拉克，同伊朗进行了战争。它还进攻了邻国科威特，只是在美国1991年干预所谓的“海湾战争”后，战争才得以结束——在这里，是一个西方国家帮助了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如此：几乎对所有阿拉伯国家来说，以巴冲突都是一块试金石，考验着整个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态度。单方面支持以色列，就会被看作是对所有阿拉伯人的敌视行动；甚至会被看成是老殖民主义的利益在作怪。这种看问题的角度，甚至会导致出现一种观点，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狂热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就以这样的观念教育它们的成员，2001年9月11日，他们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行动，使西方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因此——不仅为了阿拉伯的石油——整个世界都必须关注中东问题的解决。　　第四部分　　东方集团的解体　　六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纷纷起来反对越南战争。但他们的抗议还包括更多的含义。他们所根本反对的是父辈的政治，反对业已僵化的社会结构，以及一个经济利益决定一切的世界。西方世界的很多年轻人开始同情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主张本国的民主应该更有生气和更贴近基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1913————1992），迎合了这种气氛，并在执政声明中许诺更多的民主。　　这种觉醒的气氛，并未停止于铁幕的一边。1968年春，捷克出现了改革运动，也触及到了共产党。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党首，宣布了新的目标：民主化和自由化。“一个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将诞生。世界上很多人都对这个“布拉格之春”充满了希望，期望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出现“第三条道路”。但其他东方集团国家的当权者却恰恰想制止这种状况出现；他们担心布拉格之春是个“自由细菌”，因为他们也相信多米诺理论。1968年8月20日，华沙条约国的部队开进捷克，结束了这场实验，再次安插了亲莫斯科的领导机构。但“自由细菌”却不顾坦克和铁丝网而继续蔓延。　　在这场运动中，德国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起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要改善同东德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但这个政策的后果却是东西方人的接触不断加强；“自由细菌”得到了传播。同样，得到更多消费品的愿望，在东欧人们心中也越来越强烈。他们对铁幕另一边的生活水平知道得越多，也就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意。他们不想再等待早已许诺的社会主义的福音了；他们想要更多，但不是在渺茫的未来，而是越快越好。　　聪明的共产党政治家认真对待这种呼声，并建议进行改革，以拯救这个体制。然而，当时还是那些“水泥脑袋”占主导地位，认为改革只是软弱的表现。直到1985年3月，年轻的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掌权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他坚信，共产党国家要想有未来，就必须进行改革。他的前任们在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压力下，重新开始了军备竞赛，吞噬了巨额的资金，使苏联陷入了巨大的经济困难之中。因而，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就同里根进行接触，以停止疯狂的军备竞赛。他想把国内原本有限的资金，用于苏联的改革事业上。“变革”、“更新”、“公开”、“透明”等概念，当时传遍了全世界。但戈尔巴乔夫却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他想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使国家现代化和自由化，但却不想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很快就出现了反对他的声音，要求把改革深入下去。结果，共产党权力的垄断状况，很快坍塌，其速度之快出人意料。　　同样，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也被允许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走自己的道路。那里的一直被压制的反对派起来要求进行改革，首先是波兰的独立的团结工会。它是1980年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成立的。开始时就被禁止，在地下继续活动，到了1989年已经强大到可以抵制选举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的程度。波兰人在一个东方集团国家第一次选出了多数政府。紧接着匈牙利和捷克也跟随了波兰的榜样；东欧的共产党政权不得不逐渐让位给由人民民主选举出的政府。　　坚持反对改革时间最长和最顽固的就是东德的领导当局。“社会主义的进程是任何牛和驴所不能阻挡的！”党和国家头目埃里希·昂纳克在1989年下台前夕还声明说。他不想看到周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但事物的发展却是直到最后还没有觉醒的昂纳克所无法阻挡的。1989年秋，东德各个城市都开始了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要求自由和民主。昂纳克被他的同志解除了职务，1989年11月9日，新的领导当局屈服于人民的意愿：通往西柏林的边界通道开放。1990年10月3日，两个德意志国家重新统一。　　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虽然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感谢他，并受到了全世界的欢迎，却在国内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1991年8月19日，在党和军队内甚至爆发了反改革的暴乱。他们绑架了戈尔巴乔夫，并在莫斯科周围集结了3500辆坦克。通过以俄罗斯总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的果断行动，反叛力量遭到了失败。叶利钦成了最强有力的人物，成功地在俄罗斯禁止了共产党，并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共和国；就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实际宣告终结。　　戈尔巴乔夫试图制止苏联的解体，但没有成功，于是辞去了国家总统的职务。1991年12月31日，苏联正式停止了存在。取代它在世界上地位的，是前苏联最大的共和国新的俄罗斯。　　第四部分　　一个世界　　不论新的千年是开始于2000年——这是根据我们的感觉——还是2001年——这是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的说法——反正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第三个千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它进行一次回顾和展望。　　即使简单地回顾一下过去，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的生活，在上一个千年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500年前还相互无有所闻的大陆，不仅相互发现，而且越走越近。世界更大了　　也更小了。不论今天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由于现代通信手段的存在，在几秒钟最多几分钟的时间内就会传遍全世界。发生的事件越重要，也就越有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所有国家和所有的人。大约200年前，歌德还在一首诗中借一个市民的口说：　　“节日里我听到一件趣事　　人们又谈论战争的消息，　　据说在那遥远的土耳其　　各个民族之间干戈又起。　　我们临窗喝干杯中美酒　　眺望眼前河面彩帆济济；　　然后又满意地回到家里，　　享受安宁和和平的气息。”　　诗中当然包含了嘲笑的成分。但这种嘲笑早已不适合今天。即使最不关心政治的市民也会知道：在世界最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到了明天可能就会影响到自己。前面提到的2001年9月11日事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阿拉伯自杀性的杀手劫持的两架飞机冲向纽约的世贸大厦，它向世界表明，持久不能解决的中东问题，即使在这个最强大的国家里，也会夺去3000名无辜的生命。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们到处可以听到，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一场不同文明间的持久战已经揭开序幕。很多人把2001年9月11日同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6月28日相比，那一天直至今日还被人称为“二十世纪的灾难之母”。我们当代人现在还有能力，不使2001年9月11日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灾难之母。我们的政治家、宗教人士、科学家、艺术家还有能力不让一场不同文明间的战争爆发。　　各个大陆，各个国家的相互交织，各个领域里的所谓“全球化”，使得政治间的交织成为必要。我们在谈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界，似乎在我们的地球上存在四个世界。这种谈论在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应该。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因而也只能有一种世界政治。它不应是对立的政治，它必须是相互依存的政治：它应是世界的内政。　　尽管存在地区和民族的差异，新千年的世界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却应该是：使所有人都能够和平共存和共处在一个有生活价值的环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