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的殷墟遗址中，发现的雕花朱红木器遗迹更多。１９５０ 年，在安阳武官村大墓中发现有朱红“雕花木器印痕”。南京博物馆保存有解放前安阳西北岗商墓出土的一批雕花朱红漆痕标本，当时共有 ２４０ 多小块，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寇炸毁一部分，又劫走一部分（解放前日本人发表了 １４ 幅彩色图片），现存仅 ２４ 块。这些花纹印痕深约 ０．４ 厘米，清晰可辨，多为云雷纹、饕餮纹、龙虎纹和夔纹等几种，虎纹与武官村大墓所出虎纹石磬上的纹饰大体相同，其余则与青铜器上的图案无异。部分花纹中镶嵌有刻旋涡纹的圆形蚌泡和长方形小石块，使纹样的构图和色彩更加丰富。从印痕形状观察，可分辨出簋、豆、敦、■等器①。殷墟妇好墓的木椁上也有红、黑相间的漆皮，并有明显的层次，像是多次髹漆形成，椁内有放装饰品的红漆木匣遗迹。殷墟 １００１ 号王陵也发现有雕花红漆木椁板，并镶有野猪牙片。此外，殷墟并发现有漆绘木鼓和木盾牌。　　商代漆器的使用已很广泛，不仅商王，连中小奴隶主贵族也都使用。漆器上不仅雕花，还镶嵌蚌饰、玉片，甚至金箔，使漆器更显高贵豪华，表现出商代髹漆工艺已达到很高水平。　　①　　龙宗鑫：《中国工艺美术简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2 页。　　贴金与锻铁工艺　　商代已有贴金工艺。早在 ５０ 年代，河南辉县琉璃阁商墓中就发现有小金叶；７０ 年代，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商墓中也出土有用于镶嵌漆器的金箔。北京平谷刘家河发掘的一座商墓还发现有金臂钏两个、金耳环和笄各 １ 个，以及金箔 １ 片。金臂钏是用直径 ０．３ 厘米的金丝制成。安阳殷墟也出土过金箔，妇好墓所出的一件铜虎形饰件就用金箔包镶虎的双眼。经对殷墟出土的金箔进行科学检验，测定厚度仅 ０．０１ 毫米左右。用金相组织观察，其颗粒度大小不均匀，晶粒界呈平直状态，说明是经冷加工锤锻而成。锤锻如此薄的金箔，工艺相当精湛。四川广汉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中也出过一些商代晚期的金箔制品，其中 １ 号坑出土的主要有如下三件：　　金杖用金箔包卷而成。为一件金皮木芯铜龙头杖，全长 １４２ 厘米，直径２．３ 厘米。上端有近半米长一段阴刻平雕图案。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相同的人头，五官清楚，人头戴冠，耳饰三角形耳坠，人周围刻线纹，两个人头间用勾云纹相隔；中间一组为两个背相对的鸟，上面一组为两条背相对的鱼，鸟和鱼头部下压一穗形叶柄，鱼身刻满鳞片，雕刻极为精美。　　金面罩金箔模压而成。似人面形，眉、眼缕空，鼻凸起，嘴宽大。　　虎形饰金箔模压而成。昂头张嘴，大耳细身，粗尾上卷，身屈似 Ｕ 形，作扑击状，通身压印有目形斑纹。　　这些金箔和金饰品的发现，无疑是商代已有贴金工艺的实物证据。同时也说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黄金的认识相当早。在 ３０００ 多年前他们就已经认识了黄金的延展性，知道怎样锤锻出很薄的金箔，还能在其上雕刻出精美的花纹。　　铁是人类物质文化发展史上一种重要的金属。商代在青铜冶炼技术的基础上，也开始认识了铁，出现中国最早的锻铁工艺。１９７２ 年，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第 １１２ 号商墓中出土了一把铁刃铜钺，与许多青铜礼器随葬在一起。经科学鉴定，铁刃部分是用天然陨铁加热后锤锻而成，这表明中国早在公元前 １４ 世纪时就已经开始认识铁，并具备了锻铁技术。台西的标本并不是孤例，其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也发现一件大约同时间的铁刃铜钺。这件铁刃铜钺残长 ８．４ 厘米，钺身呈长方形，有上下阑，铁刃嵌入钺身内约 １ 厘米。经鉴定铁刃也系陨铁锻成，这是继藁城台西的铁刃铜钺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尽管它们是陨铁，而非人工冶铸的铁，但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六、西周艺术　　西周（公元前 １１ 世纪—前 ７７１ 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奴隶制王朝，也是中国古代奴隶制发展的极盛时期。　　西周是由周人建立的国家。周人原是中国西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生活在今陕西关中平原西部。传说始祖姓姬，名弃。因其母姜原外出时，脚踏巨人足印而得孕。无夫生子，姜原感到羞耻，就把他弃之隘巷，可是牛马走过而不踏；又弃之森林，适逢伐木人众，最后弃于渠中冰上，飞鸟都飞来展翅保护他。姜原以为他是神，遂收养长大。因初弃之，故起名为“弃”。弃长大后发明了农业，教民种植稷和麦。夏禹之时，曾做过农官。他死后被尊为农神，号为后稷。传至 １３ 代古公亶父时，周人迁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定居。周原地区优良的地理环境，使周人的农业生产十分发达。商末奴隶主贵族极端腐化之时，正是周民族兴旺发达之世。公元前 １０６６ 年，周武王伐纣，在商郊牧野举行誓师大会，列数商纣王的罪状，得到天下诸侯的支持，再加上商纣王的士兵纷纷倒戈，武王一举灭商。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还建立了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分封王族和贵族到各地建立若干诸侯国。周的疆域西至甘肃，东北达辽宁，东至山东，南过长江，超过了商代。周人的统治经历了 １２ 代 １３ 王，约 ３００ 余年。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国内的变乱和戎族的侵扰，周平王元年（公元前前 ７７０ 年）曾迁都到洛邑。史称此前的周为西周，以后为东周。　　周灭商后，为了巩固统治，除了采取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措施以外，特别重视上层建筑领域意识形态方面的治理，极力宣扬他们受天之命而代商。同时，借鉴夏商礼制，在周人传统礼制的基础上，重新制礼作乐，规定了一整套严密的礼乐制度，使西周的礼制在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达到完善的地步。因此，西周的艺术，不论哪种形式，都深深地打上了周礼的烙印，成为一种奴隶制的等级艺术。周代的乐舞艺术本身就是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周代的青铜器艺术、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建筑艺术等，都鲜明地体现了等级观念。正是由此，周代艺术才被后世儒家作为最高典范而推崇备至。它不仅影响了中国整个春秋战国时代，乃至影响了中国后世长达两千多年的整个封建社会。可以说，在中国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艺术中，西周艺术起了承前启后，不可低估的巨大作用。　　（一）绘画与雕塑　　西周初年，由于周礼的制定，统治阶级对于绘画也比较重视，设有职官专掌其事，因此，西周的绘画艺术较之商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周礼?考工记》说：“画绘之事，杂五色，素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玄与黄相次。”说明周人对色彩的运用和掌握已有了一定知识，懂得用不同色彩的搭配来绘画。在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陶器上，就有黑白二色相间描绘的花纹。岐山贺家村出土的铜调色器，为一圆形盒与四个筒形杯相连，从其形式看已能调制几种色彩，显然比殷墟妇好墓所出的调色盘要进步得多。　　周代是尚文之国，为适应礼制的需要，绘画艺术被作为装饰工艺到处应用。当然最多的还是用于纺织品和壁画。西周时代已有比较发达的丝麻纺织品，在铜器铭文中就常见用丝麻织物作为赏赐的记载。７０ 年代初，在岐山贺家村的西周墓中就出土有染色的丝织品残迹。经北京纺织研究所鉴定后认为，“岐山标本是现知周代最早着色织物”①。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发现有“红黄条纹相间的麻布衣”。长安沣东长甶墓的骨架上也见有“黄色和淡红色小方块花纹”的纤维织品。文献中记载，西周的冕服九章中的前五章“皆以画为缋”（《尚书?益稷》）。《图画见闻志》中有：“旧称周穆王八骏，日驰三万里。晋武帝所得古本，乃穆王时画，黄素上为之，腐败昏聩，而骨气宛在，逸状奇形，亦龙之类也。”后世以为周穆王与晋武帝非同一时代人，此说不足为信。然现代考古尚能发现西周的着色丝织品残迹，晋武帝得周穆王八骏图，似也不无可能。至于周代明堂大庙中“以山藻以为华饰”（《礼记?明堂》），更是西周时代以绘画作为建筑装饰的例子。西周的壁画也常见之于文献记载。如周公的像曾绘于“明堂之墉”（《孔子家语》）；郑玄注《周记》云：宫庭的虎门“画虎”，“以明勇猛于守宜也。”虽然考古发现尚没有西周壁画的实物证据，但中国壁画有悠久的历史，目前已发现有西周以前的壁画残迹，西周有壁画是毫无疑问的。西周的绘画艺术用之于纺织品和壁画的目的，如一位著名美术家所说：“原非为绘画美感之鉴赏，实处处欲藉形象色彩之力，与吾人以具体之观感，而达礼教之意旨耳。”②　　同商代一样，西周雕塑艺术成就最高的仍是青铜器雕塑。此外，在各地的一些中小奴隶主墓中还发现有泥塑、骨雕、蚌雕、象牙雕、石雕和玉雕等种类的雕塑品。其中，除玉雕外，其它种类发现不多，有的仅是零星出土。它们虽不能代表西周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但也展示了某些时代特征和艺术成就。现把骨雕、蚌雕、象牙雕和玉雕介绍如下：　　骨雕发现不多。在长安张家坡发现有初真轮廓的骨雕马头，可能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出土几件刻花骨片，骨片上阴刻有复杂的线纹图案，可能是一种装饰品。宝鸡竹圆沟 ４ 号墓出土西周早期骨梳两把，残甚，但也能看出梳齿极细，具有较高的骨雕工艺水平。　　反映西周骨雕艺术水平的还有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１９７７ 和 １９７９ 年，先后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了两处甲骨窖藏，出土卜甲和卜骨 １７０００ 余片，其中有字甲骨共 ２９２ 片，计有单字 ９０３ 个，每片甲骨上或一字或数字不等，最多的达 ３０ 余字①。１９７９ 年以后，又陆续在凤雏村和齐家村发现一些甲骨②。目前已知西周带字甲骨达 ２９８ 片，单字 １００９ 个。这是继殷墟甲骨文以后的一次重大发现，它不仅对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而且对艺术史来说，还提供了中国微雕艺术的最早实物证据。与殷墟甲骨文不同，周原的甲骨文大部分字体细小如粟，笔细如发，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其字体有圆笔、直笔、粗笔、细笔之分。圆笔运用自如，直笔刚劲有力，结构严谨，一丝不苟。例如，Ｈ１１：１ 卜甲的面积不到 ３ 平方厘米，像指甲盖那么大，其上刻有细如蚊足的甲骨文字 ３０ 多个，仅占 １ 平方厘米左右。其 中的“子”字，长宽竟不足 １ 毫米，其微小由此可见。一般的字多在 １—２ 毫米或 ４—５ 毫米之间。其行款间隔相当、肥瘦相同，钩画无不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雕刻者运刀的娴熟，脑力腕力心手相应，刚劲流利的特点。此外，还有不少象形字，寥寥数笔，不但形象酷肖，而且神情活现，如象形的“凤”字，似字似画，维妙维肖，观后令人赞赏不绝。周原甲骨的出土，说明中国微雕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 ３０００ 年前的甲骨文微雕就已具有精湛技艺。　　①　　赵承泽、李也贞等：《关于西周丝织品（歧山和朝阳出土）的初步探讨》，载《北京纺织》1979 年第 2期。　　②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 — 9 页。　　①　　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 年 10 期。　　②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齐家村西周甲骨文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 9 期。　　蚌　　雕　　陕西扶风召陈村建筑遗址出土两件半立雕蚌雕人头像，高不过二三厘米，均戴平顶高冠，高鼻深目大嘴，形象真实，其中一头顶上刻有“巫”字，可能就是当时的巫人。宝鸡竹圆沟和茹家庄西周墓中发现有蚌鱼和蚌雕牛头饰件，形象准确，雕刻技法熟练。　　象牙雕　　长安张家坡出土一件刻花牙匕，长 ２９ 厘米，宽 １．８ 厘米，扁平细长，刃端弯曲成弓形，顶端正面刻有夔龙纹上下两组，每组有两条夔龙，龙身上下相叠，首尾相接，顶端第一夔龙用穿孔作龙眼，装饰效果突出。宝鸡竹园沟２０ 号墓出土象牙发笄一件，乳白色，通体磨光，制作精细。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出土象牙梳和牙觽各一件，牙梳梳齿极细，梳把上阴刻有饕餮纹。这些象牙雕品的发现，说明西周牙雕艺术已广为流行。　　玉　　雕　　发现较多，是西周雕塑艺术中除青铜器外最发达的一种。在几乎所有奴隶主贵族墓中都能见到或多或少的玉制品。玉器是奴隶主贵族行礼的必需品，佩玉多少，使用何种玉器，都是显示其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西周王室所用玉器，但已见的一些玉制品已能反映出西周玉雕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如玉人，洛阳东郊西周早期墓出土一件，双手相握于腹前，头上梳双髻。甘肃灵台白草坡 １ 号墓出土一件，系双手抱腹站立状裸身，头上有螺旋盘状发髻，呈长条形造型。富于起伏变化。据认为，可能是被俘的西南少数民族奴隶形象。白草坡 ２ 号墓也出土一件人头玉雕饰品，人头上戴有高冠，宽鼻、大眼，可能是被俘的少数民族首领。　　特别是宝鸡茹家庄和竹圆沟■伯墓地所出的玉器，数量之多，雕刻之精，是目前所见西周玉器之冠①。除大量璜、玦、环、戈、仪仗等玉质礼器外，各种动物形玉雕尤为引人注目。它们大多是薄片状立雕的装饰品，少数为圆雕品。这些动物各具情态，造型生动优美，充分显示了西周玉雕的艺术价值。　　玉鹿　　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 ９ 件，分有角和无角两种，大多呈站立回首观望状，形象生动，整体轮廓清晰，具有很高艺术表现力。　　玉虎　　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 ３ 件，作伏卧状，口穿一圆孔，眼、耳用阴刻线纹表示。　　玉牛　　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 ６ 件，一件是片状立雕，作站立状，余均为圆雕品，素面。　　玉免　　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两件，大长耳，圆眼，作伏卧状。　　玉夔龙　　茹家庄 ２ 号墓出土，卷曲呈圆形，方头，尖尾，其上用阴刻线纹表示龙头、嘴、眼和鼻，身上线刻有翅膀，具有商代玉雕夔龙的风格。另一件为夔龙玉璜，饰两个交错兽面纹。　　玉鱼　　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多件，形式多样，璜形玉鱼最为形象。　　玉鸟　　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多件，一件小头，长尾，整体造型呈三角形，身上线刻羽毛纹。　　其它如玉蚕、玉龟、玉蝉等，都形象逼真，充满了生活气息。　　总之，西周雕塑艺术中的骨雕、象牙雕和玉雕的技艺都很高。甲骨文微雕更是堪称一绝。尤其是玉雕，人物造型神态各异，特征显著，动物造型，形象优美，能生动地表现各种动物的特征。其雕刻手法熟练，富于装饰技巧，以实用艺术为主，表现了强烈的理性因素，这也是西周的时代特征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　　①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 年。　　（二）青铜艺术的瑰宝（之二）　　西周是中国三代青铜文化继续发展的时代。青铜器艺术同样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许多造型和装饰都十分精湛的青铜器，成为三代青铜文化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瑰宝。　　西周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商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武王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和奴隶相继归周，促进了西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展。在洛阳北窑发掘的西周早中期铸铜遗址，面积已达 １０ 余万平方米，其中有用土坯砌成的直径达 １ 米 ５ 以上的大型熔铜炉，还有陶质鼓风嘴，可能已使用皮制的橐来鼓风。经对炉壁燃烧进行温度测定表明，当时炉温可达 １２００—１２５０℃，已大大超过青铜的熔点。同时，青铜冶铸技术已传遍各诸侯国。从考古发现西周青铜器的地点来看，北起内蒙古、辽宁，南到江西、湖南、四川，东从山东半岛，西至甘肃、宁夏，已包括今天全国十几个省区，出土最多的是王畿所在的陕西和河南。边远地区的青铜器大多带有一定的地方特点，表明它们是在当地铸造的。　　西周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进一步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铸铭之器增多，长篇铭文大量出现。这与周人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大力加强礼制建设有关。作器铸铭实际上是礼的体现。在商代，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宗庙祭祀或丧葬等礼仪活动的宝器，西周完全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以铭文的形式，使青铜礼器获得一种法定的正统地位。同时，长篇铭文的流行，不仅开创了风格独特的金文书法艺术，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重大史实，使西周青铜礼器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如武王时期的利簋，记载了武王克商的重大历史事件；成王时期的何尊，记述了成王营建落邑，迁都成周的史实；恭王时期的史墙盘，系统地叙述了从文王到恭王时期的许多重要史实。又如江苏丹徒出土的康王时期的《宜侯矢簋》和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周初的某些青铜器，都分别记述了西周初期封邦建国的大事。其它青铜器还铸有关于奴隶赏赐与买卖、土地交易、周王的册命、征伐，甚至诉讼判决书等内容的铭文。它们都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不仅印证而且补充了古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西周青铜器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青铜礼器本身形式和装饰的变化上。尽管周初的青铜器明显因袭商代遗风，有许多很难区别是商器还是周器，但周初的青铜礼器仍然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最明显的就是青铜酒器大为减少，这是周人鉴于商人酗酒亡国的教训，周初曾严厉禁酒的反映。商代青铜器中以爵、觚、斝、觯为组合的饮酒器此时被代之以鼎、簋为组合的饮食器，从而使鼎、簋成为西周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长安兴旺村窖藏中的一件鼎重８２．５ 公斤，应为王室所用的重器。扶风齐家村出土的《■簋》，通高 ５９ 厘米，耳际宽 ７５ 厘米，重 ６０ 公斤，是目前所见西周最大的簋。西周早期的鼎，流行兽蹄足和分裆的形式。簋又以加方座的形式来抬高器体，因此出现了方座簋，成为周初的特有形式。在装饰上，周初具有时代特征的纹饰是有触角的蜗体或卷体兽面纹，特别是一种长垂角的兽面纹为晚商所未见。同时，凤鸟纹也更为流行，数量增多，体积变大，风格更显华丽。下面介绍几种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具有艺术价值的青铜器：　　■伯双耳方座簋宝鸡纸坊头一号墓出土。圆腹，圈足，四方座，簋腹两侧有环状耳，耳下有垂珥，垂至圈足处。下承方座内有悬铃一个，举簋时铃声响动，轻脆悦耳。腹身饰两组大饕餮兽面纹，以两侧与耳对称的扉棱为中轴，两耳各塑一牛头，牛头上再塑一虎头，居于两牛角之间，作口衔牛首状，耳两侧线刻虎身，两前肢抱住牛头，表现了一幅虎食牛的情景；圈足上饰四组夔龙纹，方座上，以四棱为中轴，各雕牛头兽面一个，牛角翘立器壁之外，新颖而别致。整器装饰协调，浑然一体，布置别具匠心，风格华丽精美，堪称周初青铜器的杰作。　　四耳簋宝鸡纸坊头一号墓出土。造型基本同前，无方座，四耳，耳以榫卯与器身相接，可单独取下，为西周青铜器中少见之设计。纹饰装饰独具特征，器身上下饰两组带状乳钉纹，中间配以带状直棱纹，显得整齐但不繁缛。器耳上以 ２４ 个大小牛头巧作装点，使该器显得壮观传神，可谓西周铜器的珍品。　　伯矩鬲北京琉璃河出土。双耳，有盖，盖顶浮雕牛头兽面纹，牛头上又塑一小牛头；器身也饰牛头兽面纹，牛角高翘，突出于器表外，兽口对柱足，恰似兽口中吐出的长舌。装饰和造型极其精美。　　伯各尊宝鸡竹园沟 ７ 号墓出土。尊体作深圆筒状，喇叭口。通体饰四道对称的高扉棱，有上中下三段装饰，上段口颈处饰四组蕉叶纹，每组由两只倒立的夔纹组成，蕉叶纹下饰一周四组夔龙纹，中段以两道扉棱为中轴，饰两组大饕餮兽面纹，有高翘的卷角突出器表外，下段饰四组夔凤纹。通体有云雷纹衬底，纹饰繁缛精美，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伯各卣宝鸡竹园沟 ７ 号墓出土，造型如同商代提梁卣。装饰独特，提梁与卣体相接处雕塑有卷角羊头，提梁中部塑有对称的牛头两个，形象生动。卣盖上饰大饕餮兽面纹两组，各以扉棱为中轴，卷角突出于盖表外，盖顶突立由四牺首围成的圆形把手，盖口和卣口各饰夔龙纹一周；腹部饰大饕餮兽面纹两组，有扉棱作中轴，大卷角也突出于器表外；圈足上饰四夔龙纹。通体以细密的云雷纹衬底，也是西周青铜器的艺术精品。同形有大小两件。　　西周早期也有一些鸟兽形器。如：　　象尊　　《商周■器通考?图 ６９８》。作昂首状，象鼻短，尾卷似鋬，背部开口，有盖，体饰鳞纹　　鸭尊　　辽宁喀左出土。鸭形，扁宽嘴，长颈，双脚铸有鸭蹼，尾部下有一立柱，与双腿作器的三支足，器口开于背部，形象写实。江苏丹徒县母子墩也出一类似鸭尊，唯器口更大更高。　　鸮卣　　又名太保卣，日本白鹤美术馆藏品。作立鸟状，有提梁，鸟首似鸡，上喙可开合以注酒，尾下垂与双足作支点，造形生动奇巧。　　另外，琉璃河出土的青铜人面罩，也是西周早期罕见的青铜艺术珍品。人面呈椭圆形，五官清楚，口中雕有两排牙齿，特别是双眼圆睁，嘴角上翘，明显具有笑貌状①。如此生动传神的作品，不仅在西周青铜艺术中，就是在整个三代青铜艺术中，都极为少见。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是西周青铜器艺术发展的极盛期。中期青铜礼器在早期的基础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论造型或装饰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在造型上，器体宽大而浅的垂腹附耳鼎，是这时出现的新器形；双层器或组合器，也是西周中期青铜器造型的新特点；鸟兽形器比早期大为增多，显示了西周中期造型艺术的精湛技艺；簋类器和酒器等都有了许多变化；像盨、簠和有耳可执的方■一类，都是这时出现的新形式。在装饰上也有几个突出特点：首先是删繁就简，陆续淘汰了不少早期的纹饰；其次是传统纹饰向多样化变形，如兽面纹多向变形兽面纹发展，凤鸟纹更加流行，通常呈对称回顾形排列，尾加长，冠加大；最后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如波曲纹，∽形和■形结构的动物纹和鳞带纹等。这些变化使西周青铜器发展到它的顶峰，创造出许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青铜器。　　带盘夔足鼎宝鸡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为双层造型结构，上层是一带耳的圆鼎，下层为一锅状圆盘，以三条仰首卷尾的夔龙形足支盘承接圆鼎。鼎腹饰小饕餮兽面纹，以云雷纹衬底。盘腹饰十字形镂孔三组，与小龙足相间。造型极为精巧。这种带盘鼎是一种温器，盘内可置炭火，温热鼎内食物。　　井姬独柱带盘■鼎　　宝鸡茹家庄 ２ 号墓出土，双层结构，上为圆鼎，下为有矮三足的圆盘，盘心用一柱支承圆鼎。虽素面无纹饰，造型也极为别致。　　白■簋　　陕西扶风庄白西周墓出土。有圈足碗形盖，盖及腹身饰长尾大凤鸟纹，双耳也雕塑成凤鸟形，具有西周中期青铜器造型和装饰的典型特征。　　微氏方鬲陕西扶风庄白窖藏出土。通体呈方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一腹部微鼓的方鼎，口沿下有附耳，四角各铸回首屈身卷尾龙一条，龙头有双角，鼎口沿下饰一周兽面纹；下层为一长方形炉膛，四角下部各铸鸟首兽一尊，兽腿形成 ４ 个支足，炉壁左右两侧和后壁饰有镂孔状方格窗，炉底有 ３个小孔，用以通气排灰，炉壁正面开有门两扇，有可开闭的镶板式门扉，右扇门上以一裸体、束发、跪坐的奴隶为门栓，左扇门上铸一兽头为门栓，有一活动自如的铜条插销，直插奴隶和兽头之间，炉壁门开关灵活。该器设计独特，结构合理，显示了极高的艺术价值。类似器仅有 ２ 件，另一件无耳无足，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鬲门合扇处铸以跪坐奴隶作门栓，正是《尚书?吕刑》篇所载“刖者使守门”的真实写照。　　■伯鬲■　　宝鸡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为分裆柱足鬲，腹部以单线雕刻三组象头纹，有大耳，圆眼，象头朝下，巧妙地利用柱状足作为象鼻，把造型和装饰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具有洗练传神的艺术效果。　　盠方■　　陕西眉县李村出土。造型和装饰均很繁缛且特征显著，有方形四阿顶盖，盖上有四阿式钮，腹壁两侧各有一象鼻形上卷耳，下有方形圈足。独特之处是内部分隔为两室。通体纹饰瑰丽。　　折觥　　陕西扶风庄白出土。器体长方，上接兽形盖流，前端雕塑为大垂角兽，后端饰大兽面纹，尾卷成鋬，造型与装饰给人神圣与威严之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 1193 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 年 1 期，第 38 页。　　日已觥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器形长方而高，流短而厚，盖前塑一龙头，后端为一立耳兽面，宽尾下垂，形式奇异。器流浮雕夔龙纹，器身浮雕兽面纹。　　西周中期的鸟鲁形器更多。如：　　象尊宝鸡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整体造型为象，体肥硕丰满，象鼻高举，獠牙和眼突出，竖圆耳，小尾扁平下垂，四肢粗短，背部开口，有盖，造型生动传神。体饰凤鸟纹，卷体成圆涡状，与四肢相配，称得上一件艺术珍品。　　驹尊陕西眉县李村出土。形似骡，作站立状，竖耳短尾，鬃毛整齐，双目炯炯有神。器口开于背部，器盖似鞍。驹身光素无纹，仅腹部两侧饰有圆形变体夔纹，装饰朴素，突出了骡驹的造型艺术特点，不失为一件富有生气的佳作，为西周时代少见的青铜器。　　牛尊陕西岐山出土。作牛抬首站立状，前吻平且有一小流，背有盖，盖顶塑一立虎，腹饰变形兽纹。　　羊尊又名井姬盂鏙，宝鸡茹家庄 ２ 号墓出土。通体作站立羊形，吻部较长呈方形，头顶部连羊角可开合为流盖，器口开于背部，器盖上有一立虎，尾卷成銴，腹饰卷体圆涡形夔凤纹，与四肢相配，造型和装饰均具艺术性。　　鸟尊宝鸡茹家庄 １ 号墓出土。作立鸟形，长钩喙，大圆眼，三足肥壮，背部开口，体饰鸟羽纹，造型和装饰均十分生动。同形有大小两件。　　凤尊《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Ａ６７２ 图》。作立鸟形，头似鸡，有柱状冠，尾宽，下垂与双爪作支点，器口开在背上，两侧雕塑双翅，造型和纹饰均十分形象。　　西周早中期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在青铜武器和车马器上也有反映。　　西周时期的青铜武器在殷代的基础上有许多新的改进。主要武器戈，在援的后端普遍出现了胡，胡上并有用以穿绳捆缚的孔（称为穿），常见有短胡一穿戈和中胡二穿戈等。胡与穿的普遍出现，使铜戈能更牢固地捆缚于木柄之上，可大大提高杀伤力。同时，出现了新形式的十字形戟。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大墓就出土了“燕侯舞戈”铭文的十字形戟，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也出土有十字形戟。另外，宝鸡竹园沟 １３ 号墓所出的仪仗兵器，旄和人头銎内钺是西周青铜武器中最有艺术价值的作品①：　　旄由旄首、柲、鐏三部分组成，除木质柲腐朽仅存痕迹外，青铜铸的旄首和鐏保存完好。旄首雕铸成鸭头形，鸭嘴微微开启，鸭头上雕饰着虎面纹，其造型和装饰都堪称一件艺术品。　　人头銎内钺钺身长方形，舌形刃较宽，有銎和直内。钺身后部雕有双角兽头，本部有浮雕蛇纹。本两侧各塑立虎一只，虎回首与钺两肩相接，卷尾与舌刃两端相连。銎头雕塑成人头，眉、眼、鼻、嘴、耳俱全，额前有刘海，脑后有发辫，形象生动。为一件少见的雕塑精湛的铜钺。　　旄和钺是重要的仪仗兵器。史载武王伐商时在牧野誓师，“左杖黄钺，右秉白旄”（《尚书?牧誓》）。纣王兵败自焚后，武王又以黄钺斩纣首，以玄钺斩纣二妾头。因此，钺和旄是具有最高权力象征的兵器。竹园沟 １３号墓出土的这两件钺和旄，就是主人有较高地位的象征。　　①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伯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1—73 页。　　西周时期的青铜车马器也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许多铜构件，如车辖、毂饰及鸾铃等。铜车辖代替了商代的木辖，与铜车軎配用，可使车轴更加稳定牢固。按装在车轮上的铜毂，延长了车轮的寿命。鸾铃是一种响器，所谓“鸾在衡，升车则马动，马动则鸾鸣”（《■诗内传》）。不仅如此，这些铜构件往往都有精湛的雕塑和装饰，甚至许多铜马饰上也有精美的雕饰，其中有兽面形、动物形、人形等，使西周时期的车子比商代更加坚固美观，奴隶主乘坐出行，更显得华丽而高贵。如宝鸡竹园沟 １ 号车马坑出土的人兽面辕饰，呈戴帽封顶的筒形，帽一侧浮雕兽面纹，另一侧雕塑一蹲伏搂抱状的人像，人头高出于帽顶，有后披发，腰系宽带，下身穿短裤，人后肩处还各饰一鹿纹。把它装饰在车辕头上，十分新颖别致。同地 １３ 号墓出土的牛首泡马面饰（标本 ２２９），在牛头上还塑有两只高冠鸟，分别利用牛角作鸟尾，两鸟昂首相望，爬伏于牛头之上，设计十分独特巧妙。　　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继续延续中期的特征，没有多少新的变化。可以说，在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上处于停滞状态，这是由于西周礼制的发展所造成的。　　西周最重要的青铜礼器鼎，从中晚期开始形成了列鼎制度。所谓列鼎，就是造型和装饰相同而尺寸大小依次递减，组成一组奇数的鼎。它是奴隶主贵族在祭祀、宴飨、丧葬等礼仪活动中用以表示身份等级，“明尊卑，别上下”的标准器，其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据《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不同等级的人使用不同数的列鼎。出九鼎的西周墓目前还未发现，传世的西周中期克鼎为七具列鼎。考古发现河南上村岭虢太子墓的鼎也是以七具成列；宝鸡茹家庄 １号墓的列鼎为五具；长安普渡村西周中期墓以三具成列，等等，都与文献所载相符。其时，各鼎所盛的肉食也有严格规定，如《仪礼?聘礼》等所记，天子所用九鼎，第一鼎盛牛，称为太牢，以下各鼎依次为羊、豖、鱼、腊（干肉）、肠胃、肤、鲜鱼和鲜腊。诸侯的七鼎也称太牢，要减去最后的鲜鱼和鲜腊二味。卿大夫的五鼎，第一鼎盛羊，称为少牢，以下依次为豖、鱼、腊、肠胃（或肤）。士用三鼎，所盛为豖、鱼、腊或羊、豖、鱼；也有用一鼎的，所盛为豖。　　同时奇数的鼎要以偶数的簋配合使用。即九鼎以八簋相配，七鼎以六簋配，五鼎用四簋，三鼎配二簋。考古发掘出土的簋也是以偶数为多。如 １９６０年陕西扶风齐家窖藏出土一套形制大小、花纹、铭文相同的中友父簋，共二器；宝鸡茹家庄■伯墓出土的儿簋，有四器；扶风庄白 １ 号窖藏出土的儿簋，共八器。中友父的身份是士，■伯是大夫，簋数正相合；微伯■的身份也是大夫，■簋八器应是两套。西周晚期墓中，随葬的簋最多有六器，为诸侯所用的七鼎六簋。　　不仅鼎和簋如此，其它一些青铜礼器，如鬲、卣，青铜乐器等，在西周中晚期以后也很流行成组出土，一组器的形制、大小、纹饰、甚至铭文都相同。如陕西蓝田县寺坡村出土的弭叔鬲一组三件；周原一号窖藏出土微伯鬲一组 ５ 件；长安张家坡出土的伯庸父鬲一组 ８ 件；周原一号窖藏出土的伯先父鬲一组 １０ 件。但此时用鬲还没有鼎、簋那样严格的限制，到春秋战国时代，鬲才多以偶数组合与列鼎同墓随葬，起陪鼎的作用。　　这种列鼎制度是西周礼制的充分体现，也是三代奴隶社会礼制最突出的代表，它对维护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被一直沿用至春秋战国时期。同时，它也使西周的青铜器艺术变成了一种奴隶制的等级艺术。在西周晚期，由于列鼎制度要使用同样形制的青铜礼器，这就限制了青铜器艺术的发展，使其从辉煌的顶峰逐渐走向衰落。　　（三）金文书法艺术　　金文，即青铜器上的铭文，在古代曾称之为钟鼎文。它是一种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古老文字，流行于商至春秋战国时期，其鼎盛是在西周时代。书法史家认为，金文是秦统一文字之前书法艺术的主干，是中国现存书法艺术之祖①。　　金文的产生与文字的发展和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商代，由于青铜铸造技术有了较大发展，甲骨卜辞的书契也流行起来，因而出现了在青铜器上铸铭的金文。但商代的金文每器所铸字数不多，一般仅一二字，多者四五字，为商代奴隶主贵族的族徽或人名等符号。而且一般都铸在器物的不明显部位，如鋬阴，外底等较隐蔽之处。到殷末，个别金文增至数十字，但也未有超过 ５０ 字者。所以，商代金文在书法艺术史上不占显著地位。　　西周时期是金文大发展的时期，不论是其数量或字数，还是内容和形式，都较前有了很大发展。这时铸铭之器骤然增多，两周青铜器中有铭文传世的约 ３０００ 余件，其中一半以上属西周。金文字数也加长，数十字、上百字，甚至数百字的铭文都屡见不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属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其铭文长达 ４９７ 字，称得上是金文的长篇巨制。这时的铭文格式多样，内容丰富，不仅有准确的干支月日及“月相”、地名和地理位置、当时的官职名称、人名，而且还记载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王室的祭祀、征伐、盟誓契约，周王的册命、赏赐、宴飨，甚至奴隶买卖、刑事诉讼等各种内容，反映出当时政治、军事、礼制、经济等各方面的真实情况。可用以补充和纠正很多古代文献资料的不足或缺失，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极为珍贵的史料，所以学者们称誉青铜器铭文具有书史的性质。　　西周金文的流行，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周人灭商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大力加强礼制建设，利用大量青铜礼器，铸以长篇铭文，颂扬祖德，刻记功烈，记述周王锡命，遗传子孙后代，以此宣扬西周奴隶主贵族的权威，达到维护和加强其宗法统治的目的。　　金文的发展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西周时期的金文是一种很成熟的书法艺术，向为书法史家所重视。它改写了长期以来认为的，谈书法只能从隶、楷书始和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真正书法艺术的传统认识，并把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推溯至 ３０００ 多年前。　　金文的书体，一般称为大篆或籀书，也有称为古籀的。籀是周宣王时的史官，籀书即为他所写的字书。青铜器铭文是按照墨书的原本先刻出铭文模型的陶范，再翻范铸造出来的。由于商周时期已有很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所以翻铸的金文一般都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墨书的笔意。因此，商周的金文实际上是一种墨书的书法艺术。　　商代的金文书法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字数不多，字体瘦长，笔道遒劲雄美，行气疏密有致，结构严谨，情势凝重，各有风韵。有人曾归纳为两种风格，一种是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起止多露锋芒，间有肥笔，另一种则是运笔有力，形体瘦筋，笔划多挺直，不露或少露锋芒①。　　①　　古铭、徐谷甫選编：《两周金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 年。　　①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77 页。　　周灭商以后，商王朝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相继归周。周人继承了商人的金文书法，使之发展成具有独特风格的金文书法艺术。　　西周早期的金文从书体和书法风格来看，总的情势是清秀隽美，笔道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结构严谨，行款章法自如。其前期的作品风格质朴平实，多挺拔的悬针笔法，仍带有甲骨文的影响。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或称大丰簋），字体平易古朴，笔划方圆兼备，具有凝练平直之气。利簋仅用短短 ３２ 字就记述了武王代商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被称为武王克商簋，是迄今所见西周最早一件铸铭铜器，开创了西周金文书法的先例。后期的风格凝重雄放，已显出金文的独特艺术。如成王时的令■、保卣，康王时的大盂鼎、大方鼎等，书法凝练奇古，雄伟挺拔，遒劲华丽，从人形或以人为偏旁的字及王字等，多用肥笔，用笔轻重明显，被书法家称之为“波磔体”。尤其是大盂鼎的金文，共 １９ 行，２９１ 字，记载了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的伟绩，其文字端庄典雅，大小得体，形态生动，为成康之世金文书法造诣最高一品，其拓本摹本至今尚被书法大家所珍视。　　西周中期的金文形成了金文大篆的典型风貌，笔划加粗，多用肥笔，并出现一些“墨团”笔画，形体丰腴肥厚，瑰异凝重，被书法家称之为“玉箸体”。如昭王时的宗周钟，穆王时的■鼎、■伯簋，■王时的史墙盘、永盂、卫盉，懿王时的狮虎簋，孝王时的大克鼎等，都是这类的卓越者。宗周钟有铭文 １２２ 字，字体舒展，圆润，已开秦玉箸篆之风。史墙盘铭文古奥典雅，字体朴实遒美，行款疏朗整齐，笔势圆泽厚实；书体工整秀丽，文字精练简要，许多语句用韵，即是学术价值较高的史料，又可视作古典文学的佳作。卫盉铭文运笔刚柔得宜，行款错落有致。狮虎簋的铭文丰茂俊伟，秀媚多姿。大克鼎铭文字形长方，纵横有格界，每字一格，共 ２８ 行，２９０ 字，笔法雄浑，是西周中期铭文的皇皇巨作。　　西周晚期的金文形成了各种风格。有字体规范、结构和谐、壮实厚美的作品，如厉王时的■簋，宣王时的毛公鼎等；有笔势匀衡、刻意求工、书体俊逸的作品，如厉王时的散氏盘、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同时，也有结构松散，书与草率之作。总之，已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尤其是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高雅恬淡，颇具崭新的艺术风格，开了籀文体的先例。而有近 ５００ 字的毛公鼎的铭文，雄阔浑厚，洋洋洒洒，大气磅礴，不愧为西周金文之冠。　　总之，西周金文书法艺术，上承商代甲骨文之先例，后开中国古代篆、隶、楷书之源，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所具有的高度艺术价值，终于形成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的习俗，被美学家誉为一种“线的艺术”①。这是一种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它所追求的是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兼并，方圆适度的效果。它的每一个字、每一篇作品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而不作机械的重复和僵硬的规范。它既状物又抒情，既有造型又有表现。它像音乐从声音世界里提炼抽取出乐音来，依据自身的规律，独立地展开为旋律和和声一样，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以其挣脱和超越形体模拟的笔划的自由展开，构造出一个个一篇篇错综交织、丰富各样的纸上音乐和舞蹈。　　①　　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0—44 页。　　（四）音乐与舞蹈　　西周的乐舞是中国奴隶社会音乐舞蹈艺术发展的顶峰。相传周公因袭夏商礼仪，制定周礼，规定了一整套法定的礼乐制度，用来维护西周社会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乐舞就是周礼的主要内容之一。经过周公的整理，西周的乐舞在形式上更加规范，内容上有严格的要求，使用上也有严密的等级分别，宫廷并设置了庞大的乐舞机构，统一由大司乐掌管。同时，还设立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向奴隶主贵族子弟传授乐舞知识。　　周代奴隶主贵族的音乐称为雅乐。所谓雅乐，就是奴隶主贵族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所演奏的音乐，包括用于郊社、宗庙、宫廷仪礼、乡射和军事大典等各个方面的音乐。其名称的由来，当取其歌辞“典雅纯正”之意。有人曾根据前代遗留下来的宗庙祭祀音乐，把雅乐归纳为齐奏为主，曲调简单，节拍缓慢几个特点①，似有一定道理。　　西周雅乐的歌辞在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保存了一部分。传说这部不朽的古代歌辞汇编是由中国古代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整理删定，它包括西周初期到春秋末期的各类音乐作品。《诗经》原称《诗》，也就是配乐的歌辞。战国时代一位思想家墨子曾说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精练地概括了《诗经》可诵、可奏、可歌、可舞的音乐性质。只是到了后来，一般认为是秦亡之后，《诗经》的曲调部分逐渐亡佚，才成为纯粹的诗歌形式。《诗经》有 ３０５ 篇，分风、雅、颂三部分，实际上也是音乐的分类。宋代郑樵（１１０３—１１６２ 年）说过：“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通志?点序》）。明确地指出《诗经》包括民间歌曲、宫廷歌曲和祭祀乐舞三类不同内容和形式的音乐作品。如《周颂?武》篇就是周代统治阶级为赞美武王克商的大功而演奏的舞曲颂歌，即所谓《大武》乐章之一：　　（原文）　　於，皇武王！　　无竟维烈。　　允文文王！　　克开厥后。　　嗣武受之，　　胜殷遏刘。　　耆定尔功。　　（译文）　　啊，英明伟大的武王！　　坚强奋发，是为荣光。　　真有文德，显考文王！　　能够廓开后世大业，　　武王继承文王遗烈，　　战胜殷商，灭杀纣王。　　奠定其功，天下共仰①。　　这首歌用短短 ２０ 余字颂扬了武王继承文王遗志，杀纣灭商，创立西周大业的功绩，是当时最著名的一首雅乐。有人考证，《诗经》的 ３１ 篇“周颂”中保存了《大武》的六篇乐章，是唯一保存西周雅乐内容较多的作品。孔子曾评价这一乐章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①　　见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2 页。　　①　　袁梅：《诗经泽注》（雅?颂部分），齐鲁书社 1981 年版，第 577 页。　　《诗经》中除歌辞外，还提到大量的乐器，如琴、瑟、箫、管、龠、埙、箎、笙、鼓、鼛、贲鼓、应鼓、田鼓、悬鼓、鼍鼓、鞉、钟、镛、南、钲、磬、缶、雅、柷、圉、和、鸾、铃、簧等，达 ２９ 种之多。种类繁多的乐器，说明当时音乐的表现力已经非常丰富。《周礼?春官?大师》中还把周代的乐器按不同质料分为 ８ 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谓之“八音”。八音齐备，后来就成为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的同义语。　　考古发掘所见西周的乐器，目前主要是青铜打击乐器钟。钟的形式是由铙演化而来。它的各部分已有固定的名称，如钟体的平顶称为“舞”，平顶上的柄称为“甬”，甬的顶端称“衡”，中段突出部分称“旋”，旋上用以悬挂钟钩的孔称“干”，钟面上中间的直条称为“征”，两边突出的几排乳钉称为“枚”，枚的上下间隔称为“篆”，钟口的光面称为“鼓”，弯曲的下口称为“于”，尖角称为“铣”。西周的钟大多悬挂着使用，悬挂的方式有直悬和斜挂两种。直悬的钟称为钮钟，从西周中期开始出现。斜挂的钟称为甬钟，在西周后期广为流行。其时，钟作为乐器不仅各部分有不同名称，它的大小、长短、厚薄也都有一定的规格。《考工记》“凫氏为钟”一节就有详细记载。　　西周的钟绝大多数是双音钟，特别是甬钟都能产生两个音，一个音在鼓的中心部位，另一个音在鼓侧。这表现了西周钟的进步。从物理学的振动原理来看，钟的敲击点不同，其振动方式也不同。所以敲击鼓的不同部位能发出不同的音。双音钟的音频有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和纯四度几种，其音程关系要比商代的铙优越得多。其优点在于用数量不多的钟就能构成较完整的音阶，可以演奏旋律。据实测，现存西周钟都没有商音，这是当时音律的特点①。　　西周钟的另一个特点，是组合使用，构成系列性的“编钟”。编钟的数目不等，最常见的是三个一套。如扶风竹园沟西周早期墓出土的三枚甬钟成编，是至今发现最早的西周编钟。长安普渡村长甶墓和宝鸡茹家庄■伯墓都出土过西周中期的三个一组的编钟。而西周晚期的仲义钟和柞钟都以八枚成编，是目前为止发现西周编钟数目最多的两组。完整的一组编钟称为一肆。《周礼?春官?小胥》：“凡悬钟磬，半为堵，全为肆。”编钟用以合乐，是周代宗庙祭祀和宴享奏乐时不可缺少的东西，也就是说是西周礼制的产物。从钟铭看，应歌的钟称为歌钟，应乐的钟称为龠钟，随从出行乐队使用的称为行钟、从钟或走钟。这些都反映出西周青铜打击乐器发展的成就，也是西周雅乐发展的成就。　　周代的舞蹈艺术是与雅乐相配合的宫廷雅舞。它主要有大舞和小舞两种。大舞即《六代舞》，也称为《六舞》或《六部乐舞》。大舞的主要内容有《云门》、《大咸》、《九韶》、《大夏》、《大濩》和《大武》六种。前五种是由西周以前的传统舞蹈整理改编而成，后一种是周公在武王灭商以后新创作的。这六种舞蹈分别在不同的场合应用。据《周礼?春官》记载：舞《云门》时，要“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舞《大咸》时，要“奏太簇、歌应钟”，“以祀地神”；舞《九韶》时，要“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舞《大夏》时，要“奏蕤宾、歌函钟”，“以祭山川”；舞《大濩》时，要“奏夷则、歌小吕”，“以享先妣”；舞《大武》时，要“奏无射、歌夹钟”，“以享先祖”。说明六代舞都是祭祀乐舞，它们分别有不同的祭祀对象。　　①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32 页。　　据孔子后来描述，《大武》的表演情形是这样的：　　开始的时侯，先是一段长长的鼓声，舞队手执兵器，准备上场。接着又是一段徐缓、绵长的歌声，表现出决战前的紧张气氛。然后，舞者从北面入场，迅速展开战头场面。旁边有人摇铃，表示传送军令。舞队随即分为两行，作激烈的刺杀动作，边舞边进。在第三段时，进入高潮，表示消灭了商纣王。继而又转向南，表示平定了南方疆域。接着分左右变化出各种队形，表示左周公、右召公的英明领导。最后舞队集合成整齐的队形，以蹲坐的静止姿势表示对武王的崇敬（《乐记?宾牟贾》）。　　小舞是西周贵族子弟跳的六种祭祀舞，它包括《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和《人舞》。《帗舞》是手持全羽或五彩丝绸而舞，用于祭祀社稷；《羽舞》是持白色鸟羽而舞，用以祭四方；《皇舞》，舞者头插鸟羽，手执五彩鸟羽而舞，用以祈雨；《旄舞》是手持牛尾而舞，用于祀辟雍和宴乐；《干舞》是持盾牌而舞，以祭山川；《人舞》，徒手不持舞具而舞，用于祭祀星辰和宗庙。　　除了大舞和小舞外，西周还有其它一些用于祭祀或宴乐的舞蹈，如《象舞》、《天弓舞》等，还有从民间乐舞改编的《散乐》，从周边少数民族舞蹈改编的《四裔乐》等，表现了西周雅舞的丰富内容。　　７０ 年代中，在陕西宝鸡茹家庄发掘了两座西周中期的贵族、■伯及其夫人的墓，分别出土了两件舞蹈铜人，是目前有关西周舞蹈艺术唯一的实物资料。１ 号墓所出系一男像，光头、圆脸，身着对襟袍服，腰束宽带，双手高举于左肩之上，五指呈圆环状；２ 号墓所出是一半身女像，头戴高耸的三叉形发饰，有披肩，身着对襟袍服，两手左右分开，左高又低呈舞蹈状，手上还拿着圆形舞具①。虽然不知道他们跳的是什么舞，但却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西周舞蹈的形象资料。从这两座墓中殉葬着 ９ 名奴隶，及 １ 号墓中还出土有三枚一套的铜编钟来看，这两具舞蹈铜人应当是■伯家舞蹈奴隶的形象。说明当时连中小奴隶主家也有了乐舞奴隶。通过这两座墓葬，可以想见当时奴隶主贵族那种钟鸣鼎食、纵情歌舞的豪华生活。　　西周的宗法制度是以周天子为中心，即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李氏》），周天子以下依次还有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种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周礼明确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享受不同规格的乐舞。如乐队的排列，《周礼?春官?大司乐》记载：“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即天子可以享用四面排列之乐（“宫悬”），诸侯则为三面之乐（“轩悬”），卿和大夫享用两面的乐队（“判悬”），士只允许排列一面（“特悬”）。又如观赏舞乐的规格，天子用八佾，六十四人；诸侯用六佾，三十六人；卿和大夫四佾，十六人；士只能用二佾，四人（《左传?鲁隐公五年》）①。乐舞的使用也有严格限制，如大舞只有周天子才能用，诸侯以下不能僭越，这些都是为了维护森严的等级制度。　　①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第 315 和 375 页。　　①　　关于“佾”，古代曾有不同解释。此为班固《白虎通义?礼乐》中“八人为行列”的解释。另一种认为，一佾为 8 人，八佾则为 64 人，六佾为 48 人，四佾是 32 人二佾 16 人（见陈旸《乐书?书舞》）。　　（五）建筑艺术　　西周的建筑艺术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灭商以前的周原建筑，它是周人传统建筑艺术的发展；另一部分是灭商以后的丰镐建筑，它是西周时期在继承商代建筑成就的基础上，结合周人的传统发展起来的建筑艺术。　　周原建筑　　据文献记载，周人的首领古公亶父约于公元前 １２ 世纪末或前 １１ 世纪初，带领族人自邠迁自岐山下的周原后，在此立国；并在周原营建了巨大的都城，周人称之为“京”（即大的意思）或“京邑”。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京城一词的由来①。但是，关于周原的具体位置，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经过数十年的考古钻探和发掘，现在已经基本确定周原遗址就在今陕西省岐山县京当乡和扶风县法门乡一带。其范围东西宽约 ３ 公里，南北长约 ５ 公里，总面积为 １５ 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分布着异常密集的周代遗址。虽然周原的城墙及城内布局情况目前还不详悉，但 １９７６ 年以来在岐山县京当乡凤雏村发掘的一座宫室（宗庙）建筑基址和在扶风县法门乡召陈村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不同程度增加了我们对周原建筑艺术的认识。　　凤雏村的宫室（宗庙）建筑是一座由门道、前堂、后室和厢房组成的完整院落。整组建筑座落在一个高 １ 米多的大型夯土台基上，台基南北长约 ４５米，东西宽 ３２．５ 米，总面积 １４６９ 平方米。其形制是以门道、前堂、过廊和后室为中轴，东西两边配置厢房各 ８ 间，并有回廊相连，形成左右对称、布局整齐的两进四合院式布局。前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其东西长约 １７ 米，南北宽约 ６ 米，面积约百余平方米。这是一座面阔 ６ 间、进深 ３ 间的大型建筑。它的地面和墙壁都用细泥掺合砂子、石灰涂抹，表面光洁坚硬。院内还发现两条用陶水管或卵石砌成的排水道。另外，大门前 ４ 米远处还有一座近 ５ 米宽、１ 米多厚的影壁，为前代建筑中少见的新设施。　　召陈村的夯土建筑基址发现 １５ 处，分两个时期建造的。早期仅有 ７ 号和９ 号两座基址，在 ７ 号基址的一间室内发现有地下火坑，当是取暖用的地炉。晚期有 １３ 座基址，布局独特，不取中轴对称的形式。其中 ３ 号、５ 号和 ８ 号三座长方形基址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略呈品字形排列。３ 号夯土台基东西长 ２４ 米，南北宽 １５ 米，上面东西有 ７ 排柱础，南北 ６ 排，内有两道隔墙，将台基分隔为 ３ 间，复原起来是一座四阿式建筑。８ 号基址略小，台基周围有半米左右宽的卵石散水。这类大型建筑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宅院，也有人认为是周人的宗庙或宫殿建筑。其时代比凤雏村宫室建筑要晚，属西周中晚期遗存。　　周原遗址这两处建筑物大都使用了瓦盖顶，遗址中发现很多泥条盘筑法做成的板瓦、筒瓦和半瓦当。板瓦较大，瓦面有绳纹，很多还有圆柱状的瓦钉或瓦环；筒瓦除饰绳纹外，有的还有刻划符号；半瓦当则是在瓦头上饰重环纹。从瓦的形制看，已有仰覆两种结瓦方式，环耳瓦是结扎使用，钉瓦直接与泥顶粘结。瓦的使用是建筑技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西周建筑艺术的新成就。周原遗址发现的瓦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瓦，它们的使用突破了“秦砖汉瓦”的传统认识，把中国用瓦的历史提早到 ３０００ 年前的西周时代。有人因此推测，屋瓦是周人发明的，文献中“夏时昆吾氏作瓦”之说有误①。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 页。　　①　　杨鸿勋：《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文物》1981 年 3 期第 29 页。　　这两处建筑物的墙壁有夯土墙和土坯墙两种。夯土墙系版筑而成，从夯窝来看已使用了 ５ 个夯锤绑扎在一起的夯具，比单夯锤在技术上又提高了一步。同时普遍使用擎檐柱，也是这时建筑的一个特点。　　周原的建筑已有一定的装饰。召陈的 ９ 号基址周围用卵石铺的散水，系用黑、白、绿三种不同颜色的卵石，整齐地铺排，给人一种美感。另外，在召陈还采集到一件汉白玉的菱形建筑饰品，四侧面磨光，正面雕刻精致的雷纹，据说是镶嵌在墙壁上的。特别是在这两处基址都发现蚌雕的建筑装饰，除了圆形蚌泡以外，凤雏还发现有饕餮纹和几何纹雕饰，召陈发现的仅有后一种。它们是用大小形状不一的蚌片镶嵌而成，蚌片磨制的平整光滑，镶嵌的图案非常精美。　　周原发现的两处建筑基址对了解西周宫室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尤其是凤雏村的宫室建筑，是中国目前发现的三代建筑中最完整的由单座建筑组成的群体建筑。从它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看，已具有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传统风格，门前的影壁和瓦的使用，更给人一种别致而新鲜之感。　　丰镐建筑　　周文王所建丰邑与武王所建镐京两座城址，是西周王朝 ３００ 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尽管周公在洛阳又建了成周城，自成王起都洛直到西周末年，但丰镐二京始终是西周的统治核心，王都所在，直到公元前 ７７１ 年平王东迁洛阳以后，丰镐二京才逐渐废弃。　　丰镐遣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 １２ 公里的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今天，沣河西岸的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大原村、冯村、曹家寨、西王村一带是一处面积约 ６ 平方公里的内涵丰富的西周遗址；沣河东岸昆明池故址以北的洛水村、泉北村、普渡村、花园村、白家庄、斗门镇一带，也是一处遗迹丰富的西周遗址，面积约 ４ 平方公里。推测丰、镐二京很可能就在上述的范围内。目前，虽然已能基本确定丰镐的范围，但它们的城墙及宫殿基址至今尚未发现。因此，对丰镐的建筑艺术只能从有关文献记载中去了解。　　在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人所撰的《考工记》一书中，记载了周朝的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园中九经九纬，经涂九■，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左传》与汉初所传《礼记》曾记述周朝宫室的外部建有为防御与揭示政令的阙；有五层门（皋门、应门、路门、库门、雉门）和处理政务的三朝（大朝、外朝、内朝）等。自从周公制定礼乐后，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在建筑艺术上体现了出来，如周礼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可使用在台基上建屋的“台门”；迎门所设的影壁称“树”，也只有天子和诸侯才可设“树”，《礼记》所载的建筑装饰色彩是天子用丹，诸侯用黝，大夫用苍，士用黄等。究竟如何，还需要实物资料来加以证实。　　但是，目前在丰镐遗址也发现了一些大型建筑基址，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迹。１９８３—１９８５ 年在沣西马王村和客省庄发现十几处夯土建筑基址，大多破坏严重。其中 ４ 号基址平面呈 Ｔ 字形，东西长 ６１．５ 米，南北宽 ２７—３５ 米，总面积达 １８２７ 平方米左右，是目前已发现最大的一座西周建筑基址。在这里还发现完整的大板瓦，长约 ４５ 厘米，宽 ３０ 厘米。完整的陶水管也有 １ 米多长。这些应该是宫殿建筑的遗物。　　在丰镐遗址发现的小型居址反映了周人“陶覆陶穴”的传统生活习俗。如土窑式建筑，系先在地面挖一个 ５—９ 米大，深约 ５ 米的椭圆形深坑，再从坑壁一面掏出窑洞，坑底常有 １—３ 个灶坑，并有一条供出入的土坡道将住室分为两半。这种建筑至今还是关中和豫西一些地方农村常见的住房形式。它的结构简单，造价低，同时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建于地下，也具有安全和便于防御的作用。这种建筑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杰出创造。　　琉璃河城址　　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 １．５ 公里的琉璃河城址，是西周时期燕国的早期都城。城址坐落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林村一带。经发掘，北城墙全长 ８００余米，东西城墙已探出 ３００ 余米，南墙及东西两面南段城墙因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墙体用黄土夯筑，宽 １０ 米左右。主城墙下部两侧有护坡，城外有壕沟。城内已发现夯土房基多处。城东南不远处发现有西周墓葬、车马坑等，出土不少精美青铜器，许多铜器上都有“匽侯”（即燕侯）的铭文。这些发现，有力地证明琉璃河城址即燕国早期都城，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提前到 ３０００ 年前的西周初年。　　西周时期除了都城和重要封国的建筑以外，在南方民间仍然流行干栏式建筑，如湖北蕲春县毛家嘴遗址的木构建筑遗迹，就是典型代表。毛家嘴木构建筑遗迹面积约 ５０００ 平方米。发掘了两处地点，一处发现直径约 ２０ 厘米左右的木柱 １０９ 根，周围残存一些排列整齐的木板墙，板宽约 ２０—３０ 厘米，厚 ２—３ 厘米。木桩和木板墙呈弧形排列，由 ３ 个毗邻的房间组成，每间屋长８ 米，宽 ４．７ 米，显然是一座建筑群。其北还有 ４５ 根桩木，一段 ４ 米长的木板墙，并发现有木阶梯残迹；其东南有大块平铺木板。另一处有桩木 １７１ 根，也有木板墙和平铺木板。类似木构遗迹，在毛家嘴附近和荆门县车桥也有发现，表明当时各地的居民已在因地制宜地发展各自不同的建筑艺术。　　（六）工艺　　西周时代，原始瓷器、髹漆和贴金等工艺，不但继承了商代的传统，而且在其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玻璃料器则是西周工艺的新成就。　　原始瓷器　　西周的原始瓷器出土的地点更加普遍，发现的数量更多，制作也更加精细。　　５０ 年代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现的原始青瓷器都是残片，但可看出器形有豆和罐，胎色青灰，表面有青色或黄绿色釉。而长安普渡村出土的青瓷豆较为完整，敛口、浅盘、矮圈足，通体施一层青色釉。这种形式的原始瓷豆是西周时期最常见的器形。经对张家坡出土瓷片的化学成份进行科学分析，证明它们与早期的吴越瓷很接近，可称之为原始青瓷。　　在周原的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中也出土了几件青釉瓷器，其中的矮圈足豆与长安普渡村所出的相同，此外，还有一件青灰色的原始瓷罐。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它们已具有瓷器的特点与要求。类似的瓷豆在岐山贺家村西周墓和宝鸡茹家庄 １ 号墓中也有出土。　　洛阳地区西周墓中发现的原始瓷器比较多。１９５３ 年发现的一座西周早期墓葬曾出土两件瓷豆，器形与普渡村发现的相同，胎色灰白，表面施一层青绿色釉。庞家沟西周墓发现的数量较多，器形也比较丰富，除豆外，还有簋、罍、瓮等，尤其是在矮圈足豆盘内粘连小罐，造型别致新颖，十分少见。它们的胎色灰白，施灰绿色釉，有的釉层薄而不匀，釉下装饰有方格纹和云雷纹等纹饰。　　除王畿地区以外，在全国其它各地也都发现有不少西周原始瓷器。　　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瓷豆和罍各一件，胎为灰色，器内外施青灰色釉，釉层薄而不匀，且多剥落。　　北京琉璃河发现 ４ 件，其中 ３ 件豆的形式相同，均为浅盘矮圈足，另一件为侈口、短颈、折肩、圈足罐，折肩上还有一对系耳。这几件原始瓷胎色灰白，表面有青色薄釉。　　江苏丹徒烟墩山附近出土有原始瓷豆和碗。句容浮山果园、金坛鳖墩、溧水乌山等地也普遍发现，且器形和数量较多。句容浮山果园仅在 ２０ 多座墓葬中就出土 １４０ 多件，器形以豆、碗、罐为最多。它们的胎色一般呈青灰或灰白色，施青灰、青绿或浅黄色釉。其中一件瓷罐，有双身龙形器耳，釉色青黄，非常美观。金坛出土的一件罐，有盖，盖顶塑有鸟形钮，通体施青黄色釉，都是西周原始瓷器的珍品。　　此外，安徽屯溪发现的两座西周墓都随葬有原始瓷器，其中 １ 号墓出土６８ 件，器形也很丰富，有碗、盂、豆、尊、盉、罐等。除西周常见器外，新出现的盉还有提梁和流。但它们大部分火候较低，釉层易剥落，少部分胎质细密，呈灰白色，火候较高，击之有清脆声。那些釉色为青灰色，釉层薄而均匀的确为原始青瓷，其化学成份和烧成温度都与长安张家坡的大致相同，与吴越青瓷相当接近。　　西周时期，中国南方的原始瓷器远比北方发达。出土原始瓷器的地点，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可能是由于当地气候土壤潮湿，原始瓷器更适于那里的生活条件。大量西周原始青瓷的发现，不仅把中国瓷器的发展史，上溯到了 ３０００ 年前，同时也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　　髹漆工艺　　西周的髹漆工艺比商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有关的文献记载来看，西周时代很重视漆树和桐树的种植，不仅已大量用漆涂饰日用几案、盘、盒、乐器、车辆和棺椁，而且还把漆器纳入礼制的范畴，使髹漆工艺具有等级制度。如《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有：“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周礼?春官》中还有天子的车辆该用哪种色彩的漆涂饰什么部位的记载。《周礼?考工记》中更详细地记录了车辆的不同规格和髹漆用的色彩及花纹制度。因 此，在考古发掘中，常常能见到许多西周漆器及大量腐朽的漆皮。　　解放初期发掘的宝鸡斗鸡台西周墓中就出土有朱红和黑色的车饰漆皮。１９５６ 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发掘中，发现一些漆皮遗迹，可看出有盘和豆的器形，复原后的 ４ 件漆豆，通体漆黑，无雕刻花纹，仅器口周围均匀地镶嵌着打磨光亮的 ６ 枚圆形蚌泡。类似的蚌泡在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中也有发现，有的蚌泡上还粘有红色漆皮。　　７０ 年代，在岐山贺家村和齐家村等地发掘的百余座西周墓和车马坑里，发现大量漆片残迹。从残存的红、黑花纹痕迹和形状来看，有木器上的漆皮、车马饰上的漆皮和棺椁上的漆皮等。岐山贺家村的墓中似有筒状和盘一类的器物，还有兽面纹等图案；扶风云塘西周墓中有盒、豆等漆器，其腹壁镶嵌蚌泡，并绘彩色饕餮纹。周原出土的西周漆器色彩丰富，包括有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据说，这时的漆器不仅有木胎，还有皮胎和夹纻胎（麻布）①，为春秋战国时期漆器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①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8 页。　　８０ 年代在北京琉璃河西周墓中发现的漆器已复原的器形有觚、豆、罍等，红漆涂底的觚把上用白色蚌片镶嵌成 ３ 条平行宽带，下面两条蚌带上又镶嵌着小绿松石片，其间的觚把上又用黑漆描绘出夔龙纹，装饰简洁精美。豆一般先用黑漆打底，然后在豆盘外表镶嵌圆形白色蚌泡，豆把上用各种形状的白色蚌片镶嵌出兽面纹，其间配以红色图案，显得庄重而豪华。罍用红色漆作底，镶嵌白色蚌片组成繁缛的兽面纹，与青铜礼器的装饰相同。此外，还发现有长方形的漆盾牌，有的上部呈山脊形，牌面上嵌有圆形、菱形或人面形铜泡饰。琉璃河出土的漆器，显示了西周髹漆工艺的高超水平，同时也表明，西周漆器仍然是奴隶主贵族所享用的礼器。　　贴金工艺　　西周时代也有贴金工艺。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宫室（宗庙）建筑基址中曾发现过 ３ 片金箔，薄如纸，上有纹饰，显然是作贴金之用。其它各地的周墓中也曾零星出有包在铜矛、车衡上的条形、圆形、人字形、三角形金片，以及贴金铜兽面、贴金圆泡等。但是由于黄金在自然界中极为稀少，作为贵重金属，黄金的使用不像青铜器那么普遍，贴金工艺的发展也因之受到一定局限。　　玻璃料器　　玻璃是以二氧化硅为主要原料，经高温熔融后形成的透明结晶体。料器的制作原料大体与玻璃相同，熔融后成为有玻璃质光泽的半透明体，并有多种颜色。西周时期许多遗址和墓葬都曾发现料器。洛阳中州路西周墓中最先发现过淡绿色的玻璃珠。后来洛阳庞家沟西周早期墓中发现了穿孔的白色料珠。长安沣西、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也都有料珠出土。料珠发现较多的是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的西周墓，出土球形、菱形和管状料珠上千件，颜色有灰蓝和灰绿两种，与玛瑙和玉饰等串连在一起作为装饰品。岐山贺家村西周墓也有淡绿色的料管，但无光泽。扶风云塘西周墓出有白色和绿色的扁珠和管珠串饰。这些料器，质地纯净，色泽光亮，有一定透明度，形似近代玻璃制品。茹家庄出土的料珠，经有关单位化验证实，其成份有硅、钙、镁、铅、钡、锡、钠等 １８ 种元素，其中以硅的含量最大，一件料珠含硅达 ４０％，许多料珠都仍保留着玻璃体，显然属低温熔融的铅钡玻璃系统①。这就证明中国早在 ３０００ 年前的西周时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玻璃料器了。这是中国古代陶工们，在烧制成功陶瓷釉的基础上的一大创造。只不过当时出现的具有玻璃质的料器，还不能与现代纯粹的玻璃制品相比较罢了。它们的外貌特征、化学成份均与西方古代钠钙玻璃差别较大，因此，有理由怀疑长期以来流传的中国古代玻璃制造技术是由国外传入的传统说法。西周时代玻璃料器的发现，就是当时出现的一项重大工艺成就。　　①　　杨伯达：《关于我国古玻璃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1979 年 5 期，第 76 页。　　七、结语　　通观中国远古至三代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的脉络，远古及三代的艺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多元到一统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艺术，是在我们远古祖先长期打制石器的实践中诞生的。原始的狩猎采集生产劳动发展了人的智慧与才能，培养了人的审美意识和能力，从而创造了具有朦胧美的原始艺术。经过上百万年缓慢地发展，到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生产的出现促进了原始艺术的迅速发展与繁荣，各地先后涌现出反映不同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同氏族生活习俗的多种原始艺术形式。这些各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在相互交流、影响和融合的过程中，逐渐从各自独立发展走向统一的道路。同时，也为文明时代艺术的到来打下了宽广、深厚而又坚实的基础。　　夏、商和西周三代，是中国民族艺术开始形成的时期。建立在青铜文明基础上的三代艺术，从一开始就具有与世界其它各国艺术不同的特征。它是从众多源头经过长期发展走向统一的一种民族艺术。经过商代崇尚鬼神的艺术和西周区别严格的等级艺术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奴隶制艺术发展到顶峰。各种艺术形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都不失其令人惊叹的审美价值。无论是三代的青铜礼器，还是玉雕礼器，无论是三代的建筑还是工艺，都有无与伦比的独特风格和面貌，在世界各民族艺术之林，独树一帜，成为一颗枝繁叶茂，根深树壮的参天大树。　　中国远古至三代的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无不深刻地带着不同时代的社会烙印。而作为精神文化的产品，又是不同时代物质文化的形象结晶。它们对繁荣三代的文化传统，促进社会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中国后来春秋战国时代，以至整个封建社会的艺术，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古代民族艺术之所以能一代代流传，不断发展壮大，不断繁荣兴旺，就是因为它有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的悠久传统。在世界古代各国中，不论是古巴比伦的艺术传统，还是古代埃及、印度的艺术传统，都不可同中国古代艺术传统相比，这充分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今天，处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我们，在回顾中国最古老的民族艺术的时候，我们从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必将促进我们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而奋斗，把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业绩，更加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