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礼记?郊特牲》。　　西周法律在婚姻方面有着许多具体规定。首先是同姓不婚的原则。此原则一方面是基于“男女同姓，其生不蕃”①的认识。另一方面，同姓不婚也有其政治目的，《礼记?郊特牲》云：“夫婚礼，万世之始也，娶于异姓，附远厚别也”，所谓“附远厚别”是指通过婚姻将与自己关系疏远者、甚至没有关系的人联系在一起，以扩大势力。其次是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是贵族宗法继承制的需要，但为了满足其荒淫欲望，他们实际上都实行多妻制。因此，贵族之妻便有了嫡庶等级之分，《礼记?曲礼》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在众多妻妾中只有正妻得到法律认可，其所生子有优先继承权。这种法律上的一夫一妻制和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调和了贵族宗法继承制的需要与满足其荒淫欲望间的矛盾。当时只有在平民当中才能真正实行一夫一妻制。其三，男女婚姻的成立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当事人无权选择。“娶妻之如何，必告父母”②，“娶妻如何，匪媒不得”③等诗句即是其反映。其四，婚姻关系的成立必须经过一套固定程序。《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是婚姻必须行纳采等之礼。六礼实际上是限制婚姻自由的六条绳索，它始作俑于西周，并对中国婚姻制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①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② 《诗·南山》。　　③ 《诗·伐柯》。　　关于离婚，西周法律也有许多限制。《礼记?内则》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大意是说丈夫喜欢的妻子，如果父母不喜欢也得离弃。丈夫不喜欢的妻子，父母喜欢，就必须终身行夫妇之礼。可见，夫妻关系能否继续，不仅取决于丈夫，更主要是决定于父母。另外，对妇女还有七弃、七去之说，即妇女如果有七去之一者，丈夫可以离弃之，《大戴礼记?本命》云：“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妬去，有恶疾去，多语弃，窃盗去”，更表明妇女在婚姻中没有任何权利，她只能是丈夫及其父母顺从的役使和传宗接代的工具。与婚姻制度相适应，西周法律规定在家庭中男尊女卑，夫权至上，要求妇女绝对服从男子，“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母，嫁从丈夫，夫死从子”①，即是其明确表述。　　① 《礼记?效特性》。　　西周法律的继承制度也遵循了宗法制的基本原则。当时在王室贵族中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已成为定制。例如，周王室王位的继承在整个西周一代基本上都是父死子继，很少例外。其所遵循为“立适（嫡）以长不以贤，立子（庶子）以贵（母贵）不以长”。至于平民，由于其没有多少土地和财产，因此其继承的只有家族的宗祧。奴隶因其地位的低下，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具备继承资格，如果有所继承的话，也只能是父辈的奴隶身份由子辈继承罢了。据文献记载，西周王朝的司法工作一般由司寇主管，其下有司士、掌囚、掌戮等分管各方面刑罚、诉讼之事务的大小官员。参照铜器铭文可知，西周时期既有专司法律诉讼的大小职官，但更常见的是各级行政官员也时常参与诉讼断狱。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扬 看，司工可以兼理司寇之事，扬是司工兼司寇，所以可以‘讯讼，取徵五寽’。……。番生 之番生王命他管理‘公族、卿事、大史寮’，可以‘取徽廾寽’。毛公鼎之毛公是管理公族与叁有司（司徒、司马、司空）的，他也可以‘取徵卅寽’。番生、毛公的地位都是相当于卿士或三公的职位，同样可以受理讼事。也就是说其他大大小小的职官都可以受理讼罚之事”①。从这点来看，西周时期的司法与行政权力之间并无严格界线，显示出其仍具有相当明显的原始性。　　通过上述简单介绍可知，西周法律涉及到西周社会的政治、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套远较夏、商时期更为严密的法律体系，对后世法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可以说西周法律制度是奴隶制法律的一个典范。　　军队是西周国家政权的又一根重要支柱，它肩负对内镇压异己、守卫疆土，对外征伐和扩张的职能。早在武王灭商之前，周人就已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史载武王伐商时，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干人，甲士四万五千人”②。灭商以后，特别是平定三监叛乱之后，周王朝的军队规模又有所扩大。据青铜器铭文可知，其时军队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之分，共计 22 师。一般认为西六师是戍守周人大本营镐京的军队。殷八师主要用于镇守殷商故地、镇压殷顽和对付东夷的反叛等。成周八师则主要用于驻守东都成周，监视被迁到此地的殷遗民等。　　① 张亚初等：《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② 《史记·周本纪》。　　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与商代一样仍然称师，西周金文和《诗经》等文献中屡有提及。《周礼?地官?司徒》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按此，在师之下尚有旅、卒、两、伍等编制单位。与此相应的军事将领按《尚书?牧誓》所说有师氏、亚、旅、千夫长、百夫长等。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质疑》一文中说：“师氏见于彝铭者乃武职，在王之近侧，是则师氏之名取诸师戍也”。西周军队的统帅是周王，他经常率领军队亲自出征，《诗·大雅?棫樸》：“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的诗句以及屡见于史书的昭王南征的事迹即其例子。西周军队的各种主要军官亦往往由周王任命。伯懋父敦铭文记载：“东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西六师、殷八师征东夷”，是周王任命伯懋父为西六师和殷八师的统帅。师克盨铭云：“则唯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今女更乃祖考■奡可左右虎臣”，是周王任命禁卫部队统帅的例子。　　除了王室直属的军队以外，西周与商代一样存在着族兵。明公 铭文云：“唯王今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班 铭文：“王令吴伯曰：以乃自左比毛公。王令吕伯，以乃自右比毛公。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城）王身”，此明公三族，吴伯、吕伯之师都可能是宗族军队。西周时期的宗族军队也是周王朝军队的组成部分，由族长（诸侯）率领，有随王出征的义务。另外，在西周金文中还可见到师前加地名的诸师，如无师、周师、吴师等。守宫盘铭云：“王在周，周师光守宫事”，此周师似为周地之师，周师光可能是周地的军事长官。由于资料所限，目前还不清楚上述地方诸师的性质。据春秋铜器王子盘铭文的曾师之称系指曾国之师①的情况看，不能排除上述地方诸师是西周时期某种地方军队的可能。　　西周军队的作战方式仍以车战为主。全国各地已出土了许多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其中当有不少属于战车性质。例如，山东胶县西奄的一座车马坑中埋有一车二马，车上有一人，装备有戈、镞、盾牌等青铜兵器①。另外在丰镐地区、河南浚县辛村卫国贵族墓地、北京琉璃河燕国贵族墓地等处都有大批车马出土。鬲鼎铭文记载：“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按此战车 100辆配驭手 200 人，徒兵 1000 人，则每车配驭手 2 人，徒兵 10 人。可见，《史记》所谓“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的记载是有所本的。因此推测，一车配 10 名徒兵可能是西周军队战斗时列阵的定制。　　① 赵九诚：《续考古图》。　　5.西周各族　　《左传·昭公九年》载“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道出了西周王朝版图的四至。在这个广大范围里，除活动着以夏、商、周为代表的华夏诸族，还有众多其它部族活动其间。当时华夏族一般称后者为夷、戎、狄、蛮等。《礼记?王制》云：“中国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表明当时各族经济生活不同，习俗不同，甚至语言都互不相通。前述夷、狄、戎、蛮只是对周边各族的统称，其实它们之中的成分相当复杂，如北狄又分为赤狄、白狄、长狄等，《尔雅?释地》有“九夷、八狄、七戎、六蛮”之说，反映出各民族集团内也存在着民族区别。早在西周以前，上述各族就同中原的夏、商王朝发生了密切关系，西周以降这种联系更加密切。《尚书?牧誓》说参加武王伐纣联军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畤人”，历代多以为它们是居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国语·鲁语下》亦说：“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楉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当时各个民族频繁的交往，不仅促进了各个民族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　　西周时期活动于周王朝北方的民族主要有肃慎、鬼方和ǎ狁。　　肃慎，文献亦称息慎，是一个活动于东北地区的古老民族。它早在商代便与中原有所往来，西周时期的来往更加频繁。《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即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其实早在武王克商时，息慎就曾“贡楉矢石砮”①。肃慎族经常向西周王朝进贡，表明其与后者已建立相当牢固的政治关系，肃慎所居之北土确已归入周王朝的版图。肃慎之称到春秋以后不见，后人以为此后活动于东北地区的东胡、挹楼、勿吉、靺鞨等族即是肃慎的后裔。　　① 《胶县西奄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4 期。　　考古发现表明，在东北地区分布着许多年代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古代文化遗存，如西团山文化、魏营子文化（分布于辽西地区）等，目前虽不能肯定这些考古学文化的族属，但它们却为认识肃慎族的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鬼方在商代就是北方一个势力强大的民族，并时常与商王朝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康王时期铜器小盂鼎铭文云：“王□盂□□伐鬼方……获馘四千八百□二馘，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一次战争就俘虏万人以上，不仅说明当时战争规模巨大，而且反映出鬼方力量之强大。关于鬼方及其沿革，王国维在《鬼方、昆夷、ǎ狁考》一文中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俗，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际，则曰ǎ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曰ǎ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在《诗经》中常有ǎ狁与西周王朝之间发生冲突的反映。《诗·小雅?采薇》云：“靡室靡家，ǎ狁之故。不遑启居，ǎ狁之故”，《诗·小雅?出车》云：“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ǎ狁于夷”，《诗·小雅?六月》云：“ǎ狁匪如，整居获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ǎ狁，至于太原”。以上几首诗多是歌颂宣王时讨伐ǎ狁事迹的。相似的记载在青铜铭文中亦有所反映，虢季子白盘铭云：“搏伐■■（ǎ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由上述记载可知，活动于周人北方的鬼方——ǎ狁一族在当时十分强悍，有时甚至能侵入西周王朝的腹地，“侵镐及方至于泾阳”，镐即指镐京，为此周人与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犬戎是西周时期相当活跃的一个民族。早在西周立国之前，它们即与周人有了交往。《史记·周本纪》说文王“伐犬戎”。到周穆王时，穆王“征① 事见《国语·鲁语下》、《史记·孔子世家》等。　　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马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致”。到西周末年幽王时，犬戎更与申侯等一起攻杀幽王，史载“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①。周平王东迁洛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避戎寇”②，表明当时犬戎的势力已大到威胁周王室生存的地步了。　　近三四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内蒙古以至甘、青一带的广大北方地区发现了众多的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存，而这一带正是当时戎狄活动的主要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西以至河北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分布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日用器皿、部分兵器和居住的房屋都自成特点，是这种文化的固有因素，但其中也有部分青铜礼器和兵器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相一致，表明其已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一些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如宁城南山根遗址出土有牛、羊、猪、狗、马和鹿等许多动物骨骼，显示出在该文化的经济生活中畜牧业占有一定比重。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年代大约自西周延续到春秋时期③。辛店文化 1924年首先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辛店村。该文化主要分布于甘肃西部、西南部和青海东部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洮河及大夏河流域，在渭河上游也曾发现少量该文化的遗址。辛店文化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器物，其中少量的陶鬲与西周早期周人使用的同类器一致，很可能是二者文化交流的产物。该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这点从遗址中出土大量农业生产工具和动物骨骼便可得到证明。据测定，辛店文化的年代大体相当于西周早期。上述西周时代的文化遗存目前虽不能确定其族属，但它说明当时在广大北方地区确实生活着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兄弟民族，它们同中原西周王朝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和往来。　　① 《史记·周本纪》。　　② 《史记·周本纪》。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古代东夷泛指活动于中国大陆东部（今山东、苏北、安徽）的各民族。商代时东夷族便已十分强大，许多方国部族都成为商王朝的与国。周武王灭商之后，又“东伐奄等，驱纣之谀臣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可知当时东夷族国家尚很多。其中最著名者有淮夷和徐夷等。武王死后，三叔和武庚联合奄等东夷族国家叛周，《逸周书?作雒解》云：“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经过 3 年苦战才讨平有东夷参与的叛乱，这表明自周初开始，部分东夷部族便与周人处于敌对状态。成王时大概淮夷等又发动了叛乱，《尚书·费■》有“淮夷、徐戎并兴”的记载。据《竹书纪年》记载：“穆王十三年，徐戎侵洛。……十四年，王师、楚子伐徐戎，克之”。厉王和宣王时期，徐戎和淮夷仍时与周王朝为敌。《竹书纪年》有：“厉王元年，淮夷入寇，王命征之不克”，“宣王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皇父、休父从王伐徐戎，次于淮”的记载。《诗·大雅·江汉》记述了周宣王命召虎领兵征伐淮夷取得胜利，因而册命封赏召虎之事。《诗·大雅·常武》更是颂扬了周宣王派卿士南仲、皇父征讨徐戎取得胜利的业绩。宣王时期对东夷战争的结果是“四方即平，徐方来庭，徐方不回，王曰还归”①，最终征服了东夷。可见，到西周晚期，周王朝在对东夷的斗争中才最终占据了上风。　　① 《诗·大雅·常武》。　　东夷各族虽屡与周王朝发生冲突，但他们亦经常与周人进行文化交流。　　1959 年在安徽屯溪发掘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许多铜器，其中“簋与中原地区的簋迥然不同，显示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尊和卣的器形与西周时期的同类器物相同，而纹饰有的是饕餮纹、夔纹、鸟纹，有的却是蟠螭纹。……由于蟠螭纹在丹徒出土的西周铜器已有发现，可见并非偶然。这种纹饰很可能首先在东南地区流行，而后才影响到中原地区的铜器。……屯溪所出的铜器只一件尊有铭文，其中的族徽铭记也见于山西长子所出的西周铜器上，这种情形或许表明两者有某种联系”①，可见，西周时期居于东南地区各族既保持了其独特的文化面貌，也吸收了一些中原文化因素，并且对后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只有在二者密切往来、相互交流的基础上才能出现。西周时期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分布着被泛称为群蛮的众多方国部落。主要有吴、越、楚、巴、蜀等。周王室在这一带还分封了许多姬姓封国，如息、随、郧等，它们多先后灭亡于楚，其地成为楚国的一部分。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楚又称荆楚，是当时长江流域力量最强大的一个方国。楚又被称为荆蛮，早在商代即已存在。一般认为荆楚是祝融氏后裔芈姓部落与蛮族结合而成的地方势力。周成王时，封熊绎为楚君，始有楚国之称。西周前期楚国基本上臣服于周王朝，但随着其势力的增长，楚、周之间的冲突亦日渐加剧，终于导致周王朝大举南征伐楚。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的史墙盘（恭王时器）铭文记述了恭王以前历代周王的功业，其中有“弘鲁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的字句，表明昭王时曾大规模征伐荆楚。昭王征楚事在古文献中常见，《竹书纪年》云：“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十九年……丧六师于汉”，是昭王末年伐楚惨败，自己也命丧江汉。《左传·昭公四年》所说的“昭王南征而不复”，也是指此事。《史记·周本纪》也有相似的记载。可见到昭王后期，楚人的力量已强大到击败周王朝军队的程度了。宣王中兴之时，周王室又曾征讨荆楚，《诗·小雅?采芑》有“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方叔率止，执讯获丑”等诗句，颂扬了方叔率周师打败荆楚“执讯获丑”的功绩。周王朝在对荆楚的斗争中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并未能遏止楚人蓬勃向上之势。楚国在灭掉周围一些小国以后势力更加强大，最终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　　越是活动于楚之东方的一个大族。越族起源远在夏、商之前，其成分也非常复杂，到战国时尚有百越之称。越族系统各部族主要活动于东南沿海的江、浙、闽、粤地区，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便是从其中发展起来的。这一带已发现一些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如在福建南安、建瓯阳泽等地出士的青铜兵器、重达 100 多公斤的铜钟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一带出土的西周青铜器多与印纹硬陶和釉陶共存。由于这里是百越活动的地区，因此，一般认为它们应是越人的文化遗存，更有人认为福建南安所出之青铜器是闽越的遗存①。　　① 《对福建南安大盈出土青铜器的几点看法》，《考古》1978 年第 5 期。　　西周时期的巴蜀仍活动于现在的四川及其附近地区，是商代巴蜀的继续。据考古发现可知，巴蜀早在商代便与中原地区有所往来，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出的商代后期文化遗存即是明证。西周巴蜀文化遗存主要有四川新繁水观音、成都羊子山、广汉月亮湾和绵阳边堆山等遗址。其中水观音遗址中出土有中原型式的直内铜戈，但其中常见的不同形式的平底或尖底陶器、敛口钵和陶鬶等都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类似的情况在成都羊子山、广汉月亮湾、绵阳边堆山等遗址都有表现。有些专家认为它们是西周时期蜀人的文化遗存①。《尚书?牧誓》记载随武王伐纣者有八个南方部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周原甲骨也有“伐蜀”字样，由是可见，西周时期的巴蜀与中原地区有着较多联系，其文化亦较多地接受了后者的影响。　　综观商周时代的民族关系，可以看出当时的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了歧视、压迫的民族政策，称后者为蛮、为夷、为戎狄即是其证。当时的民族政策大致如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所言：“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发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②。周王室依据血缘关系的近远来确定其与诸侯国和周边各族的关系。其中所谓要服和荒服的规定是其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时所要遵循的原则。要服者贡是指居于要服的各族必须每年进贡，而荒服者王则谓居于荒服的各族在新王继位时应前来朝见，以表示臣服。如果有违背这个规定的，先是“修名”、“修德”即口头相劝，此后如果仍然不朝不贡，则就要“修刑”，即以武力相征伐了。在商周时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其中原因既有各族内侵引起的，更多的则是中原王朝依仗自己在经济、军事上的巨大优势而发动的掠夺战争。这些战争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痛苦。但在客观上它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考古发掘所见的在周边民族文化遗存中含有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以及在中原的遗址中出土大量具有少数民族特点的文物等现象即是这种交往的反映。当然，除了战争以外，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和平往来。战争之所以在民族关系中显得突出一些，正是它给人们的心灵曾造成严重伤害的一种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绝于书的民族之间的战争只是民族关系中的插曲而已，因为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各族人民和平往来的愿望。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史记·周本纪》。　　六、结 语　　以上几章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历史上远古至三代这一漫长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演进，国家及其政权机构、法律、军队等的出现、发展以及民族关系等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自人类在中国出现到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来至少经过了一百多万年的时间。这一时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童年时代。先民们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经过艰苦努力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与此相适应，人类社会也由原始人群逐步进化到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它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为国家的出现和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2.公元前 21 世纪前后建立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它初步创立了国家政权机构并为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设官定职、建立军队、制定法律等。这套奴隶制的国家机器经过商代的进一步完善，到西周终于达到其鼎盛时期。　　3.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时代。当时的统治者特别重视礼制、官僚机器、军队和刑罚的建设。礼制在国家出现以前即已萌芽，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西周时期已形成一套完备的礼乐制度，它对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规范，简直成为当时国家的基本法。当时其它法律的制定，甚至官职的设置均要以此为标准。军队脱胎于远古时代的部族武装，到西周时期可能出现了常备性质的军队。在这个时代形成的官僚制度、法律制度、军事制度以及礼乐制度等对中国以后数千年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4.远古及三代时期距今已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湮没于茫茫的历史长河之中。即便如此，仍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深深留在后人的记忆中，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久久地为人们所思考和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这棵巨树之所以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她植根于这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　　5.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已产生了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文化区，这种情况到商周时期仍然存在，它们应是当时活动于不同地域的不同部族的先民们的物质文化遗存。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它们之间虽有过争斗和流血，但更多的则是和平往来，互通有无，为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远古及三代是中国古代各项政治制度的初创时期，尚不很完善，与后代相比亦缺乏系统性，加之年代久远，相关史料多已亡佚，所以要编著一部详尽精确的政治史仍相当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虽然尽可能地吸收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的有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但由于前述原因以及作者学识水平的限制，其中错漏之处一定还有不少。相信随着各个相关学科研究的进展，特别是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我们对这一时期政治史的认识会进一步地接近于历史事实。◆◆◆第002卷 远古暨三代经济史　　本卷提要　　本书以翔实的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为依据，叙述了中国远古及夏、商、西周三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从大文化的视角来研究和描绘中国古代经济演进的绚丽长卷，对中石器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夏代的生产发展、商代的城市经济和科学技术及西周工商业者的形成等，都进行了认真的阐述。本书纳百家之说，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新观念，所引至 ９０ 年代初的最新考古发现及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反思，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台。全书文字深入浅出、举证生动，融资料性、学术性、可读性、普及性为一体，是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书。　　一、远古暨三代经济概述　　中国远古及夏、商、西周三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是远古氏族先民和三代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艰苦奋斗所取得的。这悠久漫长的历程，为后来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也为古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东方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束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限制，远古社会的经济进步非常缓慢。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上百万年的过程，人类在山林洞穴中生活，群居杂处，以简单粗糙的打制石器及棍棒为工具，从事采集和狩猎相结合的经济活动，并逐渐掌握了用火的经验，艰难开拓，休养生息，当时的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目前，从中国北方边陲黑龙江、内蒙古到南方的云贵高原、广东、广西和福建，２４ 个省、市和自治区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和遗物。其中重要的遗址有：云南元谋上那蚌、北京房山周口店、山西芮城西侯度和匼河、襄汾丁村、陕西蓝田公王岭、辽宁营口金牛山、湖北大冶石龙头、安徽和县龙潭洞、贵州黔西观音洞、陕西大荔甜水沟、山西阳高许家窑、广东曲江马坝、辽宁喀左鸽子洞、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工具共同特征是：石片石器始终占主要成分，其次是砾石石器和石核石器；以石锤直接打击，单向反面加工石器的方法为主；刮削器、尖状器两类工具最为普遍，构成了中国旧石器制作技术的传统。随着采集和渔猎经济的发展，刮削器和尖状器又加工成更为复杂多样的形制；砍砸器也是基本的工具之一，各遗址普遍有所发现；雕刻器出现较早，但数量和形制都不多；狩猎用的石球从早到晚都存在，加工技术也在不断改进；手斧则不如欧洲大陆那样发达，许多遗址的发现表明，当地人们是用砍砸器来代替手斧进行生产劳动的。到了旧石器晚期，狩猎经济已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制造石器的技术有所发展，开始使用间接打制方法，最终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并发明了刮削和磨制骨质工具的技术，在一些骨器和牙、蚌制品上运用了钻孔工艺，石镞和骨镞随之出现了。弓箭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渔猎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仅能用采集的方法捞取水中的软体动物，而且能捕获较大的鱼类，扩大了食物来源，同时也扩大了生产活动的空间范围。正是在这种经济发展出现重大变化的基础上，中国大陆的许多地区先后进入了中石器时代。　　随着末次冰川的消退和气候、江河湖海水位的变化，大约在距今一万二三千年到八九千年前后，中国远古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了中石器时代。这一阶段氏族社会经济形态主要是渔猎经济，采集活动转变成规模较大的强度采集（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并降到次要地位。打制石器由旧石器时代的粗大笨重改变成细小精致，弓箭和骨柄石刀的发明及狗的驯养，是这一阶段生产活动的巨大成就，远距离跋涉以追逐兽群，则是中石器时代经济活动的特点。这一阶段的石器制造技术，称为细石器工艺传统。中石器时代猎人们在中国大陆留下的遗迹，从东北、华北、西北到西南地区，大体上呈新月状分布，在山东、河南和江苏北部也有零星发现。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中石器时代，考古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中国远古社会也同欧美大陆和非洲、大洋洲一样，经历了中石器时代的发展阶段，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①由欧洲学者根据旧大陆的考古发现而确定的“中石器时代”概念，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可能完全概括其它地区同一阶段文化遗存的全部内涵和特点，因此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需要根据考古新发现进行补充和完善；　　②中国大陆已经发现更新世晚期以前的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存，也先后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许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　　③在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自然环境复杂、人类发展具有不同经济区域特色的中国大陆，已经发现大批具备中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特点的遗迹，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一个地区都必然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　　④需要对以往的考古发现重新加以综合研究，参照欧洲中石器时代的研究成果，对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及特点进行必要的限定，以便确立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展序列；　　⑤中国是世界上原始农业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初期阶段还不十分明了，其渊源应该在中石器时代这一过渡阶段中去探寻。　　为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存在过中石器时代。同世界上一切中石器时代发展状况一样，中国的中石器时代经济活动发展方向也面临着两种不同的前途：其一，是猎人们在不断迁徙、追逐兽群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河谷坡地比较优良的环境，乐于经常性地固定停留宿营。在这种环境中，强度采集萌生了对某些植物的栽培，并开始驯化一些动物成为家畜，于是产生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原始农业与畜牧业，成为最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其二，是一些游猎者始终在草原上、山林间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不断扩大着他们追捕野兽的范围。虽然最终可能学会驯养某些动物，但一直没有发明农业，也没有稳定的定居生活。这样，就使这些氏族部落延长了中石器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甚至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没有根本改变。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早期农业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首先发生了。大约在距今 １ 万年左右，中国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自农业的产生至 ４０００ 多年前国家的出现，中国远古社会的经济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新石器时代中国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渔猎经济是农业的补充，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代可以划分成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两大经济系统，也就是“南北两系”；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生产发展特点，又可以具体划分出若干经济区域。鉴于远古的经济状况主要依靠地下埋藏的物质文化遗存来分析研究，根据考古发现，这些经济区域主要有以下几个：　　①泾渭区　　以泾水、渭水流域为主，西抵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湟水、大夏河一带，东至汾水下游及豫西地区。在这一区域内，农业经济及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经陕西白家文化与甘肃大地湾文化，发展到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而至龙山文化，与周族的起源有密切关系；　　②河洛区　　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伊河、洛河流域为主，包括嵩山以东的郑州、开封、许昌一带。在这一区域内，农业经济发展较快，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是一脉相承的，与商族的起源有一定关系；　　③海岱区　　以黄河下游及汶河、沂河、泗河、沭河流域为主，东及海、南至江苏北部及淮北地区。中心在泰山、沂蒙山周围。这一区域内从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到晚期的典型龙山文化，乃至进入青铜时代的岳石文化，经济发展始终自成系统，独具一格，史称东夷，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④东北区　　以辽河及其上游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流域为主，兼及辽东山地和松花江、嫩江平原。这一广袤的地域内经济形态呈现出比较复杂的面貌，其中辽河流域农业经济比较进步，但也活跃着一些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部落，偏远的北方则农业经济出现很晚，氏族聚落也不多。内蒙的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乃至青铜时代的夏家店文化，对当地的经济开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⑤江汉区　　以汉水中下游及长江中游一带为中心，南及洞庭湖北岸，北到桐柏山、大别山地区。在这一区域内，从地处三峡的大溪文化和更早的一些遗存，到屈家岭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的各部落遗存，最终演变成青铜时代初期的石家河文化，对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三苗、荆楚文明奠定了基础；　　⑥吴越区　　包括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太湖周围，南到杭州湾以南的宁绍平原，北抵江淮之间。在这一地域内，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之末与青铜时代早期的良渚文化，自成系列，脉络清楚，反映出江浙地区远古社会经济发展的日趋繁荣。在这个系统内，也有独立色彩的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和巢湖一带的薛家岗文化等，从而形成了后来共性明显、特性各异的百越文化，也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⑦湘赣区　　主要包括湘江流域至洞庭湖南岸、赣江流域至鄱阳湖南部一带，西至沅江流域，东到怀玉山南麓，南抵粤北丘陵地区。这一地域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也有较晚的山背文化、石峡文化，总的看来，由于自然环境多高山森林，地貌复杂，农业经济不够发达，渔猎经济延续不断，与其它经济区相比，生产力比较低下；　　⑧华北区　　主要指太行山周围地区，包括洋河、桑干河、永定河、滹沱河、滏阳河流域，北至滦河一带，南抵漳河两岸。在这一区域内，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文化和后来仰韶文化的后冈类型、大司空村类型、龙山文化时期的后冈类型等，而邯郸涧沟遗址已表现出氏族制解体的面貌；　　⑨川滇区　　这一地区包括长江上游及其支流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西到横断山脉的怒江、澜沧江深山峡谷间，东到大巴山南麓。在这一区域内，崇山峻岭起伏不断，峡谷幽深，水流湍急，许多氏族仍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只在成都平原等少数地区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　　⑩华南区　　主要包括福建的闽江流域、广东、广西的西江流域、东江流域及南海沿岸地区。这一地域内远古氏族文化遗存较少，农业不发达，有海洋经济的特点。　　在上述各个区域内，农业的产生和初期的发展状况至今没有考古资料可以确切地阐明，只是在一些地区有少量的发现，如华南的一些洞穴遗址。大约距今 ８０００ 年左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环渤海湾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部落开始出现，但是他们已从中石器时代走出了相当远的一段路程。距今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中游的仰韶文化和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展现了氏族社会的繁荣景象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生动画卷；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则反映了与黄河流域经济生产的不同色彩；北方的红山文化更接近于黄河流域的特点，岭南的石峡文化则与长江流域面貌相似。他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大陆农业经济的基本框架。　　距今 ５０００ 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阶段。这一时期，各地氏族部落集团纷纷向军事民主联盟的城邦制国家迈进，远古社会到了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制陶术和玉器制作工艺成就特别突出，山东龙山文化的轮制黑陶和长江下游诸部落的玉器加工，都达到了纯熟的地步。大多数经济区域内，手工业已逐渐成为掌握不同技术的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一些行业，从而促进了作为商品的物资交换的发展，使城市经济的萌芽在集市贸易中出现了。社会的政治结构在经济变化的基础上剧烈动荡，各地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加快了速度，使文化面貌的同一性日趋明显。在巨大变革中，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经济处于领先地位，为青铜时代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 ２２ 世纪，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夏代。由长期生活在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的夏族创造的物质文化，考古界称为夏文化。夏王朝建立后，夏代的历史则不仅仅是夏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各地不同部族的共同历史。夏的统辖地域主要在黄河中游一带，其周围则林立着大大小小的城邦。夏代的经济在龙山文化晚期的变革中发展较快，考古发现表明，夏代纪年内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城址，不少聚落遗址和公共墓地出土的遗物都反映出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天文、历法、铜器冶炼等科学技术的出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掠夺和兼并也使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战俘和奴隶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丰富的陶器、玉器、骨角器的造型艺术和装饰艺术，则表现出设计者的聪明才智，体现出人类的进步与文明。　　继夏代之后，公元前 １７ 世纪末中国历史到了商代。商族把东方沿海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经验与中原的科学技术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同时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发展了自己商品交易的特长，从而使社会经济空前活跃起来。由于商代统治的地域更加扩大和生产规模更大，出现了比较固定的采矿、冶炼和铸造青铜器的生产基地。造型多样、图案庄严神秘的大批青铜器皿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新技术的推广，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而且使桑蚕业和纺织业、畜牧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造车和造船业的发展，促进了水陆交通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物资的交换、生产技术的传播和商品的交流；商代的玉器、竹木器、漆器、骨角器等手工业的全面发展，使社会经济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局面；在经济发展和建筑技术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雄伟城市。虽然由于自然条件的制约，边鄙地区还存在生产力低下、只知渔猎不知稼穑的氏族部落，但总的看来，商王朝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东方最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公元前 １１ 世纪建立的西周，经济的发展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西周的经济制度比较完善了，使全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纳入统治者宏观调控的轨道向前发展。井田制的推行使农业生产成为规模较大、组织严密的集体劳动，把奴隶和自由民都束缚在土地上，农业仍然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畜牧业和各种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在商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产品更加丰富；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不但扩展到长江流域，而且产品已分布到东北、西南各地的方国之中；西周的商业经济更加发达，货币已在交换中越来越广泛地流通，并成为财富的象征，市场管理已形成制度，一部分统治集团的人物参与了市场经营和贸易活动，工商业者已成为一种有一定影响的社会力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生产日益发展的形势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日益激烈，公元前 ７７０ 年，周室东迁，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的时代。　　二、旧石器及中石器时代的经济　　（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旧石器时代　　中国远古社会的历史是从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发现开始的。远古社会的人类经济活动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采集与狩猎开始形成，距今约数十万年。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北京西南郊的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５０年代以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蓬勃开展，到 ９０ 年代，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地点已有近 ４００ 处，遍及大陆 ２０ 多个省区近百个县市，其中主要有云南元谋的上那蚌、山西芮城的西侯度与匼河、河北阳原的小长梁、陕西蓝田的公王岭、贵州黔西的观音洞、辽宁营口的金牛山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陕西大荔、山西襄汾的丁村与阳高的许家窑、广东曲江的马坝、贵州桐梓、湖北长阳、辽宁喀左等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宁夏灵武水洞沟、山西朔县的峙峪、河南安阳的小南海、河北阳原的虎头梁等旧石器文化晚期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出土了大批人类打制石器、人类骨骼化石、动物骨骼化石和其它遗物遗迹。这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展示出大约 １００ 万年以来农业发生之前中国大陆远古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经济活动，主要是采集与狩猎。当时人们居住在山洞里或部分地居住在树上，以一些植物的果实、坚果和根茎为食物，同时集体捕猎野兽、捕捞河湖中的鱼蚌来维持生活。在山洞中的遗迹和遗物，已留下了很多，但树居生活却很难留下什么遗迹。从古代的文献中，依稀可以寻觅到远古时代树居和采集的影子。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特点就是洞居或巢居，采集和狩猎。　　民族志也较多反映了石器时代人类的巢居生活。彝族历史文献《西南彝志》记载：“人们在当初，不曾住地面，野兽花斑斑，跑在森林里；人居于树上，兽与人同处”；《滇略》记载有一部分被称为“野人”的景颇族，“茹毛饮血，夜宿树上”；《贵州通志》记载少数苗族先民曾经“架木如鸟巢寝处”；东北的古代肃慎族亦曾“夏则巢居，冬则穴处”。这些少数民族尽管早已摆脱了采集与狩猎的经济生活，但其巢居的生活方式却一致表明远古人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确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与猿人化石共存的都有大量哺乳类动物化石和人类用火的痕迹。除了粗糙笨拙的打制石器，还有经过加工的鹿角和砍砸刮削的兽骨。这一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处于极其原始的萌芽阶段。　　距今约十至二三万年，相当于地质史上的晚更新世，也就是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的经济活动逐渐活跃了。当时，台湾、日本等岛屿与大陆还有陆桥联接，在亚洲的东北部，白令海峡也有陆地通往北美洲。中国大陆的气候比较干燥寒冷，西北高原及华北大地堆积了厚厚的黄土。这一时期处于间冰期，大陆大部分植被是森林草原或半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比较恶劣。人类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求生存，才得到锻炼和发展，最后脱离了动物界，转变为现代人的。在地质学家称之为黄土时期，人类学家称之为智人阶段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氏族组织已广泛分布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在各地不同的生产实践中改进工具，发明了摩擦取火，从而促进了原始经济的发展。　　在初期的经济活动中，人类只是为了生存而进行采集和狩猎、捕捞的。这些活动以采集最早出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匼河遗址中发现了可能用于狩猎的石球，表明当时已出现了狩猎经济的萌芽，在整个旧石器时代，采集和捕食小动物始终是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集体围猎大动物，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旧石器时代中期，打制石器的技术比早期进步了，丁村人的石器已有更多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各式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等，有的形制相当规整。说明了石器功能作用的分化。与丁村人相比，许家窑人的狩猎技术更高一些，从出土的石器来看，他们不仅会从打制的石核台面周围边缘敲剥石片，而且制作出更多小型的尖状器、雕刻器、小石钻和小型砍砸器。一种龟背状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刃缘经过仔细加工，已初步开创了细石器工艺技术的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文化的进步因素。作为狩猎大动物的有效武器石球，在许家窑人的营地里成堆地发现，数以千计，生动地显示了这个氏族狩猎经济的高度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石叶，在这里也已经出现，这种工具与狩猎和吃兽肉有密切关系。许家窑遗存的全部动物骨骼数以吨计，但未见一具完整的个体，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头骨都没有发现，说明基本上都是人们食肉后又砸碎的抛弃物。他们还善于用动物的骨角加工成铲式工具、三棱尖状器和刮削器。许家窑人生活在距今 ４ 万年前，他们的狩猎经济代表了当时的较高水平。　　距今二三万年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原始经济在各地有了更快的发展。从重要遗址峙峪、小南海、虎头梁所发现的石器和遗迹来看，当时的生产水平在不断进步和提高。以弓箭的发明为标志，狩猎经济又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１９６３ 年发掘的山西峙峪遗址，距今 ２８０００ 年，仅石器材料就多达 １５０００余件，明确地出土了石箭头和钺形小石刀之类复合工具。１９６０ 年第一次发掘小南海洞穴时，１０ 平方米范围内出土石制品达 ７０００ 多件，可见当时石器制造业已有相当规模。在河北阳原的虎头梁遗址，考古工作者清理出三处篝火遗迹，灰烬中有烧过的兽骨和鸵鸟蛋皮，周围散布着大量石片、石屑和用作石砧的大块砾石，这里显然是一个狩猎者的宿营地。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极大限制，制造石器一般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的河滩上或者从熟悉的岩石区拣拾石块，打制成合适的工具，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往往是这种情况。到了晚期，随着生活环境的变迁和生产经验的积累，这种拣拾的方法有时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在有条件时，便从适宜制造石器的原生岩层开采石料，制造石器。因此，一些能够提供丰富原料的山地就会有人从周围地区不断来到这里，从岩层开采石料，乃至就地制造石器，因而出现了一些石器制造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和前乃莫板村的两处石器制造场，就是当时人类制造和采集原料的重要场所。大窑村地处大青山前的丘陵地带，在村南的四道沟，有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制造石器的地点，相邻的二道沟，则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制造场。在这个地点，广泛地分布着晚更新世的粉砂质黄土，它的上面是一层黑垆土。这两层土的底部都发现有很厚的石片、石器、石渣层，其中典型的石片和石核数量很多，石器较少，制作石器所遗留的半成品和废品则占绝大多数，反映了石器制造场的遗物特点。在这个地点出土的石器中，以龟背形刮削器较为特殊，系用石块做成，劈裂面平坦，背面隆起如龟背，遍布加工痕迹，形式和制法都比较固定，可用于剥兽皮、刮兽肉和加工皮革等。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上发现的石器制造场，同大窑村二道沟的性质一样，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原料开采和比较固定的石器制造场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人工取火技术的出现。狩猎，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成，并不是与人类社会同时发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自然界的火被人们广泛利用并加以保存，鱼蚌类和小动物成为人类经常性的食物，才发生了狩猎。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工取火之后，狩猎经济才渐趋形成，但这一时期，仍以鱼蚌类和小动物为主要捕食对象的狩猎方式，同过去长期的采集经济没有太大的区别，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经济是附属于采集经济的。　　火，作为一种生产力，是远古人类从事生产活动、改进工具和提高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在旧石器时代，人们用火将野兽驱赶至预定的地区以便捕获；也用火的威力将野兽占据的山洞夺取过来做为栖身之所；还经常用它烧烤木棒制作木矛，或烘烤竹木以便加工成其它工具；火的最重要的用途是带来光明和温暖，给人类带来力量与希望，这种力量与希望成为许多地区人们对火的崇拜与信仰。几乎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火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都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旧石器时代人类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是对自然力的支配，极大地促进了原始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国大陆数以百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人类用火的遗迹已有很多发现，从早期到中晚期越来越普遍。人们对火的认识、使用和控制，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类对火的认识时期，这段时期人类由惧怕森林大火到利用野火取暖，或者在野火燃烧后的灰烬中寻找被烧过的动物来吃。他们依附于大自然，从大自然中取得恩赐，对火的认识从畏惧逐渐转变为敬畏、崇拜。　　第二阶段，是对火的使用。人们经过长期的观察、实践，学会将野火控制起来，移进洞穴加以保存，并且由氏族中的老人和少年负责看守火堆，有效地使用火来烧烤食物、驱逐野兽、取暖、照明和制作工具。　　第三阶段，是人工取火即造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本身积累的经验，也随着人类进化过程中智慧的增加，一些氏族从单纯地使用和控制自然火发展到人工取火，他们首先从制造石器过程中燧石的撞击所进射的火花和制作木器过程中发热、冒烟的现象得到启示，从而发明了燧石撞击引火和钻木取火。这样，人类就彻底摆脱了黑暗，并为制陶业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火的保存、使用和人工取火，标志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和火的使用，在远古的采集和狩猎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　　旧石器时代的采集和狩猎经济，大体上经历了年龄分工和性别分工两个过程。成年男女出外采集和狩猎，老人和小孩则往往在一起看守洞穴、保护火种。氏族内部这种按年龄分工的集体，也形成了在其内部进行性生活的集体。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原始氏族，亲子之间的通婚在生产活动的制约下被逐步排除了，开始时是适应经济条件而形成的习惯，后来就变成共同遵守的规则。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发掘清理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遗址，距今约 ２５０００ 年。在高约 ４ 米的洞口内，由东南向西北作缓坡倾斜，南北宽约 ８ 米，东西长约 １４ 米，称为“上室”，中间有一堆篝火燃烧留下的灰烬，附近发现了幼儿残头骨、骨针、装饰品和少量石器。洞内的西半部与东半部之间被一个垂直的陡崖相隔，称为“下室”，做为埋葬死者的墓地，发现了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其他人体骨骼，周围散布有赤铁矿粉末。这与其它一些地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埋葬习俗相同，是判断为墓葬的可靠标志。这种习俗一直沿续到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氏族文化中。　　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石器较少，仅 ２５ 件，是用砂岩、脉石英和燧石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小石片，打制技术尚比较原始。这里发现的骨针和装饰品，显示了当时经济生产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骨针长 ８．２ 厘米，只有火柴棍那样粗，刮磨得很光滑，一头是锋利的尖，另一头是用极尖利的石钻挖成的针孔，发现时略有残损。装饰品包括一些穿孔的兽牙、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石珠、小砾石、鲩鱼骨等等，其中穿孔兽牙多达 １２０ 个。在这批材料中，以 ７ 枚钻孔石珠最为精巧，最大者直径仅 ６．５ 毫米，均为白色石灰岩制成，经过敲击成型、磨平、钻孔等工序。有一件椭圆形的钻孔小砾石，孔是从两面对钻的。懂得对钻，而且相当准确，这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亦属罕见，代表了当时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　　山顶洞发现的动物化石，共有 ４８ 种哺乳动物，绝灭种极少，现生种占８０％以上，证明当时动物种群已非常接近现代。从动物化石可以看到 ２ 万多年前北京一带的自然环境是复杂的，有豺、黑熊、狗獾、虎、豹、猞猁、花面狸等喜栖于森林的动物，说明附近有广大的森林或丛林；还有喜欢树林稀疏、水草丰茂的狍子、梅花鹿；也有喜栖草原、河谷的貉、艾虎、东北鼢鼠、野驴、鸵鸟等，证明这一带应有比较广阔的草原。一些装饰品是用很大的鱼骨制成的，则证明附近有相当大的河流或湖泊。　　综观中国大陆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情况，可以确知早在 １００ 多万年以前，中国大陆普遍存在远古人类的大量活动。他们过着迁徙性的生活，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要谋生手段，同时也在河流湖泊中捕捞鱼鳖螺蚌。当时的社会经济是很落后的，进展也极其缓慢，原始农业还没有产生，石器制造业正在向细石器方向发展。大约距今 ３ 万年前后，随着石器制造场的出现、弓箭的发明和火的广泛使用，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了，大约距今 １ 万年前后，中国许多地区进入了中石器时代。　　（二）一段若明若暗的历史　　——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面貌　　在地质时代的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初期，即距今 ２ 万年左右，随着末次冰川现象的消失，世界范围的山林地貌、江海水位和大气的温度、湿度等都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植物群落和动物群体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人类一面顺应自然界的这一系列变化，使采集和渔猎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从而使古人在欧亚大陆先后向新人转变；另一面则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频繁的迁徙活动中寻找更适合生存的地域劳动生息。一般说来，这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就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也就是中石器时代。　　中石器时代这一称谓，是为了连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过渡的缺环，由法国学者威斯特洛普（Ｈ?Ｗｅｓｔｒｏｐｐ）于 １８６６ 年首先提出来的，其后在 １８７４ 年于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考古学会议上，另一名法国学者吐尔（Ｏ?Ｔｏｒｅｌｌ）重申了这一称谓。在 １９ 世纪中叶，还十分缺乏中石器时代遗址的科学考察证据，因此这个名词并未在国际上广泛应用。直到本世纪 ３０年代，欧亚大陆和非洲、大洋洲、南美洲普遍发现了这一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中石器时代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才被各国学者确认。　　根据半个多世纪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和学者们的确认，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是：　　①社会经济生活以狩猎和捕捞水生动物为主，并出现了氏族群体高强度的采集活动；　　②继续使用打制石器和骨角器，大量制造细小石器和复合工具以适应更广泛的需求；③发明了弓箭、投矛、渔具等先进的武器和装备；　　④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山林走向更广袤的空间，在草原、湖沼、河谷间追逐兽群，出现较大规模地、频繁地迁徙，因此遗迹分布零散，堆积较薄，很难发现；　　⑤与迁徙生活相适应，发明了房屋建筑技术和较普遍的使用骨针缝缀、驾驶独木舟在江河湖海上行驶的技术；　　⑥狗开始作为第一种人工饲养的家畜出现，晚期则开始驯化羊和猪；　　⑦在最后阶段，出现了简单的磨制石器，进一步掌握了钻孔技术，开始有目的地选择优良采石场以大量制作石器；　　⑧在发明磨光石器技术的同时，一些地区率先出现了陶器。　　由于世界各地各种原始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不能简单地把这一过渡阶段限定在一个十分明确的时间范围内。末次冰川的结束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自然环境的阻隔和封闭也极大地妨碍了中石器时代狩猎集团的文化交流、技术传播，甚至到 １８—２０ 世纪，一些地区仍有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存在，就足以说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总的看来，中石器时代从更新世晚期的最后阶段，即距今二万年左右开始，到距今 １ 万年左右原始农业产生时基本结束，其间大约经历了 １ 万年的发展过程。　　从人类的生产和经济生活方面来说，区别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两种文化的首要标志，是有没有产生数量较多的细石器，是否较多地出现箭镞、矛头等更为有效的狩猎武器；而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种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较多地使用磨光石器并发明了农业。　　１．中石器时代的文化背景　　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中石器时代在亚洲大陆出现较早，绵延万里，延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不仅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而且也对世界远古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世界范围内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一种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既不会突然出现或消失，也不可能存在一种全世界都统一的文化模式。做为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中石器时代的内涵特点是明确的。但在各个不同的地域内也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一过程是逐渐发生和演变的，因此在各个地区也不是同步发展的。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中石器时代起步要比欧洲大陆略早。　　大约在 １２０００ 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的消退对各大陆的生态条件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冰河时代的结束使许多寒地动物相继灭绝；一些地区的森林取代了兽群出没的干草原。环境的改变迫使人们远距离跋涉去追逐野马和鹿群，并更多地捕捞水生鱼类、贝类食物。细石器、弓箭和渔具是这一时期文化遗存的特色。　　山西峙峪遗址中出土的大量动物化石，以众多的野马显示出鲜明的特点。古人类学家比较一致地称峙峪人为“猎马人”。与之同时的萨拉乌苏河一带则活动着“猎羊人”。在峙峪、萨拉乌苏河和河北阳原虎头梁，都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镞。这一切都提供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将产生的信息。　　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了解到从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宁夏、青海、西藏、云南到广东，都发现了原始农业发生之前的细石器遗存丰富的遗址，这些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从中国的东北、西北到西南，大体上呈新月状分布。遗址集中于大兴安岭、阴山、太行山、吕梁山、西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南岭的山麓台地上，少量分布于湖沼密集的地方。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上反映了渔猎经济的特点。　　峙峪人在距今 ２８０００ 年的旧石器时代之末发明了弓箭，比欧洲大陆的猎人要早近万年。桑干河谷的这批“猎马人”成为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先驱，在旧石器时代行将结束的时候吹响了向新时代迈进的号角。真正的中石器时代，是从下川文化开始的。　　２．中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　　下川，是山西省东南部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一个山间盆地。２０ 世纪 ７０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发掘，在阶地上层晚更新世末期的亚粘土层中出土了大批细石器，未见陶片、磨制石器和其它农业生产工具。据碳 １４测定，年代为距今 ２．４ 万至 １．６ 万年。由于这个遗址表现出既区别于旧石器时代，又不同于新石器时代的特殊面貌，考古界定名为下川文化。　　下川文化的石制品包括细石器和较粗大的打制石器两类，而以细石器为主。石器的原料多为燧石，细石器的类型达 ４０ 多种，有锥状、半锥状、柱状、楔状和漏斗状等各种类型的典型细石核，还有细石叶和各种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以及琢背小刀、箭镞、锯、锥、钻等。这批石器的制作技术，承袭了峙峪文化的传统，又有突出的进步，为其它遗址所少见。　　最能体现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的，是这个遗址发现的一批石镞。石镞用压制法生产，有明显的锐尖和周边，分成圆底和尖底两种，与其它旧石器时代末期遗址零星发现的相比，不但数量多，而且制作技术相当进步。　　琢背小刀是下川文化的典型器物，加工方法是在石片一边轻轻敲琢，使其变得厚钝，成为刀背，另一边缘则保持石片固有的锋利边缘，作为切割的刀刃。锯是在石片的一侧或两侧作出几个尖齿，有的锯还带有短柄。雕刻器分成几种不同类型，其中斜边雕刻器数量较多，制作精细，尖刃明显，器形很固定，颇具使用价值，其工艺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各遗址的同类器所不及。有一种扁底三棱尖状器，是用较大的厚石片制作的，向背面修整出通体三棱锐尖，底端两面或一面修理成扁薄形便于装柄，这种三棱尖状器实际上就是狩猎的石矛头。　　在下川文化中，粗大石器仍占有一定数量，原料主要为砂岩、石英岩。除石核、石片外，工具类型有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石锤、砺石、磨盘等。其中的石磨盘，可能用来加工采集收获的植物籽实。　　下川遗址地跨山西省南部垣曲、沁水、阳城三县的各一角。从纵横二三十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这类细石器地点 １６ 处。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带在中石器时代曾是猎人经常活动的地区。出土的大批细石器说明，当时已较普遍地使用了复合工具，包括镶嵌于木柄、骨柄而成的刀、锯、短剑及装柄的弓箭和长矛。由于这批新式工具和武器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社会经济开始了新的飞跃。　　中石器时代的下川人，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为新石器时代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至 ２０ 世纪末，从中国东北到西南的新月型地带内，发现的类似下川文化遗存的遗址已经有数十处，其中比较重要的除下川外，还有山西蒲县薛关、怀仁鹅毛口、陕西大荔沙苑、内蒙古海拉尔松山一带和呼和浩特附近若干地点，西藏聂拉木、申扎、双湖地区、河南许昌灵井、青海贵南拉乙亥、云南元谋大那乌若干地点和保山羊邑新寨、广东阳春独石仔、封开黄岩洞和南海西樵山等等。这些遗址的年代大体上从距今 １２０００ 年左右到七八千年前后，经历了四五千年的发展过程。青海贵南的拉乙亥遗址，是中国中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距今约 ７０００ 年。当时黄河流域已基本上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经济繁荣阶段，拉乙亥氏族的遗存仍保持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文化特点，这一事实表明各地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区别的。　　云南省西部的怒江、澜沧江流域，地处横断山脉险峰峻岭之间，山川紧逼，缺少较大的河谷平原。怒江中游两岸岩溶洞穴密布，崖厦发育颇多，为古代人类的栖息提供了条件。由于交通闭塞，又缺乏农耕条件，直到公元前五六千年前，这一带仍生活着一些以采集和狩猎经济生活为主的氏族。保山市西南的塘子沟村小山顶留下了他们的遗迹和遗物，发掘出土的 ４００ 多件石器全系打制；动物骨骸都是全新世的品种；遗址中未见陶器；工具器物群中未见用于耕耘、播种、收割、加工的任何器具，只是琢孔石环表现出比旧石器时代的进步性；骨角器也比旧石器时代遗址所见数量更多、制作更精。事实表明，在黄河、长江流域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这里仍处于中石器时代。　　３．各地考古发现及其特点　　由于中石器时代是连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时期文化，所以它的文化面貌必然兼有两者各自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应该显示出过渡时期本身的鲜明特色。中国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既具有世界上其它地区同一时代文化的共同因素，又具有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东亚地方特征。在中石器时代遗址的新月状分布地带，因山川地貌、植被、动物群落和温度、降雨量等条件的不同，各个遗址反映的文化面貌和经济状况也有所差异。　　陕西大荔沙苑地区发现的 ２０ 多个细石器地点，考古界命名为“沙苑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确定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前后，考古工作者在沙苑地区多次复查，共采集文化遗物 ８６００ 余件，其中选定出细石器、石片和石核标本可达千余件。这里的细石器两面加工的比较少见，有较多保留着原来的岩面，石片石器多采用直接打击法和具有单面加工的特点，因此沙苑文化的年代包括了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初期的遗存，距今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年左右。　　内蒙古阴山地带，在呼和浩特市以东的保合少、卓资县三道营、武川县大青山、乌盟哈达图和四子王旗、巴盟乌拉特中后旗等地都发现了细石器和石器制造场，其中比较集中地分布在阴山山脉东段，尤其是大青山一带的山坡上。这些遗址和石器制造场很可能不完全属于一个时代即旧石器时代之末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而主要代表着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即中石器时代。从自然地理条件、不与磨制石器共存、不与陶片共生和石器本身的制作技术看，这一带是中石器时代猎人经常活动的地方。　　内蒙古东部海拉尔松山一带发现的大量细石器和打制石器，比阴山地带的遗存更为丰富。这里发现的中石器时代遗物，以代表性的扁体石核和完全采用直接打法剥片的石片石器为特征，充分显示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造技术的过渡状况。以船体形为主的扁体石核属于较为原始的形制，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可能距今八九千年。　　广东南海西樵山遗址，是华南地区发现的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遗存。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发现之后，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多次到西樵山进行复查和试掘，这里石片碎屑漫山遍野，其中包括大批典型的细石器，也有一些磨光石器和粗陶片。一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根据各种资料的综合对比，这一带遗址中含有中石器时代的遗存是没有疑问的。　　末次冰川之后，西樵山一直处于陆地环境之中，石器发现地点有一些分布在山麓，一些分布在山上，从埋藏环境和发现情况看，不象是原生的，而是由山上被流水冲刷下来之后在山麓重新堆积的。这种冲刷自晚更新世至５０００ 年前，至少有两次大的沉积，大约经历了距今 １２０００ 年至 ５０００ 年左右的漫长岁月。所以，广泛分布在十几个地点而风格又有差异的西樵山地区石器遗址，大体经历了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不同阶段，有的遗存也可能会延长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其中发现于老洪冲积扇内的石器，时间不会晚于 ８０００ 年前。　　西樵山遗址诸地点为探索自独石仔、黄岩洞等中石器时代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发展提供了有意义的线索。广东省西部发现的阳春独石仔和封开黄岩洞等洞穴遗址，是比较可靠的中石器时代材料。独石仔遗址是云雾山脉支系中二叠纪沉积岩洞穴，山下有漠阳江和西山河环绕，文化堆积分上、中、下三层，至 １９７８ 年共进行了三次科学发掘，获得遗物 ４００ 余件，动物化石千余件。独石仔遗址的年代距今大约 １３０００ 年。这里发现的打制石器方法简单，均用单面打击法，多无第二步加工，因而器身保留着大部分砾石面，种类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石器、石核和砾石制成的石锤、石砧等。这个遗址发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其中有几件还穿了孔，并发现了骨锥、骨镞等。洞穴内全部堆积厚 ２．８ 米，证明这里人类居住、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从生产工具看，采集和渔猎是当时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原始农业还没有发生。　　１９７８ 年发掘的封开黄岩洞遗址，位于狮子岩孤峰山麓，山下有渔捞河流过。洞穴内有一条长 １８ 米，宽 ２．５—５ 米的廊道，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的栖身。在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打制石器、一件穿孔石器和一件残缺的磨制石器，还有十余种更新世晚期的哺乳动物化石、灰烬等。这个洞穴在 １９６１ 年曾首次发现过一批石器，其后又发掘出洞口胶结堆积中的两具人类颅骨化石。碳 １４测定数据分别为距今 １０９５０—１１９３０ 年，除去石灰岩地区标本的偏老误差，实际应为距今 ９０００ 年左右。黄岩洞中的三处堆积和洞厅两边支洞里的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可能有时间上的差距，即支洞里的黄色砂土堆积属于旧石器时代之末。而覆盖其上的灰褐色堆积与其年代相差不远，出土了小石英石片、人骨、烧土及豪猪、鹿、野猪、鱼、螺蚌等，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在黄褐色砂土堆积中除发现大量打制石器外，还有一件穿孔石器和一件残缺的磨制石器，年代可能更晚一些。　　云南省先后在元谋大那乌等八个地点发现了相当于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旧石器时代“元谋人”产地附近也发现了细石器。元谋细石器的近百件标本，原料主要是脉石英、石英岩和矽质岩，类型包括各种石核、小石叶、尖状器、雕刻器和刮削器等。这些细石器具有明显的陕西沙苑文化细石器的特征。在保山市的羊邑新寨也发现了类似的细石器，说明中石器时代的猎人在云南有较多的活动。　　西藏高原也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猎人的遗迹。那曲的黑河以及聂拉木县、申扎县和双湖地区都采集到一批属于这一时期猎人们用过的细石器，有的用来切割野兽的皮肉，有的用来制作弓箭。其工艺传统与风格与黄河流域、北方山地所发现的完全相同。　　中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大自然和人类本身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气候越来越温暖而干燥，许多冰冷的湖泊开始变成潮湿的沼泽地，大面积的森林草原覆盖荒野，人们的主要活动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山麓洞居转变成在森林、草原和湖泊、沼泽进行狩猎捕鱼，随处搭盖草棚以蔽风雨，过着迁徙性很强的定居生活。为了适应这种生活，前所未有的打制石斧开始出现，以便砍伐树木，构筑简易的房屋；弓箭也因此发明了，以便在追逐中获取更多的猎物。在逐渐定居的生活环境中，人们不仅驯养了狗，而且开始尝试将野猪和野羊圈养起来以备饥荒。就是在这个时期，血缘群婚开始向对偶婚过渡，族外婚制越来越迅速的形成，从而构成了新的氏族和家庭关系，迎来了母系氏族社会全盛时代的早期农业社会。　　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要来源的。从中国各地发现的遗址所处地理环境看，无不是适于渔猎和采集的场所。海拉尔松山是一处水草丰美的湖泊地带，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在海拉尔河和伊敏河汇流的地方，有一片冲积平原，这里既有一望无际的草原，也散布着一些固定沙丘，生长着樟子松林或灌木林。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披毛犀、猛犸象、原始牛出没，从地理环境上今天仍可以看出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初期的湖泊遗迹。中石器时代的猎人就活动在这里的湖旁高地上，猎捕野猪和斑鹿，捕捞水中的鱼蚌。陕西渭水下游与洛河交汇的沙苑地区，中石器时代也是多沼泽和草滩、沙丘的地带，各种兽群在这里栖息，十分适于狩猎。一直到历史上的汉唐时期，这一带仍然水草丰美，宜于放牧，唐代因“其处宜六畜”而置“沙苑监”于此，是一个重要的牧场。总之，凡是发现中石器时代猎人遗迹的地方，其自然条件都是适于渔猎和采集经济发展的。　　由于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狩猎和高度采集经济流动迁徙性很强，决定了当时各个地区、各种氏族群体有比较广泛的接触和交流，因此显示出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一致性。又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尽相同，而氏族的血缘纽带对每一个氏族成员具有强大的束缚力，使得这种交流又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并造成了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地域性差异。正是这种经济的文化特色，导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多色彩、多层次的发展。　　三、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　　（一）农业的产生和早期农业经济　　旧石器和中石器时代，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获得生活资料，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繁衍生息，发展着社会生产和人类自身的进步。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使很多地区的氏族部落逐渐学会了使某些经常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籽粒通过种植的方法，获得有效的食物来源，这就是原始农业产生的萌芽。一些最常食用的野生植物经过一代又一代地培植改良，成为氏族成员普遍喜爱的粮食。中美洲的玉米，地中海沿岸的小麦，中国北方的粟和南方的稻，都是这样出现的。　　原始农业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距今 １ 万多年前，氏族制度发展很快，随着全球性的气候转暖，人口显著增加，人类活动的地域也不断扩大。中石器时代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已不能保证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长期跋涉的游猎活动也给规模越来越大的氏族群体带来诸多不便；特别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婚姻制度和以图腾崇拜为标志的宗教习俗，极大地限制了氏族迁徙活动；氏族人口的增加使妇女、儿童和老人迫切要求定居生活。在这种社会的背景下，中国的原始农业率先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和华南地区相继产生了。　　在采集和渔猎经济的中石器时代，妇女是采集活动的主要劳动力，男人则经常从事渔猎活动。这种性别上的自然分工，使妇女成为原始农业的发明者。　　妇女们发现，在土地、水分和气候适宜的条件下，有些植物的种子可以发芽、开花、结果，有些还能易地移植，重新生长。相对定居的生活使植物的种植与栽培成为可能，而农业的出现又导致了定居生活的巩固与发展。于是，在长期居住的山洞附近，人们用刀、斧披荆斩棘，放火烧荒，开辟出一块块适于栽种的土地，年复一年地播种收获。随着农业的产生，在许多河流两岸的山坡台地上，出现了一些规模不大的氏族聚落营地。　　最初的农业生产是分散、不稳定的，主要在山谷的营地附近和野生植物密集的地方进行。当时的种植方法也很原始。根据民族学资料，云南独龙族过去将野生稻的种子撒在草地上，然后把草拔下来，在清除杂草的同时，即利用草根带起来的土掩埋了种子。稻谷长起来后，如果附近的草木遮挡阳光，则把这些树枝、杂草折断，让作物在阳光下生长，这种方法甚至比刀耕火种的方法更为原始，提供了农业最初产生时一种切实的例证。　　农业的产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开始。现代考古学认为，原始农业的发明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所谓“新石器”，就是适应农业生产而出现的石器磨光技术，以及与磨制技术相继产生的切割、钻孔技术。　　新石器时代刚刚出现的农业，是刀耕火种阶段的刀耕农业。它是在强度采集的基础上，采取点穴种籽、广撒薄收的方式进行的最原始的生产活动。在最初的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都很简单，主要是沿用中石器时代采集用的尖木棒、石制砍砸器和大尖状器等。翻挖土地和砍伐林木，使石斧的作用显得特别突出，磨制石斧开始出现。建筑房屋的过程中又产生了石锛和石凿。作物收获量逐渐增加，磨制的石刀和石镰也越来越普遍地推广应用了。在中石器时代已经出现的去壳工具石磨盘、石磨棒从自然状态变成人们精心制作的谷物加工工具，紧接着各种石铲逐渐取代了尖木棒和木铲、骨铲。于是，这一批磨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生产的重要标志。　　当时要磨制一件美观实用的石器是不容易的，所以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继续广泛地使用着。在中国的北方，由于冬季寒冷，需要用兽皮缝制衣服，用石叶镶嵌在骨柄上的石刀是切割和制革的重要工具，打制石叶和石镞的细石器工艺传统也因之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甚至流传至北方一些青铜文化时期的部落。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有利于发展石器制作工艺，并开始出现了粗制的陶器。　　陶器的产生，与农业的发生和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农业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使到处迁徙的氏族选择自然条件适宜的地方定居下来，而且使粮食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由于粮食不像鱼类、肉类那样可以在火上直接烧烤食用，因此必须使用一定的炊煮器达到食用的目的。陶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陶器既不可能在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也不可能只由一个地点发明再向各地传播。因此，适宜农业生产的一些地域就成为陶器的起源地区。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陶器起源很早的地区，公元前 ６０００ 年左右已有比较多的发现，但迄今尚未发现农业刚刚发生时期的最初的陶器。　　随着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用火的经验日益丰富，逐渐掌握了粘土经火烧烤会变硬的性能，结合对粘土掺水之后可以捏塑成各种形状的认识，总结出粘土干后定型变硬、被火烧过不易漏水的经验，于是发明了陶器。最初的陶器是用一些竹、藤、树枝编织物或葫芦等为内模制成的，在这些内模上涂抹、贴塑一层又一层泥土，再用火烧。后来人们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为模，也可以烧制成陶器。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虽然不是最原始的陶器，但仍保存着粘土层层贴塑技术的现象。　　人类发明陶器首先是为了汲水和炊煮食物的需要。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各种文化遗存中，发现的陶器主要是罐、盆、钵、壶、盂几类。用于汲水、贮水的多为泥质陶器，炊具则多在陶土中掺有细砂或粗砂粒，称为夹砂陶。这种夹砂陶的器皿因陶胎内有细孔，炊煮时水中的空气不断从细孔中逸出，使陶器不致破裂，同时也有耐火、传热快等特点，使陶器比较耐用，能经得住温度的急剧变化。　　由于没有文字可考，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只能依靠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来说明，其中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和以陶器为主的生活用品成为分析当时社会经济的最重要依据。数以千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充分展示了经济发展的悠久历程。　　中国原始农业发生时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迄今尚没有明确的发现。远古经济比较发达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近年发现的一些公元前五六千年的遗址，基本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的遗存，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远古社会主要经济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渊源。这些遗存包括：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西北经济区的白家——大地湾文化，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东北经济区的兴隆洼文化，海岱经济区的青莲岗——北辛文化，华南经济区的仙人洞文化，以及江汉经济区以湖南澧县彭头山和石门皂市遗址下层遗存为代表的文化。这些古老的文化遗存，以共同的性质和不同的特点，反映出当时氏族经济的基本面貌。　　１．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诸文化中，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地位十分突出。　　裴李岗文化以河南省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而定名。这种文化的分布以嵩山周围比较密集，在太行山东麓、大别山以北也留下了裴李岗人活动的踪迹。　　从地质构造上看，河南省广大地区是以华北陆台为基础的。由于地质运动史上的无数次升隆，造成了很多山间盆地和谷地，如在豫西有伊洛盆地、汝颖谷地、溱淆谷地等等；太行山以东有林县盆地；嵩山以东，是黄河冲积平原。俯瞰整个中州大地，到处似乎是平畴沃野，但从小区域上观察，则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土岗沟壑。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诸氏族部落，就大多生活在靠近各个河流的岗丘上。这一带第四纪黄土广泛覆盖，尤其是豫东平原，黄河冲积的次生黄土非常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据气象学方面的研究，在距今 ２５００—８０００ 年的全新世中期，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粟作农业的起源很可能就在这里发生。　　裴李岗文化的典型遗址除裴李岗外，还有新郑的沙窝李和唐户村，密县莪沟，长葛岗河，临汝中山寨，许昌丁集，郏县水泉，巩县铁生沟等等，不下 ４０ 余处。碳 １４ 断代为公元前 ６２００ 年至前 ５５００ 年前后，经历了 ７００ 年的发展而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　　各遗址都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和零星发现的纺轮、骨器等，铲为双刃舌状，镰的刃部有细密的锯齿，磨盘则底附四足，形制很有特色。这类工具都磨制很精，光滑实用，表现出石器制造者熟练的加工技巧。在农业生产中，从翻土、播种到收割和谷物加工，已构成系列化，足以说明农业生产已脱离了最初的发生期。　　在各遗址中都发现了盛水和贮谷的深腹陶罐、炊煮的三足钵和鼎、汲水的壶等陶器，器形小，火候低，种类也不多，都是手制的，大量采用贴塑的方法，容易剥落和破碎。在这种文化的后期，出现了圈足碗和形体较大的罐，但与后来仰韶文化常见的敛口钵和大型瓮、罐类储藏器还是不能比拟的。　　从氏族营地和公共墓地的发掘表明，裴李岗人的定居生活时间还不很长，农业经济也不够发达。部落的面积普遍较小，文化堆积很薄，除了在墓葬中有少量随葬品外，营地的房址中遗物很少。他们在寒冷的季节居住在简陋的半地穴式窝棚里，夏天则露宿在营地中的坪场上，点燃起一堆堆篝火。各个遗址发现的房屋遗迹，多是首先在地面上挖出一个直径约 ２—３ 米的坑穴，周围埋上几根木柱以搭盖草棚。房子的南面挖出一个斜坡形或阶梯式门道以便出入，房内中间或离门稍远的地方设置火塘，有的火塘还用黄泥、草拌泥筑成灶圈，有的火塘则修成簸箕形，室内一般都修垫得很平整，有的还开始在居住地面上铺设一层比较硬实的灰白色干土，踩踏得很坚固。面积很小的营地和构造非常简陋的窝棚，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生活是艰苦和不稳定的。　　２．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分布在太行山东麓的黄河北岸，与裴李岗文化相邻。南自漳河沿岸，北达易水之滨，处于华北平原的西部边缘。这一部落的营地遗址在滏阳河支流的南洺河两岸比较集中，典型遗址有武安磁山、南岗、牛洼堡、西万年和容城坡几处，比起裴李岗文化来，分布的范围更小，遗址也少得多。　　在磁山遗址，发现了同嵩山周围一样的房屋遗迹，也发现了大致相同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铲、石镰、石磨盘和石磨棒等。这个部落的陶器也和河南的差不多，有造型一致的陶壶、三足钵、鼎、罐等。一些陶器表面压印的弧线篦点纹饰更是惊人的雷同。　　不过，这两种文化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显著的，如典型的遗物石磨盘和石铲、石镰，两地表现出风格上的差异。裴李岗文化的石磨盘大都两端圆钝，状如鞋底；石铲较薄；石镰有锯齿刃。磁山的工具中，石磨盘则在一端或两端带尖；铲则较厚，有的两侧带肩或柄部作尖锥状；石镰很少，且刃部无齿，制作也较粗糙。更为重要的是从陶器上看，磁山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数量较多的陶盂和靴式陶支座，完全不同于裴李岗文化分布范围之内的各遗址。至于磁山文化中常见的陶器上的细绳纹，也在裴李岗文化中很少见到，偶尔在其晚期遗存中有所发现。这些区别，说明了两种地域相连的不同文化各自的特点。磁山文化遗存的碳 １４ 断代在公元前 ６１００ 年至前 ５６００ 年前后，大约经历了 ５００ 年左右的发展历程。　　考古发现表明磁山文化的农业生产似乎比裴李岗文化前进了一步，达到了同时期各地农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磁山遗址中先后清理出 ８８ 个储存粮食的窖穴，这些窖穴均有粮食堆积，有些是堆积很满的。这 ８８ 个窖穴中粮食总体积达 １０９ 立方米，折合重量为 ５ 万公斤以上。经过科学家的灰像分析，鉴定为粟。由此可见，华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展到磁山文化阶段，已达到一定规模了，这一时期与农业发生期，应该有较长一段的时间距离。　　在磁山遗址，还发现了一处制造石器的场所，分布着石块、石片、残石器和半成品。此外还发现了骨凿、骨针、兽骨、鱼骨及渔猎工具石弹丸、骨镞、牙锥、角梭等，说明采集和渔猎经济仍占一定的地位。　　３．渭水经济区的大地湾文化　　在中原经济区的裴李岗文化和华北经济区的磁山文化不断发展的时候，渭水流域也活跃着许多母系氏族部落。这些部落与裴李岗人、磁山人很少交往。渭水上游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和中游的陕西渭南白家材遗址，是他们留下的丰富遗存，考古界称之为“大地湾文化”或“白家文化”。　　大地湾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王营乡的邵店村东，清水河南岸。从 １９７８—１９８２ 年，考古学家们经过 ５ 年的挖掘，清理出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的大量房址、灰坑、窑址和墓葬，生产工具数以千计，还有大批生活用具、武器和装饰品。在这个遗址中，有距今 ７３５０—７８００ 年之间的一批房址和墓葬，遗迹和遗物揭示出新石器时代早期渭水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原始氏族的生活、丧葬习俗。　　同中原和华北地区一样，大地湾人居住的房屋大多是半地穴式的窝棚，居住面积仅六七平方米，屋内地面也不那么平整，只有一层长期踩踏而形成的比较坚硬的硬土面。氏族成员死去以后，埋葬在深仅容身的长方形墓坑中，随葬品极少，表现出社会生产力低下，生活比较恶劣的情形。　　在大地湾遗址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生产工具主要是打制或略加磨制的石器，有斧、刀、铲、砍砸器、刮削器，还有些细石器，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氏族成员使用的陶器，有三足钵、筒状深腹罐、球腹壶和圈足碗等，这些生活用品的造型与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的同类器物都很相似，特别是陶器表面普遍带有绳纹，与磁山文化更为接近。大地湾文化遗存的自身特点是，交叉绳纹钵的口沿磨光并绘有紫红色的宽带纹；罐和碗的口沿常做成锯齿状；在钵的内壁发现有十多种彩绘符号；磨制石器很少，仅占石器总数的 １／１０。这些特点说明渭水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有独立的系统和渊源。它后来直接发展成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在渭水流域，与大地湾文化遗存同时存在的遗址主要有陕西境内的临潼（原渭南）白家村，华阴老官台、元君庙，渭南北刘、白庙，宝鸡北首岭，长武下孟村，长安芦坡头和眉县第二坡等等，其中以白家村遗址最具代表性。当时白家氏族部落的营地内，房屋都是与大地湾遗址相同的窝棚，不过室内面积稍大，约 １２ 平方米左右，居住面也比较光滑平整，在略呈圆形的房子内，东北角有一个灶坑，南面有一台阶式的门道。遗址内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同时也有一定数量的骨器、蚌器和陶制品。石器以磨制的居多，包括长方形石铲、长弓形两面刃石刀、石斧，以及打制的石刃和砍砸器；骨器有锥、刀、针、矛、锯、镞；还有蚌壳磨制的刀、镰及陶纺轮。这里出土的陶器，基本上与大地湾相同，盛行通体拍印细绳纹的圜底钵、三足钵、平底罐、三足罐、圈足碗，也 发现了一些鼓腹瓮和器座。在白家文化类型的其它遗址，曾发现过较多的骨镞和网坠。因为大地湾、白家一类遗址都集中在渭水流域，有完全一致的文化面貌，考古界一致认为它们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的先民有些氏族曾翻越秦岭到达陕南的汉中盆地定居，西乡的李家村、何家湾都曾留下他们的遗迹。这部分渭水流域的移民，后来对江汉地区的农业经济开发做出了较多贡献。　　４．海岱经济区的北辛文化　　以泰山、沂蒙山为中心的海岱经济区，在中国远古的氏族经济中占有重要的特殊地位。早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泰沂山区和沂水、沭水两岸就活跃着一些以采集和狩猎为生的氏族。泰沂山脉中段主峰的鲁山南侧和鲁东南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及中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已近百处，其中临沂城东的沂、沭河之间的凤凰岭遗址，是 １ 万年前中石器时代猎人经常活动的营地，发现了丰富的细石器遗存。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后，环鲁中南山地周围的兖州、曲阜、泰安、平阴、长清、济南、章丘、邹平、张店、青州、莒县、临沭和滕县等地，都发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类遗存由于 ５０ 年代最早发现于江苏淮安青莲岗，考古界曾定名为青莲岗文化，后因该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并以滕县北辛遗址最为典型，遂重新定名为北辛文化。它的分布范围除山东半岛外，还包括江苏北部地区的洪泽湖东北一带，主要遗址有山东滕县北辛、兖州三因、泰安大汶口、江苏邳县大墩子、连云港市二涧村和淮安青莲岗等。碳 １４ 测定这种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 ５３００年至前 ４３００ 年之间，其后发展为大汶口文化。　　北辛文化也不是海岱经济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北辛文化之前，山东半岛及苏北地区的原始农业经济已经有二三千年的发展过程，所以北辛文化同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一样，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一阶段，已接近母系氏族社会经济繁荣时期。　　北辛氏族部落集团已过着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在各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分为石器、骨器和蚌器几种。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制作也比较简单，常见有交互打击制成的扁平长方形或桃形石铲、上窄下宽的石斧和敲砸器等，磨制石器包括圆角长方形石铲、三角形无足石磨盘和圆角长方形石磨盘、石磨棒、石刀、石镰、石凿、石杵及匕首；骨角器有骨镞、鱼镖、骨匕、骨凿、骨梭、骨针、骨锥和骨笄等；蚌器有镰、针和镞；此外还有一些陶网坠。　　北辛文化的制陶业尚比较落后，陶器都是手制的，主要器形有鼎、钵、壶、支座和三足釜，其中以三足釜最多，特点非常突出，也有少量盆、盘和杯。早期阶段的陶器制作不规整，胎壁较厚，火候也不高。中晚期的陶器制作规整了，胎壁变薄，器物表面也增加了很多窄堆纹和篦纹，成组的窄堆纹陶器，是北辛文化的特点和标志。　　５．东北经济区的兴隆洼文化　　东北经济区地域辽阔，远古社会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辽河流域、第二松花江流域和松嫩平原三个局部地区。考古发现表明，环渤海湾的辽河流域农业经济比其它两个地区先行发展，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是辽河流域的重要遗存。　　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乌尔吉木伦河一带，公元前五六千年生活着一些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部落，其中有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兴隆洼文化诸氏族，也有一些以采集和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与之同时存在。　　兴隆洼文化，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遗址而定名。这个遗址地处努鲁儿虎山麓大凌河支流的牤牛河上游丘岗上。发掘清理的氏族居住营地是经过周密规划、精心安排的。房址的布局排列整齐，井然有序，都是西北—东南走向，每间约 ５０—８０ 平方米，最大的房间达 １４０ 余平方米，显得比黄河流域的同时期氏族居址高大宽敞。营地的周围有宽约 ２ 米、尚存深度 １ 米左右的壕沟，是这个氏族营地的界限，也是一种防御设施。这是目前中国大陆远古居民最早的防御设施。　　兴隆洼氏族先民使用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其中主要是用于掘土的打制的有肩石锄。很多房址中都放置着这种先进的生产工具，还有石铲、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和圆饼形石器等等。由石片嵌入骨柄凹槽的刮刀很有特色，是北方细石器工艺传统的产品。其它加工兽皮用的石刀和渔猎工具也比较多。骨器有锥、镖、针等，磨制都比较精良。在房址的居住面上，常常发现琢制的石磨盘和磨棒，有的房间里还出土了石杵。这些谷物加工工具，既可以加工农作物去壳脱粒，也可以用于加工采集的植物籽实。房址中发现较多的鹿角、狍骨和胡桃楸的果实硬壳，说明氏族营地附近广布森林，狩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黄河流域的诸新石器时代文化大体相当。　　在兴隆洼遗址西北部的西拉木伦上游林西县白音长汗，是兴隆洼文化的另一个典型遗址，１９８９ 年发掘出房址 １７ 座，也是成排分布、井然有序的，氏族营地外围同样有一条壕沟。生产工具则以梯形石铲为主，与兴隆洼遗址稍有不同。另外，兴隆洼遗址的房子没有门道，有的学者认为这种房屋属于“筑城穴居，屋形似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的居室最古老的形式，但白音长汗遗址发掘的房子却大多有向东的门，也反映了两地生活习俗的差异。总的看来，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主要的，属于同一文化系统。碳 １４ 测定兴隆洼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 ６０００—前 ５５００ 年左右。　　６．湘赣经济区的早期农业　　长江中游以南，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形成了方圆千里的水乡泽国。在这江河湖泊之中，江南丘陵以罗霄山脉为脊，高低错落，聚散于湘江、赣江两岸。以湘江流域至洞庭湖周围，和以赣江流域鄱阳湖一带的湘赣经济区，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经济区，丰富的水系和茂盛的山林植被为古代氏族部落提供了优越的栖息环境，从而发展了农业生产，创造出特色鲜明的物质文化。　　江南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集中发现在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一带两个区域，比较典型的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北秭归朝天嘴、宜都城背溪、枝江青龙山，湖南石门皂市、临澧胡家屋场和澧县彭头山等。　　洞庭湖周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以石门皂市下层为代表，宜都城背溪、临澧胡家屋场等遗址都比较典型。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生产工具较多，打制石器占相当大的比重，常见燧石打制的细石器，磨制石器主要是石斧，还有石网坠、石球等；骨器则有骨针和骨锥。　　这一区域的氏族制陶工艺也相当原始。陶器是比较单一的夹砂或夹炭红陶，褐、灰陶仅有少量发现，许多陶器胎质为黑色，外涂红、白、黄色陶衣。制法全为手制贴塑法，即用手捏出器形，内外再糊上几层，比较容易破碎。器型主要是圜底器和圈足器，晚期出现了少量的三足器。日用器皿包括釜、罐、钵、盘、盆、碟和少量的鼎、小口壶、支座等。陶器上的纹饰是其它地区普遍流行的绳纹，拍印得比较浅而乱，其次有刻划纹和篦点纹。　　各遗址都发现了一批动物骨骸，有水牛骨、鳖腹甲、鱼骨、蚌壳等，水生动物较多。　　从石门皂市等遗址反映的文化面貌，表明新石器时代早期洞庭湖周围的经济生产还很落后，采集和渔猎经济仍是当地氏族的主要经济活动，丰富的水生动物资源是他们的重要食物来源。大量细石器的出土正是脱离中石器时代时间不长的反映。对皂市和城背溪遗址的遗存碳 １４ 测定，年代在公元前５７５０—５４８０ 年前后，与黄河流域诸文化的年代一致，但其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来是比较低下的。由于缺乏典型的、系列的农业生产工具，也许这一带的农业生产还未发生，或刚刚出现以木、竹器为工具的点种方法，处于初期阶段。　　近年来洞庭湖周围彭头山文化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湘赣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状况。　　湖南省西北部的澧阳平原，介于武陵山余脉与洞庭湖盆地之间，为过渡地带，东连湖区，西北部近山地，属河湖冲积平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的植被多杉木和湿生蕨类孢子植物，为暖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草原环境，气温较现代略低。距今 ８０００ 年左右，这一带生活着以彭头山文化为代表的氏族部落。　　彭头山文化以 １９８８ 年发掘的澧县彭头山遗址命名。该遗址坐落在县城西北的一个小山岗上，周围地势开阔平坦，北有涔河，南有澧水，氏族营地既发现了一些大小不等的房址遗迹，也有灰坑和墓葬。从生产工具看，石器可以明确区分为细石器、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三类，其中磨制石器数量很少，细石器较多，体现出强烈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色彩。　　彭头山文化的细石器有刮削器、锥形器、雕刻器几种；大型打制石器仅有砍砸器、刮削器和石锤；磨制石器数量虽少，但普遍加工较精，通体细磨，表面光滑，已掌握了切割、细磨和两面钻孔等技术。生产工具只有功用不明确的石斧（体小，形似斧，刃似锛），其它磨制石器有小型的管、棒类饰件。从石器的情况和遗址的地貌、孢粉分析，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采集和渔猎为主，稻作农业处于发生不久的初期阶段。陶片中夹杂着许多稻壳，因全部炭化、形态不完整，尚不能确认为人工栽培稻。不过，考虑到距今 ７０００年前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已有较发达的稻作农业，彭头山文化出现初期稻作农业应该是可能的。　　这一部落的制陶业尚处于原始阶段，陶器采用直接捏塑成型和用泥片贴塑成型两种方法。全部陶器没有明显的夹砂陶和泥质陶之分，大量掺杂稻壳。胎壁普遍较厚，器底尤甚。陶片断面清楚可见泥片形成的分层现象。器物大多工艺粗糙，整体歪斜，器表凸凹不平，口沿也不规整。内外表面多经刮削、抹平，有的内壁未经刮还抹留有手指按压的痕迹。主要器形有深腹罐、筒形釜、盘、盆、钵、碗、碟和支座等。这些器物大部分造型简单，没有固定的形态，许多器物种类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普遍的特征为圜底、无沿、厚胎、厚底、表面滚压绳纹。　　彭头山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碳 １４ 测定数据，都早于湖南石门皂市下层代表的一类文化遗存，是目前长江流域发现的时间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是大溪文化的源头之一。　　由于彭头山文化的典型遗址发现不多，对于这种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基本面貌还缺乏更细致深入地了解。彭头山氏族部落与稍晚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所代表的氏族部落究竟是什么关系，考古界还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但是，彭头山文化和石门皂市遗址下层一类文化遗存的发现，清楚表明早在 ８００ 多年前，洞庭湖周围乃至湘江流域就生活着一些原始部落，在从事渔猎经济的同时，已开始进行稻作农业生产，为氏族经济的繁荣做出贡献。　　鄱阳湖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同洞庭湖周围一样，也表现出较强的中石器时代文化色彩。仙人洞遗址是鄱阳湖东岸怀玉山北麓的一个遗址，在万年县城东北 １５ 公里的一处山坡洞穴内。这个洞穴曾居住过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氏族成员，文化堆积中出土了许多生产工具，其中打制石器较多，一般仅打出刃部即行使用，很少进行第二步加工修整。常见的生产工具有砍砸器、刮削器、盘状器等。磨制石器较少，制作也比较粗糙，器类十分简单，主要有扁圆形穿孔石锤、两端尖的石矛以及个别的石凿。遗物中还发现许多针、锥、凿、镞、鱼镖等骨角器和尚保留外壳的穿孔蚌器。这批生产工具普遍制作简单，显示出从中石器时代刚刚进入新石器时代不久的状况。　　在这个洞穴中的较晚堆积中，发现的生产工具也是打制与磨制石器共存，并仍有较多的骨角器和蚌器，器形与较早阶段的大都相近，说明这两个阶段是互相衔接，承袭发展的，时间相去不远。但新出现了磨光的扁平石锛、骨矛和带梃的蚌镞。上层的陶器质量也比下层的有明显进步，由过去质地粗糙、内壁凸凹不平的夹砂红色陶器演变成制作较好的夹砂红陶、夹蚌壳粉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等多种质地的罐、豆、壶等。这种演变状况，与洞庭湖周围的制陶业发展规律完全相同。　　在仙人洞的遗存中，上、下层都发现了多处火堆遗迹，同时含有大量野生动物和螺蚌介壳，没有发现家畜的骨骸。根据上述现象，清楚地表明当时氏族的经济生活主要依靠狩猎、捕捞和采集，还没有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生产。　　总的看来，湘赣经济区的两种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比黄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大地湾文化等表现出更多的原始性。氏族的迁徙性较强，没有出现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业经济，采集和渔猎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洞庭湖周围鄂西地区和澧水流域的氏族部落，已经有了初步的农业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或许略高于鄱阳湖一带的氏族。彭头山的遗址的发现，为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产生和初期发展阶段树立了一个标尺，在中国远古经济史和农业史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为进一步发现与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具有深远的意义。　　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经济特点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辽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从物质文化遗存来看，表现出社会生产力水平是相当低下的，当时氏族先民的生活状况十分艰苦。经济发展概况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农业生产很原始，采集和狩猎、捕捞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有的地区渔猎经济尚居主导地位，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十分稳定的定居生活和一定规模的农业。　　黄河流域的诸文化遗存，从房址、墓葬、生产工具和陶器看，原始农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许多遗址都发掘出大量动物骨骼，主要是野生品种。磁山遗址虽然农业经济比重很大，也出土了鸟类、兽类、鱼鳖类、蚌类等 ２３ 种动物，其中有猕猴、狗獾、蒙古兔、花面狸、金钱豹、东北鼢鼠、梅花鹿、马鹿、四不象鹿、獐、狍、赤鹿、短角牛、野猪等，还有豆雁、鳖、草鱼、丽蚌的遗骸。属于家畜类的只有狗、猪和鸡。这个动物群落的发现，证明当时黄河流域各地氏族部落的经济类型承袭了中石器时代的传统生产方式，即狩猎和采集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　　华北动物群落的发现，也给我们提供了距今七八千年前黄河流域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内容。当时华北一带气候温和，比现在平均气温高２—３℃。各氏族营地附近芦草丛生，有较多的湖泊沼泽；远处则有茂密的森林，野兽成群出没其中。如猕猴，今日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带；花面狸则是亚热带的种类；鱼鳖和丽蚌的较多出土，说明聚落附近河流水域宽阔，流量大，水产很丰富。这些环境给氏族成员提供了良好的采集、捕捞和狩猎的场所。猎获的动物既有大型的猛兽，也有中小型的，既有随季节变换而迁移的雁类和鹿类，也有常年栖息当地的动物，说明狩猎活动是全年进行的重要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日常普遍掌握的经济生产手段，而不是间歇的、闲暇的活动。这种状况表明，由于农业还不足以维持食物需要，氏族成员必须从多方面获得补充来生活。　　在发明农业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妇女，继续承担着采集活动的生产分工。新石器时代人们的采集活动比农业生产更不受季节的限制，采集范围也比中石器时代更加广泛，其中主要是对野生植物类的采集，也包括对昆虫及幼小动物的捕捉。　　对植物类的采集品很多，在考古发掘中很难寻觅到当时的采集品，一些遗址中仅保存着少量植物果实的坚硬皮壳和炭化的籽实，如棒子、胡桃和小叶朴等。实际上，氏族妇女在日常采集活动中，必然也把一些植物的块根、各种鸟卵、蜂蜜等做为重要的采集对象。另外，由于大量草本植物的籽实难于留下遗迹，所以并不表明当时很少采集草本植物的果实。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推断，古代氏族先民在一年的各个季节里都有相应的采集活动。春季和夏季，妇女们多采摘植物中可食的嫩芽、嫩叶和花朵；秋季在收获较多果实时，也挖掘一些植物的块根和块茎。此外，她们还挖掘各种野菜和采集木耳、蘑菇等菌类。在气候温暖湿润的江南地区，采集的对象就比华北更多了。　　捕捉昆虫和各种小动物充饥，也属采集经济的范畴。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捕捉的介虫类有河蚌、螺蛳、螃蟹、蜗牛等；昆虫类有黑壳虫、天牛、蟑螂、蚱蜢、蜂蛹、蜻蜒等；另外还有壁虎、蜥蜴、青蛙、蛇、田鼠之类小动物。所有这些已经为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和民族志材料所证实。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都有营地面积小、房地少、文化堆积薄、生产工具简单、陶器制作粗糙的共同特点，说明当时氏族的迁徒性较强，有的氏族成员还住在山洞中。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低下的。从目前的发现来看，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具有更为原始的色彩。　　②经济生产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强大制约，人们还缺乏改造自然的能力。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一定差异，存在着不平衡性，并且预示着不同的经济形态发展方向。　　在远古社会里，选择什么样的环境来生活，是人类生存所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在最近十几万年的时间里，人类最初只是使用打制石器和木棍等简陋的工具去获取食物，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各种危险。人们完全不懂得自然界的规律，几乎无力对付自然界强大的力量。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选择适合生存和繁衍的环境已成为各氏族最关心的大事。离开了群体，离开了适合生存的环境，就意味着死亡。后来，在自然界的威胁下，人们不断地迁徙，在选择生活环境的迁徙中度过了中石器时代。　　到了距今 １ 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出现了，土地开始把谷类作物奉献给劳动的人们，氏族开始在得到粮食的自然环境中比较长期地定居下来。这种逐渐安定的生活，使氏族成员的较多时间用来制造种类更多的工具，特别是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制作工艺品来充实美化自己的生活。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出现时起，中国的黄河流域就到处有比较稳定的氏族部落活动的踪迹。从渭水流域的大地湾——白家文化、华北的磁山文化、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到山东的北辛文化，各地的文化面貌表现出早期农业经济极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黄河流域大体相同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动植物群落所决定的。　　但是，生存环境不同、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就不同。中原和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较快，华南地区生活在山洞里的氏族就仍停留在采集和渔猎经济状态之中。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发现的精致的磨光石器、种类较多的陶器和窖藏谷物，是洞庭湖、鄱阳湖地区的人们很难想象的。仙人洞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都表现出极大的原始性。氏族成员经常生活的地方，发现了一些烧火堆遗址，篝火都没有坑穴，在平地架起，只是底部垫上一些大石块以利通风燃烧，火烬中可以找到一些兽骨、蚌壳及少量破碎的陶罐。仙人洞遗址的年代与裴李岗文化同时，却没有发现农业经济的迹象。而西南地区怒江中游的一些氏族，当时却完全过着中石器时代的生活。所以，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各地的经济发展是很不平衡的。　　在自然条件的强烈影响下，这种经济生产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仅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拉大了各地的距离，而且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各地氏族部落沿着不同的经济形态方向演变。例如东海、南海上一些岛屿居民，采集和渔猎经济一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仍在继续发展；而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很多地区，农业经济到近代还没有出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经济形态的差异，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发生时起，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③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氏族部落彼此交流，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在中石器时代，氏族集团的迁徒流动性很强，在不同的地域但自然环境相似的条件下，采集和狩猎的技术与经验得以广泛地交流与传播，因而无论欧亚大陆还是美洲、大洋洲，细石器工艺传统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性。　　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出现，使人们从季节性的定居生活转变为较长时间的定居，这种定居生活加强了文化的地域性，从而产生了相对封闭的特点。逐渐形成的生活习俗的差异和图腾崇拜式原始宗教，更加强了这种独立性和封闭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经济背景。考古发现表明，在一种文化的中心区域，这种文化的特点特别明显而强烈，而两种或三种文化的交界、接触地带，则文化遗存中必兼有几种文化的因素；同时，在交通不便的深山丛林中或聚落极其稀少的地方，文化遗存不仅特点不突出、遗物很少，而且大都表现出落后于同一时期其它文化的面貌。　　裴李岗文化的中心在嵩山周围，磁山文化的中心在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太行山东麓的冀南豫北地带，这两种文化呈犬牙交错的分布，交流与融合使这一带的经济发展较快，因此产生了仰韶文化的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和物质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由于这一带农业经济基础坚实雄厚，人口密集，物资交流方便，所以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商族几经选择，最后把国都确定在这里的安阳。　　不同的文化的交流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得以传播与推广，压印篦点纹深腹陶罐的制作技术，在中原和华北起源，很快成为辽河流域原始居民习惯使用的器皿；而在陶器表面拍印绳纹，几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交流与传播，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在交通工具尚未产生的时期，　　或交通工具很难使用的地区，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直到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中国西南的横断山一带高山峡谷中还生活着以采集和狩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就是交通闭塞造成的。交流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经济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经济的上述特点，是在人类不断战胜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表现出来的。随着人类对自然界征服力量的加强，这些特点则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比如渔猎经济形态的减弱等。随着经济的发展，不同文化的同一性也日趋发展了。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经济状况　　公元前 ５０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左右，中国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先后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发展阶段。这是氏族制经济繁荣发展的阶段，黄河两岸、大江南北的原始农业和手工业发展速度比新石器时代早期更快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逐渐增多，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制陶工艺更加成熟，各地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陶窑和制陶方法，薄胎陶、白陶等体现先进技术的产品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并已出现慢轮修整技术；玉石器制作工艺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一带成绩非常突出，切割、抛光、钻孔等技术得到进一步推广；竹木器、骨角器制造和加工业也比过去有较大发展，一些地区出土的工艺品成为中国古代奇珍异宝；随着手工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土木建筑和造船工业也呈现出新局面；丝麻纺织业继续发展，出现了养蚕业和一些纺织新技术；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远古水陆交通的发展，以物易物的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开始出现专门为交换而制作的商品；与此同时，采集和渔猎经济继续做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仍是氏族成员经常从事的生产活动。总之，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在这一阶段里各个领域都发展较快，并加强了各个地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国的氏族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呈现出同一性的趋势，但在一些文化的中心区域仍保持着浓厚的地方特色。这种社会发展的同一性和地方特色为此后华夏民族的融合及多民族的文化结构孕育出雏形。　　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长达两千年的历程中，最富代表性的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其它有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及华南地区的一些原始文化。与此同时，辽东地区、松花江及嫩江流域、闽江两岸及四川盆地也都有一些氏族部落生息繁衍，开发着当地的自然经济。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黄河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居于领先地位，长江流域的原始经济几乎与之同步发展，其它地区则相对落后一些，他们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经济发展分别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大地上依山傍水几乎到处都有当时人们活动的踪迹，各氏族部落的先民用辛勤的汗水，创造性地开拓着远古的中华锦绣江山。　　１．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经济　　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典型文化，以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命名。这个遗址从 １９２１ 年发现以后，曾经做过多次调查和发掘。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年，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村揭露氏族营地面积两千多平方米，发现了一批房址和窖穴，出土陶器、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六百余件，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远古文化的重要意义。由于分布地域比较辽阔，包括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和内蒙古中南部广大地区，所以根据一些地方特征把这种文化划分成几种类型，主要有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西王村类型；豫西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郑州一带的大河村类型；河北和豫北的后岗类型、大司空村类型；豫南的下王岗类型，等等。这些不同类型在地域上既有交叉，在时间上也有先后，不过总的来说，它们具有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中游农业部落的许多共同特点，并分别与周围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有一定交流。在与各地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仰韶文化对周围地区的影响显得更为突出。　　仰韶文化是继承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而来的，社会经济比原始农业初期阶段有了较大的发展。各地氏族部落在河谷阶地上营建了大大小小的部落，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氏族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活，同时饲养猪、羊等家畜，兼营狩猎、采集和捕捞水中的鱼蚌。这一时期的原始手工业也比较发达，制陶业、石器制造和其它手工业技术在各种类型的氏族经济生产中普遍得到推广和传播，一些先进技术已影响到长江流域和东北、西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千年发展，既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阶段，也是原始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１）农业和家畜饲养　　仰韶文化各个部落继承了前仰韶时期各种文化的传统生产方式，农业生产仍以种植粟类作物为主。粟的遗存在各重要遗址中经常发现，如西安半坡一座房子内的罐、瓮中都盛放着粟，另一座房子的小窖穴中也发现了粟壳遗存，特别是有一个窖穴中粟壳堆积达数斗之多。在重要遗址北首岭、泉护村、下孟村、王湾，也都发现了或多或少的粟壳。临潼的姜寨遗址，还发现了另一种耐旱作物黍。靠近长江北岸的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发现了稻谷痕迹。此外，在洛阳孙旗屯、郑州林山砦、淅川下集等遗址，也都发现了粮食遗迹。上述情况表明，仰韶文化范围内的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粮食作物品种不仅是一种粟。同时，人们还掌握了蔬菜种植技术，半坡遗址的一座房子内，一个陶罐里装满了已经炭化的白菜或芥菜之类的茶籽。　　仰韶文化处于原始的锄耕农业阶段，采用刀耕火种的方法和土地轮休的耕作方式，生产水平仍比较低下。早期阶段可能有尖木棒等木质工具及石铲、石锄等挖掘土地。这时的石斧大多形体厚重，横断面呈椭圆形，适于砍伐林木以开垦荒地。收割农作物则用两侧有缺口的长方形石刀和陶刀。加工粮食使用石磨盘、石磨棒和木杵、石杵等。中晚期的庙底沟、大河村类型，出现了大量舌形或心形的石铲，磨制得比较平整光滑。在临汝大张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还出土一种大型、通体磨光的长条形石铲或有肩石铲。这一时期收割谷穗改用磨光的长方形石刀，有的还带穿孔。这些工具都比早期的半坡类型有所进步，生产效率也因此得到提高。　　家畜饲养业比新石器时代早期也有一定进步，饲养的家畜有猪、狗和羊，马的骨头也有少量发现。鸡骨发现较多，可能已经驯化为家禽了。　　（２）采集和渔猎经济　　仰韶文化时期，黄河中游各部落的采集和渔猎经济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当时的采集品中有榛子、栗子、松籽和朴树籽等，还有水中的螺蛳。其它如植物块根、鸟蛋、蜂蜜以及昆虫等，也是采集的对象，这些与过去没有多大区别。　　各氏族营地附近，都有大小河流和比较宽阔的水域，水产十分丰富，利于捕捞活动。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石、陶制网坠和骨制鱼钩、鱼叉等工具，说明当时氏族先民的捕捞方法既有网捕，也有垂钓和投叉击刺。许多遗址的彩绘陶器上都有鱼网的描画。半坡类型的彩陶盆内及其它一些彩陶器皿上常有鱼网纹和鱼纹，显然是长期捕捞活动的真实写照。　　狩猎主要是男子从事的活动，一般集体围猎较大和较凶猛的野兽。半坡遗址出土的猎获物骨骼较多，有斑鹿、水鹿、竹鼠、野兔、狸、貉、獾、羚羊等等，有的遗址还出土了一些飞禽的骨骼。狩猎所用的工具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用骨、石、角磨制的箭头，有三角形、柳叶形、带翼和圆锥状等十多种不同的形式，都磨制得很锋利。还发现了较多石、角制的矛头和投掷用的石球。从这些遗物可知，当时的狩猎方法包括射击、投掷和集体围打等几种，鹿是狩猎的主要对象。　　（３）手工业经济的发展　　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经济与农业、畜牧业经济一样，主要从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活动，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已普遍存在，商品经济的萌芽还没有产生。在各个部落里，氏族成员从事的生产劳动主要是以性别和年龄为分工的。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些专业性技术，开始由氏族内部长期从事、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成员掌握，这些专业分工尚不十分明确和规范。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制石、制骨、制革、纺织、编织等。　　（４）制陶业　　仰韶文化的制陶业比较发达，制陶技术最能代表当时的手工业经济发展的水平。从考古发现看，各部落都掌握了相当成熟的经验，包括选用陶土、塑坯造型、烧制火候等一系列技术和绘画、贴塑装饰的工艺。不过，制坯还停留在手制阶段，不少小件器物仍采用直接捏塑的简易方法。仰韶文化中期以前，一般都采用泥条盘筑法制坯造型，后来出现了用慢轮修整口沿部分的技术。制陶的工匠能够在器物表面施加各种纹饰，有的用特制的模具拍打，有的用工具刻划，有的装饰主要是为了加固器体，有的则仅仅是为了美观。其中装饰作用最明显的是彩陶花纹。仰韶文化各种类型遗址发现的彩陶花纹形式与风格互有区别，但也有它们的共同特点。早期以红地黑彩或紫彩为多，中期流行先涂绘白色或红色陶衣为地，再加绘黑色、棕色或红色的纹饰，有的黑彩还镶加白边，十分美丽。绘画所用的颜料、磨砚、研磨锤等工具，在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宝鸡北首岭等遗址的营地、墓葬中都有发现。从彩陶图案纹饰的痕迹分析，当时绘画已经使用毛笔一类较软的工具。　　各地的居住营地中，有专门烧制陶器的窑场和作坊。目前已发现仰韶文化各时期的陶窑上百座，构造分为横穴窑和竖穴窑两种，以横穴窑最为常见。横穴窑是较原始的一种陶窑，由火膛、火道、窑箅和窑室四部分组成。其特点是火膛、火道与窑室作横向排列，窑室在火膛后方并略倾斜向上，两者通过两条或更多的火道相连。窑室底部为窑箅，上有箅孔（即火眼），火苗经过火道和火眼进入窑室。横穴窑还可依其火道和箅孔的长短、形状而细分为四种形式。至于竖穴窑，主要特点是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部，两者基本相垂直。如在偃师汤泉沟所见的一座典型的竖穴窑，火膛中还立木柱以支撑上部有 ７个火眼的窑箅。　　仰韶文化的陶器，主要是泥质红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几种，也有一些泥质黑陶和夹砂灰陶器。半坡类型的陶器主要是夹砂陶罐、小口尖底瓶、钵和卷沿彩陶盆。器表多饰绳纹、线纹、锥刺纹、指甲纹和弦纹，彩绘图案是在钵的口沿外绘画一周紫色、红色宽带纹、盆的内外绘画人面、鱼、鹿、植物等象生性花纹和三角形、圆点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在圜底钵口沿的宽带纹上，发现有二十多种不同的刻划符号，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渊源。庙底沟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曲腹碗、曲腹盆、小口尖底瓶、小口平底瓶、斜沿罐、釜、灶等，彩陶纹饰除象生性的蛙纹外，最富特征的是大量以圆点、曲线、涡纹、弧线、三角涡纹、方格纹组成的繁杂图案。西王村类型是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彩陶已很少，出现了一批形制较小的泥质红陶平沿盆。后冈类型的陶器以红顶碗、钵、圜底罐形鼎居多，彩绘纹饰流行成组的平行短线，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阶段的文化特点基本上与庙底沟类型一致，陶器种类与彩陶纹饰也大体相同，不过更多的彩陶施以淡黄或白色陶衣；这种类型的晚期文化堆积很典型，陶器主要有各式鼎、盆、钵、壶、瓮、罐、豆、甑、缸及大口尖底器，彩陶花纹有六角星纹、太阳纹、星月纹、网纹、～纹、Ｘ 纹等等。大河村类型发展到最后阶段，有许多因素与相邻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相同或相似，表现出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同一趋势。大司空村类型是在后岗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这时期的陶器以灰陶为主，红陶降于次要地位，代表器型的直口圆唇折腹盆、敞口浅腹盆、斜腹或折腹钵、碗、罐等，刻划与拍印纹饰与仰韶文化其它类型一致，彩陶风格如纹样则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种色彩，花纹为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断续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Ｓ 纹、同心圆纹、睫毛纹等。下王岗类型是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最南部的一个类型，分布于豫南唐河、白河流域和鄂北汉水中游一带，可能是裴李岗文化移民的后裔创造的一种古老文化。这种类型的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红陶为主，种类包括罐形锥足鼎、钵、罐、盆等，有些器物与半坡类型的极为近似，鼎与长颈壶与裴李岗文化有一定渊源。这种类型的晚期阶段陶器种类增加，彩陶也以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居多，纹饰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　　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各种类型的制陶业，在近二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非常稳定。总的趋势是泥质红陶和彩绘陶器逐渐减少，灰陶、黑陶的比重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以黑陶为主的龙山文化时期。　　（５）石器制造业和其它手工业　　仰韶文化的石器制造业比较发达，早期打制的多，使用直接打击法，制出的砍砸器和刮削器往往不加修整即行使用，比较粗糙。中期以后，磨制石器已明显占居主导地位，器形也有很大改进，数量大批增加。各类型遗址中出土的磨制石器，都是先打出初坯然后细致研磨成器的。与磨制相联系，切锯石材和穿孔的技术普遍使用，穿孔石斧在各遗址都有发现。穿孔主要使用钻穿，但往往先凿出浅窝再施钻，也有的是先磨出凹槽而后施钻的。穿孔石器是为了更好地装柄以制成复合工具，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　　从农业生产工具看，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中盛行的石镰这时已很少见到，而代之以更易加工、大量生产和使用的石刀，成为收割粟黍类谷物的重要工具。仰韶文化较晚阶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有肩石铲、长条形石铲、心形石铲、使挖土的速度加快，耕种面积也必然扩大了，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仰韶文化的石器有几个特点：第一、普遍存在带缺口的石刀和长方形石刀，这类石刀在北方和长江流域则少见或没有发现；第二、石斧多、石锛少，这一点和长江流域相反，说明长江流域的木工作业更为发达，可能与干栏式建筑和造船业有一定关系；第三、横剖面呈椭圆形的梯形棒状石斧较多，长江流域则以扁平梯形石斧为多。这些特点，与各地的经济生产有密切联系。　　仰韶文化的手工业生产活动相当多，制革工业具有突出的地位。黄河流域和北方广大地区，冬季的寒冷季节时间较长，除了房屋内必须设有火塘（灶坑）外，还要有皮革制成的衣服保暖，此外在生活中需要的革带、箭囊等也比较多，所以制革是中原一带普遍流行的工艺。尽管磨制石器已相当发达，但从方便、实用的优点来看，经常从事制革生产的氏族成员还是习惯使用打制的石片刮削器和利用破碎的硬陶片加工成的刮削器，许多打制的石片刮削器刃部非常锋利，是磨制石器代替不了的一种最有效的切割工具。各遗址普遍发现的陶锉，是一种通体制成颗粒状麻面的鞣制皮革工具。陶锉的发现往往做为仰韶文化的一个判断标志。　　当时的纺织、编织业也比较发达，在一些遗物上见有布纹、绳纹、蓝纹和席纺，都是纺织和编织业的反映。个别遗址中还曾发现养蚕的遗存，１９６０年在山西芮城西王村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了一个陶制蚕蛹；１９８０ 年在河北正定南杨庄遗址也发现了陶制的蚕蛹，这件惟妙惟肖的陶制工艺品两端圆钝，颜色灰黄，长 ２ 厘米，中部腹径 ０．８ 厘米，身上横刻 ８ 周划纹，头部蛹形清晰。这些遗物和遗迹的发现证明在仰韶文化时期，氏族先民不仅熟练地掌握了葛麻纺织技术，而且懂得了利用蚕丝进行纺织生产的经验。各遗址大量发现的陶纺轮、石纺轮形制多样，大小不等，也证明了当时纺织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从各地考古发现的情况看，长江流域的丝麻纺织业比中原地区更为发达，仰韶文化的纺织技术，也许受到江南地区更大的影响。　　仰韶文化的骨角制作工艺进步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用于农业生产的骨铲、骨刀；用于缝纫的骨锥、骨针；用于狩猎的骨镞、骨矛；用于捕鱼的鱼钩、鱼叉；用于装饰的骨笄、骨管、骨珠等等。骨角器已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骨器的制作与砥磨石器相仿，只是更为细致，如在骨针上穿透针眼，在多数情况下是先挖磨出一个小洞槽，再在槽内钻眼。这一时期的各遗址中，发现的骨镞以千百计，其中如半坡遗址比较先进的骨镞，中间起脊、两侧有翼、圆梃尖锋，杀伤力很强。捕鱼用的带有单倒钩或双倒钩的鱼叉、鱼钩，也是骨角手工业的精致产品，上述工具和武器，说明骨角制造业在发展生产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仰韶文化一些遗址还出土了许多骨、角雕刻制作的工艺品，除了装饰品外，还有与艺术、宗教有关的作品。在陕南的西乡县何家湾仰韶文化遗存的一个早期窖穴中，曾出土一件骨雕人头像，是用兽类的肢骨雕刻的，高 ２．５ 厘米，眉、眼、鼻、嘴、耳都刻划得比较细腻准确，比例匀称。这件六千多年前的骨雕艺术品，生动地说明了仰韶文化先民骨角器制作工艺发达的程度。　　２　．黄河上游马家窑文化的经济　　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黄河上游地区，原始氏族部落的经济发展到了马家窑文化阶段。　　马家窑文化以甘肃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区域，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四川北部一带。碳 １４ 测定表明，这种古老文化所经历的时间大约从公元前 ３３００ 年到前 ２０５０ 年，晚期已进入夏王朝时期的齐家文化阶段。各地考古发现的情况表明，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氏族部落向西迁移发展，与当地另一种古老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典型遗址有临洮马家窑、兰州青岗岔、永昌鸳鸯池和青海乐都柳湾、西宁朱家寨、民和马厂塬等 ２０ 多处。　　马家窑文化诸部落，为发展黄河上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绚烂多彩的陶器装饰艺术是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这个文化群体的居民以经营旱地农业为主，大田作物主要种植粟和黍。这两种谷物的遗存曾分别发现于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窖穴和兰州青岗岔的房址中。另外，在青海柳湾墓地的许多墓葬中，也都发现有装在粗陶瓮中的粟，说明这种作物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粮。各个氏族营地的房址和公共墓地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用于翻地的石铲通体扁薄，略呈长方形，效率很高；收割用的农具很多，主要是石片磨制的和用陶片改制的爪镰，形状有长方形穿孔的和两侧打成缺口的两种。在镰刀中有一种形制很特殊，也是长方形，但在一端刻成锯齿，为马家窑文化居民所独创。谷物加工工具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杵和石臼等。　　马家窑文化的氏族先民在日常生活中还饲养猪、狗、羊等家畜，有些氏族墓地的墓葬中用整只的猪、狗或羊随葬。这一现象是家畜饲养业比较发达的证明，其经济发展水平与丧葬习俗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有些类似。当时饲养的家禽仅见鸡一种，数量尚不多。　　虽然农业经济比较进步，采集和狩猎活动仍是经济生活的重要方面。各遗址中大多发现了石镞、骨镞、石球等。发现的野生动物骨骼较多的是鹿，野猪等。　　在社会生产中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专业技术分工，原始手工业主要是制陶业、石器制造业、木工作业、纺织业几种。　　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制陶工匠可能已有更多细致的技术分工。已经发现了一些规模很大的制陶窑场，如该文化较晚阶段的兰州东郊白道沟坪遗址的一座窑场，紧临黄河北岸，高出河面约 ６０ 多米，共发现 ５ 组１２ 座陶窑，还有一些已被后代破坏的陶窑残迹。每组陶窑共用一个烧火坑，各窑的窑门都朝向这个烧火坑。窑场中有一个备料坑，里面装有制造陶器的熟料和余料，其中的红胶泥条正与马家窑文化诸遗址出土的大量泥条盘筑而成的陶器相印证。窑物中还出土了用于研磨颜料的石板和调色配色用的陶碟，这种陶碟是分格式的，上面还清楚存留着紫红色的调料，这些都是描绘陶器花纹的实用工具。白道沟坪窑场发现的遗迹遗物表明，当时的制陶工业中包括淘土备料、制作熟料、制坯、彩绘、火工、成品包装运输等一系列工序，掌握多工序有关技术的制陶工匠应该是有相应分工的。窑场的各窑室都呈方形，窑箅上有 ９ 个火眼，三三排列，非常整齐。与这个窑场同时的兰州青岗岔陶窑，以及更早一些时候的陶窑，窑室也都是方形的，这是马家窑文化陶窑的一大特点，与黄河中游普遍流行的圆形窑室判然有别。　　大规模而又分组排列的窑场，充分显示了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氏族成员有组织，有分工地进行生产劳动的情况。在这类窑场里生产的陶器，显然不仅是为了氏族内部的生活需要，必然有相当一部分产品用来同其他氏族或部落进行交换。青海柳湾氏族墓地中，随葬的陶器就达 １ 万多件，其中有的大墓，几十件类型一样的精美彩陶壶排列随葬，既是氏族制后期一些特殊地位的人拥有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也是交换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柳湾墓地晚期的不少墓葬中都发现了海贝和石质、骨质的仿贝制品。贝类是夏商时代的一种货币，它本身也是从遥远的东方沿海地区几经辗转而交换得到的。由此可见，马家窑文化晚期已经产生了商业性质的交换的萌芽。　　与制陶业相比较，石器制作技术还显得有些落后。当时的石制工具多属磨制，常有穿孔，少数地方仍保留着中石器时代盛行的细石器工艺传统。柳湾墓地发现了嵌有石叶的骨柄刀，是一种有多样用途的复合工具，主要用来切割和刮削兽皮。这种骨柄刀是中国北方原始氏族一种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工具，南方未有发现。　　马家窑文化的居民木器制作技术比较发达，虽然没有出土日常生活使用的木器，但木作工具石斧、石锛、石凿等有普遍发现。柳湾墓地中马家窑文化早期的墓葬共 ２５７ 座，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梯形木棺为葬具。木棺经鉴定为松柏类树干所制造，棺的四壁由木板围拼而成，四角采用“穿榫法”接合，即边壁挖槽，端壁作榫，合缝贴接紧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木工作业的水平。　　纺织业也比较发达，在手工业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各氏族墓地发现了很多石、陶制纺轮，其中仅柳湾墓地的纺轮就数以百计。这些纺轮大小差不多，制作都很精致，有些纺轮的正面、背面甚至侧面都饰有各种不同的几何形花纹，主要是用刻划或锥刺的技法画出的。这些巧妙的艺术装饰表明，纺轮不仅是妇女们实用的纺织工具，也是她们很喜爱的一种艺术品，反映了氏族妇女在生产活动中的生活精趣。在柳湾的许多墓葬中，人骨附近发现了布纹痕迹，据研究是麻布一类衣服的遗迹。马家窑氏族部落的纺织业，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马家窑文化的人们还制造各种装饰品来美化自己，一些善于制作装饰品的手工工匠表现出较高的技艺，在墓葬中发现很多石臂饰、绿松石雕饰、串珠、蚌饰等。另外，在柳湾墓地还发现一些墓葬中随葬着矢箙，是一种用桦树皮制作的，表面刻有各种几何形花纹，形制很独特。这些手工作品，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生产的全面发展情况。　　３．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经济　　黄河下游鲁中南及东南丘陵地区，包括江苏淮北一带，自公元前 ４３００年至前 ２４００ 年左右，处于原始文化繁荣阶段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历时近 ２０００年。大汶口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基本上同步发展，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氏族部落集团的势力，曾在较长时间影响到豫中平原和辽东半岛等地。　　大汶口部落的居住营地和公共墓地，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已发现上百处，主要有山东泰安大汶口、安丘景芝镇、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兖州王因、胶县三里河、日照东海峪、诸城呈子、茌平尚庄、前寨和莒县陵阳河，还有江苏北部的邳县刘林、大墩子及新沂花厅村等。在这上百处遗址中，出土了极其丰富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清理出许多房址、窑址、窖穴、灰坑和其它遗迹，使我们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同黄河流域其它原始文化一样，主要种植的是粟。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 １ 立方米的朽粟，说明粮食生产已有相当可观的数量。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石器。早期除使用一些磨制粗糙保留打制疤痕的石铲、石斧外，已大量使用磨砺精良的穿孔斧、刀、铲等，收割工具还有骨镰和蚌镰，加工谷物的工具则是石杵和石磨盘、石磨棒。在这一文化的中晚期，出现了有肩石铲、石镐和一些鹿角锄。　　这个原始部落集团从早期起，家畜饲养就比较发达，各遗址出土有猪、狗、牛、鸡等家畜家禽的骨骼，墓地中常发现用狗和猪随葬的。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以猪随葬的风气渐盛，墓葬中不断发现整猪、半只猪、猪头或猪下颚骨，在大汶口墓地，用猪随葬的墓占 １／３ 以上，胶县三里河一座墓中随葬猪下颚骨多达 ３２ 个，表明各氏族部落在中晚期养猪业已十分兴旺。　　渔猎和采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比较重要。一些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尾部带孔的双倒刺或三倒刺的骨、角质鱼鳔、鱼钩，有扁平三角式、短梃圆柱式、长梃双翼起脊式等各种骨镞、角镞、牙镞，有石质和角质的匕首，还有石矛、骨矛等大型投刺猎具及较多的网坠。遗址中发现有獐、斑鹿、狸、麋鹿的残骨，这些野生动物当是狩猎的对象。在兖州王因遗址出土了 ２０ 多个扬子鳄的残骸，与鱼、龟、鳖、蚌等同弃于垃圾坑中，这一现象表明当时的氏族成员已经能集体捕获大的、凶猛的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时期，手工业经济也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制陶业、玉石制造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　　由于大汶口文化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历程，陶器的生产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早期的陶器均为手制，砂质陶器火候较低，种类也不多，造型简单；仅见觚形器、盆、钵、罐、杯、鼎、豆、大口尊等。中期开始使用轮制技术，有了少量轮制的小件器物。这时已能烧制出火候较高的灰白色陶器，器物种类也明显增多，出现了颇有地方特色的实足鬶、背壶和簋形器等。到了晚期，已能用快轮生产大件陶器，如大汶口墓地中就出土了轮制的大陶盆。制陶原料有了新的来源，出现了用坩子土烧制的一种质地坚硬、胎壁均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的细砂陶器，这类陶器有袋足鬶、三足盉、宽肩壶和筒形豆等。晚期烧制的薄胎磨光黑陶高柄杯，代表了这个古老部落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为其后山东龙山文化更高水平的制陶技术准备了条件。制陶业的发达，还体现在制造出许多仿动物造型的陶质工艺美术品，中期所生产的兽形提梁器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的精品；晚期这类陶制品愈益增加，如三里河出土的猪形、狗形和龟形的容器等，反映出这一部落制陶业的兴旺发达，也说明当时的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　　这一文化的陶窑尚发现不多，大汶口遗址发现了一座晚期的横穴式陶窑，在新石器时代的同类陶窑中属于比较进步的形式。　　这个部族玉石制造业也比较发达，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诸文化中处于领先的地位。早期他们已善于磨制精致的石器，并且较各地使用穿孔技术；中期以后，常选用高硬度的蛋白石、流纹岩等为原料，石器的造型更加规整，器物类型增多，产量也增加了，出现了成套的手工工具，一些手工业者的墓中发现了成组的大、中、小型石锛。有的墓葬和居址发现有精美的玉铲和较为丰富的玉石装饰品，其中包括由不同形状的单件组成的串饰。大汶口文化的玉石制造业，虽然比中原地区进步，但比起长江下游地区氏族部落的玉石器制作工艺尚有不足，也没有西辽河流域那样发达。　　骨角器制作成就较突出，早期的邳县大墩子遗址中出土了一串 １０ 粒的雕花骨珠；刘林遗址还发现刻有猪头纹样的牙质饰物。到了中晚期，剔地透雕技术和镶嵌技术趋于成熟，大汶口发现的透雕 １６ 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代表着中国新石器时代骨角制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大汶口文化的农业、手工业生产状况，表明五六千年前黄河下游社会经济已取得比较全面地发展。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使这个古老部族在长达两千年的岁月中不断繁荣昌盛，其先进的制陶技术远播隔海相望的辽东半岛和豫西、皖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及其后的典型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相继发展，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４．长江中上游大溪文化的经济　　浩荡的长江流经山势雄奇的三峡，自宜昌进入辽阔平坦的沃野。这一带江面宽阔，水流缓慢，平原上河流港汊纵横交错，湖泊塘堰星罗棋布，古代称为云梦泽。新石器时代中期，大溪文化诸氏族部落就生活在这水乡泽国，其范围大致在长江从宜昌到岳阳这一段的南北两岸，东起洪湖西岸，西至瞿塘峡口，南到洞庭湖北部，北抵荆门、钟祥一带的汉水中游地区，面积大约１０ 万平方公里。　　氏族部落营地大多修建在河流两岸和湖泊附近、高出周围地面数米的岗地上。也有少量遗址位于长江干流两岸的台地上。三峡地区的少量遗址，坐落在峭壁对峙的峡谷间和水面较宽地带依山临江的缓坡台地上，面积较小，与现代村落基本处于同一高程。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大溪文化发掘清理的主要遗址四川巫山大溪；湖北宜昌中堡岛、杨家湾、清水滩、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毛泉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湖南澧县三元宫、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划城岗、华容车轱山等十多处，调查发现这种文化遗存的遗址更多。碳 １４ 测定清楚地表明，大溪文化诸氏族部落活动在长江中游一带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４２００ 年至前 ３２００ 年之间，绵延上千年。他们在这里生存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充实了中国远古文化的内容。当时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生产，对其后荆楚地区的社会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较发达。大溪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考古发现在许多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夹有稻壳和水稻的茎叶碎末。一些遗址还有较多稻壳和稻草灰烬出土。对红花套、关庙山两处属于大溪文化中期阶段的稻谷鉴定，表明是粳稻。这个古老文化的各氏族常用的夹炭陶器，是以炭化稻壳粉末作为羼合料的，足以说明种植稻类作物已十分广泛。在三峡谷地，缺乏适于农耕的沃土，采集和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如清水滩等遗址的堆积中包含大量鱼骨和兽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　　在大溪文化遗址中，一直没有发现成批的或数量较多的收割农作物的工具，既无打成缺口的或穿孔的石刀、陶刀，也未见石镰。为数甚少的石刀、蚌镰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而是用于采集活动。这种现象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不是像黄河流域那样用刀掐割粟、黍穗头，也不是连杆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莛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这种收获方法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比较普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氏族部落、马家浜氏族部落大都如此。直至近代，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仍用这种办法收获稻谷。　　稻谷的去壳加工，主要用杵和臼。１９７３ 年在红花套遗址发现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是一种锅底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附近还有木杵的遗痕，是一种长 １．４ 米，中部较粗、两端呈圆头的稻米加工工具。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周易?系辟下》关于上古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记载。此外，在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舂米用的陶臼，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利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　　大溪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长江中游氏族部落当时的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划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窑址，先在地下挖坑，结构分为斜坡状火道、火膛、窑室、出烟口几部分。窑的底和壁都用大块红烧土铺垫或垒砌而成。火膛直径为 １．２ 米，其上未见窑箅，在高出火膛底部 ０．３—０．４ 米处，围绕窑壁一周有宽 ０．２ 米的平台，构成直径１．６ 米的窑室。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这种陶窑使用的材料和构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尚属少见。　　陶器的种类比较多，制作也很精美耐用。有一种工艺精良的薄胎彩陶和另一种浅浮雕式的印纹白陶制品，标志着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已达到较高水平。薄胎彩陶多为细泥制作的橙黄色的单身杯和圈足碗，胎厚仅 ０．１—０．１５厘米，绘画着棕红色、黑色的纹饰。试验证明这种彩陶的烧成温度为 ８３０℃，比同一时期的红陶、灰陶、黑陶的烧成温度都要高。从陶器制作的总体看，大溪文化的彩陶数量、种类、花纹式样、烧成温度等都不如黄河流域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那样发达，但其薄胎彩陶却显示出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先民独特的制陶技艺。浅浮雕式的印纹白陶，器形以圈足盘为主，烧成温度为 ８８０℃。根据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白陶在马家浜文化前后有较多发现，年代早于黄河流域，其中大溪文化的浅浮雕式印纹陶器花纹繁复美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白陶工艺的杰出作品。　　石器的制作技术比较落后，在早期的一些遗址中，仍然常见燧石打制的石核和石片石器，宜昌的杨家湾遗址发现了一处氏族营地，其中有一座简陋的半地穴式草棚，是当时的制造石器场所。地穴内有砺石、打制的石斧坯和不少石片。在这个遗址中发现的石制生产工具，较多的是大、中型打制石斧，有的将刃部或侧边用砺石磨光。小型的石锛比较精巧；圭形石凿是通体磨光的，这些工具表明大溪文化的竹木器制造业比较发达，只是很难发现竹木产品的遗存。全部斧、锛和凿，都未发现有钻孔的。到了晚期，石器制作技术明显地提高了，出现了切割和钻孔技术，石器种类也增加了亚腰斜刃的扁平石铲。总的看来，这一地区的氏族先民石器制作技术尚很原始，其经济发展程度比起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一带明显落后。　　在大溪文化之后，江汉平原兴起的是屈家岭文化。由于屈家岭文化分布的地域较大溪文化更为广阔，跨越的时间也相当长，其中主要经济发展阶段和特点都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阶段和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所以关于屈家岭文化时期江汉平原的经济状况，将在晚期阶段介绍。　　５．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的经济　　公元前 ５０００ 年至前 ４０００ 年左右，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氏族部落进入了马家浜文化发展阶段。这一文化以浙江省嘉兴县马家浜遗址而命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浙江的钱塘江北岸，西北到江苏常州一带。马家浜氏族部落的活动范围界限比较清楚，与周围其他氏族部落的来往似乎不多，主要与宁镇地区和苏北的原始文化有一定交流。考古发现的典型遗址还有浙江吴兴邱城、梅堰、桐乡罗家角、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苏州越城、武进潘家塘和上海青浦崧泽等。　　马家浜氏族过着稳定的农业定居生活，以种植水稻为主，同时从事采集和渔猎活动以补充经济生活。圩墩遗址发现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工具木铲，两面削成扁平状，刃部较薄，是一种很有效的掘土工具。收获用的石刀数量不多，而且制作也较粗糙。根据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在陶器上刻划的稻束来看，马家浜氏族先民的收获水稻是采用连根薅拔的方法，成捆晾晒。石刀可能主要用来采集野生植物的籽实。在罗家角、草鞋山和崧泽遗址下层都发现了当时的稻谷，经鉴定有籼稻和粳稻两种。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粳稻最早，年代在公元前 ５０００ 年前后，是目前中国大陆发现的最原始的粳稻遗存。不过，从发现的两种水稻实物比例分析，马家浜文化各氏族种植的水稻主要还是籼稻。马家浜、梅堰和草鞋山遗址都发现了加工粮食的陶杵，说明长江下游这一古老部落是用杵臼去掉稻壳，与北方使用石磨盘、石磨棒的习惯有所区别。早期亦曾使用的石磨盘，石磨棒，这时已基本上被使用杵臼的舂捣技术所代替了。　　采集和渔猎经济在马家浜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各遗址发现的骨镞以柳叶形的居多，十分尖锐锋利。一些地点有大量的兽骨堆积，其中马家浜遗址有的兽骨堆积厚达二三十厘米。圩墩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头已经过鉴定，有梅花鹿、四不像、野猪、獐、貉、蟹、蚝等，此外还有各种鸟类和草鱼、鼋、鲫鱼之类水生动物。有的遗址还发现了野生的桃、杏梅的果实和菱角，这些都是人们采集和渔猎活动的例证。　　马家浜文化的居民还饲养猪、狗、水牛等家畜。草鞋山遗址的马家浜文化早期堆积中发现的狗的头骨，介于狼和现代狗之间，说明狗是从狼驯化而来，在这时已经成为家畜。　　马家浜文化的手工业生产发展不平衡，石器制作技术和葛麻纺织技术水平较高，而制陶业的发展尚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考古发现的陶器有釜、鼎、豆、罐、瓮、盆、钵、盉等，还出土了陶质的炉、箅、三足长尾鸟形陶壶。这些陶器均为手制，主要是夹砂陶器，泥质陶器很少，一般陶色不甚纯正，器表以素面不加装饰的为多，没有彩陶。大部分陶器火候不高。炉箅的出现，是马家浜文化的一大发明；宽檐陶釜则是马家浜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手工业生产中，玉石器制造技术发展较快，许多遗址都发现了制作精美的玉器，主要有玉块、玉环、玉镯等装饰品。这一时期的玉器工业发展，为其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基础。　　适应江南水乡的特点，马家浜氏族部落的竹木器制作在手工业经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圩墩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出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木制生产工具和建筑构件。从遗存的情况看，木器的品种和数量都很多，有水上交通和生产用的船橹、船桨；农业工具点种棒、木铲；手工工具木锥、木凿；狩猎和防卫用的木矛，建筑用的木楔、带孔的木梢钉、榫卯构件等，还有一批木材原料和经过砍削的半成品。此外，这个遗址还出土了风格独异的穿孔木针。大量使用木质生产工具，与长江下游缺乏制造石器的原料有一定关系；木质建筑构件的出土，则说明当地营造房屋多用木料，与北方多用草拌泥砌筑有较大区别。在草鞋山等遗址发现的房址中，许多柱础洞中还保留着一段完好的木柱和柱下的木垫板，有的木板上砍劈、锯截的痕迹尚十分清晰。圩墩遗址还发现一种凿刻成的喇叭形木器，下端有暗红色略带光泽的涂料，说明当时的木器制作和加工工艺都达到了很先进的水平。　　马家浜文化的纺织业也是手工业生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草鞋山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 ３ 块已经炭化的纺织物残片，这是中国原始社会发现最早的纺织品实物。这种织物的纤维原料为野生葛，是纬线起花的罗纹织物，花纹分别为山形斜纹和菱形斜纹，组织结构是绞纱罗纹，嵌入绕环斜纹，还有罗纹边组织。这一发现是中国远古时期纺织工业的珍贵资料，经碳 １４ 断代测定，制作时间为公元前 ４４００—前 ４１００ 年之间。此外，马家浜文化的先民还把纺织技艺与手工编织结合起来，善于用芦苇、竹蔑、茅草等编织各种实用器物，使手工业生产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在手工业生产中，骨角器制作也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部门。许多遗址出土的兽骨都有经过劈削、锯割的痕迹，发现的一些完整骨器亦相当精致美观，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和艺术性。　　６．宁绍平原的经济发展　　在长江下游诸部落中，与太湖地区相邻的宁绍平原，生活着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氏族，他们与马家浜文化氏族部落处于同一时期，有着大体一致的经济生产方式，来往密切，互有影响，共同开发着长江下游的经济。　　河姆渡文化以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而于 １９７６ 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群岛。碳 １４ 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 ５０００—前 ３３００ 年，基本上与马家浜文化并行发展，其晚期与马家浜文化一起融合于崧泽文化。河姆渡文化经大规模发掘的只有河姆渡遗址一处，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和大巨等地都有这种文化的遗存发现。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期宁绍平原的农业经济和家畜饲养都比较发达。在河姆渡遗址的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了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叶、稻壳等交互混杂，形成 ０．２—０．５ 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 １ 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远古各氏族文化遗存中所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农业生产工具，其中有代表性的农具是翻耕土地的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骨耜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做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出土了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 １ 米的舂米木杵等农业生产和谷物加工工具。　　家畜主要有猪和狗。破碎的猪骨和猪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捏塑的体态肥胖的陶猪和在黑陶钵上刻划的猪图饰。有一件陶盆上同时刻划着稻穗和猪的图像，具体而生动地反映出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许多骨耜是用水牛的肩胛骨制作的，说明水牛当时已被驯养。　　河姆渡部落的原始手工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经济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制陶业、纺织业、骨器制作、竹木器加工都比较进步。这一带的氏族先民烧制的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种类比较单一，无论炊具还是炊食器一律都是夹炭黑陶，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 １．５％左右，以大量的稻壳、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还比较原始。稍晚出现了一些夹砂红陶和褐陶。各种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在 ８００—９００℃，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陶器的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比较容易破碎，到了晚期，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些器物已经用慢轮进行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为复杂的新产品。有些陶器火候较高，烧成温度已达到 １０００℃左右。　　当时的陶器除一些素面的以外，盛行在釜类的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稻穗状等图案，偶然见到极少数绘有白地和深褐色条纹的彩陶。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盉和各种支座等。与陶支座配合使用的圜底陶釜，是宁绍平原氏族部落先民的主要炊具，也是河姆渡文化的典型器物。　　宁绍平原的纺织业素称发达，源远流长。河姆渡遗址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不只表明了竹苇编结技术，而且也从侧面反映出丝麻纺织技术的发展。出土数量较多的陶纺轮和石纺轮大小轻重不一，还有一些质轻的木纺轮，都是抽纱捻线用的工具。这个遗址还发现了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以及骨针、骨锥、骨梭，反映出纺织业的发展水平高于其它地区。　　河姆渡文化的骨角器制作技术也比较发达，出土了骨制的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器、匕、梭、锯、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他们还用骨角制作笄、管、坠、珠等装饰品。遗址中也发现了用途尚不明的一批蝶形器、靴形器。上述骨器磨制普遍很精细，在少数有柄骨匕和骨笄上，雕刻着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遗址中还发现了 ２０ 多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以及雕刻编织纹和蚕纹的小盅等，都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显示了当时氏族内专业技术人员的精湛技艺。由于地处河网密布的湖沼地带，河姆渡文化的石器制作技术不如骨器制作水平高。大量的生产工具是用骨器代替了石器，尤其在早期，骨制生产工具十分丰富，数量远远超过了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在中国大陆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特色十分鲜明。　　木器加工工业是河姆渡氏族部落十分重视的手工业，出土了十分丰富的遗物。木质工具应用在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渔猎工具有保存基本完好的木矛、木桨；纺织工具有木纬刀、木纺轮和卷布棍；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有木耜、木铲和木杵等，此外还有木锤和蝶形器。木器不仅用于经济生产领域，而且也做成碗、盆一类的日常生活用品。有一件瓜棱形的圈足木质漆碗，外表有薄层朱红色涂料，微显光泽，经鉴定为生漆，这是中国最早的漆器。长江流域是中国漆树的重要产地，河姆渡人为了使常用的木器制品更加坚固耐用，同时增加审美效果，发明了漆器手工业技术，这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重要贡献。　　河姆渡文化木器制造业的发达，还表现在大量干栏式建筑的木构件上。已发现的数千件建筑木构件中，一些屋梁、柱头和柱脚上有较进步的燕尾榫和带梢钉孔的榫，可以有效地防止构件受拉脱榫。当时还出现了两侧向里刳出规整企口的木板，表现出密接拼板的较高工艺。另外，河姆渡文化的晚期还发现一口木结构的水井，井口方形，每边长约 ２ 米，四面紧靠坑壁向下打进几十根排桩。在排桩内由一个榫卯套接的方木框支撑以防倾倒。排桩之上平卧 １６ 根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井口外围有一圈 ２８ 根栅栏桩，根据残存的其它木构件和苇席片等考察，这是水井上修盖的井亭的遗迹。　　河姆渡氏族部落的制陶、制骨和木作工艺都反映出较高的技术水平，大量的、种类繁多的骨器和木器，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从事这些劳动的氏族成员投入设计、选材、制造和细加工是很难完成的，这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表现，也是手工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在稻作农业稳定发展的同时，氏族成员也经常从事采集和渔猎生产活动。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骼，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 ４０ 多种，反映了当时渔猎经济是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手段。　　河姆渡氏族的男子们善于在山林河沼间渔猎，四明山和姚江为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条件。遗址中出土的各式骨镞多达千余件，不同形式的骨镞用于射猎不同种类的野兽飞禽。这个氏族看来不习惯用网捕鱼，遗址未发现网坠之类渔具，从发现的大量鱼骨观察分析，均为弓箭射杀及木矛、骨鱼镖投刺所获。独木舟在水上交通和渔猎生产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遗物中还发现了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也可以在狩猎时吹出一些音调以诱捕动物。河姆渡氏族采集的野生植物果实也比较多，菱角、麻栎果、酸枣等都有一定发现。　　宁绍平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经济发展较快，是长江下游的一个重要经济区域，为后来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７．东北地区红山文化等部落的经济　　（１）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是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的一种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以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遗址而得名。典型遗址还包括赤峰的西水泉、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和丰水山、巴林右旗纳斯台等。红山文化诸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在内蒙赤峰和辽宁朝阳之间，其势力曾一度发展到兴安岭南麓乌尔吉木伦河两岸，南抵河北燕山一带。碳 １４ 测定表明，红山文化部落集团活跃在辽西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４６００ 年—前 ３５００ 年，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中晚期。　　生活在西拉木伦河两岸的红山文化部落集团，过着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已经发现了较多氏族居住营地的遗址。大凌河上游牤牛河北岸的内蒙敖汉旗河福营子村，有一处红山文化的氏族部落，两条保存较好的壕沟将部落遗址分别围成紧邻的两个部分，即两个氏族。其中东南部的壕沟周长 ６００余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在壕沟的东南边留有一处供人出入的通道口；西北部的氏族，壕沟只有三边，包围的居住营地面积较小，另一边即为东南部氏族壕沟的一段。这个红山文化部落营地的发现，提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部落的规模和防卫性壕沟的实例，可以看出这种设施与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是基本相同的。　　各遗址发现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农具和手工业工具。除一部分打制的敲砸器外，不论打制或琢制成坯的都经过精细的磨制加工，成为非常美观实用的工具，包括石斧、石凿、石铲、双孔石刀、石锛、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在赤峰水泉遗址，发现一座 ９０ 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址，房内有大、小两个瓢形灶坑和前述各种石制工具。此外，红山文化的居民还常常使用打制的细石器。　　红山文化各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很少，种类有牛、羊、猪、鹿、獐等，其中牛羊和猪应是家畜。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大致认识到红山文化的先民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部落，兼有畜牧和渔猎的经济生活。　　在手工业生产中，制陶业占有重要地位。制陶技术比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些富有制陶经验的氏族成员已经专门从事这项劳动，大批陶器具有成批加工的相似性。陶器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老哈河东岸的敖汉旗白斯朗营子村南，四棱山前起伏不平的沙丘上，有一处红山文化的窑场，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 ６ 座窑址。从这些结构各有差异的陶窑及出土的陶器来看，制陶业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　　窑场中有的陶窑比较原始，一座长方形单室窑，直接在黄土上挖成窑室和火膛，窑室内有两个窑柱，窑柱与窑壁都利用原来的黄土面再加抹一层羼砂粒的草拌泥。这类陶窑，当时已为数不多。较多的是平面呈马蹄形的单室窑，窑门很窄，窑门至窑室的底部逐渐升高呈斜坡状。窑室用石块砌成，里壁抹一层泥土，厚约 １ 厘米，已烧结成砖灰色。窑室内有 ４ 个排列整齐的窑柱，使窑室中心形成十字形火道。靠近火膛的两个前排窑柱呈圆角三角形，宜于火焰进入火膛；后排两个窑柱为圆角方形。４ 个窑柱皆用石块砌成，周围也抹着一层草拌泥。这种窑火焰可以在窑室内畅通，陶器放在窑柱上直接与火接触。前排窑柱既起到火焰分流的作用，也起到窑床的作用，整个窑室的建筑形制是比较先进的。　　还有一种双火膛的连室窑，比单室窑更为先进。窑室平面为长方形，全窑可分前后两部分，前边是火膛，后边是窑室，火膛与窑室之间有一道隔梁，斜坡状的火道经过隔梁进入窑室。窑室内有 ８ 个窑柱，左右各 ２ 个圆角三角形窑柱对着火膛，中间 ４ 个窑柱为椭圆形。窑柱与窑壁均为土石结构，里壁抹一层草拌泥。两个火膛分设两边，两头窄，中间宽，火膛直接在黄土上掏洞挖成，上面呈券顶式。这种连室窑，是马蹄形单室窑的扩大和改进，也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十分先进的陶窑。　　四棱山下的这座窑场出土了不少陶器，器型有罐、钵、盆、碗、瓮、器座、器盖、斜口器、带流器、船形器等。总的看来，这个部落制陶工艺还是比较原始的。虽然陶窑比较先进，但陶器的制作技术并不很高，夹砂陶器的含砂量占百分之五十，质地粗糙，火候较低，吸水性强，遇水很容易破碎。大量陶器的器口不圆，器底不平，器表不光滑，只是口沿加以修饰。当时的陶器全部为手制，纹饰较多，但彩陶很少。相比之下，陶质较好的都是泥质，种类也比夹砂陶多。一些陶器有制坯时用手蘸水抹平表面的痕迹。泥质陶器是作为容器的，夹砂陶器是炊煮器，有些器表留有烟炱。　　由于地域相邻，红山文化与河北境内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有密切的关系，在农业经济生产方式和制陶技术上都受到后岗类型氏族部落的较大影响，如口沿有一道红彩的“红顶碗”式陶钵，及彩陶中较多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饰等，都与后岗类型一致。　　（２）富河文化　　在红山文化部落集团的东北方，生活着一些以畜牧渔猎经济为主的部落，考古界称之为富河文化。　　富河文化是以 １９６２ 年发掘的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命名的，主要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以东，碳 １４ 断代表明，这些氏族部落活动的时间在公元前 ３５００ 年—前 ３０００ 年间，相当于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　　由于畜牧和渔猎经济生产方式使富河文化部落的生活不稳定，大型遗址很少发现，只有富河沟门遗址具有代表性。考古发掘揭示出氏族居住的营地分布在两座相邻的岗坡上，共发现半地穴式房址 ３７ 座，其中大多数是背依山坡挖筑的。有 ３３ 座方形房屋的房基呈簸箕形的土坎，一般南北长 ３—５ 米，东西宽 ４—５ 米，最大的长宽各 ６ 米；４ 座圆形房址的直径均在 ３．５—５ 米左右。两种房子的室内地面都修整平坦，有柱洞、灶坑和篝火的遗迹。灶坑的四周多用石板围砌。　　遗物中大型石器绝大多数是打制的，其中砍砸器数量最多，也有少量锛、凿和有肩石锄、石斧、磨盘、磨棒。磨制石器极少，在磨制的斧、锛上仍有明显的打制痕迹。这种情况表明当时的石器制造业比较落后，与相邻的红山文化及同时期黄河流域的石器相比差得很远。这些氏族保留着浓厚的中石器时代气息，细石器工艺传统得到了继承。发现的细石器中，石叶既长又宽，具有突出的特点，细石器包括柳叶形镞、锥、钻、圆形刮削器等。遗址中也发现了很多骨器，包括镞、锥、针、鱼镖、鱼钩及用于镶嵌石刃的刀柄。　　富河部落的制陶业也不发达，陶器为手制的粗陶筒形深腹罐，纹饰主要是横向的之字形篦点纹。遗址中的动物骨骸较多，有鹿类、野猪、狗獾、黄羊、松鼠、狐狸等。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没发现家畜的骨骼。　　从定居的村落，少量掘土、谷物加工的工具看，这一部落可能已经有了少量的农业生产活动，但大量野生动物骨骼及渔猎工具的出土，说明渔猎经济是氏族成员的主要生产活动。　　（３）后洼文化　　辽东半岛黄海沿岸的北部地区，生活着以丹东后洼氏族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部落。后洼村东一片低矮的台地上，有一处 １７０００ 平方米的氏族营地。这里发掘出几十座房址和一些灰坑，１０００ 多件生产工具，同时出土了大批陶器和雕塑艺术品。这些遗迹和遗物反映了辽东地区海滨山地部落的经济生活状况。　　在这个营地生活的居民，存在的时间可以划分成早晚两个阶段。早期阶段的居民生活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前后，与辽西的红山文化大体同时。营地中的房子有大小两种，大的为方形，长宽约 ７ 米左右；小的是圆形，直径约 ３—４ 米。房子均属半地穴式，一般都挖在生土中，生土壁上可见支撑屋顶的木柱残留的柱洞。室内有用石块砌成的圆形或方形的灶址，有的灶址内还放置着当时炊煮食物用的陶罐。灰坑都是窖穴废弃之后形成的，坑内出土了很多残碎的陶器。　　遗址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其中石器有磨制的马鞍形石磨盘、圆形石磨棒、扁平柳叶形石镞、石杵、石锉、石球、还有玉石磨制的斧、凿及滑石网坠，也发现了打制的亚腰石锄；陶制工具有网坠和一些陶片磨制的纺轮。从这些生产工具及数量较多的陶器和层层叠压的房址可以看出，后洼氏族已经过着长期定居的生活，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狩猎和捕捞活动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一些滑石上刻画着鱼纹图像，也有一些用滑石雕刻的人头像、猪头像、鱼、鱼鹰和天鹅等，也说明了农业、家畜饲养业和渔猎经济并举的情况。　　后洼氏族的制陶业有一定特点，生产的陶器主要是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都含滑石粉，手制，火候较高。陶器上的纹饰有压印纹和刻划纹，器型有罐、壶、碗、杯、勺等。还发现了一件形似独木舟的陶器，反映这一带的先民与海洋生活有一定关系。　　（４）其它几种经济类型文化　　与红山、富河、后洼诸氏族部落同时存在于东北地区的，还有一定经营农业或以渔猎经济为主的部落，其中有辽东半岛南部以广鹿岛小珠山遗址下层为代表的海洋经济类型，有以沈阳新乐遗址下层为代表的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部落，也有更为偏远的黑龙江省昂昂溪遗址、新开流遗址为代表的渔猎经济类型。　　新开流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密山县的兴凯湖畔，１９７２ 年黑龙江省博物馆发掘清理，由于其具有典型的渔猎经济特色，遂被考古界定名为新开流文化。　　遗址中发现了 １０ 座鱼窖，有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容积较小。窖穴内堆满了鱼骨，有些尚保存完整，成层地相叠压，窖穴上部则填盖着生黄土或黄砂土。在深秋和冬季把捕获的鲜鱼放入窖中，棚盖后覆土贮藏，这种方式在其他氏族中尚属罕见，这种方式完全是由于当地的气候和渔猎生产所决定的。　　这个遗址缺乏农业工具，渔猎工具却相当丰富，有打制的石矛头、网坠、磨制的石斧、石凿、石镞等。新开流氏族仍保留着中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工艺传统，发现的细石器中有三角形圆底镞、柳叶形凹底镞、有柄圆头刮削器、鸟喙形尖状器等。这里发现的骨、角、牙、器也相当多，磨制得很精细，主要有鱼镖、鱼叉、鱼卡、鱼钩、投矛、镞和镶嵌石刃的骨刀柄等渔猎工具，还有一些雕刻着鹰首和鱼类的骨制工艺品。　　新开流氏族的制陶业比较落后，陶器多为手制的夹砂陶，器形很简单，仅见罐、钵两类。不过陶器的表面常见刻划的纹饰，有鱼鳞纹、水波纹、网状纹、篦点纹等，并以鱼鳞纹和似鱼形的菱形纹占多数，风格独特，充分显示出这个氏族以捕鱼为主的渔猎经济面貌。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鱼类有青鱼、鲤鱼、鲇鱼、鲑鱼等黑龙江流域习见的鱼种；兽类则有鹿、野猪、狗獾和狼等森林动物。未见家畜的遗骸。　　上述情况清楚地表明，新开流氏族的经济生活是以捕鱼和狩猎为主的，尤其是渔业相当发达，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经济　　公元前 ３０００ 年前后，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氏族经济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的社会生产力比仰韶时期有较大地提高，经济的发展十分显著，尤其是手工业生产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逐渐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制度，为奴隶制经济的出现铺平了道路。由于没有文字记载，龙山文化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只能依据地下埋藏的当时氏族先民各种生产和生活的遗迹、遗物来说明。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中原地区发现了 ５００ 多处这样的遗址；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也有 ２００ 多处；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发现的同一时期遗址也达数百处。从这些遗址所反映的情况看，龙山文化的经济生产很活跃，农业和手工业都比以前有长足的进步，其中以黄河中游的经济生产成就突出，与自成体系的黄河下游氏族经济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互相融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要渊源。长江流域在龙山文化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稍落后于黄河流域，不过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相比之下，长江中下游的氏族经济发展较快，并在龙山文化晚期与黄河流域一样，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共同迎来了奴隶制的文明时代。　　１．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原地区，泛指陕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一带，亦称黄河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其年代经碳 １４ 测定一般在公元前 ２６００—前 ２０００ 年之间。一共可以区分成几个大的部落集团。　　（１）泾渭区（包括汾水下游）　　以潼关为中心的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生活着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的后裔，经过发掘的典型遗址有陕县庙底沟、平陆盘南村、芮城西王村、华县泉护村、华阴横阵村、蓝田泄湖村、西安客省庄、武功赵家来等等。　　他们的主要生产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有了改进，磨制的石器增加了，还出现了挖土用的木耒和收获谷物用的半月形石刀、石镰。家畜饲养业也比仰韶文化时期发达，饲养的品种增多了，不仅有猪和狗，一些遗址还常发现牛和羊的骨头，个别遗址还发现了鸡骨。在饲养的家畜中，以猪的饲养为最多，同时多种家畜饲养的数量也比过去明显增加。在庙底沟遗址废弃的灰坑中，经清理的 ２６ 个龙山文化时期灰坑内家畜骨骼的数量，远远超过当地仰韶文化 １６８ 个灰坑中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数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基础，显然，庙底沟龙山文化氏族家畜饲养业的发展是以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前提的。家畜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说明了农业经济已具备促进畜牧业发展的条件。　　潼关一带各氏族部落的生产活动中，渔猎和采集经济仍占一定的比重。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用石、骨和蚌壳制作的箭镞、网坠等渔猎工具，还有一些捕获的鹿、狐狸乃至老虎的骨头。　　这些氏族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使用比较厚重的陶器，灰黑的筒形或鼓腹陶罐经常装饰着篮纹，并贴塑着旨在加固和起装饰作用的泥条、泥饼。陶窑在庙底沟遗址附近发现一座，由火口、火膛、火道及窑室组成。火口较小，火膛较深，紧靠窑室。由火膛中分出两股火道，每股主火道再分出三股支火道。窑室呈圆形，径约 １ 米，底有窑箅，箅上有 ２５ 个火眼与火道相通。窑壁残高约 ８０ 厘米，微向内弯。这样的结构利于停火后封窑和饮窑，使陶器中的氧化铁还原成灰色。　　潼关一带的龙山文化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早期的以庙底沟二期遗存为代表，晚期的因主要分布在陕西关中地区，又称陕西龙山文化。在陕西龙山文化阶段，生产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工具已占全部工具的 １／３，成为经济生产的主要支柱，大批出土的各种形制的石刀说明农作物的收获量较多。这一氏族部落集团对西部的早期齐家文化影响很大。　　（２）河洛区　　以郑州、洛阳为中心的伊水、洛水流域，生活着仰韶文化秦王寨、大河村部落集团的后裔，主要氏族部落地点有洛阳王湾、矬李，郑州大河村、林山砦，临汝煤山，孟津小潘沟，偃师高崖和登封王城岗等。　　这一地域内的龙山文化发展脉络十分清楚，其典型遗址是王湾、大河村和煤山。在这三个遗址中同时都发现了埋藏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地层叠压关系和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发展演变表明了这一地区的龙山文化氏族部落是直接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并亦为夏代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考古学上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就是指这一地域内的氏族部落集团而言。　　与潼关地区一样，这里的农业经济较仰韶文化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生产工具的种类增加了，数量也更多了，特别是石刀、石镰、蚌刀和蚌镰等收割工具出土十分丰富，反映出当时农作物的收获量有了明显提高。家畜有猪、狗、羊、牛等，尤以猪骨发现最多。鹿和厚壳蚌是氏族成员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的主要对象。　　在农业生产中，犁耕技术的出现十分引人注目。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中，出土了一种三角形石犁，自犁尖中脊展开为双叶，犁叶为双面刃，犁身分为正反面，在反面的柄端有残长 ８ 厘米、宽 ６ 厘米的长方形粗糙面，是与之依托的犁床磨擦而留下的遗痕。犁的正面柄端有 ２ 道凹槽，显然是将石犁固定在犁床上用的榫槽。石犁的磨损痕迹，存在于犁的正反面的双叶刃面和反面的前半部分犁面上。犁叶许多地方都有因碰撞而遗留下来的疤痕和剥落痕，从痕迹观察，这件石器不是作上下运动的锄、耜类工具，而是器前端向下倾斜、沿水平方向运动的松土工具石犁。擦痕和磨蚀表明，这种石犁还不能深耕，即耕作效率还比较低，但比起耜则无疑是耕作技术上的重大发明，是一项了不起的变革。　　以王湾为代表的氏族部落集团，手工业经济发展较为明显。其中制陶业的进步很大，已经普遍使用了轮制技术。大量陶器都是灰色的，可知烧窑工艺已全面处于用还原焰烧制的阶段。在煤山氏族居住营地，发现 ４ 座陶窑集中在一起，窑室底部挖筑两条主火道和两条分火道，火道较宽处架有“土坯砖”以便控制火苗和放置陶器。值得注意的是，在煤山的两座窖穴中还发现了炼铜用的坩锅残片，说明当时已开始能铸造铜器了。　　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这一地域的氏族先民生活质量比仰韶文化时期有所提高。生活用具中的陶器，不仅种类增多，器形也有变化，说明了日常饮食有较大改进，其中夹砂罐、甑、鼎、鬲、斝、鬶、盉等炊煮器、温热器种类之丰富尤为显著。此外，各氏族营地、公共墓地普遍发现的骨簪、骨环、蚌饰、牙饰等装饰品制作更为精美，一方面反映了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骨角器手工业生产加工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由于地域相邻，王湾类型龙山文化与山东的典型龙山文化联系较多。　　（３）豫北区　　以安阳后岗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存为代表的部落联盟，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及山东西部地区，典型遗址还有安阳的大寒南岗和八里庄、汤阴白营，河北的邯郸涧沟和龟台、磁县下潘旺、永年台口及山东茌平尚庄等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汤阴白营和安阳后冈。由于后冈遗址早期遗存为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类型，所以考古学上称这一区域内的龙山文化为后冈二期类型。　　后冈龙山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后冈类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一部落集团的生产活动仍以农业为主。以白营为例，主要工具有穿孔或无孔石铲、骨铲、石镰、蚌镰、有柄石刀、长方形石刀、穿孔蚌刀、刀形刮削器、四棱石镞、叶形有梃石镞、三棱有梃骨镞、带倒钩骨鱼镖等等，无论种类和数量均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增加。在一些氏族营地中还发现了少许细石器，如精心打琢的石镞、石锥、刮削器等，这种从中石器时代流传下来的手工业传统制品，以其特殊的制作工艺丰富了工具的种类。　　后冈部落集团除了饲养猪、狗、牛、羊之外，还驯化了马并饲养了猫。马、牛的饲养在家畜饲养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大批箭镞、渔具的出土可知采集渔猎经济还在继续发挥作用，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补充。　　制陶业发展较快，受到山东龙山文化先进的制陶技术影响，一些遗址发现了鬼脸足鼎、白陶鬶等山东风格的产品。在涧沟遗址发现了几座当时的陶窑，有的火膛的一部分直接位于窑膛之下，窑膛底部挖筑近似“北”字形的火道，以便集中火力。这个制陶作坊附近还有两眼水井，与制陶用水有一定关系。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殖繁衍，每一个村落中房屋的数量都比以前增加了。汤阴白营在 １４００ 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清理出 ６２ 座房屋基址；后冈遗址仅在 ６００ 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了 ３８ 座房址，分行整齐地排列着。这时的房屋建筑技术进步很大，各房址的室内普遍流行铺设白灰面的方法，遗址中不但发现了一些抹白灰用的抹子，而且在后冈还清理出浸泡石灰的坑，坑中有未用完的石灰和石灰渣，据鉴定是中国最早人工烧制的石灰。另外，一些遗址还发现了用土坯砌筑的围墙，是中国最早的土坯墙遗迹。　　（４）黄淮区　　河南东部及安徽西北部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生活着与中原其它地区生活习俗差别较大的一个部落集团，代表性遗址有永城王油坊、造律台、黑堌堆和沈丘乳香寺、淮阳平粮台、商丘坞墙、睢县周龙岗及山东曹县莘冢集、梁山青堌堆等。考古界称之为王油坊或造律台类型，集中分布在黄河南岸沉积平原的南北狭长地带。　　这个氏族部落集团的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不如邻近的王湾、后冈等部落集团。农业生产工具石铲、石镰、石刀、蚌镰虽有普遍发现，但数量不多，而用于采集、渔猎的工具较为丰富。陶网坠形制复杂，遗址中常见骨鱼镖和大量蚌壳、螺壳堆积，一些遗址的鱼骨也很多，说明这一带的经济生产发展较为缓慢。　　制陶业的发展基本上与其它地区的氏族同步。陶器主要是轮制灰陶，手制陶器已很少见。这种类型的各遗址基本上没有陶鬲出土，与后冈二期类型多使用鬲有明显区别，反映了两地生活习俗上的不同，炊器主要是鼎、■、鬶、甑，饮食器有盘、钵、碗、豆，较大的存储器是罐和瓮，还有少量的酒器觚。　　经济水平较高的山东龙山文化对这一氏族集团有强烈的影响，乃至随着生产的发展使这一带的许多氏族部落逐渐与中原腹地拉大了距离。夏商之后，这个地域内的氏族部落被中原王朝统称为淮夷。　　黄河中游的上述四个大的部落集团，在经济生产领域中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农业、手工业和其它方面的发展，在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率先垂范的作用。　　石犁、人工烧制石灰、土坯墙、凿井技术、铜器铸造乃至城堡的出现，说明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中游一带已在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都有了意义重大的变化。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劳动分工的发展，提高了生产力，出现了比仰韶文化时期更多的剩余产品，私有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在龙山文化晚期，黄河流域各地部落中都出现了奴隶和自由民，而氏族酋长则依据权势获取了更多的个人财富，成为新兴的贵族。为了保护本氏族部落的利益和私有财产，出现了环绕居住营地的高大的城墙、栅寨和深沟大壕。后冈、王城岗、平粮台等遗址的城堡规模很大，已经耸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之上了。　　２．海岱地区的经济发展　　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也全面进入龙山文化的经济发展阶段。因龙山文化以山东章丘的龙山镇遗址而命名，为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同期文化遗存，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主体的黄河下游龙山文化又称“典型龙山文化”。这种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省中部、东部和江苏省的淮北地区，并对辽东半岛有所影响。碳 １４ 测定的许多数据，集中显示这一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 ２４００ 年—前 ２０００ 年之间。大量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山东龙山文化是继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其后演变成夏代的东夷文化，即考古界定名的岳石文化。　　黄河下游的典型龙山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诸文化中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独特的成就。２０ 世纪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潍坊姚官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日照两城镇和东海峪、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和江苏徐州高皇庙等。　　山东龙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比较均衡，手工业也表现出同步发展的比较一致的特点，只是在一些山区和滨海地带，农业经济不够发达，系集和渔猎居于主要地位。　　在大汶口文化的繁荣基础上持续发展的海岱地区农业经济，到龙山文化时期有了更明显的进步。粟作农业的生产规模和产量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家畜饲养成为一些氏族成员的经常性劳动，制陶业和石器制造等手工业生产也有了明确的分工，同时，采集和渔猎仍是许多氏族部落重要的经济手段。在大量遗址中，发现了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翻挖土地的扁平穿孔石铲、蚌铲和骨铲；收获谷物的双孔半月形或长方形石刀、蚌刀、石镰及带锯齿的蚌镰，不但种类多，制作也都很精良；加工谷物既有用石磨盘、石磨棒的碾磨方法，也用杵和臼的舂捣方法。栖霞杨家圈遗址的窖穴中，曾发现粟的遗存，也有稻的遗存，说明自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粟作农业基础上，水稻也开始在山东种植，扩大了农作物的种类。　　大汶口文化晚期已比较发达的酿酒技术，到龙山文化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表现是饮酒器具大量、普遍地存在。鬶可盛酒温酒，各类杯子可做饮酒器。已具有礼器性质的薄胎高柄杯，主要是为饮酒制作的。酒的大量生产和饮用，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随着农业的发展，家畜饲养与相应的畜牧活动空前繁荣起来。马、牛、羊、鸡、狗、猪六种中国古代的主要家畜家禽在龙山文化时期均已具备。从各地发现的动物骨骼数量分析，饲养的家畜以猪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狗，再次是牛羊，马和鸡的数量都很少。猪既是人们食肉的主要来源，也被视为能力和财富的象征，各部落的公共墓地中，都有用猪下颚骨随葬的现象，在家庭饲养业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潍县鲁家口遗址发现可以鉴定种属的动物骨骸标本 ３１５ 件，其中猪骨占 ６４％。猪的形象作为工艺装饰和造型艺术的题材得到广泛地应用，已渗透到氏族成员生活的各个领域。羊的饲养数量比大汶口文化有显著的发展。养狗是当时各氏族流行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