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文天祥的诗。我觉得读文天祥的诗，应该着眼于他特殊的命运。除了新任状元一时为他人所求而多应付之作外，其后的诗作尽是《赴阙》、《过零丁洋》的基调，如“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类，有千篇一律之感。但这也说明他此种感觉特别强烈，好像他天生就是来为南宋死的。他的诗是求死诗。这诗中的“死”不是鲜活生命的死，而是有点儿抽象的死。因此就此来看，文天祥的诗显得有些单薄。文天祥曾熟读杜甫诗，还模仿套用过，称自己与杜甫“性情同”，但显然他的诗未达到杜诗那种厚重丰富。南宋四洪(1)以南宋洪皓在杭州始传的洪氏家族，于宋、明、清三代出过许多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南宋的洪皓、洪适、洪遵、洪迈父子，明代的洪钟、洪澄、洪瞻祖、洪楩、洪吉臣、洪吉晖、洪吉符祖孙，清代的洪昇，等等。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的洪家埭旧有洪氏宗祠，内有楹联：“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上联指南宋洪皓父子，下联指明代洪钟祖孙。洪皓曾任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封魏国忠宣公。洪适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即宰相兼军事首长。洪遵曾任同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位同宰相。洪迈曾任翰林学士、加端明殿学士，官居一品。南宋时实际计有一品宰相级官四位。洪遵一系至明代实际计有洪钟等一品宰相级官四位，二品尚书级官三位。这个家族在清代还出了著名戏曲家洪昇。洪皓（1088—1155），字光弼。宋政和乙未（1115年）进士。曾任宁海主簿、秀州司录。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五月，宋高宗准备将都城由杭州迁往建康（今南京），以避金兵锋芒。洪皓不顾职位卑微，上书谏阻。他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却因此为高宗赏识。高宗特意召见他，擢升其为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出使金国。金国留不遣返。在金15年，直至绍兴十三年（1143年）归。在金期间，威武不屈，时人称之为“宋之苏武”。后除徽猷阁直学士、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封魏国忠宣公。宋高宗于杭州西湖边葛岭赐建国公府。明王守仁《谥襄惠两峰洪公墓志铭》称：“维洪氏世显于鄱阳。自宋太师忠宣公皓始赐第于钱塘西湖之葛岭，三子景伯、景严、景庐皆以名德相承，遂为钱塘望族。”清梁章钜《楹联丛话》云：“西湖葛岭下有洪忠宣公皓祠。《钱塘县志》载：‘忠宣于建炎初使金，不屈，历十五年始放归，赐宅西湖葛岭后。后人因就地建祠。’我朝雍正九年，李敏达卫重修，并书一联云：‘身窜冷山，万死竟回苏武节；魂依葛岭，千秋长傍鄂王坟。’亦自确切。”洪皓被派出使金国议和，但金没有议和之意，所以当时的使节非常危险。“凡宋使者如(王)伦及宇文虚中、魏行可、顾纵、张邵等，皆留之不遣。”（《金史·王伦传》）洪皓行至太原，被金人扣留近一年，第二年转至云中(今山西大同)，见到金国权臣完颜宗翰。完颜宗翰不许洪皓请归二帝之要求，逼迫他到金廷操纵的伪齐刘豫政权去当官。洪皓严词拒绝：“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宋史·洪皓列传》）完颜宗翰大怒，下令推出斩首。两名壮士“执剑夹承”，拥之以下。洪皓面不改色，从容而行。一位贵族见状，深受感动，不觉失声说道：“真忠臣也。”遂用目光制止剑士暂缓行刑，并亲自跪下请求完颜宗翰免除洪皓一死。完颜宗翰虽然免洪皓死，但把他流放到遥远的冷山(今黑龙江五常境内的大青顶子山)。冷山气候寒冷，十分荒凉，一年四季多被冻指裂肤的寒冷包围着。那里是女真贵族完颜希尹家族的驻地。洪皓以他渊博的学识和聪明才智，很快得到了完颜希尹的赏识。完颜希尹破例让他教授自己的八个儿子读书。洪皓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一有机会就劝金国贵族与宋议和。完颜希尹最初力主攻宋。曾说：“孰谓海大，我力可干。但不能使天地相拍尔。”洪皓听后，警告他说：“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宋史·洪皓列传》）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金强宋弱的形势开始逐步向宋强金弱方面转化。到了绍兴七年至八年间(1137—1138年)，宋强金弱的形势开始形成，金人遂有议和思想。以宗盘、挞懒等人为首的一派，主张在交还南宋河南、陕西地的条件下与宋讲和，并于绍兴八年与南宋签订了和议。在议和期间，完颜希尹曾就所议十事征求洪皓意见。洪皓条分缕析，完颜希尹以为洪皓说得实在，并没有诳他，遂于绍兴十年(1140年)带领洪皓赶赴燕京(今北京)，意欲遣洪皓归宋进行议和。但在是否需要在归宋河南、陕西地的条件下与宋议和的问题上，金人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以完颜宗弼(兀术)为代表的一派坚决反对交还，后来联合完颜希尹，杀了宗盘、挞懒等人，重新发动了攻宋战争。完颜宗弼杀了挞懒等人之后，又杀了完颜希尹。洪皓因与完颜希尹有过异论，才幸免于难。在燕京，洪皓见到了昔好友宇文虚中，宇文虚中被金人扣留后当了金朝大官。见到洪皓以后，宇文虚中劝他留在金朝当官，并积极向金熙宗推荐。金熙宗表示可以任为翰林直学士，洪皓坚辞不就。金人不甘心，换官时仍让洪皓就职。洪皓请求允许他到临近宋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今河北大名)等地“自养”，以便寻机逃回宋朝。金朝参政韩昉看出了洪皓的意图，让洪皓任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副留守，洪皓坚决不允。金人又降其官为留司判官，并催促他尽快起行，洪皓置之不理，誓死不就。金人见高官厚禄留不住洪皓，又想出了新的办法。根据金法规定，虽未任金官，但只要被金人任使，则“永不可归”。韩昉为了留下洪皓，遂令其“校云中进士试”。洪皓深知其意，装病力辞。但韩昉不允，洪皓只得前往云中。到了云中以后，他不履行职责，对院官说：“今取士以诗赋，吾故学经耳。”云中院官和考官没有办法，只好将洪皓送回燕京。在燕京期间，他一直关心宋朝的发展和强大。当听说完颜宗弼在顺昌（今安徽阜阳）被刘锜打败而宋朝却撤兵的消息以后，写了数万言的秘信，谓：“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宋史·洪皓列传》）此后又多次送秘信。绍兴十三年(1143年)，金熙宗喜得贵子，大赦天下，允许宋朝使者回归，洪皓与张邵、朱弁等都在被赦之列。南宋四洪(2)洪皓知识渊博，于“书无所不读，虽食不释卷”，不但精通经学、史学，也精通诗文词赋。留金期间曾经写下上千首诗词，金人“争抄诵求锓锌”，后来大部分散逸。今《鄱阳集》所存数十首，皆清新朴实，含义深远。洪皓又曾同张邵、朱弁写诗唱和，集成《轩唱和集》三卷，今已不存。洪皓还“善琴奕”，“能别三代彝器”，识书画。留金期间，他通过言传身教，将汉文化向北传播。著名的故事如“无纸则取桦叶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之，时谓‘桦叶四书’”（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66引《金虏节要》）。他通过教授金人读书和其他接触方式，与许多女真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女真人把洪皓视为知心朋友，热情地邀请他参加婚礼、礼佛、生产等活动。他每到一地，人们“争持酒食相劳苦”。在涿州，过鞑靼帐，“其酋闻洪尚书名，争邀入庐，出妻女胡舞，举浑脱酒以劝”（《容斋五笔》卷三）。洪皓对金国的自然地理、历史沿革、经济社会、风土人情、礼仪制度、政治制度以及物产等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松漠纪闻》原书为洪皓留金时所记金国杂事，及归宋时，惧为金人搜获，悉付诸火。回宋后乃复追述一二，名曰《松漠纪闻》。书未刻而秦桧有私史之禁，其书遂秘而不宣。后其长子洪适于乾道初知绍兴府、浙东安抚使时，厘为正、续二卷。又后，次子洪遵根据洪皓生前谈及的往事，整理为11条，称《松漠纪闻补遗》。这就是今天所见的《松漠纪闻》。洪适《松漠纪闻续》云：“先君衔使十五年，深阸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闻孟公庾发箧汴都，危变归计，创艾而火其书，秃节来归，因语言得罪柄臣，诸子佩三缄之诫，循陔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及南徙炎荒，视膳余，稍亦谈及远事。凡不涉今强弱利害者，因操牍记其一二。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鸠拾残稿，仅得数十事，反袂拭面，著为一篇。”“松漠”是“千里松林”和“平地松林”之意。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境设置松漠都督府，由契丹酋长充任都督。因洪皓流放的地区就在古松漠都督府之北，书中所写的内容都是发生在广大的塞北地区，因此取书名《松漠纪闻》。洪适（kuò）（1117-1184），字景伯，号盘洲老人。洪皓长子。少年时即能诵书3000言，与弟洪遵、洪迈先后同中博学鸿词科，有“三洪”之称。累官至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封魏国公，卒谥文惠。建炎三年（1129年），洪皓使金，洪适年方13，即能任家事。率5个弟弟和3个妹妹奉祖母、母亲避兵饶州（今江西上饶）。后以恩补修职郎。绍兴七年（1137年）任严州录事参军，绍兴十一年（1141年）任浙西提举常平司干办公事，绍兴十二年（1142年）与弟洪遵同中博学鸿词科，除左宣教郎敕令所删定官。高宗赞其：“父在远方，子能自立，此忠义报也。”绍兴十三年（1143年），继迁秘书省正字。是年父自金归，忤秦桧，洪适出任通判台州军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除知荆门军。后知徽州、提举江东路常平茶盐兼提点刑狱，任内皆著政绩。后迁户部郎中、淮东总领、司农少卿、太常少卿兼权直学士院中书舍人，任内也为人称道。乾道元年（1165年），任翰林学士签枢密院事、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任怨革弊。次年因久雨而引咎辞职，除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后以观文殿学士、左通奉大夫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乾道五年（1169年），以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此后家居16年。洪适以文著称于时，好收藏金石拓本，并据以订正史传讹。著有《隶释》、《隶续》、《隶韵》、《淳熙隶释》、《隶纂》、《盘洲集》、《五代登科记》、《宋登科记》等。洪适在学术方面主要致力于金石学研究，尤其是其在知绍兴府任内和家居16年期间，用力尤多。其金石学著作，特别是《隶释》、《隶续》，先依碑释文，著录全文，后附跋尾，具载论证，开金石学最善之体例，对后代有重大影响。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宋代金石学三大家。洪适也是宋代知名刻书家之一，乾道初官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时刻书颇多。洪遵(1120-1174)，字景严，洪皓次子。与兄洪适同中博学鸿词科，赐进士出身，擢秘书省正字，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同枢密院事、端明殿学士、提举太平兴国宫，位同宰相。卒谥文安。是著名的钱币学家，对医学也有研究。宋代特别是南宋出现非常严重的“钱荒”，即金属货币短缺。洪遵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撰成《泉志》后，对铸钱事非常留心。《宋史·洪皓列传》载，洪遵曾有“因面对，论铸钱利害，帝嘉纳之”。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洪遵论铸钱利害事，发生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六《铸钱诸监》条云：“七月庚辰，洪景严为起居舍人，为上言铜器之害。上言出御府铜器一千五百事付泉司，遂大敛民间铜器以铸钱，许告赏。其后得铜二百万斤。”永平、永丰二监一直为北宋的主要铸(铜)钱监。南宋初年，经兵火之灾，二监废置。绍兴二年(1132年)，宋廷将池州永丰监并于饶州永平监，岁铸额与并入虔州的广宁监合在一起才8万贯，远远低于北宋时期的年铸币额。（《宋史·食货志》）是后，由于铸币额逐年下降，绍兴六年（1136年）饶州钱监被废置。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为扭转“钱荒”加剧的局面，宋廷诏令复置“饶、赣、韶三州铸钱监”。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有人提出复永平、永丰钱监鼓铸并于鄱阳置司负责铸钱事。适值主张铸钱事归于版漕的沈该遭罢，故左司何溥以“制官以正其名，然后责有所归，治事必有其所”为由，要求于永平、永丰复置铸钱司。于是，宋廷诏令中书舍人洪遵等人讨论是事。洪遵等议曰：“唐有鼓铸使，国朝初或以漕臣兼领，或分道置使，或厘为二司。自中兴以来，置都大提点官，事权太重，官属太多，动为州县之害。但当随时之宜，为救弊之计，间者亟行废置，事出仓卒，既罢之后，又无一定之论……遵等窃以为复置便。今欲参照祖宗旧制，及今利害，以江淮、荆浙、福建、广南路提点坑冶铸钱公事系衔，与转运判官序官依旧，于饶、赣二州置司，输年守任，专以措置坑冶，督则鼓铸为职。如州县于坑冶不知，许从本司按劾。饶、赣州置属官各一员，邵、建州置检踏二员，别置称铜催纲官各一员，专差武臣。诏依给舍议，置提领官。”（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二）南宋四洪(3)洪遵著有《泉志》、《订正〈史记〉真本凡例》、《翰苑群书》、《翰苑遗事》、《谱双》、《洪氏集验方》、《金生指迷方》、《洪文安公遗集》等。中国的钱币学源远流长，但古代钱币学专著多已亡逸，幸赖洪遵《泉志》保留下不少上自南朝、下到北宋人的钱学论说和见闻记录。《泉志》成书于绍兴十九年（1149年），是年洪遵30岁。《泉志》是一部考疑征信、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堪称中国钱币学的经典著作。该书体例严谨，文字精练，考订审慎，引文均注明详细出处，论说均经深思熟虑。其对先秦货币之断代等问题有独到见解，于后世钱币学之研究影响甚大。此书收录钱币348品。除洪遵本人所得百余品实物外，其余则从他人钱谱和史书中抄录而来。洪遵将这些钱分为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天品、刀布品、外国品、奇品、神品、压胜品九类。如果把九类按顺序加以调整，严格区分，不外乎曾经流通过的正用品、非正用品和外国品三类。元、明、清和民国初年编撰的钱币谱录，基本上承袭了《泉志》的分类法，或只是略作损益而成就。《泉志》引据的前人著作多达90余种，其中原书不少已经失传。即就钱币专著而言，借助洪氏之书，保留下古逸《刘氏钱谱》内容2则、顾烜《钱谱》34则、封演《续钱谱》4则、张台《钱谱》28则、陶岳《货泉录》3则、全光袭《钱录》4则、李孝美《历代钱谱》50余则、董《钱谱》13则、著者无可考的《旧谱》60则。洪遵为官一生，宽人荐贤，尽忠职守。孝宗即位后，他相继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知隆兴元年贡举、同知枢密院事，曾向宋廷推荐李焘、郑伯熊、林光朝等人。李焘著有《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是宋代著名的史学家。郑伯熊为绍兴年间进士，精于古人经制治法，与其兄弟等人以振起伊洛之学为己任，是南宋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林光朝为隆兴年间进士，是倡行伊洛之学于东南的先行者。这些人虽未被起用，但可见洪遵的眼光。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命尚书苏保衡由海道窥南宋两浙，浙西副总管李宝驻兵平江府御之，洪遵受命知平江府，为李宝筹措资粮、器械、舟楫等，为其战胜金军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但洪遵并不以此而邀功争赏。在知太平州任上，50多岁的洪遵还组织民众修筑损坏的圩田。“方冬盛寒，遵躬履其间，载酒食亲饷馌，恩意倾尽，人忘其劳，闻者以为盛德。”（《宋史·洪皓列传》）洪迈(1123-1202)，字景庐，号容斋、野处。绍兴十五年（1145年）考中博学鸿词科。历任吏部郎兼礼部孟飨礼、起居舍人、翰林学士、起居舍人兼权直学士院同修国史、中书舍人兼侍读、敷文阁待制、焕章阁学士、提举万寿宫、端明殿学士等，曾在福州、泉州、赣州、绍兴等地做地方官或教官。在中央和地方任职期间多惠政。任敷文阁待制时，建议修边备、补水军。知赣州时，着力整治地方顽军。知绍兴时，为民减负。洪迈“学问赅洽，为不数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容斋随笔》），六经诸史各家文集无所不通，人称在父兄之间“文学最高”。历高、孝、光、宁宗四朝，屡兼编修官，参与编纂各种体裁的史书。从《历》到《实录》，从《圣训》到《国史》等等，无不参与其事。对当朝事还作过专门的记述，著有《绍兴以来所见记》等。一生著述宏富，著有《容斋随笔》、《野处类稿》、《史记法语》、《经子法语》、《南朝史精语》、《夷坚志》、《万首唐人绝句》、《容斋诗话》、《容斋四六丛谈》等，见于《宋史·艺文志》的就有近30种之多。《容斋随笔》是洪迈传世作品中最完整的一部，包括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5个部分，共74卷1215条。洪迈动笔写作《容斋随笔》时已年届40岁，此时正值其使金受挫、罢归家居。他考阅典故，涉猎经史，博览碑帖书画，有所心得，遂为笔记，以40年工夫写成，与他宦海沉浮的后半生相始终。《容斋随笔》内容极为博杂，广涉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上自朝廷典章制度、治乱得失、经史诸子百家之言，下至山川风物、诗词文翰，乃至文人学士的琐事逸闻之类，无不记载。引证详洽而多所辨订，非徒事倚摭者比，是宋代以考辨为主而杂采琐事类笔记的代表作。其考据之精核堪与《梦溪笔谈》、《困学纪闻》鼎立。《四库全书提要》称：“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洪迈采用比较分析及综述的写法，使读者对所述问题及人物的看法更加深刻，尤其是对汉代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及人物的分析、议论，宏伟严正，不蹈空论。洪迈对《汉书》研究极为精深。他曾说：“予自少时读班史，今六七十年，何啻百遍，用朱点句，亦须十本。”（《容斋四笔》）可以说，在南宋研究《汉书》的学者中，洪迈最为精博。洪迈治史，也贯穿着以古为鉴，特别是以前代为鉴的精神。《夷坚志》是宋朝志怪笔记小说中篇幅最大的一部。书名取《列子·汤问》“夷坚闻而志之”语意，以示记世间传闻怪异之事。洪迈称此书所录均为“神奇荒怪”之事，继承了前代的“志怪”传统。然而内容更为广博繁杂，举凡仙道医卜、鬼狐精怪、冤对报应、梦乡幻境、海外奇闻、忠孝节义、贪谋骗奸等，均在记述之列。材料来自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四川、湖北、湖南等广大区域。在留存下来的2700多则中，来自口头叙说，故事情节较为完整，大体可归属于民间故事、传说的约有百篇。取材于现实生活、以写实手法编织而成的故事也占有一定分量。税官包拯在老百姓观念中，包拯像个###官，为民申冤。其实包拯一生仕宦，倒是“经济管理干部”干得更久，特别是税官做得很好。他在州县基层当官收税，又数任路级赋税长官，后来又当户部副使和权力几近宰相的经济大臣三司使。在这些岗位上，他可不仅仅是断几个案子，救几条人命，而是为很多的老百姓说上话了。庆历三年（1043年）冬天，包拯刚从外地调朝廷任监察御史里行，正逢京师发生火灾，著名道观上清宫被烧毁。宋仁宗十分信奉道教，怕对神仙不好交代，不顾国家财政紧张，借口安放真宗遗像，要大兴土木重建。包拯一想，按照惯例，京师开封府无财力负担，得向天下各路临时加征财物和劳役，便马上进言：皇上要重修上清宫，我是道听途说，不辨虚实，但非常担心。如今天下多事，赋税太多，货币不稳，边境未宁，怎么可以做本末倒置的事呢？何况宫观兴起于唐代，又不是古代的礼制。真要供奉先帝真容，宏伟的景灵宫、会灵观也可以呀！仁宗听进去了，下令将上清宫旧址改为军营。宋太祖开国不久，便制订了一套报灾、审灾、减税的规矩，可是执行起来出入较大。庆历年间，江淮、湖南等地连年遭灾，地方官非但不做好安抚工作，反而变本加厉地横征暴敛，包拯非常气愤，四次上奏要求减去这些地方的百姓负担。“公正廉明”的包拯做这等事，自然是大家很容易想到的。可他还是个聪明人，有政治改革的抱负。他主张“赋税有度”。宋朝开国时，太祖立了“不加农田之赋”的规矩，后来的皇帝都不好意思增加税目。但用钱开支不敷用，只好巧立名目。名目之一是“支移”、“折变”。所谓“支移”，是要纳税人将所交税物无偿运送到别州别县仓库，这是变相的劳役。“折变”是官府以各种借口，临时改变原定税物品种，按价折成现钱或其他物品征税。有些官僚利用这一点，以极不合理的比价强迫百姓按高于市价数倍的价格交纳现钱，或故意折成当地缺乏的物品，要百姓高价购来交税。包拯对“支移”和“折变”深为不满，多次上奏加以限制，并建议赋税负担格外沉重的河北等地废除“支移”、“折变”。不惟如此，他还对“科率”、“科买”、“科配”等各种名目的税收加以抨击。他在自己职权可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免除相沿的各种苛捐杂税。比如他知端州（今广东肇庆）时不征一砚，在陕西路时罢廿州所赋河柱竹数十万。他的墓志铭上写着这样一段话：“公所莅职，常急吏宽民，凡横敛无名之人，多所蠲除。”这话是说得很有根据的。那么一味薄敛，国家财政怎么办呢？包拯有他的见解。他认为，“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税政之要，当以宽民为计，恤民养税。宋代“追欠”和“产出税存”的现象比较严重，“追欠”是官府依法征讨百姓欠税，“产出税存”则是空头税，破产后还得交税。欠税大多是因为百姓陷于极度的生产困难，停业也多为资产缺乏无力支撑，如果在这时不放税码，则必定雪上加霜，破坏生产力。包拯上《论放欠》奏，一再向仁宗建议“放欠负”，多次实际促成这种大缓民力的“放欠负”。他还奏请把河北牧马监所占大面积良田分给无地者耕种，请官府增加沿边地区的粮物储备以免紧急时重敛，请朝廷改革不合理的盐酒税法。他主张朝廷裁减冗员冗费以节流，还提出在部分地区以“民兵”代替正规军的建议。宋朝管理税赋的在中央主要是三司，地方上路一级有转运使主掌，提刑使等监司官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州县则除个别税种和专卖业外，均由各级行政官僚主持。包拯很看重财税官吏的素质，主张“精选计臣”、“精择良吏”。嘉祐元年（1056年），京西路唐州知州赵尚招四方流民兴水利，开荒田，并用官府钱贷与流民发展生产，成效卓著。时任三司使的包拯亲自上章，要仁宗给予特别褒奖，并破例让他再留一任。包拯任三司使前，长期在三司使位置上的张尧佐不仅不做事，而且恃恩跋扈，包拯毫不留情地弹劾他，并不避人言，毅然接任。包拯管税与他断案一样，有崇高的气节和威仪，行事干脆。断个案子只是为偌大一个国家机器上拔去一根不好看的钉子，理财管税可就是器官上的大手术了。他没能当宰相，也没有提出治政的大思路，但却做了许多别人办不了的事。尽管王安石官比包拯大，比包拯聪明得多，但中国的老百姓知道包拯的远比知道王安石的多。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能见得到“青天”一类官，时至今老百姓呼唤的还是廉洁奉公的官员。降将杨业及杨家将杨家将的故事妇孺皆知，宋朝即已如此。欧阳修就这样说过：“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宋元以来的小说、戏剧纷呈迭出，仅据清代《昭代箫韶》一书所列，有关杨家将的戏就有360出之多。小说、戏剧自有其可观处，但演绎的成分也是相当多的。艺术形象与真实之杨家将相距有多远呢？杨业原系北汉国的一员大将，本名杨重贵，北汉开国皇帝刘崇改其名为刘继业。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北汉灭，刘继业降于宋，宋太宗又复其姓，名则只用业字。曾巩《隆平集》又作杨邺、杨继邺。杨业的籍贯有河曲、太原、麟州三说。《隆平集·杨业传》、《宋朝事实类苑》、《资治通鉴》和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等皆认麟州。供备库副使杨君即杨琪，为杨业侄系，欧阳修写墓志不会弄错籍贯，所以麟州说较为可信。麟州在今陕西省神木县。杨业的年龄诸书均未记载，只知道他死于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据《旧五代史·刘崇传》和《汉书·高祖纪》推断，刘崇大约在天福七年（942年）当麟州节度使，杨业归依他可能就在此时。如果这时杨业为20岁，那么他大约生于后梁末帝龙德二年（922年）。以此计算，他死时约65岁。小说、戏剧中多称杨业为杨令公。《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只说宋太宗赠他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欧阳修《供备库副使杨君墓志铭》和宋濂《杨氏家传》则说曾赠太师中书令，但都没有说明来历。会不会是后来追赠的？还是欧阳修、宋濂误采了演绎之说？不得而知。杨家将诸子各书记载也有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谓杨业死后，太宗“录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加上随杨业在陈家菇死的延玉，应该共有六人。而《宋史·杨业传》则说，延玉之外，尚有延朗（即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延彬六个，总共为七人。杨延昭被契丹人称为杨六郎，杨六郎是否排行老六？《宋史·杨业传》载：“业既殁，朝廷录其子供奉官延朗为崇议副使，次子殿直延浦、延训并为供奉官，延环、延贵、延彬为殿直。”按照这一排序，延昭肯定不是排行第六。会不会是与其叔父杨重勋之子一起排行之序？那么延昭在杨业子中是否排行第一呢？还有个死去的延玉。我们只能说这个第一，非延昭即延玉。小说、戏剧上都说延昭之子名宗保，宗保之子为文广。而《宋史》、《隆平集》等书只说延昭之子为文广，没有杨宗保其人。《隆平集》上有“诏录其子传永、德政、文广有差”这样的话，表明文广为延昭第三子。杨业之妻佘太君不见于正史记载。专家根据地方志考证，佘太君该是折太君，佘、折一音之转，容易致误。折太君是府州（今陕西府谷）永安军节度使折德扆之女。《宋史》有折德扆传，但未载嫁女于杨业事，所以此说也只能备考。杨家将以何赢得如此重名？杨业一介降将，爵禄不算高，他在陈家谷殒命沙场之际，见潘美援兵未来，曾相当自悲地大喊因为自己是太原降将，才遭此待遇。而其实这个“降”字恰恰有文章在里头。杨业与宋兵曾进行九次大的殊死战斗，是北汉将领中抵抗最力的一个。在刘继元投降以后，还据城苦战，可谓披肝沥胆。宋太宗十分欣赏这种赤胆忠君的品质，一定要生擒他，命刘继元设法招降他。刘继元带了太宗的亲笔信前往说服，杨业为北汉大哭，也因感动而哭，释甲而来。杨业生前，威名远震契丹。“时以业善战，号杨无敌”（《宋史纪事本末·契丹和战》），“业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此说不无夸张，但可见其受敬畏之程度。他死后，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境）立了一个杨业庙。这个庙建于何时虽不可考，但此地久已属辽，当为辽国所修。杨业死于山西省朔县，何以辽国要在北京为其修庙？顾炎武曾怀疑这个庙的真实性，而今降大任《再谈杨业晚节的疑点》（《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增刊号）一文则推断说杨受重伤被俘后曾向辽乞降，修这庙是“辽人表彰自己的降臣”。此说虽有所启发，却很难成立。《辽史》上说他被俘后三不食，可能是绝食，加上箭伤严重，终致殒命。即使投降，辽也不会为一个无功之臣立庙。而宋方当时又表彰他及他的儿子，荣誉怎么可能加给一个叛徒呢？《辽史》对杨业被俘大事描述，篇幅很大。杨业不过是北伐三路军中的偏师西路军的副帅。辽方如此重视杨业，说明他是战场上的主要对手，对他是既怕又敬。辽为杨业修庙纪念，以辽圣宗的敏睿而言也并非不可能之事。那么为何杨业庙不立于山西朔县，而立于北京密云的古北口呢？厉鹗《辽史拾遗》卷一四谓，无敌忠义感动敌境，又何论古北口之非陈家谷也。此说有道理。杨业降与非降，均见其精忠勇猛且智勇双全。其能降宋而成其威名，又因为投降一节在战争之性命攸关之际被人操为疑柄，终致丢了生机。而此时若再一次降辽可挽回性命，他未降。元世祖忽必烈在下令杀掉文天祥后说：“好男子，不为吾用，杀之诚可惜也。”（《续资治通鉴》卷一八六《元纪四》）。赵匡胤的大将荆罕儒在攻北汉时身亡，北汉主刘钧“素畏罕儒之勇，常欲生致，及闻其死，求杀罕儒者戮之”（《宋史·荆罕儒传》）。宋太宗如此费尽心机招降杨业，又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将他送上绝路？武士太祖(1)唐末五代，武人割据天下，长枪指挥政治。出身军官的赵匡胤帮助郭威推倒后汉，建立后周政权。郭威死后，他的养子柴荣继位，任命赵匡胤为检校太尉、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掌握了禁军的统帅权。显德六年（959年），年方7岁的周恭帝即位。第二年正月初一，朝廷正在庆贺新年，突然接到假情报：北方的契丹和北汉联兵南下，军情紧急。宰相范质、王溥急忙派赵匡胤出征。初三晚上，赵匡胤部到达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大军扎营之后，便有人议论；“主上年幼，我们为他拼命不值得，不如立赵点检为天子再北征。”第二天黎明，一伙军官，其中包括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归德节镀书记赵普，拥入赵匡胤军帐，对他说：“我们大家已商量定了，要顺应天命，拥立点检做天子！”赵匡胤酒还没醒，一时没反应过来，被他们黄袍加身，推上战马。等弄明白了怎么回事，他便揽辔驻马，非常冷静地对大家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听从吗？听我的号令，我可以当这个天子。否则，我不能做你们的君主。”所有将领都滚鞍下马，恭顺地说：“一定听从您的号令，决不敢有所违背！”赵匡胤便说：“太后、主上和我有君臣关系，不得惊犯他们。朝中公卿大臣，和我比肩同列，不得侵辱。府库商店，不得抢掠。服从命令的，我有重赏。违背命令的，决不宽恕！”将领们齐声说：“一定照办！”赵匡胤这才整顿军队开向开封。回开封后，他把范质、王溥找来，举行了周恭帝禅位仪式。赵匡胤有归德军节度使官衔，归德军在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市），因而改国号为宋。据说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军官出身的皇帝，而他恰恰没能用武功取天下。《宋史》上记载他武艺高强，是第一流的骑射能手，而且还善于训练军队，常去观战舰制造，阅炮车，视察水战练习，向兵士亲授军医术。他训练骑兵一早出城，到了晚上才喂马，不让马吃饱，所以虽苦寒，但这些马却耐辛苦。因此攻蜀的时候，主将自信地说：“除非天上，我们的马必定能够踏到。”平蜀只用了60、7000人。他打仗的战略战术堪称高明。不过，善用兵的宋太祖终生都未以武功显赫。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禁军首领的职位。他对这些禁军首领说，一旦黄袍加身就由不得你了，人生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聚女色财富以尽欢。他果真以优厚的待遇安置了他们，未动一兵一卒，变革了政权。吴越国王钱俶入朝，朝臣上奏建议扣下钱俶，逼取其地，太祖没采纳，却设重宴送他，并给他个小包，嘱他路上密观。钱俶在途中取出一看，是几十封朝臣的章疏，他又感动又害怕，便乞求纳土。伐江南国即原来的南唐，他嘱主将曹彬不准杀戮，如果困斗，李煜一门不可加害，并授剑曹彬：“副将而下，不听命者斩之！”金、辽还有西夏的武力强大，太祖不以宋为大国而强取，大多在彼此实力的平衡点上停歇战事。他说：“我要等到财力充盈，求得猛士，再收百年已冷之疆土。”太祖改年号为乾德，而平蜀得了面镜子有“乾德四年铸”字样，便召来大臣请教，唯学士窦仪答得上来：“蜀主曾有此号，这镜必是蜀中所得。”太祖叹息说：“做宰相大臣须是读书人。”其实他一直在重用文臣，“杯酒释兵权”是为了进文臣，完善科举当然更是为了选拔文臣。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宰相赵普，一直受他重用。这个赵普很固执，他曾举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许。第二天他复奏，又不许。过一天再奏，太祖大怒，把奏牍丢在地上。他不改颜色，过几天把奏牍补好复奏，太祖想通了，用了这个人。又有一些大臣当升官，太祖讨厌的那几个未被批准，赵普坚决请求，太祖发怒：“我就是不同意，你怎么样？”赵普说：“赏罚是天下之赏罚，陛下怎么能以自己的喜恶专之？”太祖怒起走开，赵普追过去。太祖进宫门，赵普便守在门外，久而不离去，太祖终于应允。但赵普这个人很专横，毛病不少，他曾以私怨诬蔑一些大臣，置之死地。太祖常到赵普家做客，有一次适逢吴越国送礼，打开一看是10瓶金瓜子，赵普十分惶恐，太祖却说：“收下吧，我把国家的事都由你处置了。”太祖舍不下这么个人才，连这么大的毛病都不顾了。太祖自己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常常通宵达旦。他有广博的知识，看重智慧的较量。太祖是十分体恤百姓的，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以改善民生。他好微服私行，有人劝他以防万一。他说：“死生有命，顺其自然吧！”野史上记载，他出行时御车中了流矢。据说这是他故意策划的，此后侍卫行事更加周密，他出巡更方便了。魏国长公主穿着羽毛绣的衣服入朝，太祖要她把它收起来，以防宫里人相效、市场上竞卖。孝章皇后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我有四海之富，宫殿用金银装饰都办得到。但我为天下守财，怎么可以妄用？古人说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如果你只知道自己享受，天下人还怎么仰仗你呢？”关于太祖传位，学术界有争论，本书在《金匮之盟》中曾专篇讨论过。不管太宗赵光义是否篡位，存在“金匮之盟”可以认定是真实的。在复杂的###中，太祖尽管与太宗有激烈的较量，对其有相当的成见，而仍从国家的大局上考虑，传位于弟弟而非儿子，显示了其宽阔的胸怀。他生前从不像唐太宗那样满口仁义，也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不能容人，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皇帝能像他那样豁达地处置宗族私事和君臣关系的。武士太祖(2)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太祖死去。他在遗诏中这样说：“修短有定期，死生有冥数，圣人达理，古无所逃。朕生长军戎，勤劳邦国，艰难险阻实备尝之。定天下妖尘，成域中大业，而焦劳成疾，弥留不瘳，言念亲贤，可付后事……”（《宋大诏令集》）太祖只活了50岁，可他说的话对人生、对生命的体验深度远远超过了这个岁数。太祖生前立了一块碑，锁在殿中密室，一来为警示自己，二来要继位的君主跪读，把治国的要领教给他的子孙。这块碑上写着三条戒律，是平常事，但却是历代君主们很容易犯的：一、保全后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徽宗北掳后还带信密告高宗此事。这几条意见充满人情味，没有惯常皇家文书的矫饰。宋太宗“治史”宋太宗篡位的故事，最早见于宋释文莹的《湘山野录》。不过那上头说得很隐晦：太祖访异人知某月某下雪，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这天果真下雪，他召太宗入寝宫，屏退宦官宫人，酌酒对饮。远远可见烛影下，太宗时或离席，行动异常急迫。时至三更，积雪数寸，太祖挥柱斧戮雪，对太宗说：“好做好做。”便解带就寝，五更而崩。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烛影斧声”之事，当朝国史、实录均无记载，到了南宋才被载入国史。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并改“戮雪”为“戮地”，“好做”为“好为”，还加以“大声嘱以后事”之语，把政变公之于世。但由于记载实在太简单了，让后人好费猜解。元代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这样说原委：花蕊夫人随蜀主孟昶降宋，孟昶死后为太祖宠爱。太宗也爱之。太祖病重，深夜太宗喊他不应，便去挑逗花蕊夫人。太祖发觉，用玉斧斫地。皇后、太子至，太祖已气息奄奄，太宗仓皇逃走。这类庞杂的记述历代有许多。自明代程敏政写《宋纪受终考》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后，考证此事的文章层出不穷。到目前为止，这一事件之篡弑性质，似成定论。至于事情的某些细节，宋太宗是如何置宋太祖于死地的，却因为年代过久，证人证物已经灰飞烟灭，宋太宗的造伪又太多，只能作为悬案了。史家们透过当时的历史事件，对太祖太宗争斗的推断，大致是可信的。太祖在周，东征西战，功绩很大，得到将士们的拥护。然而“黄袍加身”，太宗与赵普是主谋。所以太祖传位于皇子，无以平太宗之心。尽管史官美化太祖为太宗灼艾分痛，称“太宗龙行虎步，他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宋史·太祖纪》），尽管昭宪太后命太祖传位太宗，再传次弟廷美、子德昭，立“金匮之盟”，太祖顿首涕泣受命，但太祖既不情愿从母之命传其弟，又不能毅然守礼立子。最后太宗在“烛影斧声”中强夺王位。取得王位后，太宗以强权逼杀了廷美、德昭、德芳（太祖第四子）。又怕旧臣生怨，命他们修《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诸书，厚养他们，役其心，柔其志，销其岁月。对范质、王溥等宰相重臣，也加以威逼，使其委琐从事。太祖时科举每年进士不过3人，经学50人，士大夫罕有资荫，诸侯也不得奏举。太宗为广罗势力，在位20多年，选举近万人。他常“亲阅卷累”，亲选多士。那些大事阿谀的人受到重用。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三中便说：“西汉风俗谄媚，本朝太宗之时，亦有此风。”在这种情况下，五代遗臣入宋任史官的沈伦、李穆、李昉、张洎、扈蒙等人，处处“谨言慎行”，平时将所著文章随即毁之，多不留稿，于“烛影斧声”之类哪里还敢涉笔。周代起史官记起居注，记录皇帝的言与事。唐高宗时为防大臣妄自奏事，又多了一项由宰相记录的皇帝与大臣之奏对，即时政记。历代都守天子不观起居注的规定。当年唐太宗想看起居注，大臣谏这要开后世史官之祸。唐文宗想看起居注，起居舍人魏谟便说，这在我是不守职分，在君是非法行为，文宗只好不看了。如果皇帝看起居注，史官照实录了，必引来杀身之祸。另一种后果，便是史官不记或虚饰。宋太祖在世时，与太宗争斗厉害，怕起居注泄漏出去，议事常回避史官，史官只能记录到一些君臣对见辞谢之事。太宗恢复了正常的起居注和时政记制，但参知政事李昉主持的时政记须先送太宗审阅，再送史馆。虽然当时还开了起居院，但起居注也须送太宗审阅再交史馆。这样，凡是太宗与大臣奏对之言，其中有不利于太宗的，都有所回避，有所粉饰。自太宗而后，宋代所修的时政记、起居注都要给皇帝看，有的皇帝言行便没法记录。这使时政记、起居注很不完备，也使据其修撰的史书疑点大增。《宋史》便是二十五史中最可怀疑的一部。自唐以来，皇帝死了，继位之君要命史官为他修编年的大事记——实录。这是撰修一代国史的基础材料。太宗费心地挑选了一批史官来修《太祖实录》。《太祖实录》今已不存，但从后世撰写的《宋史》来看，它提供的不是一部信史的素材。但是太宗只能控制宋朝的史官，却无法干涉别国。当时的《辽史》便记载了宋太宗篡位的事。而北宋正史上其实也作过曲折的透露：太宗有传子之私，但他所钟爱的长子楚王元佐却要成全叔父，以免致君父于不仁。太宗不听，元佐在气愤之下纵火焚宫，佯装发狂，以示不可做君主。这实际上在暴露宫中旧事。北宋在太宗的子孙相继执政之下，太祖一脉零落可怜，仅同庶民，群僚十分怀念太祖。及至南宋高宗，因为无后，再加太祖一脉的压力，下诏继续分封太祖的子孙，并立太祖七世孙赵昚为太子，这就是宋孝宗。当时“以史自任”的史家李焘著《续资治通鉴长编》，才敢于秉笔直书。但主管司法、刑狱的提刑何熙志为太宗一脉，欲加害之。孝宗亲自为李焘撑腰，赞扬他记事真实可靠，并题《续资治通鉴长编》书名，还仿神宗为之作序。这样别人才不敢说话。宋太宗所隐饰的历史绝不止“烛影斧声”一节。他才弱却事功之心大，于政治、军事上虽有些作为，但失误很多。我们在读《宋史》时，对太宗其人很难看出个究竟，这是太宗以权势治史的成功之处，也可能是不成功的一节。英锐之神宗(1)宋神宗天性好学，还是个小学童的时候读书便常常废寝忘食。人家提醒他吃饭，他说：“听读方乐，哪里知饥？”这使得父皇英宗为之担心，常嘱咐侍从制止。听课时，神宗总是正衣冠，拱手，一副谦恭相，甚至大暑天也不叫人挥扇。老师讲到舜帝孝友的事，他十分倾慕。他不仅尊重老师，对朝中官僚也很有礼。有一次，老师孙思恭讲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时，广引古今助顺之事，而没讲众叛亲离。神宗说：“微子是商纣王之兄，抱祭器而降周，这不是亲戚叛之吗？”神宗博涉多闻，提问的问题经常出人意料，讲官时有答不上来的。有个讲官苏子容说：“我每次进讲，未尝不出汗啊！”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神宗继位当了皇帝。这年他才20岁，血气方刚，有创功建业的雄心大志。《宋史·神宗本纪》上说他：“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幸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他去华务实，总是推托而终身不受尊号。他认为皇帝的名号当与其道、德、业相配，自己只不过承了祖宗之业来统治，没什么名分可称誉，凡虚文繁礼都当革去。尊号于他一无加损，虽加百字何益？一些大臣说，陛下的尊号数十次不许改，我们这些大臣有何功可蒙那么多的恩，乞请降低我们的衔位。神宗经常向富有政治经验的曹太皇太后请教，也十分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屡下诏广求直言，深入了解实际，再裁之以圣断。有一天朝毕，重臣富弼特地留下，对他说，陛下曾宣谕要君臣悉心尽节，不要有什么隐晦。如果大臣们各怀私意，则会相疑而废事。神宗说，我夙夜劳顿，正希望大臣一心，共成国家大事。执政须是不执己见，务求妥当。富弼说，许多大臣有一番抱负，愿尽心侍奉陛下，但有的怕违逆圣意，或怕为小人攻讦，或怕事大难行。神宗说，我唯一适从的是义理，与大臣议事，有理便从，就怕大臣们畏人言不肯尽言啊。神宗的这一择义理而从之的原则，在处理众人拥呼的事时坚持，在只有少数人有理的时候也恪守。王安石欲用朱柬之管理左藏库，朱柬之推辞说：“左藏库是禁火区，我年事高，值班不方便。听说要提拔个人到进奏院，忘了姓名，我想跟他换一下。”王安石同意了。第二天他推荐某人管左藏库，神宗问：“为什么不用朱柬之呢？”王安石十分惊讶，皇上对外事知道得竟如此清楚。以神宗这番性情这样智谋，必然去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他找到了认定的治国义理，便会身酬壮志。这时候的神宗，不单是一个文雅的儒士，还有惊人的英武。当年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唐介说他难当大任，神宗反问：“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还是吏事不可任？”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如为政，必然会作许多变更。”神宗又问侍读孙固，孙固说：“安石文章品行甚高，在侍从的职位上比较好。当宰相要有度量，安石狷狭少容，还是吕公著、司马光、韩维这些人合适。”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你，以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经划世务的。”神宗又问：“你施政以何为先？”王安石说：“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王安石这个人争议颇多，神宗在重重压力下，力排众议，很有主见又风险很大地起用了他。神宗与王安石十分默契，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其中包括富国之法、强兵之术以及整顿教育和科举等。但是变法得罪了许多人，也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以致迅速招致满朝非议，威胁着他的政权。曹太皇太后力劝神宗：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苦于青苗法、助役法。王安石有才学，但怨之者甚众。如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外放出去。神宗却坚持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为国家当事。后来王安石在诸多矛盾中不自安而请辞，神宗四次挽留不成，便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石推荐韩绛代己，吕惠卿辅佐之，继续变法。熙宁变法时期，神宗不仅果敢坚定，而且思想十分开明宽厚，不以政见的异同而鄙视或加害于人。他容忍有各种主张而又满腹经纶的人在朝中存在，即便革了一些人的官，情义仍在。不少大臣便敢于为国家事进谏。范纯仁当谏官时谏新法弊病，请罢王安石。神宗留章奏不下发，范纯仁便要辞职。不久被调到国子监，其去意愈坚。王安石劝他不要走，已议升他当别的官。范纯仁说：“这话不用对我说。进言不用，我什么都不顾。”王安石大怒，要加重贬。神宗却说：“他无罪，姑且封他到一个好地方去。”在封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的时候，他征求王安石意见。王安石反对，以至于耍性子称病不出，神宗还是发了敕诰。司马光倒坚辞不拜，说陛下用臣是用言而有补于国家。如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他九次上疏，求罢新法。神宗对他说：“枢密是管军事的，不要管别的。”司马光说：“我没受命便是个侍从，没有什么不可说的。”神宗才无奈地收回敕诰。王安石罢相后，变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神宗“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的阶段，过渡到他事必躬亲、独断专行的元丰新政时期。10年的岁月，把一个20岁的皇帝变成了30岁的圣君，他已有了政治经验，拿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学了王安石的“伎俩”，不再用别人来辅弼。他的稳健多虑、求言虚己，已为这10年的风雨荡涤得更加深沉内向。而他的奋发有为、坚毅慷慨，渐渐变成独断与偏激。他不能听到反新法的言论。苏轼仅仅用诗非议新法，他便将其下到大牢关了130天，造成迫害文士并波及30多位大臣的事件。尽管如此，元丰新法还是在熙宁变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英锐之神宗(2)宋代远承汉唐，近启明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汉唐社会以开拓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体制，而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专制集权政治，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开明的文化形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宋朝文治靖国体制。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太宗、真宗、仁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神宗则聪明过头，不单用打仗来表达，他还要从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就不是得罪几个人那么简单了，而是与历史大势相抵牾。神宗遂成悲剧人物。中兴二主(1)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钦宗相继成为金国俘虏。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旋即逃往南京（今河南商丘），五月一在应天府登基称帝，建立南宋政权，改年号为建炎。赵构时年21岁，是宋朝的第十位皇帝，也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赵构其人极其复杂，是中国历史上最难评论的一位皇帝。按照传统惯例，徽宗应立长子赵桓为太子，他最喜欢的则是第三个儿子郓王赵楷。作为第九个儿子，赵构原本继位的概率很小。据《宋史》等史书记载，赵构武艺高强，又头脑机敏，有心计。他可以两臂平举各110斤的东西走数百步，让人惊骇叹服。（《宋史·兵志》）他还喜欢骑马射箭，开弓一石五斗。按照宋朝军队的制度，这算是武艺超群，已经达到了皇帝近卫队的水准，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运动健将级水平。（曹勋：《松隐文集·圣瑞图赞并序》）赵构颇通诗文，有较好的艺术感觉。他的书法造诣很高，初学黄庭坚、米芾，继学唐人，对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作品勤学不怠，后追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并自具风骨。明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其书法影响和左右了南宋书坛，为人所效。还著有书法专著《翰墨志》。传世墨迹有《草书洛神赋》、《正草千字文》、《光明塔碑》等。传本《顾恺之〈女史箴图〉题字》、《褚遂良倪宽赞》等亦有指为其所书。但是，光凭这些显然还不足以取得继承皇位的资格。他还需要更大的外力。继真宗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宋朝与辽国之间已经和平相处了119年。政和三年（1113年），在辽国后院松花江上游的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了一个女真部落，叛离其宗主辽国而独立，一年之后建立了号称“金”的国家。徽宗和蔡京、童贯、王黼等认为有机可乘，一相情愿地想要火中取栗，通过海上主动前去与金国联系，企图相互联合，腹背夹击，搞垮辽国。宋方希望由此收复当年石敬瑭割让出去的燕云十六州，完成大宋的夙愿，于是，形成了著名的宋、金“海上之盟”。然而，此时的大宋帝国正面临梁山泊好汉和方腊们的扯旗造反，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自己的承诺和梦想。而且，在任何时候，靠背信弃义、投机取巧来获取利益，都是一种玩火的行为。在与辽国的对峙中，宋朝的军队很少有不是一触即溃的时候，而金国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没用宋朝帮忙，就灭掉了立国200多年的大辽帝国。后来金国拿到了足够多的大宋帝国背信弃义又不堪一击的证据，从而挥兵南下，直取开封。于是有了“靖康之耻”。大敌当前，一时间徽宗昏厥过去，他的大儿子、皇太子赵桓则哭喊着不愿继位为帝，也昏厥过去，最后于重病之中被大臣们硬是扶上了皇位。而在敌人兵临城下的当口，赵构则表现得相当好。靖康元年（1126年）年初，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提出的退兵条件是：一、割地：除了燕京七州还给金国之外，再割太原、河间、中山（今河北正定）三府；二、赔款：黄金500万两，白银5000万两，绸缎100万匹，牛马1万头；三、以亲王一人、宰相一人为人质。钦宗完全接受了这样的退兵条件，尽管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那天文数字的赔款。他把弟弟们找来，问谁愿意去做这个人质。老九赵构自告奋勇，愿意赴汤蹈火。而且，临走时，他还悄悄告诉皇帝哥哥：如果有什么对付金兵的好办法，就尽管去做，不必顾虑自己。应该说，这份勇气和胸怀相当令人感动。当时，他刚满19岁。后来，据说有一天半夜，一支从外地前来勤王的宋军兵马为了争头功，前来劫营，被金兵打退。同在金兵大营谈判的宋方大臣吓得直哭，而赵构却泰然自若，浑然无事一般。金兵统帅称奇不已，认为大祸临头了还能够有如此表现的不太像皇家子弟，于是，就提出了换人的要求。（《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十）结果，赵构的五哥被派去替换赵构，并从此被掠到异邦，再也没有能够回到故乡。赵构则英雄般地回到首都，受到热烈欢迎。当年八月，金兵再次兵分两路，大规模南侵。赵构又受命充当“告和使”，前往金军大营求和。到达相州（今河南安阳）以后，赵构知道金兵已经渡河进逼开封，因而没有前去寻找金兵主帅，执行自己谈和的使命，而是径直北上，来到抗金气氛浓烈的磁州（今河北磁县）。他的副手王云因为携带着金国的服饰标志，被当地军民当成汉奸杀死。赵构没有回开封，而是悄悄返回相州，并以金兵南渡、副手被杀为由，停留在相州，等待皇帝的指示。随后开封失陷。十二月一，他在相州开大元帅府，但基本没有进行有效的军事与政治救援行动。靖康二年五月一，他相当顺利地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为此，赵构遭到当时金国人士和后代史家，特别是当代史家极为尖刻的批评。但是客观地说，赵构尽管不是舍生取义的忠臣义士，却是头脑清楚、懂得审时度势保存实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清楚，宋金双方在战和条件与实力上的差异过于巨大，即便前往金兵大营，也未见得能达成使命，而他自己则几乎肯定难以全身而返。而当时在开封组织军事救援也没有可能。所以他宁愿冒着违抗皇命的风险，躲开这个未知数太大、危险却明摆在那儿的任务。中兴二主(2)有证据显示，经过金兵的打击，北宋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崩溃。翻开当时的历史，几乎每一天都有大宋的文官武将叛乱、投降、溃败、覆没、战死、自杀、逃跑、下落不明等等记载。南宋的军队建设差不多是从头开始的。赵构利用金兵北撤的喘息间隙，指挥他的追随者们剿抚并用，迅速平息了散处各地的土匪、盗贼、割据者、叛乱者和与金国势力相勾结的异己力量，使健康的规范化社会力量开始复苏并成长。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岳飞领导的军事力量正是以此为契机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本人也逐渐成长为历史上著名的“中兴四将”。从北宋崩溃到南宋站稳脚跟，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实不亚于创建一个新的朝代。赵构表现得并不昏庸，也不怯懦，显示出不错的政治才能。历史上欲求偏安而不可得的事例触目皆是，或许这是赵构在南宋人的诸多记载中被称为“中兴之主”、受到相当推崇的原因所在。问题在于下面这个更大的历史疑团：当南宋帝国已经相对稳固之后，韩世忠、岳飞等中兴四将在江淮荆襄一带形成了比较坚强的防御体系，南宋军队在对金作战中也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宋、金之间的实力消长与整体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有利于宋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赵构不肯乘胜追击，北上收复失地，而是仍然一味主和，并杀死当时最杰出与忠心耿耿的军事将领岳飞？史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根据推理，主要可能有两个原因。赵构的大哥钦宗赵桓还活着，这位名正言顺的皇帝一旦返回，他的皇位会受到威胁。另外一方面，赵构对金国军事力量的畏惧相当深重。史书上记载，赵构的私生活颇为不幸，他身患阳痿，始终没能治愈，并就此丧失了生育能力。之所以如此，据说就是“泥马渡江”那一次惊吓所致。退位当了太上皇以后，他还经常戒慎戒惧地告诫继子孝宗：千万不要轻易言战。一旦开打，对于金国只是胜负的问题，对于宋朝可就是生死存亡的抉择了。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儿，人口则大幅度下降。浙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80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年），仅剩6000多户，不足原来的1%；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60多万户，嘉定时减为12万户，减少80%；淮南西路从73万户减少到21万户，减少79%；荆湖北路从65万户减少到36万户，减少45%。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文的水平，相当于今天的1元；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3万文，相当于今天600元；绍兴十年（1140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2000文，相当于今天4元多。根据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40万人，发生战事时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约为每年4500万贯，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约为2400万贯，皇室开支约为1300万至1400万贯，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据说，当时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支持对金求和：每年支付给金国的钱财，远远比开战后承担巨大的军费开支来得更划算。这种算计很有可能恰好对了赵构的心思。客观上说，和议为南宋赢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人民安居乐业。赵构(1107－1187)，字德基。初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大观二年（1108年）封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年）封康王。宣和四年出就外第。后在皇位36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传位于养子赵昚，自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退位后仍保持相当大的政治影响。据史书记载，赵构对南宋的经济社会方面多有建树，也有许多爱民亲民的故事。淳熙十四年（1187年）去世，葬绍兴攒宫，陵名永思。赵昚（1127－1194），初名伯琮，后改名玮，赐名瑗，字元永。太祖赵匡胤七世孙，寿王赵德芳六世孙，秀王赵子偁子，生于秀州（今浙江嘉兴），封为建安郡王。高宗原有一子，建炎三年（1129年）病死，后没有生育。绍兴二年（1132年）将赵昚选育禁中，收为养子，赐名瑗，由婕妤张氏抚养。由于深受高宗宠幸的吴氏（后封皇后）另收养有太祖后裔赵伯玖，赵昚的实际政治地位并不稳固。绍兴三年（1133年），赵昚除和州防御使（寻改贵州）。绍兴五年（1135年），制授保庆军节度使，封建国公。绍兴十二年（1142年），加检校少保，封普安郡王。绍兴十七年（1147年），改常德军节度使。绍兴三十年（1160年）立为皇子，更名玮，制受宁国军节度使。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五月，正式立为太子，改名昚。六月，高宗内禅，继位为帝，是为宋孝宗。赵昚素来主张抗金，未继位前曾上书高宗，反对与金议和。与秦桧等不和，刚继位即削去其官号，为岳飞平反昭雪，起用抗战派将领张浚、胡铨等。隆兴元年（1163年），指示张浚北伐。但金军在符离（今安徽宿县北）击败张浚部，大举南下。赵昚北伐决心动摇，罢免了张浚，并以割地纳贡、自称侄皇帝为条件同金国签订“隆兴和议”。以后，宋金处于休战状态。但赵昚并不甘心，他任用王淮理财备战，又于乾道五年（1169年）起用主战派大将虞允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范成大出使金朝，要求索回北宋皇帝陵寝所在地和更定金国原来的国书礼仪，遭到拒绝。后又派虞允文再任四川宣抚使，练兵备战。淳熙元年（1174年），虞允文病死，北伐计划遂告中辍。中兴二主(3)赵昚在位时，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减轻人民负担。曾下诏取消地方官进献“羡余”，经常督促地方官兴修水利。在文化上采取比较包容的政策，兼用程朱理学与王氏新学。在他统治期间，学术较为繁荣，出了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適、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辛弃疾等许多文化名人。淳熙十六年（1189年），金世宗病死，金章宗完颜璟即位，为了避免向其称侄，赵昚借口为高宗服丧三年，传位于43岁的儿子光宗赵惇，自己做太上皇。但赵惇精神不正常，还受制于李皇后，故两宫关系紧张。绍熙五年（1194年），赵昚去世，葬绍兴攒宫，陵名永阜。少帝出家咸淳十年（1274年），度宗一病不起，太子赵继位。赵就是恭帝，历史上又称少帝、幼帝、德祐皇帝。恭帝即位时才4岁。他母亲度宗全皇后未擅权干政，而由理宗谢皇后垂帘听政，被尊为太皇太后。此时宋朝已风雨飘摇，危在旦夕。元军水陆并进，长驱直入，宋朝已完全丧失抵抗能力。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谢太皇太后派大臣杨应奎向元军献上传国玉玺，并以恭帝名义向元军统帅伯颜上降表。降表上说：臣正值幼年，不幸国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以致贵国兴师问罪。我并非不打算趋吉避凶以求苟全，怎奈天命有归，我又能逃往何处？今谨奉太皇太后之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江西、湖南、两广、四川、两淮等宋朝州郡，悉数献于圣朝，以为宗社生灵乞哀请命。还望可怜宋朝300年江山不致断绝，使赵氏子孙后来有靠，大恩大德永远不忘。这篇降表哀婉凄楚，尽管已经明言拱手以让国家，元朝也并未放过这位小皇帝。伯颜攻破临安城第二天，传来元世祖的诏书，要宋朝皇帝速往大都（今北京）朝见元朝皇帝。全太后哭着对恭帝说：“承蒙天子仁慈，留你一条性命，还不赶快拜谢！”当时年仅7岁的赵懵懂无知，在别人的搀扶下行了跪拜礼。随后便由全太后和很少几个侍从陪同启程前往大都。谢太皇太后因病暂缓。恭帝一行栖栖惶惶奔走，沿途在瓜州（今江苏扬州东南）、真州（今江苏仪征），不断有宋军前来劫持。但由于兵力不够，均未成功。恭帝一行走了一个多月到达大都。恭帝到大都不久，南宋又立端宗赵昰，各地宋军又在继续抵抗，元朝要完全控制新征服的土地尚有很大难度。元世祖富有政治经验，他知道，恭帝仍有潜在的号召力，可以用他来制约端宗，也可以招降那些尚未归附的宋将，便封恭帝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行政、瀛国公。这当然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实际上仍软禁他们母子于深院中。随行的四位宫女不堪凌辱，到大都十天便自缢身亡。其中一位朱氏还留下了一首诗：“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元世祖对全太后的屈辱偷生很看不起，便砍下那四人的头悬在她寓所以示羞辱。全太后因儿子年幼不忍弃世。后来她提出不服水土，请求迁到南方居住。元世祖察必皇后也非常同情，为之求情，但元世祖出于政治考虑而未允诺。至元十九年（1282年）年底，忽然命其迁往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为什么要让恭帝迁往上都呢？原来福建有位僧人夜观星相，发现土星侵犯帝座，便告诉元世祖此事，说可能有人要加害皇帝，应该提防。不久，中山（今河北定县）有狂人，自称宋王，聚众千人，声言要进大都劫取丞相文天祥。京城有个叫薛保柱的上匿名信称有人要为文丞相起兵。虽然后来查明都是谣言，但元世祖却感到了不安。关了四年的文天祥仍不屈服，元世祖终于杀了他。他对恭帝当然更要大加戒备了。第二年又把降元的宋朝官员全部迁往内地。全太后奉命到大都正智寺削发为尼，以后悄然死在那里。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冬天，元世祖赐19岁的恭帝许多钱财，送他去吐蕃（今西藏）学佛。恭帝到吐蕃，居住于萨迦大寺，改名为合尊法宝，学会了藏语，曾任总持。恭帝灵慧，又有好性情，他不仅在佛学理论上钻研颇深，而且成为出色的翻译大师，深奥的佛教逻辑著作《因明入正理论》即是他的译笔。这段经历只见藏文记载。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恭帝突然被诬以煽动天下人心，赐死于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原因是他写了一首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诗中所说黄金台是指战国时燕昭王在大都朝阳门附近筑的土台，燕昭王置千金于上，以招揽天下贤士。林和靖是北宋著名高士，结庐于钱塘孤山。恭帝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广为流传，文人墨客又再加想象，多有发挥。有人甚至说元代最后的皇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是他的儿子，这当然是离奇故事。这离奇故事寄托着国破家亡的宋朝人的哀思，也把他们的国魂托付给了未来。宋代最后的皇帝端宗赵昰、卫王赵昺都死了，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事实。然而江山并不能因此而死去，宋朝人在心中总是隐隐地想，有一天恭帝还会回来，因为他只是在某个地方出家。宋恭帝为大智者，如果他壮年掌政，很可能是个明君，超过南宋所有君主。可惜他生不逢时。当年元世祖不杀恭帝，自然有前述稳定国家的考虑。我猜测，和对待文天祥一样，元世祖一定喜欢上了这位英俊懂事又凄苦不堪的少年。曹高二后(1)仁宗一直体弱，没有子嗣，曹皇后劝他在皇族中选一位男孩作备。仁宗于景祐二年（1035年）把太宗赵光义的曾孙、江宁节度使赵允让的儿子赵宗实接入宫中。那时赵宗实4岁。直到嘉祐七年（1062年）才立为皇太子，赐名曙。但是诏书下达以后，赵曙却以身体不好为由，接连上了十几道辞章。司马光对仁宗说，从这一点看，皇太子比一般人贤明，应以为臣为子的大义去说服他。仁宗便召见皇太子，但使者一夜去了四次他仍不肯来。最后虽被劝行，临走时他对家人说：“一定要把房舍照看好，一旦皇上有了儿子，我就回来。”八个月后，即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突然在夜间死去。曹皇后很有心计，她担心皇太子册立未久，又非皇上亲生，有人会生非分之想，便封锁消息。第二天把宰相召来，即传召赵曙入宫即位。赵曙又辞谢，宰相韩琦急忙挽留，才使他登基。他就是宋英宗。曹皇后被尊为皇太后。英宗即位，理政非常认真，很少失误，朝廷内外都称其圣明。但第四天晚上突然发病，语无伦次，人都不认得，只好由曹太后暂时处理军国大事，垂帘听政。曹太后熟悉历史，还非常善听大臣的意见，对身边及宗族管束又严，所以管得秩序很好。但英宗时好时坏，发病时动手打人，他身边的人便告到太后那里，挑拨母子关系，使他们发生了猜疑。一天，太后派内侍送给韩琦一封文书，韩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英宗不得体的歌词，还有英宗的过失。韩琦当着内侍的面烧了这封文书，并与欧阳修一道劝慰太后。韩琦甚至说，万一皇上有什么闪失，太后有无法推御的责任。太后先是惊愕，后来也非常理解。几天以后，韩琦又对英宗说，你说太后不慈爱，恐怕是圣上对她有不够的地方，父母哪有不慈爱自己儿子的？英宗颇受感动，病也见好。翰林学士刘敞给英宗讲《史记》，讲道：“舜的地位本来不高，但是尧却禅位给他。天下尊重他，百姓爱戴他，没有别的原因，不过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英宗神情庄重地对他说：“先生讲得太好了，使我得益匪浅。”此后母子间的猜疑渐渐地消失了。治平元年（1064年），英宗的病完全好了。韩琦先向英宗请示十几件事，然后把每件处理结果报告太后。太后每听一件，都说处理得好。最后韩琦说：“皇上疾病已经大好，处理政事又很妥当，我在这里用处不大了，请求太后解除我的宰相职务。”曹太后十分聪明，听出话中的意思，马上说：“怎么能解除宰相的职务呢？我本来该退居深宫，现在却每天垂帘听政，实在是不得已。”韩琦一面称太后贤明，一面又说谏官也有要求还政的。太后立即站起来，表示即刻退位。韩琦命令马上撤帘。当帘子撤下的时候，还看得到太后的背影。英宗即位的当年，册立高氏为皇后。高氏是曹皇后的外甥女，从小与英宗一起长大，太后对她像亲生女儿。仁宗曾对曹太后说：“看这两个小男女真是一对，长大了一定让他们结成夫妻。”英宗娶了高氏，宫内的人都说，这是天子娶儿媳，皇后嫁女儿。治平三年（1066年），英宗又犯病，韩琦催他立太子。但英宗病得不能说话，只能在奏折上批字，但不提此事。韩琦又说要安定人心，英宗才微微点头。韩琦命人拿来纸笔请英宗写下来。英宗只写：“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一看未写名字，又说：“圣上指的一定是颍王，请圣上亲笔写清楚。”英宗才又批上“颍王顼”三字。第二年赵顼立，他就是神宗，时年20岁。神宗尊曹太后为太皇太后，高皇后为皇太后。神宗对曹太皇太后极尽孝道。元丰二年（1079年）太皇太后患病，他亲自侍奉，十来天衣不解带。太皇太后弥留之际，让宫女从箱子里取出一束封起来的奏章，亲手交给神宗说：“等我去世以后再拆看，只是让你明白往的旧事，断不可以此治人之罪，切切记住。”太皇太后去世后，神宗打开那束奏章一看，是当年仁宗立英宗时，一些大臣的反对奏章。神宗对太皇太后保全了他父亲更加感恩戴德，同时也对宫廷矛盾有了更多的认识。他遵太皇太后的遗命，没有治那些大臣的罪。神宗一生多作为，但改革成效不大，朝廷矛盾也不断增多，以致心力交瘁。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38岁即患病不能理政，由高太后垂帘听政。神宗生了14个儿子，活着的只有老六、老九和最后四个。最大的老六赵佣，被封为延安郡王时，也只有10岁。右相蔡确和亲信邢恕便密谋立神宗的弟弟岐王赵颢或嘉王赵，企图以拥立之功在将来得势。但遭到二王的拒绝。高太后听政后便对岐、嘉二王说：“你们不要再进宫来，皇太子还没立定，说不定有人会在你们身上打主意，引诱你们犯下大罪。”她又把内侍梁惟简召来，对他说：“延安郡王的个头胖瘦你是知道的，回去让你妻子做一件适合他的黄袍。这事要千万保密。”第二天，高太后在帘内，让延安郡王立于帘外，对宰相说：“皇子清俊好学，不喜玩耍，10岁已能背诵《论语》七卷。自皇上得病吃药以来，手写佛经三卷，为皇上祈福。”又让宦官把皇子写的佛经拿出来传看，宰相王珪等大臣一看，字迹端正清秀，足见孝心，一起拜贺。高太后便随即宣布立延安郡王为皇太子，改名煦。几天之后神宗驾崩，赵煦即位，这就是哲宗。继位时内侍送来的黄袍太大，高太后便让宫女拿出准备好的那一件。哲宗遵高太后为太皇太后，由她垂帘听政。高太皇太后执政也有作为，哲宗成年后还政于他。曹高二后(2)北宋的贤明之君较多，皇后贤明的也居多。这些女性台前台后都能“唱戏”，而且很有分寸，特别是严于律己。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女性政治的优点。秦桧得政(1)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北宋时曾官太学学正、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御史中丞，南宋时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右相兼枢密使，绍兴十年（1140年）封萃国公，绍兴十二年（1142年）为左相，封太师、魏国公，绍兴十七年（1147年）改封益国公。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病死，加封申王，谥献忠。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被削去王爵，改谥谬丑。秦桧精通历史，知识丰富，有文化修养，北宋时曾任密州（今山东诸城）教授、太学学正，和高宗一样能写一手好字。性格沉稳，非常理智而机敏，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有政治谋略。金人未破开封前，秦桧一直主张抗金，反对割地求和。靖康之难后，金要求宋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坚决反对。当时同意割地的有以范宗尹为首的70人，而反对派则只有以秦桧为首的36人。在金人的威逼下，宋朝百官议立张邦昌为帝，秦桧竟站出来反对，认为张邦昌一直趋附权势，干尽了坏事，难为世允。金人因此将其北掳。建炎四年（1130年），金国主和派人物挞懒带兵南进，命秦桧同行。为使妻子王氏免为人质，秦桧与妻子伪装吵架，王氏大骂秦桧受金重用，忘了糟糠之妻。挞懒信以为真，准夫妻二人同行。山阳城被攻陷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则登船而去，历经磨难，终于南归。关于秦桧的归宋，历来有两种说法，一说其杀了监守金兵逃回，二说被金国有意放回，以便与南宋议和，这在张师颜的《金人南迁录》中有记载。南归不久，秦桧被任命为吏部尚书，继又升任参知政事。绍兴元年（1131年）任右相兼枢密使，明确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遭到许多大臣反对，次年即被贬为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绍兴八年（1138年）复为右相兼枢密使，专主议和。经过艰苦的谈判，完成“绍兴和议”。其主要内容是：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划定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为界。宋割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县）二州及商（陕西商县）、秦（甘肃天水）二州之半予金。金归还伪齐刘豫统治下的河南、陕西部分地区予宋。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送还钦宗及徽宗梓棺以及亲族。这个谈判成果是令朝廷上下满意的。但是金国突然发生政变，完颜宗弼撕毁和议，决计不放钦宗，以备万一后军事失利，让钦宗来做皇帝，和南方的高宗对立。金兵大举分兵南下犯宋，战争成就了岳飞，也成就了他的悲剧。岳家军虽然能打，但毕竟是强弩之末，当时的现实环境与宋朝的国势使他的壮志雄心难以实现。但是，岳飞的死，与秦桧是有直接关系的。秦桧自绍兴八年为相17年，成为高宗对外议和、对内专制的谋臣和助手。他助高宗贬谪反对议和的枢密副使王庶、枢密院编修胡铨等人，又收岳飞、韩世忠、张俊等大将的兵权，独揽朝政，排除异己，兴文字狱，打击政敌，制造了一系列冤狱。岳飞等人是其中的牺牲品。秦桧身后名声不好，但人们对其评价并不十分确定，宋代官方就几经变化。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高宗为其题碑：“决策元勋，精忠全德。”并追封为申王，赠谥“忠献”。谥议上这样评价：“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虽备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报之典，严于定谥……虚国忘家曰忠，文贤有成曰献。定赐谥曰‘忠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事隔51年，宁宗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倡北伐，使礼部侍郎李壁奏贬秦桧：“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宜亟贬秦桧以示天下。”结果削秦桧王爵，改谥号为“谬丑”。但韩侂胄北伐失败，史弥远等谋杀韩侂胄讨好金人，又恢复秦桧的封谥。这种变更为政治需要，非史家公评。但史家之异调也颇多，甚至今仍如此。其焦点有二：一为秦桧力主和议为“保全东南”；二为秦桧得政不过迎合了和议主谋高宗。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六中曾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议而亡。”“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范名臣，犹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是，况南渡乎？”赵翼对和议是带有同情的。南宋初年，国家贫弱，军事实力当然更弱，加上朝内不和，能守住半壁江山已属不易。但高宗奉行吕颐浩所谓的“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策略，为南宋的发展赢得了机会。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入相这11年，南宋朝廷颇有政绩。通过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财政；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形成了比较稳固的后方；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恢复。特别是养练士卒，形成了可与金人抗衡的军队。绍兴二年（1132年），宰相吕颐浩上书请求北伐，称张俊有兵3万，韩世忠有兵4万，岳飞有兵23万，王燮有兵13万，刘光世有兵4万，杨沂中、巨师古各有兵万人，崔增、姚端、张守忠各有兵2万，共有20余万。事实上，建炎四年（1130年）后，金人每年的秋季攻势再没能渡过大江。倒是南宋于绍兴四年（1134年）挫败金人、刘豫的南侵，绍兴六年（1136年）再次挫败刘豫。而恰恰在此时，即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与金议和。绍兴十年（1140年），金人背盟，在宋军无备的情况下，完颜宗弼南侵而得利。但随即宋军反抗，形势迅速扭转，宋军取得全线胜利，如果不是秦桧从中破坏，宗弼可能放弃开封和河北。秦桧如此作为为当世批评，也为后世许多史家所抨击。秦桧得政(2)明代文徵明刻于杭州岳庙的《满江红》词下阕谓：“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种高宗怕钦宗归南复位而杀岳乞和之说，相当流行。高宗的这种用心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一个新立的君主，不谈复国，是很难取得人心的。因此他在左右矛盾之中，一边多次议和，一边采取进攻措施。比如绍兴二年（1132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1134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1137年）张浚请求驻跸建康，他都同意。但是担心钦宗南归这一节，却一直成为秦桧和金人挟持高宗就范的筹码。宗弼临死时嘱咐部下，如果南宋背叛金，就把钦宗安置到开封，使高宗北伐变成兄弟失礼之争。我方辅钦宗拼力破敌，可以安中原人心。这一毒计，秦桧是了如指掌的。从当时复杂的斗争局势看，秦桧乞和的另一种用意是为了专权。《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四载，秦桧曾十分有把握、恰到好处地抓住了高宗的心理，提出要“断大事”“不许群臣干预”的条件，“挟虏势以要君”。一个政治家要想为君王所重用，必定要提出某种政治纲领。这种政治纲领要么从国家利益出发，要么投君王所好。国家存亡事求之于战还是和，在艰难局势下已变得很难选择，恰恰主战派又在朋党之争中内耗，秦桧自然有了可乘之机。但秦桧如此做法，也要冒很大的名节风险。对此，也有史家言其识时度势，做了高宗不便做的事，牺牲了个人名节为高宗背了历史黑锅。贾似道要君(1)贾似道原是市井无赖，其异母姐姐被选入宫，封为宋理宗的贵妃，这个国舅爷便跟着飞黄腾达。当年理宗与宰相吴潜商议立太子的事，吴潜激怒了理宗，贾似道乘机拥立赵禥为太子，从而开始独相时代。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死，赵禥继位，是为度宗。度宗每次朝毕都要跟他对拜，称之为“师臣”，满朝臣子称他为“周公”。贾似道却并不以此为满足，多次以弃官相要挟，要度宗进一步给他封官加爵。他在办理完理宗安葬事后竟弃官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密令人诈报蒙元攻打下沱（今湖北宜都东南），情势危急，致使朝廷惊骇，逼迫太后下手诏召他来拜太师。但拜太师须有资历，所以度宗先授个镇东军节度使给他。贾似道大怒道：“节度使是粗鄙之极的行当。”度宗只得以下诏不吉祥为借口收回成命，但是这大大地坏了老规矩。人们对贾似道的如此威力既惊异又害怕。第二年，他又以辞职要挟度宗，度宗再三叩拜挽留。大臣江万里连忙拉住他说：“自古以来没有这等礼节，陛下不可拜，似道不能再说要走。”贾似道不知所措，下殿后对江万里说：“多亏了您，似道差点儿成了千古罪人。”但背地里却十分嫉恨江万里，最终把他弄下台。第三年，贾似道又请求回家养老，度宗传旨强留，每天传话四五次，后来十多次，晚上还派人在室外看守。咸淳三年（1267年），度宗封其为太师，加魏国公。后又特授平章军国事，赐宅第于西湖之葛岭，许他一月到经筵三次、三一朝。又过了三年，贾似道再次称病求去，度宗苦留以致流泪，他也不答应。便允其六一朝，一月两赴经筵。不久又允入朝不拜，十一朝。而且每次退朝时，须由度宗起立目送他出廷。贾似道实际只是偶尔乘船过西湖上朝，但从不到宰相府。当时杭州城不像今这么大，葛岭已有点儿偏。贾似道在葛岭建起楼台亭阁，娶美貌的宫女、娼妓、尼姑做小妾，与那些素有交往的赌棍纵情赌博，寻欢作乐。据元蒋正子《山房随笔》所载，有游骑过其门，每为侦事者密报，则有官者削官，有财者籍没家产。曾有一妾之兄到其门前，被他看到，即下令将其扔到火中活活烧死。有一次，他与群妾蹲在地上斗蟋蟀，一个狎客闯进来，嬉皮笑脸地跟他开玩笑说：“这是军国大事啊！”贾似道特别嗜好收藏珍宝玩物，营建了“多宝阁”，每天都要登阁玩赏。他听说余玠有根玉带，但已随余玠殉葬，就掘了余玠的坟把玉带搞到手。谁有宝贝，若求之不得，他便治谁的罪。他这样玩，非但不能十一朝，有时整月上不了朝，甚至皇帝上景灵宫祭祀他也不随驾。时人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之谚。贾似道何以能如此要挟皇帝，荒淫跋扈，而历相理宗、度宗、恭帝三朝呢？不外是用卖弄、收买、欺骗、杀人等手段。他平让人把文书抱到家里来，由一些小官僚决断大小朝政，自己则不管事。但凡台谏弹劾、诸司官的任用、京都的要事，都得请示他。他不惜赠送官爵，笼络收买当时名流，又增加太学生的伙食费，放宽科举考试，同时又施以淫威，杜绝言路。太府寺主簿陈蒙斥责他，贾似道便诬以贪污籍没其全家。有一次在景灵宫祭祀后遇雨，贾似道要度宗待雨止乘车返宫，但胡贵嫔之兄胡显祖却用旧礼以逍遥辇送其回去。贾似道大怒：“我是大礼使，陛下举动事先都不知道，我要辞职。”度宗又一次强留不得，便罢去了胡显祖职位，哭着送贵嫔去做尼姑，贾似道才回来。正派的官吏被排斥殆尽，其余的便在他面前行贿争宠求美职。一时贪风肆虐。对他的所作所为人们敢怒不敢言。在国家财政困难时，他玩着手段搜刮民财。景定四年（1263年），贾似道以征集军饷为名，实行买“公田”法。规定按官品占田限额，两浙、江东西路等地官户超过限数的田地，从中抽出1/3由官府买回，作为公田出租，然后收公田租米充军粮。浙西农田有每亩值1000缗的，贾似道却以每亩40缗的价钱强买下来。对于卖田数量多的民户，贾似道用银两绢帛支付，更多的则给予度牒告身，即以僧尼凭证和官员委任书来充数。他率先把这1万亩贱价强占的土地捐出，怂恿各级官府恣意横行，巧取豪夺，致使各地官府多买田来邀功，偿付田价时又都以七八斗冒充1石。卖田数量不足，以及田地贫瘠、欠租或佃户负债而逃跑的，全都从地主那儿收取补偿。有个叫包恢的知平江府，督领买田之事，甚至以施用肉刑来强迫百姓交出田地。“公田”法先在浙西路实行，到次年即买“公田”约1000万亩，收租米600多万石。景定五年（1264年）又实行“经界推排法”，也就是清查民间土地，分毫必计地向民间搜括田税地租。地方政府常虚加贫弱农户租税。与此同时，又发行新会（新纸币），景定四年（1263年）每天增印纸币15万贯，以1贯准新会3贯，造成通货膨胀，以此抵消财政赤字。次年又印新纸币，称“金银关子”，并废第17界会子，第18界会子以3比1折换关子。南宋末期，蒙古人和宋朝联合灭掉金朝以后，宋朝乘机出兵，想收复河南一带的失地。而窝阔台却借口南宋破坏协议，派兵南侵。从此以后，蒙、宋双方不断发生战争。蒙哥即蒙古王位后，派弟弟忽必烈和大将兀良合台进军云南，控制了西南地区。宝祐六年（1258年），蒙哥分兵三路，与忽必烈、兀良合台分别进攻合州（今四川合川）、鄂州（今湖北武昌）、潭州（今湖南长沙），打算最后合取临安。蒙哥战死，忽必烈继续攻打鄂州，将鄂州围住。理宗命令各路宋军援救鄂州，又任命贾似道担任右相兼枢密使，到汉阳督战。鄂州形势紧急，贾似道瞒着朝廷，偷偷派亲信到蒙古营求和，表示只要蒙古退兵，宋朝愿意称臣，把江北土地割给蒙古，每年贡银20万两、绢20万匹。忽必烈突然接到妻子从北方捎来的密信，说蒙古一些贵族正在准备立他弟弟阿里不哥做大汗，便急着想回去，就答应了贾似道的请求，订下了秘密协定。贾似道回到临安，把私自订立和约的事瞒得严严实实，还抓了几个蒙古兵俘虏，吹嘘宋军取得大胜，不但赶跑了鄂州的蒙古兵，还把长江一带的敌人全部肃清。理宗听信了这个弥天大谎，还专门下一道诏书表彰他。忽必烈即汗位，派使者郝经到南宋要求履行和约，贾似道怕议和事败露，派人到真州（今江苏仪征）把郝经扣压。忽必烈后派大将刘整、阿术出兵进攻襄阳（今湖北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贾似道把前线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度宗知道。有一次，度宗问他：“襄阳被围三年了，怎么办？”他反问：“北兵已退。陛下从哪里听来的话？”度宗说：“刚才有女嫔这样说。”于是他就查究其人，诬陷以他事赐死。这样，边事虽不断加急，也无人敢说。襄阳终于被元兵攻破，朝廷大为震动，贾似道却把责任推给襄阳守将，革其职了事。忽必烈又派左丞相伯颜率兵20万，分两路进军，一路从西面攻鄂州，另一路从东面攻扬州，直取临安。此时度宗病死，贾似道拥立4岁的恭帝。他一面率领7万宋军驻守芜湖，一面派使臣到元营求和。伯颜拒绝议和，命令元军在长江两岸发起进攻，宋军全线崩溃，贾似道逃回扬州。南宋灭亡的大势已定。贾似道要君(2)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今浙江台州）人。出身于官宦之家，父贾涉曾任盱眙军、淮东制置副使兼京东、河北节制。母胡氏是贾涉在钱塘县购买的小妾，后将其遗弃。贾涉病死，贾似道无人管教，从十几岁开始便不务正业，以吃、喝、嫖、赌为乐。后以父荫补嘉兴司仓。绍定五年（1232年），其异母姐姐被封为贵妃，仗贾贵妃发迹，先后当过籍田令、太常丞、军器监、大宗正丞等京差，淳祐元年(1241年)任知澧州、两淮制置大使兼淮东安抚使知扬州，宝祐四年(1256年)加参知政事，次年又任知枢密院事、两淮安抚大使、临海郡开国公，威权盛。德祐二年（1275年），元军南下，宋军屡败。贾似道上书迁都，遭太后拒绝，被迫出兵，在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为元军所败。陈宜中等乘机上奏请诛，太后不忍，仅罢其要职，谪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押送他的会稽县尉郑虎臣，其父遭贾似道发配，欲复父仇，将其及女妾一并杀于途中。他说：“我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宋朝理宗能如此信任贾似道，度宗还如此敬畏他，如此为他要挟，则也见其气数了。主要参考文献(1)薛居正：《旧五代史》，中华书局，1976年。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脱脱：《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见《四部丛刊》正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毕沅：《续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7年。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周淙：《乾道临安志》，见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一集），嘉惠堂丁氏清光绪九年（1883年）刊本。赵与主持：《淳祐临安志》，见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四集），嘉惠堂丁氏清光绪九年（1883年）刊本。潜说友：《咸淳临安志》，振绮堂汪氏清道光十年（1830年）仿宋重雕刊本。吴自牧：《梦粱录》，见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十四集），嘉惠堂丁氏清光绪九年（1883年）刊本。耐得翁：《都城纪胜》，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孟###：《东京梦华录注》，中华书局，1982年。陈璚、王棻、屈映光、陆懋勋、齐耀珊、吴庆坻：《民国杭州府志》，民国11年（1922年）刊本。聂心汤：《万历钱塘县志》，武林丁氏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刊本。周密：《武林旧事》，见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二集），嘉惠堂丁氏清光绪九年（1883年）刊本。丁丙：《武林坊巷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丁申：《武林藏书录》，见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二十三集），嘉惠堂丁氏清光绪九年（1883年）刊本。郑樵：《通志》，中华书局，1984年。郑樵：《夹漈遗稿》，中华书局，1985年。周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佚名：《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钱若水：《宋太宗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张四维：《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徐自明、吕邦耀：《宋宰辅编年录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吴洪泽：《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巴蜀书社，1995年。吴洪泽、尹波：《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83年。沈括：《梦溪笔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四部丛刊》本。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四部丛刊》本。朱熹：《伊洛渊源录》，中华书局，1985年。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苏轼：《苏东坡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苏辙：《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商务印书馆，1958年。杨万里：《诚斋集》，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王曾：《王文正公笔录》，见《宋代笔记小说》第1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洪遵：《翰苑群书》，中华书局，1991年。赜藏：《古尊宿语录》，中华书局，1994年。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李元弼：《作邑自箴》，见《四部丛刊》续编，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姜夔：《白石道人诗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赵彦卫：《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顾文荐：《负暄杂录》，《说郛》本。叶寘：《坦斋笔衡》，《说郛》本。魏了翁：《鹤山全集》，《四部丛刊》本。岳珂：《桯史》，中华书局，1981年。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张端义：《贵耳集》，中华书局，1958年。主要参考文献(2)庞元英：《谈薮》，《说郛》本。魏泰：《东轩笔录》，中华书局，1991年。周必大：《玉堂杂记》，中华书局，1991年。祝穆：《方舆胜览》，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2005年。楼钥：《攻愧集》，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欧阳玄：《圭斋文集》，《四部丛刊》本。董嗣杲：《西湖百咏》（《西湖西溪南屏四百咏》），见丁丙：《武林掌故丛编》（第五集），嘉惠堂丁氏清光绪九年（1883年）刊本。陈元靓：《岁时广记》，见《四库全书》，史部（时令类），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陈元靓：《事林广记》，中华书局，1999年。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2001年。喻政：《茶书全集》，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刊本。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高濂等：《四时幽赏录》（外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顾炎武：《知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李卫、傅王露：《西湖志》，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浙江盐驿道刊本。梁诗正、沈德潜：《西湖志纂》，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厉鹗：《南宋院画录》，见《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台北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厉鹗：《宋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商务印书馆，2004年。张潮：《幽梦影》，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王国维：《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198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1984年。表示同意。前此否认国务总理，今此承认外交总长，彼议员自问，恐亦当失笑也。于是陆征祥复受任为外交总长办理俄、蒙交涉。方拟好对俄照会，不承认俄蒙协约，遣人递往俄国公使馆，忽接到热河都统昆源急电，开鲁县被蒙匪攻入，全城失守了。原来开鲁县在热河北境，旧系内蒙古阿鲁、科尔沁、东西札鲁特三旗地，自清光绪季年，收入版图，改为直隶属县，此次东札鲁特协理官保扎布，受外蒙古煽惑，勾结东西札鲁特、科尔沁各旗，攻占开鲁，驱逐汉民，且纵兵焚杀，惨无人道。热河都统昆源，飞电乞援，袁总统即派姜桂题率领毅军十四营，驰往援剿，一面令外交总长陆征祥，速与俄使交涉。看官！你想俄政府方怂恿外蒙，出兵内犯，怎肯出尔反尔，取消俄蒙协约，把外蒙送还中华呢？俗语所谓猫口里挖鳅？他自与外蒙活佛订约后，外蒙的军队，要依官教练，外蒙的国交，要俄官主持，外蒙的土地，作为借款的抵押，外蒙矿产，归俄公司开采，外蒙兵饷，归俄银行发放；还要设统监，逐华侨，割让乌梁海一带，种种要索，得步进步。哲布尊丹巴帝号自娱，毫无知识，所任用的杭达多尔济，甘心卖国，把俄人要约各条，有允诺的，有不允诺的，始终是恳俄人援助，且派陶什陶简率精锐，充作先驱，并拟定四路进兵，一路沿科布多阿尔泰山，直犯新疆，一路由东蒙廓尔罗斯，直犯吉、黑，一路向绥远、归化，直犯山西，一路向热河直冲北京，四路中以吉黑热河为主队，蒙兵不足，借用俄兵。螳螂捕蝉，不知黄雀之乘其后。开鲁失守，便是进兵热河的嚆矢。袁总统既派毅军北征，复命参谋陆军两部筹画防守事宜，并饬东三省边防及西域边防，与东蒙、西蒙、中蒙各处边防，一律戒严。此时奉天都督赵尔巽，已辞职回京，想亦与梁如浩同意。　　当命宣抚使张锡銮续任，会同吉、黑两督整备军队，俟春暖冰融，酌量进行。嗣因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偶有烦言，乃再由国务院申喻蒙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