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九日的上午，情势更加紧张。他幸好是值班守卫，以正目的身份当“卫舍长”，掌管巡查哨，便利用职权叫李泽乾出外探听消息。李回来告诉他，彭、刘、杨三人遇害，各处革命机关都已封闭，各处城门也都关了，巡防营的兵放哨，放到了十五协（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地，一称“右旗”），放到了工程营的左右各街。　　十点早餐以后，他召集各队代表开会，决定在下午三点钟起义。大家告诉他，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到了毛厕里，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出了墙外，原因是怕子弹被官长搜出。他命令大家，没有子弹，也要起义，可以改用刺刀。　　有一位同志吕功超，回家中向嫂嫂要来两盒子弹；这是他的哥哥留交嫂嫂保管的。哥哥在清将吴元恺身边当过马弁，现已去了四川。另有两位同志章盛恺和于郁文，向熊秉坤告奋勇，偷得排长的子弹两盒。熊秉坤有了这四盒子弹，感觉到起义有了把握。　　三点钟的时候，官长不叫人吹号下操。熊秉坤与李泽乾及来自三十标的方维、谢涌泉商量的结果，改在下午七点，点了头遭名以后发难。　　下午七点，各排各棚点了头道名。熊秉坤巡视各棚，走到后队第一排第三棚熊秉坤自己的棚子，忽然听见有吆喝的声音，喊捆的声音。走去一看，迎面来了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其行如飞”。　　原来，这陶启胜是十分反对革命的一个排长。他带了两个护兵走到金兆龙同志等人的棚子的门，笑着向金兆龙招手说：“你过来，我有话同你讲。”金兆龙还以为他是好意，甚至企图转向革命这一边来，于是便走了过去，走到棚门口，被陶启胜一把扭住双腕，大叫：“你胆顶大，敢造反!”又叫护兵：“把金兆龙捆起来!”护兵不敢动手。金兆龙一面挣扎，一面向同棚的同志们说：“你们这时候不动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程定国取下枪来，想对着陶启胜放，又怕伤了金兆龙。金兆龙顺势夺了枪。倒转来，用枪托子向陶启胜的头一打，打得“血花四进。陶呀然一声，即释金，捧头向外楼梯口逃，与（熊秉）坤遇。”　　熊秉坤对陶启胜放了一枪，不曾打中。　　以上，是熊秉坤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所说。熊秉坤在他自己的另一篇文章，《武昌起义谈》里面，说法与此稍有不同：第一枪不是他放的，而是程定国放的。而且，用枪托子打陶启胜的头的，不是金兆龙，也是程定国。　　关于这城内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所放，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里也说，“金兆龙以时不可失，遂执枪与（陶启胜）格斗。……程正瀛（定国）适居邻舍，即开枪助击。陶负伤逃，熊秉坤复抢击之。”　　陶启胜奔下了楼，与代理管带（营长）阮荣发相遇。阮荣发错认陶启胜参加了革命，对准陶启胜连发两抢，均中了要害。　　跟随阮荣发一齐来弹压的，有右队队官黄坤荣与司务长张文涛。他们想上楼，上不了，熊秉坤与章盛恺、程风林、程定国、金兆龙等与他们对抗。章与程风林负伤（其后程风林因伤而死）。程定国枪法很准，一连打死黄坤荣与张文涛二人。另一位同志，右队的吕中秋，打中阮荣发。阮荣发转身，向前队的穿堂乱放，打死一位姓冯的同志，他本人随即也被徐步斌打死。其他的若干官长，纷纷逃走。　　熊秉坤于是吹了警笛，叫大家集合。来集合的寥寥无几。这是因为一则由于吵杂的声音太大，二则生死关头，敢于附和的不多。　　熊秉坤率领若干同志，到本营的军械库（不是楚王台的军械所）找子弹。子弹早被上峰提走，只剩下十二把（二十把?）开了口的军刀。熊秉坤自己取了一把，其余的分给各分队的队长同志，也交了两把给方兴。方兴本是工程营的学兵。被挑选进了陆军测绘学堂当学生，是共进会在该校的总代表。这一天，他回到工程营来，帮助熊秉坤发难，他在陶启胜抱头鼠窜之时，摔丁一颗炸弹助威。　　熊秉坤带同志到军需房，房内有一个铁箱，箱中有几百块银元。有些人走上前去想拿：韩似信把煤油灯摔进去，点起了火，不准大家见财心动。　　熊秉坤与杨金龙领队，金兆龙和几个同志在后面押队，出营。出营以后，向左转了一个弯，遇见左队队官李子魁。李子魁对大家放了三枪，未中。扬金龙还他一枪，李子魁溜走。　　大家走到右旗十五协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地，熊秉坤向内放了三枪。这是原来约定的起义信号。　　再走到千家口，大家不愿意再走。熊秉坤回头一看，只剩下四十人，中途逃走的不少。　　所好，马荣与罗炳顺旅人送了信来，说他们已经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熊秉坤、杨金龙等接到这个消息，“一个呼哨，已到目的地矣。”　　马荣是文学社社员，也是共进会会员。他在文学社里面，是工程营的总代表。熊秉坤于文学社、共进会决议联合以后，把工程营的同志编为四个正队，马荣便受任为左队正队的副正队长。罗炳顺是该正队的正队长。　　在武昌起义的历史上，有待考证的问题极多。其中之一便是：在每一部队之中，以文学社的总代表为负责人，抑以共进会的总代表为负责人?史料中，简直找不出答案。以常理来揣测，可能各部队重新推举一番，或由两位总代表互推一人。另一可能是：两个团体在某一部队的同志谁多?多的以其总代表为负责人。　　就工程营而论，这个问题不成问题。马荣本人兼为共进会的会员，而共进会的领袖是熊秉坤。共进会的会员人数，在工程营之中，似乎也比文学社的社员人数多。　　马荣与罗炳顺所隶属的左队，这时候奉上级命令，负有守卫楚望台军械所的任务。“监视官是前任工程营管带李克果、马祖荃等五人。（现任管带是王永泉，去了直隶永平参加秋操。代理管带是阮荣发，阮荣发不能分身。阮荣发曾经在八月十一日拿了本营“革命党名册”向张彪报告。张彪本想调三十标的兵换守楚望台军械所。黎元洪说，三十标的革命党或许更多，不如加派该工程营前任管带李克果，与督练公所工兵课课员马祖荃等一共五人，到楚望台军械所当“监视官”。）　　李克果在楚望台军械所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听到枪声与吆喝声，召集所中的官兵训话，吩咐他们：如果有徒手的“匪人”来，你们应该开枪抵抗；如果有持枪的“军队”来，你们人少，“要避一避，再看情形。”　　马荣向李克果说：“我们都没有子弹，怎么能抵抗‘匪人’？”李克果叫人搬出两箱子弹，发给大家。同志们得到子弹，立刻向空发了一排抢，把李克果与其他监视官及左队队长吴兆麟等官长吓走。楚望台军械所于是入于革命党的掌握。　　熊秉坤率领四十多人来到，与马荣等人会合，召集全体在场的兵演讲。　　熊秉坤演说已罢，在九点三十分钟下令：“本军应冠以革命二字，称之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仍袭用原有旧制。”“暂以楚王台为本军大本营驻在地。”“金兆龙带（工程营）后队（第）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去南湖，威胁八标炮队响应后，并掩护该标进城。”林振邦带后队第三排，占领千家街口，向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庵方面警戒。徐少斌带前队第三排，占领楚望台与中和门高地，向津水闸方面警戒。　　金兆龙率领后队第二排，到了中和门。中和门的守兵已逃，金兆龙用双手拉开一尺多长的铁锁，出城。走到长虹桥，与三十二标队官楚瑛的一队兵相遇，打了几分钟，将楚瑛的兵打退。然后，到了南湖阅兵亭。再以后，与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哨兵打了几分钟。最后，到达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后营门，与守兵交锋。交锋了一阵，炮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已在内部响应。　　以上，是熊秉坤的记载。张难先说，金兆龙走到马标，已和炮标的同志相遇。　　邓玉麟写炮标响应，写得极简单。“八时闻知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团开枪，集合炮队全标，率领进城，到达楚望台，即占领蛇山，用炮攻击制台衙门。”　　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中，记载得相当详细：邓玉麟和李作栋在十九日午后，在汉口“一码头”乘小船，经鹦鹉洲到白沙洲登陆，向南湖走，中途遇到孟发成，一齐回炮标。恰好，门口的守卫是同志王鹤年。进去以后，邓、李、孟三人和徐万年、蔡汉卿、艾良臣等会议，（徐万年曾经在上午偕邓玉麟进城，进不了城，被邓玉麟留在十字街，等候中和门开城。大概是，等候了一阵，中和门仍旧未开，便回了炮标。）邓玉麟与李作栋、孟发成，把城内消息与新的起义计划告诉徐万年、蔡汉卿等，研究如何准备。“同时，黄驾白、王华国，得刘复基（尧瀓）等被捕消息，亦与李翊寰、童启栩、涂吉祥、彭正卿、王蕙芳等集议发难。”“众乃准备一切，邓亦易军服，荷马枪。”“时至九时许（邓玉麟说是“八时”），见塘角火起，城内亦有枪声，蔡汉卿、孟华臣（发成）等即拖炮至操场。其队官柳柏顺出而阻止，蔡以足仆之。”　　张难先说：“及睹塘角火起，邓玉麟在南营门开枪。蔡汉卿乃赤膊椎胸起，奔呼同志集合。队官柳百顺出而阻止，汉卿腿击之，辟易丈许!其他官佐皆望风靡。”　　为什么蔡汉卿用腿而不用枪?他投有枪，更没有子弹!　　张难先说，蔡汉卿集合了二十几位同志，到本标（炮队第八标）军械库取出炮弹，向天发炮。“应者仅范鸿先等数十人。玉麟曰，殆矣。蔡汉卿、王鹤年乃炮击右队，右队同志始脱官长之压迫而出。复击（第）一营三炮，（第）一营亦来会。”于是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蔡汉卿、孟华臣（发成）、陈国桢等率全标同志，炮十二尊，整队向中和门出发。　　出发以前，他们派金明山到同驻南湖的第八镇第三十二标第二营左右队，请该两队同志响应，一同出发，予以掩护。结果，单道康、夏斗寅、戴鸿炳、祝倪周等带了若干人出来，陪同炮标进城。　　“路经马标，见马标无动态，亦击三炮。马标同志马骥云、徐国钧（祁国钧?）、黄冠群等随起应。（但是马标的大部分，其后却被标统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溃散。）迎炮队之马明熙、金兆龙、邝汉卿、张鹏程等适至。”　　来迎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可见除了金兆龙的一支以外，又有（一）马明熙的一支，（二）张鹏程的一支。（邝汉卿是工程营的同志，属于金兆龙的一支。）　　马明熙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三营的一个排长，于望见塘角火起以后和方维、谢涌泉等一百余人起而响应。他们走到楚望台，与工程营同志会合。在他们之后，又来了第二十九标蔡济民等同志一百多。再其后，有方兴、李翊东所率领的一批测绘学堂学生，约有八十人左右。方兴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已经进入工程营内，向熊秉坤领得军刀两柄，回到测绘学堂，恰好李翊东正集合同学站队。方兴分给李翊东军刀一柄，于是两人便率领同学，整队到了楚望台，成为第二批前来会师的同志。　　吴兆麟给他们抢枝、子弹，派他们当总预备队，负责守卫楚望台。　　吴兆麟是工程营的左队队长（连长），略有军事学识，参加过日知会，其后便与革命同志没有什么来往。工程营起义之时，他溜了出去，被汪长林遇到，连拉带劝的引至回军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当了“临时总指挥”。熊秉坤的这种让贤的风度，确是了不起。　　吴兆麟以临时总指挥的身份，颁发第一道命令之时，是十点三十分。据熊秉坤说，当时“各标营尚无动静”。熊秉坤的话，我们可以解释为：当时各标营（及学堂）尚未有人来到楚望台军械所。　　吴兆麟的第一道命令是：派工程营前队排长伍正林，带前队的兵两排，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方；派工程营右队排长邝名功（杰），带右队的兵两排，经紫阳桥、王府口，攻督署的后方。　　熊秉坤说，吴兆麟于方维、蔡济民、方兴这三批人先后来到以后，再派方维与马明熙等第三十标的一批，出城迎接南湖炮队第八标，以加强金兆龙等一支队伍的力量；派蔡济民第二十九标的一批，助攻督署后方，以加强邝名功等一支队伍的力量；留方兴、李翊东等测绘学堂的一批，作为总预备队，以加强楚望台与军械所的基本力量。　　方维与马明熙等一批，走到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营房附近，追上了金兆龙，也迎得了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这时候，张鹏程的一排人也来了，于是会合在一起。　　张鹏程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的一个排长，文学社在第三十标的标代表。他在八月十九日的晚上，奉上峰命令，带了二十几名兵士守卫通湘门。看见塘角火起（或是听到军械所的排枪），便撇下通湘门不管，带他的兵来到楚望台。他的这一批，可说是第六批。（第一批，方维等；第二批，蔡济民等；第三批，方兴等。第四批，是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阙龙、郑继周、王世龙，一共三个人；他们是翻了营墙出来的。第五批，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的吴醒汉与第二营的徐达明等若干人；他们是抢了子弹，推倒营墙出来的。）　　张鹏程的一批到了楚望台，便转而前往津水闸，保安门正街，进攻总督衙门。他们到了保安门正街的东头，便被把守保安门的清军消防队截住，死伤了好几位，退回楚望台。张鹏程与吴醒汉等人商量了一下，拨得若干同志，凑上一百多人，仍由张鹏程率领，出中和门，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这便是张鹏程何以能在马标营地附近与炮标同志相遇的缘由。　　炮标同志进了城，把十二尊炮分别架在中和门、楚望台与蛇山的几处高地，使得革命的形势顿然改观。这时候，虽则是李鹏升已经带来了混成协辎工二队的同志七十余人，经通湘门城外绕到中和门外十字街长虹桥，转向东北，进中和门，到了楚望台。余凤斋也带来了第八镇辎重营的祁占鳌、刘德贵等四十几位同志，劈开武胜门进城，占领了凤凰山，分兵派胡廷佐率领，攻布政使衙门。（李鹏升的一批，可算是第七批，余凤斋的一批虽不曾来到楚望台，却是第八批的响应之师。炮队第八标，是第九批的响应之师。）　　这时候，吴兆麟派往进攻总督衙门的部队，业已先后受到挫折。　　吴兆麟曾经在十点半钟，派伍正林带两排兵，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邝名功（杰）带两排兵，经紫阳桥与王府口，攻督署之后。其后不久，又派蔡济民等一批同志，接在邝名功一路之后，为后劲。　　伍正林的一路，走到津水闸，便被保安门城墙上的清军武装消防队截住；其后续进，到了恤孤巷口，被巷内的清兵冲出，截为两段，又只得退回律水闸。邝名功的一路，走到紫阳桥，遇到清军，伤亡极重，邝名功率队退回了工程营，架抢休息。吴兆麟接到报告，便要执行军法，将邝名功捉来枪毙。同志们替他讲情，于是邝和他的队伍，又来到了楚望台。　　蔡济民虽同样遇到阻碍，而并不撤退。　　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在中和门城墙、楚望台与蛇山的中峰与其他几处高地，对着总督衙门轰将起来。　　熊秉坤说，吴兆麟这时候派了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三位同志，各带兵士三五人，分往三路放火：一路由王府口至小都司巷（北路），一路由水陆街进大金龙巷，至小菜场（中路）；一路由保安门正街经望山门正街，至总督衙门的东辕门（南路）。不到半个钟点，三处的火都起了，使得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同时，吴兆麟也派了吕中秋与张靖川二人，带了兵士十余名，割断各标营的军用电话线。）　　熊秉坤继续说，吴兆麟在夜半以后，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凌晨两点钟，发出第二次进攻督署的命令：（甲）派熊秉坤带领工程营后队全队（三个排），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伍正林带领工程营前队全队，走上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以协助熊秉坤的一路兵：令陈国桢拨过山炮二尊，架在保安门城墙之上，对督署猛轰；派曹飞龙带领工程营右队士兵一个排，走上保安门城墙，作为炮手的掩护。（乙）派黄楚楠带领工程营左队全队，经王府口与小都司巷，攻督署之后；派姚金镛带领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右队全队，作为黄楚楠的预备队。（丙）派方兴带领测绘学堂的一百多名学生，作为“总预备队”，“并巩固楚望台及军械所后防。”　　甲路，熊秉坤与伍正林带了工程营的后队与前队出发。第三十标的马明熙与徐达明，也带领他的两排兵，加上吴醒汉、彭纪麟所带来的若干同志，自愿参加熊秉坤的一路。同时，第二十九标的杜武库、杨选青、夏一青三位同志也领了他们所带来的人，参加伍正林的一路；还有，第四十一标的阙龙、李宗（忠义）、岳少武，也并入伍正林的一路。于是，甲路的熊伍两路，浩浩荡荡，向着督署的前方冲来。　　熊秉坤与马明熙、徐达明等人约定：（一）把同志分为三组，轮流向前冲进；（二）每到一个巷口，在驱走敌人以后，就留下几个同志把守。果然，同志们得到轮流的机会，愈战愈勇。若干与保安门正街成为垂直线的巷子，如恤孤巷、崔家院巷及望山门正街，暂时都被肃清。熊的主力，到达望山门正街的陈宏发酱园门口，离开督署东辕门仅有一百公尺左右。　　忽然，后面的同志纷纷溃退，谣传望山门城墙上的清军已经走上城墙，将革命军拦腰冲断。事实是：清军并未如此，而是第八镇司令张彪本人带了机关枪手与辎重营的兵两队，与几十名武装消防队，走上了望山门一段的城墙，一面对熊路的三个组射击，一面在城墙上向东伸展，与革命军的墙上部队接触。墙上部队，受到武装消防队的两次冲锋，死伤颇众。“督队”阙龙受了重伤。若干同志因而气馁，颇有退后与跳下城墙的，把保安门城墙上的两尊过山炮丢了。领队的伍正林愤而拔刀自刎，被左右的同志救护住，其余的同志看了，十分感动，陡然之间士气百倍，扎稳了阵，清军不能再进。革命军的保安门阵地与两尊过山炮安然无恙。　　当城上部队扎稳了阵之时，熊秉坤城下部队已经败退到了津水闸。熊和马荣、伍正林等人商定：挑选四十名敢死队。这敢死队顷刻之间便已组成。参加的人包括：　　熊秉坤、胡效骞、马荣、伍正林、马明熙、吴醒汉、杜武库、扬选青、徐少斌、彭纪麟、纪鸿钧、徐绍儒、陈振武、饶春棠、林振邦、陈连升、杨正全、张得发、孙松轩、赵道兴、宋厚德、张斗熙、李自新、夏一青。　　这是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所记下的名单，尚缺十六人的姓名。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所写下的名单，与此相同，但缺少熊秉坤，把“陈连升”写作“陈连魁”，称这二十四人为“前锋”。李廉方的说法可能是根据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敢死队尚有一人：胡春阳，见于李廉方的书，页一00，说他“被扫射而伤腿”。）　　熊秉坤说，胡效骞是敢死队的领队，他自己是押队。　　敢死队的作战方法是：不再留人在每一个巷口，以防免埋伏与拦腰袭击。他们带了武器与煤油及引火物，破釜沉舟，一口气从津水闸冲过保安门正街，直达督署的东辕门放火。　　清军这时候方集中注意力于革命军的城上部队，没提防敢死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上前来，竟然连东辕门也守不住，退到了西辕门去。敢死队的胡效骞、徐少斌、马明熙等十几位乘势追到西辕门。　　不料，督署内大堂之中的清兵，突然用机关枪扫射。马明熙等腹背受敌，陷入重围。这时候，纪鸿钧奋不顾身，手提一箱煤油，冲进督署的门房，在门房内放火，门房顿然烧了，烧及了大堂，机枪手作鸟兽散。胡效骞等十几位同志转危为安。纪鸿钧本人被烧死在门房里面。　　在纪鸿钧以外，敢死队中牺牲的同志，仅张斗熙、宋厚德、赵道兴、李自新等四位姓名可考。　　张彪在保安门与望山门之间的城墙之上，见到督署起了大火，便慌慌忙忙地走下了城墙，经吴家巷出平湖门，带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去汉口，扎在刘家庙。　　瑞瀓呢?早就溜出了督署。他在“签押房”中了一颗炮弹之时，便自行拆毁督暑的后墙一段，走出望山门，登上楚豫兵舰，开去汉口江面，躲在外国兵舰的后面。　　黎元洪於工程营起义以后，仍旧坐镇在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左旗第四十一标附近）。他亲自动手。杀了来自第三十一标的周荣发同志，也杀了第四十一标的企图冲出营门去响应革命军的邹玉溪。他叫标内的“第三营”兵士站到营墙上去，命令他们：“如果有人来攻，便开枪打。”（这时候，该标仅有第三营一个营，第一营已开往宜昌，第二营已开往岳州。）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外面枪声很大，就再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劝他们走。”再过了一会，他大概是听见了炮声。又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你们便从营墙上走下来，退守营房。”最后，炮声越来越猛，他就换上了便装，与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溜出营门，逃到黄土坡刘文吉的家中，躲藏。　　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五点钟左右，武昌全城除了少数据点以外，入于革命军之手。　　应该补叙的，是蔡济民等若干英勇同志的活动。　　蔡济民在第二十九标响应，带了一百多名同志到楚望台。那时候，吴兆麟已经派了伍正林与邝名功二人分南北两路出发。蔡济民自愿继邝名功之后，走北路，去攻督署之后。邝名功在紫阳桥之西受阻，折回工程营，再由工程营回楚望台。蔡济民绕过紫阳桥之北，一直杀到王府口的西口“大街”交叉之处。敌军受到这个威胁，便放弃紫阳桥之西的阵地，退至王府口西口较南之处，以机关枪扼守。蔡部以步枪对机关枪作战，十分艰苦。　　张鹏程以第三十标的排长身份，带了二十几个人守通湘门，于起义以后自动离开通湘门，到楚望台，参加南路作战。在津水闸受阻，退回楚望台，经吴醒汉等拨给若干同志士兵，凑上一百多人，出中和门，帮助金兆龙一支兵，迎接炮（队第八）标，在马标营地迎到了炮标，一齐进城。进城以后，炮标分别架炮于中和门、楚望台及蛇山之上。张鹏程带了他所率领的一百多人，转而向北，与蔡部并合。这时候，据李廉方的记载，似乎蔡济民还不曾冲到王府口西口。其后，首先冲到王府口西口的，正是张鹏程。“张鹏程直冲至西口，与敌军鏖战，几至不支，马云卿受伤倒地。鹏程遂在西口觅民房纵火。当放火时，住户助之燃烧，且面有喜色。”为什么要放火?为了照亮总督衙门的目标，让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　　李廉方说：“时炮队目标不易命中，因有主张火攻者，（吴兆麟）遂令在王府口放火。移时，长街乾记衣庄一带火起，炮队目标明显，轰击督署，辄命中之。”熊秉坤也说，吴兆麟派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三人，分别带兵士三五名到三处放火：（甲）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间，（乙）水陆街至小菜场之间，（丙）保安门正街至东辕门之间。“如是，不到半时，三处火发，烈焰难当，我炮兵乘势极力炮击。”　　但是，吴兆麟下令放火之时，正是第一次两路进攻失败以后、第二次两路进攻尚未开始以前，熊秉坤所说的三处地方大都仍在清军掌握之中。周定原等三人把放火的任务，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很成疑问。　　彰彰可考的放火事实，只有三件：（一）是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二）是敢死队队员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三）是王世龙在督署门前钟鼓楼所放。　　王世龙是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同志，和阙龙、郑继周是该营最先响应的三个人。他们跳了营墙出来，到楚望台参加革命军。张难先说他们三人跟随蔡济民，“直冲督署前门”，遇到敌军的机枪手，“相持许久，终不下。阙龙、郑继周等从东辕门左侧进攻。龙身先士卒，为保安队袭击，一弹洞喉管，晕倒于地，舁入医院。王世龙、杨选青纵火烧门前钟鼓楼，墙高，火不及，世龙死焉。”　　张难先的这一番话，错误很多。第一，蔡济民从头到尾不曾负有进攻督署“前门”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攻“督署之后”，亦即北路。第二，阙龙受伤，不在督署之前的“东辕门”，而是于伍正林一队“沿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之时，在城墙上面为“武装消防队”所击中。熊秉坤说，“督队阙龙负伤，致使退下纷纷而不能遏止，失炮两门。而保安门上阵地，几为敌人所占领。”第三，杨选青是熊秉坤敢死队的一分子，与杜武库及夏一青二人共负“守保安门城上”的责任，怎么能够走下城墙，到钟鼓门，帮助王世龙放火?　　张难先本人不曾参加八月十九之夜的革命战争。他的记载全凭传闻，错误自然在所难免。事实是：阙龙与郑继周、王世龙三个人，在起义之始，到了楚望台。炮标进城以后，同志们对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发了一炮，把该营的管带谢国超吓走，于是胡廷佐、左国栋、岳少武、李忠义、胡春阳等多人，“一哄而出”。出来以后，一部分随同胡廷佐、左国栋向西走，并入蔡济民部，占领善后局、官钱局、电报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布政使衙门）；另一部分向南走，到了楚望台，遇到阙龙、王世龙、郑继周，“随伍正林部跟进”。因此之故，在阙龙负伤以后，胡春阳才有机会参加熊秉坤与伍正林所组织的敢死队。　　王世龙可能也是敢死队的一分子。敢死队冲近东辕门之时，王世龙便和杨选青奋勇而前，到钟鼓楼放火。王世龙中弹而死，杨选青安然无恙。　　王世龙与杨选青在钟鼓楼所放的火，与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的火，以及比这两处稍前，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的火，都帮助了炮队同志，促进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蔡济民的贡献，在于达成了邝名功所未能达成的任务：攻督署之后（北面），以牵制敌军，使得攻督署之前的革命军，克奏肤功。　　蔡济民始则绕出紫阳桥之北，指挥张鹏程等冲到王府口西口，与“大街”交叉之处，继则令张鹏程等在王府口西口放火，再其后则分派胡廷佐等占领善后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后，蔡济民尚在官钱局门口，指挥对藩署军事。清方的“藩台”（布致使）连甲，有若干卫兵与武装消防队，在藩署南搂作困兽之斗。不久，第四十一标的李忠义，占领风凰山炮台，动用凤凰山的要塞炮；马骥云也去了蛇山，通知蛇山上的炮标同志，对藩署发炮。于是，连甲的卫兵及武装消防队作鸟兽散，藩署入于革命军的掌握，连甲逃奔到柯逢时家躲藏。　　天下闻名的黄鹤楼，也是蔡济民会同孙鸿斌的一队人占领的。孙鸿斌在此以前，先与梁邦福、陈致祥等占领汉阳门与羊湖门，在此以后，帮助胡廷佐与张鹏程等进攻藩署的南面，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清军之中最顽固的，是第三十标第一营，其中旗人最多。管带郜翔宸于革命军起义以后，始则坚闭营门，继则于有炮弹落下以后率领全营旗兵出击革命军蛇山炮兵阵地，被（从楚望台调去的）李鹏升部及其他的掩护部队驱走，在蛇山附近遇到吴醒汉等四五十人，竟然强迫吴等“回队”（回到右旗）。吴等休息到了天明，精神恢复，鼓起勇气，对旗兵大声喊打，郜翔宸才与他的旗兵踉跄而逃。郜的左队，于队官满人崇光的率领之下，于藩署易手之时闯入藩库，劫取现银。结果，该队全部被张鹏程消灭。到了（二十日）下午一点钟，郜仍敢率领残余，在军政府（咨议局）外面放抢一排，吓走了守门的学生兵，使得正在吃午饭的黎元洪不得不与蔡济民、吴醒汉，爬到咨议局后面的山上躲避。郜部于一会儿工夫以后，被军政府卫队逐走，出了小东门（忠孝门），窜至东湖一带，被乡团打散。　　总计，清军在武昌的各个部队，只有第八镇的辎重第八营被张彪带去了汉口。（该营的同志不多。有刘德贵等四十人左右，于祁占鳌的领导之下，于九点钟左右出营响应革命，跟着余凤斋进武胜门，扎在凤凰山，其后帮助胡廷佐攻布政使衙门。）第八镇的工程营与炮标，可说是全体参加了革命。马标有一营巳被调往襄阳，剩下的两营有一队马兵与一队机关枪手在起义以前被调进督署担任守卫，在督署易手之时溃散。其余的，一部分响应了革命，由沙金海、黄冠群等率领，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另一部分被统带（团长）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等地，自行溃散。除了这些单位以外，第八镇尚有驻在右旗的步兵第二十九标两个营，第三十标两个营，驻在左旗的第三十一标若干留守兵，驻在南湖的第三十二标第二营的左右两队。——其中，除了郜翔宸的一个营以外，其余的，凡是不曾参加革命的也都散走。　　就第二十一混成协而论，步兵仅有一个营在武昌：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被一颗炮弹吓走，士兵的极大多数参加革命。马队第十一营在南湖，管带是王发祥。响应革命的人数难考；但是，在祁国钧的领导之下，也有若干人会同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同志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混成协的辎重队第十一队，于李鹏昇的领导之下，首先在塘角发难，参加的士兵是该队的大部分。工程第十一队，亦复如此。炮队第十一营，虽则管带张正基带了残部去青山，多数士兵对革命也表同情。跟随李鹏昇进城的也有若干。张正基自己在八月二十日自动要求进武胜门，对革命军投顺，获得准许，被指定驻在凤凰山。　　宪兵第八营，在体制上隶属于第八镇统制张彪，其中旗人最多。即使彭楚藩尚在人间，也无法叫他们倾向革命。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吴兆麟在“八点三十分”便下令“派马荣、金兆龙二人，各带兵一排，由本地（楚望台）即时出发。马荣向宪兵营东面前进，金兆龙向宪兵营西南面前进，即扑灭之。”“约半点钟，马荣来报告，已会同金兆龙将宪兵营内旗兵十余名斩决，当（即）占领该营。”　　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同志之中的先进，然而在起义之时并不在场。他这段记载，可能错在时间方面，或命令究为何人所发的方面。熊秉坤在九点三十分之时，尚在““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号施令，吴兆麟怎么会在八点三十分已能颁发消灭宪兵营旗人的命令呢？也许这命令是熊秉坤所发，或虽为吴兆麟所发，而时间不是八点三十分。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兆麟就总指挥之职以前，熊秉坤已经把金兆龙派出去，经中和门去迎接南湖的炮标了。　　无论曹亚伯记载的准确性如何，宪兵营是很早便被革命军占领了。在其他记载中，均不见有宪兵营与革命军对抗的事。　　武昌全城的巡警，据胡祖舜说，在十九日的夜里“闻警逃散”。（只有一小队巡警在武胜门外“彭杨公祠”对李鹏昇部抵抗了一阵）。瑞瀓于逃上军舰以后，却电奏清廷，说是曾经“亲率警察队抵御”。也许他所指的是“巡防营”，也许确有一部分巡警帮他守总督衙门。　　各家的记载中，每每提到“消防队”与所谓“武装消防队”，这些字眼实际上都是“巡防队”的别写。令人不解的是所谓“保安队”，可能也是指的“避防队”。巡防队在武汉的，原只有一营。在瑞瀓与张彪之下，于十九日夜间对革命军作战的，都先后被击溃。　　督署的“教练队”一营，当时被老百姓称为“娃娃队”，其作战能力可想而知。能为革命军之患的，大概只是那来自马队第八标的机关枪队（连）。教练队本身也有机关枪。使用这些机关枪的机枪手，在督署大堂着了火以后，都一哄而散。　　　　《细说民国创立》五七、光复汉阳汉口　　清军驻防在汉阳、汉口两地的是：　　汉阳——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营长是陈钟林），湖北水师第一路（营）（营长是陈得龙）。　　汉口——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营长是任光耀），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二营（营长是樊毓英）。　　简单言之，清军在这两处地方，各有步兵两营。　　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前，张彪率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离开武昌，以大部分扎在汉口刘家庙，小部分扎在汉阳水师营大校场。　　文学社在汉口、汉阳有一个“阳夏支部”（阳是汉阳，夏是夏口，夏口是汉口的古名）。支部的支部长是胡永珍，书记是王缵承，会计是黄振中，交通是郑兆兰，调查是戈承元，参议是黄家麟等八人，“联络”是范明山、陈德元、袁金声。汉口的机关设在范明山的寓所，汉阳的机关设在陈德元的寓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的标代表是胡玉珍，第一营的营代表是陈建章，第二营的营代表是赵承武。（第三营驻防信阳武胜关及其以南的京汉铁路沿线，营代表是刘化欧。）　　共进会在汉阳没有机关，在汉口却有三处：长清里九十八号，宝善里十四号，阳兴里三十三号。共进会在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以及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的三个营之中，有没有标代表与营代表，不详。　　文学社与共进会实现了联合以后，公举邱文彬为“阳夏总指挥”。　　邱文彬在八月二十日的夜里，放枪为号，集合了第四十二标第一营的右队与后队的同志在操场，然后进子弹库，取出子弹。第一营管带汪炳山溜走。有一位队官宋锡全，“在大营门与黄家麟谈话，欲起而制止。家麟即将预置白布一副，系于锡全左臂，笑语日，‘你不要糊涂’。锡全素机警，即抽刀作指挥状。（胡）玉珍正向队伍演说，即曰，‘宋队官日知会党员也，才学为本营冠，平日待士兵尤和平，吾辈此后皆听其指挥。’众皆欢呼。”　　不久，邱文彬又将左队与前队集合起来，取了子弹，布防在龟山周围，“自率数十人下山冲击，辎重营残队未抵抗而逃。（水师第一营，本已由陈得龙于事前带去武昌，于武昌起义之时被革命军打散。）　　于是，整个汉阳，包括兵工厂与钢厂，与民营的一家铁厂，都入于革命军的掌握。李亚东被迎出监狱，作了革命政权的汉阳府知府。　　八月二十一日的清晨，胡玉珍派曾清臣带领一队同志，从汉阳渡江到汉口居仁门外，向空放枪一排。这是对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二营的革命信号。　　营代表赵承武早有准备，听见枪声就集合了全营同志响应。管带陈钟林一走了事。队官之一林翼支，正如在汉阳的宋锡全，立刻参加到革命的一边。　　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驻在歆生路余庆里。枪声一起，营内若干旗人与管带任光耀先后逃走。剩下了一百多兵，被当地的商会挽留，维持秩序。这一百多人，很快便和革命军联成一气。　　汉口有租界。革命军不便对租界有所行动。于是，若干匪徒有了退藏之所，便大着胆子在“华界”大肆抢劫。被抢劫的，包括花楼的两家“钱庄”（旧式的小银行），汉口官钱局，以及若干典当铺与商店。　　在武昌的军政府经汉口商会请愿，派蔡济民率领二百名兵士来汉口，当场斩杀抢匪三人，事后又捕斩了土匪几十人。在汉阳的革命军也派了若干兵士，到汉口的“桥口”，枪毙抢匪二人。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以后。汉口的秩序渐渐恢复。　　詹大悲与何海鸣被迎出监狱，主持汉口的“军政分府”。　　汉口这时候仍有清军存在。张彪掌握着刘家庙与大智门。　　李廉方说，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王缵承等同志，于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在汉阳兵工厂开会，议决：扩充革命兵力，成立一个“镇”（师），公举宋锡全为统制，驻守汉口；另外，成立一个协（旅），公举林翼支为协统，驻守汉阳。　　邱文彬在他的《辛亥阳夏起义事略》里说，除了以林翼支为协统的一个协以外，还有一个以文学社社长王宪章为协统的一个协。主宪章的协，是第一协；林翼支的协，是第二协。　　武昌的鄂军军政府核定：宋锡全为鄂军第一标统。到了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鄂军都督府把原任第一协协统吴兆麟，调任副参谋长，升任宋锡全为第一协协统。（这时候，军政府除了第一协以外，另有三个协：第二协，协统是何锡藩；第三协，协统是成炳荣；第四协，协统是张廷辅。此外，有敢死队四个大队。　　军政府在八月二十四日下令，对汉口的清军进攻。　　　　《细说民国创立》五八、中华民国军政府　　共进会的十八星旗（象征长城以南的十八省），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黎明被孙鸿斌、蔡济民等同志，升在黄鹤楼。这一面旗帜与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在民国元年被分别制定为陆军与海军的军旗。　　中和门外，陆军中学的学生整队入城，参加革命。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管带张正基，第八镇马标第八标标统喻化龙，均先后率领了他们的残部，入城归顺。　　在武昌领导革命的若干同志，如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邓玉麟、李翊东、方兴、陈磊等人，于八月二十日上午集合在湖北咨议局开会。　　大家所讨论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一个人作鄂军都督。　　军政府的组织，计分军令、参谋、军务、政事四个部，政事部分为外交、内务等七个局。九月初四（10月25日），政事部取消，外交等六个局改为六个部。文书局改为秘书处。　　在八月二十日这一天，大家关于军政府只决定了它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在机构方面仅仅先成立一个“谋略处”，以蔡济民、邓玉麟、谢石钦、吴醒汉、张廷辅、高尚志、徐达明、陈宏诰等十五个人为主持人，“筹划并处理一切军政事宜”。这可算是一种委员制的政府。　　这政府需要一个足资号召的首脑。“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已在八月十八日之夜于被捕后，跳出巡警署花园围墙而逃，同志们不知他逃往何处。被炸药烧伤的孙武与预定的都督刘仲文此时虽均仍在汉口，而汉口与武昌有一水之隔（汉口到了次日，二十一日[10月12日]才光复）。其他的几个素孚重望的领袖：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杨时杰，这时候没有一个在武昌。　　同志们于无可奈何之中，捧出一个黎元洪来。此人在清朝可算是一个中等军事人才；到了民国以后，倘若不作都督或“大总统”，也未尝不能列为比较好的军阀。然而，他和革命毫无关系。在他的脑筋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民主思想。　　黎元洪占便宜的地方，是他薄有煦煦之仁的长者风度，平素对部下尚知爱护，论学识与经验，他进过海军学校，参加过甲午中日之战的海军战（于战败时跳水自杀获救），帮过张之洞在湖北创立新军。论地位，他官居第二十一混成协的统领（简称协统，相当于今日的旅长），高过了吴兆麟以次的革命同志。吴兆麟是队官（连长），蔡济民与张鹏程、张廷辅等人是排长，熊秉坤是正目（班长）。　　熊秉坤说，黎元洪在八月二十日的凌晨（两点钟以后），派了马弁柳国祥到楚望台军械所，向大家宣布：“黎统领命令，决定‘明早’五时到楚望台。”柳国祥说了这句话便走。熊秉坤与邓玉麟把柳叫了回来，问：“黎明天早上来，是来向我们投降，还是带兵来打我们?”柳国祥回答不出。邓、熊二人吩咐他，向黎问明白了，再来回话。（其后，柳国样并未再来。）　　张难先说，提议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是咨议局议员刘赓藻。刘赓藻并非革命团体的分子，何以有资格作此提议？原来，李作栋、禁济民等同志，于占领了武昌全城之时约请了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以下的人，在咨议局与自动赴会的诸位革命领袖一同开会。　　据汤化龙事后告诉李廉方说：“革命党人来局时，曾以都督相推。予未有绝对拒绝意。子笏（胡瑞霖）则力持不可。其意以予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　　刘赓藻的提议，获得在座的人赞成。于是，刘和蔡济民被推为迎黎的代表。　　刘、蔡二人走了几个地方，最后在楚望台找到了黎。　　原来，黎已被马荣和汤启发“拥”到了楚望台。马荣和汤启发巡街，遇到搬皮箱的护兵，从黎的寓所出来。护兵被追问一番以后，说出黎已经躲藏在黄土坡刘文吉参谋的家里。马、汤二人于是便走到刘参谋家，强迫黎元洪去楚望台，“主持大计”。　　据说，黎元洪是藏身在床底下，被马荣拖了出来的。黎元洪自己也在写给萨镇冰的信里说，“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洪只得权为应允。”　　马荣、汤启发等带黎元洪与黎的“执事官”王安澜到了楚望台。吴兆麟下令，举枪对黎致敬。有一位炮兵高呼：“请统领下令作战!”王安澜劝黎不要答应，炮兵拨刀走向前去，砍王安澜。黎遮住了王安澜。李翊东说：“此地不便下令，请统领去咨议局。”　　这时候，刘赓藻与蔡济民也已来到了楚望台，和熊秉坤、邓玉麟、李翊东等人便簇拥着黎元洪去咨议局。　　到达咨议局，在座的大家拥黎就鄂军都督之职。黎依然不肯。李翊东在预先准备好的安民布告上，替黎元洪签了一个“黎”字。　　两天以后，汉阳、汉口相继收复，黎元洪才有了附和革命的决心。他在八月二十三日让蔡济民与刘熙卿等替他剪去辫子。又过了两天，到了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居正等人设坛，请他出来祭拜黄帝，誓师就职。他这才死心塌地，当起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来。　　　　《细说民国创立》五九、鄂军都督府　　武昌革命同志捧出黎元洪当都督，在安定当地民心、收用军事干部与号召各省响应这三方面，的确获得便利。不过，黎究竟不是革命分子，其后向袁世凯投靠，摧残革命势力，屠杀革命同志，破坏二次革命，依违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之间，使得民国的法治基础根本动摇。因此之故，就远处大处而言，蔡济民等先烈的捧黎之举，不可谓非失计。　　武昌革命同志建立政府之初，不曾十分注意到中央与省的区分。开始，便把所谓“鄂军都督”视作中华民国军政府之首领。虽则在八月二十日黎元洪尚在犹疑之时，他们设有“谋略处”以处理军政大事，而且又在汉口设了“军政分府”作为防备黎元洪叛变的一种措施。但是一到了黎元洪肯剪辫子，这谋略处便在事实上被取消，代之以规模庞大的“都督府”。军政府徒留一个空名，其中既无元首，亦无职员。于是鄂军都督，成为革命阵营之中唯一可以发号施令的领袖。　　革命同志们在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午后六时，议决在军政府设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以清军第八镇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为参谋部部长，以第八镇第三十标标统杨开甲与吴兆麟为副部长，以孙武为军务部部长，蔡绍忠（大辅）、张振武为副部长，以湖北咨议局局长（君主立宪派分子）汤化龙为政事部部长，下设内务、财政、编制、文书、交通、外交、司法等七局，分别以舒祀鉴等为局长。（孙武因养伤不曾到职，汤化龙因不愿出面革命而不肯就职。）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都督府的组织条例被公布。黎元洪以都督身份兼司令部总长，高高在上，原来隶属于军政府的各部划归都督府，增加了一个司令部，设总长一人，由黎元洪自兼。　　参谋部——部长张景良，副部长杨开甲、吴兆麟。　　司令部——兼总长黎元洪。　　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蔡绍忠、张振武。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未就），副部长张知本。（下设七局。）　　这条例共分六章二十四条，是居正的手笔。居正在八月二十三日到达汉口武昌，于仓猝之间写成了它。其中的疏漏之处有二：（一）“司令部”在第一条称为“军令部”，在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称为“司令部”；（二）条例是“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而第一章便是“都督府”，写到第六章第二十三条，对“军政府”依然一字未提。第二十三条规定这“中华民国军政府”的条例，于“都督核准之日”公布施行。　　在八月二十六日以后，所谓中华民国军政府在事实上只是一个鄂军都督府，设在咨议局的原址。　　都督府之下的各单位，以军务部为最重要，设在其后的高等法院之处。主持人是副部长张振武。另一副部长蔡绍忠不甚问事。孙武名为部长，到了九月上旬才到部视事。部务仍在张振武掌握之中。张振武是罗田人，寄籍竹山，在省立师范学堂读过书，受业于时象晋，其后留学日本，参加“大森体育会”，学习军事，经刘彦介绍而入同盟会，回到湖北，企图策应徐锡麟，未成，又去了日本一次。再其后，回湖北，在武昌当小学教员，于辛亥年春夏之交加入了共进会。他在军务部副部长任内勇于负责，而不免于专断，美中不足。　　政事部由于部长汤化龙不肯就职，而始终不曾完成机构，招牌挂在南楼前长街中路小学堂。政事部之下的外交局，原以黄中恺为局长，于胡瑛出狱以后，升局为部，以胡瑛为部长，王正廷为副部长。不久，财政局也升格为部，以原任局长胡瑞霖为部长，陶德琨为副部长。胡与陶不能合作，胡辞，陶调任造币厂厂长，部长由李作栋继任，副部长由潘耀裕继任。再其后，内务、交通、司法、实业、教育都升格为部，分别以冯开濬【剪文公：jun、xun，同“浚”】、熊继贞、张知本、李四光、苏成章为部长，周之瀚、傅立相、彭汉遣、牟鸿勋、查光佛为副部长。最后，内务部冯开濬与周之瀚的职务，改由杨时杰与周汝翼担任。教育部苏成章与查光佛的职务，改由姚晋圻与赵俨葳担任。这已经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的事了。　　以一个都督府而设立七个部，等于是一个中央政府。都督虽则是鄂军一军、湖北一省的都督，而俨然成为中央政府的元首。如此情形，在起义之初，为了对外国人交涉与号召各省响应，原有相当必要。到了各省既已响应，代表们筹设临时政府于南京之时，如此庞大的鄂军都督府便不得不缩小，而退为一军、一省的机构了。　　居正恬淡为怀，不肯在军政府或都督府之中担任一官半职。蒋翊武回到武昌，也仅仅挂了军务部一个副部长的虚衔。到了汉阳失守以后，才出任“护理总司令”，肩挑起死守武昌之责。刘公（仲文）出钱最多，而且是事前被推定的都督，只当了一个“总监察”而已。所谓“总监察”，可说是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监察院院长”，不隶属于都督府。刘公当了总监察不久，转任“北伐司令”，去了襄阳。　　都督府的最急迫的任务，是固守武汉三镇，光复湖北全省，号召各省响应，分兵北伐，统一中国。然而，清军大举南下，连陷汉口、汉阳。幸亏始则有黄兴赶来。使得汉口、汉阳的战事，不致迅即结束；继则有蒋翊武不辞艰难，苦撑危局；否则，武昌入了清军之手，彭、刘、杨等烈士的鲜血等于白流。　　　　《细说民国创立》六○、汉口之战　　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到九月十一日（11月1日）下午结束。　　革命同志于占领武昌以后，在二十一日午后六点钟的会议上，决议成立四个协（旅），以吴兆麟、何锡藩、成炳荣、张廷辅为协统。两天以后，成立敢死队四大队，以方兴、马荣、金兆龙、徐少斌为大队长。此外，有陆军中学与陆军小学所合并组成的学生军，以刘绳武为统带（团长）。原有的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与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混合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马队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刘国佐与周福堂为标统。第八镇炮队第八标与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也合并而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炮队第一协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姜明经为协统，蔡德懋与尚安邦为标统。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分出一部到敢死队，合并混成协工程第二十一队，成立鄂军工程第一营，以李占魁为管带。第八镇辎重第八营参加革命的不多，改以混成协辎重第十一队为基础，成立鄂军辎重第一营，以孙鸿斌为管带。　　水师与巡防营的管带夏占奎、王朝银、马祖藩，经胡捷三与蔡鹏来运动，加入革命阵营成立中华民国驻汉水师，以赵均腾为标统。第八镇的宪兵第八营，改编为宪兵第一营，以王文锦为司令。　　再其后，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第五协至第八协分别以熊秉坤、杨载雄、邓玉麟、罗洪升为协统；输送兵一个协，以高尚志为协统；先锋队一个协，以王国栋为协统。　　加起来，革命军鄂军一共有了步队八个协，敢死队四大队，学生军一个标，马队两个标，炮队两个标，工程、辎重、宪兵各一营，水师一个协，输送兵一个协，先锋队一个协。　　首四协的协统，颇有更动。第一协的吴兆麟，调回都督府，专任副参谋长，协统由宋锡全继任；宋锡全于汉口失守之时，听了胡瑛的话，自动移军岳州，被处死刑，遗缺以蒋肇鉴继任。第二协的协统何锡藩，于九月十一日负伤，以罗洪升代理。第三协的成炳荣（陈炳荣?），于九月二十六日撤职，先由刘廷壁继任，不久，改由窦秉钧继任。第四协的张廷辅也于某日负伤，由谢元恺继任。第五协成立于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第六协成立于九月初五日，第七、第八两协未见于汉阳失守以前的各次作战命令，其成立约在十月初八或初九日。这四协的协统，截至十月十二日停战之时，未有更动。　　协统以下的标统，姓名可考的，是第一标先后为宋锡全与黄振中，第二标梁邦福，第三标先后为姚金镛与刘廷福。第四标先后为谢元恺与胡效骞，第五标刘廷壁，第六标胡廷翼，第七标胡廷佐，第八标扬选青与王华国，第九标伍正林，第十标杜武库。林翼文、曾尚武、阙龙、单道康、黄继超都当过标统，番号难考。　　以上，除了姜声经、宋锡全、杨选青、阙龙、单道康、黄继超等几个人的名字是采自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以外，都是根据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　　清军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3日），武汉三镇皆已光复之时，只剩下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在汉口刘家庙。清廷很迅速地派遣豫军（河南巡防营）两营，由京汉铁路南下，在二十二日上午到达汉口，扎在大智门。这两营的指挥官，是代理协统张锡元。　　（李廉方说，张带了三个营来。革命军的作战命令都说张只带来了两个营。）　　张锡元派人来武昌，诈称愿降。军政府派李国镛、毕钟带了几千元去犒赏，叫他通电，出布告，以表示态度，率队北回，开到武胜关去布防。张锡元毫无听命的具体表现。　　清廷在二十一日便已下旨军咨部（参谋本部）与陆军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加调萨镇冰与程允和带领海军与长江水师，对革命军作战。　　荫昌带了陆军第四镇与第三混成协及第十一混成协，于二十二日开始出发。清廷在二十三日下旨，把这三个单位合称为第一军。同日，加派冯国璋率领陆军第五镇与第五混成协、第三十九混成协，称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均“督办剿抚事宜。”同日，清廷又下了一道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着袁世凯会同调遣。”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毫无先例：叫袁世凯以一个总督的身份节制具有陆军大臣身份的荫昌。原因是，荫昌所带去的官与兵，是袁世凯所一手训练扩充出来的。　　袁世凯一方面深恨摄政王载沣于慈禧死后将他放逐出京，不愿意轻易出山，救清朝于垂危；一方面也似乎感觉到，有一个荫昌夹在中间，他即使想到湖北指挥作战，也不方便。他向清廷奏复，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又发痰喘作烧旧症。”“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他既不谦辞，亦不请假，只是在藉故拖延，搭他的架子。　　荫昌在调兵遣将，补充军器、弹药、粮食，种种方面却很卖力，虽则胆量很小，只敢以信阳为大本营，偶尔去孝感走走。前方打仗的事，实际上都是标统、协统之流在负责。　　清廷终于在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把荫昌调了回去，改以冯国璋“总统”荫昌留下的所谓“第一军”；原定的第二军，改交段祺瑞“总统”。　　荫昌与冯国璋所先后统率的“第一军”，包括一个镇（第四镇）与两个混成协（第三混成协与第十一混成协）。第四镇的代理统制，是王遇甲（号思澄）。王遇甲下面有两个步兵协：第七协，协统是陈光远；第八协，协统是王遇甲。此外，有炮队一标，标统是蒋廷璋；马队一标，标统是张九卿。辎重兵与工程兵，应该也各有一营，史料不详。　　第三混成协的协统是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统是李纯。这两个混成协的编制应该是与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同，即步兵两个标，骑兵，炮兵各一营，工程兵、辎重兵各一队。我们从革命史料上仅仅查考得出，在王占元的下面，有一个步标标统马继增（讹写作“马继贞”），在李纯的下面有一个马标标统贾德耀。这两人都是先锋。马继增最先到武胜关，贾德耀最先留驻信阳。　　李纯与王占元其后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是很露头角的军阀。李纯当了江苏督军，王占元当了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有一个孙传芳，其后作了所谓“五省联军总司令”，雄踞南京。李厚基与臧致平均为第四镇的步队标统（李，第十四标；臧，第十六标）。何丰林也属于第四镇。　　关于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作战的经过，我们所知道的以革命军这一方面为较详细。清方留下的史料，除了王树枬的《武汉战记》以外，仅是若干上谕、奏折与电报而已。　　中华民国军政府以鄂军第二协协统何锡藩为汉口指挥官。何锡藩在八月二十六日午后四时，已经率领本协步队两标完全渡江到了汉口。协司令部，驻在刘家园。所属的步队第三标（标统是姚金镛）扎营在刘家园附近，第四标（标统是谢元恺）扎在歆生路西北端。　　在何锡藩的指挥之下，另有属于马队（第一标?）的一个营（管带是黄冠群），炮队第一标的两个营（标统是蔡德懋），工程兵一队（队长是李忠孝），敢死队第二与第四两个大队（大队长是马荣与徐少斌）。这些。分别驻扎在跑马场与“新停车场”。　　何锡藩奉“都督”之命，于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进攻“前面刘家庙以南之敌”。刘家庙是一个乡镇，位于汉口东北郊外，与武昌的徐家棚斜对面。汉口在当时有所谓“华界”，华界之西是汉水，华界之南是长江；华界之东是英租界；更东是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本租界。法租界正北偏西，是大智门火车站。日本租界之北，隔一条火车路与相当距离，是跑马场。跑马场之东，日本租界之北，相当远，是刘家庙。　　这时候，清军在刘家庙的是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加上张锡元的河南巡防营两营。　　何锡藩步队第三协循着铁道线前进。第四协在第三协的左边，并肩前进。马队循着汉水故道，担任搜索。炮队放在跑马场附近，以刘家庙为射击目标。工程队负责作炮队的掩护。敢死队作为预备队，归胡效骞指挥，随着第四协之后前进。　　革命军队走到跑马场之北，刘家庙的清军便开始射击。战到正午，清军后方来了二百名援兵。革命军的预备队向右展开，兼“督”第三协的步兵。战到午后四点，清军有步兵一标、炮兵一营，乘火车来到荆家庙，于炮声隆隆之中。车头脱轨，列车翻倒，兵士惊慌奔逃。革命军乘此机会，吹号冲锋。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恰好也派了一标步兵赶到。于是，清军溃败。革命军进抵“三道桥”。　　这是革命军占领武汉以来，第一次与清军正式交锋。革命军获得全胜，捡得了清军一列火车的武器、服装、粮食，杀死了清军四百余人。　　次日，两军于上午七点以后在丹水池一带接触，越战越猛烈，战到下午三点左右，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与江岸车站，清军败退到嗫口。　　刘家庙与嗫口之间，铁路线上由南而北有三道铁桥：一道桥、二道桥与三道桥。铁路线的东边是沼泽地，更东，是路堤，铁路线的西边是湖。总之，革命军北进，走的是一条危险的狭路。清军用机关枪与管退炮锁住三道桥的桥口，静候大队人马从直隶、河南而来。　　革命军的一方，首脑部缺乏战略人才。黎元洪的学识，本极有限，而况对革命始终没有信心。参谋长张景良，根本是一个找机会向清廷报功的内奸。若干革命同志，如蔡济民、张廷辅，虽则于起义以前已由士兵升至排长，皆没有受过指挥大部队的教育。比较高明的是吴兆麟，也不过是受过“参谋班”的短期训练而已。　　革命军在起义前后，不曾把驻扎在武胜关以南、京汉铁路沿线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第三营联络好，是一大失着。（该营也有文学社的同志，营代表是赵承武。）更大的失着，是没有藉二十七日与二十八日的战胜之威，运送几个协的兵渡江，一举而绕过或冲过嗫口北上，占武胜关。　　何锡藩的主力，仅有第二协一协。这一协正如其他的各协，包括极多的新兵，而且在恶战两日以后，伤亡不少，未伤未亡的也都已疲乏得很。因此之故，何锡藩在二十九日上午，把部队扎在造纸厂，不曾采取攻势。　　在武昌的蔡济民、吴醒汉等若干同志，急于扑灭敌人而不明了实际情形。李廉方说：他们相约多人往造纸厂方面察看，督促何“指挥”下令进攻，“并分赴其部队内鼓吹速进。”　　徐少斌表示，愿意带他的敢死队第四大队去打头阵。何锡藩于是派第四标标统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加派谢元恺的步兵一营（第四标第三营），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与炮队一队参加。其余的部队留在造纸厂，准备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