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创立》四五、庚戌广州新军之役　　庚戌（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倪映典率领广东新军第一标炮兵营，起义于广州燕塘。　　广东的新军，一共有三个标，合成一个协。新军兵士多半来自旧日的巡防营，而赵声当过巡防营的分统。赵声是江苏镇江府丹徒县人，在十九岁时考取为秀才，其后进了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奉派到日本考察，回国后历任两江师范学堂教员与长沙实业学堂监督，（南京）新军第九镇队官（连长）、管带（营长）、标统（团长），于丙午年（1906年）由吴春阳主盟加入同盟会。同时入盟的，有第九镇的官佐士兵数十人，学界与商界若干人，盟书藏在孙毓筠的皮箱之中。这皮箱于孙毓筠及同住的权道涵、段云（云书）被捕以前的几小时被另一同志孙传瑗（养癯，寿州人，孙毓筠的叔父、孙多慈教授的尊翁）带去上海。（孙、权、段三人被捕，在十二月初六的晚上九点钟。）然而，两广总督端方对他的革命活动已有所闻，不久便藉口后湖某处曾国藩的遗像被他所统的三十二标兵士所烧，将他撤职。他这才去广东，受两广总督张人骏之委，先后充任巡防营的管带、分统，新军第二标标统。郭人漳嫉妒他，常在端方面前说他的坏话。端方也打了电报给张人骏，说他“才大而志不测”。张人骏于是一降他为陆军小学监督，再降他为督练公所提调。他辞职，离开广州，回家乡一次，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军事工作。　　倪映典是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安徽练军学堂及南京炮兵学堂，和熊成基是同学，在丙午年（1906年）与赵声等人同时在南京加入同盟会。那时候，赵声是三十二标标统，倪是炮队队官（连长）。丁未年（1907年），倪映典为了想在安庆与熊成基、范传甲等人发动革命，没有办妥辞职或调职的手续，便“请假”回安徽，到第三十一混成协充任马营管带。这件事，引起端方的怀疑与愤怒，就下令把他革了职。他回家乡，到城西学堂向吴春阳辞行话别，然后便来了香港、广州，找赵声。赵声正在广州的督练公所当提调，叫他改名为易培之，派他到广州新军炮兵营当“见习”，不久便升他为炮兵营的一个排长。　　炮营的兵士。多数是安徽、河南两省的人。倪映典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他们很愿意接受。过不了许多时，炮营以外的各单位，也充满了革命的气氛。　　赵声与倪映典先后丢官。赵声到香港主持南方支部的军事工作，倪映典留在广州，常常来往于广州、香港之间。他散布了一万多份小册子如《革命先锋》、《外交问题》、《立宪问题》，也常常在白云山濠泉寺演说革命，并且印好了一万张《同盟会小盟单》（印在小纸条上的同盟会入盟誓词），随时交给听众之愿意入盟的签名宣誓。经他介绍而入盟的，在一千人与二千人之间。　　倪映典在己酉年（1909年）冬天向南方支部报告，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南方支部决定在庚成年正月十五（1910年2月24日）实行，于是一面电请孙中山筹募经费两万元，一面电邀黄兴、谭人凤两人来港。孙中山这时候已经到了美国，在接获南方支部的请求以后，先后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汇来了八千元。住在香港的一个同志、台山人李海云，把自己所经营的远同源银号的现款两万多元一齐挪来，交给南方支部（事后才向该银号的股东们解释，慢慢地取得谅解）。　　南方支部于是正式派倪映典为革命军的司令，令李海云去广州，住在河南大塘乡，负责购运军械，令朱大符（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顺德各地的民军、绿林，届时齐向广州会攻，令孙眉及女同志徐宗汉（未来的黄兴夫人）、陈淑子（胡汉民夫人）、胡宁嫒（胡汉民的妹妹）等等，缝制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　　可惜，还不曾到了起义的日子，新军第二标的兵士便在己酉年的除夕（1910年2月9日）闹了事。　　有一位兵士，姓吴名英元，前几天向双门底绣文斋订印名片一百张，备作拜年之用，讲好价钱二角五分，在除夕来取。（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名片事件发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亦即除夕以前的两天。）绣文斋到时候只印好了五十张，说是纸张不够；吴英元想扣去六分钱。绣文斋的主人不肯，说纸张比原定的好。这样，彼此争执了一阵，吴英元是北方人，既不会说广东话，也不太懂广东人说的官话，一时性急，用脚踢翻了柜台。巡警（警察）走过来干涉，吴英元说，“你不是宪兵!”但是，巡警人多，硬把他逮捕，将他押往第一巡警局而去。中途，遇到几个新军兵士，想抢救吴英元，和巡警打了一阵，巡警大吹警笛，来了更多巡警，于是新军打败，又被捕去一个兵士。　　第二标的标统派人到第一巡警局，要求带回被捕的吴英元与另一位兵士，被第一巡警局的局长拒绝。次日，庚戌年的正月初一（1910年2月10日），有第二标与第三标几百个新军兵士激于义愤，带了刀枪，到第一巡警局抢出吴英元与另一位兵士，顺便把第一巡警局的房子也拆了。第五巡警局派出巡警来救，又和新军打了一阵。于是新军一不做二不休，再走到第五巡警局，打死一个巡官，拆了第五巡警局的房子。　　两广总督袁树勋，在年初一的晚上，下令关闭城门。关闭到初二日的白天，仍不许开。　　初二的上午，第一标标统刘雨沛下令全标士兵，取消例有的初一初二初三假期，改开运动会。第一标的第一营前队有几十个士兵不服，大声鼓噪，说：“闹事的并非我们第一标的人，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于是，第二营与第三营的士兵也相率附和，渐渐聚集了几百人，冲到辎重营、工程营、协司令部，抬出不少枪炮与子弹。刘标统竭力制止，被打伤脸部，张协统（哲培）从后门溜走。然后，第一标的士兵，几乎是全标，从燕塘的营地整队而出，到了东明寺，进不了城，便徘徊于第二标与第三标的营地之间。（这两标的营地均在北校场。）　　清吏在督练公所开会，推派了现任陆军小学总办，前任第一标标统黄士龙作为调解人，到东明寺，劝第一标的士兵回营。士兵们说。必须先到东门城内附近，找回几十个昨天不曾能够出城回营的弟兄。黄士龙于是带他们到东门，守城的是旗兵（包括满洲人与汉军旗人），旗兵不但不开城门，而且放枪打伤黄士龙与四个士兵，其中黄毓璜伤重不治而死。新军气愤已极，便向旗兵还击，正式打起仗来，一直打到晚上，才回营吃晚饭。　　己酉年除夕及庚戌年元旦，广州新军因名片纠纷而与巡警一再冲突之时，倪映典匆匆去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建议提前发动。赵声、黄兴、胡汉民与他讨论了很久，决定把发动的日子提前，改在正月初六。倪在初二赶紧乘轮船回广州，在初三的上午进入第一标炮营，想劝阻同志，再等三天发动。　　十点钟左右，炮营管带齐汝汉召集全营官兵训话，叫他们不要上革命党的当。倪映典一时忍不住气，拨出手枪，将齐汝汉打死，宣布起义。全营的官兵，除了队官宋殿魁不肯参加，也被当场打死以外，都跟随了倪映典，走到其他各营，号召了全标一千多人，向广州城进发，占领了茶亭、淑德书院与麻风院等处的山头；倪映典自领一队，到了牛王庙横枝冈，与清廷水师提督李准的吴宗禹部队对垒。　　他一马当先，一手高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大旗，一手挥动指挥刀，领导大家前进。吴宗禹派出管带童长标走来劝降。他责备童长标：“你受过清廷几年的气，为什么也甘心作奴隶?”这童长标也是安徽人，而且加入过同盟会，却是一个恬不知耻，甘心作奴隶的小人!倪映典与童长标交言之时，两军枪炮齐放，倪映典中了一弹，满口流血，坠下马来，被童长标挟持，拖进清军阵地斩首。革命的新军第一标顿时群龙无首，一战而败，阵亡了一百多人，退回燕塘。这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候了。清军进驻在沙河的协司令部，不敢对一标继续攻击。一标却在九点钟左右，放火烧营，出营向沙河突袭，但是火力敌不过吴宗禹部，退到瘦狗岭。他们从开始，每人平均只有七颗子弹，这时候已经完全用光。　　到了初四日的早晨，清军才敢开到一标营地，却扑了一个空。事后，清军在白云山、石牌、东圃以及城内各处，捕得了三十九人。这三十九人中，被判死刑的有三位：　　王占魁　一标二营后队司务长　　江运春　一标一营左队司务长　　黄洪昆　炮二营右队正目　　被判永远监禁的也有三位：尤龙标、苏美才、甘永宣。另有两位，古振华监禁八年，林开盛监禁五年。其余的三十一人，一概押解回籍或免罪留营。　　完全脱险，逃到了香港的同志，有一百人左右，都由南方支部予以招待，安插。　　在广州的几处机关，在初二、初三两日曾经放火响应，都被救火队把火灭了。城郊的民军本想参加，临时筹措不及。二标与三标在初三这一天，被大批清军监视，动弹不得，也只得忍耐下去，等待别的机会。　　　　《细说民国创立》四六、刺摄政王　　庚戌年三月初七日（1910年4月16日），同盟会会员黄复生与汪兆铭，因谋刺摄政王被捕。　　摄政王的名字叫做载沣。他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光绪皇帝载湉的弟弟，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剪文公：xuan，多言、聪明】的儿子，慈禧太后的姨侄。光绪十六年（1890年），醇贤亲王去世，他袭位为醇王（老百姓称他为小醇王）。　　光绪与慈禧在戊申年十月（1908年11月）相继去世，溥仪入承大统，于是载沣便作了“监国摄政王”，大权独揽。他用宣统的名义宣称“军国政事，由监国摄政王裁定，为大行太皇太后懿旨，自朕以下一体服从。”　　他把袁世凯的军机大臣免了，又在宣统元年正月把袁世凯的亲信、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五月，叫他的弟弟载洵与萨镇冰作“筹办海军大臣”，叫他的另一个弟弟载涛“管理军咨事务”（等于是参谋总长）。宣统二年二月，他把自己所不喜欢的铁良换了，以荫昌为陆军部尚书。　　他已经是事实上的皇帝。在黄复生与汪兆铭看来，杀了他便不难推翻清朝。　　黄复生，原名树中，四川隆昌县人，于乙巳年七月十四日宣誓入盟，那时候同盟会才开过筹备大会，还不曾举行成立大会。丙午年（1906年），他继丁厚扶与张治祥之后，担任四川分会会长，奉孙中山之命，与熊克武回川，吸收同志，筹划起义。（关于在此前后，四川各地历次起义的经过。附在第四十九章补叙。）在戊申年（1908年）年底之时，他已回到日本，和另一位四川同志喻培伦（云纪），拜梁慕光为师，专心研究炸弹，极有心得，成为革命党人中有数的专家。　　汪兆铭在戊申河口之役既已发动以后，奉孙中山之命，去荷属东印度（印尼）的帝波岛等处筹款，毫无所成，感觉到没有脸再见孙中山，便不回新加坡向孙中山复命，而直接乘法国邮船北上，准备暗杀一个清廷大员，为个人雪耻，同时也可以为革命除去一个障碍。　　孙中山一向认为革命应该是堂堂正正的举动，而暗杀是下策。“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之。”有人把汪兆铭的心思透露给孙中山，孙中山立刻与黄兴联名打电报给冯自由（这时候黄兴已经由西贡到了新加坡），叫冯自由于汪所乘的法国邮船经过香港之时，对他“堵截”。　　冯自由完成了这项堵截任务，把汪精卫留了在香港一些时候。但是，过不了多久，他却又偷偷地溜走，去日本找黄复生和喻培伦这两位炸弹专家了。　　汪兆铭去日本，便和黄复生、喻培抡、黎仲实、曾醒、方君瑛、陈壁君、胡宁嫒等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日本住了相当时候，又回香港；回了香港，又去日本，其后仍回香港，在这一年之中，仆仆风尘，无非为了作暗杀清廷大员的准备。杀哪一个?在当时，却还没有决定。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书记一职，他似乎也就了，然而并无多大兴趣。　　最先去北京的，是黄复生与但懋辛，但懋辛是四川荣县人，在乙巳年八月十九日加入同盟会。黄、但二位于己酉年（1909年）九月到北京，准备设一个“守真照相馆”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于庚戌年（1910年）正月初一开张，作为他们革命活动的掩护体。另外，在“东北园”也租了一所房子，作为住所与机关。十二月间，汪兆铭与黎仲实、陈壁君、喻培伦来到，共同积极进行。他们带来的炸药，是杨守仁在苏格兰买了、寄到香港或日本的。　　他们最先想杀的人，是载洵。那时候，载洵由欧洲考察海军完毕，乘火车归国，在某一天到达前门外东车站。黄复生等六人事先做好了炸弹，这炸弹的外貌是一个铁茶壶，由黄、汪二人带到东车站静候载洵下了火车，走出车站之时，向他摔去。（黄复生在《自述》之中，说是载涛与载洵同时考察完毕归国，可能为传闻之误。）不料，当载洵将要出站之时，站内站外的大官太多，都是戴了红顶子的。黄、汪二人认不出谁是载洵，怕炸错了别人，于心不忍。因此，他们不曾动手，仍旧带了铁茶壶回东北园。　　杀不了载洵，他们便想杀庆亲王奕劻【剪文公：kuang，劻勷kuāngráng 急迫不安的样子】。奕劻的嗣父绵悌与生父绵性都是乾隆皇帝的孙子，庆亲王永璘的儿子。论血统，奕劻与摄政王载沣只是远房的叔侄。但是，奕劻自从慈禧专政之时，便已煊赫一时，是有名的大贪官。黄复生等几位以为杀了这奕劻，也未尝不是有助于革命的一件事。然而，奕劻戒备森严，他们下不了手。　　最后，他们才决定了杀摄政王。铁茶壶，他们觉得太小。于是，又由黄复生走到骡马市大街，向鸿泰永铁匠店定做了一个铁罐，直径一尺一二寸，高一尺左右，足足放了四十磅的炸药在里面。　　他们打听到摄政王每次上朝，要经过鼓楼大街，便准备把圆铁罐放在鼓楼前面的短墙之下，到时候往下一推。没料到，他们计议好了以后，鼓楼大街改修马路，摄政王不再由鼓楼大街走。　　另一条街，为摄政王每次上朝所必走的，是烟袋斜街。于是黄复生等人又想在烟袋斜街租一所房子，以便到时候从房子里边或屋顶上把圆铁罐掉出来，或是埋它在大门内，靠街的地方。可惜，又租不到这么一所房子。烟袋斜街并没有空房子出租。　　五个男女青年，为了革命，真是煞费心机。他们终于选择了什刹海旁的甘水桥，这甘水桥距离摄政王府很近，是摄政王每次出来与回去所必经之处。而且，桥北有一条大阴沟，可以容一个人埋伏在里面。将来圆铁罐装好在桥下，摄政王走到桥上之时，那末，埋伏在阴沟里面的人便可以远远地接通电流，引起爆炸。　　黄复生与喻培伦担任埋圆铁罐的工作，汪兆铭担任临时接通电流的工作。黄、喻二人在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的夜间，在桥下掘松了泥土。附近来了很多狗，大叫特叫，他们二人只得暂且停止。第二天的夜间，他们再去，却没有狗来，“异常清静”。他们埋好了圆铁罐，装上电线。他们不曾料到，电线需要很多，所带的电线不敷应用。第三天，他们买足了电线，在夜里再去，把电线接好。看样子，一切都妥当了。喻培伦从桥下抬头向上一看，看见桥上蹲着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不是侦探，而是一个赶大车的车夫，他因为老婆有三天不曾回家，以为老婆躲在桥底下和情人幽会，特地蹲在这桥上，准备捉奸。）　　喻培伦在桥下用日本话告诉黄复生：“桥上面蹲着一个人，我们的秘密被他晓得了。”黄复生吃了一惊，叫喻培伦赶紧去附近的清虚观（道士庙）告诉汪兆铭，叫他离开。他们已经在清虚观租了一间房，作为“腾挪”之用，因为东北园的房子距离甘水桥太远。这时候黄、喻二人在桥下工作，汪兆铭留在清虚观等消息。　　喻培伦走后，黄复生躲在一棵大树之后，注意桥上人的行动。果然，一会儿以后，他下了桥，用灯笼在桥下照了一遍，才走。这人走了，黄复生赶紧回到桥下，解下电线，圆铁罐太重了，他一人搬不动，想转开螺旋盖，先把炸药拿回去。他正在转螺旋盖，却又听到有人走近。便赶紧把电线扎成一捆，连同圆铁罐，用沙去掩盖，本人再退到大树之后偷看。　　这一次，来的不止一人。除了那个提灯笼的人以外，增加了警察一人，宪兵一人。灯笼，也增加了一个。他们又到了桥底下，到处照了很久，才走。　　黄复生跑回东北园，与汪兆铭、喻培伦、黎仲实、陈璧君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紧急会议的决议，是：喻培伦去日本，再买炸药；黎仲实与陈璧君去香港，筹款；黄复生与汪兆铭留在北京。　　二月二十四日（4月3日），依照陈壁君的建议，黄复生与喻培伦又在清晨到甘水桥一次，看个究竟。黄复生由东向西，走到什刹海附件，远远地看见桥上站着三个扛枪的警察，只得停止前进。喻培伦乘了人力车，由西向东，像睡着了的一样，“偏偏倒倒通过”，黄复生见到那三个警察对喻很注意，却也并未拦车问话。黄复生在喻的车子走近之时，也装做不认识。　　二月二十五日，喻培伦启程去日本，黎仲实与陈壁君去香港。　　在二十五日的白天，便已有一位老同志到守真照相馆来找黄复生。这一位老同志姓白名逾桓，湖北天门县人，是在乙巳年十月十四日加入同盟会的，这时候已经化名为吴友石，在《帝国日报》当主笔。白逾桓说：“报上登载了什刹海的炸弹案子，你知道不知道?”黄复生说：“我因为照相馆的事忙，连看报的工夫都没有。报上说什么?”白逾桓说：“前天夜里，当地的警察发现地雷，不敢碰它，就报告了当局。当局请了日本技正去，才把罐子开了，取出炸药。据说炸药极多，倘若爆炸，北京城的一大半都没有了!有人说，这是庆亲王故意叫人埋的，藉以陷害肃亲王善耆。也有人说是载洵、载涛从外国带回来的。总而言之，谣言很多。各机关的侦探已经全数出动。——我看各位同志不妨避避风头，犯不着牵连在内。”黄复生说：“我开我的照相馆，与炸弹案有什么相干?”白逾桓说：“近来留学生到北京来的，谁不是想活动个把小京官，那有肯开照相馆来谋生的?你也不必骗人，反而骗了你自己!”　　白逾桓说：“有一位程永生同志想和你谈谈，你肯不肯?”黄复生说：“他在哪里?”白逾桓说：“在姚蓉初家”。“姚蓉初是谁?”“有名的妓女。”“那么，就约他在晚上九点钟好了。倘若过时候找不到，就请他不必再等了。”　　程永生，原名家柽，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人，和孙中山在日本认识很早，是“青年会”、“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分子。他加入同盟会也极早，是现存乙巳、丙午两年会员名册之上安徽部分的第一名。同盟会成立以后，他曾经向大家报告，说：“肃亲王善耆派人来疏通，愿意拿出款子，我们不妨用这款子作为革命经费。”大家不仅不接受他的建议，而且从此对他开始怀疑。孙中山在暗中叫他不妨将计就计，索性去投奔肃亲王，混在清廷里面，等待机会。这一点，极大多数的同志皆不知道。于是不久以后，他果然成了肃亲王的幕友，而且很受亲信。同志们还以为他真地变了节。　　黄复生在白逾桓离开照相馆以后，到东北园找汪兆铭商量。汪说：“程家柽是一个老同志，然而性格粗豪。万一你们在妓女家里说话稍不小心，漏出破绽，被侦探听到了。反而不好。倒不如不去和程家柽会面。”因此，这一天的晚上，黄复生便没有去妓女姚蓉初家里。程家柽白等了一阵。　　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白逾桓又来照相馆找黄复生，说：“警察已经在卢沟桥捉到一个人，枪毙。你知遭不知道?”黄说：“不知道。”黄复生起初以为，让清廷的几位亲王、郡王因炸弹案而互相怀疑，互相残杀，未尝不好。现在，有无辜的老百姓因此被杀，黄复生心里感到难过，不过在脸上仍旧没有表露出来。　　同盟会的同志，在革命工作上照倒是各干各事，互守秘密，非共作一事之人则绝不将秘密公开。倘若不如此，秘密就很难保持。然而正因为如此，黄复生与汪兆铭白白地错过了获得白逾桓与程家柽的协助的机会。白、程二人极想帮他们的忙，至少是救护他们出险，由于黄复生讳莫如深，忙就无从帮起。　　到了三月初七日（4月16日）的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正当黄复生与汪兆铭在东北园的住所聊天之时，照相馆的小工友“达子”走来，向汪说：“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有人请黄老爷去!”黄问：“有什么事?”达子说：“为了什么执照的事呢!”黄向汪说：“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吧？”汪说：“该没有什么事吧!”　　黄复生跟达子走，走到琉璃厂大街，迎面来了一人。一把抓住黄的胸部衣裳，说：“你假钞票用得好!”黄说：“我的事自己明白，你们不要不客气。”他话刚说完，又来了若干人，有两个分抓黄的两手，别的人把他衣服剥了，检查一遍，然后，雇一部骡车，把黄押解到总布胡同左一区警察局。　　区长陆听秋坐堂，把惊堂木一拍，说：“你是黄复生?”黄说：“是。”陆说：“你干得好事!从速画供。”黄说：“我犯了什么罪?画什么供?证据在哪里?”陆说：“好。请你休息一下。”　　下午两点钟左右，黄看见局里来了两部车子，一部装满了东北园的家具杂物，一部装了汪兆铭。这时候，黄晓得自己是死定了，心里反而十分平静，觉得很疲倦，告诉警察说想睡一会儿。警察搬来门板给他睡，他一睡就睡到半夜，被警察叫醒。　　陆区长再度坐堂，态度比第一次温和，说：“复生，你的精卫先生我也请来了，而且画了供。”黄说：“我想和他见面。”陆说：“不可以”。黄说：“他的供词在那里?为什么不给我看看?”陆说：“这个，怎么可以?”　　黄看见陆区长的公案之上，放满了电线、炸药、手枪。这些，都是所谓物证。一会儿，传来了鸿泰永铁匠店的老板。老板指着黄复生说：“前些时，到我店里定做铁罐子的，不是你么?”这位老板，便是所谓人证。黄见到物证人证俱全，就侃侃而言：“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黄向陆区长要求自写供词，陆给他纸笔，让他写。　　黄奋笔直书，写到“此次之事，纯予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予处”，陆区长说：“这一句要改。”黄说：“事实是这样的，我怎可以攀诬我的好朋友呢?”陆说：“奇怪，精卫也说是他一人干的。你一定不肯改，就照你的意思写罢。”　　的确，汪兆铭在他的供词中也写了下面几句话：“……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之交游素广，京师各处熟人颇多，不易避匿，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有人辞去。”　　汪兆铭在供辞之中借题发挥，痛驳“君主立宪”派的理论。“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当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说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经变易，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基结果不出三种：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召开）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通于天也。”　　当时，清廷已一再宣布“预备立宪”。预备立宪的期限是九年，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算起。以康、粱为首的立宪党（政闻社）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1907年7月17日）在东京开成立大会，被同盟会员张继等人捣散。其后，政闻社的分子参加了清廷在各省所设的咨议局，以咨议局的名义派出代表，向清廷请愿“早开国会”。汪兆铭的供词，可算是避重就轻，不强调反清，而集中火力攻击这些请愿早开国会的人。　　肃亲王善耆是民政部尚书，民政部统辖全国警察，因此这炸弹案归他主管。程家柽在他面前，替黄复生与汪兆铭说好话。他也亲自看了黄、汪二人的供词，忍不住对汪的洋洋大作，十分欣赏。　　善耆向摄政王疏通，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摄政王本想置黄、汪两人于死，听了善耆的话，就答应从宽，判以“永远监禁”。善耆自己亲自到拘留所里分别看了黄复生与汪兆铭一次。不久，在三月二十日这一天，又叫人把他们二人带到他的王府，在客厅里闲谈，从上午八点谈到下午三点。他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民报》增刊‘天讨’所插的画很好（指苏曼殊所画的翼王夜啸图、射孤图等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汪兆铭说：“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善耆听了，便竖起大拇指，说：“到了这个生死关头，还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　　这一天，黄、汪二人被起解到刑部，正式入狱。和他们同时入狱的，有一位罗伟章（召劝），是守真照相馆的“司事”。罗被判了十年。　　他们三人在刑部监狱里住了十七个月，因辛亥年武昌起义成功，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向民政部及刑部提出质问，而于九月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被释放。汪兆铭于释放以后，与袁世凯攀上交情（传说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也拜了把子、结为兄弟），又和袁的清客杨度共同组织了一个什么“国事共济会”，劝孙中山下野，捧袁世凯当大总统。黄复生却在释放以后去了天津，与居住北方的革命同志彭家珍、吕超、田桐、杨禹昌、张先培、税绍圣等人，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努力于支援革命军、策动京津响应的工作。罗伟章的下落，待考；他本来就不曾参加刺摄政王的事，白白地陪了黄、汪二人坐牢。　　黎仲实与陈壁君在香港听到黄、汪被捕的消息，去了庇能（槟榔屿）一次，筹款营救。陈璧君生在庇能，她的母亲住在庇能。黎、陈二人回到香港，特地在九龙城外租了一座房子，住在一起，筹划营救的事。喻培伦也从日本赶来，共同进行。李佩书也搬进去住。胡汉民从新加坡回香港，也常去那里，秘密商谈。胡汉民一向与汪是最好的朋友（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才绝交。汪在北上以前，写了血书给胡，写的是“弟今为薪，兄当为釜”。意思是，死容易，活着难，因为活着的人要继续奋斗，忍受煎熬。胡把这血书，一直藏在身边。到了辛亥年广州光复，才在“石锦泉部闯入水师公所”（索饷）之时，于仓猝之中失去。胡在新加坡与马来亚与黎仲实、陈璧君、赵声、邓泽如为救汪之事竭力募捐，只募得了少数款项，带来香港。其后，黎仲实与陈璧君再去北京，想设法保黄、汪出狱。胡留在香港，不久应孙中山之召，到庇能（槟榔屿）开会。开会的结果，产生了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细说民国创立》四七、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　　辛亥年（宣统三年）阴历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革命军四路“选锋”之一路，在广州城内起义。　　黄兴在当时是同盟会在香港的革命军统筹部的部长。统筹部成立于辛亥年正月中旬，办事处设在跑马地三十五号，在事实上是南方支部的继承者。副部长是赵声，共分一处七课。　　调度处　处长姚雨平　　储备课　课长胡毅生　　交通课　课长赵声　　秘书课　课长胡汉民　　编辑课　课长陈炯明　　出纳课　课长李海云　　调查课　课长罗炽扬　　总务课　课长洪承点　　决定组织这个革命军统筹部，并且在战略上确定以全部力量在广州起义，然后分军北上，由黄兴领一军经湖南向武汉，以赵声领一军经江西向南京的，——是庚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的庇能会议。主持庇能会议的，是孙中山；出席庇能会议的，是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德彰）、谢逸桥、谢良牧，庇能同志黄金庆、吴世荣、熊玉珊、林世安，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邓泽如等人。　　会议以后，孙中山被英属马来亚的当局限令出境，又被荷属东印度当局拒绝入境；同时，日本、越南、暹罗（泰国），对孙中山不许入境的禁令仍在。孙中山接到冯自由的电报，请他去加拿大，于是在十一月初五启程去欧洲，由欧洲到美国；在辛亥年正月初六日（1911年2月4日）由美国西部旧金山城乘火车赴加拿大。　　冯自由偕同当地的洪门人士一千余人在温哥华城（Vancouver）火车站欢迎孙中山。冯自由本来是在香港担任同盟会分会会长兼中国日报社社长的，在庚戌年夏天辞去这两项职务，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城，就任《大汉日报》主笔。创办《大汉日报》的人，是温哥华致公堂书记黄壁峰和几个对保皇会不满的洪门兄弟。在此以前，由于康有为、梁启田、梁启超先后来过加拿大，高唱“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洪门兄弟的大多数都受了他们的宣传，不仅捐出了大批款项给他们，而且也设立了不少处的保皇会分会。　　冯自由到达温哥华之时。《大汉日报》已经出版了半个月。前任主笔张泽黎虽则也是革命同志，在《檀香山新报》当过记者，却因为身兼清廷领事馆的书记，在言论上不便多所发挥。冯自由一就任，立刻对保皇会的《日新报》展开笔战，将它击溃，使得致公堂的一般洪门兄弟恍然于保皇革命之间的分野，也获得大佬（盟主）马延远、先锋（纠仪员）谢秋、先生（书记）张辉、与众叔父（老同志）的嘉许。冯自由本人是洪门的一分子，于甲辰年（1904年）在横摈（人闱），位居（草鞋）（将军），因此而在争取洪门兄弟的工作上获得极大的便利。结果，保皇会温哥华分会会长黄孔昭与《日新报》前任记者何卓竞，以及若干保皇会会员皆放弃了保皇主张，加入了革命队伍。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之时，在一千余位欢迎者之中，有加拿大各地致公堂的代表。孙中山在洪门之中地位甚高，被尊为“大哥”。这个称呼，只有曾经起兵反清的首领才配。在过去，当得起这“大哥”两字的，只有洪门前五祖与万云龙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人。　　孙中山到达温哥华肚后的第二天晚上，当地的洪门就“开台演戏”（举行新同志入闱大会），当天便有三百多人入闱，都是由孙中山担任“老母”（主盟人），冯自由担任“舅父”（介绍人）。其后，致公堂租借华侨的大戏院，请孙中山一连演讲了几天，每天都有一千人以上听讲。冯自由见到人心可用，就提议创立“革命救国筹饷局”，获得大家赞成，举刘儒堃为该局会长，岑发琛为副会长兼司库，马延远等三人为监督。于是，温哥华致公堂就首先捐出了港币一万元，作为提倡。　　不久，冯自由陪同孙中山，到了维多利亚城（Victoria）。该城的致公堂兄弟于听了孙中山的演讲，经过冯自由的分别洽谈以后，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竟然议决了抵押该堂的堂产（会所），筹得港币三万元，完全捐出。　　其后，多伦多城（Toronto）的致公堂不甘人后，也捐出港币一万元。　　此外，加拿大零星的捐款与“革命金币债券”的收入，加起来也有不小的数目。　　黄兴、胡汉民在事后的书面报告第三节之中，列出美洲各地寄来的捐款六项：（一）维多利亚致公堂，三万三千元。（二）温哥华致公堂，一万九千元。（三）满得科，一万一千元。（四）金山，一万元。（五）檀香山，二干元。（六）纽约，二千元。在这六项之中。没有多伦多，却有满得科。“满得科”三字可能为“满得埠”之误，而所指的是蒙特利尔（Montreal）：多伦多的同志可能把钱带到蒙特利尔，转汇香港。这一个假设，尚有待于证明。　　总计这一役支出的款项，共有十八万七千六百三十元之多，而收入之列出项目的只有十五万七千二百一十三元有奇。原因是，暹罗与越南的捐款不曾列入，而美洲，尤其是加拿大，寄来的钱不止上开六项。　　加拿大的捐款占第一位。“英属南洋”占第二位，计有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有奇。“荷属南洋”占第三位，计有二万二千五百五十元。暹罗（泰国）、越南、香港及其他各地的数字不详。　　在支出的一方面，用在购运军火上面的共计六万五千九百八十一元二毫三点，尚欠日本商人一千元。被“选锋课”用去的，有三万五千二百三十五元。被“调度处”用去的，有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元。其他，是零星杂项，其中也有不少是与“购运军火”及“调度”有关的。　　就经费及人才而论，这一役比以前任何一役均占优势。比起同年八月十九日的武昌一役，也是远过之而无不及。有了这许多的钱，买来运来的枪械与子弹，除了被胆小的周来苏在船上丢入海中的第一批日本七响无烟枪七十五枝、金山大六响四十枝、子弹四千粒以外，计有：（一）从日本买来的手枪五百一十三枝。（二）从西贡买来的手枪一百十六余枝。（三）从香港买来的手枪三十余枝。（四）姚雨平支去买枪费三千五百元，莫纪彭支去一千零八元，黄侠毅支去八百元，张六村支去五百元，郑平坡支去一千零五十元，共计六千八百一十三元，以平均每枝一百元而论，应该有手枪六十八枝。加起来，手枪的总数已有七百七十一枝以上，以前在各役失败以后留存在香港的尚未计算在内。这些枪，都配了足够的子弹。此外，又买了二千五百元的炸药，作为制造炸弹之用。（炸弹由喻培伦等亲手制造，三天三夜不曾合眼，制成了不少。）喻在起事的时候，叫了两个人，抬一篓子炸弹跟在他的后面。刘梅卿带了一筐子炸弹伏在屋檐之上，用一颗一颗的炸弹对抗敌人的排枪，也支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曹亚伯说：“一共制成了三百颗”。事实上，超过此数。莫纪彭说：“喻培伦告诉他，除了留在喻的机关（厂后街十一号）的若干颗以外，放在小东营的有五百颗。”　　大刀，也在东莞订制了三百把，由黄侠毅运来广州。（报告书上的“打刀费”仅仅列了七百零六元，所指的可能不是这一批。）　　这些武器，大部分均在起义的日期以前秘密运达广州城内外的各机关。　　机关之多，也是革命史上空前的。单就曹亚伯一人记忆所及的而论，便已有了三十八处，而旗下街的九处仅有一处被列入这三十八处之内。最重要的一处机关，是黄兴、林时塽【剪文公：shuang，指高而明朗的地方。同“爽”】等人所住的小东营五号，也就是全军发号施令的所在。　　原定的总司令，不是黄兴，而是赵声。黄兴是副司令。在统筹部，黄兴为正，赵声为副。在总司令部，赵声为正，黄兴为副。　　原定的“选锋”，是五百人，其后增加为八百人。所谓“选锋”，是革命同志另成一个部队，作为发难的先“锋”。为什么要有选锋?是“鉴于历次军队民军发难，时生困难，苟非有一部义勇之士发难领导，实无以奏圆满之效”。选锋的来源，有广东人、福建人、安徽人、四川人、江苏人、南洋各地的华侨。选锋的教育程度，有留学生，有教员，有军官，有商人，有工人，有农人，有技击家，有传教士，也有一位消防会会长。就性格而论，选锋都是一些知有国而不知有家有身、以必死的决心争取革命胜利的志士。　　原定的战略，是选锋十路并起，新军与巡防营响应。　　这战略是黄兴所拟定的，于三月初十日（4月8日）经由统筹部会议通过。十路的负责人，任务与选锋的人数及成份如下：　　路别　负责人　　　任务　　　　　选锋人数　　成份　　一　　黄兴　　　　攻两广总督衙门　一百　华侨与福建同志　　二　　赵声　　　　攻水师行台　　　一百　江苏与安徽同志　　三 莫纪彭、徐维扬 攻督练公所　　　一百　广东北江同志　　四 胡毅生、陈炯明 防截旗界，占领　一百　广东东江同志与　　归德门与大南门　　　　民军　　两城楼　　五 黄侠毅、梁逸　 攻警察署、广中　一百　广东东莞同志　　协署，守大南门　　六　 姚雨平　　　 占领飞来庙，攻　一百　　小北门，迎新军　　七　 李文甫　　　 攻旗界、石马槽　五十　　军械局　　八　 张六村　　　 占领龙王庙　　　五十　　九　 洪承点　　　 破西槐二巷炮营　五十　　十　 罗仲霍　　　 破坏电信局　　　五十　　当时出席统筹部会议的，有数十人之多。都赞成这个战略计划，公推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司令，也加推了若干“放火委员”，分别担任在旗界九处机关放火。　　惟独谭人凤一人对这战略计划表示异议。他说：“十路并起，力量太分散。将军署（旗界）没有防备的必要，因为将军孚琦已被温生才刺死，新任的将军未到，旗兵军心涣散，领导无人。警察署与督练公所也不值得一攻：这两处均没有多大实力。实力大部分在李准手上，选锋不如集中力量，先攻水师行台，炸死李准，然后进攻总督衙门，加以占领。城外新军的事，可以交给赵声去办。”他尤其反对黄、赵二人均自领一路，使得全军缺乏一个“居中调度指挥”之人。　　黄兴把他引到旁边一个房间，向他说：“全军的勇敢与否，全看我同赵勇敢不勇敢，请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对意见。”谭人凤于是不再说话。　　原定的计划，并不是由选锋单独作战，而是由选锋发难，由新军、巡防营、警察训练所的师生、会党、民军、海军一齐响应。　　新军方面的工作，早就有赵声与已故的倪映典奠定了基础。洪承点于安庆之役失败以后南来，也多少作了若干联络工夫。姚雨平与张六村（渌村）、刘古香都作过陆军中学及其后身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于被开除以后继续留在广州积极活动，颇吸收了一些速成学堂的第一期与第二期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都当了新军的军官。在朱执信、张伯乔、邹鲁、姚壁楼、吴雨苍等指导与协助之下，姚雨平等三人也联络了不少的学兵营与虎门讲武堂的分子。学兵营的人，被分发到新军充当正目、副目之流；而虎门讲武堂的人，毕了业，都成了巡防营的军官。尤其难得的是：有不少惠州嘉应州与北江各县的同志不惜投到所谓“模范学兵营”，屈身为普通的学兵，以取得新军棚长的资格。　　巡防营除了有虎门讲武堂的毕业生作为革命的基干以外，邹鲁在戊申年（1908年）冬天及其以后也吸收了不少的同志，占全营的十之七八。这一役的前夕，清吏从顺德调了巡防三营进省，其中十个哨长便有八个是革命同志，其余二人，一人守中立，只有一人是绝对反对革命的。　　巡警教练所的所长夏寿华，虽不是同盟会会员，却十分同情革命。在他五百名学生之中，虽则有百分之四十是旗人，而其余的百分之六十是汉人。赵声说：“我有许多部下在里面，这是我前次失败以后，他们一时没有出路，就投身进去的。”在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前不久，黄兴的儿子黄轶欧与胡国梁、柳聘农，也经由陈方度介绍。投进了这巡警教练所。　　在会党与民军之中，孙中山自从庚子年第一次广州之役以来，便一向不曾失去联络。这一役，负这一方面的专责的是胡毅生（一名胡毅，胡汉民的堂弟）。　　海军方面，由李海云负责。李海云准备届时冒充督署委员，带领伪装侍者袁玉云，到一个军舰上去，威胁管带（舰长）反正，发炮轰击水师公所。　　女同志之多而热心，也是前此各役所没有的。同志们的妻与姊妹。能动员的差不多全都动员。陈壁君（此时已与汪兆铭订婚）、陈淑子、胡宁媛、徐宗汉（其后于黄兴进医院开刀之时，自认为黄兴之妻，对医生签字，不久便真地成了黄兴的妻）、卓觉华、杨光汉的嫂嫂吕氏、徐进坤之妻某氏、何少卿、胡佩元、宋铭、黄庄汉翘、徐佩瑶、梁绮川、梁梅玉、广妹、罗阿练、罗四妹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她们的主要任务，一是运输军械弹药，二是伪装各处的机关主妇与女佣。　　原定的起义日期是三月十五日（4月13日）。可惜，一则是因为美洲与荷属南洋的款子尚有一部分在途中，二则是日本与安南的军火也有一部分不曾运到，三则是在三月初十日（4月8日）发生了温生才刺杀满洲驻防将军孚琦的案子，同一天又发生了吴镜在广州轮船码头因携带炸弹被捕，以致引起了清吏的戒备。于是，已经到达广州的各同志便决定了改在三月二十八日（4月26日）。　　温生才本想杀死水师提督李准而一时未能下手，到了三月初十，才错认孚琦为李准，用手枪打死孚琦于东门外咨议局的门口。这一件事，发生得太迟，反而妨碍了三月“十五日”之役的进行。本来，杀李准的任务，是统筹部在庚戌年十二月交给一个姓冯名忆汉的人去执行的。冯在辛亥年正月仍未“交卷”，黄兴催促他，杀炸李准的事不宜距离发难的日子太近。冯阳奉阴违，回家乡去休息，到了二月中旬，又到香港向统筹部要钱，说是因为“堕水染病”才回去休息的。赵声骂了他一顿，他似乎很发愤，于是赵声又给他钱，吩咐他：“最迟不要过二月二十日”。温生才是嘉应州（梅县）丙村人，在南洋怡保作工，听过孙中山一次演讲，便决心回国革命。他炸孚琦，完全是个人行动，不曾和别人商量过。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说：“冯巳大言误事，而温生才之勇侠，又未谋之党人，一击而杀孚琦，行事诚为卓绝。”邹鲁在《回顾录》里说，温生才曾经到了统筹部，见到黄兴，黄兴给了他“广东毫洋拾元”（一百枚一角“小洋”，等于“大洋”七八元左右），叫他尽快去炸李准。他没有下得手，又来统筹都见黄兴，“黄责之曰‘汝领广毫十元，负责杀李准。李准尚在，（汝）有何面目相见?’温返，无以自容，即用南洋携回之手枪，独自杀孚琦于广州咨议局门首。”在这两种说法之中，笔者以为黄、胡报告书较为可信。邹鲁那时候不在香港而在广州，关于冯忆汉或温生才与统筹部之同的交涉，只能得之传闻，因此而把冯忆汉的账写在温生才名下。冯忆汉向统筹部前后拿去的有几百元，不只广毫十元。　　起义的日期既经改在三月二十八日，统筹部决定请黄兴在三月二十五日先去广州，布置一切，赵声、胡汉民以下的其余的人，全数在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前往。　　黄兴如期到达，发现安南与日本方面的械弹在二十九日才能完全运到广州，分发给大家，便决定了延期一天，改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他打了电报通知香港统筹部。　　到了二十六日夜晚，他又打了一个电报给统筹部，说“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这电报的意思是说：“省城的情势不利于我，起义的事作罢，留在香港的若干人不可以北来。”情势是怎样的不好呢?两广总督张鸣岐调来了巡防营二营，扎在观音山与龙王庙，居高临下。很显然，有人把起义的消息泄漏给张鸣岐了。　　泄漏秘密的人，可能是陈镜渡。胡毅生与黄兴均怀疑他是李准所雇用的侦探。胡毅生与宋玉琳都劝黄兴再度改期。　　黄兴很灰心，认为一再改期，等于是把起义的事暂作罢论。于是，他一面打电报叫尚在香港的同志勿来，一面也命令已到广州的人陆续离开，于是“赵声部下”及其他单位先后乘船离开广州。去香港的有三百多，黄兴准备把械弹一概藏起，留作以后起义之用。他自己呢，感觉到一场大举功败垂成，非一死不足以报同志，于是决心独力担任刺杀李准的事。这样，虽未能如期起义，能够先杀李准，除去以后别的同志起义的障碍，也未尝不是好事。　　喻培伦和林时塽走来向他说，还有很多人留在广州，而巡警早就奉令搜查户口，他与其一人单独行动，不如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黄兴答应他们，放弃独刺李准的计划，到时候和大家合力进攻总督衙门，杀张鸣岐。　　到了二十八日，陈炯明与姚雨平也来找黄兴，说：“又有顺德三营被调来广州，已到天字码头。所好这顺德三营之中的十个哨长倒有八个是同志，很热心，愿意乘机反正。”黄兴很高兴，决计仍在三月二十九日大规模起义，时间定在夜间十二点（据刘揆一《黄兴传记》）不仅攻总督署，而且同时另分三路，一路由姚雨平统率，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巡防营与新军，一路由陈炯明统率，攻巡警教练所，迎接所中同情革命的二百多学生。一路由胡毅生统率，守大南门。　　这样子决定了以后，黄兴又打一个电报给香港统筹局，说“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意思是说：“局面好转，你们大家通通都来。”　　统筹部赵声与胡汉民二人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夜间接到电报之时，由香港驶往广州夜船已开。大批的同志，决不是二十九日的早船所能完全装载的。因为，早船只有一条，而搭客甚多，船上的票位不是同志们所可以包得下来的。最快只能以一部分搭二十九日的早船走，其余的在二十九日的夜船走。夜船有好几条，在夜晚开行，次晨到达广州。　　统筹部赵、胡二人于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一面打电报给黄兴，请他改在三月三十日起义，一面派谭人凤随着一部分同志搭早船走，到广州就立刻找黄兴向他说明。赵、胡二人自己与其余的多数同志在二十九日晚上分乘两艘夜船去广州。他们之所以不搭早船走。因为赵在广州当过标统，胡是广州本地人，中过举，教过书，广州各界认识他们的人太多，也都知道他们是革命的首领。　　谭人凤在二十九日的下午到达小东营黄兴的机关，看见机关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束装待发，黄兴坐在中央，在忙着分配枪枝、子弹、炸弹、大刀。　　谭人凤向黄兴说：“清你休息一下。我有话和你谈。”黄兴不理，仍旧办他的事。谭人凤只得当大众的面向他报告，香港方面收到电报太晚，来不及搭昨天的夜船，而今天早船只有一条，大部分的同志只能搭今天的夜船来，明天早上才能够到。　　黄兴听得不耐烦，顿脚，向谭人凤说：“老先生，请你不要乱我的军心!”　　谭人凤不敢再坚持，便也把长衫脱了，捆扎一番，要求加入。黄兴说：“你年纪大了，以后的事还要人办。这个是决死队。请你不要去。”谭很生气，说：“你们敢死，我就怕死么?”黄兴只得也给他两枝手枪。没有一会儿，大家忽听到砰的一声，原来谭人凤不内行，手指碰了扳机。所好，枪弹飞向屋顶而去，不曾伤人。也没有警察来盘问。黄兴走下坐位，从谭的手中把两枝手枪抢回，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　　按理，黄兴这时候应该早巳接到了香港的电报，为什么不肯把起义的日期改在三十日呢?　　原来，在二十九日的早晨，又出了事!有两个机关被警察于挨户搜查之时查破。这两个机关，一个是谢恩里的，一个是二牌楼的。谢恩里的机关是“革命军总粮台”；被查破之时，饶辅廷在内被捕。其后就义。二牌楼的机关是赵声的预定寓所，已经有了宋玉树等苏、皖两省的同志住在那里，侥幸他们恰好不在家，不曾被捕。　　到了下午，邻街的一个机关也被查破，捕去了八人。因此之故，黄兴又临时再把起义的时间由夜里十二点钟提前到下午五点半。不等到五点半，在五点二十五分他就领了同志出发!　　黄、胡二人在报告书中没有把二个机关被破的事说出来。黄兴自己在民国元年黄花岗先烈追悼会的演说辞中，也根本没有提起。曹亚伯在他的《武昌革命真史》之中“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一章，轻描淡写地带了一笔于“乙”节，“枪械之购运及分派”。笔者谨藉此机会，把黄兴的苦衷表明。　　革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九死一生，拼命的事。事前，不妨小心筹划，期其必成；到了时急迫，也只得以生命为赌注，成败在所不计，顾不得了许多。起义的日期，已经从十五日改到二十八日，从二十八日又改到二十九日，一改再改以后，又一度宣布了暂停举行，把三百多人遣回香港，在这三百多人去了香港以后，却又决定仍旧在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叫留在香港的都来。改的次数，的确已经够多的了，况且在二十九日的上午，有两个机关于警察挨户搜查之时被查破。　　黄兴当机立断，与其为了等待香港的同志而坐视其他机关之一一被查破，不如索性在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半钟痛快地干一干。　　倘若在四路之中，除了黄兴的进攻总督署的一路以外，姚雨平、陈炯明与胡毅生所分别率领的三路能够一齐动作，则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可能不会失败。然而这三路都不曾动作。因此，事后黄兴、胡汉民在报告书中，对于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便颇有责备之词。姚在三月三十日因无辫被捕，于若干天以后由吴雨苍以“平远公会”的名义保释出来，到了新加坡，才看到黄、胡二人的报告书，便分别写信给黄兴、胡汉民、陈炯明、胡毅生，要求他们都来新加坡，约集各方同志，开一个评判大会。这时候，黄兴、胡汉民二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了姚、陈、胡三人的委屈，而各方同志也主张化除误会，于是这评判大会便始终没有召开。　　他们三人的委屈是什么呢?笔者从曹亚伯及别人的记载中，略为集得了一些间接的史料，在此代为说明。（陈炯明晚节不终，可惜而不足惜。但是，他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未曾行动，是另一件事，我们也应该交代个清楚，不可与他的晚节混为一谈。）　　原来，香港方面在二十七日打来的电报，叫改在三十日起义，不仅黄兴看到了，陈炯明也是知道的。陈炯明跑去告诉胡毅生，说“改期了，改在三十。”　　胡毅生在二十九日的下午三时，也听到有人告诉他，说：“黄兴已经决定，倘若官兵不进到（小东园）屋于里来搜捕，他可以相机等待（香港）来的大众。”胡毅生轻信人言，就跑到自己在城外大川圳的机关，叫自己所率领的选锋不要进城。　　姚雨平似乎并不曾看到香港方面的电报，或是虽则看到了而知道黄兴不想把起义改在三十日。姚在二十九日的上午，已经在他的机关“嘉属会馆”，集合了新军与巡防营的“选锋主要人”，面授发难方略，同时派了吴雨苍去了始平书院，拿了黄兴的条子领枪枝炸弹。吴雨苍领不到，回来嘉属会馆，向姚雨平报告。姚雨平又派郭典三去，仍旧领不到，空手回来了。姚雨平十分着急，就亲自偕同郭典三与另外两位同志（黄嵩南和邱锦芳），到小东园找黄兴。黄兴派了陈其尤，陪姚等三人又去始平书院一次，姚这才领到枪枝炸弹，装好，雇了四乘轿子，抬向嘉属会馆，走到城边，归德门已经关闭。姚等进不了城，只得又把枪枝炸弹抬回始平书院，交还。姚等三人每人取一枝手枪，步行到双门底，想迎接巡防营的大批同志而见不到他们，而且这时候已经是下午黄昏时候，革命军已经起义而败散了。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二十五分钟，黄兴率领革命军选锋一百三十人，从小东营机关部出发，向两广总督衙门前进。　　吹螺角的有四位同志，其中一位姓名今已无考，其余的三位是林时塽、何克夫、刘梅卿。他们四人左手拿着螺角，吹出呜呜然的悲壮声调，右手拿着手枪，身上挂了刀，背了炸弹，臂膀上缠有白布。跟随他们的，都是一样地短装打扮，扎了裤脚，有手枪，有炸弹，有刀。朱执信本不是选锋，他穿着长衫来到了小东营，自动加入，一时没有短装，便剪去了长衫的下半截，夹在队伍中走。　　迎面来了三个巡警，意图盘问，被革命军打死一个，赶走了两个。　　革命军到达总督衙门的门口，有几十名卫队守住。革命军向他们喊话：“我们为中国人吐气。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赞成，就请举手。”卫队不答话。林时塽与两三位同志冲锋，先用炸弹，后用手枪。打死了卫队管带金振邦与几名卫兵，攻进二门，多数的卫兵退入卫兵室，少数的卫队在二门还击。被革命军打散。黄兴本人与朱执信、李文甫、严骥，由侧门冲进，转入大堂、花厅、内室，不见一人。总督张鸣岐已经和眷属、仆从由后面溜走（溜去了水师行台）。黄兴等人见里面起火，回到大堂。遇见卫兵一排，对他们放枪，黄兴藏身在柱子后边还击，双手各持一枪齐放，杀死了几个卫兵，冲出。出了东辕门，李准的卫队已到，以“跪倒”的姿势对他们迎击。林时塽向他们喊话。话投有喊完。脑部已经中弹，仆地阵亡。除他以外，在总督衙门内外阵亡而姓名可考的，另有杜凤书等九人。　　黄兴右手断了两指，脚上也有轻伤，黄所率领的选锋，据黄自己回忆，本已留有一队交喻培伦率领，守住总督衙门门口，此刻已无踪影。事实上，喻的任务，是攻打总督衙门的后边。莫纪彭在《广州血战笔记》里说，喻带了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炸破了衙门的后墙进去，衙门里已无一人，找黄兴也找不到，在衙门旁屋找到了十几个同志，带去大石街。　　黄兴的大队，与李准的卫队交锋以后，分散为若干小队。其中，除了这十几个被喻培伦带走的以外，黄兴自己已经带了十几个人，包括朱执信、方声洞、华金元、阮德三、徐国泰、罗仲霍、何克夫、李子奎、郑坤，想走出大南门，去迎接巡防营。他们走到双门底，遇到几百名巡防营的兵迎面而来。在距离只有一丈左右之时，对面的军官用广东话说了几句，方声洞扳动手枪，将他打死，双方互射了一阵，打死了巡防营的兵十余名，方声洞与华金元、阮德三阵亡，徐国泰、朱执信二人负伤。徐国泰被俘，其后就义；朱执信逃到附近的一个学生家中，出险。　　被方声洞打死的军官，是温带雄。他是最热心的革命同志之一。他所率领的兵属于顺德三营的先行一营。他与另一同志、哨长陈辅臣，在三月二十九日的下午，亲自到城内买了白手巾三张，回到营里，分发给兵士。他命令大家提前吃晚饭，准备在饭后五点半钟的时候出发。　　这时候，刚好李准派了传令兵来，叫他进城打革命党。他说：“这是天授的机缘，让吾党成功。”他把传令兵扣留，下令全营整队进城。　　他计划出其不意，把部队开到水师行台（水师提督的行营），活捉李准。因此之故，他暂时不叫大家把白布缠在臂膀，以便顺利地进入大南门，进入水师行台。　　走到双门底，他的这一营与臂缠白布的十几个革命党人相遇。他用广东话向他们说：“兄弟，兄弟!”他的兵，也有十几位同时在喊：“兄弟，兄弟!不要走开。”可叹的是，方声洞不懂广东话，又见到他们臂无白布，举起手枪就打。打死了他，同时也消灭了这次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的成功机会。　　双方互射了一阵，黄兴的十几人，死了三个，被俘了一个，其余的被冲散，只剩下黄兴一人，藏身在附近的一家洋货店里，以门板为掩蔽，继续向外射击。　　十几分钟以后，温的兵士群龙无首，散走。陈辅臣在行军的行列之中担任殿后，听到枪声，伏在地上，因此而不曾被打死。他无法走到前面，向黄兴等人解释。他和温带雄均不认识黄兴，而只是久仰其名。　　温的兵士散走以后，黄兴被洋货店里的一个小伙计送到五仙门直街（出大南门），雇了一个小艇，渡了珠江，到了“河南”的东头，上岸步行，在九点钟左右经由漱珠桥到了溪峡，摸索到贴了红对联、伪装办喜事的一个革命机关“胡宅”。住在这个机关之中的，有女同志徐宗汉。一会儿，徐宗汉从外边回来，替他洗了、裹了创口。第二天早上，徐宗汉出去买药，刚好遇到赵声。赵声此时从香港乘船来到广州，听说革命军已经在昨天起义失败，正在到处找机关，找同志，一时迷了路。走到溪峡，和徐宗汉碰上了。徐宗汉把赵声带回“胡宅”。赵、黄二人相见，抱头大哭。两人谈了许多有关善后的事。到晚上，赵声先搭夜船去香港，黄兴在四月初一的晚上搭船。由徐宗汉陪着他走。　　何克夫、李子奎、郑坤三位同志，在双门底与巡防营交锋，被冲散以后，走到观莲街，与清兵的“中协”何品璋相遇，李子奎一枪打死何品璋。他们继续走，走到寺前街，又遇到一百多名的巡防营的兵，打了一阵，李子奎中弹，走到高第街，仆地而死。郑坤也负了伤，出了大南门，进入一家店铺，店主人不仅赶他走，而且大声嚷叫，说他是贼。他一时情急，夺了这店主人的衣服，穿在自己身上，从容不迫地走到戏院去看戏，看完了戏，安然脱险。何克夫也出了大南门，附近有他的一家亲戚，他便走进这亲戚家，住了三天，脱险。　　徐维扬率领花县的会党同志四五十人，于追随黄兴攻到总督衙门之时，奉命去小北门，迎接新军的同志。他们走不了多久，有大队敌兵分两路杀来。徐维扬也把同志分为两路去迎敌。第一路由他自己率领，迎战水师行台之敌；第二路由徐满凌率领，迎战观音山之敌。　　徐维扬自己所率领的第一路，走到司后街，与水师行台来的敌人交锋。打了一会儿，敌人退保水师行台。徐维扬留下若干人，自己带了其余的人由小东营、都府街、舒荣街、二牌楼，绕到敌人的后边，对水师行台夹攻。不幸，敌人的援兵已到，徐部攻不下水师行台，转战到附近一处地方，遇见李文甫等几个人。李文甫是首先攻进总督衙门的数人之一，极其勇敢，不知何时与黄兴的大队相走失，此时便加入徐维扬的队伍，共同走向飞来庙，企图夺军械库，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下来，徐维扬带了七个人走到三元里，回到城西，只剩下他自己与徐怀渡二人。徐佩旒等六人奉徐维扬之命回乡养伤，他们到了高塘车站便被俘，其后就义。在徐维扬的花县同志之中，除了徐佩旒等六人就义以外，另有徐广滔等四人在总督衙门阵亡，四人于水师行台之战被俘（其后被人保释了出来），两人在军械库之战负伤，而徐满凌所分统的各人尚未计算在内。李文甫于散后，带了几位同志由北校场向东南走去。李本人被俘，其后就义。　　徐维扬部，由徐满凌所率领的第二路走到德宣街口与敌人交锋；退到莲塘街，和敌人巷战。有一位同志江继复阵亡。徐满凌带了一位同志走进大石街的机关部，遇到莫纪彭。莫纪彭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回到大石街机关部，劝宋铭与庄汉翘两位女同志和两个童子赶紧离开的。她们两人不肯走，莫纪彭向她们说了很多话，又写了一封绝命书托她们转交一个朋友，同时又把照料老母亲的事付托她们，她们这才依依不舍而去。因此之故，莫纪彭花费了很久的时间，正想回小东营，追随大队出发，而大队早已打过了总督衙门，分成若干零星小队，其中之一的徐满凌队已经走到莲塘街与大石街来了。　　徐满凌与另一位花县同志，进入大石街机关部，见到莫纪彭。莫纪彭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在《广州血战笔记》中说：“俄而有二花县人色如灰土，抢入室内。”莫纪彭和他们谈了一阵，才知道黄兴的大队已经打过督署。这时候，外边的枪声、炸弹声轰成一片。　　一会儿，听到外边有号筒声，又有宋玉琳和别人的辩论声，喻培伦在大声喊叫：“凡是同志，快些出来助战。”莫纪彭与徐满凌及另一位花县同志，走出来，看见宋喻二人。　　喻把号筒交给莫纪彭，请他带路（因为莫是广东人，而喻是四川人）。他们一行四人，莫、喻、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在快要走出大石街之时，听到观音山上的敌兵正向着莲塘街用排枪密射，莲塘街传来“呼痛声”、“绝命声”、与“倒地声”。这些正在牺牲中的同志，便是徐满凌带来的“第二路”的人，和喻培伦从总督衙门旁屋带来的，籍贯也是属于花县。（事实也许是：喻所带来的，与徐满凌所带来的，不是两批，而是同一批。待考。）　　莫纪彭等四人，听到屋顶上有人抽拔炸弹引线的声音，也听到有枪弹打在瓦片上的声音。喻培伦说，“屋顶上已经有同志在用炸弹和敌人交战了，我们快点上去。”莫纪彭便和徐及另一位花县同志，回到大石街机关，取出两张梯子，走到街中，然后四个人都从街边爬上了屋顶。　　到了屋顶之上，于敌弹密集之中，见到前面屋上有一个“穿雪白罗衣之美男子。正在用炸弹向敌人摔掷”。一会儿，美男子招呼他们向前，他们便奋勇跳到美男子的身边，以短铳（手枪）助战。美男子说：“镜子的枪弹打不到敌人阵地，你们该留起来，以后用”。莫纪彭问他的姓名，他说：“姓刘，名梅卿。”　　刘梅卿的身旁，有一个竹筐子，筐子中还剩下有半筐的炸弹。刘梅卿说：“我在这里摔炸弹，无非是壮壮声势。倘若炸弹摔完，敌人就要下山来了。请你们下去，再多拿一些炸弹来。”莫等四人，只得向这间屋子底下的老百姓要梯子。老百姓很踌躇。莫纪彭用铳子逼着他，他才拿出梯子来。（机关部的两张梯子，已经丢弃在大石街边。）　　他们四人从梯子上爬了下来，恰好成了敌兵射击的目标。因为，这条街不是大石街，而是莲塘街。莲塘街与观音山成垂直线，他们四人被敌兵看得清清楚楚。　　莫纪彭、喻培伦等四人挨着墙边走，一面走，一面高呼：“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却听不见有人答应，过了一会儿，又喊：“快拿炸弹来!快拿炸弹来!”仍旧没有人答应。　　天色已经由黄昏而进入黑夜，山上来的枪声渐渐稀疏，屋顶上的炸弹声也入于沉寂。刘梅卿在把炸弹摔完以后，也爬了下来。　　他们回到了大石街，宋玉琳还站在那地方。但懋辛坐在石阶上，左手提了大刀，右手鲜血直流。莫纪彭问他是否中弹。他说：“老喻用刀砍我。”莫再问喻，喻不说话。（事后，莫纪彭才知道，当天但懋辛认为准备不够，主张延期起义，而且把喻培伦装好的炸弹推了几十枚到井里去。喻培伦恨他，以为他有二心，因此就砍他一刀。）究竟，同志仍旧是同志。但懋辛仍旧和熊克武等人跟了喻培伦去攻总督衙门的后边，也跟喻培伦来到了这大　石街机关部。　　莫纪彭点了一点在场的人数，一共有二十四五位：莫、喻、宋、但、刘梅卿、徐满凌、十五六位花县同志、几位外省的同志（可能包括有熊克武、宋教仁）。大家集合在一起，公推喻培伦为领队。　　大家尚未出发，有两位顺德县的同志从横巷走出来，会合在一起。喻培伦吩咐莫纪彭到莲花街陈炯明的分机关，倘若里面有人，不妨请他们出来参加。　　莫纪彭进入莲花街，找到了陈炯明的分机关。（陈炯明的总机关在司后街。）分机关里仅有何步卿与胡佩元两位女同志。她们请他喝茶，谈了几句话。莫纪彭劝她们尽快在明天早上搬走。　　莫纪彭走出来，向逃难的老百姓借了一个灯笼，再回到大石街。这时，喻培伦已经找到了一大箩的炸弹，叫两个人抬着，跟在他的后边。喻培伦说，“姚雨平专任新军部分，到现在还不曾见到新军响应。”莫纪彭说，“新军的人我也很认识。我们现在就去燕塘，好不好?”喻培伦与宋玉琳听了，大为赞成。喻立刻用四川话大声颁发命令，“我们这一队向东门进发!”莫纪彭也用了广东话，把喻的命令翻译给花县的同志们听。　　大家走出了大石街口，进入华宁里。华宁里有一个巡警小衙门。莫纪彭见到有一个侦探匆匆忙忙地跑进去，一会儿便有一排枪从里面射了出来。莫纪彭靠在墙边用手枪还击，打了足有半个小时，因此，便和喻培伦等几十个人走失了，剩下自己一人，转而北向，想绕过这小衙门去追寻喻培伦等同志，但他的灯笼早已不在手中，于黑夜之中摸索，竟然走到小北门，被卫兵喝阻，才知道自己是走错了路。他想起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华曾经对革命表示赞成；自己不认识他，有一个姓陈的认识他。能找到这姓陈的，去把夏寿华及其学生策动出来，再向燕塘的路上走，岂不甚妙?　　莫纪彭走到那姓陈的旅馆，见到了袁沛之。他问袁沛之，陈某人住在几号房间?袁说：“就是隔壁的一间。”莫纪彭隔着板壁叫陈，陈装做不曾听见的一样。莫纪彭知道这样的人，决不可能肯在这个时候陪他去巡警教练所，只得算了。　　宋玉琳在华宁里和清兵激战到枪弹用光，被俘，其后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