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甲辰年春夏之交到了旧金山，就任《大同日报》的总编辑以后，用十分犀利的文笔，转移美国各地侨胞的思想。同时，他约了在日本的冯自由，与业已在美留学的蒋梦麟、徐甘棠、廖卓庵等人不时替他撰稿。于是，过不了多久，侨胞思想的主流便不再是保皇，而是革命了。　　他在未来美国以前，从日本回国办护照，在上海遇到他的两湖书院的同学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这四人由于在家乡湖北高谈革命，被端方软硬兼施，强迫去欧洲读书，这时候来到了上海等船。他们听到成禺说，要到美国替孙中山办报，便拜托刘向孙中山致敬。刘说，“孙先生不久也要去欧洲，你们可以在欧洲见到他。”说罢，就写了一封介绍信，交给他们。　　他们到了欧洲。久等孙中山。未来；就联名写信给刘，请他代向孙中山促驾。　　孙中山在十一月初八离开纽约，启程赴欧，先到英国。行前，写了一本英文的小册子，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印了一万份，送给美国朝野。封面上。题了三个中国字“革命潮”。这本小册子的结论是：清政府“在前世纪已为衰老时代，及今则其去死亡不远矣。如有发慈爱之念。表示对中国独立之同情而犹思扶持满洲之皇祚，吾知其亦必无成也。”反过来说，倘若中国革命成功，则不仅可以建新纪元之国家，而“更可分其文明于全世界之人类”。　　孙中山到了英国，住在伦敦一个英国朋友慕尔干的家中，“囊空如洗”。刘成禺写信告诉贺之才，贺之才便联络留比、留德、留法的湖北同乡，以及虽非同乡而感情上可共秘密的同学，凑集了四千多比利时法郎、两千多德国马克、一千多法国法郎汇给孙中山，请他到欧洲大陆。　　孙中山乘轮船到了比利时，贺之才与朱和中、李藩昌三人，在比利时的海口奥斯坦德(Ostend)的码头上欢迎。孙中山乘火车到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又有胡秉柯与二十几个留学生在车站上欢迎。他们随着孙中山到了胡秉柯的寓所，亦即孙下榻之处，和他谈了三天三夜。在第二天与第三天赶来参加的，又有十几个人。　　孙中山问他们，“你们主张革命，准备用什么方法?”他们说：“我们要从军界学界入手。”于是，朱和中和其他几个人，便把他们在湖北如何劝知识青年参加新军的事，说了一遍。孙中山听到了，深为嘉许。　　　　《细说民国创立》二三、秀才从军　　朱和中是湖北省建始县人，考取秀才了以后，投身陆军，在陆军武备学堂读书。壬寅年(1902年)，中俄密约的消息传到武昌，吕大森约集数百名武昌的文武各学堂学生在曾公祠开会，有朱和中在内。朱和中“义愤填胸，演讲激烈，手中所持之折扇，拍成片段”。吴禄贞邀请朱和中与吕大森，在当天晚上到水陆街十二号他的家里谈了一晚。“自后多人聚谈，则在花园山李步青(廉方)的住所。逐日夜间，必到李寓。秘密商谈，则在吴寓。星期日则在花园山公开招待各处来访之志士。于是远自东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声气。”　　吴禄贞是湖北省云梦县人，与朱和中同岁，也进过陆军武备学堂，入校不久，困成绩特优，被送到日本，在士官学校学骑兵，于壬寅年毕业回国，在张之洞下面充任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与护军全军总教习、武普通学堂会办。　　事实上，他于回国以前，已经在日本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庚子年(1900年)，他曾经秘密和唐才常回国，与秦力山、沈翔云负责大通方面的军事。事败以后，他又到了日本，继续在士官学校读书。　　壬寅年，他于毕业后在秋天回到武昌。传说，他先被张之洞关了三天，召见，严词申斥，他“口如悬河，慷慨论天下事”，说动了张之洞，张之洞便在十天之内，一连给他上述的若干职务。　　吴禄贞一面作了张之洞的“红人”，一面在暗中翻印了《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散布到军学各界。《猛回头》是一本弹词。《警世钟》是一篇劝世文。这两本都是陈天华写的。《黄帝魂》为辑录清季报刊中有关反清革命的论著。编者署名“黄帝子孙之一人”，实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藻。　　陈天华是湖南省新化县人，留日学生。他的《猛回头》似乎是专对清廷军队之中的汉人而发：“列位所吃的粮，虽说是满洲所出，其实他(满洲人)吃的都是汉人的，那里有粮与你吃?吃汉人的粮，仍杀汉人，列位可想得去吗?”末了的一段弹词与四句诗、两句成语，十分精彩：　　那怕他，枪如林，炮如雨下？　　那怕他，将又广，兵又精强？　　那怕他，专制政，重重束缚？　　那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　　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　　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　　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　　秀才从军　　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　　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　　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　　俺小子，无好言，可以奉劝，　　这篇话，愿大家，细细思量。　　瓜分豆剖逼人来，　　同种沉沦剧可衰，　　太息神州今击矣，　　劝君猛省莫徘徊。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警世钟》也是白话体，所“劝”的对象：(一)是做官的人，劝他们尽忠报国。不要对清廷尽忠。(二)是劝当兵的人，劝他们舍生取义。“人生终有一死，只要死得磊落光明。……千古莫不敬重大宋的岳爷，无非因他能替同胞杀鞑子。”(三)是世家贵族，劝他们毁家纾难。“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每年要用一万的，止用一千，所余的九千，来办公事，降心下气，和那平民党、维新党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图抵制外国，一切大祸可免。”(四)是读书士子，劝他们“明是会说，必要会行”。“若现在的人，不多流些血，力救中国不瓜分，只空口说白话，……那个肯信?”(五)是有钱的人，劝他们舍钱。这与劝世家贵族相同。(六)是穷人，劝他们舍命。这与劝当兵的人相同。(七)是新旧两党，劝他们“各陈意见”。(八)是江湖朋友，劝他们改变方针。“想做大事，也有不少。没有志气，只想寻几个钱度日的，也有好多。这等人就是起事，也没有什么思想，不过图奸淫掳掠四字。”(九)是教民，劝他们“当以爱国为主”，“人不要爱本国的，这真是耶稣的罪人了。”“我劝列位信教是可以信的，这国是一定要爱的。”(十)是妇女。劝她们“必定也要想救国”。“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女子吐气。”“女子若是想救国，只要日夜耸动男子去做，男子没有不从命的。”　　吴禄贞用了《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等等宣传品，很吸收了一些有志的青年，便把他们介绍到各个部队之中当兵士。那时候，秀才投军成了风气。张之洞办文普通学堂，所收的固是秀才；办武普通学堂，也是通令了各县，调集秀才来省城投考。考不取武普通学堂的秀才们，很多自愿入营，当起码的兵士，甚至有已经考取了武普通学堂，而仍愿放弃读书机会，也干脆入营当兵的。　　经吴禄贞介绍或鼓励而入营当兵的革命同志，前后有三十人之多。其中，胡瑛与张难先进了工程营，刘敬庵进了马队。刘敬庵是湖北潜江县人，原名贞一，字敬庵，一作“静庵”。　　　　《细说民国创立》二四、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1903年《苏报》案发生。贺之才特地从武昌去上海，不顾生命危险，带了几百本《革命军》回来，使得武汉的革命潮更加高涨。到了冬天，署理两湖总督端方想出一个办法，把若干高谈革命的激烈分子遭送出洋，贺子才、胡秉柯、魏宸组、史青被派往比利时。朱和中，被派往德国。　　他们先到上海等船，在次年春天先后到达比、德等国。十一月，与孙中山在布鲁塞尔会面。谈了三天三夜，把湖北方面革命势力的发展情形详细报告了孙中山，也和孙中山交换了很多关于今后革命计划的意见。结果，他们和在座的其他留学生二三十人都一致愿意宣誓，参加孙中山的组织，誓词与檀香山中华革命军的相同，也就是其后同盟会在日本正式成立之时所用的誓词。(所不同的，是：同盟会的誓词上的“创立民国”，在这一次的誓词上，是“建立民国”；“任众处罚”是“神明殛之”。全文如下：　　立誓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比起兴中会的誓词来，这誓词的内容可谓更加充实，把三民主义的要点都包括了进去。当时，孙中山还不曾提出三民主义名称，也还不曾具体规定新的革命组织的名称。　　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可谓为兴中会的延长，也有人称它为“檀香山新兴中会”。布鲁塞尔以及柏林与巴黎的团体，可谓为“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孙中山在1919年有一次写信给居正，介绍朱和中加入中华革命党，说朱和中是同盟会的“先天会员”。先天二字十分恰当。　　与朱和中一起，当天在布鲁塞尔宣誓的，有下列的各人：　　胡秉柯、贺子才、史青、魏宸组、李蕃昌、陈宽沅、王治緷、刘荫弗、李崇武、程培鑫、李鱼门、李标、杨荫渠、俞毓西、黄大伟、孔庆叡。　　在这十六人里面，李蕃昌是湖北天门人，来自瑞士；孔庆叡是四川人，来自比利时的列日城(Liege)。　　第二天以后，又有姚业经、刘庠云、罗葆经、王鸿猷、高鲁、冯承钧等陆续前来孙中山所下榻的胡秉柯的寓所，参加宣誓。孔庆叡回去列日城，也介绍了七个人宣誓入盟。总数一共是三十几个人，有几个人的名字现在已经难于查考。　　朱和中回去德国不久，迎接孙中山去柏林，下榻于朱在罗兰多福街三十九号的寓所，住了十二天，每天晚上接见留德学生，说明五权宪法与平均地权的精义。结果，也有二十几个人宣誓入盟：包括始终不变的周泽春、钱汇东，与不久即行中途反悔的王相楚与王发科二人。　　孙中山从柏林转回伦敦，再由伦敦去巴黎，加盟的人数比不上布鲁塞尔与柏林：十几位而已，其中包括不久就变节的汤芗铭与向国华。　　王相楚与王发科，瞒了朱和中，秘密来到巴黎，勾结汤芗铭、向国华，到旅馆假意拜访孙中山，骗孙中山到了饭店，然后留两个人陪着，其余两个人又回到旅馆，走进孙中山所住的房间，用刀划开他的皮包，把布鲁塞尔、柏林、巴黎三处同志的宣誓书完全偷走，连带地也偷了法国参谋部的一封介绍孙中山去见越南总督的文件。　　他们四个人，把宣誓书与这一份文件，带去清廷驻法公使馆，向公使孙宝琦自首。孙宝琦一面大事化小，骂了他们四个人一顿，叫他们把宣誓书带回，一一发还各人本人；一面把法国参谋部的介绍信留下，抄了一份，派人把原件送到孙中山的旅馆，向孙讨个好，暗中却亲自到法国外交部交涉，破坏孙中山在越南起事的计划，然后就打了电报给清廷的庆亲王奕劻报功。(孙宝琦后来居然和庆亲王攀上了亲，成了亲家，在宣统元年[1909年]当了山东巡抚。他在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于阴历九月二十三日被山东的革命同志推举为都督，仍旧暗中与清廷文电往还，终于在十月初八日通电“取消独立”。)　　孙中山发现宣誓书与文件被偷，写信告诉朱和中与胡秉柯。朱和中邀集在柏林的同志，联名回信，说：“盟据虽失，我辈执心不变。二王之事，同人无一不痛恨者。如先生准许补签盟据，一律愿补”。胡秉柯也邀集了在布鲁塞尔的同志，讨论此事，议决由胡秉柯去巴黎，向孙中山声明同志“无一有悔心”。胡在巴黎也分别见了孙宝琦与二王汤向。胡见孙宝琦，是为了探听究竟。孙宝琦说：“你们年青人，只逞血气之勇，不好好念书，学问未成，就作政治之运动，真是淘气的孩子!收到你们的盟据吗?哈哈!”胡秉柯说：“什么叫做盟据?”孙宝琦说：“有你的，你还不知道吗?”然后，孙宝琦就把二王汤向的无耻行动，对胡秉柯和盘托出。　　胡找到二王汤向，取回布鲁塞尔与列日各同志的宣誓书。二王回到柏林以后，也把柏林各同志的宣誓书，交给薛仙舟，转还大家。　　此后，二王与汤向离开革命的道路。重新填写宣誓书的，在布鲁塞尔有贺之才、史青、胡秉柯、魏宸组、俞毓西、刘荫弗、李蕃昌、李仁炳(崇武)、程光鑫、陈宽沅等十人；在巴黎的，仅有唐豸一人。其余的人，后来也有不少陆续参加。在柏林的同志议决：等到孙中山将来在东京或香港成立机关以后，才重写宣誓书，于写的当天就装上信封寄走，以免遗失。在柏林的同志之中，朱和中、周泽春、钱汇东三人，特地去布鲁塞尔，和贺之才等人联络，共同决定了今后对吸收同志必须严格；每月每人省下官费的十分之二，积存生息，留作革命之用(其后于孙中山三度四度来欧之时，交给了孙中山)；每月聚会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设事业；设立编译部，投稿到外国报纸上，让外国人明了中国革命之宗旨。　　同盟会于乙巳年六月(1905年7月)在东京正式成立，朱和中与周泽春、钱汇东三人便把他们的新宣誓书，寄了来。在同盟会的乙巳丙午两年的名册上，钱汇东被写作钱祖元。祖元是他的本名，汇东是号。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把“汇东印成“汇春”，春字可能是东字之误。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把“汇东”二字印成“会东”。会字与汇字可以通用。　　布鲁塞尔的十个同志的名字，也都在这个名册之中；唐豸的名字未见。名册上另有胡铮、祝乾逵、王鸿猷、左德新、潘亲瑞五个湖北人的名字，这五人似乎也都是在欧洲宣誓入会的。石瑛、黄大伟、扬循祖、高鲁这四人的名字，却不见于乙巳、丙午年的名册，可能是遗漏了，或登记在丁未年以后。张难先的《(同盟会)鄂籍会员名录》，有唐豸、石瑛、黄大伟，也有杨荫渠、姚业经、刘庠云、冯承钧、李四光(于门、鱼门)、李标、王治緷；不过，把李四光写成李光泗，李标写成李彪，王治緷写成王治辉。　　孙中山在乙巳年五月离开法国，由马赛乘船，经新加坡、西贡，于7月中旬到达日本横滨。　　在新加坡，他和尢列、陈楚楠等人会面。陈楚楠是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人，经营舍春号商店，与张永福为友，热心爱国，自号“思明州之少年”。那时候，尢列已在辛丑年由日本到了“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以行医为生活，到处宣传革命，把他在日本所创设的“中和堂”扩展到新加坡、吉隆坡、怡保、坝罗、庇能(槟城)。在每一处的分堂，他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旗。保皇党在新加坡办了《天南日报》，而该报的记者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与康荫田，都被尢列吸收，进中和堂当会员。经过黄伯耀的介绍，陈楚楠与张永福认识了尢列而成为革命同志。陈、张二人出钱，办了一个“小桃源俱乐部”。癸卯年闰月《苏报》案发生，陈、张二人与张的外甥林义顺便用了小桃源俱乐部的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求不要把章炳麟与邹容引渡给清廷；次年，他们创办了《图南日报》，以与《天南日报》对垒。同时他们也印了《革命军》五千册，把封面改题为“图存篇”，秘密输入泉州、漳州、潮州、嘉应州各乡镇。主笔是曾经在香港《中国日报》任职的陈诗仲，是尢列请了冯自由介绍来的。　　孙中山这一次经过新加坡，事前打电报给尢列，约他引陈等到轮船上晤面。晤面以后，彼此相见恨晚。孙中山告诉他们，新的革命组织已经在欧洲发端，到了日本就可以正式成立，希望他们在南洋预为布置。他们听了，十分兴奋。其后。在丙午年(1906年)阴历三月，孙中山由日本经越南河内，到了新加坡。由于当年因宫崎寅藏被控图谋行刺康有为一案而连带地放逐的期限已满，得以自由登陆，受到陈楚楠等极热烈的欢迎。很快地，便在三月十三日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当天，宣誓入盟的人，是：尢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黄耀庭、邓子瑜、李竹痴、林镜秋、许子麟、萧百川、留鸿石、蒋玉田、吴业琛、何心田、林航苇。　　此外，在成立会的一天以前，似乎已经有一位谢已原在丙午年三月初九日入会，见于《乙巳、丙午两年同盟会员名册)。这可能是记载错误，或是谢已原和孙中山同船而来，在船上宣了誓。三月十三日以后，在新加坡陆续入会的，截至闰四月二十七日为止，又有李镜仁等十六人，包括张人杰(静江)。张人杰可能是在三月十三日宣誓入盟的，但名册上写成“三月三十日”，不知道是否写错。　　孙中山在乙巳年(1905年)六月初五日航经西贡，于六月中旬到达横滨。　　这时候，各省的留学生聚集在日本的极多，而其中的一大部分都已被革命的思潮所冲激，认定清廷既已毫无抵御外侮的能力，也绝对没有立宪或改革庶政的诚意，中国国民只剩下革命二字是救国自救的途径。同时，他们对于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与人格学问，也都逐渐有了充分的认识与景仰，不像当年乙未广州之役之时，以为孙中山确如清吏所说是“山大王”一流的好汉，也不再以为孙中山是专靠会党作武装的行动而不看重读书人(尤其是留学生)了。孙中山在欧洲比、德、法三国的国都，皆组织了以留学生为基干的革命团体，消息传来。使得在日本的成千的留学生无不翘首盼望，盼望孙中山早日东航，让他们也有机会接受他的领导。　　而且，这时候在各省留学生之中，已经颇有几位自动地作过革命的事，然而在组织上并不曾进入兴中会。孙中山自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把工作重点放在宣传，而尽量在组织方面策动各方自己的团体，不汲汲于扩充兴中会。只有在日本与檀香山，他作了整理兴中会原有组织的事。在日本，他于1903年成立了一个秘密的军事学校在东京青山，收了十四个学生，每人均须于入学以前宣誓。誓词与其后的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及东京同盟会的相同。这十四个学生包括黎勇锡、李自重、胡毅生。开学了一个月以后，孙中山离开日本去檀香山，校务由冯自由负责。又过了四个月，这学校因内部有意见而解散。在檀香山，孙中山把梁启超所引去保皇会的分子，争取回来不少，也团结了始终不曾动摇的同志，吸收了若干新的同志，“会名不用原名。而用‘中华革命军’五字”。　　孙中山由檀香山到了旧金山，只吸收邝华泰等几个人入会，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改组致公堂。　　自从在欧洲比、德、法三国，有不少的留学生自动要求孙中山领导革命以后，孙中山知道革命思想已经深入留学生以及内地一般读书人之心，到了可以重新发挥组织的力量之时，于是才决定从事革命分子大团结的运动，而冯自由与程家柽便在日本作了准备，于是孙中山一回到日本，中国同盟会就顺利地诞生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五、冯自由　　冯自由原名懋龙，是横滨兴中会最初的会员之一，在乙未年(1895年)随同他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入会。其后，冯镜如于庚子年去上海，担任康、梁的广智书局经理；冯紫珊在戊戌、己亥以后作了康、梁的保皇会横滨分会会长，兼《新民丛报》经理，“康、梁倚为长城”。冯自由先后在横滨大同学校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读书，于庚子年四五月间因代理校长麦孟华遵照康有为意旨，不许学生再提“自由”二字，愤而更改自己的原名，把“懋龙”改为“自由”。在此以前与在此以后，他一直是忠实于孙中山，不同于他的父亲和叔父。原因是，他入会之时年纪极小，只有十四岁，天真纯洁，因此而无条件地崇拜孙中山。　　他在改了名字以后，便和同学郑贯一、冯斯栾创办《开智录》，专讲自由平等，与变质了的《清议报》对垒。次年，他进入早稻田大学读书，和冯斯栾、李自重及王宠惠等人组织“广东独立协会”；又和王宠惠、戢翼晕、秦力山等人发刊《国民日日报》。壬　　寅年(1902年)，他和秦力山与章炳麟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又和叶澜、秦毓鎏、周宏业、张继、程家柽等人组织“青年会”。参加的有汪荣宝、蒋方震(百里)、金邦平、苏子榖(曼殊)等数十人。这个青年会并不是基督教的青年会，而是“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的一种半秘密的革命组织。这时候，孙中山住在东京，冯自由经常到孙中山寓所请示一切。　　在“青年会”的策动之下，留日学生在癸卯年(1903年)春天有了“拒俄义勇队”的组织，以抗议俄国之一再不肯从东北撤兵，据东北为已有。这个“拒俄义勇队”产生于神田锦辉馆的一次留日学生大会，到会的在五百人以上，签名为队员的人也不少，公举蓝天蔚为队长，钮永建与汤槱(尔和)为回国请愿代表，向袁世凯请求编入他的部队，出关抗俄。结果，这两人见不到袁世凯而几乎被捕，而且义勇队本身也被日本政府解散。　　队员之中的激烈分子，以叶澜、秦毓鎏、董鸿袆、程家柽等为首，不甘心他们的义勇队被解散，另行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决定了三种方法，分头进行：一、鼓吹；二、起义；三、暗杀。军国民教育会对于吸收会员，绝对严格，行动也完全秘密：“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会员的人数不多，而组织始终存在，活动从未中断，一直维持到乙巳年(1905年)六月底，同盟会成立之时，全体同志参加了同盟会。　　被“军国民教育会”推派回国，到各省去从事“运动”的，叫做“运动员”(亦称“实行员”)。黄兴与陈天华便是被派往湖南的两位“运动员”。　　　　《细说民国创立》二六、黄兴　　黄兴是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强，生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他的父亲筱村，是有名的秀才。他自己幼年除了读古书以外，学了乌家拳，颇有一手功夫；到了二十四岁的时候，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颇受山长梁鼎芬器重，其后，暗中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运动”，未被当局发觉。当局而且在辛丑年(1901年)派他到日本“考察学务”。他利用这个机会努力深造，一面在弘文学院与速成师范读书，一面自己请了日本军官，到他的寓所教他军事学术。每天早上，他去到“神药坂术会”，练习骑马和打靶。不久，他和梁焕彝、杨守仁(笃生)等人创办“湖南游学译编”，很发表了一些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文字。　　他在癸卯年(1903年)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于五月间被推派回湖南，当“运动员”。经过武昌，他先在两湖书院作了一次讲演，痛斥清廷腐败，张之洞下令查办，梁鼎芬出示驱逐出境，然而他仍旧逗留了八天，散发了《革命军》与《猛　　回头》四千多部。到了长沙，他在明德学堂、高等实业学堂、修业学堂等处教书。张继被他邀来长沙，在明德学堂担任教员。其后，秦毓鎏、刘揆一与杨守仁也先后到达，共谋大举。　　　　《细说民国创立》二七、华兴会　　他们在癸卯年冬天，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秦毓鎏为副会长。会所设在连升街，对外称为“林公馆”，亦称“旅湘俱乐部”。这个会所吸收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会员有四五百人。在“华兴会”以外，他们又设立了一个“同仇会”以会党(哥老会)分子为吸收对象，黄兴自为该会的“大将”，任命刘揆一为“中将”，会党的一个首领马福益为“少将”。这个同仇会，由于有既成的会党为基础，会员的人数极多。　　次年，甲辰年(1904年)，黄兴等人决定在十月初十日(11月16日)慈禧太后的诞辰起义。计划是：事先在万寿宫埋好炸药，在长沙的文武官员拜寿之时一齐把他们炸死，随即在长沙、岳州、衡州(衡阳)、宝庆、常德五处同时采取武装行动。　　陈天华在八九月之间赶了来参加。黄兴的一位两湖书院的同学曹亚伯。也从武昌来寄身于长沙圣公会，帮他的忙。曹亚伯是湖北兴国州人，此时已经于本年五月在武昌与刘敬庵(静庵)、宋教仁等人设了一个革命团体，叫做“科学补习所”。他来到长沙，在事实上成为华兴会与科学补习所之间的联络人，以便科学补习所也于长沙得手之时在武昌起义。宋教仁是湖南桃源县人，在武昌文普通学堂读书，仍旧留在武昌，内定于十月初十起义之时担任常德一路的军事负责人。　　黄兴与刘揆一把自己的家产变卖了，同志柳大任与彭恂也把他们的家产变卖，另外卫由龙璋、扬守仁通力合作，向各方面借钱捐钱，一共凑集了五万元以上，作为购械、养兵等等起义的费用。　　不幸，在九月中旬的某一天，有两位会党同志(何少卿与郭鹤卿)因事机不密而在湘潭被捕，全盘的起义计划成为泡影。黄兴在长沙被张继、曹亚伯、龙璋，与教会的牧师黄吉亭救护出险，由黄吉亭陪同乘船到汉口江面，换船东下。临别之时，黄吉亭请他在安全到达上海以后，打一个电报来长沙，以“兴”字为暗号。从此以后，黄兴这才把他的原名，“轸”，改为“兴”字，作为纪念。　　刘揆一等人，也先后脱了虎口，马福益在乙巳年(1905年)三月由广西回湖南，企图再举，在湘乡被巡抚端方捉住，就义。黄兴到了上海，和刘揆一、陈天华、张继、杨守仁继续努力，也准备回湖南再举，而且设了机关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刘的寓所。这机关又不幸因安徽志士万福华于十月十三日行刺前任巡抚王之春于一品香，而连带地被破。万福华生平醉心革命而并未参加革命组织，因好友吴春阳的介绍而认识了黄、刘等人，自动向刘光汉借了张继的手枪去刺王之春，临时忘却拨动“停机纽”，扳不动枪机，被捕。章行严到捕房去看他，在出来的时候被密探跟踪，因此而泄漏了机关的地址。两天以后，黄兴、陈天华、张继，与十几位其他的同志都在余庆里被巡捕抓了去。刘揆一刚好外出，不曾遭殃。　　龙璋这时候已由湖南来到江苏，官居泰兴县知事。他为了这件事，亲来上海，把黄兴等人都从巡捕房保了出来。(巡捕房不知道黄兴便是清廷所通缉的黄轸。)万福华被判了十年徒刑，于民国成立以后出狱。　　黄兴去日本住了四个多月，在乙巳年春天回国，到汉阳取出若干械弹，和刘揆一乘民船运往湘西。他们航行到沅陵，械弹被厘金卡子的兵搜出。黄兴与刘揆一开枪打死一个兵，脱险，脱险不久，听到马福益被捕牺牲；又接到东京朋友的信，说孙中山不久便从欧洲东来，而且传了话，希望到时候能和他(黄兴)见面。　　黄兴便在五月间先到日本，等候孙中山。等侯到六月中间，孙中山到达横滨，黄兴便偕同程家柽、张继、宫崎寅藏先去拜访。孙中山向他表示，要联络华兴会的会员，共同努力。他十分赞成。　　宋教仁这时候也在日本。办了一个《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他是华兴会的会员，也是武昌科学补习所的所员。　　　　《细说民国创立》二八、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主干，是受过吴禄贞熏陶的一批革命青年。也是朱和中、胡秉柯等人出国以前常常在一起的好朋友。吴禄贞在甲辰年(1904年)春天被清廷调往北京，担任骑兵监督。他在武昌的寓所，也不再是变相的革命机关。革命青年之一的李步青(廉方)不久又被端方“驱逐出境”。于是李在花园山孙家花园的寓所，也不能供他们集会聚谈。他们就在多宝寺街租了一所房子，挂起“科学补习所”的招牌，同时一本正经地自己组织成一个革命团体，于五月初正式成立，公举吕大森为领袖，称为科学补习所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为宣传干事，时功璧为财政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干事，康建唐为庶务干事。　　所务的发展很快。黄兴在六月间由日回湘途中，经过武昌，也到了所里讲演一次，和大家约好：他在湘南发难，大家在湖北响应。七月间，所址迁到魏家巷一座更大的房子，同时积极筹备十月初十的军事行动：由吕大森与康建唐负责联络施南县方面的会党，何季达联络荆门、宜昌一带的会党，刘敬庵策动马队，张难先策动工程营，胡瑛、王汉到湖口，起运黄兴所买来的械弹，曹亚伯到长沙与黄兴就地联络。除此以外，他们而且也秘密印好了三十万“军用票”纸币，准备在起事以后供应湖北、湖南两省的开销。　　黄兴的追随者在九月中旬被捕于湘潭之时，宋教仁刚好包了木船到长沙，领取械弹运往常德(因为他已被指定为常德一路的负责人)。曹亚伯把消息告诉他，帮他筹了一些钱，脱险。他随后就经由武昌，到了日本。　　科学补习所于九月二十日被查封，全所的人员先期逃避一空，只捉去房东一人。房东供出：来租房子的是一个学生，姓欧阳，名瑞骅。张之洞大事化小，把房东放了，开除欧阳瑞骅与宋教仁两人在文普通学堂的学籍，了事。　　科学补习所的两个同志胡瑛与王汉，在这一年十一月图谋行刺户部侍郎铁良于汉口大智门车站，未成，追到河南彰德，王汉开了一枪，未中，事后跳井自杀，胡瑛逃往日本。　　刘敬庵于科学补习所被封以后，在武昌圣公会担任“日知会”的司理。“日知会”原为圣公会所设的一个公共阅览室，每天来看书报的人很多，刘敬庵乘此机会又向这些人宣传革命。科学补习所的旧友，到“日知会”来看他的，也不少。这样，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筹备，新的革命团体又在丙午年(1906年)正月成立了起来，对外自称为“日知会”。那已经是同盟会成立了以后的事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九、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的日期，严格说来，是乙巳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在这一天以前，有过一次“筹备会”，举行于六月二十八日（7月30日），地点是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日本黑龙会会所；时间是下午一点钟左右到五点钟左右。　　出席于筹备会的，据宋教仁的《我之历史》，有七十余人。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说是有五十余人；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说是有六十余人。宋教仁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我之历史》是逐日记载的日记。冯自由的两种不同说法，均为事后几十年的追忆，不免模糊。　　可惜宋教仁未尝记下全部到会人的姓名。冯自由却能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出了三十五个，包括孙中山与他自己的名字在内。他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写出了四十三个。　　依照宋教仁的《我之历史》，这一天出席于筹备会的人，“皆签名于一纸”，“复由各人自书誓书”。在《革命文献》第二辑所载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之上，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记明了“加盟年月日”，足资查证。我现在先把“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加盟的人，列表如下：　　程家柽，安徽休宁（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冯氏二书）。　　吴春阳，安徽合肥（同上，冯书写作“吴春旸”）。　　康保忠，陕西城固（只注明乙巳六月，未写何日。冯书作“康宝忠”）。　　张华飞，江西德化（冯书有“张我华”，无“张华飞”）。　　卢汝翼，广西浔州。　　谭鸾翰，广西桂平（未见于冯书）。　　朱金钟，广西桂平（同上）。　　蓝德中，广西浔州（同上）。　　曾龙章，广西桂平（同上）。　　时功玖，湖北枝江。　　耿觐文，湖北安陆（未见于冯书）。　　周　斌，湖北江夏（同上）。　　陶凰集，湖北南漳（同上）。　　王家驹，湖北随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见于《革命逸史》）。　　蒋作宾，湖北应城（未见于冯书）。　　陶德瑶，湖北襄县（只注明乙巳六月。未见于冯书）。　　田桐，湖北蕲州（未注明加盟年月日。见于冯氏二书）。　　王孝缜，福建闽县（未见于冯氏二书）。　　徐镜心，山东黄县（加盟日期作“乙巳六月七日”，待考）。　　汪兆铭，广东番禺。　　在六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宣誓加盟的仅有这二十个人，真是奇怪的事。黄兴分明是写了宣誓书的，为什么没有他的名字?更奇怪的，是湖南人一个也没有。而且也没有冯自由的名字。难道是，连冯自由在当天也还要考虑?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他们原来用了阳历，把日期填成了“乙巳七月三十日”，其实是乙巳年阳历7月30日，亦即阴历六月二十八日，而名册上也就阴阳混合，缠不清爽了。　　名册上把加盟日期填作“乙巳七月三十日”的，有下列诸人：　　陈荣恪，江西义宁（未见于冯氏二书）。　　马君武，广西临桂。　　邓家彦，广西临桂。　　涂宗武，湖北罗县（未见于冯氏二书。姓名在名册上夹于耿觐文与余仲勉之问，此二人加盟日间作“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曹亚伯，湖北兴国。　　叶佩薰，湖北罗田（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仲揆，湖北黄阿（同上）。　　刘　通，湖北黄州（同上）。　　刘一清，湖北江夏（同上）（未注明加盟日期，但姓名夹在有日期的刘通与李叶乾二人之间）。　　李叶乾，湖北黄梅（未见于冯氏二书）。　　范熙绩，湖北黄陂（同上）。　　许纬，湖北罗田（同上）。　　匡　一，湖北罗田。　　陈天华，湖南新化。　　曾继梧，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余范傅，湖南长沙（同上）。　　郭先本，湖南长宁（同上）。　　黄　兴，湖南善化。　　姚　越，湖南部阳（未见于冯氏二书）。　　张　夷，湖南南州（同上）。　　刘道一，湖南衡山。　　陶　铭，湖南巴陵（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　崆，湖南宁远（同上）。　　宋教仁，湖南桃源。　　周名曾，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邹毓奇，湖南新化（同上）。　　高兆奎，湖南新化（同上）。　　柳扬谷，湖南长沙（同上）。　　柳　刚，湖南长沙（同上）。　　宋式善，湖南长沙（同上）。　　张继，直隶沧州。　　黎　勇，广东高要（冯书作“黎勇锡”）。　　朱少穆，广东南海。　　谢延誉，广东嘉应。　　黄超如，广东嘉应（未见于冯氏二书）。　　区金钧，广东南海（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姓名夹在黄超如与冯自由之间）。　　冯自由，广东南海。　　姚东若（冯书有姚礼修。东若二字似为“栗若”之误）。　　金　章，广东番禺。　　古应芬，广东番禺。　　杜之杖，广东南海。　　李文范，广东南海。　　胡　毅，广东番禺（冯书作“胡毅生”）。　　朱大符，广东番禹（即朱执信）。　　张树埬，广东番禺。　　何天炯，广东兴宁。　　这四十六个人，加上前表所列的二十人，已经有了六十六位。连孙中山算在内，便是六十七位。再加上，冯氏二书所有而我不曾记入这两张表内的，又有十一位：　　黄修武，四川巴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日”，似指阳历）。　　朱炳麟（名册无。或即名册上之“朱曜”，系乙巳十月十四日加盟。名册上樊翀之主盟人写作“朱炳麟”三字，樊系丙午三月初八日加盟。朱炳麟非章炳麟，章至丙午五月十六日始行加盟）。　　孙　元（名册无）。　　权道涵，安徽寿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十月初五日”，显指阴历）。　　张我华（名册无）。　　干德坤，责州贵筑（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似指阳历）。　　鲁　鱼，湖南嘉兴（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七日”，似指阳历）。　　谢良牧（名册无）。　　伯　乔（名册及开国前革命史无。革命逸史漏掉其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