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会的成立日期，据《国父全集》的年表，是乙未年正月二十四日(1895年2月18日)。总会的办事处，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托名为经营贸易的“乾亨行”。　　总会设总办、协办、管库、华文文案、洋文文案各一人。“董事十人”，与檀香山支会的组织大同小异。“会底银”仍为每人五元，“银会”的股票仍为每股十元，于开国之日按股发还本利共一百元：这两点，均与檀香山一样。新会员入会，原定由一人引荐，改为二人。各地必须有会员十五人以上，方能成立支会。每一个地点，只能有一个支会。　　总会章程前面的缘起，也和檀香山“规条”前面的缘起大致相同。删去了“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把“文物冠裳”改为“济济衣冠”；把“能无抚膺”改为“能不痛心”；把“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在“欲扶大厦之将倾”的一句之下，增加了“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　　会员入会的誓词，原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总会将“驱逐”二字改为“驱除”，“中国”二字改为“中华”。　　总会成立之日，有没有选出全部的职员，待考。现存的史料，仅仅说：孙中山担任在广州主持发难的事，杨衢云留在香港，负责人员与饷械的筹划。孙中山到广州，设立了一个“农学会”在双门底王家桐云冈别墅，作为机关，又在咸虾栏张公馆与双门底圣教书楼后面的礼拜堂等处设立了几十个小机关。此后，陆续在香港与广州加入兴中会的，迄于预定发难之日(阴历九月初九)，共有数百人之多。　　到了阴历八月二十二日，总会的总办一职，因杨衢云志在必得，孙中山为了避免内部分裂，自愿让杨衢云担任。大家决定了，一俟起义成功，便由杨衢云以“总统”的名位主持革命政府。　　　　《细说民国创立》六、孙中山的家世和早年　　孙中山的远祖，依照邓幕韩先生的“孙中山先生传记”，是宋神宗枢密院使孙允中，由南京迁居江西；依照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是唐僖宗的承宣使孙俐，由河南陈留迁江西宁都。孙俐的后代，据罗先生说，由江西宁都一迁至福建长汀，再迁至广东紫金，三迁至广东增城，四迁至广东香山的涌口门村，于乾隆年间五迁至香山的翠亨村。　　孙中山的父亲，名观林，字达成，号道川，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卒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是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自耕农，田产很少，曾经在澳门当了几年裁缝，兼业制革，后来仍旧回翠亨村耕田、养猪。　　孙中山的长兄德彰，比孙中山大十二岁。他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孙中山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德彰与孙中山之间，有过一位德祜，比德彰小三岁，但生下了不到六年便死了。所以孙中山的同胞兄弟仅余二人。他们有三个姊妹：金星，妙西，秋绮。金星比德彰小三岁『皕玥：德祜也比德彰小三岁，可能有误。』，在四岁之时去世。妙西比德彰小九岁，其后嫁给杨家。秋绮比孙中山小五岁，其后嫁给林家。　　孙德彰在十八岁的时候，到檀香山做工。他向当地政府领得了一片茂宜岛的荒地，从事开垦与畜牧，很成功，到了二十五岁之时，已有上千的牛羊，回乡娶妻，带到茂宜岛去。孙中山当时想和他一道走，达成公不准。次年，德彰写信来，要接双亲去侍奉，达成公自己不愿意离乡远行，叫孙中山跟随杨太夫人同去。　　这时候，孙中山的年纪是十四岁，还不曾进过西式的学校，但已经在私塾里念过了不少的古书。到了檀香山及茂宜岛以后，德彰留他在所开的一间米店里帮忙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便送他进了英国人办的意奥兰尼书院，念到十七岁，毕业。(杨太夫人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就回翠亨。)　　意奥兰尼书院，相当于我们的中学。孙中山在夏季毕业以后，于秋季升入美国人所办的奥阿厚书院，读了一年，在次年的夏天德彰硬叫他回翠亨。原因是，德彰觉得孙中山有信仰基督教的倾向，同时也怕孙中山“沾染西化过深”，希望他回国，多学一点中国的学问。　　于是孙中山回国，辍学了一学年，在十九岁的时候(1884年)进了香港的拔萃书室。在拔萃书室读了半年，于次年阴历正月转学皇仁书院，四月，回乡与夫人卢氏结婚；十月，再度赴檀香山，转茂宜岛。　　孙中山在茂宜岛，住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春天回国。回国的原因是，德彰只想叫他在店里当伙计，而无意于让他升学。　　回国以后，他进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同时从陈仲尧先生补修中国的经史。次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转学于香港西医书院，读到1892年7月23日，以第一名毕业。不久，又考得香港政府的内科外科兼妇产科的行医执照。　　这香港西医书院，是今天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前身。当时的教务长是康德黎。　　孙中山肄业于西医书院以后，到澳门开设了一个“中西药局”在澳门大街，其后迁移到草堆街，在这中西药局里悬壶应诊。由于医术高明，来局求诊的人极多，一年之间他所收到的诊费，超过了一万元。　　这一万余元，孙中山都用在革命上。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慢慢地形成的。幼年，他在私塾里读中国古书，便已倾慕汤武。十一岁的时候，他遇到一位太平天国的老兵，对他讲清兵人关以后的残暴行为与洪秀全的轶事，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在檀香山意奥兰尼书院的几年，他吸收了关于西洋文明各国的知识，也亲眼看见了檀香山政府的种种设施，与清朝的种种腐败恰好成为对比。第一次回国以后，在皇仁书院读书之时。正当中法战争以后，清廷不惜割地求和，使得他不再对清廷抱任何期望，而决心从事革命。他自己在“孙文学说”的“有志竞成”一章里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结识了一位洪门中人郑士良。郑士良是归善(惠阳)县淡水墟人，也在博济医院读书，和孙中山相交莫逆，成为知已。孙中山虽则此时未入洪门，却从郑士良的口中得闻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又结交了同学新会县人陈少白与香山县的同乡、算学馆的学生杨鹤龄。这两人，虽非洪门中人，却均是爱国忧时之士。杨鹤龄家颇富有，有一座“扬耀记商号”在歌赋街。孙中山常和陈少白到杨耀记商号找杨鹤龄高谈革命。有一天，尢烈也走了进来。尢列是顺德县人。与孙中山同年生。他早年加入洪门，畅游过华北华中，曾经在广州于一个场合中遇见孙中山。成了朋友。　　孙、陈、杨、尢四人，被扬耀记商号的伙计们称为“四大寇”：“四个大造反者”。　　有一次，“四大寇”联袂共游广州，在三元宫会商革命大计，被三元宫的一位老道人听到。老道人告诉他们，倘若真想推翻清朝，必须联络“会党”；跟着，便把各地会党的地址向他们说了出来。原来这老道人姓郑名安，正是会党中人，当过林则徐的“师爷”(秘书)。　　孙中山到了在西医书院毕业，实际革命工作才开始。孙中山之所以学医，本是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因此，毕业以后，他便在澳门设了中西药局，作为他接触社会、物色英豪的机关。(凡是贫穷的病人，不仅不收诊费，而且免费送药。送药的钱，是从澳门的一家专以中医中药施诊的镜湖医院筹来的；由镜湖医院借给孙中山两千银圆，借期五年，月息一分，即以月息由孙代购西药，在中西药局施诊。)　　几个月以后，澳门政府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行医执照，勒令他停业。孙中山于是结束了中西药局，于次年春天到广州，另设一个东西药局(在冼基)，仍旧对贫穷的病人送诊送药。　　扬鹤龄留在香港；尢烈回了顺德，在顺德开了“兴利蚕子公司”作为“入世之媒”。陈少白随孙中山到了广州。杨、尤二人常来广州，共商进行。郑士良不曾在广州博济医院继续读完，就回了惠州，联络会党，这时候他常来广州，与“四大寇”见面。此外，还有几位同志：孙中山的小同乡、总角之交陆皓东，陆在上海念过书，当过电报生；水师军官、香山人程奎光；归善(惠阳)人，在某一个学校担任教员的魏友琴。　　他们谈秘密话的地点，通常是广雅书院的抗风轩，有时候也在郊外或河南岛的古庙。　　他们是否已有具体的组织?待考。胡汉民先生与邹鲁先生均说：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之时(1892年)，便已组织了兴中会。陈少白先生却在写给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信里说，“壬(辰)癸(巳)两年，并无开会立党之事。”两说如何取舍，将来有更多的史料出现之时，或可帮我们作一决定。　　就现在的史料情形而论，似乎兴中会的成立是在甲午年(1894年)冬天，孙中山到了檀香山之时。　　1895年6月，孙中山到了天津，托人向李鸿章递了一个万言书，没有得到反应。和他同去的是陆皓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观察清廷的虚实。万言书只是一种掩饰。7月，中日战争爆发；10月，孙中山启程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细说民国创立》七、乙未广州之役　　乙未(1895年)广州之役，是孙中山所亲自领导的十次起义的第一次。　　起义的计划相当周密。广州城内由孙中山坐镇，发号施令。香港方面，由杨衢云派遣同志，率领若干名会党(洪门兄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乘坐轮船北上，预计于次晨到达广州码头，取出藏在水泥木桶中的枪械，分别进攻各衙门。这时候，埋伏在城内、城郊，及水上的同志与会党。一齐响应。散布在北江、惠州、潮州、顺德、香山等地的同志、会党与绿林，分别在10月26日起事，向广州会合。　　旗帜，用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口号，用“除暴安良”四字。檄文，由同志朱淇起草。　　不料，朱淇在起草檄文之时，被他的哥哥朱湘知道。朱湘向清吏“缉捕委员”李家焯告密。李家焯随即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这是九月初七日或初八日的事。谭钟麟一笑置之，并未立刻搜捕孙中山与其他的同志。　　倘若杨衢云能按照原定的计划，如期在九月初八日晚间把香港的同志与武装送上轮船，第二天的早晨一切仍能进行。然而，他作事缓慢，耽误了时机。他打电报到广州，说要延迟两天。　　就在这两天中间，出了岔子。他所装运的六百枝枪，被香港的海关发觉。他的行动，也被驻在香港的清吏密探韦宝珊注意。韦宝珊打电报报告清吏，清吏报告谭钟麟。谭钟麟在九月初十命李家焯捉拿党人，在王家祠与咸虾栏等处机关捕去了陆皓东、程奎光、程耀宸、程怀、刘次、梁荣。　　孙中山不曾被李家焯捉到，立刻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止办”。杨衢云接到电报，回电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孙中山如何有办法去接?到了次日的早晨，香港开来的保安号轮船到达广州码头，码头上已经布满了清兵。丘四、朱贵全等四十几位同志被当场逮捕，其余的二百余人于纷乱之中逃散。　　外县的同志，由于获得孙中山的通知，中止发动，不曾受到波及。　　谭钟麟在阴历九月二十一日将陆皓东、丘四、朱贵全杀害，用军棍逼供程奎光，当场打死。其后，程耀宸病死在监牢里。(其余被捕的人，谭钟麟认为是“愚民”，一律释放。)孙中山与杨衢云、陈少白等十几位领袖，被谭钟麟指名通缉。　　　　《细说民国创立》八、横滨分会　　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很镇静地留在广州，留了三天，从容脱险。他乘了轿子到唐家湾，在唐家湾搭轮船到澳门，由澳门到香港。清廷向香港政府要求引渡，他请了律师在法庭中公开抗辩。结果，香港政府拒绝引渡，却判决了“放逐”五年。　　和孙中山同时被判决放逐的，是陈少白与扬衢云。孙中山带丁陈少白与郑士良去日本。杨衢云经由越南、新加坡、印度，到南非洲，在约翰内斯堡及彼得马里茨堡一共吸收了几十个会员，成立了两个兴中会分会。这两个分会在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凑集了若干款项给他回香港，因为他声言要再度起义。然而，他回到香港以后。不能登岸，只得去日本横滨，找孙中山。(卖了家产。随他东归的一位同志黎民占则流落在香港，一筹莫展，郁郁以终。)　　孙中山带了陈少白和郑士良去日本，在横滨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分会的会所设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地，分会的会长是文经印刷店的主人冯镜如。冯镜如的弟弟冯紫珊，与冯镜如的十四岁的儿子冯懋龙，都做了会员。(冯懋龙其后改名“自由”，对革命出力极多，留下《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华侨革命史》等好几部著作。)冯氏兄弟父子以外，另有谭发、粱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峄琴、温遇贵等会员二三十人。　　作为孙中山与冯镜如、谭发等人之间的桥梁的，是一位姓陈名清的同志。他的职业，是在洋船上卖东西。甲午年冬天，孙中山组织了檀香山兴中会，搭船回香港，在船上宣传革命，他听了非常佩服。途经横滨，便上岸邀了好朋友谭发，到船上来见孙中山。谭发是一个裁缝，在横滨开了“均昌洋服店”。谭发生平主张中国应该由汉人自己选一个当皇帝，意思是最好由自己来当选，因此而赢得了“谭皇帝”的绰号。他见到了孙中山，便打消了自己当皇帝的念头，决心拥护孙中山“创立合众政府”。　　因此，孙中山于乙未之役失败以后，来到横滨之时，首先到“均昌洋服店”拜访谭发。谭发介绍冯镜如等与孙中山见面。不久，兴中会横滨分会便正式成立。(不称为支会，而称为分会。)　　从此，横滨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镇。　　孙中山在这一年(1895年)年底留下陈少白在横滨，叫郑士良回香港，率人去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和该地的台友商谈再度起义的计划，无甚结果。　　　　《细说民国创立》九、伦敦蒙难　　孙中山在丙申年(1896年)阴历五月间由檀香山去美国，为的是征求同志，募款再举。到了美国以后，在旧金山住了一个多月，又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等地分别住了若干天，最后在纽约又住了几个月，却不曾遇到多少能够接受他的革命主张的华侨。　　于是，他决定去英国。到了伦敦以后，他常常去拜访自己的老师，曾经在香港西医书院担任过教务长的康德黎博士。康德黎的寓所，在清廷驻英使馆附近。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广东三水县人邓廷铿。其后邓廷铿在10月11日把他骗进了使馆，关在三楼的一个加了铁窗栏的房间之中。　　邓廷铿之所以如此，是奉了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瑷的命令。龚准备包雇一船，把孙中山秘密押解回国行刑；甚至想先把孙中山毒死，装在箱子里运回中国戮尸。　　所好，吉人天相，使馆的一个英国仆人柯尔渐渐表同情于孙中山的遭遇，送消息给康德黎。康德黎邀同另一位英国医士孟生把这件事在《地球报》(The Globe)发表，引起了英国人士对清廷使馆的公愤；又写信给当时的英国外相萨里斯伯。萨里斯伯认为清廷的公使馆没有在英国领土之上逮捕人、扣留人与押解人的权力。于九月十七日派员向龚照瑗交涉，要求将孙中山立即释放。龚照瑗只得照办。　　孙中山被释放以后，作函申谢《地球报》及英国舆论界的支持；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交给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代为发表。从此，英国朝野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了解。　　孙中山留在伦敦，住了几个月，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去了五十七次，研究各国的革命史与各国现状。他深切地感觉到。西欧各国虽则已经有过相当成功的政治革命。但是社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中国不该仅仅有一次政治性的革命，应该一劳永逸，除了谋求国家富强与民权发达以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于是创造出三民主义。　　丁酉年六月初三(1897年7月2日)，孙中山离开英国，乘船去加拿大，于九天以后到达蒙特利尔(Montreal)。次月初五，他离开加拿大，在维多利亚城乘船去日本，于三十几天以后到达横滨。　　　　《细说民国创立》一○、宫崎寅藏（一）　　孙中山回到横滨不久，有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与平山周二人，因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的嘱托，来拜访他。　　宫崎寅藏是熊本地方的人。兄弟四人，大哥宫崎八郎是日本维新运动的人物之一，死于西乡隆盛之难。三哥官崎民藏，有意于深入中国，物色英雄，共同努力于亚洲之复兴，不幸病故。二哥宫崎弥藏与宫崎寅藏自己，其后毕生追随孙中山尽瘁于中国革命。　　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在未曾拜见孙中山以前，已经对孙中山十分景仰。宫崎寅藏见过陈少白，也到过澳门见了孙中山在广州读书时的中文老师、其后参加了兴中会的区凤墀，而且也读过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平山周呢，虽不曾见过陈少白，却到过上海，在上海买到了一本《伦敦被难记》，也偕同宫崎寅藏，到澳门见了区凤墀。　　他们两人向孙中山代达犬养毅的欢迎之意，希望孙去东京一趟，商谈中国革命以及亚洲的一般问题。孙中山于是便和他们同赴东京，与犬养毅订交。(此后，犬养毅一直到死，成了“中国之友”，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因反对日本侵华而为“少壮派”军阀所杀害。)　　犬养毅介绍孙中山见了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大石正己、尾崎行雄，以及在野的领袖头山满与热心于帮助中国的山田良政、山田纯、萱野良知、平冈浩、犬冢信、久原房之助等人。　　在这些人物之中，山田良政与山田纯是同胞兄弟。山田良政于庚子惠州之役牺牲。　　萱野良知与居正先生最为莫逆。替居先生抚养了长女至于成年。　　对中国革命最为热心，奔走最力的莫如宫崎寅藏。他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用“白浪滔天”四字的笔名，写了一部《三十三年之梦》。这一部书，被节译为中文，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大革命家孙逸仙》于是立即成为极有力的宣传品，与邹容的《革命军》齐名，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宫崎寅藏于戊戌年(1898年)的春天。到筑前地方创办了一家报社；夏天，奉孙中山之命，到香港与广州，会晤兴中会会友，筹划起义；秋天，护送康有为由香港到日本；冬天，奉孙中山之命，托日本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买了大量军火，交付三井公司轮船布引丸，定于次年正月运往菲律宾，帮助菲律宾的独立党人，以便将来菲律宾于独立成功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支援。　　布引丸轮船在航至上海海面之时，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而沉没(可能是触礁)。这是对于菲华两国的志士的一大打击。　　　　《细说民国创立》一一、康粱（一）　　据冯自由说，孙中山除了请宫崎寅藏把康有为接到日本以外，也托了平山周去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出险，离开日本驻华公使馆，化装乘帆船逃到天津，乘轮船来日本。(另一说法，梁是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陪同离开北京的。)　　孙中山对于康梁的变法努力，一向颇表同情，总想争取他们进一步参加革命。戊戌之前的一年(1897年)，横滨兴中会的同志冯镜如联络侨商邝汝磐等创设一间“中西学校”，孙中山便保荐了梁启超作校长，写了一封信，交给邝汝磐拿去上海，找康有为。那时候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分不开身，康有为向邝汝磐介绍其另一弟子徐勤，并且建议把中西学校的校名改为“大同学校”。结果，徐勤来到东京，学校的名称也照康有为意思改了。　　康有为到达东京以后，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劝他与孙中山见面，他自称受有光绪皇帝的厚恩，不便与革命党人晤面，犬养毅约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犬养毅自己的寓所会谈，梁出席，康不出席。梁说，康有事不能来，一切由他作代表。在犬养毅的协调之下，他和孙中山与陈少白畅谈到第二天的天亮。　　过了几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同平山周往大同学校访康有为，康与梁启超、王照、徐勤、梁铁君出见。陈少白重申请康有为参加革命之意，康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王照忽然向在座的人说：“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康有为大怒，叫梁铁君把王照拖了出去。　　这位王照，原在清廷担任礼部主事，因上奏请光绪皇帝出洋考察而扬名天下，光绪帝曾经因此赏他以四品京堂之官，并且罢斥了不替他转奏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与礼部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慈禧政变以后，王照逃入日本驻华公使馆，被平山周救来东京，和康有为住在一起，康有为怕他说出有关“衣带诏”的秘密，便在种种方面剥夺了他的自由。替康有为执行此项监禁王照的任务的，是“精于技击”的梁铁君。　　陈少白亲眼见到王照因要求“评评是何道理”而被康有为吩咐梁铁君拖了出去，觉得有点奇怪，使拜托平山周对王照设法保护。果然，有一天，康梁等人不在大同学校，平山周便把王照引了出来，带到犬养毅的寓所。王照把前后经过，用笔谈的方式告诉了犬养毅。从此，王照不和康梁等人住在一起，又分访日本要人，告康有为的洋状，强调康所称的“衣带诏”，根本是伪造的。　　日本政府于是给了康有为九千元日币，请他离开日本。康去了加拿大，其后又辗转去了新加坡，住在邱菽园的家里。　　梁留在日本，仍与孙中山常常见面，似乎颇能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度愿意由两党合组一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因徐勤等人之破坏而作罢。合组一会的计划没有实现，梁与孙中山的交往却未中断。康写信来，命令粱离开日本，梁决定去檀香山。行前，孙中山写介绍信给他，介绍他与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友相见。　　梁在己亥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了檀香山，很受会友们的优待。孙眉(孙中山的胞兄德彰)而且叫儿子阿昌拜梁为老师。粱摆脱不了康的束缚，对革命的信念又不甚坚定，竟然终于篡窃了檀香山兴中会，吸收了一大部分会友为所谓“保皇会”会员，口口声声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到了民国以后，有些接近康梁的人说，“保皇会”三字是革命党送给他们的团体的绰号。他们的团体，从来不曾以“保皇会”或“保皇党”为正式名称。)　　梁在檀香山募款“起兵勤王”，获得兴中会会友倾囊相助，得到了十几万银元的巨款，同时也替上海广智书局招股，募得了五万银元的股金。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钱。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获得革命党人毕永年的合作，于庚子年(1900年)四五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正气会”，其后改名为“自立会”。自立会的宣言，兼有”排满”与“保皇”的两种色彩，既骂拥护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却又大声疾呼“君臣之义，如何可废!”　　这“自立会”逐渐发展为“自立军”，准备于阴历七月十五日分别在大通、安庆、常德、汉口、新堤五处地方同时起义，名为勤王，实则对清廷革命。康、梁却不能如期寄来必需的款项。起义的日期。因此而改到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也因此而泄漏，唐才常于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余人在汉口被捕。　　倘若康有为能够成事，则自立军与革命军同时并起，也未尝不可以相辅而行。当时的机会，不可谓不好。慈禧甘心受刚毅等人的包围，立溥儁为大阿哥。到了最后又在庚子年六月对全世界的“夷人”宣战，围攻使馆。八国联军侵华后，两江、两湖与山东的三个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宣布保护洋人，不受伪命，在两广的李鸿章态度又极其暧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闳为首的若干知名之士又于七月初一日成立所谓“中国国会”于上海张园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俨然是一个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总干事不是别人，正是唐才常。(容闳当选为会长，严复当选为副会长。)　　康有为所捐到的款子，不为不多；据张之洞奏报清廷，是“洋银六十万元”，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说，是“数逾百万”。其中梁所经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据徐勤说，是八九万元，据冯自由在同书第六章说，在十万元以上。　　徐勤的话，见于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所引的一封信。徐勤自己在这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汉口之役，所费三十万。”可见，康梁与他们所最信任的徐勤，并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军的身上。　　杂项的开销，自然是在所不免。然而，倘若如冯自由所说(同书第十一章)，“仅电报一项，耗费逾十万元”，那么，保皇会的各地负责人实在是太对不起自立军的踊跃赴死的将士了。　　康应负的责任最大。其次是徐勤。他们两人绝对不肯与革命党合作。梁劝康不可以湘鄂为主要对象，劝他取广东作为根据地，免蹈洪杨覆辙。康不听。粱又劝他亲入自立军中，以主帅的名义指挥一切，庶便号召。康也不听。　　唐才常也有错误。他在时务学堂里和梁同事，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摆脱，再加上对康的金钱支援抱了幻想，于是把轰轰烈烈的一场义举，从开始便排演成不伦不类的活剧：既要推翻清朝，又说是为了保光绪的驾。名不正，言不顺，其事当然难成。　　唐为了等侯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在汉口机关的账簿上，可怜他仅存现洋一万五千余元而已(张之洞奏)。秦力山没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约于8月9日在大通发动，苦战了若干天，于唐才常被捕以后解散所部，只身脱险。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遭“康之拥资自肥”，一怒而与康氏绝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败之后，唐才常到了8月21日才和林圭等人被张之洞捉去。在这十几天之中，唐本该有所动作，而不曾动作，以致坐以待毙。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继续等候康的款子，(二)对张之洞存幻想。在秦力山不曾发动以前，唐因等侯款子而一再改期，不无理由(虽则犯了兵家大忌)。在秦力山既已发动而失败以后，唐还在等侯款子，便十分愚蠢了。至于对张之洞存幻想，以为张之洞肯脱离清朝而“独立”，那实在是缺乏知人之明。　　　　《细说民国创立》一二、宫崎寅藏（二）　　自立军起事以前，宫崎寅藏在五月下旬随同孙中山到达香港，奉孙之命进广州与刘学询会面，探询李鸿章对脱离清廷有无决心；又奉孙之命带三万元港币到新加坡，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不料到了新加坡，便被康有为指为刺客，通知当地英政府，逮捕下狱。　　宫崎寅藏与同行的一位志士吞宇(化名，真姓名待考)被关了几天，提出受审。法官问他，“你是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家的子弟?”他说：“不是。”法官说：“怎么你身边有三万元(港币)之多?”他说：“本人虽穷，朋友不穷。这三万元是朋友送给我的。”法官说：“你答应给朋友什么利益，才换得了这么多银子?”他说：“利益的交换，是商人的行为。我们志士之间，不讲利益，只讲义气。”法官说：“怎么你的行李也有刀剑?”他说：“这叫做大和魂。”　　孙中山在西贡接到宫崎寅藏被捕的消息，特地来新加坡营救，亲自走告英国驻在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总督，说宫崎寅藏所携带的三万元是孙中山自己所有，委托富崎寅藏携带的。总督因此而恍然大悟，晓得了宫崎寅藏是热心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决非李鸿章所派来的刺客。　　于是，法官又把宫崎寅藏提出来审问。法官说：“那三万元是你自己的么?”宫崎寅藏说：“既然朋友送了给我，当然是我自己的了。”法官笑着说：“有一位孙逸仙，却说这三万元是他的呢!”宫崎寅藏这才知道，孙中山已经向法院如此自陈。法官继续说：“议政官一致认为你和吞宇是企图暗杀中国改革家，怎么办?”宫崎寅藏表示不服，吞宇也大声抗辩。法官说：“你们的这个罪名，要将来才能判定。现在只判你们妨害治安，驱逐出境五年。”　　两人出狱以后，随同孙中山再去香港。这一次所乘的，是日本船佐渡丸。不料到了香港以后，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均不能登陆。原因是，新加坡当局已经打了电报来，告诉香港当局说，孙中山等三人带了三万元在身边，意图革命。(事实上，1895年香港政府对孙中山的五年放逐令业已期满，而且新加坡的法院判决也不该适用于香港。)　　孙中山原来的计划，是要在香港登岸，设法进入大陆，到惠州三洲田，亲自率领郑士良所聚集的武装同志起事。受了香港当局的如此阻碍，他只得于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在佐渡丸船上召集了一次会议，议决武装同志由郑士良统率，孙中山自己去台湾。找自称同情中国革命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济军火。　　在未去台湾以前，孙中山先和宫崎寅藏、吞宇同回日本。　　回到日本以后，孙中山住在横滨，宫崎寅藏与吞宇住在东京芝浦，分头筹划一切。自立军起事之前不久，孙中山经由上海，去了台湾。　　　　《细说民国创立》一三、庚子惠州之役　　庚子惠州之役，起事于庚子年闰八月十五日(1900年10月8日)，而筹划则开始于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命令陈少白回港创办《中国日报》之时。(陈少白的五年放逐令刚刚期满。)　　《中国日报》在己亥年十二月出版。社址设在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十月间，毕永年已经邀约了两湖的哥老会首领，金龙山的山主杨鸿钧，腾龙山的山主李云彪、辜天佑、李堃、张尧卿等七人来到香港，会同三合会的首领黄福等二人，与代表兴中会的陈少白等三人，合组兴汉会，选举孙中山为总会长，公推这时候也在香港的宫崎寅藏把刻好的总会长印章带到日本，交给孙中山。　　兴中会的总办一席，孙中山原已于乙未广州之役发动的前夕，让给了杨衢云。事败以后，杨衢云经由西贡、新加坡、印度某地，去了南非，成立了几个分会。丙申年(1896年)的冬天，杨衢云来日本，与孙中山会面，承认自己不该于九月初十把人员与枪械送上轮船，不该仓猝离开香港等等。孙中山对他完全原谅。他就留在日本，以教英文为生。到了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交。他辞了兴中会总办之职，请孙中山继任。不久，便回香港，与陈少白、谢缵泰共同筹划再度起义，甚为努力。　　杨衢云是福建海澄人，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历充湾仔“国家书院”教员，招商局驻港总书记，新沙室洋行副经理。谢缵泰是广东开平人，生长于澳大利亚的悉尼(Sydney)，与杨衢云在皇仁书院同学，成为好友。两人在壬辰年(1892年)便已集合周超岳等十几人买了不少书报，组织成一个“辅仁文社”，设在百子里一号二搂。两年以后，该社社友全体加入了香港兴中会。　　谢缵泰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仍旧留在香港，因此在戊戌政变以前便与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相识，劝康氏兄弟与孙中山合作，未成。己亥年(1899年)秋冬之际，陈少白从日本回港，谢缵泰和他恢复了香港兴中会的活动，吸收了新会员李纪堂、史坚如、黄福、黄耀庭、邓子如等一百多人。　　邓荫南在乙未年(1895年)毁家救国，卖了家产，把卖得的一万数千元完全捐出，随同孙中山来港，进行广州的起义。事败以后，住在澳门。到了戊戌年(1898年)的夏天，听说广西有一位游勇李立亭起兵反清，便偕同“四大寇”之一的尢列与檀香山回来的宋居仁，同去广西找李立亭，走到藤县之时，李立亭已经兵败身逃，邓只得和尢、宋二人折回香港，在己亥年(1899年)陈少白归来之时，也积极参加了重振香港兴中会，筹备再度起义的工作。　　作为一个插曲的是：谢缵泰与兴中会另一会友徐喜亭在庚子年春天救出关在澳门监狱的经元善。经元善原为上海电报局局长。曾经在庚子年(1900年)正月领衔与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立溥儁为太子，企图废掉光绪，事后逃到澳门，被禁。谢徐二人与经元善素昧平生，却辗转托了英国香港总督，向葡国澳门总督说项，获准。　　邓荫南不顾生命危硷，和史坚如去广州，重组兴中会广州分会，设机关于荣华东街，抚署后楼房，及水上的一艘紫洞艇。所吸收的新同志计有苏焯南、练达成、吴羲如、张硕臣、黎俊民、毛文敏、胡心澄、胡心泉、宋少东、黎礼，等等，数十人。　　尢列于广西之行以后，在庚子年去长江一带联络会党。他是否与宫崎寅藏及史坚如同去的，待考。似乎颇有可能。因为，宫崎与史二人均与会党，尤其是长江流域的会党素无渊源。真正有密切关系的，是毕永年，然而和毕永年同去的，是平山周，不是宫崎与史二人。(其后毕带了长江会党领袖来香港，与三合会、兴中会合组兴汉会，奉孙中山为总会长，而尢列亦并未与毕同来。尢列大概是留在上海，等到惠州之役失败以后才去了日本，和孙中山同住在横滨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　　在“四大寇”之中，仅仅杨鹤龄一人于乙未广州之役以后便销声匿迹，隐居在澳门，不再有积极的革命活动。　　在所有的孙中山老朋友之中，最重要的莫如郑士良。他是庚子惠州之役的主干。前文已经说过，他在乙未事败以后，随孙中山到了日本。不久孙在组成横滨分会以后，留下陈少白在日本，自己去檀香山，叫他仍回香港，团结同志，再接再厉。他十分努力，因此，当己亥年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卷土重来之时，惟有他贡献得出一支随时可以武装的力量，而且已经聚集在惠州三洲田及其附近。　　本来，孙中山的计划是规模很大的：要两粤与长江上下游一齐发动。兴汉会的作用在此。在汉会成立以后，孙中山而且叫毕永年把长江会党的几位领袖杨鸿钧等人带到日本，面授机宜；事毕，由毕永年带他们去上海，静候命令。　　不料，康梁在己亥、庚子两年活动也十分频繁，分散了革命的力量。梁在檀香山，作了极对不起孙中山的事，把该地的多数会友都哄进了保皇会，而且捐去了很多钱，使得孙中山失掉了一个革命饷源。更大的一个打击是：留在上海的长江会党首领，被唐才常等用重金吸收了去，参加自立会与自立军，使得兴汉会无形中瓦解。毕永年劝唐与康粱断绝来往，匆再用“勤王”的名义，作革命之事，唐不听，毕永年愤而削发为僧。云游无踪。　　兴汉会的大联合虽告解体，兴中会却已复兴，有不少新的血液，又有孙中山的坚强意志，作为全体会友的推动力。孙中山在四月二十一日(1900年5月19日)由日本到达香港，在所乘的法国轮船因狄斯号与杨衢云、陈少白、谢缵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宫崎寅藏、平山周，举行起义前第一次军事会议，议决：(一)郑士良率领黄福、黄耀庭、黄江喜等向惠州发动；(二)邓荫南与史坚如去广州，准备响应；(三)扬衢云与陈少白、李纪堂，留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　　会后，在五月初十这一天，李鸿章的幕僚刘学询，派了一艘兵船安澜号靠近因狄斯号法国轮船，请孙中山与杨衢云“过船”商量。孙中山为了慎重起见，叫宫崎寅藏“过船”。于是，官崎寅藏便被这安澜号兵船带到广州，在刘学询家住了一晚。刘学询告诉他：李鸿章以为，在八国联军不曾攻下北京以前，不便有所表示。　　原来，香港总督卜力受了陈少白与何启的嘱托，写过信给李鸿章，劝李鸿章脱离清朝而独立，与孙中山合作，成立中国的新政府。　　官崎寅藏从广州回到香港，带了孙中山交给他的三万元港币，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到了新加坡，康有为不但不肯见面，反而控告他为李鸿章派来的刺客。这件事，我在前几节已经叙过。　　孙中山由西贡到新加坡，救出宫崎寅藏，和宫崎寅藏乘日本轮船佐渡丸再到香港，于六月二十一日举行起义前的第二次会议，所议决的大致仍与第一次的会议相同。　　孙中山先由香港去日本，向菲律宾独立党领袖之一彭西借得了该党托日本众议员中村弥六所买的军械；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就搭船南下，于八月初七日航经上海，未能登陆。两天以后，孙中山抵达台北。　　日本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派遣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孙中山接洽，计议援助革命军的步骤。儿玉在原则上早已答应帮忙。台北的同志虽不多，却有一个兴中会的分会，是陈少白在丁酉年(1897年)从日本来台北，访问杨鹤龄的本家弟弟杨心如时所组织的。会友除了杨心如以外，有容祺年、吴文秀、赵满潮等几位。　　一方面，孙中山在台北积极筹划；一方面，郑士良、史坚如、杨衢云等人也在惠州、广州、香港，三个地方加紧进行。　　起义的时间，是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的夜晚，较原定的日子业已提前，郑士良此时去了香港，向孙中山用电报请示。留在惠州归善县(惠阳)三洲田的武装同志，因清军的前锋已至黄冈，向三洲田进逼，决定先发制人，由黄福统率了八十位同志，袭击清军陈良杰部于所驻扎的新安县(宝安)沙湾。这是孙中山鼓吹革命以来，革命军与清军的第一次交战。　　结果是，革命军获胜，斩杀了四十人，俘虏了三十几人，夺得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被俘虏的清兵自愿剪辫子，加入革命军。　　当时，在三洲田的革命军，全部仅有六百位同志，三百枝洋枪，九千发子弹。司令部的所在地，是三洲田的马栏头，罗生同志的房屋。作战时所用的旗帜，是先烈陆皓东所拟定的青天白日旗。　　聚集在新安之北的虎门及其附近，另有黄江喜所率领的若干同志静候三洲田的部队前来，夹攻新安县城。　　但是，三洲田的部队在攻下沙湾以后，转向东北，放弃了夹攻新安县城的计划。这是因为，郑士良由香港回来，赶到沙湾，传达孙中山的最近命令，叫大家改向厦门的方向前进。　　在二十一、二十二日两天，革命军分三路向清军进攻，一路攻惠州府城，一路攻博罗县城，一路攻镇隆镇。惠州与博罗未能攻下，却在镇隆获得又一次的胜利，斩杀了姓严的一个守备与几十名清兵，俘虏了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获洋枪七百多杆，子弹五万发，马十二头。　　两天以后。闰八月二十四日，革命军又打了一次胜仗，地点是在永湖镇附近，俘虏了清兵数百，洋枪五百余杆，子弹数万发，马三十余头。在这一役中，清军的人数有五六千。革命军仅有荷枪之士一千，徒手的同志与民众两三千人而已。　　两天以后，革命军推进至崩冈墟，击走清军。又过了两天，革命军推进至三多祝(在惠阳之东南，海丰之正西)，沿途，人民对革命军放爆竹，送东西，表示欢迎，并且有日益愈多的人，请求参加。总计前后来参加的，已在两万人以上。　　当天(闰八月二十八日)的晚上，革命军在三多祝之东的白沙镇宿舍，准备用五天的工夫，走到五华县南边的梅林墟。　　不料，突然来了日本的一位志士内田良政，传达孙中山给郑士良的命令。孙中山告诉郑士良：日本的内阁改组，新总理伊藤博文对中国革命仇视，不许儿玉总督从台湾输送军械，也不许任何军械从日本本岛出口，而且禁止任何日本人在中国革命军中服务。同时，菲律宾志士所允借的军械，全是废品，不能用。他们当初买的时候，受了中村弥六之骗。孙中山告诉郑士良，不必再向厦门的方向进军，是否应将革命军解散，或另作计划，由郑士良全权决定。　　郑士良举行军事会议。会议的结果是：解散徒手的同志，只留一千多武装齐全的，向三洲田回军，再设法从香港方面取得接济。重行联络在新安县与虎门的同志，合攻广州。　　一般而论，军队打胜仗容易，打败仗难；进攻容易，撤退难。革命军在回军途中。被清将截击于横冈，颇受损失。郑士良见到一时势无可为，便把这一千多人也解散了，自己和黄福、黄耀庭等人先后从间道回了香港。　　山田良政和郑士良等人走失。他不认识路。语言不通，再加上形貌究竟与中国人不同，不久便被清军捉住，杀了。他是日本志士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中国人之中，在这庚子惠州之役贡献了生命的，包括：蔡阿牛、陈阿福、黄杨、刘运荣、何崇飘、杨发。这些同志，是有姓名可稽的。姓名不传的，估计约在一两百人左右；清方的官报是六七百人；此外，曾金养于二十七日率领若干同志进攻河源县城，失败，曾本人阵亡，其他同志阵亡的也有一百人左右。　　　　《细说民国创立》一四、史坚如　　在郑士良率领义军，转战于惠州一带之时，史坚如和郑荫南等人积极图谋在广州响应。人，是有的，已经有了不少的同志在城内城郊，又有成千的绿林兵可以从北江、西江来会合。所缺的，是钱。没有钱，买不了枪枝弹药，动员不了那些绿林。　　孙中山所筹得的起义经费，为数不多，差不多是全部用在郑士良那支义军身上了。在香港负责管钱的是李纪堂。李纪堂收到孙中山面交两万元，自己又贴了两万元的好几倍。然而，以他个人的力量，兼顾惠州与广州两方面的事，委实不易。　　史坚如因此也想仿照李纪堂的榜样，变卖自己的财产。可惜，卖了很久，卖不出去。卖到闰八月底，惠州之役将近失败之时，才卖掉了一座房子，获得现金三千元。这时候，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来不及了。他便决定炸死两广总督德寿，挽救惠州方面的军事情势，同时也是借以唤醒民众，用事实作革命的宣传。　　两广总督德寿，是满洲人，原为广东巡抚，在署理了总督以后仍旧住在巡抚衙门。巡抚衙门的后面，有一条巷子，叫做“后楼房”。巷子的南边是衙门最后一进，亦即德寿的卧房所在；巷子的北边，有一排老百姓的房子。　　在这些老百姓房子之中。史坚如选到了一所，叫同志宋少东和宋的夫人出面，租了下来，搬了进去。然后，邀了同志练达成、苏焯南，和胞兄史古愚，从这房子掘了一条地道，直至距离德寿的卧房只有十几丈之处。　　练达成不仅帮助他掘地遭，也负担了一部分的转运炸药的任务，炸药有二百磅，是邓荫南与黎礼两位同志，在香港买到，运来广州。交给练达成的。练达成把炸药从西关荣华东街的革命机关，运到五仙门福音堂，交给同志黄守南保管了一些时候。等到后楼房的房子租成，便由同志温玉山乘了轿子，又把炸药陆续从福音堂运进来。　　掘地道的工作，是在九月初五日的夜间进行的。史坚如叫宋少东夫妇出去，住到另外一处地方，自己与练、苏二人及胞兄古愚掘了一夜，在天快黎明之时，才算掘成。他们把二百磅炸药装在巨大的铁桶之中，塞到地道的尽头，点着了放在引线之上的香，便离开这房子，反锁了大门，分途出西门、南门。约好在香港会面。　　不曾到得香港，他们四人已经在船上相见了。船上，码头上，街道上，熙来攘往，一切如常，全是升平气象。他们四人觉得有点奇怪，看样子似乎炸药不曾发生效力。　　史坚如叫练达成、苏焯南、史古愚，仍照原定计划，先去香港，他自己一人，独留广州。　　他大着胆，冒险回后楼房的那座房子，察看一个究竟。他开了门锁进去，走入地道，炸药桶子还在那里，引子也在那里，香是烧完了，引子却不曾点着。　　这时候，不但是白天，而且是将近午时了。他料想德寿已经不在卧房。于是，他便在这空屋子静等到初六日的深夜，又由深夜静等到初七日的黎明。这一次，他不再用香，而直接用火柴把引子点着，轻轻走出，锁了门，向轮船码头的方向走，准备搭早船去香港。　　走了不多远，他想：倘若这一次炸药依然不炸，势必又要从香港乘船回来，倒不如仍旧暂留广州。于是，他就改变方向，走到西关长老会第一支会礼拜堂，找同志毛文明。他在毛文明处躺下来休息，虽则疲倦已极，却怎么也睡不着。忽然，听到轰然一声。他很高兴。　　过了一会，全城的人纷纷谈论。消息传来，说后楼房巷子的民房。好几家被炸塌了，老百姓有炸死炸伤的，抚台衙门的后边围墙，也炸塌了一大段，抚台本人被炸得从床上摔下来，跌出几尺以外，却不曾死。　　史坚如颇不相信，立刻便要去后楼房看个究竟。二百磅的炸药的威力，足够把德寿的卧房炸得片瓦无存，怎么德寿仅仅是摔下床而已呢?　　毛文明和其他几个同志劝他不要去。这真是太冒险了。他，一个二十二岁的革命青年，说做就做，雇了轿子就走。走到了后楼房，看见抚署的围墙果然塌了一段，房子却是好好的。原来，他所用的引线太小，或是太短，两百磅的炸药并未完全爆炸!　　他离开后楼房，去到油栏门鸿兴客栈，找同志胡心泉和胡的哥哥胡心澄；在鸿兴客栈住了一晚，于初八日的早晨，又要去“老城”。胡氏兄弟说：“你应该去香港，老城的侦探多，不宜于去。”史坚如说，我要到老城去看看，找个地方躲起，想办法再炸德寿一次，不达目的不止。　　他一进老城，便被侦探郭尧阶认出，叫清军介字营的兵士截住，押解到南海县衙门，在他身上搜出用德文写的炸药方子。　　南海县知事裴景福，起初对他假装客气，叫他供出同党，并且拿出一张四十几个人的名单来，叫他证明是革命同志。他对裴知事的“嬉笑玩弄”，不供，也不证明。裴知事于是就打他，夹他，烧他，用尽了种种残忍的酷刑，他依然不肯说出任何一个同志的名字。　　终于，在九月十八日这一天，他被斩首。　　他从容就义，与陆皓东在乙末年为革命而牺牲之时的风骨，后先辉映。他与陆皓东和其后的邹容、林觉民等人，都是中国革命史上令我们追怀、景仰的先烈。　　他出身士族，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广东番禺。七岁丧父，事母极孝，对胞兄古愚与胞妹憬然均十分友爱，待朋友全是一股热忱，对革命的忠贞始终如一。他多才多艺，工于书法，精于绘画，丰姿翩翩，原是所谓浊世之佳公子。但是，他感慨国难，薄八股而不为，一心物色英雄，共谋大举。他在美国人所办的格致书院读书，其后认识了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会长日本人高桥谦，由高桥谦而结识了宫崎寅藏与陈少白、杨衢云，加入兴中会，瞒了母亲跟宫崎寅藏去上海(为了怕母亲忧虑而只说是去日本游历)，到了上海便偕同毕永年去两湖，访寻会党领袖，邀他们去香港与兴中会合作成立了兴汉会，其后又亲自去日本，拜见孙中山，颇受孙中山器重。　　谁料到，他以这样的命世英才，竟不幸而在如此短促的时间以内，遭了清方官吏的毒手，这真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里“有志竞成”一章中说：　　“坚如聪明好学，真挚诚恳，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皓东相若。而二人皆能诗能画，亦相若。皓东沉勇，坚如果毅，皆命世之英才，惜皆以事败而牺牲!元良沮丧，国士沦亡，诚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而二人死节之烈，浩气英风，实足为后死者之模范，每一念及，仰止无穷。二公虽死，其精灵之萦绕吾怀者，无日或间也。”　　他就义以后，李纪堂派了一位同志蔡尧，在夜间秘密移走尸体安葬，立了一个石头，石头上刻了“司马氏”三个字作为暗记，其后，陈少白写了一首碑铭，刻在一块碑上：　　“雄心脉脉，寒碑三尺。后死须眉，尔茔尔宅。国人欲复，哲人不归，吾族所悲，异族所期。玉已含山，海难为水。蹇蹇此躬，悠悠知己，天苍兮地黄，春露兮秋霜，胡虏兮未灭，何以慰吾之国殇!”　　　　《细说民国创立》一五、再接再厉　　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孙中山于阴历九月二十五日(1900年11月16日)由台北回抵东京，写信给留在上海的平山周说：“兹改议着宫崎兄前去上海，因彼与前途相善，便于商量各件也。前交足下带去上海之信，望即由‘书留邮便’寄来横滨，交黎炳墀兄收入转交与弟可也。……”　　信中所指的“前途”是谁呢?是李鸿章的幕僚、孙中山的小同乡，一个极有钱而野心颇大的人刘学询。他在庚子年是一位幕后很活跃的人物。陈少白曾经托了兴中会的一位重要会友何启，曾经在义和团起事于北方之时，说动了香港总督卜力，由卜力出面，劝李鸿章以两广脱离清廷，与孙中山合作，另建政府。李鸿章一时竟然接受，叫刘学询写信到东京，约孙中山南来晤谈。晤谈的地点，是香港。谁知，当孙中山践约南来，于阴历五月二十一日船抵香港海面之时，不仅李鸿章不曾来，刘学询也只是派了一艘军舰来，说要接孙中山去广州。孙中山看出了李氏缺乏诚意，便派了宫崎寅藏作为代表，到广州找刘学询探询一个究竟。果然，刘学询告诉宫崎寅藏，说李鸿章的意思，要等到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再说。此后，孙中山便去了西贡，而宫崎寅藏去新加坡找康有为商量合作。这些话，我在前面已经略为提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