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被塞上车后，绑匪将其双眼蒙上黑布，一路七弯八绕开到郊外。等他被架下车，取去蒙眼布，发现自己已在一个严密看守的农家破屋里了。 第二天上午，两名绑匪头目来到张元济面前，一个自称姓叶，一个自称姓李。他们开门见山，说30万元赎票。“凭你这个印书馆的大老板，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 张元济睁大眼睛：“30万？大老板？我只是入股者，商务不是我的私产啊！” “你不是董事长吗？” “董事长可不是大老板。” 绑匪不耐烦了，说：“不管是不是，你这样的大名人不可能没钱，去年你嫁女儿，嫁妆就是30万！” 闻听此言，虽在险恶的被绑处境中，张元济还是禁不住哑然失笑：“女儿我是有一个，可是还没出嫁呢，哪来的30万嫁妆之说！不信你们再复查。” “什么？”叶、李二匪惊疑地互相看了看，觉得好像的确是走了眼，然后说：“那么，20万，快写信回去，20万，一文不能少！”说完径自走了。 张家和商务印书馆同仁收到张元济的信后，又接到两次绑匪电话，催问钱备齐没有。张家哪里拿得出这笔巨款，就提出谈判。在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的谈判地，叶、李二匪似乎知道绑的不是大鱼，就把赎款又降到15万元；这个数字仍然大大超出张家负担能力，一再请求再减，谈判陷进了僵局。 被囚的张元济绑匪命四人看守，其中二人一老一少，老的似乎有病，咳嗽不止。张元济被安排睡一张破床，而看守者睡地上，在深秋夜间只能相偎取暖。 张元济与他们攀谈起来，问他们干这种不要本钱的买卖，一定所获甚丰吧？看守老头叹道，这事又缺德又提心吊胆，可钱到我们手上又能有几个呢？要不是没有别的活路，谁愿干这个啊，在家里都是说在外做小生意呢！张元济观察着他，关心地说你身体象有病，该看医生啊。老人更加叹气，说穷人哪有看医生的钱，拖一天是一天，死了拉倒。 张元济对他十分同情，就说：“我粗通些医道，给你开副药吃吃试试吧。”说着拿起绑匪要求他写信的纸笔，写下一个药方交给老头。老头双手颤抖着接过，眼角泛出泪光。 其他看守都对张元济产生了崇敬，也谈起自己身世，都是讨饭出身、失业已久之苦命人。张元济对他们深表理解和同情，劝他们一有正路还是赶快洗手，他们连连称是。在这期间，看守发现张元济里面的绒线衣上有个洞，这哪是富人的样子，觉得头领这次是真的绑错人了，对张元济的好感中又多了愧疚。 10月21日，叶、李二人又手持张元济亲笔信与张家谈判。信中说在被囚期颇受优待，不必担忧；现在赎金已降至2万元，请尽快设法筹齐。 绑匪实在想不到这回绑的竟是这么个“阔佬”，虽然那么大名气，却居然2万元依然凑不齐！张家变卖了所有能变卖的东西，只筹到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解囊相助，好不容易也凑了5000元，合计1万，离绑匪开的价还差一半！ 张元济的侄儿将这1万元钱交给叶匪，恳求就此赎票。为绑错人而懊恼不已的绑匪看实在榨不出啥油水了，就于10月23日将张元济释放。 在虎口度过6天之后，张元济获得了自由。临走之时，看守他的人依依不舍，紧握着张元济的手对他说：“等我们改邪归正之后，再来见您老！” 张元济对自己这段经历啼笑皆非，被绑期间写给好友高梦旦的信中说：“以弟资格，竟充‘票友’，可异之至。” 由开价30万元，降到20万元，再降到15万元，然后降到2万元，最后以1万元安全赎出，对于绑匪来说，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也是绑票案中的罕例；而被绑票期间，“肉票”居然与匪帮看守结下了友谊，对他们进行了感化，这番情景更是少有。所以说，文化名人张元济被绑是绑票案中的“喜剧”。 看过了荣德生的“正剧”和张元济的“喜剧”，现在该来看看绑票案中的悲剧——1940年，杰出的民族企业家、“化工大王”方液仙被绑架杀害。 1893年生于上海的方液仙祖籍浙江镇海，他出身商贸世家。少年的方液仙酷爱化学，对化学工业尤其感兴趣。1912年，20岁的方液仙拿着母亲给的1万元钱，在上海圆明园路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 创业之初的方液仙有过相当长一段艰难时期，连续几年，他的产品虽质量优良，却总打不开销路，曾对朋友抱怨：“我们的东西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到 1919年，借助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倡用国货”的东风，不到两年时间扭亏为盈；此期间他又得到四叔方季杨的大额投资，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1923年，方液仙推出中国最早的国产牙膏“三星”牌牙膏，这种牙膏的口感、香味和使用效果都极佳，且只售2角一支，比7角一支的美国“丝带”牌牙膏便宜许多，迅速占领了市场，成为民国时一个著名的民族品牌。1949年后中国牙膏生产基地、著名的上海牙膏厂，前身就是方液仙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的牙膏生产部门。 方液仙经营出的民族化工品牌还有“剪刀”牌肥皂、“三星”牌蚊香和“观音粉”、“味生”两个牌子的味精，这些产品都行销一时，不但国内同行无法争锋，还把日本和欧美的同类洋货都挤出了市场。 方液仙生意越做越旺，1931年到1940年，中国化学工业社收益年胜一年，号称“十年全盛”；到1940年，他身兼中国化学工业社总经理、上海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健华化学制药厂董事长、开成造酸公司董事长等一系列负责职务，不仅在上海是商界领袖人物，在全国都大名鼎鼎。 方液仙是一位有爱国心的民族企业家。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他在化学工业社厂区办起伤兵医院，支持十九路军；1937年"八·一三"抗战打响,他再次出资创办伤兵医院，并聘请著名外科专家为伤兵诊疗。 1940年的上海，华界处在日本占领和汪伪政府统治下。方液仙便成了日本极力拉拢的工商界名人，日本多次游说方液仙，要以极优惠条件和他“合作经营”，被他拒绝；汪伪政府也希望他加盟，陈公博派人劝说他出任南京汪伪政府实业部长，方液仙说：“我是开厂做生意的，不懂政治，只会经商，当不来大官。” 不但不从，反而劝告来人不要与汉奸同流合污。 政治上不与日伪合作，经济上又富甲一方，这两个条件正好是一个邪恶力量的绑票对象——这个邪恶力量就是汪伪特务组织。 汪伪政府在南京，其特务总部却在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这个简称为“76号”的地方是出名的魔窟。76号大头目是李士群，他手下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向他进言，说方液仙是如何如何有钱，且他不和日本合作，正好可将其绑来，以此为罪名狠狠敲一笔。李士群深感可行，一番策划，方液仙的没顶之灾就要来临。 方液仙本来就树大招风，又以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出名，亲友一直为他的安全担心，他的妻子钱彬英就劝过他出国。方液仙认为反正我只做生意，其他不问，日本人也不敢将我怎样。他没想到，日本人倒未必要他的命，他的76号内的“同胞”却在对他的财产垂涎不已，绑票魔爪就要伸到他头上。 1940年7月24日晚，方液仙接到一个熟人电话，说有南洋来的一位巨商要和他洽谈生意，于是双方约好次日上午在国际饭店见面。7月25日早上，方液仙如约出门，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那个谈“南洋”生意的电话就是76号设下的计。这天早上，绑匪们埋伏在星加坡路（今余姚路）方宅门边，方液仙的汽车一出院门，众绑匪一拥而上，挡住汽车去路。方液仙的保镖立即掏枪，被绑匪头目顾宝林连开七枪当场打死。拥进车内的绑匪挟住方液仙，逼迫司机朝西开。 方液仙知道碰上了绑匪，狂呼“有人绑票！”；绑匪拿枪顶住他，勒令不得出声。方液仙不管不顾，拼死呼喊。绑匪慌了手脚，一枪打在他小腹上，方液仙重伤昏死。 方液仙被绑时的喊叫被方宅和周边听见，几个仆人及租界安南巡捕闻声举枪冲来。情急之下，绑匪将司机一脚踹到车下，自己开车掉头往东，一路疾驶而去。 方家焦虑万分，四处报警。面对如此猖獗的绑匪，星加坡路一时风声鹤唳。警方多方打探，没有一丝线索；方家苦等绑匪来电来信联系赎人，也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人们不解于绑匪为何在绑票成功后不联系其家属勒索钱财，哪能想到这回绑匪是76号的特务组织；他们绑票同样是为了钱，可方液仙落入他们之手以后，因坚决不合作，不几天就被折磨而死！ 绑走方液仙后，看到租界巡捕追来，绑匪没敢直接把车开到76号，怕跟接到报警的租界巡捕房警车迎头而遇，他们把车开到景云里22号特务组织的又一据点。顾宝林给方液仙打了一针麻醉剂，致其再度昏迷后再悄悄运到76号交给吴世宝。 “肉票”到手，吴世宝欣喜若狂，当晚赶回76号，对苏醒过来的方液仙说，你是因为和重庆蒋介石方面有联系才“被捕”的，现在赶快“认罪”；然后，吴世宝露出绑匪真面目，要方液仙写信回家，叫家里拿钱赎人。 不料方液仙根本不吃这一套，严词拒绝其一切无理要求，并痛骂吴世宝这伙人就是匪徒！吴世宝恼羞成怒，抓起皮带朝方液仙劈头盖脑拼命抽打，又拿水管从方液仙鼻子里给他灌了一肚皮凉水。本就枪伤在身、失血过多的方液仙经受如此折磨，顿时奄奄一息，被转移出76号不几天就含恨停止了呼吸。 “肉票”已死，李士群严命不得承认绑架方液仙一事。 久等绑匪联系而不得音讯的方家乱成一团。方液仙的妻子钱彬英没有想到此案出自特务之手，只连连朝黑道打听，还专门找了黑社会头号人物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 消息最终从一个叫李祖莱的人那里透露出来。李祖莱是杜月笙门生，又是汉奸特务组织成员，他还是吴世宝妻子佘爱珍的情人！钱彬英本是托他在黑社会中打听，他却从佘爱珍处无意中知道了方液仙在76号，立即通知了钱彬英。 钱彬英一听事关76号，不敢怠慢，赶紧开出几张汇丰银行的巨额支票，亲自赶到76号头目李士群家中，开门见山说我家先生被你们抓起来了，请帮忙放人。李士群故作惊讶，又“愤怒”地质问钱彬英从哪里听来的谣言。钱彬英不在话上和他多缠，递上巨额支票，只说烦劳帮忙。 李士群明知方液仙已被手下杀害，却照样心安理得收下这一大笔钱，说“帮忙调查”；付出了钱的钱彬英还是见不到丈夫，再求李祖莱，李祖莱已从佘爱珍处知道方液仙已死在吴世宝手上，不好直说，只叫钱彬英去找吴世宝设法。 于是，黑心的吴世宝杀害方液仙之后，又堂而皇之从方妻手中收下一大笔钱，以“好心的帮忙者”的身份去“调查”方液仙身在何方。最后，他让李祖莱转告钱彬英，说他经过“多方调查”，总算知道方液仙已经死了，谁人所为“探查不清”，方液仙尸体在万国殡仪馆。 方家付出一二十万的巨款，所得只是方液仙一具冰冷的尸体。绑架杀害方液仙的汉奸特务，在方液仙死后照样向焦心如焚只求人票平安的方家收索大笔金钱。这样丧尽天良的行为，就是专干绑票案的惯匪也做不出。按绑票团伙的规矩，得了赎金，立即放人，荣德生案和张元济案都是这样。这是为了绑匪的“信誉”，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不管出不出钱，“肉票”都是死，就不会按勒索交钱，只会报警严缉绑匪了，这只会断了绑匪的财路。 76号贪婪而毒辣的汉奸特务们却没有任何“规矩”。每一起绑票案本都是悲剧，但象方液仙之死这样的，是悲剧中的悲剧。 方液仙惨遭杀害后，中国化学工业社为了业务正常进行，对外密而不宣，仍以方液仙名义经营。但真相终究大白，上海企业界愤慨万分。不久，日本二战时官方重要的“理论家”大川周明来上海做拉拢企业界人士的工作，企业家们找到了控诉出口，纷纷表示，和李士群、吴世宝这样毫无人性之徒怎可合作？日本人搞清方液仙案后，对此十分恼火，认为这些特务因私人贪欲而为他们的侵略起了反作用，又见李士群等势力越来越大，有养虎成患之忧。 于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胆敢抢劫日本银行的吴世宝先被日方毒死；到1943年，时任江苏省伪省长的李士群在百般防范下，还是被日本设计以一个饼干毒杀…… 浪奔，浪流，滔滔黄浦江奔涌不休，带走多少上海往事。猖獗的“绑票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重读这一页风云，只会增加我们对良知、正义、秩序和法治的呼唤；同时，也愿每一座繁华都市的灯火，能照亮所有想过正常生活的人的本分愿望，不再在城市的流光溢彩背后，滋生出那么多的阴影和罪恶。 民国多少事......10●●●先入狱后被暗杀：李鸿章的纨绔长孙在民国●●● 英国人有一项特殊的崇拜：崇拜“贵族”。这个“贵族”并不简单就是有权有势有钱有名望的人，关键是要有“家世”；也就是说，必须是连续多少代都是高人一等的“人上人”，这才叫贵族。没有这个家世，即使你再威风八面，也只能叫“暴发户”了，英国人表面尊敬，心里是瞧不起的。 贵族的值得崇拜之处就在于，连续多少代的养尊处优，能让人形成一种脱尽平民习气的气质——所谓“高贵”。这个高贵气质是从金钱、权势、地位里来，但更是时间和历史的沉淀。真正贵族的形成条件是很苛刻的，所以人们常说，养成一个真正的贵族至少要三代人的时间。 中国晚清以来巨变频繁，权利场上你方唱罢我登台，哪能留出三代人的时间去宽裕地培养起贵族呢？真正有资格叫贵族的，首先当然是溥仪及他的皇室，可 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这支真正的贵族一下变成了落水狗，什么气派、风度都玩完；其次就是晚清重臣家族，然而民国建立后，国家的权力和资源转移到了一帮军阀手里，他们也失了势，贵族养成之路又被打断；民国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出现了一批新贵，可这批新贵的命更不好——民国短短38年就覆亡了，留在大陆的民国贵族的命运不用多说，历次政治运动就是以侮辱和摧残他们为乐，被整得连个人样都没有，还谈何“贵族”？ 晚清有前后相继的两大重臣，即李鸿章和袁世凯。开始生活在民国的，李鸿章家族是孙子辈，袁世凯家族是儿子辈。 袁世凯做了四年民国大总统（其中83天“中华帝国”皇帝）死后，儿子里基本没有有大作为之人。那个野心勃勃的长子袁克定，在父亲死后继承大笔遗产，光现金就有40万大洋，全被花天酒地的他在短时间内挥霍殆尽，到1949年几乎已经是家徒四壁，要靠救济过活了。以“名士”自命的次子袁克文，算得上是位书画家，可同样花钱如流水，自己名下的财产也没顶住多少年，后来经常卖字卖画；他还加入青帮，成了辈分极高的“老头子”，吸毒嫖妓，无所不为，直到1931 年42岁时病逝。 不过袁世凯的孙子辈大有出息。袁家骅、袁家骝皆为著名科学家，袁家骝夫人吴健雄，是有“中国的居里夫人”之称的大物理学家。当然，这都已经是民国走进历史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让我们从李鸿章长孙李国杰的经历，看看没落贵族在民国的命运。李鸿章家族堪称晚清第一家。他是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的顶梁柱，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1901年11月7日，这位以兴办洋务和主持外交而引来诟病无数的安徽合肥人撒手人寰，临终老泪纵横，吟诗一首：“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做等闲看。” 李鸿章早年无子，曾以四弟之子为嗣，后得子李经述、李经迈。李国杰就是李经述长子。 因为爷爷的关系，李国杰深受慈禧太后宠爱，12岁就被授予二等侍卫；李鸿章死后，李国杰进见慈禧太后，老太太见到这位当年亲密战友的后人，感伤不已，拉着他的手说了很多话；1906年，25岁的李国杰任广州副都统，次年调镶黄旗蒙古副都统，1908年任农工商部左丞；1910年，承袭了祖父爵位的李国杰以诰封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一等肃毅侯授出使比利时大臣。 清朝的最后10来年中，李国杰以坐在惊马上一样的速度一路飞黄腾达，是否有其祖父一样的才干倒未见表露。只知在1909年，慈禧太后在东陵普陀峪下葬时，李国杰看到陵区树木上架有电线，且灵柩过处有人沿途拍照，即狠奏负责葬仪的直隶总督端方一本，致端方被革职。 在出使比利时期间，李国杰的出手阔绰在布鲁塞尔甚是有名，一帮比国无赖环绕于其周围，怂恿他大把花钱，从中渔利。1911年辛亥革命后，李国杰留任，几年下来，把公款花出了一个大窟窿，无法交差，幸好那时中国当政的是袁世凯——袁氏是其祖父李鸿章在晚清大力举荐的接班人，自然也对恩人孙子不薄，拨付银元40000过去，李国杰就此回国。 1914年回国后的李国杰在上海做“寓公”，也就是坐拥爷爷的庞大遗产清闲度日。不能说李鸿章没为国操劳过，但他显然跟同是合肥人的北宋包拯不是一路：李鸿章死时，遗产价值白银1000万两之巨。 此时清帝已经退位，但李国杰对清室的感情依旧。他问袁世凯，能否进宫朝见太后。袁世凯有些不悦，就很有情绪地说：能啊，你是谁啊？侯爷嘛！别人不能，你还不能？李国杰真就跑到紫禁城里拜见了隆裕太后。失势的隆裕在宫里冷冷清清，见小李这么有良心，就泪眼婆娑跟他推心置腹地谈；李国杰被感动，也赤胆忠心地猛侃一气，说爷爷李鸿章真是看错了人，不该叫袁世凯接掌北洋，以至于让皇上和太后沦落如此！ 李国杰出宫后，袁世凯的好友徐世昌叫来他，说你小子要不是中堂大人的孙子，现在脑袋恐怕不在脖子上了。李国杰大惊，问是为何；徐世昌说你在宫里扯了些什么淡？李国杰更惊，问你怎么知道？徐世昌说别说是你的话，就是你中午吃的什么菜我都知道！ 袁世凯那时正在开始做皇帝梦，这个名门之后的李国杰怎么说也有他的影响力。袁世凯和李鸿章都是清朝重臣，如果袁世凯自己要做皇帝，而这个李鸿章家的李国杰却忠心耿耿站在老皇族那边，对比之下，袁世凯不是贼子是什么？因此，袁世凯要搞定他。 先让徐世昌出面严厉警告，然后又来手软的。1914年，李国杰被拉进参政院做了参政，月领500大洋干薪；接着，袁世凯又请人做媒，让儿子袁克义娶了李国杰的长女。这样，李、袁这前清两大重臣家族就成了一家人。 1918年，李国杰又在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参议院当了议员，这也是闲职。1924年他回到上海，担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长。 上海轮船招商局由李鸿章创办于1872年，是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一个和江南制造总局齐名的大型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以水路运输为业务，成立后在盛宣怀 ——一个被著名商人胡雪岩称为“外君子而内小人”的精明干将——的经营下，迅速把航线开辟到日本、马来亚、菲律宾、新加坡等地，引起外国航运公司的嫉恨；几经竞争，上海轮船招商局不仅生存了下来，还成为与英商怡和、太古相并列的三大轮船公司之一。 到1900年，上海轮船招商局除在全国通航，在各地购置大量房产、修建仓库码头外，还增添了20余艘轮船，投资开发了唐山等处煤矿，还创设了中国通商银行。正常情况下，上海轮船招商局每年净利润可得30万两白银，成为实业界的一个庞然大物。 这个企业初为官商合办，后为官督商办，但最高权力都捏在李鸿章手里，重要的人事任免都是李鸿章说了算。上海轮船招商局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意之作，他在一封信里说：“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外国对此项成就也很羡慕，当时有个日本官员参观了上海的码头和轮船后，酸溜溜地对负责实际工作的盛宣怀说:“有了这个轮船招商局，你们大清国的风雨茅庐中，总算有了两张新桌子。” 进入民国后，这家财源滚滚的大公司依然把持在前清官员及其子弟手里；相当长的时间内，负责业务的总办（总经理）由盛宣怀圈内的人担任。1916年，盛宣怀去世，李国杰顶了他的缺，任董事；1924年，大股东李国杰当选董事长。 李国杰在晚清春风得意，可民国以来始终没干过任何一个实缺。这下总算得到一个既有地位又有实惠的好职位，满心欢喜。不料时局变幻，他的挥霍天性还未来得及尽情放纵，就发现这个董事长当得跟前任比是天差地别。 民国前期，北京的北洋政府在军阀混战中管不到南方上海的这个企业来，任由前清官僚及其子弟操弄，而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上海轮船招商局一帮人的好日子就到了头。国民政府宣布要“清查晚清官僚资产”，又以“收回航权、航业国有”为名，对上海轮船招商局这家全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实行“改制”。改制后，总办由政府委任，招商局经营、人事、行政均由总办负责，董事会成了摆设，董事长也有名无实。 李国杰当然十分愤懑，但他知道拧不过国民政府的大腿，此前家乡安徽方面已逼迫他出了60万元的军饷，死去20多年的爷爷是再起不了作用了。他就表面上对政府监督表示同意，暗中觊觎着掌握实权的总办职位。 国民政府委派来的总办是留日归来、颇具学者风度的赵铁桥。赵铁桥一上任就大权独揽，根本不把李国杰这个董事长放在眼里；他的爷爷是李鸿章，别人都给面子，可在赵铁桥眼里啥也不算。 “清查前清官僚资产”在进行。1929年，上海特别市政府通告：奉国民政府令，前清故吏盛宣怀侵蚀公币，证据确凿，应将所有遗产一律查封没收；勒令盛氏后人及与盛氏财产有关之公司、行号、典当等等，据实具报盛氏遗产。盛家在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势力立即垮塌。 李国杰虽没有惨到盛家那份儿上，但被赵铁桥打压得也不轻。二人摩擦不断，李国杰老被晾到一边不说，虽然处处退让，还是被赵铁桥毫不客气查出他在向汇丰银行借款的过程中，虽声称没有银行给的回扣，但这一借款过程“开支酬劳计二十余万两之巨”，赵铁桥直截了当地指斥“内中一部分为其本人所得”。 李国杰既要坐上有实权的总办位置，又要报复赵铁桥对他的欺压。他想的办法是最简单的：找杀手除掉这个可恶的赵铁桥！ 刺死赵铁桥，出自民国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之手。王亚樵是李国杰的安徽合肥同乡，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到上海闯荡，以码头安徽籍工人为班底，打造100余把利斧分发，组织起“斧头帮”，又网罗力量，建立起规模庞大的“安徽籍劳工总会”。因他慷慨仗义，敢做敢为，很快打出一片天下，在上海滩有“江淮大侠”之称，以致上海本地的黑社会大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有时都要让他三分。 王亚樵最闻名的是他最擅暗杀。被他先后暗杀身亡的重要人物，首先有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还有日军侵华早期最高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这是日本侵华时期死在中国的最高级军官；以及汪伪政府外文次长唐有壬，国民政府建设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 尤其令人瞠目的是，他还在庐山暗杀过蒋介石，在上海暗杀过宋子文；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和汪精卫也被他在暗杀中击成重伤。汪精卫1944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院病重不治，就是因为王亚樵1939年在国民党六中全会会场派人暗杀他时击中他三枪，其中一发子弹一直留在体内。 对于这个令其敌人不寒而栗的“暗杀大王”，军统特务头目沈醉后来说：“大家都怕魔鬼，魔鬼都怕王亚樵。” 王亚樵之所以动手除掉赵铁桥，并不全在老乡和老相识李国杰的拜托。在此前，和他并肩反蒋的国民党“改组派”首领王乐平遇刺身亡，经王亚樵调查，此事赵铁桥起了很大作用。赵铁桥刚归国时曾任王乐平秘书，深得王乐平信任，而王亚樵对这位文人学者也很敬重。不料赵铁桥和戴笠交好，他提供了王乐平行踪的关键信息，使戴笠于1930年2月18日夜派出7名杀手将王乐平成功暗杀。赵铁桥被安排出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就是蒋介石对他的褒奖。 因此，当李国杰托人找到王亚樵，提出帮忙干掉赵铁桥时，正中已经在准备对赵铁桥下手的王亚樵下怀。王亚樵盘算的是反正我要杀赵铁桥，正好顺水推舟说为你李国杰效命，好好敲一大笔报酬。 李国杰宴请王亚樵，王亚樵答应“帮忙”之后，李国杰拿出8000元钱塞给王亚樵，说先奉上这么多，数目上讨个吉利，事成再重谢。王亚樵瞪大眼睛，非常惊讶地说这么大的事，你李“侯爷”怎只肯出这点茶水零钱？ 李国杰的回答让原本准备开个狮子大口的“暗杀大王”也惊喜不已：事成之后，报酬是将上海轮船招商局的大海轮“江安号”拨给王亚樵！为了要眼中钉赵铁桥的命，竟舍得如此代价，王亚樵在心里觉得这个李鸿章大人的孙子怎么有点不正常。 于是王亚樵说侯爷你除掉了死敌，出这个代价也值，可就怕你说话不算话。李国杰急了，说我马上送来契约！王亚樵大喜，说契约送来之日，就是赵铁桥人头落地之时！1930年7月24日清晨，在外滩福州路路口上海轮船招商局楼侧，赵铁桥被王亚樵部署的徒众乱枪击中，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身亡。 目的达到，为酬谢王亚樵，李国杰除将江安号海轮拨给王亚樵经营盈利外，另送上15000元。 王亚樵的斧头帮月需数千元开支，却没有正常经费来源，得到这艘大海轮，等于有了一棵摇钱树。王亚樵满怀兴奋，请曾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任过江宽、江安二轮经理的福建人卓志钺来为他经营，换掉原任经理张延龄。 这个张延龄却非同小可，他是杜月笙的大门徒，又是张啸林的侄子。江安号海轮这块大肥肉他岂肯轻易吐出，在移交中屡屡生事拖延。最后王亚樵急了，派出二三百门徒手持利斧杀往江安号停泊的码头，强行接收；接着当晚，张延龄的叔叔、上海滩黑社会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公馆后院被人用手榴弹炸开一个洞。这是王亚樵向张延龄的后台**。 杜月笙、张啸林暂时不想跟风头正劲的王亚樵火拼，便命张延龄退一步，把江安号交出；然后，杜、张二人静观时局，伺机再报复。 这件事是李国杰拨让张延龄的江安号引起，李国杰同样也得罪了杜月笙和张啸林。 除掉了赵铁桥，李国杰按约将江安号海轮拨给王亚樵后，认为轮船接收上的黑道纠纷与他无关，他现在要得到的是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的职位。1932年春，招商局总办改称总经理。机会不久来了，招商局由国民政府交通部管辖，而当时交通部长由行政院副院长陈枢铭兼任，这个陈枢铭正好跟其本家弟兄李国凤是患难之交！ 在李国凤的活动下，陈枢铭终于同意轮船招商局总经理由董事长李国杰兼任。 李国杰夙愿得偿。为感谢李国凤，他将轮船招商局上海闸北货栈交给李国凤的女婿掌管，并分给一艘航行上海至天津的大海轮。 掌握上海轮船招商局大权之后，志得意满的李国杰没有去考虑怎样去经营这个他爷爷呕心沥血培植出来的大型民族企业，而是认为现在这个财源滚滚的大金山在自己手上，可以尽情享受了。他对招商局业务基本不闻不问，精力全在酒池肉林地大肆挥霍。在李国杰1924年任董事长之时，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业绩已经在走下坡路，现在李国杰如此铺张浪费，疏于治理，更是内部腐败成风，对外负债累累，历年沉积欠款高达2000多万元，仅欠英资汇丰银行就达50万两白银，加上利息一共60万两！李国杰平时沉迷挥霍享受，一律不放在心上，直到汇丰银行发现轮船招商局夕阳西下，这些大额贷款风险太大，把招商局告上法庭索款。 英国公廨判决：上海轮船招商局必须在60天内偿还汇丰银行白银60万两。 李国杰这才如大梦初醒，天天到处东挪西借，焦头烂额。每天要还一万两银子巨债，这岂是他这个不事经营之人能做到？招商局瘦死的骆驼骨架大，全部资产价值还有7000万，但这7000万都是不动产，营业收入只够日常开支，哪里拿得出钱来还贷？他爷爷李鸿章为政治赔款伤透脑筋，现在他又为商业债务一筹莫展。 度日如年中，部下献计：招商局属下的码头，是外国人一直垂涎的，随便拿出一个，都能值一二百万；这些码头都做了贷款抵押，不如索性卖掉几个，比如五号码头，是借20万两银子时抵押给了美资大莱银行的，这个码头可卖100万两，还掉大莱银行的20万，再还掉汇丰银行的60万，剩下的钱还能添购两艘海轮呢！ 走投无路的李国杰对这个主意怦然心动。但航业现在是国有的，码头更是国家资产和土地，要出卖给外国，这事招商局可不敢做主。李国杰咬咬牙，决心打通交通部这一关。 在任上把老字号的赢利企业轮船招商局弄成了这样个烂摊子，李国杰当然不能正大光明地呈文说入不敷出、资金困难，所以要卖码头给外国救急；再说，码头为国有土地和资产，出卖给外国，政府也不会轻易允许。他只能私下贿赂交通部官员以获批准。 李国杰先买通交通部参议黄居素和航政司司长蔡培，向他们交底，请他们帮忙。出卖码头给外国，本有些离谱，报到交通部高层之前就被有关司局斥回，是完全可能的。但黄、蔡预料必有重金好处，就为他扫清了道路，把呈文报到了交通部次长陈孚木手上。 出卖码头和仓库是一出好戏，在这出戏中演出的没一个好人，人人盘算私利，互相勾心斗角。最后一败涂地、罪责加身的，只有李国杰。 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和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枢铭是广东老乡。1932年8月，陈枢铭失势，出国“考察”，交通部长其时由内政部长黄绍?f兼任。陈孚木觉得自己也前途已尽，时刻考虑的是怎样大捞一把以便去职之后还有退路。李国杰要出卖码头给外国的呈文一拿到手上，他眯起了眼睛，觉得大好机会来了。 在此前，那个航政司司长蔡培和参议黄居素已经在这笔生意上挖下一笔。蔡培看到黄居素递来的李国杰呈文上写卖码头可得款100万两白银，就对黄居素说： “何必说100万两银子呢，100万元不行吗？”黄居素立即心领神会——100万两银子相当于128万元，这样一报，就多出了28万元不在出卖收益内，可以私分。于是黄居素授意李国杰，叫他重写呈文为“100万元现钞”。 对大家都有利的事，李国杰当然同意，立即改动呈文。这笔瞒报的钱由陈孚木、蔡培、黄居素和李国杰均分。到该年10月，出卖码头和仓库办妥，黄居素首先提去了属于他的7万元。 交通部次长陈孚木的胃口可绝不只在这区区7万元。他始终对李国杰出卖码头未置可否，交易进行中既不制止也不说同意。李国杰一直把他的态度理解为默许。到了出卖交易刚办妥时，陈孚木以官方身份电话通知李国杰：速汇70万元给部里，作购买交通器材之用，一星期后归还。李国杰虽然觉得这个数目实在太大，但转念一想，刚刚卖得一笔大钱的时候陈次长就来公务借款，这不正是他和交通部对出卖码头的认可吗？本来他对陈孚木始终不表明态还感到心里发虚，这下顿时踏实了，于是立即将钱汇出。 谁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陈孚木收到70万元支票，马上化名将这笔巨款存入外国银行，然后弃官乘船跑到澳门定居，开了一个大赌场，惬意地做起了富豪大老板！ 发觉上当的李国杰目瞪口呆。他无法就此事上告，因为出卖码头是行贿陈孚木才办成。现在他只有吃个哑巴亏，把此事捂住，再自己想法把这70万元的亏空填起来。 然而，这个漏子捅大了。他得罪过的杜月笙和张啸林立即知道李国杰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二人马上上庐山向蒋介石告发。赵铁桥被暗杀之时，蒋介石和戴笠知道和李国杰有关，但没有证据，只好放过；现在听到杜、张二人关于李国杰勾结贪官陈孚木盗卖国有码头之事的报告，正好新账老账一起算，立即派宋子文和朱家骅前往上海查办。 本来靠出卖码头，李国杰已基本缓过气来。在汇丰银行逼债期间，他象热锅上蚂蚁一样四处挪借，曾向一个姓王的前清长芦盐运使借钱，豪富的王某一次借给李国杰10万两白银，让他感激不已。现在卖码头拿到了一大笔钱，李国杰准备还王某的账，结果王某说：我受先中堂厚恩，无以为报，此银两算是一点补偿。李国杰更加感激涕零，要和人家结成异姓兄弟，却被王某婉言谢绝。王某很了解这位侯爷跟他爷爷李鸿章的天上地下，私下说：李文忠无后。 李国杰还没把银子捂热，来查办他的宋子文和朱家骅就到了上海，电话通知他到宋子文私宅谈话。李国杰知道不妙，先派秘书杨天囚去探听虚实。一见来的是杨天囚，宋子文劈头就说：“你来干什么？请李总经理来，这件事非他亲自来不可，任何人也代表不了的！” 这本是凶险之兆，可这个杨天囚不知怎么回事，回到李国杰处兴奋地说：“一点啥也没有，宋院长非常客气，不过他说这事谁也代表不了。照我的看法，宋和朱都没有什么恶意，我看总经理是可以去的。” 李国杰松了口气，按杨天囚的话去了宋子文处。一进门，李国杰魂飞魄散，他看到的是一个严阵以待的场面：宋子文、朱家骅、蔡培、杜月笙、张啸林、美国大莱银行代表及门外大队的巡捕。 李国杰不肯认栽，他声言出卖码头得到了交通部次长陈孚木同意，他做为下级，是请示获准后再实行的。 可在他的呈文上，陈孚木等交通部官员根本没有签署任何意见。 同伙的航政司司长蔡培，在陈孚木携款逃往澳门时已知不妙，属于他的那个7万元他根本没有提取，现在反而参与了对他的审问。宋子文问五号码头的售价是多少，李国杰说100万两白银，蔡培大喝一声：“你放屁！呈文上明明写的是100万元！”李国杰目瞪口呆，半天不知怎么回应。 审结后，上海地方法院宣判：李国杰以擅自出卖国家土地和仓库权益、虚报价款、启蒙政府等罪名，判处徒刑8年，剥夺公民权10年。 律师曾为他辩护：出卖码头先写了呈文，也的确得到了上司交通部次长陈孚木的同意（虽无书面批署），不能算“擅自”；陈孚木以次长身份叫他汇款70万，他有服从义务，此事不应李国杰负责。 这些辩护在判决时都未予考虑，这么重的量刑，其实就是因为他勾结王亚樵暗杀了赵铁桥——几次刺杀蒋介石的王亚樵是老蒋的死敌，而赵铁桥生前又是蒋介石和戴笠的红人。 李鸿章的长孙，前清显赫一时的侯爷，一代名企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顷刻成了锒铛入狱的罪犯囚徒。 李国杰下狱后，上海轮船招商局重新成立管理机构，杜月笙任董事长，他的门徒刘鸿生任总经理，这家航运业巨头企业完全落入了杜月笙之手。 在狱中饱尝铁窗滋味的李国杰，一定在一次次想着他在前清的威风。如果还是大清国，谁能欺负到他侯爷头上？敢触犯他的人该会是何下场？跟祖父李鸿章一手能遮天的无限神力比，什么蒋介石宋子文戴笠杜月笙能算老几？ 时转势移，荣辱判然。在民国能一家之下、万家之上的，早轮不到他李国杰。 爷爷李鸿章这棵已死去的大树还是根须繁密，尽管蒋介石和李氏家族从无关系，对李国杰尽可放手收拾，但还是有既感念李鸿章旧情、又能以面子压住蒋介石之人。 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北洋之虎”段祺瑞。 在袁世凯死后，国务总理段祺瑞逐步掌握了北洋政府全部军政大权。但在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段祺瑞的皖系失利，段祺瑞被逐出北京，避到天津吃斋念佛，等待东山再起；1924年，他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三角同盟”，在该年9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借助直系将领冯玉祥的突然倒戈，击败直系。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总执政”这个职务是鉴于“府院之争”的教训，把总统和总理职权并到一起而成。 在段祺瑞任总执政期间，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著名的“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初，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法、意、荷、比、西班牙等7国公使，联合发出要求中国撤去大沽口防御设施的“八国通牒”；通牒发出后，3月18日，愤怒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北京各界2000多人来到执政府前请愿，要求驳回“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 执政府的人推说段祺瑞生病未来办公，人们不愿无果而返，于是请愿人群和层层围护着执政府的执政府卫队紧张对峙。忽然，卫队前排握棍士兵向两边闪开，后排持枪士兵蜂拥而上，向手无寸铁的人群疯狂射击，执政府前顿时血肉横飞，惨声入云！ 在这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里，47名请愿者牺牲在执政府卫队枪棍下；借助鲁迅的不朽文字，后世广泛知名的有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和杨德群。另有150多人被打伤。 没有证据表明开枪是段祺瑞下的命令。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匆匆赶到现场，看着血泊中满地的年轻躯体，段祺瑞如遭电击，轰然一声，向死难者遗体长跪不起。 “三·一八”惨案促成了段祺瑞的垮台。下野后的段祺瑞终身食素以示忏悔，即便病中医生建议开荤以加强营养也不采纳。被称为“六不总理”的他因毕生“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下台后经济状况十分困窘，仆佣不断遣散不说，后来连每日菜谱段祺瑞也亲自过问，以压缩家庭开支。一帮老部下看到这个情况，时常来段宅义务洒扫。 日本阴谋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开始后，为未来傀儡政权物色到的头目正是段祺瑞。日本人对他极力拉拢，他不肯就范，又苦于无脱身之计。蒋介石深怕段祺瑞受到日本操纵，就通过段祺瑞之侄联系安排他离开华北；此时又传来日本即将劫持段祺瑞的消息，段祺瑞立即表态：“我老了，不中用了，如介石认为我南下于国事有益，我随时可以就道。” 1933年元月21日凌晨，段祺瑞秘密离开天津，到达民国首都南京。蒋介石命令在南京的少将以上军官都必须过江迎接，他自己在下关码头迎侯。当白发苍苍的段祺瑞在大批民国将官的环拥下踏上江南岸，看着这位曾叱咤风云的“北洋之虎”、有“三造共和”之誉的民国初年一大巨头、自己早年在保定讲武堂就读时的校长，蒋介石毕恭毕敬，带领迎接者肃立行礼。 段祺瑞的到来，使李国杰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因为他的爷爷于段祺瑞有恩。 段祺瑞1885年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在一次操练中大出风头，让观操的李鸿章印象深刻。李鸿章继而得知，段祺瑞的祖父和叔族都是淮军将领，他是老部下的后人，就对其更为关注。招段祺瑞来考问时，段祺瑞对答如流，李鸿章大喜，称他：“熟知军事，俾其造就，是一个可用之才！” 1889年，清政府选派5人去德国学习军事。名单到了李鸿章手上，他发现是3个山东人和2个安徽人，就不大高兴，提笔划掉其中一人，添上了段祺瑞的名字。段祺瑞在德学习期间，他还两次亲笔写信给这个小老乡，勉励他“精学苦造”。 李鸿章对段祺瑞的恩情可想而知。就凭此，只要有可能，他也不能对李鸿章长孙李国杰的遭遇坐视不管；而段祺瑞与李家还有渊源：他的大女儿段式萱就嫁给了李鸿章之孙、李国杰的堂弟李国源！尽管此时段式萱已病故，李国源也另娶，但翁婿之情也还在。 对李国杰被重判入狱无可奈何的李家得知段祺瑞南下，蒋介石优礼接待，就象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段祺瑞到达南京，李国源也赶往迎接；段祺瑞拜谒中山陵之时，李国源随身陪同，拜托营救李国杰之事。段祺瑞便舍下老脸，在和蒋介石的一次谈话中说：“国杰的事，就看在中堂大人的面子上，算了吧!” 蒋介石厌憎李国杰，跟其祖父也无任何关系，死去已久的李鸿章在他这里没有任何“面子”；但是段祺瑞是其尊敬之人，又是他的老校长，段祺瑞的面子他不能驳。既然段祺瑞开口求情，不几天，蒋介石就把李国杰释放出狱。 逝世已32年的祖父李鸿章还在荫蔽着子孙。出狱时的李国杰是否在悲叹：在前清的显赫，是因为有祖父；在民国的落拓，是因为没有祖父；如今得以摆脱牢狱之灾，还是因为有祖父！他自己则象一片飘零的叶子，在新时代的风雨中无力飘摇，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出狱后的李国杰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有些什么行动未见详细资料，想必也是继续做他的“寓公”，权势虽失，但家产还在。到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轮船招商局总部先迁到香港，后又迁到重庆。李国杰却未离开上海。在沦入日本之手的上海，李国杰遭到了杀身之祸。 日本在上海华界网罗汉奸，成立“维持会”，有前清官僚之后被拉进这个傀儡政权。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操纵下，以大汉奸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于南京，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 此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情报，说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已接受拉拢，即将加入维新政府，出任傀儡政权头目；更有明确传言，说他的职位是交通部长。 李国杰和国民党素来不睦，他恨国民党夺去了他的上海轮船招商局，而国民党则恼他和王亚樵这样的铁杆反蒋人士勾结。他虽因出卖码头和仓库给外国的经济大案被投进监狱，但不久就被段祺瑞搭救出来，如今又有这样的传言，国民党下手的机会就又来了。 李国杰到底有没有落水当汉奸，在今天还是个谜。但当时国民党不加思索，立即布置军统特务“锄奸”。1939年2月19日，正是大年初一，李国杰走出其住宅新闸路沁园村的弄堂口，一声枪响，58岁的李国杰应声栽倒在地。 家人慌忙将昏死的李国杰送到医院救治，不料医院象事先得到了通知，声称他是汉奸，不予抢救。在家人的手忙脚乱中，垂死的李国杰挣扎着吐出一句问话：“他们打我做什么？” 不一会，一代“侯爷”李国杰就死于非命。李国杰之死有两处奇怪迹象。头天三十晚上举家吃年夜饭时，他的妻子在搛粉丝时筷子啪地断为两截，那可是双象牙筷子！众人面面相觑，有人小心地说，这是否是什么凶兆，新年可要当心一点。李国杰当时一笑了之。 李国杰过继为长子的侄子李家瑾事发时正和妻子在来给他拜年的路上，半路闻听噩耗，二人赶紧来到医院。到达时，李国杰已经咽气。李家瑾妻子看到公爹直挺挺躺在床上，再一细看，她骇然大叫一声——原来这张床正是当年赵铁桥被刺后送来抢救时躺的那张床！ 不明不白遭军统特务暗杀的“汉奸嫌疑人”李国杰的命运还不如一个正宗汉奸——就是那个先伙同他盗卖码头、后翻脸不认账逃脱惩罚的交通部航政司司长蔡培。蔡培抗战中投敌，抗战后的1946年7月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被判处死刑，后却改为了无期徒刑。 晚清的金枝，民国的落叶；大树荫庇下的茂草，树倒之后的枯藤。这就是李鸿章长孙李国杰的命运。 在另一个世界的李鸿章，会知道自己的长孙死在军统枪下吗？ 李国杰这个纨绔人物，守不住祖父辛苦打下的上海招商局江山，祖父的遗物也在他手上丢失殆尽。其父李经述死得早，和其祖父李鸿章同在1901年去世。李经述生前曾将李鸿章用过的物品，如朝服、御赐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印章印盒等物品装了几十只大箱子，传给李国杰保存。而李国杰先比利时后上海再北京复又上海的一通转悠，这传家宝贝几乎丢了个精光；这些箱子传到李国杰之子李家瑾手上时，只剩下一只。 李国杰死后当然不可能还有“侯爷”爵位传给儿子，但其过继子李家瑾却继承了他“豪奢富有”的名声，引来灾祸连连。沪上绑匪将其绑票多次，祖传钱财相当部分做了赎金。后来上海呆不住了，到苏州避难。在苏州几年，全靠变卖家当度日，去的时候还带了几十箱子的金银细软，回来时东西全部变卖光，剩下一大把箱子钥匙。 1949年后，李家后人在“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封建官僚”。1957年，李国杰过继长子李家瑾去世，装有李鸿章遗物的那唯一一口箱子就交给了妻子和6个儿子。文革中，不等红卫兵来抄家，他们就赶紧把这个箱子里的所有物件忍痛销毁，只留下了御赐黄马褂上的6颗镀金纽扣混藏在针线笸箩里，以留住这位煊赫先人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