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迅速平定复辟，在一片“再造共和”的钦赞声中，于7月14日雄赳赳回到北京，复任国务总理。 祸首张勋，被德国使馆派出汽车接走，送到荷兰使馆躲避。张勋又蹦又跳，决心以死相争，最后还是几个洋人死命把他塞进汽车。 这场闹剧，形同儿戏，性质却极严重，因为关乎国体；同时，这12天的闹腾，让中国的首都在国际上出尽洋相。北洋政府说张勋不是政治犯，而是国贼，要求荷兰使馆引渡张勋。而张勋在使馆内声称他依然握有北洋政府要员怂恿、参加这次复辟的82件证据，并命部下着手编写徐州会议回忆录，以表示这件事北洋政府同样有份。 段祺瑞投鼠忌器，也不敢对他逼得太狠。也许是觉得内心有愧，一些军阀如山东督军张怀芝、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等纷纷通电或致函段祺瑞为张勋说情。张勋的儿女亲家张作霖，更是多次致函段祺瑞请求恢复张勋的自由，保证其人身财产安全。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民国大总统，于当年10月 22日下令赦免张勋。张勋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发还了财产。 在荷兰使馆内，张勋为了便于逃出国，在荷兰公使的建议下，“辫帅”居然剪掉了他爱如生命的辫子。他愤愤地对小妾说：“以前不剪辫子，是因为我是中国人，现在要去入外国籍了，就剪掉！”也就是说，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民国一员；他说的“中国”，其实就是大清国。 晚年的张勋，对忠君、复辟的顽固思想和荒诞行为也有所反思。1920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对关于他企图再次复辟的凭空指责，他辩诬说：“……至于往事（指复辟），在勋感受旧恩，恩图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勋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这位一手导演了民国最大闹剧的粗率武夫，此时已是心境淡然、与世无争的皓首一翁。他有时也和人饮酒赋诗，但遇到有人问起当年复辟，都只淡淡几句，不再多谈。 从一名书童出身的士兵，当到清朝的高级军官，金银美女，无所不有，张勋深感皇恩浩荡。报恩，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心理动机，支配了江西农家子弟张勋几乎一生的思想行动，而不管公意公理、历史趋势和时代大潮。 1917年7月21日，孙中山在致广西督军陆荣廷的一份电报中说：“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孙中山对张勋的这番评论，可算公正、中肯、体贴。 1923年9月12日，张勋病死于天津，终年70岁。为了表彰他忠于清室，溥仪赐谥“忠武”。不知在另一个世界的他，是否还会涕泪横流，伏地大呼“虽肝脑涂地，无以报也”？（本篇完） 民国多少事......7●●●南北草莽：“广西王”陆荣廷和“山东王”张宗昌●●● 民国前半期的历史，几乎就是军阀割据、混战的历史，这一时期与风烟四起的清末相连续，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的混乱底色。在那个大乱世中，有一批说家世没家世，说文化没文化，说才干似乎也谈不上正经才干的人，凭借机遇、胆略以及仗义、残暴、狡诈等等好坏交织的个人品质，一路驶过历史暗礁凶险的曲折河道，登上了一个个重要位置。 草莽出身的军阀，在民国史上为数不少，这里重点讲述的两个——陆荣廷和张宗昌——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二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毫无依靠的微寒出身，都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留下了许多掌故轶事。 提起“广西王”，人们大多更知道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以他们为首的和蒋介石集团几乎一直抗衡到1949年民国终结的“桂系”；然而，在中国近现代的割据群雄中，李、白只是西南的后起之秀，李、白的武装集团只能叫“新桂系”。他们的前辈，就是在民国建立后统治广西10年、在反袁“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中都刻下了深刻印记的陆荣廷。 关于“山东王”，人们也许更容易想到那位以“草包”而闹出奇多笑话的韩复渠。同样，在韩复渠之前，还有一个独霸山东3年的张宗昌。张宗昌在做“山东王”期间，对山东控制之紧，摧残之烈，在各地多如牛毛的割据军阀中都十分罕见。 时间的河流把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洗成了苍白干瘪的符号，曾经在地方风云一时的土皇帝陆荣廷和张宗昌到今天也就留下一个“军阀”的历史信息。如果要说出他们有什么众人皆知的后世功业，那就是，陆荣廷把一直在桂林的广西首府迁到了南宁，一直延续至今；张宗昌则创办了山东大学，这所高校现在是全国一流的大学。 陆荣廷和张宗昌不是一辈人，陆荣廷出生于1859年，比和鲁迅同年的张宗昌大22岁。这两代军阀所走过的道路，正好也是清朝末期到民国中期乱世中国的一个切面。 在远离中原、山清水秀的广西武鸣，有一个户主叫陆业秀、主妇叫欧氏的壮族清贫人家。1859年，这个人家生下一个男婴，这就是陆荣廷，小名阿样、阿宋。 陆家只有旱地两亩，陆业秀又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家庭生活的重担全压在欧氏一人肩上。欧氏辛劳一年，所得口粮也只够吃三个多月，其他时间就靠挖野菜和野山芋度日。陆荣廷出生时，家里连给他裹体的衣服都没有。谁也料不到，出生于如此贫寒之家的陆荣廷，长大后竟能把真个广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陆业秀东游西荡，又经常偷鸡摸狗，在乡里名声极坏。1860年，也就是陆荣廷刚满一周岁的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了广西武鸣，石达开的军队在此长驱直入，乡民纷纷四散奔逃——当时叫“跑长毛反”。陆氏夫妇也抱着小阿宋躲进密林。 事后一个给陆家带来没顶之灾的谣言流传开：“长毛”是陆业秀勾结来攻打山寨的！于是，本就对陆业秀经常偷盗恼恨不已的村民群情激愤，一哄而上，拳脚交加中，陆业秀一命呜呼。 只会哇哇啼哭的陆荣廷那时只有1岁，想必也不会记得如下场景：他家没有安葬爸爸的钱，只以一张烂席把爸爸的尸身裹着，央求同族弟兄以一块门板把爸爸抬去埋掉。抬到半路，爸爸的尸体从门板上滑落下来，同族弟兄已不耐烦，就地挖个坑就把爸爸草草埋了…… 陆业秀的坟草还没长青，一个风水先生看到了这个坟地，一下瞪大了眼睛，连连击掌，激动地说这块坟可不得了啊，没见过这样好的风水，这个人家的子孙将来必定大大发达！ 年幼的陆荣廷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的妈妈已经改嫁到县城里一个姓魏的人家，他被寄养在同样清贫的邻居特教妈家，成天在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但那些参与打死他父亲的人一听吓坏了，他们趁夜色把狗血洒到陆业秀的坟上，以破“风水”，免得陆家将来真出了大人物会来找他们算帐报仇。 寄养在特教妈家的陆荣廷活得象条小狗。孤老太婆特教妈每天起早贪黑出门做活，把小荣廷锁在家里，留给他一钵玉米。陆荣廷睡醒了就吃，吃完了再睡，直到又被饿醒…… 粗茶淡饭中，未来的“广西王”一天天长大，身体还长得相当不错，特教妈也觉得这孩子特好养活；到他七八岁的时候，饭量猛增，一顿要吃三四大碗，特教妈再怎么尽力也负担不起。于是，陆荣廷下河捉鱼，上树抓鸟，下地挖田鼠，间或还到人家的菜园里去偷摘瓜果……别人在读书的年龄，他把时间全部奉献给了肚皮问题。 有一次，陆荣廷在鸟窝里抓到几只毛还没长齐的乳雀，大喜，回家偷出特教妈苦苦积攒下来的一点香油，把乳雀油炸了享受。特教妈得知火冒三丈，拿过扁担就要痛打。陆荣廷连滚带爬逃走，再也不敢回去，一路流浪到县城，去找他的亲妈。 欧氏见到了身体健壮可又褴褛得象叫花子一样的儿子，心酸泪下，就把儿子留在身边。好在壮乡民风纯朴，陆荣廷倒也不受欺负。继父家庭的生活还不错，陆荣廷还被送去读了乡塾，做了学生。好景不长。陆荣廷才读了一年书，妈妈欧氏积劳成疾，散手人寰，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成了孤儿。 还未成年的孤儿陆荣廷只好到一个姓黄的伞店去当童工。黄老板跟他爸爸熟识，因此对他也还可以；老板娘却刻薄得很，拿他当奴隶使唤，一不顺心就拳脚交加。不时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陆荣廷只能到母亲坟上去大哭一场。 不堪老板娘虐待的陆荣廷向黄老板借了56个铜板，从此开始流浪生涯。他的工作是在集市人多的地方行窃，宿舍是一座观音阁，床铺是观音阁里的一口空棺材。其间因胆敢爬上县衙门的围墙去偷里面晾的衣服，而被追捕得狂奔50多里，再也不敢回县城。一户姓阮的人家见他高大俊美，有意收他为义子将来养老；刚落下脚来的陆荣廷又因爱好赌博，输了精光却又赖帐，被当地人将衣裤扒光赤条条回家。陆荣廷羞愧难当，拜别阮氏养父母，另谋出路。 到和越南交界的龙州混世界的陆荣廷先在赌场打杂，因为身高力大，有机会到龙州府当了2年听差；这2年间他讲交情重义气，又头脑灵活，人缘挺不错。不料又有飞来横祸：龙州有所法国的天主教堂，养了一只恶狗看护；这条狗见谁都狂叫，居民经常被它吓得要死，甚至被撕咬伤害，大家敢怒不敢言。某天陆荣廷经过那个天主教堂，恶狗照样冲过来对他狂吠，小陆想也不想，狠狠一棍子把那狗打了个脑浆迸裂。 法国人找到龙州府问罪，陆荣廷的这份工作就丢了。怀着对法国佬的愤恨，陆荣廷找到了一份新差：给土司（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头儿）看家族坟场。土司给了陆荣廷一枝枪。在阴森森的夜间坟场里，百无聊赖的陆荣廷只以练习枪法消磨时光。这段看坟岁月，使他胆量大增，并练出了百发百中的好枪法。 法国人似乎专门和他做对。一天，陆荣廷买了条鱼拎在手上走，不巧碰到了一个法国人的衣服，法国人勃然大怒，朝他臭骂不迭；陆荣廷反正不懂法语，就装聋做哑只管走自己的；不料法国人见他挨骂没反应，以为他好欺负，一路跟着他，百般辱骂过来，直到一条船上。陆荣廷忍无可忍，大吼一声“妈卖出！”（壮语：你妈的B），一拳将法国人揍到水里，再拿一竹竿死命地捅，直到水面只剩一串气泡。 犯了人命案、而且是洋人的人命案的陆荣廷先逃到越南境内，再折回来，加入当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团体“三点会”。凭着他的枪法和胆量，很快就成为水口地区的“大哥”。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陆荣廷以为迎来了他的一个人生机遇，他去当了兵。在战争中，他骁勇异常，屡建功劳。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与列强开战中唯一获得胜的战争，可是在胜利的情况下，清政府和法国签订和约，军事上胜利的结果是政治上的失败。 战争结束，陆荣廷所在的抗法部队被解散。陆荣廷和一干离开军队就没正常活路的士兵跪倒在清军将领唐景崧面前，苦苦哀求留下。唐景崧对他们虽然同情，但也无计可施，仍将他们打发出军营，不过送给了他们一些枪支。 陆荣廷自此开始了他后来被人称赞的“义盗”生涯。他集合一帮兄弟，在中越边境做起土匪，专抢法国人。他给手下立下“三不抢”的规矩：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附近的人。有一次部下抢了附近的越南人，陆荣廷火了，说：“我们在这里吃饭，就不要在这里拉屎！” 这支纪律颇好的土匪队伍因遵守“三不抢”原则，因此不但没有民愤，还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时常给他们提供掩护以及报信之类。而法国人可就倒了大霉，被神出鬼没的陆荣廷队伍打击得无法安生。陆荣廷的得力部下毕亚一被法国人打死，为给他报仇，1892年，陆荣廷在越南那兰圩袭击法国部队，打死法军官兵22 人，活捉一人。这是陆荣廷反法最大的一次战果。 这个倒霉的俘虏被陆荣廷用铁丝穿透鼻子，牵到毕亚一的坟前砍头祭祀。后来，法国驻越南总督在那里立了块石碑，上有法文写道“纪念被陆亚宋突然杀害的23位多威大队部队。1892.8.23”。 陆荣廷的枪法之准在他做“义盗”期间成为传奇，他的后辈李宗仁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陆荣廷被法军在山间追赶，法军指挥官忽见一树干上垂下一个布条，上书“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试小技，射你左臂而不伤骨。”这个指挥官刚看完，一声枪响，他左臂中枪，果然象布条上说的一样，流血而不伤骨。法军不敢再追，沮丧而返。 陆荣廷在中法边境的活动当然是清廷的镇压对象，但他们行踪飘忽，难以征剿。1894年，广西提督苏元春和边防军统领马盛治认为对陆荣廷，征剿不如改为招安，陆荣廷的表兄弟吴钟伟自告奋勇前往说服。吴钟伟对他说：“凭你这样的本事，潦倒江湖实在可惜，虽可称雄一时，但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你看看历史上哪个草寇不是这样的下场？从东汉的黄巾军到唐朝的黄巢，到李自成，到太平天国，都难逃覆亡的厄运。而如投靠**，升官发财、荣耀家族只是时间问题。” 陆荣廷一向不与“自己人”清军交战，思想包袱较轻，又对招安后的功名利禄很向往，于是经过谨慎试探，确认受招安不会被诱捕后，就接受了招安，所部编为一营，陆荣廷任管带（营长）。 进入了清朝体制的陆荣廷得到了任务是“剿匪”，这正好让他大显身手，因为他刚从山上下来，熟悉“匪情”。经过他的工作，当地大部分土匪也接受了招安，少数不愿接受招安的也被他悉数剿灭。 他原先参加的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三点会眼见陆荣廷如今已投靠清廷当了鹰犬，立即树他为公敌。加入三点会的仪式原来是：由老会员拿刀架在入会新会员脖子上喝问：“光绪皇帝杀得否？”新会员大声答：“杀得！”现在又新加了一句：“陆阿宋杀得否？”新会员再大声答：“杀得！” 陆荣廷军职越升越高。1906年，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保荐下，他被派往日本学习军事。陆荣廷文化底子本来就薄，又不懂日语，因此在日本期间谈不上什么收获，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懒惰不学，不过他在课间表演的射击倒是让日本官兵大跌眼镜，对他也不敢太小看。在日期间，他还和孙中山的同盟会搭上了关系，至于他到底有没有象西南另一军阀、云南的唐继尧一样加入了同盟会，至今还有争议。 1907年，陆荣廷为清王朝又立一大功：镇压了同盟会在中越边境发起的镇南关起义。本来，同盟会和他说好，以他为内应；不料他一权衡，觉得清王朝还没到覆灭的时候，就临时变了卦。 起义爆发，清王朝震惊，严令龙州兵备道龙济光与陆荣廷部讨伐，限七天收复被革命军占据的炮台，成则赏银八万，官升三级；逾期则将统领以下的军官一律军前正法。陆荣廷十分卖力，致起义失败。不过在战斗最后，他等起义人员撤离炮台后才下令部下扑过来，也算对起义做了点小掩护。这种权衡形势，看哪边强就站到哪一边、可又对有可能后来得势的一边做些表示、以给自己留后路的精明行为，陆荣廷以后经常使用。 镇压镇南关起义后，陆荣廷获清廷封授“捷勇巴图鲁”的名号，并提升为左江镇总兵兼广西边防督办，而龙济光则提升为广西提督。1911年6月，龙济光调任广东，陆荣廷升任广西提督，成为广西军界第一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随即反清大潮席卷全国。陆荣廷对突然而来的革命怒潮并无思想准备，静观局势的发展。在南宁的革命党人想争取他响应辛亥革命，派出代表与他谈判，陆荣廷心存戒备，让内弟谭浩明手执大刀站在身旁。对革命党人提出的要求，则未置可否，只说：“革命我赞成，但要看时机，有机会我才有行动。”11月7日，桂林宣布独立，并推陆荣廷为广西副都督，他看到清廷的确气数已尽，而自己依然还有大官可做，也就见风使舵，对革命党人表示“赞成共和”，于11月9日召开大会，宣布南宁独立。 宣布南宁独立前夜，他穿上御赐黄马褂，焚香点烛，朝北京方向三叩九拜，说：“老臣罪该万死，将来必报圣恩。”然后犹犹豫豫把辫子剪掉。 辛亥革命后，各地掀起一股地方自治热潮，当时被推为都督的沈秉?也皇枪阄魅耍?掌握的军事实力又很有限，于是，在“桂人治桂”的口号下，沈秉?液芸毂慌偶罚?广西省议会推举陆荣廷任都督。1912年2月，陆荣廷将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靠近他家乡武鸣的南宁，次年他又兼任广西民政长（省长）。广西的军政大权都掌握在了他的手中，这个西南边疆省份从此开始了陆荣廷时代。民国初年出身草莽的军阀不在少数，但不知道还有哪一个象这位陆荣廷大帅一样，在早年集孤儿、乞丐、小偷、土匪这当时人们常说的“四大贱”于一身。卑微到这个程度，也是罕见。 在北方，这个比陆荣廷晚出20多年的张宗昌，虽然也出身草莽，家世比陆荣廷还是要强点。他是山东掖县人，出生在东北，他的祖上在乾隆年间就离开故土闯了关东，经过几辈人在东北这块肥沃黑土上筚路蓝缕的开拓，到了他祖父这一代，家道已经比较丰隆了。 他的父亲跟陆荣廷的父亲又象又不象。象的地方是两人都会败家，张父也把祖上辛勤积累的产业败尽；不象的地方是陆父只会吃喝和偷盗，而张父却会杀人放火当“胡子”（土匪）。在一次土匪的火拼中，张宗昌的父亲张万富所在团伙全军覆没，张万富身受重伤，幸亏他的大脚老婆祝氏拼死相救，把他拖出重围。 在关外已无法立足，张万富夫妇就带着年幼的张宗昌千辛万苦回到了故乡山东掖县。受此重创的张万富回乡后变成残疾，不久就死了。祝氏也迅速找了一个姓王的男人同居，张宗昌性情粗野，在家却又嘴甜，跟这个继父关系处得还不错。 在张父病重期间，张宗昌一度随母亲沿村乞讨。讨饭本是最低贱之事，要命的是祝氏又长了双当时最叫人看不起的大脚，更是到处受欺负。某次，一群顽童对着祝氏大唱自编的歌谣，挖苦她“大脚片，满街扭，一脚踩死大黄狗”，张宗昌忍无可忍，大打出手，一帮小屁孩被他收拾得屁滚尿流。 这可惹了大祸。要饭的孩子还敢打人？尤其是你还是个大脚要饭的！于是一群妇女气势汹汹围上来。祝氏只好低声下气，一句又一句地赔不是。看见母亲如此受欺，年少的张宗昌站在一旁，咬牙恨恨记在心里。 长到十七八岁的张宗昌尽显其父的土匪血统，好勇斗狠，惹是生非，逐渐祸害乡里。那时他在一个小酒馆当伙计，三天两天给老板惹麻烦。这个姓武的老板巴不得他早滚蛋，又不敢辞退他，就跟他说，你这么有本事的人，窝在家乡当个小伙计太埋没了，干吗不象你祖辈一样去闯关东呢，关东那是宝地，去了的人都发了财啊！ 当时胶东确实有不少人闯关东，因此而发达的人的确不少，张宗昌被说动了，1900年，他和同乡结伴到了东北。到了东北的张宗昌开始干的也算正经活儿，比如在营口赌场打杂，在吉林挖矿，在哈尔滨淘金，以及在镖局当保镖之类。但他嫌这些事太辛苦，来钱又实在太慢，觉得还是抢劫比较好。在哈尔滨期间，他伙同同乡洗劫了一户俄国夫妇开的钟表店，将店主杀害，变卖了钟表，购置了枪械，开始走上黑道。 多年的闯荡生活，使张宗昌养成了广交朋友、不吝金钱的作风，他又练出了一手还枪法和高潮的马技，很快成为一帮匪徒的首领，初步锻炼出了“领导才能”。干了几年打家劫舍后，洗手不干，他辗转来到俄国境内的海参崴，到华商总会当了个门警头目，也就相当于保安队长。 海参崴虽是俄国城市，人口中却有大半是中国移民，他们除了做正经生意，还经营赌场、妓院、烟馆，所以这个市治安极差。俄国方面懒得在这个华人之城下力气治理，华商总会只好置门警，各商家按月交钱给门警机构，门警就负责保护安全，并协助俄警侦缉大小案件。 和游匪出身的陆荣廷受招安后对付游匪十分内行一样，刚从盗劫行业改行的张宗昌抓起小偷劫贼一样驾轻就熟，他的侦缉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深受华商总会赞许。这段时间里，没读过书的张宗昌因经常和俄国人接触，需要大拍马屁，他还学会了一些俄语。 势力逐渐大起来的张宗昌成了海参崴一霸，从事正当或不正当业务的商家都得巴结他。他要看戏，戏院的好座位要留给他；他要玩女人，戏院新到的姑娘必须由他“**”；他要钱，所有搞非法营运的商家都得给他抽头分红。在当上“山东王”之前，他在俄国的这个远东城市的社会上已经称王称霸了一回。 张宗昌在海参崴积累了第一桶金，后来带了一大笔钱，回到中俄边境绥芬河，召集一些亦农亦盗的人从事开垦，经营起农场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黄兴派李徵五到东北去招兵。张宗昌根本也不清楚革命军是什么内容，仅仅知道革命是造反，又听说黄兴招兵买马，能号召一营人就可以当管带（营长），在当时张宗昌看来，一个管带是很大的官儿了，因此他就和把兄弟们一说，大家都愿追随他，就号召了一两千人。 张宗昌就这样投奔了革命。这队人马参加了上海的光复军，张宗昌就在上海都督陈其美手下任团长，两年后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宋教仁被刺后的“二次革命”中，他奉黄兴命令在安徽蚌埠一带阻击冯国璋和张勋部，吃了大败仗，他本人也负伤。这时他又看准袁世凯势力大，二次革命必败，就再次投机，在前线带队投降了冯国璋。 投靠了北洋军阀的张宗昌开始并不得志，在冯国璋部下当个不痛不痒的副官长。让他开始出头的是受命暗杀了他的老上司陈其美。二次革命后，陈其美流亡日本，在日本又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此后干下了两起令袁世凯极为震惊的大事：一是布置10余人暗杀了上海镇守使、袁世凯的死党郑汝成；二是策动了肇和兵舰起义。 陈其美在上海及东南地区的巨大影响力另袁世凯寝食难安，决心除此心腹大患，就叫人组织暗杀陈其美。这个人恰好是张宗昌的赌友，就把任务秘密交给了他，初笔经费是5万大洋。 暗杀成功在于张宗昌以前向部下施的一次小恩小惠：他还在革命军这一边的时候，手下有个当排长的老乡程子安，张宗昌曾排斥过他，但一次返乡时去看望了程子安的母亲，并送了300大洋。身怀暗杀的任务的张宗昌来上海意外遇到程子安，程子安对他十分亲热、感激。交谈中，程子安说自己就在给陈其美跑腿，并且颇受排挤。张宗昌大喜，以重金为诱饵，拉拢程子安做了暗杀的内应。 1915年5月18日，孙中山的得力干将陈其美在上海萨坡赛路被刺身亡，以张宗昌为首的行刺一帮人先后得到了70万大洋的赏金。 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黎元洪去职，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任命张宗昌为自己的侍从武官长；第二年，他又出任江苏第六混成旅旅长。在此期间，他招兵买马，纠集了6000多人。 张勋复辟失败后重掌大权的段祺瑞不肯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起了护法运动。这个第六混成旅还来不及训练就被派去镇压护法运动，结果在湖南被打得一败涂地。北洋政府派来的督战团要将他就地正法，幸亏有冯国璋念及他原为自己身边人，为他开脱，张宗昌逃过一劫。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张宗昌失去靠山，移驻江西。这时他兵多钱少，屡次向北洋政府催饷，也没人理会，于是骚扰地方，搞得怨声载道。江西督军陈光远巴不得他早日开路，又怕惹恼了这一大伙凶残的穷兵。正好张宗昌在江西看中了一个杂技女演员，陈光远投其所好，便出钱买下送给他做了姨太。就在张宗昌沉迷温柔乡之时，陈光远派重兵将他包围缴械，宣布他们危害地方，予以遣散驱逐。张宗昌知道中了美人计，赶紧化装逃离江西。 张宗昌已无立足之地，就北上直隶省城保定，携带20万元巨款去投靠直鲁豫巡阅使曹锟。曹锟本想收留张宗昌，但偏偏又遇到了著名的“儒将”吴佩孚，清高的吴佩孚容不得这个土匪出身、如今依然跟土匪一样的家伙，要他滚蛋。张宗昌20万块钱打了水漂，一怒之下再去东北，远赴奉天（沈阳）去投靠了“东北王”张作霖。 张宗昌投靠张作霖时近乎丧家之犬，但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好方案——他带给张作霖的礼物是两个抬筐。张作霖很意外，心想这家伙玩的什么把戏。细一思考，恍然大悟：抬筐是挑土的，张宗昌带这个来，意为愿意为张作霖效力；但有没有扁担，意思是要张作霖给扁担——即权柄——才行。张作霖很欣赏他的机智，就留他下来，安排他当个宪兵营长，官不大，但以礼相待。 粗略地说，陆荣廷的发迹之路是孤儿—乞丐小偷—士兵—游寇—接受招安为清军官—参加辛亥革命，他的关键一步是接受招安。张宗昌的发迹之路则是地痞—闯关东当土匪—闯海参崴—参加辛亥革命—投靠冯国璋—投靠张作霖，最后这三步对他来说都很关键。 人只有在得意的时候才会显出本性。陆荣廷和张宗昌身世相似，文化相当，在取得统治一省的大权以后，做为和表现竟有天壤之别。 陆荣廷执掌广西后，首先根据南京临时政府的指示，开始扫除封建积弊。他下令废除了“大人”、“老爷”等称呼，命官员互以官职相称；民间则推广“先生”、“君”等民国新称谓。他还下令禁毁刑具，并禁止缠足、蓄辫、赌博和吸食鸦片。广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陆荣廷还效仿孙中山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2月25日，颁布广西省议会制订的《广西临时约法》分7章58条，3000多字。该约法规定都督由民选产生，任期不超过2届（6年）；议会掌立法、监督，政务司掌行政，法院独立审判。这一地方性质的约法在当时有很高的历史高度，虽然没能严格落实执行，但陆荣廷一直对把此做为自己值得骄傲的一大政绩。 陆荣廷在发展广西经济上也不遗余力。1917到1918年间，广西年产大米45亿多斤，除供本省消耗外，年销行广东3到4亿斤。全省民间养蚕业年可收入百万元之多。林业也大有进展，各地林垦公司纷纷建立，广植八角、桐、桂、杉、松、桉、樟脑等树种，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在其统治期间建有23个林场。在交通运输方面，陆荣廷于1914年动用工兵营，修筑了高等级的邕武公路，这是广西第一条通汽车的样板公路；接着又令其妻弟谭浩明采用同样的办法在桂南重镇龙州修建了龙（州）水（口）公路和龙（州）凭（祥）简易公路、龙州铁桥、水口铁桥等交通设施，这些工程开广西修筑汽车路风气之先。水路运输业也开始进入兴旺时期，西江、当江、郁江、柳江、桂江、左江、右江等江面均可通航小火轮和电轮，沿岸商业圩市星罗棋布，形成了商业流通网络，从而促使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百色、龙州等城镇的商业贸易中心日趋繁荣。 在陆荣廷主政广西期间，广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他主要抓了两个方面：实际应用的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端留学生教育。1912年，在梧州创办了广西第一甲种蚕业学校；1913年临桂创办了省立第一甲种农业学校，同年又在桂林创办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此外，还创办了桂林女子机织科传习所、桂林振坤女子实业学校、融县桑蚕学校等一系列职业学校。这些学校在提高广西国民素质上起了积极作用。 在派遣留学生出国方面，从1912年至1921年，除1915年之外，其他各年关系都举行留学考试。据不完全统计，陆荣廷主桂十年间，广西共派出留学生139人，其中留日117人，留美18人，留法2人，留德1人，留比利进1人。以留学生的待遇而论，自费生最多，78人；公费生次之，51人；官费生仅 10人，所学科目，工科29人，政经26人，法律15人，教育6人，医科3人，农科2人，商科2人，美术1人。广西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极大提高了广西的科学文化层次。 陆荣廷出身极其“卑贱”，成为一方诸侯后，并不作威作福以在心理上弥补早年的心酸抑郁。他是宽厚纯朴的壮族文化哺育起来的人，终身都是一个壮人的作风。他的父亲被乡邻群殴致死，而他在当上清朝军官及民国广西都督以后并无任何报复行为，被称为“义释杀父之仇”；陆荣廷的妻妾中，没有一位是名门大家闺秀，而且他和其他壮人一样，在婚前对妻妾没有“贞操”观念，妻妾带来的前夫所生的子女，他一律视同己出；他的生活也依然保持壮人“生活苛简”、“抟饭掬水以食”的传统，即使后来官至都督，也依然"不择精美，能甘粗粝"，且不饮酒，这在花天酒地的军阀中是少有的；对童年充饥的假茼蒿，中老年时官高位尊的陆荣廷仍以佐餐。而他着意建成的宁武庄园，充其量不过是稍为讲究的壮族村寨，与其他军阀的豪华公馆庄园无法相比。 最有意思的是，除了枪法准，陆荣廷还有一绝活：炒牛下水。他炒的牛下水味道不逊色于大酒店的名厨；就在他当上“广西王”以后，在招待平民父老乡亲的一些活动中，他还亲自下厨，炒出令人垂涎的牛下水端到桌上。 当然，这些优点也伴随着缺点。陆荣廷以草莽起家，格外看重当年跟他一起落草的弟兄，委任文化不高、眼界有限的他们以各种要职；他用人的另一特点是看重乡情纽带，武鸣、桂平、龙州、马平（柳州）这些或是他的家乡、或是他浪迹过的地方、或是他曾为官地方的人往往容易得到重用，以至广西民间以“不平则鸣”、 “非龙即马”来形容他的“干部路线”。桂军里他大量安插心腹亲信，比如谭浩明、莫荣新、韦荣昌、沈鸿英、林俊廷等等，还有他并无才干的儿子（并非亲生，妻子前夫所生）陆裕光20岁便被安排为师长。陆荣廷成事靠他们，败事也在他们。 陆荣廷在民国初年是全国有数的实力派，但他并无问鼎中原、统治全国之心，只求将广西经营为自己的铁打江山。便是如此，他仍然是当时一个全国性风云人物，而非仅仅是地方性人物。 辛亥革命期间，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以后，孙中山对陆荣廷寄予厚望，和他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出兵北伐，以帮助华中、华东地区与袁世凯的清军作战的民军；一连几次，陆荣廷都以各种借口推托，那时他急于要做的事，就是保存和扩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在广西的统治。 反袁世的“二次革命”期间，孙中山又动员陆荣廷倒袁，但陆荣廷观察形势，觉得这场斗争孙中山不会胜利，就倒向了袁世凯，镇压了柳州刘古香反袁起义，并杀害武昌首义功臣蒋翊武。 到袁世凯称帝，陆荣廷看到袁世凯民心已失，再和袁世凯走到一起就很不明智，遂起反袁之心。到1915年，他确认袁世凯必败亡，就说：“我赞成袁世凯当总统，但反对他当皇帝，如果他要当皇帝，我坚决反对他。” 他召回在北京供职的儿子陆裕勋。袁世凯知道他反心已动，就向陆裕勋下了毒手。陆裕勋行到武汉，莫名其妙暴毙。陆荣廷心里有数，但装做不知，照常接待袁世凯假惺惺派来吊唁的人。1916年，57岁的陆荣廷到北京办事，已接受帝制的袁世凯设宴招待他，席间恭维他的枪法，宾客就起哄要他表演。陆荣廷站起来，表示自己年轻时练过枪，还射过河里的鱼儿，现在老了，姑且射鱼缸里的金鱼试试；他说就先打那条凤尾鱼吧。言毕一枪，袁世凯客厅的鱼缸爆裂，众人上前一看，子弹果然穿过凤尾鱼的身体。喝彩声中，袁世凯强按恼怒——因为这缸鱼是他的宠物！宴席散后，袁世凯连连骂道：“野性难驯，真是野性难驯！” 枪毙袁世凯的宠物，是陆荣廷向袁世凯表明的一个态度：他要反袁。陆荣廷十分精明地先向袁世凯表示忠诚，要饷要械，袁世凯一一满足后，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发布护国讨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给袁世凯重大打击。 陆荣廷利用护国战争之机，控制了两广，成了盘踞西南地区的一大军阀。1917年4月，黎元洪委任他为两广巡阅使。 张勋复辟前，极力拉拢陆荣廷；陆荣廷还是老招数：局势未明，先看看。就对张勋含糊其词。而大脑简单的张勋认为陆荣廷没反对就是支持，大喜过望，还以陆荣廷的名义向溥仪上奏章要求重新登基。什么也没做的陆荣廷事后一段时间不清不白，对张勋恼火不已。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由皖系段祺瑞控制，充满刚愎锐气的段祺瑞企图以武力横扫各地各自为政的军阀，统一中国，这引起西南实力派的抵触和恐惧。为求自保，陆荣廷欢迎正开展“护法运动”（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南下以两广为根据地，这客观上也为孙中山提供了有利条件。 护法战争期间，陆荣廷派兵入湖南同北洋军作战，所部在湘、粤护法部队协同下，相继占领株洲、长沙、岳阳等地。桂系部队控制湖南后，陆拒不执行孙中山继续北伐的指示，拥兵不前。他的心思，是把湖南建为广西和北洋势力之间的“缓冲带”，保住广西的统治权才是目的。 孙中山希望借陆荣廷的力量护法，而陆荣廷盘算的是借孙中山的护法抵制北洋政府对其“广西王”地位的削弱。这场运动自然只能是失败，面对个地军阀都只维护自己利益，孙中山伤心地说：“南与北为一丘之貉。” 虽然有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在风云际会中本应有更大做为的陆荣廷最终也只做了个在当地名声不差的“广西王”；但除拥兵自保外，治桂10年间，他毕竟没有更多劣迹。而那个后来的“山东王”张宗昌，虽只当了3年“山东王”，却把山东这个为中华民族赢得“礼仪之邦”美名的省份几乎变成了人间地狱！ 张宗昌深知，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有军队，因此毫无节制地扩大军队，军队编制完全处在失控状态，虽然说是最盛时有30多个军20万人，其实连张宗昌自己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军队。他刚到山东，济南人就发现“副官满街走，差遣多似狗”；不久，民谣就变为“参谋满街走，副官多似狗”；再过段时间，又变成 “司令满街走，参谋多似狗”！ 这么多的军队，就要钱养活，山东虽然不穷，但也架不住这么多不务农工商的嘴吃饭。因此，张宗昌的部队待遇极差，欠饷欠物资是常事，活不下去的士兵就在张宗昌的纵容下狼一样扑向民间。在“剿匪”之类的名义下，部队所到之处，抢劫烧杀，无恶不做：鸡鸭猪羊被杀光，骡马牛驴被拉光，门窗壁橱被拆光——这叫 “三光”；翻查箱子柜子，翻挖院内和室内砖地，看有没有值钱东西——这叫“两翻”；能拿走的拿走，不能拿走的扔出去，使家家户户屋里空无一物——这叫“一空”！ 张宗昌的军队随时抢劫、敲诈。军人购物，从不付钱；军人坐车，从不买票。如想其要钱，轻则被臭骂，重则被毒打，用士兵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 兵匪的抢劫必顺带**。这方面尤其荒淫无耻的就是那批白俄兵。张宗昌对他们最倚重，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白人已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心理，每次战斗，张宗昌安排人高马大、金发碧眼的白俄兵一冲锋，敌人就魂飞魄散，四散奔逃。在山东的白俄兵整日酗酒，大醉后狼嚎一样高歌，满街乱窜，见男人就打，就妇女就辱，人们畏他们如瘟神。这批白俄兵动辄**幼女和老妇，某次，一老太婆竟被他们**致死！ 张宗昌在山东收取的税捐也是空前绝后。他设立的捐税项目，有正式名称的即有六七十种，主要是：田赋，契税，牙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及驻军营房费，军鞋捐，军械捐，车捐，集市摊捐，地亩特捐，慰劳将士费，货车特捐，娼捐，戏捐，人口捐，锅头捐，狗捐，鸡捐，修张宗昌生祠捐，修张宗昌铜像捐…… 这还不够，还有一个“粪税”！张宗昌设有一个“金汁行”，做为大粪“官营”的管理机构。饱受压榨的山东人有副对联说：“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这是讽刺，更是控诉。 童年张宗昌在山东有过乞讨经历，更因父病亡、母大脚而受过不少欺负。如今成为统治全省的“山东王”，张宗昌扬眉吐气，格外讲威风。他每次外出，都必须在3 点前净街，官署前的大马路，必须洒水去尘，并禁绝车马行人；街道两边，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他的专车前，是白俄兵作前导，车后是一二十辆大卡车，卡车上满载卫兵，个个握着手提机关枪。而且，头顶上还有两三架飞机盘旋，随行护卫。这个排场，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个皇帝的威仪。 张宗昌的个人生活更是糜烂不堪，他有50名不同国籍的姨太太，号称“八国联军”；这还不算荒淫，张宗昌只要看到合意女性，立即强抢强拉，宣泄兽欲。他在公园看到一对陈姓姐妹，容貌娇好，马上叫士兵上前劫回公馆。将姐妹二人一起**后，居然跑到陈家去看其父母，“敬拜如新亲”。他在戏院看见一美貌女子，人多不好下手，就叫手下跟踪，记下女子家的门牌号，随后派兵进门强抢而去。 张宗昌还尤其爱好清纯女学生，经常打着“军学联欢”的幌子安排学校女生到其公署“开会”，所到女生均落入虎口，没有当夜能返家的。当时人愤怒地说：“其玩弄女学生至于此极！” 知道别人都晓得他好色无耻，张宗昌竟说：“外面多说俺老张爱女人，不错，我确好色，实则我只有这个短处，可是我的长处多着呢，谁又晓得！” 象这样禽兽不如的，民国军阀里可能只有青海的马步芳能和张宗昌相比。马步芳公然提出：“除生我者和我生者，其余人人可奸！”他的确奸淫了自己的亲侄女和亲外孙女，而且还致外孙女怀孕，马步芳亲手捏死了这个“孽种”。马步芳糟蹋过的妇女据说有2000多人，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马步芳任驻沙特阿拉伯大使，在任上依然大肆侮辱使馆女职员，女职员们的控诉后被台湾报纸揭露，一时大哗。国民政府将这个牲口调回岛内，从此大概绝了他的淫路。 张宗昌毫无廉耻，他的那么多姨太太也红杏出墙。好几个姨太太都有自己的相好，张宗昌对此睁一眼闭一眼，某次他当场抓住一姨太太与他的副官苟且，两人颤栗失色，张宗昌说：“你们俩真的相好吗？我成全你们！”那两人以为他动了杀机，不料张宗昌真的拿出钱来打发他们两开路，也未布置途中杀害。张宗昌的理论是：“说共产共妻，共妻当然是好的，共产就不对，东西能拿来的才是你的，不能拿来的就不是你的，共妻不一样，你睡不到的女人和别人睡就没错。”张宗昌贪婪、无耻，而且残暴。在他统治山东期间，对革命力量的镇压不遗余力。他上任之初，青岛爆发日资纱厂工人反抗日本资本家虐待的工潮。那时他刚到山东，工人们哪里知道他的面目，罢工工人还打出了“青岛工人请愿团欢迎张督办”的标语。不料张宗昌出动军警2000余人，包围3家日商纱厂和工人宿舍，对赤手空拳的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当场死8人，重伤17人，75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3000多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青岛惨案”。 镇压工潮后，他捣毁了工会，逮捕中共四方区支部书记李慰农和《公民报》主笔胡信之等20余人；还逮捕了去北京请愿、揭露张宗昌暴行的工人代表伦克忠。张宗昌对他们施以酷刑，李慰农的臂部肌肉被打脱落，伦克忠被打得“臂折骨断，体无完肤”。这二人后又被秘密杀害。 干出这一连串暴行后，张宗昌开始控制新闻界。他将各报馆、通讯社的记者传到督署，明目张胆地威胁道：“我今天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就是你们报上登载我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 为了统治稳固，张宗昌经常派军警检查民众通信，发现可疑的物品或字句，立即将人拘捕严刑拷打。在他的淫威下，山东笼罩在一片抑郁的恐怖中。 张宗昌在山东办的唯一的好事可能就是1925年创办山东大学。他自己基本是文盲，某次军务会议，到场的军官互相炫耀自己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张宗昌自感脸上无光，又不愿示弱，急中生智，说：“老子是绿林大学毕业的！”现在有了权，他就要办一个大学供自己指挥以寻求快感。1928年，他索性自兼山东大学校长，到校训话时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俺张宗昌识不了几个大字，操你姐！今天论到咱当校长了，没有多说的话，人家欺负咱的子弟，咱要操他妈，还不答应他！” 学生闻听这话在惊诧之余可能还觉得这个“张校长”也有几分率真的可爱，可接下来的话是：“俺是你们的校长，你们要靠俺出来，你们不好好念书，闹革命，注意你们的脑袋！” 齐鲁大地，有这样一位“山东王”，民怨沸腾，天人共怒。山东的市镇、农村、工厂和学校，处处可以听到对张宗昌的诅咒。人们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 民国历史的年轮在向前滚动，在进步力量的打击和军阀之间火拼的消耗下，军阀割据称雄、全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慢慢改观。在民国前期的那么多军阀里，能够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寥若晨星。 山西的阎锡山从1911年山西独立于清王朝时就执掌山西，直到民国终结的1949年，长达38年，这是最“长寿”的一个地方军阀；接下来应属云南的龙云，从1927年取代唐继尧控制云南到1945年被蒋介石强免云南省主席职务、“升调”重庆和南京，他当了18年的地方土皇帝；其他独霸一方时间在10年以上的军阀，除了前文提到的青海马步芳，还有在新疆的盛世才——这也是个魔鬼般的人物，他于1934年初到1944年底统治新疆，做了10年出头的“新疆王”。 陆荣廷执掌广西10年，政绩不俗，官声不坏，在广西省颇有根基，但他任两广巡阅使统治桂、粤两省期间，却不得广东人心。广东地方势力长期遭受桂系的压制，对陆荣廷驻粤十分不满；而广西驻粤军政官员又腐化堕落、营私舞弊，广东省广大民众反陆情绪也日益高涨。 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上当选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随即下令讨伐陆荣廷。陈炯明于同年7月6日通电就任粤、湘、滇、赣、黔五省征桂联军总司令，在征桂联军的打击下，陆荣廷先逃回老巢南宁，再退至龙州，其称雄八桂大地的“广西王”时代至此已经终结；但他还想东山再起，然而“新桂系”已经具备登上历史舞台的力量了。1924年，其余部被李宗仁、黄绍?f、白崇禧的广西定桂讨贼联军击败。1924年8月，陆荣廷通电下野，离开了广西。 陆荣廷的“广西王”时代正式走进历史，这位“老帅”频频回望已不属于自己的广西，搬到上海、苏州、天津等地居住。在远离故土的东部中国，垂垂老矣的民国风云人物陆荣廷多少次咀嚼着从自己从孤儿到“广西王”的传奇一生，故乡广西大地的秀山丽水和一言九鼎的昔日尊荣如过眼云烟，在凄迷回望中，全化作他感叹世事沧桑、造化弄人的一声深沉叹息 1928年，陆荣廷听说他在苏州的房子被蒋介石没收，急忙从天津赶到南京交涉，蒋介石给回苏州的房子。陆荣廷为此急火攻心了一阵，损害了老迈的身体。1928年11月，69岁的前“广西王”陆荣廷死于远离故乡广西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也许冥冥之中老天的确有眼，做恶不多、治省有绩的“南草莽”陆荣廷失势之后基本是安度了晚年，得到了善终；而这个他晚辈的“北草莽”张宗昌在山东横行的岁月不过三年，最终死在政敌和仇家枪下。 1925年3月12日，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病逝于北京。1926年7月9日，他的继承人、国民党的后起之秀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誓师北伐，向北洋军阀发起了全面进攻。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南方打到北方、由南向北统一”的事例，北伐军先后击败北洋军阀两股劲旅吴佩孚、孙传芳，一路凯歌。 张宗昌岌岌可危。这个胸无点墨的粗野武夫把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归因于孙中山停柩的北京碧云寺“地方太好”，1927年他到京开会期间，向当时的北洋政府一把手张作霖建议焚烧孙中山遗骨，“以绝后患”。张作霖深以为然。此后，奉军多次骚扰西山碧云寺，幸亏守护灵柩的卫兵冒着极大危险，将灵柩转藏于水泉山洞中，孙中山遗骨才幸免于难。 1927年春，张作霖趁国民党内部“宁汉分裂”之机，命令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进剿冯玉祥，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受到张作霖急电大骂。这年10月，张宗昌与冯军再战于河南兰考。张宗昌部下用计诱降了冯玉祥手下旅长姜明玉，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 张宗昌获胜，得意忘形中，不顾众幕僚劝阻，下令枪杀郑金声。 这里要荡开一笔。1925年秋，为扩大势力范围，孙传芳领兵北攻，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奉军务督办张宗昌之命截击。施从滨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也许是因为施从滨是“文都”安徽桐城人的原因，他被捕时还对孙传芳的士兵说：“弟兄们辛苦了。”被押到孙传芳面前，白发苍苍的陆军中将施从滨还向孙传芳举手敬军礼。躺在烟榻上的孙传芳一动不动，坦然受之，然后立即下令将施从滨枭斩首于安徽蚌埠车站外的野地。 施从滨有个女儿，当时20岁，她就是后来著名的“民国奇女子”施剑翘。孙传芳得意洋洋杀害施从滨之时哪能想到，1933年11月13日，他下野已久、日日念佛度日之时，被蓄志为父复仇的施剑翘跟踪枪杀于佛堂。 历史喜欢演出同一出戏。张宗昌杀害郑金声，象孙传芳杀害他的部下施从滨一样，也为自己播下了毙命的种子。到1928年，国民党内部派系和已收拢的军阀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又实现了联合，进行“二期北伐”。这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四军合力首先解决山东的张宗昌。 在四大军事集团的猛烈打击下，奉军节节溃退。4月30日，北伐军三面围困济南，张宗昌在日军护送下逃出，“山东王”飞扬跋扈的时光到此结束。 他的主子张作霖也感到京津必定不保，就乘火车退回东北以图来日；6月4日，车行到皇姑屯被日军预先设下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张宗昌披麻戴孝，嚎哭不已；然后向张学良请求带残部5万人出关，而刚刚接手东北的张学良不许他出关，提出对他的部队要么收编要么遣散，可以聘任他为月薪3万的军事顾问。当了3年威福万分的“山东王”的张宗昌哪里在乎这些钱，就予以拒绝。于是张学良密电蒋介石，说张宗昌部任由处置。 9月，白崇禧率北伐军抵达胶东，包围了张宗昌残部，大势已去的张宗昌又象当年从江西逃出一样，化装成一个车夫，逃往滦州口，再从滦州口乘小渔船跑到大连。看到东山再起无望，1930年，他流亡日本。 1932年，天天怀念昔日“山东王”威风的张宗昌回国。那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这个时候从日本回国的屠夫张宗昌以“爱国”自命，他不断接见记者，张口必谈抗日。因为主政山东三年的暴虐天下尽知，他就此说：“本人过去想好而未做好，甚感惭愧。”致歉之余的意思是，他还希望有机会在山东“做好”。 张宗昌回国后的招摇引起了一个人的极大不安，这个人就是山东新的土皇帝韩复榘。韩复榘觉得此人企图在山东卷土重来，对自己是莫大威胁。草包就是草包，一次席间，喝高了的张宗昌对韩复榘吹道：“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汇合成一支队伍！”听了这话，韩复榘表面赔笑，除掉张宗昌之决心已下。 志愿担当此任务的就是1927年被张宗昌杀害的郑金声之子（本为侄儿，由郑金声收养）郑继成。 1932年9月3日，张宗昌收到其母祝大脚重病的电报（由张学良指使其姨太太发出），十分着急，韩复榘也显得很焦急和同情，当即派人为张宗昌订了下午5点37分的火车票。此时，郑继成和配合他的陈凤山已在车站埋伏。 韩复榘为了万无一失，大摆宴席为他送行，举酒狂灌，席间众人共饮白兰地20瓶、啤酒20瓶。张宗昌居然神色不变，临上火车还在对送行的人及记者高谈阔论，他的最后一席话是：“余对于过去的事，自己认错。”以及“东北事变后，日本人约本人出头，并予多少便利，本人不但不干，而且毅然返回……”云云。 张宗昌与送行者握手道别、要登上火车之时，陈凤山一声呐喊，举枪就打，也许是杀父之仇要让郑继成亲手来报，陈凤山子弹卡壳，张宗昌大吃一惊，拔腿狂奔。郑继成接着连连开枪，击中张宗昌左脊背，子弹从前胸透出。调整过来的陈凤山再度射击，两枪都中张宗昌头部。恶贯满盈的张宗昌污血四溅，一阵抽搐后再也动弹不得。 在乱成一团的人群中，郑继成站在站台上高呼：“我名郑继成，郑金声是我叔父，我过继给他为儿子。我杀死张宗昌，一为革命增光，二为党国争荣，三为山东和全国除害，四为我父亲报仇！”众人闻言唏嘘、感佩不已，报以热烈掌声；一个青年学生走过来激动地说：“郑先生，您真是真英雄，大豪杰！” 讲到这里，陆荣廷和张宗昌的一生都已尘埃落定。同为称雄一时的地方土皇帝，两人走过了大相径庭的人生，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口碑。陆荣廷灵柩运回南宁之时，城乡居民沿途设桌迎祭，有人边哭边说：“老帅呀，你以前回乡，总要炒牛下水请我们，如今是再也吃不到了！” 而张宗昌毙命之后，全车站的人满心大快，张宗昌的秘书长叫人拿着50元钱对众人说：“谁愿意抬走张督办，可得50元！”回答他的是：“500也不抬， 5000也不抬！”张的老部下又以乞求的口气说：“难道你们也不看在老乡的面子上吗？”众人愤怒更甚，指着张宗昌的尸体说：“什么他娘的老乡！他是杀人的魔王，欺压老乡的民贼！” 第二天，张尸装殓，停灵安徽乡祠，这下激起安徽人的极大愤怒，安徽团体及个人纷纷来电**，一电写道：“……张宗昌之生平及被杀事实，盖棺已有定论……安徽乡祠，何等庄严之地，而为张某停尸？” 陆荣廷离世至今已79年，张宗昌毙命也已73年，地方历史上这独特的一页早已揭过。不要说陆荣廷和张宗昌这样的乱世草莽，就是再大的英雄勋业，也会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显出个苍白旧影，倒是记载历史和个人素养心迹的纸墨，活得比人更久，这是文人的骄傲和安慰。有趣的是,陆荣廷和张宗昌这两位“学历”极低的草莽人物，也有笔墨流传至今。 这回先讲张宗昌。张宗昌统治山东之后，觉得自己身为山东这个出圣人地方的“父母官”，哪能没点文化？于是他拜清末状元、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为师，学习写诗。不久就出版了个人“诗集”，这个不用细述，因为那早已做为大笑话流传了几十年，著名的有“大炮开兮轰他娘，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安得巨鲸兮吞扶桑。”“忽见天上一火链，好像玉皇要抽烟。如果玉皇不抽烟，为何又是一火链。”，不著名的有“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达”等等。 也不要太需要觉得这些“作品”真是羞辱了他的状元老师。王寿彭之所以得状元，是因为他的名字：寿彭，就是寿比活了800岁的彭祖。那年主考官为了暮年的慈禧太后高兴，就把这个吉利的名字排到了第一。 可能大家想不到的是，只上过一年学的壮族孤儿陆荣廷后来也拜师学文化、写诗。他请的是广西名宿蔡化文，在蔡化文的精心指导下，到光绪末年，陆荣廷就已经能流畅朗读古文了，《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小说更不在话下。陆荣廷还请一位姓陈的书法家教他写字，陈老师命令他不管多忙，每日必须写一尺见方的大字30个。至今在武鸣、南宁、龙州等地名胜上，还留有他并不丢脸的手迹。 我们来看看陆荣廷的诗作，个人认为，今天即使专攻古文的人，写旧体诗也不一定有他这样的水平。 反袁称帝的护国运动胜利之后，陆荣廷在“八桂厅”犒赏将士，即席赋诗一首： 北伐雄师共枕戈，锦旗云涌渡湘河。 复回民国偿初志，八桂厅前奏凯歌。 如果你对这首诗歌虽然觉得不错，但也并不十分佩服的话，再来看他1921年写的一首： 群飞海水各争雄，区宇何年睹大同。 抚剑悠悠仍报我，匡时滚滚问诸公。 无心统一终兴汉，国运呼三共祝嵩。 眼底孙曹兴废事，与君谈笑酒杯中。 怎么样？服了吧？ 值得叹息的是，陆荣廷灵柩1929年安葬在家乡离武鸣县城4里的啸狮山51年后，1980年9月13日夜，盗墓贼掘开了这位“广西王”之墓。武鸣县有关部门第二天赶到现场看到，那2米高、8寸厚的棺木还红漆鲜艳，棺内丝绸衣物色彩如新，死去已52年的陆荣廷大腿肌肉还未完全腐烂。 墓外只看到一个破碎的青花瓷罐，到底盗走了哪些宝物，人们不得而知。据了解，陪葬品中最珍贵的是两颗珍珠，分别放在死者口中和肛门中，另有古瓷器和象牙筷等。因习惯上认为金属对尸体有催腐作用，陆荣廷棺内并无金银。 再叱咤风云的人物终究归于土灰，纵横西南大地的“广西王”陆荣廷的神奇枪法和千军万马，却无法对付死后的小小蟊贼。 再回到张宗昌。这个万众皆曰可杀的人物是否浑身就没有一处亮色呢？也不尽然。虽然要找他的可取之处十分困难，但他还有一样应予以肯定的突出品格：孝顺。 他的父亲死得早，靠母亲祝氏拉扯大。1925年，在外浪迹多年的张宗昌荣任山东军务督办，“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他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寻找久无音信的母亲。受派的副官连夜赶到掖县，村里人却说“大脚”10年前又改嫁给了一个木匠，随这个木匠到外谋生去了。 副官按这个线索找了一个多月，终于在诸城县找到了祝氏。一个破烂的小屋，和一个男人，这就是张督办的妈妈家。 副官向她报喜。可祝氏却不见欣悦，她说，宗昌离家后她无以为生，就跟了这个贾先生；现在可以享福了，但又不能带着贾先生去给儿子丢脸；而抛下贾先生，又良心不安。 副官十分为难，不敢自做主张给张大王带回一个后爹，只好回去如实报告。张宗昌大怒：“**，老子无能，把俺老娘撇在家里，人家姓贾的替我养活老娘，还不该感激人家吗？你为什么不把那姓贾的一起接来？”随后口授一封信，副官一字不改记下，再去接祝氏。信是这样的：“而宗昌不孝，自己出外流浪，撇下娘一人在家受苦，真是罪该万死。现在好了，儿已经做了很大的官，和以前的八府巡抚一样大，儿也有钱了，有一辈子花不完的钱，请娘带那位姓贾的大恩人一同来享福吧。等您到来时，儿再向您当面请罪。” 张宗昌被杀时，祝氏闻讯几乎发疯。失去依靠的她因改嫁而没脸回故乡，一度出家为尼；而张宗昌给她的财产，也被其侄糟蹋殆尽。（本篇完）民国多少事......8●●●瑰宝浩劫：清东陵的民国命运●●● 人总会死，在火葬等远未被广泛理解、接受和流行的时候，遗体总得埋起来，这就产生了坟墓。 人是感情的动物，不会让亲人暴露尸野外，亲人逝世躺在地下了，还要以阳间的舒适奢华标准来打理其墓地，仿佛死者还能享受到；人是等级社会的成员，死去是人生的完成，便要以墓葬来总结和证明生前地位；人是万物之灵，天生追求“永恒”、“不朽”，总希望自己的功业、思想、精神乃至于肉体能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人生短暂无法扭转，就把这些企望都交付给了死后的墓葬…… 正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情怀和梦想，墓葬，成为凝聚人智慧和财富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沉睡地下的墓地，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墓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源远流长。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山洞上室做为居住地，下室做为葬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墓葬的初步经营；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有南北两处公共墓地，墓葬逐渐形成文化；而在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社会上层分子不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是另外选择地点被安葬于山顶之上，封土积石，形成独具特色的山上积石冢。 一步步地，皇王将相、贵人富豪那宏大、奢华、精美、神秘的墓葬出现了。 为了这些豪华大墓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专为墓葬服务的工种，比如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等；当然，看风水的“地师”就更加兴盛。 在社会财富被大量埋藏于地下墓穴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盗墓。 盗墓是个和人类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犯罪活动：一则侵扰亡魂，侮辱尸体；二则不事生产，窃掠财物。更重要的是，墓葬本身包含了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盗墓活动严重破坏了丧葬文化遗产，使我们本可通过墓葬对历史获得的准确认知无法进行——这也是除了是否非法占有墓穴财物之外，同为刨坟，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 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至今不过100年左右，而盗墓却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出现在2770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当时无一人识得；而被盗的最古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3600年。 盗墓那神话般的暴利，驱使着人们对此“孜孜不倦”。在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里，据说，目前只有3座墓葬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 盗墓者的“智慧”几乎和建墓者一样发达，甚至更高超。他们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坟墓的朝代、墓主的身份等判断墓穴的建设特征、墓内财物的价值，并做出准确的盗掘方案；他们是技术专家，再牢固、凶险的墓地，都能得其门以入。大墓一般四周坚固不可摧，他们就从墓旁往下挖一深井，再横挖一段，然后再向上挖，就从墓室底部进入墓内，这一过程会持续几个月；为了掩护，他们会先在打洞处周边种满高粱之类遮掩，或者在打洞处先买地建上房子罩住。尤其神奇的是，高明的盗墓者能打十几米的深坑而不在地面出现一点挖出的土！ 盗墓的工具也是历代盗墓技术的结晶。著名的洛阳铲，由一个外号叫“李鸭子”的人发明于河南这块、历史积淀极其丰厚、墓葬极其丰富的中原大地。这个瓦状的铲子在使劲顿入地下的时候，能带起地层原土，这些原土就包含了比较准确的墓葬线索。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殚精竭虑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狠狠杀伤盗墓者。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为同一死者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72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7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后，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准确的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的矛盾，多少王公巨室为既要显身后荣耀、又要对付盗墓贼而踌躇不安。这个问题在皇帝那里好办一点，因为除了精心设计的森严的墓室，还可以让后代设立守护机构，派重兵四方把守。 可是，如果这个皇朝完蛋了呢？比如，清朝覆灭了，清朝皇帝的陵寝在民国还有那份安全的尊荣吗？ 从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问题。根据1912年清帝退位时《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的第4条规定：“清帝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立卫兵保护”。可是在民国那个中国由近代向现代初步转型、一切都远未成熟的阶段，多少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法律都成了空文。从政治意义上说，那是被革命推翻的王朝的陵寝，又不是革命烈士园陵；从文物保护上说，那个时代能有什么象样的文博事业呢？故宫博物院在文化界一帮精英的呵护下能建设成那样，已经是奇迹了！ 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代的帝王陵寝，从建陵年代和地理位置，可分为清初关外三陵、清东陵和清西陵三个陵区。 关外三陵都在辽宁，为安葬着清太祖努尔哈赤先辈的永陵、安葬着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托（拉）氏的福陵、安葬着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的昭陵。 清西陵位于河北省易县城西十五公里的永宁山下，在北京西南方120公里，与清东陵东西相对而称西陵。这里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个皇帝及他们的后妃、王爷、公主、阿哥等80人。 清东陵位于河北省遵化县西北部马兰峪的昌瑞山南麓，西距北京市区125公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古帝陵建筑。清东陵埋葬着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和同治（惠陵等）5位皇帝，以及慈安（普祥峪定东陵）、慈禧（普陀峪定东陵）等14个皇后和136个妃嫔，面积达78平方公里。 清朝历史有漫长的268年。经过两个世纪又68年的搜刮，统治者积累起了无尽财宝。帝后们生前穷奢极欲，死后更把大量稀世珍宝埋进了自己的坟墓，期待在另一个世界享用。金碧辉煌、美仑美奂的帝王陵，其实就是人民遭受残酷压榨和掠夺的证明，也是封建罪恶的集中见证。不过另一方面，耗费数不清的财富和人类智慧的帝王陵，也是全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的极高价值，对它们的破坏和劫掠，是对国家、民族乃至人类历史文化的严重罪行。 清东陵之所以比其他两个陵区出名得多，不仅因为康熙、乾隆和慈禧太后这三位清史上名头最大的帝后埋葬在这里，更多是因为清东陵在民国发生了被盗掘的大案。尤其是1986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叫《东陵大盗》的电影，详细描述了这桩发生在1928年7月的民国大案。那时电影业可不象如今这么萧条，正是其神气活现的黄金时代，一部好一点的影片往往拥有亿万观众，其巨大的传播力让民众对此案和做案人、军阀孙殿英耳熟能详。 我们要问的是：这么一个巨大宝库，在民国乱世保护不力的情况下，孙殿英动手之前就没别人觊觎、动手吗？孙殿英自己对这种丧心病狂的罪行有什么辩解、说道吗？在孙殿英盗陵之后，还有别人朝东陵下过手吗？ 回答很明确：在孙殿英动手之前，早有人对这座宝库跃跃欲试；孙殿英本人当然不会说：“我就是财迷心窍，所以盗墓！”他自有一番振振有辞、甚至大义凛然的辩护词；而在他之后，清东陵不但没有得到妥善保护，反而在1945年遭受了一次更大的浩劫！ 清朝未亡的时候，清东陵是何等森严、神圣之地。按清王朝规定，凡皇帝陵，保护人员设总管一员、翼长二员，骁骑校二员、章京十六员、甲兵八十名左右。这些官兵每月分成八班，每班有章京二员、甲兵十名，昼夜巡逻。到光绪朝中期，驻扎在东陵的八旗兵总兵力达1100多名。 除此之外，设在马兰关的绿营是专门保护东陵陵区安全的军队。雍正元年下辖3个营，随着陵寝的不断增建，到嘉庆五年，马兰镇已下辖8个营，人数由原来的600名扩展到1000余名，到光绪九年，人数猛增至3157名。 除了紫禁城，皇家陵区可称得上是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俱于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敢对皇陵“大不敬”或者胆敢破坏，惩处极其残酷。 在这样严密的护卫下，直到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之时，整个东陵区尽管也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但要想钻到墓里去劈开棺材偷宝贝，是痴人说梦之事。清帝退位之后，根据优待条件中的有关条款，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设有护陵大臣，驻守着八旗陵户，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各项事务。 然而清朝已垮，昔日的神圣禁地再也难维持那份尊严。按退位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拨发白银400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首先被迫减半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