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总统制，就是国家大权赋予总统，总理由总统任命。现在袁世凯当大总统，就风险太大。 所谓内阁制，就是把大权赋予总理，总理由选举产生，而不是总统任命；总统并不掌握实权，只是一个代表国家的虚位元首，做些礼仪性、程序性工作。如能实现，等于是夺去了大总统袁世凯的实权。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第二天，孙中山签署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在袁世凯内阁尚未成立时，孙中山依然在南京处理中枢政务，他正式解职是4月1日，因此从3月10日至4月1日，民国曾有过两个合法的临时大总统。 这两个临时大总统，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实力派，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偶像派，如能精诚合作，同谋民国未来，那么历史进程要顺利得多。但这个实力派，思想上对真正的民主共和只有皮毛之见，更无意捍卫之、追求之；袁世凯第一位考虑的就是个人能不能有最大的权，能不能不受制约地干自己想干的事。 袁世凯看到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心里冷笑一声：你当总统就是总统制，我当总统就是内阁制，因人设法啊？我忙乎半天，为的就是当个签字盖章的虚位元首而啥权没有？笑话！ 东山再起之后，6个月来，袁世凯对清廷又哄又吓又逼，对革命党人又打又拉又拍，费尽了心机，为的就是一个最高权力。现在大总统到手了，岂能做小媳妇！ 袁世凯要向孙中山们制定的法律规章**，一宣誓就职就下令大赦天下，凡是3月1日前坐牢的犯人都大赦放回家。而这样的大举措，一要参议院同意；二要内阁副署，也就是他袁世凯签字的旁边还得有总理的签字，这才有法律效力。但袁世凯悍然为之，显然是故意表示，你们在南京搞的那些东西在他眼里什么也不算，现在是老袁当家做主了！ 3月13日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4月1日，唐绍仪责任内阁组成，孙中山正式解职。新政府的组成人员是：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53岁。 副总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48岁。 国务总理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52岁。 外交总长陆?障椋?字子欣，上海人，41岁。 内务总长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53岁。 陆军总长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47岁。 海军总长刘冠雄，字子英，福建闽侯人，54岁。 财政总长熊希龄，字秉三，湖南凤凰人，42岁。 司法总长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31岁。 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44岁。 农林总长宋教仁，字?q初，湖南桃源人，30岁。 工商总长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36岁。 交通总长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钱塘人，35岁。 南京留守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人，36岁。 一看这个名单就明白，掌握实权的部门，比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世凯的人手中；司法、教育、农林、工商等不关痛痒的部，也就是被政界称为“冷衙门”的部门，才由非袁世凯阵营的人点缀。 内阁总理唐绍仪，和袁世凯共事20多年；跟北洋的将领们不同，他和袁世凯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朋友，有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革命党人能接受他任总理的原因），因此袁世凯用起他来觉得“很不顺手”。唐绍仪要行使总理职权，而袁世凯又希望总理只听自己的，二人矛盾逐渐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袁世凯在不耐烦地听完他对时局政策的汇报后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唐绍仪知道已无法干下去，就先避到天津，然后上书辞职；袁世凯假意慰勉挽留一番后，于6月28日批准辞职。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1912年3月13日由袁世凯任命，至6月28日辞职获准，前后不过一百零几天。 民国初年，大家共同的敌人清室已去，于是各派各系内斗开始。革命党人和袁世凯闹矛盾，袁世凯内部闹矛盾，革命阵营内部闹矛盾，再加上还有个武昌黎元洪副总统的一派。民初的政坛上，勾心斗角，风波迭起，让对共和寄予很高期望的人大失所望。为了整合各种力量，袁世凯十分期望能实现一次“高端联合”，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和他自己，四人能在北京举行“民国四巨头”会晤。 最后实现了的，是1912年8月，孙中山在一片反对声中，应邀赴京会晤袁世凯。 8月18日，孙中山在上海登船起程之时，一个漂亮的女青年一直紧跟着送行的人群，上船后，她借机把孙中山请到一间无人小室，唰地拔出一把尖刀抵着自己的脖子，对孙中山说：“先生千万不能去北京，袁世凯太狡诈凶险，你此去是落入虎口！如你不下船，我就死在你面前！”孙中山大惊失色，赶紧一把夺过她手里的刀，反复劝慰。 其实大家都想错了，以袁世凯的机心，不但不会对远来的孙中山有任何不利，反而对孙中山极尽礼遇。他要争取孙中山的信任支持，以加重自己的砝码。 在北京数万人的欢呼迎接中，孙中山抵京，民国双雄首次晤面。袁世凯百般殷勤，把自己的专用马车披上黄缎，供孙中山使用；他安排孙中山下榻他的总统府，而他自己搬到总理府办公；每逢孙中山外出，他就事先断绝交通，完全按照元首待遇招待孙中山。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虽是前清政客，但有现代思想，更有推翻清廷的行动和赞成共和的表态，如能劝服他考虑国家多一些，考虑个人少一些，此行就意义非凡。而等见了袁世凯的面，孙中山更觉得此人并非以前想象的那样奸恶。袁世凯对孙中山百般曲意逢迎，大凡孙中山说的，袁世凯都连连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不便附和的，袁世凯一样点头：“先生所论甚伟，世凯受教、参考！” 两人一谈就投机，越谈越亲热，在京一个多月，孙中山和袁世凯会谈13次，时间一般是下午4点到晚上10点至12点之间，有时甚至聊到第二天凌晨4点。 袁世凯多次为孙中山举行盛大宴会，宴会中他高举酒杯向孙中山致敬，大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起立答谢，也呼：“袁大总统万岁！”民国两位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一在朝而一在野，向公众表明是如此亲密无间。 孙袁会晤后，孙中山对袁世凯予以极高评价，认为此人无论是思想还是才干，都是民国第一人，他对袁世凯说：“十年以内，总统非公莫属！” 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亲历同盟会的内斗和目睹部分会员的迅速蜕化，对政治活动已感灰心厌倦；现在亲见袁世凯如此英明了得，更感可以离开政坛，去做社会工作。这时的孙中山，陷入了今天历史学家所说的在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第一个“迷误”：他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孙中山现在认为，满洲皇室已被推翻，“民族”实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大总统袁世凯也肯维护民国成果，“民权”实现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 “民生”问题了。 关于民生，孙中山最重视铁路交通。他在西方和日本流亡多年，对国外发达的铁路交通十分钦仰，今天的一个常见标语很能概括那时的孙中山的想法：“要想富，先修路。” 他向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20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袁世凯呵呵一笑，说：“修20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胜啊。”在这个极具行政经验的老牌官僚的心里，对孙中山“10年修20万里铁路”的计划，是深感不切实的。 但是，孙中山不问政治了，多好！他正好顺水推舟，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督办，年薪3万大洋，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路况；同时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做盛大招待。 革命党人中不少人那时处在“下岗”状态：清廷已完蛋，再无“命”可“革”；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又排挤他们，没有职位安排。这下好，他们又纷纷来投奔老领导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带着一帮失业党人，四处勘察，八方演说。等到“二次革命”，孙袁撕破脸皮，袁世凯再不客气，派人来查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帐，发现已耗费一百好几十万元费用，而铁路，全在孙中山的演说和著作里，还一寸没建呢！ 孙中山开始淡出政治，致力民生实业，现在同盟会里最活跃、担当实际工作最多的，就是年仅30岁的天才政治家宋教仁。 跟袁世凯的半新半旧、思想根子在封建不同，年轻的宋教仁是深受欧美现代宪政思想沐浴的“全新的人”；跟孙中山以理论、理想、号召力见长、实际操作运营能力较短不同，宋教仁既有丰富的理论素养，又有不世出的组织才干，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家。民初的许多根本大法都出自宋教仁之手，民国法制建设最重要的成果，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带着寥寥数人，一夜间起草成功的。 接手主持同盟会实际工作后的宋教仁，首先联合当时国内几个较大的政党，扩大同盟会，组建了国民党。 民国一成立，中国人拜主子称奴才的历史结束了，自己当上了国家的主子，参政热情高涨，掀起了组织政党的高潮。1912年2月到8月间，仅在临时政府登记的政党就有85个，加上未登记的，全国那一年组建的政党据估计在300多个。这些政党，分分合合，此建彼散，活动频繁，成为民国初年的一大政治景观。 初尝政党政治，蓬勃发展中自然带着稚拙。一夜间冒出300多个政党，规模悬殊，大的几十万人，小的几十个人；大家无不标榜共和，宗旨间看不出区别；各党组织松散，出入如同儿戏，而且跨党现象十分普遍：黄兴有11个党籍，黎元洪9个，熊希龄8个，唐绍仪7个，汪精卫5个，梁启超3个……各党只顾拉名人入党撑门面，毫无组织原则可言。 虽然各省都有政党成立、活动，但大多政党集中在城市，北京有82个政党活动，上海有80个，广州25个，南京16个，其他城市的政党都在10个以下。 这么些政党中，比较值得一提的，首先有中国社会党，这是上海光复第二天（1912年11月4日）就成立的上海第一个政党，也是全国首家以“党”做为名称的政治组织，还是中国第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最盛时，该党有成员几十万。 规模很大、影响力很强的，除了宋教仁正在组建的这个国民党，还有黎元洪任理事长的共和党，以及汤化龙任干事长、后推梁启超为领袖的民主党。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之时，很多小党都来投靠，希望合并，然而宋教仁只挑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党合作。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以1130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就在大家对袁世凯专权而忧心忡忡之际，宋教仁认为，现在袁世凯可以控制政府，但国民党可以控制国会；按照《临时约法》，国会权力极大，只要取得国会多数议席，不要说制约袁世凯，就是内阁总理，也是唾手可得。 他的理想，就是“政党内阁”，即政府由一个大选获胜的党包办，这样，袁世凯政府那种既有前清官僚、又有革命党人、互相牵扯的局面就可改观。政党内阁的意义，就在既由选举产生保障民权，又能高效运作治理国家。 玩传统手腕和阴谋，袁世凯是大师；而搞现代民主政治，宋教仁却就比袁世凯内行得多。宋教仁做了大量扎实的组织工作，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迅速覆盖全国所有行省，青年学生、粗鲁武夫、商贩市侩等等想加入者，一概欢迎；对社会上有声望人士，则由党的机构先写好加入文书，再请其签个字即可。国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在宋教仁的策划和领导下，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 1913年4月，民国首届国会将召开。在完成国民党组建以后，雄心勃勃的宋教仁奔走于全国各地，决心在国会选举中，拿下总理一职。 宋教仁的超凡才干，早已引起袁世凯的高度重视。袁世凯深佩其才，十分希望能得此人而用之，因此尽力跟宋教仁套近乎。他看见宋教仁总是衣衫破旧，就送给他一套西装——这可不是普通的西装，宋教仁穿上身后，发现周身尺寸，竟无一不妥帖！可见袁世凯用心之切。 袁世凯还送给宋教仁交通银行50万元支票一本。宋教仁取用了二三百块，然后托赵秉均送还，并致信袁世凯：长辈所赐，哪敢拒绝，但我确实用不了什么钱，所以用了需要用的之后，把剩下的还您。 宋教仁油盐不进，他越有才干，就越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患。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1913年初春，国会召开之前，宋教仁自家乡湖南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那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教仁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教仁随地发表演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他把当前政府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说袁世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不能重用之，就除之！”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斗争智慧。就在宋教仁风尘仆仆为国会总理选举奔走之时，袁世凯深感此人威胁太大，他无法阻挡总理职位会在选举中落入跟他不是一路人的宋教仁之手。袁世凯是否杀机已动，不得而知，而接下来一起震惊海内外的恶性事件，扼杀了民国民主政治的萌芽。 就在宋教仁四处奔走宣传之时，他收到袁世凯电报，请他回京磋商重要政务。宋教仁在上海乘火车去京。 死神在向这位青年政治家靠近。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送行下，在上海火车站上车，就在他在检票口伸手去接剪好的车票的时候，一声枪响，宋教仁浑身一震，继而以手抚住右腰，喊道：“有刺客！我中枪了！” 众人慌忙扶住他，举目四望，只见一个矮汉子正撒腿没命地逃去。 忽遭大变，送行者分成两拨，一拨报警追凶，一拨喊车把宋教仁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院方请格尔本和比林哈斯两位外国医生会诊，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手术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 午夜2时，五名外科医生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宋教仁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几度昏厥，凄苦之情，惨不忍睹。 宋教人神智清醒时，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着粗气，挣扎着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我的藏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最后，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于右任和前来照料看望者眼泪长流，连连点头。 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延至早上4点，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神环顾四周，满眼依依不舍。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围侍病榻旁。黄兴强忍悲痛，在宋教仁耳旁大声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慢慢泛起了泪珠，逐渐停止了呼吸。 31岁的一代俊彦、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现代宪政的先驱、国民党的顶梁柱宋教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散手人寰。 黄兴、于右任等伏尸痛哭；陈其美捶胸跌足地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啊！” 陈其美花200银元亲自替亡友买来棺材，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无辜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宋教仁裸露伤口的遗照。 宋教仁遇刺垂危的消息传开后，全社会震动，大批素不相识者前来医院探望；他的遗体移往湖广会馆时，送行民众人山人海。大家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 宋教仁遇次身亡报到北京，袁世凯正在吃饭，他闻讯的反应是：“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猜测起凶手，他竟说很可能是黄兴，因为黄兴也想当总理，因此国民党火拼了。在座的章士钊听不下去，愤然离席。 内阁总理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袁世凯发布公告，强烈谴责暗杀行为，表示立即调查。 调查竟十分顺利。两个学生来报告，说和他们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一个叫武士英的人向他们借钱，说等他杀了人拿了赏钱就马上还。陈其美立即报请租界巡捕房，到鹿鸣旅馆捉拿武士英；没看到武士英，却发现了一个叫应桂馨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文件暴露出应桂馨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 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 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到这里，让人不怀疑袁世凯，太难。三四天时间。刺宋案竟基本真相大白。 宋教仁到底死于谁手，至今还没有所有人都认同的说法。除了袁世凯，还有人认为并非袁世凯布置，而是出自赵秉钧之手——赵秉钧揣摩袁世凯心思，觉得袁世凯欲杀宋教仁而不好下令，他应该心领神会地代劳；况且，以宋教仁的势头，离总理之职越来越近，对他这个正当着总理的同样是威胁。 司法部门开始深入调查，上海地方检查厅传讯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请假推脱，同时放出黄兴有很大嫌疑的风声；会审公堂再传黄兴，黄兴却一传就到，并说随传随到，直到水落石出。接下来，此案怪事频发，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第二年元月19日，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杀；2月27日，袁世凯头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赵秉钧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案发后装泼撒赖、逃到青岛的洪述祖本以为逃脱惩罚，不料延至1919年还是被宋教仁15岁的儿子和秘书死死扭住，到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判绞刑，行刑时却是砍头…… 就在此案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进展颇大之时，痛失栋梁的国民党人除黄兴等少数人外，无不切齿痛恨袁世凯。当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闻听宋教仁被刺死，悲愤万分，立即起兵讨袁。这次讨袁就是“二次革命”。之所以叫“二次革命”，是因为事件过程有点与辛亥革命相似：反袁各地从江西开始纷纷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先后有江西、安徽?p上海?p广东?p福建?p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二次革命”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以江西?p江苏为主要战场进行。 袁世凯在宋教仁遇刺后立即知道国民党马上就要来算帐，因此及早调兵遣将准备。讨袁军事起仓促，加上内部黄兴极力主张不要诉诸武力，而可法律解决，“二次革命”仅2个多月就失败了。再不需要羞羞答答的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反袁人士（这些人只好又流亡海外），并在国会等机构中大力清洗国民党人。 发动二次革命，今天看来，应是孙中山的又一“迷误”。民国初年，效法西方的“司法独立”做得不错，刺宋案按照法律程序走得很规范，总理赵秉钧照样被地方检查厅传讯，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赵秉钧和袁世凯；而且哀兵动人，社会对深得民心的国民党当家人莫名其妙死于非命广泛同情。然而孙中山在狂怒之下，立即选择了武力，这就让事情脱离法律轨道，走上“谁打赢了谁有理”的歪路。当然，按照法律把袁世凯送上审判台是不可能，但呼之欲出的法律结论会让他丧尽道义支持，此后很可能再不敢恃势胡来。 一句话：用法律，国民党人难讨公道，但会孤立袁世凯，特别是会为后来开一个“凡事诉诸法律”的好头；而“二次革命”，更是会输，却为后来的军阀混战不休开了一个恶劣先例。同样是输，采取“革命”手段，效果远离进步人士的理想。 镇压了“二次革命”的袁世凯，既为清肃了反袁力量而松了口气，又在刺宋案中焦头烂额，充分尝到了共和的厉害。袁世凯现在憋足了劲，要一步步把所有牵绊自己的东西都除去！ 早在1913年4月8日，民国第一届国会典礼在北京举行时，袁世凯竟不出席，以示对国会的藐视。 然而袁世凯还有用得上国会的地方，因为他的大总统前还有“临时”二字，想去掉难听的“临时”，当个正式的，总不能不要国会投票选举。 当时民国还没有宪法，只以宋教仁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替，因此正常程序是：先制定宪法，再依法选举总统。 而袁世凯已等不及了，他要在10月10日国庆日前正式当上大总统，就来个“倒着走”：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 袁世凯以国家没有正式总统跟国际上打交道不方便为由，要求从速选举总统；接着，也急于去掉“临时”二字的副总统黎元洪在湖北领衔，会同19省都督、民政长发出通电，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再接下来，进步党人在众议院提出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再制定宪法。到10月4日，《大总统选举法》制定完成； 10月6日，大总统开选。 《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须有选举人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用无计名投票方式，得票超过总票数四分之三以上者当选；若第一轮无人符合当选，则进入第二轮；第二轮再无人当选，第二轮里得票最多两人为候选人进入第三轮，第三轮两人里得票多者并超过总票数一半者当选。 令袁世凯颜面扫地、恼羞成怒的是，他在满以为胜券在握并使尽阴招的情况下，竟差点没选上！ 10月6日选举第一轮开票后，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得154票，都不符合当选条件，于是进入第二轮；第二轮袁世凯得497票，黎元洪得161票，还是都不符合当选条件。 为了万无一失，袁世凯事先让手下纠集一帮无赖泼皮，组成“公民团”，在会厅门外集结，朝议员吹胡子瞪眼，高喊：“袁大总统万岁！一定要选袁大总统！” “谁不选袁大总统，我们跟他没完！”老袁两选不中，而一次开票要耗时4小时，议员们饿得发昏，“公民团”却围在门口，声称不选出袁大总统都不许出去！前来送饭的也被他们围住，只有声明是“为投票给袁大总统的议员送饭”才许进。 到了晚上10时，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对决的第三轮投票终于有了结果，袁世凯得票507张，超过了黎元洪，也超过了总票数的一半。袁世凯总算当选。 结果出来，会厅响起几下巴掌声。议员们不愿意鼓掌，也早就饿得鼓不动掌了。而那些个“公民”，听到老袁当选，立即一哄而散，去领赏钱了。 热锅上蚂蚁般等待一天的袁世凯得知自己终于当选，再也支撑不住，颓然倒在椅子上。 先用“公民团请愿”围攻，虽然卑鄙，但也勉强还算利用的是“现代政治规则”；再用饿饭的方法逼，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特大奇闻。 第二天选副总统，门口的“公民团”就不见了；而黎元洪第一轮就得610票，一次性当选，和袁世凯当选的窘状形成鲜明对比。 当初逼清帝退位、接受孙中山让位之时的袁世凯，口口声声拥护共和，说“共和实为最良之国体”，如今在袁世凯心里，世界上最可恨的东西就是这个共和，害得他不能自由用权，现在三轮选举才勉强过关又丢了老脸。最直接恨死的，就是国会。 1913年10月10日10时10分，在这个“十全十美”的时辰，袁世凯在保和殿就任正式大总统。为了报复国会，在就职仪式上，他把总统府和国务院的官员安排在殿中间，而把国会议员安排在偏远朝房，根本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说话；而按照《约法》，总统是国会选举的，要对国会负责！ 袁世凯的这些做为，表明再显赫的身份、地位，也遮掩不了他那颗终身无法改变的小人之心。废除约法，解散国会！袁世凯“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他提出，《约法》和国会是一切政治弊端的根源，让大总统不能行使职权，害万民于水深火热；他要求，把原属国会的外交权、人事权等等都交给总统，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解散国会从清洗国民党议员开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称国民党议员“为虎作伥，危害国家”；其北洋系人马立即闻风而动，上书强烈要求驱逐国民党议员。 国民党是国会中的最大党，国民党议员一被驱逐，国会人数剧减，只剩一个空架子。 名正言顺地把国会彻底解散掉，光他袁世凯签字还不行，还得总理副署。当时的总理是熊希龄，袁世凯是怎样让老熊就范的呢？ 袁世凯通知熊希龄到他办公室议事，熊希龄到时，袁世凯又“恰好”有外宾要会见，叫熊希龄坐他办公室里等会儿。熊希龄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放着前司法总长许世英报告承德盗宝案，其中就有他熊希龄在任热河都统时，私自把一把乾隆的折扇送给北洋红人姜桂题！ 袁世凯就是要熊希龄看到，一个把柄已捏在了他手上，如果不听话，你就算不要总理，还要不要名誉？ 等袁世凯会见完外宾归来，坐立不安的熊希龄自然是袁世凯说啥他答应啥，只求袁世凯别提那个盗宝案。 1914年元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2月，又下令解散各省议会。 民国第一届国会，就此终结；制定中的宪法，彻底泡汤。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了为他量体定做的《中华民国约法》，闪烁着现代宪政精神光芒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废除。 袁记约法规定：民国为总统制；取消国务院和总理，在总统府设政事堂，由国务卿负责；大总统选举记名投票；侯选人是现任大总统和他推荐的另三人；总统任期十年，不限制连选连任。 袁世凯彻底掌握了民国，政事堂是他口袋里的工具，他可以当一辈子总统，要死时还可以推荐儿子当，儿子要死时再推荐孙子当…… 在袁世凯的摧残下，民国已经有名无实。袁世凯在民国这样一路走来，我们眼里的袁世凯的形象就是私欲膨胀，嗜权如命，心狠手辣，诡诈善变。然而，我们说他是枭雄而不是纯粹的奸雄，以一个“坏蛋”而把袁世凯脸谱化，那就是对历史的简单化。 袁世凯固然有满腹诡诈，但他同样有雄才大略。他是清末立宪的推动者，废除科举的主张者，鼓励实业的践行者，现代学校的兴办者；另外，他还是中国现代军队之父。 他善于翻云覆雨的政治争斗，又知人善任，广揽人才，他的北洋系，和国民党、共产党并列，是民国三大政治人才集团之一。 也许有人不知道，做为中国工程界骄傲的京张铁路，就是袁世凯肩负压力，毅然使用中国工程师詹天佑和中国资金筑成。 杰出的铁道专家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是那个时代的稀有的工程人才，可他归国后竟被派去福州船政局船政学堂学习驾驶，中法战争期间的马尾海战中还上阵作战！直到1888年，才专业对口，加入天津铁路总公司。遇到袁世凯后，才终于有机会大显身手。 京张铁路通车之时，袁世凯已经被贬回家乡河南，在洹上村隐居。做为清廷的眼中钉，除了嫡系心腹秘密往来，一般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詹天佑却派专人，带着感谢袁世凯的信和一套京张铁路的照片，送到袁家。袁世凯感慨万千，写下回信：“京张全路告蒇，皆赖执事总司建造，力果心精，故得克期竣事。……嘉贶全部摄影，八达岭工程既极艰巨，其余桥梁山洞靡不一律精坚。目想神游，至深倾服。”二人惺惺相惜，溢于言表。 从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以后，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扩大权力，但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在他的治理下，中国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和教育上，成就斐然。 他首先建立了现代的商会，各种行业组织纷纷组建。他一扫辛亥后各地币制混乱的弊端，铸造银元统一流通，这就是著名的“袁大头”。 他纠正清政府的垄断专利政策，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若干年专营权的规定，专利只给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竟争；他简化开办厂矿的手续，降低和取消有关有关税收；他鼓励制造业和加工工业，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国家给予的4到6厘股息，第六年才开始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 在他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的面粉公司、棉纱公司、煤矿公司、造酒公司、火柴公司、银行、报馆象雨后春笋一样涌现。 谈到这一段时间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固然有当时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原因，但根据中学政治课本，这只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袁世凯功不可没。 在袁世凯当政后，中国迅速建立起国民教育系统，小学为四年义务教育；毕业升入高小或实业学校；高小三年，毕业后升入中学或师范学校或实业学校；中学四年，毕业后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大学本科三年或四年，预科三年。 教育制度规范起来，再加袁世凯政府的大力扶持，到1912年底，袁世凯当政不过大半年时间，中国就有学校87000多所，比1909年的59000多所增长47.4%；共有学生293万多人，比1909年增长79%！ 这些学校里，初级学校86318所，中级学校832所，高级学校122所。 在政治和行政制度建设上，袁世凯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他也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1913年1月9日颁布《文官考试法》，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必考科。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他还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 考察一个历史人物，如果能不仅仅盯着他在各种大事中的思想行为，而能从生活细节予以观照，会有更多的收获。至少，能让一个逝去近百年的人形象更加鲜活起来。 这个无法以几句话来定评、对民国历史产生了多重影响的复杂人物，在生活中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和他接触的人是怎样描述他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说：“他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另一个接触他的外国人则说：“他目光炯炯，敏锐的眼神显示了他身体的健康和心情的安定……他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 黄炎培说：“他记性绝好，从不忘记任何人或者事。因此，当一个地方官员受他接见，谈及地方事务和私事时，袁常以其广博的的学识和记忆力使来访者大吃一惊，他的部属因此而害怕他。” 阎锡山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说的话全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要讲，使人再无可言。” 无疑，袁世凯是一个极有本事的人，玩阴谋耍诡计上的高明并不是他才略的全部。 袁世凯一生共有一妻九妾，偏爱小脚女人，但他的生活并不糜烂；相反，他终身保持着军人的严谨和刻板。他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里写道，袁世凯坐下来“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 袁静雪回忆，袁世凯的饮食起居十分有规律，每天早晨6时准时起床，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一大海碗鸡丝汤面；11时半准时吃午饭，所吃的菜持久不变，而且每个菜摆的位置都始终如一，比如清蒸鸭子总是放在桌子中央，韭黄炒肉丝总是放在东边，红烧肉摆西边。 这样一个具备大政治家素质的人物，几番经营已手握整个国家的命运，赶上的又是一个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剧变的时期。如果他把握世界潮流和历史趋向，引导中国刷新千年痼疾，走上现代共和宪政之路，那么他的历史地位，就是真正的千古一人，说是“中国的华盛顿”都可算谦虚。然而，袁世凯不是“新人”。尽管他视野开阔，他的知识结构还是不出封建文化范围，思想根子还在小农意识。从家庭生活也可看出：他让他的女儿们学外语、体操和地理，但要求她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为他们包办婚姻。 尽管他才略非凡，但更多地用在了阴谋韬略和低层次的个人功利。从背叛维新派到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再到一步步加强集权、践踏民国国体，都是如此。 对袁世凯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就、最顶点的功业、最辉煌的荣耀是什么？不是当时有人和今天我们告诉他的那些，而是做皇帝！ 皇帝，是一个眩目的地位符号，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深厚皇权意识，在袁世凯心里是怎么也抹不去的；尽管他亲手直接埋葬了中国最后一个皇朝，尽管他任共和中国的总统已两年。 现在他已经完成了集权，把民国总统的权限扩大到了皇帝一样，可是，没有登基，没有皇帝名号，没有臣民的三叩九拜山呼万岁，没有“行为万世师、言为万世法”的极度尊荣，他权力再大，还是感到深深的遗憾。 皇帝在他和许多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诱人，而他袁世凯，从实力上说，离做名正言顺的皇帝只有一步之遥。 在中国历史最关键处的这个最关键人物，在封建意识和皇权思想的强大支配下，终究做出了最为错谬的选择，把中国拖上了倒退之路，他袁世凯个人也走向了彻底身败名裂、永不为后世原谅的深渊。 袁世凯到底什么时候起念要做皇帝？他的老友、政事堂成立后任国务卿的徐世昌后来说：“国会解散，项城乃放手做去。” 其实早在1912年3月，袁世凯接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就有“袁世凯想做皇帝”的传言流传；为此，袁世凯还在该年6月25日发通电澄清。 国会解散，正式大总统就任，新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公布后，基本扫清了制约力量的袁世凯的确是胆子越来越大了。 民国初建，一场革命可以扫荡一个王朝，但要根除中国人的封建皇权思想，谈何容易？尽管新建的民国以全新的气象证明了民主共和的进步，但守旧者依然不是一个两个。 1914年，时任交通总长的梁敦彦私下说：“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至于前清遗老，就更加露骨。遗老劳乃宜于1914年秋，把他在辛亥前后写下的反对共和、拥护帝制的著作汇编成《正续共和解》，该书认为，“共和”的真义其实是在皇帝小的时候，由朝中公卿“和”而“共”同地帮年幼皇帝治理国家，因此，共和是指君主政体，而不是民主政体；现在搞的共和，是对共和本意的误解。他主张还政于清室，赐袁世凯世袭王爵。 这番篡改共和内涵、否定辛亥革命、为帝制张目的荒诞言论捎给袁世凯后，袁世凯的反应是：立即请他来京当参政。 劳乃宜的参政没当成，因为民国已建立三年多，在辛亥革命洗礼和帝制覆亡后的社会发展中，民众的主流思想毕竟是共和。这股复辟逆流一涌动，立即受到抵制。袁世凯看势头不对，就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的命令。 但此时，袁世凯的称帝之心已痒得很了。在讨论复辟思潮开始露头的政事堂会议上，袁世凯说：“君主嘛，也不是不可以有；但真要有皇帝的话，得找个姓朱的，最好是洪武后人，我看朱总长就可以嘛。” “朱总长”是指交通总长朱启钤。这番似乎是开玩笑的话，是袁世凯释放的一个重要信号——他不反对君主。 在要君主还是要共和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本应旗帜最为鲜明的民国大总统的态度竟如此暧昧。敏感者都明白了他的心思，而复辟主张者大受鼓舞。 在一些人心里，没皇帝就不象个国家，没个磕头跪拜效忠的对象就总不舒服。太漫长的封建帝制，造就了一些中国人刻骨的奴性，这也是袁世凯称帝的社会心理基础。 要成就大事，依靠的不外乎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前者提供暴力保证，后者提供舆论保证。如今枪杆子袁世凯握得紧得很，而笔杆子，自然有守旧者和趋炎附势者来充当。 在袁世凯称帝的舆论造势中，跳得最欢、卖力最多的，是人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杨度。 这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杨度，少时师从湖南名宿王?]运。王?]运称自己有经史之学、诗文之学和帝王之学，问他要学哪个；杨度便问何为帝王之学，王?]运天花乱坠一通扯，杨度倾倒不已，从此醉心于“帝王之学”。 自认精通帝王之学的杨度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帝王被历史淘汰的时代，尽管他为到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笔写过考察报告，尽管他在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举荐下为朝中大员讲授过宪政知识，但宣统一退位，中国没了皇帝，他的帝王之学就成了屠龙术；而在民国以来，杨度也深感不得志，他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可袁世凯的总理尽管换了又换，哪有他的份？废国务院设政事堂之时，他满以为搞个国务卿没问题，不料国务卿又是袁世凯的老友徐世昌…… 如今袁世凯有意称帝，杨度认为：自己大显身手、建立功勋的时候终于到了！ 他首先写下一篇《君宪救国论》，此文讲中国老百姓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浓缩成一句话就是：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袁世凯读后大合胃口，称赞他“真旷代逸才也！”，并手书“旷代逸才”四字，制成金匾赠给他。 杨度意气风发，挑头招揽一帮名人，在北京驸马大街成立筹安会，名义上是“研究君主和共和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学术机构，实际上是为袁世凯称帝着手准备的行动团体。一帮臭味相投、以及向袁世凯示好卖乖之徒，立即纷纷加入进来。 筹安会的成立，敲响了袁世凯复辟的开场锣鼓。 复辟者开始行动，立即引起人们警觉，筹安会倒行逆施被舆论抨击。在中山公园的一次聚会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胡瑛苦着脸说：“有人说我们是走狗。”杨度豪气干云地开导他：“做大事不能在乎别人怎么说，怕人说，那是‘乡愿’！” 为恢复帝制抬轿子的，除了杨度这个国产才子，还有两个洋才子：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贺长雄。 这两个洋托儿自然叫人十分鄙视，可这个古德诺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美国“行政学之父”和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他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认为中国人知识程度太低，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只适合于君主制。贺长雄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亲信，他本就来自君主立宪国家，特别是暗中打了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回报日本以利益的主意，也很乐意为袁世凯鼓吹帝制。 中外呼应，土洋一致，恢复帝制的“呼声”高涨起来。 筹安会之类，毕竟只是有限的民间力量，而在实际推动上，袁世凯的官方毕竟不便公开支持，为袁世凯称帝统筹调度的，这回不是北洋将领，而是他的长子袁克定。 袁克定是袁世凯的正室妻子于氏所生。这位出身河南乡间富户的于氏，是典型的“上不得台面”的旧式妇女，平时不会打扮，在一次外务活动中，某外国公使伸出手来要和她握，她竟窘得满面通红，局促地把手缩到背后，让公使尴尬不已。 老妈的拘谨畏缩，袁克定一点没遗传；老爸的野心勃勃，他倒继承了个十足十。留学德国，通晓英语和德语的袁克定没有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丝毫熏陶，倒是对老爸称帝后他就是太子、将来能继承皇位憧憬得发疯。从拉拢力量、组织活动，到对袁世凯百般怂恿，他是整个恢复帝制过程中最狂热的人。 一股复辟逆流，在无数先烈为推翻帝制而洒尽鲜血的民国大地上汹涌扑来。 筹安会成立仅10天，就效率惊人地组织了“各省请愿团”，他们网罗各省拥护帝制及趋附袁氏者，向参政院请愿；请愿书全由筹安会代写，“强烈要求”袁世凯登基称帝。 当时政界重要力量、以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依托行政资源，行动起来手笔更大，他们组织起来的人叫“全国请愿联合会”，包括了前清遗老、军政官员以及贩夫走卒等各阶层人物。 筹安会眼看落后，居然别出心裁，组织起“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这些人手摇旗帜，大呼小叫，奔到新华门外团团下跪，递交请愿书，恳请袁世凯体贴民意，早日登基。这一奇观，见者有人说：“操，袁世凯**了民意还不够，还要**妓女！” 在“请愿”、“劝进”活动中，因为几位北洋大将对袁世凯称帝的消极态度，历来是袁世凯马前卒的北洋军行动慢了半拍，但他们一行动起来，更加雷厉风行。 1915年8月下旬，北京军界召开将校联合会，发起“请愿”；9月，段芝贵联合19省将军、都统、护军使一齐“恳请”袁世凯早正大位，各大将领纷纷表态，声称谁敢“逆拂民意”反对恢复帝制，他们“誓当为王先驱，除此公敌！” 一波波的劝进活动热浪，在高高在上的袁世凯眼里，真是天下归心，想不当皇帝都不成。 这股逆流有自发成分，一部分自发者是没皇帝供跪拜就不舒服的贱货，一部分自发者是巴望着现在卖力、将来袁世凯当了皇帝会捞点好处的投机分子。自发成分之外，是袁世凯一边谦逊地退让、一边在背地里拉拢逼迫的一些人。拉拢逼迫中，其肮脏手段再次充分表现。 比如前文说到的交通系，本来在做壁上观，袁世凯决心要让这股力量拜倒在自己的帝制前，他抓住交通系的津浦、京汉、京绥、沪宁、正太五个铁路局的营私舞弊行为，发动“五路参案”，一时乌云压顶，交通系大有马上要被一锅端之势。 交通系人马在惶惶不可终日之时，袁世凯却又亲切地对他们的头儿梁士诒说：我先不知道你也在这案子里，我回头另考虑。接着，袁克定找到梁士诒，赤裸裸地问：“变更帝制，肯否帮忙？”梁士诒赶紧召集交通系成员开会通报情况，最后他说，现在的形势是，对于袁世凯想称帝，“赞成是不要脸，不赞成是不要头。”他们立即议定：要头！ 既然已不要脸，索性把袁世凯的大腿抱得更紧些，免得脸没有了，实惠也得不到。所以交通系在袁世凯称帝中非常积极。 面对“劝进”潮流，袁世凯心如灌蜜，却做出百般为难甚至大光其火的姿态：还要恢复皇帝？使不得使不得！要我当皇帝？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此时的袁世凯，已进入人格分裂状态：当皇帝，是他梦寐以求的，明明巴不得早一天登上皇位，自己也积极暗中操作，可他又对自己说，民国都好几年了，哪能当皇帝，我绝不想当皇帝！也就是他知道自己想干的是件大坏事，却又拼命地说服自己，这事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最理想的状态是：我当这个皇帝，是民意逼的！ 因此，每一声支持帝制的声音，在他心里放大得如皇钟大吕；每一声反对的声音，在他心里又淡化得忽略不计。 毕竟做贼心虚，袁世凯也有瞻前顾后、顾虑重重的时候；但他儿子袁克定却心急火燎，看到老子摇摆，比什么都急。他一边上窜下跳，鼓动各路人马拼命“劝进”，一边想出下作阴招坚定袁世凯的信心：私下印制日资报纸《顺天时报》，这份只送给他老爸一人看的假报纸大幅刊登民众万众一心迫切希望袁世凯早日登基的文章。这一手，跟他老爸当年逼清帝退位时造假报纸蒙蔽隆裕太后如出一辙！ 1915年10月8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是共和还是帝制，交由大会“议决”。一个倒退回封建社会的行动，却用如此“民主”的方式进行，袁世凯要的，就是我这个皇帝是全国人民真心地、大力地、由不得我自己地推戴的！ 恢复帝制已进入最关键阶段。“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袁世凯指定最可靠的人担任。这份代表名单里，绝大多数都是在京就职、籍贯在省的军政官员，他们回省担任代表，袁世凯一人送给500大洋的旅费；回省之后，当地殷勤招待，吃喝嫖赌抽玩，一律报销。 “议决”程序是，各省代表在各省填票，再汇集到京清点。表决之日，各省会场每个代表桌上放毛笔一支，墨盒一个，点心一盘，笔杆、墨盒和点心上都印着 “赞成帝制”四字，“监考”官员在旁手指这四字，不断说着：“写，写！”填票者稍有沉思犹豫，旁边官员立即催促：“快写快写！”场外还有士兵配合，把枪拴拉得哗啦响。 议决结果是：填票1993人，赞同1993人，以百分之百的比例通过恢复帝制！ 这是中国史上可耻的一页，建立共和国家三年多以后，竟然全票通过恢复封建帝制。 大功告成在即，又做婊子又树牌坊的袁世凯再演一出戏：12月11下午，下达一道电令，说：“骤跻大位，无任惶骇，于信义道德无可自律，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 还是那句话，袁世凯要的是：不是我要当皇帝，是你们一定要我当的！ 12月12日，袁世凯“无可奈何”地发表申令，接受为“中华帝国”皇帝。 12月13日，在居仁堂接受文武百官朝拜。皇帝，君臣，以及三叩九拜的“大礼”，在消失将近四年之后，又僵尸还魂。 聪明一世的袁世凯在算尽机关一步步迈向皇位的时候，“万民推戴”的假象下，坚决反对帝制的活动开始如火如荼。
